区域金融风险特征精品(七篇)

序论：写作是一种深度的自我表达。它要求我们深入探索自己的思想和情感，挖掘那些隐藏在内心深处的真相，好投稿为您带来了七篇区域金融风险特征范文，愿它们成为您写作过程中的灵感催化剂，助力您的创作。

篇(1)

关键词：区域金融风险；固定效应模型；敏感性分析

中图分类号：F832.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一、文献述评

2015年10月，总理主持召开金融企业座谈会指出：“要维护金融稳健运行，有效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引导和稳定社会预期。坚决守住不发生区域性系统性金融风险底线，为经济持续健康发展作出新贡献”。近年来，对区域性系统性金融风险的防范也成为工作的重点。而从金融风险成因来看，已有研究主要从金融体制、金融政策、国际金融等宏观角度以及金融机构、金融部门、金融业务等微观角度展开。

宏观视角研究系统性金融风险成因的文献多数认为金融体制、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宏观经济环境以及国际金融环境的变动是宏观金融风险的主要成因。如刘尚希、盛夏、Castelnuovo认为货币政策或财政政策等体制转轨因素的变动，是系统性金融风险具有叠加效应的重要原因[1，2，3]。朱波、卢露则进一步研究了新常态下不同货币政策工具对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影响，并指出存款准备金率和利率两个工具在数量型和价格型的调控下，对系统性风险的影响分别呈现非对称和资产转换效应[4]。陆磊、杨骏亦指出通货膨胀增加了宏观金融的不稳定性[5]。何德旭和苗文龙、Bolton & Jeanne、Pelizzon & Loriana， et al.等指出国际金融市场的波动以及国家债务危机会加剧国际金融周期震荡，增加全球金融环境的不稳定性[6，7，8]。

微观视角的研究多从金融机构、金融产品、金融业务的分析入手，指出资产负债比、资本充足率、利率水平、发达的金融衍生品市场以及管理机制体制的不健全是微观金融风险的重要成因[9，10，11]。项俊波、陈建青等则进一步指出跨业经营、混业经营以及跨市场的金融产品在促进金融市场创新的同时亦是对我国金融市场稳定发展的挑战[12，13]。随着互联网金融的迅速发展，互联网金融风险的识别亦受到了国内外学者的格外关注。如徐立平、张萍、党怀清等指出在新兴金融业态发展的同时，需要防止由于新型互联网金融业务或产品、以及网络操作技术等诱发的系统性金融风险[14，15]。

从区域视角研究系统性金融风险影响因素，宋凌峰、叶永刚则对区域系统性金融风险特点分析的基础上，指出公共部门以及企业部门是区域金融风险形成的主要来源[16]。肖梓光和张东、冯全民和胡松等认为个体金融机构经营失败、地区科技水平差异、信贷管理体制、公众信任危机是区域金融危机爆发的重要原因[17，18]。

通过上述文献分析发现，研究系统性金融风险因素文献虽然较多，但绝大部分研究系统性金融风险的文献主要以宏观和微观的国家和部门作为主要研究对象，而对区域性系统性金融风险情况研究却少有设计，而进一步研究区域金融风险影响因素的内容则更加稀少。本文认为受地区经济发展规模、区域性金融创新与发展的不协调、产业结构变动、资源配置失调、地方政府债务的复杂构成等影响，区域性系统性金融风险有其自身特有的特点。因此，不同于单纯的金融风险影响因素的研究，本文主要目的在于通过构建区域金融风险影响因素模型，探索性研究区域性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影响因素，并对敏感性进行分析。

二、研究设计、模型构建与数据说明

（一）基本假设

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定价支持体系的差异，使得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影响因素呈现多样化趋势。从一个经济独立系统来看，系统性风险的影响因素包括经济方面的利率、汇率、通货膨胀、经济周期等，政治方面的战争冲突，社会方面的体制变革等。近年来中国的系统性风险呈现区域性特征，基于此，从区域性系统性风险的影响因素看，核心因素包括三个：一是实体经济状况，特别是工业企业盈利状况，该影响因素制约着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匹配性；二是金融Y构，金融结构包括部门贷款结构、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结构，该影响因素制约着融资效率；三是区域投资主体的行为特征，主要表现为人们心理预期对区域性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影响。基于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1：影响区域性系统性金融风险的主要因素是实体经济状况、金融结构和预期

金融的发展依赖于实体经济，实体经济为金融市场的发展提供物质基础。金融的本质功能是为实体经济服务，金融是随着实体经济对金融的需求，相应地向更高层次发展。实体经济状况对金融市场的物质性、基础性影响，决定了其成为区域性系统性金融风险的主要因素之一。不同的金融结构对区域性系统性金融风险具有不同的影响，金融资产的部门结构，即金融资产在机构部门之间的比例，制约着系统性金融风险不同的融资方式体现在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两个方面，其效率也具有差异性，所以资产分布结构对区域性系统性金融风险具有重要影响。行为习惯、对金融风险偏好都差异，这集中体现在预期中，故预期对系统性金融风险具有重要影响。

假设2：影响因素在不同的区域可能存在差异

根据假设1，影响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因素主要归纳为实体经济、金融结构和预期三个方面。对中国非均质国家而言，不同区域的实体经济发展阶段、发展水平、产业结构等都具有显著差异性；不同区域的部门结构与产业特征具有密切关系，有些是资金密集型，有些是技术密集型等，不同产业结构对金融需求具有差异性，故其影响机制也具有差异性，故对金融风险影响具有地区差异；不同区域的风险偏好也存在差异和行为也具有差异性，如创新程度高的风险偏好较高，以致引起预期对金融风险影响也具有区域性。

假设3：区域性系统性金融风险是呈线性的影响机制

因为涉及的维度包括时间、空间、不同因素、不同因素之间的独立性等，所以各个影响因素对区域性系统性金融风险影响机制非常复杂。影响因素在不同时间上，可能存在阶段性差异；在不同空间上，可能存在门槛效应等。就本文的研究目标在于几个：一是实证影响因素的存在性；二是不同影响因素对区域性系统性风险影响程度的比较；三是影响区域性系统性风险的独立性，即独立影响还是通过交互效应影响；四是影响因素对区域性系统性金融风险的敏感性。基于研究目标，线性假设会不失一般性，故假设影响机制是线性的。

（二）基于假设的模型设计

根据文章基本假设和数据可获得性的特征，线性面板数据模型能够针对区域性问题进行研究，而同时也考虑了在时间维度上可能存在的差异，可以实现本文的研究目标，故选取线性面板数据模型进行实证研究，其基本形式如下：

式（1）中，PRit表示区域i第t时的金融风险，解释变量EPit为区域i第t时的实体经济景气，衡量经济发展情况；FSit为区域i第t时的金融结构，可用部门结构和融资结构衡量，说明金融资源分配的合理性；MEit为区域i第t时的金融市场预期，反映人们对未来金融市场发展所持有的态度。

对区域金融风险，本文采用设计指标体系并利用层次分析法，测算出区域金融风险指数，作为本文研究的被解释变量 。对于解释变量，选择工业企业亏损额/工业企业总利润作为实体经济运行情况的变量；金融结构的影响因素区分为部门结构和融资结构，本文选择社会融资规模/总贷款为部门结构变量，选择上市公司市值/总贷款作为衡量指标融资结构变量；生产者价格反映市场金融行为的显性指标，故选择生产者价格指数作为衡量预期的指标。通过变量选择，将区域性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影响因素模型基本形式具体化为可计量的面板数据模型，具体形式如下：

式（2）中，Yit是区域i第t时的金融风险指数，C是常数项，X1it是区域i第t时的工业企业亏损额/工业企业总利润，X2it是区域i第t时的社会融资规模/总贷款，X3it是区域i第t时的上市公司市值/总贷款，X4it是区域i第t时的生产者价格指数， 是随机干扰项。

（三）数据说明

本文数据的空间维度限定在中国大陆31个省（市）级行政区；研究数据的时间维度为2013年1季度至2015年3季度；区域性系统性金融风险敏感性强的特点，故在数据可获取的情况下，时间频率维度选择季度数据。基于此，区域性系统性金融风险指数，影响因素等指标均为2013年第1季度至2015年第3季度的数据。本文所需要的指标数据均来源于三个基本数据库，一是wind数据库；二是中国人民银行网站公布的数据；三是各省（市）统计局网站公布的数据。

表1列示了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由表2可知，中国31个区域的金融风险指数均值为32.29，风险情况较好。在工业企业亏损额/工业企业总利润的指标上，其平均值为0.136，说明工业企业亏损额占工业企业总利润的13.6%，工业企业亏损比较严重，从不同区域的情况来看，区域之间具有较大差异，如山西省工业企业亏损额远大于工业企业利润，在2015年，工业企业利润已变为负。在社会融资规模/总贷款的指标上，其平均值为0.147，说明社会融资规模是总贷款规模的14.7%，金融资源用于实体经济的数量远小于贷款的规模，其标准差为0.084，说明该指标在区域之间差异不大。在上市公司市值/总贷款的指标上，其平均值为0.33，而上市公司市值主要是股票价值的反映，说明上市公司的股票融资规模是总贷款规模的33%，由于上市公司在中国区域的分布具有不均衡性，所以该指标在区域之间也存在一定差异。在生产者价格指数上，其平均值为0.946，说明生产持续通缩，企业去库存压力不断增大，对金融市场也会产生下降预期。

三、区域性系统性金融风险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在利用面板数据模型分析区域金融风险影响因素时，本文先利用F检验判断是选择混合效应模型还是固定效应模型，再通过Hausman检验来确定建立是否需要建立随机效应模型。由F检验可知，模型在1%的显著水平下均拒绝混合效应的原假设，应建立固定效应模型。进一步，根据Hausman检验的结果，模型在1%的显著水平下均拒绝随机效应模型的原假设，应建立固定效应模型。为此，本文建立面板固定效应模型，并通过控制变量加入的方式，考察各变量对区域金融风险的影。同时，由于本部分主要研究各变量对区域金融风险影响因素，而不考虑截距的影响，因此不对截距项进行分析。

（一）基于单因素固定效应模型的实证分析

根据式（2），以单变量为唯一的解释变量，并进行参数估计，考察工业企业亏损额/工业企业总利润、社会融资规模/总贷款、上市公司市值/总贷款、生产者价格指数四个单因素变量对区域性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影响结果，参数估计结果如表2所示。

表2显示，生产者价格指数对区域性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影响显著性最大，通过1%显著性水平检验，生产者价格指数系数为-15.46，表明生产者价格指数每上升1个单位，区域金融风险会下降15.46%。工业企业亏损额/工业企业总利润对区域金融风险的影响通过10%显著性水平检验，工业企业亏损额/工业企业总利润系数为-0.1023，表明工业企业亏损额/工业企业总利润对区域金融风险的影响较小，工业企业亏损额/工业企业总利润每上升1个单位，区域金融风险会下降0.1023，这说明工业企业亏损越多或工业企业利润越少，反而会降低区域金融风险，而正常情况下应该是工业亏损越少或工业企业利润越多才会使区域金融风险下降，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金融与实体经济发展背离的情况。社会融资规模/总贷款和上市公司市值/总贷款均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表明社会融资规模/总贷款和上市公司市值/总贷款对区域金融风险没有显著影响，也说明了社会融资规模/总贷款和上市公司市值/总贷款不能有效代表金融结构。从拟合优度来看，表2中（1）、（2）、（3）、（4）列的拟合优度均偏低，说明本部分单因素对区域性系统性金融风险不能完全解释，假设1中提出的多变量影响区域性系统性金融风险现象存在，同时需要进一步通过实证验证。

（二）基于多因素固定效应模型的实证分析

多因素固定效应模型的基本形式同样如式（2）所示，在具体实验过程中，通过逐渐加入多个影响因素变量且形成不同线性、独立组合的条件下，多因素对区域性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影响结果，参数估计结果如表3所示。

表3列示了逐渐加入多个影响因素变量条件下多因素对区域金融风险的影响结果。从表3可以看出，当增加变量时，模型的拟合优度在不断提高，说明各变量均对区域性系统性金融风险有一定程度的影响。在参数整体的显著性上，表4中第（7）、（9）、（10）列的参数整体上比较显著，且拟合优度较高。而在这三列中均有生产者价格指数作为解释变量，说明生产者价格指数对区域性系统性的金融风险有较大程度影响。第（7）列的整体效果优于其它几列，从其参数估计结果来看，仍仅有生产者价格指数通过5%显著性检验，而其它变量均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由此可以说明，在多因素独立作用机制下，工业企业亏损额/工业企业总利润、社会融资规模/总贷款、上市公司市值/总贷款均对区域性系统性金融风险没有显著性影响，仅有生产者价格指数对区域金融风险存在显著性影响，其系数为-14.75，表明生产者价格指数每上升1个单位，区域金融风险会下降14.75。

（三）基于交互固定效应模型的实证分析

上述实证结果说明两个方面问题：一方面各个影响因素对区域性系统性风险的影响有独立性影响，也有非独立性影响。从实证结果发现，生产者价格指数对区域性系统性金融风险存在显著性影响；工业企业亏损额/工业企业总利润在特殊情况下会对区域性系统性金融风险存在显著性影响，但影响程度很低。而社会融资规模/总贷款、上市公司市值/总贷款一直对区域性系统性金融风险不存在显著性影响，且模型的效果均不理想。另一方面，非独立影响的各个因素相互作用后可能存在交互效应。从上述模型实证可以看出，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的变量均为金融结构的相关变量，基于此，考虑部门结构与融资结构的交互效应对对区域性系统性金融风险产生影响。再从理论分析，区域性系统性金融风险可能存在系统惯性影响，即当期的区域性系统性金融风险对下一期的风险状态产生显著作用，故在式（2）的基本模型中，变量做适当调整，对其进行参数估计，参数估计结果如表4所示。

从表4第（11）列可看出，当将X2*X3作为解释变量时，该模型的拟合优度最高，工业企业亏损额/工业企业总利润和生产者价格指数均通过显著性，金融结构虽然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但其结果已有明显改善。从拟合优度来看，表5第（11）列的拟合优度优于表4中的所有模型，可以说明在金融结构的影响因素中，部门结构和融资结构是相互作用来对区域金融风险产生影响。进一步考虑区域金融风险滞后一期对风险值的影响，表5第（12）、（13）、（14）列描述了纳入滞后一期风险指数后，参数估计的变动情况。从结果来看，当滞后一期的金融风险指数作为解释变量时，模型的拟合优度有大幅度提高，且滞后一期的金融风险指数均通过1%水平的显著性检验，说明区域性系统性金融风险情况受上一期金融风险指数的影响较大。在表5第（12）、（13）、（14）列中，工业企业亏损额/工业企业总利润和生产者价格指数均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而金融结构仍然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但从其t值的变化来看，说明其显著性在不断提高。

考虑到金融市场预期会对金融结构产生调节作用而影响区域金融风险，通过反复比较分析，得出区域金融风险的影响因素模型为：

模型（3）的整体效果最好，从其结果来看，所有变量均通过显著性检验，且拟合优度最高为0.2638，工业企业亏损额/工业企业总利润的系数为-0.124，表明工业企业亏损额/工业企业总利润每上升1个单位，区域性系统性金融风险会下降0.124；金融结构与金融市场预期相互作用的系数为8.648，表明金融结构与金融市场预期共同作用结果每上升1个单位，区域性系统性金融风险会上升8.648；生产者价格指数的系数为-10.89，表明生产者价格指数每上升1个单位，区域性系统性金融风险会下降10.89；区域金融风险指数滞后一期的系数为0.49，表明区域性系统性金融风险对其下一时期的金融风险影响程度达到49%。

通过上述分析可发现，区域金融风险主要受其自身的影响，区域实体经济状况和金融市场预期均会对其产生负影响，而金融结构会在金融市鲈て诘挠跋煜露郧域金融风险产生正向影响。

四、区域性系统性金融风险敏感性实证分析

（一）影响因素变量的系数变动结果

为研究区域性系统性金融风险对工业企业亏损额/工业企业总利润、社会融资规模/总贷款、市公司市值/总贷款和生产者价格指数四个变量的敏感性，进一步利用固定效应模型将区域金融风险指数与各变量进行回归，获得各变量的系数变动情况，结果如表5所示。

表5显示了工业企业亏损额/工业企业总利润、社会融资规模/总贷款、市公司市值/总贷款以及生产者价格指数四个变量各自作为区域性系统性金融风险的解释变量、以及再在其基础上逐渐增加变量形成双变量、三变量模型时，各影响因素变量对区域性系统性金融风险影响的系数变动情况。

（二）影响因素系数变动的敏感性分析

本文进一步通过影响因素的系数变化分析区域性系统性金融风险对各变量的敏感性。从表5可以看出，工业企业亏损额/工业企业总利润作为解释变量时，其系数为-0.102，。当分别加入社会融资规模/总贷款、上市公司市值/总贷款和生产者价格指数作为解释变量时，进行双变量分析时，工业企业亏损额/工业企业总利润的系数越来越靠近0，其系数变化率分别为1.27%，3.25%和21.8%，说明区域性系统性金融风险对生产者价格指数最具敏性。在双变量的基础上再加一个解释变量社会融资规模/总贷款和生产者价格指数进行三变量分析时，工业企业亏损额/工业企业总利润的系数绝对值下降22.78%，变为-0.079，说明社会融资规模/总贷款和生产者价格指数的共同作用对工业企业亏损额/工业企业总利润系数产生最大影响。

社会融资规模/总贷款作为单个解释变量时，其系数为-3.464。当分别加入工业企业亏损额/工业企业总利润、上市公司市值/总贷款和生产者价格指数作为解释变量时，社会融资规模/总贷款的系数越来越靠近0，其系数变化率分别为2.54%，14.26%和86.14%，说明区域性系统性金融风险对生产者价格指数最具敏感性。当加入上市公司市值/总贷款和生产者价格指数时，社会融资规模/总贷款的系数变化114%，由影响变为正影响，系数变为0.485，说明上市公司市值/总贷款和生产者价格指数的共同作用对社会融资规模/总贷款系数产生最大影响。

上市公司市值/总贷款作为单个解释变量时，其系数为1.974%。当分别加入工业企业亏损额/工业企业总利润、社会融资规模/总贷款和生产者价格指数作为解释变量时，上市公司市值/总贷款的系数越来越靠近0，其系数变化率分别为6.89%、13.63%和95.99%，说明区域性系统性金融风险对生产者价格指数最具敏性。当加入工业企业亏损额/工业企业总利润、社会融资规模/总贷款和生产者价格指数时，上市公司市值/总贷款的系数变化102.99%，由正影响变为负影响，系数变为-0.059，说明工业企业亏损额/工业企业总利润、社会融资规模/总贷款和生产者价格指数的共同作用对上市公司市值/总贷款产生最大影响。

生产者价格指数作为单个解释变量时，其系数为-15.46。当分别加入工业企业亏损额/工业企业总利润、社会融资规模/总贷款和上市公司市值/总贷款作为解释变量时，生产者价格指数系数变化率分别为6.34%、2.26%和0.71%，说明区域性系统性金融风险对工业企业亏损额/工业企业总利润、社会融资规模/总贷款和上市公司市值/总贷款的敏感性不大。当加入多个变量时其变化率仍然较小，仅在加入工业企业亏损额/工业企业总利润这一个变量时系数变化最大，系数变为-14.48，说明仅工业企业亏损额/工业企业总利润对生产者价格指数产生一定影响。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得出，无论以哪个指标作为固定变量，只要加入生产者价格指数其系数就会产生较大变化，说明区域性系统性金融风险对生产者价格指数的具有较强的敏感性。对于其它指标，只有与生产者价格指数共同作用区域性系统性金融风险才对其具有较强的敏感性，因此区域性系统性金融风险对工业企业亏损额/工业企业总利润、社会融资规模/总贷款和上市公司市值/总贷款比生产者价格指数敏感性程度低。

五、基本结论

文章在基本假设基础上，构建区域金融风险影响因素的模型，并渐进式引入实体经济状况、金融结构和金融市场预期情况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分析区域性系统性金融风险对各变量的敏感性，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实体经济情况、金融结构以及金融市场预期对区域性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影响具有差异性。基于构建的单因素、多因素各变量对区域性系统性金融风险影响固定效应模型，结果显示生产者价格指数均通过显著性检验、融资结构均未通过显著性检验的回归结果，说明实体经济状况、金融结构和金融市场预期三个影响因素中，金融市场预期即生产者价格指数对区域金融风险的影响程度最大。

第二，实体经济状况、金融结构以及金融市场预期对区域金融风险的具有不同的影响路径。根据多次试验结果，最终确定基于交互效应的区域性系统性金融风险影响因素模型，表明金融结构通过部门结构和融资结构的内部交互作用对区域金融风险产生影响，金融市场预期与金融结构相互影响，进而对区域性系统性金融风险产生正向影响，实体经济状况对区域性系统性金融风险具有直接的负向作用。同时，在模型中通过了显著性检验的滞后一期区域金融风险指数变量，表明区域性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影响具有惯性特征。

第三，区域性系统性金融风险对实体经济情况、金融结构和金融市场预期的敏感程度具有差异性。基于构建的区域性系统性金融风险与各变量的敏感性分析模型，发现生产者价格变量的加入引起各变量间的系数的较大，表明区域性系统性金融风险对生产者价格指数的敏感性最强；区域性系统性金融风险对实体经济情况以及金融结构的变动只有在生产价格指数的共同作用下才呈现敏感性，即区域性系统性金融风险对工业企业亏损额/工业企业总利润、以及社会融资规模/总贷款与上市公司市值/总贷款比生产者价格指数敏感性程度低。

参考文献：

[1]刘尚希. 宏观金融风险与政府财政责任[J]. 管理世界， 2006（06）：10-17.

[2]盛夏. 美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对中国宏观金融风险的冲击[J]. 管理世界， 2013（04）：174-175.

[3]Castelnuovo E. Monetary Policy Shocks and Financial Conditions： A Monte Carlo Experiment[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Money and Finance， 2013，32：282-303.

[4]朱波， 卢露. 不同货币政策工具对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影响研究[J]. 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 2016（01）：58-74.

[5]许涤龙， 李正辉. 我国宏观金融风险主体的博弈行为分析[J]. 财经理论与实践， 2001（S1）：14-15.

[6]陆磊， 杨骏. 流动性、一般均衡与金融稳定的“不可能三角”[J]. 金融研究， 2016（01）：1-13.

[7]何德旭， 苗文龙. 国际金融市场波动溢出效应与动态相关性[J]. 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 2015（11）：23-40.

[8]Bolton P.， Jeanne O. Sovereign Default Risk and Bank Fragility in Financially Integrated Economies[J]. Imf Economic Review， 2011.

[9]Pelizzon Loriana， Subrahmanyam Marti G.， Tomio Davide. Sovereign credit risk， liquidity， and European Central Bank intervention： Deus ex machina？[J].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2016.

[10]彭建. 基于系统性金融风险防范的银行业监管制度改革的战略思考[J]. 财经理论与实践， 2011（01）：2-6.

[11]王国刚. 新常态下的金融风险防范机制[J]. 金融研究， 2015（02）：16-22.

[12]Kane EJ. Accelerating Inflation，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nd the Decreasing Effectiveness of Banking Regulation[J]. The Journal of Finance， 1981，36（2）：355-367.

[13]项俊波. 金融风险的防范与法律制度的完善[J]. 金融研究， 2005（08）：1-9.

[14]陈建青， 王擎， 许韶辉. 金融行业间的系统性金融风险溢出效应研究[J]. 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 2015（09）：89-100.

[15]徐立平. 网络金融风险的监督模式构建[J]. 管理世界， 2014（11）：168-169.

[16]张萍， 党怀清. 互联网金融创新扩散中的策略错配与监管机制[J]. 管理世界， 2015（09）：170-171.

[17]宋凌峰， 叶永刚. 中国区域金融风险部门间传递研究[J]. 管理世界， 2011（09）：172-173.

[18]李成. 区域金融风险控制：中央银行监管系统的轴心[J]. 西安财经学院学报， 2003（01）：21-27.

[19]肖梓光， 张东. 地区科技水平：一个不容忽视的金融风险影响因素[J]. 江西社会科学， 2013（07）：51-55.

[20]冯全民， 胡松. 新常态下县域金融风险累积与防控[J]. 经济研究导刊， 2016（16）：65-66.

篇(2)

自1998年全面推进和实施住房制度改革以来，经过近二十年的快速发展，房地产市场化建设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也出现了一些问题。房地产行业是资本密集型行业，离不开金融业和资本市场的支持，两者紧密结合快速发展使得房地产金融风险积聚。风险隐患一旦暴露和形成风险，势必通过风险的传递，损害房地产金融主体的相关利益，不利于房地产市场和资本市场的健康和稳定运行，甚至影响和冲击国民经济发展。对于房地产金融风险的调控一直是各国政府的重要课题，而建立房地产金融风险预警预报和信息披露是管控的主要措施。当前我国有效和完善的房地产金融风险预警系统不多，信息披露准确性有待提高。因此，构建合理有效的房地产金融风险预警系统是非常必要的。借助预警系统预测2017年我国31省市的房地产金融风险状况和评价我国房地产金融风险水平，可以为未来房地产金融风险预警提供分析工具及借鉴。

二、文献综述

（一）房地产金融风险预警指标体系相关研究。Koetter和Poghosyan（2010）认为房地产金融风险主要源于以商业银行为主的金融机构是否稳定运行，进而影响宏观经济波动的可能性。基于此选取德国75个经济区域的人口、GDP等宏观经济因素以及商业银行CAMEL等指标作为预警指标，得出房地产价值偏差及商业银行自身稳定是影响房地产价格的主要因素。国内学者陈万铭（2004）提出分层次和级别建立房地产发展阶段指标、供求状况指标、市场价格指标、投机程度指标等四类宏观风险预警指标体系。其中，房地产发展阶段指标包括房地产投资增长率/GDP增长率、地价增长率/GDP增长率等；房地产供求状况指标包括市场供应增长率/市场吸纳增长率和出清时间；房地产市场价格指标包括房价收入比和实际价格/基础价值；房地产投机程度指标包括住房抵押贷款增长率/居民家庭平均收入增长率等。薛星（2010）、张振勇（2011）具体将房价收入比、房价租金比、租金收入比、房地产价格增长率与GDP增长率之比、商品房空置率5个指标作为房地产市场预警统计指标，并划分预警范围，根据指标数据，确定警兆的警级，结合警兆的重要性进行加权综合为指数，根据指数反映的市场风险表现，为调控房地产提供参考。（二）房地产金融风险预警方法及模型相关研究。1.传统金融风险预警方法及模型。景气指数法、统计预警法和模型预警法是当前金融风险预警的主要方法及模型。模型预警法中，国外学者Grudnitski（1992）探索了神经网络方法在房地产预警中的运用。在其基础上，Witold（2002）通过HP滤波模型建立房地产市场的周期指标。使用GDP、家庭消费支出、可支配收入、投资结构、资产回报作为变量指标，分析房地产价格变化。胡鹏、姚长学和钟叔平（2003）以销售率为基准循环，构建包括销售面积增长率在内的8个指标作为房地产市场先行指标体系，建立房地产市场先行扩散指数预警监测系统，并以此系统对四川房地产市场金融风险进行预警监测。统计预警法主要包括LOGIT、VAR、ARCH和ARMA等。唐根年等（2010）基于格兰杰检验的视角，对我国房地产价格上涨的基础支撑面稳固性进行分析。在此基础上，采用突变模型对我国35个城市房地产风险进行比较和预警。2.症状监测预警方法。美国CDC认为症状监测（syndromicsurveillance）是对临床确诊前的相关数据和疾病可能爆发的信号进行监测，以做出进一步的公共卫生反应。在医学领域，症状监测被广泛应用于疾病的预警与控制相关的理论研究和实践中，由于其预警分析的机理和其他学科或安全事项预警机理相类似。因此，症状监测思想亦被应用于其他领域的预警研究和实践中。庞皓、黎实、贾彦东（2009）创新研究方法，首次将症状监测应用到经济及金融研究领域，基于症状监测的思想，构建了我国金融安全预警机制和系统。韩宝兴、贾彦东（2009）沿着症状检测思路，构建了我国外债安全状态指数并对我国外债安全进行机制分析，结果表明我国外债安全并不稳定，其出现风险可能性有升高趋势。（三）文献述评可以发现：第一，房地产金融风险的生成和传递机制较为复杂，当前对于风险的生成研究侧重于单一主体或市场角度，基于此构建的风险预警指标体系亦显得有失全面，不能全面真实反映风险运行和水平，从而影响预警效果。第二，梳理预警方法和模型的研究发现，当前我国房地产金融风险预警方法及模型基本上是沿用传统金融风险预警的方法和模型，适用并符合房地产金融风险预警特点的专有方法和模型较少。因此，未来有必要从更加宏观的视角研究分析风险生成和传递，建立更加全面有效的预警指标体系和房地产金融风险预警的模型。本文的主要内容即以症状监测作为理论指导，把房地产金融主体作为监控点，选择并确定预警指标的组成，结合预警方法和模型，构建我国房地产金融风险预警系统。然后将构建的风险预警系统应用到我国31个省市2017年房地产金融风险预警，找到未来可能存在的风险隐患，提出相应的风险防范措施。

三、我国房地产金融风险预警系统构建

本文将症状监测思想进一步应用于我国房地产金融风险预警，建立风险监测点（可能病变器官），构建预警指标（症状），前置发现指标特征（症状表现），合理预判风险类型（疾病类型），管控和防范风险发生（疾病爆发），形成稳定健康的房地产金融系统。（一）预警主体选择。在整个市场体系中，房地产金融各组织机构作为风险的主体，通过风险载体即房地产金融产品或工具及宏观经济和政策的影响，使得风险在各主体间生成和传导。初级市场体系中，主要的房地产金融主体是房地产金融机构、房地产企业和房地产消费者。二级市场体系中，房地产金融机构将来自房地产企业和房地产消费者的抵押贷款进行打包发售，建立一定流动性的资产池，发售证券、信托计划等在资本市场进行发售，获得资金的回流。如下图2所示，风险的传递离不开各类金融融资产品和工具这一风险载体，通过载体的传递，将不同原因导致的风险发生的可能性传递到相应主体自身。本文最终选择金融机构、房地产开发企业、房地产消费者、宏观经济政策变化作为风险的主要来源即预警主体。（二）预警指标体系构建。1.预警指标组成。在前人有关房地产金融风险指标选择研究基础上，本文依据症状监测的症状非特异性、时间性、空间性和指标体系构建原则要求基础上，对预警指标进行扩充和改进，具体如表1所示。指标体系分为四个监测点（预警主体），金融机构（A监测点）、房地产企业（B监测点）、房地产消费者（C监测点）、宏观经济（D监测点）。表1中四个监测点共计10个指标构成我国房地产金融风险预警指标体系。按照陈万铭（2004）对我国房地产金融风险预警指标的分类，其主要分为房地产发展阶段指标、房地产供求状况指标、房地产价格指标和房地产投机程度指标四类风险预警指标。（1）房地产发展阶段指标。该类指标从宏观经济和房地产市场发展周期角度考察风险的生成和传递。在发展时期由于房地产市场资金的快速集聚，消费者对房地产市场的向好心理预期不断加强，房地产泡沫存在的可能性加大，易导致房地产市场风险的产生和积聚不断向金融系统蔓延和传递。第一，房地产开发企业贷款余额/金融机构贷款余额（A1）。信贷杠杆是推动房地产泡沫的主要力量，金融机构过大房地产贷款占比易导致泡沫风险从房地产市场向金融系统转移和传递。第二，房地产投资增长率/GDP增长率（D2）。在宏观经济处于成长和繁荣时期，房地产市场对于宏观经济的支撑作用较为明显，D2的数值可能偏大，这也是泡沫风险最易产生的时期；较低的D2值也可能代表衰退型房地产市场存在可能性。（2）房地产供求状况指标。房地产金融风险传递的主要原因之一源自房地产市场产品和资金的供求失衡。第一，房地产开发企业销售额增长率（B3）能准确反映房地产市场供需状态。过大的B3值说明市场对于房地产的需求较大，销售额增长越快，企业越有动力进行房地产开发投资。第二，人均房产税/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C2）。该指标同样反映消费者对于房地产需求的影响。房产税占可支配收入比例过大会带来消费者对购买房地产的负担和消极态度，减少对于房地产需求。第三，人口增长率（D1）。从宏观层面反映对于房地产的需求情况，人口越多，对于房地产的刚性需求越大，从而影响房地产市场的供给和投资。（3）房地产价格指标。房地产价格是房地产商品实际价值的直接体现，影响着房地产的有效需求。房价增长率/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率（C1）是价格指标的典型代表。C1值的增加一方面说明房价相较于收入不断增加，高房价的消费者可能加大个人住房贷款比重，造成道德风险和信用风险向金融机构的传递。（4）房地产投机程度指标。高利润的房地产金融行业易吸引投机资本的进入，造成市场供求失衡和投机风险暴露。第一，资产负债率（B1）。过高的资产负债率表明企业资金杠杆较高，投机程度较大，可能造成企业发生流动性风险。第二，房价增长率/地价增长率（B2）。其表示房价和地价的增长速度快慢。过大的B2值，一定程度上反映企业拿地成本相对较低，而销售价格相对偏高，形成高利润而引诱投机资本的加入，一旦泡沫破灭即造成风险暴露。第三，M2增长率（D3）和贷款基准利率（D4）。M2货币供应量的多少和贷款基准利率的大小一方面影响房地产市场资金的供求状况，另一方面也可能造成基于投机目的的房地产开发投资。2.警限划分。对应上文划分的不同范围域对应不同指标特征表现，只有当指标处于正常特征范围域以内，才保证房地产金融的安全；超出特征范围域以外，则可能出现一定房地产金融风险。本文采用3δ法作为范围域的划分方法。其认为数值分布位于平均值加减正负3倍标准差之外的概率为1%，可被作为异常值处理。本文将这一方法进行细化改进，正负1倍标准差之外的数值作为关注指标，2倍标准差之外的数值作为控制指标，3倍标准差之外数值作为恶化指标，从而将指标划分为过冷、冷、偏冷、正常、偏热、热、过热7个特征。μ,σ分别表示平均值和方差，“正常”表示该指标无风险，特征范围为(μ-σ,μ+σ)；“偏冷”或“偏热”表示应该对该指标进行关注，范围分别为(μ-2σ,μ-σ)，(μ+σ,μ+2σ)；“冷”或“热”表示该指标出现不良趋势，应加以控制，范围分别为(μ-3σ,μ-2σ)，(μ+2σ,μ+3σ)；“过冷”或“过热”表示该指标已经恶化，有爆发风险的可能性，范围分别为(-∞,μ-3σ)，(μ+3σ,+∞)。3.预警方法及模型选择。根据我国大陆行政区域划分，将我国分成31个省市，考虑到预警精度的要求以及我国房地产市场在2000年才开始逐步发展的实际情况，搜集每一个省市的2001~2014年的表1中10个指标数据。如表2所示，结合BP神经网络和Matlab编程，输入2001~2010年的指标数据作为训练样本，为降低年限的关联影响，间隔3年期为标准，输出2013年指标数据作为训练目标，待训练完成后，输入2002~2011年症状数据作为检验样本，输出2014年数据作为检验目标，待检验效果符合误差范围，分别输入2004~2013年、2005~2014年指标数据作为预警样本，输出2017年指标数据作为预警目标，将目标值与特征范围进行对比，得到特征表现。

四、我国房地产金融风险预警——以贵州省为例

（一）样本数据与警限划分。鉴于31个省市预警过程相同，为节省篇幅，本文以贵州省为例进行预警分析，其他省市预警过程省略。表3为2001~2014年贵州省房地产金融风险指标数据。然后据表3指标数据，可得各指标的特征范围，设置预警范围。见表4。其中μ、δ分别表示均值和标准差。（二）样本检验。利用前文BP神经网络模型和Matlab编程对样本进行训练，训练次数为5000次，权值和阀值都为0.5，训练精度为10-6。神经元个数范围为（5，15），输入2001~2010年指标训练样本和2013年训练目标，得到最佳神经元个数为9，进而得到训练完成的BP神经网络模型，对其输入2002~2011年检验样本，得到2014年模拟值并将其与2014年真实值进行比较，按照指标特征作为参考标准，若经过MATLAB训练样本得到的2014年检验模拟值表现特征与2014年真实值特征均表现为正常，则神经网络训练较好，准确率为100%，可以引用到接下来的房地产金融风险预警，如表5。表6即通过预警模型得到2017年贵州省房地产金融风险指标特征。2017年，A1偏冷，其意味着贵州省房地产开发企业贷款余额占比金融机构贷款余额比较少；B类指标中B2、B3偏冷可知房地产价格增长率相对于土地价格增长率缓慢，房价的增长率低于地价增长率，导致地产商成本上升，资金负荷过大；而房地产开发企业销售额有所下降，会导致房企利润下降资金回笼缓慢。C类和D类指标中，C1和D3偏冷说明2017年宏观货币M2投放量增速会继续放缓，贵州省房地产市场继续受到宏观调控影响，房地产企业开发贷款占银行贷款余额的比重不高，房价增长率放缓，而D1过热表示会因为人口增长率上升，导致居民增大购房需求。鉴于其他指标的正常表现，可以判断贵州省2017年房地产市场属于继续去库存的一年，供给端继续偏冷，房价增长率小于地价增长率，房地产开发企业会减少房地产的开发，从而减少成本损失。或会因为人口上升导致居民增大购房需求；房地产继续去库存量，房地产金融风险总体保持稳定，但需要防范某些房地产企业资金回笼缓慢，拿地后资金链断裂无法支付银行贷款和工程款的风险。（四）我国31省市房地产金融风险预警分析。1.我国31省市2017年房地产金融风险预警分析。按照上述房地产金融风险预警过程，本文对我国大陆31个省市进行预警分析，得到2017年我国房地产金融风险指标的表现。8所示。2017年我国房地产金融风险异常指标主要集中于A1（房地产开发贷款余额/金融机构贷款余额）、B2（房地产价格增长率/土地价格增长率）、C1（房地产价格增长率/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率）、C2（人均房地产税/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D1（人口增长率）、D2（房地产投资增长率/GDP增长率）。如表8所示，其中，北京、天津、山西、海南的A1指标表现过热，房地产开发贷款余额占比金融机构贷款余额过大；吉林等7省市A1指标表现为热，各地应该加大该指标的监管；辽宁省房地产开发企业贷款占比金融机构贷款有所下降，可能与东北地区经济发展降速和人口减少有关；其余20省市在A1指标上表现正常。B2指标中，广西、海南、重庆三地房地产价格增速明显，福建、山东及四川房地产价格亦有所上升，上述地区经济发展较好，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而辽宁为主的东北地区房地产价格增速显著下降。C1指标中，、山西、上海、安徽、广西、云南等地的房地产价格相较于当地人均收入来说，增幅过快，房地产购买力会有所下降。C2指标表现中，河北等10省市指标较热，即人均房地产税相较于人均可支配收入来说相对过多，潜在影响该地区对房地产的需求。上海等5省市D1指标较热，即上述五省市未来人口有所增加，提升房地产消费需求。天津、广西等房地产投资额增长较快，会加大房地产供给；内蒙古、吉林、辽宁、河北等房地产投资增幅慢于GDP增长幅度，意味着未来上述区域的房地产供给有所下降，房地产市场不太景气。从表7中指标恶化率可以得到，指标恶化率超过20%的有11个省市，其中天津、上海、安徽、河南、四川、六省市指标恶化率为30%，河北、辽宁、吉林、广西、海南五省市为40%，江苏、湖北、湖南、广东、宁夏五省市恶化率为0，其他省市指标恶化率均为20%。华北区域主要集中于京津冀地区和东三省、豫皖地区、琼桂地区、川渝地区、甘藏地区等六个区域。其中京津冀地区主要是A1指标较热和C1指标较冷，即房价相对于人均收入增幅较低，可能导致较大的房地产需求，促使房地产企业加大贷款规模进行房地产开发和供给。东三省主要是D2指标的过冷，即2017年东三省区域房地产投资增速严重下滑，可能影响经济发展。琼桂川渝地区主要是房地产价格增幅远远高于土地价格增速，可能造成大规模房地产开发供给和投机行为，产生房地产市场泡沫。甘藏地区的问题主要体现在相对于人均收入增速来说，该区域的房地产价格增幅和房地产税收增幅较大，可能抑制房地产需求，给房地产销售和供给带来较大压力。加之过大的房地产贷款占比会给房地产企业带来较大的经营压力，可能产生企业违约和信用风险。因此，相较于2016年，可以预测2017年我国房地产金融风险在深度上有所强化；在广度上，风险有进一步向区域集中化和多范围扩散化的趋势，产生风险的可能性有所增加，应进一步加大相关异常指标的关注和控制，防范区域性房地产金融风险的产生。2.预警结论。综上预警分析，本文认为我国2017年爆发恶劣型区域性房地产金融风险乃至整体性和规模化的房地产金融风险可能性较低。可能产生风险的原因主要集中于房地产企业贷款余额占比金融机构贷款余额过大、房地产价格的快速上涨、房地产税负的区域不合理征收、不同区域房地产投资建设逐步分化以及区域房地产金融风险的积蕴等。

五、我国房地产金融风险防范

篇(3)

关键词：区域金融发展；政府作为；金融风险

中图分类号：F83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4）09-0457-01

20世纪60年展起来的金融发展理论论证了经济发展与金融发展的正相关性。现代经济运行离不开金融的支持。区域金融差异除了受区域经济发展差异的影响，主要还反映了政府对金融机构的外在驱使程度的差异。作为一种特殊资源，地方政府对金融资源同样有着强烈的诉求，并对区域金融发展产生重要影响。

一、地方政府行为与区域金融差异的形成

分权改革之后，地方政府的经济实力得到了提高。地方政府在谋求本地区经济快速增长的过程中，必然会利用其政治影响力和经济控制力向中央政府和金融部门讨要金融资源。地方之间的经济竞争表现为投资竞争，投资竞争表现为对金融资源的竞争，对金融资源的竞争又表现为对金融机构的竞争。以海南省为例，在中央决定开发海南之后，海南的金融机构数量迅速膨胀，而当时海南全省的国民生产总值仅有100多亿，并没有多少资金可作为信托投资公司的资金来源。金融机构过度膨胀使得海南金融业陷入无序竞争状态，并且积聚了大量金融风险。而上海市委和市政府早在2002年就成立了地方金融业服务办公室，协调上海市与中央在沪金融分支机构的关系，管理上海金融企业的党建等工作，对推进上海地方金融企业的发展起到了十分积极的作用。

由上知：地方政府介入金融是一把“双刃剑”，地方政府干预金融必须以区域经济发展为“度”，不切实际的金融扩张不仅不能促进区域经济发展，反而会对区域经济发展产生极大危害。实际上，地方政府干预区域金融最佳方式并不是要争夺多少金融机构，关键在于要为区域金融发展创造良好的经济环境，培养区域金融发展的内生机制。

二、有关区域金融发展与地方政府作为的研究

李平t，李万县（2008）认为，在我国的金融发展过程中，地方政府对金融业的干预程度很强，金融的发展实际上是“政府推动”的。尤其在经济体制转轨过程中，地方政府不同经济发展政策造成的区域经济环境差异是区域金融差异形成的根本性原因之一。因此，地方政府行为的优化十分必要，地方政府应致力于建设良好的区域金融生态环境。冯涛，宋艳伟，路燕（2007）提出中国的分权改革对国有企业争夺信贷资源以及缓解逐年增加的财政收支施加了压力，地方政府对存在松动的金融体系进行信贷干预，阻碍了金融资源的配置效率，且由于各地国有经济占比不同以及财政压力的地区差异致使地方政府金融干预强度的不同，导致了区域的金融发展程度显著不同。耿宝民，韩忠奎，安国涛（2008）在分析了我国区域金融风险防范及监管现状的基础上，提出区域金融风险的防范与监管离不开地方政府的支持，地方政府监管、监督、协调职能的发挥，能够有效的监管区域性金融机构及整个区域经济的发展，防范与化解区域金融风险。李海平，蒋欢（2008）对地方政府参与区域金融发展的动机进行了分析，并提出地方政府参与区域金融发展的主要形式。张亚欣，陈茜（2005）认为，区域金融中心的建设应借鉴国外金融中心形成、发展的成功经验，发挥政府的推动作用，包括为金融机构创造良好的金融环境、提供优质的政府服务以及对区域金融中心建设进行规划和引导等。潘陶，金永红（2008）提出地方政府作为建设地区金融生态环境的主体，在建设地区金融生态环境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王景武（2007）以河北省为例，探究了地方政府行为在区域金融差异形成中的作用，得出金融发展水平存在显著的梯度变化特征。

三、简要评述

地方政府在区域金融发展的作为主要表现在区域金融生态环境建设、防范区域金融风险和区域金融中心的建设等方面。我国在金融发展初期主要是政府直接干预区域金融发展，改革开放后，逐步进行金融改革，向市场主导转变，即由行政性干预逐步转向市场规则约束。

四、地方政府行为建议

结合以上分析，本文认为，地方政府应在市场规则约束方面有所作为。为区域金融发展营造良好区域金融生态环境，使金融机构能够以市场为导向自主发展、自主创新，从而为区域经济发展提供及时有效的金融支持。地方政府可在与中央政府宏观按目标保持一致的基础上，对区域金融发展有所作为，主要应从以下几点着手：

（一）地方政府行为应以“优化当地金融发展环境”为指导思想。具体来讲，优化当地金融发展环境包括提供良好的基础设施、人文环境、管理水平和综合服务；扩大金融宣传途径，普及现代金融知识；搭建政府、监管部门、金融机构、中介机构、上市公司、工商企业间的沟通交流机制和合作平台。

（二）地方政府行为应以“建设区域金融市场”为主要内容。2004年国务院的《关于推进资本市场改革开放和稳定发展的若干意见》提出“要建立健全满足不同类型企业融资需求的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中国未来多层次的资本市场将由股票市场、债券市场、中长期信贷市场和金融衍生品市场组成，每一个市场形态都将呈现为自上而下、由高级到低级的金字塔架构。因此，地方政府应致力于建设相应层次的金融市场。

篇(4)

关键词：区域金融生态；金融生态主体；金融生态环境；金融风险；差异性

中图分类号：F8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031(2007)04-0019-05

一、引言

美国学者威廉，福格特在1949年提出了生态平衡的概念。周小川(2004)在公开场合系统性地提出金融生态。认为我国各地区金融生态之所以存在差异，主要原因在于：一是各地区对银行业进行行政干预的程度不同：二是各地区在司法和执法方面对维护债权人权益的力度不同；三是各地区的商业文化有所不同。山李扬、王国刚(2005)认为，经济地理与文化差异、地区经济发展路径差异、中央政府所主导的非均衡区域发展战略以及地方政府行为的差异是造成区域金融生态巨大差异的主要因素。并且通过实证研究进一步分析了构成金融生态各要素的贡献弹性，发现法制环境、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区域金融发展、金融机构独立性和信用文化等五项因素的贡献弹性总和达到75％左右。笔者认为，区域金融生态的差异主要表现在金融市场结构的差异、金融发展的非均衡性、金融机构分布的区域差异以及信用体系的区域差异等方面，由于各地区金融生态的非均衡性，导致地区间金融抗风险能力不同、区域金融生态系统脆弱性加大。

二、区域金融生态的内涵

徐诺金(2005)借用生态学原理，将金融生态表述为：“各种金融组织为了生存和发展，与其生存环境之间以及内部金融组织之间在长期的密切与相互作用的过程中，通过分工合作所形成的具有一定结构特征，执行一定功能的动态平衡系统。”萧安富、徐彦斐(2005)将金融生态分为宏观和微观两大层面，其中宏观层面包括产出、国家法律等因素；微观层面包括产业结构、银行业产权结构等金融交易中的特定规律安排。从已有的研究看，国内学者注重对整体金融生态的考察，相对忽视各区域金融生态的研究。因此，笔者从区域角度研究金融生态问题，认为区域金融生态是指在一定时间和空间范围内，金融市场、金融机构等金融生态主体，在与外部制度环境之间相互作用过程中，通过分工、合作所形成的具有一定结构特征，执行一定功能作用的动态平衡系统。其特征表现为：

1．区域金融生态主体之间的依存性。在金融生态系统中，区域金融生态主体之间并不是替代关系，而是一种共生共长、相互依存、相互补充的关系。一方面金融机构为金融市场的参与者提供流动性和支付便利，促进金融市场功能的完善；另一方面。金融市场为金融机构生产的金融产品提供运行场所，促使金融机构在金融生态系统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同时，金融监管机构的有效监管可以防止金融交易中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的机会主义倾向、利益冲突与摩擦，弥补信息不完全和弱化外部效应因素的存在。

2．区域金融体系部的稳定性，根据徐诺金的观点，对金融生态的研究，需要从金融生态环境、金融生态主体、金融生态调节三个方面展开。因此，可以将区域金融生态主体和金融生态环境看作区域金融体系。其稳定性需要通过区域金融生态调节进行，具体表现为区域金融市场的稳定发展和区域金融机构的稳健经营。

3．区域金融生态主体与金融生态环境的适应性。在金融生态体系中，区域金融生态环境对金融生态主体有着重要影响。在不同的环境条件下，会产生不同的金融主体行为特征。最终形成不同的金融生态状况。因此，区域金融生态主体的行为必须与金融生态环境相适应。如果金融生态环境尚未完全成熟，特别是法制环境和信用体系尚不完善，金融生态主体就开展新的业务模式和拓展新的业务领域，必然会诱发和积累金融风险，从而冲击整个金融生态系统。

三、我国区域金融生态的差异性分析

1．金融市场结构的区域差异。虽然欠发达地区通过发行股票、债券、投资基金和产权交易等实现储蓄向投资转化的直接融资渠道。也就是资本市场的渠道逐步发展起来，所占的比重逐渐增大，但是相对间接融资和投资需求而言仍然存在巨大的差距。主要表现在：

(1)股票市场发展程度的差异。从全国股票筹资额和上市公司数看，中西部地区上市公司少，股票筹资额低，而东部地区股票市场发达，上市公司多。2004年全国上市公司1388家，中西部地区占全国上市公司的比重为37.3％：东部地区上市公司756家， 占全国的比重为54.4％。到2005年底，在沪深两个证券交易所上市的公司共有1397家，其中东部地区上市公司增加到773家，占全国的比重55.3％：中部地区上市公司230家，占全国的比重16.4％：西部地区280家，占全国上市公司的比重为20％，股票筹资额29.2亿元，比2004年下降74.1％。特别是上市公司最少，只有8家，2003―2005年无新的上市公司，由于2005年股市低迷，东北三省未从股票市场筹集资金。

(2)债券融资比重的差异。债券融资与股票融资均属于直接融资渠道，债券融资的优点在于：优化企业融资结构和负债结构，避免股权分散，相对于股票融资和银行贷款而言，债券融资的资金运用自由度大，是一种十分有效的融资工具。2005年，东部、中部、西部和东北地区分别通过债券融资1413亿元、117亿元、27亿元和32亿元，北京、上海和广东的债券融资居前三位。而西部地区的债券市场发展极为落后，2005年，、青海和甘肃无一家企业发行债券。这种状况表明欠发达地区金融市场结构不合理，金融市场发育相对滞后，导致居民在投资渠道方面缺乏更多的选择，而且也难以产生投资的积极性。

2．金融机构分布的区域差异。金融机构是金融生态系统中主要的金融主体，地区金融机构的发达与否，直接影响地区金融生态环境的质量。因为金融机构存在追求最大收益、成本外化的特性，当某一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较高时，金融机构投资收益率高，资金的逐利性决定了金融机构将在该地区广设网点。而地区金融机构分布广，也能增强地区资金积累能力。表2显示，东部地区金融机构数最多，而西部地区金融机构数最少。东部地区国有商业银行数是西部地区的2.03倍，股份制商业银行数是西部地区的5.9倍，城市商业银行数是西部地区的2.3倍，证券公司数是西部地区的3.5倍，保险公司数是西部地区的1.5倍。特别是、青海和宁夏没有一家股份制商业银行，金融机构较为单一。东中西部和东北地区金融机构分布的差异性，必然影响各地区资本形成能力的强弱。

的数据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其基本结论是：我国各地区金融发展存在着显著的不平衡性，金融发展差距要大于经济发展差距。

(1)金融资产总量的差异。根据发展经济学理论，金融资产总量与经济发展之间存在着大致平行的关系，随着经济总量和人均收入的增加，金融发展的规模亦相应扩大。因此，各区域间金融资产的规模，反映着区域金融部门的总体规模和金融成长的绝对水平。2005年，东部地区金融机构本外币各项存贷款余额占全国的比重为61％，分别是中部、西部、东北地区的4倍、3.8倍和7.6倍。省级金融机构存贷款规模的差距也极为悬殊。以广东省为例，2005年广东省金融机构各项存款为38119亿元，是云南省的7.6倍，贵州省的13.6倍；同年广东省金融机构各项贷款余额23261亿元，是云南省的5.7倍、贵州省的9.9倍。

(2)地区金融资产总量占GDP的比重存在差距。笔者以地区全部金融机构存贷款总量与地区GDP的相关比率来反映金融资产分化后的各地金融发展的实际水平。东部地区金融深化程度最高，金融资产总量占GDP的比重平均在267％，中部地区金融深化程度最低，金融资产总量占GDP的比重平均为213％，西部地区与东北地区金融发展水平相当。这说明我国金融发展状况表现出与经济发展状况基本相一致的“四地分割”状态，由于我国的经济增长是资本驱动性经济，所以金融发展表现为服务于经济增长的需要，而经济发展的条块分割状态导致金融分割式发展。

3．区域金融资源流动的非均衡性。从各地区信贷资金的流动看，信贷资金主要由欠发达地区流向发达地区。笔者以贷存比的变动趋势反映各地区资金流动偏向，贷存比反映一个地区的存款总量转化为在该地区投放的贷款总量的比例，2001―2005年，东部地区的贷存比由74.1％下降到65.3％，共下降8.8个百分点；西部地区贷存比由82.1％下降到68.5％，共下降13.6个百分点，中部地区贷存比下降幅度为17.7个百分点；中西部地区贷存比的下降幅度远超过东部地区。特别是东北地区的贷存比由96.1％下降到65.2％，下降幅度达30.9个百分点。虽然中西部地区贷存比例较东部地区高，但并非商业银行信贷投放力度比东部地区大，也并非中西部地区生产总值增长率高(近几年各地区生产总值增长率与贷存比的相关性弱)，而是由于中西部地区资金积累少，即存款余额远远低于东部地区，2005年东部地区的存款余额为17.8万亿元，而西部地区仅有4.6万亿元。在存款余额较低的情况下，近几年中西部地区存款余额转化为贷款余额也越来越少，特别是和青海贷存比下降幅度较大。

4．政府财政金融政策的区域差异。改革开放以后，我国在财政金融领域实行了非均衡的、倾斜性的政策，呈现从东部到西部、从沿海到内地、从中心城市到边远地区逐步展开的梯度推进态势，重点向东部地区倾斜，使东部地区建立了发达的金融组织体系和成熟的金融市场体系，具体表现在：

(1)投资政策的区域差异。随着我国区域发展从平衡到不平衡战略的重大转变，东部地区拥有更大的投资立项权，国家预算内投资也主要投向东部。“九五”期间，在中央项目投资中，40％左右集中在东部，25％左右投资在中部。只有15％投在西部。尽管西部大开发战略提出使中央财政投资开始向西部转移，但东部地区形成的市场化机制和良好投资环境，已使东部取得了“先发优势”。在差异化投资政策的影响下，欠发达地区的资金通过资本市场、银行借贷、横向投资等多种形式源源不断流向东部发达地区。

(2)金融政策的区域差异。一方面，在信贷资源分配上，东部地区享有优于中西部地区的政策。重点项目大多在东部地区布局，可以得到更多的信贷资金，加上东部地区企业投资效率高、信用等级好，在银行自主支配的信贷资金中，也能获得较高的比例。另一方面，在资本市场的建设上，深圳和上海证券交易所集中在东部，促使全国各地资金加速流向广东、上海等地，东部地区企业融资便利。其上市公司数占全国的50％以上。

5．信用体系建设的区域差异。信用是市场经济的基础，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一切经济关系都表现为信用关系，社会信用缺失是金融风险滋生最深刻的社会原因，信用环境对区域金融发展至关重要。但目前各区域信贷资金良性流动的信用环境尚未形成，且东中西部地区对信用环境的建设存在差距。上海、浙江、广东、山东等东部地区较早开始社会信用体系的建设，不仅建立了社会征信系统，而且建立了信用担保体系。上海、深圳、浙江等地还开展贷款企业咨询评估业务，并建立了个人信用征信系统，而这方面中西部许多地区还是一片空白。中西部地区信用担保体系还处于起步阶段，银行主要缺乏的是中小企业和居民的完备的信用记录和信贷风险保障制度，使银行无法在不了解客户资信状况和有效担保的基础上拓展信贷领域。信用环境和征信建设的不足，给信贷资金的良性流动带来负面影响。

四、我国区域金融生态非均衡的效应分析

1．金融体系抗风险能力较弱。中国社科院2005年的《中国城市金融生态环境评价》报告显示，浙江、上海、北京等东部地区金融资产质量在2003和2004年连续两年为AA级以上，而西部地区的、青海和新疆均为C级，特别是东北的辽宁、吉林和黑龙江金融资产质量最低，2003和2004年均为E级。这说明各地区金融生态系统良性运转的差异，直接关系到各地区金融体系抗风险能力的强弱。李扬、王国刚(2005)等认为，2003和2004年我国金融业不良资产的形成有70％以上是由银行体系之外的因素造成，这与中央银行所做的分析结论基本吻合(中央银行认为80％的不良资产是由不健全的金融生态环境造成)。特别是东北地区以资源型、重化产业为主导，以牺牲局部经济利益承担非均衡区域发展战略的成本，使该地区不良资产比例远高于全国其他地区，从而弱化金融体系抗风险能力。

从各地区城市商业银行的金融资产质量看，城市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率与地方财政缺口表现出很强的正相关性。在国有经济占比高、民营经济不发达的中西部地区，地方政府无法摆脱财政收入匮乏的困局，往往采取干预和控制本地金融部门的做法。

2．各地区资本形成能力强弱不一。金融系统的储蓄动员能力是衡量金融效率的一个重要方面，储蓄动员越充分，金融效率越高。一个地区的储蓄动员能力主要从两个方面表现出来，一是地区储蓄存款的多少。即资金积累率的高低：二是储蓄向投资转化能力的大小，即银行存款转化为贷款能力的大小。

西部地区资金积累能力弱，资金供给规模小，存在资金积累不足的供给缺口。2005年末，西部地区金融机构各项存款占全国的比重为16％，而东部地区所占比重为61％，东部地区集中了大量的储蓄资源。特别是外币存款，西部地区占全国的比重仅为5％，东部所占比重达

83％，说明西部地区经济外向度低。储蓄是资本形成的物质基础，是资本形成的供给力量。西部地区储蓄率的低下表明该地区现有的资金规模远远不能满足区内产业结构、基础设施和技术创新等方面的发展，资金供给缺口成为严重制约西部地区资本形成能力增强的一个基本因素。

3．区域金融生态系统的脆弱性加大。金融生态系统的脆弱性是指一个运行良好的金融体系会由于内部或外部的突然冲击而导致整个体系运行混乱、功能受损。费雪(1932)认为。经济的周期性波动与债务、货币流通速度、利润等变量存在密切联系，其中最主要的因素是企业对银行的过度负债、流动性负债与流动性资产之间的期限不匹配等。这种内在的脆弱性容易给整个金融体系甚至整体经济造成恶劣影响。具体表现为：一是加大了区域金融体系的风险。金融体系的风险具有潜在性和累积性、突发性和加速性、扩散性和传染性，由于金融风险的传染性，某区域金融风险会逐渐扩散到其他区域，形成全国性金融风险。我国中西部和东北地区的银行体系具有内在脆弱性，金融资产质量低下，长期形成的区域金融风险可能向全国扩散，从而加剧金融生态系统的脆弱化。二是加剧了区域金融市场的波动性。由于中西部地区的金融市场规模狭小、流动性比较低，在国际资本大量流人和广大投资者参与的情况下，金融市场的波动性会明显增加，进而增加了金融风险的隐患。

五、改善我国区域金融生态的对策建议

1．优化金融市场结构。我国各地区应构造一个以资本市场为主，货币市场为辅的金融市场体系，一方面通过股票市场的融资解决各地区企业的资本金筹集问题，扩大各地区债券市场规模，拓宽企业融资渠道，逐步提高债券融资所占社会融资总量的比重。另一方面从完善市场组织体系和运行机制入手，加快货币市场的基础建设，建立灵活、有效的短期融投资体制，一是扩大货币市场交易主体，二是实现市场客体多元化，增加货币市场交易工具，满足不同融资主体和投资主体的需要。

2．构建多元化的金融机构体系，作为金融生态的主体――银行、证券公司、保险公司等金融组织是否强大直接影响区域金融服务质量，因此，促进金融生态环境建设需要做强区域金融产业，做强金融产业不是构建一个“大而全”的金融组织体系。而是构建一个对区域内企业、居民提供“多而全”的金融服务产品体系。因此要鼓励股份制商业银行、证券公司、保险公司、投资公司等金融组织来区内开办业务，实现区内金融业竞争的多元化、金融产品多元化。

3．继续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规范地方政府行为。近几年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实施，远未达到协调区域发展、缩小地区差距的目标。因此，中央政府在区域财政金融政策上，要兼顾公平与效率，在不影响资源配置效率的基础上，加大促进区域公平与协调发展的政策力度，提高欠发达地区的发展水平。同时。健全规范地方政府行为的机制，一是调整地方政府行为的激励机制，建立科学、公正、合理的政府绩效评估制度；二是强化地方政府行为的约束机制。加强对地方政府的行政监督与约束，建立对地方政府行为的监测体系：三是建立有效的区域协调机制。可考虑设立跨区域的管理机构，由中央综合部门和各省市代表组成，协调各大地区的利益关系，整合区域资源。

篇(5)

关键词：金融风险 可持续发展 措施

中图分类号：F8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长期以来，在各类金融风险中，信用风险、操作风险等一直是各商业银行着力防范和控制的重点，这无可厚非并应持之以恒。但系统性风险往往成为非重点防范和控制对象的情形始终被忽视着。然而，无论是1997年的亚洲金融风暴还是2007年的美国次贷危机都使我们不得不对系统性风险的防范和控制工作进行重新定位和思考。

一、切实防范系统性风险事关商业银行可持续发展

系统性金融风险是一种由外生性引发而内生性风险管理机制和风险管控手段缺损而形成的风险。系统性金融风险一旦产生，会影响到一个国家的整个金融体系和金融企业的可持续发展。2007年春季以来，美国“次贷危机”的日益蔓延，不仅招致美国自本世纪以来的第一场金融危机，大量的金融企业破产倒闭，形成了让全球震惊的“华尔街金融海啸”，让欧美投资者遭受重大损失，而且对全球金融的危害性至今未消除。

系统性金融风险具有明显的特征，一是传导性。世界经济一体化，中国经济融入世界经济体系后，我国经济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依存于进出口增长速度、国外市场对我国出口产品的需求、对外投资的质量和效益。二是渐进性。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形成最主要表现为信用风险。而信用风险主要是与宏观经济中的诸多因素相关联的，如宏观经济走势、政策法规变化、自然资源状况变化、贷款客户经营状况变化等诸多因素。而这些因素的变化一般需要经过一个较长时间的渐进变化的过程，它的形成和产生具有其可循的规律，不具有突发性。三是全局性。系统性金融风险一旦形成，它所危害的不限于某一个金融企业、某一家商业银行，更不限于某一家银行的某一个分支机构，而是对一国甚至整个世界的金融体系带来危害。因而系统性金融风险具有极大的破坏力，危害性的后果极为严重。

因此，如何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是事关金融体系和所有金融企业能否可持续发展的大问题。就商业银行而言，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是风险管理工作的重要任务之一。

二、商业银行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的若干措施

商业银行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关键在于坚持科学发展观，建立完善的风险防控机制，树立正确的风险管理理念，采取科学的风险管理方法，风险管控的政策和措施要有超前性、预见性，做到未雨绸缪，防范于未然。

（一）处理好风险源头控制与末端治理的关系，以风险源头控制型的风险管理为主要手段。源头控制型风险管理是指在风险管理客体的行为过程启动之前，商业银行事先制订出防范、规避风险的对策和措施，注重从源头上防范和控制风险，把好风险控制的第一道关口，把关注事情的结果体现在业务操作过程中，而不是颠倒过来。源头控制型的风险管理是一种“猎狗追猎物”式的管理方法，哪里有风险，风险控制措施就跟踪到哪里。

（二）建立专职的研究分析机构，开展对宏观经济、金融的研究和行业产业的系统调查研究分析，为各项经营决策提供决策支持和信息服务。宏观金融经济信息和行业产业调查研究信息对商业银行的经营活动具有三项基本功能，一是释疑功能，在进行经营管理决策过程中，商业银行对于这种复杂的社会经济活动，尤其是对于产业未来发展趋势，具有未完全认知性，利用信息释疑功能作用，可以有效消除或减少对其现状和未来前景趋势的模糊认识，避免或减少决策的失误，防范和化解信贷风险。二是管理与控制功能。在商业银行统一法人体制下，坚持统一的经营管理模式和统一的业务决策标准，是完善公司治理结构的一项重要内容。如果没有统一决策标准，各个分支机构在经营活动中就可能各行其是，其结果必然是形成大量的系统性风险。三是增值功能，以商业银行的产业行业调查研究工作为例，宏观金融经济信息和行业产业调查研究信息的增值功能表现尤为显著。科学合理的宏观金融经济信息和行业产业导向，有利于防范系统性风险的产生，降低风险管理成本，避免风险损失。

（三）规范行业信息调查分析和行业信贷政策研究工作的内容。一是开展行业信贷风险、信贷资产质量的整体评价和行业信贷风险预警研究，对产业发展方向和变化趋势进行研究分析，二是建立重要产品市场供求信息数据库，监测和预测主要产品的生产能力及增长趋势，为确定对各行业的贷款投入量和贷款审批提供决策支持和决策依据。三是对行业产业的区域差异性进行调查分析，研究区域经济发展趋势，使行业信贷政策体现区域差异性，使行业信贷政策与区域信贷政策相统一。四是对行业产业结构和效益的现状及发展趋势进行调查分析，为评价信贷资产质量、计提风险拨备提供依据。五是结合宏观经济政策和经济结构发展趋势的调查分析，研究开发新的金融产品，开拓新的金融服务手段，使之与客户对银行的信息咨询服务需求相结合，使行业信贷政策研究与实施重点客户战略、产品战略相结合。

（四）把握风险管理机制应遵循的基本原则

把握风险管理机制应遵循两个基本原则，一是按一致性原则建立风险管理的内部运行机制。明确风险管理的出发点和根本点可以保障各项业务健康、有序发展，使风险管理始终体现发展观念、服务观念、效益观念，最终实现以促进业务发展、效益增长为根本的增值型的风险管理。二是按全面性原则建立完善的风险控制体系。将信用风险、操作风险、系统风险等不同风险类型，公司、个银、个贷等不同的客户种类，资产、负债和中间业务等不同业务种类都纳入统一的管理体系中。具体来说要建立四大系统：一是风险报警系统，主要进行风险预警，传递风险信息并建立风险资料库；二是风险决策系统，确立、行使风险管理原则、制定风险指标以及避险策略；三是风险避险系统，具体实施风险规避行为，对风险进行再分配或转移；四是全程监控系统，对风险管理全过程进行全面监督和控制，并做出风险管理评估报告。

（五）完善风险管理工作的功能作用，建立惩戒型风险管理与激励型风险管理相并重的风险管理机制，在风险管理过程中，结合人事激励机制和奖惩机制的改革，通过后评价，对于按章操作、依规经营、防范和化解风险措施得力、效果显著的经营管理人员和经办人员，及时给予精神和物质的奖励，真正体现责权利的完整统一。惩戒型风险管理与激励型风险管理并重的风险管理机制，有利于处理好风险管理与银行经营、防范风险与业务开拓的关系，使风险管理工作既有利于保证银行资产的安全性和效益性，又有利于促进银行的稳健经营与发展。

（六）坚持正确的考核导向，处理好近期利益与长远利益的关系。商业银行在经营活动中，无论是确立发展速度，还是确立发展规模，应坚持长远的持续发展目标，不能为了追求近期效益而牺牲长远效益，不能急功近利，近期效益目标要服从长远效益目标。各项经营业绩考核措施、各项激励机制与责任约束机制都要服从于这个基本原则，否则就会刺激短期行为而忽视长远利益。

参考文献：

1.张吉光.神形兼具构建全面风险管理的组织框架.《中国金融》2007（17）：67-68.

篇(6)

    为了弥补中央垂直金融监管体系中的地方金融管理缺失,近年来,地方政府金融管理职权有所拓展:(1)由国务院授予地方政府一部分金融管理职权。2004年,国务院将农村信用社管理权下放给省级政府,各省成立信用联社对全省范围的农村信用社实施监督管理;2006年以后,国务院两次下文将地方金融风险处置工作职责交给地方政府;2009年,国务院将融资性担保机构的准入及监管权下放给地方政府,实行“谁审批设立、谁负责监管”。(2)中央监管部门委托地方政府进行部分金融监管。2008年,银监会、中国人民银行将小额贷款公司的准入和监管交给地方政府;有的证券监管派出机构通过与地方政府签订合作备忘录,将部分金融风险管理职责委托地方政府具体组织实施。(3)地方政府大多成立了金融办(金融服务局)作为地方政府金融管理、服务的专门主体,同时还赋予多个部门承担具体的金融管理职能,如省级信用联社受省政府委托对农村信用社行使管理指导、协调和服务的职能;国资委对同级金融机构行使出资人职能;经贸委负责管理典当行;中小企业局负责管理融资性担保公司。但地方金融管理的职能定位、机构设置、与“一行三会”分支机构的关系仍显得较为混乱,存在的主要问题如下:第一,管理重复与监管真空并存。首先是管理重复现象,以农信社为例,根据《银行业监督管理法》规定,农信社由银监部门负责监管,但近年来各地方政府相继成立省联社负责农信社的高管任命、业务监管等。此外,温州银行等地方商业银行,既受到银监会的全面监管,同时也摆脱不了地方政府的管理和干预。其次是管理真空现象,地方村镇银行、小额贷款公司、农村资金互助社、融资性担保公司、典当行等地方性的民间金融机构近年来发展较快,但基本上没有法定的、固定的监管机构,这些民间金融机构对于中央、地方金融管理体制而言都是监管盲区。第二,地方金融管理目标不一。有观点认为,考虑到地区间的差异性,应允许各地方金融管理目标存在不同,以便地方金融管理工作具有针对性、符合实际性。如上海市确定的管理目标是推进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北京市的目标则是加强首都金融环境和金融服务体系的升级,浙江和温州则把重心放在推进金融创新以及加强对地方民间金融监管之上。笔者认为,结合我国“统一金融监管”的大框架、大体制、大前提,地方金融管理的目标可以存异,但更应该求同,应在保障基本目标的基础之上体现地区的差异性特征,以此来契合“中央为主,地方辅助”的集中监管原则。地方金融管理的目标至少应包含:防范地方金融风险、维护地方金融稳定、促进本区域金融改革及发展。第三,地方金融管理部门权责不对等。(1)就地方金融风险防范而言,金融风险处置工作职责已经交给地方政府,但金融风险信息主要由监管部门地方分支机构掌握,一旦发生地方金融风险,地方政府的金融监管处置能力极为有限。(2)从地方金融发展的权责对等角度而言,地方政府一方面有权推进地方城市商业银行、农信社、村镇银行重组和扩张,但另一方面却并不承担监管责任,监管责任仍归于中央金融管理部门。第四,地方金融管理部门职能定位存在偏差。目前,地方金融管理部门普遍存在所有者、监管者职能混淆问题,如授权管理地方农村信用合作社的省级信用联社,既是政府管理平台,又是金融经营实体,集所有者与监管者的权利(力)于一身,降低了监管的有效性和独立性。还有一些地方政府直属的金融办(如上海金融办)将地方金融国资所有者职能和监管者职能集于一身,使得地方金融监管的独立性与专业性大大降低。第五,地方金融监管法律制度缺失。近年来我国民间金融快速发展,国务院、银监会、中国人民银行等中央管理部门适时出台了一些行政法规规章,地方政府也出台了一些地方性法规、规章,⑦但总体而言,我国地方金融管理法律制度供给仍然欠缺,难以适应民间金融高速发展的需要。首先,我国尚未出台有关地方金融管理的相关法律,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也少得可怜,大多以国务院部门规章和地方政府规章以及地方政府规范性法律文件的形式存在,法律位阶低,以致各个地方的金融管理工作各自为政。其次,现有地方金融管理法律制度缺乏系统性,虽然规范性法律文件数量庞大,光是浙江和温州就有多达30余件,但总体而言杂乱无章,缺乏系统性和逻辑性。从整体上讲,地方金融监管法律制度供给存在缺位,已有的规范性法律文件尚未形成系统的监管法律体系。

    地方金融管理的法律目标

    地方金融管理需要法律制度予以配套和保障,因此法律制度对地方金融管理的目标设定至关重要。法律目标,是指人们在观念上对法律在社会中要达到的结果,它是目的论在法学研究中的具体运用。⑧法律目标包含着人们希望达到的结果,是价值的期待与选择。笔者认为,地方金融管理的法律目标应当设定为:

    (一)民间金融管理法制化“制度化”的本义是指群体和组织的社会生活从特殊的、不固定的方式向被普遍认可的固定化模式的转化过程。近年来,我国村镇银行、农村合作金融机构和民间贷款公司发展迅猛,但同时也累积了一系列的金融风险,2011年以来浙江温州、鄂尔多斯、江苏常熟等地爆发的民间借贷危机凸显出了现行民间金融管理体系的诸多弊端。民间金融机构长期游离在“一行三会”的中央金融监管体系之外,其发展迅速但却处于法律制度盲区状态。从促进民间金融有序发展而言,地方政府及其金融管理部门掌握着本区域民间金融机构的第一手经济、金融数据,有助于作出灵活而有效的监管对策,对于当地民间金融的健康稳定发展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因此,将地方金融管理的体制、机制、政策、措施形成常态化的法律制度,用以促进民间金融合法化、健康化、阳光化发展,是金融监管法制建设的必然选择。

    (二)维护地方金融秩序从法学角度来看,秩序意指在自然进程和社会进程中都存在着某种程序的一致性、连续性和确定性。⑨相应地,“金融秩序”则意味着在某一个金融市场中存在的某种一致性、连续性和确定性。由于经济发展对资金供给的强烈需求,一些地方的高利贷、非法集资、地下钱庄也迅猛扩张,对地方金融秩序构成较大威胁。地方金融管理的目标就是要规范地方金融市场,构建有序的地方金融秩序。

    (三)防范区域性金融风险“区域金融风险(RegionalFinancialRisk)是指在某一区域内,由于部分金融机构或某些金融活动而形成的可能引起各种损失的可能性,其所涉及的范围介于个体金融风险和系统金融风险两者之间。”⑩金融业本身是高风险行业,而村镇银行、借贷公司、融资性担保公司、典当行等组成的民间金融体系由于资本实力有限,抗风险能力脆弱,一旦爆发信用危机,对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甚至政治稳定会产生巨大冲击。近年来一些地方兴起的民间借贷、民间担保、资金互助社等民间金融形式,以及一些单位与个人非法从事或变相从事的金融业务,潜藏着金融风险与信用危机,并已给地方金融管理当局敲响了警钟。地方性、区域性的金融风险不容忽视,必须加强对民间金融体系的监管,防范区域性金融风险的发生。

    (四)保障地方金融安全“安全被视为一种实质性价值,亦即社会关系中的正义所必须设法增进的东西。因此在这种视角下,安全同法律规范的内容紧密相关,他们所关注的乃是如何保护人们免受侵害、抢掠和掠夺行为的侵害。”辑讹辊相比于资金实力雄厚的正规金融机构而言,地方性的民间金融机构由于本身资本金较少,管理水平较低,抗风险能力较弱,对金融安全性的要求更高,需要地方金融管理部门营造一个安全的金融环境。由于金融在世界各国的特殊地位及金融业对一国经济生活各个领域的强大渗透能力,其一旦失控,势必会造成整个经济体系的坍塌,最终引发剧烈社会动荡。地方金融安全是国家整体金融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地方社会稳定、经济发展至为重要。

    (五)促进地方金融改革及发展相较于中央金融管理部门,地方金融管理部门在促进地方金融改革及发展方面具有天然优势:一是地缘优势,地方政府置身于地方金融生态之中,能根据地方实际情况作出科学有效的改革决策;二是信息优势,地方金融管理部门对本区域的金融市场较为了解,尤其是对长期地下运作的民间金融体系,相对于中央金融管理部门具有信息优势,在推行金融改革措施的时候,更能够把握地方金融生态实际,制定出具有针对性、可行性的金融改革方案;三是利益共同体优势,地方金融业的发展不仅可以给民间金融机构带来可观的资金回报,也可以为地方政府带来丰厚的财政税收,同时还能促进本地区实体经济的发展。地方政府及其金融管理部门与地方金融体系是一个紧密联系的利益共同体,具有地方金融改革与发展的原动力。

篇(7)

在小额贷款公司发展过程中，高发的信用风险是其主要限制。现有的小额贷款公司信用风险研究领域内。申韬（2012）基于风险评估特征以及评估方法的适用范围和风险指标筛选的全新视角提出通过完善信用风险评估机制来提升小额贷款公司信用风险防范能力。在与商业银行传统贷款业务进行对比的基础上，孔蕾（2013）利用与商业银行传统贷款的对比分析出小额贷款公司信用风险具有区域集中和协同性的特殊性。褚?t梅（2014）从小额贷款公司面向的客户群体角度提出小额贷款公司承担较高信用风险的主要原因是贷款对象信用意识差和违约成本低。因此，在认识小额贷款的信用风险的基础之上，我们有必要对信用风险管理防范等问题进行研究，推动其可持续地发展。

1小额贷款公司的发展现状

小额贷款公司是民营金融机构的重要形式之一，发展历史较短，作为农村金融机构的补充尚处于起步阶段，在推动金融体制多元化和打破国有银行垄断方面扮演着重要角色。2008年，小额贷款公司开始从无到有经历了稳步增长的阶段，但从2014年开始，包括公司数量、从业人数、贷款余额以及实收资本等数据在内的各项衡量小额贷款公司发展的重要指标增速均大幅下降。2015年小额贷款公司总体发展水平显著放缓，人民银行数据显示，2015年第三季度至今，全国小额贷款公司总数已连续4个季度下滑，2016年第三季度末小额贷款公司机构从业人数与2015年同期相比减少约143%。由此可见，小额贷款公司虽然有着一定时期的高增长率，但是其可持续性发展能力仍有待提高。小额贷款公司在支持地方经济发展的同时也面临着诸多风险，尤其是日益突出的信用风险问题，严重制约了小额贷款公司的发展。推动小额贷款公司信用风险防范的市场环境建设和政策扶持引导，促进小额贷款公司信用风险防范的能力提升和机制健全，已经成为社会普遍关注的问题。

2小额贷款公司信用风险的成因

21小额贷款公司信用风险形成的外部因素

（1）法律法规体系不完善，政策发展路径不清晰。小额贷款公司目前以各地区自主管理为主，没有从国家宏观层面上形成统一明确的发展规划和发展方向，各地监管政策也各有不同，使得小额贷款公司区域性特征明显，发展潜力不能被完全释放。

（2）信贷主体还款能力不强，信用环境有待改善。由于小额贷款公司主要面向农户个人和中小企业，受生产经营的高风险性和不确定性影响，它们具有较高发生信用违约事件的概率；而部分企业或个人逃避金融债务形成不良风气，使得小额贷款公司面对的信用环境不容乐观。

（3）行业管理经验不足，风险度量机制不成熟。小额贷款公司成立时间不长，数据采集还不成熟，数据体系完善，没有专业针对于小额贷款公司的信用风险度量方法，使得对其信用风险难以进行有效的计量。

22小额贷款公司信用风险形成的内部因素

（1）资金来源缺乏，业务种类单一。国家严格限制小额贷款公司的资本金来源以及“只贷不借”的经营模式使得小额贷款公司面临资金困境。主要依赖于小额信贷利息收入的盈利模式使得小额贷款公司抵抗信用风险的能力较差。

（2）管理制度不科学，风险控制不到位。小额贷款公司在经营管理过程中部分工作较为粗略，没有形成完备科学的制度体系，造成风险控制不到位。小额贷款公司在组织机构、运营方式、贷款流程和财务体系方面没有形成科学规范的管理制度，导致其内部管理混乱，难以有效控制信用风险。

（3）专业人才匮乏，员工素质不高。小额贷款公司的工作人员多为银行等金融机构退休人员，吸引高素质的专业人才又具有一定难度，现有员工跳槽现象普遍，人员流动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自身的发展，这种现状造成小额贷款公司工作人员的素质普遍不高，不能有效甄别、防范和应对信用风险。

（4）地区内部聚集效应明显，区域性金融风险较高。小额贷款公司的客户具有明显的地域性，客户网络通过“熟人社会”构建，农民靠天吃饭，内部聚集效应明显，容易遭受气候异常、地质灾害、经济形势和地方政策变化而导致的区域性风险。与此同时，政府干预形成的区域金融运行封闭化和区域间产业同构化弊端，增加了小额贷款公司的风险。

3小额贷款公司信用风险的防范

31小额贷款公司自身控制风险能力的增强

（1）建设小额贷款信用体系，加强地区信息共享。在一个地区或行业内建立小额贷款专业征信系统，有针对性地进行信用建设，可以有效提高授信的质量和效率。由于小额贷款公司区域性较强、受区域经济环境影响较大，加强区域内合作、建立互相沟通共享信息机制也可以降低小额贷款公司信用风险。

（2）严格落实抵押担保，依托保险转移风险。小额贷款公司可以通过提高抵押担保数量、扩大担保抵押物种类、与当地金融担保机构合作开展担保业务等多项措施完善和扩大抵押担保贷款的比重来降低信用风险。小额贷款公司也可与保险机构合作，对风险较高的贷款购买贷款信用保险，当贷款客户无法履约还款时，可由保险公司代偿，以此降低风险损失。

（3）提高从业人员专业素质，完善公司内部治理结构。定期对在职员工进行培训和考核，建立行业内部学习交流机制，提高从业人员的专业素质和受教育水平。建立健全内部风险管控制度和奖惩制度，实行信用风险与工资绩效挂钩考核制度，减少由于自身环节造成风险的可能性。

（4）设计新型贷款产品，扩大公司融资渠道。充分运用小额贷款公司贷款利率灵活的优势，与外部企业合作，开发设计出小额消费信贷等新型贷款产品。面对不同客户，推出具有差异化、个性化、低风险的贷款产品。利用现有政策允许的各类融资手段扩大融资渠道，也可以与民营企业合作吸引注资，增强自身实力。

32小额贷款公司外部信贷环境的改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