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外直接投资理论综述精品(七篇)

序论：写作是一种深度的自我表达。它要求我们深入探索自己的思想和情感，挖掘那些隐藏在内心深处的真相，好投稿为您带来了七篇对外直接投资理论综述范文，愿它们成为您写作过程中的灵感催化剂，助力您的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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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对外直接投资 理论 动因 优势

近年来，中国的出口拉动型经济增长策略，形成了大量的外汇储备，截至2012年9月末，中国的外汇储备余额达到3.29万亿美元，其中大部分是以美元计的资产，而美国等发达国家定量宽松（Quantitative Ease）政策的执行增大了我国外汇储备保值增值的压力，将美元计资产置换为中国经济发展急需的初级资源成为中国外汇投资的占优策略，这一目标需要由企业海外投资实现。国家开发银行、进出口银行、中国银行等一批金融企业在支持中国企业开展对外直接投资过程中发挥了积极的推动作用，特别是国家开发银行，近年来认真贯彻国家“走出去”战略，并适应对外开放的新形势，新要求，不断创新金融对外投资与合作的方式，在发改委、商务部等部门的支持下，成功运作了中俄石油，中巴石油等一批重大项目，签订了数十项金融合作协议和融资协议，支持中资企业拓展海外市场，成为中国最大的对外投融资合作银行。本文试图从理论上探讨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因和优势，为思考我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行为提供一个新的角度。

一、国际生产折衷理论

约翰・邓宁在总结传统理论的基础上，于 1977年发表了《贸易、经济活动的区位与多国企业：折衷理论探索》，提出了著名的国际生产折衷理论，成为对外直接投资理论的集大成者。该理论将出口、对外技术转让和对外直接投资结合起来，被认为是当代最完备、解释力最强的国际直接投资理论。

国际生产折衷论的核心是：从事对外直接投资的企业必须拥有三种优势，即所有权优势、内部化优势和区位优势。邓宁将所有权优势定义为一国企业拥有或能够获得而国外企业没有或无法获得的资产及其所有权。所有权优势主要包括技术优势、企业规模优势、组织管理优势和金融优势等。这实际上是海默等人所称垄断优势的另一种提法。内部化优势是指企业对其所拥有的资产加以内部使用而带来的优势。拥有无形资产所有权优势的企业，通过扩大自己的组织和经营活动，将这些优势的使用内部化，从而可以比非股权式的转让带给无形资产所有者更多的潜在利益。跨国公司的内部化优势就是指跨国公司通过对外直接投资，运用内部交换机制替代外部市场交易，以克服市场失效的能力。区位优势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它包括直接区位优势和间接区位优势。直接区位优势指东道国的有利因素所形成的区位优势，间接区位优势指由于投资国某些不利因素所形成的区位优势。区位优势的大小不仅决定着一国企业是否进行对外直接投资和投资地区的选择，还决定了对外直接投资的类型和部门结构。邓宁认为，如果企业仅拥有一定的所有权优势，则只能进行对外技术转让；如果企业拥有所有权优势和内部化优势，则选择出口贸易是较好的方式；如果企业同时拥有所有权优势、内部化优势和区位优势，则发展对外直接投资是参与国际经济的最好形式。

该理论是根据西方对外直接投资行为提出来的，虽然存在诸多的局限性，但总的来说对于发达国家对外直接投资具有较大的阐释力，同时，对于中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也具有一定的借鉴作用，中国企业经过几十年的发展，规模、技术、产品已日益成熟，已具有了相当的竞争优势，如果向其他的发展中国家投资，是具备相当的所有权、内部化以及区位优势的，近年来对非洲、东南亚、拉美等地区直接投资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即可证明。在某些高科技行业中中国企业也具有世界领先水平，中国企业的许多工业产品在发达国家也具有相当的竞争优势，也完全可以到发达国家投资设厂，进行跨国经营，比如华为的产品和解决方案已经应用于全球150多个国家，服务全球运营商50强中的45家及全球1/3的人口。

二、投资发展周期理论

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邓宁针对国际投资折中理论缺乏动态分析的严重缺陷，写下了《投资发展周期论》，提出了从动态角度解释一国的经济发展水平与国际直接投资地位关系的投资发展周期理论。该理论的基本思想是，一国的经济发展状况和水平对本国企业的所有权优势的实现以及本国区位优势的状况都将产生重大的影响，从而决定该国直接投资的地位和状态。

以人均GDP为例，邓宁将各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分为四个阶段，并指出在不同阶段直接投资的流入状况：第一阶段，人均GDP在400美元以下，处于这一阶段的国家由于缺乏所有权优势，因而没有经济实力向国外输出直接投资，由于本国投资环境太差，国外也只有少量资金直接投资流入；第二阶段，人均GDP在400―1500美元之间，处于这一阶段的国家对外国资本的吸引力明显增加，外资大量流入，但由于国内经济发展水平不高，对外资本输出仍然有限；第三阶段，人均GDP在2000―4750美元之间，处于这一阶段的国家对外投资大幅度上升，其发展速度有可能超过外国直接投资的流入，但净对外投资仍为负值；第四阶段，人均GDP在4750美元以上，处于这一阶段的国家为发达国家，他们拥有强大的所有权优势和经济实力，净对外投资呈正数增长。总之，对外投资是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是随着经济发展而进行动态演进的。

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投资发展周期理论认为，发展中国家之所以出现对外投资，缘于它们自身不断增长的所有权优势。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的差异取决于各自拥有的不同的所有权优势和内部化优势。影响各国在投资发展周期中所处阶段的主要因素包括：国内资源禀赋的结构、对外开放的程度、国内市场的大小、国家的经济制度、政府对吸引外资以及对外投资的政策等。这些因素的综合作用决定了不同国家的不同企业所拥有的不同所有权优势、内部化优势和区位优势，决定了不同国家吸引外资和引进外资的不同产业结构，并最终决定了各国在某一时点在投资发展周期上所处的不同阶段。 我国目前已达到第四个阶段，基本具备大力发展对外直接投资的内外部条件，这预示着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黄金时期即将到来。

三、小规模技术论与技术地方化理论

1983年美国经济学家威尔斯出版了其专著《第三世界跨国公司》，用小规模技术理论对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的行为特征进行了解释。他指出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的竞争优势在于其特殊的技术优势，这种技术优势正来源于与发达国家不同的市场环境，威尔斯从四个方面分析了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的竞争优势：一是拥有小规模生产技术。这种小规模生产技术适合小批量生产，来源于实际生产工艺的某些局部改进，或者是引进国外的大规模生产技术后逐渐加以改造，使之适宜于小规模生产。二是劳动力密集的生产工艺，并倾向于使用当地要素投入。三是研究开发费用低，广告费用低，实行“低价格”战略。四是由于与本地市场联系紧密，发展中国家的许多跨国公司适应性非常强。

拉奥于 1983年出版了《新跨国公司――第三世界企业的发展》，提出了关于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的技术地方化理论。拉奥认为，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的技术特征表现为适应小规模市场、标准技术和劳动密集型技术等，但这种技术却包含着独特的创新活动。他从以下几方面分析了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如何形成和发展自己的“特定优势”：第一，技术知识的当地化是在不同的环境下进行的。不同的环境下要素的价格及供给条件都有极大差异，对技术的适应性改造是一种创新活动，而不只是单纯的模仿。第二，发展中国家生产的产品适合于自身的经济条件和市场需求。各地的消费者对产品的偏好并不一致，只要企业对技术加以改造，使产品更好地满足市场需求，这种技术创新就可以形成竞争优势。第三，创新活动中所产生的适应性技术在当地市场比原有技术具有更高的经济效益。第四，在市场较大、经济发展不平衡，消费者的品味差别大时，发展中国家的企业能开发出与发达国家技术先进企业不同的产品，仍然可以在市场中占有一席之地。第五，由于国家之间在民族、文化、语言、风俗习惯等方面的差别，发展中国家企业的上述几种优势可能得到加强。

小规模技术理论与技术地方化理论表明了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具有的竞争优势不是直接优势，而是相对优势。这个“相对”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相对于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发展中国家的跨国公司拥有更更加适合当地市场条件的生产技术，因而在同类型发展中国家市场具有竞争优势；另一方面，相对于欠发达国家的当地企业，许多发展中国家的跨国公司又具有先进的生产技术，因而具有竞争优势。

四、国家利益优先取得论

从国家利益的角度看，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特别是社会主义国家的企业，其对外直接投资有其本身的特殊性。这些国家的企业按优势论的标准来衡量是难以符合跨国经营条件的。但在经济全球化浪潮的冲击下，企业为了赶上世界经济发展的潮流，不得不进行对外直接投资，寻求和发展自身的优势。在这种情况下，国家支持和鼓励企业进行跨国经营活动就是在所难免的事情了。

对外直接投资不仅使投资者保持着资本的所有权，从而取得由收益率差异引起的资本收入，更重要的还在于使投资者保持着对资本运行和使用的控制权，从而获得远比货币收益更广泛的综合效益。这在投资者是国有企业从而国家和企业利益有着更紧密联系的情况下，更是如此。对外直接投资给国家带来的利益是综合性的，可大致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第一，资源转移效果。投资国通过对外进行直接投资，不但可直接从国外取得低成本的自然资源供给，间接地享受东道国当地资源供给和基础服务，还能吸取和传输国外先进技术成果和管理知识，这也是目前发展中国家鼓励和支持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最基本的动因之一。第二，产业结构调整效果。对于大多数投资国，一般向东道国进行“一揽子”要素转移的，也主要是国内较为成熟、产品供给相对富余甚至饱和的产业部门。通过直接投资的方式进行跨国界的转移，则既保证了现有资产的应有价值，又起到了调整和优化国内产业结构的作用。第三，国际收支效果。除了麦克杜格尔模型所显示的直接国际收支影响外，跨国直接投资对投资国国际收支还产生若干间接影响。这些影响可概括为：直接创收外汇利润；带动和扩大产品出口，间接增加国家外汇收入；带动和扩大劳务出口，增加和扩大非贸易外汇收入；境外企业进行反向投资以及联系介绍外商对投资国投资，增加国家的收入。第四，市场竞争效应。跨国经营企业的不断增多，规模的不断扩大，会对国内原有的竞争趋势产生不可忽视的影响。如一些率先跨国发展的企业，将会因为在国外取得了新的市场空间，或者取得了稳定的资源供给或新的技术信息，而大大增强自己的竞争实力，使自己的竞争地位发生跃升，从而使国内竞争对手感受到新的压力。这将迫使国内竞争者或者采取跨国发展的行为，或者改进经营，加强研究与开发，提高产品质量，在国内市场应付挑战。显然，无论哪种情况，都会对投资国竞争水平的提高、经济活力的增强发生积极作用。国家利益优先取得论对分析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效应具有很大的指导意义。

参考文献

[1] John H.Dunning International production and the multinational Enterprise[M]. London：George Allen and Undrin，1981.

[2] Peter J.Buckley and Mark Casson：The Future of the Multinational Enterprise[M]. New York：Holmes and Meiers，19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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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国各省市中，广东的对外直接投资总量位列第一，达到了 116.3亿美元。上海位第二，对外直接投资累计额达到60. 43亿美元。上海和广东作为中_经济的领头羊，许多行业都是处于全W领先地位，尤其是制造业，而且在实施对外直接投资的企业中，也还是以制造业为主。

在国际贸易理论研究中，很长一段时间企业在贸易中的作用是被忽视的。

传统贸易理论关于企业的描述仅有企业是追求利润最大化的，新贸易理论中虽然将规模报酬递增和不完全竞争引入国际贸易分析中，但企业还是同质的(homogeneous)典型企业，即所有企业都从事出U。然而，近十几年的贸场理论研究表明，企业是异质的(heterogeneous),为什么一辟企业从事出口而另-些企业不从事出口?为什么有些企业选择通过出口进入海外市场，而有些企业选择FDI?对上述两个问题，异质性企业理论从新的角度给予了解释。

Melitz首次通过异质企业模型将上述研究规范化，出现了以企业异质性为特征的新-新贸易理论(New-New Trade Theory)。

新-新贸易理论是同际贸场理论的前沿，能够很好的解释当前国际贸易和投资活动的现实情况，代表了未来的发展思路和研究方向。该理论主要分为两个研究方向，以Melitz (2019)为主导的方向主要探索企业的国际化路径选择，又称为异质性企业贸易理论(Heterogeneous-Firms Trade，简称HFT);以Antras (2019)为主导的方向主要研究企业全球组织生产抉择，又被称为企业内生边界理论(Endogenous Boundary Theory of the Firm)。而从现有文献来看，该理论还处于发展初期，无论是理论还是实证方面都还不够成熟和完善，关于异质企业的理论假设需要更加详细的企业面的数据来进行检验。

本文将沿着Melitz的研究方向，从异质性企业贸易理论山发，就企业生产率与出口、对外直接投资之问的关系等问题进行分析，通过采用上海和广东制造业上市公司的企业层而数据，来重点考察企业生产率与对外直接投资的关系。本文为我国企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提供了微观层面的经验证据，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这方面研究的空白。

1.2本文的研究内容

本文首先阐述了异质性企业贸易理论的产生及其主要研究内容，为本文的研究奠足了理论基础。接着论文结合上海和广东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现状与特点，进一步探讨对外直接投资与企业生产率之间的关系。本文将通过实证分析给出相对明确的结论，为我国企业实施走出去战略提供决策上的支持和指导。

第1章为绪论，主要阐述了研究异质性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背景和意义、研究方法、难点及解决办法，并对本文的框架和结构做出相关的说明。

第2章是文献综述部分，是对相关文献的梳理和总结，首先简单介绍了不同文献对异质性企业贸易理论研究假设、理论框架等相关内容的分析，为本论文提供相应的理论基础。接着对有关异质性企业生产率与出口、对外直接投资之间关系的论证，进行相应的回顾和总结，在此基础上提出本论文的实证假设。

第3章是分别对上海和广东省的对外直接投资现状做出了分析，通过对这两个典型区域的相关研究，来发现这两地实施对外直接投资的优劣之处，从而为我国企业今后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提供一定的借鉴意义。

第4章是本文的实证研究部分，首先通过独立样本T检验，分别对两地出口企业与FDI企业的生产率进行比较，从而来验证HMY模型的相关结论，即FDI企业的生产率要高于出口企业。然后在此基础上，重点分析FDI企业的生产率，即为什么FDI企业的生产率要高于出口企、Ik，是自我选择效应还是学效应的结果。

第5章根据实证分析结果，进行相应的分析，对企业生产率与对外直接投资的关系做出总结，并对我国企业制定走出去战略提出针对性的建议。

1.3本文的研究方法及框架

1、文献研究法第1章的研究动态和第2章的文献综述，对相关文献进行了梳理和总结。

在前期实证研究的基础上，对企业异质性在主要贸易理论中的体现进行了回顾和归纳，为本文的实证分析提供理论支持。

2、定性分析法

第3章主要运用了定性分析法，通过对相应数据的整理和分析，来说明上海和广东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现状及其存在的一些不同之处。

3、实证分析法

第4章是本文的实证分析部分，从异质性企业贸易理论度出发，在己有的研究基础上，对企业异质性与企业国际化经营选择的关系进行了相关的实证分析。首先通过独立样本T检验来验证FDI企业的生产率要高于出口企业。

然后通过回归分析，解释为什么FDI企业的生产率要高于出口企业，是自我选择效应还是学习效应的结果。

以下是论文的研究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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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欧贸易摩擦解决机制研究 出口退税率的调整对浙江省外贸企业的影响及对策 中国企业国际化方式和成功因素研究 外资在华并购的动因研究浙江省各地区利用外资效果评价和实证比较 中美纺织品服装贸易摩擦的原因及对策研究 外资在华并购动因分析 出口信用保险在中国的发展应用分析 中美服务贸易的国际竞争力分析 TCL 跨国并购的问题研究 江浙沪制造业外商投资现状比较研究 中国农产品贸易结构及竞争力:入世前后的比较分析 垄断、安全威胁与反垄断控制--外资并购中的问题和对策 中美产业内贸易发展现状和前景分析 国际服务贸易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研究 江浙沪制造业的竞争优势比较研究－以通信计算机及电子设备制造业为例 我国企业的跨国经营与管理模式研究 中国企业跨国并购的风险因素分析 江浙沪 FDI 技术溢出效应比较分析 中日企业国际化模式的比较分析 外资并购中资银行的影响及对策 外资在华并购绩效分析 FDI 对我国通讯产业的垄断分析 浙江化工产品的出口现状和对策分析 外资在华并购后的整合研究 人民币汇率变动对我国外贸的影响 外资并购中反垄断问题的经济分析 东亚区域经济合作障碍分析:农产品贸易视角 欧盟 RoHS 对浙江省机电产业出口的影响分析 宁波服装出口的品牌战略:合创品牌研究 人民币升值对我国外贸的影响分析 长三角地区纺织品出口市场秩序研究 日本企业投资中国的区位选择研究 温州鞋业出口现状及对策分析

    新形势下区域发展中招商引资的战略思考 我国物流业发展的现状、存在的问题及对策研究 入世后我国国际贸易摩擦上升的原因及对策分析 浅析进口配额的效果及政策取向 绿色贸易壁垒对佛山出口贸易的影响及对策研究 我国加工贸易政策存在的问题与解决的对策 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出口贸易的影响 贸易技术壁垒对我国纺织服装出口的影响及对策 我国发展低碳经济的战略与对策研究

    中国汽车产业的发展与技术创新问题研究 引进外国智力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研究 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特点及发展趋势 垄断行业监管机制问题研究 人民币成为世界货币的条件及路径 当前我国外贸发展对就业的影响 对外贸易与我国经济发展 惠州对外贸易企业的变迁 中国农产品对外贸易逆差：现状、成因和对策 中国农业经济增长的实证研究 转基因农产品贸易政策的国际比较与启示 中泰农产品贸易的互补性和竞争性研究 中国农业开放模式的选择研究 中国农业补贴政策的选择与完善研究 从轮胎特保案看我国的反倾销 金融危机下广东的双转移战略 金融危机下贸易保护的新特点 广东企业走出去研究 广东外资的可持续利用研究 金融危机下广东某产业发展对策探析 港口与区域经济的相关性研究（具体哪个港可以自己定） 中国国际多式联运问题研究 港口发展中的问题研究（具体哪个港可以自己定）

    中国第三方物流中的问题研究 中国集装箱运输中的问题研究 提单的风险及防范研究 贸易救济制度研究 对国际贸易原理课程教学改革的思考 电子商务环境下新型国际贸易交易结构的确定 欧盟优惠性原产地规则调整与中国出口战略应对 我国纺织品出口的比较优势与竞争优势 国际贸易政策的政治经济分析——以美国对中国输美纺织品设限为例 后配额时代我国纺织品出口面临的难题及对策 国际动物疫病区域化管理趋势与促进肉类产品出口 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或某省市）产业结构升级的效应分析 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产业的技术提升研究 引进外资对我国出口的影响或作用研究 FDI 技术溢出效应对我国企业创新影响的实证分析 对外贸易推动广东产业结构升级研究 比较优势理论与竞争优势理论及其在我国的应用研究 国际商品流动与要素流动关系研究 对外贸易的可持续发展研究

    自主创新与增进我国出口商品比较利益研究 论技术对国际贸易的影响及推动 加工贸易在我国外贸中的地位、利弊或转型升级研究 我国农产品国际贸易研究 社会责任对提升企业国际竞争力影响的研究 国际劳工标准对我国出口企业的影响及对策 人民币汇率变动对我国对外贸易的影响研究 出口退税政策对我国外贸的影响研究 标准化在我国对外贸易中的效用研究 国际贸易中的电子商务发展趋势 国际经济一体化与贸易相关问题研究 我国发展国际贸易的知识产权战略研究 劳工标准与国际贸易 市场经济国家地位与我国商品出品对策

    国际劳工标准下我国政府、企业对策 我国纺织业出品竞争力问题和对策研究 我国纺织业的贸易格局与市场策略 绿色壁垒对我国外贸出口的影响分析 世界 FTAS 发展态势与中国策略分析 我国纺织业出口竞争秩序现状分析与对策探讨 行业协会在规范出口竞争秩序中的作用探讨 加入 WTO 后我国民族产业的保护 区域经济发展的产业模式选择——以惠州经济为例 古典比较利益论与中国制造业结构调整的思考 FDI 与我国经济发展的关系 从发达国家对外直接投资对本国贸易的影响看我国开展海外投资 海外投资与出口贸易的相互关系 中国经济反垄断立法的探索 广东区域聚集经济对外贸易的依存度及风险研究 论我国进出口贸易对国内通货膨胀水平的影响 欧元汇率变动对惠州制鞋行业对外贸易的影响及对策分析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内在机理及未来演变研究 中国国有经济角色演进的反思与前瞻 我国产业结构调查研究 我国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成因及解决思路 企业文化建设与企业可持续发展研究 我国企业“走出去”的战略思考 广告语言与消费心理研究 民营企业融资渠道拓展研究 浅论我国民营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培育 中小企业文化现状、问题及对策研究 论民营经济发展的障碍和对策

    中小企业品牌经营误区及创名牌战略研究 顾客忠诚研究述评 基于顾客感知价值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的研究 浅析房地产市场营销策略 客户关系管理的探讨——建立“以客户为中心”的运营模式 金融危机下的消费思考——中、美消费模式的比较与启示

    基于顾客关系投资的个性化价格促销 中小企业出口及其社会责任研究 中小企业国际市场营销策略研究 广东农产品出口跨越贸易壁垒的对策研究 中小企业出口低价竞销的原因及治理对策研究 惠东鞋业出口的现状、困境及对策分析 对外贸易对惠州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 外商直接投资对惠州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 全球知识网络与跨国公司 国际金融危机影响中国经济的机制和对策 国际金融危机的跨国传播机制研究 国际金融危机对广东经济的影响研究 知识的国际传播机制研究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研究 双边 FTA 对我国经济发展的影响研究 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变动对进出口的影响 FDI 对我国国际贸易影响的区域性差异分析 广东进出口对经济增长的实证研究 我国国际贸易波动的影响因素——基于因子分析的研究 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社会倾销问题 反倾销背后的国家利益博弈 我国对外贸易战略调整的原因及障碍分析 绿色国际贸易与绿色国际贸易壁垒 绿色贸易壁垒对我国外贸的影响 如何跨越绿色贸易壁垒 金融危机背景下我国出口退税率调整的政策思考 出口退税政策与我国产业结构调整 国际市场水果检疫准入与促进我国水果出口的对策 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竞争法、产业法与反倾销法的冲突与协调 中国的对外贸易环境与政策变化 市场营销视野下的大学生自主择业策略分析 对中小企业国际市场营销方式的分析 论国际市场营销者如何跨越文化障碍和避免政治风险 国外消费者对“中国制造”的感知与评价及对中国企业的启示与建议

    开题报告举例 一、 选题意义 1、 理论意义 2、 现实意义 二、 论文综述 1、 理论的 渊源及演进过程 2、 国外有关研究的综述 3、 国内研究的综述 4、 本人对 以上综述的评价 三、论文提纲 前言、 一、 1、 2、 3、 ·· ·· · · 二、 1、 2、 3、 ·· ·· · · 三、 1、 2、 3、 结论 四、论文写作进度安排 毕业论文开题报告提纲 一、 开题报告封面：论文题目、系别、专业、年级、姓名、导师 二、目的意义和国内外研 究概况 三、论文的理论依据、研究方法、研究内容 四、研究条件和可能存在的问 题 五、预期的结果 六、进度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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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对外直接投资理论 回顾 启示

一、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理论的兴起和发展

1、威尔斯（Louis T.Wells，1983）的“小规模技术理论”

1983年，威尔斯在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的代表作《第三世界跨国企业》对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竞争优势来源进行了系统全面的分析，并研究了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因和前景。其主要观点有以下三个方面。

（1）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竞争优势的来源。威尔斯认为，发展中国家的竞争优势主要体现在发展中国家的跨国企业在比本国更不发达的国家进行投资的时候具有独特的优势。因为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制成品市场规模比较小，如果本地企业从发达国家进口技术，可能会导致企业规模过大而与当地市场规模不匹配。在产品市场比较小的情况下，使用的技术也应该适合于小规模制造，才能增加利润，而发展中国家掌握的技术就符合这一要求。另外，发展中国家在国外投资的企业的主要竞争对手一方面是本地企业，另一方面是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本地企业想要模仿投资国的技术，可能要支付比较高昂的成本，而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并不愿意将资源浪费在小规模生产和小规模市场上，所以，发展中国家的投资者就具备了技术上的优势。

竞争优势还体现在很多发展中国家因为恶劣的国际收支状况会限制进口而鼓励本国企业制造，因而进一步促进了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的发展。

（2）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因。为了夸大企业的竞争优势，发展中国家首先会选择商品出口。在出口受到威胁时才会考虑进行对外直接投资活动，通过对外的投资活动保护产品的国外市场、寻求更低的生产成本和更廉价的原材料。另外，因为投资国与东道国比较接近的地理位置、经济文化环境，使产品和技术更容易被接受与认可。

（3）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的前景。发展中国家的跨国公司和发达国家相比，具备的竞争优势比较小，从而容易失败，一旦发展中国家小规模技术优势被取代就很难寻求其他的优势来源。但是，只要较发达的发展中国家的企业能继续保持比本国经济发展水平低的国家优势与经验，这些具备新的竞争优势的企业会不断涌现，对原有的企业进行替代。另外，只要出口继续受到威胁，通过建立海外子公司使优势内部化也会促使发展中国家的企业不断进行对外直接投资。

2、拉奥的技术地方化理论

英国经济学家拉奥在《新跨国公司――第三世界企业的发展》中指出：发展中国家的企业如果不只是简单的模仿技术，而是能够根据自身实际对外国技术做出大规模的调整，这种技术地方化的过程可以使发展中国家的跨国公司具有竞争优势。他比较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竞争优势的来源，发现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的优势来自于：容易本地化的技术和知识；和同类型国家产品市场的相似性；小规模技术效应；专门针对发展中国家研发的产品与跨国公司的产品的差异化。

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通过对外国技术的消化、改进、创新，使其更适应当地生产的需要，在这一创新过程中给企业带来了新的竞争优势，促进了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

3、技术变迁产业升级理论

由坎特威尔（J.A.Cantwell，1991）和托兰惕诺（Paz Estrella E.Tolentino，1993）共同提出的技术变迁产业升级理论，也被称作“技术创新产业升级理论”。

该理论重点是针对发展中国家的技术变迁和技术积累进行考察，并认为发展中国家可以通过技术能力的积累，向周边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进行成功的投资，并最终升级为向发达国家的上行投资。托兰惕诺分析了发展中国家FDI的地理扩散的规律，认为分成三个步骤：第一步，向临近国家或者文化接近、有联系的国家投资；第二步，开始向非临近的发展中国家投资，投资形式为比较简单的制造业和服务业；第三步，在最高级的产业阶段，跨国企业将自身优势运用于复杂、高端的制造业和服务业投资，开始向距离遥远的国家和发达国家进行投资。

4、小泽辉智的“一体化国际投资发展论”

日本学者小泽辉智（Ozawa）提出了“一体化国际投资发展论”，认为从国家层面来讲，发展中国家FDI会经过4个连续的阶段：第一阶段为吸引外国投资阶段；第二阶段为输入FDI到输出FDI的转型阶段；第三阶段为从劳动力导向的FDI向技术导向、贸易支持型FDI过渡；第四阶段是资本密集型输入的FDI和资本导向型输出的FDI交叉发生阶段。

小泽辉智强调发展中国家的FDI结构升级应以增强比较优势为基准、以出口导向战略为条件，把国家的工业化战略与开展对外投资的比较优势结合起来。他把经济发展、比较优势的动态化与对外投资作为相互作用的三种因素进行分析，认为经济发展会改变要素禀赋和比较优势，推动企业的跨国增长，海外经营也会反过来提升产业竞争力，让相关企业成长为国际领先的优势企业。

5、Uppsala国际化模型是基于约翰逊（Johanson J.）、保罗（Wiedersheim-Paul F.）、（Vahlne J.E.）等人的国际化演进模型

Uppsala国际化模型将国际化过程分为五个阶段，这五个阶段依次代表国际化程度逐渐提高：没有出口；有偶然的出口；通过独立的代表处或人有规律地出口；企业在海外建立自己的销售子公司；企业在海外建立生产实体。Uppsala模型对于发展中国家中小企业而言，其借鉴意义在于该理论强调了对外直接投资之前通过进出口贸易的学习过程，这一过程对企业积累最为关键的海外市场的知识、销售技巧至关重要。

二、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理论的评述

1、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理论的合理性

发展中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理论从自身角度探寻了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优势、原因、发展规律等，对其开展对外直接投资和跨国经营提供了很好的理论支持和实践指导。

（1）从发展中国家的角度分析了对外直接投资的优势。按照传统的理论，发展中国家由于经济发展水平的限制，企业在资金、技术和管理上并不具备明显的优势，因此其大部分企业并没有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优势。而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理论则站在发展中国家的视角，客观地分析了发展中国家具备的竞争优势，拥有的技术和其他要素与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相比没有绝对优势，但是对于一些欠发达国家或者经济发展水平比本国低的国家，这种并不先进的技术却具有绝对优势。也就是说，发展中国家在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时候，如果选择经济发展水平接近或较低的国家，他的技术相对于大型跨国公司更容易被当地市场接受，遇到的竞争者也会比较少，那么就具备明显的竞争优势。另一方面，发展中国家可以通过对发达国家技术的学习，创新与转化，锻造并提升企业的竞争优势。

（2）指出了发展中国家开展对外直接投资的路径。因为发展中国家在对外直接投资中拥有的是比较优势，所以开展对外直接投资的步骤和路径也与发达国家不同。美国的跨国公司是在完全拥有垄断优势之后才开始进行对外直接投资活动，而发展中国家是在国内经济发展水平提高之后才开始大规模对外直接投资，还是利用现有的条件开展投资，因此，发展中国家进行对外直接投资时应该紧密结合本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和企业发展状况，在不同的阶段采取不同的对外投资策略。随着国内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与竞争优势的增强，不断扩大对外直接投资的规模、提升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结构并利用海外投资推动国内产业的升级和发展成为发展中国家对外投资的主要路径之一。

（3）解释了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与对外贸易间的关系。传统的国家贸易理论认为对外直接投资和贸易之间是一种替代关系：当商品出口遇到困难的时候，企业才会利用内部化的优势降低成本，扩大产品市场。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理论则从贸易和投资之间的关系解释了对外直接投资。和发达国家不同的是，发展中国家开展对外直接投资和贸易之间形成了一定的互补关系：通过开展对外投资，将本国所具备的技术优势转移到其他国家，并且进一步的普及和推广，可以促进东道国的潜在比较优势的进一步发挥和提升；通过投资扩大比较成本差异，对贸易又形成了新的推进作用。相关理论对于发展中国家如何协调贸易与投资，“引进来”与“走出去”的关系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指导。

2、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理论的不足

（1）对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优势来源论述片面。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理论都把对于比本国经济发展水平低的国家先进的技术作为竞争优势的主要来源，这显得比较单一和片面。虽然发展中国家在技术上与发达国家相比有一定差距，但并非所有的技术都不具备竞争优势。以目前的发展形势看，有一些发展中国家掌握的核心技术完全可以达到甚至超过发达国家的水平。另外，技术地方化理论把发展中国家的技术优势的来源归结于对发达国家的技术的模仿与改进，忽略了发展中国家技术自主创新的能力，也具有一定的片面性。

（2）对发展中国家的投资区位仅限定在比本国经济水平的低的国家。按照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理论，发展中国家只可能对经济发展水平低于本国的欠发达国家或者经济发展水平比较接近的国家进行投资。近年来，包括我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规模在不断扩大，其中很大一部分是流向发达国家而并非发展中国家，并且，这些企业当中有很多都是中小企业。原认为发展中国家只有在跨国企业的最高发展阶段才会向发达国家进行投资的理论，就很难全面解释这种现象。

（3）对发展中国家中小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很难解释。对于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理论而言，解释中小企业在FDI中获得的高收益始终是一大难点。对现实经济的经验现象与经典的规模经济理论存在矛盾，中小企业的高效率在过去未得到充分的重视，规模经济既不能解释各类经济体的经济发展的过程，也不能解释结果。规模经济只能部分解释企业个体层面的扩张，但宏观层面的经济增长不能被厂商规模经济解释。

三、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理论对中国的启示

1、开展对外直接投资必须注重培养竞争优势

中国企业在开展对外直接投资的过程中必须注重核心竞争力的培养。首先，要利用和发挥比较优势，先从具备优势的行业和产业开始发展，在发展中注重技术的研发和创新，同时把引进技术与自主创新有效的结合以较低的成本实现技术的升级。其次，可以通过对外直接投资提高产业的发展水平，反过来促进国内比较优势的提升。另外，优势的获得除了企业本身，还需要政府提供良好的外部环境。

2、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以发展中国家为主

以我国目前的技术，资金和管理水平，大部分企业都不具备对发达国家进行投资的实力。现阶段就应该利用我国的比较优势对和我国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接近的周边国家和其他欠发达国家展开投资。这种模式风险较小、收益相对较高，为继续扩大我国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占有率、促进我国跨国公司的成长打下基础。

3、注意协调对外投资和贸易的关系

对外投资和贸易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不是替代而是互补关系，是可以互相促进的。我国当前外贸出口受到国家经济的波动与国内成本上涨的双重压力，很多企业面临危机，甚至倒闭。在解决这一问题时，可以有效利用相关的理论作为指导，从而促进投资和贸易的共同发展。对于遇到出口问题的企业，除了技术改造和政策扶持，还可以根据其技术与市场状况开展一部分产业转移，通过合理的参与国际分工为本国创造新的国际贸易机会，对外投资，对国内的产业结构进行有效优化与提升，使得外贸中的比较优势就进一步增强。

4、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加快产业升级

我国目前的主导产业是制造业，而我国的制造业主要集中于低技术，低附加值的消费制造业，产业结构比较低。现阶段我国要优化产业结构、改变经济增长方式，重要途径就是通过鼓励对外直接投资，将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企业大规模的向周边国家进行转移，一方面缓解在国内遇到的发展压力，另一方面可以推进国内的产业升级，提升我国的产业优势。

除了鼓励劳动密集型企业的对外投资，技术与资金密集型的企业的对外投资也是必要的。在投资过程中加快对先进技术的学习，消化与吸收的能力，增强我国的竞争优势，进一步的促进产业升级和结构优化。

【参考文献】

[1] 郁晓耕、魏浩：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理论综述[J]．经济经纬，2006（5）.

[2] 高世楫：技术和组织创新与新经济――从经济增长方式和社会经济范式看新经济[J]．世界经济与政治，2001（3）.

篇(5)

【关键词】汇率 FDI 并购

本篇论文主要探讨汇率对跨国公司并购业务的影响，我们使用1997-2007年汇率，FDI的数据以及中国企业对外并购的数据，并且以中国企业对外并购为研究点，通过汇率的波动以及中国企业海外并购数量之间的关系来探究汇率对跨国公司并购业务的影响程度。

一、国内外研究现状

（一）国外文献综述

1.交易成本理论

Meyer（2000）分析了跨国公司投资中东欧国家时的所有权控制制度及进入方式的选择，认为不稳定不完善的制度会增加交易成本，从而影响跨国公司在新兴市场中进入方式的选择。Milgrom，Robert（1992）Zejan（1990）Hennart 和Park（1993）认为多元化的跨国公司比起绿地投资来更倾向于跨国并购。

2.企业并购理论对跨国并购影响因素的分析

Vascomcellos（1998）认为当东道国股市低迷、公司价值可能被低估时，外国投资者会倾向于采用并购进入的方式。Ravenscraft（1991）认为当外币升值、实际购买力超过名义价值时，外国投资者通过并购方式进入东道国市场，可以获得价值低估的资产，实现低成本扩张。

（二）国内文献综述

程新章、胡峰（2003）从博弈论角度阐述了新建投资和跨国并购之间的利润差别，发现 FDI 进入方式的选择非线性地受到市场竞争程度的影响。

二、模型设立

之前有许多文章研究价值对并购业务的影响，但是我们用汇率作为解释变量，在以我国为并购方的条件下，我们需要对汇率的影响因素做一个限定，我们把X定义为货币存量，用它来代表货币政策的导向，因为货币政策的执行也会对外汇市场产生影响。我们的目的就是预测汇率对于并购业务的影响，因此我们会说明通过解释汇率的内生性来量化从汇率到并购可能性的触发效应。

我们参考Alex，Edmans，Itay Goldstein（2012）关于公司贴现价值与并购可能性的模型基础上进行讨论。汇率对于并购的可能性是外生变量，我们首先用一个潜在的“汇率”exchange rate来说明

在基准模型中，模型可以描述为：

我们可以把汇率的影响因素定义为两部分。Z1变量包括能影响汇率与并购可能性的共同因素，这些因素包括国际资本流动，因为资本的内流与外流会影响汇率的波动，而且资本的流动包含了对FDI的效应。Z2变量人民币资产的相对回报率，能够影响汇率及股价的波动。

三、数据以及变量的说明

（一）数据描述

我们的数据来源于对外经贸大学WTO研究院以及UNCTAD cross-border M&A database；Thompson Finance。数据年份从1990年到2008年。国家统计局2000-2010年间的货币总量，人民币汇率与FDI数据资料。我们的汇率包含了有东道国人民币的汇率以及与我国对外并购业务目标国的汇率数据，这些数据是从2000-2010年每一年的货币汇率的年平均价。因此我们只计算东道国以及目标国货币汇率的平均波动率。同时汇率对FDI也有影响。我们通过2000-2010年间货币总量的变化来估测货币政策的导向，因为货币容量会对货币的比价有着决定性的影响。

（二）FDI数据

对外直接投资数据中，我们排除了绿地投资，外国子公司的未分配利润，从母公司到子公司的贷款，我们只包含跨国并购业务数据。使用FDI的数据进行并购业务进行分析更加合适。

Aguiar和Gopinath（2005），Acharya，Shin，Yorulmazer（2010），Alquist，Mukherjee，and Tesar（2010）在1997-1998亚洲金融危机时期对FDI进行了探讨，并且对金融危机期间，大量的外国资本购买亚洲的公司做了详细的陈述。本论文从汇率的角度出发，通过影响汇率的因素，并且探讨汇率对于FDI的影响程度，从而得出汇率对并购业务的影响的重要性。

（三）变量的描述

1. Z1变量

我们知道人民币资产的需求量取决于人民币资产的相对回报率，因此我们用Z2来代表人民币资产的相对回报率。如果其他因素不变，考察在给定的即期利率水平上，某一因素会增加或是减少人民币相对于国外资产的预期回报率。

国内利率iD假定人民币资产的利率为iD，假定即期汇率Et以及其他因素不变，如果人民币资产的国内利率iD上升，人民币资产相对于国外资产的回报率上升，因此人们愿意持有更多的人民币资产。对应于每一汇率水平的人民币资产需求量增加，因此图中需求曲线从R1F到R2F。

R2F与RD的交点2处实现了新的均衡，均衡汇率从E1变为E2，国内利率水平

iD的上升推动需求曲线R向右位移，导致本币升值（E）

相反，如果iD下跌，人民币资产的相对预期回报率就会下降，需求曲线向左位移，汇率下跌。国内利率水平iD的下降推动需求曲线D向左位移，导致本币贬值（E）

2.X变量

X代表货币存量。

货币供给的增肌会导致本国物价水平升高，进而降低了未来的预期汇率。此外，货币供给增加会降低本国的利率水平。人民币预期升值率和国内利率的下降会减少人民币资产的相对预期回报率，推动需求曲线从R2F到R1F。

四、实证分析

（一）中国跨国企业对外并购现状分析

2001年中国加入WTO，可以看作是中国企业“走出去”的一个分水岭。在此之前，1990～2000年期，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额年均保持在22亿美元左右，其中只有1992和1993年超过40亿美元（分别是40亿和43亿美元）。自2005年后开始快速扩张，2005～2008年流量分别为122.7、211.6、265.1和521.5亿美元。与对外直接投资的走势相似，1990～2001年以前中国企业对外跨国并购额年均只有5.43亿美元。中国入世以后，中国企业海外并购的进程明显加快，2002～2008期间年均并购额高达70.17亿美元。其中，2006年高达156.84亿美元，2008年并购额达到187.26亿美元。

（二）汇率对于跨国并购业务的理论作用

相对价值的增加，通过股票价值的增加或是货币升值，都能够反映实际财富的增加，都能增强公司进行融资并购的能力。（Froot and Stein1991）

因此人民币资产的相对预期回报率的增加会带来人民币的升值，人民币的升值同时又能够引起东道国与目标国相对价值的变化，从而反映并购方的财富增加，最终能够激励公司的并购决策。

（三）汇率对对外直接投资的效用

以人民币为例，从2005-2010年间，人民币累计升值1.21%，对外直接投资平均增长5.55倍。从2000-2005年间，人民币累计升值1.01%，对外直接投资平均增长12.76倍。随着人民币升值的加快，对外直接投资也呈现快速的增长。

（四）对外直接投资对中国企业跨国并购的推动作用明显

对外直接投资与对外跨国并购是企业走出去的两个重要方式，二者之间可以相互补充、相互促进，对外直接投资可以为企业积累运营经验，熟悉当地的经济法律、社会和文化环境，为跨国并购打下坚实基础。从2000-2008年间，随着对外直接投资的增加，我们国家的对外并购数量也呈现出增长的态势，对外直接投资同对外跨国并购呈现出正相关的特征。

（五）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因素-资本市场的发展程度

李平，徐登峰（2010）研究了中国企业 FDI 投资方式选择的影响因素，建立了分析框架和 LOGISTIC 模型，提出并验证了假设。技术优势比公司国际化程度对母国企业采用跨国并购的进入方式的影响程度高。同时，东道国的资本市场发展水平对母国企业采用跨国并购的进入方式有正向影响，即，东道国的资本市场发展水平越高，母国企业越倾向于采用跨国并购的进入方式。

（六）资本市场的发展程度对并购业务的影响

1.股票市场状况

ISIL EREL，ROSE C.LIAO（2012）提出：两个国家的股票市场的表现差异越大，则股市回报率相对高国家会成为东道国，东道国的公司会成为母公司。

2.资本账户的开放程度

当资本账户的限制存在时，公司的股东并不能在目标国直接投资。因此一国资本市场的状况会影响对外直接投资方式，对外投资方式的选择又会影响并购业务的发生。

五、结论

本论文通过数据与理论的结合分析了汇率对跨国公司并购业务的影响。通过模型设立变量与汇率及并购的关系，我们可以更清楚地了解到，汇率对于并购业务的传导机制。我们虽然得出汇率对并购业务产生影响，但是我们缺少对于这种影响机制的实证检验。但是传统的文章并没有研究汇率对于并购业务的影响。在未来的研究中，我们会进一步把我们的分析扩展到对于触发机制的公司级决定因素，并且引入工具变量。本篇中我们提出了新的观点。这对于跨国公司在采取并购决策时会起到帮助。

参考文献

[1]ISIL EREL，ROSE C.LIAO and MICHAEL S.WEISBACH，2012，Determinants of Cross-Border Mergers and Acquisitions，Journal of Finance 67，1045-1082.

[2]胡峰，余晓东.跨国并购和新设投资的比较[J].财经研究2003（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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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对外直接投资；进出口贸易；影响机制；面板格兰杰因果检验

基金项目：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11JJD790024）。

作者简介：胡昭玲(1972-)，女，天津人，南开大学跨国公司研究中心、南开大学国际经济贸易系教授，博士生导师，经济学博士，主要从事国际经济学研究；宋 平(1987-)，女，山东济宁人，南开大学国际经济贸易系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国际贸易理论与政策研究。

中图分类号：F7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096(2012)03-0065-05收稿日期：2011-09-07

一、问题的提出与文献综述

国际直接投资与国际贸易的关系一直是理论界关注和争论的问题。国际直接投资包括外国直接投资（inward FDI）和对外直接投资（outward FDI）两个方面， 分别涉及外资的流入与流出。本文研究的是后一方面，即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进出口贸易的影响。①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起步较晚，大大滞后于引进外资的步伐，规模也相对较小。但是，近年来，在“走出去”战略的引导下，在综合国力增强、外汇储备大幅增加、人民币升值等一系列综合因素的作用下，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获得了迅速发展，2010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首次达到680亿美元，位居世界第五。在这一背景下，研究不断发展扩大的对外直接投资对进出口贸易具有怎样的影响、二者之间是替代还是互补关系、如何更好地利用对外直接投资促进对外贸易发展，不仅具有理论价值，而且对我国对外开放与经贸政策的制定具有现实借鉴意义。

Mundell（1957）最早正式研究了国际直接投资与国际贸易间的关系，在要素禀赋理论模型框架下证明了二者是相互替代的。与此相反，Kojima（1978）的边际产业扩张理论提出了国际直接投资与贸易的互补关系。目前多数学者认为，从理论上分析国际直接投资与国际贸易的关系不存在确定的结论，在不同的模型及前提假定下可能得到不同的结果。

与理论研究相类似，有关对外直接投资与对外贸易关系的实证研究也没有统一的结论。国外有关对外直接投资与进出口贸易关系的实证文献大多以发达国家为研究对象，其中又以美国和日本居多。从研究结论看，主要有3类：一类支持替代关系，一类支持互补关系，还有一类认为结果不确定，但以验证互补效应的居多。在国内的实证研究方面，蔡锐等（2004）基于小岛清的边际产业理论，运用零回归方法的实证分析表明：中国对发达国家的直接投资对进口有一定的促进作用，但作用不大，与出口的关系则不显著；中国对非发达国家的直接投资对进口没有显著影响，对出口则有一定影响。张如庆（2005）综合运用协整理论、误差修正模型和格兰杰因果检验等方法，认为我国进口和出口分别与对外直接投资存在单向因果关系，对外直接投资不是进出口变化的原因。王英等（2007）考察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出口的影响，指出二者为互补关系，虽然后者认为这一作用的程度极小。项本武（2009）运用面板协整模型和误差修正模型，验证了我国长期对外直接投资对进出口贸易具有创造效应，但二者对短期的效应持不同观点。

综上所述，有关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贸易效应的研究还相对较少，并且结论并不一致。笔者就对外直接投资对进出口贸易的影响机制进行理论分析，并对中国的情况加以实证研究。在实证方法上，国内学者大多使用时间序列或截面数据，利用传统的引力模型以及协整和误差修正模型进行分析，而笔者利用1993年~2009年中国对105个国家（地区）直接投资和进出口贸易的面板数据，应用动态VAR模型和面板格兰杰因果检验方法考察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与进出口贸易的关系。

二、对外直接投资对进出口贸易的影响机制

（一）对外直接投资对出口的影响

图1~图3归纳了对外直接投资带动出口增加的途径。一方面，在海外新建子公司初期投产建设时，一般需要从母公司购买资本设备、原材料等；另一方面，在国外子公司经营过程中，可能在较长时期内从母国进口零部件和中间产品，从而对出口形成持续性的带动作用，尤其是在加工装配行业这一效应更为明显。实际上，不同类型的对外直接投资都可能对出口形成促进作用：以扩大和开辟海外市场、以为出口服务为目的的市场导向型对外直接投资，通过在世界其他国家（地区）设立贸易服务机构，构筑国际市场营销网络可以促使出口增加；资源导向型对外直接投资带动了开采所需设备和相关产品的出口，并且随着母国进口开采出的资源，该国此类资源加工品或制成品的出口可能增加；技术导向型对外直接投资可以获得反向技术溢出效应，提高母国产品的技术含量和出口竞争力。

图1 对外直接投资的出口促进效应

对外直接投资对出口既有促进作用，也有替代作用。首先，无论是为规避贸易壁垒或将国内生产能力过剩、市场相对饱和的产业转移到国外而进行的市场导向型对外直接投资，还是为降低生产与运输成本进行效率导向型对外直接投资，生产基地转移到国外后，在东道国生产的产品将直接在当地销售或转销到其他国家，从而替代母国同类产品的出口。其次，东道国企业利用技术扩散与模仿大量生产该产品，替代进口甚至进行出口，进一步减少了母国的出口。此外，国外分支机构在东道国的当地采购也会替代母国中间产品的出口。

图2 对外直接投资的出口替代效应

（二）对外直接投资对进口的影响

与出口的情况相类似，对外直接投资对进口贸易规模的影响也有两方面：在进口促进作用方面，资源导向型对外直接投资以开发国外资源、保证母国供给为目的，会增加母国资源类产品的进口；效率导向型对外直接投资将生产转移到生产成本更低的国家后，有可能将东道国生产的产品返销回母国以满足国内需求；技术导向型对外直接投资在国外开发和生产出技术与知识密集型产品后，可能通过公司内贸易等形式销售给母国。在进口替代作用方面，如果企业认为通过直接投资在国外购买原材料进行生产比进口生产所需的原材料更有效率，那么这种投资就会减少母国原材料的进口；如果企业通过技术导向型投资代替通过高技术产品进口来获取技术，就有可能减少母国部分高技术产品的进口。

图3 对外直接投资的进口促进与替代效应

（三）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贸易效应的直观分析

基于上述对外直接投资对进出口贸易的影响机制，可以就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贸易效应加以直观分析。

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起步于改革开放以后，早期投资的主要目的是为外贸服务，劳务工程承包也是当时的主营项目。20世纪90年代末开始，在国家的支持下一些大型央企和国企以获取能源和资源为目的进行对外投资，投资目的比较单纯，经营方式相对简单。2000年以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复杂的经营方式开始出现。目前，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市场导向型”、“资源导向型”、“效率导向型”等投资动机都存在，但仍以市场寻求型投资动机为主。从对外直接投资的流向分布看，行业多元而聚集度较高，截至2010年末，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覆盖了国民经济所有行业类别，其中存量在100亿美元以上的行业包括商务服务业、金融业、采矿业、批发零售业、交通运输业和制造业，这6个行业占据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总额的88.3%。④

由于在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中为商品贸易提供便利的服务类投资占比重最大，2010年流向租赁和商务服务业以及批发和零售业的投资超过50%，可以预计，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对贸易特别是出口贸易应有较强的促进作用。此外，采矿业在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中也占有较大份额，2010年末采矿业的投资存量占对外直接投资总存量的14.1%，⑤这也会对出口和进口产生双向的拉动作用。但是，我们也应注意到，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机与产业分布呈现多元化趋势，制造业及其他行业多种动机的对外投资也占一定比重，这些投资会同时影响到出口和进口，产生正向和反向的贸易效应。因此，难以从理论上就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对贸易规模的总体影响做出确切判断，下文将使用计量方法就对外直接投资对我国出口和进口贸易规模的影响进行实证检验。

三、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进出口贸易影响的实证分析

（一）实证方法与模型设定

笔者应用Hurlin等（2001）提出的固定系数面板格兰杰因果检验方法来考察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对进出口贸易的影响，这一方法是基于面板数据的向量自回归（VAR）过程实现的。

为检验对外直接投资与出口的关系，建立如下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为了减少异方差和异常项对平稳性的影响，模型中的变量均采用对数形式。

其中，ofdi为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exp为出口额。νit=αi+εit，εit～iid. (0, σ2ε)；αi为个体的异质性，它表示我国对各个国家对外直接投资所具有的不同特性，属于非时序变量；εit为随机扰动项，表示除方程（1）、（2）中所列变量外的其他影响因素。对于任意给定的i∈［1,N］，模型自回归系数γ(k)和回归系数β(k)i是不变的，即对所有的个体来说γ(k)都是一样的。

方程（1）考察对外直接投资对出口的影响，方程（2）考察出口对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以上2个方程组成了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其中每个方程都是一个动态面板，需要对其进行差分估计。由于方程存在内生变量，要用到工具变量，先直接对每个方程进行差分广义矩估计（Difference-GMM），检验单个变量系数的显著性，然后根据GMM估计结果，对上述模型进行面板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验证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与出口之间的格兰杰因果关系。

其中，imp为我国的进口额，其他变量的解释同上。方程（3）考察对外直接投资对进口的影响，方程（4）考察进口对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进口模型的估计和检验方法与出口模型相同。

（二）样本数据及来源

笔者根据世界各国的经济地理特点，按照《中国统计年鉴》依地理分布和投资额划分的方法，选取亚洲、非洲、欧洲、拉丁美洲、北美洲和大洋洲六大地区的105个样本国家（地区）进行研究。

笔者利用1993年~2009年我国对上述105个国家（地区）的对外直接投资和进出口贸易数据进行实证分析。我国对各个国家（地区）的进出口数据取自1994年~2010年《中国统计年鉴》，1993年~2002年的对外直接投资数据来自相关年份《中国对外经济统计年鉴》，2003年~2009年的对外直接投资数据来自相关年份《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

（三）面板数据的单位根检验

为了增强检验结果的稳健性，笔者采用LLC、IPS、Fisher-ADF和Fisher-PP 4种方法进行面板单位根检验，使用的软件为Eviews6.1，结果见表1。

对lnofdi、lnexp、lnimp的面板单位根检验结果显示，在4种检验方法下，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lnofdi、lnexp、lnimp均不存在单位根，可见对外直接投资

表1 面板单位根检验结果

检验方法lnofdi统计量P值 结论lnexp统计量P值 结论lnimp统计量P值结论LLC -18.36120.0000平稳-4.169340.0000平稳-9.639560.0000平稳IPS-13.7620.0000平稳-14.17930.0000平稳-7.212420.0000平稳Fisher-ADF515.5720.0000平稳456.4800.0000平稳385.103 0.0000平稳Fisher-PP596.9120.0000平稳521.7710.0000平稳441.8890.0000平稳

和出口、进口变量都是稳定的，因此，无需对变量之间的关系进行协整检验即可直接就对外直接投资与出口以及对外直接投资与进口的关系进行格兰杰因果检验。

（四）面板格兰杰因果检验结果

1．对外直接投资与出口的关系

笔者根据AIC值最小的标准确定最佳滞后期，利用Eviews6.1软件进行AIC检验，确定最佳滞后期为2。

笔者分别对方程（1）、（2）进行动态面板广义矩估计，在估计中利用stata11.0软件中的xtabond2命令，由于最佳滞后期为2，因此可以选取因变量的二阶差分作为工具变量，即选取D.lnexpit－2作为D.lnexpit－1的工具变量，选取D.lnofdiit－2，作为D.lnofdiit－1的工具变量，使用GMM两步估计法，估计结果如表2所示。

由表2中对方程（1）的估计结果可见，lnofdi一阶滞后项的系数为0.047，P值为0.015，其二阶滞后项的系数为0.028，P值为0.040，均通过了5%的显著性检验，这表明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对出口存在正向的滞后影响，对外直接投资对出口有一定的促进效应。但是，lnofdi一阶和二阶滞后项的系数都很小，说明投资对出口的带动作用较为有限。

笔者对对外直接投资和出口的关系进行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原假设H0：βi(k)=0，i∈［1,p］，即对外直接投资与出口之间不存在格兰杰因果关系；备择假设H1：βi(k)≠0 (i,k)，即模型中滞后变量的回归系数不全为零，二者之间存在格兰杰因果关系。表2中对方程（1）的估计结果显示，lnofdiit-1和lnofdiit-2的系数在5%水平下均显著，因此拒绝原假设，接受备择假设，即lnofdi滞后变量的回归系数不全为零，对外直接投资是出口的格兰杰原因。

由表2中对方程（2）的回归结果可见，lnexp一阶滞后项的系数为0. 015，P值为0.015，lnexp二阶滞后项的系数为0.041，P值为0.034，在5%的统计水平下都是显著的，所以原假设H0：βi(k)=0，i∈［1,p］不成立，接受格兰杰因果关系中的备择假设，即出口是对外直接投资变化的格兰杰原因。

综上，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与出口之间存在双向的格兰杰因果关系。

2.对外直接投资与进口的关系

分别对方程（3）、（4）进行GMM估计。根据AIC值最小的标准，利用Eviews6.1软件进行AIC检验，确定最佳滞后期为2。选取因变量的二阶差分作为工具变量，使用GMM两步估计法，利用stata11.0软件进行估计，结果如表3所示。

由表3中对方程（3）的估计结果看出，lnofdiit-1的系数为0.112，P值为0.035，lnofdiit-2的系数为0.045，P值为0.011，在5%水平下均显著，这说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对进口存在正向的滞后影响，对外直接投资对进口具有促进效应。由于lnofdi的一阶和二阶滞后项系数均显著，因此格兰杰因果检验的原假设H0：βi(k)=0，i∈［1,p］不成立，接受备择假设，即对外直接投资是进口变化的格兰杰原因。

由表3中对方程（4）的估计结果看出，lnimp一阶滞后项的系数为0.152，P值为0.035，在5%水平下显著；lnimp二阶滞后项的系数为0.064，P值为0.006，在1%水平下显著。因此，原假设H0：βi(k)=0，i∈［1,p］不成立，接受格兰杰因果关系中的备择假设，进口是对外直接投资变化的格兰杰原因。

综上，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对进口具有带动作用，即进口额会随着对外直接投资的增加而增加，并且二者互为格兰杰因果关系。

（五）实证结果分析

由上文对外直接投资与出口关系的实证分析结果可以看出，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和出口之间存在双向格兰杰因果关系。对外直接投资的一阶和二阶滞后项对出口具有正向影响，并具有统计显著性，说明对外直接投资对出口具有促进作用。总体看来，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对出口贸易的促进作用超过了替代作用，对外直接投资对我国的出口贸易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虽然这种作用的程度较小。

由对外直接投资与进口关系的实证分析结果可以看出，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和进口之间存在双向格兰杰因果关系，尤其是对外直接投资对进口具有带动作用。这说明在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中占有一定比重的资源导向型投资促进了资源性产品的进口，而将其他类型的对外直接投资考虑进来，投资与进口贸易总体上也呈现互补关系。

四、结论与政策建议

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与出口及进口之间均存在双向格兰杰因果关系，对外直接投资是贸易创造型的,对出口和进口均有促进作用，这一结果与我国当前对外直接投资以市场开拓和资源引进等为主要目的的现实密切相关。然而，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还处于起步阶段，规模还相对较小，对贸易（特别是出口）产生的创造效应还较为有限。因此，如何促进对外直接投资的健康发展，并发挥其与贸易的良性互动关系，是我国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

我国应当继续积极发展对外直接投资，有效利用国际、国内2个市场、2种资源，充分发挥对外直接投资对贸易的促进作用。对外直接投资有利于开拓海外市场, 通过跨国生产可以带动设备、原材料、中间品的出口。通过对外直接投资还可以获得国内经济发展所需的资源，获取一些高新技术与先进的管理经验等，带动国内产业结构优化和技术水平提升，不断提高本国企业和产品的国际竞争力。

在扩大对外直接投资规模的同时，我国还应调整对外直接投资结构，改善投资质量。以制造业的对外直接投资为例，目前很大部分投资于初级加工业，生产附加值较低，对出口的带动作用有限。今后可以更多地投资于产品附加值较高和后向关联度强的行业，如机械制造业，由于其技术是与原材料、零部件等高度结合的，因此这类行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具有明显的出口创造效应。另外，可以增加技术导向型的对外直接投资，利用获取的先进技术制造深加工产品并出口，以提高产品的附加值，扩大出口的效益。

① 对外直接投资的贸易效应包括对贸易规模和贸易结构的影响，本文研究的是前者，即对外直接投资和对外贸易之间的替代或互补关系。

② UNCTAD：《2011年世界投资报告》，2011年7月。

③ 根据Vernon的产品生命周期理论，创新国的对外直接投资首先替代母国的出口贸易，而后又创造了母国从东道国的进口贸易。

④ 商务部，国家统计局，国家外汇管理局：《2010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 hzs.mofcom.省略，2011-09-15。

⑤ 同④。

⑥ Hurlin和Venet在传统Granger因果检验思想的基础上，于2001年率先提出了固定系数面板数据的Granger检验方法，并在2004年进一步提出固定系数异质面板数据的Granger检验方法。

⑦ Arellano和Bond（1991）在工具变量法的基础上给出了差分的广义矩估计法，该方法采用 t-2 期前的因变量的滞后项作为因变量一阶差分滞后项的工具变量，从而得到一致且更为有效的估计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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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校：薛 平)

An Analysis of the Effects of OFDI on China’s Foreign Trade

HU Zhao-ling1,2, SONG Ping2

(1. Center for Transnationals’ Studies, Nankai University, Tianjin 300071, China;

2. Department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and Trade, Nankai University, Tianjin 300071, China)

篇(7)

关键词：面板数据；反倾销；对外直接投资

中图分类号：F7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0892(2008)08-0103-04

一、应对反倾销研究的理论综述

自1979年我国遭受第一起反倾销调查以来，截止到2006年底，我国共遭受倾销819起。2006年，我国遭遇反倾销调查数量为68起，最终被实施反倾销措施的为37起，连续多年成为世界上遭遇反倾销和被实施反倾销措施最多的国家。因而，如何应对这一贸易摩擦成为国内经济学界研究的热点，近年来这方面的研究成果不断涌现。概括起来主要分为以下几个方面：(1)研究遭遇反倾销的国别结构、商品结构和结案结构。杨仕辉(2000)在分析1980-1997年中国遭遇反倾销的商品结构和国别结构基础之上，得出了中国和其他国家在遭遇反倾销救济方法上存在差异，显示了对华案更倾向于使用征收反倾销税结案，价格承诺或出口数量限制结案的比例偏少，并且对华反倾销征收的税率不仅远高于市场经济国家，也大幅度高于其他非市场经济国家。周灏(2007)分析了1995-2005年数据，得出对华反倾销最多的国家是印度；反倾销的传统主力欧盟和美国具有很强的示范效应；近几年来发达国家对华反倾销案所占比重有下降趋势，而发展中国家所占比重迅速上升。日流量上，纺织品、塑料和橡胶制品遭遇反倾销增长最快；存量上，中国遭受反倾销最多的行业是化工产品和贱金属及其制品。(2)研究我国遭遇反倾销调查的原因和应对方法。彭剑波(2001)认为我国频繁遭遇反倾销的外因是国外对华歧视性法律和政策，突出表现在替代国制度上；内因是出口企业的低价倾销；诱因是企业不积极应诉；对策建议就是建立初期的防范机制并积极的应诉。邵桂兰、胡家强(2003)比较分析了对中国实施反倾销的两个大国欧盟和美国在反倾销法方面的差异及对中国的借鉴意义。(3)研究市场经济地位、对外直接投资和反倾销的关系。徐滇庆(2007)认为市场经济地位的确立作用有限，主动开展对外投资，加速产业升级是应对反倾销的根本之路。卢进勇(2004)把对外直接投资分为三种类型：市场导向型、生产导向型和贸易促进型，他认为利用对外直接投资应对反倾销的作用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外直接投资的类型。(4)利用博弈论研究反倾销条件下出口企业的选择。郭守亭(2006)利用伯川德价格竞争模型分析了具有成本优势的出口企业在反倾销条件下的战略选择，分析得出出口企业在面对低价竞争、自愿价格限制和对外直接投资这三种策略的选择时，受到企业竞争成本的可转移程度、低价竞销后遭遇反倾销的可能性及策略选择的时机这三个因素的影响，因而单个企业利用对外直接投资应对反倾销是有条件的。

综上所述，国内研究在方法上主要是以定性研究和对数据的归纳总结为主，目前的研究尚存一些不足。首先，缺乏对中国遭遇反倾销的双边宏观影响因素研究。比如汇率、进口国经济发展状况以及中国对进口国直接投资流量等。对此进行研究，有利于全面分析我国遭遇反倾销的原因。其次，应用计量经济学进行定量分析不够，定性分析得出结论的严谨性有待提高。本文将试图弥补这两方面的不足。

二、遭遇反倾销的宏观决定因素：变量选取及预期说明

WTO定义倾销应满足两个条件：第一是由于进口导致国内产业受到实质性损害；第二是在进口国国内产品的售价低于“正常价值”。后一个标准的认定只要满足如下两个条件中的一个就成立：(1)在进口国国内的售价低于其他国家。(2)在进口国国内售价少于成本加正常利润。根据已有的文献研究结论，本文对这些变量的可能影响方向做出理论上的预测，并进行计量检验。

命题1：进口国经济增长放缓会增加对中国发起反倾销的数量。

一般来说，进口国经济增长缓慢时，国内企业赢利能力较差，这样会增加“造成损害”的可能性；另一方面，进口国经济衰退时，出口国企业倾向于降低销售价格，这样可能会导致出口价格低于“正常价值”。因而，进口国经济增长放慢会增加遭遇反倾销的可能性。Michael ＆ Thomas(2000)的研究表明，反倾销次数与进口国经济增长率成负相关的关系。即当经济增长率高的时候，反倾销的发起和执行都少，反之则多。理论预测中国遭遇反倾销的数量与进口国经济增长率成负相关。在随后的模型中将检验命题1。

命题2：遭遇反倾销的数量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成正相关。

从理论上分析：一方面，出口导向型对外直接投资会导致中国出口数量的大幅度增加，会增加遭遇反倾销的可能性；另一方面，中国企业频繁遭遇反倾销调查，有一部分企业采取了市场导向型对外直接投资，在一定程度上会减少遭遇反倾销调查的可能。所以对外直接投资与遭遇反倾销的关系较为模糊。Markuson＆Lars(1985)和Svensson(1984)对要素流动和商品贸易之间的关系做了分析，结果表明，资本要素的国际流动或者直接投资与商品贸易之间不仅存在替代性，而且在一定条件下还存在互补关系。我们的样本选取以1991-2006年对中国发起反倾销调查数量最多的三个国家为对象。考虑到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机是贸易促进型对外直接投资所占比重大，所以理论预测对外直接投资与遭遇反倾销的数量成正相关。在随后模型中，将以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来检验命题2。

命题3：遭遇反倾销的数量与汇率的关系成负相关。

本文的汇率采用直接标价法，即用中国的货币来表示进口国货币的价格，汇率上升说明人民币贬值，汇率下降说明人民币升值。从理论上来说，汇率如何影响遭遇反倾销具有不确定性。一方面当汇率上升时，进口国购买力增强，出口企业的正常反应是提高出口价格，但上涨的幅度会小于汇率上升的速度。这会使出口价格低于“正常价值”的可能性减少，从而相应地减少遭遇反倾销的可能性。另一方面，汇率上升时，用进口国货币表示的价格将会下降，因而会导致进口产品和国内产品的竞争更加激烈，进口国国内企业面临的激烈竞争时，很多企业的赢利能力和市场份额会下降，因而发起反倾销的概率会增大。Goldberg ＆ Michael(1997)和Feinberg(1989)就这一关系进行了研究，对不同样本国家的研究得出的结论恰好相反。虑到汇率上升，预期人民币贬值导致中国出口更倾向于提高价格，会减少遭遇反倾销的次数。在计量

模型中，将以直接汇率来检验命题3。

三、模型的构建、决定因素的检验和变量的确立

(一)变量的确立

1．因变量。设本文中的因变量为V，表示中国遭遇反倾销的概率，用一年中在某国遭遇反倾销的次数来衡量。

2．自变量。(1)进口国经济增长率，我们用GR表示。(2)双边汇率，我们用EX表示中国与进口国的汇率，采用直接标价法即用外币表示人民币的价格。(3)对外直接投资，我们用OFDI来表示对外投资。

(二)模型的确立

我们采用国际上通用的模型来作为本文的计量模型，因为遭遇反倾销调查发生的概率服从Poisson分布，所以被发起反倾销的概率是上述变量的函数，函数形式为

V=ec(1)+c(2)*GR+c(3)*OFDI+c(4)*EX　(1)

为了后面计量分析的需要，两边同时取对数，方程可变为：

lnV=c(1)+c(2)*GR+c(3)*OFDI+c(4)*EX　(2)

(三)数据来源和分析

由于从90年代开始，中国遭遇反倾销的案件急剧增加，考虑到运算结果的显著性，所以数据的选取从1991年开始。方程(1)转换成方程(2)时，隐含前提条件是V必须大于零，而事实上有几个年份中国遭遇反倾销的次数为零，我们采用统计学上通行的处理办法即用均值代替。由于Eviews 6.0在运算结果中自动提供了协整检验的检验值，很容易判断变量之间是否存在长期稳定关系，所以在做面板数据处理时我们先不验证时间序列的平稳性。各个变量的具体数据如下：

回归方程总体分析：在对面板数据做个体固定效应模型时，分子自由度为N-1=2(N表示面板数据中有N个个体)，分母自由度为NT-N-1=3×16-3-1=44(T表示时间跨度)，查表知F0.1(2,44)=2.44。因而，F-statistic=2.709>2.44，所以模型在总体上是显著的。D-W=1.796，德宾-沃森检验约等于2，说明残差之间不存在自相关。Prob(F)=0.012

单个影响因素分析：我们来分析自变量和因变量的关系并检验自变量是否对因变量有显著性影响。在给定5％和10％的显著性水平下，查出t分布自由度=n-k-1=16-3-1=12的双侧分位数分别为t0.05／212=2.18和t0.1／212=1.78。从相关系数看，进口国经济增长率与遭遇反倾销的次数呈负相关关系，印度的相关系数为0.169，统计量=2.163>1.78，显然能通过10％显著性水平的检验，表明中国在印度遭遇反倾销受其国内经济增长率的影响；而阿根廷和美国的系数通不过检验，说明美国和阿根廷国内经济形势不好时，也不太会增加对中国发起反倾销立案，所以从经验分析结果来看，命题1是否成立因国家而异。

从运算结果看，对外直接投资与遭遇反倾销的次数的相关系数都为正值，只有印度的t统计量=1.869>1.78，其它自变量的t统计量均小于1.78，可见只有在印度的直接投资系数能通过显著性检验，这证明中国在印度的对外直接投资增加了遭遇反倾销的可能性。其它自变量对因变量都无显著影响，这说明在阿根廷和美国，对外直接投资对中国企业是否会遭遇反倾销影响不大。可见命题2的成立也因国家不同而有差别。

从上表中也可看出，汇率与遭遇反倾销次数的相关系数均为负值，阿根廷t统计量=2.041>t0.1/12=1.78，显然，能通过显著性检验，这说明汇率上升人民币贬值时，我国在阿根廷遭遇反倾销的概率会减少。而美国和印度的相关系数通不过显著性检验，因而可以认为中国遭遇反倾销在美国和印度受汇率波动的影响很小。这说明命题3在汇率剧烈变动时是成立的。

四、结论

本文利用三个对中国发起反倾销最多的国家和近16年的面板数据，从宏观的角度来分析这些因素对中国遭遇反倾销是否存在影响进行了检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

(1)中国在印度遭遇反倾销的次数与其国内经济增长率成负相关，在美国和阿根廷遭遇反倾销的次数与它们国内经济增长形势几乎无关。可见进口国经济增长放缓，并不一定会增加对中国企业发起反倾销的次数。

(2)对外直接投资在目前还没有成为应对反倾销的有力工具，相反，增加在印度的直接投资反而增加了遭遇反倾销的次数。而在美国和阿根廷，直接投资和发起反倾销的次数几乎没有相关性。因而，对外直接投资要成为应对反倾销的利器任重而道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