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乡经济差距精品(七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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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第三产业；城乡经济发展差距；贵州

1.引言

城乡经济差距问题是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大问题，不仅关系到社会稳定，也关系到新时期新阶段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现代化建设全局的实现。

贵州的城镇人口为1176.25万人，农村人口为2302.75万人，农业人口达到了83.9%，第一产业的就业人口比重占到了70%，第三产业的就业人口比重是20.1%，说明贵州的农业人口数量是庞大的。1978 —2010年贵州省城镇居民收入从 261.26 元提高到14147.74 元，农村居民收入从 109.30 元提高到3472 元，2010年时，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为14143元，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为3412，然而两者相差3.15倍，贵州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以及贵州与全国农村居民收入差距，在此期间都有不同程度的扩大。贵州城乡居民收入之比由 1978 年的2.39 倍，上升到 2010 年的 4.07 倍，上升了 70.29%，年均上升 2.20 个百分点。城乡收入比例是4.07，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的3.23，城乡居民的消费水平比为4.18。

大量的理论研究表明，发展第三产业是解决就业问题的最有效途径，大力发展第三产业是优化就业结构，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实现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的理想路径。

2.贵州城乡的第三产业发展现状

2.1贵州第三产业的总体发展现状

从贵州省的三次产业结构看，第三产业贡献率在50%左右。但是第三产业占贵州农村经济总收入比重低，发展速度明显滞后。贵州传统服务业比重较大，新兴服务业比重较低。在贵州省的第三产业中，位居前三位的一直是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而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以及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业，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住宿和餐饮业在第三产业构成中的比值仍然较低，这说明贵州省的第三产业的增加值主要是通过传统行业的有力支撑实现的，一些与人们生产和生活密切相关的信息咨询、中介、法律、社区服务等现代服务业的发展仍处在低水平、低效益的状态，制约着第三产业的发展。

2.2贵州城乡第三产业的发展对比

第三产业的就业弹性大，对劳动力吸收能力强。贵州第三产业的城乡就业人数差距较大的是租赁和商务服务业，文化、体育和娱乐业，城镇的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的就业人数26451人，农村为5056人，两者是5.23 倍；文化、体育和娱乐业，城镇的就业人数是3482人，农村的为760人，比例是4.58。

贵州对城乡第三产业的固定资产投资存在巨大差距，第三产业固定投资差距最大的是住宿和餐饮业，城镇的固定投资为21.64亿元，农村的为0.56亿元，两者的比例是38.64 ，在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方面，城镇的589.65亿元是农村27.92亿元的21.12 倍。

私营经济是推动区域经济活跃，影响整体经济结构的重要因素。贵州城乡第三产业的私营企业户数对比相差大的有租赁和商业服务业，卫生、社会保障，社会福利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城镇的私营企业户数是5022户，农村是968户，相比为5.19 ，对于卫生、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业，城镇为242户，农村为70户，前者是后者的3.46倍。

消费是拉动一地区经济增长的动力。贵州城乡居民对第三产业各门类的的消费存在着差距。在城镇居民的消费结构中，用于交通、通信的消费占比为12.6%，用于教育、文化、娱乐的消费比重是12.50%；而在农村居民的消费结构中，用于交通、通信的消费占比是8.1%，用于教育、文化、娱乐的消费比重是6.5%。同时，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反映的是全社会消费状况，对于零售商品的消费，城乡之间的消费也在逐年扩大。

3.基于第三产业角度的贵州城乡缩小经济发展差异的环境

3.1国家政策的支持

一系列支农、惠农政策的出台，国家财政转移支付的增加使农民的收入增加。近年来，免除学杂费、医保、低保、老保等一系列惠农政策。2012年的国发二号文件，说明中央高度重视贵州经济的发展，贵州城乡经济差距的扩大势必影响整个中国的宏观经济，国家政策的扶持为贵州缩小城乡差距争取项目与资金创造了有利条件。

3.2得天独厚的资源

以自然资源为依托的旅游资源也为贵州大力发展乡村经济提供了有利条件。贵州是中国旅游资源极为丰富的省份，经过20多年的持续发展，已经形成诸多著名旅游景点，包括“中国南方喀斯特”世界自然遗产1个，国家5A级旅游区2个，国家4A级旅游区3个，等13个国家级风景名胜区，8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等等。还有许多待开发的旅游景点都藏于深山之中，靠近农户居住地。这些都是贵州农村地区发展第三产业的比较优势。

3.3人口红利的优势

贵州的农业人口达到了80%多，劳动力资源充裕且成本优势明显。2011年贵州农村人均GDP为4200元，而第一产业就业人口占全省就业人数的70%多，在劳务成本方面， 2010年贵州县域农民家庭人均纯收入元3412元，而同期贵州城镇居民的为14143元，农村人均收入相当于城镇的24.13%。贵州农村的劳动力成本低，为劳动力人口向第三产业转移提供了条件。

4.基于第三产业角度的贵州城乡缩小经济发展差异的对策

4.1加大农村地区第三产业的投资倾斜力度

改善贵州农村基础设施条件，保护生态环境。实施农村公路乡通畅、村通达工程。提高乡镇公路通畅率、行政村公路通达率，村通畅率。针对贵州城乡的第三产业私营企业户数对比相差大的卫生、社会保障、社会福利业，应构建城乡统一的最低生活保障，低收入农户帮扶制度继续加大农业补助强度.

4.2挖掘农村地区第三产业的特色优势资源

贵州农村地区有独特的民族传统、民族宗教、民族习俗和民族风貌，应大力开发具有地方资源优势和民族特色的旅游商品，加快建设旅游小商品生产基地，充分发挥山区的资源和生态优势，把山区建设成为绿色农产品出口基地和旅游观光胜地。加速发展非农产业，如休闲产业，城郊型生态农业和观光农业，将旅游和农业结合起来。

4.3开发农村地区第三产业的配套优质服务

贵州有独一无二的气候，生态优势，农村地区应发展餐饮、住宿、旅行社等与旅游业相配套的后勤设施与服务，形成以农业观光、休闲娱乐和特色餐饮为代表的乡村旅游产品体系。积极发展人力资源服务业以及家政、养老等家庭服务业，为第一、二产业和人们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的提高提供各种优质服务。

参考文献

[1]朱满德 王秀峰 贵州省逐步缩小城乡经济差距的思考[J]贵州农业科学20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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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models of system coordination through the establishment of Chenggong coordinated urban and rural economic development, listed according to analysis of the current Chenggong problems of urban and rural economic development, points, and finally put forward contribution from four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urban and rural economic countermeasures.

关键词：呈贡 城乡经济 协调发展

Key words:Chenggong urban and rural economy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作者简介：李晓薇（1983- ），女，云南昆明人，在读硕士，主要从事区域经济开发与管理研究。

引言

城乡经济协调是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历史性趋势，也是一个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综合体现，它决定着一个区域发展的总体方向。呈贡作为新昆明建设的重要发展区域，是整个新昆明建设的先行者，其发展对于整个新昆明建设具有致关重要的意义。

本文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结合一些成功案列，认为城乡协调发展的定义是指以提高区域整体的劳动生产率和经济效率为中心，改善城乡结构和功能，协调城乡利益和利益再分配，实现城乡生产要素在城乡发展空间内的合理配置，进而达到消除城乡二元结构、减少城乡差距的目的[1]。

一、呈贡城乡经济协调性发展分析

1.1 评价模型的建立

城镇和乡村两个子系统能配套发展、相互促进是城乡经济能很好协调的必备条件。本文采用系统协调度模型作为评价呈贡城乡经济协调发展的方法，该方法的理论基础是效益理论和平衡理论。效益理论是指经济、社会和生态等方面的指标要同步发展，使得城乡一体化发展的整体效益最大。平衡理论要求三者之间保持一种平衡的关系，一种效益的增加不以另一种效益的减少为代价，这种协调发展的状况就是一种复合效益[2]。为了更好的反映出呈贡城乡经济发展的协调性，从两个方面进行分析，首先分别分析城镇和乡村两个子系统的综合效益，然后根据两个子系统的综合效益来评价城乡之间的经济协调性。

根据效益理论，为了更好的反映城镇和乡村两个子系统的经济发展状况，我们采用以下的函数模型进行评价：

（1）

其中：F(x)为子系统综合发展指数， Ai为指标权重，xi为指标原始值。

为了能更好的反映城乡经济的协调性，在建立城镇和乡村两个子系统经济发展水平评价模型后，我们需要再建立以下函数模型来评价城乡之间经济协调性：

B= （2）

其中：B为城乡之间的协调系数，f(x1)、f(x2)分别为城镇综合发展指数和乡村综合发展指数。

为了全面的反映城乡经济协调发展程度，我们还需要建立以下协调发展函数来评级：

1.2 评价指标体系建立

一个地区的经济是否发展良好不能完全以该地区的人均GDP来反映，我们应该考虑该地区的经济发展是否协调、是否能持续发展、是否能帮助该地区百姓的生活水平得到提高。本文从经济水平、经济结构、人口发展、科教水平、基础设施、生态发展这六个指标对呈贡城乡经济协调性进行评价，其评价指标如下。

以下为2009年呈贡城镇的数据：

以下为2009年呈贡乡村的数据：

1.3 评价结果分析

通过以上2009年的数据和公式，计算可以得=0.629，=0.905，B=0.936，C=0.712，D=0.666，也即2009年呈贡城乡经济协调性良好，但是乡村经济协调性水平与城镇协调性水平还有很多的差距，还需要克服阻碍经济协调的因素，才能促进城乡经济的协调发展。

二、呈贡城乡经济协调发展存在的问题点

通过对呈贡城乡经济协调发展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虽然现在呈贡2009年协调性良好，但是乡村协调性和城镇协调性还有一定的差距，城乡经济持续协调发展能力还不够好，还存在一些问题点，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2.1 城乡经济水平差距大

虽然随着呈贡经济的不断发展，新城的规模也不断增大，城镇人口比重已超过50%，但是城乡之间的经济水平还是相差很远。2009年呈贡城镇的人均GDP为24282元，乡村的人均GDP为14261元，可见城乡之间的经济水平差距还是很大。

2.2基础设施建设还不完善

基础设施是决定城乡一体化、乡村发展的一个关键因素。从以上的数据中也可以看出，呈贡城镇和乡村人均公路差别大，这体现了城乡一体化不够好。另外，呈贡的基础设施也还有待加强，比如有些地区交通还不方便、通讯设施还不完善、水渠不完善等。

2.3科技教育水平城乡差距大

从以上的数据可以看出，科技教育费用占GDP的比重低，而乡村人均GDP远低于城镇人均GDP，同时乡村孩子远多于城镇，故乡村对科技教育的重视程度比城镇低，这样城乡之间的科技教育水平会有较大的差距。乡村的科技教育水平低，首先是青少年不能得到很好的教育，这样便会渐渐的拉大与城镇孩子的受教育程度，另外，乡村劳动力没有接受到很好的培训，便缺乏很好的劳动技能，乡村经济的发展便会受到阻碍。

三、呈贡城乡经济协调发展对策

对于呈贡城乡经济，我们要积极解决以上几个问题，同时完善其它环节，具体来说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促进呈贡城乡经济的协调发展。

3.1缩小城乡经济收入差距

缩小城乡经济收入差距可以从三个方面着手，第一是优化产业结构，提升呈贡整体经济水平，第二要充分利用乡村劳动力，第三是降低农民负担。

优化产业结构首先稳固农业的基础地位，积极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然后在以第二产业为支柱的基础上，加大第三产业的发展，坚持“一二三产业互动、城乡经济相融”的原则，促进城乡一二三产业有机融合、协调发展[3]。

充分利用劳动力是指在满足农忙季节的前提下，鼓励乡村闲置劳动力外出打工，这样便会加快乡村经济的发展，缩少城乡经济差距。

降低农民的负担一方面是降低他们的风险，比如政府对农产品强有力的扶持和保护，另一方面要实行优惠的税收政策，进一步减轻农民负担。

3.2 完善基础设施

在基础设施上，我们要通过加大资金的投入，进行合理的规划，使得基础设施能承载更大的经济发展需求，首先要完善公路，保证公路能很好的起到连接城镇和乡村的桥梁，另外要为农村的发展建立其它相应的配套基础设施，比如电力设施、通讯设施、交易市场、水渠、水库等。

3.3 加大乡村科技教育的投资

乡村科技教育一方面是对孩子的教育，另一方面是对乡村劳动力的教育。为了提高孩子们的教育水平，日后能更好的建设祖国和家乡，为城乡经济长期的协调发展做贡献，我们必须重视学校教育。国家相关部门首先要完善学校相关的设施配备，为学生提供尽可能多的学习工具，同时加大对教师队伍资金的投入，配备合适的教师，并且注重对教师的培训。

对乡村科技的培训，主要是要针对主要农业项目，安排技术人员对广大百姓进行教育，安排课堂讲座，实地帮助分析，这样才有利于乡村农业经济的发展，才会缩小城乡之间的差距，城乡经济才会协调发展[4]。

3.4 加大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的投入

目前呈贡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建设还处在初创阶段，政府不仅需要在制度上继续进行深入的探索，而且需要建立起各种保障基金，逐步提高已建立的农村新型合作医疗制度等的保障水平和标准，吸引农民自愿加入到社会保障系统中来。各级政府要加大对农村新型合作医疗等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的投入，提高农村的社会保障水平[5]。

四、结束语

我国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同时国家在不断的推行城镇一体化，但目前大多数地区仍然是城镇和农村独立发展，只有少数城镇和乡村在向一体化发展。只有发挥我国的城乡不同优势，通过城带乡、乡促城，才能促进城乡经济共同、持续、稳定且协调发展，最终达到城乡融合。

呈贡的城乡经济协调发展是一项具有重要意义的工程，对呈贡乃至整个昆明的全面发展都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呈贡的城乡经济协调发展需要政府、相关事业单位以及广大民众共同努力，对各个环节的工作井然有序的开展，才能促进呈贡的城乡经济协调发展。

参考文献：

[1] 张明华.福建省城乡经济协调发展的评价与分析.沈阳农业大学学报，2008,07.

[2] 张竟竟,陈正江,杨德刚.城乡协调度评价模型构建及应用.干旱区资源与环境，2007,21,(2):5-13.

[3] 王骏.论城乡体制差异及其一体化的途径.改革研究，200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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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城乡一体化是改变城乡二元结构、缩小城乡差距、促进城乡协调发展的重要战略举措。本文从城乡一体化的含义、科学内涵、问题研究、思路和改革措施、城乡一体化内容和实现城乡一体化对策等几个方面来阐述了城乡一体化在我国现阶段应该发展的方向和应该把握的方法，保证我国城乡一体化健康向前发展。

关键词：城乡一体化　关系　对策

城乡一体化理论的含义和实质

城乡一体化的基本含义是：按照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调整城乡经济社会发展战略，实现城乡资源共享、人力互助、产业互补，逐步实现城乡工业一体化、市场一体化，以工业化带动城镇化，最终实现城乡一体化。同时大力推动制度创新，逐步建立起有利于废除城乡二元结构的现代农村制度，给农民真正的国民待遇，建立城乡互动、体现公平、良性循环、共同发展的一体化体制。实质是体制一体化、城镇城市化、产业结构一体化、农业企业化、农民市民化。

城乡一体化的主要内容

(一)空间一体化

城市和乡村是两种典型的社会经济活动的空间组织形式，城乡经济社会本身就包含着空间经济社会活动的含义。城乡空间一体化主要表现为以提高城乡经济社会组织化程度为核心，强化城乡空间联系，优化城乡空间结构，努力形成城市现代化、农村城镇化相互融合、协调发展的城乡空间形态。一般说，城乡空间结构是由点(城镇等点状设施)、线(交通等线状设施)构成的拓扑结构。要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实现城乡空间一体化，必须研究点和线如何布局，如何紧密相联，即如何解决城镇体系与交通体系的空间构建问题。形成科学合理的大中小城市与小城镇的配置，形成通畅便捷的城乡交通网络连接，不仅有利于促进城镇繁荣，而且能从根本上破解“三农”难题，达到城乡优势互补、协调共进的预期目的，因此，调整和优化城乡空间布局，对实现城乡空间一体化至关重要。

(二)人口一体化

这是指城乡人口自由迁徙，相互对流，城市人口社区化(扩散化)和农村人口城镇化，城乡人口享有同等权利、同等待遇的过程。这意味着城乡居民流动和居住不受户籍限制，取消各种对农民的歧视性政策。城乡居民共享三大文明的成果，这是实现城乡一体化中不可缺少的重要内容。目前，城乡人口流动趋势是，城市人口根据自身发展的需要和享受乡村田园生活的需要，从城市迁住郊区或乡村，这是大城市现代城市化的发展趋势，尽管这种趋势在目前发展中国家表现得并不明显，但会随着时间推移，随着社会生产力发展和城市化水平的提高而不断发生变化。西方发达国家许多城市市民向郊区化扩展则是个明显的证明。我国东部一些沿海城市居民也已开始出现了这种趋向，中心城市人口郊区化扩散明显加快。

(三)经济一体化

城乡一体化的一个很重要的表现为经济一体化。经济一体化是指发展城乡经济应遵循客观经济规律的要求，进行统筹规划，合理布局，实现相互融合，协调发展。经济一体化是城乡一体化的基础和前提，决定着城乡一体化的发展进程和实现程度。

(四)生态环境一体化

生态环境一体化就是要将城市与农村生态环境统一纳入到一个大系统中考虑，全面治理，彻底改变城乡生态现状，努力形成城乡生态环境高度融合互补、经济社会与生态协调发展的城乡生态格局，让城市与农村、人类与自然生态和谐相处。城乡一体化离不开生态一体化，生态一体化是城乡一体化进程中最为重要的内容之一，这对于推进城乡经济与社会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对于我们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来说，要净化城乡环境，实现城乡生态一体化，必须破除把经济与生态环境对峙起来的旧观念，破除把城市与乡村对立起来的旧格局，这需要城乡形成共识，双向努力，强化城乡生态功能，以保全生态系统为重心，统一规划，统一标准，统一对环境保护的实现机制，健全城市、乡镇、农村生态环境协调体系，加速推进城乡有机融合的生态系统建设。

(五)市场一体化

我国社会主义统一市场包括城市市场与农村市场两大组成部分。所谓城乡市场一体化就是要消除城乡市场分割的局面，让城乡市场紧密相连，融为一体，确保各种商品和服务、资源可以在城乡之间得到顺畅流动，满足城乡居民生产和生活的需要。市场一体化作为一个过程，既是某一地域内城乡诸要素日益优化组合的过程，也是城乡发展协调度、融合度日益提高的过程。在经济社会高度发展，市场化改革不断深化的今天，城乡市场闻的联系及其相互作用日益加强，城乡市场向一体化方向发展是一种必然的大趋势。

(六)社会一体化

经济、社会、人口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城乡一体化理所当然也应包括城乡社会一体化。城乡社会一体化就是要求城乡社会事业协调发展，确保城乡居民在居住、就业、教育、医疗和文化卫生等方面享受同样待遇，最大限度地缩小城乡差别，使高度发展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达到城乡共享。社会一体化是城乡一体化发展最重要的价值趋向和理念。推进城乡社会一体化，关键是在城市社会事业不断发展、居民文明程度不断提高的同时，必须着力加快农村社会事业的发展。如果说农村经济与城市经济发展差距大，那么农村社会事业发展与城市差距更大。目前城乡教育事业、医疗卫生事业、城乡居民社会保障水平的差距仍呈扩大的趋势。分区域看，我国城乡社会发展差距越往西则越大。

(七)制度一体化

这里的制度也包括体制，制度一体化是指凡涉及城乡关系和城乡发展的重大制度，必须体现社会公平、公正。做到城乡统一。包括制度导向统一，要求统一，权利统一，预期目标的统一。按照新制度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制度是内生的，并且是决定经济发展、经济绩效的首要因素。城乡经济社会的发展，实质上是城乡两个系统的经济、社会、人口、空间、生态等诸基本要素交融与协调发展的过程，而这种交融与协调都与制度相联系。

城乡一体化发展中的差距问题研究

(一)收入差距

城乡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近几年逐渐扩大，其中发展很不平衡的直接而重要的表现是农民增收迟缓、城乡收入差别过大。2003年城乡居民收入比为3 23 1，2004年稍降A3 21 1但是这还不能反映城乡居民生活的实际差距。首先目前统计农民收入是根据户籍来进行的，少数高收入的非村民掩盖了多数种田的真农民。其次，农民纯收入中包括生产资料的费用，扣除后生活费用只剩下纯收入的65％。最后，城市居民享有各种住房、医疗、教育、交通以及公共产品等，农民享受不了。

(二)生活差距

2009年中国农村经济绿皮书指出，目前中国农村居民生活消费水平落后城镇居民至少十年，并且城乡居民生活消费水平

差距一直处于扩大状态。城乡居民生活消费支出从1978年的2.68：1扩大到了2008年的3.07：1。2008年，农村居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为3066元，城镇居民该项支出则为11243元。中国农村消费当前仍处于相对较低的水平，主要耐用品消费拥有量偏低。2007年，每户农村居民拥有的洗衣机、移动电话量不足城镇居民的一半。农村居民衣着消费也偏低，2008年其人均衣着消费支出为212元，不足城镇居民的两成。此外，农村居民住房条件也有待改善，近千万农村住户人均居住面积不足10平方米。

(三)教育差距

在城市90％以上的初中毕业生可升入高中或职校，教育质量也高于农村，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远远多于农家子弟，而在农村有不少优秀学子即使考上大学也难以承受巨额学费的负担，有一半以上的初中生没有机会上高中，甚至有些学生因家境贫困而失学。这种日益扩大的城乡教育差距，将影响今后城乡经济社会协调发展。

(四)社会保障差距

中国城市失业保险覆盖率已达71％。而农村几乎为0。城市最低生活保障已基本实现应保尽保，而农村除部分省市外，尚未建立低保制度。城市除部分个体户和灵活就业人员外，养老保险已基本实现全覆盖。而农村除了“五保户”外，基本没有养老保险。

(五)公共产品供应差距

公共品的投资主体是政府。无论是城市公共品还是农村公共品，政府都要承担应有的责任。目前我国城市公共品提供体系相对完善，而农村公共品提供体系则相对滞后。一些农民被迫自掏腰包建基础设施，这无形中又减少了农民的收入，降低了他们的消费能力。

城乡一体化进程的思路和改革措施

(一)深化城乡流通体制改革

要坚持放开农产品价格和购销的改革方向，不能因为市场上农产品价格的正常波动而影响改革的进程。要针对农产品价格波动的深层次原因，加快农产品宏观调控体制的改革，尽快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新的农产品宏观调控机制。要建立和完善农产品保护价制度和风险基金制度，进一步完善国家农产品储备和调控体系。在工业品方面，要积极开拓农村市场，把农村市场的开发视为城乡经济全面发展的动力源泉。要建立相对稳定的城乡流通环节和流通渠道，减少不必要的流通环节，按照城乡一体化的要求，保证城乡物资交流渠道的畅通。

(二)深化城乡产权制度改革

按照十七大提出的有关要求，通过推行股份合作制和租赁、兼并、拍卖等改革措施，达到明晰产权，转换企业经营机制的目的。农业经营体制改革的核心是搞活土地经营机制，在稳定家庭联产承包制的基础上，按照明确所有权、稳定承包权、搞活使用权的原则，建立土地使用权流转机制。允许农户依法有偿转让土地使用权，鼓励以土地使用权人股的办法，兴办股份合作农业企业，促进农业规模经营。

(三)深化城乡户籍制度改革

现行城乡分割的户籍管理制度，严重限制了城乡人口流动和劳动力资源的开发，已成为阻碍城乡一体化发展的主要制约因素之一。因此，深化城乡户籍制度改革已势在必行。我国的户籍制度改革，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可以分为两步实施。首先要允许农民进入小城镇和中小城市落户，允许持地方“蓝印户口”的人在农村城镇之间迁移；其次是国家逐步取消城市居民的一些特殊待遇，改革劳动用工、住房和社会保障制度，为城乡人口和劳动力合理流动创造条件。改革的总目标是按照国际惯例，建立全国统一的以身份证管理为主的一元户籍制度。

(四)深化行政体制改革

要改革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建立起来的，以直接管理为主要职能的县、乡行政管理机构，转变政府职能，使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改革的核心是解决长期存在的政企不分、条块分割、城乡分割问题，协调管理部门对城乡经济实行一体化的间接管理。农业部门应从过去单一管生产环节转到统一管理，协调农业产前、产中、产后环节。县乡政府则应集中精力为不同所有制、不同经济形式的企业提供服务，并进行宏观的管理。

(五)设计社会激励结构

通过社会激励结构的调整节约城乡合作的交易成本，形成导致工农合作、城乡互促的激励和治理机制。为此，需要加快发展农村工业化，实现中国工业化的良性发展，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打破城乡市场的分隔，实现生产要素的市场化流动：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加强农村地区小城镇的交通、供水、供电、通信、文化娱乐、教育等基础设施建设和公用设施建设，逐步形成现代化的开放式交通运输网络和信息网络，为城乡联系提供高效率的活动平台；加强农村劳动力教育培训，提高劳动者素质，为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非农产业转移提供能力条件，也能为外来企业、乡镇企业提供本土化的劳动力；政府通过各种优惠政策吸引外来企业到农村地区建厂。可采用政府贴息贷款和一定形式财政补贴。增加企业技术改革投入，通过减税或特殊行业免税政策吸引城市工业先进的技术、设备、优秀的人才向乡镇企业转移。

参考文献：

1　夏安桃.中国城乡协调发展研究综述[J]人文地理，2003(5)

2　坤明，嘉兴，全面实施城乡一体化战略[J]今日浙江，200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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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城乡一体化 经济发展 城镇

党的十指出，推动城乡发展一体化。解决好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全党工作重中之重，城乡发展一体化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途径。要加大统筹城乡发展力度，增强农村发展活力，逐步缩小城乡差距，促进城乡共同繁荣。坚持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和多予少取放活方针，加大强农惠农富农政策力度，让广大农民平等参与现代化进程、共同分享现代化成果。加快完善城乡发展一体化体制机制，着力在城乡规划、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等方面推进一体化，促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和公共资源均衡配置，形成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工农互惠、城乡一体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

一、城乡一体化概念及研究内容

城乡一体化就是要把工业与农业、城市与乡村、城镇居民与农村村民作为一个整体，统筹谋划、综合研究，通过体制改革和政策调整，促进城乡在规划建设、产业发展、市场信息、政策措施、生态环境保护、社会事业发展的一体化。

城乡发展的现状，主要表现为城乡发展的不平衡，城乡发展差距较大，如何打破城乡二元结构，是我们党和国家高度重视的问题。城乡发展的不平衡，是我们一直关注度较高的民生问题。城乡在经济、文化、思想等方面都存在着明显的差异。调整城乡差距的发展，实现一体化战略是一漫长的过程。不仅需要国家政策的支持，更需要人民的共同努力。

城乡一体化研究的内容主要着重在于城乡总体发展，城市的工业发展，以先进的技术促进农村的经济发展。研究主要集中于，对工业和农业，以及城镇化等各方面的发展领域，以工业促进农业，工业与农业相互促进的战略。加强城乡之间的交流与写作，使得城乡生产力优化分工、合理布局，从而产生最佳的经济效益。进一步缩小城乡差距，使得城乡共同发展，经济共同增长。

二、城乡发展的现状分析

城乡发展的现状，最明显的就是城乡发展的不平衡。主要表现为城乡经济、文化、社会、教育等的各个方面的差距，以及对于居民收入水平也存在着明显的差异。我国城乡发展所产生的差距，是历史长期以来发展所影响的，经济区域发展较为先进的地方，经济与文化等的各个方面都较为先进。城市发展较为迅速，居民整体素质以及城市的经济增长都较为迅速，家庭教育也要优于农村。而对于农村来说，农村的整体经济发展水平就远远落后于城市，农村产业结构较为单一，居民整体收入水平要低于城市人口。

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坚持家庭经营在农业发展中的基础地位，尊重和保障农户生产经营的主题地位，同时强调培育壮大新型农业生产经营组织，实现家庭经营、集体经营、合作经营、企业经营共同发展，充分激发农业生产潜能，并对农业生产经营体制创新提出了新的改革思路。

城乡发展存在着差距，无论是经济、文化、社会以及其他方面，都是城乡发展存在差距的明显表现。我国提出了城乡一体化的发展战略，就是要兼顾城乡发展，使得城乡经济得到进一步的均衡发展，使得城乡共同进步。贫富差距拉大，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较大。城乡二元结构体制的影响，长期影响着我国城乡的共同发展。

农村经济的发展，不仅需要提高农村整体的增长，更需要优化农村的产业结构，长期的以第一产业为主的农村，需要适度调整产业结构，发展相应的二、三产业，从而促进我国经济结构的调整，促进农村经济的总体增长。

三、影响城乡一体化因素分析

城乡一体化战略是我国一直关注的问题，在城乡一体化进程中，是哪些因素不利于一体化的进程。

（一）城乡二元结构体制的影响

城乡二元结构体制，是不利于我国城乡协调发展的结构体制。城乡二元结构，呈现出了城乡经济、文化等各方面发展的不平衡，使得城乡发展出现了两种不同的模式。城市发展较为迅速，而对于农村来说，农村经济的发展较为缓慢，与城市发展存在着一定的差距。最后，表现为城乡差距拉大，城乡发展不协调，尤为农村人民生活水平有待提高。

城市与农村的二元结构，是长期的历史发展以及现实原因造成的，都是影响城乡一体化的因素。城乡二元结构不利于城乡一体化的进程，城乡一体化实现的是城市与农村协调同步发展，但是在长期发展以来，城乡一体化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更多的实践与政策来协调城乡发展。

（二）城乡经济发展的不均衡

城市的经济发展，较多的是第二、三产业的发展，而相对于农村来说，农村的经济发展则注重第一产业的发展，长期的农业经济使得农村整体经济的发展远远落后于城市经济的发展。城市与农村没有得到进一步的协调发展，以工业化带动农业化的发展，以城市的发展进步带动农村的发展进步。

统筹城乡发展是科学发展观中五个统筹（统筹区域发展；要统筹城乡发展；要统筹经济社会发展；要统筹人和自然和谐发展；要统筹国内发展与对外开放）其中的一项内容。就是要更加注重农村的发展，解决好“三农”问题，坚决贯彻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方针。

农村与城市的发展，存在着一定的差距，是我国城乡发展不平衡的表现，是带动我国城市和农村经济发展的有效举措。城乡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城市和农村发展所存在的差异性的表现。

（三）城市与农村产业结构存在差异

城市的产业结构较为多样化，以工业和第三产业等的发展为依托，带动整个城市的发展进步。而对于农村的经济发展，农村则长期是以第一产业的农业发展为主，我国是一个农业人口大国，农村的经济发展长期致力于农业的发展，而对于农业技术的投入力度还应增强，不断提高农业技术进步，发展现代化农业，不断创新农业经济。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最根本的是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保持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不断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加快推进城乡一体化改革和结构调整，形成城市与农村相互促进、农业与工业联动、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的格局。

完善城乡一体化，是我们党和国家在政策上投入较大的方面，有利于发展社会生产力，优化资源配置，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统筹城乡发展，发展城乡一体化，同样也是一定程度上解决我国三农问题的有力举措。三农问题，是我国一直关注的民生问题。不断顺应城乡发展的时代特征，落实城乡一体化发展战略，最终促进我国城乡发展的共同进步。

参考文献：

[1]张永岳.我国城乡一体化面临的问题与发展思路[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2001.

[2]杨荣南.城乡一体化及其评价指标体系初探[J].城市研究，1997.

[3]陆铭，陈钊.城市化、城市倾向的经济政策与城乡收入差距[J].经济研究，2004.

[4]陆学艺.城乡一体化的社会结构分析与实现路径[J].南京农业大学学报，2011，（06）.

篇(5)

2009年末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的城镇化预示，我国城乡经济将在较长时期内面临着从分割走向融合的历史使命。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总量经济保持了持续高速的增长态势，以产值结构转变为主线的工业化和以人口结构转变为主线的城镇化也在持续推进。然而，在总量经济高速增长和经济结构持续转变的背景下，经济体的两大部类――城镇和农村经济并未表现出持续的收敛趋势，城乡二元结构特征依然显著，特别是1985年之后城乡收入和消费差距均呈现在波动中相对拉大的趋势。1978～2008年第一产业产值占比从28.2％降至11.3％、第一产业就业占比从70.5％降至39.6％、农村人口占比从82.1％降至54.3％，然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差距却从2.57倍增至3.31倍、人均消费差距从2.90倍增至3.60倍、农民在居民消费支出中的占比从61.1％降至25.1％。这表明当前城乡经济的“偏差”和“失衡”特征依然突出。

就战略意义而言，城乡经济融合是经济结构优化和经济持续发展的内在要求。发展经济学的结构转型理论认为：经济增长实质上是一个要素在部门间加速流动从而引致资源配置效率提高、要素收益逐步趋同的过程，我国的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特征意味着经济增长依赖的要素再配置效应依然具有挖掘潜力。从增长动力来说，投资、消费和净出口是实现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相对于净出口而言，建基于居民消费的经济增长更能够形成对外部波动的有效规避；相对于投资而言，建基于居民消费的经济增长更能够回应福祉增加的终极意义。当前，国际金融危机正通过出口渠道而对我国经济形成外部挑战，基于此，促使我国经济增长从投资一出口主导方式转向消费(尤其是居民消费)主导模式就具有重大意义，要实现居民消费驱动型增长方式就必须回应二元经济结构格局，从城乡经济融合视角去找寻经济发展方式转型的支撑条件。进一步的，增长的最终目标是促使社会成员相对均匀地分享增长成果，以此实现人的全面发展，而不是以福利分配的失衡来换取经济总量数目的增大，所以实现城乡经济融合不仅具有增加财富供给、扩大市场需求的“工具理性”，而且具有促使社会成员相对均匀地分享增长成果的“价值理性”。

从基本态势和战略意义出发，很容易引申出当前我国加速城乡融合的实质指向，即：在收入层面逐步实现城乡居民人均收入的收敛；在消费层面逐步实现城乡居民人均消费的趋同；在权利配置方面逐步实现城乡居民生活质态、社会权益、公共产品供给等的均等配置。上述三个方面存在着相互关联、逐次递进的关系，收入融合和消费融合是实现权利融合的前置条件，而消费融合和权利融合是收入融合的发展形态。在城乡收入难以融合的情形下，要真正实现消费融合和权利融合将缺乏有力支撑；反过来说，即使收入融合能够有效达成，但这并不意味着消费融合和权利融合问题可以自动化解。当前，化解二元经济结构、加速城乡经济融合应从收入融合切入，同时着眼于消费融合和权利融合并最终形成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新格局。进入新世纪以后，中央政府在贯彻和落实科学发展观背景下，提出统筹城乡经济发展、推进新农村建设、加快城镇化步伐、促进农业现代化、调整工农产业关系等均体现了对城乡经济“失衡”现状的精准把握，也体现了推进城乡经济三个层面融合的持续努力。

城乡经济融合是一个包含着收入、消费和权利等层面的系统框架，因此当前加速城乡经济融合的路径选择也就异常清晰，即以收入融合为基点来渐进式地实现城乡消费融合和权利融合。依据这种理解，作为城乡经济融合的基础环节，收入融合不是要采取强制措施来遏制市民的收入增长态势，而是要通过常规机制以实现农民收入的快速增加。当前农民收入源于四个部分：家庭经营性收入、工资性收入、转移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2008年这四部分在农民人均纯收入中的占比分别为51.2％、38.9％、6.8％和3.1％，家庭经营性收入和工资性收入在农民收入中占据主导地位。由此出发，针对家庭经营性收入应通过农业技术创新和组织创新来提高劳动生产率，通过农业产业化和产业结构调整来提高比较收益，通过专业化、集约化经营来增强农户的市场谈判能力。针对工资性收入应依托产业集聚发展中小城镇和现代服务业，增强非农产业对农村劳动力的就业创造能力，应通过户籍制度改革来降低劳动力非农化流转的交易成本，通过教育培训制度完善来增加劳动力非农化就业的人力资本。此外，政府还应在“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背景下增加对农村经济的转移支付力度，在土地开发时也应增强对农民土地所有权和收益权的保护程度。

在收入融合的基础上，城乡经济融合更要走向消费融合和权利融合。

篇(6)

关键词：统筹城乡发展；本质内涵；城乡差距

一、关于统筹城乡发展内涵的界定

早期的研究，没有使用统筹城乡发展这个概念，主要体现在民本思想、重农主义、乡村商品经济三个方面的含义。在现有的研究文献中，对于统筹城乡的内涵分析还很难达成共识，许多对于统筹城乡的研究融于城乡一体化、城乡融合、乡村城市化以及城市化发展的问题中，社会学界、经济学界、生态学界以及城市规划者分别从不同的角度对城乡统筹问题进行了探讨。

统筹城乡协调发展就是在处理城乡发展问题时，要总揽全局，科学规划，协调发展，促进城乡共同繁荣与进步（段利军，2004）。其内涵可归纳为四个层面，即城乡通开、城乡协作、城乡协调、城乡融合（徐光，2004）。

从统筹内容角度分析，从不同的角度研究有不同的内容划分方法。统筹城乡协调发展既有制度层面的统筹（劳动力就业制度、户籍管理制度、财政分配和转移支付制度、社会保障制度和教育制度），也包括要素层面的统筹（土地、资金和劳动力要素），还包括城乡关系层面的统筹（三个重要关系和两个衍生关系：产业关系、区位关系、居民关系；工业和农民的关系、农业与市民的关系）（姜太碧，2005）。也可分为：城乡关系统筹（政策层面上由重工轻农的工业化发展战略向农村发展倾斜）、城乡经济统筹（影响经济发展的资源要素的有效配置方面）及城乡社会统筹（制度创新、社会进步、公民的政治权利、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等方面）（赵云，2005）。从可持续发展角度来看，还包括城乡发展统筹方面的内容（李岳云，2004）。从资源配置的角度，包括统筹经济资源、政治资源和社会资源（鞠正江等，2003）。从战略实施的角度，统筹城乡的主要内容是统筹城乡发展规划、城乡产业发展、城乡资金投入和城乡体制调整（丁一，2006）。从城乡分治的角度，统筹城乡发展的客体（对象）是城乡关系，包括城乡空间、城乡产业和社会进步三个层面组成的有机整体，核心是统筹城乡的社会进步。从经济结构的角度，要以城乡配套的大改革来促进城乡一体化的经济结构大调整（顾益康，2003）。

统筹城乡发展是一种新的发展观，城乡良性互动，是它的核心内容。统筹城乡发展的实质是把工业化、城市化、农业农村现代化有机整合起来，促进传统二元结构转变，增强城镇对农村的带动作用和农村对城市的促进作用，目标是城乡一体化，解决三农问题（祝瑞波，2004）。统筹城乡发展的主体是政府，各级政府把城市和农村社会经济发展作为整体来统一规划，以保持和促进城乡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孔祥敏、冯雷，2005）。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最根本的是要调整国民经济的发展和分配格局，给农民平等的发展机会和国民待遇（祝瑞波、倪志钢，2004）。

从以上相关内涵界定可以看出，统筹城乡发展的本质是转变二元结构，目前的重点是解决三农问题。但是现有文献对双重二元结构的成因分析不够深入，缺少从宏观上经济发展的阶段性角度进行的分析。

二、关于统筹城乡发展水平（城乡统筹度）的衡量

一般地，学者普遍使用城乡居民收入比（RI）、城乡居民生活水平比（RLS）与城乡居民消费水平比（RCL）来反映统筹城乡发展状况（URHD），例如，郑钦玉（2009）、赵彩云（2008）采用基于UNDP的人类发展指数来构建衡量城乡关系的综合性指标，以期更综合全面地反映中国城乡关系的现状和变化趋势，分别从城乡间的人类发展指数，收入、消费、教育、健康，预期寿命等方面来分析和量化城乡关系。但该指数没有考虑到平等问题，并且指标权重相同缺乏客观依据，因此邱风、王利芳（2009）根据中国国情在基尼系数的基础上设计了一个平等指数，提出人类和谐发展指数的概念，并进行了城乡比较分析。

统筹城乡发展水平的评价方法一般可分为以下两种：

1.城乡比值。一般而言，衡量两个研究对象的差距既可以运用相对差异来衡量，例如变异系数、加权变异系数、基尼系数、锡尔系数、比值等，也可以运用绝对差异来衡量，例如标准差、极差、差值等，但最常见的是采用差值和比值来衡量两个研究对象的差距。

纵观已有的有关城乡统筹发展评价体系的文献，多数研究采用城乡比值来衡量城乡差距，例如，吴永生等（2007）、付海英等（2006）、高珊等（2006）、王婷（2008）、杨振宁（2008）、陶浪平（2008）等。

Ui=Ri/Ci（1）

I=∑Ri/Ci×Pi（2）

（1）式和（2）式中，i表示第i个指标，Ui表示城乡间第i个指标的数值之比，Ri表示农村指标的数值，Ci表示城市指标的数值，P i表示该指标的权重，I表示城乡统筹度。

城乡统筹度的高低，综合反映了城乡关系发展的程度，即城市要素和农村要素流转与协调的程度。一般而言，评价结果应接近于1，偏离1的程度越大，说明城乡发展不协调的程度越高；当I等于1时，城乡就实现了一体化。

然而，有些指标是逆指标，这些指标的农村值要大于城市值，例如反映城乡消费结构的恩格尔指数。在存在逆指标的情况下，若利用（2）式去计算城乡统筹度，就会造成计算结果存在很大的误差。现有文献往往忽略了这一点，导致评价结果不准确。基于此，张元红等（2009）提出一个修正的城乡统筹度：

I=∑（1- | Ci-Ri/Ci |）×Pi（3） 实际值和目标值比较。现有文献中，还有另外一种测评城乡统筹度的思路，即将城乡统筹指标的实际值和目标值进行比较，以此反映当前城乡融合的程度（例如，陈鸿彬，2007；许玉明，2004；邓玲、王彬彬，2008）。

用差值来衡量城乡差距，其数学表达式为：

Ui=Fi/Gi （4）

I=∑Fi/Gi×Pi （5）

（4）式和（5）式中，Gi表示该指标的目标值，Fi表示该指标的实际值，Pi表示该指标权重。陈鸿彬（2007）以发达国家和部分发展中国家20世纪90年代的某些指标为参照系，以2020年为达标年，在进行分析和预测后确定了城乡统筹发展评价指标体系中的目标值。

许玉明（2004）在参考四个信息源的基础上，经过主观分析、专家分析、数据分析等，得到了有关评价指标体系及标准。这四个信息源为全面小康评价指标体系及标准、社会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及标准、重庆市及所属的县（区、市）相关指标数据资料中的较高水平以及国际标准。邓玲、王彬彬（2008）主要用趋势预测法确定目标值。该研究对指标值进行了分类预测，阈值的确定参考了中央政策研究室全面小康评价指标体系等中的标准。 对两种城乡统筹衡量方法的评论。两种方法在选取的指标上会有较大的不同。第一种方法能更好地反映当前城乡之间的差距，但这种方法对数据的要求更苛刻，因为很多指标缺乏既分区域又分城乡的数据。第二种方法主要测评城乡统筹的现状和目标之间的差异，由于这种方法并没有要求所有的指标都有分城乡的数据，所以，这种方法在指标的选取上有更大的自由度。但这种方法也存在一个难点，即如何确定目标值。目前已有的文献在确定目标值时都有较强的主观性，缺乏说服力。

三、关于城乡差距的表现及成因方面

统筹城乡的目标是要解决城乡差距问题。目前中国城乡发展不协调，日益突出的城乡差距问题对中国的统筹城乡发展形成了障碍。

中国的城乡差距主要表现为：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城乡居民消费支出差距、城乡教育发展差距、城乡卫生发展差距、城乡社会保障差距、城乡产业结构差距和城乡劳动生产率差距（叶兴庆，2003；胡鞍钢，2004），其中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表现在内部差距和地区差距上（章国荣、盛来运，2003），财产差距和生活水平差距也需要进一步考虑（郭玮，2003）。

中国城乡差距是长期以来由地域、政策、教育、政府管制、社会福利等因素造成的（李实，2003），主要包括自然因素（农产品收入需求弹性小，城市和农村不同的资源分布方式，不同的保障条件和社会地位）、体制因素（二元经济结构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不完善）以及政策因素（以农补工的经济政策、城乡有别的财政投入政策和歧视农民的就业政策）。城乡差距的存在是由城乡产业功能及结构、非均衡发展理论、经济发展惯性、工业化性质、城乡制度及体制差异等多种因素决定的、不可回避的、特定的过程（章国荣、盛来运，2003；郭玮，2003；杨维琼等，2008）。

关于中国城乡差距的成因，现有文献主要可以归为以下观点：

1.二元经济结构。传统农业与现代工业的对立，落后的农村与先进的城市分离的“双二元经济结构”导致了城乡差距的逐步扩大（张希成，2005），工业和农业之间的哺育和反哺力度不对称，农业和农村对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哺育是“要素涌入”，而工业和城市对农业和农村的反哺只是“收入滴落”（洪银兴，2007）。同时，农村内部二元经济结构和城市内部二元经济结构之间存在强化效应和反弹效应，共同规定和制约着中国二元经济结构的发展，这种双重二元经济结构下的统筹城乡发展必然滞缓（蒋永穆等，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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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政府行为。以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为具体表现，城乡差距扩大是工业化过程中出现的阶段性问题，是可以通过经济发展自身加以修正和克服的。然而，在工业化进程中，仅仅依靠经济发展自身规律来弥合城乡差距，很可能跌入市场经济的陷阱。影响城乡差距扩张最根本的因素源于在工业化过程中，由于经济发展阶段性对应的二元经济结构，国家的投资、分配政策和一系列旨在促进经济增长的制度变革对城乡居民收入的影响。换言之，政府行为选择对平抑或扩张居民收入差距影响巨大（张红宇，2004）。城乡差距与传统的“重工轻农”和“重城轻乡”的发展战略的选择密不可分。在农村改革开放初期，市场机制的引入，一度使得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出现较大幅度的下降。然而，随着后来城乡体制分割性的日益严重，对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的歧视，公共财政资源和社会资源向城镇的过度倾斜，从而导致城乡之间居民收入差距越来越大。这个责任应该由政府来承担，而不加区别地把它归结为市场化改革是没有道理的（李实、赵人伟，2006）。政府是城乡关系的缔造者和新制度安排的供给者，涉及中国城乡统筹发展的制度（尤其社会再分配制度改革）与政府职能转型的关联度非常大（张国平，2006）。充分结合市场“自然带动”和政府“强制性带动”路径的积极作用，是加快中国城市带动农村发展，促进城乡统筹发展的关键（丁忠民，2008）。 制度、政策。制度、政策因素对统筹城乡发展水平的影响受到学界的普遍关注。在2001年，陈宗胜就发现市场化改革过程中不可避免出现的“制度缺陷”是体制转轨时期中国非法非正常收入滋生蔓延，进而导致全国（及城乡）居民收入差距“非正常扩大”的根本原因。通过讨论一种基于Lorenz曲线的不平等测度方法，可以发现城乡二元结构的制度是城乡差距不断加剧的主要因素（李炳坤，2003；魏勇、俞文华，2004）。从交易效率视角考察中国的城乡差距能为不同时期、不同地区的城乡差距提供一个较为统一的解释，而低下的交易效率与一系列带有暂时性、短期性、政府意志推动的政策和制度安排等存在很大关联（赵、尹伯成，2006）。 分配关系及地位失衡。林光彬 （2004）认为，社会等级关系和市场经济相互作用形成的分配关系是城乡收入差距扩大的根本原因。中国城乡收入差距扩大的发生机制与根本原因是社会等级秩序格局、失衡的财富与收入分配格局、资源的流动性障碍格局与市场等级化格局等一系列社会安排的相互作用，在计划机制与市场机制双重的游戏规则下，形成了一种“城乡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自我强化机制”。例如，农民无法平等参与市场活动导致城乡收入差距不断扩大（洪银兴，2006）。由社会保障制度本身所固有的结构性缺陷、地方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城市偏向”策略和财税收入政策的乏力导致的中国城乡居民之间社会地位的差异以及城乡地理位置的差异给城乡居民带来了不同的地位收益， 而地位收益的存在拉大了中国城乡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李卫兵，2005）。 其他。田新民（2009）认为，城乡收入差距并不单纯是由城市工业化的速度决定，城乡间收入差距也并不一定是呈现“倒U”型的趋势。城乡收入差距的大小还决定于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部门迁移的壁垒以及城市部门努力提高其人口承载力所进行的公共建设投资的大小。朱允未等（2006）在研究经济发展与城乡统筹相互关系时发现二者并不存在正相关，经济发展从长期来看还会进一步扩大城乡差距。

四、统筹城乡发展的影响因素分析

（一）城乡收入来源的角度

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是城乡差距的主要表现。顾海兵（2008）通过城乡居民收入构成或收入来源的具体解析，认为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影响最大的因素是城镇居民的工资收入与乡村居民经营性收入的差异程度。黄祖辉、万广华等（2003）发现中国现阶段的转移性收入并没有成为缩小城乡居民收入不平等的再分配手段，相反是加剧了收入的不平等。

（二）资源配置、劳动生产率及产业结构等对统筹城乡发展水平的影响

1.关于城乡资源配置与城乡统筹发展的研究。研究已发现城乡差距可以由许多因素来解释，其中城乡间劳动收入差距可以解释42%，户籍制度可以解释28%（Shi等，2002），而人均GDP水平与城乡消费差距具有负向相关关系，部门间的劳动力流动所获得的潜在收益与城乡消费差距正向相关，地方治理的效率与城乡消费差距及其变化都是显着负相关的（Lu，2002）。

林毅夫、刘明兴（2003）利用1981—1997年的省级面板数据，指出经济发展战略（以反映产业技术选择偏离最优资源禀赋的技术选择指数为代表）显着影响城乡差距。城乡收入差距的大小还决定于从农村转移的资金量（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的转移、预算转移、扶贫资金的转移等）（马从辉，2002），章奇等（2004）发现，由于中国的金融发展过程带有城市倾向，因此金融发展（以信贷规模在GDP中的比重为指标）将扩大城乡收入差距。

方杰（2006）认为，统筹城乡生产要素资源配置，促进城乡资源配置一体化是统筹城乡发展的关键；在实践层面研究上，孙林等（2004）对南京的城乡统筹发展水平进行了实证分析，认为城乡居民关系是造成南京城乡统筹发展水平偏低的主要原因；单至芬等（2006）、陈利昌等（2006）、刘奇中（2006）分别对黑龙江、广东和安徽的统筹城乡经济发展的对策进行了研究；“城乡协调发展与构建和谐湖北课题组（2006）”对湖北城乡协调发展问题、原因和对策进行了研究；“成都就业研究课题组（2007）”成都市城乡统筹比较充分就业问题进行了研究。赵彩云（2008）运用1978—2006年的省级面板数据，综合考虑GDP、资金在城乡间不对等流动和配置、劳动力流动状况和发展机会等因素对城乡差距的影响，实证分析资源配置与城乡统筹发展的相互关联。

2.关于劳动生产率与城乡统筹发展的研究。国内研究普遍认为，中国农业劳动生产率低下是造成城乡差距的主要原因之一。李永杰、张建武（2002）认为，实现城乡统筹就业的关键因素是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或者说是劳动力的边际产出提高，是决定城乡统筹就业的根本条件，也是城乡统筹就业的最终结果。中国统计信息网（2005）认为，城乡差距与城乡产业特性有关。农业和非农产业劳动生产率的过大差距是造成城乡二元结构的经济基础。偏低的农业劳动生产率使农民在收入分配中处于劣势地位，导致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分割。在胡鞍钢（2004）看来，“城乡差距”不仅反映在城乡收入差距上，还体现在城乡居民消费支出差距、城乡居民公共服务差距和城乡劳动生产率差距上。谭静池等（2007）通过对陕西的实地调查，实证研究得出：城乡劳动生产率差异导致城乡收入差距。“城乡分治”使城乡经济发展逐步形成两个经济单元和两种发展水平，农村居民主要从事第一产业，城镇居民主要从事二、三产业，以手工、半手工等体力劳动为主的农村劳动生产率显着低于以现代工业为主的城市劳动生产率，加上农村劳动力的低素质积累效应，也导致城市劳动力价值远高于农村劳动力价值。 关于产业结构与城市化的研究。产业结构的升级与统筹城乡发展有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关系。现代经济学理论认为城市发展的核心动力是产业结构的调整与优化。H.钱纳里（Chenery，1975）对经济发展各个时期的产业结构变动和城市化发展的轨迹进行了实证分析，指出了产业结构变动与城市化存在关联。随着城市人口的不断增加，工业和服务业中的劳动力份额也在不断增加，两者在变动上之所以会有相似之处，是因为城市化与产业部门中的劳动力结构密切相关。 关于制度因素对统筹城乡发展影响机理的研究。李振国（2006）认为政府应加快制度改革，增加对农民的制度供给。但陈永正等（2005）发现制度供给对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直接作用有限，在中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演变过程中，存在着制度供给的边际效用递减的现象。因此，不同于曹明华（2005）提出的户籍、就业、保障、土地、行政管理等五方面制度创新，他认为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突破口是围绕农业产业化进行制度创新，主要依赖于户籍制度、农村金融、土地制度这三个方面的创新。

吴冠岑（2007）从制度变迁理论角度对目前城乡二元体制的形成以及演变的内在机制进行了探讨。马远军（2006）分析了制度问题影响城乡统筹的内在机理，制度滞后影响城乡统筹建设效率，制度失衡提升城乡统筹建设成本，制度不经济导致城乡发展不公。通过建立不确定条件下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城市化决策模型和对户籍制度、土地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的比较静态分析，可以发现以土地换保障为核心的制度创新，增加了制度约束线的纵截距和斜率，推动了城市化的发展（郝寿义，2004）。何西（2007）从农民、企业、政府三者利益博弈的角度构建城乡一体化最优制度求解的模型。

关于制度政策可操作性变量的选取方面，王小鲁、樊纲（2005年）所用模型引入的大多数变量都是与政策有关的外生变量，包括转移支付和社会保障、公共产品和基础设施，也包括与改革进程相关的制度变量，考虑的变量分别是按人均水平计算的各省地方财政得到的净转移，城市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和失业保险的覆盖率，人均教育水平（用6岁以上人口平均教育年数表示）、单位国土面积的公路和铁路线路分布密度以及电话普及率，国民经济研究所的分省市场化指数，企业家与政府部门及其人员打交道的时间比例（反映政府对企业的干预度）、用企业的非税上交占销售收入的比例（反映企业的税外负担）和灰色收入指数（反映****）。值得注意的是，市场化对收入差距的影响未必能够全部通过模型中市场化指数的估计结果反映出来。陆铭、陈钊（2004）通过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 实证研究从经济开放、就业的所有制结构调整、政府在经济生活中的作用、财政支出的结构等几个方面来考虑1987—2001年间经济政策的调整可能对城乡收入差距产生的影响。陆丁（Lu， 2002） 以人均消费/人均GDP的变化率为变量衡量地方治理的效率，发现它与城乡消费差距及其变化都是显着负相关的。 其他因素对城乡统筹水平的影响。全球化对城乡差距具有正向作用（Wei&Wu，2001），魏尚进等（Wei and Wu， 2001）认为经济开放是有利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但是，他们的研究所控制的变量太少，而中国各城市在经济发展水平和经济体制改革进程等各方面的差异性是非常大的，因而其结论的可靠性不高。陆铭、陈钊（2004）后来发现在1978—1998年间经济的开放（FDI在GDP中的比重和出口贸易额在GDP中的比重）将增大城乡收入差距，而出口贸易额在GDP中的比重在20世纪80年代末以后则有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作用。同时他们还验证了农村的家庭联产承包制改革有利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城市化对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作用显着；另外就业的所有制结构调整（非国有化）、政府参与经济活动的程度、政府财政支出的结构以及文教科学卫生支出的比重都是扩大城乡收入差距的重要因素（陆铭、陈钊，2004）发现。农产品价格变动、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或工农贸易条件也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城乡差距的变动（马九杰等，2005）。

（三）实证分析方法上

1.多元线性回归。王培刚、周长城（2005）通过实证分析发现影响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主要社会因素是失业率与第三产业就业人数占全国劳动力人数的比重两个变量。也有学者从二元结构系数、城市化水平、人均GDP增长率以及产业结构来解释城乡居民收入的差距变化。王小鲁、樊纲 （2005）通过计量模型（准对数二次函数模型）分析发现有一系列因素对收入差距的扩大或缩小有重要影响。这包括经济增长方面的因素、收入再分配和社会保障、公共产品和基础设施，制度方面的因素、劳动力流动障碍以及政府对经济的不适当干预、收入分配的非制度化和政府****等因素。 灰色关联法。付海英等（2006年）构建了一套评价中微观区域城乡统筹发展现状的量化指标，并用灰色关联法寻求城乡统筹发展的主要影响因素，将众多影响因素归整为自然、社会、经济、基础设施和城镇化水平等五个因素。 DEMATEL法。李银星、杨印生（2006）通过制定指标评价体系研究影响统筹城乡发展的因素，采用DEMATEL法确定统筹城乡发展的综合影响度、中心度、原因度、被影响度，主要分城乡关系统筹因素、城乡经济统筹因素和城乡社会统筹因素三类共提取20个直接或间接影响统筹城乡发展的社会经济因素，发现影响统筹城乡发展较大的因素为第三产业发展、农民人均税负水平、城乡居民人均纯收入和国家政策倾向。 分位数回归建模与分解。段景辉、陈建宝（2009）对中国城镇和农村家庭收入的影响因素进行分位数回归建模分析，找出了影响不同收入阶层家庭的关键因素；采用分位数分解方法对城乡家庭收入差异进行分解，估算了城乡家庭收入差异影响因素的影响度，发现各个影响因素在不同收入层次的家庭中所起的作用不同。

五、关于统筹城乡发展的对策研究

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是一项系统工程。走出城市偏向实现城乡统筹发展，有赖于国家发展战略的转型和“城市—农村二元利益集团”政治均衡的实现（李建勇，2009）。从交易效率的视角考虑，解决统筹城乡问题的办法在于取消不利于经济体交易效率提高的政策措施，厉行有利于交易效率提高的制度改革（赵、尹伯成，2006）。需要在非均衡发展、调整城乡就业结构、多元化城镇化发展以及调整国民经济分配格局等四个方面进行制度创新，最重要的任务是解决农民收入增长问题，还要给农民平等的发展机会和国民待遇（张红宇，2004）。其根本性措施是：实现城乡等级法权地位平等化、收入分配格局平衡化、农村资源充分流动化与市场一体化（林光彬，2004）。此外，还需培育容忍合理差距的社会文化。

具体而言，需要消除劳动力市场分割（钟甫宁，2003；肖万春，2003），缩小县域城乡差距，改革现行的城乡分割的体制（顾益康，2003；石忆邵2004；韩俊2003），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推进城镇化，以促进统筹城乡发展。

六、对研究现状的评价

由于研究所采用的指标、使用的方法、分析的视角各不相同，对城乡收入差距的研究必然会得出不同的结论。这些结论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中国（甚至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城乡收入差距现象，但是仍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比如，数据存在不完整性的问题，如一些个人收入（如实物部分）没有统计上来，相对于国际规范的个人收入定义，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纯收入都有低估的问题，而且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的低估程度远远大于农村居民纯收入的低估。同样地，由于资料的缺乏，很难检验中国经济发展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之间的关系。从现有的研究状况来看，对收入差距变化趋势的预测缺乏一个标准的经济学分析框架。大多数学者在分析城乡收入差距时，同时使用几个不同的视角泛泛地分析，没有围绕一个视角进行贯彻始终的剖析。在探究城乡差距根源时，虽然知道中国城乡收入差距是与经济发展、体制改革和政策等因素分不开的，但是我们并不是十分清楚这些因素通过何种机制发生作用，又在多大程度上发生作用。目前对城乡收入差距的研究只是停留在对现状的描绘上，尚未构建中国现行收入分配机制的模型。

参考文献

[1]Adelman I，Morris C T.Economic Growth and Social Equity in Developing Countries，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73.

Adelman，I.，Morris，C.T.，S.Robison.Policies for Equitable Growth[J].World Development，1976，(4)：561-582.

Adelman.L，Morris.C.T.Economic Growth and Social Equity in Developing Countries[M].Stanford：University Press，1973.

陆铭，陈钊.城市化、城市倾向的经济政策与城乡收入差距[J].经济研究，2004，(6)：50-58.

刘文忻，陆云航.要素积累、政府政策与中国城乡收入差距[J].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06，(4)：13-20.

姚耀军.金融发展、城市化与城乡收入差距——协整分析及其Granger因果检验[J].中国农村观察，2005，(2)：2-8.

蔡昉.城乡收入差距与制度变革的临界点[J].中国社会科学，2003，(5)：16-25.

郭剑雄.人力资本、生育率与城乡收入差距的收敛[J].中国社会科学，2005，(3)：27-37.

蔡昉，都阳，王美艳.劳动力流动的政治经济学[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

篇(7)

关键词： 城乡融合度；指标体系；合作市

中图分类号： F 291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10095500（2012）06003106

城乡一体化作为当前公共财政背景下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目标之一，是一个长期、复杂、渐进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既表现出纵向演进的阶段性，又表现出横向发展的地区差别性。因此，科学的设计城乡一体化的评价体系，通过量化的方法对城乡一体化以及各构成系统的动态演进和各地区间的差别进行测度和分析，有利于客观展现城乡一体化综合水平的发展趋势和地区差异，以及经济、社会、基本公共服务等在城乡一体化演进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对快速推进城乡一体化，有效落实公共财政政策具有战略意义。

城乡融合既是一个过程，又是一种状态。城乡融合的理想状态是在经济层面上，使生产要素在城乡地域空间上、不同产业间通畅而有序地流动，促使城乡经济持续发展；在社会层面上，公平地调整城乡两大集团的利益分配，缩小城乡差距；在生态层面上将城乡的生活和生产活动纳入空间上共建、共有、共享、可持续的城乡生态系统；在文化层面上，在承认差异的基础上，用公认、理性、进步的价值观将乡土观念和现代城市文明有机地结合起来，促进城乡社会的全面发展[1]。

城乡融合评价指标体系是由一组既相互联系，又相互独立，并能采用量化手段进行量化的指标因子所构成的有机整体，是一个根据城乡关系融合的终极目标为基础而建立起来的、反映城乡关系发展程度和水平的指标集合[2]。杨荣南[3]提出由城乡经济融合度、城乡人口融合度、城乡空间融合度、城乡生活融合度、城乡生态环境融合度5个方面共35个具体指标来测度城乡一体化水平。顾益康等[4]提出了包括城乡发展度、差异度和协调度3类共42个指标的城乡一体化评价指标体系，用来评估和反映城乡一体化的进程[4]。黄匡时[5]认为“农民工城市融合度”评价指标体系应该从“农民工城市融合政策指数”、“农民工城市融合总体指数”和“农民工城市融合个体指数”3个方面进行构建。汤杰[6]利用城市流分析方法，选用15个外向服务型产业指标，从外向功能量、城市流强度角度进行分析比较，对辽宁省14个地级市的城市间联系互动进行了定量分析，认为辽宁省城市间的相互作用整体不强，具有较大的改善空间。颜芳芳[7]以城乡差异为着眼点，从城乡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经济发展和居民生活等4个方面建立城乡一体化评价指标体系。更多的学者如漆莉莉[8]、白永秀等[9]、岳利萍等[10]、刘伯霞[11]、曹志刚等[12]、郭金丰[13]、梅付春[14]、刘伟等[15]、完世伟[16]、王志军等[17]、刘新峰等[18]从省域角度，对城乡一体化进程、城乡发展水平或城乡融合度进行了测评。

1.2研究区域概况

合作市位于甘肃省西南部，地处甘、青、川3省交界，是安多藏区的中心之一[19]。自古以来就是内地与藏区经济、文化交流的前沿和结合部。合作市现辖6乡4个街道办事处、8个社区居委会、39个村委会、258个村民小组。全市总人口8.58万人，其中，城镇人口5.18万人，占总人口的60.4%；农村人口3.4万人，占总人口的39.6%；总人口中藏族4.6万人，占总人口的54%；汉族2.8万人，占总人口的33%。辖区平均海拔3 000 m，年均气温1.7 ℃，年均降水量558 mm，是典型的高寒区域。高寒草原+藏系家畜形成了世界上独一无二的高寒草原畜牧业区域[20，21]。受特殊的高寒地理环境和多元民族文化的深刻影响，合作市生态环境地位非常重要，但脆弱性很强，支持城乡一体化发展的环境基质较差；区域经济社会发育程度低，支持城乡一体化发展的平台太低；城乡差距较大，城乡分离发展突出，城乡互动发展的机制尚未建立或很微弱；农牧村落后，对城镇的基础支持作用不强；城镇综合实力弱小，数量有限，辐射带动农村的作用不强；人口和居民点具有较强的离散性，空间分割作用强烈，联系不强；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延伸不足，配套不强，成本（建设成本和管护成本）高昂，但受益面和受益人群较少；城乡发展的重要驱动力来源于行政推动，国家、省州的投入是拉动国民经济社会发展的主导力量，但主要用于改善民生，发展型的工程较少。

城乡经济融合度主要由以下3个指标组成：城乡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比、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3次产业结构比，其中，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是反映城乡经济发展协调水平的主要指标；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反映城乡居民之间的收入水平的协调性，逐步缩小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需要着力解决的问题；第2、3产业比重与第1产业比重比是反映产业融合的重要指标。城乡人口融合度包括人口城市化率和城乡就业人数比，其中，人口城市化率是反映社会结构变化的最重要指标，城乡就业人数比反映农业剩余劳动力就业转移的程度，而且能够进一步反映农村非农化和现代化的发展水平。

城乡社会发展融合度包括城乡每万人拥有医生数比和城乡生均拥有的教师数比，其中，乡每万人拥有床位数比反映医疗卫生事业对城乡居民健康服务的保证程度，城乡生均拥有的教师数比反映城乡人口受教育情况的指标。

城乡生活融合度由城乡恩格尔系数比、城乡每百户拥有信息工具数比、城乡安全饮用水普及率比值和城乡人均居住面积比等指标组成，城乡恩格尔系数比是反映城乡居民的生活水平差别的主要指标，城乡每百户拥有信息工具数比是反映居民获取信息能力的强弱以及信息技术的发达程度，城乡安全饮用水普及率评价居民用水状况的指标，城乡人均居住面积比是反映城乡居民的居住水平居住差异的指标。改善居住条件，是城乡一体化建设的重要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