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众文化的性质精品(七篇)

序论：写作是一种深度的自我表达。它要求我们深入探索自己的思想和情感，挖掘那些隐藏在内心深处的真相，好投稿为您带来了七篇大众文化的性质范文，愿它们成为您写作过程中的灵感催化剂，助力您的创作。

篇(1)

法兰克福学派的

大众文化批评观点

大众文化的商品性。霍克海默与阿多诺明确提出大众文化的商品化特征以及文化艺术已成为“商业的俘虏”,“艺术明确地承认自己完全具有商品的性质,这并不是什么新奇的事,但是艺术发誓否认自己的独立自主性,反以自己变为消费品而自豪,这却是令人惊奇的现象。”①在他们看来,文化就是一种商品,且具有较大商业价值。

大众文化的单一性。在利益驱使下,很多人盲目追求文化的艺术性及价值性。有些文化产品一旦获利就会伴随大批量雷同的文化产品,毫无创新意义,只是不停地一再复制。于是,文化便丧失其独立性与自主性,变得单一。

大众文化的欺骗性、操纵性。大众文化成为一种意识形态影响着人们的观念、生活。它成为迎合人们需求,使人们处于一种享乐之中的鸦片。阿多诺认为:“文化工业通过不断地向消费者许愿来欺骗消费者,但这种许诺并没有得到现实的兑现,仅仅是让顾客画饼充饥而已。”②

我国当代大众文化的现状

大众文化的发展带动了消费市场,影响着人们的生活方式及思考方式。大众文化作为科技新成果所产生的影响力毋庸置疑,其所带来的负面效应也不容小视。我们可以试着从几个方面看我国大众文化的现状。

广告。广告的兴起就是为了促进消费、引导消费、生产消费。厂商为使产品能够顺利消费,会采取各种手段宣传产品并引导人们接受他们的产品。广告本质是消费主义,引起人们内心深处的无意识。当广告语成为一种流行话语时,就会给没有了解和掌握这种话语的人一种压力,迫使他们去接受和了解这些话语,以便跻身流行之列而不被时代的大众抛弃。

电视。电视进入了普通家庭,成为人们生活的一部分。电视带来的不只是信息和娱乐,它改变了人的生存状态。电视主导了大众意识,电视里的世界是一个被编辑和改变的世界,使我们无法识别,但是也会引领大众思想观念的改变。大众媒体吞噬了信息,消除了意义。而这样的情景,观众只是被动地接受,并没有积极地参与到生产制作过程中去。大众已然成为媒体制造的“沉默的羔羊”。

大众文化批判观点

对中国大众文化的启示

首先,大众文化要有独创性。如今,大众文化的多样化让人应接不暇,但是大多只是套用成功模板的一再复制。长此以往,会使人们陷入思维固定化、衰竭化,影响人们的思维力和鉴赏力。大众文化不应是僵化的,而应是鲜活的。我们常常说艺术是生活的反映,因此,我们的大众文化要深入民众生活,反映现实社会,并且在反映中还要注意文化的独创性。

其次,大众文化要有深度和厚度。大众文化有很大的消费市场,但是大众文化却不应该从众,要有一定的深度和厚度,不能那么浅薄、俗气。现代社会,市场经济的冲击使消费市场扩大,吸引着更多的人关注和投资文化事业,这就会影响大众文化,使得大众文化世俗化,缺乏艺术价值,仅仅成为一种赚钱手段。因此大众文化的发展要坚持自己的态度和立场,不能媚俗。

篇(2)

艺术是人类文化的重要构成，因此艺术研究不能缺乏文化视角，对现代影视艺术的研究同样如此。本文根据影视艺术的特点和功能探讨其特定文化属性，从其大众文化属性出发揭示其创作机制和发展规律，及其与精英—雅文化和经典艺术的关系，并联系我国影视艺术创作的实际，试图为国内影视业找到一条走出低谷的有效途径。本文为笔者关于影视艺术的文化学研究系列论文之一。

【关键词】 影视艺术/大众文化/读者性文本

一

当我们试图深入影视艺术，对其进行分析、研究和批评的时候，我们首先会遇到它的文化属性问题。因为艺术是文化的特定表现，它“双重地归属于文化：一方面，作为文化所产生的并且在文化中发展的艺术活动方式，作为由艺术创造者和艺术消费者的共同努力而实现的人对世界的艺术形象掌握的方式归属于文化，另一方面，作为在文化中对象化的、固定的、得到储存的具有艺术价值的艺术活动成果归属于文化”。（注：［苏］莫伊谢依·萨莫伊洛维奇·卡冈《美学和系统方法》，中国文联出版公司，第114页。）实际上，艺术既是文化的表现，也以文化为表现对象。那么，何为文化呢？文化是一个古已有之却又长期争论的概念。关于文化的定义，据不完全统计，已有二百个之多。从词义学的角度看，“文化”一词在西方主要源于拉丁文“cultura”，意指耕作、培养、教育、发展出来的事物，是与自然存在的事物相对而言的。在汉语中，“文”是一个象形字，它的原始形象是表示许多装饰花纹相互交叉，富丽而不单调。《说文解字》即是这样解释的：“文，错画也，象交文。”《易·系辞下》也说：“物相杂，故曰文。”《礼记·乐记》中则有这样的句子：“五色成文而不乱。”“化”是一个会意字，从“人”从“匕”，“匕”乃回首从人之意，表示引导从善；也可解释为改易、生成、造化，指事物形态或性质的改变。如《庄子·逍遥游》：“化而为鸟，其名为鹏。”《易·系辞下》：“男女构精，万物化生。”《黄帝内经·素问》：“化不可代，时不可违。”《礼记·中庸》：“可以赞天地之化育。”“这里，文化实际上被理解为一个过程性的动作，这个动作既指涉人有意识地作用自然世界的活动，又包含了原有的自然物根据人的活动改变面貌和秩序，发生实质性的变化，成为属人的，从自然物变为文化物，从自然秩序变为文化秩序的过程。”（注：丁亚平《艺术文化学》，文化艺术出版社，第31—32页。）随着社会的发展，文化的含义也在不断地演进，不断地扩展，由人对自然的改变性活动和自然的人化到人的社会活动及由此而形成的组织、制度、思想与各种意识形态结构都成为文化的表述对象。正如萨姆瓦所说：“文化是一种积淀物，是知识、经验、信仰、价值观、处世态度、赋义方法、社会阶层的结构、宗教、时间观念、社会角色、空间关系观念、宇宙观以及物质财富等等的积淀，是一个大的群体通过若干代的个人和群体努力而获取的。”（注：萨姆瓦等《跨文化传通》，三联书店，第28页。）英国文化人类学家爱德华·伯内特·泰勒在1871年出版的《原始文化》一书中更为明确地指出：文化“是人类在自身的历史经验中创造的‘包罗万象的复合体’”，“是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俗的任何人作为一名社会成员而获得的能力和习惯在内的复杂整体”。显然，文化的范域是极其宽泛的，其所有构成大致可分为三个层次，即物质层次、精神层次和艺术层次。“物质生产的产品和方式属于文化，以‘天然’向‘文化’的转化正是在物质水平上开始为限。而至于精神生产，它则形成精神文化的层次。只是必须预先说明，不应该在那种涵义上理解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区分：仿佛前者是某种纯物质的和只限于物质的东西，后者则是某种纯精神的和只限于精神的东西。而应该理解为：在文化的这些层次中，精神因素和物质因素的相互关系正相反——物质文化根据自己的内容和发挥功用的方式是物质的，精神文化在这些决定性的方面是精神的，然而它的所有产品是被物化的，否则，这些产品就根本不可能存在；而物质文化的全部过程表现精神的目的、计划和模式。”（注：［苏］莫伊谢依·萨莫伊洛维奇·卡冈《美学和系统方法》，中国文联出版公司，第88页。）人类全部的艺术创作及其作品构成文化的艺术层次或称艺术文化。艺术文化在人类总体文化中处于一种特殊地带，它介于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之间，既有自己的独立空间，又分别延射、渗透于物质和精神文化，以“边缘艺术”的形态与物质文化或精神文化交叉、交融，如建筑艺术、工业品艺术设计、演说艺术及艺术政论作品等。实际上，即使是处于独立空间的纯粹的艺术创作，也与物质和精神文化领域有着极为密切的联系，因为无论多么纯粹的艺术创作都离不开以特定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为主体的生成和生存环境，并且不可能不表现和反映特定物质和精神文化的状态和内涵。由此可见，艺术不仅是文化的重要构成，而且成为文化的一种生动而有意味的表达。

正是由于艺术既是文化的表现，也表现文化，所以文化便从根本上决定着艺术的性质与特征。苏珊·朗格指出：“常说的艺术基本统一性，并非在于各类艺术形成要素的相同和技术的相似，而主要在于它们特有含义的唯一性，即在于全部艺术‘意味’的意义。‘有意味的形式’（其确实有意味）是各类艺术的本质，也是我们所以把某些东西称为‘艺术品’的原因所在。”（注：［美］苏珊·朗格《情感与形式》，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第33页。）这里的“有意味的形式”即是情感的形式，或称人类情感的符号，它是“一种情感的描绘性表现，它反映着难于言表从而无法确认的感觉形式。有意味的形式概念，起码为上述要求提供了出发点。所有的描绘方式都是复杂的、准确的和微妙的。符号的制造，就像制造一个便当的碗，一支顺手的桨那样，要求着高明的技术。表达的技术是比自卫技能更为重要的社会传统。……艺术，是人类情感的符号形式的创造”。（注：［美］苏珊·朗格《情感与形式》，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50—51页。）作为人类情感的符号形式的创造，艺术无疑是为人类情感的表达需要而诞生的，同时也会随着这种表达需要的变化而变化。而无论人类情感抑或这种情感的表达，都在文化的范畴，且既为其它文化形式所影响和制约，也影响、制约着其它文化形式。因此，在特定的区域，特定的时代，由于这一区域、时代的特定的文化环境及生成于斯的人类的特定情感的决定，艺术便诞生了它的特定风格。当然，这种风格不仅表现在艺术家身上和艺术作品中，同时也表现在艺术符号-形式方面。如所周知，东方写意的文化土壤诞生了以虚拟、程式为基本特征的中国传统戏曲，而写实的话剧只能由与之相适应的西方文化所孕育：至于话剧在中国的移植，则在很大程度上得力于文化的“西风东渐”。所以，不仅一个艺术家、一件艺术作品的出现与一种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即使是一种艺术样式，也可以看作是特定文化的产物。在大多数情况下，我们不难从艺术符号上找到其特定的文化信息；反过来，我们研究一种艺术样式，显然也必须首先考虑其文化属性。只有把握了文化属性，或者说，只有搞清楚了这种艺术样式赖以产生和发展的文化背景，才有可能找到接近它、了解它、并深入研究它的有效路径，才有可能对它作出实事求是的确切评价。对影视艺术的研究、批评便是如此。

二

在人类文化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并存着三种文化形态：主流文化、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所谓主流文化，是指反映统治者的价值取向、代表统治者的利益、维护统治者的地位并在国家机器运转中起主导作用的统治者的文化。所谓精英文化，也称雅文化，即由少数知识程度、思想修养、艺术造诣明显高于广大普通群众的社会上流人物所创造的文化形态。在许多情况下，特别是在前工业社会的各个阶段，这种精英文化或雅文化常常与主流文化相互渗透，互为依存，共同构成一股左右社会发展趋势的重要力量。如我国历史上，曾以正统的儒、道、佛三家学说为主体，以《诗经》为发端的文流为正统规范，历经先秦诸子、两汉经学、魏晋玄学、宋明理学、清代朴学，至近代西学，形成了一种传统的上层文化，这种上层文化就是典型的主流文化与精英文化的混合体：它在态势上属于精英文化、雅文化，而在功能上则完全属于主流文化。当然，有时候，精英—雅文化也会处于与主流文化分离甚至对立的状态，如在现代，精英—雅文化就往往以“纯粹”的文化形式反抗主流文化的或干预。至于大众文化，情况则有些复杂。从字面上理解，“大众文化”就是大众所创造的、适合于大众且在大众中流行的文化，这一点似无歧义。但同样为大众所创造、同样适合于大众、同样在大众中广泛流行的还有“民间文化”，它是否也属于大众文化呢？对于这个问题，人们的看法便有不同。“大众文化”的概念最早出现于美国哲学家奥尔特加的《民众的反抗》一书中，主要指现代社会中涌现的，被一般人所信奉、所接受的文化。“大众文化是大众社会的产物，这种社会最先产生于先进的工业主义的美国。”（注：覃光广、冯利、陈朴主编《文化学辞典》，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第33页。）显然，这种观点强调了大众文化的现代性，并由此将此前时代就已存在的“民间文化”排除在外。周宪更为明确地指出：“我认为，古典文化中的民间文化和现代文化中的大众文化实际上是完全不同的两个范畴。首先，大众(mass)这个概念是一个现代的范畴，与传统社会的俗民(folk)概念截然不同。从社会学角度看，大众文化首先是和大众的形成密切相关。而大众的形成又是现代社会的工业化都市化的必然产物。随着工业化，现代城市出现了；城市吸引了大批人口的迁入，大批的农村人口进入城市，而城市里原来的居民也发生了变化，于是便形成了奥尔特加所说的‘平均的人’——现代都市大众。这和传统社会中分散地居于乡镇甚至乡村的俗民完全不可同日而语。造成大众文化出现的第二个直接原因，是技术的进步所形成的大众传播媒介。在相当程度上说，没有大众传播媒介，就没有大众文化。正是大众传播媒介使得大众文化迥然异趣于古典文化中的民间文化。”“大众文化完全是现代文化的产物，它和古典文化中的民间文化截然不同。……无论是大众抑或大众传媒，都是现代文化的产物。”（注：周宪《中国当代审美文化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第64—65页。）与上述观点不同的是，一些学者认为“大众文化”是一个具有相当时间跨度的概念，并不局限于现代工业社会。持这一观点的学者当然并不否认传统民间文化与现代大众文化的区别，但那只是大众文化在不同时代的阶段性差异；即使是在现代，大众文化也不都是以大众传播媒介为载体，如服饰、饮食、时尚等。大众文化不等于大众传播，也不等于以电子媒介为表现形式的群众文化，“大众文化是一个历史更为久远，内容也更为复杂的概念”。“群众文化是现代大众文化的主要形式，但群众文化并不就等于大众文化。大众文化早在群众文化出现之前就已存在，其主要形式是‘民间文化’（包括民间故事、民歌、占巫、庆典、戏曲说唱、绘画装饰），这就是传统的大众文化。”（注：徐贲《走向后现代与后殖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第274、258—259页。）这里又引进了“群众文化”的概念，可见大众文化是一个种概念，它还拥有若干属概念。对于截然不同的两种观点，我更倾向于后者。因为文化具有过程性，正如C.P.曼克思所说，文化现实（包括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都是历史的，来自于过去，并前进到新的未来。（注：转引自覃光广等主编《文化学辞典》，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第129页。）大众文化同样如此。尽管“大众文化”这一概念的提出是在现代，然而并不意味着大众文化完全是现代的产物，它在过去时代就已存在，这种存在当然只以其本质与现代大众文化的一致为标志，而在表现形态和具体特征上则可以不尽相同，甚至完全不同。如上所述，传统的民间文化与现代的大众文化在大众创造、适合大众及流行于大众等方面如出一辙，这就充分显示了二者本质的一致性。事实上，大众文化是不断发展、变迁的，主要表现为内容或结构的变化。如果说在前工业社会，大众文化是以民间文化为主要形式：那么，在工业和后工业社会，大众文化的主要形式（当然不是唯一形式）则转变为大众传播文化，虽然大众传播并不等于大众文化。

大众文化的主要形式由民间文化向大众传播文化的转变，无疑是人类总体文化发展的结果，它不仅更新和完善了大众文化的内部构造、结构功能，而且大大提高了大众文化在人类总体文化中的地位，因为大众传播在现代社会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全不似以往民间文化的无足轻重。众所周知，传统的民间文化因其浅与俗往往难登大雅之堂，从而不能对社会文化发展构成决定性的影响，虽与精英、主流文化并存，却始终处于边缘地带；而现代大众文化（大众传播文化）却几乎控制了现代文化的发展趋向，既使精英文化难以举步，也让主流文化不得不首肯和认同。“这情景确乎令人惊诧。大众文化一开始还只是零星地、羞怯地在‘娱乐’的名义下被举擢而出。然而，很快这种局面就被轻而易举地改变了。不仅仅是武侠小说、言情小说，也不仅仅是西部片、武打片、娱乐片、爱情片、警匪片、生活片，还有令人眼花缭乱的广告、录像、流行歌曲、摇滚乐、卡拉OK、游戏机、迪斯科、劲歌狂舞，还有像袜子一样被频繁更换、忘却的流行歌星、影视明星、体育明星……几乎是渗透社会的每一个角落。与此同时，一直占据着统治地位的精英文化，则被困窘万分地挤出了世人的视野。”（注：高小康《大众的梦·潘知常序》，东方出版社。）现代大众文化的兴起一方面是缘于现代社会人们特定的社会心理和时代需求；另一方面也是因为现代大众文化的主要形式——大众传播文化的独特功能，即大众传播的媒介系统不仅对人们具有极大的诱惑力和控制力，而且以其对人们日常生活的大量而全面的渗透在全社会构成一种媒介环境，从而使得“人们一天除睡眠和工作外，几乎全在媒介中度过”，“媒介带来的信息充满着生活空间”（注：沙莲香主编《传播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第153页。）。这样，大众传播便可以轻而易举地将任何社会现象、生活方式、思想观念乃至某一个人物、某一种商品充分“炒”热，让世人不得不接受。而现代大众文化正是在大众传播文化（媒介）的功能作用下，同时契合人们的社会时代心理才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唯其如此，所以从总体上看，尽管现代大众文化的声势、地位已远非传统的大众文化——民间文化可以望其项背，但却并没有超越后者的浅与俗。这种浅与俗对于传统大众文化——民间文化来说除了限制其自身的发展外，并不存在其它危害；而对于现代大众文化来说，由于它已肆意越过边界侵吞了精英文化的领域，把精英文化赶入了枯鱼之肆，因而它的浅与俗则有可能导致人类文化的全面退化。正如美国著名大众文化评论家伯纳德·罗森贝格(Bernard Rosenberg)所认为，现代大众社会存在着单调、平淡、庸俗、丧失人性及人们在富裕生活中容易产生诱惑和孤独感的缺陷，通过大众传播媒介传达和表现的大众文化虽然可以暂时克服人们在现实中的茫然感、孤独感和生存的危机感，但它也很有可能大大地降低人类文化的真正标准，从而在长远的历史中加深人们的导化。于是，如何处理大众文化与精英文化的关系，如何改造和提高大众文化的品位便成为了大众文化发展所亟须解决的问题——现代影视艺术正是以这样的文化境况为背景进入我们的研究、批评视野。

三

不论电影抑或电视，其诞生伊始，便不仅意味着人类一种新型的艺术样式的出现，而且标志着现代大众文化从此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鉴于当代大众文化已与现代通讯手段产生了不可分割的联系，电影的诞生标志着一个关键的文化转折点。它奇妙地将技术、商业性娱乐、艺术和景观融为一体，使自己与传统文化的精英显得格格不入，并对其造成重大的威胁。”（注：［美］丹尼尔·杰·切特罗姆《传播媒介与美国人的思想》，中国广播出版社，第32页。）电视同样如此，正如日本电视社会学家井上宏所指出：“电视以神奇莫测的光电变换手段，为自己在大众传播媒介中赢得了应有的地位。在电视传播过程中，在电视播出者与视听者之间，通过电视图像形成了新的传播关系。日本的电视传播学者藤竹晓认为，电视传播的基本要点是人们如何把电视作为社会认识的手段而加以利用并使之发生效果，即把电视看作是人们认识社会的重要手段。同时，电视还有另一个作用，即‘娱乐作用’。电视传播是以图像为主（也包括语言、音响效果和音乐等要素）的媒介，而图像则产生了电视传播的两重性，一方面使视听者认识世界，另一方面为视听者提供了娱乐。”（注：［日］井上宏《电视社会学》，见藤竹晓著《电视社会学·附录一》，安徽文艺出版社，第129页。）由此可见，电影、电视是认识与娱乐并举、传播与艺术并存的一种新型的文化形式，本为现代大众文化的重要构成，具有现代大众文化的性质与特征。而既在现代大众文化之列，影视艺术便首先是一种适合大众审美心理和欣赏水平、为大众所喜爱的通俗艺术，这与民间艺术类似（所以民间艺术／文化即是传统的大众文化），却与所有高雅艺术划清了界限；而其现代性，即与现代通讯手段的不可分割的联系和以神奇莫测的光电变换、以奇妙的声像记录及呈现为艺术创造方式，以及以对当代大众生活、心理的准确把握和表现为艺术追求，以满足当代大众的审美、娱乐乃至消闲为创作目的，则使影视艺术将作为传统大众文化主要形式的民间艺术／文化远远地抛在了后面；至于商业性，更是影视艺术同时区别于传统高雅和民间艺术的现代大众艺术（文化）的重要特质。影视艺术正是这样的一种艺术样式：它集传播与艺术于一体，熔通俗、审美、娱乐、消闲、商业于一炉，乃大众文化的现代表现形式，也是现代大众文化的艺术表现方式。

基于上述认识，我们便不难发现目前我国影视理论与创作中所存在的问题。尽管从总体上来说，现代大众文化正处于上升期，其发展方兴未艾，但我国影视艺术却已面临危机。有观点认为这种危机为各种现代大众娱乐／文化形式的蜂拥而起所致，实际上，任何娱乐形式其魅力都无法与影视艺术相比拟，更无法取而代之。显然，影视艺术的危机不是由于来自外部的“同行相争”，而是由于自身内部的问题。具体地说，我们对影视艺术的大众文化本质还缺乏真正的、深刻的认识，对影视艺术作为现代大众文化形式的内部机制和运作规律还缺乏了解、掌握；或者，甚至根本没有将影视艺术纳入大众文化的范畴，置其大众文化规律于不顾。一个突出而典型的例子就是在理论和创作上流行“三分法”。所谓“三分法”，即人为　地将影视艺术作品分成主旋律片／剧、艺术片／剧和商业片／剧。主旋律片／剧以政治宣传为目的，用概念代替形象，或用形象图解概念；艺术片／剧故作高雅，阳春白雪，孤芳自赏。这两类影视片／剧都以不顾观众兴趣、爱好，远离大众为共性，是“文以载道”、“为艺术而艺术”等传统艺术美学观念，实际上即主流、精英艺术文化观念的演绎和表现。商业片／剧应该是绝对通俗化、大众化的，因为它追求票房，重视观众，甚至可以迎合观众。例如好莱坞的商业片／剧就是真正的大众艺术，它们能够真正地令大众着迷，充分满足当代大众的娱乐、审美需求；而我国的所谓“商业片／剧”则只不过是“粗制滥造”的代名词。因为受传统艺术文化观念的长期熏陶和沉重压迫，真正的艺术家们往往羞于与大众为伍，不愿意从事商业片／剧创作，也不懂得怎样创作商业片／剧。因此，迄今为止，我国的商业片／剧创作从未获得应有的地位，大部分“商业片／剧”出自缺乏艺术功力者之手，或为艺术家不得已（原因是多方面的）而勉强为之，随意为之，甚至随便为之，以致这些作品基本上既无艺术性，也无商业性。其实，艺术性与商业性在影视创作中并不是对立的，恰恰相反，它们相互依存，至少，商业性必须以艺术性为前提。主流、精英艺术文化观念与现代大众艺术文化观念的分水岭不在于是否承认艺术的存在，也不在于认定艺术层次的高低有别（尽管人们已习惯于认为大众文化／艺术浅俗、低级，事实上大众文化目前也基本上处于浅俗、低级的层面，如前所述；但大众文化／艺术的艺术文化水准并不是没有提高的可能：不仅大众的素质可以不断提高，而且大众文化／艺术自身也存在着提高品位的机制与功能——这种机制与功能将在“现代影视艺术的文化学研究之二”里详论），而在于是将艺术的接受者定位于少数人，抑或定位于大众。罗兰·巴尔特(Roland Barthes)在讨论文学文本时提出了“读者性文本”和“作者性文本”两种文本倾向，“巴尔特对这两种文本倾向的区分不只是指文本的基本性质，而且也指文本所引发的阅读方式。‘读者性文本’往往让读者被动地、单纯接受式地阅读，使读者单向地从文本接受意义。相对而言，‘读者性文本’是一种封闭性的文本，易读易懂，清晰明了。‘作者性文本’和‘读者性文本’不同，它不断地要求读者积极介入，像作者一样或者和作者一起建构文本的意义。这种文本将其构意结构展示在读者的面前，要求读者对文本进行再创作。……‘读者性文本’通俗易懂，比较大众化，而‘作者性文本’则比较深奥复杂，是少数人欣赏的先锋文学”。（注：徐贲《走向后现代与后殖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第274、258—259页。）影视艺术作为大众艺术（文化）形式，显然应该构建“读者性文本”——商业片／剧所建构的便是这种文本，它并不排斥艺术性，其与建构“作者性文本”的传统高雅-精英艺术的区别仅在于文本的基本性质及其阅读方式不同而已。由于对商业片／剧的误解、歧视和实际创作的粗劣状态，可以说，我国真正的商业片／剧根本还没出现。这样，不论是观念上还是实践中，影视艺术在我国都还没有真正被当作大众文化来对待，国人是一直沿用主流、精英艺术文化观念，按照传统艺术美学原则倡导和从事本为现代大众文化形式的影视艺术的创作，焉能不使影视艺术陷入危机？

从世界范围来看，国外影视界虽然没有“主旋律片／剧”的概念，而“文艺片／剧”和“商业片／剧”的说法却是存在的。但不论在哪个国家或地区，纯粹的文艺片／剧，即所建构的是“作者性文本”的影视作品，无不感到寂寞与孤独，自觉难与商业片／剧一争天下。事实上，文艺片／剧并不是没有存在价值，只是其真正价值不在于被观众接受，而在于探索影视艺术的内在机制，尝试各种艺术创作方法和手段，尽可能挖掘出其潜在的表现力，从而为影视艺术的发展提供可资借鉴的经验、教训与启示。作为现代大众文化形式，影视艺术的主要片／剧种只有、也只能是以建构“读者性文本”为基本特征的“商业片／剧”。其实，完全没有必要专门提出这一概念，因为影视艺术的商业属性是与生俱来的，是其机体的不可割裂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是现代大众社会和现代大众文化的标志性特征。也就是说，所有影视作品都应该具有商业性，都应该是商业化的，因此，提“商业片／剧”就好像说“女人是人”、“松树是树”一样纯属多余。当然，强调影视艺术的现代大众文化属性，主张影视艺术创作遵循现代大众文化发展的基本规律，并不意味着现代影视艺术只能停留在一般大众文化的浅、俗层面上。相反，由于影视艺术不仅是所有大众文化形式中对大众最具吸引力和影响力的一种，而且，它的特殊机制还赋予了它有效吸纳高雅艺术与文化因素的功能，这就使得它不仅可以自身超越浅与俗，而且还有可能引领整个现代大众文化提高品位。

尽管影视艺术不在精英-雅文化的范畴，不是精英—雅文化所孕育、产出的传统经典艺术，但它却与精英—雅文化及其经典艺术关系颇为密切。如所周知，影视艺术的内在机制具有极大的兼容性，它能巧妙地将文学、戏剧、音乐、美术、建筑等传统艺术门类融为一体，虽然被融进的各门传统艺术已经过改造和转化，以影视特有的方式呈现和表达，然而它们毕竟来自精英—雅文化，并没有完全磨灭其本来的经典艺术特质，这就为影视艺术提高自身的艺术、文化品味提供了一种可能。从历史上看，电影正是由于引进了文学、戏剧元素（如叙事、矛盾冲突、情节结构等）才从街头杂耍变成艺术殿堂中的一员；电视剧作为电视艺术基本的、主要的品种，也是在电视与戏剧的嫁接中诞生，并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依靠戏剧的美学原则奠定其艺术地位。当然，影视艺术与上述经典艺术的关系必须慎重处理，因为它有可能导致两种结果。如果过分强调影视艺术对经典艺术的依赖，以经典艺术的美学观念和原则取代影视艺术独有的艺术观念与美学原则，甚而至于将影视艺术与经典艺术混为一谈——这种情况在我国影视界司空见惯，如不少国产影片和电视剧都可以被看作是用摄影／像机所记录的戏剧演出。这样影视艺术虽然被赋予了戏剧／经典艺术的特征，却同时也被改变了文化特质，即其大众文化色彩荡然无存，取而代之为主流、精英文化，而这显然不是影视艺术提高艺术、文化品位的正确途径，因为由此途径影视艺术不仅会逐步丧失自己的艺术个性，而且会以“作者性文本”的建构走进有悖现代大众审美需求和艺术消费心理、从而远离大众选择的死胡同，如同上文所述。影视艺术借助其与精英—雅文化及经典艺术的密切关系提高艺术、文化品位的正确途径是：以大众文化为体，以精英—雅文化为用；或以影视艺术为体，以经典艺术为用。具体地说，在影视艺术的创作中，首先必须坚持大众文化的方向，以建构“读者性文本”、满足现代大众的消费型艺术审美需求为目的；在此前提下，充分利用影视艺术的独特功能，将精英—雅文化及其经典艺术的精华按照现代大众文化的要求进行特定转换，使其具备大众文化（艺术）的表现和传播方式，从而为当代大众所乐于接受。

篇(3)

关键词：大众文化；思想政治理论课；话语体系

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伴随着我国现代科学技术的进步，大众文化逐渐成为当代中国市民社会的主要文化形态。大众文化的崛起使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社会文化环境更加复杂，本文就这个问题谈了几点自己的看法。

一、大众文化对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话语体系的挑战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大众文化以商业性、媒介性、娱乐性、世俗性、流行性对高校思想政治理论教学话语体系产生了消解作用，从而威胁到意识形态的话语主导权。

大众文化的商业性特征，决定了文化可以以资本的形式赎取和转化为经济价值，语言符号也成为可供消费的文化商品。文化的资本化对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基于价值理性的道德话语体系带来挑战，淡化了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意识形态色彩，资本本位取代价值本位冲击着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话语体系的主导逻辑。

大众文化的媒介性特征，决定了大众文化诉求的是感官经验的视觉形象，而非书面性概念意义的文本修辞效果。由于大众文化的影像、模拟和仿真在高校思想政治思想理论课中过度再生产，消解了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话语体系对现实的批判性和反思精神。

大众文化的娱乐性特征，决定了大众文化将感性层面的本能欲望满足所获得的消遣愉悦作为卖点，而不是深层精神的充实和心灵的震撼，就此造成大众文化的世俗化、庸俗化和低俗化。大众文化以多媒体技术为支持渗透到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中，在一定程度上以游戏的形式消解了教学话语体系的意识形态宜教色彩。

大众文化的世俗性特征，决定了大众文化反映的是大众日常生活的平凡叙事，而不是基于抽象的价值理性的宏大叙事，也就造就了大众文化的日常化、琐碎化甚至是庸俗化。大众文化以现实的关怀和当下的感受为切入点，弥散到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话语体系中，在某种程度上使教学话语体系的深度结构转为丧失深度的平面结构。

大众文化的流行性特征，决定了大众文化立足于感性层面形象的审美化，而不是精神层面信仰的审美化。大众文化的流行性所导致的话语体系的通俗化、形象化和生动化渗透到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话语体系中，使教学话语体系丧失对思想内容的形式分类、抽象概括和逻辑论证能力，最终导致语言世界的空洞化、思想世界的虚无化、情感世界的零度化。

大众文化的消费性特征，决定了大众文化是以纯粹欲望的满足构建自我价值体系的快餐文化，而不是以心灵的震撼来丰富人的精神世界的经典文化。大众文化的消费性渗透到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话语体系中，教学话语体系的语言符号不再反映现实，而是遮蔽现实。因此，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话语体系的技术化的批量生产，显然是对教学话语体系表意方式的必然性消解。

二、大众文化对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话语体系具有创造性作用

诚然，大众文化本身蕴涵着能动的解码力量。大众不是单质的一元化群体，而是复杂的多元化组合；大众文化的受众不是消极被动的接受者，而是有着生命活力的自由创造者。大众文化的兴起，改变了文化的内涵，并对既有的文化格局带来严峻的挑战，但是文化走向大众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大众文化的发展将为人类文化发展提供一种全新的路径。同时，给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话语体系创新带来了新的契机。

大众文化的商业性特征，决定了大众文化天然的平等品格和民主精神，在文化形式上实现了由精英化向平民化的转变、等级化向民主化的转变、神圣化向世俗化的转变。大众文化的商业性渗透到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话语体系中，促使教学话语体系从控制支配转化为对话交流。正是在这种主体间性的语言交往中达到相互理解，进而生成思想政治教育的意义系统。

大众文化的媒介性特征，决定了大众文化的广泛性、普及性和开放性，从根本上消解了文化的生产、传播和消费中的差异性、等级性和垄断性，这对于文化资源的共享、共同意识的建构、价值信念的传承等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大众文化的媒介性渗透到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话语体系中，扩展了教学话语体系的文化视野和文化空间，进而促进教学话语体系形成有效的理论自觉。

大众文化的娱乐性特征，决定了大众文化以其温馨、轻松、休闲、欢乐、回忆等手法，使在紧张疲惫、超荷压力生活下的大众放松心理状态，弥补生活的单调性、片面性和孤独性。大众文化的娱乐性渗透到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话语体系中，以风趣幽默的话语风格表达严肃庄重的思想内涵，使大学生对抽象思辨的文本更易理解；以民主平等的语言对话传递高尚深刻的核心价值理念，使大学生与教师达到价值的视域融合。也就是说，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通过交互式体系的转变，达成对核心价值理念的普遍认同。

大众文化的世俗性特征，决定了大众文化文化走向民主化、平民化和生活化。大众文化的世俗性渗透到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话语体系中，能够在主流意识形态话语之内建立公共文化交流空间，不仅可以培养大学生政治上的公民权，也会塑造大学生文化上的公民权。

大众文化的流行性特征，决定了大众文化的新颖性、动态性和独特性。大众文化的流行性渗透到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话语体系中，并不是基于控制性思维的意识形态话语霸权的重建，而是要将触角伸向身体领域、消费领域和符号领域，在无意识世界中探寻大学生自我平衡和信仰皈依的表现形式。

大众文化的消费性特征，决定了大众文化的效率性、活跃性和创新性，大众文化从其审美趣味的普泛化出发，紧紧把握时代流行的脉动，吸纳广泛的接受者，力求获得最佳的经济效益。大众文化的消费性渗透到高校思想政治课教学话语体系中，教师不再是纯粹的灌输者，学生不再是纯粹的接受者，教师必须考虑到学生现实需求。商品的交换价值原则渗透到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话语体系中，意味着在教学过程中大学生对意识形态语言符号的消费，维持与现实社会核心价值体系的认同感。

三、大众文化视域下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话语体系创新的实现路径

大众文化由于对感性层面物质欲望的执着，导致了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话语体系的功利化、标准化、庸俗化和空洞化，但是我们也要看到大众文化对教学话语体系的创造性作用。大众文化视域下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话语体系要实现从教学理念、教学机制、教学内容到教学模式的全方位创新，笔者认为，的基于实践的语言交往成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话语体系转变的实现路径。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语言交往不仅涉及互为主体的师生之间的理解和沟通，而且语言交往作为内在的环节实现了价值和意义的生成。这种语言交往实践规避了大众文化对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所可能导致的灌输化、控制化和同质化等消极影响，倡扬了大众文化对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所产生的平等化、现实化和效率化等积极意义。

（一）语言形式的通俗化、形象化和生活化是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语言交往的发展趋势。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话语体系返回生活世界，建构起基于生活世界的语言交往，开辟充满意义的语言交往的公共空间，意味着扬弃教师抽象的独语，在师生之间的语言交往中达到普遍性共识。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语言交往的生活话语转化消解了大众文化对思政教学所可能造成的功利化、平庸化和浪漫化等消极影响，强化了大众文化对思政教学所生发的亲民化、平实化和风趣化等积极意义。

（二）语言形式的抽象化、形式化和思辨化是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语言交往发展的另一方向。在大众文化视域下，语言形式还有朝着抽象化、形式化和思辨化方向发展的趋势，使之更加深刻地把握人们的内心世界和外部世界。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性质、教学内容、教学对象决定了其语言交往形式不应停留在生活世界的具体化层面，而应该上升到精神世界的抽象化层面，通过精神层面的语言交往观念地建构起意义世界。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精神世界的语言交往对于大学生树立高尚的道德理想，避免痴迷低俗的物质欲望，具有非常重要的积极意义。在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话语体系中，应尽可能地创造精神世界的语言交往，构建起抽象化的普遍性价值共识，进而将价值共识引向实践过程本身。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语言交往的学术话语性质定位避免了大众文化对思政教学所可能引起的肤浅化、平面化和粗疏化等消极影响，提升了大众文化对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所引动的开放性、时代性和创新性等积极意义。

（三）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语言交往发展的方向要求语言交往具备精确化、科学化和模型化等特点。在大众文化视域下，科学技术构成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语言交往精确化、科学化和模型化发展的助推器。现代科学科技使语言交往超越了自然语言的局限性，构建出纯粹形式的科学语言，通过语言的逻辑化实现对人们的内心世界和外部世界的精确把握。在大众视域下，科学技术对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语言交往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创造了语言符号的新形式，创新了交往主体的新观念，创制了交往方式的新样式，最终将使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语言活动的交际能力获得空前的提高。在某种意义上讲，科学技术已成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语言交往的必要前提和理论方法的创新动力。

在大众文化视域下，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话语要实现创新，就必须回到交往实践中去。在交往实践的基础上，通过语言交往的通俗化、形象化和生活化的发展，使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话语体系创新更加亲近生活世界；通过语言交往的抽象化、形式化、和思辨化发展，使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话语体系创新更加富有意义；通过交往语言的精确化、科学化和模型化发展，使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话语体系创新更加科学化。

参考文献：

[1] 潘晴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系统的生成—以科学发展观为视域[J].东南大学学报，2010（4）：117

[2] 王金玲.关于创新高校思想政治教育途径的思考[J].教育与职业，2012（2）：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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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大众文化 思想政治教育 困境

大众文化作为一种社会意识现象，不仅意味着休闲娱乐，着力于追求物欲和感官刺激，还包含一定的价值观念与意识形态。思想政治教育所要求的主流价值、集体主义等价值目标，都在这种过度的追求娱乐中变得迷茫，所谓 “第二文化空间”，预示了在社会主流文化之外，大众文化的兴起已经成为一个客观存在的事实，这给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外部环境带来变化。

一、大众文化导致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困境

（一）削弱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地位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是树立社会主义主流价值在大学生的思想体系中占据中心地位，注重对大学生道德修养的引领和对政治理论的把握。而具有娱乐性、商品消费性的大众文化则更容易把学生引向注重感官享乐和物质消费的平台，从而使青年学生越来越少地关注政治意识形态，导致主流意识形态处于一种边缘地位。由此，不良的价值观念在大众文化的推动下产生，而且带有明显的高校校园特色。大学生消费观念超前，消费结构有多样化的特点；经济困难学生与家庭富裕学生之间、学生干部与普通学生之间、因奖学金、保研等产生的竞争行为等，容易产生矛盾和冲突。当“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等情怀逐渐远去，代之而起的是强烈的消费欲望、前卫的消费观念与脆弱的承受能力，这已然表明了大众文化正在逐渐削弱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在大学生中的地位。

（二）淡化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氛围

大众文化有可能具有的品味低俗化和过度娱乐化，对于当前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环境氛围来说是不利的。在大众文化的氛围中，不同程度的恶搞、低俗、八卦、娱乐等形式，对于大学生的学业来说是有负面影响的。确立市场经济体制后，大学毕业后工作不再包分配，大学生“天之骄子”的地位也不复存在，大学成为很多人口诛笔伐的对象。一些诸如“读大学不如卖烧饼”、“神马都是浮云，赚钱才是王道”的“大学无用论”甚嚣尘上，加之社会上选秀、造星等活动的层出不穷，也加剧大学的浮躁和边缘化。刚刚摆脱高中紧张压抑的应试教育的大学生，又不得不面对身份的边缘化、背负起“就业压力”的沉重包袱，此时他们急需学业和人生规划方面的指导。但由于扩招，师生比例严重失调，每个学生得不到应有的指导，以至许多人只能选择谈恋爱、玩游戏来打发时间。

（三）腐蚀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对象

在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上，我们用十年时间实现高等教育由精英教育向大众化的转变，规模也超过俄罗斯、印度和美国，但量变并没有带来质变，过于追求数量和规模使得质量没有得到很充分保障，低俗歌曲的逐渐泛滥、高校恶搞事件层出不穷、网络语言的谩骂亢奋、八卦新闻的痴迷陶醉以及语言暴力等，伴随着各种不太适宜大学生年龄阶段的保健、美容、整形等，都逐渐成为大学校园随处可见的现象。这些现象，与社会的主流文化相比显得格格不入，且难以被禁止，它们对于大学生的人格塑造作用让人担忧。高度狂欢和零度痛苦，正在被视为大众娱乐的准则和规范，消解人们最基本的同情、理解与尊重。大众文化中的这些负面效应，侵入高校的文化环境，很大程度上影响大学生对于知识的渴望和追求，扰乱他们对于真善美标准的向往，充斥着功利、娱乐、媚俗等，都应该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所不能忽视的。

二、大众文化导致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困境的原因分析

首先，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弘扬崇高与大众文化平庸化的矛盾与冲突。一直以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都具有现实性和超越性两大功能，其现实主要表现在保持稳定，维护现存的秩序和制度；其超越主要是引导学生在超越物质束缚的基础上使人的精神进一步提升。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根本宗旨就是以崇高精神为追求指向，弘扬积极向上的高尚精神，号召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形成一种奋发向上的精神面貌。但在大众文化发达的年代，大众文化的平庸化影响弱化了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弘扬的崇高。大众文化所倡导的是学生关注现下的自我，直接面向现存的生活境遇，从而消解理想和崇高精神，触及的大多是浅层次的、平庸化的生活模式，这样容易使学生失去追求崇高精神和塑造高尚人格的热情。

第二，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灌输性与大众文化的自发性的矛盾冲突。对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来说，灌输历来都是其坚持的一个基本原则，而就高校学生而言，灌输的内容往往都是理论性比较强的知识，并且是高于他们自身的认识水平的。因此大学生在自觉接受这些内容时会有一定的阻碍，另外，学生一般是在固定的时间和地点接受学校的灌输教育。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灌输对学生来说具有强制性，可能会引起学生的逆反心理和抵触情绪，而大众文化以诱导大众对其产品的消费为目的，它向大众传输的内容主要是符合大众的生活趣味，与大众的现有认识水平相当的东西。另外，大众文化的影响是建立在大众的无意识和自发性上，而非建立在大众的高度自觉上。因此，大众文化削弱了以往强制性的政治说教和思想灌输的作用。

第三，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维护主流意识形态中心地位与大众文化的主流意识形态边缘化倾向之间的矛盾。一方面，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提供了基本标准和科学范畴，并对其性质和方向进行了规定，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坚实的理论基础。另一方面，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对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的建设具有促进作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为了使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在高校学生的思想体系中占据中心地位，注重对道德修养课和政治理论课的设置。而具有娱乐性、商品消费性的大众文化容易把大众引向注重感官享乐和物质消费的平台，从而使人们越来越少地关注政治意识形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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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泰；大众文化；民间性；娱乐性；狂欢色彩

0 引言

“狂欢化”理论最早是由前苏联文艺学家、美学家巴赫金系统提出的，它源于欧洲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的狂欢节文化，是一种平等的、大众的、具有娱乐性质的怪诞而又去中心的广场文化。在狂欢节的广场上，人们进行着各种可笑的仪式、祭祀活动和喜剧表演，不分尊卑等级，纵情欢乐。巴赫金指出，“狂欢节是一种全民性的演出，它打破了等级森严的社会结构以及与之相关的恐惧、敬畏、虔诚和礼节。在狂欢节中，人们可以尽情地放纵自我、欢歌笑语、自由自在。狂欢是没有舞台、不分演员和观众的一种游艺。狂欢是人类生活中具有一定世界性和普遍性的特殊文化现象。”[1]作为一种文化模式，狂欢节至今仍深刻影响着大众文化，狂欢因素渗透到各种不同类型的大众文化形式之中，例如通俗文学、喜剧影视、摇滚音乐、综艺节目等。而同时，“借助于现代科技手段和传媒，大众文化创造了一个大众的舞台，一个类似于狂欢节的民间广场，使得狂欢文化以新的形态延伸于大众文化中。”[2]而大众文化的狂欢精神，则最集中地体现在了大众文化的民间性和娱乐性上。

当下，随着贺岁电影《人在途之泰》（以下简称《泰》）的热映，这部被某些学者认为“三俗”的喜剧片竟在社会上引起了轰动一时的“《泰》现象”，观看《泰》俨然成为一种社会时尚。该片于2012年12月12日全国首映，上映一个月后，竟一跃成为我国历史上华语片票房冠军：

“截至12日，《泰》上映四周，在同档大片竞争激烈的情况下，仍能保持单日票房500万元以上，12日单日票房1150万元，上映一个月累计票房达12.03亿元，累计观影人数冲向4000万。电影局对此特别提出表彰，称‘观影人次超过《变形金刚3》和《阿凡达》，票房刷新了国产影片新纪录，这种情况实属罕见’”。 [3]

上述资料充分暴露了当今消费时代电影文化中的狂欢化色彩。本文试图通过大众文化和狂欢理论来解读“《泰》现象”，挖掘“《泰》现象”中所包含的狂欢因素，揭示其票房创造神话的原因，同时结合我国当下社会文化环境谈谈《泰》超高票房背后我们应该关注和思考的现实意义。

1 《泰》体现了大众狂欢的民间性

1.1 《泰》具有世俗化特征，迎合了大众趣味

该片是一部典型的喜剧片，影片以平民的视角，以轻松、温情的方式讲述了一个带有公路冒险性质的故事：商业科研人士徐朗用了五年时间发明了一种叫“油霸”的神奇产品，属于潜力巨大且利润雄厚的高科技可再生能源。徐朗的同事兼竞争对手高博想把这个发明一次性卖给法国人，但徐朗希望继续深入开发研究，把“油霸”发扬光大，获取长远收益。两人各执己见，互不相让，又因股份相同，唯有得到公司最大股东的授权书，方可达到各自目的。于是当得知在泰国后，徐朗立刻启程寻找，而高博获悉后将一枚跟踪器放在徐朗身上一起去了泰国。飞机上，徐朗遇到了去泰国旅游兼“度蜜月”的王宝，为摆脱高博的追踪，徐朗别有用心地接近王宝并与他同行，开展了一段泰国神奇之旅。两人一路磨合，最终徐朗帮助王宝完成了他在泰国的所有心愿，而他自己也被王宝的真诚善良所触动再次回归家庭，重新收获亲情，完成心灵救赎。

大众文化贴近生活，是属于平民的文化，具有民间性和世俗性。而《泰》所讲述的正是属于老百姓的故事，没有深刻的主题和寓意，目光瞄准平常人的喜怒哀乐，叙述现实生活中事业与家庭的冲突以及金钱与人性的较量，是普通大众所喜闻乐见的。因此，《泰》情节的世俗性迎合了平民的审美趣味，这是其票房一路走高的重要因素。

2 观众对《泰》的偏爱，体现了大众的参与性

巴赫金认为，狂欢节是民间性的活动，应该是全民参与的，自由平等的，超越年龄、种族、阶层等的一切其他因素的限制。所以，“大众文化不是一群乌合之众的文化，而是有思想、有目标、有反抗意识的一群人的符号战场，他们通过大众文化展现自己的力量，对压迫他们的阶层进行反抗。”[4]

《泰》能在短短一月之内，毫无征兆地问鼎华语片票房冠军，除了归功于影片题材的类型化和情节的世俗化，更离不开观众的选择。有报道指出，《泰》引发了“报复性”观影，其“成功是中国电影长期畸形发展的一个饥渴式爆发，宏观看，不正常也不合理” [5]，这是有一定道理的。笔者认为，“《泰》现象”是中国大众对当今电影环境不满的变相抵抗，是长久压抑的观影负面情绪的释放。因为，“以日常生活幸福为价值标准的喜剧时代，现实人间的审美意识不可能仍以崇高感为核心，审美理念将呈现多元化趋势，满足人们日常的欲望释放和追逐与传统的超功利化和精神升华的审美模式将并行于世。”[6]在到处充斥“宏大叙事”的今天，低成本、小制作又迎合大众审美趣味的《泰》无疑是他们宣泄不满的最佳突破口。他们以此抵制“英雄”，反叛“权威”，规避“崇高”，颠覆“宏大叙事”，呼喊出自身渴求的表达民间立场的大众文化诉求。

2 《泰》体现了大众狂欢的娱乐性

2.1 《泰》所包含的最大的娱乐性特征：笑

笑是狂欢节外表最显著的特征，广场上的各种表演、游戏、仪式都是以笑作为目的的。狂欢仪式让人们在对原有的常规世界嘲笑的同时，也使自身郁积的情感得到宣泄，内心的压抑得以解除，从而释放出人的真性情。而大众文化是基于平民的文化，它总是洋溢着欢声笑语的。而这种以笑为中心的娱乐性也正是大众文化狂欢化的精髓所在。

《泰》成为将自己的类型定位于喜剧片，无论是在人物造型设计、场景布置还是情节安排上都充满笑点。例如，影片中王宝的造型堪称“奇葩”：金色漂染蘑菇头，红色民族灯笼裤搭配浅蓝色佛像印花T恤，身背朋克刺猬双肩包，手托仙人掌，胸挂照相机，一出场便营造了突出的喜剧风格；王宝在宾馆用做葱油饼的手法为高博做SPA以及“泰国传奇”组合在电梯里打赌中国同胞是人妖的桥段也让人捧腹不已。同时，富有时代性和网络化的台词“包袱”百出，笑点不断，也为这部喜剧增色不少，如：1）徐朗：我看你这落枕是好不了了。高博：你不牙也疼么？！徐朗：你牙才疼呢！2）徐朗：这是人妖吗？王宝：这不是，这是我女朋友。徐朗：这是范冰冰啊！王宝：对，范冰冰就是我女朋友。3）王宝：人妖是男的？是人生的吗？4）徐朗：你是不是该吃药了？王宝：嘿，你咋知道啊！5）徐朗：王宝你脑子是不是进水了？王宝：你咋知道啊！我脑子是进水了，早上出门我钱包都没带。

尽管某些场景里的对白明显缺乏内涵，纯粹是为了搞笑而搞笑，但不能否认的是，《泰》满足了大众狂欢笑的娱乐性，被网友一致赞为“年度最好笑喜剧”。 “喜剧的狂欢化，使人发现人生世相的矛盾甚至荒诞，并用玩笑的态度超然于矛盾与荒诞之上，尽管这种超然可能是暂时的，但可以使人获得一种心理满足和精神超越。”[7]《泰》通过主人公接二连三的“”和仿佛无止境的困境，让受众在观影的同时建立起一种胜利者的心态，在笑声与快乐里宣泄了日常生活中压抑的负面情绪，感受到人的主宰力量的强大，从而实现了对现实苦难和自我的超越。

2.2 《泰》的娱乐性还体现在影片的戏仿因素

巴赫金认为，狂欢节创造了“第二个世界和第二种生活”。狂欢节广场上最主要的仪式就是给国王加冕和脱冕，这是对现实生活中宗教和祭祀活动的摹仿，并去除了其原本的神圣性和严肃性，充满了戏谑、嘲讽、歪曲，这样就构成了戏仿。它通过对第一世界的戏仿，在欢快的虚拟中，将第一世界解构，从而实现了第二世界对第一世界的征服。而这与大众文化形式上的戏拟不谋而合，大众文化中的戏仿因素所表现出的游戏精神和戏谑狂欢，也体现了当今时代人们审美娱乐化的倾向。

“戏仿作品的创作者用调侃、嘲讽、游戏甚至致敬的心态模仿原作，而观众在仿文的夸张和戏谑中，以放松的心态联想到原文，真正体验到自由、解脱的。”[8]而在贺岁片《泰》中，我们明显能看到戏仿的影子，例如，影片“兄弟组合+泰国奇遇”的模式与好莱坞喜剧电影《宿醉2》有相似之处；故事里王宝在遭遇寺庙黑社会时突然爆发出来的中国功夫，其气质神韵则是对功夫巨星李小龙的摹仿；而影片结尾处范冰冰的出场音乐则与其刚出道时的代表作《还珠格格》主题曲部分惊人相似，而导演徐铮也承认是刻意为之。而正是这些戏仿因素，让观众在于原作的对比中产生了强烈的反差和对照，比如当人们惊讶于王宝功夫了得的下一秒，王宝却高喊他只会这一招并且抱头鼠窜，显示了极强的喜剧效果，达到了娱乐和取悦观众的目的。

3 结语

正如前文所述，“《泰》现象”的产生并非是毫无根据可循的，它是大众文化平民化和娱乐化的一个表征，也是一次人们在缺乏正常渠道抒发心中郁积时集体爆发的大众狂欢。但是我们需要认清的是，“《泰》现象”并非是一种健康的文化现象，它作为大众狂欢的胜利，更多的是受众的选择，受众从中创造了意义，且从这种创造性的解读中获得，再通过人际传播、大众传播等手段将这种体验和在社会中传播开来，这才使得《泰》成为当下主流的社会文化现象。

然而，《泰》的“票房神话”并不能代表影片的质量和深度。作为一部缺乏内涵的喜剧片，《泰》的实质应该是在当今消费时代缺乏正确娱乐导向的混乱时段中生发出的一个异类，这样的异类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一元、僵化的格局，消解了中心权威话语，对传统意义上以崇高为审美追求的正统意识形态造成了冲击。另一方面，作为现代社会工业化、商品化、都市化的产物，大众文化强调的是流行，是时尚，是暂时的，不确定的。过分追求娱乐性必将导致深度的缺失，流于肤浅化和平面化。所以，喜剧时代的“狂欢”之后，往往隐藏着更巨大而深刻的失落和迷惘。大众在享受着视觉盛宴、娱乐的同时，也更需要对审美的泛化进行自省，树立理性的文化态度。除了娱乐的功能之外，大众文化也应当以理性的精神给人类的心灵以慰藉和照耀，这样才能以积极、成熟的姿态走得更加长远！

参考文献：

[1]巴赫金.巴赫金全集[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85.

[2]洪晓.大众文化的狂欢性[J].广西社会科学，2004（07）：162164.

[3]姚霞.《泰》票房破12亿范冰冰卖萌：“”到更健康[N].长春晚报，2012113.

[4]张妍.消费时代的大众狂欢――读菲斯克《解读大众文化》[J].青年记者，2009（03）：1819.

[5]于音.《泰》引发“报复性”观影 失衡观众推动11亿票房[N].长春晚报，201214.

[6]龙明霞.喜剧时代：告别崇高[J].商业文化，2008（01）：2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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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大众文化;文化生态;文化消费

[中图分类号]G1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115(2010)12-0055-02

文化的产生、发展与生物的发生、演变一样,呈现一种生态的趋势。不同的生态环境使文化呈现不同的特征,大众文化尤为如此。大众文化产生所依据的现实经济基础是以工业经济为主导的都市经济,所依据的现实物质基础是高度发达的大众传媒,所依据的现实经济制度基础是市场经济制度,所依据的现实观念基础是消费、娱乐思潮。由于工业化进程的加快,大众传媒的高度发达,市场经济制度成为一种普遍遵循的制度,消费、娱乐思潮成为一种普遍的价值观念,文化不再是一方净土,它的境遇在中国表现得尤为纷繁复杂,这对“文以载道”的传统及其所依存的现实环境是一种巨大的挑战。

通过历史与现实的考察,我们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大众文化在现实中的消极表现并不是大众文化本身性质使然。因此,我们不能因为大众文化的消极表现就对其化抱以拒绝心态,应看成大众文化在发展过程中,特别是在中国这样一个特殊的现实境遇中所遭遇的必然现象。我们只有努力克服所产生基础的消极因素,才能发挥大众文化对社会发展作用的积极性,最大程度地遏制消积因素。

从大众文化产生所依据的一切基础看,大众文化生态本身具有脆弱性。

一、从大众文化所依据的现实经济基础――都市经济看,其规模化、标准化生产极易使文化受强势文化产品的引导,从而影响到文化的多元化发展与文化的民族化问题

工业经济成为世界的主导经济,工业经济的飞速发展,使人们在充分享受丰富的物质文明的同时,对于文化的需求也与日俱增,文化工业逐渐走上历史舞台。文化工业如同一般工业经济,其首先在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兴起,并借助规模化、标准化的生产迅速扩张,使其成为美国的大众文化,并走向世界。这使得诸如法国等一些发达国家都开始担心自己民族文化的生存问题,提出要在法国文化的氛围中吃麦当劳。文化的冲突由此成为当代世界的一个突出问题。

工业经济以其规模化、标准化所呈现出的强烈扩张态势,对于文化的影响不仅表现在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影响,同时也表现为同一个国家发达地区对欠发达地区、城市对乡村的影响,其实质是一种强势文化对弱势文化的影响,使弱势文化在强势文化的影响下面临生存危机。

随着以工业化为主的现代化进程的推进,旧有的生活状态不断发生改变,旧的民间、民俗文化逐渐失去其生存环境。因此,那些来自民间的、原生的文化开始走向末路,甚至开始发生分化,一部分成为旅游业的陪衬,向远方的人们展示其曾经的过去;而更多的则是从人们的生活和视野里永久地消失。

二、从大众文化所依据的物质基础――大众传媒看,其一方面为大众参与文化创作提供了一个非常便捷、低成本的平台,另一方面又使得大众文化价值选择极易受媒体的影响

大众媒介使得都市的文化活动突破“本地生活在场的有效性”(吉登斯语),人们更多地通过媒介,如电视、广播和电脑等去了解世界,感受文化和欣赏艺术。传统的文化空间如剧场、公园、体育场馆的功能已经弱化,经由媒介进行文化交往已成为都市生活的常态和主要景观。大众媒体使得创作不再是精英们独断的权利,作为普通民众可以借助网络,利用闲暇时间根据自己的喜好进行文化艺术创作,在网上自己的作品,使自己的作品很快在网上流传。大众媒体使得对文化艺术创作的评论不再是精英们独享的事,普通大众也可参与进来,发表自己的“真知灼见”,从而使大众成为真正引导文化发展方向的主导力量。

媒体极易成为恶化大众文化生态的主要力量。在媒体操控主体缺乏应有的职业操守与职业素养的情况下,就会借助诸如手机网络传播大量不健康的信息,在网吧接纳未成年人,在主流媒体大量不良导向的宣传报道等,从而对于整个社会大环境文化生态产生不良影响。同时,大众媒体所表现出的导向性使社会精英变得浮躁,不再安于埋头于理论的探索,开始努力寻求成功的捷径,以期一朝成名天下闻。这无疑是在打破学术方面应该保持的平衡,也打破了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应保持的平衡。

三、从所依据的现实制度基础――市场经济制度看,大众文化极易受市场经济的操控,使大众走向一种“无文化”、“反文化”状态

大众文化生态的根本性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源于其所依据的制度基础。此制度表现出更大的两面性:一方面,使得社会物质财富以最大可能性快速增长,满足人们的需求、丰富人们的生活,从而促进了文化的大众化,使文化真正走向大众。另一方面,在相关的配套措施不完善、缺乏相应的道德支撑的情况下,极易产生一些牺牲人们生存环境、牺牲别人利益以及后代利益的行为。这表现在对待文化上,存在竭泽而渔的现象,为了追逐一时的利益而对文化遗产进行不合理的开发,甚至使文化遗产让位于经济发展,从而使文化遗产面目全非,成为一种遥远的记忆。

文化市场化使文化艺术成为受市场引导和受消费者引导的消费商品,文化艺术产品的价值依赖于它的交换价值而不是它的美学和精神价值,经济规律替代了审美规律。文化商品的逻辑不仅影响着人们的生活方式,而且也影响着人们的思维方式和价值理念,人们不再以个性、思想性、批判性、创造性、超越性以及美感要求来评价文化,而以是否畅销来衡量文化的意义。文化作为精神建设和社会批评的工具的功能被削弱,艺术作品成为大众消遣的对象,成为哗众取宠的商品,成为世俗与梦幻的文化游戏。

四、从大众文化所依据的现实观念基础――消费、娱乐思潮看,其极易颠覆传统的价值观,使人生变得无意义或缺少意义

大众文化的发展使文化消费成为人们不可或缺的消费,这种消费又通过大众媒体的引导,形成一种价值倾向。人们视这种消费为一种时尚,加入这种消费行列能获得一种话语权;同时,对于大众文化的受众来说文化行为仅是消费行为,文化作品仅是一种消费商品,人们是以大众性、娱乐性、通俗性甚至感官的刺激来评价文化的价值。

因此,传统的、精英的、高雅的文化所具有的崇高的使命感、积极的美学价值、历史的精神意识、伟大的思想力量、创造的个性形象等正受到华丽而无深度、令人兴奋而模式化、提供却具有消极影响的大众文化的挑战。高雅文学被改写、简化、包装成模式化的家庭肥皂剧;古典音乐的丰富性被程式化的电子演奏所替代,艺术的独创性与想象力减弱了,所有的文化都成了媚俗的平庸文化。

大众文化的商品性和消费性最终导致它的接受者受到消极影响,导致大众的情感认知方式发生改变和审美能力不断降低,导致社会整体的趣味水平下降和文明质量退化。大众化、通俗性和流行性影响着青少年对艺术的鉴赏力和审美品位,最终可能对青少年的道德水平和审美趣味的培养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

从以上关于大众文化所依据的四方面基础看,大众文化具有“天然”的生态脆弱性特点,这种脆弱性尤其表现在工业化与市场经济初期,表现在社会变革与转型过程中。如果不以理性的思维去关照,任其自由发展,其对社会发展产生的作用必然是负面大于正面。当我们以一种文化自觉去积极面对,积极营造一种良好的发展环境,将其发展基础扶正,对社会发展产生的作用必然是正面大于负面。

[参考文献]

[1]金元浦.重审大众文化[OL].省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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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大众文化；社会心态；社会心态

中图分类号：G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122（2014）04-0017-02

改革开放给中国带来了持续快速发展的经济，人们越来越渴望对精神文化层面的追求。文化的开放繁荣，心态的健康积极，是对时代与国家提出的新的要求。伴随着这些要求，大众文化、社会心态这两个名词越来越多的映入我们的眼帘。目前学术界对于这两个问题的研究不少，但对二者之间发展逻辑的研究几乎没有，本文从大众文化与社会心态的同步性和异在性的实践统一出发，提出在制度伦理的支撑中寻求大众文化与社会心态的良性互动，在改造世界的实践中确立社会心态理论。

一、大众文化与社会心态的发展逻辑是同步性和异在性的实践统一

大众文化是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近三十年来兴起的一种引人注目的文化现象，它的发展壮大动摇了中国根深蒂固的传统文化格局，重建了以主流文化、精英文化、大众文化三足鼎立的社会文化形态。对于大众文化的概念和内涵，中外学者给出了许多不同解释，笔者借用学者金元浦的定义，即：大众文化主要是指兴起于当代都市的，与当代大工业密切相关的，以全球化的现代传媒（特别是电子传媒）为介质大批量生产的当代文化形态，是处于消费时代或准消费时代的，由消费意识形态来筹划、引导大众的，采取时尚化运作方式的当代文化消费形态。[1]”社会心态是指一段时间内弥散在整个社会或社会群体类别中的宏观社会心境状态，是整个社会的情绪基调、社会共识和社会价值取向的总和[2]。

1.大众文化与社会心态的同步性。中国大众文化是在现代工业社会产生的，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相适应的一种市民文化，具有属性的商品化、传播的媒介化、制作的标准化、审美的日常化、形式的娱乐化、趣味的时尚化等特点。大众文化是社会心态的反映窗口，社会心态不是静止的，而会随着时间和社会的发展不断变化，大众文化商品性的特点使其自发迎合受众群的需求。社会心态被看成是一种大众文化产品的素材资源，这使社会心态一定程度上成为大众文化产品生产的指向标。与此同时，在当代中国，大众文化很大程度上已经成为民众文化生活的主要消费内容。而大众文化经过模仿社会心态、去个性化、情绪感染、社会认同等心理过程，依靠影视、广告、娱乐节目、音乐等种类繁多的商品形式和传播媒介展现出来。由于大众文化受众广、表现形式轻松，存在于广大民众的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因此极易被民众接受，往往潜移默化地影响社会心态，这种看似平和、迂回的影响方式甚至对社会心态起到一定的导向作用。

2.大众文化与社会心态的异在性。大众文化与社会心态的异在性价值在相当层面上被二者的同步性所遮蔽。它包括两个层面的含义：一是指社会心态对大众文化的一种相对的自足性，一种对大众文化的疏离，一种逆向的审理，一种层面上的超越和反省，一种思想的质疑和批判；二是大众文化因其自身属性的商品化，作为由文化产业机构生产供现代大众消费的商品，极力开拓文化市场， 以文化、审美去获取最大的利润。社会心态的异在性具体表现为真实性、自律性、批判性等方面。社会心态有着双向效应、中介过滤作用及自我调节的功能，它独立于大众文化之外，能够冷静旁观大众文化由于其商业性带来的过度迎合，具有对大众文化中不合理因素的批判性、否定性、超越性。社会心态是一个本真的真实，是面向未来敞开自身的内在必然性，即人和自然的发展所昭示的有待实现的超越之境。大众文化是市场经济的产物， 是文化与工业联姻的结果。作为一种消费文化，大众文化极力开拓文化市场， 以文化、审美去获取最大的利润。因此，，它必须遵照生产经营规则， 把握文化市场脉搏，顺应社会大众的消费心理和消费口味，最终达到把文化产品销售出去的目的。正因为如此，法兰克福学派认为，大众文化在技术世界中已经丧失了艺术品的创造性，呈现出商品化的趋势，具有商品拜物教的特征。

二、在制度伦理、道德调控的支撑中寻求大众文化与社会心态的良性互动

大众文化与社会心态的同步性决定了二者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当任一方进步、积极地发展自身时，伴随着两者的相互推动，相互影响，将引导另一方一同前进，促进彼此完成一次次的更新与发展。反之，当任一方的负面因素占据上风，将不可避免地波及另一方。大众文化积极的一面影响了国民人格塑造和社会发展面貌，但不加节制地迎合和盈利的性质，也引发了多重社会效应和多种不同的评价和议论，这促使人们不得不去思考它的价值、效应及其发展控制问题。社会心态所包含的情绪基调、社会共识和社会价值取向将引导大众文化做出同样的选择，并被大众文、化借助文化商品的形式放大，通过多种传播媒介展现在人们眼前，这种无处不在、非常直接的感官冲击常常会左右人们的判断。不管我们愿不愿意承认，当今社会已经成为物本位的社会。物质主义、拜金主义、享乐主义价值观争取了为数不少的信众，钱、权成为这些人追求的最终目标，为了达到这样的目标甚至不惜挑战法律界限和道德底线。伴随而来的现代快餐文化让人们心灵在物质诱惑与撕扯分裂越发空虚、痛苦和困惑[3]。

大众文化与社会心态的良性互动需要借助制度伦理、道德调控的力量。通过立法、完善制度，加强道德调控的法律规约，宣扬道德原则规范等途径，使道德价值观念成为主流价值观念，树立健康、积极的社会心态。健康积极的社会心态以高品位、大取向，给大众文化以引领、导向和提升。同时，更有助于促进市场经济的有序发展，营造良好的社会风尚，形成的新的道德价值体系。

大众文化生产商们在敏锐嗅觉的引导下对健康、积极的社会心态经过一系列的加工，以大众文化多样的文化产品形式呈现出来，通过社会、群体对个人的调控，榜样力量的带动，将达到广泛的影响效果，强化民众对伦理道德规范的践行，增强道德调控的有效性，动员全社会力量共同培育和塑造良好、积极的社会心态。

三、在改造世界的实践中确立社会心态理论

从哲学层面加以界定，社会心态是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个重要范畴，是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之间的中介，是一种精神文化现象，是人的本质的表现和自我占有，是社会心理和社会意识形式相互渗透、有机结合而成的状态结构，是以整体面貌存在和流行于社会成员之中、内化为社会主体的精神结构的心智状态[4]。虽然社会心态的提法并非由来已久，但早在古代，中西方的哲学家都不约而同的关注到了这一问题。中国儒道均提倡“识美丑、辨善恶、知事理”。西方哲学史上，从柏拉图的“白板说”到培根的“四假相说”，再到康德的“直观形式”和“范畴”等等，以不同观点和角度论及社会心态的问题。马克思指出，“那些发展着自己的物质生产和物质交往的人们”，“从现实的、有生命的个人本身出发，把意识仅仅看作他们的意识[3]”。这里所说的“他们的意识”，就是指社会主体的心态。指出，要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改造主观世界，社会心态正是主观世界的重要组成部分。

自改革开放以来，短短的30多年中，中国社会从封闭走向开放、从传统走向现代，完成了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深刻转型。社会心态随之逐步转型和发展，由固步自封到开放包容，由一元化到多元化。建设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当前中国的社会发展战略目标，是人类孜孜以求的一种美好社会，是政党不懈追求的一种社会理想。和谐社会心态是和谐社会建设的精神基础。那么如何塑造和确立和谐社会心态呢？

1.完善制度建设。中国几千年的自然经济和农业社会使人们形成了一定社会共同体的依赖心理。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打破了原来的大锅饭，竞争和优胜劣汰存在于日常生活的每一个角落。发达的媒体和网络加深了人们对世界、对其他国家的了解，看到了我国和发达国家的差距，尤其是教育、就业、医疗、社会保障等福利制度的不完善，致使一部分社会成员心理产生了不满。因此，完善制度建设，健全法律法规，建立严密的监督机制，有利于社会秩序的有序合理，是和谐社会心态的政治、制度保证。

2.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和谐社会心态的基本条件是社会公平和正义，社会公平的重要体现是社会分配。贫富差距大对社会心态造成的冲击是直接且十分剧烈。因此，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加强制度的导向，完善收入分配制度十分紧要。通过税收等方式进行二次分配，加强社会保障体系的健全和完善，保证公民最基本的生活需求，降低弱势群体心理上的不安全感。此外，通过提供合理的利益获得渠道，确立公平均等的机会，实现社会公平公正。

3.借助道德调控的力量。道德调控是构建和谐社会心态的有效手段和重要保障，是对制度建设和体制改革的补充完善。道德调控，顾名思义，就是指一定社会、阶级或群体借助各种相应的社会力量，采取各种措施，使特定的道德原则规范、道德价值观念在大众层面上被接收，并转化为个体的义务观念、良心感、价值目标和实际行为的活动和过程[6]。确立道德调控的目标体系、运用多种道德调控手段、构建良性的道德保障体系、加强道德调控的法律规约是塑造和谐社会心态的重要策略。尤其在社会公德方面，把“道德的应当”转化为“道德的必需”，以强化民众对道德规范的践行，增强道德调控的有效性，动员全社会力量共同培育和塑造美好和谐的社会心态。

4.加强和谐文化建设。社会转型时期的中国受到多元文化和多种价值观的的冲击，作为社会心态的精神动力，加强和谐文化建设尤为重要。加强和谐文化建设就是要以为指导，集成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和世界优秀文化遗产，形成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体系。建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坚持不懈地用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武装全党、教育人民，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凝聚力量，用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鼓舞斗志，用社会主义荣辱观引领风尚，巩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

参考文献：

[1] 金元浦.定义大众文化[N].中华读书报，2002-07-20.

[2] 杨宜音.个体与宏观社会的心理关系：社会心态概念的界定[J].社会学研究，2006（4）.

[3] 王俊秀.中国社会心态研究报告[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

[4] 程家明.关于社会心态的研究及其意义[J].教学与研究，199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