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识形态工作存在的风险点精品(七篇)

序论：写作是一种深度的自我表达。它要求我们深入探索自己的思想和情感，挖掘那些隐藏在内心深处的真相，好投稿为您带来了七篇意识形态工作存在的风险点范文，愿它们成为您写作过程中的灵感催化剂，助力您的创作。

篇(1)

按照××文件要求，我局在落实意识形态工作中存在的×个方面问题，局党组高度重视，并于×年×月×日召开专题会对这两方面问题进行研究，并落实整改。现将事情情况报告如下:

一、针对“落实意识形态工作领导责任制有差距，未将意识形态工作纳入××年度领导班子述责报告”的问题。

整改落实情况：收到整改报告后，局党组高度重视，并及时召开会议，采取整改措施。一是局党组进一步严格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党组书记是意识形态工作第一责任人的责任；二是将意识形态工作纳入党风廉政工作考核内容和在××年述职报告中单独体现意识形态工作落实情况，完成问题整改。

篇(2)

关键词：意识形态

目标函数

经济决策

交易成本

一、背景陈述与问题的提出

从19世纪末开始，川江航运逐步被外国航运公司垄断。1890年，根据《烟台条约增续专条》规定，英商可自备华船或雇佣华船，挂外国国旗进入川江，享有在其他水域和口岸同等的权益；而且这些船只在重庆缴纳一次关税，比华商入口厘金还低。1895年，中日《》规定日本轮船能“从湖北宜昌溯长江以至四川重庆府”，“附搭行客，装运货物”[1]；根据片面最惠国待遇，以英国为首的其他国家也立刻享有了这项特权。在这样的条件下，各国航运公司开始大量进入川江航运市场。到了本世纪最初十年过去的时候，川江航线上的几家主要的航运公司是：英国的太古、怡和，日本的日清，美国的捷江。这些公司凭借技术上和资金上的优势，以及制度上和军事上的特权排挤和控制中国航运公司，谋取垄断利润。无论从厂商数量、资源流通、还是从产品特点和竞争方式来看，这一时期的川江航运市场都接近一个寡头垄断市场，已经基本饱和[2]；在这样一个时候，“没有任何理由要开办一个新的轮船公司——特别是一个中国公司，而却有一切理由不办它。”[3]

令人惊奇的是，民生公司，这个由爱国实业家卢作孚创办的航运公司，一无资金优势，二无外国资本或官僚背景，竟在这种情况下入主长江航运市场，并在20年间崛起为中国航运市场上最大的公司，兼并了众多外国航运公司，一度成为中国近代最具实力的企业之一。[4]

据此本文提出如下问题：民生公司为什么能在如此不利的条件下，在外国航运公司垄断的川江航运市场上站住脚跟，并且由一个“不起眼的”小公司发展为近代中国屈指可数的大航运企业？我们发现传统的新古典经济学并不能解决这个问题，在下面的分析中我们试图引入新的变量进入企业目标函数和消费者效用函数，从而解决这个问题。

二、意识形态的经济意义——理论简述

（一）定义——意识形态

我把意识形态（Ideology）定义为：一定的时期一定的人群所共同拥有的对社会环境（某一方面）的共同认识以及由此产生的一套非强制性的习惯、准则和行为规范。

一定的时期是意识形态的时间维度（Mannheim，1927），这里强调的是意识形态并不是独立存在的，它是在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特点的社会经济生活的产物，并且随着时间而变化：“当人们的经验与其思想不符时，他们就会改变其意识观点”。在某些特殊时期或特殊环境下，某些意识形态可能会得到强化，某些意识形态可能会被弱化（Olson，1971）。

一定的人群是意识形态的空间纬度，“人群”可大到整个社会，小到交易中的两个人[5]。不同的人群也可以有很多种标准来界定：可以是不同地域、不同行业、不同组织或者不同的社会阶层，如此等等（North，1981）。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较大人群的意识形态对在此范围中较小人群的特殊的意识形态的形成往往有决定性的作用(Olson，1971)。

（二）假说——意识形态的经济意义

据此我们提出本文关于意识形态的4个假说（H1~H4）：

H1

意识形态对特定人群中各微观经济主体目标函数的影响[6]

H1-1

假定在没有特殊意识形态影响下各微观经济主体的目标函数最大化问题为：

其中Πi2代表由于受特殊时代意识形态影响而被纳入某一特定人群中各微观经济主体的目标函数的特殊经济利益[8]，Πi2实际上有可能为-PΠi1，但是我们将会看到在意识形态的作用下，它可能会被作为正的因素纳入最大化问题中。ri是一个外生参数，它表示微观经济主体受这种意识形态影响的程度。

H2

对特定人群中各经济利益主体预期效用函数的影响

对于需要做出跨时决策的经济主体来说，影响其行为的重要因素是其V-N-M函数。我们以风险厌恶者为例来说明意识形态对各经济利益主体预期效用函数的影响：假定一个原没有受特殊时期特殊意识形态影响的风险厌恶者受到了某种意识形态的影响，这种影响可能使他产生某种信仰：在客观概率（Object Probability）没有改变的情况下，他对某个预期（Expectation）的主观概率（Subject Probability）大大提高了[9]。相对于原来的他，他现在在某种意义上变成了风险偏好者，甘愿冒风险把自己的一切投入有可能是风险极大的一项“买卖”。

h3 意识形态与经济决策主体之间的互动

h1和h2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各利益主体的经济行为：在单人决策的情况下，它可能会使各经济利益主体产生某些“反常”行为，如消费者的消费选择和企业的投资选择可能会偏离通常的最大化目标；在多人交互决策的情况下，由于共同Πi2的存在可能会减小（或扩大）交易各方的机会主义倾向[10]，同时预期效用函数的改变可能会减小（或扩大）主观不确定性（subject uncertainty），进而节约（或增加）交易费用(transaction cost)。最后，同样是由于意识形态影响了个人的预期，可能由此催生某些具有特殊品质的人（如具有企业家精神的人）。

h4

近代中国爱国主义意识形态

根据h1~h3以及中国近代的实际情况，这里提出关于近代中国爱国主义意识形态的假说。我把这一特殊意识形态的时间维度定为1919~1945，空间维度定为整个中华民族[11]。并且，我们把讨论仅局限在经济领域，也就是说只讨论这种意识形态在经济方面的内容而忽略它的政治、军事、文化等方面的含义。这种意识形态的具体内容定义为如下共识（h4-1，4-2）：

h4-1 共同信仰：微观经济主体以很大的主观概率相信中国在政治和经济上最终能够取得独立并发展壮大——如果多数人都为此努力的话。

h4-2 人们相信国家利益和自身利益密切相关，且国家经济利益至上。这一共识以及h4-1共同由于外国的军事和经济侵略而得以强化。这种强化使得国家经济利益（Πi2）以一定的r被纳入单个经济主体的目标函数（ui）中。

三、实证分析——意识形态的作用与民生公司的发展

（一）爱国主义与民生公司的市场进入决策

这部具体的要解这个问题：在川江航运市场被外国大公司垄断的条件下，中国的航运公司基本不可能生存，民生公司如何作出进入川江航运市场的决策？

没有理由认为民生公司作为一个航运公司进入川江航运市场这一行为在去掉它特殊的意识形态背景之后仍然可以算是理性的行为。因为当时的川江航运市场，正如前面分析的一样，不仅被外国航运公司垄断，而且几乎已经饱和，如果一个新的厂商要选择进入的话，一般情况下它的预期是这样的：一，它可以打败一部分垄断企业，获取一部分市场份额；二，在这个市场上的预期净收益应该大于在其它市场上的预期净收益。其中第一条是第二条的前提条件。而我们已经看到，在近代川江航运市场，这第一个预期是基本上不可能出现的，而民生公司仍选择进入，正体现出意识形态的作用。

爱国主义的意识形态无疑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民生公司的目标函数，虽然说它不可能放弃利润最大化的目标（Πi1），但是这中间掺进了其他目标的假设肯定是合理的。可以说，卢作孚创办民生公司的目标不仅在于赚钱，更在于考虑到了国家的行业经济利益这一因素（Πi2），具体地说有两个重要方面：“一个目的是以民生公司为基础，发展行业和民族工业，尽快将国家建设起来；另一个目的是以民生公司为中心，进行现集团生活的第三个试验”[12]。有了这样的目标，无疑增加了决策者进入航运市场的主观预期收益，而由于强烈的民族感情而产生的必须成功的信念有在无形中降低了击败外国轮船公司所需成本的主观预期值（据h2）。

因此可以看出：有近代爱国主义的意识形态的背景，民生公司做出进入川江航运市场的决策并不是非理性的行为。从另一个角度说，正是这种意识形态的作用使得民生公司做出这样的决策。

（二）爱国主义与民生公司的崛起

这一部分要回答的问题是：民生公司进入川江航运市场后，在极其艰难市场条件下，它的发展壮大和当时的爱国主义意识形态之间有多大关系？

篇(3)

关键词:思想观念;意识形态;经济增长

中图分类号:F061.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07)11-0013-03

人的经济行为与其他行为一样,受其思想观念支配,受其思想心理驱使｡人类生产劳动或经营实践总是在一定思想观念支配下进行,决定着劳动者其他方面素质和能力的发挥程度;劳动者总是具有一定思想的劳动者,一个没有任何思想的劳动者形成不了现实的生产力,也是不可思议的;一个思想不健康的劳动者也形成不了现实的生产力｡人的思想观念素质是一种既非物质亦非文化的因素,主要包括思想､心理､精神､意识形态､价值观､宗教､伦理道德等相互渗透的方面｡发展经济学家揭示了思想观念支配人的经济行为,人的经济行为影响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的总路径｡

一､人的思想影响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的机制或路径――基于发展经济学家的论述

(一)与新教伦理内在契合的资本主义精神经营者素质提升理性化经济行为经济发展｡韦伯指出,思想观念和意识形态并非一定是物质和经济的反映,它同样可以成为推动社会经济变迁的动力因素｡在每一项成功的事业背后,往往存在着一种精神气质,它引导人们努力争取经济果实的行为,鼓励人们孜孜不倦地去开拓､经营,获取利润,积累财富｡与资本主义理性经济行为相配合的独具特色的价值观念和精神气质,即韦伯的“资本主义精神”｡理性地有计划地持续地追求预期利润的思想或态度,就是资本主义精神的本质｡为什么现代资本主义恰恰产生在西欧,而不是世界其他任何地方?在资本主义精神与西欧新教伦理之间,是不是存在某种内在联系?韦伯通过历史考察,发现了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发展的精神动力之间的生成关系,即新教伦理包含的合理成分本身具有适应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生长性因素｡例如,新教禁欲主义和在生活消费上的节俭有利于社会财富的积累和增长,也使资本用于生产性投资成为可能;勤勉是价值创造的源泉;从事某种固定职业是为了增加上帝的荣耀的心态,有利于社会专业化分工和资本主义生产;讲究信用是现代市场经济的伦理;赢利是现代企业的目的;反对特权和垄断,有利于市场的自由交易等｡因此,“强烈的资本主义商业意识与狂热的宗教虔诚天衣无缝地结合在同一批人身上”｡新教伦理包含的合理成分催生了资本主义精神,提升了经营者的个人素质,引导了经营者的理性经济行为,进而促进了资本主义经济发展｡韦伯认定,与新教伦理内在契合的资本主义精神正是西欧资本主义产生发展的“始发机制”,是“养育现代经济人的摇篮的护卫者”｡韦伯一再强调:“近代资本主义扩张的动力首先并不是用于资本主义活动的资本额的来源问题,更重要的是资本主义精神的发展问题｡不管在什么地方,只要资本主义精神出现并表现出来,它就会创造出自己的资本和货币供给来作为达到自身目的的手段,相反的情况则是违背事实的｡”

厉以宁也指出,新教伦理对资本主义经济的迅速发展起过不可忽视的作用,这在荷兰､英国等资本主义国家的历史上得到证实｡在新教伦理观念的影响下,十六七世纪的荷兰和英国的新教徒们工作勤奋,生活节俭,积累财富,创造事业,以尽‘天职’,这就是行为目标的理性化｡在新教伦理及其以外的其他宗教伦理观念的影响下,甚至在非宗教伦理观念的某种信念､某种思想､某种理想的推动下,世界上除荷兰､英国这样新教国家以外的其他地方,同样存在着人们要为一定的目标而努力工作､创造事业的精神动力｡一旦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精神动力产生了,行为目标理性化了,经济发展的奇迹就会被创造出来｡

(二)思想意识形态个人机会主义行为受到约束交易费用节省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诺思等认为,包括人的思想观念､伦理道德等在内的意识形态是一种调节机制,其本质是每个人的行为受意识形态的调节和约束,它影响个人行为和交易费用,从而影响经济增长｡诺思认为,新古典经济学家缺乏远见,看不到不受约束的经济人的机会主义行为,于是提出了意识形态理论,用以约束这种行为,并把它作为一个变量引入交易费用分析中,用来解释历史上的经济增长｡在诺思看来,一套完整的正规化制度固然对经济发展有利,但若没有作为非正规化制度的意识形态的补充,经济发展效果是否理想就颇成问题了｡因为,任何正规化制度都不是绝对完善的,尤其在一个博弈的社会里,尽管有整套不变的规则､检查程序和惩罚措施,但在限制个人行为上仍存在相当的可变性,经济主体把成本外化于他人和社会的机会主义行为就是在制度不断完善的今天依旧广泛存在｡诺思认为,在一般情况下,人们都有一种欲获得某种好处而又不付费的“搭便车”的机会主义行为倾向｡若社会成员都想成为或都等待成为“搭便车者”,那么,这个社会就失去了经济增长的动力和创新活动的激励｡因此,一个社会需要通过先进思想意识形态的力量来有效克服“搭便车”行为｡因为,意识形态使人们认识了他们所处的环境,它通过提供给人们一种世界观引导,而使其行为决策简单明了,减少了社会的交易费用｡

诺思还认为,对制度公正与否的评价是意识形态的重要内容,一种制度能否在低成本状态下运行,与人们对该制度合理性､公正性的理解高度相关｡如果一种意识形态对现行制度较容易理解和接受,从而就有利于现行制度更有效地运行,就会减少现行制度运行的成本｡如果制度变迁参与者对制度变迁发动者权威的合法性和现行制度安排的公平性有较强的确信并能从中获得预期收益,那么,制度变迁参与者的机会主义行为､制度变迁参与者对旧制度的惰性依赖､制度变迁的阻力和经济资源在制度变迁中的投入减少,制度变迁的交易费用降低｡正如诺思说:“在社会成员相信这个制度是公平的时候,由于个人不违反规则和不侵犯产权――甚至当私人的成本―收益计算不会使这样的行为合算时――这一简单的事实,规则和产权的执行费用就会大量减少｡”否则,制度的执行费用将上升,制度力将在各抒己见的经济主体的行为冲突中耗散殆尽｡因此,意识形态是个人与环境达成协议的一种节约费用的机制｡

意识形态正是通过影响机会主义行为及交易费用､制度执行费用及制度力等途径来影响资源配置及经济增长的｡“社会强有力的意识形态是使经济体制可行的社会稳定要素｡如果没有一种明确的意识形态理论,那么,我们在说明无论是资源的现代配置,还是历史变迁的动力上就存在着无数的困境”｡

(三)人的冒险､创新等新思想人的冒险､创新等行为经济机会获得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源于经济机会｡刘易斯反复强调经济机会对于经济增长的极端重要性,他指出,“一旦人们抓住经济机会是可能的,经济增长就会发生”;或者“新经济机会引起了新的富裕”;“对于经济增长来说,基本问题就是抓住机会｡因此,增长的加速可能是由于新机会的出现,也可能是由于制度的变化允许抓住业已存在的机会,或者也可能是由于两者兼有”｡

经济机会又源于人的冒险､创新等新思想及其指导的人的冒险､创新等行为｡刘易斯认为,“思想能影响社会经济的变化,并且是社会经济变化的首要力量”;“新思想”即先进思想,就是人们对创新､冒险､新技术､新物种等新事物的认可､接受的态度,具有某种“新思想”的人即为“新人”｡“新人”善于抓住经济机会,在影响经济增长变化方面起最主要作用｡他指出:“经济增长要求人们有冒险思想,要求有适量的创新者｡”冒险､创新等新思想一旦转变为人的行动,是人们抓住经济机会的根本前提,“因为经济机会和新思想的这种积累性作用是相互的”｡企业家具有风险､创新等新思想对于企业经济和社会经济增长十分重要;同样,经济增长的滑坡､“繁荣的毁灭可能仅仅由于人们接受了与经济扩张不一致的旧习惯或旧思想”｡企业家承担风险等新思想的情况决定了其收入差别,“在发展的早期阶段,人们显然不愿意承担开发新生产线的风险｡货币很容易流向土地､贸易､放债和城市住房,而且,本国的资本家除非看到有获得特殊利润的可能,否则他们就不愿意投资于矿业､公用事业､商业性农业,或者制造业｡因此,这些领域的赢利机会留给了外国人,外国人带来了生产和组织的新技术,而外国人之所以被吸引只是因为他们敢冒风险的新思想,相信能比把货币投资于国内得到更多利润的新思想｡在发展的早期阶段,利润与国民收入同比例增长,从而就有了储蓄｡随着本国企业家风险思想的增长,外国企业家被广泛模仿,直至本国企业家最后如此之多,以致本国经济不再依靠外国企业经营｡而且,本国企业家成长壮大到经济上独立,甚至在一定的时候开始输出资本与企业家本身｡除非能充分提供追求新思想并愿意承担引进新思想风险的企业家,否则在以家庭规模为基础的农业范围之外,经济增长必然是缓慢的｡因此,如果没有足够的实业家,或者如果实业家不愿意承担风险――无论造成这种情况的是由于他们无法增加资本,由于他们受本性胆怯所限,或者是由于承担风险的报酬差别不够大――私营企业经济都将受到限制”｡格林菲尔德在论及低地国家荷兰经济崛起时,也指出,虽然初始条件不利,但具有新思想的少数商人往往能抓住新机会而致富,“精明的商人敏于察觉新的机会,善于利用旧的体制,他们不怕风险,其视线不会被约束性的集体想象力的虚幻所遮蔽,他们靠腌制鲱鱼,将货物从一个大陆运送到另一个大陆,开辟金融通道而致富”｡

刘易斯还指出,具有新思想的总是少数人,因而,只有少数人能抓住经济机会而致富｡统治阶级很少能成为抓住新经济机会的人,他们由于传统思想偏见,一般都满足于现状,不必去寻找经济机会;传统思想以各种方式限制经济机会,现在有害于经济发展的最重要的就是传统的偏见思想｡也不是下层人士,那些处于社会底层的人可能受到奴隶制､农奴制或等级制度的折磨,不能去抓住新经济机会;或者,他们非常贫穷,没有受过教育,缺乏勇气和创新传统,“任何一个受传统小农思想偏见束缚的处于贫穷社会类型的小农,绝不会去寻求市场上的有利性信息”｡因此,“新人”来自于各中间社会阶级,城市人就处于中间地位｡“在经济增长的加速中总是城市人起了决定性作用,认为城市人对经济增长的变化所作出的贡献比住在农村的人多的看法可能是正确的,但这并不是因为城市人在生物上优异,而是由于环境或机会｡由于环境不同,城市的气氛更有利于促进经济增长的态度与思想观念的形成,城市人比农村人思想更开放,更少猜疑心,更容易接受新思想,从而能更好地从事引起技术改进的科学研究｡城市人奋进的态度与先进的思想观念使得其比农村人更富有创造性,更能抓住经济机会和促进经济增长｡”

(四)企业家创新精神企业家创新行为经济机遇到来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佩雷菲特认为经济奇迹的产生,除了资本和劳动两个要素外,还有一个非物质的第三要素,即人的各种精神气质因素,“这是一种质量型的看不见的标志,它将激发或者抑制､孕育或者扼杀前两种要素,即资本要素和劳动要素(看得见的数量型的物质因素)｡能够改变一切的,或各种派别的经济学家们长期忽略的――无论是亚当・斯密,还是马克思或凯恩斯,正是这个非物质的第三要素,因为这个因素看不见,抓不着｡以往论述经济增长问题的各种模型都是建立在仅仅把资本与劳动两个因素结合在一起的基础上,显示出其弱点,精神是创造经济奇迹的关键”｡刘易斯的“新思想”在熊彼特看来就是“创新精神”,熊彼特用企业家创新精神很好地解释了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他指出,企业家创新精神就是一种非物质的精神力量,它总会给企业家带来一种“战斗的冲动”,激发企业家为社会不断地创造财富,推动社会向前发展｡企业家创新精神指导的企业家创新实践是企业家精神促进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机制｡熊彼特认为,“经济机遇”(即刘易斯的“经济机会”)永远只属于那些具有创新精神的人｡可能性是现实性的前提,企业家之所以崇尚创新,就是因为他看到了创新可能为自己带来潜在的赢利机会,进而将潜在的赢利机会变成为现实的利润;“企业家创新精神的实质就是对外部经济机遇的一种能动的创造性的反映”,企业家“为了他的成功(即获取利润),更主要地与其说是敏锐和精力充沛,不如说是某种精细,他能抓住眼前的机会,再没有别的”｡因此,创新是企业家职能的实现,是企业家精神的发挥,是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关键,企业家精神的核心就是企业家创新精神｡熊彼特进而认为,创新就是“建立一种新的生产函数”,把一种从未有过的关于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的新组合引入生产体系,实现生产方法的新组合,从而充分利用生产要素的作用,提高生产效率;尤其是创新先发生于个别企业,可以产生垄断利润或超额利润｡因此,创新就是赢利经济机会的获得,就是经济发展｡创新行为包括以下情况:采用了一种新的产品及其生产方法,开辟了一个从未进入过的新的市场,掠取或控制了新的生产原料和半成品的供应来源,实现了一种新的工业组织形式｡熊彼特认为,“每一个人只有当他实际上实现‘新组合’时才是一个企业家”;“一旦他建立了企业,同常人一样地经营,他就会失去企业家的资格｡因此,一个人在其一生中很少能总是一个企业家｡因为,在静态经济社会里,业主们因循守旧､不思进取,过着无所事事的生活｡企业的运营总是局限于陈旧观念的轨道之内,不会遇到崭新的方法,不能孕育出企业家的经营能力｡因此,企业家要将创新推向成功,仅有渊博的知识是不够的,还必须拥有坚强的精神意志,有先见之明,能在社会传统思想习惯普遍持怀疑､反对态度的情况下,顶住传统思想习惯等方面的压力,并反过来说服大众,解放大众思想,使其支持创新｡

二､结论与启示

一切导致家庭贫困和社会经济不发展的劳动力素质低下的原因都可以在劳动力思想观念素质低下那里找到终极原因,在现代人的诸多素质中,最核心最重要的就是区别于传统人的思想观念素质｡我们可以找出太多的贫困原因,但人落后的思想观念素质是贫困之总根源｡“减少或消除贫困的方法很多,且各种方法的成本､效果也不一样”｡但思想扶贫或思想反贫困是成本最低､成效最显著的一种扶贫方法｡“扶贫先扶志”,“治穷先治愚”,“志､愚”即人的思想或精神｡因此,新时期的反贫困实践,应注重各种反贫困手段的综合运用｡不仅要注重物资､资金､技术､教育､文化等反贫困,更要通过农民自身思想观念素质的现代化,重视思想反贫困或思想扶贫,这也是建设“乡风文明”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题中应有之义｡

参考文献:

[1] 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7.

[2] 厉以宁.资本主义的起源――比较经济史研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

[3] 诺思.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1.

篇(4)

关键词：新时代；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风险评估准确评估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风险是破解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困境、推进高校治理现代化的题中应有之义。新时代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作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既面临西方思潮冲击、社会结构变迁、信息网络化等外向性风险，又存在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运行体系、课程体系、理论研究体系衍生的内源性风险。当前，可以从风险识别、风险分析、危机评价等环节着手，借助可视化、可量化、可感知的评估方法，有效提升高校防范化解思想政治教育治理风险的能力，为新时代高等教育事业行稳致远保驾护航。

一、风险识别：发现风险项目与辨认危害要素

风险识别是评估新时代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风险的前提和基础。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风险辨识是一个发现风险、辨认风险并描述风险的过程。这一过程旨在发现风险项目、辨认危害要素、描绘风险要素特性并输出风险清单。1.治理风险的识别因子。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风险识别的过程中，要识别的要素主要包含危害要素和风险源、确定的风险事件、潜在的风险征兆等。其中，辨识源头类危害要素和衍生类危害要素是第一步。只有做好危害要素的识别工作，才能找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风险的真正诱因。识别风险事件和潜在征兆则属于风险识别的中心任务。一切风险皆由事件触发，因而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风险识别的过程中，应当重点关注给思想政治教育带来消极影响的确定性事件和潜在征兆。2.治理风险的识别程序。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风险的识别是一个发现、辨认、描述、清单输出的完整过程。其中，确定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风险的范围和对象是风险识别的首要环节。当前，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风险的范围大体可划定为国际国内两大变局，对象则是各危害要素。把握风险项目是识别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风险的第二步。当前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风险由危害要素、确定的风险事件和潜在的风险征兆构成。归纳风险类别并凝练风险特质是识别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风险的第三步。当前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的风险类别大致可分为外向性风险与内源性风险。风险清单输出是识别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风险的第四步。这一环节既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风险识别的输出，也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风险分析的输入。通过形成风险清单，既能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风险的识别提供可量化的依据，也可以为风险分析提供可量化的标准。3.治理风险的样态归档。新时代，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因教育环境的变化，产生了不同形态的风险。根据事物发展的外因和内因，大体可归结为外向性风险和内源性风险。其中，外向性风险源自国际、国内双重语境。从国际大局势看，自由主义、功利主义、消费主义、享乐主义等西方错误思潮给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课程的推行、教育理论的宣传、教育工作的运行造成了冲击，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大学生对的认同。从国内大环境看，社会结构变迁和智能信息化时代的到来，改变了意识形态斗争的战场，对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的主阵地作用有所削弱。内源性风险则是指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体系中存在的工作地位边缘化、工作机制滞后、政工队伍游离、主体资源流失、教学与科研绩效割裂等治理风险。如面对不断上行的社会竞争压力，部分高校为了提高院校的竞争优势，将关注点侧重于增设校园硬件设施、扩大招生规模、争取办学经费等方面，“增加了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被边缘化的风险”[1]。4.治理风险的识别方法。一般而言，治理风险的识别方法主要有德尔菲法（专家调查法）、安全检查表法、问卷调查法、Citespace计量分析法。其中，德尔菲法在本质上是一种基于专家意见的反馈匿名函询法。该方法能够迅速定位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中存在的风险点和风险源。安全检查表法则是辨识危害要素的“索引”，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确保风险排查的全面性、广泛性。问卷调查法和Citespace数据计量法则属于定量分析法。其中，问卷调查法是识别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风险的常用方式，能较为客观地反映某一时段学科体系某一方面存在的问题。以Citespace为代表的大数据识别方法利用科学计量软件Citespace进行关键词共现和聚类分析，不仅可以直观、准确地识别风险点和风险源，还可以构建科学的知识图谱。

二、风险分析：寻找风险点与追溯风险源

风险分析是评估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风险的核心环节。作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的第二个子过程，对治理风险的致因分析着力于寻找风险点和追溯风险源的成因，侧重于从环境和主体风险源出发，分析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风险的发展阶段、运行机理以及内在张力。1.治理风险的分析理路。首先，风险要素包括风险源、触发行为、风险点、传导路径等。其中，风险源包括确定性风险事件、引起损失的不确定因素、潜在导致风险的事物或现象等。触发行为则是风险引爆的“助燃器”，它能激活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中潜在的风险因素，并将其转化为实际的风险事件。风险点是连接潜在风险源和外部环境的媒介。传导路径则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风险中的线索。通过这一线索，风险点、风险源、触发行为得以串联。其次，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风险主要由环境风险源和主体风险源引发。前者指意识形态领域斗争的复杂严峻，后者指高校内部各权力主体之间的利益冲突。再次，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风险的产生，实际上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中风险要素的动态互动过程，即在特定危险行为的触发下，导致风险点、风险源产生集群风险，进而通过传导路径不断延伸和扩散。2.治理风险的引爆条件。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风险既受自身发展规律的约束，又面临来自外部环境的挑战。因而，我们大体可从环境风险源和主体风险源切入，考察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风险的引爆条件。一是对环境风险源的分析。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的环境风险源可归结为国际风险源和国内风险源。在经济全球化浪潮的影响下，西方发达国家的一些生活方式极易受到青年学生群体的追捧。隐藏在西式生活表象下的西方价值观念是冲击我国高校主流意识形态的重要因素。同时，在市场经济中滋生的功利主义、拜金主义等倾向，造成了部分大学生对社会责任感和社会主义价值观念的漠视。此外，部分大学生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认知偏差以及当前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面临的一些新情况也会产生环境风险源。二是对主体风险源的考察。思想政治教育主体和客体是可以互相转化的，受教者和施教者都不可避免地受到来自社会各方面的影响，其意识的多变性势必给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带来不同程度的影响。同时，高校治理结构中各权力主体失调引发的学术权力地位边缘化和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性质异化，增强了人才培养、学术研究、财务管理和人事任命等各类权力运行过程的不确定性。[2]3.治理风险的分析方法。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风险的分析方法主要有事件树分析法、因果分析法、根原因分析法、Citespace计量分析法、智能算法等。其中事件树分析法属于事故概率分析范畴。只有确定事故发生的可能性才能确认该事故能否构成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治理风险。因果分析法主要结合“‘是/否’逻辑”来识别思想政治教育中“所有相关的原因和潜在结果”[3]（P53）。因而，它能帮助人们更全面地认识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风险的病因。根原因分析又称损失分析，是一项结构化的问题处理方法，旨在逐步找出问题的根本原因并加以解决。[4]（P43）Citespace计量分析法和智能算法则可以帮助人们借助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把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中存在的隐性风险明晰化。这两种方法的使用，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风险的随机性和偶然性。

三、危机评价：划分风险等级和确立优先次序

作为风险评估的第三个子过程，危机评价主要是将风险分析的结果与风险准则进行比对，以此决定风险等级或其大小是否在主体容忍的范围之内，并依据损害程度确立防控的优先次序。1.治理风险的评价要素。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风险的评价对象是指风险后果或损害程度。一般可将风险带、风险等位线、风险等级等因子视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风险的评价要素。其中风险带确定风险评价的范围。按照风险的容受程度，可将风险带划分为风险上带、风险中带、风险下带。如我们可以把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过程中的环境作为风险带，其中国际环于风险上代，国内环体处于风险中带。风险等位线是风险评价的中介。我们可以通过不同风险等级数值，规定风险评价的指标。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的风险评价中，风险等位线一般指风险的阈值点。风险等级是风险评价的关键，它确认风险评价的结果。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的风险评级中，可以通过评分的方式来确定风险等级数量以及风险等级的范围。2.治理风险的评价内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风险的评价，本质上是对风险识别和风险分析的概括与总结。它侧重于关注治理风险给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工作乃至社会运行带来的消极影响。因而，可以从政工队伍、师资力量、教育客体、教育环体、社会效益等方面综合评价高校思想政治教育风险产生的后果。一是对政工队伍的评价。高校政工队伍是开展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的重要力量。对政工队伍的评价要围绕历史、现实、未来三个维度展开，既要充分肯定高校党委领导班子过往取得的成绩，也要立足现实，客观陈述各院校、各部门在执行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二是对师资力量的评价。师资队伍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主体资源，对师资队伍的评价应当包括理论知识水平和价值倾向。三是对教育客体的评价。当代大学生思想理论素养和实践能力的高低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成效最直观的反映。要善于根据上课出勤率、志愿活动参与次数等具体指标来对大学生进行评价。四是对教育环体的评价。思想政治教育环体从范围来看可分为国际大环体和国内小环体，其中国内小环体又可分为校园环境和社会环境。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环体的评价不仅要全面，而且要精准。因此，有必要在实际调研的基础上，深入认识环境与思想政治教育主客体的关联。五是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社会效益的评价。通过评价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的成果，能正确引导社会舆情的发展，提高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工作的社会认可度。3.治理风险的评价指标体系。要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风险进行合理的评价，就必须建立一套评价指标体系。一方面，我们要推动风险评价的定性指标朝民主化、法治化、高效化、协调化、制度化方向发展；另一方面，要引入可量化的指标，如可以将评价指标与监控指标、预测指标相协调，确保指标体系的科学性和准确性。4.治理风险的评价方法。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风险后果的评价方法，主要有模糊目标检验法、比较法、效益评定法、接受程度评定法等，此外还有定期评估和不定期评估等。以比较法和效益评定法为例，运用比较法来评价思想政治教育，就是在“思想政治教育的主体和客体之间，驻地环境之间，教育过程、目标、内容、形式和效果之间，甚至教育单位之间”进行共时性与历时性比较。[5]效益评定法则是一种量化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风险的方法。思想政治教育治理风险的大小、高低，可以通过确切、直观的社会效益进行评定。换言之，如果投入远大于产出，那么思想政治教育治理将面临较大的风险；如果产出远大于投入，那么思想政治教育治理风险等级较低，质量较高。

参考文献：

[1]魏明禄，丁烈云.新时期高校思想政治教育风险及其规避[J].学校党建与思想政治教育，2009，（31）.

[2]许迈进，章瑚纬.高校内部治理风险的结构性探源[J].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5，（3）.

[3][4]张增莲，编著.风险评估方法[M].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17.

篇(5)

公允价值作为一种新生的计量办法，起始于20世纪80年代，在一些英文财会词典中也称其为公平价值（Fair value）。其解释为“公平合理的价值”，即要确定价值是否公平，其标准是在正常交易和诚信磋商的情况下，卖方自愿卖出、买方自愿买入的价格。如果一方是由于某种原因被迫买卖，就不能认为是公平价值。

在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IASC）第32号公告中对公允价值的阐述是：在一项公平交易中，由熟悉情况并自愿交易的双方，能将一项资产进行交换或将一项负债进行结算的金额。在美国会计准则委员会（FASB）第7号概念公告中公允价值是指：在当前的非强迫或非清算的交易中，自愿双方之间进行资产（或负债）的买卖（或清偿）的价格。我国的会计准则对公允价值所下定义为：在公平交易中，熟悉情况的交易双方，自愿进行资产交换或债务清偿的金额。在市场交易中，如何维护公允价值并对这一过程进行监管？本文进行了如下探讨，以供参考：

公允价值的特征

从各国相关机构和各种文献资料中对公允价值的定义或解释可以概括出公允价值的基本特征大致分为三点：

1、公允价值的本质应是以市场为平台，以交易为动作或动作假设，对某一标的所做的信息评价。

2、强调交易双方对标的的认定。双方的交易应建立在公平的基础之上，应以交易双方的自愿为意识形态，以熟悉情况为必要条件。

3、公允价值着眼于当前，强调交易当前状况，是连接过去、未来的一种即时动态表现。

现在，运用公允价值计量在国际上已经成为一种趋势，我国也在逐步向其过渡。不可否认，公允价值的运用在很大程度上回避和解决了历史成本计量所带来的弊端，考虑了未来现金流量和当前市场价格对企业的影响，更加公正地评价了企业的资产和负债所蕴含的收益或风险。公允价值使会计收益更加真实、全面，有利于企业的资本保全，更加符合配比原则的要求，以及适应金融创新的需要，提高信息的决策有用性。

“意识形态”视角下的分歧

然而，深入到公允价值的内涵当中，我们可以提出另一种观点：也许它是在当代的会计计量中所产生的一种意识形态，而并非代表着某种计量尺度和计量技术。它在具体的技术和形式上的表现可能是未来现金流量现值；可能是市场公开报价；可能是对未来利益可能流入的估计折现；甚至可能就是过去交易时产生的历史价格。但未来现金流量现值、市场公开报价以及其他的价格技术构成和表现形式却不足以证明其就是公允价值。其原因便是公允价值背后的意识形态及反映这些意识形态的概念和定义。以至于在运用公允价值的过程当中，也产生了一些问题。尤其是对其概念定义及理解的不同造成了一些模糊与分歧，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点：

1、公允价值是建立在公平的基础之上，而对“公平”的理解却相当广泛，可以理解为法律地位的公平，权利义务的公平；交易各方实力的公平以及各方经济利益的对等公平等。这就提高了运用公允价值计量的难度。因为有些交易或交易假设也许建立在相互了解、彼此自愿的前提下，但各方所处的地位是不对等的，就对公允价值概念中的“公平”产生了质疑。

世界上也许没有绝对的公平，但用什么方式方法可以衡量相对的公平以及划分其相对的范围，使公允价值概念中“公平”有据可循或者有较为科学的推导过程呢？即使市场上有公开和确定的报价，但这种报价如果带有明显的价格歧视，即一方获利是建立在另一方减少剩余价值甚至亏损的前提下，或者说是在市场失灵的情况下报出的价格，则将其作为公允价值也有不妥之处。

2、对交易的理解。公允价值概念中强调的是交易双方对标的所做的共同认定。而我们在用公允价值确定某一资产和负债时，其目的也许并不是为了交易，而是为了相关利益者能够了解资产和负债所带来的价值与风险。在运用公允价值时往往有这样的一个潜意识，即“我认为当这项资产或负债进行交易时，双方认定的价格或价值应该是多少。”这缺少了双方共同认定这一原则，致使公允价值增添了许多主观因素，丧失了对方的价值评价。也就是说单一一方估计的所谓公允价值，与现实交易当中各方认定的公允价值可能是有差别的。

正是这一主观因素的存在，给评价资产与负债时增加了不小的弹性。而这些弹性可能会使企业部分或整体价值发生严重偏移。于是，在运用公允价值时，是否有交易实质，或当没有交易实质时怎样限定交易假设，成为了一个关键问题。

3、公允价值的概念中同时还强调交易的双方是互为熟悉情况的，因此这也间接地决定了其交易价格不会偏离交易标的自身价值太远，其交易双方是从理性的角度来判断交易。这在完备的市场当中是存在的，但所谓的完备市场也只是作为经济研究的一项假设前提，而在目前的客观环境当中却不存在。现实当中的市场是存在分割的，特别是在地域、文化、时间上的不一致，再加上非理性因素的影响，导致交易双方不可能百分百地相互了解，而市场的分割和波动产生了价格与其真实价值的分离。这就提出了一个疑问，即身处于存在各种差别的不同市场的状态下，怎样认定交易双方互为熟知情况？在价格与其价值分离较大的情况下，如何判断所谓的公允价值？

综上所述的这三个问题，究其根本是公允价值概念中的弹性产生的。对概念的分歧及理解的深度不同导致操作方法的不同，其中又掺杂着主观因素，特别是近几年的金融危机，致使对公允价值的使用褒贬不一。

正确利用

要解决这些问题，对公允价值加以必要的限定则是比较理想的方式。至于加以什么样的限定条件，笔者认为可以从如下几个方面考虑：

1、市场是否稳定和有效。因为市场的稳定和有效，与信息的相互了解以及公平对等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无效的市场或者是不稳定的市场不会带来信息的完整有效，更不会带来交易双方的相对公平。遇到市场失效或不稳定时，应停止使用所谓的公允价值确认相关事项，而此时也不会有真正的公允价值存在。

2、需要注重交易的本质是否与其真实价值结合。如果仅仅是交易的价格在短期而频繁的交易中不断提高或持续偏低，而其本质却没有增加新的价值或减少原有价值，则应该考虑不使用公允价值。因为此时市场的交易价格与标的的自身价值脱离，采用所谓的公允价值，并不能代表标的真实价值，这样的“公允价值”会使市场步入危机，为市场失效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

3、注重交易的实质，减少交易假设，避免估计弹性。由于公允价值强调的是交易双方认定的结果，因此在确定公允价值时必须考虑并强调对方认定这一因素。如果必须做出交易假设，则应有特定的交易对象，并且对其有深入了解，或者在没有特定交易对象的情况下，通过相关的文件规定和科学的推导过程来确保公允价值或公允价值的取值范围，减少单方的估计或假设。

4、通过交易，交易双方的各自利益是否达到最大化。只有交易双方在交易中都获得各自的利益，才有可能认定交易是公允的，而双方在交易中越能够实现各自利益最大化，才能够说明其公允价值越高。否则，有可能说明交易双方存在关联性，或者说双方有可能没有实现熟悉情况这一判断公允价值的必要条件。

5、交易市场的范围（包括地理及时间上的）应加以限定。市场的分割是客观存在的事实，在不同的市场之间必然不会存在透明和全面的信息披露，这致使交易双方不可能得到较为完善的信息。因此按照公允价值的概念，在分割的市场之间必然出现公允价值的偏差和扭曲，分割的程度越大，则公允价值发生偏移和扭曲的程度也就越大。假如交易双方所处的市场环境相差较大，则对公允价值的使用应予以谨慎。

6、注意风险的衡量。如果资产和负债的风险过高，则不应把超出各方承受能力的风险所可能产生的价值并入公允价值的认定。因为这一部分价值很可能涵盖了交易双方不熟知或不确定的相关情况，具有非理性因素存在。

重视监督机制

除了这些限定因素，还应该对公允价值的运用进行有效监督管理。监督管理工作的建设和发展，笔者认为主要应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重点强化公司治理，提升企业内部的管理水平；增强交易运作过程和其结果的透明度，清理违法违规行为，构建完备的市场监管体系；提高交易者对交易信息进行分析判断、有效甄别的能力，从而尽快完善与公允价值相适应的市场环境。

2、注重企业的交易是否能真正为企业带来新的价值，如不能够给企业带来新价值，有可能造成对公允价值的扭曲，应逐步对其加以限定。

3、着重披露与公允价值相关的更多细节，如计量公允价值所采用的估价技术及依据的假设、期初和期末公允价值余额的变化等，便于使用者或相关利益者分析判断。

4、完善相关职能机构，从概念出发，加强规范公允价值确定的标准。对于已经存在活跃、公开的交易市场的，应由国家监管部门或者行业协会明确其中符合公允价值确定标准的市场，其交易价格可以直接使用，形成相对统一、标准的公允价值信息。如需运用估值技术确定的，由相关部门指定研发机构，制定标准的估值模型系统，集中采集有效的市场数据，同时限制系统使用者所能调控的要素，以降低主观因素对估值的影响。

5、加强注册会计师在审计过程中对公允价值的审计力度，并在审计报告中披露相关信息。从审计角度进一步衡量和限制公允价值的运用，促使公允价值计量的会计信息更加公允和完整。

篇(6)

[关键词]银行风险 风险管理 思想政治教育

[中图分类号]F27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349（2016）24-0032-02

随着社会经济不断发展，银行作为居民日常生活最常用的储蓄机构，成为巨额资金的集散中心。由于体制不健全、人员管理不规范等原因，在银行日常经营管理活动中暴露出种种风险，对国民经济各部门和广大人民群众的资金安全造成严重威胁。纵观银行的发展史可以看到，银行的生死存亡与风险管理紧密相关。要适应市场经济发展要求，在激烈的竞争中脱颖而出，银行不仅需要通过提高技术手段构建主体，也需要运用思想政治教育手段为科学识别和有效防范风险做支撑，使思想政治教育成为风险管理的推动力量。

一、银行风险及风险管理

（一）银行风险及几种主要风险类型

银行风险是指银行在经营中由于各种因素而招致经济损失的可能性。按照巴塞尔委员会的划分标准，银行面临的风险主要包括信用风险、市场风险、操作风险、流动性风险、国家风险、声誉风险、法律风险、战略风险类。①

其中，信用风险又称违约风险，是指债务人或交易对手未能履行合同或其信用质量发生变化，从而给银行带来损失的可能性，是银行最为复杂的风险种类，也是银行面临的最主要风险；市场风险是指因市场价格的不利变动而使银行发生损失的风险，存在于银行的交易和非交易业务中；操作风险是指由不完善或有问题的内部程序、员工、信息科技系统、外部事件所造成损失的风险，普遍存在于银行业务和管理的各个方面；声誉风险是指由于意外事件、银行政策调整、市场表现或日常经营活动所产生的负面结果，银行声誉能够维持存款人、贷款人和整个市场的信心，这种信心一旦失去，银行的业务及其所能创造的经济价值都将不复存在。②

（二）银行风险管理

银行风险管理是指通过风险分析、风险预测、风险控制等方法，预防、回避、排除或者转移经营中的风险，从而减少或避免经济损失，保证经营资金安全。确切地讲，银行风险管理是通过了解自身及市场情况，辨识风险、分析风险、评估风险、设计并实施风险管理方案，不断监测风险管理过程而使银行达到战略目标的决策与行动。③风险管理的基本职能是监控和信息反馈，包括对营销前台的风险监控，控制经营风险的承担范围；为战略决策后台提供信息支持，经营过程风险的信息分析、整理和反馈。

（三）银行风险管理存在的问题

近年来，银行面临信用、操作、声誉等风险的压力日益加大，通过在改革与发展进程中不断学习、借鉴先进经验，制定审贷分离、审计稽核、岗位轮换等内控制度，在风险管理机制方面取得了一定成绩。但是，在风险管理意识层面，仍有诸多问题：

第一，风险管理意识偏差。银行是以盈利为目的的金融机构，在实践中很多银行领导及员工过分追求经营规模、看重短期目标，风险管理意识相对淡薄，有的甚至把风险管理看成是获取利润的绊脚石，将其与业务经营对立起来。在经济利益的驱使下，部分人无法正确处理业务发展与风险管理的关系，采取不正当竞争手段、违规经营，扰乱金融秩序，严重威胁国民经济各部门和广大人民群众的资金安全。

第二是缺乏全面风险管理理念。银行风险涉及业务经营的全部领域，例如，随着经济活动的多元化，存款、票据业务成为重要的风险源。另外，由于个别员工道德缺失，基层营业网点和柜员也已成为重要的操作风险发源地。因此，风险管理必须是全面的、立体的，对整个机构、各类风险进行通盘管理。应当通过制定明确的风险管理战略、建立独立的风险管理组织框架、制定完善的风险管理流程、建立科学的风险管理模型、实行风险分类管理、培养专业化的风险管理队伍形成全面风险管理。④然而在实践中很多银行对风险的认识不足，对风险的复杂性认识不够，风险管理方法单一，在风险识别、监测方面缺乏客观性和科学性。

第三是缺少风险管理文化。风险管理文化是银行企业文化的重要内容，是一种融合了现代银行经营思想、风险管理理念、风险管理行为、风险控制标准与风险管理环境等要素于一体的文化力。⑤健康有序的风险管理文化氛围能对每位员工产生深刻影响，引导员工主动发现和暴露风险隐患，使各项规章制度能真正发挥出应有的作用。但在实践中，银行员工普遍缺乏风险意识，对于什么是风险、什么是风险管理存在模糊的甚至是错误的认识，更没有意识到风险管理在银行日常经营中的重要性。

二、思想政治教育在风险管理中的必要性

思想政治教育是在意识形态领域开展政治舆论宣传和进行思想教育的重要法宝，更是推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一项打基础利长远的全局性工作。目前银行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存在表面化、形式化现象，在方法上比较陈旧，缺乏创新意识和针对性，实效性不强。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和改革的深入，银行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也应当深入和细化。

在长期的金融体制改革进程中，一些新的思潮和观念对人们的思想造成巨大冲击，新型价值观与传统价值观形成鲜明对比。部分银行员工缺乏敬业精神、竞争意识，工作积极性不高，疲于应付工作，对政策、法规置之不理；在待遇、报酬方面盲目攀比，以自我为中心，心态失衡；法律意识淡薄，为追求经济利益不惜触犯法律，将发放贷款的“权力”视为对别人的恩赐，借机谋财。

防范和化解风险，把损失减小到最低程度，需要针对风险管理中存在的问题找出解决办法。提高银行员工的思想政治觉悟和职业道德水平、做好银行员工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对协调思想、统一行动、增强凝聚力有重要意义，这样不仅可以有效地保障人民群众的财产安全，也可以为客户提供更加优质的服务。⑥发挥思想政治教育在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中有积极作用，积极探索新形势下思想政治教育的新方法、新途径，是识别和防范风险的客观要求，也是对操作风险、声誉风险等主要风险进行针对性管理的题中应有之意。

三、发挥思想政治教育在风险管理中的积极作用

面对新形势，银行在提高核心竞争力的过程中，一方面要采取扩大市场份额、增加网点布局、完善设施建设、注入新鲜血液、投身公益活动等方法，提高经济效益、积极履行社会责任；另一方面应当在风险管理工作中采取一定的措施，合理运用思想政治教育手段，充分发挥思想政治教育在风险管理中的积极作用，使思想政治教育成为风险管理的推动力量，营造良好的风险管理氛围，凝聚共识、激发活力，促进银行的转型和持续发展。

（一）强化风险管理意识，树立全面风险管理理念

防范风险是每位员工的重要工作，但是由于种种原因，部分员工对风险及风险管理的认识存在偏差，认为风险管理仅仅是特定部门的责任，与自己无关，不从根本上去理解和支持风险管理工作，对风险管理工作的迫切性没有足够的认识，缺乏应有的责任感和危机感，甚至将风险管理与业务经营对立起来，将其视为一种影响业务经营工作开展的负担。银行应当在经营管理中强化风险管理意识，通过思想政治教育激发员工的主人翁责任感，使其认识到风险管理不仅关系到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而且与单位发展和个人切身利益紧密相关，从而在工作中自觉发挥主观能动性，积极参与风险防范。

树立全面风险管理理念，全面导入符合经营管理要求的市场化运作机制，将风险管理深入到业务经营的各个方面，是对银行风险管理工作的客观要求。银行在推动全面风险管理过程中，应当建立各种责任机制和激励机制，从制度上强化员工防范风险的责任意识，使这种意识贯穿到工作中的各个方面，切实增强广大员工防范金融风险的紧迫感和责任感，促使全面风险管理在银行上下得到有效落实。

（二）关注员工举止，重视员工个体在风险管理中的作用

银行网点多、覆盖面广，员工群体庞大，内部人员容易引发风险。在银行人力资源管理的过程中，应当在用人关口加强把控，严格审查员工背景。在录用新员工时，除注重学历、能力之外，还要对员工的道德品质进行了解，以防范道德风险。在日常经营管理中，应当加强对重要岗位人员的动态管理，开展员工行为排查，落实监督管理责任，对重要岗位定期不定期开展岗位轮换，以防范操作风险。

此外，在管理过程中应当坚持“以人为本”的理念，经常倾听员工心声，了解员工需求，与员工进行平等的思想交流，有针对性地为员工解决实际问题。对员工思想上存在的问题，认真剖析原因，采取适当形式，说服、教育员工正确地认识风险管理，增强员工风险管理责任意识，使其主动学习和了解风险管理的相关管理政策、法规，激发员工发挥主观能动性，积极参与到风险管理工作中去。

（三）建立风险管理文化，加强风险管理教育

风险管理文化是企业文化的一部分，良好的风险管理文化有助于银行各级层之间的沟通和协调，从而实现发展目标。银行应当充分发挥思想政治教育优势，将风险管理提升到文化层次去认识，构建和谐的风险管理文化，使全体员工充分了解风险管理工作的发展方向、目标以及达成这些目标所需要的方法，自觉投身到防范风险工作中，使风险管理植根于员工脑海，落实于员工行为，引导其主动发现和披露风险隐患或问题。

在实践中，有些员工不配合风险管理工作的开展，对推行的风险管理教育培训和考试存在被动应付的消极心理。对此，银行应当完善职工教育考核制度，通过教育和培训，建立一支能够运用现代工具，有效识别、计量和控制风险的风险管理队伍。此外，还应当通过加强对员工的理想信念教育、职业道德教育、法纪观念教育，摒弃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帮助员工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增强自律性、自觉性、主动性，提高员工的思想素质和业务素质。

注释：

①巴塞尔委员会是1974年由十国集团中央银行行L倡议建立的一个由中央银行和银行监管当局为成员的委员会，被广泛视为银行监管领域的首要国际组织，其制订通过的《巴塞尔协议》建立了完整的、国际通用的、以加权方式衡量表内与表外风险的资本充足率标准。

②宋清华.金融风险管理[M].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03：

4-9.

③殷洪良.银行风险管理实务[M].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

2013：3.

④郭保民.论商业银行全面风险管理体系的构建[J].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2011（03）：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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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企业；HSE管理；体系；对策

引 言

安全、环境与健康（HSE）管理体系是一种先进的体系化、规范化、科学化、制度化的管理方法，推行HSE管理体系是国际石油、石化行业安全管理的现代模式，也是当前进入国际市场竞争的通行证。企业具有生产工艺复杂多变，生产装置大型化，生产过程连续化，原材料及产品易燃易爆、有毒有害和易腐蚀等特点，如果放松安全管理，导致事故发生，往往会造成人员的重大伤亡或环境的严重污染。为此，笔者通过分析企业推行HSE管理体系以来的现状、运行中存在的问题以及解决问题的方法，以期完善企业的HSE管理体系，促进该行业的健康发展。

1HSE管理存在问题

企业推行HSE管理体系推行存在一些问题，主要表现在几个方面：（1）安全管理旧观念与HSE管理体系存在冲突。主要表现在：领导的话比制度管用，经验比标准管用。（2）企业上下对HSE管理体系的作用认识不够。较多干部职工认为HSE管理体系只是建立在资料上，写好体系资料就行了。（3）体系制度落实不够。主要表现在：HSE管理体系有一整套程序文件和运行控制文件，但实际工作中并没严格按体系程序文件和运行控制文件落实执行，存在“两张皮”现象，即体系文件要求的是一套，实际工作执行的是另一套。（4）全员参与意识不够。工人认为建立HSE管理体系只是干部的事，与自己关系不大。存在以上问题有其主、客观原因。主观原因是：一些干部、职工和管理部门对HSE管理体系不重视，认为不是自己管理的事，而HSE管理是体系管理，涉及企业管理的各个方面，如人员、设备、生产运行等，从而导致HSE体系实际运行困难。

2 持续完善HSE管理体系的原则

HSE管理采取PDCA的管理模式，是一个持续改进的过程。目前，企业也都建立了HSE管理体系，有的通过了HSE管理体系外部审核认证，但从时间上来说才几年时间，各单位对体系的运行还没达到成熟和完善的地步，还需要逐步完善和改进，因此今后安全管理的核心是完善HSE体系和HSE文化推介。HSE管理体系是安全工作的基础，HSE文化是安全工作的灵魂。要完善HSE管理体系，就应该建立由一个管理机构、一套严密的管理体系程序文件和运行控制文件构成的循环渐进的管理体系。一个企业，从最高管理层到基层（队）、班组都是管理体系的组成部分，班组是管理体系最基本的单元，每一个层次都有自己的结构和控制文件，文件规定各自的权利、义务和职责。要完善HSE管理体系，就要完善各项管理规定、安全操作规程，要提高员工安全文化素质，树立员工HSE的理念和科学的HSE价值观，通过宣传、教育、培训和对危害的识别与评价。一个完整的HSE管理体系是否能够发挥最大的作用，要看它是否能够形成“齐抓共管、层层落实”的HSE管理格局，是否能够构建安全与生产和谐、员工与管理和谐、企业与社会和谐以及环境与发展和谐的安全环保机制，这是保证体系运作连续和持续性的关键。

3 坚持领导重视和全员参与的原则

一个企业安全工作做得好不好，常常与一个企业的领导是否重视安全工作有直接的关系。HSE管理体系的建立、推行与以前的安全管理模式相比更加系统化、规范化，因而就需要投入更多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包括人员的培训、制度和体系文件的建立等，这些如果没有领导的重视和人力、物力和财力的保证是很难办到的。同时，HSE管理也是对各级领导旧的安全管理观念的一次冲击，把以前靠人和经验的管理逐渐变为靠制度管理，各级领导如果思想上不重视和不转变，那么HSE管理体系在企业中就很难实施。

HSE管理的重点和中心是危害识别与风险评价，而危害识别与风险评价的最终目标是杜绝一切事故的发生，要实现这个目标，全员参与是关键。因此，采用多种方式，让所有的员工认识HSE管理体系的本质和核心，掌握风险评价的基础知识、方法以及如何确认危害的根源和性质；发动全员参与各自岗位的危害识别和风险评价，认真分析各岗位的作业活动、设备设施与工作环境存在的不符合项，明确岗位的职责，清楚工作区域和作业活动中实际和潜在的危害、风险和环境影响、危害的程度，明确要采取的风险控制和防范措施，清楚工作区域和作业活

动可能出现的紧急情况和应急措施。

4 强化HSE管理的执行力

任何管理要收到好的效果，必须强化执行力。安全管理规定的落实，靠的也是执行力。管理的规则是先有行为标准，后有执行行为。目前，在国家的高度重视下，各行各业的安全管理制度、标准都已逐步完善，但在执行上往往出现偏差。出现偏差的原因是：①一些企业为了获取高额利润，有意识地忽视安全物质文化建设和精神文化建设，降低了生产环境、生产设施的基本安全条件，使安全管理和安全生产出现漏洞；②一些企业管理人员文化素质低，对管理过程控制力不够，不按规定、标准执行，造成企业执行力差；③一些企业在安全行为培训上重视不够，对操作人员的安全素质、技术素质、危害识别与风险评价能力与事故预防能力等培训不到位，使个人在执行和完成任务时的能力差。所以，一个企业要在安全管理上达到最高境界，必须在企业安全文化建设的基础上，寻找合适的人做合适的事，提高企业执行力度，用规章制度规范管理行为，这样才能保证执行正确、有序和执行有效。

5 逐步推行HSE文化管理

企业文化是实实在在的，是企业在组织、管理和生产过程中所创造的文化。企业安全文化则是积淀于企业及其员工心灵深处的安全意识形态，是企业的安全理念、行为和表现在企业的各个层次的宣扬和推介，是企业员工应遵循的安全行为方式，是安全管理的准则和灵魂，贯穿于企业安全活动的全过程，是企业各阶层安全观念、意识形态和行为方式的基础。HSE文化建设是推行HSE管理的必然趋势。HSE文化包括物质文化、制度文化、精神文化及行为文化等。物质文化是安全生产的基础，企业通过对工作环境的优化、劳动条件的改善与文化设施的建设，来满足员工追求安全生产的需要，以合理的安全奖励机制来满足员工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需要，激励员工安全生产的工作积极性。制度文化是对企业员工的安全生产行为规范进行约束的规则。用安全生产规章制度来明确企业安全管理、安全生产的行为规范；用安全技术操作规程来明确员工从事生产经营过程的操作规范。只有形成责任明确、责权一体，在安全管理上才能做到敢抓敢管，才能落实执行力度，使员工逐步形成良好的安全行为习惯。精神文化是用以规范企业员工安全生产行为、增强群体意识和价值观念的文化，是企业员工共同的追求。企业使员工在安全观念上确立了一种内在的自我约束的行为标准，使员工知道自己该敬畏什么。所谓敬畏，就是敬畏生命、敬畏责任、敬畏法律。员工一旦违背了行为标准，违背了安全生产理念，就会自责，会受到共同意识的压力和公共舆论的谴责，使其自动纠正错误行为。行为文化是规范生产活动中个体行为的文化。要通过安全活动、预案演练、安全教育、技能培训、危害识别与风险评价等活动，促使员工熟练掌握本岗位安全操作技能，树立责任感和使命感，使员工自觉规范自己的操作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