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全风险调查精品(七篇)

序论：写作是一种深度的自我表达。它要求我们深入探索自己的思想和情感，挖掘那些隐藏在内心深处的真相，好投稿为您带来了七篇安全风险调查范文，愿它们成为您写作过程中的灵感催化剂，助力您的创作。

篇(1)

（武汉理工大学管理学院 湖北 武汉 430070）

摘 要：食品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最基础的物质条件，然而近年来频发的食品安全事件不仅影响了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而且阻碍了国家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通过调查荆门市消费者食品安全风险感知现状，了解消费者主观风险感知程度与食品的客观风险之间的偏差，为科学防范可能因消费者食品安全风险感知偏差引起的食品行业震荡和社会混乱提供提供风险策略依据。

关键词 ：食品安全；风险感知；消费者

中图分类号：F203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665－2272．2015．06．017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基金项目（项目编号：71203171）、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青年项目（项目编号：12yjczh150）、2014年武汉理工大学本科生自主创新基金项目。

作者简介：盛佳玮（1993－），女，武汉理工大学管理学院学生，研究方向：风险管理；马颖（1975－），女，武汉理工大学管理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风险管理、营销管理。

收稿日期：2015－01－20

从2008年三鹿奶粉的问题开始，国内几乎所有主要奶业品牌都受到了消费者的怀疑；转基因食品、蔬菜上的农药残留、加工食品中的有害食品添加剂等问题更是由来已久。关系到人们生命安全的食品安全问题，已经越发被人们所关注。

风险感知，指个体对存在于外界的各种客观风险的感受和认识，并强调个体由直观判断和主观感受获得的经验对认知的影响。大众对客观事物的感知必然影响大众对待客观事物的态度。国家诸多涉及大众的决策，都须争取大众的理解和支持。民众的态度也是决策者决策的依据之一。现实生活中，消费者的购买决策影响着食品行业和市场的稳定，其态度更有可能影响到社会的稳定发展。因此，开展消费者对食品安全的风险感知的考察则显得尤为重要。

1 调查背景

1．1 荆门市食品行业概况

荆门市是湖北省重要的粮食产地及食品工业的集中地，食品工业现已成为除化工行业外的第二大行业，发展速度位居全市工业行业前列。荆门市的钟祥市经济开发区工业园、沙洋县官垱镇、京山县雁门口镇等3个地区被选中成为湖北省全省21个具备创建“食品生产环节质量安全示范区”条件的示范区。

2013年，全市规模以上食品工业企业257家，主营业务收入710．7亿元，增长20．07％。全年全市生产大米729万t，增长15．8％。全年食品行业完成产值732亿元，同比增长20．2％。

与此同时精品食品品牌日益增加，2013年，全市有效使用农业“三品”标志的有218家企业439个产品，其中，无公害产品321个，绿色食品69个，有机食品29个，其中国宝桥米成为中国地理标志保护产品。充分发挥中国农谷品牌优势，制订完善食品加工生产标准化操作规程，126家食品加工企业通过质量体系和环保体系认证。

1．2 荆门市食品安全监管现状

1．2．1 监管网络

全市有食品安全牵头部门1个，监管执法部门8个，食品安全工作责任落实到市、县、乡、村四级全市食品安全责任网、监管网络逐步健全，初步形成监管职能部门执法法责任监管为主和群众监管为辅的监管网络体系，基层食品安全工作有人抓有人管，食品安全监管有序可控。

1．2．2 监管改革

按照国家、省有关食品药品监管机构改革的要求，荆门市食品药品监管强化食品安全监管信息化建设，同时体制改革已基本完成，已构建了政府—监管部门—企业的责任体系，实现了食品安全工作的有效链接和无缝监管。2013年6月至2014年8月底，公安、食药监等部门办理食品违法案件26起，抓获违法犯罪嫌疑人员38人，严厉打击了食品领域违法犯罪行为。

2 调查方案设计

2．1 调查样本的选取

计划在荆门市内选取3处主要的街道和商业区，向消费者随机发放300份（每处100份）调查问卷。本次问卷调查涵盖了荆门市不同状态的消费者，在样本选择方面兼顾不同境况，具有广泛的代表性。调查问卷采取无记名方式，对调查对象严格保密，确保可信度。

2．2 调查实施

队伍严格按照科学调查方法设计问卷，问卷共20题，采取的是抽样、不记名的方式进行。并对调查活动进行了如下安排：一是对调查对象采取随机抽样，要求是成年人，男女比例尽量均衡，各个年龄段都要涵盖；二是调查访问的对象应是来自荆门市的消费者；三是调查人员要在答题现场，对答卷人不明白的问题进行解答，从而保证问卷调查的质量。本次调查共发出问卷300份，回收300份，其中有效问卷192份，有效率64％。

3 调查数据统计及分析

3．1 数据统计

调查问卷数据统计情况详见表1、表2和图1。

从表1可以看出，在样本特征方面，女性达到59．9％，男性达到40．1％，18－35岁参与问卷调查者占到总数的70．8％，本科文化程度的消费者占了总数的56．3％，其他职业、学生、民营企业员工的比例分别为35．4％、32．3％、14．1％，基本符合目前各项相关调查的结论，由此构成的消费者样本较好地代表了整体。

从表2可以看出60％左右的消费者对食品安全现状十分担忧，时常关注食品安全问题，并认为消费者无法避免购买到有问题的食品，对食品安全现状持悲观态度。另外，消费者对政府相关部门的管理并不满意，近70％的消费者表示对问题食品的投诉或者协商只有一部分时候可以成功。同时，76％的消费者认为荆门市的食品安全状况虽然有不足，但是处在可控，平均分达到65．01分。

从图1可以看出，对于问卷中列出的10种食品品类，30％～55％的消费者认为大多数品类食品发生食品安全问题的可能性适中，一般是不太容易发生的。同时，有近40％的消费者选择速冻食品是发生问题的可能性最大的品类。

3．2 信度和效度分析

（1）信度分析。信度分析是对量表的可靠性和一致性进行的检验。目前最常用的信度系数是α的信度系数。使用SPSS19．0计算出荆门市消费者食品安全风险感知调查问卷的α＝0．75，表明该问卷设计合理，信度较高。

（2）效度分析。效度是测量的有效性程度。经对本问卷进行计算，本卷能对超过80％的变异做出解释，公因子负荷达到0．598，因此该问卷的结构效度较好，可以用于实际测试。

4 荆门市消费者食品安全风险感知现状调查结果分析

4．1 消费者总体风险感知状态趋近客观状态

调查结果显示，荆门市消费者对本市食品安全风险感知状态总体与客观实际风险状态相符。从文献调查来看，荆门市的食品安全风险相对较低，一方面食品安全监管工作在湖北省名列前茅，另一方面荆门市近十年内无重大食品安全事件通报，只有个别由消费者个人因素引起的食品卫生事件，如2010年荆门市沙洋县吴某一家因误将亚硝酸盐当做食盐食用导致的食品中毒事件。而调查问卷显示消费者对本市的食品安全现状态度较为乐观，总体主观感知状态较为理性。

4．2 消费者对个别品类食品风险感知存在偏差

虽然荆门市消费者对食品安全风险的感知总体较为客观，但在对个别品类食品的风险感知上，明显仍与其客观风险存在偏差。一方面，消费者对部分品类食品的风险感知明显高于其客观风险，如速冻食品品类，荆门市的消费者对其风险感知程度却居于所列10种食品品类最高，主观夸大感知了其风险水平。与此相反的是对风险的偏低感知度，例如荆门市消费者对因饮食习惯原因对卤制品的风险感知程度较低，忽视了其食品安全风险。

5 结论与建议

5．1 调查结论

本文在前人的研究成果上，应用调查问卷的形式对荆门市消费者对于本市食品安全风险感知水平进行研究。研究结果发现，荆门市消费者已经对食品安全问题付出了更多关注；消费者目前对食品安全的风险感知处于较合适的水平；基于食品品类而言，消费者对各个品类的食品安全风险感知仍旧存在偏差，且夸大风险感知和忽视风险感知共存；消费者对政府监管效能普遍持消极态度，认为食品安全监管部门并未发挥应有的效力。

5．2 建议

研究认为：了解消费者担心市场中食品的安全性，自身却难以控制、避开对问题食品的购买，有无能为力的焦虑感等都是影响消费者对食品安全风险感知的重要因素，改善食品安全问题，为消费者提供安全健康的食品，已然是刻不容缓的事情。本文认为我国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引导消费者正确对食品安全风险进行认知：

（1）加强对食品安全相关知识的学习。科学认识食品安全，增强自身对食品安全风险的了解和把握能力。当食品安全事件发生时，消费者应该科学对待，而不是一味的“归咎”于食品企业和政府。

（2）自觉避开可能存在高风险的食品。可以充分利用食品标签，鉴别食品中含有的食品添加剂；选择正规、卫生的场所消费。

（3）加强消费者的维权意识。强化个人维权意识，消费者在食品安全事件发生或者自身权益受损的时候应该懂得积极地运用法律的武器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对不法厂商进行投诉和举报，当消费者知道自己的权益能够得到合理保障时，其前期风险感知程度会呈现相应的降低。

另外，除消费者自身努力外，相关政府部门、食品企业和媒体也应同时采取措施，引导消费者风险感知回归理性。如政府可以通过加强对食品安全基本知识的普及推广；食品企业应对产品的食品安全信息进行清晰、明确、真实的标识和宣传，不应故意误导消费者或偷换概念；媒体则应在报道与食品安全相关的事件时，保持中立客观的态度，在严谨的调查后得出结论，不应为了追求公众吸引力而使报道夸张失实。

参考文献

1 Starr．C． Social benefit versus technological risk［J］． Science， 1969（165）

篇(2)

关键词：转基因食品；消费者；风险感知；调查

中图分类号：F426.8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5）003-000-02

引言

1996年，全球第一例转基因食品―转基因番茄进行商业化种植以来，转基因食品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国际农业生物技术应用服务组织于2014年的统计资料显示：2014年转基因作物种植面积实现了自1996年以来的连续18年增长。我国的转基因食品产业也得到了迅速发展，并已经在基因挖掘、转基因新品种培育、转基因产业化等方面取得了明显成效。但，转基因食品的安全问题和后期影响仍然饱受争议，影响着消费者对其的购买意愿。

一、文献回顾

1.转基因食品

现阶段，人们对转基因食品的定义公认为是指通过基因工程技术将一种或几种外源性基因转移到某种特定的生物体中，并使其有效地表达出相应的产物（多肽或蛋白质），这样的生物体直接作为食品或以其为原料加工生产的食品。如今大量的转基因食品进入食品市场，在它们给人们的生活和社会的前进带来利益的同时，也对人类健康和环境安全形成了一定的风险。关于转基因食品安全性的讨论已经渐渐成为国际关心的重要问题。

2.风险感知

又称风险认知，指人们对风险食物和风险特征的感受、认识和理解。根据专家在食品安全领域的研究（Homibrook， 2005 ； Mahon & Cowan， 2004），食品安全风险感知也采用六个维度来涵盖：健康风险、性能风险、金钱风险、时间风险、社会风险和心理风险。其中健康风险是食品风险感知中最易被感知的风险。

二、消费者对转基因食品的认知与风险感知调查

1.调查背景

由于调查的多个变量都未有权威的评价标准，为确保测量变量具有可靠性，我们在研究了大量文献的基础上选取了相关的一般指标，并对题目进行了仔细的推敲和修正，得到了最终的调查问卷。问卷主要分为五部分：一是被调查者的基本情况，包括年龄、性别、家庭状况、职业、文化程度、收入情况等；二是消费者对转基因食品的认知和接受态度；三是消费者对转基因食品的感知风险；四是消费者对待风险的态度。五是消费者对转基因食品的具体风险感知因素。

本次采取随机抽样的方法，对武汉市的消费者进行了问卷调查。武汉是我国第一个取得转基因安全证书的地区，也是转基因食品争论的焦点；另外，武汉整体文化水平较高，经济也位于全国中上游水平，同时因人口分布分散，中心城区和郊区有较大距离，在经济、文化、卫生等方面差别较大，故具有一定代表性。

2.调查样本描述

从样本的分布情况来看，全部样本的男女比例均衡，分别占48.5%和51.5%，年龄上以中青年为主，而老年人和青少年儿童因出门频率小因而样本个数较少。在文化程度方面，初高中占28.9%，中专大专占26.3%，本科生占28.2%，研究生及以上学历的占9.3%，文化程度总体中等偏高。而中青年和文化水平高的人对新鲜事物更为关注，这也有利于调查研究。在收入水平方面，以月收入2501～4000元和月收入1001～2500元的样本居多，分别占32%和27%，而月收入达到6001以上的占比最少，仅为4.8%。总体来看，样本分布比较合理，具有良好的代表性。

3.消费者对转基因食品的总体了解与认知调查

在调查中，综合了消费者对转基因食品的总体认知，发现消费者对转基因食品的知晓度较高，但是对转基因食品的具体认知程度、总体发展状况等方面的知识了解较少，这说明广大消费者对转基因食品的认知程度还有待进一步提高。

4.消费者对转基因食品安全问题的风险感知

见表3-2，转基因食品作为一种新鲜事物，消费者对其的感知程度普遍较低，因为更加关注它的安全问题。根据我们的调查，大多数消费者对转基因食品呈担心的态度，也有相当一部分消费者持中立态度，只有少数人表示放心。

5.消费者对转基因食品的具体风险感知因素

具体的感知风险主要集中在几个方面：首先是关于健康的担忧较为明显；其次是比较担心与生态安全风险相关的问题；再次是对于推广和应用转基因食品生产技术会影响我国粮食安全问题的担忧；最后在转基因食品的营养和口感上，被调查者的担心程度较以上几个方面低。总体的感知风险较我国目前的食品问题的风险感知程度低。

三、对改善消费者对转基因食品较高风险感知程度的建议

1.建立安全管理制度，提升消费者对食品安全的信任程度

提升消费者对整体食品安全的信任程度是降低其对转基因食品风险感知的关键，那么建立并完善转基因食品的安全管理制度就成为提高消费者信任度的一个核心途径。首先，完善转基因食品的安全体系，建立相关的风险管理规章制度，并设立应急措施。其次，进一步完善法律法规，强化技术专利管理，鼓励转基因技术安全发展。最后，建立统一的转基因食品安全监管机构，从生产到销售全程加强监管以确保转基因食品的安全。

2.提升转基因食品生产技术水平

转基因技术水平的高低决定了转基因食品的价值。首先，要调查了解消费者对转基因食品的关注因素，对症下药，针对其关注问题重点改进相关技术。其次，要建立相关国家政策来支持和鼓励转基因技术发展，构建利于转基因技术发展的大环境。

3.加强宣传力度，提升消费者对转基因食品的认知程度

消费者对转基因食品的认知程度不仅关系到其购买意愿的形成，更影响着抓基因食品继续发展的趋势。因此，要通过科学的宣传来提升消费者对转基因食品的认可和价值感知，降低其感知风险。首先，要构建权威的转基因食品信息交流和沟通的平台，既规范媒体的宣传、降低舆论，又要使消费者有渠道获取充足的信息。其次，科学家们应发挥自身作用，将科学的信息传递给媒体和消费者；媒体也要秉着公正负责的态度传播信息，使消费者可以借助媒体达到与科学家的交流。同时，通过公益活动和科学讲座改善转基因食品形象，建立良好的口碑，以提升消费者对转基因食品的价值感知降低其风险感知。

参考文献：

[1]张秀敏.转基因食品的安全性及检测方法评估――上海市农业科学院生物技术研究所副所长唐雪明专访[J].食品科学，2012（23）.

[2]程培，卢凌霄，殷志扬等.消费者对转基因食品态度的形成：理论与量表设计[J].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03）：6-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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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地铁施工 风险管理 存在问题 解决对策

中图分类号：U2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098X（2016）12（a）-0131-02

结合地铁施工风险管理实际，在地铁施工过程中应当对风险管理引起足够的重视，并且对设计阶段的环境调查引起足够的重视，做好施工方案的编制，在施工方案编制中有效地对风险等级进行划分。与此同时，还应当将危险性大的施工内容及时地进行分析和评估。只有做好这些内容，才能保证地铁施工风险管理取得实效。因此，大家应当立足地铁施工风险管理实际，对风险管理存在的问题进行深入的分析，并制定对应的解决策略，保证地铁施工风险管理能够在整体性和实际效性方面达到预期目标。

1 地铁施工风险管理存在的主要问题

1.1 设计阶段的环境调查不够充分

从目前地铁施工风险管理来看，存在的最突出问题就是设计阶段的环境调查不够充分。在地铁工程设计阶段不但应当对地铁工程的施工地点环境情况进行有效的调查分析，同时还应当对地铁施工地点的地形特征以及所采取的施工方法进行正确的研究和分析。只有做好环境调查和施工方法的研究，才能够降低地铁工程施工过程中的风险。但是从目前地铁工程施工的设计阶段来看，在环境调查方面做的工作还不够深入，还存在环境调查不够充分的问题，某种程度上增加了地铁工程施工的风险，使得地铁工程在施工过程中容易受错误设计方案的影响产生施工风险。因此，在地铁施工风险管理过程中，应当对设计阶段的环境调查引起足够的重视，并根据地铁施工设计的实际需要认真地做好环境调查工作[1]。

1.2 施工方案在编制过程中没有对风险等级进行有效划分

考虑到地铁施工过程的复杂性，在地铁工程施工之前，应当根据施工实际和图纸要求编制完善的施工方案，并且在施工方案中对施工过程可能存在的风险等级进行有效的划分。但是从目前地铁工程施工方案的编制来看，在风险等级的划分上还存在一定的欠缺，不但影响了施工方案的完整性和有效性，同时还对施工的整体效果产生了较大的影响。最严重的问题是使得地铁工程在施工过程中不能够对风险进行有效的识别，导致地铁施工过程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对地铁施工过程的安全性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因此，应当对风险等级划分引起足够的重视，做到在施工方案编制过程中对风险等级进行有效的划分。所以，有效地解决施工方案编制过程中风险等级的划分问题，对于提高地铁施工风险管理有效性而言具有重要意义[2]。

1.3 危险性大的施工内容未及时进行分析和评估

由于地铁施工地点特殊，在特殊环节以及特殊地点的施工内容会存在较大的施工风险，为了提高施工风险管理的整体效果，合理的规避风险和转嫁风险，在危险性较大的工程开始之前，应当对其进行分析和施工风险的评估。只有做好这两方面工作，才能够保证地铁工程施工风险管理取得实效。但是从目前地铁工程的施工过程来看，对于危险性较大的施工内容在分析和评估过程中存在一定的滞后性，有些甚至在出现了危险性施工内容施工完成之后都没有进行有效的分析和评估，风险管理没有落到实处，影响了风险管理的实效性，给工程的开展带来了较大的风险和安全隐患。因此，考虑到地铁工程施工的特殊性，应当在危险施工内容开展之前进行有效的分析和风险评估，有效地规避施工风险，解决施工风险管理问题[3]。

2 地铁施工风险管理的解决对策分析

2.1 做好设计阶段的环境调查，提高环境调查的深度和准确性

地铁工程施工过程中，由于地铁需要穿越城市各个复杂路段，在施工之前应当对地铁的路线进行有效的环境分析，掌握地铁路线以及施工地点的环境特征，以此作为设计的基础。对于环境调查而言，所调查的数据越详细越好，所调查的方面越全面越好，只有充分地夯实设计阶段环境调查的基础，才能够为地铁施工的整体设计奠定良好的基础，同时也能够在图纸设计过程中对可能存在的风险进行有效的识别，做到在图纸中标明施工风险，提前做好风险管理措施的储备以及风险预案的编制。对于解决地铁施工风险管理问题和提高地铁施工风险管理水平具有重要作用和意义。结合地铁工程施工实际，做好前期的环境调查并提高环境调查数据的准确性，对于提高施工质量和做好风险管理工作具有重要意义[4]。

2.2 在施工方案中对风险等级进行有效划分

考虑到地铁施工的复杂性和地铁施工的实际难度，在地铁工程施工过程中应当编制完善的施工方案指导施工的有效进行。结合施工方案的编制实际，在施工方案编制过程中，应当对风险进行有效的划分，并且按照施工内容的类别和施工内容的特点进行风险识别，根据风险识别的结果制定有效的风险管理方案，使风险管理工作能够落到实处，根据施工过程中可能存在的风险及风险内容制定有效的风险管理措施。结合地铁工程施工实际，在风险管理过程中，做好施工方案中风险等级的划分，能够提高风险管理的针对性和有效性，使得风险管理落到实处，最大程度上提高风险管理的整体效果。因此，做好施工方案中风险等级的划分是风险管理的重要措施和着力点[5]。

2.3 对危险性大的施工内容进行及时的分析和评估

基于地F工程的特殊性，在地铁工程中对于施工危险性较大的施工内容，应当提前做好分析，并且对施工内容的风险进行有效的评估。依据评估结果采取风险控制措施。与此同时，应当采取分级管理的风险管理措施，实现地铁工程施工风险的转移。使得危险性较大的施工内容能够在开展过程中有效地降低施工风险，并且减少施工风险带来的损失，使得施工风险管控能够取得实效。因此，应当对施工风险管理有正确的认识，做到对于危险性较大的工程内容进行合理的风险识别、分析及评估，为风险管理提供新的管理措施。所以，对危险性较大的施工内容进行分析和评估，是解决施工风险管理问题的重要手段[9]。

3 结语

通过该文的分析可知，在地铁工程施工过程中，应当充分认识到风险管理的重要性，并且结合地铁施工工程实际，从做好设计阶段的环境调查，提高环境调查的深度和准确性，在施工方案中对风险等级进行有效划分，并从危险性大的施工内容进行及时的分析和评估等方面入手，有效地解决地铁施工风险管理存在的问题，突出地铁施工风险管理的目的性，提高地铁施工风险管理的有效性，保证地铁施工风险管理能够取得实效。

参考文献

[1] 薛澜，彭宗超，王郅强，等.关于完善城市地铁安全风险治理体系的建议[J].城市管理与科技，2010年（4）：28-29.

[2] 陈晓竹.突发事件对城市地铁通过能力影响[J].魅力中国，2009（21）：137-138.

[3] 胡荣明.城市地铁施工测量安全及安全监测预警信息系统研究[D].陕西师范大学，2011.

[4] 何贤锋.人防改扩建地铁设计控制理论及其应用研究[D].中南大学，2012.

篇(4)

转基因食品（genetically　modified　food，GMF）是指利用基因重组技术，将一种或几种外源基因移至某种生物体，通过改变生物遗传物质，使其获得自然条件下所不具备的良好性状，这样产生的初级食品或以其为原料进一步加工生产的食品统称为GMF。自1996年转基因作物开始商业化种植以来，得到了迅速发展。截至2010年，全球转基因作物种植面积已达1．48亿hm2，与1996年的170万hm2相比增长了87倍［1］。GMF迅猛发展展示了通过生物技术解决人类面临的食物短缺、环境污染等重大问题的巨大前景，但快速发展背后也给人类带来了身体健康、自然环境等方面的潜在风险，而这些风险的不确定性也越来越多地受到世界各国政府及消费者的关注［2－3］。自问世以来，GMF一直备受争议：生物科技产品的研发者认为GMF具有高营养价值且可减少农药使用，对于人类健康和环境都有极大帮助；而反对者则认为GMF可能会影响人类与其他生物的健康与安全，并且影响生态环境［4］。2009年我国2个转基因水稻和1个转基因玉米品种通过国家安全认证，再度引发了消费者对GMF风险问题的高度关注。风险认知属于心理学范畴，是用来描述人们对风险态度和直觉判断的一个概念，也包括对风险的一般评估和反应。风险是如何被感知的，以及是在什么水平上被感知的，一直是一个存在争议的研究问题。随着研究深入，人们逐渐发现风险认知已经超越个体特征，是反映价值、历史和意识形态的一种社会和文化建构的综合体。已有研究发现，公众对风险的认知，并非建立在对风险本质的理解上，而是受到个体心理认知及社会文化因素的影响［5］。本文利用对武汉市消费者调查所获取的横截面数据，通过归纳分析，从GMF需求方的视角，对影响其风险认知的因素进行分析，以期能够发现消费者对GMF健康与生态风险认知的真实现状及其关键影响因素，从而为提高消费者对GMF的认知水平以及消除其对GMF风险的担忧甚至恐惧心理提供政策指引。

一、调查说明与样本描述 调查采用分层抽样方法，利用计量经济学软件，将武汉市13个区按照各区人均GDP、人口密度、男女人口比例等通过聚类分析，划分为4个样本区段。为了增强样本代表性，选取了来自武汉市市中心和远郊的江汉区、洪山区、武昌区、东西湖区8个不同类型大型购物广场和社区普通便民超市作为调查地点。调查人群为出入超市的普通消费者。在每个调查点选取52名被调查者，共发放问卷416份，剔除无效问卷，最终获得有效问卷397份，有效问卷占95．43％。其中剔除原则主要有2个：一是问卷填答缺漏较多者；二是检查被调查者是否认真填写问卷，检查其信度和效度。经过初步分析可以看出，所获样本男女比例基本持平，且涉及各行各业、学历和收入不一的人群。其中女性略高于男性，这可能与女性的购物天性及承担家庭主妇职责有关，通常家庭基本消费品主要由女性负责购买。由于老年人好静恶动，且大多行动不便，外出购物机会较少，故样本主要集中于18～39岁的中青年，占总人数的78．8％。另外，武汉市高校云集，教育实力雄厚，因此样本中大专及本科学历受访者较多，占58．2％。总体来看，样本分布比较合理，具有一定的代表性，见表1。　 二、研究变量与模型 1．研究变量 风险认知是消费者对各种客观风险的心理感受和主观认知，客观风险在经过消费者主观过滤后存在放大或缩小效应，导致个体风险认知差异的产生。影响消费者风险认知的因素很多，在众多的研究文献中，有些学者从个体特征角度出发，进行变量选取，认为消费者的风险认知水平受到其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职业和收入等人口统计学特征的影响［6－7］，还有学者在前人研究基础上引入信息因素（如对产品信息了解程度、接收信息的渠道和方式等），发现信息也是影响风险认知的主要因素［8］。近年来越来越多学者发现，社会心理因素在风险认知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由于风险认知是主观感受到的风险，大部分需要消费者通过主观估计，因此容易受其个性心理的影响［9］，如对食品安全治理效果的信任，对食品安全问题的担忧以及对食品安全信息了解程度等［10］，这些社会心理因素影响着人们对风险方向和强度的认知。青平［11］通过武汉市调研发现，传统文化对消费者GMF风险认知也有一定影响，可见，消费者对于GMF风险认知，除了受科学因素影响外，还要受到心理、文化背景以及社会伦理等多方面因素影响。而技术角度的食品危害对风险认知影响较小，甚至没有关系，往往是消费者心理因素发生扭曲，放大了食品安全风险［12］。结合前人研究成果及作者调查，从GMF身体健康和生态环境风险2个维度出发，将消费者的个人特征、信息因素、风险因素和社会心理因素等引入模型。在本模型中用到的解释变量主要包括4类共24项，详情见表2。 2．研究模型 主要对消费者的风险认知度及其影响因素进行分析，根据上述对影响风险认知各种因素的分析与假定，分别设定了如下2个模型，并且对纳入模型的各个变量进行解释与赋值，见表2。模型Ⅰ：健康风险＝f（个体特征、信息因素、风险因素、社会心理因素）模型Ⅱ：生态风险＝f（个体特征、信息因素、风险因素、社会心理因素）因变量是消费者风险认知度的5个水平，故本研究采用了有序分类的Logistic回归模型：link（Yij）＝θj﹣［β1Xi1﹢β2Xi2﹢…﹢βkXik﹢μi］

其中，Yij是第i个样本处于第j个类别的累加概率，link是联结函数，θj是第j个类别的阈值，Xi1～Xik是第i个样本的预测变量（自变量），β1～βk是这些自变量的回归系数。 三、实证分析 1．消费者对GMF健康风险和生态风险认知的现状 GMF安全问题一直是社会各界争论的焦点。究竟风险如何至今尚无科学定论。调查消费者对GMF总体评价结果见表3，结果显示消费者对GMF总体评价依然充满不确定性，有15．4％的消费者认为弊大于利，18．6％的认为利大于弊，19．1％的认为利弊相当。而绝大多数（46．9％）消费者对GMF总体评价比较模糊，可能是受到舆论及不同争论的影响，相当一部分消费者对此表示无所适从，无法给出自己的评价。消费者对GMF健康与生态风险认知普遍持中立偏乐观态度。在访谈过程中了解到，虽然对GMF安全风险有一定程度的担忧，但是，如果GMF能够满足特殊消费效用，消费者态度则会发生较大转变，比如具有医学效用的GMF比较受欢迎。由此可见，消费者对GMF态度还是比较积极的，消费者对GMF风险认知的总体状况调查结果见表4。结果显示，分别有31．5％和25．4％的消费者认为GMF对人类健康和生态环境比较安全，相对来说认为比较危险的比例仅分别占15．6％和17．1％；同样，明确表示GMF对于人类健康和生态环境非常安全的比例分别占7．3％和6．3％，也略高于认为非常危险的比例（分别占4．0％和4．1％）。然而大部分消费者对GMF风险认知态度还是摇摆不定，分别有41．6％和47．1％的消费者表示不清楚GMF对于人类健康和生态环境风险如何。因此，在做购买决策时，大多数消费者仍然小心谨慎，抱着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的态度，导致即使有较高的接受程度，整体的食用意愿还是偏低。　#p#分页标题#e# 2．消费者对GMF健康与生态风险认知的影响因素 本文采用有序分类的Logistic回归模型进行实证分析。根据SPSS　16．0软件的回归结果，4个假设均得到了不同程度的验证，最终得出个体特征、信息因素、风险因素和社会心理因素都是影响消费者GMF健康与生态风险认知的重要因素，回归结果见表5。 （1）个体特征造成消费者对GMF健康与生态风险认知的差异。性别对消费者风险认知不存在显著影响。已有研究表明，女性较男性更倾向于规避身体健康风险，通常情况下，女性属于情感型消费者，其购买决策容易受感情因素和环境气氛影响，同时女性比较注重细节，对产品要求也比较完美。而男性往往比较理性，相对于女性的“斤斤计较”来说比较“粗枝大叶”，在选择商品时更多的是关注商品功能和效用，即使有点瑕疵，只要无关大局，就不会过于讲究。故女性消费者可能对风险更为敏感。但在本研究中却未体现出这种显著差异，可能是由于当前关于GMF安全等方面的不确定还较大，特别是伴随着市场上不断出现的食品安全事故，动摇了消费者对整个食品安全的信心，因此普遍采取了较为保守的消费心理。年龄对消费者风险认知不存在显著影响。许多学者研究表明，年龄对消费者风险认知有显著负相关，即年龄越大其风险认知度越高。一般来说，年龄越小，对新鲜事物越愿意尝试，情绪化消费倾向越严重，容易冲动性购买，随着年龄增大，消费者心理稳定性增强而冒险精神降低，在购物选择中往往趋于保守和大众化，故年龄较大者对风险更为敏感。而在本研究中年龄对消费者风险认知并没有显著影响，可能是由于此次受访消费者54．4％的为18～29岁，年龄分布上的不均衡，有可能影响到实证结果，因此年龄的影响还需要在完善样本结构后作进一步研究。受教育程度对消费者健康风险认知存在显著正相关。受教育程度越高，信息获取能力和辨识能力越强，能够掌握更多食品信息，因此对GMF风险认知度越高。而已有研究却认为，受教育程度越高，预测准确性和信息收集能力就越突出，并且能够利用大量相关知识预知一些风险的发生，学历越高风险认知越小。笔者认为不同受教育程度消费者有着不同价值观，高文化程度者往往比较重视生活品质，倾向于购买昂贵且安全食品，对充满不确定性的GMF风险认知度较高。职业对消费者生态环境风险认知有一定影响。不同职业决定着不同需要和兴趣，其中，医生、教师、科技人员等涉及生物科技较多的专业人士对生态环境风险认知较其他职业消费群体明显，可能是由于平时接触高新技术信息较多而对新科技有一个正确认知的缘故。 （2）信息因素会影响到消费者对GMF的健康与生态风险认知。消费者对GMF了解程度对其健康风险认知有显著影响。掌握GMF信息越完备，了解程度越深，对其身体健康风险认知度越小。另外从何种渠道获取GMF相关信息，对消费者风险认知也有显著影响，其中从亲朋好友（6．9％）和互联网（23．2％）得知关于GMF信息的消费者，较从其他渠道得知的消费群体风险认知高。调查显示，只有9．8％消费者仅仅是通过本调查才得知GMF信息，在此之前已经获取GMF相关信息的消费者中，53．9％是通过广播电视、书籍或报刊了解到的；其次便是网络渠道，选择比例为23．2％；另外通过学校课堂（6．2％）了解的消费者相对比较少。而消费者比较信任的信息渠道还是以政府部门和科学家为主，分别占34．7％和32．3％。可见，消费者非常重视GMF信息的来源渠道，更希望通过科学、专业和权威的途径来了解GMF。 （3）风险因素对消费者健康与生态风险认知影响显著。由模型Ⅰ可知，认为GMF具有污染其他非转基因生物、使昆虫或病菌在演化中增强抗性、使人产生过敏反应等缺点者，对GMF身体健康风险认知较高。而表示不清楚GMF所有之缺点者也表现出较高风险认知度。相反，认为GMF具有增加营养，改善风味这一优点者，对GMF身体健康风险认知较低。由模型Ⅱ得知，认为GMF具有破坏生物多样性、污染其他非转基因生物、使昆虫或病菌在演化中增强抵抗力等缺点者，对GMF生态环境风险认知较高。而认为GMF具有增加营养，改善风味这一优点者，对GMF生态环境风险认知较低。 （4）社会心理因素对消费者健康与生态风险认知影响极显著。消费者对GMF相关标识关注与否与生态环境风险认知显著相关，关注度越高，其安全意识越强，在选购产品时会更加谨慎小心，会仔细推敲信息细节，因此对GMF风险认知越高。目前在GMF安全与否尚无科学定论之前，消费者只能依靠食品包装上GMF标识来了解自己所购买的产品，调研结果显示，82．6％消费者认为应该将GMF和非GMF分开管理，并对GMF强制性加贴标签，只有8．1％的认为不需要将两者分开管理，对GMF实行自愿贴标签；而表示“无所谓”的有7．5％。这说明，大多数消费者都认为标识制度非常重要。但目前我国关于GMF的标识制度还不完善，相关部门对如何设置转基因标识也没有具体规定，实地调研发现，目前在食品市场上，GMF与非GMF标识比较混乱，也没有统一的规范用语，同一产品出现了各种不同的标注方法。而且有些GMF即使做出了相关标识，但其标识字体小得让人难以辨认，甚至一些转基因标识的字体颜色与印刷底色无显著差异，消费者不仔细观察将很难辨别，因此，在这种环境下，消费者风险认知度将随之提高。另外，消费者对GMF信任度与风险认知也表现出极为显著的负相关，信任对消费者风险认知起到显著抑制作用，信任程度越高，其对GMF的风险认知越小，这与已有研究结论一致［13］。　 　四、结论与建议 1．研究结论 随着转基因作物种类、种植面积和产量等的持续快速增加，GMF开发与利用已是大势所趋。目前GMF在人类健康和生态环境风险方面仍存在相当多的争议，而本研究表明：大多数消费者对于GMF风险认知持观望态度，但认为安全的比例稍稍高于认为危险的比例，可见，消费者对GMF态度还是比较积极的。在进一步研究中，通过实证分析，发现影响消费者对GMF健康风险认知的主要因素包括受教育程度、信息了解程度、信息来源渠道、对GMF优缺点认识和对GMF信任度等。而在消费者对GMF生态环境风险认知方面，职业、信息来源渠道、对GMF优缺点认识、对GMF标签关注度和对GMF信任度都会显著影响其对生态环境风险认知的态度。#p#分页标题#e# 2．政策建议 作为一个农业大国、人口大国，发展以转基因作物为先导现代生物技术对我国农业、农村和国民经济发展及粮食安全都具有重要意义。要保证GMF健康有序发展，需要社会各方努力，其中消费者的选择最为重要。本文认为武汉市消费者对GMF知识和信息都比较匮乏，对GMF风险认知也比较模糊。鉴于此，提出以下建议：首先，要加强对GMF科学普及活动，让普通消费者对GMF有一个全面了解，如可以针对不同人群举办不同形式和内容的GMF科普活动，提高GMF相关信息透明度和公众可参与性。同时相关监管机构应加强公正、及时、多渠道的GMF信息提供，如可以建立一个独立第三方信息源来GMF相关信息。其次，媒体要肩负社会责任。作为GMF信息的重要传播渠道，媒体在GMF宣传上要保持严谨客观的科学态度，尽可能将权威信息客观地传达给消费者，不要人为制造舆论乱象，甚至制造谣言造成恐慌与不安，提高消费者对GMF风险认知水平。再次，加强对GMF环境和食品安全问题的研究与监测。对GMF安全的基础性研究与监测工作需要进一步加强，加快GMF风险评估与安全检测技术，让消费者有一个公开、透明、及时、科学的信息渠道来了解GMF风险状况，从而消除消费者对GMF风险的担忧甚至恐惧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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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银行卡通过互联网、手机支付等多元化支付方式快速发展，持卡人在体验支付便捷的同时，对安全用卡及风险防范的要求正在不断提升。近日，中国银联联合公安部经侦局了《2013安全支付在线调查报告》，报告指出，网上支付已成为持卡人普遍使用的支付方式；交易信息泄露及网络钓鱼是持卡人网购时最为担心的两大安全问题。

调查显示，创新支付加快深入日常生活，网购消费金额增长显著。网上支付已成为持卡人普遍使用的支付方式，超过八成被调查者月均网购消费金额超过500元，这一数据较两年前提高15个百分点。金融IC卡规模化推广加快带动越来越多人申办金融IC卡，三成被调查者已持有金融IC卡，另有三成被调查者计划办卡。

持卡人安全用卡意识增强，网购支付警惕性相对更高。相比线下商户和ATM取款，网上购物是持卡人用卡警惕性最高的场所，近七成被调查者表示网购时会提高警惕。其中，交易信息泄露及网络钓鱼是持卡人网购时最为担心的两大安全问题。八成以上持卡人表示，如遭遇欺诈首选向公安机关报案维权。

网络支付风险形态多元，安全快捷最为持卡人关注。就网上支付而言，欺诈转账、网络钓鱼、木马病毒和骗取支付验证信息是最常见的风险形态，其中近五成被调查者网购时曾遇到过网络转账欺诈诱导，其次是钓鱼网页和木马病毒欺诈。随着安全验证产品的持续升级，持卡人更倾向于安全与便捷并重的支付产品和服务。近六成被调查者将快捷支付作为网购的主要支付方式，这些用户遭遇盗刷的风险也相对较低；近四成被调查者采用手机动态验证码进行安全验证。

不同持卡人群支付习惯及风险偏好存在差异。从年龄分布看，网购时年轻持卡人更愿意尝试网银支付或快捷支付等创新支付方式，风险偏好也相对较高；而51岁以上的用户中，选择货到付款的占比超过五成，他们更倾向于以此保障网购的安全性。从性别看，男性持卡人对创新支付的接受度高于女性持卡人，但用卡安全意识则有待加强，参与调查的用户中遭遇过盗用风险的男性是女性持卡人的1.7倍。此外，网购金额较高、网购依赖性较大的人群，其风险承受能力也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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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移动支付支付宝用户风险评估

【中图分类号】F224

一、引言

2015年7月31日，央行《非银行支付机构网络支付业务管理办法》公告，对非银行支付机构网络支付业务做出了详细规定，其中更新了第三方支付的相关规定，包括第三方支付账单累计支付金额上限为500元，第三方支付将无法向他人转账等。《管理办法》的出台将第三方支付平台回归为提供小额、快捷、便民、小微支付服务角色。自此，移动支付领域的发展方向将会更加具体明确。现阶段，伴随着我国经济、法律、科技、社会等方面的进步，移动支付也进入了快速发展的黄金时期。2014年我国移动支付业务金额已达22.59万亿，同比增长134%，发展速度相当惊人。2015年3月召开的两会上提出我国将继续大力推动移动互联网发展。中国网民的爆炸式增长和政府的全力支持，将为移动支付提供不可估量的增值空间和市场潜力。然而，移动支付的安全问题却成为移动支付发展前途的瓶颈。

对此，本研究基于前人对于移动支付研究成果及各风险因子相互联系的情况，以国内当前发展较为成熟的支付宝为案例，利用线性回归分析重点解决以下两个问题：

一是通过移动支付的风险分析，构造线性回归方程，确定各风险因子对于移动支付安全有多大影响；二是根据以上的风险分析，提出如何降低风险因子对安全支付的影响。

二、文献综述

（一）移动支付和移动支付业务

移动支付的定义既多样又有共性，即交易双方或其中一方应当使用移动终端来进行交易支付。移动支付与传统的支付方式相比，具有可以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以电子信息支付的独特优势。我国现阶段移动支付商业模式主要分为：以移动运营商为主导的商业模式、以银行为主导的商业模式、以第三方交易平台为主导的商业模式和以运营商和金融机构合作为主的商业模式四种。其中，以第三方交易平台为主导的第三方支付模式占领了移动支付市场的主要份额。较其他模式而言，其主要有两大方面的优势：一是第三方支付提供商为用户、商家优化了支付业务流程，进而提升商家业务运营效率；二是第三方支付提供商作为连接商家、用户、银行之间的业务枢纽，能够聚合并积淀B2B、B2C资源。

阿里巴巴集团于2004年末创办支付宝（中国）网络技术有限公司。通过10多年的发展，凭借其庞大的用户规模、极高的用户黏性以及超过50%的移动支端占比，已成为全球最大的移动支付平台。同时，我国移动支付市场环境整体较为开放，银行等金融机构并未对移动支付商业模式做出过多干涉和约束，这些环境因素都极大地促进了支付宝的发展。

支付宝主要竞争优势在于平台的链接枢纽作用。与商业银行的战略合作而获得的商业银行信用背书，增加了用户的信任感。同时，其用户信用体系较为完备。支付宝实名认证需要用户实名身份，在支付同时核实会员身份信息和银行账户信息，保证了交易的定进行。

（二）移动支付的风险分析与应对

安全性在个人移动支付中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随着越来越多的移动支付平台的出现，其安全性也面临着很大的挑战。目前关于移动支付风险因子的研究主要为下面几个方面：

1.沉淀资金风险

在第三方支付的操作流程中，由于经历了从充值到最终发出支付指令的时间间隔，资金通常会以风险保证金、备付金等形式在第三方支付平台滞留一定时期。当支付平台的沉淀资金与经营资金未充分隔离时，沉淀资金便可能进入与其安全性和流动性不相匹配的投资领域。同时我国尚无专门的法律法规对沉淀资金的权属进行规定使得沉淀资金的风险愈发严重。

2.信息泄露风险

移动支付特别是远程支付中，消费者无需依靠银行卡卡片等有形介质，仅仅依靠卡号（账号）、有效期、验证码、密码、身份证号码等个人信息，即可完成支付交易。导致私人信息和信用卡信息容易通过网络技术泄露。

3.监督体系风险

从目前我国对各相关职能部门的管理职责规定来看，没有发现任何对第三方支付机构的资格审查、第三方支付机构的运行管理等负有任何监管责任。并且该支付过程涉及用户、商户、银行、移动运营商、第三方支付机构等众多参与主体，法律关系非常复杂监管难度极大。

由于消费者具有极强的安全性需求，国内外学者在移动支付的风险方面研究颇多。基于不同的分类标准，移动支付的风险因子被划分成了不同的层级。但大体都从消费者、商家、第三方支付平台、法律监管等方面进行了研究。本文将基于学者们的研究思路，对移动支付的风险及应对策略进行更加全面细致的分析。

三、研究方法

（一）研究设计

本文采用案例分析法，基于目前的多种移动支付方式，由于支付宝所占市场规模更加具有代表性，因此我们决定选取支付宝作为研究案例，对现有支付宝用户使用过程中存在的多种安全性问题进行重点深入调查，了解支付宝用户在支付过程中存在的担忧以及操作问题，进而对各个层面的风险进行调查研究，最后提出关于解决支付宝支付安全性问题的几点建议。

（二）数据搜集和描述

文中采用的数据来源于调查数据，于2016年9月和10月在南昌市开展了调查。此次调研共发放正式调查问卷401份，回收390份有效问卷，最终问卷有效率为97.26%。

被调查者中女性占51.62%，男性占48.38%。20岁及以下的所占比例最少，为7.98%；21～25岁的人数其次，为16.21%；31～40岁最多，为33.17%；26～30岁与30～40岁所占比例则分别为25.19%和17.46%。受访对象中学历在研究生以上所占比例最少为6.48%；高中所占比例其次为9.98%；受教育水平中大学生学历最多，所占比例为70.07%；大专所占比例则为13.47%。

在南昌市的150位实地受访者中，17.7%的受访者表示从未使用或偶尔使用支付宝；82.29%的用户表示经常使用支付宝；其中35.8%的受访者表示支付宝使用过程复杂，难以操作；39.78%的受访者表示对支付宝安全性存在担忧。由此可知，目前虽然支付宝已经取得了很大的市场占有量，但很多消费者依然对支付宝存在一定的芥蒂心理。

四、移动支付――支付宝安全性分析

（一）评估风险因子指标建立

1.从文献及访谈出发预建量化指标

根据文献分析及深入南昌市商家以及各大商场的实地访谈，对支付宝用户的支付流程中可能面临的风险预建可量化的指标，对于支付宝用户在支付流程中所面临的风险指标建立如下：

消费者层面――是否清晰了解支付宝所有功能的具体操作方法、是否因错误操作受到诈骗或不慎进入病毒网站造成财产损失；

商家层面――在使用支付宝进行商品交易过程中，是否完全信任交易卖家（商品/服务），是否遭遇不良商家卖假货及退货退款等售后服务的困扰、在使用支付宝进行商品交易的过程中，是否知道该如何正确地进行资金索赔；

第三方机构层面――是否认为支付宝平台作为提供结算服务的非金融机构不存在非法转移资金（洗钱）套现等金融风险、是否认为支付宝平台中海量银行完整客户和账户信息十分安全，不存在信息泄露的风险；

监管层面――是否认为支付宝的内部监管制度完善、外部监管体系完备，是否认为支付宝应当出台明确说明支付平台发生安全问题如何确认其与客户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以及如何对客户的损失进行赔偿等问题的“服务协议”；

其他层面――是否认为支付宝采用更先进的加密技术、是否认为支付宝在二维码支付过程中加入二维码防伪功能。

2.风险因子线性回归分析

在研究准备阶段，我们制作了基于“用户感知风险视角下的安全性评估调查问卷”。在问卷调查中把用户对支付宝现存各种风险的满意度进行七级评分，（即将用户对五类风险的满意度按照1～7进行划分，其中“1”代表对现存的该种风险非常不满意；“2”代表对现存的该种风险比^不满意；“3”代表对现存的该种风险略微不满意；“4”代表对该种风险的满意度没有偏好；“5”代表对现存的该种风险比较满意；“6”代表对现存的该种风险相当满意，“7”代表对现存的该种风险非常满意。）

在发放该问卷前笔者首先进行了预调查，将该问卷首先发放给身边各个年龄段，不同职业与不同受教育水平的30位群众，他们普遍认为该问卷没有出现引致性以及模糊不清的选项，通过预调查，我们对初始问卷做了微调以确保问卷的可靠性，在资料搜集的基础上，对原始资料进行汇总，利用STATA建立数据库，进行多元回归统计分析。以消费者对支付宝用户的综合评价作为因变量y，以消费者在支付宝完成一系列操作过程中所面临的各种风险作为自变量，对各自变量进行因子分析，多元相关系数较大的对支付宝整体评分有较大影响，对消费者层面的风险，商家层面的风险，第三方机构层面的风险，监管层面的风险，以及其他层面的风险因子进行回归分析，分析结果如下：

通过回归分析得到的回归方程为y=4.416576+ 0.0916942×1+0.0661157×商家层面风险因子+ 0.131875×2+0.0490106×3-0.0961733×4

（二）支付宝安全风险评估

根据多元线性回归分析的结果可看出，消费者层面、商家层面、第三方机构层面以及其他因素的风险因子系数的t检验统计量在95%的置信水平下均大于临界值，可知四个层面的系数均显著区别于0，说明这四个层面的风险因子的评分对支付宝的整体评分具有较为显著的影响。然后根据每种层面风险因子的系数的大小，详细分析了各种因素对支付宝综合评分的影响。从分析结果看，在众多的影响因素中，第三方机构层面的风险因子对整体评分影响最为显著，说明用户对支付宝作为第三方支付结算机构在结算过程中存在的非法转移资金以及个人信息泄露的风险没有表示出太大担忧；监管层面的风险因子最不为显著，这说明消费者对现有的监管体系的有效性存在一定质疑，用户担忧外部监管未成体系以及法律方面存在的漏洞所导致的法律风险；支付宝用户对于由于主观原因所存在的操作风险在表示很大程度上可以接受，但不同的用户对自己所面临的操作风险的态度存在一定的分歧，一般年龄增加，认为自己所面临的操作风险越大；支付宝用户对于商家层面所存在的信用风险与倒闭风险没有表现出很大忧虑，支付宝用户目前普遍认为支付宝关联商家不存在信用风险。

五、结论与对策

（一）结论

本文探讨了影响移动支付安全性的风险因子并分析各风险指标在支付宝用户评估其安全性中所占权重的大小，得出了以下结论：

第一，即使对于占领着移动支付大部分市场的支付宝，用户也并没有表现出完全的信赖，倘若移动支付走出安全风险的制约因素，凭借着已集聚的客户资源，移动支付产业链条会更加完备，步入扩张期。

第二，支付宝平台层面安全性在用户评估中安全性最高，主要在于其较为完备的用户信用体系、用户交易记录保存机制以及与银行层面的合作，这可为其他移动支付方式提供借鉴。

第三，监管层面风险因子是影响用户安全评判的最为重要因素，完善相关立法与修订刻不容缓。良好的法律外部环境有利于规避商家层面的信用风险以及支付平台层面的沉淀资金、洗钱套现等安全威胁。

（二）对策

1.用户层面

其一，熟悉移动支付交易流程，规避操作风险。用户应知晓移动支付基本操作步骤，避免由于操作不当造成财物损失或个人信息泄露。其二，妥善保管私人信息，在进行网上交易时，不要随意向对方透露重要的个人信息，注意删除存留在公共场合网页中的账号密码信息，防止重要信息被他人恶意使用。其三，加强安全支付意识，避免访问可疑网站，警惕陌生人的付款要求，借助安全软件为支付保驾护航。

2.支付机构层面

其一，不断开发升级安全技术，增强风险防范能力。支付机构应不断升级安全技术，加强软硬件系统的建设，提高交易数据处理的安全性和用户数据传输和存储的安全性。其二，健全用户信用评价体系与用户交易记录保存机制，提升支付双方之间信任度，使每笔明细资金动向有踪可循，规避洗钱套现风险。其三，注重员工自身风险意识培训，树立员工的责任意识，定期开展安全事故与风险防范的专题学习，形成诚信、自律的企业文化。

3.法律监管层面

其一，进一步厘清交易过程中各主体的法律关系和法律责任配置。相关法律应明确界定移动支付各方当事人之间的法律关系，各自的基础性权利、义务，制订有关的支付规范性制度和体系并充分发挥《电子签名法》的规范作用。其二，强化沉淀资金的管理，落实反洗钱的管控工作。有关主管机构应当对滞留在交易平台上的消费者交易资金进行确权，明确其所有权属于用户，可试行与证券交易保证金账户类似的监管措施，要求行银行专户存放。其三，完善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立法，强化消费者教育与保护。为移动支付的持续、稳健发展构建健康、有效的外部发展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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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樊吉宏.基于感知风险的移动支付使用行为研究[D].重庆邮电大学，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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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分析农村家庭高等教育投资风险的特征，我们采用调查问卷的方法获取相关数据。本研究根据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同，选取了江西省内经济发展水平由高到低的南昌市、抚州市和吉安市三个地市及农村地区进行了随机调查，调查对象包括家有高三在读子女的父母、在校大学生的父母、已毕业大学生、已毕业大学生的父母四类人群。为考察高等教育投资前后，家庭对于高等教育投资风险的认知水平是否有差异，本研究将“家有高三在读子女的父母”视为高等教育投资前的调查对象，将“在校大学生的父母”作为高等教育投资过程中的调查对象，将“已毕业大学生”和“已毕业大学生的父母”作为高等教育投资后的调查对象。本次调查共发放调查问卷220份(农村105份，城市115份)，回收209份(农村103份，城市106份)，回收率为95%;有效问卷202份(农村100份，城市102份)，有效率为96．7%。调查将“高等教育投资风险”因素划分为2个一级指标、7个二级指标、9个三级指标。各二级指标或三级指标在问卷中均以“发生某风险后家庭会不会觉得让子女读大学是不划算的”，即“农村家庭对于高等教育投资风险的认知程度”为衡量标准，划分为“肯定不会”、“不太会”、“有可能会”、“比较会”、“肯定会”5级，分别赋值1、2、3、4、5，分别代表风险认知水平由低到高。

二、城乡家庭高等教育投资风险的模糊综合评价

模糊综合评价就是以模糊数学为基础，应用模糊关系合成的原理，将一些边界不清、不易定量的因素定量化，从多个因素对被评价事物的隶属等级状况进行综合性评价的一种方法［9］。

(一)高等教育投资风险综合评价的因素集(指标体系)的确定

(二)高等教育投资风险的评语集的确定风险意识的大小，可以将其分为一定的等级，本文定义为5个等级。

(三)确定各级指标uij隶属于V中评语的隶属度R采用评委会评分法确定隶属度。由此可见，农村家庭风险得分从大到小排序为:教育质量风险、专业选择风险、教育过度风险、个性风险、就业风险、主体风险、预期收益风险。(3)农村家庭高等教育投资风险的一级指标的综合评价。农村家庭高等教育投资的系统风险的评估矩阵整体而言，农村家庭的高等教育投资风险属于“一般”;从一级指标来看，系统风险高于非系统风险，前者属于“一般”水平，后者属于“较小”水平;从二级指标来看，除“主体风险”和“预期收益风险”属于“较小”的水平外，其余指标均为“一般”水平，且“预期收益风险”最低，“教育质量风险”最高。(5)农村家庭高等教育投资风险部分指标按投资时期区分的模糊综合评价得分。借助模糊数学的分析方法，我们分3个时期对高等教育投资风险及其一级、二级指标进行综合评价(表1)。由表1可以看出，投资前、中、后三个阶段的农村家庭高等教育投资风险水平并无显著差别。

三、农村家庭高等教育投资风险的特征

农村家庭高等教育投资的风险具有高等教育个人投资风险的普遍特征:(1)客观性:即高等教育个人投资风险是客观存在的，不受投资者个人意志的影响。(2)复杂性:即高等教育个人投资风险按照不同的分类标准会有多种类型，其产生的原因复杂多变。(3)滞后性:由于高等教育个人投资过程相对较长，其风险往往实在投资结束后才能逐步显现出来。(4)两面性:即高等教育个人投资不仅可能遭受损失，也有可能获得收益。(5)可优化性:指高等教育个人投资的部分风险(如系统风险)通过政府调整相应政策和个人调整个人投资决策可望实现风险优化。

(一)城乡家庭高等教育投资风险对比分析(1)总体而言，根据模糊综合评价，城市家庭的高等教育投资风险略低于农村家庭的高等教育投资风险，但城乡家庭高等教育投资风险均不高。利用模糊综合评价分析时设定的指标权重，可以计算出每份问卷中高等教育投资风险的总分值，再通过城乡家庭的两组数据做独立样本的T检验后得出P值为0．093＞0．05，即差距不具有显著性意义，可见城乡家庭高等教育投资的风险水平并不存在明显差异。(2)从家庭高等教育投资风险的一级指标来看，根据模糊综合评价，城乡家庭高等教育投资的系统风险均高于非系统风险且城乡家庭高等教育投资的系统风险和非系统风险水平值均不高。但无论是系统风险还是非系统风险，农村家庭都略高于城市家庭。(3)从家庭高等教育投资风险的二级指标来看，根据模糊综合评价，农村家庭高等教育投资风险的各二级指标水平均高于城市家庭。但通过对城、乡二级风险数据做两组独立样本的T检验时发现，P值均大于0．05，城乡家庭二级风险指标的风险水平并无显著差异。(4)从家庭高等教育投资风险的三级指标来看，教育质量风险、就业风险、预期收益风险三类风险的均值和显著性水平如表3所示。可以看出，农村家庭的各类三级风险指标的水平都高于城市家庭。但通过对城、乡三级风险数据做两组独立样本的T检验时发现，除就业风险(就业政策)外，各指标的P值均大于0．05，说明城乡家庭三级风险指标的风险水平并无显著差异。农村家庭在就业政策方面的就业风险与城市家庭存在差异，可能说明农村家庭由于缺乏更多的社会资源，在子女就业方面对国政策的依赖性更高。城乡家庭高等教育投资风险的三级指标中，风险最小均为预期收益风险(社会地位)，城乡均值分别为2．12、2．04，可见城乡家庭十分看重高等教育对于提高社会地位的作用而忽视其风险;风险最大的均为教育质量风险(安全管理)，城乡均值分别为3．26、3．02，可见校园安全问题日益引起城乡家庭的关注。此外，在所有三级指标中，城乡家庭高等教育投资风险水平最大的前三位均为教育质量风险因素，分别为教育质量风险(安全管理)、教育质量风险(学生管理)、教育质量风险(教学质量)。这说明与就业、预期收益相比，城乡家庭更看重高等学校的教育质量水平，尤其是高校学生管理和安全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