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学的哲学思考精品(七篇)

序论：写作是一种深度的自我表达。它要求我们深入探索自己的思想和情感，挖掘那些隐藏在内心深处的真相，好投稿为您带来了七篇医学的哲学思考范文，愿它们成为您写作过程中的灵感催化剂，助力您的创作。

篇(1)

【关键词】医学生；哲学；人文精神

随着医学科技的飞速发展，医疗技术的现代化为人类的健康和社会的和谐发展带来了积极的效益。医学院校承担着培养新世纪医学人才的光荣任务，科学的深入探究进一步促进了医学科学的发展，而且出现了一批与医学相关的学科，进一步拓展了医学的研究领域。但随之也出现了科技发展所带来的错综问题，例如医学教育的知识化、技术化和工具化使医学生缺乏了应有的人文修养，医学教育缺少了人性化、人本化和人性化；医学生哲学素养差、人文精神缺失、职业道德水平低。而真正的医学人才除了需要有精湛的技术，更需要富有哲学素养和人文精神。瑞士学者帕拉塞尔苏斯（Paracelsus）认为“探求自然界现象的唯一之道为哲学，医者而不知哲学者，实由旁门潜入而杀人，乃与盗贼无异。”因此，作为医学院校，必须重视和提高医学生的哲学素养和人文精神，从而培养出德才兼备的医学人才。

一、医学的发展离不开哲学智慧

随着人类疾病谱、致死病因不断的转变，医学及其相关科学也在不断发展和进步，但面对当前医疗发展中不断出现的突出问题，例如医疗费增长过速、医患关系紧张、医疗纠纷显著等，哲学智慧和人文精神就显得尤为重要。医生智慧与技能的发掘、处理问题的能力和技巧以及解决纠纷的艺术都需要正确的哲学理念和良好的人文素养。医务人员除了要有高超的技术，更应该拥有一颗懂得尊重生命、理解他人需求的职业修养和人文智慧。

二、哲学指导医学，并服务于医学

我国心血管病学青年学者郭航远教授曾谈到：“医学如果没有人文和哲学这对翅膀，并不能飞，即使勉强飞起来，也不可能飞得很高，非得很远，费得很安全。哲学把握和指明医学的方向，人文柔化和修复医学的创伤。医生如果没有人文和哲学这对翅膀，医生不能行医，即使勉强去行医，也不可能成为大医，成为儒医，成为名医。”

哲学作为人类把握世界的一种基本方式，是关于自然界、人类社会和人的思维及其发展的最一般规律的学问，是理论化、系统化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哲学是对真善美的追求，试图获得某种终极至上的真善美，从根本上说，是对人自身“安身立命之本”的寻求，从而获得某种关于人自身的存在与发展的最终的根据、标准和尺度。哲学的本质是反思、批判，是创新，不断克服片面性，能够全面地、发展地认识问题，从而促进事物健康良性地发展。这正是当代医学发展所需要的，当代医学前沿问题、难点和热点问题的研究尤其需要哲学的指导。因此，真正实现医学教育的价值，首先要使医学生具备基本的哲学素养，从而指导医学生的医学学习和研究。

哲学倡导理性，为人们认识和改造世界提供世界观和方法论；哲学探究人及其与世界的关系，对医学的发展有卓越的辩证思维和预见力量。哲学的研究发展及时转化为医学生在学习和医疗实践中的认识和思维能力，从而提高判断和决策能力。卫正勋在《论诺贝尔医学奖获得者的思维方法》一书中就这样谈到：“良好的方法能使我们更好地发挥运用天赋的才能，而拙劣的方法则可能阻碍才能的发挥。科学中难能可贵的创造性才华，由于方法拙劣可能被削弱，甚至被扼杀，而良好的方法则会增长、促进这种才华。认识一个天才的研究方法，对于科学的进步，并不比发现本身更少作用。”

因此，只有重视和培养医学生的哲学素养，树立正确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才能使其养成缜密的思维习惯、造就创新思维能力，才能深入到事物的本质。

三、以生命教育为核心，加强医学生的人文精神培养

我国传统的仁爱精神追求人与人、人和社会、人和自然的和谐发展，其目的是对生命的爱。同时，人的生命问题也是生命伦理学和西方生命哲学的研究对象，也是马克思哲学研究和探讨的重要领域。

所谓生命伦理学，即以道德价值和原则为标准对生命科学和卫生保健领域内的人类行为进行系统研究的学科。随着生物医学技术的进步和发展，医学先进技术的发展和应用，有关医疗道德和伦理问题也逐渐突出，例如辅助生殖、避孕流产、产前诊断、人体器官移植和临终关怀等问题。如何保护人类社会的健康良性发展，合理使用先进的医学科技和医疗仪器；如何规范医学研究发展的方向，合理利用医学研究的最新成果，这应该成为医学教育不容忽视的问题。所谓生命哲学，以生命为关切的中心展开哲学的探问和思辨，从而形成的整套学问的钻研。医学是以治疗和预防生理疾病和提高人体生理机体健康为目的的一门科学，从狭义上看医学主要的研究内容就是疾病的治疗和机体功能的极限恢复。也就是说，医学事实上也是一门关乎生命的健康发展的一门科学。

爱因斯坦说：“用专业知识教育人是不够的。通过专业教育，他可以成为一种有用的机器，但是不能成为一个和谐发展的人。要使学生对价值有所理解并且产生热烈的感情，那是最基本的。他必须获得对美和道德上的善有鲜明的辨别力”，教育者不能仅仅满足受专业知识的熏陶和培养，而要直接切入“包括专业知识在内的一切文化生活所依存的那种精神”，也就是直达科学与人文之生命。既要关注学习对人的外在功利的意义，更要重视学习对人的内在生命的意义，包括心灵世界的丰富、精神境界的提高、自由幸福的获得、人生价值的实现，等等。

四、加强医学学科建设，强化医学与哲学的融会整合

从医学本身来说，它首先是一门系统的科学，有着显著的自然科学性质；从另一方面来看，它又是一门关于人类生命的科学，主要的研究对象是人，有着显著的社会科学性质。从某种意义上说，哲学是最高意义上的“人学”，医学则是哲学实践者之一。因此，医学学科的建设离不开与哲学的融会整合。

在医学教育中，除了培养学生的伦理道德和人文精神之外，也要注重学生培养哲学思维能力，领悟哲学理论，深入挖掘医学科学自身发展的规律。同时，也要强化医学教育内容的哲学渗透，强化哲学在医学教育坐标体系中的基础性、前导性位置。通过开展丰富多彩的校园文化活动，举办哲学讲座、人文沙龙、读书活动等方式全方位进行医学与哲学人文综合素质的培养，突出医学的人文精神核心，即关爱生命、敬畏生命、尊重生命、热爱生命和发展生命。

参考文献：

[1]孙正聿.哲学通论[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

[2]胡大一.医学的哲学思考[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11.

篇(2)

【关键词】 哲学 护理工作

哲学是科学的科学，具有良好的哲学素养，有助于辩证思维，分清主次，抓住问题的关键。随着医学的发展，医学已从过去的医学—生物模式向生物—心理—社会模式转换，同时，护理也从过去的以疾病为中心的单纯护理模式向生理、心理、社会多元化护理模式发展[1]，由过去的以疾病为中心执行医嘱完成治疗计划向现在的以现代护理为指南，以各种专业为基础，以护理程序为手段，运用一切可以运用的手段，为病人提供优质的整体护理。同时产生的循证护理，这与循证医学的引入联系很密切。

循证护理的核心思想史护理人员认真的、明智地、深思熟虑的运用当前所获得的最好的研究依据[2]，同时结合护理人员本身的专业技能和多年的临床经验，及病人的具体情况，将三者完美结合，判定初试和病人个体需要的完整的护理方案，即以人为中心，不仅能够有助于病人的快速康复，还能减少社会负担，使患者在心情愉快的情况下，完成整个治疗计划。其关键在于护理人员正确的运用循证护理，即如何明智的、深思熟虑的选择对患者最有效地方案手段，如何去及时的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正确发现问题背后的联系，发展趋势，哲学思维对此很重要。

目前国内护理现状：护理人员配备不足，医院领导观念滞后，护理人员整体素质及专业水平参差不齐[3]。因而在护理工作中存在多种问题。护士需要及时执行医生的遗嘱，病人数量较多，工作负担较重，在这种情况下，很容易出现疲惫，以至于思考时间减少，从而产生惯性思维、先入为主、照葫芦画瓢；分析问题常常具有片面性，只看局部，不见整体。另外一种情况，在急救或者工作量集中的情况下，护理工作往往会顾此失彼，没有及时三查五对，可能会把医嘱执行错误，导致医疗事故或者医疗纠纷；由于工作量比较大，护理和患者的沟通可能欠缺，导致病人情绪化，对治疗的服从性下降，尤其是老年患者，儿童患者等特殊病人，具有特殊的心理需求，影响医患关系及治疗效果。在临床护理工作中所出现的问题差错，大都与思维方式有密切关系，而决定思维方式的，正是哲学思维。

正确的哲学思维有助于避免从结果来判断过程。在临床护理过程中，由于医学的局限性，很多疾病的不到有效的救治，很多护士或者医生会为自己的所作所为感到迷惑：辛辛苦苦的工作最终也没有效果，还不如不付出。医护人员对患者没有挑剔的权利，疾病的多样性，发展的复杂性，结果的不可预料性，医学的局限性，导致治疗的结果达不到预想效果。但这并不是说过程就毫无意义。马克思说，事物的发展是曲折前进的过程，从量变到质变，在从质变到量变，不断循环。呈阶梯状螺旋上升的过程，如果没有付出的过程，即没有量变的过程，就没有质变，不会有科学的进步。

所以因为医学的局限性导致的治疗效果不满意并不等于付出的努力无意义，有助于护理人员端正态度。

正确的哲学思维有助于抓住事物的主要矛盾，解决矛盾。社会的进步，生活方式的多样化，并人所患疾病并非单一疾病，往往是多种疾病的结合。比如一个病人同时患有高血压，糖尿病，肾衰，心脏病等疾病。在疾病发展的不同时期，对患者影响最大的疾病并不是固定不变的，所以要有动态的思维，抓住事物发展的规律，分析当前影响病人健康的主要问题，处理主要问题，能够在最短的时间内最少的努力下，取得最大的效果。比如癌症化疗病人，由于情绪消极，治疗不服从，患者的主要工作是说服病人，打消心理顾虑，有助于病人治疗的进行。而对于癌症晚期病人，治疗效果甚微，这是工作重点应该是让患者放松心情，轻松走完余下时光，尽量实现病人的要求。 转贴于

正确的哲学思维有助于正确处理护患关系，避免工作场所暴力及医患纠纷。工作场所暴力是个普遍现象，发生在多个行业中。护士多为女性，患者或其家属由于疾病等原因，心理情况极为复杂，护理方面主要由于沟通交流方面，常常导致工作场所暴力。物质世界是个对立统一体，同样在临床护理工作中，护患关系也是对立统一体，相互依存。护理人员应该具有比较与分类，归纳与演绎，分析与综合等逻辑科学思维，从经验中获得一般理论，通过换位思考分析病人及家属的心理特点，主要治疗目的，给予正确的治疗之外，有助于语言的措辞及同病人的沟通交流，有助于患者的治疗，缓和医患矛盾。

正确的哲学思维有助于护理科学的进步。现代辩证唯物主义哲学，用唯物辩证的系统的观点看问题，使医学转化为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护理从过去的单纯护理向多元护理转变。由于护理工作的简单明了，相对单一，医护人员很容易产生理性思维，这对护理科学的发展极为不利。理性思维适合把事物分类和排序， 把复杂的事情标准化，虽然这在护理实践中是非常必要的， 但仅有理性思维还不足够。Taylor认为，理性思维只能对某一特定情况进行评价， 而不能评价事物的转变。临床的事物是在不断变化的， 如病情、环境及认知， 评价这些需要批判性思维[4]。理性思维不能指导护士从事创造性的工作或用新方法考虑健康问题， 而批判性思维可以让人评估用什么理论或什么方法更简便易行， 可以为新方法和创造思维明确方向。护理需要创造性思维， 只有创造性思维才能产生新的知识， 新的护理观点和便利的方法， 以促进病人更快地恢复健康及护理科学的发展。

所以，护理人员必须注重哲学素养教育，能够使用哲学思维正确的看待问题，看待问题背后的联系，才能以人为本，抓住患者的心理特点，使我们在健康教育中，从患者的利益出发，充分尊重患者的价值和愿望，为患者提供切实可行的健康信息和护理方案，解决患者实际存在的健康问题。给予个人化护理，有助于使患者处于一个好的精神状态，提高护患合作，加快疾病的康复，减少住院时间，减少医疗资源的耗用，对个人，对社会都具有很大的意义。

参 考 文 献

[1] 张朝霞， 申俊.整体护理与护士素质.航空航天医药.2010.21(3):401.

[2] 韩然，易小兵，岳华.临床开展循证护理的意义.国际护理学杂志.2006.20(16):818-819.

篇(3)

20世纪以来,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包括医学在内的整个自然科学领域,出现了一种人文主义思潮,出现了一种要求自然科学的研究与发展回归人,回归社会,回归人文的思潮。自然科学经历了14~16世纪的文艺复兴运动之后,摆脱了神与宗教的桎梏,亦同时走出了古典自然哲学的深宫。作为一支独立社会实践力量,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成为人类社会生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影响民族和国家发展的决定力量。科学已融入社会,融入人类物质与精神文化生活之中。科学离不开社会,离不开人类生活。当然,社会、整个人类生活也离不开科学。科学不仅作为一种改造社会的物质力量,而且作为人类社会精神文明,获得了毋庸置疑的肯定意义。正是在这种情况下,科学无论是从其自身发展,从其更好地发挥社会功能的需要看,都要求注入新的人文精神。在科学界,在学术领域,一种类似14世纪开始的寻求人文精神、回归人类的思潮正在兴起。对于这种我称之为新的文艺复兴思潮,一些关注科学发展的思想家早就察觉到了。例如,英国著名的科学史家W•C丹皮尔在其1929年出版的《科学史》中就这样写到:“在希腊人看来,哲学和科学是一个东西,在中世纪,两者又和神合为一体。文艺复兴以后,采用实验方法研究自然,哲学和科学才分道扬镳,因为自然哲学开始建立在牛顿力学基础上,而康德和黑格尔的追随者则引导唯心主义哲学离开了当代的科学。

同时,当代的科学也很快地就对形而上学不加理会了。”这样,我们就看到了自16世纪以来科学与哲学、科学与人文学的分离。科学家们认为,科学就是为认识而认识的纯科学。科学只能沿着实证的方法,只能沿着排除哲学,沿着排除人文社会因素的影响,才能获得自身的存在和发展。但是,在经历了几个世纪的实践后,人们终于认识到,就科学的自身存在发展而言,“通过科学走向实在,就只能得到实在的几个不同方面,就只能得到用简单化的线条绘成的图画,而不能得到实在自身”,“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者重新去研究希腊文,不但是为了语言和文学的缘故,而且也是因为希腊哲学家的著作中可以找到关于自然界的最好不过的知识。”这种最好不过的知识,显然就是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导言中提出的“理论地掌握这些材料”,就是对辩证思维的需求。其实,现代科学的起源是双向的。它既起源于巫师、僧侣或哲学家的有条理的思辩,也起源于工匠的实践。没有实践,没有经验,科学只能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同样,科学如果没有哲学思辩,没有人文社会精神的孕育,经验永远只能是经验,而不能成为科学。今天科学尽管已突飞猛进,但仍离不开这两个源头。

赋与当代科学以更多的发展是十分需要的。科学必须既是理性的同时又是经验的。“只有当理性思维应用于我们称之为经验的目的—即对于我们的几种感官,或对于以科学仪器的形式加以改进发展的感官来说,是可以达到的客体时,科学才存在。”当代科学领域人文主义的复兴有更深刻的原因。当今的科学,既是人类智慧的最高贵的成果,同时又是最有希望的物质福利源泉。由于我们为科学的发展提供了种种条件和机会,科学对社会产生了愈来愈大的影响。社会能够接纳愈来愈强大的科学吗?科学之于社会与人类的影响都是正面的吗?科学在何种范围内才是有益于人类社会而不是祸害人类社会呢?诸如大规模的杀伤性武器,遗传工程,人类对自然的大规模干预…在何种界限内才能造福于人类呢?这就要求科学从最初源于人类利益的需要兴起而最终回到人类利益这一基点上来。英国著名的科学家J•D贝尔纳的《科学的社会功能》一书曾明确指出:“我们不能再无视这样的事实:科学正在影响当代的社会变革而且也受到这些变革的影响,但是为了要使这种认识多少具有实在的内容,我们需要比以往更仔细地分析两者的交互作用”。

另一位科学史作家萨尔顿也曾发出呼吁,要求科学人道化。他说:“要想使科学研究劳动人道化,唯一的办法是向它灌注一点历史精神,即崇敬过去的精神—崇敬世世代代一切良好意思的见证人的精神。不论科学变得多么抽象,它的起源和发展过程本质上都是同人道精神有关的。”“每当我们对世界有了进一步理解,我们也就能够更加深刻地认识我们和世界的关系。并不存在同人文科学截然相反的自然科学,科学和学术的每一门类都是既同自然有关,又同人道有关。如果你指出科学对于人道的深刻意义,科学研究就变成了人们所能创造的最好的人道主义工具;如果你排除了这种意义,单单为了传授知识和提供专业训练而教授科学知识,那么学习科学,就失去了一切教育的价值了,无论从纯科学技术观点看其价值有多大。

如果不结合历史,科学知识就危及文化。”科学与社会的关系如此紧密,科学对社会的影响如此巨大,这就要求科学始终不背离人道,不背离社会公众的利益,和人文社会相伴相依,就成为势所必然的了。如果说,14、15世纪文艺复兴思潮的要点在于使科学从宗教与神学的桎梏中解放出来,为科学的发展创造良好的条件,那么今天我们面临新的文艺复兴思潮的特点,在于要求科学在其发展中克服单纯技术主义的倾向,实现与人文主义的结合,使科学更好地造福于人与社会。当然,当代科学要求人文思想的复归,应当是区分那种旧的、几乎与宗教混为一体的人文主义。从历史上看,一些人文主义者从传统的旧观念出发反对科学创新的事例也不罕见,如历史上曾发生的反对尸体解剖,反对堕胎,反对人体实验等,都曾使医学进步严重受阻。今天科学要求人文的复归,是基于限制科学负面影响的人文复归。在当今科学领域,也的确存在着旧人文主义对科学进步的干扰。诸如无条件的动物保护主义,视任何科学发现为灾难……,无疑对科学、对社会都是无积极意义可言的。科学应当摆脱那种旧的人文主义思想的干扰,寻求与新的人文主义思想的结合,从而为科学自身,为人类社会创造美好的明天。

二、人文社会医学兴起的背景

医学和整个自然科学一样,自文艺复兴以来,也走过了依赖实验、排斥哲学与人文学的影响、坚持自身独立发展的漫长路程。但是,尽管如此,早在19世纪20年代,德国病理学家魏尔啸(1821—1902)就曾说过:“与其说医学是一门自然科学,不如说它是一门社会科学”的观点。自那时以来,关于医学与社会的关系,关于社会对医学的影响与控制,人们的认识愈来愈明确和坚定了。例如,曾经影响和指导过医学发展一百余年的“特异性病因说”,在新的形势下遇到了越来越多的困难与麻烦。在许多研究课题面前,人们不禁要问,我们能找到某种特异病因吗?由巴斯德、科赫创立的微生物学,为特异性病因学提供了坚实的基础,也曾创造过医学的辉煌,但这种“特异性病因说”在寻求疾病控制时,却忽视了地理环境的、社会的、心理等方面对疾病的影响。

“它掩盖了医学上至关紧要的左右手:肉体紊乱或社会剥夺的术语解释疾病与健康的恶化”,因而“特异性病因说继续在引向我们走向错误。”也正是基于这一点,美国纽约罗彻斯特大学教授GL•恩格尔于70年代末提出需要新的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型,指出当代占统治地位的生物医学模型认为“疾病完全可以用偏离正常的可测量的生物学变量来解释,在它的框架内没有给疾病的社会、心理和行为方面留下余地”,因而是不完全的,需要修正和补充。对医学所持这种观点的批判性认识,我国一些著名的医学科学家也曾发表过一些极为深刻的见解。早期任中国医科院院长的黄家驷教授就曾说过:“人的健康与疾病,不仅受着物质环境的支配,也受社会制度、经济条件、精神状态等影响。

因此,医学又是与社会科学密切相关的。”我国著名学者于光远在一次会议上曾对医学有过一段精彩的论述。他说:“对于临床,可否理解为世界上许许多多自然过程中的一个特殊自然过程,临床当然不是一个天然的自然过程,而是一个社会的自然过程。就是说,这个过程离开了社会就会不存在。而且,临床是两重意义的自然过程,它与开矿不同,开矿虽离不开社会的发展,但矿体是自然的。对临床来说,不仅疾病一般都有社会的原因,有社会性,医学的治疗行为,包括所用的方法、手段,也是有社会性的。所以,临床是两重的社会自然过程。因此,我认为医学不是一门纯粹的自然科学,本身是一门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交叉的学科。”当然,医学之所以区别于政治学、社会学、文化学,仍在于主要是通过技术手段服务于人类健康,问题在于人是社会的人,疾病与健康总是受制于一定的社会、文化环境因素,因而医学在使用技术为健康和治疗疾病时又不能不考虑人文社会因素的作用,并且在某些疾病的治疗方面不能不主要依赖于社会及心理因素的调控,这就给人文社会医学的发展留下了广阔的阵地。医学不仅是智力上的科学,而且是人类学意义上的文化,有着深刻而明显的文化标记;医学不仅是一门依靠自身不断完善发展的知识,而且总是不断吸收其它科学成就,总是以某种哲学、方法论为基础构建起来的知识与技术、技艺结合的综合体系;医学不仅是一种知识和科学意识形态,而且是一种社会建制,是一种以庞大专业队伍为骨架的社会职业组织。医学的这些本质特征,奠定了它的人文社会学的基础。本世纪60~70年代以来,医学加速了其人文社会学的复归,并逐步形成了一系列人文社会医学学科,是由以下一些背景因素相互促进的。

第一,医学已成为一种庞大的社会建制,对社会注入了愈来愈大的影响。医学早已不是古代单个医生面对病人的最初组织形态,也不是中世纪以后逐步形成的早期治疗所、安息所和教会医院。现代医疗保健服务,已注入到工厂、学校、研究所和每一个社区,医疗保健支出已成为各国政府沉重的财政负担,并对社会和国民经济发生重要影响,因而加强了医学的社会性,其人文社会色彩更加突出了。

第二,由于医疗高技术的应用及其应用范围不断扩大引发的社会问题愈来愈广泛。当代医学的新成就,使医疗技术的应用大大超过了传统医学单纯治疗的范围,且不断扩大新的领域,因而提出了医学应当做什么和不应当做什么,哪些是有益哪些是有害的问题。而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必须从社会、道德、文化等方面考虑才能作出合理的判断。单纯的医学视野的考虑是无能为力的。例如,当代生殖技术可以完全改变多少世纪延续下来的传统生殖方式。当代的生殖技术,可以控制性别,可以人工授精,可以由别人代生,可用试管培育受精卵,可以男性怀胎,可以改变性别。如此等等的取舍,都必须从各国社会情况、道德是非、文化传统多方面考虑。再如器官移植,死亡标准、安乐死等,也因社会道德文化的差异引起各国公众长久不息的争论与焦虑不安。在这些方面,医学简直成了人文社会医学了。

第三,由于人口结构、疾病结构的变化及社会环境、生活行为方式致病作用的增长,必然导致医学对人文社会因素的关注和人文社会因素在对健康疾病作用比重的增长。人们要求回答:社会、人文、环境、心理、乃至宗教、信仰是如何影响人类健康,在何种程度、何种范围内构成人类健康的潜在因素。人文社会医学的出现与成熟,实际上开辟了人们增进健康、防治疾病的新途径,是当代医学发展的重要目标。

第四,由于大量科学技术物质手段渗入医学,导致了医学的非人格化和医患关系的物化,引起了医学界和社会的关注,要求医学回归人、恢复“医乃仁术”的呼声日益增高。医学是为人民服务的,以关心人为最高宗旨。希腊医学的先驱者希波克拉底早就说过:关心病人比关心病更重要。但是,自拉美利特把人看成机器以来,这种思想发展到了空前的地步。在现代医学面前,人是肉体的物质,人是CT图像,人是基因……,因而医学日益失去了昔日对人的温暖而变得冷漠了。只要回想起一个病人走进医院在医生冷冰冰面孔前不断奔波于各种检测科室时,人们就可以清晰地看到医学日益失去人性的图景。但是,人是有喜怒哀乐的,他的情绪、心理对健康的影响是绝对不可以忽视的。应当说,医学发展面临的背景因素,和整个当代自主科学面临的背景一样,只不过因为医学与人文社会因素的血肉关系而使这个问题更为引人注目。

三、关于人文社会医学的任务

人文社会医学的任务与历史责任,就要反映医学与社会文化的互动关系,揭示医学理论和技术所包含的主客观因素的文化的交流沉积的思想史与“外部史”,促进科学文化与人文化的交流与互补,从而丰富与完善医学,丰富与充实文化,形成医学的文化定位,哺育医学和医学科学工作中的人道主义精神,克服医学中的技术主义影响,复归“医乃仁术”的本来面目,使医学更好地服务于人类,造福于社会。具体地说,人文社会医学的任务与责任,就是要提醒医学始终坚持正确的目的,使医学永远服务于人,造福于人类健康。自15、16世纪以来,医学和整个自然科学一样,始终存在一种纯自然科学与技术主义的思想。他们为科学存在而辩护的理由就是:科学本身就是目的,科学就是为了发现与发明。这种观点在医学中的反映,就是只承认技术,就是只重视技术,把寻求技术发现和发明当作医学的最高目标。因而忽视了人,忽视了医学技术必须紧紧盯注人类健康这一根本目标。

这一点,在当代医学技术突飞猛进的情况下,更为突出和重要。人文社会医学的首要职责,就是要使医学回归人类,回归人道主义的基点。其次,人文社会医学应当为完善医学、建立一门完满的医学而发挥其自身的潜能。迄今为止,现代医学所做的一切,主要仍是生物因素方面,而对社会、心理、行为、环境等因素之于疾病与健康的作用方面,知之甚少。例如,社会、心理、环境因素究竟如何影响人的机体健康?社会、心理、环境与生物因素的关系及其相互作用是什么?如何通过社会、心理方面去促进健康?如此等等,尽管有过一些调查与观察,但总的说来,仍处于盲目和知之甚少的状况。以文化与疾病、健康的关系为例,人们大致观察到文化环境、不同文化习俗对疾病与健康的影响,但理论地说明它,以及实际运用文化手段去预防疾病,增进健康,更是摸不着头脑,而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物质文化水平提高,生物因素致病作用的日益突出,使得发展人文社会医学的意义就更加突出了。最能说明当代医学的不完满性至少有如下两方面的事实:一是50年代以来,世界各国政府的医学家为了制服心脑血管疾病、肿瘤,费尽了心机,消耗了大量资源,但心脑血管疾病、肿瘤在全世界的发病仍呈上升趋势,心脑血管患者往往处于住院—出院—再住院—直至死亡的循环之中,原因安在?就在于我们用对待生物因素致病的办法对付主要由于社会、心理、环境因素致病的疾病。

另一是误诊率高居不下的事实。尽管近几十年来现代科学提供了大量先进的检测设备,但临床误诊率并未因此回落。据刘振华、陈晓红主编的《误诊学》提供的资料,生前误诊率迄今为止仍在30%左右。李甘地统计华西医科大学1952-1987年6665例尸体解剖资料,临床诊断与病理诊断不符合者占31%。最低者50年代为28•7%,60年代为29•1%,70年代为36•7%,80年代为32•5%。为什么会发生检测手段愈来愈先进而误诊率并不因此下降的矛盾?原因要归结为生物医学观点的缺陷。据杜治政对我国四种医学期刊报道的776例误诊个案报告的统计分析,主要由于病史采集不当致误诊的116例(占15%),主要由于思想方法不当致误诊的282例(占36%),主要由于责任心不强致误诊的127例(占16%),业务知识与经验不足致误诊的251例(占33%)。其中思想方法不当表现为主观臆断,迷信仪器,思路狭窄等十个方面。可见,加强人文社会医学研究以完善当代医学的重要性。第三,人文社会医学应当充担从总体上研究医学,探索医学发展规律,评价医学进展的角色。医学自诞生以来,几经形态变换,走过了漫长的路程,展示了自身的特有规律。但是,长期以来,医学只顾前进与开辟,而缺乏对自身的回顾与思索。当医学以各种不同专科前进的时候,企图对总体进行评价也几乎是不可能的。但是,时至今日,当医学发展相互交错,且愈来愈影响人类健康和社会时,医学应当走向何处?应当如何引导医学发展?医学应当做什么和不应当做什么?如此等等,不仅为医学科学工作者关心,也为社会广大公众关注。谁来回答这些问题?人文社会医学应当担起这副重担。医学在其万箭齐发的今天,展示了一幅辉煌的灿烂图景。显然,在如此庞杂的探索中,并不都是需要的和能够成功的,也不可能都是有益于人类健康的,也不都是值得耗费资源的。这就需要批评和评论。医学的评论与批评,和文艺批评一样,将成为医学发展不可缺少的条件。因此,贝尔纳曾正确指出:要“支持科学评论家的职业活动,赋与他们以类似文艺评论家的职责,使其负起发掘根本因素和进行评论分析的创造性责任。”

篇(4)

中医学具有数千年的历史，是中国人民长期同疾病作斗争的极为丰富的经验总结，是我国优秀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古代唯物论和辩证法思想的影响和指导下，通过长期的医疗实践，中医学逐步形成并发展为完整独特的医学理论体系，为中国人民的保健事业和中华民族的繁衍昌盛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1中医学的世界观

中国古代没有哲学这个名词，现代哲学所研究的内容在中国古代被称作“道”。“道”是中国古代思想家为了探讨世界的本源，研究事物发展变化规律而提出的。“道”其本义是指行走的道路，有“开头”、“起始”的意思，故老子及其以后的哲学家赋予“道”字宇宙本源，万物之始的涵义。由于道路规定了行人前进的方向，是达到某一目的地所必由的途径，故又引申为规律、道理。在道家学说中，道既指事物的本源，又指事物的运动变化的规律。道家以外的其他各家学说则主要着眼于道的规律性涵义。

中国哲学注重本根,不像西方哲学有一条明晰的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界限。因此，中国哲学内涵也不能简单地以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来划分。但中国哲人有一个根本一致的倾向，即承认变是宇宙之根本事实,变易是根本的，一切事物莫不在变易之中，中国哲学关于宇宙大化之根本见解，即在于认为宇宙是变动的，宇宙是一个变易不息的大流，是一个生生不息的变易历程，所以名之大化。西方哲学中有认为动为假相者。印度哲学家多认为变化为虚幻。在中国似乎没有，中国思想家都认为变动是实在的，这是中国哲学的一个特点。

国哲人对于变化多数有深刻的见解，大多数哲人认为变易是普遍的事实，而变易之中有其常则，其次对变易之规律与变易之根源，亦多有精深的研究，宇宙总是在运动,更无止息之时，只有动中之静，而无绝对的静，宇宙根本是运动的。因此中国思想家都认识到恒动，在恒动的基础上思考一切，恒动观成为中国哲人一致的倾向。

“气”一般人都认为是空虚神秘的字眼，其实是一个比较实际的观念，与物质的观念相接近，由于中国古代恒动观的倾向，“气”的特性被中国古代一呰哲学家用来说明宇宙的本源、本体，用“气”描述一切事物的存在。“气”即成为中国古代哲学的重要范畴。因此，中国哲人恒动观倾向模糊了唯物与唯心倾向，走了以恒动观为倾向研究一切的方向。

中医学中的气虽然具有医学方面的特定内涵，但就其涵义与特性本质来说，与中国古代哲学是共通的，是对中国哲学的引用，即用气的特性阐述其理论。

2中医学的方法论

由于中国哲人恒动观倾向，究竟本根常与恒动相统一。认为一切事物都在变化迁流中，整个宇宙是一个变化的大历程。化是变之渐，变是化之成。事物的反复两一乃是根本，反复是变易之规律，两一是变易之根源。变易、反复、两一是中国哲学对认识事物运动变化的主要贡献，是中国哲人可贵的认识。

阴阳和五行观念的出现可以看成是中国哲学形成和开拓的主要标志之一，对中国哲学和中国文化各个方面产生了重要的作用。阴阳概念的产生，其原来的含义是很朴素的。最初仅指光的向背而言，凡向日光或阳光充足的地方为阳，背光或阳光少或阳光照射不到的地方则为阴，上升到观念只不过是正.反两个方面和整体现象而已。古人在长期的生产实践中逐渐观察到自然界有天地、日月、昼夜、寒暑、明暗、死生、雌雄以及人类本身有男女等客观现象，由此而引申出明与暗、日与月、天与地、昼与夜、水与火.热与寒、动与静、刚与柔、清与浊、气与形等对立的概念，就用阴阳作为这两个方面的代表，借以概括各种事物和现象，阴阳逐渐被提升为表示两种对立统一事物或同一事物的对立统一的两面的符号，加之中国哲人恒动观倾向，《易传》不仅把阴阳看成是宇宙万物本体,而且把“阴阳”当成描述、解释宇宙生命一切现象的模型方法,从而把认识事物的阴阳方法上升为中国哲学方法论，形成了中国哲学探讨事物运动变化最基本的动态方法论，即阴阳学说。

五行概念的产生，学术界存在几种观点。人类认识事物是在分类中进行的，由于中国哲人恒动观倾向，金、木、水、火、土行的涵义得到增强，随着古人观察和认识的不断深入，五行的物质元素意义逐渐趋于削弱和淡化，而其方法论的作用则日益加强和突出，逐渐演变成一种既定的思维模式和理论框架,即五行学说。

阴阳五行方法论是中国哲人在恒动观影响下形成的动态方法论，是中国哲人对事物变易.反复.两一更深刻的认识，阴阳方法论是中国哲人用阴阳两种存在的运动形式描述事物的运动变化，五行方法论是中国哲人用金、木、水、火、土五种存在的运动形式描述事物的运动变化，当然周易八卦方法论也同样是用八种存在的运动形式描述事物的运动变化。因此，中国哲人的恒动观倾向，造就了各种不同的动态方法论，更加深刻地认识了事物的运动变化，但最简单最基本的动态方法论是阴阳方法论，形成了其他动态方法论的前提。总而言之，动态方法论是中国哲人深人研究事物运动变化的总趋势。

篇(5)

中医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为中华民族的繁衍昌盛和保健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是中国和世界科学史上一颗罕见的明珠。当代，中医药高等教育在中医学的传承和发展中发挥着主要作用。提升中医学专业本科生的专业认知水平，是促进这些传承者们形成深厚中医情感、积极专业态度的基础，也是影响其职业表现的关键一环。当前，影响中医学专业本科生专业认知的因素有以下几个方面。

1传统文化的积淀不够

中医植根于中华文化土壤，中医学理论体系形成是以《周易》《河图洛书》等形成的哲学观、宇宙观、整体观、变异观为哲学基础，并汲取了当时中华文化的先进理念，有机地结合了对人的整体把握与疾病发生发展规律的认识，逐渐形成的独特医学理论体系。因此，中华文化既是中医理论形成的基础，又是发展中医理论的动力。当代大学生在入大学前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学习较少，对传统文化也没有很深的感情积淀，这就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中医学专业本科生的专业认知。

2职业前景的认识不清

    2.1诊疗的科学性问题

借助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西医学得到了蓬勃的发展，被人们广泛接受；中医学由于未能融合近、现代科技，致使发展较为缓慢。近、现代史上出现了中医是伪科学，废除中医的言论和做法，这直接影响了中医学的发展，也影响了尚未接触临床实践，看到临床疗效的大学生学习中医的信心。

    2.2就业压力的问题

    在全国大中专毕业生就业形势不容乐观的大背景下，中医学专业本科生面临的就业压力依然巨大。另外，根据我国《执业医师法》的规定，中医专业毕业生只能从事中医类别工作，在国内中医医疗机构数量明显低于西医医疗机构的前提下，中医学专业本科毕业生在医疗机构中的就业数量颇为有限，这就给大学生带来了不小的心理冲击。

3教育内容的部分缺位

    3.1课程设置的科学性问题

    现代教育的内容使中医学专业本科生的基础知识结构和逻辑思维方式与学习中医学所需的相去甚远。各种量化指标和现代科学的逻辑，都容易使大学生在学习中医理论时出现思维逻辑上的困扰。而在当前中医学专业课程设置上所采用的中、西医学基础及专业课程几乎对半的设置比例，不仅无助于大学生建立中医思维，更加重了这种困扰的存在。

3.2环境文化的表面化问题

良好校园文化对大学生专业认知的影响是专业教学之外的重要补充，当前校园文化的表现形式大多流于简单化、表面化，以被动接受的宣传为主，能启发主动探求和互动交流的专业文化影响较少见；以青年人喜闻乐见的个人基本文明行为和才艺发展等的引导为主，能承载优秀中华传统文化和中医学独特文化的引导较少见。

建立中医学专业本科生良好的专业认知不仅可激发学生的专业学习兴趣、提高教学效果，而且也能让学生对自己将来所从事职业的现状与未来发展有较清晰的整体认识，从而影响学生将来长远的发展。所以，如何提升学生对中医学的专业认知，是中医院校的教育工作者需要认真研究的问题。针对上述影响，提出几点对策和思考。

4专业认知教育应贯穿教育、教学全过程

除在新生入学教育阶段外，还应在教育、教学工作的全过程中贯穿中华优秀文化和中医文化的教育和引导。同时，鉴于经过临床实习的学生对中医学临床疗效和社会价值认识的明显提高，可以组织优秀本科毕业生、研究生与低年级学生的互动交流，以起到提髙学生专业认知，巩固专业思想，增强专业信心的作用。

5认清当前接受中医高等教育大学生的基本特点

接受中高等教育的当代大学生的基本特点是：具备现代科学文化基础知识，欠缺中国传统文化基础知识及中医学的思维模式。中医学的文化形态完全不同干现代科学文化，主要是通过以不脱离客观事物形象的思维模式实现对事物本质、规律和联系的把握，所以决不能运用现代科学文化的认知规律去学习中医学。只有我们认清了大学生的这个基本特点，才能把握好中医教育、教学的特点和侧重点。

6营造良好的中医学文化氛围

应当广泛开设中国古代哲学等有利干大学生接受中国传统文化、形成中医思维的讲座及课程。通过邀请名老中医做特色报告，加强课外辅导及师生互动，引导学生成立各类专业研讨组并由资深教师做好指导等措施，激发学生学习兴趣，加深对中医理论的理解。

7课程设置应符合专业认知规律

应当首先使学生掌握中医学的基础知识，基本建立中医思维后，开设对比中、西文化的相关课程，循序渐进地开设西医基础和专业课程，使中医专业学生在了解中、西两种不同文化的前提下，正确运用中西医不同的诊疗思维模式。

8加强师资队伍建设，提高师资素质

教师的素质直接关系到教育、教学质量，影响学生的专业认知，因此应当加强师资队伍建设。发挥好资深教师传、帮、带的作用，强化青年教师的中医思维，提升青年教师的传统文化底蕴。选聘临床的名中医充实到教师队伍中，发挥他们的优势。同时，要做好教师间的学术交流、学习及提髙，定期研讨教学方法及教学模式，开展好集体备课，保证每次授课的质量。

9改进教学方法，提高授课效果

篇(6)

[关键词]中华文明；儒家文化；中医诊疗观；形成；发展

[作者简介]唐乾利，湖南中医药大学博士研究生，教授、主任医师，供职于广西中医学院；陈小平，湖南中医药大学人文社科学院副教授，湖南中医药大学博士研究生；覃文玺，广西中医学院主治医师，医学硕士；何清湖(本文通讯作者)，湖南中医药大学教授、副校长，博士生导师，湖南长沙410208

[中图分类号]G03：R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434(2011)10-0086-04

《黄帝内经》的成书，标志着中医学从巫医一体的理论体系中独立出来，形成自己独特的理论体系，也同时直接指导着中医诊疗观的建立。在统治者推崇儒家文化的年代里，随其重点的变化，中医的诊疗观或多或少的发生了演变，本文就其几个重要的历史时期作一初探，并就中医学发展思路作一些初步思考，以期抛砖引玉。

一、原始儒学时期

先秦时期是以孔孟为主的原始儒学时期。孔子是儒家文化的创始人，曾修诗书，定礼乐，序周易，作春秋。其中对周易的整理对后世儒家学者的影响极其深远。儒家与易学有着直接的血缘关系，儒家是以《易经》为宗典、以孔孟思想为核心的思想学术派别。

《黄帝内经》是中医理论体系成熟的标志，其成书时间与孔子的年代相差不远，作为医学理论的文字表述，其中的阴阳五行理念并非来自于儒家思想，相比之下，与阴阳家的理念更加接近，可惜阴阳家的典籍已全部失传，无从考证。这些理念直接构筑着传统中医的阴阳五行诊疗观念，故在先秦时期，儒家对中医诊疗观的影响并不非常明显。

二、经学时期

(一)汉儒经学的建立及其主要思想

汉以后，依靠秦时耆老耳传重写经书。汉武帝即位后，采纳了当时儒家董仲舒的意见，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改变博士原有制度，增设弟子员，有五经博士之说，凡不尊六艺、习孔子之术者悉去之，从此儒学独尊，《诗》、《书》、《礼》、《易》、《春秋》五经超出了一般典籍的地位，成为崇高的法定经典，也是士子必读的经典。汉代儒生们即以传习、解释五经为主业，重于在经典的字词句中探求微言大义，自此经学正式宣告诞生。

汉代儒家代表人物董仲舒，著书十余万字，奠定了经学在中国2000年历史上作为主流文化思想和意识形态核心的地位。其主要哲学思想既承传了汉以前儒家的重视生命、以人为本的益生主题思想，又吸收了墨、道、名、法、阴阳、农等各家学说，不仅接受和发扬了荀子关于礼法并重、刑德兼用的理论，而且还大量吸收了墨家“兼爱”、“尚同”的理论，乃至墨家学说中某些带有宗教色彩的思想。董仲舒比较系统地发展和糅合了先秦儒家的“天人相应”的哲学思想、“中和”平衡思想和阴阳家的阴阳五行学说。这些思想不仅渗透于当时的社会生活实践。使天人之学具有了理论和实践的功能。而且成为汉以后儒家学说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二)儒学与中医阴阳观念的差别及儒医形成的基础

董仲舒整理的阴阳学说主要来自于《易经》，易经的阴阳主要以二的倍数增长，以一分为二为主体。《易经・系辞》：“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业。”道明了天地阴阳变化之理，但是《易经》的阴阳与《黄帝内经》里的阴阳并不完全一样。

《黄帝内经・阴阳离合论》：“黄帝问日：余闻天为阳，地为阴，日为阳，月为阴。大小月三百六十日成一岁，人亦应之。今三阴三阳不应阴阳，其故何也?岐伯对日：阴阳者数之可十，推之可百，数之可千，推之可万，万之大不可胜数，然其要一也。”可以看到，在中医诊疗体系中，阴阳的三阴三阳理论是非常独到的创造，不与其他体系雷同，这在东汉末年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中所用的主要辨证论治体系就是三阴三阳体系中就可以得到证明。按照《易经》阴阳分法固然合于天道，但是因为取类的不同，对三阴三阳的诊疗观还是形成了不小的冲击，可以说从这个时候开始，中医的诊疗观开始出现了分歧。

由于儒家官学地位的确立，对于医疗体系乃至社会生活均产生了深远影响，对医疗队伍的组成结构也造成了新的变化，给后世一种医疗群体――儒医的形成打下了良好的基础，而儒医这个群体是最终导致中医学诊疗观分裂的重要人群。汉以后的执业中医的人群结构数据表明，两汉至唐代52位著名医家中，儒者多见。

(三)经学后遗症

董仲舒的天人感应说、阴阳五行学说、祥瑞灾异说后来演变成为流行于西汉末并兴盛于整个东汉时代的谶纬应该是董仲舒始料未及的。由于其理论中提供了谶纬之术的发展空间，同时在对政治措施的影响方式上，逐渐与谶纬神学合汇，尤其是王莽与刘秀在夺取政权之际公开利用，将若干谶语编为官书明白昭告；汉光武帝中元元年又正式“宣布图谶于天下”，定为功令的必读书，“言五经者，皆凭谶纬说”。儒生为了利禄都兼习谶纬，称“七经纬”为“内学”，而原来的经书反称为“外学”。使得谶纬的地位实际上凌驾于经书之上，从而让谶纬之术发达起来。

谶纬的兴盛对中医诊疗观的影响是十分明显的。本来《黄帝内经》理论体系构建的传统中医诊疗观已经脱离了传统巫术鬼神占卜的概念，谶纬的兴起直接通过官方把这些理念重新打回到中医的诊疗观中。这在后来的很多医书记述中可以得到证明，从葛洪的《肘后备急方》到孙恩邈的《千金方》里都有很多谶纬术的记载。

延至东汉末年，人们得病不是先找医生，而是找巫师，谶纬学泛滥极其严重。张仲景《伤寒杂病论・序》中记载当时的人：“卒然遭邪风之气，婴非常之疾，患及祸至，而方震栗，降志屈节，钦望巫祝，告穷归天，束手受败。”张仲景对此情况痛心疾首，撰著《伤寒杂病论》正本清源，奠定构造了正统的中医辨证论治体系，使中医的诊疗观在文字上规范下来，让中医学独立于谶纬学之外，并显现出不可比拟的临床效果，这是张仲景至今仍被尊为“医圣”的原因。

谶纬之学虽经魏晋以后屡被禁止，但仍然在民间流传，明清时期还有很多医书存在着这些记述。只是到了“”以后兴起，传

统学术退位，谶纬之学才开始真正敛藏起来。

三、理学时期

(一)儒学思想的分野

宋以后。以五经为主干的章句训经学因自身僵化而陷入绝境，熙宁变法失败后社会矛盾激化，佛学南禅宗改革运动的思想浪潮冲击，使得教条经学的专治局面开始发生振荡。疑经之风逐渐兴盛，排《系辞》，毁《周礼》，疑《孟子》，讥《尚书》。儒家文化随之发展成为一种以儒学为宗，吸收佛、道思想。将天理、仁政、人伦、人欲内在统一起来，走向政治哲学化，为统治者提供更为精细的理论指导。以适应增强思想上专制的需要的学说，也因此成为南宋之后的官学。

儒学这时主要分化出两支，一支是以程颐、朱熹为代表的理学。程朱理学坚持“性即理”的根本观念，主张“宇宙之间，一理而已”，以“理”为本体、以“穷理尽性”为方法。朱熹则是儒家理学集大成者，其所著的《四书集注》也成为元明以后中国科举考试的教材。另一支是以陆九渊、王守仁为代表的心学。陆王心学则坚持“心即理”，主张心外无物，是以“心”为本体、以“发明本心”或“致良知”为方法。《四库全书简明录》记载：“朱子无极之辨，陆九渊攻于前，格物之说，王守仁轧之于后，诸儒各争门户，垂数百年。”

儒学的内部争端体现出明显的思辨性，引经据典皆为阐述自己的观点，并不固守经文本义，这些思想上的变动对中医学的诊疗观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甚至可以说是直接导致了后世中医诊疗观上的分裂，形成中医的学术分野。《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医家类小叙》：“儒之门户分于宋，医之门户分于金元。”这不仅概括儒与医各自学派分立时间，也暗指了儒之门户分于宋，与医之门户分于金元之间有着密切关系。

(二)儒医大量产生。改变了原有的医疗队伍结构

宋朝时候，国家对医学非常关注，不仅帝王本身熟悉医学，而且还不断下诏书指导全国的医事活动。《宋会要辑稿・崇儒》：“伏观朝廷，兴建医学，教养士类，使习儒术者通黄素，明诊疗而施于疾病，谓之儒医，甚大惠也。”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儒医在官方的提倡下正式形成潮流，不少士大夫亲自整理收集验方、家藏方，如陆游的《集验方》、苏轼和沈括的《苏沈良方》、司马光的《医问》，高若讷的《素问误文阙义》及《伤寒类要》等书。名儒范仲淹“不为良相，便为良医”的名言对此更是具有巨大的推动作用。促使大批儒生加入到医学领域之中。由于儒医本身社会地位相对较高，在中医群体中占比例增大后，其学术观点直接影响到中医学界的观点，中医诊疗观的蜕变亦因此而生。

(三)金元四大家的产生标志着传统医学诊疗观的分化

金元时候。中医的诊疗观开始出现明显的分野，出现了“金元四大家”――刘完素、张从正、李东垣、朱震亨，他们对《黄帝内经》各执一义，先是河间学派刘完素以“火热论”病机创立了“寒凉派”：张从正师刘完素发展出“以血气流通为贵”的“攻下派”，李东垣尤其重视脾胃成“补土派”；朱震亨倡导“阳有余阴不足”建“滋阴派”。4人中至少有3人和儒家扯得上关系。张从正著书叫《儒门事亲》，李东垣曾从师于当时名儒翰林学士王若虚、冯叔献，朱震亨则是师从朱熹的四传弟子许谦学儒门理学，其书《格致余论》亦含有“格物致知”之意。他们都反对“集前人已效之方，应今人无限之病”，这些都是受宋儒疑经和部分理学思想影响而生的。由此可知，中医诊疗观的分野与宋朝儒学的门户分别有直接的相关性。

(四)理学后遗症

随着儒家理学的“穷理”深入，逐渐出现了空谈理论，不尚实际的风气，这也对中医诊疗也影响很大。到了现在，随着西方思潮的涌入，社会大生产分工的深化，出现了只谈理论不会临床的中医理论家，也许或多或少的还是和理学的遗风有一点关系的。

心学的修习方法必须是德才兼备。智慧过人者方能成功。其发展到最后竟然成了“小人无忌惮”，尤其是把“医者意也”发挥到极致之时，其流弊更是直接导致了诊疗的随意性，没有规范。没有章法，诊断上没有精准的判定，疗效上没有确切的估计，中医至此便逐渐衰弱，使西医学乘虚而入占据了主流医学地位。

四、结论与思考

综上所述，儒家文化作为我国传统文化。长期占据官方的统治地位，对中医的诊疗观念有着极深的影响。儒学的几个重要时期的思想演变造成了中医诊疗观的变化，尤其是宋以后儒家分野，造成金元时期中医诊疗观的分野。但最终医学仍是医学，既不是哲学也不全是文化。中医学是中华传统文化，尤其是在儒家文化的变化中伴生发展的一门经验实用学科。从某种意义上说。唯一检验医学理论是否正确的标准就是临床疗效，不论诊疗观如何发展变化，能指导临床治愈疾病的理论才是唯一正确的理论。

中医独特的发展模式决定了其独特的学科属性。中医学对人体本身和人体科学本身以及防病治病都具有独特和卓越的见解，是一门符合自然科学和唯物辩证法基本规律的医学科学。没有古代的中国哲学，就没有现有形态的中医学理论；没有儒家文化，就没有不断发展的中医诊疗观。可以说，中医学是在中国哲学思想的影响和指导下，在儒家文化影响下，通过历代医家长期的医疗实践与不断的积累，反复总结而逐渐形成的具有独特风格的传统医学科学。中医既属于自然科学的范畴，从某种意义上说也属于哲学和文化的范畴。因此，在中医的发展过程中，还需要从文化、哲学的角度来审视和研究中医学的现代化发展，必须进行方法论及诊疗观的变革。

由于儒家文化占据着中国传统文化的统治地位，毫无疑问儒家文化影响着中医学的发展，而中医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属于中国古代自然科学范畴，又以中国古代朴素的唯物论和自发的辩证法思想即气一元论、阴阳学说和五行学说为哲学基础来建构理论体系。并建立了中医学的元气论、阴阳学说和五行学说等，并使之成为中医学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显然，中国传统自然观起到了重要作用，它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关于万物始基的元气本体论；另一方面则是宇宙形式的天人合一论。正是这种具有鲜明民族特色的元气本体论和天人合一论，才使中医学形成对生命和疾病的认识方式和理法方药的独特体系，尤其在中医诊治方法上，也无不富有传统自然观的特质。元气论以及阴阳学说等哲学思想给予了中医发展强大的指导武器。在这种思潮下，中医学形成了一套整体的理论体系，强调人体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人与宇宙息息相关，人体无时不受社会环境的影响。主张“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庄子・齐物论》)。

篇(7)

马烈光：何教授，听说您接触医学至今，已近三十年，那么在学医的过程中，您有哪些思考和收获呢？请与我们分享一下吧！

何成诗：刚刚进入医学院时正值改革开放初期，整个社会都在对固有的人生意义和价值准则进行反思。笛卡尔说过“我思故我在”。我在学习医学知识之余，也阅读了大量的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书籍，思考并解决一些问题。由于行医的缘故，很自然的希望理解医学这个职业的涵义，而医学首先肯定是使人生存下来，而且要继续生活下去的。继续由此追问下去，人为何要活着？人又为何会死亡？人生的意义何在？

马烈光：不论是直面死亡还是惧怕死亡，“人固有一死”，进而如何面对生活，生死的意义是人类永恒的命题，是养生必须解决的基本问题之一。

何成诗：这些问题也是医学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因而一直萦绕在我的心中。至少在那个时候，我觉得如果不能解决上述问题，将可能动摇医学的基石，于是我进行了认真的求索和思考，有时甚至夜不能寐。在查阅书籍的时候，我发现，正如您刚才所说，原来这个问题不仅仅是我一个人在思考，古今中外有很多人都在探索这个谜题，这是一个人类的终极问题。也许永远难有统一的答案，各人都有自己不同的认识。先哲们给予了一些解答。英国著名哲学家罗素说：“三种单纯然而极其强烈的激情支配着我的一生。那就是对于爱情的渴望；对于知识的追求；以及对于人类苦难痛彻肺腑的怜悯。”这就是他生活的目的。做一个有道德的、有知识、有品位的人，过一种纯净有道德的生活。

马烈光：那么您的思考结果是什么呢？

何成诗：在日后的几十年人生旅程中，随着人生履历的丰富，我也逐步完善着自己的解答。人生的意义不在于给予一个众人普适的、“正确的”、“标准的”答案，而可能更多地在生命历程中对个人道德、知识、品位的修炼，当然也包括对自然规律的认识和尊敬，是一个不断丰富完善和进步的过程。这与中国儒家文化中“知行合一”有相融之处，更与“善养生者，若牧羊然，视其后者而鞭之”的养生道理相和。

马烈光：这个问题的解决，对您的工作和生活有什么影响吗？

何成诗：解决了这个问题，医学的意义顿时更加的神圣和充满挑战。著名日本企业家稻盛和夫先生引用明治维新时代名著观点提出了“敬天爱人”的企业管理理念，在医学实际工作中，我认为这四个字也适用于医疗实际。医学治疗的过程离不开对自然规律的认识和尊重，对疾病的治疗需要把握疾病的规律、患者的情况、当前医学界和医者本身对疾病的认识和干预能力。而对客观条件和客观规律的尊重，此之是为“敬天”。行医的过程包涵了人与人沟通的过程，需要医者尊重患者的人性、对疾病的认识以及对医学的理解甚至误解，这种理解、包容和仁慈、友善地对待患者我认为即“爱人”。

马烈光：是啊！“敬天爱人”确实是为医者应该具有的品德啊，《黄帝内经》也曾要求医生“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中知人事”。

何成诗：在我基本解决了医学的意义这个问题之后，越发感到作为医生肩上担子的沉重。一个合格的医生，必须对人类的各种苦难、疾病身怀慈爱怜悯之心，一切以解除人们疾苦为目的，并贯彻在临床实际工作之中；而在数十年如一日的工作中一如既往地将仁心仁术落在实处，才能将自己的良知和医德进行升华，也才能更真切地认识到其实对患者的关爱实际上也是对自己个人的关爱和负责，这也就是“致良知”或者说“知行合一”的一种实践吧。我深信只有这样才是为医长久之道，也是养生的长久之道。正如《黄帝内经》另一段话所说：“惟贤人上配天以养头，下象地以养足，中傍人事以养五脏。”

何成诗养生语录：身怀慈爱怜悯之心才是为医长久之道，也是养生的长久之道。正如《黄帝内经》另一段话所说：“惟贤人上配天以养头，下象地以养足，中傍人事以养五脏。”

马烈光：道德高深的“贤人”，确实让人“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在提高个人修养方面，您有什么经验吗？

何成诗：一个医生除了在行医过程中逐步完善自己的职业素养和职业品格之外，还必须通过个人修习和人生锤炼来提升个人修养。孔子说人需达到“随心所欲不逾矩”的境界，而达到这样的境界何其之难！个人修养之难，使我们必须小心翼翼，内心随时审视自己，就像孔子说的“一日而三省吾身”，如何才能仰不愧于天，俯不愧于地，保持平和宁静的心灵？这是一个不断进行自我心灵历练、人格修养、完善自我的过程。我在自我修习的道路上，喜好阅读。除医学书籍外，历史、哲学、诗歌、地理等等书籍均有涉猎，读书首先能够慰藉心灵，使自己内心平静。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与书中人、书中事进行交流、参省，能够让自己能更加有效的修行。当然我的阅读阔博之余精专不足，也许就像五柳先生陶渊明所说的“好读书而不求甚解”吧，这也是迫使我爱阅读并不断思考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