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汉双语论文精品(七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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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关键词：民族高等教育；蒙汉双语；教学

中图分类号：G64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3）48-0171-02

一、蒙汉双语教学的现状

本文主要通过问卷调查、文献研究、访谈法等方法对内蒙古财经大学蒙汉双语教学现状进行分析，发现一些存在的问题。

1.蒙汉双语教师数量不多、专业化程度有待提高。学校要实施蒙汉双语教学，首先要有足够数量的蒙汉兼通的双语教师。①蒙汉双语教师人数不多。蒙汉双语教师，是实施蒙汉双语教学的重要基础条件之一，但是学校目前缺乏专业化程度较高的蒙汉双语教师，由于缺乏专业的双语教学培训，很难达到理想的双语教学效果。经调查发现，用蒙语和汉语两种语言讲解专业知识的老师达不到一半的水平，6.96%；用汉语讲解专业知识，用蒙语组织课堂活动为43.19%；全部用蒙语讲解为3.77%；用蒙语讲解专业知识，用汉语组织课堂活动的为6.09%。②教师专业化程度不高。目前学校缺少优秀的蒙汉双语教师，虽然教师具备一定的蒙汉双语教学的基本能力，但是蒙汉双语教学规律的认识不足，例如蒙汉双语在教学中的使用度、两者之间的关系、蒙汉双语教学的目标评价标准等方面认识上的缺陷，造成课堂教学效果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

2.学生蒙汉双语能力差别显著。①大部分学生来自于农村、牧业地区。经调查发现，蒙汉双语授课的大部分大学生来自于农村、牧业地区。农村地区为51.6%，牧区为26.7%。绝大多数蒙古族大学生来自于偏僻的农牧业地区，由于农村、牧业地区的生活习惯的原因，交流沟通的主要工具是母语——蒙语，这就决定了学生交流的工具为蒙语。尤其农村、牧区蒙古族中小学，由于不同地区不同学校对汉语教学的重视程度不同，导致了汉语发展不平衡，学生汉语能力有显著差别，这给民族高校的双语教学带来了一定的困难。②学生的双语素质不同。首先，学生的汉语基础能力有差距。第一，学生的汉语应用水平有差距。经调查发现，蒙汉双语授课学生能够全面熟练应用汉语的水平，整个调查人数中占的比例为35.36%，不到一半人数；只能进行简单的对话占为4.93%；能进行日常交谈，但听课、阅读、写作业、课堂发言有较大的困难的占10.15%；能听课和阅读，但写作业、课堂发言仍有一些困难的占为15.65%；能听课、阅读、写作业，但课堂发言仍有一些困难的占为33.91%。第二，学生参加普通话水平考试通过率低。经调查发现，蒙汉双语授课学生参加普通话水平考试，整个调查人数占的比例为49.56%，考试通过率为36.81%。说明学生的普通话水平还是存在一些不足，因此学校及授课老师必须及时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第三，学生对汉文教材的理解程度不同。经调查发现，蒙汉双语授课学生对汉文教材的理解程度不同。完全能看懂的人占为38.26%，大部分能看懂的为56.62%，只能看懂少部分的为6.96%，一点也不懂的为1.16%。因此，学校及授课老师，尽量多编写蒙文教材或者订购教材时考虑学生的特殊情况。第四，学生对汉语授课课程的掌握程度不同。经调查发现，蒙汉双语授课学生对汉语授课课程的掌握程度有差别。完全能听懂的人占为38.84%，大部分能听懂的占为53.04%，只能听懂少部分的为7.25%，完全听不懂的为0.87%，学校及授课老师必须帮助学生解决问题，尽量让学生对上课有信心。其次，不同学生专业素质有差别。第一，学生能用蒙语表述所学专业的专业知识情况有差别。经调查发现，蒙汉双语授课学生能用蒙语表述所学专业的专业知识情况，完全能表述的占为11.89%；大部分可以表述的占为53.04%；几乎不能的为35.07%。学以致用，学了用不了如何为地方经济的发展做出自己的贡献？内蒙古是特殊地区，也是蒙古族人口较多的地区，为地区经济发展，学校应考虑和解决这些问题。第二，学生能用汉语表述所学专业的专业知识情况有差距。经调查发现，蒙汉双语授课学生能用汉语表述所学专业的专业知识情况，完全能表述的占为18.55%；大部分可以表述的为66.67%；几乎不能的为14.78%，学以致用，市场是开放的，为民族地区的和谐发展必须向其他民族学习，学习普通话，学习其他民族的优点，这样才能更好地为民族地区经济的健康发展做出自己的贡献，要解决这些问题，学校起到了不可忽略的作用。

3.教学环境方面存在一些不足。在教学管理上，蒙汉双语教学管理体制不健全。①学校图书馆的蒙文图书不能满足学生的学习需要。经对学生调查发现，图书馆的蒙文图书能够满足学生学习需要的占为65.51%，不能满足学生学习需要的则为34.50%。学生反映，不能满足学习需要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关于专业方面的书籍及教材数量太少，尤其复习资料比较少；只有在图书馆五楼半侧才有，显得学校不重视；书籍种类少，不符合现代学生的要求，跟不上时代，太老旧了，涉及的范围少，跟专业有关的书很少，尤其经济类的蒙文书很少；蒙文图书不外借等存在较多问题。②用蒙汉双语授课的课程不多。尽管按有关政策和规定在双语学科、课时方面有所调整，但课程模式大体上还是遵循或照搬国家统一的单语课程标准，缺乏针对性。学生所学过的课程中用蒙汉双语授课的课程太少，经调查发现，用蒙汉双语授课的课程仅有大学英语、数学、政治经济学、思想政治、语文、思想道德与法律基础、军事理论、基本原理概论、西方经济学、斯拉夫语、宏观经济学、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毛概、金融、银行会计等，通过这些可以发现很多课程都是用普通话来讲授的，不能很好的满足学生学知识的需求。③开展蒙汉双语教学年级没有统一的规定。经调查发现，学生认为适合开展蒙汉双语教学的年级有选择一年级的为75.36%，二年级的为59.42%，学生由于蒙语授课转化为汉语授课需要一定的过渡期，无论是思维方面还是语言方面需要一定时期的适应过程，因此学校及老师应尽可能地从学生实际情况出发，满足学生的学习需求。④教材缺乏实用性和多样性，无法满足学生的实际需求。目前双语教材的编定，很少有学科类的蒙语教材，而要真正实施双语教学就必须编制各学科的蒙语教材。目前学校蒙文教材种类不多，经调查发现，具有蒙文教材的课程有政治经济学、毛概、微积分、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金融学、斯拉夫语、财经写作等课程，非常有限，不能很好地满足学生的实际需求，学校及老师值得关注。

二、提高教学质量的建议

1.注重蒙汉双语教学中师资的培训。首先，教师要树立正确的蒙汉双语教育观念。教师要正确理解和把握“双语教学”，明确蒙汉双语教学的目的。要真正实施双语教学，就必须重视双语听说读写的应用能力，重视蒙语与学科的双向渗透，使学生能够全方位地应用蒙汉双语，使认知和交际能力同时得到发展。其次，学校要重视蒙汉双语教师的培训工作。实施“蒙汉双语教学”必须要有足够数量的蒙汉兼通的教师，学校有关负责人必须重视对蒙汉双语教师的培训工作。教师通过攻读学位或者进修等途径提高其业务水平，以改善蒙汉双语授课教师队伍的整体学术水平。再次，教师要改革双语课堂教学模式。在低年级时，应多设置，学生需要过渡适应期；为高年级专业课双语教学打好基础，还要注意课程设置的衔接问题。

2.注重蒙汉双语学生的培养。首先，在教学中，为了达到良好的教学效果，低年级要蒙语授课，让学生熟悉新的环境；到二年级开始有些课程可以用蒙汉双语授课，有个过渡期；到了高年级可以直接汉语授课，最终实现高水平的双语教学。其次，努力营造良好的双语学习环境。为学生努力创造丰富的双语练习机会与真实的语言环境，如开展各种知识竞赛或演讲比赛等团体活动来增加学生的“积极学习时间”，提高双语教学的有效性。

3.注重科学研究工作，提高学术水平。首先，学校应设立蒙文教材建设专项基金、贴补蒙文教材编写，鼓励那些学术造诣深、教学技艺高的教师来编写教材。高质量的蒙文教材是进行蒙汉双语教学工作不可缺少的重要要素，教材的质量好坏与有无会直接影响到蒙汉双语教育的质量与教学效果。因此，学校必须重视这方面，增加其投入。其次，大力开展学术交流，定期召开蒙汉双语教学研讨会。近年来蒙汉双语教学理论研究，无论是深度还是广度上都有了较大的发展，出现了一批比较有影响力的著作与论文，为发展蒙汉双语教学奠定了理论基础。

蒙汉双语教学是内蒙古民族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内蒙古财经大学作为民族高等院校，承担着培育我区民族人才和解决民族发展问题的重要责任。因此，必须高度重视蒙汉双语教学，为我区经济、文化的发展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参考文献：

[1]张立军.民族高等教育中蒙汉双语教学的主要问题及对策研究[D].东北师范大学，2008.

[2]李静.我国高校双语教学研究[D].大连理工大学，2005，（12）.

[3]李正元，金宝明.独特的蒙汉双语教学？摇成功的民族专业人才培养模式[J].内蒙古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12）.

[4]王艳芬.高校双语教学浅析[J].科技信息（科学教研），200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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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财政学专业;专业特色;问题导向;积小胜为大胜

财政学专业是内蒙古财经大学历史最为悠久的专业之一，也是内蒙古财经大学实力最为雄厚的“标杆”专业之一。内蒙古财经大学财政学专业于2006年、2009年先后被评为品牌专业和国家级特色专业。这说明，内蒙古财经大学财政学专业在专业特色的建设上已取得了明显成就。但作为地方财经类高校，内蒙古财经大学想要在我国财经类高校专门人才的培养中保有“一席之地”，特别是，内蒙古财经大学想要在我国推动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的当下，能够站稳脚跟并显现出自身的“优势”所在，就必须进一步加强财政学专业的特色建设。

一、内蒙古财经大学财政学专业特色建设的成就与不足

目前，内蒙古财经大学财政学专业已由2006年之前的单一财政学专业发展为现在的财政学专业、财政学专业(蒙语授课方向)和财政学专业(财政学—资产评估双学位)。如果从大财政学专业即包括税收学专业在内的角度出发，目前内蒙古财经大学财政学专业已由2006年之前的单一财政学专业发展为现在的财政学专业外加1个专门方向、1个双学位和税收学专业外加3个专门方向，亦即除上述财政学专业及其方向外，现有税收学专业包括:税收学专业、税收学专业(税务师方向)、税收学专业(税收筹划方向)和税收学专业(蒙语授课方向)。经过50多年的建设，特别是经过近10年的建设，内蒙古财经大学财政学专业已显现出如下特色:一是蒙汉双语授课特色，即专业教学同时采用蒙语和汉语两种语言授课。二是切合专业特点的“双证”、“双学位”人才培养模式，即税收学－税务师“双证”人才培养模式和财政学－资产评估“双学位”人才培养模式。三是基于“临近的可能”不断夯实和彰显专业内涵，即立足于内蒙古财经大学财税学院现有4个专业(财政学、税收学、劳动与社会保障、资产评估)之实际，在临近的可能的基础上不断拓展和凸显专业内涵，探索培养具有为民生托底之眼光和知识架构以及具有扎实、系统资本资产评估理论和实操能力的财政学专门人才。实践证明，内蒙古财经大学财政学专业之特色建设，对于为我国8省区培养蒙汉兼通财经专门人才，对于充分利用内蒙古财经大学和内蒙古财经大学财政税务学院之经济学、管理学学科优势培养复合型财经专门人才，对于增强内蒙古财经大学学生的任职履职能力培养市场紧缺的应用型财经专门人才，对于促进内蒙古财经大学财税学院现有4个专业的互补共生培养创新型财经专门人才，无疑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不仅如此，内蒙古财经大学财政学专业之特色建设，还为内蒙古财经大学在诸如民族财经问题、农村财经问题、居民收入分配问题等科学研究领域取得在全国具有一定的影响的成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也正因为如此，内蒙古财经大学财政学课程群教学团队和税收学课程群教学团队先后荣膺级优秀教学团队，内蒙古财经大学《财政学国家级特色专业建设的理论与实践探索》教学成果荣获人民政府优秀教学成果三等奖。但专业建设永远在路上。与自身过去比，与内蒙古财经大学其他专业比，内蒙古财经大学财政学专业特色建设确实取得了不小的成绩。但若与其他高校财政学专业比，特别是与在国内处于领先地位的财政学专业比，内蒙古财经大学财政学专业建设尤其是特色建设仍存在明显不足。概而言之，主要是:1．蒙汉双语授课特色，并非严格意义上的特色。一提到专业特色，内蒙古财经大学引以为傲的首推的是蒙汉双语授课特色，财政学专业自然也不例外。问题是，遍及全校所有学科专业的所谓特色，还是学校某一专业所特有的吗?诚如是，则毫无疑问，双语授课是新疆财经大学财政学专业的特色，越汉双语授课是云南财经大学、广西财经学院财政学专业的特色。果若如此，则拓展蒙汉、、越汉双语授课的专业或班级就成为包括内蒙古财经大学在内的上述这类学校专业特色建设的不二选择。如此一来，则这类学校的所谓专业特色，与非这类学校相比的确是一特色，但若与同类学校相比就无所谓特色了。问题还在于，循此特色进行专业特色建设，只能是一种外延式的建设，即不断拓展或扩大蒙汉(、越汉)双语授课的班级和人数，而这与专业特色建设的内涵式发展本质显然是背道而驰的。2．特色即优势，如果在同类或同一面向中算不上出类拔萃，就不是典型意义上的特色。特色应是在长期的建设中所形成的独有的比较稳定的优势，而所谓优势应是在同类中或在对同一问题的解决中超越众生或出类拔萃者。也就是说，人无我有，算不上优。人人都有，我最出众，才是优。我们知道，中国人民大学、厦门大学、上海财经大学和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是我国第一批和第二批财政学国家级重点学科所在高校，其下设的财政学专业是公认的特色专业。而其特色分别是:中央财政、比较财政、财政一般理论或公共财政、地方财政和财政史学。从中不难看出，所谓特色或公认的特色就是人人都有，但我最优。3．特色意味着高品质，其如果不能转化为高质量的人才培养，就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特色。特色可以体现在多个方面，如专业设置特色、课程体系特色、科学研究特色、社会服务特色、文化传承与创新特色等。但不论是何种或哪一方面的特色，特色都是围绕中心目标并为中心目标服务的，都是为了更好地实现中心目标的，因此其最终都应体现在促进人才培养质量的提高上。

二、内蒙古财经大学财政学专业特色建设的取向所在

内蒙古财经大学想要搞好财政学专业特色建设，就必须立足于自身所处的客观现实环境，从财政学专业的专业定位和更好地满足经济社会发展对人才培养的要求出发，在对接供需、彰显优势进而提高人才培养的质量上聚焦发力。基于此，内蒙古财经大学财政学专业特色建设的取向应聚焦于以下方面:1．民族财政。内蒙古财经大学作为地处民族地区的地方本科院校，作为承担着为我国8省区培养蒙汉兼通财经人才的财经类高校，解决蒙古民族聚居地区的财政问题无疑是内蒙古财经大学所肩负的首要使命。也就是说，研究解决民族财政问题、为民族地区培养财政专门人才是内蒙古财经大学进行财政学专业特色建设首先要考虑的问题。但却不能仅仅局限于此。因为，除内蒙古财经大学外，新疆财经大学、云南财经大学、贵州财经大学、广西财经学院等拥有财政学专业且以培养民族财经人才为己任的高校也同样需要考虑这一问题。2．边疆财政。内蒙古财经大学不仅是地处民族地区的地方本科院校，而且是地处边疆地区的地方本科院校。因此，研究解决边疆财政问题、为边疆地区培养财政专门人才无疑也是内蒙古财经大学进行财政学专业特色建设需要考虑的问题。但不能仅仅兼及或满足于此。因为，需要进行边疆财政问题研究并为边疆地区培养财政专门人才的地方高校，除内蒙古财经大学外，还有新疆财经大学、云南财经大学、广西财经学院、黑龙江商业大学、吉林财经大学、山东财经大学、浙江财经大学、广东财经大学等众多的地方财经类高校。而且，退一步讲，即便是既研究民族财政问题又研究边疆财政问题且同时肩负培养民族和边疆财政专门人才的高校，除内蒙古财经大学外，也仍还有新疆财经大学、云南财经大学、广西财经大学、吉林财经大学等高校。显然，在这样的背景下，如果内蒙古财经大学财政学专业的探索不能取得公认的且处于领先地位的成果，也仍然不会被同行认可为特色，更不用说被认可为一个国家级特色专业所应具有的特色。3．资源财政。众所周知，我区资源储量丰富，得天独厚。内蒙古财经大学作为地方本科院校，培养满足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所需要的财政专门人才是内蒙古财经大学的根本职责所在。同时，我区作为资源能源大区，想要发展就必须寻求将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进而转化为财政优势乃至发展优势之道。因此，内蒙古财经大学的财政学专业只有在推动我区的资源利用进而推动我区的经济社会发展中有所作为，方才能显现其价值。而唯其有价值，也才能谈得上有特色。这意味着，内蒙古财经大学的财政学专业想要办出特色进而强化特色，就必须致力于研究我区所面对的资源财政问题。事实上，正是由于内蒙古财经大学的财政学专业在指导和引领我区应如何优化资源配置进而最大程度地发挥资源的效能方面少有建树，抑或在指导和引领我区应如何将资源优势转化为民生福祉而不是成为一种诅咒方面鲜有奇勋，才无以凸显或彰显特色。由此看来，内蒙古财经大学的财政学专业应将民族财政、边疆财政和资源财政作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来对待。这是内蒙古财经大学财政学专业有别于国内其他高校财政学专业的地方，也是内蒙古财经大学财政学专业培养的学生能够大有用武之地之所在。在这一建设进程中，如果我们取得了稳定的且被社会广为认可的成就，我们的财政学专业也就拥有抑或强化了特色。

三、内蒙古财经大学财政学专业特色建设的主要对策

推进内蒙古财经大学财政学专业特色建设需要从多方面着力，但最主要的应是以下三个方面:1．苦练内功。教育大计、教师为本。加强教师队伍建设是推动高等教育办出特色、走内涵式发展道路、提高教育教学质量的根本性保障。因此，推进内蒙古财经大学财政学专业特色建设，要求内蒙古财经大学教师尤其是财政学专业教师必须具备以下素质或能力:一是要有扎实的理论功底和业务水平;二是要能够深刻领会党和国家的路线方针政策特别是教育教学方面的路线方针政策，对国内外高等教育财政学科的发展现状、态势和经验有较全面的了解，并能在实践中创造性地加以吸收和运用;三是要具有高尚的道德情操，能够静心治学、潜心育人，勇于进取，乐于奉献。这些都是办出特色之必备的基础或条件。2．坚持问题导向。进行专业特色建设，其目的是为了更好地促进教学、科研和社会生产实践相结合，不断增强专业教育教学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供强有力的人才保证和智力支撑。因此，推进财政学专业特色建设，必须始终坚持问题导向，这是办出特色的出发点和归属所在，也是办出特色的最本质的内在要求。进而言之，这里所谓坚持问题导向，就是要紧紧围绕以下问题开展教学和科研活动，从而使我们所培养的学生能够具备较好的解决这些问题的能力。这里所说的这些问题包括但不应仅局限于:其一，民族财政、边疆财政和资源财政政策的制定，除了考虑一般的财政政策的制定需要考虑的因素外，还应考虑哪些特殊的因素?其二，民族财政、边疆财政和资源财政三者之间的内在联系?其三，民族地区、边疆地区和资源富集地区的财政收入和支出，特别是针对这些地区的财政转移支付支出有何特殊性或特别之考虑?其四，民族地区、边疆地区和资源富集地区的财政制度(政策)与支持这些地区发展的其他制度(政策)应如何对接和协调?其五，资源富集地区如何将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而不是使资源成为一种诅咒?其六，民族地区、边疆地区、资源富集地区的财政专门人才应具备哪些特质?3．积小胜为大胜。特色是在长期的探索中形成的比较稳定的且为社会所公认的成果，因此，特色的建设在短期内不可能实现，更不可能一蹴而就。这意味着，我们在建设特色中，应采取积小胜为大胜之策，亦即:先着手研究细微问题，在此基础上，研究由细微问题构筑或反映的某一方面或某一层面的问题，最后再研究整个问题。与此相适应，先将研究成果转化为学术论文，以此为基础，再将研究成果转化为系列论文或专门研究报告，最后再形成专著或系列丛书。

［参考文献］

［1］教育部．关于全面提高高等教育质量的若干意见教高［2012］4号［Z］．

［2］叶芃．论地方高校的特色化发展［J］．中国高教研究，200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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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语言接触与双语现象

20世纪80年代以来，讨论语言接触的热点主要集中于双语问题的研究。学者们希望通过对双语现象的研究，能对语言规划、教育政策的制定和外语学习提供帮助。从语言学、社会学、心理学等多角度对语言接触进行研究的Appel与Maysken认为，研究语言中的变化应该从研究双语现象着手，因为语言接触必然导致双语现象[1]。双语现象是在多民族、多语言的社会中，由于语言使用者的自然接触而通过口语途径产生的。它是自然语言接触的必然产物。但是，在民族结构比较单一的社会语言环境中，语言接触通过各种媒体、学校教育等间接接触方式产生。由于民族的接触和语言的接触，一个民族的部分人掌握了对方民族的语言，并使用对方的语言进行交际，这样就出现语言兼用即双语现象。在一个多民族国家里，双语现象是指少数民族兼用主体民族的语言、不同民族之间相互兼用对方语言的现象。双语现象自古有之。有了不同民族之间的交往，就会有不同民族语言的接触，产生双语、多语现象。从语言接触的方式上分析，双语或多语现象是自然语言接触的产物。它是与国家的语言制度、语言使用法规相关的“双语制”性质不同的语言使用现象。

在西方国家，关于语言接触的研究可追溯到19世纪中叶。是从对语言变化中借词的作用进行的探讨开始的。而对语言接触进行有意识的研究则始于19世纪末。在近代世界史上，19世纪是帝国主义疯狂扩张的时期，由于语言融合的加剧，混合语随之产生。面对当时出现的语言现象，语言接触问题引起了学者们的注意。到20世纪30年代，研究方法从比较研究转为实地调查研究。60年代至70年代，研究内容转为以本国语言为主。80年代是语言接触研究大发展的时期，出现了诸多的论文和专著。

在中国，语言接触研究是在后才引起学者们的关注的。当时，先是对全国的少数民族语言进行了大规模的调查，正规的研究是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后来连续发表和出版了一些学术论文和专著。但是，由于当时的历史条件这些论著的理论研究还不能说很严密，对语言接触中产生的变化所作的描写和分析也流于表面。近几年，随着描写语言学、历史语言学、社会语言学和语言人类学的进一步发展，加上西方语言学理论的传入，开始重视对语言接触进行理论、方法的研究。较有影响的如多年从事少数民族语言文化研究的袁焱，以阿昌族个案调查为依据论证了语言接触引发出的语言影响、语言兼用及语言转用等三种结果《(语言接触语言演变：阿昌语个案调查研究》，2000年)。具有丰富的少数民族汉语教学经验的朱学佳，以社会语言学变异理论和应用语言学中介理论为基础，通过随机抽样调查统计，深入细致地分析描写了乌鲁木齐市维吾尔族汉语使用的语言基本面貌，囊括语音、词汇、语法的种种变异特征，分析并论述了维吾尔族的汉语使用变异现象《(维吾尔族汉语使用变异研究》，2007年)。

双语现象可以从不同角度做不同的分类。从兼用语言的角度可分为:①民兼汉型，即少数民族使用本民族语言的同时兼用汉语。②汉兼民型，即居住在少数民族地区的汉族在使用汉语的同时，兼用少数民族语言。③民兼民型，即某一少数民族在使用本民族语言的同时，兼用另一种或几种其他少数民族的语言。新疆的维吾尔族社会的双语现象属于①和②类型。按双语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可分为:①普遍型，即双语人口占该民族总人口的50%或以上的类型。②局部型，即双语人口占该民族总人口的50%以下的类型。③双语起步型，即双语人口占该民族总人口的比例不到10%，双语发展处于初级阶段的类型。④萎缩型，即双语发展到高峰期以后多数人逐渐放弃本民族语，只掌握其他民族语言，只有少数人使用双语的类型。新疆的维吾尔族的双语人口只有1%左右[3]的属于类型③。现在维吾尔族的双语人在日益增多，而且语言使用能力也在不断地提高。我们关注维吾尔族的生活语言实况，在他们的会话中既会出现汉语借词也会出现语码混用。

二、自然语言接触与新疆的语言使用概况

新疆自古以来就是多民族、多语言、多文字交汇的地区也是古代东西方(中国、俄罗斯、伊朗）经济文化交流的主要通道和枢纽。因此，在新疆使用的语言系统中，可以找到在此交汇的三大语言、三大宗教、三大文化的语言文化背景。现代维吾尔语是在公务活动、社会交际、广播影视、新闻出版、文学艺术、民族教育、科技等各个领域都普遍使用的公用语。它分为中心方言、和田方言和罗布方言，三种方言之间的差别主要表现在语音上。现代维吾尔语书面标准语是在以乌鲁木齐土语音位系统为代表的中心方言的基础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经过多次规范，现代维吾尔文学语言成为现代维吾尔人使用的统一语言。词汇中除有突厥语族诸语言的共同词外，还有相当数量的来自汉语、阿拉伯语、波斯语和俄语的借词。并且其是使用以阿拉伯字母为基础的维吾尔文。

新疆地区现有55个民族，总人口2181.3万(2010年)，有维吾尔族、汉族、哈萨克族、回族、柯尔克孜族、蒙古族、锡伯族、塔吉克族、满族、乌孜别克族、俄罗斯族、达斡尔族、塔塔尔族等13个世居民族。在这些民族中，使用频率较高、范围较广的语言有汉语、维吾尔语、哈萨克语。在文学艺术、广播电视领域，用维、汉、哈、蒙、柯、锡、英等多种语文创作、翻译和演播。自治区党代会、人代会、政协全委会同步互译维、汉、哈、蒙、柯等5种民族语文。自治区机关同时使用维、汉两种文字行文。基础教育用维吾尔、汉、哈萨克、蒙古、柯尔克孜、锡伯、俄罗斯等7种语言进行教学。由此可见，在新疆，社会的各个领域有不同民族之间的交往和不同民族语言的接触。但是，由于在多民族、多语言的新疆，各地不仅自然环境不同，而且生产方式、社会环境、民族人口分布情况、语言使用状况也有所不同。多民族杂居的大中城市，不同民族在交往中交替使用两种或多种民族的语言。社会语言环境本身就是自然双语或多语环境，产生自然语言接触。人们在日常生活中，也能自然掌握另一种语言。因此，乌鲁木齐、石河子、昌吉等汉族较多的大中城市，除本民族社区以外的社会空间里汉语的使用频率高。在日常生活中，维吾尔族和汉族相互接触对他们的语言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另一方面，也有民族结构以及社会语言环境单一的地区，例如南疆三地区(阿克苏、喀什、和田)，维吾尔族人口占总人口的80%以上，维吾尔语是社区主要的交际工具。在这三个地区，其他少数民族也精通维吾尔语。如维吾尔语和柯尔克孜族语的接触是亲属语言之间的接触，其接触对柯尔克孜族语的语言结构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有一部分柯尔克孜母语者放弃母语转用维吾尔语。在伊犁哈萨克自治州，维吾尔族和哈萨克族的频繁接触，出现了不少精通维哈语或哈维语的双语人。#p#分页标题#e#

三、乌鲁木齐维吾尔族的生活语言实况———借用汉语及语码混用

近几年，各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经济交往需求增加、观光旅游人数增多和流动人口大幅度增加的状况，对少数民族地区的语言环境和语言使用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人们的语言意识也有了很大的变化。少数民族中，根据语言的经济价值来选择教学用语或学校，选择便于交流的语言作为生活用语的人与日俱增。例如，与汉族杂居的维吾尔族，在长期的语言接触和文化交流过程中借入了大量汉语词语,并在交际中不时运用汉语借词及语码混用。乌鲁木齐作为亚欧大陆桥经济带上中国西部重要的商贸旅游名城，如今已成为国内外经商者的理想城市。乌鲁木齐自然人文景观奇特，饮食、购物、娱乐具有浓郁的地方民族特色，吸引着国内外大批客商、游人纷至沓来。现有人口311万(2010年)，其中汉族233.1万，占74.91％，各少数民族78万，占25.09％。

乌鲁木齐以人民路为界线，呈现出截然不同的面貌。人民路以北是汉族较多的杂居区，街道的气氛类似于内地的大中城市。人民路以南是维吾尔族较多的杂居区，建筑物的外型、人们的长相、服装、街道的气氛、从店铺传来的音乐等都与北区不大相同，是典型的少数民族地区。为了了解维吾尔族居民的语言使用实况，笔者在南北区的小区做了访谈和观察。访谈对象是小学生和他们的家长及其他家庭成员。在南区，选择A小区。A小区建于2003年，居民大部分是维吾尔族，有少数的哈萨克族和汉族。小区居民从南北疆移居来的较多，多属于中高等社会层次的人。小区的周围有维吾尔族经营的小门诊、理发店、书店、餐厅、买菜的小店铺。小区内有儿童游玩的场所。笔者每天下午在小区听录孩子们的会话，跟他们聊天，观察他们在小区周围的店铺购物时使用的语言。在观察家庭语言使用时，主要关注家族成员间的自然会话，家长指导子女时使用的语言，常用的媒体语言等。笔者首先关注了孩子们游玩时的会话，他们基本上用母语———维吾尔语交流。但是，会话中时常出现汉语借词和运用语码混用。特别是和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家电术语、与饮食蔬菜有关的词等使用语码混用或汉语借词的频率最高。例如“:游戏机”、“电脑”、“电视”、“微波炉”、“空调”、“炒面”（以上6词为语码混用）“、黄瓜”、“白菜”（此2词为借词）等。他们虽然能用规范的维吾尔语表达这些名词，但由于人们首先接受了其汉语名称，加之汉语借词简短，因此，不仅是孩子，就是成年人在口语中也普遍使用。他们用的这些汉语借词或语码混用，无声调，发音也被维吾尔语化。说一句完整的汉语句子时，时常出现语法错误。任何一个家庭中家族成员的会话都是用维吾尔语进行，但或多或少地使用汉语借词和语码混用。例如“:bi耷蘩a耷(冰箱)niyepiw藓t”(把冰箱关掉)，“d藓n蘩i(电视)ni尴t蘩urirw藓t”(把电视关了)，“蘩u諨i(手机)rimnieliwit藓”(拿一下我的手机)等(划线部分是语码混用)。

孩子们有时候去小区周围的汉族人经营的店铺购物。他们虽然用维吾尔语的语序和思维、用不准确的汉语发音和声调、往往不使用量词，但也能跟店主沟通。例如“:买牛奶两个”、“t蘩藓z藓(茄子)和laza(辣子)买”(划线部分是汉语借词)。类似的错误也频繁地出现在成年人的会话里。有的人在一些没有必要使用汉语的场合，也勉强说不标准的汉语。例如:告诉别人自己的电话号码时，对方就是维吾尔族，他们也用汉语，这种现象不管是在年青人中，还是老年人中都普遍存在。这说明，语言经不同的民族接触后，双方都通过语言接触而获得了对方的语言知识。尽管所得到的语言知识不完整，但为了方便，他们也灵活地利用有限的汉语能力，努力克服日常生活中的语言障碍和种种困境。当然，其中也有汉语发音、声调非常准确，说话很流利的儿童。笔者访谈的孩子的年龄差距不大，他们都在离小区不远的S民汉小学接受相同的教育。但是，家庭出身、父母的学历、籍贯、家庭中的语言使用等因素也直接影响孩子的汉语表达能力。在有些家庭，家长为了提高子女的汉语听力和表达能力，要求每天在规定的时段内收看汉语电视频道，收听汉语广播节目，阅读汉语童话，在家庭中也为子女提供与汉语接触的机会。

乌鲁木齐北区的维吾尔族人的生活语言,与南区比有比较明显的差别。首先，与南区不同的是北区的住宅区或小区汉族居民较多，维吾尔族居民较少，是汉族为主体的杂居区。笔者在K大学的M住宅区进行了访谈。它的规模比A小区大，居民都是K大学的教职工，气氛与A小区大不相同。倾听在院子里玩耍的孩子的会话，会让人以为都是汉族儿童。但是，其中也有维吾尔族、哈萨克族、柯尔克孜族等少数民族的孩子，他们一起嬉戏，和睦相处，少数民族儿童也精通汉语。就是维吾尔族孩子一起玩游戏时，也听不到一句完整的维吾尔语会话，使用汉语借词及语码混用相当多。汉族为主的杂居地区，社会语言环境促进了少数民族语言与汉语的接触，增加着少数民族母语中汉语借词及语码混用的运用。例如:笔者用维吾尔语问在打羽毛球的小女孩“:Api耷izbarmu?”(你妈妈在家吗?)她用一半汉语，一半维吾尔语回答我说“:Apam做饭qiliwatidu(妈妈在做饭）。”语言接触和语言影响的重要结果之一就是词语的借用。词汇是反映社会最为敏感的部分，也是最容易受到影响的层面。词汇的借用是一种文化现象，是文化交流在语言上的必然反映。通常的情况是，单一民族聚居不利于语言之间接触，出现语言影响、语言兼用和语言转用的可能性小，而有利于本民族语言的保持。但是，近几年口语中借用汉语词语的语码混用现象不仅是在乌鲁木齐市，就是在汉族人口较少的南疆各地区也在普遍化。

四、校园中的语言使用情况———乌鲁木齐市的民汉合校

自建国以来，新疆有三种类型的学校，即民族学校、汉族学校和民汉学校。民族学校是以少数民族学生为教学对象，少数民族语言为教学语言的学校。

在校园中基本上没有与汉语接触的机会。汉族学校的教学对象不仅是汉族学生，也有个别自愿入校的少数民族学生，教学语言是汉语。民汉学校是在同一个校园内既有少数民族学生，也有汉族学生的学校。在2000年以前，前两种类型的学校比较多见。从2000年起，在新疆开始实施民族学校和汉族学校的合并的“民汉合校”政策。其目的是给少数民族学生提供能与汉语接触的机会，提高他们的汉语水平。通过民汉合校，有一部分问题得到了解决。例如：灵活地利用师资力量，解决了民族学校的超编问题和汉族学校的缺编问题。较好地运用教育资源和教学设施，解决了汉族学校的教室不足问题。但是，通过民汉合校的形式给少数民族学生创造与汉语接触的语言环境的目的，目前还未完全达到。实际上，不少学校只是形式上的合并，教师们的办公室是分开的。#p#分页标题#e#

在教学、教研、课程设计等方面，汉族教师和少数民族教师没有任何交流。民族学生和汉族学生的教学楼也是分开的，有些学校的运动场都是分开的。就是课间休息时间，学生们也没有任何交流，在各自的活动范围内跟同班同学用母语沟通。新疆各地区，根据自治区党委、人民政府的决定，积极兴建、改建民汉合校，使民汉合校由2000年的461所增长到2004年的656所，增长了42.2%，增速逐年加快[4]。2008年笔者对民汉合校的实况做了调查、访谈了参与并从事民汉合校工程的研究人员。全新疆现有民汉合校891所，乌鲁木齐市基本上全部实现了民汉合校，为少数民族学生提供了与汉语接触的语言环境,同时给汉族学生提供了接触少数民族语言、文化的环境。笔者进行调查的几所学校，除了学校安排的集体活动外，几乎没有维吾尔族学生和汉族学生一起学习，互相交流的情景，看到的却是他们在各自的活动范围内所采取的互不相干的态度和行动。了解维吾尔族学生在课外时间的语言使用情况时，发现他们基本上用维吾尔语交流,有时出现语码混用，比如：“pi諨ir(皮筋儿)”、“sabo(沙包)”，有时借用个别汉语词语，比如：“t蘩uh藓i(球鞋)”。在教室里，他们互相借用教学用品时，也常使用“t蘩iza(尺子)”等汉语借词或“t蘩藓nbiher(铅笔盒)”、“yubi(油笔)等语码混用。这些词语虽然有规范的维吾尔语表达方式，但是他们愿意使用汉语。其中还有一部分学生认为自己用的是维吾尔语词汇。这说明，维吾尔族借用汉语词汇及语码混用是无意识的自然选择。其原因我们可以归纳为三点。第一，由于新疆地区民族结构的变化而产生的民族间的接触、经济和文化交流自然地导致了各民族语言的接触。第二，我国的语言关系可以说是双向的、互动的，但它是以汉语为主体的语言关系。因此，汉族与少数民族的接触，基本上是以少数民族习得汉语为前提的接触。第三，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不断增强，在国际事务中地位的日益提高，汉语不仅在国内，就是在国际上也成为最新的强势语言。因此，少数民族家长为了使自己的子女走向全国，乃至走向世界，为了日后择业有更广的出路，希望子女从小学习汉语。正是这些原因促使维吾尔族居民互相交流时也积极、主动地使用汉语借词及语码混用。

五、间接接触与双语教育

语言与社会有密切的关系，社会各个方面的变化都可能引起语言变化。语言接触研究的内容是一个系统的网络，更是一个综合的整体，研究的内容有许多超出了语言学的范围。它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1）研究语言接触对语言结构的影响。包括语音、语法、词汇、语义、语体等，其中又含借用、代替、混用等。（2）研究语言接触对语言使用功能的影响。包括语言功能的变化和转移，其中主要是语言兼用和语言转用。（3）研究语言接触中的社会因素。包括民族地位、民族经济、民族文化、民族关系、人口、婚姻、等。（4）研究语言接触中的心理因素。包括语言识别、语言态度、语言取向、语言使用动机等。（5）研究语言接触带来的与语言使用有关的问题。包括语言政策、语言规划、双语教育等[1]。一个少数民族或一个少数民族成员，为了学习、工作和生活的需要自愿去学习其他民族语言时，一般来说，语言学习者不会感到学习压力，从而能获得较好的学习效果。因此，语言接触研究中不可忽视各种非自然的语言接触（间接接触），即通过语言政策、经济因素、学校教育、语言态度等多方面因素给少数民族语言带来的多方面影响。双语教育就是非自然语言接触的一个实例。

双语教育是我国民族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有组织的双语教育开始实施和研究至今已有50多年的历史。在我国推行双语教育，一方面是为了尊重和保护少数民族享有使用和发展自己语言文字的自由，另一方面是通过学习国家通用语———汉语，来保证各民族之间的沟通交流，以实现共同进步。在各民族地区实施的双语教育，基本上是“民族语言+汉语”。但是，由于各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和文化传统的不同，采用的双语教育模式也有所不同。这大致可分为两种。第一种是，在基础教育阶段以少数民族语言教学为主，在适当年级开设汉语课的模式。第二种是，以汉语教学为主，在基础教育阶段开设本民族语言文字为辅的模式。

经过50多年的实践，目前，少数民族地区双语教育体系基本形成，在全国使用民汉双语教学的学校有1万多所，在校学生达600多万人。使用21种民族语言在中小学不同层次地开展双语教学[5]。但是，由于各民族地区的自然地理环境、社会经济条件、文化背景、等方面的差异，双语教育存在着明显的多样性。到2004年为止，新疆地区的双语教学模式是，以少数民族的第一语言———母语作为教学语言,汉语为第二语言的双语教学为主。由于各地区的社会语言环境、语言使用状况和使用范围等方面的差异，新疆地区双语教学模式又可细分为：（1）长期单一存在的双语教学模式；（2）长期并行存在的双语教学模式；（3）过渡双语教学模式等三种。2004年，自治区党委、人民政府颁发了《关于大力推进双语教学的决定》，进一步明确了双语教学的指导思想和总体目标，确定了少数民族中小学逐步过渡到全部课程用汉语授课，同时加授母语文的双语教学方式。按照分类指导、分步实施的原则，积极推进少数民族中小学双语教学深入开展。乌鲁木齐、克拉玛依市、石河子市、奎屯市、昌吉市、库尔勒市、哈密等大中城市的所有少数民族小学，在2004年已实现从一年级起引入汉语“语文”。计划要到2010年实现母语文以外的其他课程均用汉语授课。北疆和东疆的市县以及南疆地、州所在地的城市中，所有的少数民族小学，要在2007年前实现从一年级起开设汉语“语文”，2013年实现母语文以外的其他学科均用汉语授课。其他地方的少数民族小学，要在2010年以前实现从一年级起开设汉语“语文”，2016年实现母语文以外的其他学科均用汉语授课[6]。乌鲁木齐市在2006年秋季，在实现全市小学民语系三年级“数学”学科使用汉语授课的基础上，在2007年秋季，小学民语系三年级“科学”学科也开始使用汉语授课。预计到2008年秋季，小学民语系三年级除母语文以外，其他学科均使用汉语授课。

2011年秋季，小学各年级除母语以外，各学科均使用汉语授课[7]。根据目前新疆双语教育的发展情况，有的学者认为，新疆地区的双语教学模式，将由以汉语为第二语言教学的传统教学模式逐渐发展到以汉语作为教学用语的双语教学模式。有条件的学校，还将开设外语课，实现“三语”教育的模式[8]。众所周知，双语现象发展到一定时期，语言就从兼用发展到专用时期。间接接触与双语教育，与直接语言接触的产物———双语现象有所不同。双语教育是以国家的双语制为基础，以语言政策为法律依据，实行的两种语言(少数民族语言和主体民族语言)教育。政府及教育部门，一方面为了满足人们对学习汉语的要求，一方面为了发展少数民族地区、改善人们的生活水平、提高人们的文化教育水平，在不断地强化双语教育工作[9]。人们往往会选择自己最熟悉、用起来方便快捷的语言为生活用语。而选择教学语言时，往往会考虑到升学、就业和将来的社会地位等与自己的切身利益有关的一些客观因素。因此，不管研究直接语言接触，还是间接语言接触引起的语言变化，我们关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历史、人口、宗教等客观因素的同时，还要关注语言使用的主观意识。#p#分页标题#e#

篇(4)

“民汉一体化教学”一词最早见于阿斯哈尔?吐尔逊的《依托“双语”教学构建民汉一体化教学模式》（语言与翻译，2010）一文。“民汉一体化”教学是指通过将民汉学生统一编班、统一培养方案、学大纲、统一考核标准和统一毕业标准进行培养的一种教学管理模式。这种模式是在以往汉语言教学班级中插入“民考汉”“民转汉”“双语班”等学生的基础上逐步出现在新疆高校中的一种特殊的教学班级。

1民汉融合式教学的学科性质和理论流派

西方多元文化教育的演进与我国少数民族教育的发展过程不同，西方多元文化教育的理论核心是文化多元和教育平等理论。其实践方法主要有美国多元文化教育家詹姆斯?A班克斯和斯里特总结出的五种多元文化教育实施方法。但发展到当代社会，两者都面临着一个相同的问题：在多民族国家或地区，如何既保持差异又能使少数民族较快发展。

借鉴西方多元文化教育理论，将其与我国的少数民族教育的具体国情相融合。各界学者着重关注传统的以汉语授课为主的“双语教学”与“民汉合校”的培养经验和管理模式上，典型如李儒忠（2012）所著《莎车民/汉双语教育发展情况的调查报告》等。何奎（2015）在其《“民?h一体化”教学模式改革探索与实践》一文中以翔实的数据阐述了新疆财经大学“民汉一体化”人才培养模式的具体措施及实施效果。关于在推进中存在的障碍，刘永泉（2012）认为民汉学生之间生活习惯、宗教信仰之间的差异既不容忽视也不宜强化。马幸荣（2013）在其《新疆高校推进民汉一体化教学阻碍因素分析》中提出各高校师资队伍结构性问题的凸显，行政管理滞后性产生的管理制度不协调导致的制约影响等。

2新疆高等教育民族学生教育模式的改革历程及现状21改革历程――四个阶段

211体系的建立阶段（1959―1965年）

新疆各院校曾经摸索试验，前新疆学院曾采用维、汉、哈、蒙、俄等五种语言教学，但教学计划、教学质量均无标准化模式予以保证。从1959年起新疆高校预科汉语教育体系建立起来，各高校本、专科民族班在开始专业学习之前都先进行为期一年的汉语预科学习。

212停滞阶段（1966―1976年）

1966年，新疆刚刚起步的高等教育民族预科教育被迫停滞。

213恢复前进阶段（1977―1992年）

20世纪80年代初中期，新疆各个高校相继组建系处级预科部，专门管理预科教育。90年代初又改建为汉语教学研究部。

214革新发展阶段（1993年至今）

1993年新疆各高校先后引进并组织汉语水平考试（HSK），以此为基础，推行汉语分级教学，其后试行实施“23分段”或“113分段”教学进行汉语授专业课。

22“民汉一体化”教学实践模式的实践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2005年新疆部分高校开始在部分专业采取民汉混合编班的方式。实践证明，这种方式的确为少数民族教育质量的进一步提高奠定了基础。然而，十余年的推进，目前进展缓慢，“民汉一体化”班级仍停留在少数民族学生人数较少，各种特殊政策协调平衡的实验阶段。在成绩的背后部分问题和冲突也开始显现。

首先，班级缺勤率高，班级纪律不理想。为配合“民汉一体化”教学模式，行政管理部门和后勤部门辅之以诸如“导师制”“民汉合住”“民汉结对子”等措施。但由于生活习惯、宗教信仰等差异的客观存在，不利于班集体的管理与班级文化的培育，传统的教学管理模式很难有效驾驭全新的班级体。

其次，课堂气氛沉闷，民语言学生课堂参与度低，考试成绩不及格率高。“民考汉”“双语生”、汉族学生，班级学生层次各异，非母语学生面对大量专业术语在课堂和考试过程中应变能力差，厌学情绪浓重。同时针对少数民族学生的教学优惠政策，随着班级中少数民族学生人数的增加，失去了可操作性。

再次，教育衔接上存在断层现象，目前少数民族基础教育阶段推行的是“双语教学”，而高等教育阶段“民汉教学一体化”的教学模式基本是全汉语教育，在汉族学生无法掌握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情况下，无法做到少数民族语言和文化的传承。

最后，民族学生家庭语言文化融入学校课程不足的消极影响是客观存在的。纯汉语言文化的教学状态对少数民族学生心理认知是有一定消极影响的。

3新疆高校“民汉一体化教学”模式调研分析

31调研手段

采用访谈（访谈对象包括少数民族双语生、民考汉学生、专业课授课教师、毕业生和就业单位人力资源部门人员），调查问卷、组织实地考试、进行试卷分析、实验课内容实地检验等。

32调研结论

321重视过程管理，质量管理有待于进一步改善

教学质量的调查中，您对授课教师最不满意的三项分别是：567%的学生认为“上课方法单调，没意思”，467%的学生认为“上课没有重点，课后对学生没有要求”，43%的学生认为“教师只顾自己讲课，不管学生感受”和“ 自身业务水平低，知识面狭窄”。

学生“最希望授课教师上课时”的前三项分别为“专业知识能理论联系实际” “上课时生动有趣”“态度和蔼，亲和力强”，选这三项的学生分别为78%、68%和56%，而只有37%的学生希望教师“严格要求，认真敬业”。

在目前的教学体系设计，学生最不满意的7项排序分别为 “教学内容和实践脱节”“课堂理论内容太多，实验课时太少”“实习走过程，效果不佳”“选择选修课时无人指导”“课程前后顺序不合理，没有整体性”。

目前的课堂教学主要以教师灌输式教学为主，并没有考虑到民族学生的适应问题，既忽略了学生自主学习能力的培养，也不利于调动民族学生学习的能动性，教学模式设置和改革流程都已到位，但其中的质量管理需要切实提高。

322少数民族学生专业课程课堂参与度低

鉴于部分少数民族学生高考是用第二语言，基础知识储备少，而在专业学习中很多内容需要具备知识储备推导或求证，导致学生对这种汉语言教学方式无法当堂吸收，降低学习兴趣和信心。所以在调研班级中，任课老师均反映课堂气氛不活跃，学生配合度差。

323民族学生以母语为语言的学习参考资料较少，学习交流范围较小

在“您一般一天看财经新闻和读财经类报纸杂志的时间平均为”这个问题上，近78%的少数民族同学选择了“没有看过”和“偶尔看看”，只有极个别的学生选择了“看，大约每天平均半个小时”，没有学生选择“经常看，大约每天平均两个小时以上”。

课堂内容民汉学生所学内容相同，但专业课程几乎没有配套的民语言参考书或相应的影像制品可供学生参考，可从外界获取的信息量匮乏。

324“众口”难调，增加了教学难度，对提高教学质量有很大的障碍

学校也通过“降低及格线”“按实际分数的12倍录入成绩”等措施保证少数民族学生能顺利通过学校规定的学业标准获得毕业资格。关于学校对民族学生的考试课的加分政策，认为“很好，照顾到基础薄弱的同学，符合实际情况”的少数民族学生学生有61%，但也有33%的学生认为“要求太低，导致民族学生学习没有压力”和“不需要，既然民汉融合式教学，就应该标准完全一样”。

325合班课人数众多，基础薄弱的学生教师无暇顾及

在“您认为目前民汉融合式学习中有哪些问题值得注意（可多选）”的调查中，认为“民族同学由于语言的思维转换，某些专业课程有难度”的学生有65%，认为“为保证教学进度，授课教师无暇顾及基础薄弱的?W生”的学生有46%，认为“授课教师顾及基础薄弱的学生，导致整个班级教学质量下降”的学生有32%。

326教师跨民族挂牌上课，选课的短时间内部分老师难以获得信任

关于民汉老师挂牌上课的问题，少数民族学生中有8056%的同学认为“只要专业能力强，汉语水平高，不在乎民汉”，汉族学生中有50%的同学也有该表示，可见民汉族别不是学生选择教师考虑的主要因素。但是民汉教师挂牌选课时，短时间内学生对教师的专业水准和汉语水平不了解，导致部分民族教师在和汉族教师同时选课时面对无人选课的尴尬局面。

327随着民族教学改革的深化，民族教师专业素质的提高面临较大的难度

首先在对教师培训上，进修访学或民族骨干教师培养计划等方式，但由于仅能惠及少数教师，并且教师往往会因为不在岗而收入降低、生活不习惯等不愿意进修访学；提高民族教师的学历层次，高校在职研培养计划确实解决了大多数民族教师的学历问题，但培养标准和质量明显低于普研。其次在教学上，一方面，实行民汉混班交叉授课，实际上却出现了对民族教师的“挤出效应”。另一方面，从民族班实行学分制的实际情况看，民族学生选课的观念和标准以及对教师的评价，与汉族学生相比存在偏差，给民族教师的压力强度不够。

4新疆高校“民汉一体化教学”持续推进的实践探索建议

41总体原则

民族教育改革进程需要全面的系统设计和系统运作，更需要全方位的配合，首先是学校改革的大环境，需要中央及地方、学校、学院各级领导给予高度重视和支持；其次是教师，如果说教学改革的方案设计是教学过程中的一种制度安排，那么在改革的制度安排下，改革的效果如何，成功与否，取决于教改过程中的参与主体，教师和学生的双重配合。

42具体方案及实施措施

421切实加强对民汉融合式班级教学工作的关心和领导

每学期至少召开两次工作会议，研究并解决教学工作中重点、难点问题；加强少数民族教学工作的交流，课程组老师每学期定期召开民汉融合式班级、少数民族班授课经验交流会、课程教学研讨会，互相介绍经验，研讨教学方法、教材编写、案例教学，杜绝走过场，要求人人主持一次，场场发言。设立少数民族教学工作优秀奖，严把民汉融合式班级民族学生毕业论文质量关，对承担民族学生毕业论文指导的教师适当增加工作量。

422选派优秀敬业教师担任民汉融合式班级教学任务

精心设计班课程安排，保证每学期的课程门数、难易程度、骨干课程等科学组合与配置，注重实效性、针对性和科学性。

423现行学制的设置实行管理弹性制

目前的学分制允许民汉学生跨专业选修课程，但不允许民汉学生分阶段完成学业，对一些想提前结束学业或想继续深造的学生而言，缺乏弹性。能否考虑实行弹性学习制，允许学生分阶段完成学业，更加适应民汉融合教学的培养方向。

424开设俄语选修课，增加职业技能的培训

应考虑到新疆的区位和地缘以及对外贸易的发展需求，俄语的应用范围在不断扩大，而且新疆少数民族有经商的天赋和传统，开设俄语选修课，可以增加少数民族毕业生就业的选择性，在一定程度上提高就业率。

425丰富教学手段，增强学习效果

在教学方法上，针对民族学生对灌输式教学的不适应问题，大力推广案例教学、情景模拟教学、专题讨论和讲座等教学形式，实现“以学生为主体，教师为主导”的教学形式，并在各班内组建民汉学生穿插的学习兴趣小组，作为课堂上的讨论小组、课后的互助小组、实习中的项目实施小组。

篇(5)

关键词 耶稣会士 手稿 成语 官话

明末欧洲天主教传教士入华，为布道而编纂一些工具书，是为汉外双语或多语词典之滥觞。（董海樱 2003）第一部中外合璧的字典为1575年到达福建沿海的西班牙奥斯定会会士拉达（M.de Rada）根据闽南话用西班牙文编著的《华语韵编》。（吴梦雪 2000：6）从1575年至1800年的二百余年间，西人编写的外汉/汉外字典达65种之多。这些字典大部分为未付梓的手稿，经辗转誊抄，有50多种抄写本一直保存至今。（王立达 1959：127）西人（主要为在华耶稣会士）早期编写的语文手稿从现代辞书编纂的角度看，多编写粗疏，不成系统，仅仅称得上是一些词汇集；此时期的汉语语法书的编纂也大率如此（张西平 2003）。早期西人编写的词典手稿传世无多，对于这些资料的发掘和整理尤显重要。[1]笔者发掘出的《四字文笺注》（以下简称《四字文》）一书为清前期西人语文手稿，已具汉外词典雏形，后经整理作为汉语教科书于英国出版。本文首先着力考证《四字文》原手稿年份，之后拟从手稿中的四字成语条目、汉字西文注音以及大量非词汇性四字短语条目等三个方面入手，探究其于汉语语言研究的价值。[2]

一、书稿考辨

（一）版本样式及主要内容

《四字文》1854年版正本现藏澳门民政总署大楼图书馆，全一册。采用石版印刷术将手稿印于蓝色纸上，字迹清晰。[3]黄色织锦封面，上绣英文主题：CHINESE MANUAL（按：汉译为“汉语教科书”）。首页总题CHINESE MANUAL之下为墨笔“四字文笺注”，左右侧分别为其罗马字注音SSE TSE OUEN TSIEN TCHOU及书名英译FOUR WORDS LITERATURE （with） COMMENTARY （or）EXPLICATION。下半部印有法语书名。底部为出版事项London：Harrison and Sons，1854。首页后依次为致辞页、前言、法国东方语言学院1847―1848年度课程介绍、正文等。

正文共75页，收四字语1463条。每页左侧一栏为四字词语条目，每一个汉字下方设西文罗马字注音，右侧一栏为法语、英语译文。全书排版整齐，但汉字书写稍嫌稚拙，显见誊写者为并不谙习汉字的西人。[4]该书除以英译代替原稿中的拉丁文译文，编写者在誊写过程中力求保持手稿原貌，即使遇到明显的错谬之处，编者也未做改动。比如条目“既这是等”，编者没有直接改为“既是这等”，只是在原条目上方用数字标出正确的字序为“1324”。是以原稿的真实面貌在出版时得以完整再现。原稿作者没有按照汉字部首或音韵排序，但对条目的编排还是颇为用心的，规律之一便是将用法或意思相关的条目编排在一起，无形中为很多近义词语做了归类。如（下划线者）：十分闷倦、十分倦怠、力倦神疲；十分宠爱、这等错爱、如此宠眷、可谓溺爱；日有烦恼、心下气闷、所以焦虑、纵有恼恶等等。

（二）书稿溯源

《四字文》前言所能提供的有关原稿作者的线索十分有限，如：1）前言作者（署名Henry Edward John Stanley， 1827―1903）提及：“相信这部短语集的原作者是某位在中国的法国耶稣会士，经年累月搜集到大量汉语短语并终将其整理成一部集子，且用西文字母为每一个汉字注音，标注的读音为北京话发音，这种发音为当时中国的官员、学者等各阶层人士所共通”[5]； 2） 原始手稿中的每条中文短语均配有拉丁语和法语译文，1854年出版时编辑将拉丁语译文改为英语译文； 3） 原稿作者为统一与方便计，以四字为限搜集短语，导致很多条目辞不达意，如“被叫不过”“交太广了”等。但前言作者仍十分肯定这本书的出版价值，认为它不仅是19世纪赴华外国官员、商人不可或缺的词典，亦是英国本土汉学发轫期急需的一本汉语教材。[6]

以上线索指该书为法国耶稣会士所著，注音为北京话发音。的确，书中多个条目涉及北京，如“在京选官”“征召入京”“进京赴命”“出京回家”等，“京”字均译为Peking；多个儿化词语如“七八碟儿”“揭开匣儿”“哈巴狗儿”“没此事儿”“这个话儿”“绣花针儿”“颇有此儿”（“儿”字均独立注音为eulh^），说明作者与北京关系非同一般，对北京话甚是稔熟。循着“对北京话极为熟悉的法国耶稣会士”这一线索追溯耶稣会入华传教史，据费赖之（Louis Pfister） 所著《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和荣振华（Joseph Dehergne）所著《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补编》两书的记载，在1688年白晋等大批法国耶稣会士抵达北京之前，正式列入“法国耶稣会士”名单且在北京停留过的法国耶稣会士仅有金弥格、方德望、汪儒望、聂仲迁、穆迪我和穆格我六人。这六人中除穆格我曾在北京待过六年，其他几人或“在京投于狱”，或“居京不久即行”，或“居数月”，皆未能在京久留。这也即说明穆格我应是第一位在北京居住过多年的法国耶稣会士，有学习和掌握北京话的可能。进一步说，从穆格我开始，之后的任何一位法国耶稣会士都有可能是我们所论书稿的作者，但穆格我从年份上算是最早的。据此，以穆格我入华时间1657年为起点，可推断手稿至早不会完成于17世纪中期之前。

书稿至迟完成于何时？所幸，美国国会图书馆亦藏有《四字文》一书，其索引附识提供了一条线索：法国汉学家考狄（Henry Cordier，1849―1925）在其所编著的《西人论中国书目》（Biblioteca Sinica，1878―1895）中对该书做了著录。考狄指此书为中文成语汇编，原手抄稿属法国外方传教会教士Artus de Lionne，Rosalie主教所有，其后为18世纪法国汉学家德经（Joseph Deguignes， 1721―1800）的儿子小德经（C.L.J. Deguignes， 1759―1845）的私人珍藏。仔细查对《西人论中国书目》原文，这两条线索并非出自考狄本人，而是考狄参考了法国汉学家颇节G. Pauthier（1801―1873）的著作Vindiciae Sinicae（按：Paris， 1842年版）。[7]Artus de Lionne，Rosalie主教中文名为梁弘仁（1655―1713），巴黎外方传教会教士，1689年到达中国，1702年返回巴黎。1696年教皇英诺森任命梁弘仁为Rosalie主教，两天后又任命其为四川宗座代牧。（许明龙 2004：8）书稿曾属梁弘仁所有，意味着书稿在梁氏逝前已存世，据此可推算手稿完成不应晚于18世纪初，即1713年之前。综上所述，该书手稿应完成于17世纪中期至18世纪初之间。

二、研究价值

（一）四字成语

该书的汉语书名为“四字文笺注”。一般来讲，书面用语谓“文”，“四字文”带有明显的书面语辞色彩；“笺注”一词则来自汉语传统训诂学。单从题目看，著者要搜集的是汉语书面语中（或口语中排除土语要素而加进文言韵味的高级交际用语）以四字为单位且凝结程度较高的文辞，再用西文疏通词义。其编写目的应是用于传教士的汉语学习（远未达到汉语研究的程度）。这与耶稣会士自入华以来便形成的重视汉语书面语读写、官话（而非方言）的学习传统是一脉相承的。[8]但由于作者对汉语的认识不够精深，所搜集的条目并非都来自书面语，有很多条目即为日常口语。但这些日常口语，倒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研究材料，不啻为意外收获。

1463个条目（重复、个别字迹漫漶不辨者除外）可分两大类，前者为凝结程度较高的四字语，多为书面语并带有文言色彩（以下简称“四字语” 类）；后者为自由词组，有些甚至就是完整的短句，具白话或口语色彩（以下简称“四字句” 类），书中大部分条目属于此类。

“四字语”类中多为凝固性较强的四字书面语，文言色彩明显，如：

谨当如教、孰此请行、烦为指教、谨领台命、谨遵教命、指教一二、向日有劳、多多拜上、适蒙见教

感蒙厚情、万望方便、望为助力、已蒙征召、正来告禀、送座献茶、感激不尽、小弟量窄、整衣端肃

整衣束带、整冠束带、年迈身衰、磨墨舒纸、刀枪剑戟、剜心剖腹、弓弩叉戟、孟秋朔日、君正臣贤

顶盔贯甲、弃道从释、舍家弃子、一模一样、避富如仇、感蒙至爱、援笔立就、人逢喜事、明明白白

端端正正、恼恼闷闷、斯斯文文、隐隐暗暗、谦谦逊逊、耽耽阁阁、热气腾腾、怪哉怪哉、甚好甚好

此类“四字语”虽具词汇凝结性，但还不具熟语的性质，未见得有太高的研究价值，而“四字语”中带有熟语性质的四字成语类则为我们提供了一些成语的早期样貌，值得深入探讨。我们将该书条目与《汉语成语大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2007年版）比对，其中与《汉语成语大辞典》中的成语[9]条目完全一致的有如下42条：

大惊小怪、宽宏大量、爱财如命、错落有致、一举两得、进退两难、贪赃坏法、垂头丧气、如花似玉

沉鱼落雁、花容月貌、虎入羊群、鸟尽弓藏、年深日久、吉日良辰、探囊取物、以管窥天、人喊马嘶

一窍不通、肝胆相向、东躲、水秀山青、安营下寨、旁若无人、改邪归正、一望而知、不假思索

席地而坐、油嘴油舌、坐井观天、肺腑之言、尽心竭力、罪恶滔天、出类拔萃、络绎不绝、素不相识

妄自尊大、将计就计、手舞足蹈、恼羞变怒、与众不同、水泄不通

与《汉语成语大辞典》中的成语条目意义相同或接近，但用字稍有差异的有如下26条（括号里为《汉语成语大辞典》中所收正条目或副条目）：

听天所命（听天任命/听天委命/听天由命/听天安命）、无束无拘（无拘无束）

不顾好歹/不管好歹（不知好歹）、济困扶危（扶危济困）、比众不同（与众不同）

借势陷人（仗势欺人）、才美兼全（才貌双全）、月貌花容（花容月貌）

牙齿伶俐（伶牙俐齿）、潜踪隐迹（潜德隐行）、藏头遮眼（藏头亢脑）

如行平地（如履平地）、眼空四海（目空一切）、日暖风和（风和日暖）

改换姓名（改名换姓）、嬉笑谩骂（嬉笑怒骂）、百口无辞（百口莫辩/百口难分）

思前虑后（思前想后/思前算后）、尸横满地（尸横遍野）、顿然醒悟（翻然悔悟）

上天下地（上天入地）、不能自止（不能自已）、不分皂白（不察皂白）

惊喜欲狂（惊喜交集/惊喜交加）、半步难行（寸步难行）

对汉语成语做语源研究的历史可追溯到宋无名氏的《释常谈》。（张铁文 1999）最早专设“成语”类并指明出处的词典为清钱大昕（1728―1804）所撰《恒言录》。同时期翟灏（1736―1788）的《通俗编》亦对当时口头或书面常用的成语（如“画蛇添足”“打草惊蛇”）有所收辑（刘叶秋 1983：157―163）。《恒言录》《通俗编》为中国本土学者所撰，大致成书于乾隆年间，至其时，传教士词典的编纂历史已逾两个世纪。朱凤（2005）指出，马礼逊六卷本《华英字典》（1815―1823）中收集了53个成语，比1908年《辞源》对成语的辑录早了一百多年。而本文考释的《四字文》共收成语68个，较国人《恒言录》《通俗编》完成的时间为早，数量比马礼逊《华英字典》多且时间还要早一百多年。这样算来，《四字文》乃西人早期语文手稿中最早关注汉语成语的词汇集，于汉外词典编纂史中开辑录成语并西译之先河，在汉语成语的研究史中有其不可忽略的地位。

（二）清前期北京官话音

官话为明清时期汉民族共同语。汉语中的“官”乃“官府、官员”之义，“官话”本指官府中各级官吏使用的语言。“官话”一词最早出现于明代文献，常与地方方言对举。（张玉来 2010）明末来华传教士对官话早有认识，《利玛窦中国札记》有言：“除了不同省份的各种方言，也就是乡音之外，还有一种整个帝国通行的口语，被称为官话（Quonhua），是民用和法庭用的官方语言。”[10]据上文考辨，《四字文》书稿大致完成于清康熙年间，且前文所示《四字文》前言作者曾指出书中每一个汉字“标注的读音为北京话发音，这种发音为当时中国的官员、学者等各阶层人士所共通”，说明该书记录的词语应来自清代官话，其注音所依据的应是清前期北京地区的官话音。

近二十多年来，明清音特别是明清官话音的研究成为音韵学的热点之一。明清音韵学代表性资料《洪武正韵》《韵略易通》《西儒耳目资》《五方元音》等专书的研究都更明确地围绕一个中心，即官话及其基础方言问题。（鲁国尧 2011）至于研究清代前期官话音可依据的中土音韵材料有《五方元音》《音韵阐微》《诗词通韵》等（叶宝奎 2001：182），但直接用西文记录的材料似不多见。而《四字文》至少能够提供千字以上的汉字西文注音资料，诚可谓足以为据的新史料。笔者还未能对《四字文》一书的声韵调系统做一全面梳理，暂付阙如。以下论述《四字文》在语音方面可深入探讨的价值，希望引起前辈时贤的注意。

罗明坚、利玛窦《葡汉辞典》是最早尝试用罗马字母给汉字注音的词典，其后至18世纪前以罗马字母拼读汉字的文献依次为张西平在中国国家图书馆发现的一份拉丁字母和汉字（300多个汉字）对照的手稿（张西平 2003：81―84），国家图书馆鉴定其为利玛窦于1588年所作[以下简称“利玛窦手稿（1588）”]，[11]1605年利玛窦著《西字奇迹》及1625年金尼阁撰《西儒耳目资》（徐文堪 1998）。从《葡汉辞典》到《西儒耳目资》，入华耶稣会士完成了拉丁字母拼读方案的制定，罗常培（1930：267―388）称之为“利―金方案”。这三部文献之后至18世纪之前，继有西方传教士的论著涉及汉语音韵及注音方案，如迪亚士、曾德昭、卫匡国、卜弥格、何大化、安文思、万济国、叶孝尊、李明等人，他们著述中的注音系统均传承自利玛窦注音系统或金尼阁注音系统，凡有不同之处则为作者根据本族语正字法做的相应调整。（董海樱 2011：88―111）据我们上文推算《四字文》原始手稿完成于1657―1713年间，距1625年《西儒耳目资》成书时间不算久远，《四字文》的作者为耶稣会士，是否仍秉承“利―金方案”对汉字进行注音？下表列出从《葡汉辞典》至《四字文》五份西文注音材料中所见“天”等九个汉字的注音形式[12]，以管窥《四字文》的注音系统。

由表1 可见，《四字文》仍采用1598年利玛窦等拟定的五个符号表示汉字的五种声调，即 ˉ（清音，即阴平）、 ^（浊音，即阳平）、A（上声）、@（去声）、 ˇ（入声）（徐文堪 1998；利玛窦，金尼阁 1983：336）。我们对全书的观察亦如是。更值得注意的是，《四字文》仍有为数不少标注为入声的汉字，如：束shoǔ、答tǎ、誉yǔ、德tě、绝tsuě、别piě、若yǒ、立lyˇ、玉yǒ、的tě、一yˇ、六lǒ、七tsě、日jě、说shuě、肉jě等等。

同样是耶稣会士的汉字注音文献，从《葡汉辞典》到《西儒耳目资》，是研究明末南京官话的重要材料（鲁国尧 1985；金薰镐 2001），上文提及17世纪迪亚士、曾德昭等传教士的著述，其汉字注音的方言依据暂未有定论。《四字文》的汉字注音则是根据北京官话的读音，比前不同。英国驻京使馆威妥玛（Thomas Francis Wade，1818―1895）1867年编写出版的一部供西方人学习汉语官话（北京官话口语）的教材《语言自迩集》，被视为第一部关于北京话口语的汉语课本。书中对19世纪中叶北京话语音、词汇、语法做了记录和分析，第一次用西文字母给北京话口语标记声韵调。（张卫东 2002）有学者认为，明清官话有一个相对稳定的标准系统，主要以南京音为基础的南方官话，迄清末以北京话为基础的“北方官话”始见抬头，但完全取代南京话是民国以后。（陈辉 2010）《四字文》成稿早《语言自迩集》一百多年，它的所谓北京官话注音与《语言自迩集》反映的北京官话口语音系是何种关系，又与从《葡汉辞典》到《西儒耳目资》所反映的南京官话音系有何不同，探究这些问题对于廓清明清时期官话音的样貌非常重要。

（三）清代北京官话口语

在早期西人语文手稿中涉及汉语口语学习的小册子最早应是起初作为1584―1588年间耶稣会士利玛窦与罗明坚合著《葡汉辞典》（Dizionario portoghesecinese，1934年于罗马耶稣会档案室发现其古抄本）的正文内容，后被确认为有关语言学的笔记（此小册子标题为“Pin ciù ven tà ssì gnì”）。[13]如小册子第5页中有客问“师傅来（此肇庆）几时”，传教士答“仅两年”的对话。其后至18世纪前涉及汉语口语会话的西人语文手稿十分鲜见，《四字文》大部分条目为“四字句”类非词汇性短语，整编起来便是内容丰富的汉西文对照会话手册，不但为辑录清康熙（1662―1723）年间北京官话口语的珍贵材料，且为西方人早期汉语学习史的研究提供了新的史料。

据太田辰夫（1991：212―220），北京话语法特征可以概括为七点（这些特点不都始于清代）：1）第一人称代名词的包括式和排除式用“咱们”“我们”区别，不用“俺”“咱”等；2）有介词“给”；3）用助词“来着”；4）不用助词“哩”而用“呢”；5）有禁止副词“别”；6）程度副词“很”用于状语；7）“～多了”置于形容词之后，表示“……得多”“……得远”的意思。

比照以上七个特征，《四字文》呈现如下特点：1）人称代词有“我们”“你”和“他”，未见“咱们”“俺”和“咱”；2）未出现介词“给”； 3）未见助词“来着”，有多例用助词“着”，如“打着火把”“拄着拐杖”等；4）未见助词“呢”，也未见助词“哩”；5）未见禁止副词“别”，但有“不要”的用法，如“不要说嘴”； 6）未见副词“很”；7）未见“～多了”的用法。凡此种种，可见《四字文》似并未呈现出明晰的北京话口语语法特征，但我们从其他条目又找到诸多北京话的影子。太田辰夫（1991：217）认为《红楼梦》是以北京话为基础写出来的文学杰作，其叙述部分多为古白话，对话部分接近北京话，如“便”=“就”， “将”=“把”，“与”=“和”，“为”=“被”等。《四字文》也分明可见此类古白话和北京话口语共现的样貌，如“一说便成”“便是万幸”和“就要起身”“就辞去了”，“将我捉住”和“把我截住”，“与他相交”和“先和我说”，“为人所愚”和“被人骗了”等。

《四字文》所收大部分条目为“四字句”，纷繁芜杂，不易归类。可归纳出的问句，如：多大年纪、怎生开口、是卖的么、谁敢不来、甚么官职；数量词组，如：一株老杏、两把青菜、一座大楼、一个酒店；介词词组，如：贴在墙上、用手扯住、和你进去、与你商量；“了”字用法，如：十几岁了、我晓得了、进京去了、打了十棍、枉赖了我；“被”字用法，如：被他、被他谎了、被他看轻、被人笑死。另有“把”字用法、使令句等丰富句式。以下列举出的部分“四字句”条目五花八门，涉及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生动有趣：

这等苦气、这个罪名、起课先生、借个使使、吃不多酒、太容易了、十分有趣、真个没有、委的没有

总记不得、有此手段、这般情由、女红针指、止痛的药、小可的事、浑金匣子、十龄、死也不服

少人使唤、落人圈套、事已八九、禀他一声、进去小酌、早知如此、不瞒你说、白眼看人、又来胡说

说话太狂、直说罢了、不能近身、住得安稳、天气蒸热、相公住手、看热茶来、被人笑死、越想越恼

借我用用、说来说去、骂个不住、吞下肚去、将油烧滚、打着火把、点上灯火、取戳子来、买件棉衣

从整体来看，《四字文》原本要收录的是较为雅致的文辞，但却收了一些口语性质的短语，但仍具明显的文语（或古白话）色彩，并非那些俚俗的北京话方言土语词汇。这一特点对我们了解当时北京“官话”的使用情况有一定参考价值，但就反映北京方言口语词汇方面则远不及清末威妥玛所编写的北京官话口语教材《语言自迩集》。[14]

附 注

[1]近年有学者在海外发掘出早期西人编纂的汉外双语或多语字典手稿，为早期西洋汉语研究史不断提供新的材料。如姚小平（2007）、董海樱（2011）。

[2]针对《四字文》一书前言、馆藏著录等正文以外的材料的研究，参见拙文《〈四字文笺注〉所见欧洲早期汉学线索》。

[3]1796年，奥地利人亚罗斯・逊纳费尔特发明石版印刷术，1850年，欧洲出现了石版印刷机（来新夏 2000：9）。可见，此书的出版正是在石版印刷机在欧洲出现并推广之后。

[4]《四字文》前言中说明：书稿的誊写工作由大英博物馆的誊写员Hornblow完成，另两位人员完成校对工作（笔者译）。

[5]此段英文原文为：“This Collection of Phrases is believed to be a fragment of a very extensive work by some one of the French Jesuit Missionaries in China. The Pronunciation of the Chinese characters is that of Peking， the Language of all scholars and official persons， which in China means all persons of rank.”

[6]对于19世纪初的英国来说，中国十分遥远而陌生，英国公众对中国的知识十分贫乏，也缺乏了解的兴趣，直到19世纪中叶以前，在英国出版的有关中国的书籍是很少的。（黄长著 2005：256）

[7]考狄《中国书目》法语原文：“Cet ouvrage est de labbé de Lionne， évêque de Rosalie， de la Congrégation des mission étrangères. Ce ms. provient de la bibliothèque de Deguignes fils （no. 497 du cat. de sa bibliothèque） et cest lui qui ajouté le titre franais.（Pauthier， Vindiciae Sinicae，p.14，Note.）”

[8]从罗明坚、利玛窦开始，《四书》等中国古代典籍一直是耶稣会士学习中文的教材。（张国刚 2001：251）

[9]《汉语成语大辞典》出版说明中指出：“《汉语成语大辞典》是在《汉语大词典》基础上，对其中成语词条进行甄别、正误、删繁、改写而成的，同时还增补了一些常见而漏收的成语，词典共收古今成语近2.5万条，所收都是严格意义上的成语，其他一些非成语性的固定短语如谚语、俗语、惯用语等，原则上不予收录。”

[10]有关来华西人对汉语“官话”的认识，还可参阅江莉（2011）。

[11]张西平（2005）经考证认为此“利玛窦手稿”并非利玛窦所作，但完成年份定为1588年则无误。

[12]罗明坚、利玛窦《葡汉辞典》，魏若望编《葡汉辞典》，利玛窦中西文化研究所等出版，2001年；利玛窦手稿（1988）依据《中国国家图书馆古籍珍品图录》书影，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9年；《西字奇迹》依据明末程大约《墨苑》影印，朱维铮主编《利玛窦中文译著集》，香港城市大学出版社，2001年；《西儒耳目资》依据明天启六年王征张问达刻本影印，《续修四库全书》，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

[13]陈辉（2007：158―162）认为在诸多《Pin ciù ven tà ssì gnì》的汉语对应名称中，古屋昭弘之“宾主问答私拟”最为妥帖。

[14]《语言自迩集》收录清末北京话口语词的情况可参阅张美兰（2007）。

参考文献

1.陈辉.论早期东亚与欧洲的语言接触.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

2.陈辉. 19世纪东西洋士人所记录的汉语官话.浙江大学学报，2010（2）.

3.戴密微. 入华耶稣会士与西方中国学的创建. ∥安田朴，谢和耐等著.明清间入华耶稣会士和中西文化交流.耿N译.成都：巴蜀书社，1993.

4.董海樱. 16―17世纪中期西方汉语研究的历史分析.浙江学刊，2003（6）.

5.董海樱.16世纪至19世纪初西人汉语研究.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

6.费赖之.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上册）. 冯承钧译. 北京：中华书局，1995.

7.黄长著等.欧洲中国学.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

8.江莉. 近代来华西方人认识中的汉语官话.现代语文，2011（17）.

9.金薰镐.西洋传教士的汉语拼音所反映的明代官话音系.古汉语研究，2001（1）.

10.考狄.西人论中国书目（Bibliotheca sinica. Dictionnaire bibliographique des ouvrages relatifs à lEmpire chinois）.http：∥gallica.bnf.fr/ark：/12148/bpt6k5460349w.

11.利玛窦，金尼阁.利玛窦中国札记.何高济等译.北京：中华书局，1983.

12.鲁国尧.明代官话及其基础方言问题――读《利玛窦中国札记》.南京大学学报，1985（4）.

13.鲁国尧.热点中的热书――序叶宝奎《明清官话音系》.∥叶宝奎著.明清官话音系.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01.

14.罗常培.耶稣会士在音韵学上的贡献.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1930年第一本，第三分册.

15.来新夏.中国近代图书事业史.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

16.刘叶秋.中国字典史略.北京：中华书局，1983.

17.荣振华.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补编.耿N译.北京：中华书局，1995.

18.太田辰夫著.汉语史通考.江蓝生，白维国译.重庆：重庆出版社，1991.

19.王立达编译.汉语研究小史.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

20.王铭宇.《四字文笺注》所见欧洲早期汉学线索.澳门文献信息学刊，2012（6）.

21.吴梦雪.明清时期欧洲人眼中的中国.北京：中华书局，2000.

22.徐文堪.也谈耶稣会士与辞书编纂.杭州“中西文化交流史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1998.

23.许明龙.黄嘉略与早期法国汉学.北京：中华书局，2004.

24.姚小平.梵蒂冈馆士语文手稿十四种略述.当代语言学，2007（2）.

25.叶宝奎.明清官话音系.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01.

26.张国刚.明清传教士与欧洲汉学.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

27.张美兰.《语言自迩集》中的清末北京话口语词及其贡献.北京社会科学，2007（5）.

28.张铁文.1999成语的数量及产生年代.语文建设，1999（5）.

29.张西平.西方近代以来汉语研究的成就.文化杂志，2003（48）.

30.张西平等.西方人早期汉语学习史调查.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3.

31.张西平.利玛窦的《天主教教义》初探.中国文化研究，2005（夏之卷）.

32.张玉来.明清汉语官话的社会使用情况.语言教学与研究，2010（1）.

33.张卫东.《语言自迩集》译序.汉字文化，2002（2）.

篇(6)

摘要：21世纪是一个高速发展的世纪，各国的集团开始慢慢地形成互助互利的相互紧密的关系。其中在这些关系中，文化，经济地位尤为突出，从而也显得语言的重要性。翻译工作也将成为一项大工程，做好翻译工作已是迫不及待……

---引言

在英汉互译中，由于地域文化不同的影响，常常会译不达意导致文化语言误差。其中语感与语言和文化是最主要的两个问题，本文首先从语感方面出发，阐述语感的重要性；然后再进一步说明语言与文化的重要性；再而从不同文化方面阐明导致翻译障碍的原因，并提出相应措施和我的看法。

一.语感的重要性

提到“语感”，许多人都会想到：那是一种对语言的感觉，是大脑迅速的反应。其实语感按其定义为：“语感是一种比较直接，迅速地感悟文字的能力，对语言文字分析，理解，体会，吸收全过程的高浓缩。就像我们做题时，一旦理解其语感，思路也就形成了，思维在突然间提升，这样问题一下子就解决了

“语感派”代表洪振学先生的报告会于2007年4月24落下帷幕。会上他郑重地阐述了语感的重要性。除外《新概念》也揭示了“语感”重要性的面纱……

由此可见，“语感”对教学中语言的理解占有重要的地位。因此我们可以判断敏锐的语感对我们学习各种语言有很大的帮助，同时也会使我们的翻译工作事半功倍。

二.翻译中语言的重要性

语言是人们日常交流，传道的重要工具。自人类开始使用语言至今，语言的地位变得越来越重要。现代社会的发展，知识的共享，文化的传承……都离不开语言。

除外语言又是被用来记录一个民族的变化的工具。因此,国内外许多研究语言和文化的专家都认为语言是文化的载体,是文化的重要表现形式,也是文化中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从另一方面来说,语言和文化又是互相依存的关系;语言不能脱离文化而存在,语言的理解和使用都是以特定文化为背景，每个民族的文化都会在其语言中得到体现，作为这种语言的学习者我们要了解其背后的文化对于我们更好的掌握这门语言极为必要。因此研究语言对我们研究，交流及翻译英汉语言都有着重要作用。

三．交流与翻译

文化，经济，政治是关系到全球发展的三大要素。其中文化的地位也越来越突出，随之语言，交流，翻译也相应变得重要。做好交流翻译是学习语言提高文化底蕴的重要途径。由于各国的地理位置文化背景不同，他们在翻译，交流之中自然有其特别之处。例如：I''''dliketoknowwhenhewillbehere（我想知道他什么时候到这儿）。这简简单单的一句话也有各式各样的说法，所以我们应该了解各种不同的说法，便于我们日后的交流。现在推行的英语口语就是为提高演说能力，这样使我们更好地融入世界。但在交流中我们时不时的遇到很多问题，这都是由于各地文化的差异所导致我们对语言的认识的误差。例如：短语abridalshower表面可以理解为“新娘沐浴”，但了解西方背景文化的人就知道它是指apartygivenbyabride’sfriendsatwhichtheygivehersuitablegifts，意即为新娘举行的送礼派队。要想了解这种差异那就要看以下的分析。

四．文化的差异带来语言的障碍

人类的文化背景，历史条件，生活方式，地域的差异，经济发展和现代化进程的不同……都会导致人们对认识和沟通带来一定的障碍。

（1）.历史地理条件差异对英汉互译的影响：

无论是从历史传统还是从近代生活来看，中国与英美的文化都有较大的差异，现在中国加速发展可是说是拉近了与西方的距离。但是还是存在较大的差距。除外由于英国地理位置靠近海，英国民族过着航海的生活，经常与海打交道，还有海上霸主之称。所以英语中带有大量关于航海的词语或航海的说法，而长期生活在大陆的中国很难找到相应的词语，因而对中国人来说理解起来相当吃力。例如：ableseaman（“一级水手”而不是“能干的水手”）；give(sb.orsth.)awideberth（“让出一条宽宽的水域”，指“远远地躲开”，而不是“让其自有发挥”）；belefthighanddry（“船高高地搁浅在沙滩上”，指“陷于困境”，而不是“高高在上”）。反之，由于汉语有许多关于山川，四季等方面的词语，在英语也很难找到相适应的词。例如：“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作为诗，完全可以译为：Thehillsandstreamshavenoend,thereseemstobenoroadbeyond;Butdimwithwillows,brightwithflowers,anothervillageappears.但在一般杂文中，恐怕还是直接译出其涵义为好；一种可能的译法是：Onehasasuddenglimpseofhopeinthemidstofdespair。还有，“一日不见如隔三秋”――Aday''''sseparationseemsaslongasthreeyears（一般不用threeautumns）.而在一般行文中往往干脆译为：misssb.verymuch。这种差异导致我们不能正确的理解语言要表达的意思。

（2）经济发展与现代化的进程对翻译的影响：

英国一百多年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和生活方式的改变对其语言有较大的影响。除外，随着全球一体化。有些词语也随着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逐渐被我们所了解和采用，如whitecollar（“白领”），CEO（首席执行官）等。但是，仍有一些反映这种生活的英语词语不被我们所理解。这或是因汉语一时还没有适当的对应词（如executives指高层管理人员，译为“总经理”、“董事”，还是什么？Individualism应译为“个人主义”？还是“个体主义”？），或因为我们对西方生活方式仍然了解不够，或因为这些词语容易与传统的意义混淆，往往会构成英译汉中的问题。还有一些WilliamFerraro,ofFerraro&Smith,livedinagreathouseinMontaguSquare.（用主要合伙人的姓如Ferraro&Smith做公司名字的英语习惯，在汉语中仍不常见：法拉罗•斯密斯公司的威廉•法拉罗住在蒙塔古广场的一栋大房子里。）这种文化的不同使得真确翻译语言更为困难。

（3）.中国长期的文化沉淀导致的差异：

中国是一个有着很长历史文化的国家。自古就有农耕文化的传统，汉语中Peopleregardfoodastheirprimarywant或Foodisthefirstnecessityofman）的传统，产生与此有关的大量习语。这些在英语中比较罕见，必须按照它们的实际涵义和上下文翻译。如见面时先问，“吃了没有？”（按岛国的传统，英语习惯多为谈论天气）只可译为Howdoyoudo或Hello。还有些“吃饱了撑的”(berestlessfromovereating–havesomuchsurplusenergyastodosth.senseless)、“吃不了，兜着走”(getmorethanonebargainedfor;landoneselfinserioustrouble;beleftholdingthebag)、“吃大锅饭”(eatfromthesamebigpot–getthesamepaywhetheroneworkshardordoesnotworkatall;practiseegalitarianismregardlessofwork)等等这些不同的文化习惯使得我们在与不同语言的人们有着很大的隔膜。

（4）宗教与文化差异

宗教文化指由民族的、意识等所形成的文化,表现在不同民族在崇尚、禁忌等方面的文化差异。儒教、道教、佛教是中国的三大宗教,它们对中国的传统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像道教中"玉帝",佛教中"佛祖""菩萨",神话中的"老天爷""龙王"等,而这些概念在欧美人的脑海里是不存在的,他们信仰基督教,希腊神话与《圣经》是西方文化的源泉。他们的心目中只有God(上帝),表示痛苦、悲哀或愤怒时,就说God!或MyGod。祝福时会说Godblessyou.表示,惊讶时就说Godblessme.关于这方面的习语还有Godforbid!(苍天不容),Godforfend(绝无此事)。Godhelpsthosewhohelpthemselves自助者天助)以及HethatservesGodformoneywillservethedevilforbetterwages.(为金钱侍奉上帝的人,为了更多的报酬也会给魔鬼卖力)等等。这些习语都生动地反映了God在西方人心目中的地位。同样深受佛教、道教等影响的中国人,在他们的日常生活中所表现出来的喜、怒、哀、乐,也无处不在地感受到本族宗教这方面的影响,当他们表示痛苦、悲哀、绝望时会说"哦,天啦!老天爷呀!",当他们发誓时会说"老天作证",当说某人软弱、无能时,就说"他是个阿弥陀佛的人",当他们表示祈祷或感谢时就说"阿弥陀佛",当他们表示愤怒时就说"的见鬼"。所以说，中西文化的文化差异从而导致我们对翻译产生一些误解。这是我们交流，学习上的障碍，为此我们要克服它。我们克服差异学好翻译的一些措施：

（4）翻译中的一些技巧和措施：

翻译是一种语言活动,它涉及两种语言与多种知识,它用一种语言把另一种语言所表达的思想内容!感情!风格等忠实地重新表现出来"王佐良先生说:“翻译里最大困难是什么呢?就是两种文化的不同"在一种文化里有一些不言而喻的东西,在另一种文化里却要费很大力气加以理解"针对汉英方面的文化差异，在翻译中可以采用一下几种方式：

（1）.直译法：所谓直译法即指在不违背译文语言规范以及不引起错误联想的条件下,能够比较完整地保留原语言的民族色彩和语言风格的一种翻译方法。例如:所以李纨虽青春丧偶,但处于膏粱锦绣当中,竟如槁木死灰一般,一概不问,(曹雪芹5红楼梦66）Sothisyoungwidowlivinginthelapofluxurywasnobetteroffthanwitheredwoodorcoldashes,Takingnointerestintheoutsideworld,,以上的翻译采用了直译法,既保存了原语的形象,又准确地传达了原意,不会引起读者的错误联想

（2）.意译法：意译主要是指在翻译时抓住内容和喻义这一重要方面,牺牲形象,结合上下文比较灵活地传达原意。例如:运涛好久不来信了,一家子盼了星星盼月亮"(梁斌5红旗谱6)

FormanymonthsnoletterfromYuntao，tillhiswholefamilyworriedoverhimdayandnight。“盼了星星盼月亮”只是通俗生动地表达“日夜盼望”,所以这里采用意译的方法"

（3）.直译和意译兼用：在采用直译以保留原文意义的同时,又兼用意译,有时略作适当补充,使译文能更加清晰地传达原文含义。例如:王冕一路风餐露宿九十里大站,七十里小站,一径来到山东济南府地方"(吴敬梓（5）儒林外史6)Bravingthewindanddew,WangMiantraveleddayafterdaypastlargepostingstationsandsmalltillhecametothecityofJinan汉语“风餐露宿”中的“风”和“露”分别直译为wind和dew,而“餐”和“宿”则不能直译,只好根据其含义意译为braving。

（4）.在翻译中遇到两种文化差异特别大时，用直译无法使译文传达信息，译者就要仔细在译文文化中寻找对应的表达方式，作出各种必要的转换，进行意译。

1）不同的文化的人生活习惯、思维方式、价值取向诸多不同，为使原文能够保持原文的意义，应做相应的等值转换。英国是一个岛国，历史上航海业曾一度领先世界；而汉民族在亚洲大陆生活繁衍，人们的生活离不开土地。比喻花钱浪费，打手大脚，英语是spendmoneylikewater，而汉语是“挥金如土”。英语中有许多关于船和水的习语，汉语中没有完全相同习语，如torestonone’soars（暂时歇一歇），tokeepone’sheadabovewater（奋力图存），allatsea（不知所措）等等。在汉语的文化氛围中，“东风即是天的风”，夏天常与酷暑炎热联系在一起，“赤日炎炎似烧”，、“骄阳似火”是常被用来描述夏天的词语。而英国地处西半球，北温带，海洋性气候，报告春天的却是西风，英国著名诗人雪莱的《西风颂》正式对春的讴歌。英国的夏季正式温馨宜人的季节，常与可“可爱”、“温和”、“美好”相连。莎士比亚在他的一首十四行诗中把爱人比作夏天，ShallIcomparetheetoasummer’sday？Thouartmorelovelyandmoretemperate。

2）因受不同文化习俗的影响，各民族表达相同概念的说法是各不相同的，在不同语言的互译中，要注意转换表达方法以符合译文习惯。玉兔”这一商标在英国译成”“MoonRabbit''''''''而不泽成“JadeRabbit”。原因在于：“玉免”乃我国神话中陪伴吴刚生活在月宫挂花树下的兔子，因此，它又成为月的代称。将它译成MoonRabbit体现了我国方老文化的风来，读英文不易产生异解，不会误认为是玉做成的兔子。狗在汉语中是一种卑微的动物。汉语中与狗有关的习语大都含有贬义：“狐朋狗友”、“狗急跳墙”、“狼心狗肺”、“狗腿子”等，尽管进些年来养宠物狗的人数大大增加，狗的“地位”似乎有所改变，但狗的贬义形象却深深地留在汉语语言文化中。而在西方英语国家，狗被认为是人类最忠诚的朋友。在英语中有关狗的习语除了一部分受其他语言的影响而含有贬义外，大部分都没有贬义。在英语习语中，常以狗的形象来比喻人的行为。如Youarealuckydog（你是一个幸运儿），Everydoghashisday（凡人皆有得意日），Olddogwillnotlearnnewtricks（老人学不了新东西）等等。形容人“病得厉害”用sickasadog，“累极了”是dog-tired。与此相反，中国人十分喜爱猫，用“馋猫”比喻人贪嘴，常有亲昵的成分，而在西方文化中，“猫被用来比喻“包藏祸心的女人”。

五.我的看法与翻译：

导致翻译差异的原因有许多，我认为如果想从根本上改善，首先要找出自己的问题出现在哪里，是因为不懂西方的个别词语还是不懂他们的特殊表达。然后就是多交流，多与外国人交流，渗透他们的文化，还要学会对方的生活方式和一些背景下的表达，如果可以，中外应该多加强交流，无论是政治上还是经济，文化上。加快全球化，一体化，融入百家思想。中国要加快步伐，拉近中西的距离。

思维模式上存在的差异，是每个民族所特有的，也是不可避免和更改的；而伴随着社会的发展，各民族文化的交流与融合又势在必行。因此，就这一点而言，首先应摆正态度，各民族在进行文化交流的同时，应该本着的精神，学会尊重、认识和接纳他民族的思维模式，而不是将与本民族思维模式不同的其他思维模式视为异端；在与他民族的思维模式的对比中，要善于认识到自身思维模式的缺点和他民族思维模式的优点，善于取长补短。

针对语言方面的差异，译者应不断加强对所译语言的敏感性，从语音、词汇、语法、语义、修辞等各方面不断提高自身的语言修养，要培养自己养成一种规律性阅读所译语言所写的各种文本的习惯，及时了解所译语言的各种发展动态。

为避免因文化差异而造成的翻译中的文化交流障碍，译者就要清楚地意识到：作为翻译工作者，不仅要成为精通双语言的人，更要成为精通“双文化”的人，要善于识别待译作品中的文化术语和其中隐含的文化内涵，不断培养自身的“文化意识”，同时要在正确翻译观的指导下知道如何处理文化差异。比如碰到原文中出现文化缺省而译文读者又不可能根据上下文感知到的情况时，译者就要在译作时善于抓住缺省的文化信息，并采用适当的手段将其补充完整，以避免造成文化信息传递失误的后果。另外，译作过程中，对待源语文化和译语文化要客观公正。再者，译者还要认识到文化具有兼容性；正是因为文化的这种兼容性，各国之间的个个层面的交流才可能继续；译者的工作就是不断促进文化的这种兼容。

最后，要在翻译过程中视具体情况而采取不同的翻译手段。要认识到异化与归化作为两种不同的处理翻译的手段，并不是相互排斥、互不相容的，而是相辅相成、互相补充的。异化强调“保留源语文化”以丰富目的语文化及其表达方式，从而起到文化交流的作用；归化强调“交际第一”，译者不仅要设法克服语言的障碍，还要克服文化的障碍，从而避免因文化冲突而造成的各种形式的误解。从上述可以看出，二者都强调翻译的交际性，只是从不同的角度入手，侧重点不同罢了。在翻译过程中如何处理二者的关系至关重要。要始终记住一个大前提：翻译的目的就是为了交流。

要善于将二者结合。如翻译“东施效颦”可采用音译加直译/异化翻译出其字面意思，意译/归化注释法对其字面翻译进行补充。这样既达到了信息交流，也达到了文化交流。

六．结语：翻译作为文化交流的工具，其核心问题是“异化”还是“归化”。从“文化传真”的目标来看，译文应是越“异化”越好；然而为了照顾读者的接受能力，又不得不容许一定程度的“归化”。这就要求译者既要对原语能尽窥其妙，又要对译语能运用自如，做一个真正意义的文化人。尤金•奈达说过：“就真正成功的翻译而言，译者的双文化功底甚至比双语言功底更重要，因为词语只有在其起作用的文化语境中才富有意义。”可见文化差异对翻译的影响不可低估，随着东西方文化交流的不断发展，加强对语言文化差异的敏感度，加强对语感的培养，还有加强交流是做好翻译工作必须认真研究和探讨的课题。

文献：

1.文教资料；2005年27期。

2.申小龙.汉语与中国文化[M].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

3.青海民族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04期。

4景德镇高专学报；2005年01期。

5.叶子南,高级英汉翻译理论与实践[M].清华大学出版社1991.6

篇(7)

(一)前期建设阶段

该阶段自1995至2003年。1994年内蒙古财经大学招收第一届保险学专业(专科)学生，1995年《人身保险学》课程作为保险专业主干课程开设。在此期间，该课程同时作为金融专业学生的专业选修课开设。当时只有一名主讲教师、一本教科书和一本教案，课程建设开始起步。

(二)不断完善阶段

2004年经教育部批准内蒙古财经学院成立保险学本科专业并开始招生，以此为开端，课程建设迎来了不断完善阶段。经过课程组多年的探索，该课程的建设得到不断加强，课程建设规划情况主要集中在6个方面:

1．组织人员，形成团队自2004年设立保险本科专业以来，在学校和学院的大力支持下，《人身保险学》课程组目前已经发展成为一支以中青年骨干教师为主的知识结构、年龄结构、职称结构合理的教学队伍。团队成员的专业背景充分融合了保险学、经济学、统计学等交叉学科，各成员均具有较深的保险专业及相关学科理论功底、洞悉保险理论和应用的发展前沿知识，具备承担人身保险学授课任务和科研课题的能力。《人身保险学》课程教学小组共有5人，其中教授1人，副教授3人，助教1人;博士2人、硕士3人，形成了一个结构合理的课程教学梯队。从学缘结构上，课程组教师分别毕业于中央财经大学、西南财经大学、华东师范大学等国内知名学府，有较好的专业背景。从年龄结构上，课程组成员年龄结构为30－40岁4人、40－45岁1人，是一支富有朝气和活力的教学队伍。

2．紧跟政策和形势，完善教学内容教材是体现教学内容的知识载体，是进行教学的基本工具，更是培养人才的重要保证。所以，课程组在选取教材的时候，充分考虑到了所选教材的权威性、针对性和时代性，优先采用国家规划教材(教育部、保监会推荐教材)张洪涛、庄作瑾主编的《人身保险》。同时，选择国外经典教材作为补充材料推荐给学生。在教学内容方面，课程组每学年都会根据政策与形式变化对教学内容做相应的调整，例如，当前延迟退休年龄成了社会各界关注的热点问题，课程组在教学内容中增加《退休政策与养老保险》专题来探讨。

3．完善课程要件《人身保险学》课程在开课初期只有一本教科书和一本教案。经过20年的努力和探索，目前该课程有教学大纲、配套教学课件、教案、教学案例库、系列专题、习题库和无纸化试题库等课程要件齐备。

4．完善教学方法和手段通过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相结合、学练结合、学用结合，将理论教学、案例教学和实习教学等方法有机结合，形成了理论教学、案例教学和实习教学“三位一体”的教学模式。基本概念、基本知识、基本理论的教学以教师课堂讲授为主，教师讲授中大量运用启发式方法。实践性问题主要运用案例式方法。这可以使学生增强学习兴趣，提高感性认识，加深对问题的理解和重视程度。例如，保险的基本原则、人寿保险理赔可以通过案例加以说明。在教学中增加实践环节，对于培养学生理论联系实际的意识、增强他们的动手能力和适应能力来讲都非常关键。根据课程实务性强的特点，将课程的相关内容(如人寿与健康保险的营销、条款分析、理赔等)安排在暑期实习中进一步学习检验。

5．加强校际交流2006年派一名青年教师赴中央财经大学做访问学者。2006年、2008年分别派一名青年教师攻读博士学位，目前他们均以优异成绩毕业回到金融学院的教学与科研第一线。通过青年教师在国内知名高校学习和深造，课程组与这些学校建立并保持着良好的合作关系。

6．搭建实践桥梁，建立实习基地2014年5月，金融学院保险系与中国太平洋保险内蒙古分公司、百年人寿内蒙古分公司草拟了《保险行业产学研合作试点方案》，达成了合作意向。两家保险公司不仅可以为学生、教师提供调研和实习的便利，同时也可以选派管理人员为学生讲授寿险营销、保险经营管理等实务性较强的课程。通过与上述两家保险公司的合作，不仅解决了毕业生实习问题，通过实践环节可以进一步检验所学知识，而且也为培养年轻教师的实践经验提供了平台。总之，《人身保险学》课程的教学与研究起步较早，经过20年的探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在教学内容、教学模式、教学研究与管理、学生培养等方面形成了鲜明的课程优势与特色。本课程侧重人身保险领域，专业性强，同时兼顾职业化特色，在课程建设过程中注重理论性与实务操作性。本课程在区内同类课程中无论是开设时间还是从师资力量、社会影响来讲都是处于领先水平;从毕业生的就业情况分析，学生就业后能够很好地适应工作，受到用人单位的普遍好评，已有一批毕业生在保险公司管理层崭露头角。

二、《人身保险学》课程今后建设方向及思路

内蒙古财经大学以自治区区内生源为主，以少数民族教育为特色。因此，《人身保险学》课程立足实际，旨在使学生全面掌握开放经济条件下区域人身风险及人寿保险经营活动的原理和规律，同时注重蒙汉双语教学，为地方经济培养能够适应现代保险市场的风险管理与保险类民族人才。今后的课程建设紧紧围绕上述定位，同时结合保险行业发展需要，进一步调整和完善本课程教学体系，突出课程特色，力争将本课程建设成为具有较高的教学水准、拥有丰富的教学资源、具有良好示范作用的精品课程。

(一)加强师资队伍的建设，提高团队整体水平

今后进一步加强教学队伍建设，在教学梯队人员学历水平、职称结构等方面全面加强，强化青年教师培养，提升整体教学团队的业务水平和科研水平。

1．建立完善可行的教师进修和出国访问长效机制通过国内或国外、短期或长期培训与进修提升本团队的教学水平，特别是科研实力。国内进修方面，定期或不定期选派教学科研后备人才到国内名牌学校进行期限长短不同(三个月至一年)的专题或系统学习，争取利用这种快速、有效的方式提升后备人才的教学与科研素养。国外访问机制方面，鼓励青年科研骨干到国外做访问学者，紧跟国际主流研究范式和方法，不断提升教学科研整体水平。

2．引进优秀人才，特别是具有国际化背景的青年人才

随着中国金融业对外开放程度的进一步加深，保险业竞争的加剧，保险业的发展无论是业务结构还是服务对象，都发生着深刻变化。面对全球化，适应变化的复合型保险类人才已经显得日趋稀缺化。为此，站在行业发展的高度，引进能够给课程教学团队带来新的范式冲击、具有国际化背景的青年人才，强化教学梯队的人才建设。

(二)注重课程建设，全面提升课程建设质量

随着我国保险服务业的迅速发展，商业保险逐步成为个人和家庭商业保障计划的主要承担者、企业发起的养老保障计划的重要提供者，《人身保险学》课程的开课率会越来越高，对任课教师的要求也会进一步提高。围绕保险学专业复合型、应用型人才的培养目标，结合国际保险市场发展趋势，体现现代经济社会人才需求特点，科学设计课程教学内容，突出实践性教学环节，实现应用型人才培养目标。以精品课程建设为契机，全面提高课程建设质量。

(三)加大实践教学和创新教学的力度

今后进一步强化实训教学环节，扩展实训基地，加强实践教学的软硬件设施建设。根据《人身保险学》课程实务性强的特点，与《人身保险学》同一学期开设《保险实务》实验课，来配合讲授寿险公司业务经营流程。同时将课程的相关内容(如人寿与健康保险的营销、条款分析、理赔等)安排在“暑期实习”中进一步学习检验。同时将不断追踪学科前沿，紧跟行业发展步伐，及时更新教学内容、改进教学方法和手段，重视实验、实践性教学，引导学生进行研究性学习，培养学生发现、分析、解决问题的兴趣和能力。

(四)加强教学研究和教学改革，鼓励教师从事教学研究和承担教改项目

积极参加教学改革与创新，着力打造教学改革工程项目、精品课程、双语课程改革、实训基地建设等教改项目。注重教材建设，根据社会和经济发展，及时更新、提高教材编写内容和编写质量;同时开放性引进国内外优秀教材和课程，逐步实现教材建设标准的国际化。

(五)加大与实体部门的联系，发挥实体部门在人才培养中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