贸易自由主义精品(七篇)

序论：写作是一种深度的自我表达。它要求我们深入探索自己的思想和情感，挖掘那些隐藏在内心深处的真相，好投稿为您带来了七篇贸易自由主义范文，愿它们成为您写作过程中的灵感催化剂，助力您的创作。

篇(1)

1.亚当·斯密之前的贸易保护理论与政策

在亚当·斯密的自由贸易理论体系创立之前就存在贸易保护和自由贸易之争。重商主义最早提出贸易保护的观点，尽管不够系统，但其理论的基本点：“鼓励输出、限制输入，发展经济，实现国家财富积累”已经被当时各国政府所采纳。一些贸易保护的手段诸如行政管制、高额关税、退还税款、发放奖金和补助金、特许证等被政府广泛使用。

16世纪后期的英国，重商主义的发展达到。从17世纪开始，一些商人、政府官员、学者先后提出自由贸易的观点，并且在18世纪上半叶的英国发生了两场著名论战：一是关于放宽与法国贸易的限制是否对英国有利。主张自由贸易的和主张贸易保护的两大派别分别创办了各自的杂志来宣扬自己的观点。尽管两派在理论上各不相让，但政府还是执行了贸易保护主义的政策，而主张放宽英法贸易的条款未能得到批准。二是英、法、德等国的学者围绕国际经济是否存在内在平衡机制所进行的论战。以休谟为代表的学者从货币数量论出发，认为国际经济中存在自动平衡和调节机制，不需要政府的干预国际经济会自然的保持平衡，因此，他们主张贸易自由；以斯图亚特为代表的学者则反对休谟的货币数量论，否定国际经济中存在自动平衡机制，主张政府干预和贸易保护。这场争论在理论上也是难分胜负，但在现实中各国政府（包括当时比较先进的英国）仍然实行贸易保护主义的措施。

2.亚当·斯密之后的贸易保护理论与政策

理论界一直把1776年斯密的《国富论》的出版视为自由主义理论体系创立的标志。作为古典经济自由主义的奠基者，斯密对重商主义的国家干预观点进行了批判，并鼎力主张对内实现自由放任、对外实行自由贸易，主张降低关税和取消出口补贴和奖励金，并提出了较为系统的国际贸易理论，即“绝对成本说”。大卫·李嘉图对斯密的自由贸易理论作了进一步补充和发展，提出了更为现实的“比较成本说”。绝对成本说和比较成本说构成了古典贸易理论的核心。

然而，斯密《国富论》的出版并没有对英国和其他西方各国的政策产生立竿见影的影响。在斯密和李嘉图完善自由贸易体系的同时，和其观点相对立的一些经济学家仍然始终倡导贸易保护，为此双方不断展开理论较量。1860年英法两国签定了《科布登—谢瓦利埃条约》，随后，英国又和其他国家签署了降低关税的商贸条约，从而使西欧各国走上自由贸易道路。《科布登—谢瓦利埃条约》的签定，标志自由主义政策在英国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而这距离1776年斯密《国富论》的问世将近一个世纪的时间。由此可见，开辟贸易自由主义政策的道路是多么艰难。

3.现代贸易保护主义理论与政策

尽管自由主义理论从提出到付诸实践需要将近一个世纪的时间，但不能否认，自斯密创立自由主义体系以后，尽管也出现过李斯特和凯里为代表的贸易保护主义理论，但一直到凯恩斯的经济理论产生，在170年的历史中贸易自由主义始终占据了理论上风。到了新古典经济学的核心人物马歇尔时期，虽然现实中各种贸易保护的政策不断被实施，垄断也不断出现，但马歇尔在他的《经济学原理》一书中仍然是宣扬自由主义，在稍后出版的《工业和贸易》一书中虽然涉及到垄断问题，但他认为垄断和竞争只是程度上的差别而无本质区别。只有到凯恩斯经济理论的提出，才从根本上动摇了自由主义的理论基础。

然而，现实却非如此，真正贸易自由的历史却非常短暂。自由主义在实践中获胜的同时就开始遇到挑战，因为从19世纪60、70年代开始各种垄断组织不断出现，并在各国逐渐取得主导地位，进而为国家垄断奠定了基础。同时，李斯特和凯里的贸易保护理论对德国、美国的政策产生了影响。德国率先实行贸易保护，法国和美国分别于1881和1890年重新设立了关税法，意大利、奥地利和瑞士等国也相继实行贸易保护主义的政策。进入20世纪以来，国际市场的竞争更加激烈，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存在生产过剩的危机，为了摆脱危机，各国互相用高关税封闭本国市场，互相用货币贬值及降低工资等方法提高本国经济竞争力，使各国内部和各国之间的矛盾日益加深，最终导致了世界大战的全面爆发。

二战结束后，除美国以外的各垄断资本主义集团均遭重创，美国对欧洲、日本具备了无可匹敌的竞争优势，美国此时开始倡导自由贸易，但到20世纪60年代末，日本、德国的经济逐渐恢复并日益强大，大量美元外流，致使布雷顿森林体系动摇，1969年尼克松政府以保卫美元为由提出，为了保持对外军事支出，维护冷战盟主地位，美国的贸易收支经常保持盈余是必要的，为此，必须采取贸易保护主义的政策。

上述历史表明，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在自由主义政策实施不久，保护主义的政策则开始陆续在各国出现，到20世纪开始逐渐加强，在二战以后，尽管日益强大起来的美国开始宣扬贸易保护，但60年代以后随着日、德等国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各国又重新举起了贸易保护的旗帜。

4.新的贸易保护主义的兴起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国际市场竞争越来越激烈，两次石油危机使世界经济增长缓慢，各国的贸易保护主义势力都在不断增强，逐渐形成了新的贸易保护主义浪潮。新的保护主义和传统的贸易保护相比，更具有隐蔽性的特点：

(1)非关税壁垒

传统的贸易保护主义主要是通过限制进口来保护国内工业，其手段是构筑高关税壁垒，跟传统的贸易保护主义相比，新的贸易保护更侧重非关税壁垒。具体包括进口限制、反倾销和反补贴措施、自动出口限制、报关手续干扰、技术和卫生标准等。一些非关税壁垒目前已经成为各国政府干预外贸、限制进出口的主要政策措施。据统计，现在各国实行的非关税壁垒手段上千种。有些非关税壁垒如“技术标准法规繁多，让出口国防不胜防，有些技术标准要求严格，使其他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很难达到。”一些发达国家顺应国际经济发展的潮流，开始使用绿色贸易壁垒进行保护。

(2)集团化和区域化

随着国际经济竞争越来越激烈，一些国家纷纷结成各种各样的经济贸易同盟，集团化和区域化趋势加强。集团和区域内部相互取消关税，实现商品和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同时，对外推行贸易限制政策。很多集团和区域组织建立的初衷就是为了对付外来竞争，保护成员国的经济利益。因此，集团和区域化组织具有天然的排外性和贸易保护性。以欧盟为例，从1958年来欧盟不断排斥成员外的贸易，导致内部相互进口的比重不断上升：1958年为33.8%，1971年为51.0%，1985年为57.0%，1992年为58.9%，1998年为63.2%，2000年为79.2%。

(3)在自由化掩盖下的贸易保护

为了实现本国的贸易利益最大化，各国政府纷纷借助于各种非关税壁垒和其他名义来实现贸易保护，更有甚者高举自由化的旗帜来达到贸易保护的目的。例如，近几年欧盟各国借环保为名而频繁使用的绿色壁垒，一些国家借各种经济一体化组织实现的各种保护措施等等。给人们留下深刻印象的是：世界经济的发展趋势是越来越开放，各种贸易组织如GATT和WTO一轮一轮谈判不断地降低关税，东京回合后，欧共体平均关税为6.0%，日本为5.4%，美国为4.9%，乌拉圭回合后，发达国家的平均关税又进一步降到4%，但非关税壁垒不断加强，到乌拉圭回合后，非关税壁垒已达2700多种，并且借助于GATT的免除条款、利用公平贸易的借口，逐步走向双边和歧视性贸易，形成了一整套系统的保护制度和机制，限制的范围已扩展到劳务和高技术领域，出现了许多经济集团搞集体贸易保护政策的情况。在自由化的旗帜掩盖下的各种贸易保护具有很强的隐蔽性、矛盾性和欺骗性，因此也被称谓“超级保护主义”。

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是美国，美国举双手赞成贸易自由化和积极参与GATT和WTO的谈判，同时又不断地带头实施各种贸易保护。1984年美国国会通过《贸易与关税法案》，而1988年经里根总统签署，正式成为美国法律的《1988年综合贸易与竞争力法案》也有着浓厚的保护主义色彩，而且近年来保护主义议案不断增加。美国的所谓''''301''''、超级''''301''''等条款，都是贸易保护的典型代表。

二、贸易保护的规律性和发展趋势

1.贸易保护的规律性

(1)它经常出现在这些时候：当一国经济比较落后或面临经济危机的时候；当一国原有的优势面临威胁或即将失去的时候；爆发战争期间。(2)贸易保护和自由贸易基本是交替进行的，而且自由主义的历史非常短暂。19世纪40年代之前西方工业国都在实行贸易保护措施，1846年英国废除谷物法以后到19世纪70年代各国主要实行自由贸易政策；19世纪70年代各国又开始实行贸易保护政策，二战以后至60年代末实施自由贸易；70年代以后新的贸易主义政策又被各国逐渐采用。(3)谁变成强国谁就率先打破贸易保护而提出自由贸易。19世纪40年代的自由贸易政策由当时的强国英国率先提出和实施；20世纪40年代自由贸易政策由当时强大的美国率先提出和实施。(4)世界经济处于增长和繁荣阶段易实施自由贸易政策，而世界经济面临或处于萧条阶段易实施贸易保护措施。(5)理论上自由主义占据霸主的地位时间较长，在现实中真正的贸易自由发生却很短暂。自由主义更多时候是宣传的口号，可用一句形象的话来表达：自由贸易只是高高举起的旗帜，但在这面旗帜下没有更多的国家跟从。

2.贸易保护的发展趋势

(1)在未来很长的时间里贸易保护仍然是各国贸易政策的支撑点。不仅包括发展中国家，一些发达国家之间由于竞争的激烈会不断实施贸易保护。(2)保护的手段时而透明、极端化（关税、政治、军事等手段），时而隐蔽化（各种非关税壁垒）。(3)新的保护手段不断应势而生（各种技术和绿色壁垒）。(4)整体保护增强（更多贸易组织会不断出现）。

篇(2)

从当今的经济政策看来，重商主义通常被视为陈旧及完全错误的一套思想。当然，在其鼎盛时期，重商主义确实维护了某些非常奇怪的观念，其中最主要的一个观点就是国家政策应该致力于贵金属—黄金和白银—的积累。

亚当·斯密（Adam Smith）1776年的著作《国富论》高明地了许多这类思想。斯密特别指出，不应该把钱和财富混淆起来。正如他所说，“一个国家的财富不仅仅存在于其金与银两种金属中，也存在于它的土地、房屋以及各种可消费商品中。”

然而把重商主义视为另一种协调国家与经济关系的方式才更为准确—这一视角和当年18世纪时具有同等的现实意义。重商主义理论家，比如托马斯·曼（Thomas Mun） ，实际上是资本主义的强烈支持者；他们只是提出了一个不同于自由主义的模型。

自由主义的模型把国家视作必然的掠夺者，且把私人企业看作是天生的寻租者。因而它提倡要将政府企业与私人企业严格隔离开来。相反，重商主义则提供了一个合作主义的视角—政府与私人企业是盟友，并为追求共同的目标—例如国内经济增长或国家实力—而合作。

重商主义的模型可能会被嘲笑为国家资本主义或裙带主义的思想。但当它起作用的时候—它在亚洲确实常常行之有效，该模型的“政府-企业合作”或者说“重商国家”概念就会迅速得到许多赞美。落后的国家并不是没有意识到重商主义可以成为其助手。即使在英国，古典自由主义也只是在19世纪中期才出现的—也就是在英国成为世界主要的工业强国之后。

两种模型之间的第二个不同之处在于究竟是消费者还是生产者的利益优先。对自由主义模型来说，消费者就是国王。经济政策的最终目标就是为了提高家庭消费潜力，这要求让消费者不受限制地获得尽可能便宜的商品和服务。

相反地，重商主义强调经济的生产方面。对他们来说，一个稳健的经济需要一个良好的生产结构。而消费需要拥有体面薪酬的高就业来支持。

这些不同的经济模型对国际经济政策有着可预测的影响。自由模式的逻辑是贸易的经济效益来自进口：进口越便宜越好，即使会导致贸易逆差。而重商主义者则把贸易视为一种支持国内生产和就业的手段，因而更愿意刺激出口而不是进口。

尽管作为2001年加入世贸组织的条件，中国逐步淘汰了许多直接的出口补贴，但支撑重商主义的体制基本没有改变。此外，出口导向型的企业仍然受益于一系列的税收激励政策。

从自由主义的角度来看，这些出口补贴伤害了中国消费者的利益却使世界上其他地方的消费者受益。由诺丁汉大学经济学家法布里斯·迪弗尔（Fabrice Defever）和亚力杭德罗·雷阿诺（Alejandro Ria駉）近期发表的一项研究指出：中国的“损失”约为其国民收入的3%，而世界其他地区则获得了约为全球总收入1%的收益。然而，从重商主义的角度来看，这些只不过是建立现代经济及为长期繁荣打好基础的代价而已。

正如出口补贴的例子所示，这两种模型可以在世界经济和谐共存。自由主义派应该为其消费有来自重商主义者的补贴而高兴。

现在我们已经走到了快乐共存的尽头。由于西方国家不平等的加剧及中产阶级陷入困境，还有由放松管制引发的金融危机，自由主义模型已经严重受损。美国和欧洲国家的中期增长前景都在温和到暗淡的区间徘徊。对决策者来说，失业率仍然是一个令人头疼的问题同时也是当务之急。所以实施重商主义的压力在发达国家很有可能会加重。

篇(3)

【关键词】哈耶克；自由主义；阿根廷；政治哲学

【中图分类号】D0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5158（2012）10-0403-02

自18、19世纪古典自由主义形成以来，自由主义与国家干预主义就呈现出此消彼长的态势，成为经济学中争论不休的永恒主题。当人们对1974年瑞典皇家科学院公布的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获得者弗·冯·缪尔达尔（Gunnar　Myrdal）唏嘘不已时，孰不知凯恩斯“国家干预”的时代已经悄然远去。伴随着70年代资本主义经济出现的“滞胀”，经济自由主义最忠实的捍卫者一哈耶克终于带着他对自由主义的坚定信条，扛着经济自由主义的大旗，斗志昂扬，意气风发的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这在众人眼里看似“滑稽”的一生，在他一段获奖感言中似乎有所回应：“我在三十多岁就成就了最有名的经济学家之一，可是接着却发生了两件事：凯恩斯完全相反地观点获得了成功，而我因为写了《同乡奴役的道路》一书而使自己名誉扫地。他成功，我的名声不断下降，只是近十年才开始恢复……（奖金）是是我声望得到恢复的一个象征”。那么，这种让哈耶克矢志不渝的“自由主义”究竟拥有多么强大的能量呢？

一、哈耶克视野中的自由

在长达60余年的学术研究生涯里，哈耶克构建了属于自己的一套自由主义理论体系，众所周知，所有的思想者无不受到其所属时代的影响，哈耶克也无例外。

二三十年代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爆发，自由主义受到严峻的挑战，凯恩斯的国家干预和民主社会主义受到人们的重视。然而伴随着20世纪70年代西方国家出现的“滞胀”型经济危机，欧洲各国陷入全面的困境之中，此时的哈耶克正处于这个世界格局与经济结构大变动的时代，而世界格局与经济结构的变动在深层上必然存在着文化与思想的萌发与颠覆。于是，哈耶克作为一个伟大的经济学家，就是这样的背景下，把对自由理论的阐述定义为其“终身问题”，通过其对自由实质的论述，唤起人们对自由的重新认识，让人们认识到自由社会应该是怎样的社会。不难发现，不论是早期哈耶克所著的《通向奴役的道路》，还是1988年，89岁高龄的哈耶克为人类贡献的最后一本著作《致命的自负》，都充斥着一种精神——一旦认定了一个目标，就会永远坚持下去，不抛弃，不放弃。正是这种力量的鞭策下，哈耶克对自由理论进行系统的研究和论述后，他把“自生自发秩序”理论作为其自由主义社会理论的核心概念，而这种“自生自发秩序”社会中的自由主义正是哈耶克世界中的自由。

在此，我想特别说明的是哈耶克口中的自由并不是亚当斯密提出的“放任自由”，二者有些许不同。哈耶克认为自由绝不意味着人可以为所欲为，没有任何的限制与束缚，他提倡的自由“指的是乃是一种生活与社会中的人可能希望尽力趋近但却很难期望完全实现的状态”。一个人在实现自身的自由的同时很可能会侵犯到他人的自由，因此，人与人之间应该界定私域来保证每个人都可以实现自身的自由。这个私域就需要依靠强制来维护，但是这种强制又不能够由私人来推行。只有把这一权利授予国家才能保证人们不会因为试图扩大自身的自由来滥用强制权利。当然，该强制必须是以增进自由为前提的，是有限制的。哈耶克认为有必要对国家的权利加以约束和限制，明确政府职能的限界和有效运转的条件，避免国家权力过度扩张。也就是说，自由是法律之下的自由，但自由在价值位阶上不并次位于国家控制的法律，因为保护自由是赋予国家强制力量的主要意义和手段，法律是为自由服务的。由此我们也可以推及到经济学、政治哲学、伦理学、法学和心智史学等诸领域，我们可以发现哈耶克的思想庞杂但却始终坚持一个简单的思想——宣扬古典自由主义的传统。就像在其政治哲学的思想中，最高概念亦就是“自由”，在自由、平等、正义等诸多政治价值中，自由是核心思想，其他价值仅仅作为自由的不要补充而存在。正如他所言：“自由不只是诸多其他价值中的一个价值，而且还是所有其他个人价值的渊源和必要的条件”。

二、拉美国家对新自由主义的实践探索

20世纪70年代以来，哈耶克的自由主义思想便逐渐在全世界弥漫开来，许多发展中国家和在前苏联和东欧的“过渡国家”、“转轨国家”，先后采用了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政策，其中新自由主义的重灾区——拉丁美洲成为新自由主义的实验场，正因如此，像阿根廷、巴西这样的拉美大国也受其思想的波动，引发了经济危机和一系列棘手的社会问题。于是，在拉丁美洲这片广袤的土地上我们会看到这样一种令人不解的状况：改革进行的如火如荼，经济体制与政治结构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可以在社会的稳定与经济的健康发展方面却泛善可陈。这种现象值得让人深思，但是若想对其做出十分合理而恰当的解释也并非是件易事。

80年代新自由主义开始主导拉美经济，如果将视角集中于阿根廷，那么整个90年代卡洛斯梅内姆政府实施的以对外开放为引导、以市场自由化和私有化为核心的经济政策集中体现了新自由主义的思想。

1　解除进口限制，推行贸易自由化

对外贸易在阿根廷国民经济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出口总额占据国内生产总值的百分之十五。20世纪八十年代末，阿根廷政府对其进行改革，取消了大部分以前限制进口的政策，到20世纪九十年代初，平均关税率降低了百分之十。这种贸易自由化政策确实扩大了阿根廷的进口却对出口造成了损害，使得部分已经现代化的产业受到了进口货的排斥。

2　大规模的实行私有化政策

阿根廷是世界上实行私有化规模最大的一个国家，其目的是想通过私有化使得阿根廷成为吸引外国资本的一个焦点。阿根廷队公共部门的私有化最为迅速：三年内多数国有企业纷纷卖掉。同时，社会保障体系也部分进行私有化、解除管制，到1993年末，阿根廷政府通过私有化政策赢得了150亿美元。但是，这些流入资本很大部分是以投机资本为基础的，随时可能流出。大规模私有化也导致了另一个问题：国内实际工资普遍下降，进一步弱化了阿根廷的经济。事实上，阿根廷经济的效率在私有化之后总体上下降率，与科斯产权理论预言的相反，从而引发了恶性通货膨胀。

3　开放金融和资本市场，实行金融自由化和资本自由化政策

在阿根廷，大批外资银行都在其境内设有分行，梅内姆政府放开对外资的限制，货币自由兑换，资本利益出入自由，因此这些外资银行的盈利也十分可观，并在金融市场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金融和投资的开放很大程度上刺激了阿根廷经济的复苏，但是也增加了经济的不稳定性，使得国民经济更易受到外部因素的影响甚至冲击，对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来说影响尤为明显。

4　实行比索与美元挂钩的联系汇率制

回顾80年代的阿根廷，经济问题十分严重，如债务问题、通货膨胀，这都是与梅内姆政府实施的政策息息相关，严重的债务问题是国际经贸往来中大量经济剩余转移的后果。但是阿根廷没有认识到危机的严重性，反而进一步听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主张，对内实行大规模私有化，对外实行联系汇率制。试图运用进一步的自由化和全球化方式来解决自由化、全球化带来的问题。1991年多明戈·卡瓦洛担此重任，开始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实行比索兑美元1：1的联系汇率制度，即实施“美元化”的货币兑换政策，来强行控制通货膨胀。虽然改革取得了显著效果，1994年通货膨胀率下至百分之六。但是这种联系汇率制，抬高了生产和劳工成本，以及出口成本，使得阿根廷产品在于采取浮动汇率制的巴西等拉美国家竞争时处于被动状态。1999年巴西雷亚尔贬值后，阿根廷经济受到严重的打击，为了尽快摆脱困境，阿根廷政府有实行双轨制汇率，比索在于美元挂钩外，还与欧元挂钩，即1比索兑欧元与美元的平均值，这导致全国企业和居民抛售比索兑换美元，这也印证了阿根廷经济终将面临崩溃。

“市场改革确实可以促进增长、帮助穷人，但是同样也可以造成混乱。”改革确实是一个充满风险的过程，对于新自由主义在阿根廷大行其道之后，使得阿根廷的社会状况每况愈下的原因，值得深思。

首先，新自由主义的改革模式本身就存在的根本性的错误和问题，从改革的特征来看，新自由主义改革的极端性、片面性和激进性是导致改革失败的直接原因。这预示新自由主义改革的失败是不可避免的。新自由主义强调彻底的市场化、自由化和私有化对经济发展的刺激作用，却不重视适当的国家干预和政府管制对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的积极作用。但是历史证明，由于信息的不充分、不对称、外部性以及人类行为的非理性特征必然会导致市场失灵，因此，国家干预是不可或缺的。不管是要提高资源配置效率，还是想要保持经济运行的稳定。问题的核心在于如何干预，干预到什么程度，而并非是完全的自由主义。

其次，新自由主义核心思想是主张建立一种在个人主义基础上的自由至上主义价值观，强调自由在整个价值体系中的核心位置，反对集体主义价值观和方法论。苏联的解体和美国单极霸权格局的建立，使主要拉美国家坚持民族主义发展道路的最后一点信心丧失殆尽，当然拉美国家必须首先从自己开始检讨。拉美国家政治基础不稳定，政党政治不稳定，政治形势更加不稳定，意识形态原本就在民族主义与自由主义之间摇摆不定。新自由主义经济改革基于反民族主义的政治哲学和经济思想，并由与拉美国家利益取向截然对立的外国设计并操控，是无论如何不会促进拉美的国家利益和民族经济的，拉美经济改革从其接受新自由主义模式的那一刻起就必然要走向灭忙。

无可厚非，从整体着眼阿根廷的改革是失败的，绝大多数拉美国家的经济状况并没有发生实质性的好转，既然悲剧已成事实，懊悔是没有用的，重要的是能够吸取什么教训，得到什么启示，不再重蹈覆辙。

三、哈耶克自由主义思想的政治哲学层面的局限及评价

哈耶克的一生都在鼓吹自由主义，指责“建构论的社会主义”，但是当人们沉浸在完全自由主义的“迷人乐曲”之中时，旁观者却清楚的看到对完全自由主义的执着追求的结果是经济危机、社会矛盾尖锐、贫富的两极分化，这说明自由主义并不是灵丹妙药，也存在着片面之处。

首先，哈耶克宣扬的“有限知识论”并没有在在政治哲学领域贯彻到底。分析哈耶克的思想体系，我们可以发现休漠影响下的哈耶克在反对信奉康德的哈耶克。哈耶克的自由主义政治哲学揉和了“知识有限性”和“自由市场秩序普世性”的悖论式的观点。但不得不承认，哈耶克的理论没有打通“经验”的休漠和“普世”的康德之间的隔绝，而是从休漠的理论原点出发，但却将论证的结果滑向了康德。哲学解释学大师加达默尔认为：普世性理解的错误就是败坏了西方文化“先见”的名声，并试图推出一种理想的理解方式，把自身从历史与传统的“嵌入”状态中拯救出来，然而企图脱离“先见”的理解的预谋是不现实的。任何一种理解都是以一定的先见为基础的理解。东方文化传统所提供的认识是与西方文化传统的认识不同的，因此，东方文化的当前视域与西方文化的当前视域存在着巨大的价值差异，而且，即使在西方世界体系内部，不同民族共同体、宗教团体之间的视域也是不同的。休漠信奉的却是—种“权宜之计”式的自由主义，这种自由主义表达了这样一种信念，即人类可以以许多种生活形式茁壮成长。在这些生活形式当中，有一些价值是无法比较的，当这样的生活方式相互对立时，它们中没有一个是最好的，人类之善是如此千差万别，它不可能在任何—种生活中得到实现。“权宜之计”的目标不可能是平息价值观之间的冲突，而是调和那些崇尚彼此冲突的价值观念的个人和生活方式，使之共同生活。苏格兰启蒙思想家休漠将其不可知论彻底的贯彻于其自由主义政治思想，从而捍卫了其思想体系的完整性。然而，从休漠怀疑论理论原点出发的哈耶克最终却得出了一个普世性的康德式自由主义的结论，这种论证的不彻底性不能不令人感到遗憾。

篇(4)

关键词：严复；富国策；亚当・斯密；《国富论》；经济自由主义；反重商主义；最小政府

中图分类号：H0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9255(2011)03-0020-04

后，中国面临着内忧外患的紧张形势，民族危机日趋严重。一大批接受西方教育的有着西方改良资本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在看到日本自明治维新始成功学习西方国家的治国之道后，也希望中国通过“维新变法”来改良清末积弱的经济，希冀引领中国的富强之路。其中致力于外国文献的翻译来启发国人民智的代表性人物当数翻译大家严复。本文拟通过严复翻译的西方经济学著作――《国富论》，本着“考国富之实，与夫所以富之由”的目的，从经济自由主义、反重商主义和最小政府三个方面探究严复的富国之策。

一、经济自由主义

纵观亚当・斯密的《国富论》，贯穿全书始终的一条重要经济学原理便是经济自由主义。斯密认为一国财富增加有三种途径：一是改良劳动生产力，二是增加资本数量，三是改善资本用途。同时，亚当・斯密指出，资本主义国家通过这些途径就可以使国民财富增加，国家不应当进行干预；如果国家进行干预，反而不利于一国经济的发展。严复对亚当・斯密的经济自由主义极为推崇，他对此做出“独有取于是书”的评价。严复认为充分的经济自由是使国家财富不断增长的首要条件，指出“自由贸易非他，尽其国地利、民力二者出货之能，恣贾商之公平为竞，以使物产极于至廉而已”。他认为社会中个人的面貌决定着一国的富强，国家所要做的仅仅是保护个人的性命与财产，而不是代他们经营其生计，因而他认为“凡一切可以听民自为者，皆宜任其自由也。”严复对国家干预经济的各种理论和做法都进行了批驳。下面我们来看严复对经济自由主义的论述。

首先，严复认为社会经济活动是受着“自然之机”的支配，无须人为干涉就可自行调节生产和流通。国家不能对一些行业予以扶持，而对另一些行业进行限制。他说，“大抵生业之道，民各择其所最宜者为之”，因为“民之所以勤动者，为利进耳”，而国家干预的结果，只会减少财政收入。为此，严复在按语中提出：“盖法术未有不侵民力之自由者，民力之自由既侵，其收成自狭，收成狭，少取且以为虐，况多取乎?”。

其次，严复肯定了斯密对于经济自由主义的两个主要内容――自由竞争和自由贸易――对于一国经济增长的作用。严复认为国家不能通过对生产和流通来平抑物价。他说：“知物价趋径，犹水趋平，道在任其自己而已。顾任物为竞，则如纵流以归大墟，非得其平不止。而辜榷之事，如水方在山，立之堤郸，暂而得止，即以为平，去真远矣。”国家干预所造成的平价，实际上远远高于自然形成的水平价格，如在半山修水库拦水，库水虽平，但并非真平。只有使商品价格围绕商品价值与均衡价格上下波动，才能使物价真正趋平、趋廉。以上是自由竞争的作用之一。自由竞争的另一个作用是使生产力得以发展。自由竞争促使百姓生产力得到自由发挥，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在对待自由贸易方面，亚当・斯密通过西方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事实证明，经济自由主义适用于一国之内与各国之间。严复在面对中国这样一个落后的国家与其他各国互通贸易时表示担忧，他说：“欧洲各国之于进出口货也，各出熟而进生，所以求民自食其力之易也，独中国之通商不然，其于货也，常出生而进熟，故其商务尤为各国之所喜。”但是，严复仍然主张任其自由，他认为英国实行自由贸易之后，“民物各任自然，地产大出，百倍于前，国用日侈富矣。”因而，严复尽管担忧中国在对外贸易中处于“出生进熟”的地位，但是仍希望与他国通商，多出口农产品、少进口工业品，从而扭转中国在对外贸易中的不利地位。

另外，严复认为更好地实现经济自由的重要先决条件是提高民力、民智、民德。民力不强，民智不开、民德不新，自由导致混乱，而不会导致经济发展和国家富强。他在《原强》中曾提到，“夫所谓富强云者，质而言之，不外利民云尔。然政欲利民，必自民各能自利始，民各能自利，又必自皆得自由始；欲所其皆得自由，尤必自其各能自治始；反且是乱。顾彼民之能自治而自由者，皆其力、其智、其德诚优者也。是以今日要政，统于三端：一日鼓民力，二日开民智，三日新民德”。

二、反重商主义

亚当・斯密在其《国富论》导论中就开宗明义地指出他写此书的目的是为了对重商主义进行批判。斯密对重商主义的批判比早期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和重农学派的批判更为彻底和尖锐。他的批判，是对重商主义的全面彻底的清算，标志着产业资本的观念最终克服了商业资本的局限。重商主义提出了抑制出口、鼓励进口的政策，而亚当・斯密不同意重商主义者的想法，他不认为这样做对贸易顺差是有利的，同时，斯密认为金银并不是真正的财富。他指出限制工业原料和工具的进口和一些价格不高的商品的出口，是富国的手段之一。严复在其《原富》中，也是彻底否定了重商主义，他指出经济上的发展变化“理有固然”，财富的源泉应是农工商贾这四业，而“农工商贾虽分四业不可偏废”。亚当・斯密和严复对重商主义的批判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斯密不同意重商主义的财富观，他认为财富在于货币或金银的观点是错误的。他认为货币仅仅是价值尺度和交换媒介，或者是“流动的大车轮，商业的大工具”。一国的财富并不是货币本身，而是土地和劳动的年产物，是货币所能购买的物品。严复对亚当・斯密的财富观点极为推崇，他认为金银同其他物品相同，仅仅是财富的一种形式，他说：“以金为财，二百年以往，泰西几无人不然。自斯密出，如知其物为百货之一，如博进之筹，取前民用，无可独诊”。

第二，斯密认为重农学派是对重商主义的矫枉过正。他认为，重农学派强调农业才是生产，而不把手工业列入生产领域的观点是一种荒谬的观点。严复在其译著《原富》中也否定重农主义者的农业是财富唯一源泉的观点。他强调农工商贾这四个产业少了其中任何一个产业，其他三个产业将不能独存，因而有“亡其一则三者不能独存”与“乱其一则三者不能独治”的观点，借以说明农工商贾同等重要，有力地抨击了中国历史上农本工商末的封建思想。他说：“农桑树畜之事，中国谓之本业，而斯密氏谓之产业；百工商贾之事，中国谓之末业，而斯密氏谓之邑业。谓之本末者，意有所轻重；谓之野邑者，意未必有所轻重也。或谓区二者为本末，乃中土之私论，非天下之公言，故不如用野邑之中理。”严复认为农工商贾“理实

有本末之分”，但不应“贵本而贱末。”严复一方面肯定了农工生产部门的作用，认为农业是工商业的基础，另一方面，他又指出工业等其他生产部门同样能使一国财富增加。而农业、工商各业与经济发展息息相关。农业不是财富的唯一来源，但是农业是各种物质财富的第一来源，它是经济发展的基础。工商各业是对农业所获得的物质资料的二次加工和流通。农工商各业分别为原料生产、加工和流通部门，三者皆为国之本而不应有轻重之分。严复指出，“百工之事于国财有增进否?平而观之，必有所增始无疑义。盖即令如农宗农言，工之所获适如其禀，固已进矣，况所获者合通国之工言之，必过其所食者远耶!盖使不过，则工为无所利之业。夫民之所以勤动者，为利进耳，使靡所利，谁则为之?故使工业于国财果无有增，则其业旦暮且废，继续之不能，更无论于进盛矣。”农业与工商各业都能使一国财富增加，国家应对这些产业给予同等的重视，不可高商，亦不可重农。“图治之法，以农为体，以工商为用”。“商之本在工，工之本在农”，三者皆为富强之本。

三、最小政府

亚当・斯密在经济学领域的另一个核心思想是最小政府，即政府作用最小化。他极力主张在自由社会里，政府的大小以及所扮演的角色应该最小化，政府不应当为了自身的利益以及进行保护服务而去禁止公民的行为，应当在有限的范围内最大化每个人的自由。亚当・斯密观点最坚强的信奉者――乔治・斯蒂格勒曾经指出，“亚当・斯密认为‘最好将经济问题的决定权交给公民自己，国家只要能够顺利完成诸如赢得战争、维护公平公正、修筑商业发展所需的各种道路等不可抗拒的责任，就已经非常出色了’”。

严复留学英、法期间是英、法两国资本主义发展的阶段，在严复的思想上播下了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种子。严复选择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作为译著，在他看来，该书中所指的英国经济政策的缺失，与中国的情形有类通之处，通过向国人介绍如何发财致富，提醒当权者，要使中国富起来，必须让民族资本自由发展，不能由官府加以控制和干涉。具体说，在办工业企业方面，要兴民办，不要搞官办。严复说：“盖财者民力之所出，欲其力所出之之多，必使廓然自由，悉绝束缚拘滞而后可。”也就是说官府应当解除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束缚，鼓励他们大力发展的工业企业，这样才能调动他们的积极性。他反对洋务派“以官督商办为要图”的做法，指出国家只应办理以下三方面的事情：(1)私人办理费用大，而国家办理则比较节省的，如邮政、电报；(2)对社会有大利，而私人又不愿办的，如学校的地产、制造的奖励；(3)私人还不能联合经营或联合经营的力量还不足以举办的。同时，严复认为资产阶级要想使自身得以很好的发展，也离不开国家政权的部分干涉，例如没有国家暴力，就没有资本的原始积累，但是国家应当做到“取之于民者，还为其民”。

篇(5)

关键词：国际经济法；多元化；视角

国家经济法兴起于二战之后，是刚刚起步的一项法律，同时也是概念饱受争议的领域。尽管如此，国际经济法这一领域却没有出现过百家争鸣这样的景象，理论较为单一匮乏。然而随着各个国家经济的发展与市场的开放，国际经济法这一领域逐渐受到人们的重视，其理论与实践都得到了丰富，逐渐出现学者丰富国际经济法的理论上知识，并与其他学者进行交流，从而促进国际经济法理论的多元化发展，丰富了剖析国际经济法的视角。

1时代背景

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全球的政治格局、经济格局都发生了极大地变化：英国与美国开始推行新自由主义政策、拉丁美洲陷入债务危机中不能自拔、而亚洲“四小龙”经济的发展突飞猛进、苏联解体而导致的东欧剧变等，一系列国际方面政治与经济因素的影响，迫使各国改变自身的经济体制，逐渐与其他国家进行贸易。全球经济体制开始转型，并逐渐结合，也符合了全球一体化的趋势。国际层面，二战后建立的国际经济组织WTO、IMF以及世界银行同样也发生变化，而这种全球性的经济制度变革，对各个国家的政治、文化、环境等都会产生较大的影响。以环境为例，各个国家发展经济，就必须采集生产所必备的资源，如今，由于人类对资源的过分开采，部分资源已濒临消失，且在生产过程中产生大量的废弃物，使环境受到污染，人类与自然的关系也逐渐紧张。由此可见，国际经济法已不再仅仅涉及经济方面，其对政治、人文、环境等问题都有所涉及，国际经济法的研究领域逐渐扩大，相关学者的视角也不可只局限于经济，应拓展自己的视野，挖掘国际经济的内涵，从而使国际经济法律制度日趋完善，各国经济得到稳步发展。

2国际经济法理论的具体视角

2．1杰克逊实用主义政策视角。

杰克逊对国家经济法的剖析角度与理论别具一格，其将国际经济法作为一种实用主义的宪法对待，以政策与制度作为切入点，对国际经济法进行分析，具体有以下两点：第一，杰克逊在关税及贸易总协定或世界贸易组织的研究中，无论是研究的具体内容，还是论述的总体风格，都体现其所秉持的实用主义与提出的政策导向。杰克逊的研究风格有别于传统意义上公法和私法、经济制度和法律制度、外交和贸易、国际和国内之间所存在的差异。虽然在杰克逊的论述中，依旧可以发现经济优于法律、私法优于公法、国际优于国内，但相比之前的国际经济法学者，杰克逊更善于处理这些问题，其能够将各派理论即历史材料糅合在一起，对自身理论进行证明。杰克逊没有纸上谈兵，对国际经济法的研究并没有脱离实际，其没有抽象地探究国际经济法存在的意义、价值以及自由贸易与市场经济之间的关系。而是将国际经济法的存在与价值、以及国际法可以使自由贸易得到发展，结合时事进行论述。即可探寻到世界贸易体制应建立一定的规则导向，利用规则引导各个国家进行跨国贸易。然而，杰克逊并没有急于为世界建立严苛、明确的国际公共法律以及设立相应的监管机制，凡是较为宏伟的计划或理论，杰克逊本着实用主义理论，都对其持有怀疑态度。杰克逊强调利用强调利用多元化的互惠、交易、协调过程，从而使各国决策者对自由贸易持支持态度，并支持制定国际经济法律。第二，杰克逊不仅强调建立国际经济法对世界贸易进行导向，并制定详细的规则与秩序，要求各国遵守，还将关税及贸易总协定或世界贸易组织甚至一般的国际经济关系所制定的体制上升至宪法高度。杰克逊从国际经济宪法的角度看待国际经济法，将其精神充分体现出来，强调利用规则对贸易进行导向，而非通过强权对贸易进行干预，杰克逊认为可以通过国际组织的“SIFT”过滤功能，选取国内政策符合要求的国家，给予一定的优惠政策。同时要求不符合要求的国家，减少国家政府对自由贸易的限制，避免部分国家假借自由贸易对其他国家造成伤害。

2．2彼得斯曼自由主义理想视角。

彼得斯曼是著名的经济法学家，同时也是国际经济法中自由主义民主理论的创始人。彼得斯曼将关税及贸易总协定或世界贸易组织法的理论同实践、历史相结合，提出知识与价值的最终体现是个人，如果个人不仅可以在国内市场自由使用财产，在跨国市场或国际市场都拥有自由使用财产的权利，便可体现国际范围内分工的专业化与合理化，从而使各国国民财富能够得到长久增长，而各个国家的经济也可以得到稳步发展，进而使世界经济呈现持续繁荣的状态，若要使世界经济状态能够到达这种状态，并得以保持，便需各国制定相关的民主宪法法律制度。然而，各国在对外贸易方面都极为小心，各国长久以来都以重商主义为主要思想，并推行贸易保护政策，从而保证本国企业的发展，对外来企业进行限制，甚至打压，从而避免国内部分生产部门受到冲击与伤害，然而这却为国家整体的发展与国民经济总值带来负面影响。因此，国家如果希望解决国内自由贸易政策失灵，体制失效的问题，便需国际经济法律规则的帮助。WBG、IMF、关税及贸易总协定与世界贸易组织这类国际经济组织通过建立经济制度调整各个国家之间经济贸易各方面的细节，如关税，对各国经济事务尤其是对外经济事务方面进行指导与干预，并警告与约束一部分违背国际经济规则的国家，甚至采取适当的手段对其进行制裁，避免国家的公共权力被部分人滥用，从而对国家经济造成损害，甚至威胁到世界经济的安全。彼得斯曼提出，世界贸易组织的干预范围逐渐扩大，法律规则也日益明确、检查机制也得到完善与强化，从而证明国际经济法能够借助完善的机制对跨国使用的私人财产进行保护。

结束语：

现今，世界经济逐渐向一体化发展，国际经济法的作用也日益明显，各国学者对这一学术领域的探索越发深入。学者应从多方面角度剖析国际经济法，完善国际经济制度，使国际经济能够得到稳步发展，进而使世界各国受益。

参考文献

［1］那力，王彦志．国际经济法理论的多元视角［J］．法制与社会发展，2006，02：61－67．

篇(6)

关键词: 欧盟 共同农业政策 保护主义 农业补贴 倾销

一、背景介绍

欧盟的共同农业政策(Common Agriculture Policy,以下简称CAP)是战后为保证欧洲地区内部食物供给而制定的,其作用类似于同时期欧洲各主要国家通过煤矿和钢铁产业的合作来维护地区和平而建立的欧盟前身――欧洲煤钢联营(ECSC)。经过数十载的发展,CAP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但CAP并不像ECSC一样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逐渐解体并退出历史舞台,相反,它成为欧盟的一个核心政策,占据了欧盟预算最显著的一部分。

自上世纪八十年代起,CAP开始处于各类国际贸易谈判中批评的焦点。在欧盟内部,CAP被指责其过度生产、环境破坏、巨大财政负担等;在欧盟外部,它最受非议的是其采用的保护主义机制。CAP成功地阻止了外部竞争者利用他们的相对优势进入欧洲共同市场,特别是损害了农业出口国(大部分是发展中国家)的贸易利益。不仅如此,欧盟把CAP所生产的过剩农产品倾销到世界其它地方(其中大部分仍然是发展中国家),扰乱了当地经济,并对当地的农业有摧毁性的作用。

在一些欧盟成员国(如英国、荷兰、瑞典等)、国际组织和其它国家的共同压力下,欧盟已经进行一系列的CAP改革。

二、国际贸易中的保护主义

保护主义是通过征税或其他条例遏制进口以促进国内受惠产业的一种经济政策。某些保护主义政策是为了保护政治强势群体的利益而采取的。譬如在没有关税和配额的保护下,美国和欧盟的农民就无法与一些低成本的外国生厂商竞争。很显然,保护主义是和全球化进程中所盛行的新自由主义截然相反的。新自由主义者倡导自由市场和自由贸易,任何贸易壁垒和政府干预都要被消除,因为根据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市场经济秩序会被“无形之手”自动调整。当政府在保护主义的舞台上需要扮演重要角色的时候,其在新自由主义中却只需在台下做观众。

欧盟的情况有点特殊。在欧盟内部,一个共同市场已经建立,并废除了所有的成员国之间的贸易壁垒。欧盟的不断东扩使得新成员国获许进入这个拥有5亿消费人口的全世界最大的内部市场,进一步增大了其内部的经济量和贸易额。事实证明,这对一些传统的以出口经济为主的成员国来说是非常有利的。但在欧盟内部享有绝对的自由市场和自由贸易的同时,欧盟的边界却以各种条件限制了世界其余国家的参与和进入。

三、CAP的保护主义特征

1958年罗马条约的签订建立了欧洲共同市场,随后欧洲委员会便于1960年提出制定CAP的建议。当时六个成员国的经济都被政府积极干预,尤其是在生产计划、价格和农业结构方面。以法国为首的个别成员国偕同农业专门组织坚持政府在农业上保持深度干预,其中大部分政策随后便转移到欧洲共同体的执行层面。1962年,CAP在如下原则上确定了大致方针:1)市场统一;2)欧盟优先;3)财政整合。

CAP通过调控市场和价格上的政策来发挥作用,其最初目标设定于罗马条约的第39条例:

*通过促进科技进步和确保生产因素(尤其是劳动力)的最佳使用来提高生产力;

*保证农业社区的应有生活水平;

*稳定市场;

*保证供给量;

*以合理的价格提供给消费者食物。

在CAP的系统里,以下三种价格支撑方法具有明显的保护主义特征:目标价格、门槛价格和干预价格。目标价格为欧盟生产商定义了具有指导性的市场价格,并且理论上代表了未来价格波动范围的上限;进口产品须以门槛价格进入欧盟市场;干预价格则提供了一个价格止跌的底线,同时欧盟干预机构会在干预价格上购买农产品。干预价格因此给欧盟生产商提供了一个最低的保证价格。

基于CAP的各类贸易壁垒保护着欧盟的农业市场,避免其陷入与区域外生产商的竞争。形形的关税应用于几乎所有的农业进口商品,填补了国际市场价格和欧盟门槛价格之间的落差。与此同时,为了向国际市场输出过量生产的农产品,欧盟又使用各种各样的出口补贴来填补欧盟内部价格和国际市场价格的差距。

四、CAP保护主义的得失

在CAP巨大的生产、出口补贴的帮助下,曾经作为谷物、肉类和糖的净进口地区的欧盟自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起就一跃变成净出口地区。特别是在温带农产品方面,CAP使得欧盟自上世纪八十年代早期起从世界上最大的温带农产品进口地区转变为全球第二大输出国。欧盟的农业生产力已经增长过剩,农业社区享受了相当高的生活水平,市场也趋向稳定,各类物资供给得到保证。换言之,CAP的最初目标绝大部分已经完成。

但是,CAP保护主义机能的弊端也不断显现,如过度生产,环境污染,以及它巨大的财政消耗。曾占据欧盟总预算半壁江山的CAP,经过数次改革后,现在仍占据三分之一强。2005年CAP拨款计497亿欧元,相比上一年多了29亿,此增长归因于2003年CAP改革和欧盟东扩。如果将CAP的财政花费分摊到欧盟人口上,则每一个欧盟公民每周须花费16英镑用以资助CAP。同时,巨大的农业补贴还人为地支撑欧盟市场内的食物价格。有专家建议:如果没有CAP,每个欧盟公民则会少支付25%的食物消费。对于各成员国来讲,在CAP上的支出和受益是不成比例的,其中最获利的是法国、西班牙和葡萄牙,而支出最多的是德国。在欧盟外部,CAP对抗一切企图消除和改变其保护主义机能的压力,导致国际间的贸易摩擦不断,并使关贸总协定陷入僵局。

五、CAP保护主义的对外影响

为了更有效地限制任何利用相对优势进入欧盟市场的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机会,欧盟制定了两套保护主义政策。

(一)贸易限制。尽管欧盟的工业税低至5%,但它的农业税却很高:平均税率是20%,在某些产品上的最高税率可以达到250%。在对外公开的贸易壁垒上,还有专门针对发展中国家原产地的复杂条例,规定了单项产品需多少本地原料才能有资格获得优惠关税。就算某发展中国家的出口商能够满足这些条例,欧盟还有其它关于健康和安全的要求,以及最后的杀手锏――反倾销条例。这些贸易壁垒极大限制了欧盟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交易。

(二)CAP的农业补贴。这些补贴增强了关税、配额和其它贸易条例的效用,更有效地遏制了利用相对优势进入欧盟市场的竞争者。但是CAP的副作用是导致在欧盟市场出现以干预价格都无法卖出的大量剩余农产品,因此欧盟又采取出口补助的方式把过剩产品倾销到发展中国家,这样的操作不但排挤了对方国家的当地生产者,而且严重影响了对方国家的竞争者的生存。欧盟实行的食品进口高税制和出口农产品倾销,导致国际间对CAP广泛的批评和抗议,特别是在2003年世界贸易组织多哈回合的会议上。

“欧洲堡垒”是国际间对欧盟保护主义的一个形象的比喻。联合国贸易和发展大会声称欧盟保护主义每年剥夺了发展中国家近7000亿欧元出口贸易收入,基本上等同于贫困国家接受外国援助资金的14倍。欧盟保护主义对发展中国家而言是一个持续性的灾难,导致了不必要的饥饿和疾病。东西方冷战期间的铁幕已经消失了,但取而代之的是南北间的税幕。

六、CAP自由化的前景

贸易自由化通常会带来经济的活跃。很多研究显示:在消除农产品的贸易壁垒后,自由主义更会对国际间的经济繁荣作出贡献。但是这似乎仍不足以让欧盟自由化它的CAP保护主义。其实欧盟自身同样可以在消除贸易壁垒上获益很多:首先,高效生产力和高科技将使欧盟在国际贸易中占据相对优势;其次,消除关税和配额后,欧盟公民会享受到更多更便宜的进口货物;最后,欧盟终于可以卸下沉重的财政负担,把更多的资源分配给其它的政策领域(例如欧盟地区政策)。

但是,一旦CAP被自由化,欧盟农业社区的既有繁荣就会受到威胁,廉价进口产品会引起恶性竞争并把当地农业排挤出局。因此现有的CAP得益者很难放弃他们的利益。作为最大的受益方,法国、西班牙、爱尔兰等国一向强烈反对任何CAP的变革。相反,英国、瑞典、荷兰则对CAP的支付超过收入,因而一直要求加大改革力度。

2004年世界贸易组织对欧盟贸易政策进行审核。审核充分认识到对开放农业市场的持续努力的必要性,并强烈建议欧盟对共同农业和渔业政策进行更深远的改革。这些方面在国际贸易和持续性发展中心的审核报告上被着重提出:欧盟CAP的深度自由化,尤其是通过关税结构的简化和税率的降低,以及政府支持的缩减,将会对促进世界贸易和提高欧盟内资源重组作出显著的贡献。为了更好地应对当今全球一体化经济,欧盟在2000年里斯本日程中已经决定欧盟区经济全面向知识经济转型。由此看来,罗马条约制定的CAP已经完成其历史使命,如果不实行更大自由化的改革,它将越来越无法符合欧盟农业和社会发展的长久利益。

参考文献:

[1]J.Ockenden,M.Franklin,European Agriculture:Making the Cap Fit the Future[M].Pinter Publishers Ltd,1995.

[2]J.Rosenblatt,The Common Agricultural Policy of the European Community:Principles and Consequences[M].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1988.

[3]F.Duchêne,E.Szczepanik,W.Legg.New Limits on European Agriculture:Politics and the CAP[C].The Atlantic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Affairs/Rowman and Allenheld Publishers,1985.

[4]C.Daugbjerg,Policy feedback and paradigm shift in EU agricultural policy:the effects of the MacSharry reform on future reform,Journal of European Public Policy[J].Routledge,2003,10,(3):421-437.

篇(7)

本系列文章至此，日本是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源头之一已非常清楚：作为亚洲最大经济体，日本试图摆脱通货紧缩的努力导致了东亚经济泡沫的产生，其对银行海外贷款的撤回则使亚洲经济陷入严重衰退。

日本经济自身的祸根，则在1985年“广场协议”强制日元升值时已经种下。日本在自身经济失衡、尚未做好升值准备的时候，仓促地使日元升值，造成了随后15年的经济衰退。日本高效的贸易部门（制造业）可以在日元升值后仍旧保持经常项目顺差，但是受政府保护而效率低下的非贸易部门（金融、服务、房地产部门）则无法应对流动性过剩带来的经济泡沫。

如果一国经济的增长带来了社会总财富的增加，其基准汇率应当进行重估。但是，重估的风险取决于其国内的经济是否足够平衡和有弹性，以应对剧烈的价格变动。关键的教训是，无论是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所有经济体都必须主动随环境变化而变化。

日本服务业一直未能进行改革，直到金融危机爆发迫使其做出结构性调整。同样是岛国的英国，1986年通过“金融大开放”对金融服务业进行了改革，伦敦因而成为仅次于纽约的世界第二大金融中心。总而言之，当环境发生变化时，一国要么主动进行改革，要么危机迫使其进行改革。

要进一步深入理解亚洲金融危机，就不得不提到1990年出台的“华盛顿共识”。“华盛顿共识”与其说是一种经济发展战略，不如说是一种观察世界的方法。正如詹姆斯法罗斯（James Fallows）在其《瞄准大东亚：东亚政治与经济的崛起》一书中提到，西方人在看待世界其他地区时有三个习惯：试图以西方的价值观来分析世界，认为自己比他人优越，对于科学尤其是经济学过度自信。

西方人的自信不无道理。当亚洲经济陷入危机时，美国经济正蓬勃发展。这段时期美国经济繁荣的缔造者是财政部长罗伯特鲁宾，他通过削减财政赤字的政策，重建了市场对美元的信心，创造了美国高度繁荣和低通胀的经济奇迹。

作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2005年美国GDP为排名第二的日本的3.1倍。美国是最终的消费者和世界警察――超过55%的全球交易都以美元结算；正如昔日的罗马，可谓条条大路通华盛顿――这里是美联储、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所在地。

“华盛顿共识”基于新古典主义关于完美市场的假设：政府不干预市场，健全的市场要求贸易自由化、良好的宏观经济政策、准确的定价、国有企业私有化及民主的普及。这一共识也增大了金融部门的透明度，推动了更好的公共治理与私人治理。OECD、WTO、IMF和世界银行等全球性机构将这一新自由主义的理论推广到了全世界。

但正如斯蒂格利茨指出的，东亚那些经济发展最成功的国家均没有遵循这一发展战略：政府扮演了积极的角色，采取种种措施普及教育、推动科技发展、刺激储蓄增加以及对收入进行再分配。

为这一新自由主义理论提供实证检验的，与其说是“华盛顿共识”的成功，不如说是中央计划经济与政府过度干预的失败。贸易、投资、资本、信息和专有技术的自由化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逐步扩大。

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在80年代后期，叶利钦治下天真的前苏联经济学家依据这一理论实施了制度改革，尽管有西方大量的经济和技术援助，这一实践仍然归于失败。那些盲目遵从市场正统理论的人中，不乏一些顶尖的理论学家，全都未能理解市场正常运行的前提条件是健全的司法和监管机构的存在。

20世纪90年代早期，日本开始资助关于东亚奇迹的研究，试图以此对抗正统的新自由主义理论，我参与了其中的一小部分工作。当时世界银行不得不做出妥协，承认亚洲国家成功地选择了正确的基本理论，模拟市场价格，并对需要干预的部门，如教育、公共卫生、社会基础设施建设等进行了调控。但是，自由主义的势力是如此的强大，以至于苏联经济崩溃的失误也没打击“华盛顿共识”的自信心。IMF1997年召开的香港年会上，人们仍在争论是否应在全球范围内进一步推动资本账户的自由化。自由市场的信奉者坚持认为，市场可以通过最少的干预自行处理好一切。

在美国的支持下，“华盛顿共识”变成万能药方。IMF有个很简单的模型：每个面对危机的经济有两个逆差，即贸易赤字与财政赤字。改革药方是货币贬值、提高利率、加税、减少财务开支，以及最大限度私有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