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蒙文学精品(七篇)

序论：写作是一种深度的自我表达。它要求我们深入探索自己的思想和情感，挖掘那些隐藏在内心深处的真相，好投稿为您带来了七篇启蒙文学范文，愿它们成为您写作过程中的灵感催化剂，助力您的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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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幼儿文学；启蒙教育；故事

一、幼儿启蒙教育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幼儿文学

1.幼儿文学

儿童文学是指适合于各年龄段儿童的心理特点、能够帮助他们身心健康成长的、适宜他们接受能力、审美要求的这一类文学，对于幼儿身心健康成长来说，幼儿文学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2.幼儿文学作品具有一定的启蒙教育意义

幼儿文学作品的教育性，除了在品质、思想、情操、道德的教育外，还有美感教育、知识教育等等方面，都是不可忽视的，也同样包含在这个范围内。例如：栓栓小朋友说：“我想到月球上盖好多的围墙”，姥姥问他为什么呢？他说“可以把我尿湿的裤子晾起来呀”。因为栓栓上小班时经常尿裤子。所以天真的发问，表现出孩子对这种美好图景的倾心和向往。

二、幼儿文学在幼儿成长中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及重要意义

1.幼儿文学能够让儿童体会到愉悦与正面的情绪

高尔基说：“儿童文学是快乐的文学。”有一次，我们中班上了一节综合活动课《我爱我家》，我问道：“爸爸、妈妈很爱你们，你们心里面是什么样的感觉？”艾博说：“是甜甜美美、特别高兴的感觉。”乐乐说：“是我想亲亲她的感觉。”听完后，我感觉这就是孩子内心的真实感受。

2.幼儿文学在促进幼儿想象力发展方面作用巨大

有这样一个真实的例子：在一节美术活动时，小石头小朋友的画让我大吃一惊：他的画平时完全不同。我急切地问道：“你能把你的画给我讲一讲吗？”他兴奋地看着我说：“我最喜欢坐在盆子里，让妈妈给我洗澡了。”原来他的妈妈不在奎屯工作，在乌鲁木齐上班，一个月才回来一两次，平时都是奶奶照顾他。所以每当妈妈回来后，都会给他洗澡，他觉得自己最幸福的时候，就是和妈妈一起洗澡了。哦！我明白了，孩子因为在与妈妈一起洗澡的过程中体会到了幸福和妈妈的爱，所以才画出了自己内心的感受和如此丰富而美丽的图画。

3.幼儿文学在幼儿德育中的重要作用

我国著名的儿童教育家陈鹤琴强调，“教小孩要从小教起”，“一开始就要教好”，人们在幼儿时期可塑性最强，也最容易受外界的影响。在向幼儿进行道德品质教育过程中，幼儿文学是一种很好的形式和教材。

4.幼儿文学不可替代的美育功能

幼儿文学是文学的一种，和其他类型的文W作品一样，蕴涵着情感的美、思想的美、语言的美，在幼儿审美的培养过程中，它可以充分满足幼儿的审美需求，培养他们的审美意识。

5.幼儿文学对幼儿是非观形成有巨大影响

记得有一次，我给小朋友讲《大公鸡和漏嘴巴》的故事，大家都听得很仔细，过一会开饭了，我给他们盛好饭小朋友高兴地吃起来，正在大家安静吃饭时，李×大声笑着说：“老师，闫×像你讲的大公鸡一样是漏嘴巴。”全班小朋友都看着他笑了起来。我走过去告诉闫×：“小朋友说的对不对呀，我们要从小节约粮食。但是小朋友做错了我们要给他机会改正，不能嘲笑他。”小朋友点点头。

三、幼儿文学的启蒙教学的策略

1.以多样化的阅读形式深化文学作品阅读

例如，对《拔萝卜》这一故事的讲解，我们就其内容和特色，开展了“拔萝卜表演区”“图书制作”等相关的活动，让幼儿通过活动让孩子们相互友爱理解故事。又如，绘本《七色花》我们可以引出“各种颜色”“夏天到了”等活动。再如，在作品《拔萝卜》的活动中先让孩子们去欣赏、感受故事，在让孩子们去观察、认知、探究、绘画。最后让孩子们感受他们之间的友爱，体验情感。

2.为幼儿提供自由放松的环境

（1）在幼儿园创办书吧，以及各班的图书角都放一些幼儿文学读物。

（2）创办创意区，让孩子自己欣赏交流。

3.开展多种形式的阅读活动

阅读活动的形式并不是死板的。在平日的阅读教学活动中，我们主要采取平行阅读、集体阅读、开放性阅读、创造性阅读以及亲子阅读等方式。

四、幼儿文学启蒙教育中的误区

1.以成人的审美取代幼儿的审美主体地位

这个误区包括以下两种情况：一是在出现以大人的审美要求为主来要求孩子，传统的教育模式是以成人为中心来灌输成人的思想。二是教师主观臆断去猜测幼儿的审美取向，并将这种审美方式强加给幼儿。

2.忽视幼儿审美阅读能力的培养

一是成人从教育感化幼儿的方法，把审美教育当作德育和智育的辅助手段，比较注重幼儿阅读作品中真善这一方面的意义，但却往往忽略了幼儿创造美、欣赏美。二是偏重对作品进行科学性分析。

应该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马约尔在1998年世界教育报告的前言里强调：“我们留下一个什么样的世界给子孙后代，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给世界留下了什么样的子孙后代。”由此可见，中外优秀的、经典的儿童文学作品总是以适合儿童的接受能力和独特的审美特质为儿童所喜爱。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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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启蒙运动直接促成启蒙文学的产生

    启蒙运动的核心内涵是理性主义,理性的基本内涵是通过人们的推理和逻辑思维进行对事物的认知。理性主义认为应当通过人们的推理和逻辑思维进行对事物的认识。理性主义产生的历史根源是欧洲在从中世纪向现代工业社会过渡的过程当中,从事工商业的资产阶级的产生和发展壮大。商品经济在欧洲中世纪的历史发展进程中始终处于受压制的地位;商业活动受到封建领主土地所有制的严重限制的现实状况,使得资产阶级迫切需要改变自身政治上和经济上的被压制的地位;资产阶级反抗封建王权的需要形成了启蒙运动产生的阶级、社会基础。启蒙运动的主导力量是一部分追求理性精神的知识分子。他们成为启蒙运动主导力量的根本原因是在欧洲逐步异化并偏离基本基督教信仰精神的中世纪天主教神学。中世纪的天主教会由于受到世俗贵族势力的渗透而逐步腐化。因此,启蒙运动的产生和发展过程直接促成了启蒙文学的产生和发展。

    (二)启蒙运动的时代背景使得启蒙文学带有思想政治倾向

    启蒙运动的时代背景是资产阶级与封建贵族进行激烈的斗争的年代。因此启蒙文学从产生开始就带有十分明显的思想倾向性并同政治理论主张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众多启蒙思想家通过文学形式宣传自己的思想政治主张,这给启蒙运动时期的文学艺术带来了鲜明的政论性特征。为资本主义制度鸣锣开道,向封建制度本身进行猛烈攻击是启蒙运动时期文学艺术的重要时代使命和历史特征。

    二、启蒙运动的精神主张对文学的影响

    (一)启蒙运动的精神主张促成以思想主张为主流的启蒙文学

    启蒙运动时期的文学艺术最明显的特征就是突出理性精神。在牛顿等人的推动下,对世界的认识本身甚至上升到了对上帝进行思考的深度和高度。这些大胆的思想主张为启蒙运动和启蒙文学的发展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础。一时间,倡导怀疑、思辨的理性精神成为了文学创作的主流。在文学作品当中,将普通的个人作为直接的描写对象并号召人们进行个性化的发展和生活,成为当时的启蒙作家普遍反映出来的思想主张。

    (二)启蒙运动的精神主张使得文学成为政治理论载体

    启蒙运动时期的文学形式在当时资产阶级反对封建贵族的斗争中,通过作家本身的思想观点和文字描写显现出鲜明的政论性特征。这一时间内,很多思想家本身就承担起了启蒙作家的功能。卢梭、洛克、孟德斯鸠和伏尔泰等着名的启蒙思想家将理性主义哲学思想应用于社会政治领域形成了现代西方政治学理论,这些政治理论主要通过当时的文学形式表达出来。

    1.形成以民主思想为主的文学

    卢梭是民主思想的集大成者。卢梭通过文学形式折射了他的这些主张。《忏悔录》《新爱洛绮丝》是他的两篇着名的文学作品。《忏悔录》与以往的启蒙主义文学作品不同的是,该书注重平民的思想品质、感情和性格特点。卢梭在《忏悔录》中以诚恳直率的态度完整地记述了他的生活经历和思想感情、内心动态的各个方面。他的另一部作品《社会契约论》,将这些文学作品中折射出的政治主张集中总结和反映了出来。在政治主张中,他主要的观点可以概括为:国家和社会的形成是个体为满足自身利益而进行的理性选择所形成的总体。国家中每一个个体的目的是通过集体的存在保证自身的安全和利益。基于这样的分析,国家中的每一个成员都应当在政治地位上保持平等。没有任何一个公民在国家当中应当具有比其他人更高的甚至能够奴役其他人的权利。当国家不能保证自身利益时,个体可以选择离开国家。国家政治权利的形成是公民为实现个人利益将公共权力提交给一些具有决策能力的管理者的过程的结果。由于公民推举政府的初衷是实现个人利益,因此公共权力的持有者具有保障公民利益的职责和义务。

    2.自由平等思想的文学体现

    启蒙运动中的重要思想主张是自由平等思想。这一思想在启蒙运动时期的文学作品当中,得到了广泛的体现。在政治思想理论当中英国政治学家洛克旗帜鲜明地主张自由的观点。洛克以基督教神学作为依据,提出“天赋人权”的主张。天赋人权中主要包括的权利有追求个人幸福权、生命权和财产权。洛克认为,在人类历史发展的过程当中,人类一切行为的最终目的应当是向上帝赎罪,上帝赋予人们自由意志。人应当具有自由的思考能力。洛克的自由思想主要集中于人们思想的自由和政治自由。但自由具有一定限度,不能伤及其他人的自由,危害其他人的利益。卢梭在《社会契约论》中关于国家应当保障个人利益的观点也包括个人追求合法权利的观点,因此也蕴涵一定的行为的自由主张。在基督教神学的视野下,人类具有原罪,人的生命过程都是向上帝赎罪的过程,因此人的本质是相同的,人的地位应当是平等的,这一神学观点也为平等观念奠定了基础。在理性主义得以广泛传播的背景下,这一观念也逐渐被人们发掘出来。

    3.法治思想和分权制衡思想形成的政治文学

    启蒙文学的另一位重要代表人物是同样身兼文学家和思想家于一身的孟德斯鸠。孟德斯鸠是法制和分权制衡理论的主要代表人物。他着名的文学作品是《波斯人信札》。在作品当中,他通过小说的形式将自己的法治思想逐渐描述开来。在《论法的精神》当中,孟德斯鸠提出了社会政治的基础应当是公正的法律制度。在孟德斯鸠的主要观点当中,社会同自然界一样具有相应的规律,上帝在创造世界与规律之后就让世界按照规律进行运转,而人类社会应当具有的规律就是社会的法律,社会应当严格遵守法律才可以正常运转。在基督教神学当中,由于人类本身具有原罪,因此人们在面临一定的特殊环境时就会产生犯罪的可能。政府组成人员同样也有可能违背公共利益而以权谋私,因此应当进行分权制衡以对政府进行约束和监督来保障公民的利益。

    三、启蒙运动对欧美当今社会文化的影响

    (一)促进西方现代文化的独立思考精神

    理性精神强调人们按照自己的思考对事物进行推理以进行对现实事物的认识。进行理性思考的过程当中,人们应当具有充分怀疑的精神,敢于突破旧有传统进行创新,鼓励人们大胆怀疑。这种思想主张促成了西方现代文化中的独立思考精神的产生。西方现代文化中强调的独立见解的思想观念来源于理性精神,并在西方当代社会的方方面面都得到了良好的体现。在西方的教育模式下,人们被鼓励进行大胆的创新和开拓,勇于怀疑权威,挑战权威,使欧美思想文化层面充满了进行自由交流、大胆创新的氛围。

    (二)西方文学中人本主义的产生

    人本主义是在启蒙思想当中占有重要成分的观念。理性精神本身要求人们按照自己的思考推理和认知事物。在人们的认识过程当中,人的主观能动性应当被充分调动和运用。人作为思考主体的价值和尊严应当被广泛认可尊重。在现代欧美文化中,这种产生于人本主义和理性精神的观念已经广泛推广。现代欧美社会强调的人道主义、人权等观念就是在启蒙运动的人本主义倾向的影响下发展而来的。目前,在欧美各国,人道精神已经被广泛认可并对社会各方面产生了重要影响。死刑的废除、国际人道主义组织的广泛建立和发挥作用都是人本主义的重要表现。

    (三)西方文学中个人价值的体现

    由于理性精神和人本主义精神建立的重要基础是人个体能动性的发挥,因此个人的价值和作用在现代欧美文化中被广泛肯定,独立人格也因此在现代西方文化思想中被广泛肯定。个体的独立性是人们进行理性精神指导下的独立思考的重要条件。独立思考的意义和价值需要个体的独立作为实现条件。在社会生活当中,民主的政治环境也为个体实现价值和尊严提供良好的现实保证。

    (四)选举文化的产生

    在欧美社会当中,强调自由平等和民主法治的政治思想氛围是思想文化重要的特征。经过大革命和欧洲的广泛意义上的资产阶级民主改革,欧洲现代社会已经基本形成了民主政治制度。代议制民主所产生的选举文化,已经成为欧美文化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在欧洲现代社会当中,人民实现政治诉求的方式已经逐渐多元化并得到充分的拓宽。人们通过具有法律保证的参政渠道表达自己的政治主张和见解,也更加促进了欧美文化中的其他诸如重视法制和契约等特征。

    另外,经过启蒙运动建立起的现代市场经济体制也为欧美文化生活带来了重大影响。市场经济模式中强调的公平交易和诚信精神广泛存在于欧美文化生活当中。诚实守信的社会公共道德标准在西方社会当中正占据着越来越主要的位置。但欧美各国由于受到启蒙思想的影响程度不同,也形成了一定的文化差异性。现代欧美文化可以被概括为西欧文化、南欧文化和东欧文化等基本形态。由于启蒙运动长期以英国和法国为核心,因此法国和英国等国具有的理性精神更加明显。南欧文化具有更多的传统文化倾向,更加重视家庭的作用,法治精神弱于西欧国家。东欧国家相对其他国家比较缺乏民主精神。

    四、结语

    欧美社会生活的形态深刻地受到启蒙运动的影响。启蒙运动的思想主张在欧洲现代社会当中已经基本变成现实,启蒙精神的思想内核已经成为西方各国的重要精神特质和内涵,对西方社会发展前景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参考文献]

    [1]孟广林,从中世纪向近代过渡时期的思想启蒙[J].学海,201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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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四川重庆“抗战”时期的中心地位的确立

“五四”时期，川籍作家有的出国留学，有的在国内到处奔波，对四川的文学期刊关注不够，四川文学期刊影响不广。北京、上海作为文化的中心地位，把“五四”的启蒙思想辐射到其它中小城市，四川的报业作出了回应，而四川期刊文学反映当时现实生活的深广度却大为逊色。

抗战时期四川为什么会出现文学期刊繁荣乃至一时成了全国文艺的中心？梳理起来，就会发现一个鲜活的事实，因战争原因，大城市北平、上海纷纷成为日本军攻击的重要城市，大批文艺工作者逼迫离开，来到四川重庆，期刊也被迫迁往重庆。于是，重庆的文艺杂志如雨后春笋般地迅速增长起来。如：《文艺月报》、《文艺先锋》、《文艺阵地》、《文艺青年》、《文学》、《文学月报》等。四川重庆成为临时的文化中心。随着作家迁徙，文艺组织、刊物、高校也同时从上海、北京两地向以重庆为中心的西南迁移。标志重庆在40年代开始成为中国现代文化和现代文学的中心。

二、现代四川期刊在抗战文学与时代潮流中漫游

抗战以后的重庆，文学期刊的启蒙被救亡的主题压倒。无论是诗歌、小说还是戏剧、报告文学皆进行抗日的宣传。还对抗战文艺进行了广泛的研究和探讨。整个抗战文艺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局面。

1.自由宽松的独特审美。时期，形成了独特的“渝派文学”特质。“‘渝派文学’正由于其生存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而显示出与前两个十年所不同的审美取向和风格特征。作家自身经历着凄惨苦难的生活，往往对笔下人物的不幸遭遇注入无限的悲悯。‘悲’到让人透心凉，作品也尽显‘悲凉’的美学风格。对人的现实生存的关注，作品所体现出的悲悯人道情怀和悲凉美学风格，正是渝派文学独特的审美取向和创作风格”。集中展示了中国20世纪文学的实绩和成就。作家们满怀深沉真挚的爱，以文人的自由，去表现认定的独特的审美选择。在作品中捕捉并传达那些最感人心灵的悲愤情绪，构成底蕴深厚的抗战文艺，成为当时文化的载体和民族心理探析的杰作。

2.“救亡”与“启蒙”是时代主题。“五四”时期，文学启蒙的目的“重在国民性的改造，从而最后改变中国的政局和社会面貌，这恰好说明它仍未脱离‘以天下为己任’的愤世忧国的文化传统；相反，倒是在更深刻的悖论中显现了文学启蒙中现代化主题的内在复杂性和现代性”。“五四”文学革命乃至抗战爆发前的各种文学思潮，着重强调的是文学与社会改造的密切联系，文学在国家现代化进程中的思想启蒙作用。尤其关注个人生存的“危机”，文学启蒙的对象集中于下层社会，把唤起大多数下层人民的觉醒作为文学的基本任务。依然保持着改造国民灵魂的内涵。而到“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作为国统区的重庆，因期刊纷纷迁至此，再加之大批作家流亡到此，故四川期刊文学发生了重要变革，肩负起民族救亡和民众启蒙的双重使命。当时的一些文学期刊形式多样，呈现出特定历史时期文学想惊醒沉睡的国人的巨大冲击力。文章的标题，常直奔主题，作者想通过血和泪的书写，参军抗战的精神讴歌，传达出一种不屈的中国魂。这些文字以通俗化的语言对抗战进行了宣传，起到了启蒙和民族救亡的双重使命。抗战文化与现代启蒙文化构成了四川期刊文学的空间，这是中国“救亡”与“启蒙”大时代主题的映现。重庆抗战文学的重要成就是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中，把救亡与启蒙结合在一起，继承“五四”传统，发扬光大。

3.抗战情结的抒写。现代四川期刊因表现抗战文学而独树一帜，呈现出鲜明的时代色彩，作家们努力开掘的抗战人物和故事所蕴藏的思想内涵，向读者传达一种感奋的力量，其爱国的情结引发共鸣，反映出那个特定时代社会的根本精神和文化风貌，从而获得独立的美学品格。有关、有关民族精神的题材就构成了现代四川期刊抗战文学的主要部分。

现代四川期刊与抗战文学情结，构成了中国现代文学最辉煌的一页，谱写了时代的最强音，实现了特定历史时期四川期刊文学审美创造价值，高扬了爱国精神和民族情怀。

[本论文是四川省教育厅重点项目“启蒙、救亡与民族关系――现代四川文学与期刊研究”成果之一（项目编号为：07Sd1103)。]

参考文献：

[1]司马长：《中国新文学史》(下卷)，香港昭明出版社，1978.3。

[2]李 怡：《中国现代文学的巴蜀视野》，四川出版集团巴蜀书社，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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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在文化启蒙运动的推动下，各国先后经历了一个较长时期的文学启蒙运动阶段，出现了一批忧国忧民的文学家和具有启蒙思想的作家。

3、西方殖民主义者带来了西方文明，为寻求民主和民族独立的亚非进步作家打开了眼界。他们积极吸取有益的营养，努力做到与本民族的传统文学融合。

4、随着作品思想内容的需要，近代亚非文学突破了陈旧，僵死的文学形式，创造出新的文学形式并，此外，还积极地吸收了诗和西方近代文学的形式和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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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小学语文；儿童文学；教学应用

儿童文学作为文学类读物，本身在文学价值上就是对小学语文教育的补充和扩展，作为培养儿童内心文学兴趣，开启儿童对于文学世界探索的钥匙，儿童文学的出现对于整个文化传播和发扬有着重要的意义和作用，小学语文作为儿童教育初始阶段的主要学科，在整个文学的学习和启蒙阶段也具有关键性作用，两者作为文学的基础教学类文献，在实质上同出一脉，相辅相成，所以加强儿童文学和小学语文的互补和联合对于整个语文教学有着创新性意义。下面通过对小学语文和儿童文学分别进行分析和讨论，从而浅析儿童文学在小学语文教学中的重要应用。

一、儿童文学定义

儿童文学是在中华文化背景下，经过反复的节选和改变，专门针对于青少年和儿童设计的启蒙性文学读物，其目的就是激发广大儿童和青少年对于中华文化的兴趣和爱好，从而对整个中华文化进行学习和积淀。随着时代不断发展，儿童文学的定义和内涵也不嗟谋桓新和发展，但是不管经过如何的改变和创新，儿童文学本身大致包含下面几个方面含义：第一，儿童文学是中华文化的产物，是结合儿童特性而编写的文学类读物，是对儿童和青少年思维有着引导、启蒙等作用的启蒙性书刊，是在文学基础上的应运而生。第二，儿童文学的应用对象是广大儿童和青少年，儿童文学的设计目的就是为了适应儿童和青少年的思维特点和心理特点，设身处地的在儿童和青少年的思维立场上去引导儿童和青少年走进文学的世界，用一颗纯洁、积极、善良、美好的心去了解中国文化，进而培养儿童的学习兴趣和内心性格；第三，儿童文学是优秀文化的剪影，具有广泛的价值和作用，特别是儿童文学都是经过精心的编写和排版，不论文字还是图画都是对儿童内心世界的映像和美化，结合了中国文化的多种优秀文化特点，目的就是启蒙儿童和青少年的内心世界。

二、儿童文学在小学语文中的表现形式

（一）小学语文中的英雄主义

我国拥有五千多年的优秀文化底蕴，同时我国的文化教育历史同样拥有悠久的历史背景，不论是古代教育中的私塾教育，还是现代教育中的大众教育，在语文教学中最重要的颂扬文化就是英雄主义，从古代教育中的《山海经》中炎黄五帝，再到现代教育中的“感动中国”，这些文学书刊都是对我国历史优秀任务品质的传扬和赞颂，比如：古代教育没有文学读物，是通过石碑记录英雄传记，目的在于培养儿童见义勇为，勇敢正义的性格特点；儿童文学虽然并不是语文教育中的指定课本，但是却在树立学生人生观和价值观上起到重要的正面作用，特别是对于英雄主义的赞颂，所以文学读物是促进语文教学的重要辅工具。

（二）儿童文学和小学课本的互补意义

小学语文教材作为课程教育性书籍，要结合学生年龄特点和性格特点对课文内在进行适当的改变和修订，适当的修订和改变在一定程度上虽然对整个素质教育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是在一定程度上却造成一些文化史实的残缺和误解，虽然在一定阶段有效的对儿童的内心世界进行培养，但是在长远的阶段会影响整个文学文化的学习和认知；儿童文学虽然不属于素质教育的指定用书，但是在一定程度上却拥有较为完整的文学内容和思想意义，所以适当的通过儿童文学的课外阅读补充小学语文课本删减的内容，对于以后长远的学习有着重要的意义和作用，由此可见，儿童文学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充分补充小学课本，通过二者有机的集合促进儿童内心世界的完善和文学文化的培养。

三、儿童文学在小学教学中的特点

（一）材料内容的冗杂性

小学语文教育要求是课文内容简介、中心突出、中心思想集中，儿童文学作为文学材料而言，是对整个材料的完整叙述，强调整个故事的完整性和全面性，所以在一定程度是不能够容易被儿童理解和接受，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儿童文学不属于文学教育的优秀材料，我们要正确对待小学课本和儿童文学两者之间的关系和联系，积极学习尊重小学课本的前提下也要注重儿童文学的重要意义，根据两者不同的特点吸取积极因素，促进学生内心世界和价值观念的培养。

（二）多元化思路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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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出版史；出版文化；思想史

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年推出了美国学者理查德B.谢尔（Richard B. Sher）的专著《启蒙与出版：苏格兰作家和18世纪英国、爱尔兰、美国的出版商》。该书以苏格兰启蒙运动中的书籍出版史为中心，生动地展示了出版与启蒙之间的互动关系。

谢尔采用实证的方法考察了115位苏格兰作家在1746年到1800年间出版的360本著作，包括作者的身份、第一版的出版商、版式、卷数、价格、畅销程度、再版情况、作者得到报酬的数目和方式等。通过查阅大量珍稀版本的图书和未经出版的手稿，谢尔详尽地勾勒了苏格兰启蒙运动书籍出版与传播的文化迷宫，并通过详实的数据和有趣的私人信件展示了伦敦─爱丁堡出版轴心和都柏林费城的重印如何推动苏格兰启蒙运动成为一种国际现象，并对欧洲和美洲都产生深远影响。

阅读这部独特的出版史，为我们更好地思考出版人的文化角色、探讨出版史和文化史的关系提供了很好的借鉴。该书主要有以下三个特点：

一、聚焦苏格兰启蒙运动的独特性

“在欧洲启蒙运动这场气势恢宏的交响演奏中，苏格兰以其独特的音色受到世人瞩目”。①由于其特殊的历史境遇和地域特征，苏格兰启蒙学者在分享科学、宽容、民主、进步等普遍价值观念的同时，表现出鲜明的民族性格，其科学和文学书籍的生产也充满了民族文化的意义。

长期以来，苏格兰一直是一个地理上位于欧洲边缘、经济落后的弱小国家。《1707联合法案》打开了苏格兰的经济困局，却使之丧失了独立国家的政治地位。对苏格兰启蒙思想家来说，联盟一直是个挥之不去的问题。他们在坚持自己苏格兰身份的同时，对英格兰人的轻慢格外敏感。“面对民族的一系列损失和劣势，还有与英格兰的政治、社会、文化联盟的可能性，休谟圈子中的苏格兰文人进行了一种有自我意识的尝试，通过在智力上取得成就，来给他们自己和苏格兰民族带来名声和声誉。”②而书籍正是实现这个梦想的翅膀。

首先，苏格兰文人集团利用出版物强化个人合作和社会凝聚性。亚历山大・布罗迪和谢尔都注意到，虽然苏格兰启蒙思想家分散在各个领域，不同学派之间存在巨大分歧，但其整体性和高度的社会性是不可忽视的特征。高水平的学术社团和密切的出版联系是重要的凝聚因素。生活在格拉斯哥、爱丁堡和阿伯丁的启蒙知识分子生活在一个紧密的学术圈子里，“由于苏格兰文人之间的密切关系，他们常常为彼此的出版计划提供帮助，有时是进行直接的合作。”③作者们投入了大量精力去编辑、修订和重印彼此的作品。约瑟夫・布莱克将亚当・斯密的论文编辑成《哲学论文集》，休・布莱尔出版约翰・洛根的遗作《传道书》，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

其次，文人们经常利用出版媒介互相赞扬，并尽可能大声地宣传苏格兰作为文学和学术中心的新地位。例如托马斯・里德在《人类理智能力研究》献词中为18世纪的苏格兰描绘了这样一幅理想化的图景， “在那里文人群体成员以平静而愉快的态度讨论问题，使用互谅互让的哲学话语来澄清和改进他们的原理并且互相尊重。”④共同的理想和事业遮盖了他们之间的差异，竞争和分歧进一步刺激而非抑制启蒙出版文化的发展。他们彼此团结和相互支持，为爱丁堡赢得“大不列颠雅典”的美誉。

第三，将作者身份塑造为民族现象。福柯在《作者是什么》中指出：作者是话语实践复杂运作的产物，作者形象及其含义在不同历史时期会因文化传统和话语形构的改变而改变。现代版权制度和现代文学批评以一种复杂的运作方式构建了作者形象。那么，苏格兰启蒙运动成熟时期的出版文化是如何塑造作者身份和形象的呢？

谢尔考察了苏格兰启蒙作家的署名情况。他发现，这一时期的书籍扉页上经常用学位、头衔和职位来标识作者，通过这种身份证明来提高作者的权威并强化其苏格兰民族身份。如亚当・斯密在世时出版了多个版本的《道德情操论》，第一版（1759）和第二版（1761）中，斯密名字的后缀是“格拉斯哥大学道德哲学教授”，《国富论》的第四版（1784）扉页上补充了“爱丁堡皇家学会会员”“国王陛下的一位苏格兰海关专员”这两个身份。

“这种署名方式让作者与自己祖国的机构发生联系，说明了苏格兰启蒙运动的作者认识到自己来自苏格兰的重要性，以及转而反映了他们的苏格兰身份会被读者认识的程度。读者对作品的评价不仅影响了他们对作者的认识，而且影响了对该作者所属的机构和国家的看法。”⑤通过把作者身份塑造为民族现象，苏格兰启蒙书籍把苏格兰文人看作一个集体的存在，从而赋予其民族的、政治的和意识形态上的意义。政治上失去独立地位的苏格兰，要在文化上与英格兰一争高下，出版正是文化较量的武器。

二、重新定义出版人的文化角色

出版人是唯利是图的生意人，还是文化事业的推动者？文化追求与市场意识可否融于一身？美国文化史学者罗伯特・达恩顿（Robert Darnton）在《启蒙运动的生意》一书中考察了《百科全书》的出版、印刷及传播的生意链后写道：“启蒙运动……首先存在于哲学家的沉思中，其次则存在于出版商的投机中。”⑥他生动地描绘了以夏尔・约瑟夫・庞库克为代表的出版商如何在利润的驱动下将启蒙思想带出哲人的书房而深入到社会的缝隙并最终推动了一场运动。虽然他们随意删改原作的内容，贿赂欺诈，却在无意间成为推动启蒙运动的活跃分子。

谢尔称赞达恩顿对《百科全书》书籍史的论述开辟了书籍史研究的先河，成为探讨启蒙必不可少的一部分。顺着相似的思路，谢尔考察了苏格兰启蒙运动时期的出版发展历程及其与启蒙运动的互动关系。他们的研究提醒我们，启蒙运动绝不仅仅是思想家书斋之中的独白。在思想物化成书籍并进一步推动社会变革的过程中，出版和图书贸易渗入到历史的肌理之中，成为推动社会历史发展的力量。

与达恩顿笔下的庞库克不同的是，谢尔发现苏格兰启蒙运动的出版商有着独特的文化追求和文化自觉。在爱国热情和民族志向的推动下，苏格兰启蒙出版事业不再是单纯的商业行为，而是具有了内在的文化属性。苏格兰启蒙时期的出版人文化角色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出版人构成严肃写作背后的力量。读过英国文学史的读者应该不会忘记塞缪尔・约翰逊博士那篇柔中有刚的《致切斯特菲尔德伯爵书》。在约翰逊最需要帮助的时候，伯爵从未提供过“任何帮助的行动、任何鼓励的言语或者表示赞同的姿态。”当《英语词典》编撰完成即将成为经典时，他抢先发表文章暗示自己是赞助人，被约翰逊一口回绝。

约翰逊的传记作者詹姆斯・包斯维尔（James Boswell）发现，苏格兰出版商安德鲁・米勒和威廉・斯特拉恩是与约翰逊签订“文学劳动合同”的最主要的人。约翰逊认为“书商是文学的赞助人，他们确实通过那部字典最终获得了相当多的利润，但是这项耗费巨大的工程能够冒险开始并且终于坚持完成，这要归功于书商，他们也不能确定出版这部字典一定不会亏本”。⑦约翰逊的例子说明贵族模式开始转变为资产阶级或现代的商业模式。出版者构成了严肃写作背后的推动力量，他们敢于承担风险，发起大规模的出版计划。大卫・休谟的《英格兰史》就是汉密尔顿出版公司在1754年冒险尝试的一个宏大的苏格兰民族出版项目。汉密尔顿自己都称之为一个非常大胆的，甚至是鲁莽的计划。为了保证在伦敦的销路，汉密尔顿特意在伦敦开设一家临时店铺。亚当・斯密《国富论》的市场前景同样不被看好。然而，这两部著作都成为了无法超越的经典。从这个例子可以看出，出版人作为文学赞助人还承担着作者与读者之间的桥梁角色，他们判断和甄别优秀的作品，对读者起到引导作用；而对市场和公众反响的判断上，他们又先于作者，给作者经济上的支持。

第二，出版人为作者和文人提供个人服务和社交支持。以18世纪后半叶爱丁堡最著名书商威廉・克里奇为例，他的书店是著名的文人聚会场所，苏格兰文人定期在那里聚会和互相结交。克里奇擅长吸引苏格兰文人群体的成员，培养他们成长为作者。过去由贵族赞助人向作者提供社会支撑体系，现在由富裕的出版商承担。毕业于爱丁堡大学的克里奇视科学为启蒙的推动力量，积极地出版他觉得有价值的科学作品，如布丰的《自然史》和苏格兰启蒙运动的范本《苏格兰统计报告》。出于对启蒙理念的认同和促进苏格兰民族进步的理想，克里奇甘愿冒财政风险出版促进启蒙运动的作品。

谢尔认为，虽然出版人提供的慷慨版税提升了文学和学术作品的价格，但并未取代贵族的赞助和支持。“那个时代的特征是赞助和市场相结合的体制”。⑧被称为“苏格兰启蒙之父”的阿盖尔公爵三世本身就是一位业余科学家、改良家和植物学家，他利用手中的权力给他认可的知识分子提供学校的职位或政府的公职和退休金，使其拥有稳定的写作环境，不完全靠出版行业的资助。经济上的独立使作者不必完全屈从市场要求，出版时不以盈利为唯一目的。这个特点使得“稳定性”和“学术性”成为苏格兰启蒙运动的基调，也使苏格兰启蒙作品常带有专业和教导的色彩。

三、以出版史介入思想史

一般来讲，思想史学者主要关注思想的承袭和流变。提到苏格兰启蒙运动，学者们首先关注的是哈奇森的《论美与德性观念的根源》、里德的《按常识原理探究人类心灵》、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大卫・休谟的《人性论》等深刻影响今天经济和伦理生活的经典著作。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不少学者探讨过1760年至1840年苏格兰哲学在德国和法国的接受，并与大陆启蒙运动思想相互融合的过程。⑨学术界也涌现大批文献探讨美国建国先贤的苏格兰思想渊源。然而，哲人的沉思是如何走出书斋推动历史的呢？

谢尔以出版史介入思想史，通过苏格兰启蒙书籍的出版模式和重印情况来探讨作者与书商的活动如何使启蒙思想广为传播，并使苏格兰文人共和国名扬天下。“出版史不仅仅是文献学和版本学，当我们从更广阔的视野来考察书籍的历史，就能理解印刷品中的文字作为历史中的一种能量所具有的效能。”⑩透过谢尔对伦敦―爱丁堡出版轴心的形成和瓦解过程的考察，读者可以更好地理解为什么18世纪后半期在苏格兰这个小地方产生了大智慧，又为何在19世纪走向衰落；都柏林和费城的重印又是怎样为苏格兰启蒙思想插上翅膀，推动了欧洲的启蒙运动并对美国制宪产生深远影响。

“如果没有出版业的变革，我们所知的苏格兰启蒙运动就是难以想象的，反之亦然。”k谢尔认为，苏格兰启蒙运动在18世纪中期经历了一个“腾飞”，与打造伦敦─爱丁堡出版轴心的五位出版商密不可分。他们分别是早年移居伦敦的苏格兰书商安德鲁・米勒和威廉・斯特拉恩；还有对苏格兰民族感情强烈认同的爱丁堡出版商汉密尔顿、巴尔福和金凯德。他们全部出生在苏格兰，青少年时期就相互认识，米勒、金凯德、斯特拉恩都曾是苏格兰著名书商麦克尤恩的学徒。他们在那个时期建立的友谊减弱了个体和区域竞争，并为后来的合作铺平了道路。

谢尔称米勒和斯特拉恩为爱国出版商，他们在伦敦获得财富和名望后，积极培养和支持苏格兰作者，为其优秀作品支付慷慨的稿酬并打开伦敦市场。“我们永远无法知道，有多少苏格兰人受到他的鼓舞而成为作者，也不知道有多少原稿由于他的参与而成为流行和盈利的巨著，如果没有米勒，它们可能默默无闻或者作为地方出版物被埋没。”l18世纪中期开始，米勒在出版苏格兰作者重要作品时，开始与苏格兰的出版同行合作并逐渐演变成一种重要的出版模式，如亚当・斯密的经典作品《道德情操论》就是由金凯德在爱丁堡、米勒在伦敦出版的。出版同盟有利于分散成本、拓宽销路、提升文学和学术作品的价格，培养和支持苏格兰作者。他们合作的基础是共通的理念、共有的利益和私人之间的情谊。然而，他们的晚辈合伙人之间却没有建立起这样的友谊和信任，在书籍出版样式、时机、利润分配等方面，产生了越来越多的争执和冲突，彼此的信任和合作纽带逐步瓦解，苏格兰启蒙书籍出版的黄金时代一去不返。

谢尔进一步分析了都柏林和费城的重印对苏格兰启蒙思想传播的推动作用。当时的爱尔兰没有版权法律，那里的书商能够不受限制地重印英国作品。每当伦敦和爱丁堡推出畅销新书，都柏林迅速以更小的尺寸、更低的价格进行大量的重印，再销往英格兰、欧洲大陆和美国。谢尔认为，他们虽是文化的盗用者，却在传播启蒙作品方面成为连接大西洋两岸的纽带。18世纪末，许多苏格兰和爱尔兰书商移民到美国，开始在费城、波士顿和纽约复制爱尔兰的重印业，苏格兰启蒙作品依然位于中心地位，对美国制宪和高等教育产生了深刻而复杂的影响。如果没有都柏林和费城的重印，苏格兰启蒙思想很可能昙花一现，难以产生持久的影响和新的生命力。

究竟是印刷业影响了历史，还是历史影响了印刷业？这个问题没有一个简单明了的答案。出版业的发展在某种程度上是整个欧洲启蒙运动的共有特征。启蒙运动对理性的肯定激发了人们求知的欲望，阅读市场的形成使出版和图书贸易成为有利可图的产业。然而，不同的历史境遇赋予各个民族不同的启蒙主题，其图书出版和贸易也带上鲜明的民族烙印。在德法等欧陆国家，启蒙是以理性之光驱散宗教和专制的阴霾，发生在“光荣革命”之后的苏格兰启蒙运动则是要建立一个文明的秩序社会，实现自由和富裕。而在晚清时代的中国，对西学著作引进与传播的主题是救亡图存。m

在苏格兰启蒙运动个案中，启蒙与出版繁荣是互利共生的关系。雄心勃勃的出版商在爱国热情与创业精神的驱动下促进启蒙书籍的出版和传播。苏格兰著名出版商大多受过良好的教育，积极认同启蒙理念，深信科学知识和文化艺术对开启民智、建立自由富强社会的作用，因此他们的出版动机常常超出利润的范畴，使得经典的科学和哲学作品得以出版。同时，苏格兰启蒙思想家在传播知识、启迪民智，促进民族进步的使命感下源源不断地向出版商输送高质量的智力成果，为出版业提供丰厚的利润和持久的动力。这一点在与爱尔兰图书贸易进行对比后显得更加突出。爱尔兰由于没有著名的本地作家，其出版业只能以重印英格兰和苏格兰作者的作品为主。当英国的版权法律在1801年扩展到爱尔兰后，爱尔兰重印业无以为继。

总之，谢尔用详实的数据令人信服地分析了苏格兰启蒙运动时期出版文化与思想运动的关系，生动地呈现了常常为人们所忽视的从思想到书籍的过程，为我们认识出版人的文化角色提供了新的视角和借鉴。

（炎萍，河南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

*本文系2013年河南省教育厅人文社科项目“后现代语境下西方文学伦理学研究”（项目编号：2013-ZD-086）的成果。

注释：

ai亚历山大・布罗迪编. 苏格兰启蒙运动[C]. 贾宁译.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0：149，298.

bcdeghkl理查德B. 谢尔. 启蒙与出版：苏格兰作家和18世纪英国、爱尔兰、美国的出版商[M]. 启蒙编译所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2：47，138，147，164，210，218，662，307.

f 罗伯特・达恩顿. 启蒙运动的生意：《百科全书出版史》[M]. 北京：三联书店， 2006：3.

篇(7)

一、关于“中国儿童文学”的具体发生时间的辨析

关于“中国现代儿童文学”具体发生时期一直是学界争论的焦点，最具代表性的便是“中国儿童文学是否古已有之”这一争论了。在中国古代是否存在“儿童文学”?存在着什么样的“儿童文学”?针对这些问题，不同的学者持有不同的观点。其中，以蒋风、王泉根、方卫平、张之伟、谭元亨为代表的学者认为中国古代就已经存在儿童文学了。蒋风在《中国现代儿童文学史》的绪论当中这样写道:“历代儿童常常把丰富多彩的人民口头创作和古代文人文学中的优秀篇章攫为自己的宝贵精神财富，以满足精神上的渴求和需要。这就使我国儿童文学的发展与我国古代优秀的文学保持着传统的血缘关系。”［1］1蒋风先生所指的优秀文学中，除了《西游记》《水浒传》等文人文学外，他还特别提到民间文学对我国儿童文学的巨大影响:“我国古代的民间童话和民间故事，从来就主要生活在孩子们中间，滋养并丰富了过去时代的儿童精神生活，也是我国儿童文学的一宗极其丰富的遗产。”［1］2王泉根在《中国现代儿童文学主潮》《中国儿童文学概论》等论著中也大抵持相似的观点:“由此观察中国儿童文学，中国古代有童谣、童话的存在，自然有儿童文学的存在。”［2］13“如是我们说中国儿童文学的历史资源源远流长，这显然是指千百年来民间流传的口头儿童文学。”［2］14张之伟在《中国现代儿童文学史稿》中将“五四”以前的儿童文学称为“客观存在的儿童文学”［3］。这种提法与方卫平在《中国儿童文学理论批评史》中对古代儿童文学的提法不谋而合。但是，方卫平也指出，中国古代儿童文学具有非自觉性。“除了符合传统教育需要的作品之外，它们基本上都不是专门为儿童所创作的自觉的儿童文学作品。”［4］纵观这几位学者的观点，不难做出如下的概述:他们认为古代文学中的民间文学、中某些适合儿童阅读的作品以及儿童之间传唱的童谣等可以看作是儿童文学，但是古代并没有出现专门为儿童创作的文学，也就是自觉的儿童文学，真正自觉的儿童文学要到“五四”时期才出现。吴其南在《20世纪中国儿童文学的文化阐释》一书中使用类似的称法，即将“五四”以前的“儿童文学”称为“非自觉的儿童文学”。他指出:“中国古代文献中关于冠礼的记载值得关注。而真正将儿童作为一个共同体来想象其特点的是一批美学家，如老子、李贽等。因此，现代社会以前是有童年观念的，古人也意识到了儿童与成人的不同，只不过他们的注意点多在生物学层次上，而现代的学者关注的则是文化层面。而儿童文学的产生与近代以来的新式教育制度密不可分。学校的建立推动了儿童文学读者群的生成。学校创造一个儿童的文化群体，为儿童提供了一个特殊、介于家庭和社会之间的空间，创造了一种儿童自己的、又有别于成人的生活方式，在深层为儿童文学的特殊存在提供了依据。更为重要的是新式教育基本畅通了儿童自身的接受能力这个制约儿童文学建立和走向自觉的瓶颈。”［5］

在“儿童文学是古已有之”这一阵营中，谭元亨的观点显得与众不同。他在《中国儿童文学———天赋身份的背离》一书中将孙悟空、哪吒等神话故事中的人物形象归为“儿童形象”。并且认为，“《西游记》在很大成分上，是给儿童们写的，而且，可以被视作中国儿童文学的一个雏形”［6］。以朱自强为代表的另一方则认为中国儿童文学并非古已有之，而是现代社会的产物，甚至连“中国儿童文学”这个名词都不存在。这一观点最先在他的《中国儿童文学与现代化进程》一书中提出:“从有人类的那天起便有儿童，但是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里，儿童却并不能作为‘儿童’而存在。儿童作为儿童被发现，是西方进入现代社会以后才完成的划时代创举。没有现代社会对‘人’的发现，就不会有‘儿童’的发现，而没有‘儿童’的发现作为前提，为儿童的儿童文学是不可能产生的。”［7］3而关于民间文学与儿童文学之间的关系，朱自强则表示:“民间文学要成为儿童文学，一定要经过现代转化。”［7］4在《“儿童文学”的知识考古———论中国儿童文学不是“古已有之”》一文中，朱自强运用福柯的知识考古方法和布尔迪厄的“文学场”的概念，对“儿童文学”这一观念进行知识考古。［8］因此，他认为不能采取对细部进行孤证的做法，认为古代那些零星的作品不足以促成“儿童文学”这一重大的事件的发生。“建构的本质论”是朱自强针对儿童文学界出现的“本质主义”和“建构主义”两种倾向所提出的。在朱自强看来，杜传坤是建构主义的代表。杜传坤在《现代性中的“儿童话语”———从中国现代儿童文学的起源谈起》一文中表示:“现代儿童文学起源的‘元研究’的意义并不在于具体是哪一个时期，而是为什么是这个时期。儿童文学的真实起源来自于成人对儿童的想象。现代儿童文学的发生和发展就是儿童被‘他者化’的过程。”［9］在这里，杜传坤显然受到了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影响，认为儿童是通过“颠倒”而被发现的风景。不可否认，儿童文学在一定程度上的确是成人为隐含的儿童读者所构建的一个“乌托邦世界”(尤其在狭义的儿童文学中)，是成人想象出来供他们阅读或欣赏或受益的东西。但我们应该同时注意到，读者在阅读过程中，对文本所提供的理想化世界并非是被动的接受。相反，他们正在积极抵抗这些理想化的过程。路易丝·乔伊在2019年出版的专著Literature'sChildren:TheCriticalChildandtheArtofIdealization(笔者译:《文学的儿童:批判的读者与理想化艺术》)中，分析了“儿童读者从事的实际的批评活动的本质，强调儿童对文本起何种作用”［10］。通过细读一系列“黄金时代”为儿童创作的儿童小说，证明了儿童批评是如何在这些文本中抵抗理想化的过程。也许，这本书提供的全新视角，可以在某些程度上纠正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偏颇，从而使我们更加理性地看待“儿童文学的发生”这一问题。

而关于“中国现代儿童文学”的起源，大多数的学者都持“五四说”的观点。但也有少数学者持“晚清说”的观点。张建青论文《晚清儿童文学翻译与中国儿童文学之诞生》运用译介学的方法，从晚清的儿童文学翻译入手，对不同译文以及茅盾、叶圣陶、孙毓修的童话作比较分析，从而得出“中国的儿童文学逐渐诞生于晚清，标志性的作品是1908年出现的《无猫国》，它标志着中国儿童文学的诞生”［11］。持相同观点的还有孙建江，他在《清末民初:中国现代儿童文学的起源》一文中对清末民初儿童文学活动史料的梳理和整理，发现“清末民初时儿童文学活动的创作思想日趋成熟、儿童文学创作实践丰富多彩、儿童文学活动的积极影响不断显现，因此清末民初的儿童文学活动，是具有民族性、现代性根本特征的我国现代儿童文学的真正起源，清末民初也正是我国儿童文学真正呱呱坠地的诞生期”［12］。

二、对这一时期具体文学实绩进行研究

对于中国现代儿童文学发生期史料的整理从未停止过。1982年胡从经编纂的《晚清儿童钩沉》是中国大陆较早关于晚清时期儿童文学史实的著作。随后，蒋风的《中国现代儿童文学史》、王泉根的《中国现代儿童文学主潮》、张之伟的《中国现代儿童文学史稿》等一系列现代儿童文学史着眼于“五四”到前的儿童文学史实的梳理。对于这一时期儿童文学也以正面评价为主，肯定了“五四”时期儿童文学的对传统文化的反拨，把“五四”时期作为儿童文学史上的重要节点。但这些著作对史料的平面梳理，大多是从儿童文学观、域外翻译的儿童文学和原创文学三个角度来论述，缺少对史料更深入探究。

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研究者逐渐从各个角度审视晚清至“五四”这一时期的儿童文学，试图探究这一时期儿童文学与历史、社会和民族国家等之间复杂的关系。谈凤霞教授在论文《论中国现代儿童文学发生期的审美困境》中，从“审美”的角度，对1903－1927年间的儿童文字进行评价。在肯定这一时期儿童文学的成就的基础上，同时指出了这一时期儿童文学的审美困境:偏重教化、偏重“玄美”和矫枉过正。作者选取的切口很小，但是辐射的面却非常广。通过研究发生时期儿童文学的审美性，我们可以关照到整个现代甚至当代儿童文学的审美面貌。［13］张梅的《从晚清到五四儿童期刊上的图像叙事》另辟溪径，从“图像”这个在儿童文学中习以为常但却又最容易为人忽视的文体入手，考察图像由叙事的点缀到直接参与叙事的演变，从而折射出儿童文学发生期的复杂性。图像在晚清时期给儿童带来视觉上的冲击，在民国初年成为启蒙的利器，并出现了完全以图像为主导的《儿童教育画》，到了“五四”时期，“图画故事”作为一种新文体正式出现。图像对叶圣陶等最早一批的儿童文学作家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是现代儿童文学诞生重要的推动力量。［14］

儿童文学与国家民族之间的复杂关系一直伴随着中国儿童文学的各个阶段，尤其在中国儿童文学的发生阶段。吴翔宇的论文《想象中国:五四儿童文学的局限与张力》从“五四”时期的儿童文学创作入手，发现了“五四”儿童文学无法回避成人———儿童的张力关系。在“五四”时期的许多儿童文学作品中，都无法回避地出现成人的声音。在成人和儿童的身上同样都存在着自然性和社会性两种属性。“在儿童文学与政治的关系问题上，无论是过分强调政治之于儿童文学的训谕和教化功能，还是将儿童文学超脱于政治之外，都是对两者之间深度关联的片面理解。”［15］

从儿童文学内部探讨儿童与民族国家的命题是另外一个趋势。在“五四”时期，周作人和鲁迅在儿童文学方面的贡献不可小觑。对周作人的研究，学者大多集中在他的“儿童本位”理论以及他将民俗学、人类学与儿童文学交叉在一起的跨学科方法上。而对鲁迅的研究，则更多集中在他对爱罗先珂童话的翻译上面。谈凤霞教授的论文《鲁迅与爱罗先珂的童话》一文中阐述了鲁迅选择译介爱罗先珂童话的标准在于“有益有味”，“有益”指的是有益于儿童健康成长，并从长远来看能有利于改良社会人生;“有味”指的是活泼、积极的生活情趣和隽永的艺术魅力，能吸引小读者。论文的着眼点仍在启蒙与斗争的主题之中。［16］美国学者安德鲁·琼斯的《发展的童话:鲁迅、爱罗先珂和现代中国儿童文学》一文则揭示了鲁迅对于启蒙这一命题十分暧昧的看法。鲁迅和爱罗先珂一样持续关注着进化论及其带来的发展渴求，但也时刻怀疑这种发展的希望只是幻想。安德鲁认为《狭的笼》是一个后殖民的寓言:本土知识分子的发展主体为启蒙价值的“普世性”所篡代。［17］106－132谢晓虹的论文《五四的童话观念和读者对象———以鲁迅的童话译介为例》以鲁迅的童话译介为例从读者对象的角度介入来重审“五四”时期的童话。她提出了很有趣的问题:童话在“五四”时期是否真的如通常所说的是“专为儿童用的文学”?作者的答案是:“五四”时期当童话被视为“专为儿童所用的文学”时，一个崭新的读者群———拥有“赤子之心”或“童心”的成人也被构建出来。具体到鲁迅1926—1927年所翻译的《小约翰》，进一步阐述了鲁迅所看重的童话作品中的“社会批判力”不是源自童心的“无邪”，而是必须拥有“成人”与“儿童”的双重视点。因此，鲁迅所翻译的童话，是献给他们的———那些徘徊在“成人”与“儿童”世界之间，拥有双重视点的痛苦的觉醒者。［17］133－153加拿大学者佩里·诺德曼在《隐藏的成人:定义的儿童文学》中曾说:“我推定叙述者(指儿童文学文本的叙述者)是一个成年人，这些文本往往提供两种不同的视角，一种是儿童式的，一种是成人式的。”［18］其实在鲁迅翻译的童话也存在着这种双重视点，因此才会邀请同样具有“双重视点”的读者进入文本。在余话中，谢晓虹希望借此丰富现时对“五四儿童”、国族想象等课题之探讨。李玮的论文《在东西之间发明儿童———论民族政治与鲁迅的儿童观》一文打破了前者启蒙语境下的研究范式，在殖民的语境下探讨了鲁迅的儿童观。她提出也许并非是鲁迅“发现”了作为“人”的存在的儿童，而是鲁迅通过“发明”儿童来实现他特定的文化目的。“儿童”是鲁迅实现民族解放的一个工具。在谢晓红“双重论点”的基础上，进一步指出其翻译的作品并不存在于成人与儿童之间，而是存在于殖民语境下鲁迅所建构的东/西、新/旧的中国秩序之间。在东西结构中，在新旧转换之间，“儿童”被赋予分裂传统文化秩序的特质———“童心”或“童话”。“童心”或“童话”沟通另一个“成人世界”。［19］

还有相当一部分学者研究的重点是某一份刊物、某一个作家或是某一部分特定人群对中国现代儿童文学发生期产生的影响。宋莉华的论文《从晚清到“五四”:传教士与中国现代儿童文学的萌蘖》指出传教士在晚清时期的儿童文学活动。在翻译福音小说方面，传教士将其改编为儿童读物，前期的目的在于传播宗教教义，后期则被赋予了更多的启蒙色彩;在寓言方面，传教士将寓言进行改编，使其更加适合儿童阅读，寓言正式成为了儿童文学的一种文体;在童话方面，传教士用白话文译介了大量经典的作品，代表了中国现代儿童文学未来的发生方向。［20］美国学者洪长泰《到民间去:中国知识分子与民间文学，1918—1937》一书专门为儿童文学单列一章，重点论述了“五四”时期知识分子对民间文学的采集，作者尤其肯定这个时期中国知识分子把纯儿歌从传统的、道德教化的成人正统文学中分离出来，把它归入一个专门的民间文学体裁，并肯定它在民间文学教育方面不可估量的作用，具有开拓性的作用。［21］陈恩黎的论文《颠覆还是绵延———再论〈小孩月报〉与中国儿童文化的现代启蒙之路》，通过对《小孩月报》的再考察，发现了《小孩月报》所开启的“启蒙之路”并没有完成一种对传统中国文化形成挑战、颠覆和互补的横向文化移植，而是变异为在现代化名义下继续绵延的纵向繁殖，进一步加大了传统中国对童年的不信任以及意欲多方规范、塑造与利用的文化惯性。［22］李艳利的论文《〈蒙学报〉与晚清儿童文学的觉醒》以《蒙学报》为中心考察了其下设栏目在中国儿童文学自觉的路上所起到的作用。［23］胡丽娜的论文《〈妇女杂志〉与中国现代儿童文学》与之结构类似。通过对《妇女杂志》下设栏目《儿童领地》和《玩具俱乐部》发表文章的整理，作者发现《妇女杂志》对中国现代儿童文学尤其是其阶段的重大贡献。它在“儿童的发现”、儿童文学的创作、译介和本土儿童文学理论的构建方面都发挥了巨大作用。［24］

近年来，研究者逐渐关注到了儿童报刊图像的作用。除了上文提到的张梅的《从晚清到五四儿童期刊上的图像叙事》一文，陈平原在“中国现代文学和文化中的‘儿童的发现’”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名为《转型期中国的“儿童相”———以〈启蒙画报〉为中心》，以1902—1904年间存在北京《启蒙画报》为中心，探讨转型时期的“儿童相”。“以图像为中心，兼及相关文字，对比‘妇女相’和‘儿童相’，解读《小英雄歌》等歌谣的精神意蕴，探究教科书中的插图，进而关注‘游戏’怎样成为儿童教育的重要内涵、‘知识’可否变得有趣、采用版刻而非石印对于《启蒙画报》的利弊得失。”［17］73－90梅家玲的论文《晚清童蒙教育中的文化传译、知识结构与表述方式———以〈蒙学报〉与〈启蒙画报〉为中心》，从蒙学报刊与新式小学教育的引进讲起，进而讲到两份报刊中的知识结构，包括文学、历史、算术和地理等多门学科，最后谈到了新知识的表述方式并探究晚清报刊童蒙教育的开拓与局限。［17］35－72可以看出，这两篇论文中真正涉及文学史方面的并不多，更多是在美术史、报刊史、教育史以及思想史的背景下思考晚清时期“何谓儿童，如何启蒙”。

在晚清至“五四”时期有许多人物都对中国儿童文学的诞生做出了贡献。王蕾的《安徒生童话与中国现代儿童文学》按照专题研究的方式说明了安徒生童话对中国现代儿童文学的观念生成、儿童文学理论的构建、儿童文学的创作实践等方面对中国的影响。［25］

三、结语

综上所述，新时期以来关于中国儿童文学发生期的研究主要立足于对中国现代儿童文学的话语资源，在传统与现代，中国与西方的语境下梳理儿童文学发生期的文学实绩，考察这一时期儿童文学与现实社会、文化、历史的复杂关系。

中国儿童文学到底起源于何时?中国古代到底有没有儿童文学?这些问题至今仍是学界的热门话题。针对以上这些议题，笔者认为还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进一步完善研究:首先要弄清楚什么是儿童?什么是儿童文学?儿童存在于自然和社会两个维度上。存在于自然维度上的儿童，从古至今都是存在的，他指的是人类在成长过程中的一个时期;而在社会维度上的儿童，不同的历史时期则会呈现出不同的形态。即使在同一个时代，不同阶级和社会背景的人看待儿童的方式也是不同的。在古代，官方的正统思想是压抑儿童天性的，那些所谓的蒙学读物是不能够算作儿童文学的，但是在民间，有许多故事和歌谣仍然是受到儿童喜爱的。所以，关于“儿童文学是否古已有之”的争论点在于双方对于“儿童文学”的定义有所不同。持“古代说”观点的学者是从儿童接受的角度来定义儿童文学的。他们认为，古代文学中的某些作品为儿童所喜爱，那么就可以算作是儿童文学。而朱自强认为，“儿童文学”应当是一种观念，只有得到成人认可，尤其是官方认可的儿童文学才是真正的儿童文学。但“儿童文学”究竟应当如何定义，学界至今也没有准确的定论。在看待这些问题的时候，我们更应该关注作品诞生的条件，包括社会、历史、文化等多种因素。作为研究者，更应该考察儿童文学作品在每一个具体历史环境中如何为读者所接受或排斥，怎样在潜移默化中影响读者，读者在阅读过程中又是怎样反过来塑造文本的。

其次，在儿童文学发生期的史料研究方面，呈现出从平面化的史料整理转变为多角度挖掘史料背后隐含的复杂内涵，从而纠正了人们之前的许多误解，但在史料的深度挖掘方面仍需要进一步探究。更为重要的是，研究者对待史料要有着自己的价值立场，才能发现历史框架中的“血肉”。如果只是将史料的研究变成单纯的考据，那也就失去了研究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