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硕士培养方向精品(七篇)

序论：写作是一种深度的自我表达。它要求我们深入探索自己的思想和情感，挖掘那些隐藏在内心深处的真相，好投稿为您带来了七篇法律硕士培养方向范文，愿它们成为您写作过程中的灵感催化剂，助力您的创作。

篇(1)

【关键词】法律硕士；实践教学；改革

法律硕士专业学位教育是21世纪法学教育的闪光点之一。2009年开始，法律硕士从仅招收非法学专业的应届学生改革为允许法学本科应届生报考，从而出现了法律硕士（法学）与法律硕士（法学）两个专业的区分。由此，法律专业硕士层次的培养就出现了法学硕士、法律硕士（法学）和法律硕士（非法学）三种。

法律硕士（法学）和法律硕士（非法学）统称为“法律硕士”，其目的着眼于培养法律实务人才，即培养法官、检察官和律师等实务部门工作职业群体。而法学硕士则主要着眼于培养学术型法律人才，主要指法学教师和法学研究人员，主要从事法学理论研究和教学。

长期以来，“法学研究生教育的任务都明确规定为教学科研部门培养学术型法律人才（即法学硕士），缺乏研究生层次的实务型法律人才的培养渠道和制度设计”。法律硕士的引进，为我国法律实务人才的培养提供了新的模式。然而囿于研究生教学、培养方式的守旧思维，各大高校并没有探索出一条与法律硕士专业的学生情况和培养目标相适应的培养模式，法学硕士、法律硕士的培养方式趋同，法律硕士的法律实务能力及职业能力要求也并未在教学及培养方案中予以体现，这一弊端可从法律硕士研究生的实践教学层面予以反映。

一、法律实践性教学简述

法律实践教学是指通过讲授法律实务技能、观摩法律实际运用、分析法律事实及诉讼证据、分析案例、法律实务实习和办理案件等亲身体验的教学方式、培养学生职业技能、专业方法、应用能力、职业经验的教学活动。简言之，实践教学就是要通过专门的实践教学方法培养、训练学生的职业专长和职业（技能）能力的教学活动。

二、法律硕士专业实践性教学之不足

鉴于法律硕士（法学与非法学）专业与法学硕士的培养目标与学生现状的不同，在课程设置和培养模式上应当有所不同。而这种不同主要应当体现在实践性教学活动占整个专业教学活动中的比重不同。由于教学模式僵化、传统，教学方法缺乏创意等诸多原因，我国既有的实务教学水平根本无法满足学生成长的需要和社会对法律高端人才的需求。

（一）实务型师资的严重缺乏

法律硕士实践教学的师资是制约法律硕士专业学生实践能力提升的“瓶颈”之一。“大学之大，非因其高楼馆舍，而在于其大师也。”对于学校而言，核心的生产力在于教师，缺乏一个良好的教师队伍，很能培养出优秀的学生。总体而言，我国现阶段研究生教育已经从精英教育沦为平民教育，师生比例的严重失衡成一大诟病，这一点在法律硕士（法学）专业尤为突出。其一，法律硕士（法学）专业招生人数较多，各大院校的招生规模基本在50人以上，政法院校的招生规模更大。招生规模的扩大速度明显快于学校教师的增长，导致师资严重不足。其二，与法学硕士不同，法律硕士（法学）专业的教学对实务型导师的需求较大。而受高校法学硕士理论人才培养模式和学校对教师考核制度的影响，高校教师多侧重于理论研究，具有丰富实务经验的教师数量极为有限。

正所谓，术业有专攻，以学术型教师讲授所谓的实践性课程，本身就是一个伪命题，由此实践教学沦为走过场与纸上谈兵。

（二）大班教学效果不佳

受师资、学校教学设施的限制，加之学生人数众多，法律硕士专业的授课多为大班教学，这严重制约了教学质量的提升。以笔者所在的西南政法大学为例，法律硕士（法学）专业的一个教学班由一般三个行政班组成，上课的学生人数在100人以上。如此一来，分摊到每个学生身上的教学资源便严重不足，教师也无法进行深入的讲解，教学之间的互动也仅有一小部分学生能够有幸参与。更为重要的是，实践性教学不同于理论讲授，只有学生亲身参与其中、充分实现教与学的互动，才能实现教学效果。否则，学生仅仅观摩其他学生的法律实践，与坐在电视机前收看庭审的效果别无二致。以模拟法庭为例，每个参与其中的学生都有自己的角色定位，事前需要对案情及庭审相关程序进行学习和规划，方能熟悉庭审的流程及各方的权利和义务。只有参与其中，扮演某个诉讼参与人才能真正地学习到庭审的相关技能，这一点是消极地作为一名“观众”的同学无法企及的。

（三）实务课程教授沿袭传统教学模式

我国高校现行的实务课程教学方式存在诸多弊病，这是制约我国法律实务人才培养质量的主要原因。其一、沿袭专题形式的理论讲授。对法律硕士的培养，除了在课程设置上有一些区别以外，在教学方法上与法学本科和法学研究生教学没有本质上的区别，主要表现在以本科“填鸭式”理论灌输或者以法学硕士“专题教学”为主，其他形式的法律实践训练较为少有，不具常态性，无法满足法律硕士培养目标与职业化教育的实践要求。其二、案例教学停留在分析层面上。案例教学帮助我们了解案件事实、理清法律关系，并得出法律结论，具有深化理解的功能。然而，在对法律硕士的培养中，案例教学的运用较为守旧，仅仅停留下“分析”上。在这种案例教学中，所提供案件的案件事实是已经确切知道的，在案件描述中已经对案情做出了认定，而在课堂教学中的任务仅仅在于对既有事实进行分析、定性并给出法律意见。众所周知，在司法实践中，任何裁判作出的前提都是准确认定案件事实。可见，相对于根据已知事实得出法律结论而言，如何从纷繁的证据资料中提取案件事实并加以评断，显得更加重要且难于把握。传统的案例教学方法无法达到这一目的，只能教会学生做简单的法律判断，无法教会学生提取案件事实并通过举证实现诉讼目的，难以有效提升学生对案件的综合把握能力。

（四）文书写作教学效果欠佳

某法学家说过：“笔上功夫和嘴上功夫是法律人赖以生存的两项技能。”文字表达能力的一个主要体现就在于法律文书的写作水平。然而，与法学硕士一样，法律硕士专业学生也鲜有人能熟练地进行法律文书写作，更何谈深谙法律文书写作之道。原因在于，虽然各高校均开设有法律文书的课程，但多采用理论化的授课方式，讲授的内容也多是“法律文书学”，而非“法律文书实践教学”。学生虽完成一学期的课程学习后，却没有针对某个具体的案例写过法律文书，教师也不会针对学生写作的文书提出详细的修改意见。没有针对性地教学和实践，学生写作的法律文书自然也难以符合规范。

三、法律硕士实践教学异化的管理体制缺陷

诚如前文对法律硕士实践教学弊端的分析，其实践形态已背离了其培养目标，这一异化反映出法律硕士培养深刻的管理体制障碍。

目前国内的法律硕士培养通常由单设的法律硕士学院集中管理，在毕业论文写作前的第一、二学年，学生所学课程完全相同，也无对应的指导老师，对学生学业的管理停留于研究部及法律硕士学院的统一行政管理与课堂教学安排，而不是个性化、体现法律实务要求的个性化指导。到了最后一年的论文写作阶段，才由学生根据自己感兴趣的研究方向从导师库中选择相应的毕业论文指导老师，由于导师与学生间接触时间短、接触机会少，谈不上相互了解，更谈不上有何感情，因此对论文写作指导、实务指导都停留在较浅的层面，甚至出现个别不尽责的导师忘了自己有这么个学生、忘记指导从而影响学生毕业论文写作、答辩的情形，其荒唐可见一斑。这种培养机制导致的结果是，表面上有研究生部及一个法律硕士学院管理，也有论文指导教师，但最后成了似乎谁都在管、谁都没管的状态，在这种培养体制下，其实践教学出现前述种种弊端自然成了情理之中的事。

另外，这一体制下法律硕士培养毫无特色可言，都是统一的模型塑造，难以培养出创新性特色法律人才；同时导师队伍也缺乏激情，更缺乏竞争机制，很难逼出导师在培养法律实务人才方面的潜能。因此，现行的法律硕士管理体制亟待进行改革。

四、法律硕士分流至各二级学科所属学院的特色专业方向——西南政法大学的改革实践

针对前述法律硕士培养中实践教学的弊端及培养管理体制的缺陷，西南政法大学通过广泛调研、讨论，尝试进行改革，这一管理培养方式改革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法律硕士培养管理分流至各二级学科所属学院，以优化机制并激发学院积极能动性

各法学二级学科所属学院在研究生部统筹指导下，制订并实施特色鲜明、优势突出、目标明确的法律硕士特色方向培养方案，主动吸引法律硕士优质生源。研究生部负责各类别法律硕士教育培养的指导、协调、监督和检查工作。

（二）动态竞争，提高法律硕士培养质量

各学院应以提高法律硕士培养质量为目标，根据本学院优势，开展各具特色的法律硕士培养工作。研究生部根据各学院法律硕士培养工作的实际成效引导各学院对培养方案进行调整和优化，在各学院之间形成法律硕士生源的动态竞争机制，方案实施后的前三年为培育保护期，此期间由学校根据各学院的师资情况、学科发展水平，统一分配法律硕士研究生数额；三年期满后由学生报名选择各学院特色专业方向，达不到30人报名人数的学科将取消法律硕士培养授权。

（三）分类培养，凸显各类法律硕士培养特色

各方向法律硕士培养方案除对法律硕士的培养作一般性规定和要求外，还应根据法律硕士（非法学）和法律硕士（法学）两类法律硕士不同的生源特征和培养目标，在课程设置、教学方式、实习实践、论文指导等方面进行不同的特色化安排。

以我院（刑事侦查学院）为例，我院的特色在于证据调查、科学证据及司法鉴定实务等，为此为院有针对性的制定了“法律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证据应用特色方向）培养方案”，以法律硕士（非法学）的课程为例，其特色性、实务性体现尤其明显：

基于上述分析及例证可以看出，西南政法大学对法律硕士培养方式的分流改革及特色化培养方案，不仅充分体现了法律硕士培养重法律实务的培养目标，而且推进了培养管理的实质性、竞争性、合作性与有效性，而且百花齐放，不仅发挥了各学院学科的积极性及特长发挥，更能满足实务部门多样化的人才细化需求。

参考文献

[1] 王琪，董玉庭.法律硕士培养目标及相关问题分析[J].黑龙江教育学院学报，2004年7月，第24卷第4期.

[2] 2009年国务院学位办《全日制法律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指导性培养方案（适用于法学专业毕业生）》.

[3] 胡弘弘，谭中平.“法律硕士（法学）研究生的培养目标与定位”[J].中国高教研究，2011年第11期.

[4] 何洪奇.法律硕士实践教学研究——以我国西南地区部分法硕培养单位实践教学为视角[D].广西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11.

篇(2)

 

虽然国家提出了卓越涉外法律人才培养计划，但还没有国家层面针对法律英语课程专门教学大纲。本科阶段法律英语课程教学如此，研究生阶段更是缺乏可参考的统一的课程教学指导规范。在研究生法律英语教学过程中，如何针对不同类别研究生进行区分地法律英语教学以更好地完成不同的培养目标成为教学中的难题。通过近十年的不断实践、思考、研究与总结，提出可区分的不同的教学目标以目标实现方法，以期完善研究生法律英语教学的效果，也为进一步的研究提供参考。

 

一、法学专业不同类别研究生教学目标的区分设定

 

一门课程教学目标的设定与学生的培养目标紧密关联。目前我国法学专业硕士大致上可分为法学硕士、法律硕士(法学)与法律硕士(非法学)。法学硕士的培养目标与法律硕士(包括法学与非法学)不同。法学硕士的培养目标是以教学、学术研究以及实务等多方面为指向，偏重于学术研究能力的培养。而法律硕士是以致用、实务为指向，侧重于复合型、应用型人才的培养。培养目标的不同决定了法律英语课程教学目标的不同与相应区分。

 

对法学硕士研究生来说，应区分与本科生法律英语教学目标的不同。如果说本科生阶段法律英语教学目标设定为对法律语言特点、句型、语法的了解、对英美法制度与文化的基本了解以及法学专业翻译与写作知识与技巧的初步掌握与应用。那么研究生阶段法律英语教学目标则应设定为熟练掌握国际公约、规则以及外国国内法条文的格式与特点，并能对照联系本国相应法律制度的用语进行较为准确地阅读理解与翻译;能够熟练查找并阅读理解本专业方向国外文章;了解在国际杂志上发表文章的要求并能撰写学位论文英文摘要;了解各种法律文书格式并能进行基本写作等。这样既能体现了该课程从本科生阶段到研究生阶段的循序渐进、逐步深入的衔接过渡，又符合了对法学硕士研究生偏重学术研究能力的培养目标。

 

对法律硕士研究生来说，应注重与法学硕士研究生教学目标相区别。由于法学硕士的培养目标偏重于学术研究能力，其教学目标也相应侧重于研究生法律英语学术研究能力的培养。而法律硕士研究生的培养目标偏重于实务应用，其教学目标则也应偏重于实务应用，即应设定为能够熟练掌握与专业方向相关的国际公约、规则以及外国国内法条文的格式与特点，并能对照联系本国相应法律制度的用语进行较为准确地阅读理解与翻译;能够撰写与翻译学位论文摘要;熟练掌握各种法律文书格式具有较高水平写作能力。这样使法律硕士的教学目标更侧重与实务需求相一致，对与实务相关的法律文书写作方面的熟练程度要求比法学硕士高。

 

教学目标的居于整个教学过程的核心位置，经过区分设定的不同法律英语教学目标，会使得课程设置、教学内容、方法手段等环节有了依据，更加清晰明确，教学效果会更加完善。

 

二、不同类别研究生法律英语课程设置的考虑

 

研究生法律英语课程设置需要区分。硕士研究生整体上都经历了初高中以及大学阶段较为系统的听说读写译方面的英语学习，具有较高的英语水平与能力。不同的是法学硕士研究生与法律硕士(法学)研究生还具有三到四年专科或本科的法学知识系统学习经历，对英美法等外国法有一定的了解。而法律硕士(非法学)研究生在本科阶段主要修习其他专业，对法学知识了解较少，对法律英语了解更少。因此，在课程设置方面要区别对待，不能简单地统一学时、统一开课时段合并上课。根据教学实践总结，法学硕士研究生的法律英语课程应较早开设，最好开设在研究生第一学期。这一时期，研究生比较能专心学习不受实习、毕业论文写作等因素的干扰，学习热情高。且随着专业课学习展开，同时开设的法律英语课程关于外国文献、案例、法条等查找、阅读与翻译技能的训练对专业领域学习与研究有很大帮助，能够达到“学中用，用中学”的效果。法律硕士(法学)研究生由于已具备了一定的英语水平与专业知识，也应考虑在第一学期就开设法律英语课程。而法律硕士(非法学)研究生则最好在第二学期开设法律英语课程，并考虑相应增加学时。因为，只有在第一学期经过专业课学习，对法学专业知识有一定掌握后再学习法律英语，才能够更好地将英语与法律知识结合，提高教学质量。而只有增加学时才能有充足的教学时间来补足本科阶段本应学习的法律英语内容，并在研究生阶段进一步提高以完成教学目标与培养目标。

 

三、不同类别研究生法律英语教学目标实现具体环节的思考

 

教学目标是教学内容设定的依据，而教学内容又离不开教材的选择与使用。从教材情况看，专门适用于研究生的法律英语教材较少。虽然有些书籍在前言部分有提及该书适用于研究生或本科生或从业人员，但是从内容编排体例上大致相同主要是对外国法律制度的介绍，区分度不高，体现不出研究生学习与本科生学习的不同，也不能完全满足实务需求。在教学实践中，单一依靠这些教材教学，既不能涵盖全部的课堂教学内容也不能实现全部的教学目标。随着LEC考试设置，虽然出现一些针对LEC考试的综合性教材，不仅有外国法律制度介绍还增加了一些语言学内容与写作内容，但是这些书籍更适合本科生学习，并不能满足研究生尤其是不同类别研究生学习需求。因此，研究生阶段，以指定教材为主进行课堂教学并不可取，教材的使用应根据不同类别研究生灵活处理。对法律硕士(非法学)研究生来说，可以教材为辅助作为课后阅读资料或翻译资料使用。而对法学研究生与法律硕士(法学)研究生而言，并不需要专门教材，而是应根据专业研究方向不同与个体情况差异采集不同的适合自己的学习所需资料。这就要求改变传统的课堂英语教学方法如语法分析+词汇讲解+阅读理解等，转换到范例讲解、采集资料、练习、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教学模式上来，学生学习由被动接受变主动参与并促进学生间的相互学习。

 

对法学硕士研究生，课堂教学应“以练习应用为主，以学为辅”。教学内容应体现为对读写译能力的侧重培养，具体包括介绍外国文献查找与收集方法，要求学生自行查找收集本专业研究所需文献;介绍外国文献阅读与摘要技巧，要求学生阅读外国文献并能够撰写摘要;锻炼学生进行汉英法条互译;介绍案例摘要技巧，要求学生撰写案例摘要并能分析评价，并在此基础上撰写起诉状、答辩状等法律文书。教材为其自行收集的文献案例与教师指定的文献与案例。对法律硕士(法学)研究生，教学内容除了包括读写译内容，还要适当增加听说内容。具体为锻炼学生进行汉英法条互译;撰写案例摘要并能分析评价;介绍各种法律文书格式与特点，要求学生练习写作并最终熟练应用;增加通过外国法庭庭审与外国案件录像环节，要求学生练习撰写案件摘要，在此基础上以小组形式撰写起诉状与答辩状等法律文书，并模拟法庭庭审，由法官组学生撰写判决书。其教材主要由教师根据学生练习情况予以选编。而对法律硕士(非法学)研究生，除了上述教学内容与手段还要增加课堂讲述内容，主要是对法律英语的语言特点、英美法律制度特点、外国法律文化与中国法律文化的差异等内容进行介绍以拟补学生本科阶段法学专业学习的不足。其教材应既有介绍英美法律制度与文化的出版教材也应有各种经典或及时案例等内容。

 

综上，研究生阶段的法律英语教学不应再局限于“学”，而应是强调“用”;不应再以普及教学为主而应侧重于个别指导，因人而异，这样才能真正实现不同类别研究生的教学目标与培养目标。

 

作者简介：

篇(3)

关键词：研究生教育；转型发展；法律硕士；法律职业化教育

中图分类号：G642.0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008-4355.2012.04.15

“研究生”在英文中用“postgraduate”来表述，即在本科后进行专业学习。长期以来，我国高校研究生培养受“重学术学位、轻专业学位”培养理念的影响，培养定位仅局限在培养专业领域的学术型研究人才，虽然造就了众多杰出、优秀的研究型法学人才，但随着经济社会和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社会各行业对高层次应用型人才的需求持续增长，既往培养理念指导下的教育体系和培养模式已无法满足社会对高层次应用型人才的需求。研究生教育结构性过剩，学术型研究生过多，实务型、应用型人才的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规模不足。一方面是研究生人才培养职业适应性不强，就业压力逐年增大，另一方面是社会各领域具有专业技术知识或管理经验同时具有良好职业素养的高层次应用型专门人才紧缺。研究生教育转型发展和结构调整已迫在眉睫。

一、我国研究生教育结构性调整、专业学位发展迅速

2008 年国家开始稳步推进研究生教育转型发展的各项政策和措施。《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年-2020年）》将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摆在重要位置，做出了加快发展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的战略部署。参见：《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年-2020年）》第22条。2009 年1 月教育部党组决定，为大学生就业提供更多选择渠道，决定增招5 万名硕士研究生，全部用于应届毕业生全日制攻读专业学位; 并决定从2009 年起，所有专业学位都招收全日制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 以增量促进存量调整。国务委员刘延东同志曾在2011年指出，要积极发展专业学位教育，根据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趋势，在国家急需的新能源、新材料、环境、生物、信息、经济、教育、法律、社会工作领域，加大专业学位设置力度，创新培养模式，加强专业实践环节，促进高层次人才培养与产业、行业、企业、社会紧密结合［1］。2009年，教育部印发《关于做好全日制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工作的若干意见》，要求各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单位调整优化研究生教育结构，扩大全日制专业学位研究生招生范围。积极稳妥地推动我国硕士研究生教育从以培养学术型人才为主，向以培养应用型人才为主的战略性转变［2］。2010年6月，国务院学位办和教育部组织申报和验收，并批准全国64 所大学进行专业硕士学位综合改革的试点工作，教育部同时颁布了《关于实施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综合改革试点工作的指导意见》，指导各试点培养单位进行专业学位综合试点改革工作，这一系列措施标志着我国研究生教育转型发展进入了全面实施阶段。

研究生教育转型发展和结构调整对深化专业硕士学位教育的改革，完善研究生教育理念、体制、机制和培养模式，促进高等教育结构布局的合理化，推动我国经济社会的健康、可持续发展等方面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根据国家相关文件精神，研究生教育转型发展主要有两个层次：一是在国家宏观层面，进行研究生结构调整，平衡专业学位和学术型学位招生规模比例，逐步使我国的研究生教育从以培养学术型人才为主向以培养应用型人才为主转变。二是各培养单位以国家研究生教育转型发展为导向，在研究生结构调整的大背景下，以提高人才培养质量为目标，通过转变教育培养理念、改革教育培养机制、创新教育管理体系等措施，提高专业学位研究生的实务应用能力，优化研究生教育培养结构，全面提升研究生教育培养质量［3］。

随着研究生结构性调整的深入推进，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面临着大有作为的战略机遇期。经过几年的改革发展，如今我国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在招生规模、培养单位规模、专业类别等方面都取得了快速的发展。截至2011年初，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已批准设置了38种专业学位，其中，已经开展试点的研究生专业学位类别有19种，具有研究生专业学位授予权的培养单位已达509所，硕士专业学位授权点2 679个，累计招收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100多万人，已初步建立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制度，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培养了大批高层次应用型人才。

二、法律硕士专业学位教育培养面临机遇与挑战

法律硕士是专业学位的专业类别之一，是为法律职业部门培养具有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德才兼备、高层次的复合型、实务型法律人才而设立的学位类型［4］。作为专业学位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研究生结构调整和深化改革的进程中，我国法律硕士专业学位教育培养得到了跨越式发展：

篇(4)

一、“卓越法律人才教育培养计划”与法硕教育的关系要明确“卓越法律人才教育培养计划”与法硕教育的关系，必须弄清两者在培养目标和要求上的异同。

(一)“卓越法律人才教育培养计划”的目标与要求“卓越法律人才教育培养计划”是教育部根据《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的精神提出来的［1］;同时，该计划也是在现有法学教育已具规模、但质量急待提升的大背景下推出的。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我国法学教育随着规模的急剧扩张、研究生类别的增加，法律人才培养工作中的问题日趋明显，如法律人才培养与实际工作的联系不足，人才培养模式亟待改革［2］;法学教育的大众化难以适应法律职业日益精英化的要求，……适应国际化要求、能处理国际纠纷和跨国法律事务的高素质法律人才奇缺［3］;法律人才呈现结构性过剩，低端法律人才供过于求，高端人才却相当短缺［1］。基于这一背景，教育部“卓越法律人才教育培养计划”将［1］:创新“应用型、复合型法律人才教育培养模式”、“国际型法律人才培养模式”以及“西部基层法律人才培养模式”三种法律人才分类培养模式，建立“高校与实务部门联合培养机制”，积极推进“双师型”教师队伍的建设工作，探索“国内———海外联合培养”机制，优化课程体系、强化实践教学环节、推进教学方法改革。从该计划的这些内容、背景和相关资料来看，其主要目标应在于培养高层次、高素质、复合型、应用型的法律人才。所谓“高层次”指本科以上层次;“高素质”强调德才兼备、综合能力强;“复合型”强调多学科背景和适应特定行业需要的能力，如从事医事法务的应具备一定的医学学科背景，从事专利法务的应具备一定的工科背景，从事涉外法务的应当具有很好的外语交流能力;“应用型”强调实践能力。对卓越法律人才的“高素质”、“复合型”、“应用型”的要求一般应无异议，需要说明的是“高层次”，教育部虽未明确提出这一点，但笔者认为，“卓越法律人才”应该是“高层次”的。这是因为，目前我国法学本科教育已成为一种大众化教育，对缺乏多学科背景且必须先完成通识教育的本科生来说，在四年里很难被培养为“卓越法律人才”。一些高校的“卓越法律人才”培养实践也能说明这一点:无论是中国政法大学的“4+2”模式，华东政法大学的“4+2”、“4+1”模式，还是中南财经政法大学“2+2+2”模式，上海交通大学的“3+3”模式［1］等，都将“卓越法律人才”定位在硕士层次教育。

(二)“卓越法律人才教育培养计划”下法硕教育的定位关于法硕教育，国务院学位办对各类法硕设定的培养目标分别是:全日制非法本法硕———“为法律职业部门培养具有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德才兼备、高层次的复合型、实务型法律人才”［4］;全日制法本法硕———“为法律职业部门培养具有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德才兼备、高层次的专门型、实务型法律人才”［5］;在职法硕———“具有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德才兼备、适应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法治国家建设需要的实践型、复合型、高层次的法务人才”［6］。比较这些规定和“卓越法律人才教育培养计划”的目标与要求，不难看出，两者实际上是基本一致的，而且两者都强调法律教育与法律职业的有机结合［7］，只不过后者更加明确强调分类培养，即强调根据不同实际部门的需要培养各类卓越法律人才［2］。

总之，笔者认为，法硕教育应该是体现“卓越法律人才教育培养计划”目标和要求的主要载体。当然，这一计划也应当将本科阶段的教育纳入其中通盘考虑。

二、“卓越法律人才教育培养计划”下法硕教育培养的实践审视既然法硕教育是体现“卓越法律人才教育培养计划”目标与要求的主要载体，那么目前高校法硕教育离该计划的目标与要求有多远?下文将结合湖南省几所高校近年来法硕教育的情况进行分析。

(一)法硕教育的状况第一，办学已具规模。迄今，湖南省具有法律硕士专业学位授予权的高校有四所，即中南大学、湘潭大学、湖南大学和湖南师范大学。2008－2010年各法学院法硕招生总数分别是:湘潭大学504人、湖南大学590人、湖南师范大学383人、中南大学379人［8］。根据各法学院网站公布的师资队伍情况，具有指导法律硕士生资格的高级职称教师(限全职，下同)数分别是:湖南大学45名［9］，湘潭大学54名［10］，湖南师范大学43名［11］，中南大学29名［12］。2008－2010年高级职称教师每年人均新增指导的法硕生数分别是:湖南大学4.4个，湘潭大学3.1个，湖南师范大学3个，中南大学4.3个。如果算上每个导师每年指导的法学硕士生，这些比例将会发生变化。仅从2010年各法学院招收的法学硕士生来看，招生数分别是:湖南大学60人，湘潭大学171人，湖南师范大学91人，中南大学59人;高级职称教师与该年法学硕士生的比例分别是:湖南大学1∶1.3，湘潭大学1∶3.2，湖南师范大学1∶2.1，中南大学1∶2。这样总体来算，各法学院高级职称教师每年人均新增指导的硕士生数均在6人左右。三个年级的硕士生加在一起，各法学院高级职称教师人均指导的硕士生在18人左右，考虑到每个教师每年还要指导本科毕业生或博士生，应该说，指导数量已基本达到教师精力的极限。如果要培养“卓越法律人才”，各校应采取措施提高师生比。第二，分类培养模式初显［13］。

目前，各法学院除了针对法本法硕、非法本法硕和在职法硕的不同情况，设定了不大相同的研修方向和课程外，尚未制定明确的分类培养目标和模式。但值得一提的是，湘潭大学依托法学院成立了“知识产权学院”［14］，中南大学依托法学院成立了“知识产权研究院”［15］和“医疗卫生法研究中心”［16］，湖南大学开办“IT法律与知识产权”培养项目［17］，推行“学院与学院共同培养”模式，整合校内学科资源，以期创新法律人才培养模式。在对三类法硕生的培养上，中南大学和湘潭大学根据法律硕士的不同类型设置了不同的研修方向，如中南大学为法本法硕设置了宪法与行政法、刑法、民商法等六个方向，为非法本法硕和在职法硕设置了司法法务、政务法务、商事法务等方向。湘潭大学为法本法硕设置了刑事法、民商事法、行政与经济社会法等方向，为非法本法硕设置了金融财税法、中非法律合作、知识产权等方向，为在职法硕设置了司法与行政方向律师实务等四个方向。两校为不同的研修方向开设了不完全相同的选修课程，学生根据自己的兴趣和择业方向确定研修方向，选修相应课程。湖南大学、湖南师范大学则在选修课中提供了可供学生选择的学位方向课。第三，“双师型”师资队伍建设已具雏形。各法学院“双师型”师资队伍建设主要体现以下几方面:一是聘请法院、检察院、政府机关等实务部门的人员担任法硕生的校外导师，如中南大学、湖南大学为每个法硕生安排校外兼职导师，并明确其职责，定期组织他们召开座谈会、见面会等。二是选派法学教师到实务部门挂职锻炼，如湘潭大学、湖南大学、湖南师范大学选派教师到检察院、法院等部门挂职锻炼，中南大学也将选派年轻教师到法律实务部门挂职。三是鼓励和支持青年骨干教师出国研修。中南大学还对全日制法硕生实行了较为特别的“双导师制”［18］，即“学习导师+论文导师”制，第一至第四学期，为每个法硕生安排一名学业导师;第五至第六学期，学生可以另选论文导师。之所以要为全日制法硕生安排学业导师，一是让他们尽快进入学习状态;二是让他们与法学硕士生平等享用教育资源。第四，实践教学环节全面展开。目前，各校主要通过以下途径进行实践教学:一是开设法律文书、法律谈判等实践课程;二是模拟法庭训练;三是校外司法认知实习;四是强调课程教学中结合实务讲授;五是利用学校的法律援助中心开展诊所教育。各校实践教学途径虽然大致相同，但也存在一些差异。一是各校实践教学学分要求不一样，如中南大学、湘潭大学、湖南大学和湖南师范大学对全日制法本法硕学生要求的实践学分与总学分的比率分别是:10∶65、18∶62(知识产权方向的为12∶63)、15∶70、6∶54;湘潭大学和湖南师范大学对在职法硕选修实践课程的学分要求分别是8与15，而中南大学和湖南大学对在职法硕生没有选修实践课程的要求。二是各校校外司法认知实习的时间要求不大一样，如中南大学、湘潭大学和湖南大学对全日制法本法硕学生要求的实习时间分别是4个月、6个月、2－3周。三是对模拟法庭训练和校外司法认知实习的要求宽严不一、规范程度不一。实践中，有的法学院还采取了一些特别的做法加强实践教学，如中南大学法学院通过与法院建立合作关系，双方共同选择一些有教学意义的案子在学校的模拟法庭开庭，将真实法庭审判引入校园，学生以旁听者的身份观摩庭审，给学生提供一个了解司法实务的校内平台［19］。

(二)法硕教育存在的问题近些年来，我省四大法学院虽然在法硕教育上取得了很大进展，但由于存在以下问题，与“卓越法律人才”的培养目标仍然有一些差距。一是分类培养模式不够明确，办学特色不够明显。各法学院虽然都在一定程度上区分了三类不同的法律硕士，制定了不同的培养方案，并且有的法学院进行“学院与学院共同培养”模式的尝试，但总体而言，在针对不同行业法律事务的需求、结合各自学校学科优势，制定实施各有特色的分类培养模式方面，仍显不足，使得各法学院办学特色还没有充分体现。如有的法学院虽然成立了“知识产权学院”，但在法硕培养方案中却没有充分利用本校的工科优势设置相应的课程，聘请本校相关学院的教师授课;有的法学院虽然与本校其他学院联合成立了“知识产权研究院”、“医疗卫生法研究中心”，但如何利用这些资源培养相应方向的卓越法律人才，具体方案还未明确。另外，各法学院虽然聘请了实务部门的人员担任兼职教师，但在与特定实务部门的深度合作、联合培养上，还没有找到切入点。这些使得各法学院的法硕教育还难以“生产”出“品牌产品”或曰“特色产品”。二是校内教师实务经验尚待增强，校外导师兼职授课的制度尚未形成。目前，从各法学院师资的整体情况来看，校内教师实务经验存有不足，其主要原因之一在于各校都非常强调教师科研［20］，发表文章、获得课题的多少直接决定着教师的职称升等和岗位津贴的多寡，形成了不鼓励教师兼职从事实务的倾向，使教师必须将主要精力用于学术研究，无暇积累实践经验［21］。各法学院虽然派了或将派一些教师到实务部门挂职，但能获得这种机会的教师毕竟很少，所以对教师队伍整体实务经验的积累作用目前尚不明显。同时，虽然各校也大都聘请了实务部门的人员做兼职教授或兼职导师，但由于对他们的责权利规定不明确，缺乏相关制度，兼职教授的作用仅限于偶尔作个讲座，兼职导师的作用仅限于提供实习机会，鲜有校外兼职教师定期讲授特定实务课程的情形，因而对各法学院整体师资实践教学能力的提升作用目前还不大。三是实践教学制度有待完善。各法学院虽然针对不同类型的法硕生制定了不同的实践教学方案，但实际操作中还存在一些问题。如关于司法认知实习，由于法硕生一般都是自行联系、分散实习，但由于指导约束机制不到位，学生实习与不实习，随意性较大，实习效果并不理想;更主要的是，由于对实习内容、方式和目标等的要求不够明确，校外导师的责任心不强，有的学生没有得到应有的锻炼。另外，法本法硕生在现有实习模式下进行司法认知实习与本科阶段没有什么区别。关于各校法律援助中心的诊所教育，由于缺乏经费、指导教师激励机制不完善等原因，还难以发挥其促进实践教学的应有功能。四是教学方法难以适应需要。目前，各法学院法硕生每门专业课的课时一般都比本科生相同专业课的课时少，教师要在更为有限的时间内讲完相应课程，必须采用不同的教学方法。但由于各法学院不少教师要同时给法学本科、法学硕士、法学博士或者法律硕士等不同类型、层次的学生开设课程，限于精力和现行的教学科研考评体制，他们往往难以针对不同学生采用不同的教学方法。有的教师把法硕生当成本科生来对待，使用相同的教案，不善于利用学生多学科背景、社会阅历较丰富以及自学能力强等优势进行教学，结果只能通过减少教学内容以“完成”课程教学。有的教师把法硕生当成法学硕士生对待，仅仅讲授课程中自己深入研究过的内容，使得法硕生难以获得系统的专业训练。在授课方式上，有的法学院法硕生的专业课程基本上都是大班授课，学生相对较多，教学班人数最多的超过百人，因而教师和学生在课堂上无法进行有效交流与互动。上述这些问题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法硕教育质量的提高，法硕生在就业市场上没有体现出其应有的优势，离“卓越法律人才”的培养目标还有一定的距离。比如全日制法硕毕业生，一方面，其法学功底可能不如法学硕士生深厚，甚至不如法学本科生;另一方面，实践能力比法学本科生也没强多少，而他们专业复合型的优势由于没有得到很好地培养与开发，一时还难以体现。

三、“卓越法律人才教育培养计划”下法硕教育制度的完善在“卓越法律人才教育培养计划”下完善法硕教育制度，实际上就是这一制度本身在其原定目标下的改革、提升与完善问题。结合我省法硕教育的实践情况，提出如下完善建议:

(一)进一步重视法硕教育，强化质量意识目前，我国各法学院法学硕士的招生规模有逐步收缩的趋势。同时，在当前和今后严峻的就业形势下，在法律硕士和法学硕士教育的双重挤压下，法律本科教育难以继续占据法学教育的主导地位，法硕教育地位凸显应是大势所趋。有专家也曾指出，应逐步压缩法律本科和法学硕士教育，扩张法律硕士教育，使其成为我国今后实务型法律人才培养的主渠道［22］。截至2010年，我国具有法律硕士专业学位授予权的学校已从1996年的8所增至131所，高校之间法硕教育的竞争越来越激烈，为争夺有限优质生源，各法学院应进一步调整办学思路，高度重视法硕教育，将这一教育作为培养卓越法律人才的主要途径考虑，办出特色、办出品牌。

(二)明确培养模式，突出培养特色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我国三种类型的法硕教育即法本法硕、非法本法硕和在职法硕教育将同时存在，考虑到这三类法硕生的知识背景不同，各法学院校可以在加强与实践部门、国外法学院校合作培养的基础上，实行不同的培养模式，突出培养特色。同时，应结合各校学科优势、资源优势，在培养适应不同行业需要的卓越法律人才方面下大功夫。对于非法本法硕，建议进一步借鉴美国J．D．(Jurisdoctor)教育经验，在三年基础学制的前提下，前两年半时间用于法律专业课程学习，压缩毕业论文的写作时间为半年，甚至可以取消毕业论文写作，将三年时间全部用于法律课程的学习，这样可以促使他们花更多的时间夯实法学功底。同时，结合他们的本科专业尽可能多地开设不同选修课程供他们选择，使他们向专业化的卓越法律人才发展，如对本科学金融的，设置金融法、证券法、银行法等课程供他们选择;对本科学计算机的，开设网络知识产权、网络犯罪等课程供他们选择;对本科学医的，开设卫生法、医疗事故鉴定等课程供他们选择。对于法本法硕，在两年基础学制的基础上，建议第一年时间用于在本校其他学院如医学院、软件学院、金融学院等选修相关专业课程，再花一年时间选修相关法律专业方向课程即可，不必写毕业论文。这种模式，既充分利用了所在学校的专业优势，更有利于培养适应各类实际部门需要的卓越法律人才，也避免与法学硕士培养模式混同。对于在职法硕，应重在法学理论素养的提升。

(三)鼓励校内外教师双向流动，锤炼“双师型”师资队伍法学教师尤其是部门法学教师应该像临床医学、土木建筑、软件开发等应用性很强的专业教师那样投身实践，在实践中发现问题、积累经验。笔者在美国访学期间，所在华盛顿大学法学院的70余名教师大都有丰富的实践经验，他们的经验来源于两种途径:一是在成为教师前，在法院、律所、公司、政府机关等单位已有较长时间的法律实践经历;二是在成为教师后，由于有学术休假制度和合理的科研评价体系，他们有充分的时间在仲裁机构、调解组织等兼职从事法律实务。同时，学院还聘请了法院、律所、公司等实务部门中的160余名法律实务工作者担任兼职讲师(part-timelectur-er)，并定期承担特定的课程教学任务［23］。我们可以借鉴他国经验，适度淡化目前的科研“高压”态势，鼓励教师兼职从事实务，促使教师从教学科研型向教学实务科研综合型转变。同时，要用好用活校外兼职教授、导师制度，严格校外聘请制度，宁缺勿滥;协调、理顺与校外兼职教授、导师所在单位的关系;明确校外导师的责权利，充分调动其积极性，发挥他们实务经验丰富的优势。

篇(5)

“卓越法律人才教育培养计划”力图通过创新培养机制、强化实践教学和优化教师队伍等方式，推动我国法学教育整体转向和全面转型。理工院校卓越法律人才培养应以此为契机，结合法学专业特点和理工院校的自身特色，认真思考理工院校法律人才的培养定位，尽力从法律职业培养角度，从法律思维养成和法学方法训练上，不断挖掘培养对象的职业发展潜力，以科技法学、知识产权法务、企业法务等复合型、应用型职业法律人才培养模式，打造自己的法学人才培育优势。

关键词：理工院校;卓越法律人才;培养定位

中图分类号： G642.0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16720539（2016）01010406

在高校综合性发展模式下，多数理工院校成为“以工为主”综合性大学（以下称“理工院校”），法学、社会学、管理学等专业成为其作为综合性大学的重要学科支撑。但理工院校法学人才培养，与政法类院校和传统综合性大学相比，在培养经验、师资水平、图书资料、学术积淀等方面，存在先天不足，法学专业知识培训存在缺憾。但法律工作本身是一项复杂的社会工作，需要多方面的社会阅历、社会经验;法律职业者的知识需求，除了法律专业知识外，还要有跨学科的专业知识。且随着科技发展、社会分工细化，相关专业的立法和司法活动频繁，这使得法律工作者不但要掌握法学基础知识，还要对相关领域的专业知识，特别是新兴科学技术知识也能把握。“以工为主”综合性大学浓厚的理工学科背景，容易为其特色法学人才的培养提供背景支持，为科技法学、知识产权法务、企业法务人才的培养提供学科支撑，容易形成自己的法学人才培养模式和培育优势。“卓越法律人才培养计划”的提出，卓越法律人才培养基地的建设，更为理工类院校法学人才培养提供了契机。

一、卓越法律人才培养要求

（一）卓越法律人才培养计划简介

1998年的教育部《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和专业介绍》中，就强调法律培养的职业性、专业化，将其培养目标定位为“高级专门人才”，要求法律从业人员通过专门系统的培训，掌握法律基础知识和法律操作技能，形成独特的法律思维和法律信念。且法律作为社会的调整器，渗透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法律纠纷的解决不能单靠法律知识，更需要相关领域的学科知识[1]。即法律职业对法律从业人员的要求，不单是专业化、职业化、精英化，更要求社会化;既有着后天训练得来的法律理性判断[2]，也有着对更多领域知识的掌握，凭借丰富的社会经验、社会阅历，自由驾驭法律运用，实现法律规范的规范目的和规范价值。但我国目前法律职业与法学教育脱节严重[3]，法科学生的培养过于强调理论性、主张原理研究，忽略司法实务中的法律现象;有关法律从业人员的培训制度、教育教学制度，也由于实施条件不足等原因而在一定程度上被“虚置” [4]，教育、培训效果并不明显。有鉴于此，2011年12月，根据《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 （2010年-2020年）》，教育部、中央政法委联合颁布了《关于实施卓越法律人才培养计划的若干意见》，从应用型法律人才、复合型法律人才、涉外法律人才和西部基层法律人才层面，对实施卓越法律人才教育培养计划做出整体战略性部署，建立卓越法律人才培养基地，以解决法学教育培养模式相对单一、学生实践能力不强、应用型与复合型法律职业人才培养不足的状态，在尊重法律人才培养职业性需求的基础上，培养具有法学知识认知、实践能力操作和社会责任感的法律人才 [5]，提高法学人才培养质量。

（二）卓越法律人才培养的“卓越”要求

法律职业是一种在经过专门法律训练后、具备娴熟法律技能、具有基本法律职业伦理的人所从事的工作[6]。卓越法律人才培养，是在法律职业人才培养方向上强调法律人才培养的卓越性。如何理解该“卓越性”？从字面意义看，“卓越”意指“杰出”、“突出”、“非同一般”。法律学科作为一社会学科，法律本身的知识架构虽然相对独立，但其对应的社会现象却是纷繁复杂、非孤立存在。如金融业务、专利发明、证券业务、法医学、高科技开发和涉外等法律业务，都要求既通法律业务又懂其他专业知识，但能胜任这些跨专业法律业务的法律工作者却极少。也就是说，法律工作是一项复杂的社会工作，需要多方面的社会阅历、社会经验。目前我国法律人才培养较注重法律知识的通晓而不注重其他专业知识的灌输;加之法学专业培养出来的学生实践操作能力较弱，面对实际问题时往往无所适从。所以，“卓越”法律人才培养，是在尊重法律人才培养职业性需求的基础上，强调法学专业学科知识掌握基础上的学科交叉，要求卓越法律人才既掌握法学专业课程本身的知识，也了解与法律事务相关联的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甚至工学、理学等领域的知识;具备法律职业技能，掌握法律解释、法律推理、法律论证在内的法律操作技术;富于法律人的法律理念、伦理修养[7]，拥有法律正义感、职业伦理观念、法律担当精神和勇于创新、不断探索意识，展示出较强的法律职业发展潜力，能够在未来社会中妥善处置不断涌现的各种社会纷争，以较强法律实践运用能力实现人才培养的应用性、复合性和职业性。

二、理工院校“科技类”卓越法律人才培养定位

（一）理工院校的科技特色为卓越法律人才培养提供了背景支持

“以工为主”综合性大学（理工院校）的科技特色、专利技术和专有技术，以其深厚的理工优势、科技特色和管理学背景，有着工程学、工学、理学和经济、管理类学科的资源优势，加之注重实验教学，强调动手能力、实践能力培养，顺应了卓越法律人才的应用性、职业性的培养需求。若能有效弥补理工科院校法学专业办学氛围不足的缺憾，积极借助理工院校实践性强的培养特色，以规范化操作的模式建立高校与实务部门联合培养机制，以高校与法律实务工作者的互聘制度、互训模式，从锻炼校内教师实践运用能力和提升校外教师理论功底的角度，加强法学师资队伍建设，厚基础、宽口径，强化并落实法学实训教学环节，随时为学生实践能力训练提供操作平台，定将为单一模式法律人才培养提供更为广阔的领域。理工院校的科技背景、实验特色为卓越法律人才培养提供了背景支持。

（二）理工院校卓越法律人才的培养定位

理工院校法律人才的培养，可以考虑其理工优势、科技特色，将法律人才的培养与科技服务、企业管理、基层事务处理有效结合起来，借助工学、理学、经济学、管理学等方面的知识，通过“法律+管理”、“法律+经济”、“法律+科技”等模式优化课程体系，以法律外部知识供给拓宽专业面，打牢专业适用基础，培养专业适应能力，在知识、能力、素质结构和课程结构优化等方面整体优化、提高素质、提升适应力和竞争力，注重“复合人才的专业素养、通识教育、综合素质与能力”等 [8]，形成自己的学科培养优势。

具体而言，理工院校卓越法律人才培养的专业性、卓越性、复合性，可围绕“科技类法律卓越人才”这一核心，利用“以工为主”的综合性院校学科部门齐全的特点，根据理工院校法学专业规模大小、办学特点，按照“基层法务实验班”、“企业法务实验班”、“知识产权法务实验班”等应用型卓越法律人才和复合型卓越法律人才的要求，侧重于知识产权法、建筑法、交通法、企业法等专业方向，“面向科技、面向行业、面向基层”分类培养卓越法律人才，成为既通法律又懂工程、技术、经济和管理的复合型法律专门人才，实现“法律”与“科技”、“法律”与“管理”的融通，以培养与使用相结合的模式，满足社会、市场对复合型、应用型法律人才的需求。

（三）“科技类”卓越法律人才培养模式多样

理工院校“科技类法律卓越人才”培养目标定位，使“科技类”法律人才培养成为理工院校法学人才培养的首要任务。而如何培养“科技类法律卓越人才”，各理工院校都有自己的模式选择。如有的学校采用“法学专业课程+全校性公共选修课”模式，要求法律专业学生选修理工类、经管类专业的公共选修课。这种培养模式虽然扩大了法学学生的知识面，却无法对法学专业以外的学科知识进行全面系统掌握。有的学校采用“科技+法学”本科双专业、双学位培养模式，要求理工类本科学生在主修科技专业课程的同时，以“2+2模式”在三、四年级或从第二学年下学期开始，辅修法学专业课程。由于辅修课程多半利用晚上、双休日时间授课，辅修专业培养计划、课程内容和要求都比较简单，主修专业和辅修专业都在四年的学制时间内完成，学习时间较为仓促，无法保证其学习质量，法律知识体系化掌握和法律技能培养受到影响。由此，有的学校采用“科技+法学”本硕连读的培养模式，设置“科技+法学”试验班，将“科技”与“法学”两个专业结合起来，用“3+3”或“4+2”的时间完成一个科技类本科专业和一个法律硕士专业的学习，获得科技专业本科学位和法学专业硕士学位。如让本硕连读的学生，头3年完成建筑、计算机、管理、会计等本专业课程学习，第4年在完成本专业毕业论文的同时，进入法律硕士课程的系统学习，第5年完成法律硕士课程，第6年完成法律硕士的毕业实习和毕业论文。这种模式，可以让学生较为系统地学习法学专业知识，但也因此冲击法学本科、研究生的招生名额、招生规模;且因为跨专业的本硕连读，需要理工专业与法学专业的相互配合，有些事宜需要不断调和、甚至要工科专业做出让步才行。当然，也有学校依托知识产权研究所、环境资源保护法研究中心、法与经济研究中心、法与管理研究中心等研究机构，进行“科技类”卓越法律人才培养;但这种培养多从研究型角度进行，法律的操作性、应用性不足[9]。

理工院校结合自身学科优势的法律人才培养，虽类型多样，但都或多或少地存在相应瑕疵。卓越法律人才培养基地建设，使理工院校“科技类法律卓越人才”培养优势得以凸显，也对该卓越人才的培养质量提出要求。笔者以为，在法科学生大类培养的基础上，根据理工院校法学专业的办学特色，按照“知识产权法务实验班”等实验班的模式，制定专门的卓越法律人才培养方案，设置特色课程，强化实践训练，让学生系统掌握交叉学科课程，以通识教育的视角把握科技活动中的各项法律事务，既强调学科领域的交叉、又注意学科彼此的系统与完整，不失为理工院校卓越法律人才培养的有效途径之一。下面笔者将就如何设置法务实验班，如何培养科技类应用型、复合型卓越法律人才进行具体分析。

三、理工院校科技类卓越法律人才“实验班”培养模式的具体思路

（一）依循理工院校学科优势设置卓越法律人才实验班

如前文所述，理工院校卓越法律人才的培养，可根据院校法学专业规模大小、办学特点，“面向科技、面向行业、面向基层”的培养。这实际上也是从理工院校的自身学科发展要求出发考虑的。由于理工院校，特别是地方理工院校招录的学生大部分来自学校所在地区域，学生就业选择多半为回家乡或到家乡附近地域，环境适应较快，往往能很快投入工作。理工院校法学专业毕业生也是如此，毕业后基本上在生源所在地附近的法律实务部门、特别是基层法律实务工作，地区适应期也短，可以较好地满足司法实务人才需求。与此相反，一些综合实力强的法学名校毕业生一般不愿意到基层、特别是到中西部地区的基层法律部门工作。将理工院校卓越法律人才培养定位为“面向基层”，可切实有效地满足基层法务部门的用人需求，也解决了法学学生的就业问题。而理工院校的科技特色、行业优势，又是专门政法院校无法比拟的。所以，理工院校科技类卓越法律人才培养，应从“科技”与“法学”、“行业”与“法学”相结合的角度，在法科学生大类招生的基础上，择优筛选、设置“基层法务实验班”、“企业法务实验班”、“知识产权法务实验班”、“交通法务实验班”、“电力法务实验班”、“水利法务实验班”、“建筑法务实验班”等，充分发挥理工院校的专业特质、行业特色，从知识产权法、建筑法、交通法等方向，培养懂法律、通外语、晓科技、重运用的卓越法律人才。

篇(6)

[关键词]法学教育 现状 发展趋势

[作者简介]廖旺荣（1975- ），男，广西桂林人，桂林航天工业学院，副教授，硕士，研究方向为法学理论。（广西 桂林 541004）

[中图分类号]G6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3985（2013）23-0111-02

中国法学教育有着60多年的历史，积累了成功的经验，但也面临着沉重的压力和严峻的挑战。当前，法学院系应培养什么样的人才，法科学生如何就业等一系列问题引起了学者和社会的广泛关注。

一、当前法学教育的现状分析

1.盲目扩张与质量下降并存。在我国，受利益驱动，法学专业成为最热门的专业之一，几乎每所院校都在争取设立法学院系或法学专业。除专门的政法院校和综合性大学设置法学院系外，师范院校、外语院校、财经院校也基本开设了法学专业，就连农业、林业、石油、化工等理工科院校，甚至艺体、医学类院校也纷纷开设法学专业。2010年，全国设立法学本科专业的普通高等学校已达620所，在校法学本科生将近30万人。据统计，广东省39所本科院校，除5所医学院校和3所艺体院校因学校性质不宜开设法学专业外，其余31所院校就有28所独立设置法学院系或开设法学专业；广西22所本科院校，除4所医学院校和1所艺术院校因学校性质不宜开设法学专业之外，其余17所院校就有13所院校设置法学院系或开设法学专业，且在2005年之后设立法学院系的多达7所。不少院校一块法学牌子高高挂起，二三个教授便申办法学专业的情形并不鲜见，但无论是办学的软件条件还是硬件条件都存在不足，很多法学院系的师资力量比较薄弱，学科知识结构也不尽合理。据调查，广州市某大学法学院30余名教师中，来自历史、政治、科学社会主义、哲学、外语、中文等学科的教师竟然占据了半壁江山，在仅有的法学科班出身的教师中，本系毕业留校者又占据了一半以上。广西13所开设法学专业的院系，正高职称法学教授在4人以下的就有6所，即使在发达的广东地区，部分法学院系也仅有2～3名教授。实际上，相当多的院校并不具备设置法学专业的基本条件，师资专业性不强，课程设置不合理，培养目标不明确，软硬件设施缺乏，在盲目扩张的同时，教育质量呈下滑趋势。

2.大众化教育与精英化需求的矛盾。中国法学教育已进入所谓的“大众化教育”或“通识化教育”时代，法学教育更像是普法教育，学生掌握的只是法学的基本知识，他们毕业后往往很难胜任专业性较强的工作。盲目扩招导致毕业人数激增，法科学生就业难问题日益突出。从2002年开始，法学本科毕业生就业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危机，在全国214个学科专业中，法学专业就业率当年排在187位，2005年则成了“老末”。由第三方调查公司麦可思主编的中国大学生就业蓝皮书发出了2011年大学专业预警，昔日热门的法学、计算机等专业就业被亮红灯，成为“红牌专业”。10年前，一个法律专业的大学生毕业后基本上都有机会进入国家司法机关，即便不能到司法机关工作而从事与其专业相关的工作也不会很难，而今考上公务员或进入司法机关成了大多数学生的奢望。笔者对广西某大学法学院2008～2010届大学本科毕业生就业去向进行初步统计，85%以上的毕业生是到企业或相关部门从事非法学专业工作，真正考上公务员从事公检法等相关行业的则是凤毛麟角。目前，我国高端及合格的应用型法律人才“短缺”与中低端法律人才“过剩”并存现象比较严重。著名法学家朱苏力认为，法学教育的最基本挑战就是毕业生和学术成果能否满足我国社会发展的需要。就毕业生而言，我国法学院的产品还不能满足社会的急迫需求，同时表现为产品的紧缺和过剩。紧缺的是两端，过剩的是中间产品。我国人才紧缺榜上涉外法律高端人才赫然在列，许多高校、企业、律师事务所和司法行政部门对名牌大学的法学硕士、法学博士仍求贤若渴，有的许以重金，开出各种优惠待遇引进高端人才，但是高端型人才难见踪影。

3.理论教学与法律实务的脱节。我国传统的法学教育以课堂讲授为主，过于强调理论基础，很少考虑学生实际运用能力和社会现实需求，法学在某种意义上成为一种坐而论道的玄学。目前，法学院系基本都设置了14门核心基础课程，理论阐述精辟绝伦，而诸如律师实务、法庭调解、法庭辩护、法律咨询等实践性教学却很薄弱，教学计划中虽规定了学生的实习期，但大多公检法司等部门及律师事务所因本身业务压力缘故，对学生实习缺乏热情，疏于指导，而学校法律诊所等硬件设施缺乏，法科学生的法律实务操作面临着较多的现实困境，实习制度失去了它应有的作用。调查发现，法科学生就业并不容易，这与他们的法律实务能力不无关系，大多数法学院学生毕业后往往面临着求职无门的困惑和尴尬。书本上、课堂上的理论知识不足以解决复杂多变的社会问题，困在纯书斋世界里单纯进行法学研究、法条分析或文论写作的所谓法学人才，当他们走向社会和市场时，所学的知识就显得苍白无力。法学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科，教师不仅要给学生提供“利箭”，更要为学生提供“良弓”，教会学生如何运用法律知识解决实际问题。

4.法学教育与法律职业的矛盾。法学教育是法律职业的基础，法律职业影响着法学教育的发展。纵观世界各国法学教育的发展，在法律职业与法学教育的互动关系中，法律职业对法律教育总是发挥着决定性的作用。但是，我国的法学教育与司法实践却长期脱节，严重制约和阻碍了法学教育的发展。大众化的通识教育，使学生只具备基本的法律知识，难以应对复杂多变的社会需求。据调查了解，两广地区不少基层法院及县级以下地区的法律从业人员，有些只接受了两至三年学制的高职教育，或者参加函授、远程教育等业余形式的法律学习，不但法学理论知识浅薄，法律信仰、法律精神缺乏，而且法律专业技能也不高，他们常常把法律工作当成谁都能干好的普通职业。即便是通过国家司法考试进入公检法等领域工作的人员，由于缺乏法律职业的系统培训，解决现实问题的法律技能仍不高。法律职业与医师、会计师等职业一样，都需要在大学通识教育的基础上进行专门化的职业训练。目前，法学本科教育培养的仍是具备法律专业基础知识的通才，法学硕士和法学博士教育培养的则是具有明显学术导向的“学院式”人才，而当前的法律硕士教育无论是从课程设置还是从教学方式上，更多的仍是采用与法学硕士、博士教育相同的做法。截至2009年，全国虽已有115所院校招收法律硕士，但与中国实用型法律人才需求相比，其数量还很有限。不少开设法律硕士专业的院校，其师资力量和硬件设备都比较薄弱，在专业技能培养中还是重视理论灌输，缺乏法律职业训练，学生实习流于形式。

二、中国法学教育的发展趋势

1.改革培养目标，实现通识教育向通识与专才教育的转变。法学界对法学教育的培养目标通常有三种观点：一是精英说，二是职业教育说，三是通识说。当前普通共识是“复合型、应用型”的高素质法律人才培养目标，法学教育不仅要培养具有扎实的专业知识和专业技能的学生，而且还应该使学生具有较全面的科学文化知识和较强的社会适应能力。在法制发达和成熟的美国，一个好的法律工作者必然是熟悉法律知识并通晓与该类案件有关的其他学科和行业知识的“复合型”人才。当前我国不仅在立法、司法、法律服务及法律监督等领域需要大批高素质法律人才，而且在国家政治生活、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也需要大量既精通法律，又具备其他专业知识和能力的高层次复合型人才，实现通识教育与专才教育的有机结合，培养适应和谐社会需要的复合型法律人才，是我国法学教育改革的发展方向。

2.改革教学内容和方法，创设人才培养新模式。传统“填鸭式”的法律教学，手段单一，形式呆板，内容枯燥，阻碍法律人独立品格的形成和法律职业技能的提高。很多法律专业学生走上社会后不会写法律文书，不了解司法程序和法律救济途径，不懂得如何防范和规避法律风险，遇到稍有难度的法律问题就无从下手，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非常欠缺。解决人才培养质量问题，要从培养复合型人才目标出发，在教学内容和方式上进行改革，以专业基础扎实、文化知识面广、社会实践能力强、思想素质高为标准，合理进行课程设置，并借鉴西方法学教育的案例教学、诊所教学、模拟法庭教学的合理成分和成功经验，综合运用讨论式、启发引导式等多种教学方法，改变以教师、课堂和书本为中心的模式，实现由纯理论讲授为主向讨论与案例分析并重，由教师单纯讲授为主向师生互动为主，由课本教材为主向前沿成果和法律实务结合的“三转变”跨越。

3.改革学制体系，控制招生规模。美国采用的是本科后法律教育模式，要求学生在进法学院之前必须有一个非法律的第一学位，然后才可以攻读法律本科。欧洲模式采用复合型的课程进行法律教育，法律系的课程以法律专业为主，同时也包括了大量人文学科课程。我国的法学教育可以定位在通识化教育基础上开展法律职业教育，在提高法学教育门槛，统一规定起点为本科教育的同时，需要适当压缩法学本科招生规模，并逐步将法学教育重心向研究生阶段转移。当前，我国的法学本科教育普遍采用四年制，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要掌握14门核心课程内容，完成实习和毕业论文，确实比较紧张。笔者建议对招生方式进行适当改革，取消原来直接在普通高考学生中招生的方式，而从已接受过一年以上通识教育的各专业学生中招生，把法学类本科改成五年制，给学生掌握核心课程内容，完成毕业论文设计、实习实践，筹备司法考试提供充分的时间保障。

4.加强法律实务培训，注重学生实践技能的培养。实践教学是法学教育和法律执业的重要环节。加强实践教学，提高学生实践技能，必须将传统分析型教学与法律实务型教学相结合，不仅要使学生“像律师那样思考”，而且要“像律师那样执业”。暨南大学法学院非常注重学生的实习实训，他们常常把学生推荐到法院、检察院、律师事务所进行实习，同时还介绍他们去政府有关部门、企事业单位从事相关的法务活动或非法务社会活动，以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广西师范大学法学院常常与律师协会、法官协会、检察官协会等社会团体合作，共同组织学生定期或不定期到社区宣传法律知识，进行法律援助，同时还与公安、检察、法院等部门联合创办教学实践基地，聘请有经验的法律人士来校传经送宝，从而搭建起法学教育与社会联系的桥梁，实现理论学习与社会实践的无障碍对接。笔者认为，加强学生法律实务培训，可以移植西方法学教育成功的经验，充分发挥案例式、讨论式教学法在培养学生法律操作技能上的作用，选择训练规程式的课程，对学生语言表达、公文写作、法条分析、临场应变等能力进行重点训练，引导学生进入法律角色，运用法律知识解决实际问题。

[参考文献]

篇(7)

加入WTO将对法律，法律人才和法学教育带来新的机遇与挑战。

首先是对我国现行法律、法律制度的挑战。我国长期实行计划经济体制，许多法律、法规仍然是为适应计划经济而制定的，没有体现市场经济体制中的市场调节和竞争机制，与规则相悖；已有的有关市场经济的立法也不够完善。据我国对外经济贸易部公布的资料，我国现在有2000余条法律、法规与WTO不相适应，应该予以废除或修改。与此同时，还需要制定、颁布一批与 WTO 相配套的新的法律、法规。WTO 对我国法律制度的挑战，必将进一步促进我国法制建设的快速，使我国的法律，法规日臻完善。

其次，对我国法律人才培养产生重大影响。入世后，需要一大批能够熟悉 WTO 规则，参与对外谈判，签约和处理涉外经济贸易纠纷的律师、法律顾问和法律专家型的政府官员。从的情况来看，这种能够适应WTO 需要的法律专业人才还相当缺乏。同时，按照我国在加入 WTO 议定书中已作出承诺，开放我国的法律服务市场，准许外国的律师事务所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海口等城市设立代表处，从事营利性的活动。律师及律师的后备人才必须以迅速提高自己的国际法律水平去迎战。但是，目前具有这样资历和水平的律师专业人才十分匮乏。加速外向型法律人才的培养，是我国法学教育面临的一种新的机遇与挑战。

第三，对我国法学教育扩展和制度改革带来了新的机遇与挑战。我国在加入 WTO 的协议书中承诺对教育市场开放，允许成员国的教育机构来我国从事中外合作办学，允许外方在合作办学中拥有控股权，允许外国的专家来中国从事教育，担任教师。对于我国高等法学教育市场，外国人一向十分关注，早在三、四年前，就有一些外国法学院来中国与我们的法学院校联合举办中国法律讲习班、法律硕士班等。同时，也有大批的外国法学教授来中国从教。这种中外合作办学的新形势，弥补了我国法学教育的不足，它不仅可以为我国高等法学教育注入大批资金，更重要的是可以引进外国的高级法律专门人才，这无疑可以促进和推动我国高等法学教育事业的发展，这种发展也必然会在我国高等法学院校引起一场变革，诸如办学模式、培养目标、教学、教学等方面的改革。

二、我国法学教育的现状及主要

我国的法学教育自改革开放以来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到2001年底全国普通高等院校设立法律专业的系（院）有391 个。法学专业本科在校学生约为21万人，法学硕士点201 个，授予法学硕士学位6500 余人；法学博士点共38个，授予法学博士学位330余人，为国家培养了数万计的法律专业人才，从而使政法干部队伍的结构和素质得到了明显的改善，特别是对我国律师队伍的发展起到了巨大作用。

但是，高等法学教育的现状仍不能满足和适应对法律专业人才的需要，法学教育仍存在一些问题。主要表现为：

1.法学教育与法律职业相脱节

我国的法学教育是高等专业教育，并非法律职业教育。因此，长期以来法学专业教育与法律职业相脱节，即法学专业的毕业生不能直接从事法官、检察官和律师等法律职业；而法官、检察官、律师和其他法律工作者又不一定是法律专业毕业的。非法律专业毕业的人，没有经过法律专业的人，也可以从事法律职业。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但它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却是显而易见的。一是大批的法官、检察官律师、司法行政官员，立法人员等是非法律专业人士，他们没有接受专门的、正规的高等法学教育，不具有较宽厚的法学和国际法知识。据资料显示，1995年，全国受过法律本科教育的律师仅占20%，法官 5%，受过法学生教育的法官仅占0.25%.这种现象的直接后果是，影响了政法机关的人员结构和法律工作者专业素质。有人说，一个没有学过法律的人从事法律职业，比一个没有学过医学的人上手术台给病人开刀做手术更加危险。二是法学专业毕业的学生就业困难。现在中国的法律、法学教育界有一个怪现象，即一些政法机关没有或很少有法学本科以上学历的专业人士；一些法学院校的法学本科毕业生却又进不去政法机关，当不了法官、律师和检察官，呈现了就业困难的现象。十分明显，这不是法律人才过剩，而是非法学专业的人才占据了本来应属于法律本科毕业生应占据的岗位。事实上，我国现在法学教育的规模并非过大，与一些发达的法治国家相比还相差甚远。如，美国现在有法律院校约250个，在校法律专业学生为12万人， 而美国的总人口仅为我国的1/6.又如，从我国律师队伍的情况来看，预计到2010年我国需要专职律师约30万人，而现在仅有约10万人。每年我国法官、检察官减员为3—4 万人，而每年毕业的法学本科生仅为 2万人，尚不能补充法院、检察院的自然减员。这一切都证明，我国法学教育的规模不是过大，法律专业人才不是过剩。现有的法学教育仍不能满足日益发展的法治建设的需要，法学教育仍需适度稳步地发展。

2.法学教育的质量有待提高

20世纪90年代，我国高等法学教育的大发展，使法学专业成为全国最热的专业之一。一些大学、学院在一无师资，二无图书资料的情况下，就举办法学专业，开始招生。这种一块牌子高悬，三、五个人主事的所谓法学院系或专业不在少数，特别是那些理工科院校办的法学专业质量更令人担忧，一些办学比较长的法学院校在这种形势下也盲目扩大招生，造成师生比率严重失衡，图书资料严重不足，学生学习、生活环境恶劣，整个校园人满为患，学校的办学质量明显滑坡，使法学教育的规模和质量矛盾日益突出。

三、对法学教育改革的思考

面对加入WTO所带来的机遇与挑战，为了主动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民主法制建设的需要，法学教育必须进一步深化改革，培养更多、更优秀的法律人才。

1.调整办学结构，整顿办学秩序

我国法学存在着多层次、多元化和无秩序的办学状态。应该停办大专、中专以及法律职业高中等低层次的办学形式，改为以法学本科为最低起点。法学本科生源不应限于高中毕业生，应该吸收其他专业的大专或大本毕业生，或者有一定工作阅历的同等水平的人员考入法律本科深造。适当增加法学双学士、第二学士学位的本科生，多培养高层次、复合型的人才。法律本科的学制可以多样化，如：4年制：“2+3”的双学士学位制，即在综合大学的二年级学生中招生加学法学的主辅修制：“4+2”的第二学士学位，即从普通高校非法学专业毕业生中招收，再学二年法学：“4+3”的法律硕士，即在非法学专业的本科毕业生中招收，再学三年法学取得法律硕士学位。

减少法学成人教育的办学层次，压缩办学规模，提高法学成人教育的办学质量。目前，电大、自学、成人函授等形式的法学大专应予淘汰，以本科为起点，并且要适度压缩控制办学规模，防止过多过滥。目前，一些成人教育不能保证教学质量，毕业生与全日制普通高等学校的本科生含金量不同，差距较大。这类毕业生数量大、质量低，对普通高等学校法学本科生的就业造成很大的竞争和冲击。

在保证质量的情况下适度扩大法学硕士生的招生，增加法学博士点，有条件的院校可以按法学（一级学科）招收博士研究生，为法学教育、法学研究以及立法、司法部门培养高级专门人才。适当控制全日制普通高等学校的法律专业数量和招生人数。大力扩大法学第二学位、法律专业硕士的招生，培养更多的高层次、复合型人才。对于全日制普通高等学校近几年兴办的法学专业，应尽快进行专业评估。对于不符合办学条件，达不到培养目标的，要限期改进，逾期不达标的，应予以停办。

2.法学专业教育与法律职业挂钩

提高法律专业队伍的入门门槛。各级法律职业人士必须是法学本科毕业生，不允许非法学毕业的本科生从事法律职业，尽快改变那种“法律职业是万金油，谁都能干”的状态。法学本科毕业生必须要取得学士学位，参加国家统一的司法考试，取得合格资格者，才能进入法官、检察官、律师和其他法律专业性工作岗位。在进入具体岗位之前，还应该进行岗前培训。岗前培训可由职能部门与有关政法院校共同进行。应把法律培训视为后续教育，是法学教育的延伸。

3.地制定法学本科生培养目标

法学本科是法律专业的基础，也是高等法学院校工作的重心。高等法学院校究竟要培养什么人，如何才能使学生适应的需要，这是学校头等重要的大事。高等法学本科生的培养目标应该是为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服务的、高素质的法律人才。这种高素质体现为基础扎实、专业面宽、心理素质高和适应能力强。

这里，首先强调的是基础素质，即思想、素质和人文素质。法律就其本质而言，对从事法律职业的人的政治素质应有更高的要求。法律专业人士应该具有追求真理、维护正义的崇高思想；应该忠于祖国、忠于人民；应该具有崇尚法律、法律至上的坚定信念。一句话，是法律的卫士。不唯权、不唯上、不谋私利、公正谦明、刚正不阿。法学家也应该是关心国家和社会发展的政治家。法学教育担负着为国家、社会培养治国人才的重任。现代法律人才还应具备一定的人文素质。法学是人文社会科学，法律来自于社会，是社会需要的客观反映。法律职业人士必须全面认识社会，深刻地把握法律文化的背景，了解现代科学技术和市场的动态，更好地认识现代社会新型的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等都是现代法律人才必备的条件。法学本科生不仅要的，还要学习一定社会学、管、经济学和科学知识。使其在浓厚的文化氛围中全面发展。

其次是法律专业素质。法律专业素质是指法律职业者所应当具备的职业技能素质。它与法律职业者的执法水平和执法能力有着密切的关系。现代法律日益完善，要求法律从业人具备较宽厚的法律专业知识，了解法学专业的最新科学成就和发展趋势，能够熟练地运用法律去、处理复杂的法律关系。法律专业本科生在校期间应该必修法学基础理论、宪法、行政法、民事及刑事实体法、程序法以及国际法等课程。这些课约为十四、五门，属于专业核心课程。在必修的核心课之外，应该扩大选修课。法学专业的学生依据自己的兴趣、爱好和研究方向，可以选择一个专业方向，学校应为每一个专业方向规定一组限选课程，作为对必修课程的补充。例如，选择国际经济法方向的学生，必选“国际经济组织法”、“国际贸易法”、“国际投资法”、“国际法”、“海商法”等课程。在此之外，应另为学生安排一定数量的任选课，以扩大学生的知识面。限选课和任选课的总和应为专业核心课的二倍。这样培养出来的学生既有法学专业的共性，又有不同学生的个性；即保证了法学专业必不可少的专业基本知识；又发挥了学生的不同特点。学生毕业后，既可以在法律的大环境里从事一般性法律工作，又可以依其所长从事某一个特殊领域的法律工作。这样才能适应未来社会对法律人才的多方面的需要。法律专业的学生才能有广阔的就业机会。

再则是能力素质。要培养学生有较强的适应能力和操作能力。在注重培养专业知识的同时，更应该注重能力的培养。这种能力包括：分析和解决的能力、社会组织能力、语言和文字能力、掌握和运用现代办公设备的能力等。法学本科生毕业后绝大多数将在法律部门从事实际工作，只有少部分人继续深造，将来从事法学教育或法学研究工作。如果法学本科生不注重能力的培养，不具有运用法律知识服务于社会的能力，或者缺乏组织、运用知识的能力，这样的学生是书呆子，是不会受社会欢迎的，也是难以胜任法律工作需要的。况且，未来的社会分工细致，人们工作的岗位多变，这就要求学生有较强的适应性和能力。

新形势下的法学教育应该面向世界，注重培养外向型的现代法律人才。具体地说就是，现代的法律人才应该能够掌握国际法律知识，具有在国际大舞台上提供法律服务的能力，因为，加入WTO后，我国不仅在经济贸易上“入世”，而且在法律上也必须“入世”。法学教育承担着为“经济的法律入世”培养大批法律人才的重任。因此，法律专业本科生应加大对国际法、国际私法和国际经济法律课程的学习。加大对外语的学习，努力提高外语水平，能够运用外语和国际法知识同外国的同行、对手进行交流、开展工作。有条件的法学院校应保留或增设“国际法”或“国际经济法”专业。培养外向型的现代法律人才，以适应加入WTO的需要，1998 年全国专业目录调整时，不分具体情况、把原有的国际法专业（或国际经济法专业）统统砍掉，实行一个大法学专业的做法，不一定适应新形势发展的需要，应有一定灵活性。

4.改进办学模式，变一统天下的公办大学，为公办大学、中外合资办学、公办民助大学和民办大学并行的办学模式

入世后，允许外国人来华投资办学，这就为法学教育带来了新的机遇。中外合资办学，不仅吸收了外国的资金、设备，更重要的是引进了外国法学教育的和，引进了外国的师资和教材，以及先进的管理系统，这是对传统法学教育的挑战。我们在中外合资、合作办学过程中，既要吸收外国的先进的东西，又要抵制外国文化中的糟粕；既要保留我国法学教育的优良传统；又不能因循守旧，一味地排外。只有这样，我国的法学才能跻身于世界法学教育之前列，才能实现法学教育“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要求。

5.改进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