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文化交流精品(七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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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外文化交流 中外文化交流漫谈 中外文化交流异彩纷呈 世博会:中外文化交流的盛宴 中外文化交流的使者杨澜 加强媒介融合 促进中外文化交流 近代中外文化交流之我见 清代“外销瓷”与中外文化交流 全球化与中外文化交流 讲好红色故事 促进中外文化交流 从中外文学电影中管窥“同志文化” 中外文化交流之北朝释游文化研究 “经常唱和”“是对中外文化交流的一个贡献” 大学英语教学与中外文化交流 全球一体化进程中的中外文化交流 论中外文化交流与互动中的陶瓷新彩 翻译活动在中外文化交流融合中的作用 中国大运河：中外文化交流走廊 致力中外文化交流的“书法外交大使” 中外文化交流史复习需要关注的那些人和事 常见问题解答 当前所在位置：l,2011年。

⑥ 金天逸：《论电影与文学媒介的特性及其分野》，《电影新作》,1991年第5期。

⑦⑧⑨ 尹鸿：《全球化、好莱坞与民族电影》，《文艺研究》,2000年第6期。

［参考文献］

［1］ 金天逸.论电影与文学媒介的特性及其分野［J］.电影新作,1991(05).

［2］ 王岳川.发现东方与中国文化输出［J］.艺术学院学报,2002(03).

［3］ 尹鸿.全球化、好莱坞与民族电影［J］.文艺研究,2000(06).

［4］ 张伟.赛珍珠――《大地》、中国［J］.大众电影,200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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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中华文明 汉字文化圈 交流 融入

中图分类号：G125 文献标识码：A

Talking about the Exchanges of Japanese and Chinese Culture

GUO Huijing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Shandong University, Jinan, Shandong 250100)

Abstract Long history of Sino-Japanese cultural exchanges, the Japanese peninsula of its civilization and culture in its own soil in the proliferation of development, and Chinese civilization has always maintained a broad and sustained communication and blend. This exchange and blending continued for long years, from government to civil society, from culture to civilization, constitutes a new element of their culture.

Key words Chinese Civilization; Chinese cultural circle; exchange; integration

日本作为中国一衣带水的邻邦，远在很早的时期就有了与中国的交流。郭沫若在中日恢复邦交时曾作过《沁园春》，词的上阕短短的几十字道尽了中日文化交流的历史及其一直延续的进程：

赤县扶桑，一衣带水，一苇可航。昔鉴真盲目，浮桴东海，晁衡负笈，埋骨盛唐。情比肺肝，形同唇齿，文化交流有耿光。堪回想，两千年友谊，岂等寻常。

中日文化的交流包括了从上古一直至今的漫长岁月，几乎是从有文字记载就开始了交流，但是，总的来说，在古代，由于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相对发达，中日文化交流较多的是中国文化输向日本，日本经历了从全盘吸收到消化改造的阶段，逐渐慢慢的形成具有本民族特色的文化，这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但是，近代伴随着中国的半殖民化，中日交流多倾向于中国向明治维新后的日本学习近代西方的先进技术，而交流更是扩大到整个民间。下面的几个史实证实了中日文化交流：

1 源于上古的中国移民进程――徐福东渡

徐福是秦代著名方士，琅琊人。据历史记载，他曾经两次受秦始皇派遣入海求仙。在最后一次，他带数千童男女及五谷、百工等经朝鲜半岛到达日本。其所到之处，都播撒下中华文明的种子，促进了当地的文明进程。他最终成功东渡日本，比郑和下西洋早1600多年。

《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始皇二十八年”条载：“齐人徐市(f，即徐上书，言海中有三神山，名曰蓬莱、方丈、瀛洲，仙人居之。请得斋戒，与童男女求之。于是遣徐市发童男女数千人，入海求仙人。”《史记》同卷“秦始皇三十七年”条又载：“方士徐市等入海求神药，数岁不得，费多，恐谴，乃诈曰：‘蓬莱药可得，然常为大鲛鱼所苦，故不得至，愿请善射与俱，见则以连弩射之’……” 这是中国古文献记载徐福东渡故事的起始。而最早肯定徐福到达日本的记载见于五代后周时的古籍《义楚六帖》。该书《城廓・日本》一章中曰：“日本国亦名倭国，在东海中。秦时，徐福将五百童男、五百童女止此国，今人物一如长安……又东北千余里，有出名‘富士’，亦名‘蓬莱’，……徐福至此，谓‘蓬莱’，至今子孙皆曰‘秦氏’。”

据历史记载，徐福东渡不仅仅把百家著作传递到了日本，还通过这一行动使中华文化在日本得到延续。宋代的大文豪欧阳修做了一首诗歌《日本刀歌》，全诗如下：

昆夷道远不复通，世传切玉谁能穷。

宝刀近出日本国，越贾得之沧海东。

鱼皮装贴香木鞘，黄白闲杂与铜。

百金传入好事手，佩服可以禳妖凶。

传闻其国居大岛，土壤沃饶风俗好。

其先徐福诈秦民，采药淹留童老。

百工五种与之居，至今器玩皆精巧。

前朝贡献屡往来，士人往往工词藻。

徐福行时书未焚，逸书百篇今尚存。

令严不许传中国，举世无人识古文。

先王大典藏夷貊，苍波浩荡无通津。

令人感激坐流涕，锈涩短刀何足云。

诗中不但肯定了徐福东渡日本对中日文化交流所造成的积极影响，而且还第一次把其与秦始皇的焚书坑儒时间联系起来，认为正是徐福在秦始皇焚书之前赍书东渡，才使日本保存了中国失佚的《尚书》百篇。并且，日本学者铃木贞一通过潜心研究据说是中国先秦典籍的《宫下文书》，甚至统计出徐福当年携带到日本的书籍共有儒家经书1850卷、其他典籍1800卷，认为这大致囊括了当时中国所有的重要典籍。

2 盛唐风气对日本的影响

中国的历史典籍中记载，从公元七世纪初到九世纪末的两个半世纪里，由于唐朝经济文化空前繁荣发达，唐朝成为了当时的世界中心，威名远扬，远到欧洲近到亚洲周边各国都有着巨大的影响。日本出现了学习中国文化的热潮，先后向唐朝派出了十几次遣唐使团。其次数之多、涉及面之广、内容之丰富、持续时间之长远，实属空前，这是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的一次。

遣唐使在中日交流史上贡献巨大。首先，他们引进了唐朝完备的典章律令，推动了日本社会制度的革新。并且据《大日本史》123卷记载，公元818年嵯峨天皇根据遣唐使的建议下诏改定礼仪，并命“男女衣服皆依唐制”。其次，他们汲取盛唐文化，提高了日本的文化艺术水平。遣唐使每次携带回大量的佛经汉籍，诗词歌赋，并且在日本上下形成了学习汉唐诗歌的风气。在八世纪中期，日本编纂了第一部书面文学集《怀风藻》收入了日本汉诗人的120首作品。其中有241处引用中国诗歌作的典故与诗句，有40余处模拟中国诗的句式。

此外伴随着各种典籍和律法的引进，日本人的生活习俗中，如衣食住行、体育、音乐、艺术等各个方面，均体现了中国文化对日本的影响。例如，在穿衣方面，日本的民族服装和服，就是在中国唐代服装的基础上演变而来的，就连同和服配套的木屐和草履，也是从中国传过去的。秋千、围棋、茶道都是从中国传入，日本的音乐、雅乐及能乐与唐代音乐也有密切关系。

说到唐代中日的文化交流，不得不提到一个人――阿倍仲麻吕。他的中国名字又称晁衡，字仲满。他在717年随第九次遣唐使入唐，成为早期的日本留学生。经过近十年的苦读，他不仅入了中国户籍，还参加了唐朝的科举考试。并以优异的成绩考中进士出仕唐朝。唐代著名诗人王维和阿倍仲麻吕交情深厚，听说他要回国的消息后还写了《送秘书晁监还日本并序》的名诗。在诗歌中追述了中国文化对日本的影响，中日的友好往来及与其的依依惜别之情。

3 结语

文化的交流不是单方的。日本在大量学习中国文化之后，在中国文化的基础上对其民族文化进行了创新和改造，在语言、文学、风俗、文化上形成了与中国相似但有有别于中国的民族文化。这些文化后来也传入了中国。

由于篇幅限制，中日文化交流其它的大量史实没有办法一一列举。但从文化方面来谈，其重要特性之一就是向外的延伸性，当然，从文化发展的历史而言，两种文化一旦形成“交融”的关系，那么这种“交融”或者“交流”总是双向存在的。但是由于在特定历史时期中，两种或两种以上的文化的“势”的不同，因而便造成交流过程中“量”的不一。其实早在中国文化源源不断地传入日本时，日本的文化业也传到了中国。日本特有的文学形式“和歌”，大约在8世纪就开始传入中国。从16世纪后期开始，中国文坛对日本语言文学的兴趣日渐浓厚。到了明代，出现了一批研究日本的著作“寄语”。到明代万历年间，编纂《日本考》（或称《日本风土记》）艺术，其中收入日本和歌51首，另外还收入了日本人写的汉文和汉诗。《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的祖父曹寅还根据“寄语”中的词汇，用假名创作了《日本灯词》一幕五首曲牌。但是从文化发展的整体来说，古代中国文化由于其强大的“势”融入到了现在日本的文化本体之中，而日本文化却未能向来自印度的佛教文化等那样，与中国本土文化融合，构建成中国文化的新元素。

参考文献

篇(3)

【关键词】茶文化 日本 中国 茶道

本文系作者主持的中国博士后基金（2013M532013）；陕西省教育厅科研项目（14JK1787）；陕西省重点扶持学科基金（Szxky1211）；咸阳师范学院科研基金（12XSYK057）的阶段性成果。

中国是茶的故乡，茶文化源远流长，影响波及世界。而在古代中国主导的东亚文化圈内，日本由于毗邻中国，受中国茶文化影响尤为深远。茶虽是一片树叶，却承载着中日两国的文化交流。

中国茶叶向日本的传入

唐代以前，日本既无原生茶树，更无饮茶习惯，茶叶传入和茶道文化的形成均源自中国，而在此过程中，遣唐使尤其是其中的僧人发挥了关键影响。唐代是中国茶文化形成的关键时期，具体表现在：首先，这一时期饮茶成为一种精致的文化现象且风靡于整个社会。其次，出现了“茶圣”陆羽及其名著《茶经》。再次，茶艺的表现形式、文化内涵和操作步骤均在这一阶段形成，如宫廷茶艺、文人茶艺、民间茶艺、宗教茶艺（尤其是佛教）、女性茶艺等。第四，茶文化在唐朝的文学作品中得到了广泛体现，中国的茶文学（体裁主要是诗歌）由此开始形成，如皎然的《饮茶歌诮崔石使君》：“一饮涤昏寐，情思朗爽满天地。再饮清我神，忽如飞雨洒轻尘。三饮便得道，何须苦心破烦恼。此物清高世莫知，世人饮酒多自欺。”再如齐己的《咏茶十二韵》：“百草让为灵，功先百草成。甘传天下口，贵占火前名。”杜牧的《题茶山》：“山实东吴秀，茶称瑞草魁。”等，在中国文学史上不胜枚举。

茶文化在唐代的流行必然影响到遣唐使对中国文化的认知，也使得遣唐使将茶文化作为学习的重要内容之一，并将茶叶与其他唐代先进文化一道引入日本。在这一过程中，必须提及日本佛教天台宗始祖最澄（767-822），最澄于公元804年入唐求法，归国时不仅带回了天台宗典籍，还将茶树引入日本，从此开启了日本的茶道文化。而在中日茶文化交流史上具有重要地位的第二个人物则是日本临济宗始祖荣西（1141-1215），荣西于1168年前往中国求法，并再次将茶种带回日本，开启了镰仓时代日本的饮茶之风，荣西之功一是在于他将中国茶叶的加工方法介绍到日本；二是在于他使日本人认识了中国茶文化中的“茶德”，并将其在日本推广，使日本对茶叶功用的认识从物质层面上升至文化层面；三是荣西写就了日本文化史上第一部有关茶叶的专著《吃茶养生记》，荣西在书中指出：“茶也，末代养生之仙药，人伦延灵之妙术。山谷生之，其地神灵也。人伦采之，其人长命也。天竺、唐土同贵重之，我朝日本，昔嗜爱之。”

此后随着日本茶树种植面积的迅速扩大，日本人的饮茶习惯逐步形成，茶文化不断从皇室贵族和寺院向民间传播，从而使具有日本特色的茶道和茶会文化开始形成，到安土桃山时代，千利休（せん の りきゅう，1522-1591）将中国茶文化与日本民族文化相结合，形成了具有日本民族特色的茶道文化。

中国茶文化对日本的影响

首先，“禅”与“茶”文化的结合。中国茶文化的形成和流行与佛教有着莫大关系，佛教茶文化是中国茶文化的重要内容，在中国历史上，茶与佛教形成了彼此相依的关系，一方面佛教使茶文化得到了广泛传播，另一方面，茶促进了佛教徒的修行。唐代佛教禅宗盛行，禅宗倡导以坐禅的方式修行，并以饮茶的方式提神来促进禅修，这使得在有唐一代，寺院僧侣饮茶之风大兴，并由此形成了寺院茶艺和禅茶文化，最终实现了佛教与茶文化的有机融合，使得“禅”“茶”形成一体、融为一味。

中国茶文化中的这种“禅”与“茶”的关系深刻影响到日本对宗教与茶文化关系的认知，并引发了它们对这一现象的学习和模仿。这在日本茶道的“鼻祖”和集大成者千利休的茶道思想中有着鲜明体现，针对此前村田珠光（1423-1502）和武野绍鸥（1502-1555）的茶道思想只注重外在形式的不足，他提出饮茶应以佛法修行为根本，过于强调外在形式和器具，会失去茶道的本意。为此，千利休努力提升茶道的精神境界，他将禅宗精神、寺院清规、僧侣修行方式与日本茶道文化相融合，形成了“草庵茶”，并将起自村田珠光、经武野绍鸥发展的“鞑琛蔽幕发扬光大，使之普及民间成为日本民族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中国茶文化深深影响着日本茶道的精神追求，日本茶道文化推崇的“鞑枥志场本辰绾头钚械摹昂途辞寮拧毙盘酰同中国茶文化所追求的“和、静、怡、真”有着相通之处，共同体现了对茶文化的精神境界和社会功能追求。

其次，喜饮绿茶及煮茶的传统。有唐一代，花茶以及红茶等发酵茶尚未出现，制茶以蒸青为主，因而成茶均为绿茶，唐人饮绿茶的这种习惯对日本茶文化有着巨大影响。唐代制茶，以饼茶为主，而在制作饼茶的过程中，蒸青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它可去除茶叶的青涩之味，同时保留茶叶的色、形和营养，这种制茶工艺后来流传至日本，一直到今天都是日本制茶的重要程序，对抹茶而言更是必不可少。日本不仅从中国继承了饮用绿茶的习惯，还坚守着在中国已经遗失的煮茶传统，中国茶文化以明代为界可分为两个时期，此前以煮茶为主，而在明代以后，中国人饮茶方式演进为泡茶，至此，中日两国的茶文化走向了不同的道路，但日本一直坚持使用从中国学习来的煮茶方式。因为这种煮茶方式，在日本还兴起了“铁壶”文化，铁壶源自中国，后流传至日本并逐渐发展为两大流派，即以观赏为主的关西铁壶和以实用为主的南部铁壶。近代以来，煮茶所需的铁壶已成为日本茶道文化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随着强调礼仪、程序的日本茶道文化在世界范围内的流行，使用铁壶煮茶之风渐次形成了向中国的回流，这成为一千多年来中日茶文化交流史上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

再次，饮茶是一种修身养性、提升人生境界的生活方式。唐宋两代，中国处在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饮茶不仅是一种生理需要更是一种促进自我境界升华的生活方式。中国茶文化对精神境界的追求对日本茶道文化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使其在日本演变成一种生命美学。近代日本文化大师冈仓天心（1863-1913）在名著《茶之书》中指出：“茶道是一种对‘残缺’的崇拜，是在我们都明白不可能完美的生命中，为了成就某种可能的完美，所进行的温柔试探。”①在推动日本茶道文化从物质层面向精神层面的过渡过程中，高僧空海（774-835）起到了关键作用，空海于804年入唐。在806年回到日本，同其他入唐日僧相似，他同样对茶非常爱好，并且对中国朝廷寺院内茶文化发达的情景非常羡慕，非常想在日本国内也营造相同的文化氛围，并使茶叶上升到更高、更伟大的地位。②

在使日本茶道实现哲学化、美学化、道德化的过程中，村田珠光、武野绍鸥、北向道陈、千利休、山上宗二、南坊宗启等人均功不可没，而以千利休影响最大。千利休对茶文化物质层面进行了极度压缩，与茶文化相关的一切外在形式在其看来意义都微不足道。村田珠光的茶室为四张半榻榻米大小，而千利休的“草庵茶室”则仅有一张半榻榻米。千利休之所以为饮茶设计出这种不能再小的空间，意在提醒世人物质需求是无关紧要的，关键是能够摆脱世俗的牵绊，超越外在事物的束缚，从而实现无我状态，达到“和敬清寂”的至高境界。

中日茶文化交流的思考

自隋唐至今，中日之间茶文化的交流已持续千年，这种交流是同时期中日两国整体交往的一部分，但借此也可一窥东亚历史的演变和不同民族、国家文化发展的分野。

首先，中国茶文化是包括日本茶道文化在内的东亚其他国家茶文化的母体。中国是世界最早培植茶树和饮用茶的国家，从隋唐开始，中国茶文化随着文化交流向整个东亚地区传播，内容包括了物质和精神两个层面，物质层面包括茶种、饮茶器具、饮茶方式等，精神层面包括茶文化、茶德、茶礼仪等，可以说中国茶文化为其他国家茶文化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全面性借鉴。中日茶文化之间的关系是两国文化整体关系的一个缩影，正如日本近代研究中国学的著名学者内藤湖南（1866-1934）所认为的那样，日本文化与中国文化同为古老的文化，但日本文化是在中国文化的刺激下发展起来的，对于两者的关系，内藤湖南曾有一个很著名的比喻，他认为，日本文化如同磨成的豆浆，依靠中国文化的卤水才凝集而成豆腐。在内藤湖南看来，日本文化是与中国文化一脉相承的，中国文化是日本文化的源头，日本文化是中国文化的延长。③

其次，中日交流是中国茶文化传承发展的重要方式和途径。交流是一个文化扩展自身影响、增进其生命力的有效渠道，具体到中日交流对中国茶文化的影响上，它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中国茶文化的传统在日本得到坚持。著名美国历史学家罗兹・墨菲认为，日本的巨大魅力之一是它大量移植并保留了中国唐代文化，包括它的建筑风格甚至著名的“日本茶道”，包括那相当苦涩的烂泥状绿茶、漂亮的碗和所遵循的精细仪式，都完完全全是那个时代从唐朝的中国学来的。④另一方面，茶与日本民族文化的结合使中国茶文化在域外获得了新的生命力。日本是一个善于学习的民族，以中国茶文化为基础日本发展出极为讲究规程、场所、礼仪的“茶道”文化，并将其深深嵌入本民族文化的内核，使之成为日本民族精神、理想和日常文化生活的一部分。这是对中国茶文化的发展，尤其在二战后，茶文化影响在世界范围内的扩大与日本茶道的传播有着重要关联，这可谓是中国茶文化在新的时空环境中的再生。

包括茶文化在内的中日交流史上，大部分时间是日本在学习中国，日本借助对中国的学习，加快了自身的发展步伐，体现了文化交流对历史发展的巨大影响。现在中国也处在一个加快发展的历史时期，探讨中日茶文化交流史，一方面可以使我们对中华传统文化产生更深的认识，增强我们的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另一方面，日本茶道文化的发展轨迹又可以带给我们很大启发，将学习外来先进事物与本民族传统相结合，走出一条符合本国实际的创新之路，从而推动本民族历史和文化的发展。

注释：

①[日]冈仓天心：《茶之书》，谷意译，山东画报出版社，2014，第15页。

②[美]威廉・乌克斯：《茶叶全书》，侬佳、刘涛、姜海蒂译，东方出版社，2011，第12页。

③[日]内藤湖南：《日本历史与日本文化》，刘克申译，商务印书馆，2012，第IV-V页。

④[美]罗兹・墨菲：《亚洲史》，黄磷译，海南出版社，2004，第22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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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一带一路;经贸合作;文化交流

一、“一带一路”战略的提出

2013年9月,在访问中亚和东南亚期间,提出了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简称“一带一路”)的战略构想。“一带一路”是借用古丝绸之路为历史符号象征,以上海合作组织和欧亚经济共同体为主要平台,以综合交通运输网为纽带,以沿线各城市群为支点,以全球跨国贸易自由投资为动力,以区域发展战略规划为基础,以金融货币自由流通为保障,以实现各国互利共赢为目标的带状经济合作区。“一带一路”战略的提出,受到国内外的高度重视,得到了国际社会的积极响应,沿线国家普遍对此表示欢迎和支持,并表达了参与意愿。[1]这条古老通路的复兴因其呈现出广阔的国家合作前景而受到广泛关注。国际社会认为,一带一路战略全面推动参于国间的经济合作、文化交流和增强政治互信,有利于化解地区冲突,消灭宗教极端势力滋生温床,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一带一路”战略,符合沿线各国的发展战略规划,为参与国家的优势互补、合作发展提供了新的历史机遇,是建立在已有合作机制基础上的“大区域”范式国际合作平台。“一带一路”建设的核心理念是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核心内容是政策沟通、设施连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想通;核心原则是共商、共建、共享,合力打造互利共赢的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一带一路”战略构想寄托着多层次的区域合作愿景。2013年10月24日,在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上发展重要讲话指出:“要以周边为基础加快实施自由贸易区路线,扩大贸易,投资合作空间,构建区域经济一体化新格局”。

二、“一带一路”战略促进国际经贸合作

“一带一路”是目前全球跨度最大的经济带,是世界上最具发展潜力的经济合作带,始于中国,贯通亚洲及非洲和欧洲的部分区域,东牵亚太经济圈,西联欧洲经济圈,经济总量达20多万亿美元。指出,为了使各国经济联系更加紧密,相互合作更加深入,可以通过创新合作的模式,以点带面,以线到片,最后形成区域大合作,“一带一路”具有开放包容的胸怀,不限国别,不搞封闭机制,欢迎有意愿的国家和经济体加入进来,成为参与者、建设者和受益者。进入21世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大多取得了较为迅速的经济增长。但沿线国家经济结构单一。千百年来,丝绸之路承载的和平合作、互学互鉴、互和共赢精神薪火相传,是促进沿线国家繁荣发展的重要纽带,其影响一直延续至今。“一带一路”以和平发展,合作共赢为时代主题,积极主动地与沿线各国建立经贸合作伙伴关系,共同打造经济融合的利益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2]“一带一路”具有广泛的亲和力和感召力,有着较为深厚的民心基础。沿线国家之间在产业结构上具有较强互补性,贸易合作的潜力和空间巨大。中国经济快速发展,为沿线国家分享经验,共同发展提供了机遇。“一带一路”沿线各国大多是新兴经济体,普遍处于经济发展的上升期,开展互惠共赢的合作前景广阔。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人类经历了一次大规模的商品和技术在全球范围内的变迁,而在新的世纪“一带一路”战略则是全球变迁创新的理念。“一带一路”战略提出了一个非常新的概念,即人类可以不通过战争,可以通过互联互通把全世界变成一个命运共同体,把彼此的利益交织在一起。“当今,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加快推进,世界经济增长和贸易投资格局正在进行深刻调整,尤其是新经济体国家都处于经济转型升级的关键期,需要进一步激发合作的潜力”。[3]“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将有利于中亚等全球化落伍地区更快地融入国际经济贸易体系,获得更多发展红利,能够为经济后进国家提供较高性价比的经贸投资方案,有效帮助沿线国家突破对经济起飞的制约。沿“一带一路”将建成一批纵横交错的战略大通道,由此将大大加快国内各主要经济区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联系和整合。

三、“一带一路”战略促进各国文化交流

盲目排外、故步自封、不思进取、民粹主义等思想是一个国家文明发展的主要羁绊,“一带一路”就是要以开放的视野,以谦虚的精神,以包容合作的态度,不断学习和吸取他国的先进文化,从而发展自己。“一带一路”战略可以加强公共外交和国际传播能力,加强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互鉴。“一带一路沿途具有众多民族,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等多种宗教也发源于此,四大文明古国皆诞生在此区域。欧亚大陆可能是人类文明最多元的集中地域,丝绸之路的伟大意义在于促使不同文明之间相互吸引相互包容。”[4]“一带一路”战略通过传承和弘扬古老的丝绸之路友好合作精神,广泛开展文化交流、人才交流、媒体合作青少年交往和旅游合作等促进沿线国家的文化发展。上百种语言,数千个民族,通过“一带一路”战略是在不同文明、文化之间取得共识的最有效途径之一。一带一路是一条经贸合作之路,同时也是一条各种文明交流融合之路。文化思想交流是进步的驱动力,只有促进文化交流,才能实现更深层次的开放。人文交流是人类不同群体之间的社会关系系统,它涵盖了各民族之间的互动交流,各种文明之间的包容对话以及人们不同思维模式之间的沟通。各国交往发展,说到底还是要靠人民的心通意合。”通过“一带一路”建设加强了沿线国之间的友好交往,减少了由于语言、习俗、宗教和制度差异造成的沿线国家民众间的心理隔阂,包括民族恩怨、利益冲突、文化和宗教壁垒。“随着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传承着古丝绸之路的友好合作精神,通过“一带一路”既促进了沿线所有参与国加强文化的交流,也为其它需要开展合作的领域奠定了深厚的民意基础,更加有利于发掘沿线各国各具民族特色的人文资源,在交流合作中互学互鉴,共同进步。”[5]通过丝绸之路,我国古代将优秀的东方文化和许多科技创造传播到西方,对于促进西方的近代文明进步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近代西方较先进的物理学、数学和医学等科技知识,也是经过海上丝绸之路传到中国的。“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文化与经贸的交流合作,有利于转变东方与西方各自为中心的主观思维,让现代西方了解到拥有丝绸和四大发明的东方文明古国不仅拥有灿烂的古代文明,而且在新的历史时期也拥有较发达的经贸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同时,也让亚洲东方国家看到西方现达的经济贸易和先进的科技文化,有利于吸取西方先进的文化价值理念,并且在经贸文化交流合作中,促进双方共同发展进步,提升各民族的经贸实力和文化软实力。[6]“一带一路”沿线共有几十个国家,数十亿人口,这些国家勤劳智慧的人们在历史上创造出了形态、风格各异的灿烂文明,是全人类文明宝库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我们应该充分发掘沿线各国深厚的人文底蕴,继承和弘扬古老的丝绸之路的友好交往精神,积极发挥文化交流与经贸合作的作用,使一带一路沿线各国都可以在互利共赢的基础上共同发展。

四、结语

历史上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都是亚欧大陆经贸和文化交流的大通道。今天这条古老的丝绸之路正焕发出新的生机和活动,以全新的形式把东方与西方各国的互利合作不断推向新的历史高度。“一带一路”倡议是对古老丝绸之路的传承和提升,具有深厚的历史渊源和人文基础,能够把沿线国家的经济利益和人民的感情结合起来,促进沿线国家经济繁荣与区域经济合作。“一带一路”是目前世界上最具发展潜力的经济带,沿线各国大多是处于经济发展上升期的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要素禀赋各异,互补性很强,有广阔的合作潜力。“一带一路”会面临各种风险和挑战,只要我们坚持不懈,百折不挠,一定能够收获共赢的成果。“一带一路”战略是一项长期合作之旅,携手共进终将迎接丝绸之路新的辉煌。一带一路战略内涵的本质,不是单纯的只寻求其中某一个国家的经贸和文化利益,而是将沿线所有国家的共同利益融为一体,实现所有成员的利益增值,体现了“命运共同体外交”的东方智慧。“一带一路”战略是沿线各国共同发展的美好愿景,需要沿线各国共同努力,逐步建成高效的陆海空立体交通网,促进经济贸易便利化,使经贸联系更加密切,平等互信更加深入,形成更宽领域、更深层次的经贸合作带。同时,要促进沿线各国人文交流更加广泛深入,使各种文明散发出新的光辉,使各国人民相知相交,友谊流长。在全球化深入发展的今天,“一带一路”传承和弘扬了古老的丝绸之路“友好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精神,运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创新思维,以文明交流合作的新模式取代文明对抗冲突的旧模式,把世界的多样性和各国的差异性转化为促进各国共同发展的互补性,使文明之花成为增进人民友谊的桥梁,推动人类进步的纽带,维护世界和平的剂。“一带一路”将推动沿线国家开展形成多样,内涵丰富的文化交流合作,推动各种文明交流交融。

参考文献:

[1].厉以宁.读懂“一带一路”[M],北京:中信出版社,2015年版

[2].梁海明.“一带一路”经济学[M],成都: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

[3].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一带一路”读本[M],时速出版社,2015年版

[4].赵磊.一带一路[M]北京:中信出版社,2015年

[5].向洪、李向前.新丝路新梦想“一带一路”战略知识读本[M],北京:红旗出版社,2015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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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近代；新教传教士；本地化基督教；文化推广；策略

中图分类号：B97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4）29-0143-03

宗教是一种文化现象，因此也是一种文化传播活动。然而，文化传播从来都不是顺畅的，尤其在中国这样一个有着悠久历史和深厚文化的国度传播不同质的文化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为了使那些“尊孔”、“祭祖”及“崇拜偶像”的中国本土的当地人接受基督福音，传教士们分别采取了一些“措施”、“策略”，来迎合当地的社会文化环境，即本土化基督教推广。本文以伯格理在石门坎区传教为个案，具体研究分析了近代来华新教传教士的本地化基督教推广策略及其影响。探讨近代新教传教士在本地化基督教推广过程中扮演的角色，有助于我们加深对中国近代基督教史的认识，对近现代中西文化交流的研究也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一、基督教本地化推广的理论依据

评估某种文化的高低、好坏、风俗习惯的鄙陋与否，不应该以评估者自身的文化标准好恶来衡量这种评判文化的标准和观点，而应该从该民族的内在文化法则和文化背景上来理解。文化相对论认为，人类文化可以分为很多形态，而这样众多的文化形态并不是由单一的人类文化进化而来的（也就是说不存在人类文化的进化阶段），而是在异质环境下产生的异质文化形态与文化模式，而且该文化形态是与其所关联的环境相适应、相协调的，所产生的价值取向也是从该文化形态所处的环境中产生的。所以每一种文化都有其自身存在的独特性与合理性，与其他异质文化不存在高低之分。同时每一种文化都有独特历史继承性的特点。所以一个有着自己独特文化的民族在接受其他文化时往往怀有较强的抵触情绪。西方的基督教文化与中国的儒家文化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文化，所以传教士在儒家文化根深蒂固的中国传教必然受到当地人的抵触。伯格理在石门坎区传教很尊重石门坎区文化，使基督文化与苗区文化和谐共存，成功实现了本地化基督教的文化推广。用文化相对论分析本地化基督教的文化推广活动对于研究现代跨文化的交流也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二、影响本地化基督教推广的因素

1.落后的经济发展水平。社会贫困是造成宗教传播的社会基础。然而在石门坎这一落后地区，面对一贫如洗的群体，贫困的生活使传教士的传教工作变得轻而易举。所以，石门坎区落后的社会经济条件使传教士的本地化基督教推广能顺利进行。在英国传教士柏格理到来之前，石门坎不仅经济上贫穷，文化也十分落后。但是这恰恰成为宗教传播加速的催化剂。石门坎苗区落后的经济社会条件促进了伯格理在当地的基督教文化推广。

2.中西传统文化差异性。历经千多年的风雨洗礼儒家思想在中华大地上已经根深蒂固，深受儒家文化熏陶的国人会对外来的事物怀有敌意，而且这种怀疑和敌对是必然的。所以要在中国传播基督教必须先把基督教中国化，通过这种方式新教传教士才能在使当地人接受基督福音。所以年轻的柏格理在1887年来到中国偏远的西南城市昭通开始传教时并不顺利。每当他和同伴行走在昭通街头，就会立即成为居民好奇的对象，被孩子们追随、被大喊“洋鬼子”及令人不快的一些称呼。因为当时的中国民众对西方人各种不满，所以让他们去接受基督教更是不可能的。中国的现状使得来华传教士不得不考虑通过中国化基督教的方式来向中国人传播基督教。

3.传教者主体特征。本地化基督教推广除了与中西文化差异有关外，也与传教者的主体特征有关：第一，传教者自身的文化背景。传教者都来自于资本主义的国家，并且传教士大都学历高，他们本身就是先进文化的携带者，所以他们的到来其实就是一种不同文化的渗透。这样的背景使传教士传教的同时也把西方的科学文化知识带到了中国，同时他们在一定程度上能够理解中国文化并且适当改进文化。第二，传教士对宗教本身的虔诚信仰和执着追求推动了文化交流的发展。传教士是一特殊的群体，他们怀抱信仰，热衷于把上帝的福音传遍全球，拯救人们的灵魂。自1904年，基督教传入苗族地区，伯格理克服种种困难扎根贵州石门坎，并为当地的西式教育和医疗事业做出奉献，基督教为苗族带去了文字、文化和文明。创制苗文虽然最初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翻译圣经和阅读圣经，但后来却促成了苗族文化的复兴，使苗族人摆脱了千百年来没有文字的历史。

三、本地化基督教推广策略和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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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18世纪是满语文发展的鼎盛时期，许多满学家、历史学家对于满学以及满语文在中西文化交流中的作用，给予了高度的评价。中央民族大学的赵志忠教授在论及满学与中国传统文化时称，“满学促进了中国传统文化对外交流。”阎崇年研究员则称“满文是中西方文化交流的桥梁”。明末清初，西方传教士大量进入中国，开启中国与近代西方文化交流的大门。在这众多的传教士中，走上层路线的传教士成为传播中西方文化的重要使者，而满语文则是他们的必修课。通过学习满语、翻译满文著作，传教士把中国文化介绍到西方世界，也把西方先进的科技介绍到中国，此时中西方文化交流涉及的内容包括诸多方面，如几何学、历法、医学、文学等。其中我们所熟知的主要代表人物及作品有：南怀仁（1623-1688），字敦伯，原名斐迪南•维尔比斯特，比利时人，耶稣会教士。顺治十六年（1659）来华。康熙十年（1671），任康熙皇帝的科学老师，在清宫中享有很高声望，在天文、历法、算学等方面颇有造诣，著有《康熙永年历法》满文（33卷）等。康熙三十五年（1696）在欧洲首次发表了用拉丁文写的满语语法，并将著名的数学著作《几何原本》译成满文。张诚（1654-1707），字实斋，原名让•弗朗索瓦•热比隆，法国人，耶稣会教士。康熙二十六年（1687）来华。翌年入京，由葡萄牙传教士徐日升引荐康熙，在宫廷内学习满语，后与白晋一起任宫廷教师。1689年奉命以清廷译员身份参加中俄《尼布楚条约》交涉。曾多次随康熙或大臣出行满蒙诸地，留有《张诚日记》，对当地人民的生产、生活情况以及山川风貌进行了描述。著有《满文字典》等。白晋（1656-1730），又作白进，法国人，康熙二十六年（1687）来华。他系统地向康熙讲授过几何学和算术以及人体解剖学。张诚、白晋编写了满文实用几何学纲要，后整理成册，并译成汉文，由康熙亲自审定作序。这就是现在故宫博物院所藏满文本《几何原本》。多米尼克斯•巴多明(1665-1741)，字克安，法国人，耶稣会教士。康熙三十七年（1698）来华。康熙末年任养心殿行走之职。巴多明曾把欧洲的解剖学著作、医学大全、物理学著作如《周身血脉图》翻译成满文。他们寄回欧洲的中国文献也是满文材料。钱德明（1718-1793），法国人，他最早把《孙子兵法》介绍到欧洲，并产生巨大影响。同时他也是入华耶稣会士中最后一位大汉学家。他长期在清朝政府中任职，在宫廷中教授西学，居留北京43年，苦学满文、汉文，钻研中国传统文化，在满语文方面的研究方面主要有《满文文典》等。通过大量的满文与西方文字的互相翻译，中西方文化开始了大量的交流，其中满语文恰恰成为中西文化交流的媒介语言。缘何满文成为17-18世纪中西文化交流的重要媒介语言，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考虑。

首先，这是由满语文在清朝的地位所决定。满语是清朝的国语，是统治阶层通行的语言，统治者甚至一度把“国语骑射”作为清朝国策推行。清太祖亲自组织创制满文，清太宗改制新满文，而且曾特作规定“：嗣后我国官名及城邑名俱当易以满语……若不遵新定之名仍称汉字旧名者，是不奉国法恣行悖乱者也，查出决不轻恕。”清世宗在顺治八年举行八旗乡试中，规定不会汉文者可以用满文参加考试。而康雍乾三朝皇帝也精通满语文，他们还擅于运用满文进行艺术创作。其中，康熙的《御制避暑山庄诗》和乾隆皇帝的《御制盛京赋》都是杰出代表。在当时，许多汉文经典著作已被译为满文。仅达海参与翻译的就有《明会要》、《素书》、《三略》、《通鉴》、《六韬》、《孟子》、《三国志》等。

其次，这是由满语文的自身特点所决定。由于汉语和西方文字区别很大，对于西方人来说，汉语学习是十分困难的。利玛窦曾详尽列举汉语难学的五大理由，甚至说“没有一种语言是象中国话那样难以被外国人所学到的”。而另一位传教士更是将汉语比作是鸟的语言“，并且只适合鸟的唇舌”。而满语文相对于西方语言文字更为接近。满语属于阿尔泰语系，其中元音字母6个，辅音字母22个，以及为拼写汉语借词而设计的10个特定字母。满语属于黏着语类型满文属于音位文字类型，与汉语相比更易于西方人掌握。而且传教士们认为由满文转写的汉语书籍使他们更容易了解掌握中国经典文献。甚至博通汉文的欧洲学者们也认为，正确的满文译本将会对他们理解汉文原本起到很大的帮助作用。

第三，这是由传教士的传教要求决定的。当时的传教士被要求学习传教地区的语言文化，以便更好地完成传教任务。来到大清王朝的传教士也是同样，他们必须精通统治者的语言和文字，也就是只有熟练掌握满语文才能够与清朝统治者进行直接对话，才能更加深入地接触到大清王朝的各个阶层。清朝时期来到中国的众多传教士，不畏艰难，刻苦学习满族的语言文字，以达到与清政府高层人物交流的目的。

二、19世纪以来，满语文是世界汉学研究的重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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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峡民俗文化圈是指我国东南沿海地区，包括福建、台湾和浙江沿海一部分地区，所以称闽台民俗文化圈，是我国七大民俗文化圈之一。海峡两岸一海相连，方言相同，习俗相仿，特点是保留了中原古代风俗文化现象，是我国风俗文化的活标本。“在同一‘民俗生活圈’里的人能彼此认同，在心理上有着相同的意识、感觉，是在不知不觉中而约定俗成。”［3］台湾新竹社会教育馆馆长苏解得说:“每个地区，各个族群的民俗，有相同的地方，但更有各自的特色，因此民俗也就五彩缤纷、十分丰富。民俗虽然是代代相传，有延续继承的特点，但随着时代的不同，它也会发生种种明显或不明显的变化。”［4］两地民间信仰以贴近民间、深入生活、富于乡土气息和人情味而保持其旺盛的生命力。早期大量移民从福建渡海开发台湾，使八闽文化在台湾广为传播，对台湾当地文化产生深刻而恒久的影响，因此台湾的民俗文化同样蕴涵着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积淀。根据地质学家考证，台湾海峡两岸之间，远古以前地脉相连，后来由于地壳运动，发生海浸，才形成如今一水相连的海峡。台湾基隆港与福州之间海程只有180公里，台湾海峡最窄处只有130公里。这样的地理位置决定了台湾与福州的关系必然密切。据考古资料和史志记载，台湾的凤鼻头文化与福州昙石山文化同属四五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并且昙石山文化对凤鼻头文化有着一定的影响。从历史上看，海峡两岸都是移民社会，台湾的“根”在大陆，海峡西岸是他们的祖居地和渡台出发点。闽都民俗文化也随移民传播到了台湾地区，如元宵节(马尾、马祖元宵节俗)、畲族服饰传统美术、闽剧、曲艺、福州评话、福州伬艺、寿山石雕、脱胎漆器髹饰技艺、闽菜等等。在古代的交通条件下，台湾就近通过海峡接受从福州以及大陆其它地方传承来的民俗文化。由于两地环境大体相似，所以在台移民基本上保留了原有的风俗习惯。“台湾同胞的祖先都是来自闽、粤的移民，故台湾人民的日常生活习惯及其心理现象，实多保持祖籍民俗文化的传统。”［5］当然，由于海峡地理因素的影响，其中一些民俗为了适应当地的具体环境而进行调整，形成了一些有别于中原习俗而有闽都特色的新民俗，这些新民俗与基本保留下来的老民俗一起，构成了海峡民俗文化区民俗内容的主要部分。海峡作为同一民俗区，大体经历了以下几个阶段的发展和演变:福州和台湾绝大部分原住民在远古时期同属百越的一支，与中原有着不同的风俗习惯;汉武帝征讨闽越，福州从此进入移民时代，炎黄文化不断渗入，经过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漫长的发展，至五代宋时期，形成自己特有的民俗面貌;与此同时，台湾仍继续着越人发展的历史，后来随着南洋群岛马来人及其他一些人种的入台，逐渐融汇形成土著民族及其民俗文化。福州地处东南沿海丘陵地带，多山多水，台湾山地约占全岛的三分之二，河流短促，多急流险滩，使得内部交往困难，各地区相对闭塞，造成小地域性民俗的特点，许多神祇通常都局限在一个小小的地域内，如闽江流域崇拜临水夫人、张圣君。而福州这种民间信仰特色被移民完整地带到台湾。

“临水夫人又称陈进姑、陈靖姑、陈夫人、顺天圣母、顺懿夫人、大奶夫人。相传夫人为唐朝福州罗源下渡人，或为福建古田临水人，本名陈靖姑，以法术行善于世，护佑童男童女及产妇的平安，专司护幼催生、护胎救产之职。又因其道行高超，亦能斩妖除魔，保卫地方平安。”［6］加上大陆其他地区民间信仰的流传，形成了台湾丰富多彩的信仰祭祀圈，如福州城乡道路特别的地方，时常立有佛名碑。“台湾乡间公路旁，常见书有‘南无阿弥陀佛’的石碑或木椿，它有镇百鬼压灾殃或供养之意。”［7］据1959年台湾省文献委员会调查，全省共有寺庙3834座，各寺庙所奉祀的主神达249种。台湾各寺庙所奉祀的神明，来源于海峡西岸的福建、广东、江西和浙江。其中江西有张天师，浙江有普陀山观音菩萨，广东较多，有岳帝、祖师公、三山国王、观音等，其他都传自以福州为省会的福建。福州有童谣《月奶》:“月奶，月奶，你是大，奴是细，跪你一千零八拜，耳仔掏还奴，刀仔掏换你。”民间传说月亮会割小孩耳朵，老人都教小孩唱这首童谣，要小孩尊敬月亮，称之“月奶”。而在澎湖二崁古厝街巷的墙上，挂着一块木牌，写着:“澎湖地方月娘祷词:月娘月光光，照着囡仔个脚仓，汝是兄，我是弟，毋通举刀割阮耳。”真有异曲同工之趣。福州市果是福橘，大年初一百姓喜欢送福橘，寓意吉祥如意。“每逢旧历过年期间，许多人家门口，总是挂着几个橘子，称为‘吊吉’，用以象征吉祥。在拜年礼节上，许多人总是喜欢到处送吉，以此作为拜年礼物。”［8］福州在两晋时期才开始接受中原文化和民俗的影响，宋代中原民俗才在福州成型。中原北方因为是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的交界地带，因而战乱不断，这种动荡的社会环境常常造成民俗的超常态变化。福州在明清之前相对安定，很少战乱，所以中原移民在保持原有民俗方面表现出较强的稳定性和传承性。有关民俗方面的词汇，许多在北方方言中已经消失，但却在福州方言中还保存着，如“筷子”称“箸”，“屋子”称“厝”，“锅”称“鼎”等。《诗经》中的许多诗歌，用福州方言读非常压韵，说明福州话中保留了许多上古音。闽台婚姻习俗中的议婚、订婚、迎娶、完婚、回门等儒家传统的“六礼”，古老而悠久。葬俗中的搬铺、举哀、报丧、小殓、服丧、守灵、大殓、出殡、下土、做七等，大部分深受朱熹《家礼》的直接影响，有的还可以追溯到先秦的礼制。明清时期，大量福州人和福建各地人民移民台湾，使得福建的民俗在台湾占据了主体地位。海峡地处东南沿海，是近代接受西方文化较早的地区，虽然旧的民俗仍然占主导地位，但从饮食、服饰乃至婚丧礼仪方面开始出现近代化，西服、咖啡、沙发、留声机等进入普通人家。从1895年到1945年，日本对台湾实行五十年的殖民统治，对台湾民俗有一定的影响，但不是很大，传统民俗仍占主流地位。而即便是日据时期，海峡两地仍保持着交往，台湾各宫庙的“沿革志”都记录着日据时期各宫庙到福州及福建各地祖庙进香的记录。“据连横所记，台湾‘佛教之来，已数百年，其宗派多传自福建’。”［9］福州素有“陈林半天下”之称，而台湾陈林也占到台湾人姓氏的20%。福州的陈林与台湾陈林都认为自己出自河南光州固始，可见两地在血缘上有着密切的关系。两地人民有着共宗共祖的血缘关系，民俗文化因此一脉相承。

二、海峡两岸民俗文化的凝聚力

“民俗是地域性族群生活习尚的经验累积，这是人们在生活中所凝炼出来的生存智慧，在长久风俗的熏陶下，约定俗成，并成为人们行为的重要指标与规范。”［10］海峡同属一个民俗文化圈，民俗文化非常接近。按照文化发展规律，文化越是接近的两个地区越是容易和谐、和睦、和平相处。可以说，海峡民俗文化是海峡和谐发展的凭借与支撑。两地在宗族、宗教、节庆、饮食、服饰等方面都有着相同或相近的民俗，这种相同或相近的民俗也蕴涵了极为强大的凝聚力。“民俗文物是一个民族具体而普遍的民间物质文化，反映出民间基本的生活方式与风土特征，也是认识和了解民间生活历史和文化根源最好的途径。”［11］比如过去福州一些人家，夏天喜欢睡竹席，非常凉爽。有的还配个入秋装竹席的长竹篓，称“竹夫人”。台湾有“夏天卧室取凉的竹编抱枕。以竹篾六角孔编成中空圆柱形，由于孔隙粗大，能通风透气，夏天熬热，抱着睡觉不但消暑，更有一番滋味”［12］。闽都宗族文化非常兴盛，有些祠堂的修建甚至可以追溯到唐五代时期。宋闽学兴起后，由于朱熹等人的倡导，宗族文化更加浓郁。到明清时期，福州百姓聚族而居的情况相当普遍，乡党文化发达。福州人移居台湾后，同一祖籍地的移民形成一股内聚力，结成比较固定的群体，仍然按照在福州时的传统，族亲聚居，乡亲为邻。各家族都会建祠堂、修族谱，并强调家族内部相互救济、扶助，为沟通血亲感情，还成立了各地的福州十邑同乡会。海峡岁时节庆习俗既保持了中原文化的传统基质，又具备了独特的地域个性。两地节庆习俗大同小异。“台湾的岁时节日，和大陆各省相近，尤其和福建相似。……在大年初一不能说不吉利的话，做不吉利的事，不能骂人，不扫地不倒垃圾，不吃稀饭，不能打破器物。”［13］福州简称榕，福州的市树就是榕树。而台湾澎湖县的县树，也是榕树。澎湖的通梁古榕，据说就是来自福州。相传，清朝康熙十二年(1673)春天，有一艘商船自福州南下，船经白沙岛与西屿之间的“吼门”时，不幸遇难沉没，只有一个盆景浮在海面，盆中是一株小榕树。这盆景由海潮带到通梁村保安宫前，被村民拾得，送给乡绅。乡绅认为榕树是海上死者精魂的寄托，就把小榕种在保安宫前，作为对罹难者永恒的纪念。福州和澎湖两地榕树同根，文化同源，可谓有缘。海峡地区气候温暖，水(海)产丰富，人们以稻米为主食，以水产品为佳肴。明代福州人陈振龙从吕宋引进了番薯，后台湾又从福州引入番薯，从此番薯就成为两岸缺粮地区的主食。海峡地区流行菜肴为闽菜和客家菜，风味小吃也独具地方特色。海峡地区茶肆遍布，并且有客来访，首先是请喝茶。两地人喜欢饮酒，酒尤以自酿糯米老酒最为普遍。海峡两地无论男女都有穿木屐的习俗，福州的一些澡堂至今还保留木屐。“作为一种鞋具，木屐的凉爽和防滑的功能，极适合气候炎热、潮湿多雨的南方地区。台湾穿木屐的历史，最晚可追溯至清朝。”［14］海峡两岸的民俗活动相互交流和影响。比如:“台湾寺庙在元宵节或神明庆诞时，要准备以面粉、面线、花生或者其他食物制成的龟，摆在庙里供信徒掷杯筊乞龟许愿。”［15］2012年在福州高爷庙举办民俗文化节，专门请台湾澎湖民俗专家参与，进行乞龟活动。“民俗作为一种文化现象，从一开始就带有社会性、整体性。”［16］民俗文化的集体性又进一步促成了其共同社会圈的文化一致性。海峡相同的民俗文化有着坚不可摧的凝聚力，它增强了民族的认同感。民俗文化的集体遵从，反复演示，不断实行，是民俗得以形成的核心要素。因此民俗文化的集体性蕴涵着一种文化的集体无意识。多年来大批台湾同胞不断返乡寻根，就说明这种一致的民俗文化具有强大的凝聚力。

三、海峡两岸民俗文化交流存在的问题

海峡两岸作为同一个民俗文化圈，圈内的民俗文化交流虽然各方面都在努力，但是由于种种原因仍然存在不足，有许多困难和问题有待于解决。一是覆盖面不够。民俗具有区域全民性，它内生在民众的生活中。但两岸目前的民俗交流，还局限在点对点，或者是小片区的面对面层面，没有在两地民间全方位展开，覆盖面有限。二是交流平台少。两岸间的民俗交流基本上集中在文化部门之间和重点民间社团组织之间，形式也主要是互访和演出。三是内容不够丰富。民俗内容包罗万象，但是海峡两岸间的民俗文化交流目前还主要集中在民间信仰、技艺和节庆方面。

四、海峡两岸民俗文化交流的建议和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