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文化语境论文精品(七篇)

序论：写作是一种深度的自我表达。它要求我们深入探索自己的思想和情感，挖掘那些隐藏在内心深处的真相，好投稿为您带来了七篇跨文化语境论文范文，愿它们成为您写作过程中的灵感催化剂，助力您的创作。

篇(1)

一、文章、著述与教材

20世纪80年代，IC在国内引进并迅速发展。何道宽（1983）的“介绍一门新兴学科――跨文化的交际学”率先向国内介绍了这门学科的研究内容与方法，引起国内学者的研究兴趣与重视。此后，《外语教学与研究》、《外语教学》等期刊刊登了多篇文章，介绍、翻译这门学科在国际上的研究动态，跨文化交际学在中国进一步传播。到1993年，发表的相关论文已达百篇，多被收入《文化与交际》和《文化与语言》两本书中。近几年发表的对我国今后研究具有指导作用的代表性文章有：“跨文化交际发展趋势：跨学科研究与应用”、“对经济全球化背景下跨文化交际学研究的思考”、“美国跨文化交际研究的历史发展及其启示”、“国际跨文化交际交流研究中常用的定量数据分析方法”、“趋势与特点：跨文化交际研究评述”等。这些文章根据国际上跨文化交际学的发展历程对我国的研究方向和方法提出了建议，论证严谨周密、分析中肯，既有宏观的概论又有微观的细述，对跨文化交际研究起到了一定推动作用。

此外，国外跨文化交际专著在国内翻译出版。如L.A. Samovar的《跨文化传通》；Edward Hall 的《无声的语言》；S. Mortenson的《跨文化传播学：东方的视角》等。

90年代，我国跨文化交际学成为独立学科，出版了国内学者的专著或论文集，IC研究取得巨大进展，影响较大的除上文提到的两本书外，还有一些也受到了广泛好评（关世杰，1995；王宏印，1996；胡文仲、高一虹，1997；贾玉新，1997；胡文仲，1999）。开设跨文化交际课程的院校大幅度增加，出版了一批适应教学需要的教材，主要有《跨文化交流入门》、《跨文化交际教程》、《跨文化交际学选读》、《中西文化之鉴》等。

二、专题研究

1.以语言为中心，通过中外语言对比揭示语言、文化、交际三者之间的关系

（1）词语的文化内涵、话语篇章结构、专业交际文化对比等方向的研究。这是IC言语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语言诸要素中，词汇与文化的关系最为密切，是“语言中最活跃最有弹性的成份，也是文化载荷量最大的成份”（胡文仲、高一虹，1997）。对词语文化内涵进行对比，揭示文化差异对言语交际的影响，有助于克服IC障碍。“英语词汇的文化内涵及其翻译（贾德江，2000）”、“论民族文化心理对英汉语词汇感彩的影响（肖建安，2000）”、“英汉语颜色词的文化异同（金益云，2000）”等，都是从词汇层面探讨文化对语言的影响。另一个专题就是探讨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社会习俗等不同民族的隐蔽文化对语言的影响，通过对比分析中英思维方式的不同，揭示英汉语言在句子结构及篇章布局等方面的差异。“试论英汉思维方式差异及其写作”、“关于英汉语篇思维模式与外语教学”等在语篇层面的研究，有助于学习者学会按本族人的思维方式组织篇章、遣词造句。还有学者通过语言对比揭示不同民族的专业文化对交际的影响，如：“中西文化与广告语言”、“冲突与和谐―从中西审美意识看文化差异”，显示出专业交际文化对IC的影响。目前我国在这方面的研究还有待深化，但我们看到，IC研究从普通文化对比向专业文化对比的延伸是一个飞跃。

（2）跨文化语用学研究。从言语行为层面来探讨语言使用与文化语境的关系。语言使用比语言结构更受制于文化制约。跨文化语用学研究的是特定文化制约下的特定交际语境中语言的使用原则与规律。一些学者在跨文化称呼、问候、介绍、寒暄、道歉与建议等方面探讨了语用行为与文化差异的关系。

（3）跨文化交际与外语教学。培养语言学习者的IC能力成为外语教学的任务。从词汇、言语行为、话语结构等层面探讨文化差异对语言、交际的影响，以及文化差异与语用失误的关系，为跨文化语境下的外语教学提供理论基础和策略基础。研究表明，语言习得与文化习得需要同步并进，外语教学必须既包括语言教学又包括文化教学；教师需要融合文化知识教授语言知识，讲授语言的交际运用，要培养目的语学习者的跨文化意识和文化敏感性。

2.非言语交际研究

非言语交际也属于文化，是IC的一部分。毕继万（1999）将非言语交际分为四大类型：体态语、副语言、客体语和环境语。目前国内跨文化非言语交际研究主要集中在体态语的对比研究上，如：《体态语概说》，“跨文化理解中的多维度的身势语研究”和“身势语与跨文化理解”。这些文章对英汉语不同语境中身势语的使用情况及其形式和意义作了对比，对身势语的研究现状及交际功能作了描述，提高了人们对非言语交际研究的认识和重视。

3.以“跨文化交际”为核心，结合其它学科进行的“交叉文化研究”

全球化背景下，IC研究倾向于交叉学科研究。中国顺应了历史潮流，由“语言为中心的文化差异研究”转向“交叉文化研究”，从不同视角进行IC研究，从而形成一些边缘学科。如“跨文化商务沟通学”――在商务语境下从事跨文化活动，把商务管理、策略、人力资源开发等管理中各因素与IC学科组成有机体，通过文化沟通和整合，建立新的商务语境。还有“跨文化传播学”，其中包括大众传播、网络传播等。

三、存在问题及建议

1.IC研究的核心局限在语言的对比研究方面，研究广度有待拓宽

彭世勇对十年间（1994-2003）564种期刊上IC研究1109篇论文统计发现，44%的论文集中在语言对比和外语教学两大领域，而且主要是英语教学和汉英两种语言对比，其它语种与汉语的文化对比甚少。另外，依然未打破传统的“语言中心领域”，对非言语交际以及“交叉文化研究”成果甚少。今后需要广泛合作，号召非通用语种学者积极参与进来，还要延伸IC研究视角，进行真正意义上的跨文化研究：在全球化背景下，结合其它学科（文化学、商务学、传播学、习俗学）进行跨学科研究，形成以IC为核心的“交叉文化研究”体系。

2.理论专题研究有待进一步深化

彭世勇的数据显示，算得上科学研究的论文只有42篇，仅占3.79%。显而易见，当前评述类文章居多，往往描述前人研究成果，理论深入不够；专题研究也只是简单地作一些现象对比，缺乏基于客观数据的定量分析和实证研究。这就要求国内学者进行实实在在的科学研究，避免重复的、浅显的现象描述，深入理论探讨，加强理论构建。

3.IC研究缺乏科学的研究方法

“我国跨文化交际研究的一个突出弱点是实证研究的缺乏（胡文仲，2006）。”科学研究应有明确的理论基础、研究目的、问题或假设，还应有足够的数据进行科学分析，这样结论才具科学性。然而很多研究要么缺少明确的研究目的，要么问题或假设没有理论依据。在数据分析时，也往往缺乏定量或实证分析，使论证缺乏信服性。

4.应用研究不够

国内IC研究的应用研究主要表现在翻译与外语教学方面，这就要求在加强基础理论研究的同时，也要致力于其应用研究，使IC研究为现代的经济发展服务。

篇(2)

论文关键词：英语教学，跨文化，意识，培养

 

一 培养学生跨文化意识的意义

语言是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语言有丰富的文化内涵。文化是“特定社会中成员所拥有的信仰、思想方式、风俗习惯、行为方式、社会习惯等的总和”。英语教学的根本目的就是为了与不同文化背景的人进行交流，培养学生的跨文化意识，有利于学生进行跨文化交流。中学英语新课标指出，接触和了解英语国家的文化有利于对英语的理解和使用，有利于加深对本国文化的理解与认识，有利于培养世界意识，有利于形成跨文化交际能力。学生跨文化意识的培养，不是靠单纯灌输语法知识的传统外语教学模式就能有效开展的。教师应根据学生的年龄特点和认知能力，逐步扩展文化知识的内容和范围。教学中涉及的有关英语国家的文化知识应与学生的日常生活、知识结构和认知水平等密切相关，并能激发学生学习英语文化的兴趣。要扩大学生接触异国文化的范围，帮助学生拓展视野，使他们提高对中外文化异同的敏感性和鉴别能力，为发展他们的跨文化交际能力打下良好的基础。

二 培养学生跨文化意识的相关策略

（一）在词汇教学中培养学生的跨文化意识

词汇中蕴含的丰富的文化内涵，因此，在英语词汇教学过程中，教师不仅要教会学生英语词汇的正确读音和本义，还应着重接受所教词汇的文化意义，让学生充分掌握英语词汇与汉语词汇的不对应文化现象，从而培养学生的跨文化意识。例如，“红色”在我们汉语文化中象征“欢乐、吉祥、喜庆、热烈”，是一个褒义词，然而在英语文化中“red” 却与“危险、暴力、流血”相联系。教师在词汇教学中应当充分挖掘英语词汇的文化内涵，并进行归纳、总结、对比，找出这些英语词汇与汉语含义有别的特殊文化意义，在课堂上给予充分讲解。同时中学英语教学论文，在学到蕴含着成语，谚语及其典故的英语词汇时，应不失时机地将其介绍给学生，丰富学生的跨文化学识，同时教会学生运用这些词句的场合，使学生能够正确使用。

（二）在阅读教学中培养学生的跨文化意识

阅读是人们获取信息的重要手段，是初中学生了解外语国家的政治、经济、历史、宗教、风土人情渠道，也是英语学习的重要任务和重要的手段。在教学过程中，初中英语教师不仅要给学生介绍阅读材料中的文化背景知识，还应对那些学生较为困惑不易理解的语言材料之外的文化因素有所涉猎，让学生更好地了解该国的文化与本国文化的差异。只有这样，学生才能从大量的语言材料中看到语言与文化的密切关系，从而加深对英语民族文化与本民族文化的了解，有效培养自身的跨文化意识，从而提高语言的交际能力论文提纲格式。初中英语教师在讲授某篇新课时，首先可以对该课文的相关背景进行详细介绍，由此导入新课，为增加教学的趣味性，激发学生的兴趣，教师可以运用多媒体辅助教学导入新课，将生动活泼的影响材料呈现给学生，激活学生的背景知识。然后，教师与学生共同阅读，让师生都参与到阅读中来，互相提问和解答，在问答中，教师应对中西方文化有差异的地方增强敏感度，引导学生发现问题并解决问题，以加深对阅读材料的理解，培养学生的跨文化意识。阅读教学中，加强对英语语篇思维模式的介绍。例如，许多英文文章语篇的基本特征是：先概括，后细节，先开门见山言明论点，然后逐步进行论述，层次分明，组织严密，环环相扣，而许多中文的段落思维模式一般没有这么开门见山的。教师分析中英文的语篇模式差异，不仅提高了学生的英语阅读能力，还有助于培养学生的英语思维能力。课后教师还可以印发几篇相关的文章让学生阅读，达到巩固知识的目的。

（三）在口语教学中培养学生的跨文化意识

英语教学的根本目的是培养学生运用英语进行交际的能力，口语是学生进行文化交流的基础。在初中英语口语教学中，教师应首先要求学生掌握语言知识，并运用语言清楚地表达自身的思想意识，在使用英语进行口语对话时，应教会学生考虑到自身扮演的角色，综合自己的社会地位和所在语境，从对话者的反应判断出是否使用了恰当的语言，并努力使受话人明白并接受自身表达的意思，只有这样才能有效培养学生的跨文化意识，教师在让学生说之前要告知其对话发生的相关背景中学英语教学论文，以及英美文化背景下的相关语用策略，让他们了解该说什么，该怎么说。例如，西方人将年龄、身高、体重和收入等个人问题视为隐私，教师告知学生这是应当避而不谈的话题。教师可以将谈话禁忌归纳为四个词： I, WARM, where, meal。其中I代表 income， W 代表 weight, A 代表 age, R 代表 religion, M 代表 marriage。就是跨文化交流过程中，不问对方收入、体重、年龄、宗教信仰、婚姻状况，这样有助于学生更容易掌握与英语国家人士交谈的禁忌。初中英语教师可在课堂上，安排学生进行即兴表演对话，构建真实的口语交流氛围，创设各种语言场景，把抽象的文化与语言紧密结合起来，让学生身临其境，在实践中体验、感悟跨文化交流的魅力，使学生学会站在别人的角度去思考并进行口语交流，在真实的英语语境中进行对话，还可以在课外开设英语角活动，举办英语演讲比赛等活动，给学生创设良好的口语环境，使学生在频繁地口语锻炼中培养自身的跨文化意识。

总之，只有在教学过程中，注重对学生跨文化意识的培养，才能提高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促进学生学习英语的激情。初中英语教师可从词汇教学，阅读教学和口语教学三个方面，加强学生跨文化意识的培养，使学生真正熟练、准确地掌握英语口头或书面交际能力，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

参考文献：

【1】英语课程标准(实验稿),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

【2】王力非<<现代外语教学论>>, 上海教育出版社, 2000

【3】陈申.语言文化教学策略研究[M].北京：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 2001

【4】王笃勤.英语教学策略论[M]. 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2.

篇(3)

论文关键词：真实情景，语法讲解，语义与语境，文化背景知识的显性与隐性教学，表扬与批评

 

《中等职业学校英语教学大纲》倡导体验、实践、参与、合作与交流的学习方式。实践证明，任务型教学模式已成为培养学生运用语言进行交际的有效途径之一，同时也是近年来国际上广泛采用的语言教学方法。下面笔者结合教学实践，就中职英语任务型教学模式谈谈自己的一些体会。

一、真实情景的创设

任务型教学法要求教师要根据教学内容和学生的个性特点，灵活而有创造性的设计出贴近学生生活经验，能激发学生学习兴趣的活动。活动的设计应从课文和有关的话题开始，在情景中导入，以学生熟悉的事物，身边的事实或材料、事例入手，使新知在不同的活动中得到练习，然后自然地过渡到其他。这就要求教师在活动中要坚持利用各种教学手段，努力创设语言情景。例如语义与语境，在教学外研社《英语（基础模块）》Book 2 Unit 1 Nice to Meet You这一课时，我准备了一段外宾来校参观时校长接待的视频，学生们感到好奇兴奋，觉得和外国人说话并不难，不用老师组织自己就积极地“动”了起来:

A: Nice to meetyou.

B: Nice to meetyou.

A: Welcome to China.

B: Thank you.

A: May I haveyour name?

B: My name is ……

二、语法讲解是必要的

中职英语不可能不学习语法，语法教学能让学生对英语语言规则有明确系统的认识，有利于帮助学生建立起语言规范。让学生自己发现、探究好不好？当然好，但我们要清楚只有少数学生具备独立学习能力。我们应该提倡以学生为主，或以生为本，但同时又不能削弱教师的作用。“学生一学就会，不学也会论文格式范文。”真成了中国英语教学的神话。

在讲解语法知识时，我们肯定得举出一些例句来说明这些语法知识。此时，我们的例句一定要有明确合理的语用目的，例句的语境语义要尽可能完整合理，例句的英语语言要尽可能的规范地道，要尽量避免造一些不真实的句。例如，在教动词过去进行时态时，要向学生讲授这种时态是用来描述和说明过去某个时间正在发生的动作行为的，我举例，What were you doing while the Zhangye Car Rally was going on lastweek? （上周张掖汽车拉力赛举行时你在做什么）I was playing football when you called me yesterday(你打电话时，我在踢足球。)等等。这样不仅使学生掌握过去进行时的构成方法，而更重要的是教会学生在什么语用目的和语境下使用过去进行时态，这才是学习语法的真正目的。

三、语义与语境紧密结合

有些老师在教学中使用的语句往往缺乏必要的语境，使这些句子不能真实地表达某一语义，但在真实语境阅读时语义与语境，却不能将自己在语法学习中获得的这一语义与真实语境建立有机联系。

词不离句，句不离本是解决上述问题的有效途径之一。例如，book这个词，学生熟知的语义是“书”，在宾馆服务行业还有“预定”的语义，是学生所不熟知的。Book 2 Unit 5 At the Hotel需要学习宾馆服务、预定、入住等方面词汇。我事先把课本中的句子找出来作为例句，把单词放到句子中学，教学效果很好。

I’d like to booka room for three days. (book, v. 预定)

What kind ofroom would you like, single or double? ( single, n. 单人间；double, n. 双人间)

When would youlike to check in? ( check in，登记入住)

Our hotel isopen 24 hours a day (be open, 正常营业)

难点提前解决，阅读课文时学生觉得轻松容易，词句不再成为拦路虎，真正达到了为用而学、学而能用的目的。

四、文化背景知识的显性与隐性教学

跨文化教育是英语课程的本质规定之一，外研社《英语（基础模块）》比较全面地体现了跨文化教育的思想。对于文化内容的教学，我采取以下方法：

1．显性的文化教学

在显性的文化教学中，需要注意的是学生观察分析中的文化情感体验，要鼓励学生理解外来文化与中国文化完全不同的地方，宽容那些在中国文化看来可以不合理的外来文化的现象，千万要避免形成文化歧视的观念。同时最为重要的是，既要鼓励学生形成开放的文化心态，有不能形成妄自菲薄、或者妄自尊大这两种截然相反但有都不合理的文化心态。例如Book 2第五页讲到：If you have a chance to meet Westerners, ……, Never ask about theirage or weight, especially women! If they praise you, such as “You speak very good English”,don’t say “No, no. My English is very poor”. Just say “Thank you”.有部分学生对此表示不理解, 说,“老师，为什么不能问年龄、体重？”我回答：“We shouldrespect other people’s culture and remember at all times: When in Rome, do as the Romansdo.”同学们表示认可。

2．隐性的文化教学

以有关英语国家文化的语篇为课文进行英语教学，在教学中只进行语言教学，不进行直接的显性的文化教学，这就是隐性的文化教学，因为学生通过理解语篇语义与语境，实际上已经理解了文化。In Europe it is OK to cross your legs when you are sitting andtalking to someone. Doing this when you meet someone from Thailand, however, could cause offence. Space is important to Americans. When two peopletalk to each other, they usually stand about two and a half feet away and at anangle, so they are not facing each other directly（Book 2第九页）.隐性的文化教学中，教师应密切观察学生所获得的文化感受，若出现跨文化的误解、歧视等文化心态，就应及时进行显性的文化教学。

五、表扬与批评的运用要适当

“好孩子是夸出来的”。作为一名教师，我们不应该吝啬对学生的表扬。学生表现的好，我说：Very good. Good job. Well done. 对学生表现的非常好，我表扬他们：Great. Excellent. You’ve donewonderfully.学生表现的一般，我这样说：You are making progress. Very good. Thank you for your good job.对于表现不好的学生，我鼓励学生：Can you dobetter next time?人都喜欢听好话，中职生更是这样论文格式范文。多表扬，少批评，树立学生学好英语的信心，激励学生更好地参与到教学活动中来。

但，一味地表扬只能是骄纵，会养成一些不好的习惯，听不得逆耳之言，经受不住挫折。因此，适时适当的批评也是必须的，能更能有利于学生的成长。

篇(4)

关键词：佛克马；比较文学和新的范式；跨文化文学传播；比较文学；意义建构

佛克马（Douwe Fokkema，1931-2011）提出不同研究领域具有科学关联，文学研究也应如此，他认为文学理论研究应该和语言学、符号学、美学、社会学和心理学都建立联系，尤其是比较文学研究的通常是不同语言和来自不同的文化背景，更应该在研究方法上拓宽领域。佛克马对文学研究对象的拓宽应该是受到了俄国形式主义、接受美学、符号学以及结构主义的一些影响，并且放在传播学的领域之中也可以得到验证。

在传播学中，信息会被区分为发出的信息和收到的信息，因为收到外界因素的干扰发出的信息不可能原原本本的被接收到，并且由于接受者的知识水平、认知、情感、预期心理等因素，信息的理解也会各有偏差。文学文本的传播和接受应该也是如此，尤其在跨文化的语境下，要考虑到接受者层面的影响因素。读者的阅读预设在内容接受的整个过程中，并且不是一成不变的，还会随着内容和外界条件而改变，从而也决定了信息的传播情况。这与文学文本的传播与接受是一样的，事实上，这些文学作品将唤起读者以往的阅读记忆，使之开始持一种特定的情感态度，即某种阅读的期待。阅读过程中，这种期待将会使读者对作品产生有力的回应和反思。

值得注意的是，佛克马将文学文本概念为文学符码，是确实立足于比较文学的跨文化传播语境下确立的。他认为过去人们过多地关注民族、国别的差异，不利于文学的传播和接受以及研究。他更愿意在文学研究中将文学理论化为“文学符码”，读者和研究者要做的就是解读符码。

我们一般接受符号，都要通过能指挖掘出真正所指，而由于符号的接受者对同一个或者同一组符号构成的文本，不同时代的人有不同的理解，毕业论文同一时代的不同个人也会有不同的理解或解释，这说明符号本身的意义与受传者接收到的意义同样也未必是一回事，产生这种差异的原因，一是符号本身的意义会随时代的发展而产生变化，二是由于每个受传者都是根据自己的经验、经历以及对象事物的利益关系等社会背景来理解和解释符号的意义的，因此，受传者接收到的意义既不等于传播者的意义，也不等于符号本身的意义。尤其体现在文学当中，对此法国文论家马歇雷（Pierre Macherey）看得很清楚，他认为文字只是文学的载体，也就是符码，跨越这些文本的差异性，追求文本背后真实的精神内容和相互间的联系，才是比较文学研究的目的。

对文本符码的解读会受到一系列因素的影响，不仅有受传者的因素，还有受到传播情境的影响，即佛克马所说的“文学交流情境”。罗曼·雅各布森（Roman Jakobson）曾经指出，语言符号不提供也不可能提供传播活动的全部意义，交流的所得，相当一部分来自语境。比如把《牛虻》、《汤姆叔叔的小屋》放在当代解读，可能也产生不了当初那样声势浩大的影响，因为语境变了，接受群体的认知也变了，不同时代的人可能并不能切身体会到当时时代的文学文本所产生的巨大震撼，（在此基础上，佛克马也提出了“时期符码”（period code）这个概念。）所以，从这个角度看，可能正是文学交流情境和这个情境下的读者完成了文学的意义，定义了文学。

佛马克为我们比较文学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视野，他指出每个文本的接受者包括作者本身都有一个审美成规（convention，或译惯例或习俗），在跨文化的背景下，不同时代的文本接受者和同一时代的不同接受者由于审美成规的不同对于文本的解读和理解就会存在差异，因此文本可以看作是“符码”的集合，每个读者在解读过程中都是在进行着“解码”的任务，在这个过程中完成了对文本意义的重建，从而影响到文学的传播与接受。

参考文献：

[1]郭庆光. 传播学教程[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

篇(5)

[关键词]跨文化交际　文化差异　学派与范式

[中图分类号]G1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11)03－0137－10

跨文化交际学至今已经走过半个世纪的旅程。1959年，爱德华・霍尔在其力作《无声的语言》(The Silent Language)中首先运用跨文化交际概念，并对非言语交际行为做了理论分析，本书因此成为跨文化交际学的开山之作。20世纪60年代之后，更多学者加入研究行列，进行全面、深入的探讨。历经50年积淀，跨文化交际学的架构渐渐清晰，其内涵日益丰满，逐步成为一门新兴的学科。社会科学理论的产生源自普遍性的现实问题。跨文化交际理论首先针对的是最为根本的文化差异问题，然后延伸到调整、价值、身份、能力与意义等重要议题。起始阶段，跨文化交际理论主要解释某些局部现象，各种视角缺乏必要的统合，显得有些零散。经过80－90年代的拓展、深化和整合，它在跨学科、多元化发展的格局下，现已具备较高的系统性。学科发展离不开理论建设。本文拟以跨文化交际核心议题的形成、拓展、深化和整合为线索，全面检视该学科理论研究在过去半个世纪中的得失。

一、跨文化交际理论的起点与中心：差异与调整

跨文化交际理论研究在局部现象的探索中起步，其第一个核心议题是最为根本、尖锐的文化差异问题。二战之后，美国成为世界超级大国，国际交流的范围迅速扩大，频度直线上升，由文化差异造成的交际障碍问题显得极为突出，它促使学者们潜心思考，对此做出学理的解释，提出相应的对策。

上世纪50年代末，霍尔率先把人类学的文化与社会学的交际概念结合到一起，启动了跨文化交际研究的进程。他着力探究身势语言(kinesies)、距离学(proxemics)以及时间学(chroneml‘cs)等非言语行为，论述了文化差异对交际的影响。就理论探索而言，其最突出的贡献在于他提出高、低语境文化理论(high-and-low-eontext cultures)。霍尔依据文化与语境之间不同程度的联系，把世界文化抽象为从高语境型到低语境型的文化连续流(cultural continuum)。高语境文化指高度依赖语境来传递信息的文化，它通过外部环境或内化于人们心中的价值观与规范等来表达大部分意义，而用语言符号明确传达的仅仅是整个信息的小部分。低语境文化正好相反，它倾向于把大部分信息编入明晰的语言代码之中，直接表达出来，较少依赖语境。霍尔的高、低语境文化大致对应于东西文化分野，以简洁的分析框架解释了两种文化运作机制的本质差异，为后来集体主义与个体主义文化取向理论的发展做了有力的铺垫。

60至70年代期间，围绕文化差异这个核心问题，学者们推出了一系列的理论。有代表性的成果包括欧伯格等人的文化休克论(cultural shock)、格拉洪的文化适应周期论(acculturation stages)、白瑞的文化适应理论和金荣渊的跨文化调整理论(intercuhural adaptation theory)。

欧伯格1960年首次运用文化休克概念表达海外旅居者面对陌生文化产生的疏远、惊恐、烦躁和沮丧等一系列心理失衡症状。他对里加德(Lvsgaard)1955年提出的经典U-曲线模型加以改良，创建了文化适应周期理论。该模式显示，跨文化交际者大体经历蜜月期(honeymoon stage)、危机期(crisis stage)、恢复期(recovery stage)和完全适应期(full adaptation)四个阶段。格拉洪注意到旅居者返回故土后重新适应原有文化的现象，把U-曲线拓展为W-曲线模型，更全面地演示跨文化适应的过程。文化适应周期理论研究的对象是海外旅居人员，揭示了他们在适应异国文化以及重新适应本土文化过程中各个阶段的典型特征。上述理论来自经验的归纳，主要是现象的描述，缺乏系统性。它们仅以交际者对新文化的满意度来衡量效果，没有考虑适应的逆转与失败等情况，有简单化理解问题的倾向，但为研究者更深入地分析跨文化交际原理，开拓新的领域做了必要的准备。

70年代后，白瑞在文化休克理论的基础上探讨文化适应策略。他认为，“休克”概念比较模糊，缺乏充分的心理学理论依据；相对而言，“压力”(stress)概念更明确和有解释力。白瑞提出，移民们面对文化差异所带来的压力，他们在适应主流社会时会采取四种不同的策略。如果移民们既想保持原有文化，又希望融入新的社会，他们会选择整合(integration)；如果他们不想保留原有文化，则会选择同化；如果他们只想保留原有文化，不愿融入新的社会，他们会选择分离；如果他们对保持原有文化和融入新的社会都不重视，就会选择边缘化(marginalization)。在四种策略中，移民们最愿意选择的是整合，选择整合策略的移民所承受的社会压力也最小。白瑞的理论得到学界的高度赞赏，他本人也因此成为文化适应研究的领军人物，但同时也引起一些批评。纳瓦斯等人指出，文化适应在不同的时段以及不同的领域有差异，表现出较大的相对性。他们为此重建白瑞的理论，发展出“扩展的相对文化适应模型”。沃德指出，白瑞的理论主要关注移民群体，应该拓宽它的视野，把目光投向旅游者等群体。

金荣渊的跨文化调整理论的起点同样是文化差异带来的压力。她认为，文化差异造成各种压力促使交际者做自我调整；经历调整与转化后，他们不断成长，能够从容应对不同的文化场景，最终成为超越自我的跨文化人(intercultural pemon)。金荣渊的理论被广泛运用于跨文化交际研究。以其简明的概念框架、严谨的逻辑和坚实的实证基础而备受学界推崇。

1960年至1980年期间，跨文化交际学者们还对其他议题进行研究。例如，奥利弗对修辞与跨文化交际的关系、康顿和约赛夫对文化价值取向、以及费琛对跨文化交际理论与方法的论述等。学者们从各自的视角来观察，观点庞杂，不成体系。这个时期，他们对文化差异与跨文化调整问题做了比较深入的探讨，但对其他问题的分析相对薄弱，理论建设的发展缓慢，学科的繁荣期仍未到来。

我国的跨文化交际研究始于上世纪80年代。经过10年“”动乱，中国实行改革开放，跨文化交际渐渐成为广泛关注的社会议题。何道宽1983年率先把跨文化交际学介绍给外语学界。随后10年， 中国的跨文化交际研究逐步展开。就理论探索而言，国内研究者的起点也是文化差异这个核心问题。围绕文化差异对语言交际和外语教学的影响，中国学者着力分析跨文化语用失误以及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内涵。其代表作有：王得杏《跨文化交际的语用问题》、顾日国《礼貌、语用与文化》、高一虹《跨文化交际能力的“道”与“器”》、许力生《交际能力与跨文化交际》和《跨文化的交际能力问题探讨》等。

王得杏认为，跨文化交际既涉及文化的规约，又涉及语言的规约；两种规约在不同文化里的差异是导致交际障碍的根本原因。顾日国也指出，由于英汉文化差异，两者的礼貌准则有所不同；其中，“贬己尊人”的礼貌原则最富中国文化特色。从跨文化语用研究的成果看，中国学者大体上持一种温和的语言相对论与文化相对主义，在承认人类共性的基础上强调各个语言、文化的独特性和不可通约性。高一虹运用中国文化中“道”与“器”的概念剖析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内涵。她在批评以“功效”为中心的研究范式的缺陷后，论证以“人”为中心，从涵盖“健全人格与能产生交际意向”的“道”与原理，及其“文化知识、交际技巧与功效”的“器”两个层面来解读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合理性。㈣许力生认为，就语言层面而言，交际能力包括语法、社会语言、语篇和策略四个方面的能力：在跨文化交际中，语法和策略能力占有非常突出的重要性，因为它们比其他两种能力更具跨文化性。从跨文化交际能力研究的进展看，中国学者已经能够在吸收西方理论的基础上，提出自己的见解；由于他们大部分来自外语教学领域，往往更侧重语言能力的分析。

在1980年至2000年期间，中国的跨文化交际研究者还探讨其他一些议题，例如高一虹对定型(stereotype)的正负面效应的分析、贾玉新对面子与身份在跨文化交际中作用的讨论、胡超有关文化思维模式差异对跨文化交际的影响、胡文仲有关跨文化交际学性质与研究层面的论述等。这段时期，特别是第二个十年，中国跨文化交际学科发展很快，但理论研究比较薄弱，相对滞后，建设性成果屈指可数，并且集中于语言交际层面。开始阶段理论视野的偏狭并不一定完全是负面的，在某种意义上有利于找到坚实的立足点，但随着学科的发展，它的局限性就会逐步凸显出来。

二、跨文化交际理论的拓展与深化：价值、身份、能力与意义

跨文化交际理论在核心议题的拓展与深化中逐步走向成熟与系统化。20世纪80年代至今，全球化迅猛发展，文化间的交往愈益深化，由此产生的矛盾与问题也变得更为错综复杂。差异与调整仍然是跨文化交际理论的核心议题，与此同时，价值、身份、能力和意义等议题逐步成为新的重心。

(1)关于差异与调整问题的理论主要包括：刘易斯和江纳曼的6阶段跨文化适应理论、金荣渊的综合的跨文化调整理论(integrative theory of intercultural adap~tion)、古迪康斯特的焦虑与不确定性管理(anxiety and uncertainty management，AUM)理论、伯贡的预期违背理论(expectancy violation theory)和盖洛斯等人的跨文化通融理论(intereultural accommodation theory)等。

刘易斯和江纳曼博采众长，推陈出新，发展出跨文化适应6阶段论。该模式显示，跨文化交际者在适应异国文化和重新适应本土文化过程中，一般经历“预备期”(preliminary stage)、“旁观期”(speeta-tor stage)、“参与期”(participant stage)、“休克期”(shock stage)、“调整期”(adaptation stage)和“返乡期”(reentry stage)6个阶段。它虽未揭示各个阶段之间的互动关系，也没有揭示适应的逆转或失败，仍停留在现象的描述上，但仍然是迄今为止跨文化适应阶段论中最完整的一个模型。

白瑞基本上延续了前期的观点，没有提出新的文化适应理论。金荣渊则在原有理论基础上全面考虑长期与短期、宏观与微观因素，建构综合的跨文化调整理论。她认为跨文化调整涉及6个层面：个人交际、社会交际、族际、当地社会环境、交际者个人倾向及跨文化转化(intercultural transformation)。经过一系列转变之后，交际者逐步成长，形成健全的交际功能、健康的心理以及跨文化认同。打破文化定型，超越族群中心主义(ethnocentrism)，发展更为包容的跨文化认同的路径是身份的个体化(indi-vidualization)与普遍化(universalization)。金荣渊的理论简洁而严密，得到广泛引用，堪称经典。

古迪康斯特在20世纪80年代重建博格(Berger)的不确定性消除理论(uncertainty reduction theo-ry)，于1995年推出焦虑与不确定性管理(AUM)理论，随后在1998年和2005年对其理论进行精简与完善。他认为，当陌生人进人新的文化时总要面对诸多不确定性，产生相应的焦虑；人们对不确定性和焦虑的承受有一定的限度。当它们超过最高限度时，人们就难以进行有效的交际；但当它们低于最低限度时，交际往往陷于单调与乏味。较为理想的情形是，不确定性介于最高与最低极限之间，可预测性与新奇性形成动态平衡，一道促进跨文化交际的顺利完成。AUM理论启发了许多学者，开辟了一条围绕心理调节而展开的分析途径。

伯贡1995年提出跨文化预期违背理论。她认为，预期违背在跨文化交际中起到两种作用。一方面，它使交际者感到惊讶或恐慌，阻碍交际的顺利展开；另一方面它能够提高交际者行为的主动性，创造相互学习的机遇。评判的要素首先取决于交际能否得到积极回报，其次取决于文化规范对预期违背的容忍度，再次取决于交际发生的语境。预期违背理论是为数不多的直接探讨非言语行为的跨文化交际理论之一。由于非言语行为具有较大的暧昧性和不确定性，该理论没有清晰地演绎各变量之间的逻辑关系。此外，预期违背理论的理性主义立场使它在解释与情感相关的现象时显出较大的局限性。

盖洛斯等人于1988年借鉴言语通融理论(speech accommodation theory)(SAT)发展跨文化交际通融理论。她们指出，交际发生在特定的历史与社会语境之中，它既是信息交换也是认同建构的过程。首先，不管是以群体交往或人际交往为定位，正面的历史交往以及交际者感受到的善意都构成相互通融的基础；其次，积极的群体形象和文化认同是促进双方通融的另一个显要因素。此外，群体认同的强度、交往的意愿以及群体地位都影响跨文化通融的过程。跨文化通融理论的独到之处在于它对情感因素的重视，但该理论似乎过于强调历史交往的影响，有轻视交际者自我反思和自我超越能力的倾向。

(2)关于价值取向的理论代表作主要有：霍斯泰德的文化价值取向理论以及苏瓦茨的文化价值理论。他们探讨了个体主义和集体主义(individualism and collectivism)、权势距离(power distance)、不确 定性规避(uncertainty avoidance)和男性气质和女性气质(masculinity and femininity)以及长期定位和短期定位(Iong-term and short-term orientation)5个价值维度。个体主义和集体主义取向显示一个文化对自我是相互依赖，还是独立、自治的理解；权势距离表明社会平等的程度；不确定性规避显示文化群体对暧昧性的容忍程度；男性气质与女性气质反映男女之间是否平等；长期定位与短期定位主要反映文化群体对儒家思想的认同度。

霍斯泰德的文化价值取向论引发了一系列的相关研究，其中集体主义和个体主义价值取向论得到最多的肯定和运用。特里安德斯还在他的研究基础上提出了更精致的纵向和横向的个体主义与集体主义取向论(horizontal／verfical collectivism and individualism)。横向个体主义珍视自我独立和相互平等：纵向个体主义重视个人自治的价值观，但接受现实中一定程度的社会等级。诚然，霍斯泰德的理论也遭到尖锐的批评，最严厉的莫过于实证基础的片面性。他的理论建立在实证研究之上，但其样本仅仅局限于跨国公司的雇员，其代表性自然有问题。此外，也有学者对文化范畴是否可以用线性、相互排斥的概念来表达、并且用数字进行量化提出质疑。

“霍斯泰德仅仅在国家层面上探讨文化价值取向问题，苏瓦茨主要在个人层面上展开研究”。苏瓦茨发现，个人层面存在10个近似普遍性的价值观(near universal values)：权力(power)、成就(achievement)、享乐主义(hedonism)、刺激(stimulation)、自我导向(self-direction)、普遍主义(uni-versalism)、仁慈(benevolence)、传统(traditiun)、顺从(conformity)和安全(security)。这些价值观在每个特定文化中会有不同的取向。近年来，苏瓦茨的理论在跨文化交际学界的影响渐隆，为学者们理解文化的共性与差异提供了一般性参照框架。

(3)有关身份问题的理论主要包括：丁允珠的面子协商理论(face negotiation theory)、科里尔与托马斯的文化认同理论(cultural identity themy)、库帕奇与今堀的身份管理理论(identity management the-ory)及其丁允珠的身份协商理论(identity negotiation theory)等。

丁允珠于1988年围绕跨文化交际中身份冲突问题，开始建构面子协商理论。她指出，集体主义文化重视他人的面子与相互关系，强调内外之别与长远的得失，较多采用回避、通融、妥协或第三方帮助的策略；个体主义文化侧重自我的面子与目标的实现，倾向于以自我为中心，平视内外成员，较多采取直接面对差异、不惜使他人丢脸的策略。当冲突的利益重大、回报额高的情况下，集体主义和个体主义文化都表现出理性主义的逐利倾向，愿意与内部及外部成员展开平等竞争。面子协商理论推出后，受到学界好评，广为引征，但也存在不足，主要集中在以下两点。首先，该理论忽略了集体主义与个体主义文化内部的差异。其次，它没有深入探讨尊重、信赖、尊严与荣誉感等情感因素对面子协商的影响。

面子协商理论关注的焦点在于交际者的外部形象，文化认同理论则更侧重身份内涵的分析。科里尔与托马斯1988年提出，文化认同主要中文化群体的核心符号系统表征，产生于社会交往和跨文化对话，在不同的语境中显示出多样的形态；每个文化都有自己独特的规范和意义系统，跨文化能力表现在能否得体地运用交际规则、准确地理解话语意义以及有效地确认交际者的文化身份上。文化认同理论属于思辨、解释性理论。它在经验归纳型理论占主流的情况下，为研究者探寻跨文化交际原理开辟了一条新的思蹄。与此同时，它也有待于经受实证研究的检验。库帕奇与今堀分析交际个体如何在发展相互关系的过程中来建构身份，进而实现成功的交际。他们认为，身份与面子在社会交往中占据着中心的地位；跨文化交际者都面临一系列与文化身份管理相关的处理面子的难题；相互关系的发展大致经历3个相互联系、循环的阶段，即试探(trial)、交织(enmeshment)和再协商(renegotiatlon)；交际者的跨文化能力体现在面子的维护以及相互满意的交际关系的建立上。

丁允珠围绕身份管理的5对辩证关系来建构理论。她认为，跨越文化边界应该遵循下列5对辩证关系：身份的安全和脆弱性、身份的包容与差异化、身份的可预测性与不可预测性、身份的联系与自治以及身份的一致性与变化；交际者不但要积极维护身份的安全与一致性，而且要勇于改变视角，拓展与更新原有身份。身份管理理论与身份协商理论是跨文化交际学中有关身份商谈的两大主要理论。前者聚焦于身份的微观层面，注重交际行为；后者关注身份的宏观层面，侧重交际原则；两者互为补充，在跨文化交际学界影响广泛。

(4)有关能力的理论主要有：斯彼茨伯格与库帕奇以及陈国明与斯塔罗斯塔的跨文化交际能力理论等。早期的理论以“有效性”(effectiveness)与“得体性”(appropriateness)为标准来评判跨文化交际能力，有些过于抽象，并且常常与能力概念产生混淆。斯彼茨伯格与库帕奇1984年提出，跨文化交际能力涉及认知层面的“知识”、情感层面的“动机”与行为层面的“技巧”三个要素。斯彼茨伯格与库帕奇的三分法简要地概括了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关键层面，为人们理解跨文化交际能力提供了一个基本的概念框架，得到众多学者的认同，现已成为经典的理论模型。

陈国明与斯塔罗斯塔延续斯彼茨伯格与库帕奇的思路，于1996年提出综合性理论。他们认为，跨文化交际能力涵盖情感、认知和行为3个层面。情感是指跨文化交际的敏感性(intercultural sensitivity)，即特定的情形中交际者的个人情绪或偏好。认知是指跨文化意识(intercultural awareness)，主要涵盖自我意识和文化意识两个方面。自我意识是指交际者对自己文化身份的领悟；文化意识是指对交际者对文化共性与差异的理解。行为――跨文化交际的灵巧性(intercultural adroitness)是指交际者实施交际行为，完成交际目标的技能。陈国明2005年又在原有理论的基础上加入全球心态(gJobal mindset)层面――全球思维，进一步提出全球交往能力模型。陈国明与斯塔罗斯塔的贡献主要在于他们全面地解析跨文化交际能力，丰富了它的内涵。

(5)有关意义理论的代表作主要是克罗南和皮尔士等人的意义协同处理理论(coordinated manage-ment of meaning-CMM)。克罗南和皮尔士等人于1988年提出CMM理论，其后皮尔士对它加以拓展与改进。他们认为，交际是人们以开放的心态，探索互动模式、理解意义、建立相互关系的进程。协同的意义在于它把不同的见解和反对的意见转变为推动交际走向深入的潜力；协同的手段主要包括：策略性 过程设计、事件的运筹、交流的技巧、逻辑的力量(logical force)、个人地位和日常语言以及语境重建等。CMM理论吸取美国实用主义哲学的观点，主张打破理论与实践之间的界限，鼓励理论家参与社会实践，更有效地改造世界，其新颖的视角在跨文化交际界引起较大反响。然而。该理论的强处也正是其弱点所在。它消解了理论与实践的分界，但却无法否认它们之间的相对独立。一方面，理论有它超越现实的部分；另一方面，交际行为在很多场合中是下意识、习惯的而非反思的，不一定能升华为理论。

上述理论汲取心理学、社会学、语言学和人类学等学科的思想对跨文化交际行为与观念做理性的分析与解释，拓展了研究领域，引发了大量的实证研究和学术争鸣，促进了学科的壮大与繁荣。

20世纪90年代后期至今，我国的跨文化交际理论研究也取得了巨大进展。经过几十年的社会变革与发展，中国与世界建立起更广泛、密切的联系，以积极的姿态融入国际社会，跨文化交际已然成为显要的社会议题。在理论研究方面，跨文化交际学者突破了早期局限于语言与文化关系的狭隘视阈，拓展到移情、身份认同以及全球化等问题。主要代表作包括：高永晨的《跨文化交际中移情适度的原则》、胡庚申的《国际交流语用学――从实践到理论》、胡超的《跨文化交际：E-时代的范式与能力建构》以及戴晓东的《建构跨文化认同的路径――双向拓展模型》等。

高永晨指出，在跨文化交际能力要素中文化移情能力是最重要的成分，文化移情应该遵循适度的原则。胡庚申提出“日常交际”、“专业交流”和“谈判交涉”语境三分假说。他认为，语境对话语有制约和释义作用；在国际交流中，对语用失误的处理应该根据语境和交流效果，分别采取“酌情”、“忽略”和“补救”的原则。胡超以马斯洛对人的基本需求的论断为基础，结合中国道家无为与儒家仁爱的思想，提出她对E-时代跨文化交际能力内涵的解读。戴晓东在汲取金荣渊、吉川和阿德勒(P.Adler)等学者观点的基础上发展跨文化认同模型。他认为，向独特性与普遍性两个向度拓展文化认同，使其实现最大限度的本体开放，不断积累跨文化共识，是建构跨文化认同的有效途径。这个时期，中国跨文化交际学者锐意进取，不断开拓新的研究领域。但理论研究成果依然较少，与国外同行仍有较大差距。

三、跨文化交际理论的整合与分化：学派与范式

在跨文化交际理论不断拓展的同时，学者们也在尝试对它们进行系统整合。长期以来，欧洲范式一直主导跨文化交际研究。继阿桑迪1998年提出建立以非洲为中心的范式的构想之后，陈国明与斯塔罗斯塔和三池孝贤等人探讨了构建亚洲跨文化交际理论的可能性。学派与范式现已成为重要的研究议题。

真正意义上系统性理论研究始于上个世纪80年代初。古迪康斯特1983年编辑出版了跨文化交际学史上第一部理论研究文集《跨文化交际理论：当下的视角》(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Theory：CurrentPerspectives)。古迪康斯特与金荣渊1988年合作推出了第二部理论文集《跨文化交际学的理论》(Theo-ries in Intereuhural Communication)。其后，卫斯曼于Wisemanl995年也编辑了理论文集，对现有的理论进行整合与比较。古迪康斯特2003年在其两篇论文《跨文化交际理论》(Cross-cultural communlcation theories)与《文化间交际理论》(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theories)中对现有理论成果做系统性总结。2005年，古迪康斯特对现有跨文化交际理论进行新的整合，出版了《跨文化交际的理论》(Theorizingabout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这是迄今为止最为系统和全面的理论文集。上述几部理论文集以及综述性文章围绕跨文化调整、交际能力、身份和意义等核心议题，对跨文化交际的基本层面做立体、多方位的研讨。

理论的整合与系统化自然涉及学派与范式问题。学派与范式泛指学界公认的理论流派或体系。它们在一段时间里为研究共同体提供典型的问题和解答，使之形成连贯的研究传统，避免因过于庞杂、凌乱而迷失方向。范式的建立既可以从广义，也可以从狭义来理解。前者涉及信仰、价值和技术的改变，后者指具体研究成果发挥示范作用，在开启新的治学门径的同时，又留下许多亟待解决的新问题。在跨文化交际学界，霍尔的高、低语境文化理论、霍斯泰德的文化价值取向理论、白瑞的文化适应模型、金荣渊的跨文化调整理论、古迪康斯特的焦虑与不确定性管理理论、伯贡的预期违背理论、丁允珠的身份协商理论、库帕奇与今堀的身份管理理论以及陈国明与斯塔罗斯塔的跨文化交际能力理论等已成为跨文化交际学领域里影响广泛的经典理论。然而，这些理论相互之间的互动较少，各自基本处于相对孤立的状态，并未在学界建立起高度的学术认同，只能在很宽泛的意义上称作学派或范式。

斯密斯提出，指导跨文化交际研究的有3种基本范式：逻辑实证主义(logical empiricism)、社会解释主义(social interpretivist)以及修辞法(rhetorical approach)。逻辑实证主义运用假设一推演以及解释客观因果关系的探索模式：社会解释主义，或曰社会建构主义(social eonstructivism)采用对社会语境中的符号进行主观诠释的研究路径；修辞法采取对现实做预测和辩证解释的分析模式。陈国明基本赞同斯密斯的观点。他认为，主导当今跨文化交际研究的三大范式是：实证主义(positivism)、解释范式(interpretive paradigm)和批判范式(critical paradigm)。其中，批判范式的旨趣主要在于挖掘事件的内在结构，揭示压迫者或被压迫者的社会背景。罗杰斯与哈特认为，跨文化交际学经过前范式期和范式期之后，现在已经进入常规研究期(normal science)。前范式期以上世纪20年代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和博厄斯的历史特殊主义的出现为标志；范式期以霍尔《无声的语言》为发端；十年后，跨文化交际学进入常规研究期；在此期间，学者们有意识地运用既有的范式进行分析，他们所探讨的问题也具有高度相关性。迄今为止，跨文化交际理论基本建立在欧美人的问题、假设、概念与逻辑之上，形成了以欧洲为中心的研究范式。

鉴于欧洲范式对欧美以外文化经验与价值观念的忽视，阿桑迪率先倡导非洲范式。他认为，以非洲为中心的范式意味着理论所关注的非洲人是交际的主体、非洲文化形象以及人类利益的人；他们在自己的现实情境中进行交际，以非洲人的心理、身份、文化与语言来诠释交际原理。例如，欧洲人把交际理解为信息的传递与接收；在非洲人看来，交际是关系的建立与发展过程：有效的交际需要经过gin-so(foreword)、benne-so(side-word)、bolo-so(baek-word)和so-dayi(clear-word)4个阶段。gir- 1-so是话前话(word before word)，在此阶段交际者依据自身文化常识准备进行交际。benne--SO是比较性分析，在此阶段交际者通过省察对方的观点了解如何与之交际。bolo-so是各种知识的综合，在此阶段交际者进行互动、建立关系。so-dayi是交际的结束，在此阶段交际者对交际过程做整体评判。

受阿桑迪的启发，陈国明、斯塔罗斯塔和三池孝贤等人提出建构亚洲交际理论的构想。陈国明2001年深入挖掘中国传统文化资源，建构由“仁”、“义”、“礼”、“时”、“位”、“极”、“关系”、“面子”与“权力”构成的概念框架，演绎和睦交往的原理，创立“和谐理论”。陈国明与斯塔罗斯塔2003年讨论亚洲的交际方法。他们认为，亚洲文化极具多样性，很难概括出代表整个亚洲的特性或价值。但各国之间相似性是存在的。在本体论上，亚洲人持有整体宇宙观；在认识论上，他们倾向于认为事物是联系与互动的；在价值论上，他们倾向于把“和谐”看作核心价值；在方法论上，他们常常运用循环、直觉的感知方式；以亚洲为中心的方法，可以检验理论建构的限度所在，找到欧洲范式之外的可能。

三池孝贤明确倡导亚洲范式。他指出，交际是表达人性与人道的过程；文化的独特性能够更好地体现人性的内涵，人们在建构抽象、普遍的理论时需要从各种独特的文化中汲取养分。以亚洲为中心的范式意味着：肯定亚洲人的主体性，围绕亚洲人的旨趣，运用亚洲的价值、历史经验、信息与伦理建构理论。恰如非洲中心论体现非洲人的视角一样，亚洲中心论反映亚洲人视阈中的现实，在反思欧洲范式的缺失与偏见、完善跨文化交际理论中有着积极的意义。

中国的跨文化交际理论研究在2000年之后也有了局部的整合。许力生全面总结国内跨文化语用、跨文化语篇以及跨文化能力的研究成果，阐述他对这些议题的独到见解。张红玲对外语教学中的跨文化因素进行了综合性讨论。此外，林大津与谢朝群的《跨文化交际学：理论与实际》、胡超的《跨文化交际：E-时代的范式与能力建构》以及严明的《跨文化交际理论研究》等都对现今学界影响较大的理论做了评介。李炯英和张向阳等对中国跨文化交际的研究成果做了全面回顾。从总体上看，中国的理论研究深受美国的影响，本土原创性理论与学派仍未形成。这种局面在某种程度上造成了跨文化交际学依附于语言与文化教学研究的尴尬境地。

篇(6)

关键词：跨文化交际，涵化，术语，翻译

中图分类号：H159；N0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8578(2012)03-0052-05

基金项目：江苏省教育厅2012年度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指导项目（2012SJD740032）

作者简介：张美伦（1980—），女，汉族，常州工学院外国语学院讲师，硕士，主要研究方向为跨文化交际、翻译。通信方式：。 引 言 术语研究在我国历史悠久，《荀子·正名》中的许多论点与术语问题有关。然而关于跨文化交际学(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以下简称IC)中术语译名的研究却微乎其微。IC是研究不同文化交流领域具有代表意义的术语，对该术语的理解和翻译进行系统梳理、规范并廓清其关联，于当下术语译文“辈出”的现状有参照意义。

国内跨文化交际学相关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许国璋先生1980年在《现代外语》第四期上发表了题为Culturallyloaded Words and English Language Teaching的文章，标志着跨文化交际学在中国诞生［1］。1983年，何道宽教授发表了《介绍一门新兴学科——跨文化的交际》一文，将跨文化交际学作为一门学科向国内学者推介。1985年，胡文仲教授发表了《不同文化之间的交际与外语教学》，标志着跨文化交际学正式引入中国［2］。但30年来，关于该学科术语研究的论文和书籍却寥若晨星，这不利于解决日前该学科术语译名纷乱的问题，更不利于该学科的健康发展。

一 中国跨文化交际学术语研究现状 从我国目前的论著和论文来看，其研究方向大致可分为以下几个：(1)跨文化交际与外语教学；(2)跨文化交际与文化比较；(3)跨文化大众传媒；(4)跨文化管理；(5)跨文化能力的培养与跨文化培训［3］。而关于该学科术语翻译的却是屈指可数,只有陈国明先生的《“跨文化传播”术语和学科的生成发展》、安然女士的《“文化休克”译释探源》和任瑞女士的《跨文化交际学中的术语汉译探赜》［4］。

2007年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引进“跨文化交际系列丛书”，为读者学习、借鉴国内外学者的研究进展提供了极大的便利，然而该系列丛书中术语的使用存在一定的混乱。比如“acculturation”在丛书中有时被译为“文化适应”，有时则被译为“同化”，这又异于陈国明先生在《跨文化传播学关键术语解读》中使用的“濡化”，而百度百科则将该术语译为“涵化”［5］。

对于术语翻译、理解混乱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communication一词。虽然大家都在使用它，但赋予的含义却不尽一致［6］，汉译也有差异。至于该学科中的核心术语IC，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下面具体分析。

二 术语IC翻译中的断裂 对于跨文化交际学中核心术语IC的翻译理解，我国学术界大致存在以下几种情况：

首先，IC存在一词多义，即“跨文化交际学”和“跨文化交际”。罗素(Russell)1903年曾提出了著名的“意义即指称”理论：“所有的词语作为代表自身以外的某种东西的符号，在这种简单的含义上它们是有意义的。”［7］指称义指的就是某些代词名词在文章中的具体称述对象。用来指称事物的词语叫“指称语”，所指称的事物叫指称对象。从根本上来讲，IC既可以指文化差异会对沟通产生不同解释和期望的交际现象，又可以指这一学科。当其所指对象为交际这一现象时，被命名为“跨文化交际”，然而当其所指对象是这一学科时，则被命名为“跨文化交际学”。国内有些研究学者对IC的所指做了区分，而有些则不然，这样一来，读者只能根据语境来判断该术语的具体所指。

其次，IC与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以下简称CC）的内涵容易混淆。通常把西方的IC和CC两个术语统译为“跨文化交际”，严格地讲，两者在概念和研究内容上是有区别的。早在1987年，古迪孔斯特(Gudykunst)就试着把有关跨文化交际学研究的领域做了分类。他以互动（interactive）——比较(comparative)和人际间（interpersonal）——媒介（mediated）四个观念为两根主轴，把跨文化交际学的研究范围划分为四类：(1) IC(跨文化交际)；(2) CC(跨文化传播)；(3)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国际间传播)；(4) comparative mass communication(比较大众传播)［8］。跨文化交际由“人际间”和“互动的”两个概念组成，探讨来自不同文化的个人或者团体间的互动关系，互动过程为该领域的研究重点，包括文化间、种族间和少数民族间的互动关系；跨文化传播由“人际间”和“比较的”两个概念组成，比较来自不同文化间的人们传播行为的异同；国际间传播由“互动的”和“媒介的”两个概念组成，主要是对其他国家媒介传播的研究；比较大众传播由“媒介的”和“比较的”两个概念组成，探讨比较不同国家的媒介系统。

他认为，IC涵盖任何意义上的或任何层面上的不同文化或者不同文化人际间交际的研究，而CC则是IC研究的一部分。CC源于文化人类学，其研究重点是文化对比研究。受人类学的影响，CC的研究重点放在不同文化交际的对比方面。譬如，强交际语境与弱交际语境交际之对比研究、中国文化与美国文化交际对比研究、中国人和美国人面对面交际行为的对比研究，均属于CC的研究范围。CC的研究是IC研究不可或缺的有机组成部分，是IC研究和认识的先决条件［9］。

再次，CC的研究等同于跨越国家疆界的研究。在如今多元化世界里存在诸多跨文化交际现象，即使在最偏僻的乡村，跨文化交际也一直存在，在许多人类学实地调查中都可以看到这样的例子。比如在一本讲述农民上访的《大河移民上访的故事》里就可以发现，一般农民和上访精英们的交流便是跨文化交际，特别是妇女，她们对于整个事件基本处失语状态，无法用自己的经验构建起完整的叙事，被问起时只会笑着说“不知道”“说不清”，或者只能以“琐碎”的情节片段来诠释整个事件。在一个小小的偏僻的乡村内部就存在如此大的文化差异，更何况全球化、社会分层更明显的城市。而目前跨文化交际研究主要还集中在分析《纽约时报》和《人民日报》对总统、主席出访和重大外交事件报道的差异，以此来论证中美具有不同的制度和文化，这恐怕片面理解了CC的内涵［10］。

最后，错误缩小了IC的研究范畴。有人这样定义IC［11］：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is defined as the symbolic exchange process whereby individuals from two (or more) different cultural communities negotiate shared meanings in an interaction situation（跨文化交际是来自于两种或更多不同文化群体的人在互动的情境下获取协商共享意义的符号交换过程）。根据定义，跨文化交际是具有象征意义的符号交流（特别是共享的意义和符号系统），是相互影响的过程，有至少两个来自不同文化群体的人参与，需要对意义进行协商（内容、认同和相互关系方面），涉及各种各样的情境［12］。可见跨文化交际学研究的范围相当宽泛。

然而，在国内由于从事跨文化交际学科的人基本上以外语学科教师为主，因此认为跨文化交际是一门研究语言交际中文化问题的学科，似乎超越语言与教学的跨文化交际研究就不该属于外语学科教师的研究范畴，而跨文化交际的能力也被理解为一种得体和有效地沟通能力，也就是一种语言沟通能力［13］。有些学校明确规定，从事跨文化交际研究的研究生毕业论文只能做与语言、文化或者教学有关的题目。这样认识与理解IC是不是不利于学科的健康发展？

三 IC翻译之思考 近代中国翻译第一人严复特别重视术语翻译。他认为：“今夫名词者，译事之权舆也，而亦为之归宿。言之必有物也。术之必有涂也，非是且靡所托始焉，故曰权舆。识之其必有兆也，指之必有橥也，否则随以亡焉，故曰归宿。”翻译任何文字，首先要确立正确的术语，否则，翻译工作就无从谈起。同时，翻译文字要传递思想，必须有正确的译名(尤其是术语译名)。术语翻译不正确，可能会导致整篇翻译的失败。因此，他自己翻译时，常常“一名之立，旬月踟蹰”。

然而跨文化交际学的核心术语IC，目前国内至少有6种不同的译法：跨文化交际（学）、跨文化交流、跨文化传通、国际文化交际、跨文化沟通和跨文化传播（学）。在此，笔者尝试分析造成该术语一名多译的原因，以求教于方家。

第一，受社会环境影响。文化派翻译理论认为“翻译从选材到发挥作用都受权力关系、赞助者、意识形态、诗学、审美取向和译者、读者、评论家等各种因素的影响和制约”［14］。跨文化交际学目前尚未列入教育部颁布的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和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制定的学科目录,并且今后跨文化交际／传播学的归属还很难说［3］。这折射出政府对于这个学科的发展仍未十分重视，这自然而然会影响其健康、有序地发展。

第二，受学科属性影响。跨文化交际学隶属于人文社科类，其术语翻译本身就具有复杂性，再加上该学科是从美国译介到国内的，内容涉及人类学、语言学、社会学、心理学、文化学、交际学、民族学和符号学等诸多领域，其术语翻译相应具有复杂性与挑战性。另外，根据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该学科术语在我国的广泛传播与译介还须假以时日。比如英国和美国都使用英语，文化传统、学术思想等也有相近之处，但受到社会原因的制约，直到20世纪90年代初，跨文化交际学在英国都无人问津，大英图书馆的图书目录中也没有列IC一项［15］。

第三，受学术合作影响。该学科术语研究人员有待进一步互通有无、加强合作，以取得术语译名的统一性。比如，尽管近年来大家普遍接受把IC翻译为“跨文化交际(学)”和“跨文化传播(学)”这两种译法，但目前仍存在以上提到的六种译法。虽然不同学科背景的学者在选择译名时，在所难免会受到其学科的影响。比如从事跨文化交际学的研究人员大都是外语专业老师，一般来说，以外语和语言学为背景的学者倾向于把其翻译作“跨文化交际(学)”，缘于communication一词在语言学中通常被译为“交际”，而以传播学为背景的学者倾向于“跨文化传播（学）” ［16］。是不是学术合作加强能使得别的译名逐渐消失呢？

第四，受学科建设影响。从目前看，要推进该学科术语研究，需要研究人员运用学术平台，包括学术刊物、学术网站、词典（尤其是专科词典），以推进该学科术语研究发展。原因在于专科词典具有国际性，对于术语统一和学科术语的国际性尤为重要。比如该学科的核心术语IC虽然频频出现在学术论文中，却很少荣登词典，专科词典更是无从谈起。

笔者共查阅了16部英汉、汉英词典和百科全书，只有《朗文高阶英汉双解词典》和《语言与语言学百科全书》（第2版）涉及跨文化交际学这一术语，详见表1。有8部词典没有intercultural、crosscultural、intercultural/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跨文化以及跨文化交际此类的词条，比例高达总数量的50%。同时，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朗文高阶英汉双解词典》虽包含crosscultural词条、释义和CC这一术语，但并未对IC与CC的差异加以区分。由剑桥大学主编的《语言与语言学百科全书》，尽管是全球7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700多位专家历时10余年编纂完成的世界最大语言学百科全书，也没有IC和CC术语的发展历史与解释。由此可见，跨文化交际学的术。

四 结 语 通过对跨文化交际学核心术语IC汉译“一名多译”现象的分析，不难发现该学科术语翻译的规范统一，只靠语言工作者是明显不够的，还需要学界前辈和广大同人加强学术合作，注重学科队伍，深入系统地展开研究，才能早日规范学科术语的使用。

参 考 文 献

［1］姜望琪.论术语翻译的标准［J］.上海翻译：翻译学词典与翻译理论专辑，2005：80-84.

［2］王英华.我国跨文化交际学研究存在的问题与建议［J］. 重庆科技学院学报,2009(8)：161-162.

［3］胡文仲.从学科建设角度看我国跨文化交际学的现状和未来［J］.外国语，2010(6)：28-3.

［4］任瑞.跨文化交际学中的术语汉译探赜［J］.中国科技术语，2010（3）：38-41.

［5］［EB/OL］http：//baike.省略/view/742864.htm.

［6］朱青.语义指称论与表征论的对比研究［J］.文化研究，2009（2）：248.

［7］赵彦春.翻译学归结论［M］.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5：20.

［8］陈国明.跨文化交际学［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

［9］Gudykunst W B. Crosscultural and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M］.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7：xviiixix.

［10］理查德·韦斯特，林恩·H. 特纳. 传播理论引导：分析与应用［M］. 刘海龙，译.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6.

［11］Myron W, Koester J. Intercultural Competence： interpersonal Communication Across Cultures［M］.5th Ed.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7：xvi.

［12］Stella T T. Communicating Across Culture［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7：16-17xii.

［13］Chen G M, Starosta W J. Foundations of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7：导读1.

［14］赵彦春.翻译学归结论［M］.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5：20.

篇(7)

论文摘要:当前大学英语教学中,仍存在过于注重语音、词汇、语法等基础知识传授,忽略英语文化背景知识传授的现象,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不强。本文拟从语言教学、真实语境、交际实践三方面着手探讨如何对大学生进行英语跨文化教育。 

 

一、引言 

 

当前大学英语教学中,仍存在过份强调语音、语汇、语法等基础知识传授,忽略英语语言中体现的西方价值体系、思维方式、审美情趣和文化现象的传授,导致学生跨文化交际不强。对大学生进行跨文化教育也是为了加强中西文化交流和、顺应高等教育国际化发展趋势的需要。本文拟通过寓文化意识于语言教学中、创设真实的语言环境理解西方文化、开展跨文化交际实践活动三方面着手对大学生进行跨文化教育。 

 

二、寓文化意识于语言教学中 

 

 语言使用上的差异是由文化的差异引起的,在教学中,要使学习者关注语言的运用上体现的母语文化与英语文化的差异之处,把文化差异融入到语言教学中,培养学生社会文化的洞察力和跨文化意识。 

(一)词汇的文化差异 

1、词汇在中西文化中的字面差异 

龙在汉语中为图腾与吉利的象征,dragon在西方文化中却是罪恶、邪恶的象征。as wise as an owl中作为智慧的象征的owl与汉语中视为坏兆头的猫头鹰。汉语中农民无贬义,而peasant则是没有教养,社会地位低的人。红在汉语中常与喜庆相关,red则有多样化含义。red letter day 为“喜庆日子或纪念日”,to see red 为“使人生气”,wave a red flag为“做惹别人生气的事”,one’s face glowing with health为“红光满面”。to cast pearls before the swine则为汉语中的“对牛弹琴”。 

2、词汇在不同文化背景下的联想意义 

涉及到历史、传说、文学或宗教中人物或事件的词汇,意义深远,要越过字面意义去了解联想意义。英语中shylock是《威尼斯商人》中的角色,意为惟利是图、心肠歹毒的小人。童话中灰姑娘cinderella指贫穷、善良的最终获得幸福的女孩子。willow是和莎士比亚的戏剧中奥菲莉、黛丝泰蒙娜的悲惨命运联系在一起的,成为悲伤命运的象征,“杨柳”形容离别与女子情感以及妓院等。林黛玉代表指弱不禁风、多愁善感的形象。 

(二)语用上的文化差异 

语言总是体现了某种特定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文化背景,关注这些差异,有助于进行成功的跨文化交际。汉语习惯以询问别人到哪里去作为寒喧语,西方则是对于天气的评论和预测。年龄、婚姻、收入等是西方禁忌的话题,属个人隐私,美国人对于称赞语一般坦然接受并回以“thankyou!”,中国人则谦虚地加以否定。再如对某个场所的表达。美国英语中rest room是剧院、商店等大建筑物中的设有厕所、盥洗设备等,供顾客、雇员等使用的房间,即是浴室、厕所的委婉说法,并非汉语中的“休息室”。 

 

三、创设真实的语言环境理解西方文化 

 

利用教材、多媒体、原版材料创设真实的语言环境,通过情景化的教学氛围让学生全方位感受语言,达到语言与文化的整合。 

(一)挖掘教材、充分使用多媒体 

以教材为核心,将英语国家的文化习俗、历史背景和故事传说介绍给学生,让学生了解其文化现象和文化内涵。同时利用多媒体营造视觉、听力的真实语言场景,把教学中的相关文化背景知识加以形象化、具体化,培养学生主动对英语语言文化进行探询,引导学生关注同一事物在不同文化语境中的表达差异,提高学生的跨文化意识。 

(二)选择原版材料进行补充 

选择适量能反映西方文化背景、风俗习惯、社会关系的视听材料,了解真实语言环境下英语的运用情况,加深对中西文化内涵的理解,积累相关的材料。如体现了社会理念和文化背景的文学作品,介绍当前社会动态和社会问题的报刊,收看中央电视台英语频道(cctv-9)和收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的节目,鼓励学生根据自身英语基础选择部分国外英语电视电台节目观看,英语原版电影更是展现了英语民族如何进行交际的真实情景和鲜活语言,这些材料既煅炼了阅读与听力能力,又是了解英语国家文化知识的重要途径。 

 

四、开展跨文化交际实践活动 

 

《大学英语教学大纲》中明确指出:“语言是交际工具,语言教学的最终目标是培养学生以书面或口头方式进行交际的能力。”积极开展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跨文化交际实践活动,通过这些活动让学生品味和体验文化异同,培养学生的语用能力,增强他们的跨文化意识,创造英语交流的机会。如定期开设中西方文化知识讲座,用媒介语或英语向学生全面介绍英语国家的民族传统、文化特点、社会风俗等;以某个西方文化元素为主题开展英语沙龙、英语演讲比赛,选择教材中故事性较强、情景性突出的文章进行情景剧表演等等;扩展交际空间,与在中国学习和工作的外国人进行语言交流,直接感受到文化的差异;创造机会参与涉外工作的翻译与服务工作。 

 

参考文献: 

[1]贾玉新.跨文化交际学,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7。 

[2]胡文仲.跨文化交际学概论,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