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调查的主要阶段精品(七篇)

序论：写作是一种深度的自我表达。它要求我们深入探索自己的思想和情感，挖掘那些隐藏在内心深处的真相，好投稿为您带来了七篇社会调查的主要阶段范文，愿它们成为您写作过程中的灵感催化剂，助力您的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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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社会调查内容；社会调查主体；社会调查时间

一、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制度概述

（一）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制度的概念

学界对如何定义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制度存在诸多观点。+①虽不尽相同，但其基本内容是一致的。其共同点包括：首先，社会调查的适用范围，即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其次，社会调查的内容，则包括未成年人的家庭环境、成长经历、性格特点等。再次，社会调查的用途，社会调查主要为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量刑提供参考。综上，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制度是指在犯罪未成年人参与刑事诉讼过程中，由特定的社会调查主体或其他人员对犯罪未成年人的家庭环境、学习状况、成长经历、性格特点、心智状况及案发后的各种表现等情况进行全面而详尽的调查，在此基础上形成一份书面的社会调查报告，为司法机关对未成年被告人量刑提供参考依据的制度。+②

（二）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制度的价值

随着未成年人犯罪问题的日益突出，如何更好的维护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权益成为国家与社会重点关注的问题。未成年的身体和心理发育尚未完全，这一特定年龄阶段身心发展的不成熟性、不稳定性，使得他们极易在社会化过程中受到错误、消极的影响，进而产生滋生犯罪心理、实施犯罪行为。司法实践中相当一部分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犯罪是以感性支配行为，从犯罪动机上看“多有强烈的情感性和情绪性，随机性很强”，从认识特征来看“孤立的而不是联系的看待事物，易为眼前状况所影响；同时对认知对象易产生片面性、局限性理解”，具有“冒险和侥幸心理”。+③通过分析这些犯罪心理结构特征，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未成年人心理上的不成熟和易受感染性，同时也应看到未成年人的心理状态存在不稳定、容易改变的特质。

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制度的价值就在于实现了对未成年人这一弱势群体以“宽容”为核心理念的人文关怀。它要求全面了解未成年人产生犯罪的各种因素，为其犯罪的预防及矫正营造宽松和谐的氛围，促进社会对涉案未成年人的理解和接纳，能够使他们提高思想和行为的成熟度，从而走上正确的人生道路。这一制度设立推广的目的在于促使法官在对未成年被告人量刑时，综合考量其在所处社会环境中所表现出的各种内外因素，为对未成年人进行感化教育提供参考，真正做到因人施教，使寓教于审不流于形

式，+④有目的有计划地帮助该未成年人回归社会。

（三）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制度的发展情况

随着我国司法改革的逐步发展，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制度被引入我国刑事诉讼中。本着对犯罪的未成年人实行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坚持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最高人民法院于2001年《关于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该规定第21条以司法解释的形式确立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制度。+⑤2010年8月14日，六部委《关于进一步建立和完善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配套工作体系的若干意见》，该意见第3章第1节对社会调查制度进行了较为全面系统的规定。+⑥2012年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第268条更是明确规定了公检法部门有权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情况进行调查。与此同时，全国不少地方也相继出台了关于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制度的有关规定，并积极开展试点，普遍取得了积极的效果。但该制度仍存在可操作性不足的问题，对谁进行社会调查，何时进行社会调查，调查什么内容，调查结果如何使用，调查经费如何保障，各地自行其是，缺乏统一的实施细则，导致社会调查报告性质定位不明晰等困惑的产生。

二、我国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制度的完善

（一）社会调查内容

社会调查内容是构成整个社会调查报告的主体核心部分，因此对它的要求是客观、全面，同时贯彻必要性原则。它是调查报告发挥积极作用的主要依据，调查内容主要叙述和剖析家庭、学校等因素对未成年人走上犯罪道路所产生的影响，针对性的提出应对措施，最大限度的帮助未成年人。

1.实践中存在的问题

第一，调查内容所应当包含的内容不够全面，准确性不高。陈瑞华教授在对重庆某区法院少年庭的社会调查报告抽样调查时发现，在很多“社会调查报告”在对“犯罪原因”一栏的填写存在惊人的简单化、敷衍化问题。一些“社会调查员”竟然只填写“交友不慎”、“上网吧缺钱”、“家境贫寒”、或者“父母离异”等寥寥数语。+⑦

第二，社会调查中所获资料的来源不详细。调查内容的出处无迹可寻，也就使内容的真实性受到怀疑，法官若以此内容作参考则缺乏说服力。

第三，调查内容仅仅是对调查事实的简单罗列，依照调查报告制作人自身的理解来完成，并不能将调查所得的事实与心理学、社会学等外部资源相结合，缺乏分析论证，导致对犯罪的未成年人有一个全面透彻的了解，也使社会调查报告无法具有全国统一的格式，为异地委托调查工作的开展带来了很多不便。

第四，很多地区忽视对被害人意见的关注，没有考虑到未成年被害人的意见所具有的独立价值。

2.完善建议

以我国刑事诉讼法对适用各项处置措施的规定为基本条件为标准开展社会调查，不仅使内容更为确定具体，而且更有利于保护犯罪未成年人的隐私，具体体现在检察院审查逮捕阶段、审查阶段及法院量刑、行刑阶段三个方面：首先，明确审查逮捕阶段适用强制措施的条件，包括取保候审、监视居住及批准逮捕等措施的条件，+⑧这就要求社会调查内容须包括能够评估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身危险性的信息，因为人身危险性为一种犯罪可能性，除了从社会因素、心理因素考察外，还需从生理因素考察，将其理解为“犯罪人主观上的性格或危险倾向”，评判对社会产生危害的系数。其次，在审查阶段，社会调查报告的内容必须包含决定是否应提起公诉的重要信息，尤其是在适用是否应当追究刑事责任方面，争取做到“三个见面”，综合考察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年龄是否符合构罪的条件，心理或生理上是否存在特质因素等等。再次，法庭量刑、行刑阶段，对未成年被告人多期望采用非监禁刑的处置方式，故调查内容应当包括未成年被告人犯罪发生的原因、犯罪发生后的悔罪态度，家庭及周围环境能够提供的管教条件。

（二）社会调查主体

社会调查主体作为承担社会调查工作的载体，主体的能力、资格不仅直接影响社会调查报告的质量，也关系社会调查时间的切入点，因此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通过综合分析各地现行模式中社会调查主体的类型，评析由任一单一主体承担社会调查工作存在的利弊，提出现行司法运行环境下适格的社会调查主体。

1.各地社会调查模式的调查主体

重庆市沙坪坝区主要区分为两个阶段：体现在审查逮捕、阶段委托律师承担社会调查工作，在审判阶段则由法官委托司法行政机关工作人员作为社会调查主体。前一阶段由律师作为社会调查的主体，其优势在于：律师的介入不仅可以解决由专门人员进行调查所出现的成本问题、专业化问题，而且可以促使侦查机关承担起证明逮捕必要性条件的责任，有利于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合法利益的保护。劣势在于：现有司法实践中法律援助制度不完善，援助库律师数量少，以及援助律师的待遇难题。后一阶段由司法行政机关工作人员担任调查主体，优势在于：司法行政机关工作人员具有专业素养，不属于控辩任何一方，能够保持中立。劣势在于：司法行政机关工作人员作为社会调查主体的法律地位尴尬，经费及人员问题难以得到落实，被调查人不予配合。

云南省昆明市盘龙区以合适成年人作为社会调查的主体，其优势在于：借鉴英国处理少年案件的做法，将合适成年人定位成中立的个体，盘龙区对其进行全面培训，提升调查报告的可信度。劣势在于：合适成年人的主体身份、资格没有明确规定，在试点地区之外是否能获得认可值得考虑。

上海市长宁区将社会调查主体分为两种类型，形成由青少年保护工作者承担社会调查与社工矫正部门承担人格调查的模式。其优势在于：调查主体实现了社会化，并且专门成立了调查机构，社区矫正部门的介入使得社会调查主体更为专业，保证社会调查报告内容更为全面。劣势在于：长宁区在开展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时，并没有获得专项经费的保障，社会调查员的培训缺乏专门化、系统化。

2.完善建议

首先，在侦查阶段应分别由侦察机关和律师作为主体进行调查，互相补充，交叉配合。因为，一方面，侦查机关对犯罪事实的调查或多或少会涉及到诸如环境、品格等因素，如赋予侦查机关社会调查的职能，可节约诉讼成本。另一方面，侦查机关关注的重点易放在结案数量上，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利益重视不够，因此可采用律师介入调查，与侦查机关相制衡。

其次，在审查逮捕与阶段，检察机关能够获得侦查阶段所作的调查报告，可将该报告作为审查的参考。检察机关应在此基础上进一步了解案情，查缺补漏，合适相关案件发生的过程，使调查报告更加完整。

最后，在法院量刑及行刑阶段，调查主体应由法官来承担，但作为调查主体的法官不能参与到其调查对象的案件审判中去。可在少审庭内部进行轮流分工，既能保证报告内容的质量，又能兼顾中立性。同时，法院可聘请心理学等专业人士，利用自身身份优势，为未成年被告人的量刑提供专业的参考。

（三）社会调查时间

社会调查时间直接关系到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工作何时开展，不同阶段得到哪一类适格主体的参与，社会调查报告如何使用等问题。因此期望通过综合分析各地模式推行不同的社会调查时间取得的不同效果，总结各自利弊及共同存在的问题，确定参与调查的合适时间。

1.各地社会调查模式的调查时间

重庆市沙坪坝区根据案件流程发展阶段的不同，引起参与社会调查的主体不同，使得参与刑事案件调查开始的时间也会有所不同，沙坪坝区检察院目前推行的律师介入机制可以弥补检察官进行调查产生的时间不足的弊端。

昆明市盘龙区使用社会调查报告的目的在于开展司法分流程序以及教育保护未成年人，因此社会调查报告有可能出现在判决前司法程序中的任何一个环节。昆明市盘龙区将社会调查时间定在侦查阶段对挽救犯罪未成年人具有积极意义，但是合适成年人的资格和权利仅是盘龙区政府以地方立法的形式赋予的，尽管具备适格的调查能力，然而在权利有限的情况下，如何扩大合适成年人主体地位的普适性仍是值得考虑的问题。

上海市长宁区的社会调查一般在批捕阶段进行，在接到司法机关的委托函后，7个工作日内完成。法院在开庭前3日通知社会调查主体参加庭审，并参与法庭教育，判决后移交社区矫正部门开展矫正工作，有利实现了“无缝衔接”。+⑨但是未明确侦查阶段如何利用社会调查报告对犯罪未成年人的处置成为社会调查报告使用上的缺失。

2.完善建议

综上，社会调查应从侦查阶段开始，将该阶段所能获得的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相关信息作为后续程序的基础性因素。因为，首先，未成年人不同于成年人，需要给予其更多保护，防止其受到不应有的伤害，尤其在侦查、逮捕及阶段强制措施的适用，需要调查报告作为重要参考。其次，社会调查需要走访众多人员和地点，若从审判阶段才开始介入调查，时间未免过于仓促，不能保证作出高质量调查报告所需时间。再次，从侦查阶段开始社会调查，对调查内容的全面性、及时性有很大的促进作用，能够做到整个案件流程的“无缝衔接”，更好的对未成年人进行有效帮扶。

[注释]

①有学者认为，社会调查制度是指为了在刑事程序上对每一个犯罪人都能选择恰当的处遇方法，使法院能在判决前的审理中，对被告人的素质和社会环境做出科学的分析而制定的制度。参见：[日]菊田幸一：《犯罪学》，海沫译，北京：群众出版社，1989年版，第178页。也有学者认为，社会调查制度要求在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中，社会调查员通过走访家庭、学校、单位、居委会、派出所等有关部门，对未成年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作案以前的一贯表现、作案原因、受教育程度和家庭生活环境作一个全面的了解。参见：温小洁：《我国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诉讼程序》，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80页。

②马倩：“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制度研究“，西南政法大学硕士论文，2012年3月，第2页。

③熊云武：《犯罪心理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16-218页。

④樊崇义：《刑事诉讼法实施问题与对策研究》，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632页。

⑤该规定第二十一条规定：“开庭审理前，控辩双方可以分别就未成年被告人性格特点、家庭情况、社会交往、成长经历以及实施被指控的犯罪前后的表现等情况进行调查，并制作书面材料提交合议庭。必要时，人民法院也可以委托有关社会团体组织就上述情况进行调查或者自行进行调查。”

⑥该意见规定：“社会调查由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户籍所在地或居住地的司法行政机关社区矫正工作部门负责。司法行政机关社区矫正工作部门可联合相关部门开展社会调查，或委托共青团组织以及其他社会组织协助调查。”“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司法行政机关在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和执行刑罚时，应当综合考虑案件事实和社会调查报告的内容。”

⑦陈瑞华：“论量刑信息的调查”，《法学家》（北京），2010年第2期，第25页。

⑧诸如适用取保候审或监视居住的要求为可能判处管制、拘役或者独立适用附加刑，以及可能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采取取保候审不致发生社会危险性的。适用批准逮捕条件的则满足对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可能判处徒刑以上刑罚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采取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等方法，尚不足以防止发生社会危险性，而有逮捕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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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 未成年人 社会调查 比较法

一、社会调查的概念简述

笔者通过查阅有关的文献著作，发现虽然就未成年人社会调查的概念定义纷繁多样，但其中包含的关键要件还是趋于一致的。未成年人社会调查制度，又被称为全面调查制度，是指司法机关在办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时，不仅要全面收集案件的相关证据，还要调查分析与未成年犯罪人的个人基本信息、家庭基本情况、社区综合环境、交往范围对象、心智发展情况等与案件处理有关的信息，还可根据具体情况进行医学、心理学、精神病学等方面鉴定，最后形成社会调查报告，作为办理案件的辅助证据的一种制度。从犯罪学的角度看来，在绝大多数犯罪中，行为人之人身危险性与其人格结构及要素之间存在着基本的一致性。所以，社会调查制度的主要价值目标就是调查未成年犯罪人的社会危险性。

一项制度基于其合理性与必要性而建立完善，未成年人社会调查制度亦是如此。一方面，未成年人处于特殊的年龄段，其知识结构、思想感情、身心发展尚未成熟，自我控制能力和对行为后果辨识力不足，犯罪呈现冲动性和盲从性的特点。且他们社会阅历尚浅，社会调查制度能更直接反映其人格特点和社会危险性。另一方面，未成年人的人生观、价值观处在发展和定型阶段，具有很强的可塑性和发展空间，实行社会调查制度更可有效地为教育挽救犯罪未成年人提供参考材料，有利于全面考量惩罚犯罪与感化教育的期待性。

综上所述，司法机关在处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时，不能机械地追求罪刑均衡，而更应当注意处理结果与对未成年人的教育矫正。在刑事诉讼法修改之前，我国的刑事法典中对未成年人犯罪的差别化处理主要体现在刑法中。刑法意义上的未成年人是指被告人犯罪时已满14周岁不满18周岁的人，规定了对未成年犯罪人应当从轻或者减轻处罚，不适用累犯、不得判处死刑等内容。而刑事诉讼法中关未成年人犯罪主要有指定辩护、法定代表人到场以及犯罪记录封存、附条件不起诉、社会调查特别诉讼程序等规定，尤其是这次新增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特殊程序规定，弥补了1996年刑事诉讼法的不足，从未成年人犯罪的特殊性出发进行程序设置，更好的发挥刑法实体法与刑诉程序法的制度价值。

二、社会调查的国际法经验

1985年《联合国少年司法最低限度标准规则》（北京规则）第16条首次明确规定了社会调查制度，即“所有案件除涉及轻微违法行为的案件外，在主管当局作出判决前的最后处理之前，应对少年生活的背景和环境或者犯罪的条件进行适当的调查，以便主管当局对案件作出明智的判决。”我国是该公约的缔约国，积极推动未成年人司法制度改革进程，通过此次《刑事诉讼法》的修改，将国际法转化为国内法，成为少年司法制度的一个重要法律渊源。比较研究国外未成年人案件社会调查制度，对我国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制度建构具有启示意义。

（一）英美法系代表国家社会调查制度概况

美国作为英美法系的典型国家，1899年在伊利诺伊州诞生了世界第一部《少年法院法》和少年法院法庭。根据《少年法院法》的规定，在法律术语上，少年触犯法律的行为不被称为“犯罪”（crime），而被称为“罪错”（delinquency）。其未成年人社会调查制度贯穿于刑事诉讼的全过程，分为庭前调查和判刑前调查两个阶段。美国各州法律规定，少年法院或少年法庭除设立少年法官外，另设缓刑官员。就少年刑事司法而言，庭前调查的目的具有非刑事性，但对刑事诉讼程序是否需要启动具有影响，判刑前调查则直接对法官量刑具有作用。

庭前调查由缓刑官负责，这一阶段的社会调查并不全面的收集分析信息，其主要目的是对大部分未成年人案件的非刑事化处理提供依据。当未成年人的重大罪错需要被追究司法责任时，缓刑官就会在案件起诉后判刑前对未成年人进行一系列的社会调查。缓刑官需要查访犯罪少年的生活环境、学习经历等情况，必要时委托有关专家进行生理、心理测试评估。缓刑官要对上述信息进行分析和评价，客观有序地写在量刑前报告中。该社会调查报告是少年法庭作出及震慑罪错又满足矫正要求判决的重要参考。

（二）大陆法系代表国家社会调查制度概况

德国作为典型的大陆法系国家，创立了少年刑事诉讼协理制度，由少年福利局在少年教养联合会的协作下执行。即在德国少年法院庭审前，少年福利局的工作人员要充分关注犯罪人本身以外的性格、家庭环境、成长背景等因素，提出对涉嫌犯罪的少年采取措施的见解。现行《少年法院法》（1998年修订）第43条规定，“诉讼程序开始后，为有助于判决被告人心理上、精神上和性格上的特点，应尽快调查其生活和家庭状况、成长过程、现在的行为及其他有关事项。”少年犯罪进入诉讼程序后，少年法院应当通知少年福利局启动社会调查程序，遵循有利于少年犯的原则进行的，在社会调查基础上将相关的信息资料制作书面报告，提出应采取的措施，提供给少年法官、检察官和其他诉讼参与人。

三、我国未成年人社会调查制度的构建

2012年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首次以立法的形式规定了社会调查制度。通过对条文的分析，笔者认为，我国目前的社会调查制度有以下特点。第一，社会调查的法定主体是公安机关、检察院和法院。可见我国对于社会调查主体采取的职能主义模式，并未采取独立的调查员制度，或者吸收社会工作者、专业人员参与社会调查。第二，根据刑诉法“可以根据情况”的表述，我国未成年社会调查并不是必经程序，公检法三机关对情节的把握拥有较大的自主决定权，但是纵向的诉讼结构又可以保证在前一诉讼阶段责任主体未开展社会调查的情况下，后一诉讼阶段的责任主体可以随时开展社会调查，从侧面起到了补充的作用。第三，刑诉法对社会调查的结果形式以及其证据属性并未进行明确规定，只是表述为“办案参考”。在实践中，负责调查的主体既可以单独形成社会调查报告，亦可在起诉书等法律文书中附带提及。实践中社会调查的调查手段主要是询问未成年人的父母家长、学校老师同学等证人，或是调取学习成绩、荣誉证书等书证，从证据属性来讲这些材料皆可为案件证据加以运用。在出具单独社会调查报告的情况下，社会调查报告的依据是调查时收集的证言和书证，所以报告的属性可以定性为书面化的证人证言，可以作为案件的证据。在不出具单独社会调查报告的情况下，调查阶段收集到的材料应当附卷，其中有关未成年犯罪的内容亦可以作为证据，但要接受法庭质证。

四、完善我国未成年人社会调查的启示

首先，建立社会调查独立执行主体制度。我国现行的社会调查主体呈现一元化的职能主义模式，即公检法司法机关工作人员。笔者认为，社会调查应当构建多元化的调查主体模式，决定调查的指导主体和实际调查的执行主体。一方面，未成年犯罪案件承办人与调查执行主体分开，执行主体具有独立的调查权，是全面客观收集材料的保证。另一方面，执行主体并不是专职社会调查人，其仍为公检法司法工作人员，只要是案件承办人之外的人即可，可有效优化司法资源配置，提高诉讼效率。除了设置独立执行主体，还应制定统一的社会调查员的任职资格，以保证社会调查工作的规范性。同时也要适当扩大社会调查主体的范围，在具体个案中聘请医学、教育学、精神病学等方面的专家作为调查的辅助主体，将会更加全面掌握未成年犯罪人的精神思想情况，以提出合法合理相的处理意见，保证社会调查的专业性和实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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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社会调查制度 未成年人 刑事案件

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制度（以下简称社会调查制度）是指在未成年人涉嫌犯罪的刑事诉讼程序中，在法院判决前，由专门机构对涉嫌犯罪的未成年人的性格特点、家庭情况、社会交往、成长经历以及实施被指控的犯罪前后的表现等情况进行专门调查分析，并在对其人身危险性进行系统评估后制作出书面社会调查报告，该报告将会成为公安机关、检察机关、法院作出决定或者裁决的重要参考因素。

目前我国相关司法解释已经对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社会调查进行了规定，各地也在实践中探索着这一制度。但是，从这些规定也可以看出，我国并没有建立完善的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社会调查制度。各个部门都针对本部门的具体情况作出了规定，但整体上没有衔接，缺乏完整的梳理与清晰地系统。社会调查主体规定得比较笼统，而且缺少在整个刑事诉讼过程中的统一规定。社会调查报告的性质和作用在我国的法律以及司法解释中规定得也不完善。法律以及司法解释规定得抽象和不完善导致了实践中司法部门在实施社会调查时的不统一。

目前，结合我国实际建立统一、规范的社会调查制度已成为必然趋势，笔者认为其核心问题主要有：

一、社会调查报告的性质

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证据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具有关联性，而社会调查报告反映的是犯罪人的背景材料和接受帮教的条件，并没有证明犯罪事实本身。因此我们认为社会调查报告不是证据，控辩双方也不能在法庭上对其加以质证。但如果公检法机关发现律师和委托的社会调查员提交的社会调查报告有比较大的分歧，则可以另行委托其他社会调查员进行社会调查并提交报告。社会调查报告是经过调查后作出的书面报告，是司法机关作出决定或者裁判的重要参考因素，其应该具有准法律文书的性质。随着社会调查制度在我国的不断发展与成熟，应该制定出规范社会调查报告的统一格式和必备内容。

二、进行社会调查的主体

1．社会调查主体应具备的条件。社会调查主体是通过走访相关人员、到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的生活、学习、社区以及其他关系所在地等进行实地调查，从而掌握该未成年人的性格特点、家庭情况、社会交往、成长经历以及实施被指控的犯罪前后的表现等情况，并作出书面社会调查报告的人。因此其必须满足三个方面的要求：应当对未成年人涉嫌犯罪的情况有比较全面、深入的了解；应当有充足的时间进行社会调查工作；应当具有一定的法律专业知识。

2．社会调查主体的范围。在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中，未成年人的律师无论是从自身条件还是从为未成年人辩护需要的角度看都应当进行社会调查，并向司法机关提交社会调查报告。但为避免律师只是从对未成年人有利的角度提交报告而出现报告不准确和不全面的情况，公检法部门作为未成年人司法程序中的控诉方和裁判者，也应当了解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背景情况。依照我国目前司法解释的规定，控辩双方都可以提交社会调查报告。但是目前我国并没有在公检法部门形成专门针对未成年人进行社会调查的系统性制度。以我国实践看来，各级共青团的权益部门、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以及未成年人保护办公室中具有一定条件的工作人员可以担任社会调查的工作，他们有相关专业知识，有较高的文化水平，有与青少年工作密切相关的工作经验，同时又能保证中立性，公检法部门可以委托其进行调查。还要特别指出的是，2004年社会工作者被载入中国职业标准目录并逐步专业化。社区的一项主要工作职责就是对社区服刑人员进行管理和监督。随着这个职业走向正轨，社工也就比较适合进行社会调查工作，而且社区在法庭作出判决后可以根据社会调查情况有针对性地对未成年犯罪人进行社区矫正。

3．社会调查主体的法律地位。调查主体的法律地位关系到其在刑事诉讼中的身份，享有的权利和承担的义务，涉及其履行职务的职权保障，决定其制作的调查报告的属性，影响其调查职能的充分发挥。应尽快从立法层面明确界定调查主体的法律地位。赋予调查人员等同于鉴定人的诉讼参与人身份，以使调查人员能以正当的名分参加诉讼，独立自主地提出调查报告并接受各方质证。

三、社会调查开始的时间

虽然目前在理论和实务界比较热衷于讨论审前社会调查，但是笔者认为，律师和公安机关委托的调查员应当自侦查阶段就要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进行社会调查并提交社会调查报告。因为社会调查报告反映的是犯罪嫌疑人的基本情况，这在很大程度上表明了该未成年人的人身危险性，可以作为侦查机关决定是否取保候审以及检察机关作出是否批准逮捕以及是否起诉决定的重要参考因素。

四、社会调查报告的内容

未成人社会调查报告的内容主要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是未成年人的个人背景材料，另一部分是据此提出的建议。个人背景资料包括基本情况和背景情况。个人基本情况指的是未成年人的出生日期、家庭住址、生理和心理情况、性格特点、是否在校读书等情况，背景情况包括走访未成年人的家庭学校、社区以及关系密切的朋友等了解到其的家庭情况、在校表现情况、社区对其的评价以及社会交往等情况，未成年人的成长经历情况；未成年人的犯罪原因以及实施犯罪行为前后的表现等情况，受害人遭受犯罪影响的程度、对犯罪人的态度以及是否与犯罪人达成了刑事和解等。社会调查报告中应当尽量附有证明这些客观事实情况的相关文件。社会调查报告中的建议部分是指进行社会调查的律师和社会团体中的调查员依据调查的情况向司法机关提出处理该未成年人的建议，主要包括是否应当取保候审，是否应当被不予批准逮捕，是否可以酌定不起诉，是否可以对未成年人从轻、减轻、免除刑罚或者适用缓刑等。

五、社会调查报告的作用

在侦查阶段，社会调查报告可以作为公安机关讯问未成年人和决定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适用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等非羁押强制措施以及检察机关不予批准逮捕的重要依据。在审查起诉阶段，社会调查报告可以成为检察院是否酌定不起诉的依据。在审判阶段，社会调查报告可以作为法院决定对未成年被告人从轻、减轻处罚、判处缓刑等轻刑的重要参考依据。法院作出裁判后可以根据社会调查报告提供的信息对未成年人进行帮教。在执行阶段，执行机关可以根据社会调查报告采取针对特定未成年犯罪人的矫正方法，尽快消除其危险性，使其成为正常健康的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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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社会调查 实践教学 应用型人才

一、引言

社会学学科在中国大陆经历了迅速扩张。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南开大学等社会学恢复较早的高等院校，以其优势的师资、教学、教材等，影响乃至指导了国内社会学专业教学实践。然而，这些研究型院校的社会学人才培养偏好理论，注重西方社会学派的引入，沉醉于社会学研究方法的搬用。其教学体系突出了研究型能力，忽略了应用型能力培养。

因此，教学研究型大学的社会学专业的应用型人才培养，不仅是一项有待完成的教学任务，而且将是一个全新的研究领域。社会学专业的实践教学是应用型人才培养的最重要途径。社会学专业的实践教学环节薄弱，传统实践教学模式不能适应社会发展的要求，必须要对实践教学进行改革和创新。

二、社会调查：社会学专业实践教学的重点形式

社会学本科专业的培养目标是培养具备系统的社会学基础理论和基本知识，具备较强的分析和解决社会实际问题的能力，具备较熟练的社会调查技能的应用型人才。依据这一目标，社会学实践教学应充分考虑社会学学科特性，确定适当的社会实践方式与实践内容，培养应用型的专业人才。

据社会学专业毕业生的反馈及社会需求调查，社会学专业应用型技能大致包括“社会调查研究技能”、“社会现象研究技能”、“个人综合素质”等，所占比例如下：社会调查方法训练，29％；社会现象综合研究，23％；个人综合素质训练，19％；社会政策分析，14％；基础理论研究，9％。

毕业生的反馈和社会需求调查显示了对社会学专业社会调查技能的浓厚兴趣和应用前景。社会调查锻炼了学生专业的思维能力，提高了术语表达能力，加强了探知社会事实的能力，从而夯实了专业基础。社会调查锻炼了学生专业的创新能力，回应社会转型的重要命题。同时，社会调查有助于提高学生的交际和协作能力，增强职业适应能力。

现有专业实践教学包含社会调查、志愿服务、公益劳动等形式。教学研究型院校的社会学实践教学可以将实证调查作为实践教学的基本方式，以将学生的理论与方法论经由实践加以融会贯通，使学生能够进行比较科学的社会调查研究与统计分析，具备一定分析和解决社会问题的综合能力与科研素质。

三、现有社会学专业实践教学的不足

注重社会调查研究是社会学学科的突出特点和优良传统。目前许多教学研究型高校积极主动地整合资源，加强国内外交流、校企合作，创造实践教学条件和机会，实践教学状况将逐渐好转。但就目前教学研究型高校社会学专业的情况来看，实践教学还存在一些不足，不利于应用型人才培养的因素。具体来说，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社会调查实践观念朴素

社会学专业的实践教学中，师生普遍存在朴素的实践教学观念，认为实践教学是使学生获得感性认识，是通过亲自动手实践来掌握基本的操作技能和经验技术的课程。这种观念影响了实践教学的实际效果，没有完整理解实践教学的内涵，没有认识到通过实践环节，培养学生创造性的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的适应职业岗位群的应用型能力。

这种观念反应到实践教学中，体现为社会调查的学科化倾向，将社会调查的实践教学转换成了理论教学，讲授社会学实证研究的方法和具体操作程序。学生在实践教学中只掌握了社会调查的方法论环节和基本形式，但难以在实践上具体操作具体问题的应用分析。

（二）实践教学机会较匮乏

根据学科性质和人才培养要求，开设社会学专业的院系通常建立了一定数量的实习基地，重视实践教学的开展工作。此外，学校相关职能部门也组织策划学生利用假期开展了丰富多彩的实践活动。

这些实践基地和活动对于非社会学专业人才培养能够重要的帮助。但就社会学专业应用型人才培养而言，走马观花式的参观调查，只是最低水平的社会调查活动，很难达到专业化的素养和水平。因此，社会学专业应用型人才培养，本科阶段社会调查实践存在机会较少，实践程度较浅，应用调查方法较弱的问题。

（三）社会调查安排程序化

实践教学课程的持续时间较长，分为教师学校内外教学和学生自寻实践两大部分。教师学校内外的实践教学主要指涉及技能训练的社会调查，按照教学大纲安排在第四学年第一学期持续七周集中实施。

单次较长的实践教学容易滋生懈怠和厌烦情绪，直接影响学生对社会调查实践的精力投入。这段时间学生将考虑毕业去向，考研、找工作，易与实践教学发生冲突，且是学生和职业岗位使用技能而非进行培养的阶段，影响实践教学的进展和技能训练的质量。

社会调查的实践教学，按照选定调查课题、设计调查方案、设计调查工具、实施调查工作、编录调查资料、分析调查资料、撰写调查报告的程式展开。程序严谨，但社会调查实践本身缺乏灵活操作，因为时间限定，程序环节一旦出漏，极易导致无果而终。

（四）实践教学主体被教学

社会调查是社会学专业实践教与学在时间和空间上的融合，以学生自主学习为主，以教师助学为辅。在低年级的实践教学中，学生表现为社会调查的无意识或低意识。在现有的社会调查实践中，学生参与社会调查的自主性和主体性受到压制，缺乏有效自觉、主动地进行调查实践学习。因此，涉及社会调查的课题选定、方案设计、工具选取、调查实施等环节，学生表现出“填鸭式”操作实践，主动性较差。

如何在社会调查的实践教学中，发挥学生的主体精神，引导学生自主参与社会调查，让学生尝到实践教学的乐趣，使学生从“学会”变成“会学”，是社会学专业实践教学必须解决的问题。

（五）社会调查考核绩效低

有效的实践教学考核，能监督和指导学生的实践活动，提高实践教学的质量。目前的社会调查实践教学考核是以学生实践单位给予的评价、学生调查实践日志、调查实践总结和教师观察为依据，尚未充分发挥考核的实践效果。

实践教学考核绩效较低主要在于：社会调查实践教学的环节模糊，缺乏标准化依据，导致实践教学考核不够充分；社会调查实践教学尚有难以操作性的飞地；社会调查实践缺乏考核学生掌握调查技能的最终成果等原因，需要进行考核创新。

转贴于

四、以创新强化应用型人才培养

社会学专业的本科实践教学需在创新教育思想的指导下，结合实际情况，针对以前实践教学的不足，创新实践教学的观念，完善实践培养模式，充分吸纳其他社会科学的最新成果和借鉴其他专业实践教学的先进经验，形成相互激励、教学相长的师生关系，努力建立符合应用型人才培养规律、激发学生创造性和创新性的新型实践教学模式。主要从以下几方面入手：

（一）理顺社会调查实践观念

社会调查实践作为社会学应用型人才培养体系中最能体现以“学生为教学活动主体”的教学环节，在培养学生的独立学习能力和创新能力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社会学专业的实践教学必须紧跟社会转型，着眼时代内容，不断进行创新。

实践教学首要理顺观念认识。通过各种途径，教师需充分认识到，实践教学是全面提高社会学专业的教育质量，培养应用型人才的重要途径，是教师义不容辞的责任。学生需充分认识到，社会调查为主的实践教学是成为拥有社会调查等技能的应用型人才的有效手段，是面临职业岗位必不可少的保证。

（二）增加社会调查实践机会

社会学专业的实践教学，突出社会调查实践。针对本科阶段社会调查机会较少，实践程度较浅，应用调查方法较弱的问题，需密切关注转型社会的热点问题和区域发展的重要命题，千方百计的增加社会调查实践机会。

同时，更新社会调查的技术手段。积极利用现代化信息和传播技术，大力推动社会调查实践信息化，开展网络调查、电话访谈等调查手段，充分利用STATA、SPSS、访谈专家等软件，使社会调查的技术手段更新，多渠道开展实践教学。

（三）灵活安排社会调查实践

实践教学安排需根据理论研习和现实需要灵活分配时间。单次较长的社会调查实践可以做出原则范围内的调整，根据学生的时间安排作更合理的时间与进度规划。针对这一问题的初步设想是，将系统社会调查实践的部分内容分散在第二学年和第三学年中，以减少社会调查实践与学生个人发展规划的时间冲突。

社会调查实践的流程，因为部分内容的前移和更为充分的选题准备、方法选取和使用，可以做出更为合理的调适。社会调查实践教学的每一个环节都有科学合理的指导，允许失败的时间和反复中掌握应用型技能的可能，使实践教学环环相扣，既具有原则性，又具有灵活性，真正成为有机整体。

（四）激发社会调查主体动力

社会调查实践教学，要充分调动教师的积极性，加强教师的责任感、紧迫感，不断更新知识结构，改进教育方法。同时，社会调查实践要发挥学生的主体精神，让学生尝到实践教学的乐趣，积极主动参与社会调查，大胆进行各种创新。

根据专业特性，社会调查主要从社会研究方法的回顾与深化、社会问题研究、市场调查研究、选题案例研究、统计分析方法与技术、社会实践指导等方面进行教学，强调学习的系统性、完整性，将理论知识与实际运用有机地结合。社会调查实践可由兴趣相近的学生组成小组，选择相关主题持续的追踪调查实践。让学生自主选择研究课题、担任课题负责人、自主撰写研究方案、自主搜集资料、自主撰写研究报告，得到综合训练，在实践的过程中去培养应用型能力。

（五）改革社会调查考核形成

社会调查实践的考核形式可以进行创新。在实证研究中，各个研究环节的质量都会影响整体研究成效，因而，对成绩的考核与评审应建立于社会调查的各环节中，而且还应将考核与评审方法标准化，使其具有可操作性，这样的成绩考核评审制度才有效和科学。

根据专业实践教学特点，社会调查实践可以尝试依照社会调查环节，从学生参与社会调查实践的态度、纪律、能力、效果，包括学生本人综合素质和能力的提高和社会调查实践教学成果四方面进行全面综合考核，对课题负责人和课题参与人员形成不同考核内容，采取学生参与考核的方法公开、公平考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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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前社会调查是我国刑事审判制度的新生事物，意在为非监禁刑依法准确适用提供规范支撑，同时又是少年审判程序区别于普通审判程序的一项特色制度。

一、审前社会调查制度的历史沿革及现实内涵

1984年5月，联合国在北京召开的“青少年犯罪与司法”专题专家会议，讨论、修改并确定了《联合国少年司法最低限度标准规则》（又称《北京规则》）。该规则第16条规定，对少年生活的背景和环境或犯罪的条件进行适当的调查。随后，2001年4月12日，为了贯彻《联合国少年司法最低限度标准规则》，最高人民法院颁布了《关于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该规定首次认可审前社会调查制度。其后，按照《刑法修正案（八）》的有关规定及2009年9月2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颁布的《关于在全国试行社区矫正工作的意见》的要求，一些省市陆续颁布了有关审前社会调查的实施办法。2012年新刑诉法明确规定了对未成年人进行社会调查。此前的2007年7月，湖北省率先正式确立了审前社会调查制度。2011年5月23日，福建省社区矫正试行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福建省人民检察院、福建省公安厅、福建省司法厅联合印发了《关于适用非监禁刑审前社会调查的实施办法（试行）》，在我省正式以成文形式确立刑事案件审前社会调查制度。

综合以上制度规定，在省内司法实践中，审前社会调查可分为两类：一类是根据新《刑事诉讼法》第268条规定，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根据情况可以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成长经历、犯罪原因、监护教育等情况进行调查；第二类是根据福建省《关于适用非监禁刑审前社会调查的实施办法（试行）》第2条规定，指县（市、区）司法行政机关接受审判机关的委托，对可能判处管制、缓刑、剥夺政治权利等非监禁刑的被告人的基本情况进行调查分析，向委托人民法院出具《审前社会调查评估报告》的活动。

上述两类调查既有联系又有所区别。一是调查主体，审前社会调查的调查主体为县（市、区）司法行政机关，但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调查主体也可以是公检法本身；二是调查对象，审前社会调查制度的雏形是未成年人社会调查制度，而后延伸至非监禁刑被告人，即审前社会调查的对象为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可能判处管制、缓刑、剥夺政治权利等非监禁刑的成年被告人，两类互有交叉（见图1）；三是调查内容，对于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主要侧重于家庭情况、成长经历、犯罪前生活状况、犯罪原因、监护措施等情况，对于成年可能判处非监禁刑的被告人，则主要侧重是否适用社区矫正。

二、长乐法院审前社会调查制度运行现状

（一）2010-2013年审前社会调查适用人数与适用率的总体情况

2010年-2013年6月，长乐法院（笔者所在单位，以下简称“我院”）共对845名被告人进行了审前社会调查，占犯罪总人数的30.24%。其中2010年适用审前社会调查人数为175人，所占犯罪总人数的比率为26.76%；2011年适用审前社会调查人数为224人，所占犯罪总人数的比率为27.72%；2012年适用审前社会调查人数为288人，所占犯罪总人数的比率为33.1%；2013年适用审前社会调查人数为158人，所占犯罪总人数的比率为34.2%。如图2所示，我院在2010年-2013年6月间，适用审前社会调查人数及适用比率均逐年上升。

而从2012年始，对未成年被告人的审前社会调查力求全覆盖，至2013年，我院实现对未成年被告人审前社会调查率100%。通过审前社会调查进一步核实未成年被告人的身份信息，并获取未成年被告人的犯罪背景与其他量刑考量情节，从而提高对未成年被告人适用刑罚的准确性。

（二）审前社会调查被告人户籍及受委托司法机关地区分布情况

审前社会调查的调查主体与被调查人的户籍有着极大关联。在进行审前社会调查时，司法行政机关多以户籍地为标准考虑是否接收进行审前社会调查（如表1）。本地户籍人员大多能在长乐市进行审前社会调查，并在适用非监禁刑时在本地进行社区矫正，而外地人口即使经常居住地在长乐市，也无法在本地进行审前社会调查，更无法被本地司法行政机关接收进行社区矫正。

（三）适用审前社会调查案件案由分布情况

案由分布广，以我院2012-2013年受理案件为例，共涉及故意伤害、交通肇事、危险驾驶、盗窃、抢劫、抢夺、诈骗、传播物品、贩卖、放火、绑架、组织、等16个案由。但同时，案由又体现出相对集中的特征，依然集中在盗窃等侵财型、故意伤害、交通肇事这三类案由（如图3）。一是该部分案由在我院审理的刑事案件中所占比例大、基数大；二是该部分案由的自身特殊性，如故意伤害案件所造成的伤情多为轻伤，在审理过程中大多数能与被害人达成协议，获取被害人谅解。交通肇事案件因其为过失引发的犯罪，案发后也多能与被害人达成调解。侵财型案件所涉及金额较小，法定刑较轻，适用非监禁刑的比例较大。

（四）审前社会调查案件适用程序情况

2012年我院审前社会调查案件适用程序中，简易程序与普通程序分别占进行审前社会调查案件的40%、60%；2013年简易程序与普通程序分别占进行审前社会调查案件41.38%、58.62%。

（五）审前社会调查委托、反馈及采信情况

若以我院委托本地与外地司法行政机关进行审前社会调查的委托率100%来计，2012年司法行政机关形成调查评估意见书回复给法院的反馈率为88.37%，而对最后是否适用社区矫正，意见采信率为80.15%；2013年反馈率为75%，采信率为67.5%。从委托到反馈再到采信这一流程中，比例逐渐减少。委托后无法反馈比例相对较大，外地无法回复的较本地比例大。另外，反馈后采信率较高。

三、审前社会调查制度运行实践中存在的问题

审前社会调查制度通过三年多的实践，审判机关和司法行政机关都进行了广泛而多层次的探索，在运行中凸显了以下问题：

（一）制度层面的问题

审前社会调查立法相对落后，甚至落后于我国审前社会调查的实践。有法可依是法律运行的基础，但目前针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审前社会调查仅有原则性的法律规定，缺乏配套的制度设计；而对拟适用非监禁刑成年被告人进行审前社会调查的则只有部门规定，尚未全面纳入法律层面，使得该制度在适用中缺乏强有力的保障。一是我国新《刑事诉讼法》第268条及最高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476条虽然有对未成年人进行审前社会调查的相关规定，但其只有原则性规定，缺乏具体性，既没有审前社会调查的程序规定，也没有对调查评估意见书性质的规定及如何适用等的具体规定。二是对于非监禁刑适用审前社会调查制度的相关规定依托仍在两院两部《关于在全国试行社区矫正工作的意见》和2012年关于《社区矫正实施办法》以及省市地区自行拟定的相关规定。

（二）技术操作层面的问题

1.审理期限与调查时间的冲突

基层法院受理的刑事案件中适用简易程序的情况较为普遍。依刑诉法规定，简易程序的结案时间为20日内，对被告人可能被判处3年以上有期徒刑的，可以延长至一个半月。而根据《福建省社区矫正实施细则（试行）》规定，审前社会调查的时限为10天，虽然规定中第18条表明对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案件的，调查评估时间相应减少，但首先该情况下获取的调查结论可能因为时间限制流于形式，其次实践中常有因调查情况复杂或外地人口需要邮寄至户籍地进行调查的情形，其所需时间更长。若因审限限制，导致对外地人员适用非监禁刑限制较大，显然对外口当事人不公平；另则公正与效率无法兼顾，审前社会调查的适用体现了公正，而审限的限制则与效率相挂钩。在顾及公正的情况下可能影响到当庭裁判率甚至是结案率。在我院实践中，因调查时间与审理期限冲突而造成在案件判决前无回复的约占无法反馈总数的40%。

2.外地人口审前社会调查的委托困境

作为经济相对发达地区，我院辖区外口较多，反映在刑事案件中，外口犯罪所占比例较大。2012-2013年，我院审理的刑事案件中，外地人口占总人数63.76%。外地人口因其户籍地与经常居住地的不一致，造成户籍地司法行政机关因其长期不在辖区居住无法进行实质性审前社会调查，而经常居住地司法行政机关又因其经常居住地难以确定和证明，以属外地人员，流动性较大拒绝进行审前社会调查，出现两地司法行政机关互相推诿、法院无所适从的情况。另外，从时间上来说，外地人口如若发回其户籍地进行审前社会调查，就常发生与审理期限相冲突而无法获得最终结论的情况，可能造成对外地人口适用非监禁刑的比例较本地人口低。从程序上来说，根据《福建省社区矫正实施细则（试行）》第24.条规定，在认定经常居住地时需要暂住证、村委会证明或租房协议等方可进行审前社会调查。但在司法实践中，外地人员由于“熟人社会”条件的限制，取得村委会证明的难度较大；或是由于缺乏相关法律知识，未能及时办理暂住证；或是由于流动性大及生活条件限制，无法签订长期租房协议。以上种种都将限制经常居住地的认定，从而无法在经常居住地对外地人口进行审前社会调查。

案例1：2012年5月，我院审理了被告人张某某故意伤害一案。1994年3月出生的张某某，户籍地为福建省霞浦县，因其父母先后出国，其辍学后于2009年开始住在长乐潭头的阿姨家，并在金峰上班。为此，决定在经常居住地进行调查，因被告人张某某居住多年却未曾办理过暂住证，亦无法得到其所在村委会证明，故我院向长乐市司法局出具了一份“关于被告人张某某故意伤害一案委托审前社会调查的说明”，并提交相关材料委托调查。潭头司法所通过走访，却出具了一份无法对被告人作出详细的审前调查的说明报告，并将材料退还至市司法局。后我院只能深入其经常居住地自行开展调查，通过走访村委，对其住所地邻居制作调查笔录，并向被告人打工店的老板了解其情况，最终获得调查结论。这一过程历时一个月多。其调查操作困难性可见一般。

3.审前社会调查报告的定性模糊

新刑诉法及司法解释和两院两部的意见及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等对审前社会调查评估意见书（报告）的性质没有明确规定。审前社会调查结论的属性为何仍有待确认，理论界与实务界均对该结论是否需要进行庭审质证有着不同观点，因此各地做法不同。2012年，长乐市司法行政部门审前社会调查形成文书的名称由“审前社会调查评估报告”变为“审前社会调查评估意见书”。但名称的转变仍无法明确审前社会调查结论的性质。一种观点认为，审前社会调查评估意见书应当作为证据中的鉴定意见或证人证言进行质证。另一种观点认为，审前社会调查评估意见书不属于刑诉法规定的证据类型，仅作为一种参考，因此不需要进行庭审质证。为此，对审前社会调查评估意见书的定性仍在模糊阶段，因此造成对审前社会调查制度适用的可有可无，无法发挥其作用。

4.审前社会调查报告的效力纠结

审前社会调查为法院正确适用非监禁刑提供了重要参考依据，在获取未成年人准确信息方面也有着重要价值，但在司法实践中存在着审前社会调查机关与审判机关对调查报告（意见书）效力问题的不同看法。调查机关普遍认为，若调查结论为适用非监禁刑就可以判处非监禁刑，若结论认为不适用非监禁刑就不能判处非监禁刑，否则不予接收进行社区矫正；审判机关则认为以上做法危害司法独立性，但简单地不予认同，无助于被判处非监禁刑的被告人落实社区矫正措施，也不利于判决的法律效果、社会效果。

案例2：2013年4月，我院受理了被告人周某与毛某（女）罪一案。两被告人系夫妻关系，户籍地均为贵州省惠水县。经审查，被告人毛某在本案中起辅助作用，且其案发后认罪态度好，鉴于被告人毛某尚需抚养两个未成年子女，家中还有两老人，其作为家中唯一的劳动力，综合考量案件被告人的犯罪事实、性质、社会危害程度，有可能对被告人毛某适用非监禁刑。因被告人毛某及其家中老人与子女均长期在长乐工作、生活，我院决定委托长乐市司法局进行审前社会调查，并提交了审前社会委托函、起诉书副本、村委会证明、租房证明等材料，司法局对毛某进行了调查评估后认为鉴于被告人毛某属外地人口，总体情况不稳定，同时所在村委会认为若其实施社区矫正对周围可能会造成不良影响，不同意在本辖区实施社区矫正，故司法局认为被告人毛某适用社区矫正的风险度为高，不适用社区矫正。法院经过审理后对被告人毛某判处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一年。在执行阶段，考虑到被告人毛某的特殊家庭情况，我院积极与司法局进行沟通，建议接收被告人毛某在经常居住地进行社区矫正，但司法局以风险高为由拒绝接收。我院只能将执行材料重新寄至被告人户籍所在地，并告知被告人回户籍所在地进行社区矫正。从具体情况看来，该做法无法做到最优适用社区矫正，不能根据被告人自身情况选择最适合、有利于被告人的社区矫正方案，从另一方面来说或将造成社区矫正措施的无法落实。

四、审前社会调查制度完善构想

（一）构建立法体系，夯实理论基础

1.构建统一又区分的立法体系。统一，即要有一个统领性法律对审前社会调查进行全国性规范，实现审前社会调查制度法律适用的一体化。区分，即要以对象与地区进行区分性立法。从对象上分析，未成年人是一个特殊群体，在实践中越来越重视对未成年人的审前社会调查，因此要将未成年人与成年人审前社会调查进行区分，在未成年人审前社会调查中加入对未成年人家庭情况及其个人信息的调查内容，建立具有特色的针对未成年人的审前社会调查。对未成年人适用审前社会调查的委托函应当区别于拟适用非监禁刑被告人审前社会调查委托函，相应的调查报告内容也应有所区别，要增加对被告人家庭情况的详细资料及教育情况等内容。在刑罚个别化原则的指引下，实现刑罚的个别教育、感化作用。从地区上分析，关于审前社会调查的立法的具体实施可以地区特色为参考，构建适合于各省具体情况的立法体系。

2.实行未成年嫌疑人、被告人审前社会调查全覆盖为更好地兼顾未成年被告人、被害人及社会各方的利益，我国未成年人刑事司法模式应以恢复性司法模式为主、惩罚式司法模式为辅的组合设计。审前社会调查制度同时兼顾了被告人、被害人以及社会其他各方（如村委会）等的利益，根据未成年人相关法律规定，对未成年人的立法方针以“教育、挽救、感化”为主，因此立法时应当加强对未成年人的审前社会调查，在表述时将未成年人审前社会调查的适用由“可以”改为“应当”。从立法上保障对未成年人审前社会调查100%适用率，以支撑未成年人审前社会调查实践，最大程度保障未成年人的权益。

（二）完善调查流程，协调相关制度

1.前置调查启动时间，改变调查启动部门。公安机关较法院与检察机关有着天然的侦查优势，在侦查案件的同时更易获取与被告人相关的各项信息。在实践中常有侦查阶段法定人或亲属均参与调查，但到审理阶段无法联系法定人或亲属的情况。为此，应当将审前社会调查的启动时间前置，建立以公安机关为主，法院、检察机关为辅的审前社会调查程序（见图4）。这样既能有效解决调查时间较长与审理期限紧张之间的冲突，又能保障调查报告的质量，从而与检察机关的附条件不起诉等制度相协调，发挥社会调查的最大作用。

2.建立本地与外地司法局间直接委托关系。公检法部门审查拟适用审前社会调查的外口人员后委托经常居住地司法行政机关进行调查，本地司法行政机关若无法获取准确调查结果，就可直接委托户籍地司法行政机关进行调查，节省返回法院后法院另行委托的时间。这一程序善既有利于保护外口人员的适用非监禁刑的公正性，也有利于调查结论的准确性与及时性。

3.明确调查意见性质，发挥量刑辅助功能。从证据的概念上来看，审前社会调查报告不是证明案件事实的材料，因此不能作为证据；从报告的形成方式来看，意见书掺杂着调查人员与参与调查人员极大的主观性，在实践中较大成分存在因调查人员与被调查人员家属之间的人情关系，换取法院判处非监禁刑的可能。为防止造成调查人员权力寻租现象，审前社会调查评估意见书也不适宜作为与案件相关的证据。在立法中，应当明确其“参考”性质，充分肯定其在适用刑罚上的“酌定”作用。

（三）借鉴域外经验的理想社会调查模式

篇(6)

在刑事诉讼中，由于定罪问题与量刑问题之间存在逻辑上的先后关系，因此本文拟以被告人是否认罪为标准，将量刑阶段与定罪阶段的关系二元化——定罪阶段与量刑阶段的分离模式与合一模式。前者是指在被告人不认罪的案件中，定罪问题与量刑问题在程序上分开进行，在确定被告人的行为已经构成犯罪以后，再进入量刑阶段；后者是指在被告人认罪的案件中，定罪问题与量刑问题在同一程序中有序进行。

（一）定罪阶段与量刑阶段分离模式

在被告人不认罪的案件中，将量刑阶段从定罪阶段分离出来的依据是刑事诉讼中的无罪推定原则。无罪推定作为刑事诉讼的基本原则，其基本含义是任何人在被法院依法确定有罪之前，应被推定为无罪的人。在被告人被依法确定有罪之前，显然没有必要也不宜关注被告人的量刑问题。在这类案件中，将量刑问题从定罪中分离出来的必要性主要体现在。1.维护被告人合法权益的需要。在被告人不认罪的案件中，庭审时被告方的活动主要是围绕“被告人无罪”这一中心议题进行的，其主要精力也是放在证明被告人无罪的各种证据的调查和搜集上。而在此种情形下要求辩方再去进行仅与量刑有关的事实调查与辩护活动，不免强人所难。2.正确定罪的需要。在被告人不认罪的案件中，将量刑阶段与定罪阶段分开，有助于防止审判法官因为事先接触量刑事实（如品格事实、前科事实等）而形成不利于被告人的偏见，进而影响定罪。

在被告人不认罪的案件中，量刑阶段独立于定罪阶段的具体设想为：首先，定罪阶段。主要步骤和方法如下。1.在控诉方宣读起诉书（状）之前，审判长宣告庭审围绕起诉书中指控的犯罪事实是否存在以及指控的罪名是否成立进行。2.在法庭调查和法庭辩论程序中，审判长指挥控辩双方就起诉书（状）中指控的犯罪事实和罪名进行举证、质证和辩论，对于与犯罪无关的事实和事实（如被告人的前科问题、被告人的品格问题等），应制止双方在这一阶段提出。3.在被告人最后陈述阶段，审判法官应提示被告人就自己是否承认起诉书（状）中指控的犯罪事实和罪名进行陈述。4.在法庭评议阶段，如果合议庭确定被告人的行为构成犯罪，则案件进入量刑阶段；① 如果合议庭认为被告人的行为不构成犯罪，则可以当庭宣告被告人无罪；如果合议庭认为案件性质重大、复杂而难以做出决断的，由合议庭提请院长决定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其次，量刑阶段。具体步骤和方法如下。1.在重新开庭后，法庭组织控辩双方围绕量刑事实和量刑主张进行举证、质证和辩论。在这一程序中，允许控辩双方使用品格事实和前科事实等，双方还可以直接引用在定罪阶段查明的事实。2.被告人最后陈述。在法庭辩论终结后。审判法官应提示被告人就量刑问题作最后陈述。3.法庭评议。在法庭评议阶段，合议庭应当对以下问题分别进行评议：有利于被告人或者不利于被告人的量刑事实是否存在，上述事实如果存在的话，如何影响量刑结果。4.宣告量刑结果，并说明量刑理由。

（二）定罪阶段与量刑阶段合一模式

在我国刑事诉讼中，定罪阶段与量刑阶段合一模式适用于以下三种情形：一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司法部《关于适用简易程序审理公诉案件的若干意见》的规定，可以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被告人认罪案件；二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司法部《关于适用普通程序审理“被告人认罪案件”的若干意见（试行）》的规定，可以适用“普通程序简易审”审理的被告人认罪案件；三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司法部《关于适用简易程序审理公诉案件的若干意见》和《关于适用普通程序审理“被告人认罪案件”的若干意见（试行）》的规定，不能适用“简易程序”或“普通程序简易审”进行审理的被告人认罪案件。②

在上述案件中，由于控辩双方在有罪问题上已经没有争议，因此，为了提高诉讼效率，法庭审理中可以将对有罪问题的确认与量刑问题的调查放在同一程序中进行，以节约司法资源。应当注意的是，在这类案件的诉讼程序中，审判人员在法庭调查开始之前，应当询问被告人是否自愿认罪，并告知被告人认罪的下述后果，即法庭将直接按检察机关指控的罪名定罪；法庭审理主要围绕量刑问题进行；对被告人可以酌定从轻处罚。如果被告人明确表示自愿认罪并接受认罪的结果，法庭审理按定罪与量刑阶段合一模式进行；如果被告人表示不认罪，则案件适用定罪与量刑阶段分开模式进行。

二、量刑程序的参与主体及其作用

从当今世界各主要国家刑事立法与司法的发展趋势来看，参与到量刑程序中的主体除了传统的控、辩、审三方外，被害人以及其他主体也参与到量刑程序中来并在量刑过程中也发挥着积极作用。

（一）控、辩、审三方在量刑程序中的地位和作用

在刑事诉讼中，控、辩、审三方在量刑程序中的主要作用分别是：控诉方提出量刑事实和证据，提出量刑建议，③并反驳被告方的不合理主张；被告方除了反驳控诉方提出的量刑事实和量刑建议外，有权提出有利于己的量刑事实和量刑建议；审判法庭在听取控辩双方的量刑意见和理由的基础上，综合考量各种量刑因素，并做出量刑判决。

（二）被害人在量刑程序中的作用

被害人作为犯罪行为的直接受害者，对被告人的定罪和量刑问题自然十分关注。④ 受刑事被害人人权保障这一国际潮流的影响，近年来世界各主要国家都开始强调被害人在量刑阶段的参与权问题，被害人的量刑意见也逐渐受到重视。⑤ 近年来我国实践部门倡导的“刑事和解”以及“刑事被害人国家救助”等做法也正是刑事司法关注被害人利益的体现。

允许被害人参与量刑阶段并发表量刑意见是诉讼民主与进步的一个重要体现。这是因为：首先，允许被害人参与量刑阶段是对被害人诉讼主体地位的肯定，这种参与使得被害人有机会将其所受到的伤害宣泄出来，从而有助于被害人心理创伤的平复。其次，被害人参与量刑阶段有助于审判法官全面认识被告人罪行的严重程度，从而有助于公正的适用刑罚；也有助于被告人意识到自己的行为给被害人造成的严重后果，从而帮助被告人悔过自新。

在我国，要强调并发挥被害人在量刑程序中的作用。应注意解决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1.保障被害人的程序参与权。例如，审判法庭在量刑开始前应告知被害人开庭的时间、地点，并告知其有权参加庭审，陈述受害事实，发表量刑意见；2.在审判过程中应听取被害人陈述量刑事实和量刑意见；3.如果被害人提出不同于检察机关的量刑意见的，裁判文书中应当说明是否采纳其主张；如果不采纳的话，应当说明理由。

（三）特定社会主体在量刑阶段的作用

犯罪人是生活在特定社会环境中、实施了犯罪行为的社会人，犯罪行为不仅侵害了被害人的权益，还破坏了正常的社会秩序（这也是刑事案件由公诉机关以国家的名义提起公诉的最主要原因），因此，被害人和社会都有权利参与量刑程序。而且，社会对犯罪的关注不仅仅表现为犯罪行为的惩罚，还体现在对犯罪人的改造和教育、挽救，使其能够顺利地重归社会等方面。因此，要准确反映犯罪对社会造成的危害以及社会对个案被告人的量刑态度，还应当注意听取来自社会的反映。当前，英美法国家奉行的“量刑前报告”以及大陆法国家的“被告人人格调查”等都是司法倾听社会声音、反映民意，保障量刑公正的一个重要渠道。

在我国，已经在刑事司法实践中推行并获得广泛赞同的针对青少年犯罪的“社会调查员”制度实际上也是社会介入量刑过程的一个重要体现。⑥ 此外，“社会调查报告”也开始适用于其他案件中，如北京市丰台区法院于2007年4月首次尝试将社会调查报告引入成年人的量刑程序中，由法院委托被告人所在地的司法所进行调查并根据调查结果出具关于被告人一贯表现的“社会调查报告”，以作为法院量刑的参考。⑦

在我国现阶段，量刑前调查报告的适用应注意以下问题。一是量刑前调查报告的制作主体和内容，即哪些主体有权委托进行社会调查报告，哪些主体有权接受委托进行社会调查报告，社会调查的范围和内容如何界定；二是社会调查报告的法律地位。由于我国现有刑事诉讼立法并没有对此问题作出规定，因此，在使用调查报告时，应当首先解决其在法律上的地位问题。三是调查报告的具体运用。如量刑前调查报告适用于哪些案件，何时委托调查报告，何时提交调查报告，如何对调查报告的内容进行质证等。⑧

三、量刑程序中的证明问题

（一）量刑程序中的证明对象——量刑事实

本文对量刑事实按以下标准进行划分，即首先以是否有利被告人为标准，将其分为两大类——罪重事实和罪轻事实，然后在此基础上，将量刑事实区分为行为危害性事实和人身危险性事实。⑨

篇(7)

【关键词】社会调查方案科学性

选题科学性的评判

在选题阶段，研究者的主要任务是提出研究课题，确定研究题目。课题和题目一经确定，就构划出了研究的领域和方向，而选题是否恰当则决定研究结果的科学性和意义。题目选得合适、选得好，可以花费较小的力量取得较大的成功，为社会发展和社会学理论的建设做出较大的贡献，否则会半途而废或劳而无功。选题常常受众多因素的影响，一般说来选题要考虑到进行这一课题研究的必要性和可能性。

必要性是指社会迫切需要进行这一课题的研究，这一研究有益于社会的发展。在当前情况下，研究者应选择那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迫切需要解决的课题进行研究。如果可供选择的题目较多，则要按照社会需要的急迫程度、研究条件、个人兴趣选定题目。

可能性即进行该研究的可能性，是指客观条件（包括人力、物力、财力、社会环境等）是否容许对该课题进行研究。如果客观条件不允许，即没有获得资料的可能性，再好的研究课题也是枉然。因此，较大的研究课题一般要进行可行性研究。

除此之外，评判选题的科学性时还应注意以下几点：

题目切忌太泛太大。人们都希望通过调查研究解决重大的社会问题，如果条件许可，这当然是可取的。但是在客观条件不具备的情况下，过于庞大、过于宽泛的研究课题往往造成研究的浮浅，从而达不到预想的结果。其实，研究的成功与否不在于题目的大小，只要选题准确，较小的题目也会取得较大的成功。这一点，尤其应该引起青年研究者的注意。

选题时应充分占有资料，做足案头工作，了解该题目的研究状况，寻找好“突破口”进行预测，是否已站在了该课题的前沿或最前沿。否则，辛苦所做的课题尚达不到前人的水平，岂不是巨大的浪费？

计划阶段科学性的评判

周密的计划、充分的准备是调查研究得以顺利进行的必要保证。一项科学与合理的社会调查方案，在计划阶段要做好以下几项工作：

1、是否提出了合理的研究假设。研究假设是建立在对研究对象的局部的、感性认识之上的某种判断。由于这种假设不是对研究对象的整体的、本质的认识，所以只是一种理论假说，它有待于通过调查研究来证明。假设有描述性假设、解释性假设、预测性假设三种形式。如果一个假设能够明确地说明社会变量之间的关系，则它就更有价值，因为这是对社会现象的更深刻认识。研究假设可以用语言、函数关系式和其他形式来表达。在提出某种研究假设时应遵循下述原则：（1）假设不能与已有的资料相矛盾；（2）假设力求简短、明显、准确；（3）假设不应包括未被解释的概念；（4）假设没有逻辑上的矛盾。研究假设不是凭空捏造，而是对研究对象初步认识的概括。假设一经提出，以后的工作就变成为检验这一假设而努力了。

2、理论解释是否准确。理论解释是指对提出的研究假设进行理论上的说明和解释。假设是由两个或几个概念构成的命题。概念是对某种现象的抽象和概括，它属于抽象层。理论解释就是要明确概念，讲清楚其内涵和外延，把假设中的抽象概念变为经验层的具体概念。

3、拟定调查提纲。拟定调查提纲是一个把调查内容条理化、具体化的过程。其功能是指出为了说明概念、进而检验假设要收集那些方面的资料。调查提纲有粗有细，较细的调查提纲可为制定调查表打下较好的基础。

4、设计调查表（问卷）是否科学。调查表是用来收集资料的表格。如果表中问题采用问答式，则称为问卷。它是调查提纲所提问题的进一步条理花、具体化。它最后具体确定了该调查研究收集哪些具体资料。调查表和问卷是大规模调查必用的收集资料的工具。从调查提纲到设计成调查表和问卷，中间有一个设计指标的过程。只有设计出科学的调查表和问卷，才能得到真实的资料。

5、是否制定了切实可行的研究组织计划。较大规模的社会学调查研究必须细致、认真地作好实地调查前的组织工作，这些组织工作包括：（1）筹措经费，以备调查研究所必须的各种支出。（2）选训调查员。为了使较大规模的调查研究在短时间内完成，往往需要选用一批调查员。为了尽可能减少由于聘用调查员所带来的误差，必须严格选择和培训合格的调查员。入选标准一般考虑性格、工作作风、文化水平、责任心等因素。培训调查员主要包括向调查员讲解调查目的、讲解调查表或问卷内容、讲解调查纪律、进行模拟访问调查等内容。（3）在调查所及的地区和单位宣传该项调查研究的意义，求得有关领导机关和被调查对象的支持，以确保调查研究的顺利进行。（4）合理配备人员、安排好调查研究的进程。

实施阶段科学性的评判

一项社会调查的实施阶段包括收集资料、整理资料两项内容。它是研究者直接或间接同被研究对象接触，向被研究对象索取资料的过程。因此，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这是整个研究最关键的阶段。对此阶段科学性的评判，主要看调查方案中对资料的收集和整理是否有具体可行的保障措施。

1、资料的收集。收集资料是调查研究者按照调查提纲、调查表或问卷向被调查者全面收集相关资料的过程。对这一过程设计科学性的评判主要看设计能否保证收集资料的真实性。

2、资料的整理。通过实地调查收集到的资料是原始资料，必须经过整理才能用来分析研究。原始资料可分为文字资料和数字资料，两种资料的整理应完成下列一些工作。

（1）文字资料的整理。文字资料包括座谈会的记录、开放式问卷的答案。整理文字资料时要做以下工作：第一，审查补充，即看资料是否完整、明确，并辨别资料的可靠程度。第二，摘要，即把其精华之处提取出来。第三，归纳分类，即按调查提纲、或依专题等将资料归类。第四，编整加注，即对各类材料统一编排修整，做出初步总结。总之，文字资料的整理是一个“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过程，其基本要求是真实、具体、简明、扼要。

（2）数字资料的整理。现代化调查研究得到的将是大量数字资料。在整理数字资料时要做好校订和编码工作。校订工作包括检查研究对象、所得资料是否有遗漏之处；检查资料有无错填之处；检查度量衡单位是否划一；检查答案之间是否有明显的逻辑错误；判断资料的真实性和可信性。编码工作首先对所有调查表（问卷）编码，再对经过分类排列的问题逐一编码，最后对每一问题的全部选择性答案排列编号。编码也可在设计调查或问卷时进行。需要较多编码的要搞编码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