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典文学总集精品(七篇)

序论：写作是一种深度的自我表达。它要求我们深入探索自己的思想和情感，挖掘那些隐藏在内心深处的真相，好投稿为您带来了七篇古典文学总集范文，愿它们成为您写作过程中的灵感催化剂，助力您的创作。

篇(1)

1古典文学作品为传统医学提供传播载体

上古之人，对于自然、社会和人的认识，还没有形成理性意识，文化呈现原始综合态势，这种态势成为古代孕育各门知识最初的摇篮，中国传统医学与古典文学的融通关系就是在这种原始态势的影响下孕育起来的。当传统医学还没有从原始综合文化体分离出之前，最早的文学样式民歌、民谣，就已经成为医学的重要文字传播载体。成书于西周到春秋中期的中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可谓是一部以诗传医的早期佳作。《诗经》汇有诗歌305篇，从不同角度反映了西周初期至春秋中叶的社会生活，也较广泛地记录了阴阳、五行、脏腑、疾病、药物、治疗、保健等医学内容。《诗经》记录各种花草约有149种，可以作为药物的约60种，如芣苢，即车前子;蝱，即贝母。其中木本药物约20种，如桐、柏、梨、槐等;虫类药物约90种，如蟾蜍、虿(全蝎)、蛇等。《诗经》对疾病也有了广泛的认识和记录。如《国风•卷脉唯从肉上行，如循榆荚似毛轻，三秋得命知无恙，久病逢之却可惊”［2］，短短四句把浮脉的脉位、脉象、临床意义表述得很清晰。采用歌赋体裁用以解说中医药知识，使诗歌和医理互融，于是枯燥的医学知识变得容易理解和掌握。历史上许多医学古籍本身就是有重要文学价值的作品。当我们阅读这些中医古籍时，体验到的是林间漫步的怡然，以及与智慧和自然对话的深邃。譬如现存中国古代第一部经典医著《黄帝内经》就是以对话文学为体裁编撰的，其开篇“上古之人，其知道者，法于阴阳，和于术数，饮食有节，起居有常，不忘劳作，故能形与神俱，而能终其天年，度百岁乃去”，用古典文学浪漫主义手法陈述了传统医学天人感应，阴阳合一的医道。

2古典文学作品蕴涵传统医学知识

自《诗经》以来，中国古典文学创作中涉医内容丰富，几乎涉及中医药各方面的知识。举凡疾病诊疗、中草药知识、针灸，乃至气功、养生之道等等，无一不在古代文学中得到充分的描写。中国古代的士大夫文人大多通晓医道，有些人还亲身从事过医药实践。由于具备医药的知识背景和人生经历，因此他们创作的作品中的医药内容，往往有科学或经验的依据，真实可信。先秦时期《左传》、《庄子》、《吕氏春秋》等书都可见到不少医药寓言故事。在《三国演义》、《金瓶梅》、《红楼梦》、《醒世姻缘传》、《老残游记》等名著中所包含的丰富的医学思想更是举世罕见。罗贯中的《三国演义》就曾多次借用书中人物之口，描写了刘备的痢疾，姜维的心绞痛，司马昭的中风，曹操的头疼等等。文学对医学知识的灵活运用，反映出不同时期医学思想在市井的普及情况，也使得文学作品更加再现了生活的真实性。小说《镜花缘》写了17个医方，或为作者李汝珍所自拟，或为民间验方，都有一定的参考价值。清代医家陆以湉《冷庐杂识》［3］尝谓:“《镜花缘》说部征引浩博，所载单方，以之治病辄效。”有人作过统计［4］，《红楼梦》涉及疾病114种，方剂45个，药物约120种，书中用大量笔墨描述了弱不禁风的林黛玉的病情和诊断过程，“两弯似蹙非蹙柳叶眉，一双似情非情含情目”的林妹妹在中医看来就是肺肾阴虚。这些有关疾病医疗的描写，不仅从一个侧面着实形象地反映了黛玉的性格和命运，也生动阐述了大量的医理，推动着性格与情节的发展。有的情节甚至直接表达出了作者的医学观点和见解。书中八十三回描述了贾府保健医生王太医给林黛玉的诊疗过程:“六脉弦迟，素由积郁。左寸无力，心气已衰。关脉独洪，肝邪偏旺。木气不能疏达，势必上侵脾土，饮食无味，甚至胜所不胜，肺金定受其殃。”一部《红楼梦》就有如此丰富的医药内容，由一斑而窥全豹，可见中国古典文学作品中所蕴涵的医学知识之宏富了。传统医药素材丰富了古典文学的内涵，为古典文学注入了活力，提升了古典文学的社会价值，成为传统医学与古典文学融织的结晶。与此同时，中国古典文学所反映的丰富的医学素材，实质也反映出现实生活中传统医学的丰富内容，可以看到传统医学对人们防病治病、养生保健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为中华民族的繁衍兴盛所做出的贡献。同时也体现了传统医学广泛地浸透到不同时代人们日常生活的各个领域，深刻地影响着中华民族的思想、心理、行为和风尚。

3传统医学作品承载文化内涵

在中国古代，文学是医学的基础，是习医者必备的文化素养，历代名医无不运用文学来编纂和撰著，以阐明医理。中医学很多宝藏，都保存在历代文献里，通过书面语言保留下来。医学家没有一定的文学水平便不能很好地把它继承下来，更谈不到整理、提高、发扬。可以说凡医学之有成者，无不娴熟于文学，只有这样才能够通过优美的文字语言，促进医学的发展。中医家历来将文、史、哲作为治学的基础，没有这个基础，是很难深刻领悟医道的。清代医家陆以湉［5］说:“医非博物不能治疑难之症。”明代李梃在《医学入门•习医规格》写道:“盖医出于儒”，正说明文学为医学家构筑文化底蕴，文学可以帮助医学家加深对“人”的体验，对人的社会性的认识。医儒不分，由儒而医，是中国古代普遍存在的一种文化现象。纵观中医发展史上，不少著名医家是从饱读经书的秀才走上医学道路的，在中医史上，医学家兼通医学与文学是十分普遍的事情，而集医、文、史、哲之大成者，不乏其人，如被称为“中医针灸学之祖”的魏晋著名学者皇甫谧，在文史方面很有成就，写有《帝王世纪》、《高士传》等文史著作，后因病中年瘫痪，愤而学医，所撰《针灸甲乙经》成为针灸学奠基作之一。在这样一部医学巨著里，我们可以窥视到他的哲学观点，他在《针灸甲乙经•精神五脏论》［6］中指出:“天之在我者德也，地之在我者气也，德流气薄而生也。”体现了气是构成万物生命的根源这一哲学观点。东晋著名医学家葛洪精通文学和哲学，他的文学代表作古记小说集《西京杂记》被鲁迅先生称为“意绪秀异，文笔客观”。而他的著名理论著作《抱朴子》是研究我国晋代以前道教史及思想史的宝贵材料，这部著作不仅论述了神仙、炼丹、符箓等道家思想，其中如《抱朴子内篇•仙药》中对许多药用植物的形态特征、生长习性、主要产地、入药部分及治病作用等，均作了详细的记载和说明，对我国后世医药学的发展更是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北宋范仲淹倡导“不为良相，当为良医”的人生理想，曾对一部分文人的人生观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事实上有不少文人学士皆通医道。如白居易、苏轼、司马光、沈括、陆游、元好问、蒲松龄、刘鹗等文学家虽不以医名世，他们皆有关于医学的论作。以博学和才情著称的苏轼，就曾写有《人参》［8］一诗:“上党天下脊，辽东真井底。玄泉倾海腴，白露洒天醴。灵苗此孕毓，肩股或具体。移根到罗浮，越水灌清泚。地殊风雨隔，臭味终祖祢。青桠缀紫萼，圆实堕红米。穷年生意足，黄土手自启。上药无炮制，龁齧尽根柢。开心定魂魄，忧恚何足洗?糜身辅吾生，既食首重稽。”诗中生动地描绘了它的形态、特性，介绍其服法和功用。文、医皆通的东坡居士，将诗兴与学识及人生感悟熔为一炉。文学家把在文学中关注生命，崇尚生命的思想转向对医学思想的审视。医学家通过文学艺术来体验病痛、孤寂和疾病的可怕，通过文学作品了解诸如人们抵抗病痛时个人和社会的反应，了解不同的人以及他们在不同的背景下的心理、思想和情绪，从而加深对人的认识。可以说古典文学奠定了医学家坚实的生活基础，提供了丰富的知识储备，使得传统的医学著作有不少都具有相当高的文学性。

篇(2)

A.记录孟子言行的儒家著作《孟子》，常于从容谈论之间引喻取比，意思精到，“揠苗助长”的故事尤为生动，广为后人传诵。

B.《韩非子》为先秦法家的代表著作，书中保存了不少寓言故事作为论证材料，形象生动，趣味浓厚，如“守株待兔”“滥竽充数”“刻舟求剑”等都有深刻的教育意义。

C.我国地理学名著《山海经》，因其保存了大量远古神话传说，被誉为中国古代神话的渊源。这些神话又可以看作古代小说的萌芽，故又被称为“古今志怪之祖”和“小说之祖”。

D.《淮南子》为杂家著作，其中保存的上古神话传说，一定程度反映了古代社会的面貌和人民群众的愿望，如《女娲补天》显示了古代劳动人民改造自然的斗争和理想。

2.下列有关文学常识的表述错误的一项是（ ）

A.西晋史学家陈寿所著的《三国志》，成书早于范晔的《后汉书》，后人因为推重陈寿的史学与文笔，于《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史外，加上《三国志》，合称为“前四史”。

B.陶渊明，名潜，字元亮，世称靖节先生。他的作品《桃花源记（并序）》描绘了一幅没有剥削的社会图景，反映了古代农民的愿望与要求，是现实主义描写与浪漫主义精神结合的典范之作。

C.《玉台新咏》是南朝徐陵所编的一部诗歌总集，其中的《木兰诗》为我国最杰出的民间叙事诗。

D.南朝梁代刘勰所著的《文心雕龙》，全面总结了前代文学，把文学理论批评推向新的阶段，成为我国文学批评史上杰出的理论巨著。

3.下列各项对作品故事情节的叙述，不正确的两项是（ ）

A.觉慧说服了姑妈张太太，让躲在同学家的觉民与琴见了面。两个饱受相思之苦的情人见面后，抱头痛哭，诉说着别后的思念。（《家》）

B.吴荪甫对屠维岳委以重任，并派车送他回厂，但又对他浪漫颓废的作风很不满意，就打电话给莫干丞命令其暗中监视屠维岳。（《子夜》）

C.克洛德告诉爱斯梅拉达在目睹对她的用刑时，他用藏在教士服下面的匕首一刀刀割自己的胸膛，他还掀开教士服，让她看伤口。（《巴黎圣母院》）

D.马斯洛娃被判刑后，聂赫留朵夫便想退掉大宅子，把佣人都打发了，自己搬到旅馆去住，但由于女管家一再劝说，他放弃了这种想法。（《复活》）

E.查理觉得咖啡太苦想加些糖，尽管父亲霹雳般的目光瞪着她，使她惊慌到心都碎了，但欧也妮还是把父亲藏起的糖碟子重新拿来放上桌子。（《欧也妮・葛朗台》）

4.根据上联“身残志坚，保尔唱响生命曲”（《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选出合适的下联是（ ）

A.沉稳机智，诸葛亮草船借箭（《三国演义》）

B.拨草寻蛇，林冲棒打洪教头（《水浒传》）

C.不知所措，刘姥姥进大观园（《红楼梦》）

D.眼明心亮，悟空识破白骨精（《西游记》）

5.“字字写来都是血，十年辛苦不寻常”和“文不甚深，言不甚俗”分别讲的是中国古典文学中的

和 。

6.阅读下面的《三国演义》选段，回答问题。

孔明曰：“如雄师到日，即当远接犒劳。”鲁肃暗喜，宴罢辞回。玄德问孔明曰：“此是何意？”孔明大笑曰：“周瑜死日近矣！这等计策，小儿也瞒不过！”

“这等计策”的主要内容是什么？结果怎样？

答：

7.阅读下面的《红楼梦》选段，回答问题。

“我是横了心的，当着众人在这里，我这一辈子莫说是‘宝玉’，便是‘宝金’‘宝银’‘宝天王’‘宝皇帝’，横竖不嫁人就完了！就是老太太逼着我，我一刀抹死了，也不能从命！”

这是谁说的话？她因为何事而说此话？她的最终结局是怎样的？

答：

8.对联是我国灿烂文化史上的一株奇葩，有“诗中之诗”的美称。请根据给定的上联，从白鹤梁、石宝寨、太白岩、张飞庙、神女峰中任选一景为对象，补写出下联。

篇(3)

关键词:枫桥夜泊;古典诗词艺术歌曲;旋律风格; 演唱技巧

中国古典诗词艺术歌曲是中国古诗词与西方艺术歌曲形式相结合的声乐体裁,其显著特征是歌词均源自中国古典诗词,通过古诗、音乐、人声的结合,充分展示古诗优美韵律和语言魅力,它逐渐从对欧洲乐派艺术歌曲的借鉴中独立一家,充分发挥古诗词与中国特有五声调式之韵味,以其独特的艺术魅力对社会文化生活及现代音乐创作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一、《枫桥夜泊》之意境

《枫桥夜泊》由我国著名作曲家黎英海先生以唐代诗人张继的同名诗为词所作。张继,唐朝不第书生,本诗作于作者科场失利返乡途中,因此诗中字句都流露出幽幽的失落惆怅之情。他生平所著不丰,唯有《枫桥夜泊》流传甚广。“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短短四句寓情于景,情景交融,诗意浓厚。诗中对江南深秋月夜的细致刻画,使人眼前不觉呈现出渔火缀江面,枫叶伴客船的画面,由此从有限的画面中延伸出悠长的韵味和无穷的美感。首句以“月落乌啼”为诗头,有声有色有情,夜月东升,乌鹊哀鸣,伴着充盈天地的霜气,为这深秋之夜洒下丝丝凉意,作者也触景生情,不免“愁”由心生,江风拂叶,渔火点点,勾起对故土的思念,可面对一片迷茫的前途,诗人心中怎一个愁字了得。正当此时,“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正是这寒山秋叶对孤舟,诗人聆听钟声阵阵,从之前的入境到“到客船”渐远的出境,也是此诗对人超越自身而达于超脱的彼岸世界之哲学高度的提升。此诗看似写景,却寓意深刻,将诗人主体的感官世界、情绪世界与自然、人世和超然的宗教世界完美融合,使本诗本曲本作者的意境由此升华。

二、《枫桥夜泊》之音乐

《枫桥夜泊》在音乐上大致有以下特点:首先,从歌曲结构上讲为带附属前奏、尾声的单二部曲式。作曲采用了中国雅乐七声调式,华彩乐段又采用了传统的六声调式:宫、商、角、徵、羽、闰的音阶排列方式,运用音乐中传统的起、承、转、合式,使音乐在含蓄中绽放着中国古典民族色彩。其次,歌曲创作在极大程度上保留了中国古代音乐风格特点的同时仍然有现代音乐元素的体现,例如歌曲中大量的半音行进和旋律半音回旋,频繁转换调性使音乐的色彩丰富异常,这些元素的运用在当时中国声乐作品中并不多见,因此也为《枫桥夜泊》典型的中国古典音乐的风格定调,使其在同时期作品乃至今日都大放异彩。

值得一提的是《枫桥夜泊》的伴奏;众所周知,歌曲的钢琴伴奏对于作品也有着决定性的因素。本曲的伴奏与旋律融为一体,切合得恰当好处,准确地表达了歌词的情绪和意境。钢琴对主旋律的模仿、对比交织在一起,将诗人凄凉悲愤的心情表达得淋漓尽致。伴奏每一小节都以色彩虚无缥缈的纯五度和弦为始,声声相扣,犹若夜半钟声敲打于心。陈鹏年在《歌曲写作技法》中分析黎英海《枫桥夜泊》写道:“《枫桥夜泊》这首歌是用立体的手法来写作的。引子开始低音层用五度音奏出模仿式的、缓慢的、从弱到中强的钟声,以后每个小节都有,贯穿全曲,直至消失。钟声成为全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手法十分巧妙、自然。”而以往为该诗谱曲的作者“到了第三句唱出‘姑苏城外寒山寺’后才出现几次钟声,以引出‘夜半钟声到客船’这种手法虽不能说不好,但未将钟声成为艺术构思的组成部分难免有插标签之嫌。”在本曲中的伴奏部分对古寺钟声的模仿演奏亦为本曲重要的音乐特征。

三、《枫桥夜泊》之吟唱

《枫桥夜泊》从整体情感上把握,应当主要突出“愁”字,惆怅的情绪也是全曲的感情基调。琴声起,由远而近,空灵悠远,五度和旋模仿钟声阵阵,作品每句词都以二度或三度的长波音结束,提示歌者应当以弱声吟唱的方式完成句末,犹如内心悲诉。首句“月落乌啼”声色俱备,其中尤其以“落”、“乌”二字倾注悲苦之情,“霜满天”则为本句重点,与前一个音形成八度关系,尤见寒苦之意。“江枫渔火”的出现,似乎在那一江落寞中,诗人渴望借此景得到一丝的平静,情绪和音域上也与前句形成对比,呈现回落趋势;可是看着这秋枫片片、渔火点点,却只能“对愁眠”。正当愁思万缕时,忽听“姑苏城外”的寺庙里传来阵阵钟声;在这钟声中,客船也到达了彼岸,这时随着音乐的平静,预示着诗人内心的升华,渐渐由入境至出境,闻钟声观离人过客恍若隔世,而在“到客船”的反复吟唱时,歌者情绪有着细微的变化,因此在演唱的同时声音由近及远,仿佛随着离人慢慢消失在这茫茫雾色之中。本曲有一处妙笔,即为每一句词都有二度或三度的音程伴随长波音的出现,呈现空灵之象,因此对歌者气息、技巧、情绪表达都有相当高的要求。在末句出现的时候,歌者应当以犹若浮丝的弱声加以吟唱法,以体现古诗词特有的韵味,给人余音绕梁之感。笔者认为实际上,本曲中吟唱部分的表达方式可以追溯到中国西周,从中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开始,古代的诗歌最初的形式皆为口头传唱,相当于我们现代的歌词;因为当时诗歌主要在民间流传,而民间音乐尚未成熟,因此更无规整的调式调性之说,于是古时的诗歌曲调比较生涩;随着中国封建社会的发展,音乐和诗歌独为一家,但音乐中的唱词仍然是诗词内容,而当时诗人在诵读作品时受到过去传唱诗歌的影响,仍然是半歌半诵,因此“吟唱之法”便应运而生;吟唱的方式在众多中国古代戏曲中也有其元素的存在,譬如京剧的拖腔。本曲中之所以运用如此之多的吟唱方式,一方面使歌者运用技巧更加完美的在声乐作品中展现,另一方面运用古代吟诵之腔,诗中有歌,歌中有诗,以一种古典的方式表达本诗的意境与情感,可谓点睛之笔,同时也使本曲有着与传统中国艺术歌曲不同的音韵之美,由此展示了中国古典诗词艺术歌曲的独特魅力。

中国古典诗词是中华民族文学史上一株绚丽的奇葩,数千年来,它以简练的语言、高远的意境、丰富的内涵,传达着中国特有的文化底蕴。从音乐创作上讲,古典诗词激发了无数作曲家的创作灵感,由此写下了经久不衰的作品。这些具有中国古典韵味的艺术歌曲至今仍是艺术歌曲创作领域的精品之作。时至今日,越来越多的作曲家受前人启发将目光投向了古典文学的歌曲创作,那些传颂千年的古诗词成作曲家在创作生涯中不竭的源泉。我们相信,如《枫桥夜泊》一样,中国古典诗词艺术歌曲将随着国家文化的进一步发展,在中国音乐文化史上大放异彩!

参考文献

[1]汪毓和.《中国近现代音乐史》[M].人民音乐出版社,1994年版.

[2]梁茂春.《中国近现代音乐史提要》[J].中央音乐学院学报,1985,1:2.3.

篇(4)

关键词：国学；古诗词歌曲；声乐教学；通识教育课程

国学，是指以儒家思想为主体的中华传统文化与学术，涵盖历史、哲学、天文、地理、政治、经济、军事、术数、医学、星相乃至音乐、戏曲、书画、建筑、舞蹈等艺术范畴。中国古诗词歌曲是国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从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流传至今至少已有2500多年的历史，每个历史时期都留下了古诗词歌曲的遗韵。这些古诗词歌曲不仅体现了中华民族不同时期的音乐审美意识，而且活态化地展示了儒家音乐美学思想，是中华文化中的音乐瑰宝。教育是人类文化延续最主要的渠道，尤其是高等教育能够对文化进行过滤和整合，将本民族文化中最有价值的精髓进行保存和传承，使之生生不息、代代相传。因而，在高校音乐教育领域弘扬国学，在高校音乐教学中重视中国古诗词歌曲的教学与研究，应是我们无可推卸的文化担当。

一、古曲渐息——古诗词歌曲教学的现状

迄今为止，国内高教领域仅有中国音乐学院在2007年成立了“中国古典诗词歌曲研究中心”，并开设了由本科至研究生的“中国古典诗词歌曲教学”。这大概是我国唯一冠以“古典诗词歌曲研究”的学术机构，也是唯一开设了古典诗词歌曲专业的音乐院校（此处的“古典诗词歌曲”即本文的“古诗词歌曲”）。随着那位毕其一生、呕心沥血致力于古诗词歌曲研究的傅雪漪先生的离世，随着创办这一专业教学的中国音乐学院王学芬教授的退休，也随着王教授苦心孤诣培养的7位研究生的先后“转业”，中国古诗词歌曲教学这块原本是广袤而丰厚的文化土壤，而今已是地荒人稀、寂寥冷清。

2500年来，孔子代表的儒家学说在国内外推崇得如火如荼。88个国家和地区开办了282所“孔子学院”，进行中华传统文化的传播与教学。国学日兴，但儒家音乐文化的精髓——古诗词歌曲却声息渐远、日趋式微。点开“网络孔子学院”的音乐栏目，我们可以看到其下有民歌、民乐、戏曲、曲艺、歌唱家、演奏家、乐评论道、音乐资讯……唯独没有古诗词歌曲的介绍。近年来，我国数以百计的高校设立了音乐专业，但又有多少将中国古诗词歌曲教学列入课程体系并真正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教学与科研呢？我们难以设想在其他门类的艺术教学中——绘画不学水墨丹青、工笔重彩；建筑不懂雕梁画栋、斗拱重檐；工艺不识四羊方尊，长信宫灯；而书法不知道泰山刻石、颜骨柳筋、《兰亭序》、《华严疏》……假若如此，高等教育何以传承与弘扬中华民族文化？因而，在高校的音乐教育中没有理由让中国古诗词歌曲的教学处于后位、甚至缺失。

难道是当代社会文化价值的多元将中国古诗词歌曲已经边缘化了？或是她自身的生命力开始衰竭？

二、诗乐同源——古诗词歌曲的文化基因

“中国文学中的诗歌，从诗经、楚辞、乐府、唐诗、宋词、元曲，无一不是歌曲之词，随着时代推移，音乐佚亡，歌词尚存。凡词皆可歌可咏，应当说，中国文学史中的半壁江山存在于中国音乐史中。”［1］赵晓生阐述的诗歌与音乐同源的观点不仅反映了中国音乐发展中的文化现象，在西方音乐历史中这种现象同样存在。古希腊的“音乐和诗歌几乎是同义词”，“没有音乐，诗歌形式便没有名称”，抒情诗歌（Lyric）最初指的就是“和着里尔琴（Lyre）而唱的诗歌”［2］，这和我国诗经“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3］几乎是同样的音乐行为方式。

然而，由于乐谱的佚亡，我们无法知道诗经、楚辞、乐府这些上古时期的诗词歌曲是什么样的曲调？用什么样的谱式记录？歌词与曲调的配合又是怎样的方式？

人类最初的音乐是通过自身的嗓音来创造的。唐人孔颖达为《诗周南关雎序》注疏：“动声曰吟，长言曰咏，作诗必歌，故言吟咏性情也。”［4］从 “言之不足故嗟叹之”的吟诵进而“嗟叹不足故咏歌之”的咏唱，原始的歌唱是语言的音调化逐步加强的结果。由于汉语的“四声”音韵极富音乐性，“把歌词声调略为夸张性地朗诵，可‘吟诵’出曲调来。”［5］这正是《礼记乐记》中“歌之为言也，长言之也”的意思。因而，吟诵这种最自然的发声状态也常常成为营造古诗词歌曲清微淡雅、沉着高古的艺境特有的表现手段。

但我们不能就此认为古诗词歌曲的初始阶段仅仅只是语言声调情绪化的强调，它应该还有与歌词同出一“辙”的曲调。我国现存最早的图书目录《汉书艺文志》除了录有《河南周歌诗七篇》、《周谣歌诗七十五篇》，另外还录有与此相应的《河南周歌声曲折七篇》、《周谣歌诗声曲折七十五篇》。以“歌诗”与“歌声曲折”并列，由此可以推断应是词与曲的关系。《文心雕龙乐府》篇说得更清楚：“凡乐辞曰诗，诗声曰歌”，这里“诗指的是诗人所作的歌辞，歌指的是和诗相配合的乐曲”。［6］ 尽管当今学者对于“声曲折”或“歌声曲折”的谱式形态还见解不一，尚在探讨，但无论是认为“声曲折是用线条的曲折来表示音调的高低” ［7］之 “曲线说”，还是认为“声曲折是用文字记写的方式标记歌诗音调之高下的乐谱”［8］之 “曲谱说”， 或者是认为“歌声曲折是现知中国最早的旋律谱本”之“旋律谱说”［9］，基本的共识是古诗词歌曲在文学的诗词之外还存在表现音乐的歌曲曲调。由于至今缺乏实物考证，唐代以远的古诗词歌曲还不能如我国古代器乐曲那样根据文字谱、减字谱、燕乐半字谱以及弦索谱和管色谱去“按谱寻声”，大量“歌词尚存”的古诗词歌曲均为后人补曲，这也为我们研究古诗词歌曲留下了巨大的空间。

历史发展到“依声度曲”、“倚声填词”的诗、乐高度分化阶段，我们依然可以从诗的整齐美、对仗美、节奏美、音律美以及词的平仄相间、抑扬顿挫，散文化的语法句式中看到古诗词歌曲中音韵与旋律的关系，即诗乐同源、共为连体的关系。

三、修身养性——古诗词教学的现实意义

“丝不如竹，竹不如肉”，人类用自身的嗓音来表达内心情感，更为直接，更为深刻。古诗词歌曲大部分属于中国古代的文人音乐，尤其是唐、宋时期及其以后的古诗词歌曲，歌词精辞妙句，大多咏史叹世，直抒胸臆，寄情山林田园，参破人间宠辱；曲调则婉转迂回，韵味幽远，忧而不伤，哀而不怨，表现一种超脱、旷达的人文品质。古诗词歌曲的演唱很大程度表现为气定神闲的“自娱性”音乐行为，体现了中华民族 “中正平和、含蓄蕴籍”的审美趣味，在音乐审美中保持一种“和”的情感态度。和谐的音响对人的心理有安定、抚慰的作用，音乐的和谐让心灵的和谐达到完美的境地，从而达到个人与社会的和谐。“音和——心和——人和——政和……这正是中国传统美学思想历来重视音乐与人生、人与社会关系的特点所在”。［10］

我们清醒的看到，由于当前社会媒介市场化、商业化运作，一味追求经济利益最大化，带来了社会文化的低俗、恶俗现象，并日趋形成强大的媚俗文化势力。从颠覆审美的“文化丑角”到精神狂乱的“反智主义”，都是用瞬间的精神去满足人们日益浮躁、倦怠无聊的心态。长期 “速食”这种娱乐至上的快餐文化，人们将逐渐丧失审美的“咀嚼”能力和对一种高品质文化的欣赏耐心，直接导致整个民族文化素质的低下。目前，大学生中存在的审美取向低俗化、娱乐化的现象应该引起我们的警觉。著名文艺评论家仲呈祥在“全国高校艺术教育科学论文报告会”上大声疾呼，在低俗化的时风下 “高校要保持独立的思考，发出科学的声音”、“高等学校的艺术教育应该对民族的艺术思维作出独特的贡献”（2009.2.13于东南大学），这也是每一个高校音乐教育者的社会良知。将中国古诗词歌曲教学纳入高校音乐教育，引导大学生品读、演唱古诗词歌曲，在古曲中唱出诗的意境，在诗词中领略古曲的幽雅，在“唱着歌儿学古诗”［11］中修身养性，不仅可以培养大学生对美的感受、鉴赏能力，完善审美心理结构，培养他们在文化人格、艺术趣味、音乐素质方面的自我塑造能力，更重要的是增强当代大学生对传统文化的认同，使他们能从情感上建立起母语文化的音乐情结，从而凝聚中华民族文化的向心力。转贴于 四、专业化研究与普及性推广——古诗词歌曲教学走进高校

作为中国古代音乐文化主要的艺术品种，古诗词歌曲应该成为一种特定的声乐体裁进入高校声乐教学课程，并获得应有的地位，犹如德奥艺术歌曲、民族民间歌曲、现代通俗歌曲等，真正使高校课程体系包容多种文化形态，成为多元而丰富的现代教育体系。在高校实施中国古诗词歌曲教学应首先从声乐专业教学切入，在教学实践中逐步获得对中国音乐文化的深刻理解，进而作出系统的理论总结，包括诗词审美欣赏、音乐本题分析、演唱风格的把握以及教学方法的创新，进而推及到全校学生公选课的教学，形成专业化研究与普及性推广的全方位展开。

专业化的研究是指在声乐表演专业的教学中系统的进行中国古诗词教学与研究。

（一）组成教学团队

在高校的古诗词歌曲教学中，师资队伍是确保教学质量的首要条件。担负古诗词歌曲教学的教师除了具备精深的声乐专业知识外，还需要广博的古典文学知识以及对古诗词歌曲音乐方面的分析解读能力，这种高素质师资人才的缺乏，也是古诗词歌曲教学难以在高校广泛展开的原因之一。综合性大学应充分利用学科门类齐全的资源优势，集合声乐专业教师、音乐理论教师、古典文学教师共同组成“三合一”的教学团队，形成学科知识的互补与共享，以获得对中国古诗词歌曲“全观视角”的整体解读。

（二）加强理论研究

中国古诗词教学应在系统的理论指导下进行。我国几千年的音乐历史，历代音乐家都曾对民族声乐艺术作过理论总结，如战国时期的《乐论师乙篇》、《韩非子外储说右上》、唐代段安节的《乐府杂录》、元代燕南芝庵的《唱论》、明代魏良辅的《曲律》、清代徐大椿的《乐府传声》等都是具有代表性的音乐论著，不仅精辟地论述了歌唱中的咬字、呼吸、发声、润腔等技巧，而且详细地规范了民族声乐的审美标准，鲜明地体现了民族声乐的审美意识，具有珍贵的学术价值。将这些典籍中有关声乐艺术的理论进行精选，并从现代声乐科学的角度进行分析研究，加以系统整理，从而为古诗词教学夯实丰厚的理论基础。

（三）建立教材体系

编写教材《中国古诗词歌曲教学》及辅助教材《中国古诗词歌曲萃选》，包括简谱、五线谱对照的声乐演唱谱与钢琴伴奏谱。教材中对每首古诗词歌曲的教学至少应包括以下内容：1.古诗词的文学赏析（作者简述、创作背景、文学风格、诗境与艺境、白话体译文）；2.歌曲的音乐本体分析（曲式结构、调式风格、旋法特征、钢琴的背景与歌唱）；3.古曲演唱提示（基本音乐情绪、重要的吐字归韵、有特点的行腔、声音色彩的把握）。

（四）调整课程设置

为声乐专业所有学生开设学科基础课程“中国古诗词歌曲演唱”，使他们掌握古诗词歌曲的一般知识以及能够演唱一定数量的古诗词歌曲。同时，为那些立志研究中国古诗词歌曲的学生开设专业选修课程“中国古诗词歌曲教学与研究”，以适应学生的个性发展。以上课程的教学都应制定相应的教学大纲与课程标准，切实按纲实施教学。

（五）创新教学方法

通过声乐专业的教学实践，探索、创新一种“以中国古诗词歌曲的吟诵、咏唱为原点，并吸纳民歌、戏曲演唱技巧”的教学方法，在演唱中要求学生做到以情带声，以气出声，气息流畅，字清腔纯，尤其是注重无声状态下的气息连贯，培养学生在演唱中逐步进入和谐的情趣意境、淡定沉稳的气韵神态。

普及性的推广是指将中国古诗词歌曲教学的外延扩大到非音乐专业范围，将国学的传承融入于高校的素质教育。“乐所以修内也”、“乐者，德之华也”，这些儒家古籍中的名言强调用音乐来提高内心修养，并在音乐审美中体现以德为美，说明高尚的道德和美的情趣是作为社会关系总和的人的发展的重要组成因素。上世纪80年代，哈佛大学开设的六类通识教育核心课程第一类就是“文学与艺术”，其目的就在于使学生在具备专业知识技能的同时成为有教养的现代人。因而，构建一门“以国学传承为宗旨，以音乐教学为载体”的通识教育课程“中国古诗词歌曲的品读与学唱”尤为必要。在通识课的教学中可以突破传统声乐教学的“一对一”模式，将多媒体大课教学与口传面授的分组辅助更广泛的教学平台。

责任编辑：陈达波

注释：

① 2009年 12月12日，由中国艺术研究院艺术创作研究中心主办、北京世纪视觉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承办的“唱响古诗词汪国真作品音乐会暨唱着歌儿学古诗汪国真古诗词歌曲唱专 辑首发式”在北京音乐厅举行。此处借用“唱着歌儿学古诗”，是提倡一种边唱、边学、边背的古诗词传习方式。

参考文献

［1］赵晓生.传统作曲技法［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

［2］［美］唐纳德杰格劳特，克劳德帕利斯卡.西方音乐史 ［M］.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1996.

［3］司马迁.史记 ［M］.北京：中华书局，1982.

［4］辞海编辑委员会.辞海语词分册 ［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77.

［5］赵晓生.传统作曲技法［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

［6］王力.古代汉语［M］. 北京：中华书局，1981.

［7］缪天瑞.音乐百科词典［M］. 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1998.

［8］刘再生.“声曲折”之我见［J］.中国音乐学，1990 (1).

［9］冯洁轩，李爱群.“声曲折”是个错定的词［J］.中国音乐，1998 (1).

［10］修海林，罗小平.音乐美学通论［M］.上海：上海音乐出版社，2002.

Making a Thorough Inquiry into the Chinese Songs filled with Ancient Poetries

Rao Zerong

篇(5)

所谓人文教育，其本质在于人性教育，根本目的在于提升受教育者的思想境界，加强受教育者理想人格的塑造，以及促进受教育者个人及社会价值的实现。然而随着经济社会的高速化发展，科学技术在社会进步中所起的作用日益彰显，再加上人文教育功能的实现并不能一蹴而就，人们的教育观念开始向科学知识教育倾斜，人文教育逐渐被忽视。在高校课堂教学中，科学知识教育与人文教育的对立也屡见不鲜。教师们盲目地认为，为适应当今社会发展需要，让学生立足于社会，就必须使他们掌握特定的谋生技能，因此专业知识和专业技能的培养就成了课堂教学的主要目的。一些专业技能课变成老师和学生们重点关注的对象，而文史哲等课程则被置于无关紧要的地位，大学教育呈现出过分专业化的弊端。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认为，“教育活动关注的是，人的潜力如何最大限度地调动起来并加以实现，以及人的内部灵性与可能性如何充分生成，质言之，教育是人的灵魂的教育，而非理智知识和认识的堆集”。这就告诉我们：教育的核心是人的教育，人的健康全面的发展是教育的终极目标，“重专业，轻人文”的教育观念则偏离了教育的初衷。高校是人才培养的主要阵地，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基石，因此在高校教学中如何加强大学生的人文教育是关系到整个社会价值导向和整个民族精神塑造的重大课题。

二、高校日本古代文学史课堂教学中人文教育的必要性

日本古代文学史的授课对象为高年级日语专业的学生。语言类专业学生普遍存在的问题是过分注重语言这一工具，认为语言学习的目的无外乎听、说、读、写、译这几种能力的习得，语言背后所蕴含的人文知识则无关紧要。部分教师“重专业轻人文”的教育观更是加深了学生这一错误认识。因此，目前高校日本古代文学史课堂出现的问题是，教师只是按部就班地对教科书中的知识点进行梳理，要求学生死记硬背，对古代文学史中涉及到的作品及其社会文化现象只字不提或笼统概括；学生则更是出于应付考试、拿学分等目的，机械地学习此课程，教师教学效果不佳，学生学习兴趣低下。我们应该高度重视日本古代文学史的教化功能，改变过去教学中只重视传授专业知识的做法，注重人文教育，使广大学生在学习日本古代文学史的过程中真正获得心灵的熏陶和升华，“使学生变成历史意义上、文化意义上、情感意义上、道德意义上的人，实现精神成人的目的”。

三、人文教育视域下的高校古代日本文学史课堂教学

（一）分析我国文化对日本古代文学的建构，增强学生的民族自豪感

中日两国同属于汉文化圈，中国文化对日本文学的建构，尤其是中国古代文化对日本古代文学的建构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例如，向学生讲授日本古代文学史时，不能忽视中国古代文化的以下作用：奈良时代，汉字的传入结束了日本漫长的口承时代，使日本进入了文字记载时代，首创了由变体汉文或纯汉文书写的文字文学《古事记》《日本书纪》等，并为假名文字的产生打下了基础；平安时代初期，日本贵族文化兴起，汉字文化更是被置于公众场合，《凌云集》《文华秀丽集》等大批汉诗集出现在日本文坛，一度占据日本古代文学的主流，掀起了唐风文化的。初期的汉文学模仿带来了平安中后期的汉文学深层消化吸收，间接地推进了日本文学的“和风化”进程。日本古代文学双壁《源氏物语》《枕草子》中的白诗受容等就可以反映出中国文学对日本文学的深远影响。镰仓室町时代是日本文学发展的特殊时期，这个时期的日本战乱频繁，文学的发展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但是在中世文学代表作《沙石集》《徒然草》等作品中依旧可以看到中国儒家、道家与佛教典籍及其思想的受容；江户时代的草子文学、读本等更是处处有中国明清志怪、传奇小说的缩影，甚至出现了以中国的小说为题材的“翻案小说”。通过以上的日本古代文学史的学习，可以让学生感受到日本古代文学史是一部日本文学自身发展史的同时，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一部中国文化受容史，以此可以让学生了解到中国古代文化的灿烂辉煌及其深远的影响力，增强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归属感和认同感，从而使学生树立起民族自信心，增强民族自豪感。

（二）解读日本古典名著，提升学生的审美素养

审美素养是当代大学生应具备的一种重要素质，审美素养的提升应贯穿大学教育的始终。古代日本文学史课程的讲授不仅要包括基本文学常识、文学概念的讲解，更要与经典作品的解读相结合。文学反映的是人与世界的审美关系，对文学著作学习、鉴赏的过程，同时也是审美素养形成的过程。文学经典名著表面上看起来或许只是一次远离社会生活的个体审美事件，但归根结底是与某种意识、思想、观念联系在一起的，是对客观世界的人格化处理。在作品的世界里，人的思想、行为在文学艺术中被展示、被感受、被体认，从而在读者中引起一系列积极的反应。不同时代文化渲染下的读者对同一作品可以表现出不同的审美态度。在日本古代文学史的课堂教学中，教师可以通过文学理论的有效渗透，奠定学生审美意识的思想基石；通过文学经典著作的讲读，陶冶学生的审美情操，拓展学生的审美视野，真正做到“以美启真、以美启智、以美育人”。日本最早的和歌总集《万叶集》以雄浑、朴实、清新的歌风奠定了日本文学的基础。其作者层上至宫廷贵人下至普通庶民，题材广泛还涵括了日本偏远地区的民歌———“东歌”“防人歌”等，被称为日本民族的精神故乡。《万叶集》是古代日本人民对自身精神生活的直接表露和最真实情感的流露，他们热爱山水，敬畏自然；忠于国君，奋勇征战；悼念死者，感伤离别；满怀希望，追求自由。通过对《万叶集》的学习，可以让学生理解用文学来表达对自然及人生的最淳朴的感动———“诚”的文学美意识。日本女作家紫式部的《源氏物语》与清少纳言的《枕草子》被并称为日本古典文学的双壁。作品《源氏物语》以光源氏为主线，描写了不同身份贵族男女间的恋爱纠葛及生死别离，“美丽”和“哀愁”是贯穿小说的主线。对《源氏物语》的赏析可以让学生理解日本美学中的“物哀”精神。与此相对，清少纳言则一改平安贵族们作品中惯有的感伤情调，采取积极的创作态度，通过对自然和人事的描写，创造了“明快”的世界，它与《源氏物语》中的“物哀”一起，构成了平安朝文学中的两大审美趋势。

（三）探究文学中日本特有的文化现象，培养学生的跨文化交际能力

任何时代的文学都映射着各自发展的历史背景、社会环境、政治思想以及意识形态等文化内涵。因此，在日本古代文学史课堂教学中，不应局限于文学本身的研究，而应将其上升到文化层面，探寻文学背后的文化意义。日本古代文学史是日本精神文化的源头，通过对该课程的学习能够使学生更加客观地理解日本文化，拓宽视野，并用广阔的视角去比较中日文化的异同，从而加深对中日文化异同的理解，更好地增强跨文化交际能力。日本文化向来被称为“杂合文化”，日本古代文学史中不同历史阶段中国文化的受容，可以使学生更好地理解日本文化的这种“杂合性”，了解日本民族自古以来对外来先进事物所采取的惯有的积极吸收、巧妙融合的态度，从而使学生理解当今日本社会对外来文化强有力的兼容和吸收。日本古代文学作品中歌颂自然的作品的大量存在，则展示了日本人对水木山川、日月星辰等大自然的敬畏和热爱，这与中国古代作品的“诗言志”倾向大有不同。对中日文学差异的讲解，有助于培养学生用世界的眼光来看待外来事物和文化。另外，日本古代文学中武家社会生活的描写则有助于理解日本人所推崇的武士道精神，古代日本稻作文化中则体现了日本人的集团意识。这些异文化的学习和理解，对学生在以后的跨文化交际中能够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

四、结语

篇(6)

[关键词]《源氏物语》；宗教思想；崇尚伦理；山水情趣；“物哀”

[中图分类号]1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349(2010)12-0086-02

说起日本文学，虽然没有中国文学历史悠久，但是经过7世纪的大化革新，全方位学习中国，社会文化出现跃进式发展。到平安王朝时期(8－12世纪)受中国唐代文化影响，大量汉诗文集相继问世，汉文学热持续一个世纪之久。敕撰诗集《古今和歌集》恢复了日本民族诗歌的地位。与此同时，散文创作硕果累累：《竹取物语》《伊势物语》开辟了传奇物语和歌物语两条道路，《宇津保物语》开长篇物语的先河。“物语”这种假名文学体裁，达到语言和文字的有机统一，标志着日本民族文学进入独创时期，而以往的物语作品为物语文学的集大成之作《源氏物语》的诞生奠定了深厚的基础。

《源氏物语》由被誉为“大和民族之魂”的女作家紫式部所著，它是日本最著名的作品，也是世界上最早的长篇小说，在1010年夏完成。“源氏”是小说前半部男主人公的姓，“物语”意为“讲述”，是日本古典文学中的一种体裁，类似于我国唐代的“传奇”。全书54回，近百万字，通常认为作品由三个部分组成。前三十三回为第一部分，主要叙述源氏从出生至成为“准太上天皇”；第三十四回至第四十一回，是第二部分，叙述源氏的命运急转直下，跌入“悲惨深谷”：正妻的病死、二房妻室三公主与人私通等等。最终源氏心灰意冷，落发出家，不久归天；第四十二回至最后为第三部分，这部分以源氏后代薰君为主角。可以说，这部长篇小说，直观上展现了平安王朝时代日本贵族社会的情景，客观上也充分展示出日本文学在平安时代的特点。透过《源氏物语》可以看到平安王朝时代日本文学有如下特点：

一、表现出超越现实、追求无限的思想倾向

首先，从作者紫式部写作《源氏物语》的心境上来看。作者紫式部出生于“歌人”世家，自幼受到诗文的熏陶。她聪明伶俐，孩提时代就能诵读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史记》。虽然是个女孩，但是她的才智超过她的哥哥。996年，紫式部随父亲离开京城，来到越前这个偏僻的小渔村。紫式部在那见到了渔民劳动的情景，也饱尝了背井离乡的滋味。998年，紫式部与比她大二十几岁的藤原宣孝结婚。婚后第二年，产下一女儿，可不幸的是在1001年夏丈夫就去世了。紫式部从此过上了与女儿相依为命的生活。丈夫死后的秋天，紫式部对女人的幸福、女人存在的价值作了深入的思考，想寻找一种超越现实的东西，在这样的心境下，开始了《源氏物语》的写作。其次，从宗教思想对人的影响来看，作者在《源氏物语》中也表达出对理想世界的向往。平安王朝时代，贵族普遍信奉佛教。而紫式部以自己出众的才华，在1005年入宫，为一条天皇皇后讲读《日本书纪》及中国经典作品，这样，紫式部也成为贵族的一员。信奉佛教这种流行的思潮，也影响着紫式部。在《源氏物语》中，主人公源氏及许多重要人物，如朱雀帝、藤壶王妃、三公主等，都纷纷看破红尘，遁入空门。源氏对秋好皇后说：“观此人世无常之相，不由人意气沮丧，难于安心。于是遁世出家之志，日渐坚强起来”。这正是作家厌恶现世“秽土”、向往来世“净土”思想的反映。当然，也可以理解为作家对现实世界的厌恶，对理想世界的向往。

二、表现出崇尚伦理道德的特点

这种崇德文化表现在文学中一方面是对善的追求，突出文学载道教化劝善惩恶的功能；另一方面就是以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故事内容来劝善惩恶。在《源氏物语》中，源氏与继母私通，生下了儿子。这一之罪，使源氏和藤壶的良心备受折磨：“想起那件隐事，但觉痛心”，它像幽灵般盘踞在他们心头，成为永远无法逃脱的“原罪”。源氏的年轻妻子三公主与柏木私通，生下一子。事发后，柏木痛感罪孽深重，郁闷而终。三公主也被犯罪感压得抬不起头来，最后削发为尼。这两件事内在的联系是：前者是源氏犯罪，后者是对源氏的惩罚。源氏说：“我一生犯了许多可怕的罪孽，这大约是报应吧。”紫式部本着“因果报应”的思想，告诫宫廷贵族：犯之罪，要受惩罚，不要重蹈覆辙。

三、对外来文学，在模仿中变通，形成独特风格

日本于3世纪和5世纪前后从地区性的小国家群逐步走上统一的古代国家。日本古代社会的发展与大陆生产技术及文化的传入，有密切的关系。特别是5世纪汉文字的传入和使用，对日本古代文化和文学的发展，具有重大意义。在使用文字以前，约在4世纪末和5世纪初，已有口头文学流传。7世纪中叶，日本发生“大化革新”，这次变革使日本进入了政治经济文化发展史上的奈良时期。在天皇的命令之下，先后写出《古事记》(712)与《日本书纪》(720)。两书的编写者由于企图达到说明天皇出自神的世系的目的，不免纂改这些神话与传说。但它毕竟以文字将上古时期日本民族富于美丽想象的口传文学保存了下来。8世纪中叶，出现了一部由日本人所写的汉诗集《怀风藻》，这些汉诗形式上大多是模仿中国六朝诗体。8世纪下半叶，和歌总集《万叶集》的出现，标志着日本民族诗歌已从不定型的古歌谣发展为定型的和歌。8世纪末，桓武天皇迁都平安京，日本历史进入平安时期。这一时期日本开始与中国正式往来，不断接受中国隋唐文化的影响，到9世纪初，出现了所谓“唐风文化”和汉诗文极盛的时期。由平安初期起，，日本民族利用汉字的偏旁，逐渐发明出假名文字(以音节为单位的表音符号)。假名的发明，为日本民族文学的创作提供了有利条件。11世纪初《源氏物语》这部长篇巨著出现表明，这个时期的物语文学已经在模仿中变通，形成独特风格。例如：在《源氏物语》中，多次出现中国文学作品。出现频率最高的是白居易的作品，共达97次，不过《源氏物语》对白居易诗文的借鉴，不同于汉诗作品的单纯模仿和忠实引用，而是将其熔铸于情节之中。作者引用白居易的诗歌比较集中的体现在《桐壶》(11次)，《须磨》(8次)，《魔法使》(7次)和《寄生》(7次)，《桐壶》篇中对《长恨歌》等诗篇的引用揭开了故事的序幕，表现了桐壶帝对更衣的挚爱和对她离世的无限悲哀；而《须磨》篇中通过对白居易江州司马时期作品的引用充分体现了光源氏受贬后的艰难岁月；《魔法使》中对于《长恨歌》，《上阻白发人》等诗歌的引用正是光源氏在悼念心爱的亡妻紫姬，此时光源氏的心境通过对白诗的引用表现得淋漓尽致，堪称全书的阶段；《寄生》篇也是通过对《李夫人》等白诗的运用刻画了薰君对于感情的执著追求。因此，在《源氏物语》中作者对待外来文学的态度是：取其意向为我所用，灵活取舍外来文学，形成自己独特的风

格。

四、自然山水情趣的表现，关注自然美

《源氏物语》中主人公源氏有几位妃子。这几位美丽的女性性格各异，有的性格沉静，接近秋天的秉性，于是就居住一所与秋有关的庭院，起一个与秋有关的名字，遍植与秋有关的名贵花木，比如、桂树；有的性格似火，接近夏天的秉性，于是就居住一所与夏有关的庭院，起一个与夏有关的名字，遍植与夏有关的名贵花木。总之，四时花木感应着女性的四种性格。书中气韵，讲求亲近自然，天人合一。《源氏物语》中还有大量对自然风光的描绘，例如：在《常夏》这一节中写道：“庭前种着许多抚子花，有源于中国的，也有产于日本的，五彩缤纷甚为协调。庭中无乱草杂木，整洁幽静。抚子花傍着篱垣争奇斗艳，与这夕暮交相辉映，景致甚是美丽。”非常细致的描绘，格调非常高雅，充分体现出了自然景观的情趣所在。

五、“物哀”特点的突出显现

“物哀”即“对人生不如意的哀伤”。在《源氏物语》中，紫式部描绘的是宫廷贵族间的恋情，以及宫廷贵族奢侈的生活、争权夺利的斗争和贵族妇女不幸的命运。整部小说有太多的人，每个人又有太多的悲伤。最为明显的一条主线，就是对贵族妇女悲惨命运的描述，夕颜先后遭受两位贵公子的戏弄，最后暴死荒凉山庄；六条妃子由于源氏“始乱终弃”而精神失常；紫姬虽然是正妻，也常常受到冷落……从这些贵族妇女的归宿来看，她们的哀怨是无穷无尽的。就是当时社会最高贵的君主，也有很多的哀怨。例如，在《源氏物语》第一回中，桐壶天皇自美人更衣死后，“哭声多似虫鸣处，添得宫人泪万行”。为小说奠定了悲剧基调。源氏被流放须磨前，“渐觉世路艰辛，不如意之事越来越多”，因此他想自动离开京都，避居须磨。到了须磨，“忧愁之事，不可胜数”。每当风和日丽之时，源氏追思种种往事，常是黯然泪下。从小说中最高贵的人的哀愁中，我们可以深刻体会到这部小说所体现的“物哀”的特点，这也是平安王朝时代物语文学的一个特色所在。

[参考文献]

[1]吕元明，日本文学史，吉林人民出版社，1987年，

[2]丸山清子(著)，申非(译)，源氏物语与白氏文集，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5年，

篇(7)

研究中国科学技术史，必然会提到沈括和他的《梦溪笔谈》，因为沈括“是中国整部科学史中最卓越的人物”，而他所著的《梦溪笔谈》则“是中国科学史的里程碑”。而研究沈括和《梦溪笔谈》必然要提到胡道静。

900多年以前，晚年的沈括在隐居润州（今江苏镇江）梦溪园将自己平生重要的目见耳闻心思记录下来，内容涉及社会和自然的许多方面，其中科学方面的内容就占到全书篇幅的一半以上。然而，这样一本书原本视为“有补于世”的著作，在一个重道轻艺的传统社会中并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分类颠舛，固不足异也”[1]。直到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因为有了胡道静《梦溪笔谈校证》的出版，才引起了世人广泛的注意。胡道静也因此饮誉学界。《梦溪笔谈》乃至整个中国科学技术史的研究在其后几年进入了一个。真不知是时势造英雄，还是英雄造时势。

胡道静，祖籍安徽泾县，生于1913年，父亲胡怀琛、伯父胡朴安都是有名的学者，尤其是朴安以治文字、训诂而闻名于学界。从小受家学的耳濡目染，勤奋好学，又先后受到过版本学家陈乃乾、经学家周予同、史学家吕思勉、历史地理学家姚明辉、音韵学、敦煌学家姜亮夫、地理学史家王庸、思想史家蔡尚思、语言、古文字学家闻宥、农业生物学家辛树帜、植物学家胡先骕等名师指点，为他后来的治学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二十岁以前就出版了《校雠学》、《公孙龙子考》等专著，还负责《万有文库》中两部重要农书《齐民要术》和《农政全书》的编辑工作。可是这并没有顺理成章地使他成为一个科学史家。

三、四十年代，年轻的胡道静先是进入柳亚子先生创办的上海通志馆，以后又先后在多家新闻机构中任职。写出了多种与上海新闻出版史等相关的论著。

建国以后，胡道静调到出版部门工作，专门从事古籍编辑，从他最擅长的目录学着手，他开始系统地整理《梦溪笔谈》和古农书，这也是在当时的情况下，依据其个人情况，最能为社会服务的一种方式。他对古代的一些农作物，如粮食作物中的粟、蔬菜作物中的茭白，以及园艺作物中的瓜类等进行了考证。然而，使他一举成名的便是1956年问世的《梦溪笔谈校证》。

胡道静对于《梦溪笔谈》的兴趣源于年轻时候的一段经历。他最初是从中学英语课本中得知活字印刷术是一个德国印刷工人发明的，后来读到美国学者卡德（ThomasFrancisCarter）写的《中国印刷术的发明及其西传》（TheInventionofPrintinginChinaanditsSpreadWestward）一书，才得知印刷中最重要之改良，莫如宋代之活字印刷术，其详见于宋沈括《梦溪笔谈》，于是便有了研究《梦溪笔谈》的最初动机。这一动机一直蛰伏在他的心中，直到年过不惑，才得以开花结果。

《梦溪笔谈校证》是第一本对原书进行系统整理和研究的著作。它以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番禺陶氏爱庐刊本为底本，并采用明弘治本、稗海本、津逮祕书本、汇秘笈本，清代的学津讨原本、玉海堂本、四部丛刊续编本、以及各家校记和宋元笔记所征引的文字校勘[2]，取各家之所长，引证的书目逾数百种之多。其中有关科学技术史的部分就广泛吸收了此前国内外学者的研究成果，如，钱宝琮、李俨、许莼舫、三上义夫等有关中国数学史的论述，梁思成关于中国建筑史的论述，陈遵妫关于中国古代天文史的论述，竺可桢、章鸿钊等于关于地学史的论述，王锦光等有关中国物理学成就的论述，当然也包括引发他对《梦溪笔谈》兴趣的美国学者卡德（ThomasFrancisCarter）有关中国印刷术源流史的论述[3]，等等。

《梦溪笔谈校证》的出版很快就引起学术界的注意，并在短时间内一版再版。著名历史学家顾颉刚先生写信给他，称赞“校证”可与裴松之注《三国志》媲美。法国巴黎出版的《科学史评论》在1957年第10期上发表书评，对“校证”做了很高的评价，认为“校证”对于这部“世界上最古老，最重要的科学史著作”来说，“无疑是汇集了最丰富的文献。”1959年，北京大学历史系评述建国第一个十年我国古籍整理工作的成就，特别提名两部书：一部是顾颉刚先生主持标点的《资治通鉴》，另一部就是《梦溪笔谈校证》。在海外的博士在读到《梦溪笔谈校证》后，曾对人说：“此书作者造诣甚深，算了不起。”日本学者梅原郁等在将《梦溪笔谈》译成日文时，就曾参考了胡道静的工作，并称赞“胡道静氏为当今中国研究《梦溪笔谈》的第一人者”。[4]

成名以后的胡道静继续从事着与沈括和《梦溪笔谈》相关的研究，尤其是注重沈括著述的钩沉。“”前，发表了一系列的文章，介绍沈括的农学著作《梦溪忘怀录》，以及沈括在农业科学上的成就和贡献，活字板发明者毕昇卒年及地点考证等，还完成了约40万字的《梦溪笔谈补正》书稿、以及《苏沈良方校录》、《沈存中佚书钩沉》、《熙宁字说钩沉》等。与此同时，胡道静也开始将注意力投入到农书和农史的研究中来。

60年代初，刚从饥饿中走出来的中国人，重新认识到农业生产的重要性。这也成就了胡道静农史研究事业上的高峰。1962年和1963年，五十岁前后的胡道静，开始将注意力转到古农书钩沉觅遗与研究，他从浩如烟海的古籍，如《永乐大典》中，找出了宋吴怿撰著的《种艺必用》、温革的《分门琐碎录》、明人王藏的《稼圃辑》、陈正学的《灌园草木识》、清人姜皋的《浦泖农咨》、民国时叶景葵（揆初）辑录的《刍牧要诀》、《太康物产表》等稀见古农书，完成了《稀见古农书录》、《稀见古农书别录》、并出版了《种艺必用校注》一书。这些发现，为中国农学史的研究提出了宝贵的资料，特别是《种艺必用》和《分门琐碎录》的发现，对于了解从北魏《齐民要术》到元代《农桑辑要》，长达700余年的农业技术的演进更有莫大的帮助。他还撰文对《种艺必用》等稀见古农书在中国农学史上的地位进行阐述。在整理农书的基础上，胡道静还对一些农史问题进行了研究，写出了“山东的农学传统”、“释菽篇”、“我国古代农学发展概况和若干农学资料概述”等文章，其中“释菽篇”，从文献学和文字学等方面进行论证，认为中国古代农民对于大豆的根瘤的特征与特性很早就有认识。“”前，胡道静还完成了《中国古农书总录》，该书全面辑集古农书的目录学资料，加上考证和按语，约100多万字。

胡道静对于科学史研究的另一项重要工作便是徐光启的研究。胡道静虽自称为泾县人，但一生中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在上海渡过，他研究上海的历史，自然也包括上海历史上，也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科学家之一徐光启。可以说，在古代科学家中沈括之外，胡道静用功最多的便是徐光启了。如同徐光启一生致力最多的是农田水利之学一样，胡道静对于徐光启的研究也主要集中于农学方面，他撰文对徐光启农学著述等问题进行了考订。

胡道静有关中国科学史的研究随着“”的爆发而停止。中，他不仅经历了近十年的牢狱之灾，而且在此之前已经完成的《中国古农书总录》也被付之一炬，同时被焚毁的还有约40万字的《梦溪笔谈补证》、《中国古类书》手稿、累年校勘科技古籍、辑录逸文作出的《南方草木状校录》、《苏沈良方校录》、《沈存中佚书钩沉》、《熙宁字说钩沉》，以及多年积累的有关沈括和《梦溪笔谈》的研究论文。

再出发已是到了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起点仍然是从《梦》开始的地方，年近古稀的胡道静原准备集中时间和精力，重新撰集《梦溪笔谈补正》。[5]但在科学的春天里，胡道静已然成为了中国科学史研究的一颗大树。树欲静而风不止。于是我们看到他仍然在他认为“太长”的战线上老骥奋蹄。用他在《沈括诗词辑存》一书“后记”中的话来说：“余虽驽疲、闻钲和嘶，亦安得不跃起也。”[6]胡道静这颗大树上又结出了累累硕果。

在沈括和《梦溪笔谈》的研究方面，他发表了“《梦溪笔谈》在国外”、“《苏沈内翰良方》楚蜀判”、“梦溪忘怀录钩沉”、“沈括军事思想探源”、“试论宋代改历中反映的科技成就”、“沈括的自然观和政治思想”等学术论文。还出版了《沈括诗词辑存》、《梦溪笔谈导读》、《梦溪笔谈》、《梦溪笔谈全译》。

在农书、农史的研究方面，主要是围绕着徐光启来展开的。1983年，徐光启逝世350周年，学术界开展了许多纪念活动，并将徐光启的研究推向一个新的。他辑录了徐光启撰著的《甘薯疏》、《农遗杂疏》，并分别作跋，收入由上海文物保管委员会主编的《徐光启著译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中，还发表了“徐光启著作的新发现和研究”（1983）、“徐光启农学三书题记”、“关于《农政全书》的‘别本’”、“徐光启研究农学历程的探索”“北方引种水稻技术措施上的徐光启战略擘划与实践”等系列论文。这一时期，他还对朝鲜汉文农书《农学集成》、今本《南方草木状》、元刊大字本《农桑辑要》等古农书进行了研究。还结集出版了《农书、农史论集》。该书收集的论文大多为上个世纪六十年代中期以前的作品。现在所能见到的胡道静有关中国古代农学的研究，比较集中地出现在这集中。1990年日本農山漁村文化協会出版了他所著的《中国古代農業博物誌考》，该书较之《农书、农史论集》内容又有所增加，并且更有系统，除了收入先前有关农史、农书的研究之外，还加入有关考古发掘、宋应星和《天工开物》，以及后来一些有关农史研究的论文。

八十年代以后的胡道静，学术战线不仅没有收缩，反而拉得更长了。在科技史方面的研究除了原有沈括、徐光启和农书之外，还将研究的触角扩展到了宋代历法，以及黄道婆、宋应星、孙元化等一些重要的科技人物上面。其中最值得注意的一点便是转入道教的研究。许多大部头的道教著作都是在他主编或参与主编下完成的。如，影印《道藏》36册（文物出版社，1988年）、《道藏要籍选刊》10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影印《藏外道书》20册（巴蜀书社，1992-1994）、《周易十谈》（1992）等。这一时期，他还单独或与人合编了《简明古籍辞典》（1989）、《十大科学家》（1991年）、《国学大师论国学》（1998）等等著作。

八、九十年代也是年逾古稀的胡道静人生最为辉煌最为忙碌的年代。他的工作得到国际学术界的高度评价，1981年3月20日，院部设在巴黎的国际科学史研究院(InternationalAcademyofHistoryofScience,IAHS)，经世界著名科学史专家英国李约瑟、美国的席文和日本的宫下三郎三位博士联合提名，一致推选他为通讯院士（序号448）。这一时期，胡道静同时身兼上海人民出版社编审、农业出版社顾问、国务院古籍整理规划小组（科技史）组员、上海市古籍整理规划小组顾问、上海科技史学会第一届理事长、中国民主促进会会员等多项社会工作。同时还为上海师范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和复旦大学三所学校的研究生讲授古代文献、版本目录、古籍整理、古代科技史课程。

开篇时提到的对于沈括和他的《梦溪笔谈》的评介，见于1954年由英国剑桥大学出版的由李约瑟（JOSEPHNEEDHAM，1900-1995）所撰写的《中国科学技术史》﹝ScienceandCivilizationinChina﹞第一卷“导论”，同年的8月27日竺可桢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题为“为什么要研究我国古代科学史”的文章，也就是在这一年，胡道静先生调至新文艺出版社，并开始系统整理《梦溪笔谈》。1956年，胡道静的《梦溪笔谈校证》问世。胡道静在为《梦溪笔谈校证》所写的“引言”中就引述了李约瑟对于《梦溪笔谈》的分析和评价。而在《梦溪笔谈校证》问世之后，胡道静的工作也受到了李约瑟的高度重视。他们成了同道中人。李约瑟博士每次抵沪访问，总要拜访胡道静，并在他的书房“海隅文库”亲切交谈。胡道静将他对李约瑟的情谊融入到由他担任责任编辑的《中国科技史探索》一书，该书由上海古籍出版社于1982年出版，是专门为纪念李约瑟博士八十寿辰而征集的论文集。八十年代以后，胡道静转入道教的研究，也很显然受到了李老博士的影响。他在1991年春为卿希泰主编的《中国道教》一书所写的序言中，有这样一段文字：

我的名字叫“道静”，有些朋友就说我同道教有缘。但是，我的专业研究领域是中国科技史，特别是农业史。直到我同老博士李约瑟有了交往，发现他的巨著《中国之科学与文明》（又译《中国科学技术史》）引用了大量的道教经典总集《道藏》的材料，还提出一个著名的论点，即“道家思想是中国科学和技术的基础”，这才推动我的学术研究的注意力也转到“道教”上来。[7]

如今李约瑟和胡道静两位研究中国科学史的名儒硕学都已归道山，而以他们为代表的中国科学技术史的研究还在继续。

参考文献

1.周俊元，虽九死其犹未悔——记著名农业史专家胡道静，人物1987年，第1期。

2.范文通，钩沉辑佚历沧桑--记古籍整理、科技史专家胡道静先生，社会科学战线，1985年第1期。

3.施宣圆，博学贯中西精思著妙文——悼念胡道静先生，文汇读书周报2003.11.14版次：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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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清·永瑢、纪昀，四库全书总目，卷一百二十，子部三十，杂家类四。海南出版社，1999年，628页。

[2]胡道静，梦溪笔谈校证·校例，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

[3]胡道静，梦溪笔谈校证，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599页。

[4]范文通，钩沉辑佚历沧桑——记古籍整理、科技史专家胡道静先生，社会科学战线，1985年第1期，309页。

[5]农书·农史论集，自序，北京：农业出版社，1985年，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