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视传播论文精品(七篇)

序论：写作是一种深度的自我表达。它要求我们深入探索自己的思想和情感，挖掘那些隐藏在内心深处的真相，好投稿为您带来了七篇影视传播论文范文，愿它们成为您写作过程中的灵感催化剂，助力您的创作。

篇(1)

第一，以城市独特的自然人文景观作为意象符号，为影视剧铺排空间背景。符号是信息的载体，是信息传播中不可缺少的一种基本要素。影视剧以其独具魅力的声、光、色、影以及画面的转换、镜头的组接等元素来传播信息。一座城市富有特色的自然人文景观作为客观存在的事物，可以直接作为意象符号来传递信息，因此影视剧中频频出现的景观可以使观众勾勒出对城市外貌的大体印象，极易成为城市的标识。成排高挂的红灯笼、古朴厚重的灰砖墙、层层叠叠的斗拱飞檐、深邃幽长的甬道巷落，这就是著名的祁县乔家大院。《晋昌源票号》《乔家大院》让观众了解的不仅是山西各大票号的沉浮、晋商“汇通天下”的人生宏愿，更记住了乔家大院这座气势宏伟、威严高大的宅院，这一“中国北方民居建筑史上的一颗罕见明珠”，无疑使得山西以大量传统民居建筑艺术而令世人瞩目。《驼道》《龙票》《白银谷》等剧虽然不刻意宣传城市，城市形象却无形中以影视剧的成功而生动。一代代家族的跌宕历史，一个个晋商的传奇故事，在经历了几世繁华几世落寞之后，“晋商”再次走入公众的视野。第二，以多元文化主题凸显城市形象。一座真正有魅力、具有发展潜力的城市必然是一座能承载得起多种文化、包容万象的城市。山西省在树立“文化强省”目标时就很好地做到了这一点，从挖煤到“挖文化”，通过影视剧中的多元文化主题来打造“文化山西”。山西太行山区、吕梁山区曾经是时期华北地区抗日的战略支点，曾出过、左权等抗日名将和许多无名的抗日英雄，于是就有了《吕梁英雄传》《上党战役》《八路军》等表现山西人民英勇杀敌、保家卫国的红色题材影视剧，山西革命老区的形象深入人心。山西又是华夏文明的摇篮，史书上的“尧都平阳，舜都蒲坂，禹都安邑”，传说中的女娲氏炼石补天、神农氏尝百草、黄帝战蚩尤、愚公移山、精卫填海、舜耕历山，五千年文化传承在这里生生不息，从未间断！于是就有了《晋文公传奇》《杨家将》等表现前仆后继、忠心报国伟大精神的历史影视剧，厚重的沧桑感尽现人间。独一无二的晋商文化作为区域性的商业文化，更是悠久的三晋历史文化中最辉煌的篇章，一部部优秀晋商题材剧把人们对晋商的关注推向了新的。山西大学教授、山西晋商学研究所所长刘建生认为，当年一部《大红灯笼高高挂》让山西的大院走上银幕，《乔家大院》《走西口》则令大院里的晋商名扬四海。《乔家大院》中“货通天下”“汇通天下”的创新理念，“诚信为本”“以义制利”的经商之道，以商济世、以商救国的恢弘气度；《走西口》中从家族振兴到民族昌盛，从家园兴衰到国家兴亡，苍凉豪迈的片头无字吼声中，透过西口那扇古老而深邃的窗口，掀开了一段血泪咏唱而就的岁月章回和厚重历史。《驼道》《龙票《》白银帝国《》杀虎口》等在描绘出义薄云天、天有多大心就有多大的精神风貌，使更多人认识山西、了解山西、仰慕晋商精神的同时，愈发提升了山西人的自豪感和文化归属感。

二、晋商影视剧对城市形象传播的作用

晋商影视剧对山西本土经济、教育、文化等多方面共同发展的促进作用，已经证明影视传播的社会功能不容小觑。首先，提升城市形象知名度，增强城市文化内涵。作为现代科技和多种艺术相结合的产物，一部影视剧的创作，不仅执行着阐释主题、讲述故事的功能，它的拍摄、剪辑、合成，特别是景物选取和场景再现都体现着制作者的情感愿望和美学追求。一组组镜头下美轮美奂的自然景观、神秘奇特的人文景观、风格迥异的特色建筑，种种略去了城市喧嚣和瑕疵的闲适大院生活，极大地美化了城市形象，增强了城市文化内涵。乔家大院宏伟的里五外三穿心楼院，乔致庸兴修的悬山顶露明柱结构的主楼，让观众们对这些宏伟壮观的名门宅院充满了向往。闻名于世的晋商宅院不仅有规模宏大的房屋建筑群，更主要的是因为其建筑的砖雕、木刻、彩绘的精湛技艺以及所体现的深刻寓意。这些通过影视作品给观众带来了一场场视觉盛宴，令观众恨不得身临其境，感受大自然的鬼斧神工。《白银帝国》的工艺极为考究，拍摄时为了更好地还原历史真实，影片中所用道具大多从平遥当地收藏家手中“借”用而来，可谓货真价实。《走西口》中与狼群搏斗的特效做了一年零八个月，再次提高了观众对于CG技术和拍摄用光等方面的审视水平及要求。今天人们对山西气宇轩昂、排场紧固的乔家大院、曹家大院、常家大院的津津乐道，不得不归功于《大红灯笼高高挂》《白银谷》《走西口》中“大院文化”及“大院意象群”的展示。其次，打造城市文化软实力，增强城市核心竞争力。文化软实力这一概念是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并上升到了国家战略的高度。城市文化软实力是城市的核心和灵魂，一座缺少历史底蕴和文化内涵的城市是没有感召力和竞争力的。当今，文化软实力日益成为衡量城市核心竞争力的一个重要指标。传媒本身就是文化软实力的一个组成部分，自然也肩负着传播优势文化，提升文化软实力的重任。而文化软实力的提升关键就在于以文“化”人、以文“化”城，要挖掘地域文化特色，打造“人无我有”“人有我优”“人优我特”的文化品牌。晋商文化蕴晋商之美、凝民族之魂，作为山西的特色文化所传扬的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集群发展的团体意识、以德治企的管理策略、义利诚信的经营理念、勇于开拓的创新精神远远超越了地域性，化入了每个炎黄子孙的骨髓，吹入了每个中国人的心田，激起了社会的强烈共鸣。山西大打“晋商剧”之牌，以培育地方文化软实力、昭显城市发展硬道理，不仅抢占了城市发展制高点，而且使得“晋商文化”漂洋过海，誉满全球。《白银帝国》中的康三爷时刻把百姓福祉放在心上，用九窖的银子惠及万民，履行着“大义参天，至诚至信”的票规。《乔家大院》里乔致庸倾家荡产，为十万饥民开设粥场。朝廷出兵北伐，借银助军。1900年八国联军攻占京城，乔致庸更是不顾众人反对，为朝廷捐银逃难。当利益与责任发生冲突时，康三爷与乔致庸“先义后利”的选择在维护五百余年的晋商王国的尊严、引导我们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的同时，也引爆了全国“晋商文化”的火热。再次，开发当地旅游资源，带动经济发展。晋商剧的热播直接引爆了乔家大院乃至整个晋商大院的旅游市场，独具地域特色的祁县乔家大院、榆次常家庄园、灵石王家大院等纷纷成为全国旅游的重点。从此山西这一老牌的旅游地也紧跟时代步伐，“大院旅游”搭上了影视旅游的快车。祁县乔家大院仅2006年3月份接待游客3.8万人次，门票收入同期增长了近三倍！“五一”黄金周更是人群攒动，迎来了该地历史上的旅游高峰。（3）乔家大院地处祁县乔家堡村正中，与祁县著名的中华周易宫、延寿寺、明清街巷、渠家大院、九沟风景区等景点形成了一日游格局。大院之火也拉动了周边景区诸如平遥古城、绵山等地的旅游发展，甚至整个晋中市都从中受益匪浅。旅游景点为影视剧增添了亮点，影视剧也为旅游景点提高了知名度，带来了直接的经济收益，实现了双赢。影视业还拉动了餐饮业的迅速发展：刀削面、拉面、河捞面、抿豆面、揪片儿、剔尖儿、拨鱼儿、猫耳朵、莜面拷栳栳等各式面食吸引着五湖四海的游客。人们体验着《走西口》里山西人吸面大似雷声、吃面从不咬断的豪放吃法，感受到吃到嘴里的不仅仅是美味，更是沉淀已久的民俗文化、饮食文化。最后，促进文化产业发展，形成文化产业链。晋商剧首先激活了人们对晋商文化的崇尚与缅怀，“仁义”“诚信”的晋商精神再度从人们心中唤起。挖掘晋商文化的同时，山西的大院文化得以被更多的人所了解与熟知。无论是祁县乔家、祁县渠家、灵石王家、太谷曹家还是榆次常家庄园，这些正偏结构、上高下低的深宅大院，继承弘扬着尊卑有序的传统以及儒商的博爱仁义、中庸之道，体现着中国固有的道德和礼俗文化。与影视剧相关的报刊书籍、CD、影视插曲、文化宣传活动更是数不胜数。近年来，一系列在国内外颇有影响的文化活动更是把山西推上了世界大舞台：平遥国际摄影大展、“华夏文明看山西”活动、“云冈国际旅游节”、“关公国际文化节”、“太原国际面食节”、“吕梁红枣节”、“晋商社火节”等有声有色、如火如荼，进一步夯实了山西文化产业的发展。（4）社会因有文化更加和谐，经济因有文化更具活力，城市因有文化更富魅力。山西正展开转型跨越的腾飞翅膀，以晋商影视剧发展为载体，以晋商精神走向世界文化大市场为目标，不断输出优秀文化产品，全面实现“从两手挖煤——一手挖煤一手挖文化”的战略转变。

三、关于影视剧传播城市形象的几点思考

城市形象的传播是一项庞大而系统的工程。影视作为最生动立体的大众传播媒介之一，将多种富含审美意蕴的传播符号完美融合在对城市形象的传播中，于无声处胜有声、于无形处胜有形，发挥了强大优势效应，全面而深刻地践行着大众传播的社会功能，推动经济、教育观众、传承文化、提供娱乐。那么，影视剧如何进一步挖掘城市形象精神内涵、充分地发挥其传播功效呢？

1.要积极主动地调动大众传媒宣传与城市形象相契合的影视剧。《白银帝国》作为我国第一部反映晋商文化的电影巨制，是晋商文化从电视剧走向电影的开山之作，刚刚完成制作就在第12届上海国际电影节上获奖，可见晋商题材值得肯定。该片除了依靠剧组辗转全国四省13县市的46个场景进行拍摄、奔波九个国家和地区的后期制作以及由郭富城、张铁林这样的巨星担纲主演来吸引票房之外，对于山西人来说，影片的“山西缘”更是让人觉得亲近。首先影片是晋商题材；其次，该片改编自小说《白银谷》，其作者成一是山西籍作家；再次，影片的导演姚树华和投资方郭台铭的祖籍都是山西。这种“自己人”的接近性，使得《白银帝国》成了山西人必看的影片。这部晋商题材电影尤其得到了整个山西省的高度重视：《白银帝国》于9月1日作为“2009中国•太原晋商文化艺术周”的开幕献礼，隆重上映。就在活动开幕的前一天下午，太原影都还安排了《白银帝国》的观摩会，之后针对影片的上映，举办了一场与导演姚树华及主创人员的对话专题活动。如此大力的宣传之下，《白银帝国》在山西省内各大影城都取得了不俗的票房成绩，拉动了山西影视业的发展。电视剧《走西口》尚未上映前，山西省委宣传部借鉴《乔家大院》热播带来的一系列成功，意识到把影视剧转化为巨大社会经济效益的重要性，由山西卫视联合央视开展了大力度的宣传活动，开办相关论坛、博客、网站，策划一些专题访问；再结合传统的报纸、杂志，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宣传手段进行集中式宣传，取得了很好的宣传效果，为《走西口》的热播预热造势。

2.影视剧应尽量以生活化、平民化的视角展现城市精神风貌，构建城市形象。影视剧的镜头不应仅仅聚焦在高楼林立、华美绚丽的大都市，而应该把镜头伸向当地小市民的日常生活中去，注重贴近生活、贴近实际、贴近群众，尤其是以小人物生活中的喜怒哀乐来展示一座城市的风貌，只有这样才能使观众真正地感受到一座城市的气息，过于修饰和美化，只会适得其反。《乔家大院》的导演胡玫在成功驾驭了《雍正王朝》《汉武大帝》等帝王戏后，一向以大制作见长的她却表示《乔家大院》力求在精神理念上做大，但在真正拍摄时又要尽力将“乔家”做小、做细，通过细节来生动再现晋商的传奇故事，在秉承以往创作风格的同时又“治大国若烹小鲜”，力求有所突破、创新，打造山西版《大宅门》。

篇(2)

【关键词】传媒；改革；“语法问题”

【中图分类号】G206【文献标识码】A

第八届中国新闻传播学科研究生学术年会2008年底在复旦大学新闻学院举行。年会共收到来自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国传媒大学、香港中文大学、美国雪城大学、日本早稻田大学等海内外知名高校研究生的投稿近200篇，入选论文或摘要55篇。年会以“变革与传播：中国传媒三十年”为主题，旨在回顾30年来的传媒改革，探索深化改革之路。会议主要从新闻学的内在规律出发，对改革进程中遇到的传媒体制、国际环境、消费文化等“语法问题”进行检视。为迎接2009年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八十周年院庆，年会特设了“研究•视域•变迁”等专场，省察了传媒改革进程中新闻传播研究的进展以及新闻传播学科体系的形成与发展。

一、自由与法制：传媒体制改革的重要主题

“新闻自由和新闻立法是研究新闻改革最重要的主题。”（孙旭培，2008）本次年会再次强调了传媒体制改革过程中自由与法制的核心作用，深入阐发了现有体制下传媒表达的困境，并在此基础上思考了推进传媒体制改革的方法。

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与信息传播学院特聘教授、原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所长孙旭培教授作了主题演讲。他认为，如今改革达到新的阶段，要再次重申新闻立法，以此来渐进地实现更大程度的新闻自由。他引述了《人民日报》2008年11月3日的评论：“应加快新闻领域立法工作，继续完善与新闻工作相关的法律法规，为做好新闻工作、提高舆论引导能力提供法律保障。”（华清，2008）他认为，这预示着新闻立法将是今后进一步推进新闻改革的一个重要方向。（孙旭培，2008）

在此基础上，孙旭培教授提出了从自由和立法角度研究新闻改革的13个研究议题：新闻自由权的具体研究、新闻自由的维度和尺度、宣传本位与报道本位、社会稳定与意见多元、新闻法治与社会效益、突发事件与新闻自由度、第二第三国际与新闻自由、清末与民国两个时期的新闻自由、新闻自由的急进还是渐进、媒介批评的法律规定、宪法中的言论出版自由与媒体创办、新闻评议会制度、对新闻自由的法律救济。他希望与会研究生秉承专业精神，能对以上议题规范地进行学术研究。（孙旭培，2008）

华中科技大学博士生卢家银、崔明伍（2008）在入选论文《新闻媒体在利益表达中的困境》中，通过分析新闻媒体在公众利益表达过程中遭遇的困境，为新闻立法提供了现实论证。他们认为，新闻媒体在现有体制下既是党和政府的“喉舌”，又是人民的“喉舌”，这在部分利益冲突的情况下将造成“喉舌”之困――媒体究竟应遵照政府的宣传策略，还是应该直接表达民意。同时，市场也干预着传媒的表达。因此，在多元利益的情况下，需要首先建立解决言论纠纷的宪法诉讼制度，为公众利益表达提供司法保障；同时，建立公众媒体等各类媒体，将多元利益在传媒中分割开来，以保障每一方的表达权利。

复旦大学硕士生阴良（2008）也对当下传媒表达的困境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与卢家银、崔明伍的研究不同的是，阴良选取外国媒体驻华记者这一特殊的群体进行研究，访谈了16个来自不同国家、媒体的外国驻华记者，发现外国驻华媒体受到更复杂的社会控制；同时，研究立足于“人”，而不是直接分析“传媒”，因此，在组织、行业、社会这三个层面外，还特别强调了个体层面的因素，提出了“伞兵记者”（parachute journalists）与长期驻华记者（resident journalist）这两种不同的派遣方式造成了个体认知差异，并最终影响记者的表达。

清华大学博士生唐建英研究了欧盟《视听媒体服务指令》，提出了可供国内参考的依据“线”和“非线”这两种不同服务性质来区分内容规制程度的新思路。文章分析了欧盟新媒体内容规制政策的演进过程，阐述了《视听媒体服务指令》出台过程中公共利益与产业利益的冲突，以及统一监管与分层监管规制原则的确立。文章指出，欧盟的“规制模式的探索无疑是超前的，其效果还有待在以后的政策实施中来评估”（唐建英，2008）。但目前新媒体的内容规制也是我国政府公共政策和传媒业面临的重要课题，因此有较大的借鉴意义。

二、开放与霸权：传媒全球化进程的现状分析

传媒改革的进程与国家的开放程度是紧密联系的。30年来，中国媒体的国际环境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在奥运会、世博会等“焦点时刻”，中国传媒应该如何把握机遇走向世界？

本次年会入选论文中，有2篇在海外高校就读的中国研究生撰写的文章。文章通过介绍、阐述、分析海外媒体，直接或间接地揭示了中国媒体当下的国际环境。

美国雪城大学（Syracuse University）硕士生侯静慧、马瑜晶（2008）对1978年至2006年《纽约时报》关于中国报道进行了内容分析。研究采取了分层抽样的方法，“年份”为抽样“层”（strata），每层中随机抽取10篇新闻报道，得样本290篇。研究用GDP和进出口总额来测量经济实力，其乘积作为自变量；报道量（quantity）与报道效价（valence）作为因变量。研究发现：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增长，报道的数量显著增加，而其中负面报道的比重也随之增大。结合霸权理论，研究认为这种负面报道增多的现象是因为西方国家的权力阶级需要综合利用大众媒介中文化和意识形态方面的各类信息，以求保证民众的思想与现有社会秩序达到一致，即实现“媒介霸权”（media hegemony）。

日本早稻田大学的硕士生毕佳颖（2008），结合美国互联网的政治表现，分析了“个体内容出版者”（individuation content publication）对政治的多元影响。文章认为，“hegemony of the United States is also powered in a soft way（美国霸权以一种柔化的方式得到强化）”，即将“媒介霸权”隐藏在个体政治背后，通过技术控制以加强自身的权威性。文章对中国互联网的发展趋势进行了展望，中国会不会走“美国道路”，互联网的发展会对目前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产生怎样的影响，文章希望能在今后的实践中给出解答。

同样关注霸权问题的还有同济大学的硕士生肖云帆（2008）。她分析了美国、英国、加拿大、俄罗斯、澳大利亚、新加坡、马来西亚等不同国家地区的10种有代表性的英文报刊杂志关于2000年德国汉诺威世博会(Hanover World Expo 2000)”、“2005年日本爱知世博会(Aichi World Expo 2005)”和“2010年中国上海世博会(Shanghai World Expo 2010)”筹备情况的报道，比较了报道侧重点的不同：西方主流媒体报道上海世博会时，侧重于宏观的经济与产业、商业的报道，也有部分政治主题的负面报道，几乎没有文化和科技领域的报道，而对爱知和汉诺威世博会的报道则有显著差异。与侯静慧等人不同，肖云帆提出了积极应对西方“媒介霸权”、改善国家媒介形象的传媒策略，包括提供多元议题、综合运用多媒体、整合传播模式等。

北京大学硕士生刘畅与中国传媒大学硕士生郑宇钧，以《筑梦2008》为个案，从修辞学角度研究了纪录片跨国界意义共享的策略。文章指出，“北京奥运的纪录片要在‘全球化’的普世价值和‘本土化’的民族特质中寻求一个平衡点，这个平衡点就是‘球土化’策略（glocalization）”，即展现“全球化了的”本土与“本土化了”的全球，以达到跨国界的意义共享。（刘畅 郑宇钧，2008）文章分别从本体修辞、积极修辞、非常规修辞等角度研究了“球土化”策略具体的表现形式，为中国今后的纪录片制作提供可参考的发展方向。

复旦大学硕士生吕芳雅（2008）运用战略管理和产业经济学的理论对中国电影产业如何“走出去”进行了研究。文章分析了好莱坞模式与日韩模式等可借鉴的运营模式，对今后中国电影产业的发展提出了几点建议：关注泛亚市场，而不单是西方市场；加快建立自己的海外发行渠道；进行制度调整，等等。

三、商业化与大众化：传媒文化观念的变迁

《文化症候与文学期刊的影视趣味》（周根红，2008），阐述了纯文学期刊《收获》1990-2008的历史演变。随着《收获》逐渐成为影视文化风尚的引领者，并推出了关于影视明星的《一个人的电影》专栏，周根红认为，《收获》已逐渐失去纯文学理念，成为大众文化生产的一个重要环节，通过生产影视文学与大众传媒紧密勾连。作者对“影像霸权”的形成表示了忧虑，并表达了对纯文学期刊原有的独立性与先锋性的向往。

《女足的媒介再现：“适时而现”的铿锵玫瑰》（褚悦闻，2008）探索了商业化与高度社会性别化的话语机制对中国女足媒介再现的影响。研究运用内容分析的方法，对奥运年2004年1月-9月间267天《东方体育日报》的报道篇数、照片数量、头版报道等相关参数进行统计，发现：在没有重大赛事的情况下，女足再现为“玫瑰”；而涉及奥运盛事，女足则彰显“铿锵”，被赋予男足未能担负的民族精神和使命，其在艰苦环境中奋力进取的风貌受到媒介的反复强化。文章分析了现象背后的深层原因：弹性的、分层的、有目标的媒介再现，是媒介以争取收视率的新闻娱乐模式追求利润最大化的操作；在商品化的媒介中出现的女性，乃适应商品化的、被重新社会化的、被再创造的公式化形象；性别是一种社会范畴，体育活动的社会性别化，区隔并规定了女性气质和霸权的男性气质特征的客体和行为；团体性的体育项目承担起了建构民族认同的文化意义。

在商业化环境下，受众的消费习惯和认知观念也发生了很大变化。这又反过来促进了商业化媒体的定位转变。清华大学硕士生李华颖（2008）对消费者购买畅销书的原因进行了问卷调查。基于知觉价值理论与计划行为理论调整和修正过的模型，研究发现：知觉品质越高，主观规范越高，知觉行为控制越高，就越可能购买畅销书；而知觉牺牲并未起到较大的影响力。因此，作者认为，畅销书作为大众文化的产物，不易因消费者成本影响人的购买行为，“畅销”本身对书本的功能、品质或品牌等的肯定让消费者不计太多代价地购买。这一研究也暗示了未来畅销书定位与定价的发展趋势。

在年会的新闻沙龙环节，同一话题在网络传媒领域中也得到了讨论。《从中国老年网站的建设看虚拟社区的发展――以中国的老小孩网站为例》作者、香港中文大学博士生吴欢，通过对“老小孩”网站的个案研究，探讨了商业网站通过共建成员的精神认同获得商业收益的方式。吴欢特别强调了成员的个体认同与社区认同之间的互动、网下社区和网上社区的相互支持。她认为，虚拟社区，尤其是老年群体的虚拟社区不可能脱离现实世界，要通过与现实社区相互作用，促进人与人之间的沟通。（吴欢，2008）老小孩网站创办人、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师张志安博士介绍了“老小孩”的运营方式，也指出了通过上网给老年人精神慰藉的创办理念。

四、继承与创新：新闻传播学科理论体系的构建

传媒改革从“语词革命”向“语法革命”转变，为新闻传播学理论创新提供了新的内容。在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学术委员会主任童兵教授的主题演讲中，他以研究生的学术研究为视角，总结了30年传媒改革带来的新闻学科的发展。他强调，研究生群体的学术研究与我国新闻传播理论的发展是高度一致的，从老一辈的学科领军人阐发新闻学基本原理、建构新闻学理论框架、走出新闻史学研究新路径，到80年代继往开来的中坚提升新闻学科的科学性，再到90年代开拓学科新领域，到新世纪夯实基础理论、开创新媒体研究，研究生群体始终积极参与了新闻学科改革与发展的历程，积累了丰厚的学术研究成果。童兵教授希望，今后研究生在研究过程中，要注意构建新闻传播学理论体系，产出更多标志性成果，广泛开展中外合作研究，走好传播学本土化之路，培育新闻传播学大师和新闻传播学中国学派，研制中长期（2009－2020）中国新闻传播学研究规划。（童兵，2008）

复旦大学硕士生滕育栋（2008），则从微观层面着手，思考了30年来新闻思想的转变。他以《我们对于新闻学的基本观点》一文为切入点，通过考察1978年以来公开出版的新闻史著作对其描述、评价话语的变迁，揭示了三种不同的新闻史著写作方式：服从宣传需要的历史写作，突出文献新闻学理意义的写作，作为新闻改革历史基础的写作，阐发了其背后的新闻思想。作者强调了新闻理论的发展在中国新闻史的写作中的推动作用，认为中国新闻史的写作能为我国新闻理论的发展提供许多宝贵的思想资源，希望更多的人回归到新闻史研究中。

苏州大学硕士生张震（2008）梳理了30年学界对于新闻客观性的看法变迁。从新闻客观性的来源、内涵、主观态度、宏观操作方式、微观操作方式等角度进行了梳理，指出了今后研究的议题与趋势。南京大学硕士生温海玲（2008）对1988-2007年组织传播研究论文进行了历时性分析，根据其研究走向：“学科介绍原理阐释应用分析学科建设”分析了每一时段的历史特征，并提出了加强组织传播学科建设的想法。兰州大学硕士生华汝国（2008）综述2005-2007年我国网络传播研究情况，归纳了其中所体现的研究热点及形成的重要观点，并进行了评价。

此外，本届年会论文还对往届年会的学术成果进行了继承与创新。本届年会入选论文《瘦身减肥广告中性别因素对第三人效应的影响》（梁静、黄艳姗、艾依璇，2008）与上届年会入选论文《不同媒介素养的大学生第三人效果研究》（周海晏、王帆、邢荣、马、王祥颖，2007）同样是对“第三人效果”（third person effect）的研究，但侧重有所不同。上届论文的主要价值在于将媒介素养的概念引入了第三人效果的研究，并测量出不同媒介素养的大学生存在第三人效果差异。而梁静等人将媒介素养中的广告关注度作为中介变量，用以诠释性别因素与第三人效应之间的关系，在一定意义上是对上届论文研究的深化与补充。

注释：

[1]语法革命，是指“在现有要素和功能基本不变的情况下，通过规则的改变、关系的改变以及制度、机制、运动模式、盈利模式、与受众关系、技术要素层面的改变，形成新的发展机会”。（喻国明，2008）对于传媒改革而言，要从要素扩增到结构重组、规则改变和发展模式转型。

参考文献：

[1]毕佳颖.(2008,November).PowerfromMass-JournalismofInternetonAmericanPolitics.“第八届中国新闻传播学科研究生学术年会”入选摘要,上海.

[2]褚悦闻.(2008,November).女足的媒介再现：“适时而现”的铿锵玫瑰.“第八届中国新闻传播学科研究生学术年会”入选论文,上海.

[3]侯静慧、马瑜晶.(2008,November).风雨三十年：中国形象在美国媒体中的变革.“第八届中国新闻传播学科研究生学术年会”入选论文,上海.

[4]华汝国.(2008,November).从中国老年网站的建设看虚拟社区的发展――以中国的老小孩网站为例.“第八届中国新闻传播学科研究生学术年会”入选论文,上海.

[5]华清.(2008,November3).科学管理依法管理有效管理切实提高舆论引导能力.人民日报.pp.7.

[6]李华颖.(2008,November).畅销书购买行为及影响因素分析――基于知觉价值理论与计划行为理论模型的解释.“第八届中国新闻传播学科研究生学术年会”入选论文,上海.

[7]梁静、黄艳姗、艾依璇.(2008,November).瘦身减肥广告中性别因素对第三人效应的影响.“第八届中国新闻传播学科研究生学术年会”入选论文,上海.

[8]卢家银崔明伍.(2008,November).新闻媒体在利益表达中的困境.“第八届中国新闻传播学科研究生学术年会”入选论文,上海.

[9]刘畅郑宇钧.(2008,November).从视觉修辞的角度看奥运纪录片的“球土化”策略.“第八届中国新闻传播学科研究生学术年会”入选论文,上海.

[10]吕芳雅.(2008,November).中国电影产业实施“走出去”战略分析.“第八届中国新闻传播学科研究生学术年会”入选论文,上海.

[11]孙旭培.(2008,November).新闻改革研究：专业精神与学术规范.“第八届中国新闻传播学科研究生学术年会”主题演讲,上海.

[12]唐建英.(2008,November).《视听媒体服务指令》与欧盟新媒体内容规制初探.“第八届中国新闻传播学科研究生学术年会”入选论文,上海.

[13]滕育栋.(2008,November).“用说话”：中国新闻史写作中的“加法”与“减法”.“第八届中国新闻传播学科研究生学术年会”入选论文,上海.

[14]童兵.(2008,November).研究生：新时期新闻科学发展创新的生力军.“第八届中国新闻传播学科研究生学术年会”主题演讲,上海.

[15]温海玲.(2008,November).改革开放三十年我国组织传播学研究的变迁――对新闻传播视野下组织传播学术论文的历时分析.“第八届中国新闻传播学科研究生学术年会”入选论文,上海.

[16]吴欢.(2008,November).从中国老年网站的建设看虚拟社区的发展――以中国的老小孩网站为例.“第八届中国新闻传播学科研究生学术年会”入选论文,上海.

[17]肖云帆.(2008,November).媒体力量在国家形象对外传播中的应用――汉诺威、爱知与上海世博会实证分析.“第八届中国新闻传播学科研究生学术年会”入选论文,上海.

[18]阴良.(2008,November).社会控制对新闻生产的差异性影响――以外国媒体驻华记者报道倾向为分析视角.“第八届中国新闻传播学科研究生学术年会”入选论文,上海.

[19]喻国明.(2008).传播的语法革命和传媒竞争力构建.传媒观察,1,15-17.

[20]张震.(2008,November).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学界关于新闻客观性的研究述评.“第八届中国新闻传播学科研究生学术年会”入选论文,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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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数字媒体艺术专业 影视方向 教学设计

【基金项目】2011年度新疆师范大学教学研究与改革项目SDJGZ2011-02。

【中图分类号】G6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3089（2012）10-0028-02

一、数字媒体艺术专业介绍

随着计算机技术、网络技术和数字通信技术的高速发展与融合，传统的广播、电视、电影快速地向数字音频、数字视频、数字电影方向发展，与日益普及的电脑动画、虚拟现实等构成了新一代的数字传播媒体。由此，国内高校近些年来陆续开设了针对这些新媒体研究的数字媒体艺术专业。

查阅国内开设数字媒体艺术专业高校的该专业介绍，大部分都是这样描述的：数字媒体艺术专业是一个宽口径的以技术为主，艺术为辅，技术与艺术相结合的新专业。本专业的毕业生需要掌握信息与通信领域的基础理论与方法，具备数字媒体制作、传输与处理的专业知识和技能，并具有一定的艺术修养，能综合运用所学知识与技能去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该专业旨在培养具有良好的科学素养以及美术修养、既懂技术又懂艺术、能利用计算机新的媒体设计工具进行艺术作品的设计和创作的复合型应用设计人才。

二、新疆师范大学数字媒体艺术专业本科教学计划解析

新疆师范大学数字媒体艺术专业是2008年开始招生的，该专业归属在新疆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教育信息技术系，课程设计多由教育技术学专业拓展而来，课程教师主要也是教育技术学专业。

按照国家教育部和新疆师范大学本科办学要求，通识教育课和博雅课程是新疆师范大学非师范专业必修公共基础课。通识教育课和博雅课程合计970学时，占总学时的36.5%，这部分课程设计是办学指导思想决定的，不同高校会有所差异，但校内不再具有可调整性和设计性。

新疆师范大学数字媒体艺术专业的课程教学设计主要包括学科基础课、专业核心课、专业选修课及综合实践课四部分。具体开设课程如下：

学科基础课：高等数学、数字媒体艺术概论、新闻学概论、电子技术基础、影视鉴赏、摄影技艺、数字媒体技术概论、广告学概论。

专业核心课：面向对象的程序设计、构成设计、大众传播与文化、数据库原理与应用、影视制作系统、计算机动画设计、网络编程语言、新闻采访与写作、影视节目编导、新疆地方民俗学、纪录片创作、网站规划与设计、综艺晚会策划、电脑平面设计、数字音频技术。

专业选修课：民族歌舞欣赏、民族音乐欣赏、文化人类学、消费心理学、媒介营销与广告、数字技术前沿、作品创作实践、电视节目包装。

从这份课程教学计划里，我们发现这样一些问题：

1）广而失专。所设计的课程涉及学科多，面向领域广，涵盖了计算机应用、影视制作、广告、民俗文化、电视节目、传播学等多领域，培养目标凸显出培养复合型人才的特点。但在追求全面、强调复合型的同时，也就失去了专业的方向性，丧失了培养专业人才的能力。其结果必然是什么都学过，什么都学不精，貌似就业领域宽广，实际没有就业能力。

2）课程设计凌乱，缺乏系统性。从这些跨度较大、涉及学科领域面广的课程设计中，看似都与数字媒体相关，但很难厘清学科知识的层次关系，无法形成一个知识学习中必需的循序渐进、由浅显到精通的系统化进程。

3）知识建构缺乏体系，能力发展不能渐进。纵观课程设计，专业选修课课一般是对于大三、大四的学生，发展专业方向提供的深化学习在上面的专业选修课里，我们看到民族歌舞欣赏、民族音乐欣赏、文化人类学、消费心理学等课程并非是专业知识的深化和专业能力发展的提高，而是方向拓展的基础课程。而媒介营销与广告、数字技术前沿、作品创作实践、电视节目包装有利于专业方向深化，但设计这类课程还是要与前期的专业核心课程有一定的相关和发展关系，科学的设计发展专业能力的过程。

综上所述，从新疆师范大学数字媒体艺术专业的教学计划可以看出，在数字媒体艺术人才的培养上，由于过于偏爱于培养复合人才，并为这一目标而赋予实践，开设了许多跨学科门类课程，形成了杂乱无章不成体系的局面。在课程的设置上存在着严重的堆砌和求全倾向。

三、数字媒体艺术专业（影视方向）的知识体系构成

不同学科背景的学校开设的数字媒体艺术专业，其支撑的学科平台也不一样。各大高校应根据自己的学科背景，结合自己的办学特色，制定相应的人才培养目标，为社会相应的岗位输出相应的人才。课程体系是专业建设中核心内容之一，是根据学校的培养目标和培养对象的发展规律而制定的。课程体系的设置要有时代性、科学性以及针对性等，要使学生有所学、有所用，将来能在社会上有立足之地。这一点对于办学建设十分重要。如桂林电子科技大学充分考虑了本校的传统学科优势与本专业的技术特色，把数字媒体艺术专业目前的主要教学科研方向设为“虚拟现实技术”。其次在这个主要专业大平台的背景下再确定把“交互设计”、“多媒体网站”、“电子出版物”、“短片创作”作为四个专业小方向，以利于毕业生就业有更广泛的适应性和灵活性。

新疆师范大学数字媒体艺术专业归属于新疆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教育信息技术系，属于新疆师范大学的非师范专业，非艺术招生。由于该专业是由教育技术信息系拓展而来，由此在教学的理念上，教学设备条件上及教师配置上多来自于教育技术专业或受教育技术专业的影响。非艺术招生，在办学的起点上与艺术院校就有一定的差距，直接影响着艺术创作过程和艺术作品产出。依托于教育技术专业，其可借用优势就是信息技术教育下影视技术教育和计算机教育应用。相比较而言，前者优势更为明显。如建设有篮箱演播室、数字非线性编辑室、数字高清影像工作室、摄影室等，并相应配置了包括高清摄像机在内的多套设备。该系现有的教师中，有近一半的教师研究方向在影视方面。因此，新疆师范大学数字媒体艺术专业虽然没有刻意界定培养方向，但实际办学上应该清楚自己的办学方向应该在影视方向。其培养目标可以设计为致力于培养具有较高的理论水平和综合的艺术素养，掌握必备的数字影视应用技术，运用艺术创新思维进行数字影视短片制作、影视广告制作、移动多媒体视频制作等数字影视领域相关创作，并能进行栏目整体形象策划与包装，具有现代创新意识的艺术和技术相结合的复合型高级人才。

在这个培养目标里面，涉及4个关键词：影视、数字媒体、技术、艺术。从学科角度看，本专业首先立足于影视，拓展于数字媒体，是影视专业在数字媒体方向的发展。从知识体系看，本专业应该在学习和掌握技术的基础上，进行艺术的创作和实践。由此，笔者以为新疆师范大学数字媒体艺术专业的课程体系构建的基本思路是：

1）依据目前的校本实情，培养方向定位在影视方向，以后随着发展，可以逐步开拓别的方向，如网络传播方向、游戏动漫方向等；

2）知识结构属于跨学科的该专业，涉及学科面大，相关课程多，而在目标定位明确之下，该课程设计以影视技术和艺术为主体，拓展与影视有关的新数字媒体、新数字传播等方面的课程；

3）本着技术是创作的基础，艺术是技术的张扬的原则，将技术性课程作为本专业的主要课程，加强实践实习环节，提升艺术成果。

四、数字媒体艺术专业（影视方向）的课程设计

数字媒体艺术专业（影视方向）在教学计划内的课程设计关联因素很多，如公共基础课里面会有大学生素养类课程、传统文化类课程等，专业课程里面也会有影视技术类、艺术创作类、数字媒体传播类等方面课程，而且作为本科教学的四年计划，每门课程的开设学期和课时都互相影响。依据新疆师范大学教学实际和新疆区情，本文就新疆师范大学数字媒体艺术专业（影视方向）提出该专业课程体系中的课程设计：

专业基础课：文学剧作、数字媒体艺术概论、传播学概论、网络基础及其应用、视听语言、影视鉴赏、摄影技艺、数字媒体技术概论、广告学概论。

专业核心课：数字摄像、数字图形处理、大众传播与文化、数字短片创作、影视制作系统、计算机动画设计、数字影视特技、影视广告、影视节目编导、新传媒技术、纪录片创作、网站规划与设计、综艺晚会策划、电脑平面设计、数字音频技术。

专业选修课：制片与项目管理、播音与主持、文化人类学、CG 艺术赏析、媒介营销与广告、数字技术前沿、作品创作实践、电视节目包装。

这个设计有三个不变，一是保持原先的总学时、总学分和周学时数不变，二是保持通识教育课和博雅课程不变，三是原来的教学计划模块不变。保持了这三个不变，也就回避了学校教学改革和学校层面的教学设计，虽然仅针对专业课程进行设计对于本科生四年培养显得并不全面和科学，但这些的做法在实践中具有了较大的可行性。

与原有的相比，新的教学计划在课程设计上有了这样一些特点：

1）课程的关联度提高，专业方向更为明确突出。

2）专业知识和能力的培养循序发展、层层递进。

3）依据本专业特点，在专业拓展方面趋向于数字化和传媒化，如影视广告制作方面、网络传播方面等。

4）通过文学剧作、传播文化、文化人类学等内容的补充，提高了该专业学生影视创作的内在功力。

五、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培养的设计

尽管在教学计划里规定了一些课程的实验课时，也规定了必要的实践活动，但它很难反映出学生实际的能力培养程度，特别是学生创新思维和创新能力的培养。这些能力的培养和发展体现在实际的教学环节里和各种教学活动中。依据我们以往的部分经验，借鉴其他院校的先进经验，结合我校实情，我们针对数字媒体艺术专业（影视方向）的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培养进行这样一些设计：

1）扎实学好影视课程的相关素养课程，提高学科体系中的知识素养，为能力的发展打好基础。如开设相关课程、相关讲座、相关话题讨论以及参观、参与一些相关活动等。

2）重视实验课的教学，一方面注重实验课程与理论课程的关联、结合，另一方面又要注重实践活动的设计，使实验课程不再是验证性操作，而是创作型的开发。

3）学生作业的主要形式是数字化的作品，作业不再可以抄袭、复制，评价作业的方式也不再是教师的批阅，而是公开展览，接收大众（广大师生）的点评。我们一些课程的学生作业作品展已经在课程学习中常态化。

4）学生学习过程中，常常是以小组协作学习的方式进行，特别是影视作品的创作，强调团队精神，强化协作学习意识。如电视短片的创作等。

5）建立与本专业相关的学生社团，鼓励爱好相近、专业特长明显的学生群组发挥优势，多出专项精品，带动专业发展。如现在已经发展的“黑眼睛摄像协会”“Chapet影剧社”等不仅带动了专业的学习，而且也在全校产生了影响力。

6）与社会相关的企事业单位建立关系，在社会中建立我们学生实习实践的基地，同时也使这些单位与我们学校的教学及教学活动相关联，共同构建创新人才培养的平台。如我们前面数字媒体艺术专业的学生实习就是进入到电视台、文化传播公司、广告公司等，部分学生毕业后就在这些单位找到了自己的位置。

7）结合自己个人的发展方向，做好毕业设计和毕业论文。毕业设计和毕业论文是大学专业学习的集中深化，也是大学四年学习的综合检验，由此，我们提出要求学生做到“四化”，那就是方向化——本着自己的特长和发展方向，一体化——将毕业设计与毕业论文一体化。协作化——毕业创作应发挥团结合作的精神，精品化——力求毕业作品精品化。

8）开展多种形式的专业拓展和科技创新活动，鼓励积极参加各级各类相关专业活动和作品大赛，以精品作示范，以成果带发展。

通过上述一系列的设计，我们旨在不仅培养学生获取知识的能力和应用知识的能力：系统级的认知能力和理论与实践能力，掌握自底向上和自顶向下的问题分析方法，既能把握系统各层次的细节，又能认识系统总体；既掌握本学科的基础理论知识，又能利用理论指导实践。而且更在于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创造性思维能力、创新实验能力、科技开发能力、科学研究能力以及对新知识、新技术的敏锐性。本文论及的教学设计虽然学科面小了，但能力更强了，更专了，实际的就业面也就更宽了。

参考文献：

[1]杰，高校数字媒体艺术专业现状分析及教学体系的研究，河北师范大学2010年硕士学位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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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古装剧；语言特色；翻译

一、引言

中国古装剧近些年来异军突起，在国内大放异彩的同时，于海外也是名声大震。古装影视剧浓缩了中华传统文化，是国外了解中国历史文化的一大途径。但是，中国古装剧的相关论文研究却较少。虽然据笔者对中国知网相关论文的统计，发现自1952年至今，有关影视剧翻译研究的论文共750余篇，但针对中国古装影视剧的论文研究只有55篇；在发表于核心期刊上的253篇相关论文中，只有18篇研究中国古装影视剧的字幕翻译。由此可见，古装影视剧字幕研究所占比例偏低。然而，纵观公开放映的古装影视剧英文字幕，无论从语言层面还是文化层面都存在大量问题和错误。因此，如何正确且合理地翻译古装影视剧，既要让观众跨越文化障碍，毫无障碍地接受剧情发展，又要使其对中国文化有充分了解，急需业内倍加关注。本文通过对中国古装剧语言特色的分析，指出当前古装剧字幕汉译英中存在的主要问题，进而阐释字幕翻译中相关策略的应用。

二、中国古装影视剧字幕的语言特色

大部分古装影视剧的服装、场景等极具古代特色，其语言也不例外。除了具备一般影视语言所含有的“聆听性、综合性、瞬间性、通俗性和无注性”[1]之外，古装影视的字幕还有其自身的特点。限于篇幅，本文只对汉译英中的三大难点进行分析，分别是古代称谓多，四字短语、习语多，历史背景复杂。

1、古代称谓多

古装剧中的称谓极具特色，许多古装剧都涉及到皇帝、臣子、嫔妃等中国独有的文化现象。刘彤等学者在其论文中也曾提到，“尊卑等级等文化成分在古代题材的影片中尤为常见”[2]。就第一人称“我”而言，就有多种表达。如，皇帝通常自称为“朕”，以显示其万人之上的地位，或者谦称为“寡人”、“孤”等；臣子在朝见皇帝时，自称“微臣”，而嫔妃则自称为“臣妾”等。此外，古代官称或头衔繁多，如兵部尚书、兵部侍郎，户部主事、御史、按察使等。

2、四字短语、习语等使用较多

古装影视剧的台词中，常穿插习语或四字短语等，以达到简明达意，朗朗上口的效果。例如，在《赤壁》中，当提到荆州降将蔡瑁、张允时，有这样的对白：“这两个人是墙头草，风吹两边倒，所以还是提防着点吧。”又如《红楼梦》中的“礼贤下士，扶贫济危”等。对于这类习语、四字短语等，翻译时须根据上下语境，灵活处理。

3、历史背景相对复杂

不同于现代剧的是，不少古装影视剧有一定的历史背景或涉及到一些典故。因此，翻译时需将其中富含的历史文化背景展现出来。譬如，《赤壁》中，三国鼎立，孙权占据东吴。在当时特定的背景下，“东吴”不仅仅只是一个地名。又如，刘波在其论文中，提到了电视剧《红楼梦》中的一个例子：第21集“荣国府元宵开夜宴”中提到袭人时说，“她妈前天没了，因为有热孝，不便前来。”在这句话中，“热孝”一词具有一定的文化内涵[3]。据百度百科定义，“热孝”的含义有二：旧时对新近发生的父母丧事，通常指百日之内，做孝子的要披麻戴孝，不剃发，不外出；也可指父母、或丈夫刚死不久时穿的孝服。

三、古装剧字幕翻译问题及分析

1、特有文化内涵缺失

古装剧中，人物的称谓、语言风格等可以反映一个人的社会地位、尊卑等级。然而，由于对这种特有的文化内涵不够了解，不少译者在翻译过程中仅进行简单的直译。

例如，在电视剧《还珠格格》第一部第一集中，清乾隆皇帝出宫巡视时，百姓说：“皇上万岁万岁万万岁”，英文字幕为“Huang Shang， live on ten thousand years”，将“皇上”音译为“Huang Shang”，而在Charles O. Hucker所著的A Dictionary of Official Titles in Imperial China（《中国古代官名辞典》）一书中，“皇上”同样译名为“Huang Shang”。[4]笔者认为此译法不可取，因为对中国文化了解甚少的外观众难免会误以为“Huang Shang”是人名。“皇上”这一称谓象征着中国古代最高的统治者，音译“Huang Shang”何以体现此内涵？因而，笔者认为，在中国古装剧走出去初期，对诸如“皇上”、“格格”、“郡王”、“亲王”等的称谓或官称，第一次出现时可仿效国外进口片，酌情在称谓之后或在屏幕上方给出相应的英文注释。

2、语义表达欠妥贴

（1）欠额表达

此种问题在四言词组的翻译中较为常见。比如，《赤壁》中，有句台词是“违令者斩！”，译文是“It’s an order！”。源语含有两层意思，一方面，该命令每个人都必须遵守，另一层意思是如果不遵守命令，就会被杀头。译文显然只包含前者，和源语相比，没有威慑效果。又如，《赤壁》中，曹操对关羽说，“你又何必愚忠于刘备呢？”译文是“Why do you continue to serve Liu Bei？”译文中虽然用了“continue”（继续）一词，但“愚”的意思并没有得到体现。

（2）偷换概念

不少表达，在不同时期、不同语境下含义也不一样。随着时代的不断发展，一些词汇的含义得到不断地扩充或因生活方式、观念等的变换衍生出新的意义，因而，在翻译的过程中，这些变化也应得到体现。古装剧有一定的历史文化背景，有些表述需根据当时特定的背景来翻译。在电影《赤壁》中，“江南”被多次提及。据百度百科定义，江南如今有广义和狭义两方面的含义，广义上的江南涵盖长江中下游流域以南，南岭、武夷山脉以北，即今湘赣浙沪全境与鄂皖苏长江以南地区，而狭义上的江南是指长江中下游平原南岸、濒临长江沿线组成的江南地区。然而，在三国时期，隋朝之前，江南往往指湖南、湖北一带。笔者认为，影片中将“江南”简单译为“the southland”则太过笼统。同样，在《赤壁》中，周瑜对孙权说道：“我们军民一心”，这句话被译为“our troops have high morale”。源语的本意为军官和百姓万众一心，强调“同心”，而译文的字面意思是“我们的军队士气高昂”。这种偷换概念的表述，无法原汁原味地传达出源语中的文化意象及其内涵。

四、中国古装影视剧字幕翻译策略的选择和应用

怎样选择合适的翻译策略是影视翻译中永恒的辩题，归化、异化曾是争论的焦点。但笔者认为在影视翻译中并没有一项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翻译方法，古装影视剧字幕的翻译策略和翻译方法更应该根据其特殊性并结合权威的翻译理论进行选择，切忌掉书袋式或天马行空式翻译。

1.异化与归化的选择

在现有的古装影视剧的翻译中，笔者发现大多数译者仍然是偏向于采用归化的策略，尽量减少观众的文化障碍感。这样的例子非常多，如在电影《十二生肖》中成龙所说：“一颗豆豆两颗米，那个出口就是你。”就被翻译成了“eeny， meeny，miny，moe， I’m coming your way.”这种翻译方式很容易被观众接受，但是却无法体现其中中文童谣的韵律。而下一句“封建迷信管用吗？”被翻译成了“It’s no time for nursery rhymes！”，则更加偏离了原文的意义。如果此句照直译来，又与前面翻译的语境无法衔接。这样的翻译虽然易于让观众理解，但并没有真实反映角色的台词。又如《十面埋伏》中：“救人救到底，送佛送到西，我索性连人带刀一块救出。”译文：“I’ve rescued you， and your daggers as well.”虽然基本达意，但直接将句中的中文习语省略掉了，令角色原来风流倜傥的形象大打折扣。

国产影视字幕的翻译质量低下相比，进口的欧美影视剧字幕翻译，翻译上多采用了异化翻译策略。这种差异主要还是源于我们对中华文化的输出意识不够强烈，中华文化影响力不够强烈所致。由于历史和经济发展原因，在全球化的今天，中华文化和欧美文化在“软实力”方面还存在着相当大差的差距。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综合国力的增强，世界正在越来越瞩目于中华民族灿烂而历史悠久的文化，而影视剧翻译作文外国观众了解中国文化的一大窗口，译者在翻译时应当尽量使观众了解和发现其中的文化内涵。作为译者，翻译时往往会被所谓的“文化鸿沟”所牵绊，生怕直译或异译会让观众无法接受，其实是大大低估的观众的理解能力。在全球化的今天，信息传播之迅速，资料共享之便捷，中西方文化的交流速度已经远远超过了过去。譬如中国很多直译的短语、成语或表达方式已越来越被西方读者所接受。例如：People mountain， people sea. Long time no see. One country， two systems.更有最新腾讯组图，传出关于“tuhao（土豪）dama（大妈）等中文热词有望录入《牛津英语词典》。由此不难发现，随着外国观众对中国更加深入的了解，他们对两种文化的不同认识也更加深刻，对陌生文化信息的接受力正在不断提高。因此，即便考虑到一些观众接受异化式翻译会比归化式翻译更加困难，我们在古装影视剧的字幕翻译中也应该尽可能的采用异化翻译策略。

2.异化策略的应用

（1）仿拟翻译

仿拟是英语语言学分支修辞学的重要修辞手法。百度百科对其给出的定义是：这是一种巧妙、机智、而有趣的修辞格。它有意仿照人们熟知的现成的语言材料，根据表达的需要临时创造出新的语、句、篇来，以使语言生动活泼，或讽刺嘲弄，或幽默诙谐，妙趣盎然。在运用时所仿拟的一般是人们所熟知的语言材料，如成语、谚语、名言、警句。而仿拟翻译手法正是借用这一修辞方法，将汉语中的意思转化为英文而又不失去原有意思。例如：《甄嬛传》第35集中，甄嬛对富察贵人说：“情谊生了，误会嫌隙也就没有了”，这句话可以通过对英文谚语“All is well that ends well”进行句式上的仿拟，可译为“Friendship is well that enmity ends as well.”仿译是一种形式上看似归化，内容上却是异化的翻译方式。这种翻译方式的巧妙之处在于，既让观众能从与目的语相似的表达中快速的接受，同时准确的理解，又能保持源与文化中的原汁原味不被破坏。有一举两得之效。

（2）直译

对于那些结合影视播放容易被理解的，在西方观众中被广泛接受的中国文化俗语应在翻译中加以保留，大胆采取直译的方式。例如在电影《无极》中：无欢：“行啊，只要你做我的奴隶，馒头就是你的。”译文是“I will give you the bread if you promise to be my slave.”“馒头”作为一种传统的中国食品，在这里被翻译成了“bread”，其实不太恰当。首先，外国观众对中国的饮食文化了解相对比其他文化要多，他们应该会知道馒头和面包是不一样的；若翻译成“steamed bun”，再结合电影画面中人物手中拿着的馒头，一点都不难理解。而且这样能保留中国元素，不至于使国外观众认为中国古代人也是吃面包的。

（3）释译

在大多数情况下，影视剧中的台词很难用仿译的手法，直译又容易造成观众的误解，因此释译就成了既保留文化元素，同时又保证观众能够流畅自如观看的重要手段。而在影视剧翻译中，为了能跟上影视剧的节奏，就要求所加的解释必须简短达意。如在《功夫》的翻译中，斧头帮手下的台词：“送终？”译文为“What is this， a funeral bell？ ”很恰当的表达了送终的含义。

释译法对古代称谓和官称更为适合。请看在电影《满城尽带黄金甲》中的字幕翻译：

蒋太医： 拜见太子殿下，殿下这是贱内。快， 快拜见太子殿下。

译文： Your servant kneels before the Crown Prince. Your Highness， may I present my wife？ Quick！ Welcome to Crown Prince！

译文中的“your servant”是蒋太医的自称“微臣”，且“贱内”，译作“my wife”。 如果将这两个表示谦称的词直译，势必会产生歧义和误解。[5]

五、结语

通过对古装影视剧翻译的分析和翻译策略的探讨，我们不难发现，现有的古装中国影视剧汉译英还存在着很多问题，由于两种文化的差异，要让外国观众短时间完全了解中国文化还任重而道远，但通过一些翻译技巧的探讨和翻译理论的实践，加之在全球化的影响下，东西方文化交流方兴未艾，我们应当在翻译中大胆多采用异化翻译手法，才能加快加强中国文化的对外传播。本文旨在抛砖引玉，期望更多的研究者关注并参与古装影视剧字幕翻译的研究，以便更好地将中国古装影视剧推向海外。

参考文献

[1]钱绍昌.影视翻译──翻译园地中愈来愈重要的领域[J].中国翻译.2000（01）：61-65.

[2]刘彤.古代历史剧字幕翻译的得失辩证解读 [J].电影文学，2012， （23）：155.

[3]刘波.《红楼梦》电视剧英文字幕中儒家思想词汇的翻译策略评析[J].译林，2011， （8）：132.

[4]Charles O.Hucker.A Dictionary of Official Titles in Imperial China.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5]王婵.《满城尽带黄金甲》英文字幕中文化词语的翻译研究[J].湖北师范学院学报（哲 学社会科学版） 2010，（4）：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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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视教育论文2200字(一)：影视教育在小学阶段开展的问题与对策研究论文

摘要：當前，影视教育作为国家义务教育课程综合性、实践性的重要补充，已得到教育主管部门的高度重视。但影视教育融入义务教育体系在中小学的实际落地效果并不理想。本文结合笔者所在学校——深圳市光明区光明小学关于影视教学开展的形式和内容，简要分析当前小学开展影视教育遇到的问题，并提出相关的建议，旨在抛砖引玉，与各位同行共勉。

关键词：影视教育问题对策

一、小学影视教育的问题分析

笔者以“影视教育”为关键词，在中国知网（CNKI）平台进行搜索，近三年与小学影视教育有关的论文共9篇，虽然文章数量不多，但结合我校影视教育开展的实际情况，还是能从中发现和总结出现阶段小学影视教育存在的问题。而对这些问题的分析，对于我们理解和思考影视教育在小学阶段开展的问题与建议有着指导性价值。

1.影视教育多以“第二课堂”为主，缺乏完整的课程体系

笔者以所在学校为例，每周社团时间为每周二、四下午四点十分至五点半，有时还会因为其他一些不确定因素导致无法上课，这就会导致学生无法进行持续性学习，学习的深度也仅仅停留在知识的表面。同时，在与部分指导教师的交流过程发现，“教材”的缺乏也是阻碍影视教育能够顺利开展的重要问题之一，目前，对于小学阶段的影视教育而言，现有的优质影视教材乏善可陈，更不必说完整的课程体系。

2.教师对影视教育缺乏正确的认知

笔者在前期的课题研究中曾经对学校部分教师，包括影视社团教师做过一次访谈，通过访谈可以得知教师对影视教育的认知存在很大的片面性，总结可以归纳为以下三类。第一，教师认为影视教育只能作为正常学校教育的辅助手段，例如，语文课上根据课本知识改编的舞台剧，英语课上的情景剧等。第二，有的老师认为影视教育就是向学生播放电影，动画片，纪录片、学习视频等一些简单且肤浅的教育过程。第三，一些专业社团的老师在平时训练学生的时候存在重“技能”轻“理论”的现象，他们认为影视教育应该要重点培养学生的影视制作能力，而对学生的艺术欣赏、艺术评价等方面的能力有所忽视，甚至是完全放弃，这也是很多学校专业社团教师在影视认知上存在的一个误区。

3.影视教育师资力量薄弱

目前大多数从事影视教育的一线教师都没有受过系统的影视知识学习，存在大量的其他学科教师“客串”影视社团教师的情况。例如，语文老师担任“校园课本剧”社团、“小主持人”社团、“诵演社”等社团辅导教师，音乐老师担任“形体表演”“影视配音”等社团辅导教师，科学老师

担任“道具制作”社团等辅导教师，还有一些教师开设的社团纯属个人的兴趣爱好，专业性不强。

二、小学影视教育的对策

1.加强“第一课堂”学习，构建实效影视教育课程体系

所谓实效，即开设的影视课程要符合小学生的年龄特点和认知水平，例如，可以将小学阶段分成初级、中级、高级三个阶段，对于初级的一、二年级学生可以开设“形体训练”和“影视配音”课程，通过“形体训练”达到训练学生的形体仪态和简单表演的效果，而“影视配音”则可以让学生对影片中各种声音进行简单的了解和模拟训练。对于三、四年级的学生可以开设“影视欣赏”和“人物形象设计”等相关课程，三、四年级的学生正处于具体运算思维期，也是人生观形成的重要时期，通过以上两门课的开设可以提升学生发现美、欣赏美的鉴赏能力和艺术素养，通过对美好事物的内涵的挖掘和欣赏，对处于这一时期的学生形成正确的人生观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而“人物形象设计”则可以训练学生在色彩和造型方面的审美感知能力，通过具体的实物可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同时也可以增强学生对色彩搭配的认知和理解。而对于五、六年级的学生可以开设“摄影基础”和“后期制作”等方面的课程，此年龄段学生认知能力和动手实践能力较之前都有很大的提升，“摄影基础”和“后期制作”相辅相成，可以让学生了解影视作品拍摄的过程、技巧以及如何通过后期制作软件对拍摄的素材进行拼接和加工，直到完整作品的形成，从而加深学生对影视作品的理解。

2.拓宽师生交流渠道，夯实影视教育师资力量

目前大多数学校对于教师培训多采用“走出去”的方式，而且还是选择性的“走出去”，尤其对于一些收费的活动会慎之又慎。面对这样的困境，笔者认为，如果条件允许，教育主管部门可以多组织一些影视教育的交流和相关的培训活动，这样一方面可以提升教师的能力，特别是对影视教育的认知，另一方面也能引起各学校领导的重视，这对学校影视教育的开展有非常大的帮助。

除了“走出去”，笔者认为还需要适当的“请进来”，可以请一些影视教育开展的较好学校的教师来校进行经验分享，加强校级之间的沟通和交流，扬长避短。此外可以邀请一些影视专家、学者、有条件还可以邀请一些名演员、名导演等来校进行专题讲座或进行师生培训，这是能够提升学生影视素养最便捷的方法之一，提升学生对影视的认识，增强他们对学习影视的兴趣。如果能对口帮扶学校的加入，效果自然会更好。

最后笔者认为，伴随“互联网+教育”模式的兴起，可以充分利用信息技术手段来提升师生的影视素养。

总结

就目前阶段而言，中小学开展影视教育遇到的问题还有很多，也正是这些问题的存在，更显得更有研究的价值。本文所提到的问题与对策也只是笔者的一些肤浅的认识，希望通过本文能够引起同行们更多的思考。

影视教育毕业论文范文模板(二)：综合大学与艺术院校影视教育模式比较三题论文

近年来，我国高等院校的影视教育蓬勃发展，开办影视相关专业的院校迅速增加。除了老牌的影视专业院校如北京电影学院、中国传媒大学等外，不少其他的艺术院校如南京艺术学院、湖北美术学院也纷至沓来，许多综合性大学更是蜂拥而至。由于各个院校的基础、传统、优势及定位的差异，许多院校的影视教育也相应地呈现出不同的特点，如综合性大学的影视教育模式同专业艺术院校如专业美术院校的就不尽相同。

湖北大学是湖北省属重点综合性大学，历史悠久，学科齐全，师资雄厚，拥有博士学科授权点，是一所典型的综合性大学，在全国具有一定的影响。湖北美术学院也是一所湖北省属院校，全国专业美院之一，办学历史悠久，学术传统深厚，拥有硕士学科授权点，是一所典型的专业美术院校，在美术界具有较高的地位。湖北大学的影视教育主要集中在影视摄影与制作、艺术学院的数字媒体艺术和动画专业，湖北美术学院的影视教育主要集中于影视摄影与制作、动画、数字媒体艺术和戏剧影视美术设计等专业。本文试图从三个方面宏观比较它们本科影视教学模式的特点。

一、学理性与艺术性

众所周知，中国近现代大学的理念与体制受西欧或苏俄近现代大学的影响。近现代以来，大学逐渐形成了自己的使命，一般都可以概括为探求新知、培养人才和服务社会。而支撑大学使命的两大基石是钻研学术和崇尚理性。在西学东渐的过程中，这些思想和观念也深深影响了中国的高等教育发展。显然，创建于1931年的湖北大学和1919年的湖北美术学院也是如此，都或多或少受其浸润。

高等教育的基本特征之一是学理化。所谓学理化，即学术化和理性化。学术化指的是知识的探究、获取、积累、传授和运用。在探索学术的过程中，概念、理论和思想及其相互关系不断地发展、丰富和完善，从而形成某一学科某一层次的学术体系。这一层次的学术体系既可以往上发展构建更高层次的学科学术体系，也可以往下细分衍生为学科学术体系。理性是一种归纳或演绎的逻辑思维形式或思维活动，其根本是一种科学精神。理性化就是科学化。理性具有自觉性、被引发性、可预期性和稳定性等特征。[1]学理化一直是大学象牙塔恪守的重要原则。

湖北大学在尚未创办影视相关专业之前，就已经在艺术、中文和教育等学科专业开设有关影视的课程。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影视学科的发展，湖北大学在其艺术学院下相继开设了影视摄影与制作、动画、数字媒体艺术和视觉传达设计等影视相关专业。其实一直以来湖北大学的影视专业希望同该校的其他学科专业保持一定的距离，以彰显自身的学科特色，追求艺术，推崇感性。同时由于湖北大学强大的学术气场、统一的管理体制以及学科自身的发展，该校的影视方向专业也逐渐为传统的学科体系所同化，逐渐成为人文社科体系的一部分，同时根据该校的自身情况以及硬件条件，最后不得不采用所谓的“文化课”学科专业确立的培养目标、教育方法、管理模式和评价尺度，变得愈来愈学术化理论化。

在这种大背景下，湖北大学的影视专业相当重视理论基础的教学与研究，注重学生影视理论的素养和学术规范的养成。“理论乃根本，乃原则。根本定，原则立，自能左右逢源，自由肆应。方法则随事而变，难以隅反也。”[2]该校影视摄影与制作专业的本科人才培养方案明确提出：“本专业致力于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具有全面的艺术素养和复合型知识，具备宽厚的人文社会科学基础，系统掌握影视学科的理论、知识、技能，具有强烈的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能适应当代社会影视发展需要，并具备一定研究能力，能继续攻读相关领域的硕士、博士学位的优秀影视艺术人才。”[3]在课程设置上，该专业专门开设了多学时的电影理论、中外影史、影视剧作和影视鉴赏等理论课程，着重培养学生的逻辑思维、反省思辨、创造创新和学术写作能力。在课堂教学上，多以理论讲授、影视观摩和小组讨论等方式为主。在知识考核上，多以闭卷考试和论文写作为主。在招生上，既招录文史类、理工类考生，也招收美术类学生，对高考文化课成绩要求相对较高。毕业之际，学生不仅要求展出一部优秀的影视作品，而且必须提交一份学术论文或报告。最为重要的是，正如对其他院系的老师一样，湖北大学对其影视专业的老师也制定了严格而细致的科研考核标准。在这种指挥棒下，湖北大学的影视专业强调学术研究、注重理论教学也就不足为奇。当然，我们对理论的理解也不能过于狭隘。正如钱学森所认为的那样，一个成熟的学科一般要由基础理论、技术理论和应用理论三部分构成，影视学的理论也是多种多样的。

湖北美术学院的影视教育发轫于1997年筹办的动画专业。影像媒体艺术、数字媒体艺术、影视摄影与制作以及戏剧影视美术设计等影视相关相继成立，它们主要分布在动画学院和设计系。由于学科特点，湖北美术学院一直以来致力于专业美术教学与创作，追寻的是一种艺术至臻，不拘一格。即使在学科发展和评价体制日趋完善的今天，在不少湖北美术学院师生观念里面，所谓的学术就是画画，就是艺术创作。他们无感于理论，崇尚感性，甚至主张“正像信仰的时代要受到理性的审判一样，现在，理性的时代要接受感情的审判”[4]。这种办学理念和学术风气也浸润到了其影视教育。当然这并不是说湖美不重视学理研究，而是说他们更偏重于感性艺术性。

湖北美术学院的影视摄影与制作、影像媒体艺术和数字媒体艺术等专业的本科人才培养方案中赫然地写着——要造就“具有创造性的（影视）艺术家”[5]。在课程设置上，虽然也有影视理论课程，如影视摄影与制作的《中外影史》和《电影理论》等，但相对而言这些理论课程数量少，课时量低，且多为专业选修；而专业艺术课程数量多，课时量大，皆为必修，旨在重点培养学生的影视艺术创作能力。在具体教学上，湖美的影视专业倾向于工作室导师制，让教师牵头组建教学创作团队，以影视创作案例教学、项目教学为主，辅之以理论讲授、影视观摩和小组讨论。在知识考核上，甚少闭卷考试和论文写作多以提交创作的影视艺术作品为主，并鼓励那种實验性艺术性的作品。在招生上，该校的影视专业学生都是美术类考生，经过了艺考的激烈选拔，对专业课成绩要求较高，而文化类成绩较低。毕业时，影视专业学生的毕业影视作品才是重中之重，而论文或报告要求相对较低。更为难能可贵的是，为了鼓励广大教师艺术创作的积极性，湖北美术学院对教师的科研考核相对宽松，老师参展的影视艺术作品或展览，皆可换算为科研工作量，甚至予以重奖。在这种氛围下，影视专业广大师生看重艺术创作也就顺理成章了。

美国教育学家布鲁姆、哈罗和克拉斯沃尔曾提出著名的教育目标分类理论。他们认为，教育目标可以分为三大领域，即认知领域、情感领域和动作技能领域。[6]按照他们的知识分类理论，显然湖北大学的影视教育越来越侧重于认知领域的知识理论教学，而忽视了对后两个领域的观照；湖北美术学院的影视教育则强调情感领域和动作技能领域中的感性、艺术和技能学习，疏于理论知识的传授。这都是有所偏颇的。美国著名教育学家加德纳提出的多元智能理论，也有助于观照湖北大学和湖美的影视教育异同。他认为人有七种智能，即逻辑-数理智能、言语-语言智能、视觉-空间智能、音乐-节奏智能、身体-动觉智能、交往-交流智能和自然观察智能。[7]一个人的这些智能只有和谐平衡发展，他才能全面健康地成长。但当今理性化的技术社会往往偏向于前两种智能，而忽视其他智能，这给个人及社会全面发展带来了灾难性后果。当然，忽视前两种智能的教育也是失之偏颇的，甚至是愚蠢的。

二、综合性与专业性

在影视高等教育竞争日益激烈的形势下，各校影视专业因校制宜，依托各自的办学基础和优势进行合理定位彰显特色，方是明智之举。显然，湖北大学和湖北美术学院在这方面也有所作为，可圈可点。事实上，影视学科是一个交叉性学科，表现出典型的综合性特征；而另一方面，影视学科的专业性也相当强，需要接受系统专门的学习和训练，体现了综合性和专业性的统一。从许多角度来看，影视都是一种特殊的综合体。从媒介性质角度看，影视是一种用现代科学技术手段全面装配起来的集艺术、娱乐和教化功能于一体的媒介手段。从作品的接受方式看，影视是一门视觉和听觉的综合艺术。从作品的存在方式看，影视是三维时空艺术，语言艺术和音乐艺术都是一维时间艺术，绘画是二维空间艺术。从作品完成过程看，影视是由剧作、导演、表演、摄影、录音、美术、剪辑、照明等各艺术或技术的专业共同参与的综合艺术。而另一方面，编剧、导演、表演、摄影、录音、美术、剪辑和照明等都非常专业，需要专门的学习训练。这种特殊性决定了影视艺术对人才培养也提出了较高要求，既在广度上即综合性上有要求，也在深度上即专业性上有标准。

湖北大学是省属重点综合性大学，学科专业涵盖12个学科门类，教学设施先进，师资力量雄厚，学术研究斐然，人才培养突出。在影视教育中，湖北大学充分发挥了其综合性大学的优势。譬如该校的影视摄影与制作专业人才培养目标明确规定：“本专业旨在培养博学而笃志、求新而笃行，掌握影视学的基本理论，具备扎实的影视摄影与制作专业核心知识，具有综合运用创新思维、创作方法、电脑能力，具有较强的独立思考、分析及解决问题的能力，具有强烈的学科交叉意识和团队合作精神，能够在涉及影视的文化创意、新媒体文化和互联网科技等领域，从事与之相关的策划、创意、设计、制作、编辑、管理和传播工作的高素质创意复合型人才。”要求学生“掌握艺术、人文、电脑知识，具备跨人文、艺术、科学领域的复合知识结构；了解专业相关的国家方针政策、法律法规；了解本专业的发展历史、发展前沿、研究动态及创新方向；掌握影视摄影与制作专业基本理论、核心知识，以及展开专业创作、制作所需要的相关知识；了解影视项目管理、市场营销、著作权保护及相关方面的一般常识”；“具备较强的专业学习能力，掌握基本的专业创作及研究方法，具备在艺术、人文与科学交叉领域开展创新性的工作；能独立或合作完成影视作品的创作、策划、开发、运营中的至少一个环节；具备一定的外语应用、资料检索与分析、专业写作等方面的能力；具备一定的组织管理、交流沟通以及团队合作的能力；在实践中具备较强的独立思考、分析及解决问题的能力”[8]。显而易见，湖北大学的影视摄影与制作专业人才培养目标对学生的综合素质和知识结构提出了较为全面的要求，其动画和数字媒体艺术专业亦是如此。湖北大学充分利用综合性大学的优势，专门成立了面向全校本科生的通识教育学院。该校影视专业的学生除了专业课外，还可以根据需要和兴趣选修文学、法律、管理及计算机等方面的课程，努力成为厚基础、宽口径、高素质和强能力的复合型影视人才。

作为一所专业美术院校，湖北美术学院的学科比较单一，主要集中在美术、设计和艺术管理等与艺术相关的学科上，其美术设计方面的实力不容小觑，其影视专业正是建立在其雄厚的美术设计学科实力之上。影视摄影与制作同摄影、影像媒体艺术、数字媒体艺术和视觉传达设计等专业关系密切，作为一种特殊电影形式的动画其基础是美术设计，戏剧影视美术设计的基础也在美术设计。可以说，美术学科同影视学科具有先天的亲缘关系，具有较强的互通性，同时也有很强的专业性和技能性。事实上，不少电影导演和摄影都是学美术出身的，更不必说美术设计、服装设计等工作了。同样是影视摄影与制作专业，湖北美术学院最新的人才培养目标是这样的：“本专业将结合国际上先进的影视摄影与制作教育理念及数字化视觉设计的发展趋势，探索‘专业基础教学+工作室课题教学’的培养模式，在人才培养中贯彻‘既突出专业艺术性的也强调专业实用性’的教育理念，在学生掌握了美术和摄影的基本技能的基础上，启发、引导学生深入探索以摄影为媒介的视觉设计语言表现，通过递进式的‘理论-技术-实践’的教学方式，培养具有创新能力和创业精神的创意应用型影视艺术专业人才。”影视摄影与制作专业的学生必须“掌握影视摄影与制作专业的相关基本理论和基本知识”“掌握影视摄影与制作专业相关的设计方法和有关技术”“重点掌握数字三维制作的技术、VR互动技术”“熟练使用影视摄影与制作的各种器材与软件，如摄影器材、灯光器材、剪辑器材等，特别是要掌握三维制作软件与VR虚拟现实的实际应用”。[9]湖美的人才培养目标紧跟国际潮流，立足学科前沿，对学生的专业指向更为明确、具体和深入，一目了然。为了提升学生的专业能力，湖美专门投巨资建设了摄影棚、影视后期制作实验室和VR技术实验室等专业实验室，供该校影视专业学生学习和创作。该校影视专业学生的创新思维、专业素养、艺术审美和动手能力普遍较为彪悍。

不难看出，综合性大学影视教育的优势在于其综合性，由于它囊括众多的专业学科，拥有各种各样的资源，可以进行跨学科教学，学生综合素质相对全面，知识结构比较完整，发展后劲较为充足。当然具体到影视教育，其缺陷也非常明显，正如综合性大学影视专业学生和社会用人单位普遍反映的那样，眼界开阔，知识面广，适应性强，但大多是蜻蜓点水，泛泛而谈，似乎什么东西都懂一点，但什么东西都不精深。而专业性艺术院校的优势恰恰弥补了综合性大学的不足，其影视教育的专业性、艺术性、技术性和实践性都非常强悍，毕业生可以马上上手工作，不少都成为业界的行家里手，其工作是非专业人士难以替代的。此外，艺术专业院校教育传统厚重，艺术氛围浓郁，师生比例较高，教学管理也是围绕艺术教学展开，十分有利于集中优势进行影视教学。例如，按照湖北美术学院的教学模式，全体大一新生必须接受一年的專业视觉基础教育，然后展开各自具体的专业教育；每天课程安排上，大一大二学生每半天学公共课文化课，每半天学专业课程；大三大四后全天学习专业课，而且每天只学一门课程等等。这种集中“大量连续时间”的教学模式，显然比综合性大学影视教育的那种东一榔头西一棒子的方式要科学合理有效。

美国教育学家布鲁姆、哈罗和克拉斯沃尔曾提出著名的教育目标分类理论。他们认为，教育目标可以分为三大领域，即认知领域、情感领域和动作技能领域。[6]按照他们的知识分类理论，显然湖北大学的影视教育越来越侧重于认知领域的知识理论教学，而忽视了对后两个领域的观照；湖北美术学院的影视教育则强调情感领域和动作技能领域中的感性、艺术和技能学习，疏于理论知识的传授。这都是有所偏颇的。美国著名教育学家加德纳提出的多元智能理论，也有助于观照湖北大学和湖美的影视教育异同。他认为人有七种智能，即逻辑-数理智能、言语-语言智能、视觉-空间智能、音乐-节奏智能、身体-动觉智能、交往-交流智能和自然观察智能。[7]一个人的这些智能只有和谐平衡发展，他才能全面健康地成长。但当今理性化的技术社会往往偏向于前两种智能，而忽视其他智能，这给个人及社会全面发展带来了灾难性后果。当然，忽视前两种智能的教育也是失之偏颇的，甚至是愚蠢的。

二、综合性与专业性

在影视高等教育竞争日益激烈的形势下，各校影视专业因校制宜，依托各自的办学基础和优势进行合理定位彰显特色，方是明智之举。显然，湖北大学和湖北美术学院在这方面也有所作为，可圈可点。事实上，影视学科是一个交叉性学科，表现出典型的综合性特征；而另一方面，影视学科的专业性也相当强，需要接受系统专门的学习和训练，体现了综合性和专业性的统一。从许多角度来看，影视都是一种特殊的综合体。从媒介性质角度看，影视是一种用现代科学技术手段全面装配起来的集艺术、娱乐和教化功能于一体的媒介手段。从作品的接受方式看，影视是一门视觉和听觉的综合艺术。从作品的存在方式看，影视是三维时空艺术，语言艺术和音乐艺术都是一维时间艺术，绘画是二维空间艺术。从作品完成过程看，影视是由剧作、导演、表演、摄影、录音、美术、剪辑、照明等各艺术或技术的专业共同参与的综合艺术。而另一方面，编剧、导演、表演、摄影、录音、美术、剪辑和照明等都非常专业，需要专门的学习训练。这种特殊性决定了影视艺术对人才培养也提出了较高要求，既在广度上即综合性上有要求，也在深度上即专业性上有标准。

湖北大学是省属重点综合性大学，学科专业涵盖12个学科门类，教学设施先进，师资力量雄厚，学术研究斐然，人才培养突出。在影视教育中，湖北大学充分发挥了其综合性大学的优势。譬如该校的影视摄影与制作专业人才培养目标明确规定：“本专业旨在培养博学而笃志、求新而笃行，掌握影视学的基本理论，具备扎实的影视摄影与制作专业核心知识，具有综合运用创新思维、创作方法、电脑能力，具有较强的独立思考、分析及解决问题的能力，具有强烈的学科交叉意识和团队合作精神，能够在涉及影视的文化创意、新媒体文化和互联网科技等领域，从事与之相关的策划、创意、设计、制作、编辑、管理和传播工作的高素质创意复合型人才。”要求学生“掌握艺术、人文、电脑知识，具备跨人文、艺术、科学领域的复合知识结构；了解专业相关的国家方针政策、法律法规；了解本专业的发展历史、发展前沿、研究动态及创新方向；掌握影视摄影与制作专业基本理论、核心知识，以及展开专业创作、制作所需要的相关知识；了解影视项目管理、市场营销、著作权保护及相关方面的一般常识”；“具备较强的专业学习能力，掌握基本的专业创作及研究方法，具备在艺术、人文与科学交叉领域开展创新性的工作；能独立或合作完成影视作品的创作、策划、开发、运营中的至少一个环节；具备一定的外语应用、资料检索与分析、专业写作等方面的能力；具备一定的组织管理、交流沟通以及团队合作的能力；在实践中具备较强的独立思考、分析及解决问题的能力”[8]。显而易见，湖北大学的影视摄影与制作专业人才培养目标对学生的综合素质和知识结构提出了较为全面的要求，其动画和数字媒体艺术专业亦是如此。湖北大学充分利用综合性大学的优势，专门成立了面向全校本科生的通识教育学院。该校影视专业的学生除了专业课外，还可以根据需要和兴趣选修文学、法律、管理及计算机等方面的课程，努力成为厚基础、宽口径、高素质和强能力的复合型影视人才。

篇(6)

艺术是人类文化的重要构成，因此艺术研究不能缺乏文化视角，对现代影视艺术的研究同样如此。本文根据影视艺术的特点和功能探讨其特定文化属性，从其大众文化属性出发揭示其创作机制和发展规律，及其与精英—雅文化和经典艺术的关系，并联系我国影视艺术创作的实际，试图为国内影视业找到一条走出低谷的有效途径。本文为笔者关于影视艺术的文化学研究系列论文之一。

【关键词】 影视艺术/大众文化/读者性文本

一

当我们试图深入影视艺术，对其进行分析、研究和批评的时候，我们首先会遇到它的文化属性问题。因为艺术是文化的特定表现，它“双重地归属于文化：一方面，作为文化所产生的并且在文化中发展的艺术活动方式，作为由艺术创造者和艺术消费者的共同努力而实现的人对世界的艺术形象掌握的方式归属于文化，另一方面，作为在文化中对象化的、固定的、得到储存的具有艺术价值的艺术活动成果归属于文化”。（注：［苏］莫伊谢依·萨莫伊洛维奇·卡冈《美学和系统方法》，中国文联出版公司，第114页。）实际上，艺术既是文化的表现，也以文化为表现对象。那么，何为文化呢？文化是一个古已有之却又长期争论的概念。关于文化的定义，据不完全统计，已有二百个之多。从词义学的角度看，“文化”一词在西方主要源于拉丁文“cultura”，意指耕作、培养、教育、发展出来的事物，是与自然存在的事物相对而言的。在汉语中，“文”是一个象形字，它的原始形象是表示许多装饰花纹相互交叉，富丽而不单调。《说文解字》即是这样解释的：“文，错画也，象交文。”《易·系辞下》也说：“物相杂，故曰文。”《礼记·乐记》中则有这样的句子：“五色成文而不乱。”“化”是一个会意字，从“人”从“匕”，“匕”乃回首从人之意，表示引导从善；也可解释为改易、生成、造化，指事物形态或性质的改变。如《庄子·逍遥游》：“化而为鸟，其名为鹏。”《易·系辞下》：“男女构精，万物化生。”《黄帝内经·素问》：“化不可代，时不可违。”《礼记·中庸》：“可以赞天地之化育。”“这里，文化实际上被理解为一个过程性的动作，这个动作既指涉人有意识地作用自然世界的活动，又包含了原有的自然物根据人的活动改变面貌和秩序，发生实质性的变化，成为属人的，从自然物变为文化物，从自然秩序变为文化秩序的过程。”（注：丁亚平《艺术文化学》，文化艺术出版社，第31—32页。）随着社会的发展，文化的含义也在不断地演进，不断地扩展，由人对自然的改变性活动和自然的人化到人的社会活动及由此而形成的组织、制度、思想与各种意识形态结构都成为文化的表述对象。正如萨姆瓦所说：“文化是一种积淀物，是知识、经验、信仰、价值观、处世态度、赋义方法、社会阶层的结构、宗教、时间观念、社会角色、空间关系观念、宇宙观以及物质财富等等的积淀，是一个大的群体通过若干代的个人和群体努力而获取的。”（注：萨姆瓦等《跨文化传通》，三联书店，第28页。）英国文化人类学家爱德华·伯内特·泰勒在1871年出版的《原始文化》一书中更为明确地指出：文化“是人类在自身的历史经验中创造的‘包罗万象的复合体’”，“是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俗的任何人作为一名社会成员而获得的能力和习惯在内的复杂整体”。显然，文化的范域是极其宽泛的，其所有构成大致可分为三个层次，即物质层次、精神层次和艺术层次。“物质生产的产品和方式属于文化，以‘天然’向‘文化’的转化正是在物质水平上开始为限。而至于精神生产，它则形成精神文化的层次。只是必须预先说明，不应该在那种涵义上理解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区分：仿佛前者是某种纯物质的和只限于物质的东西，后者则是某种纯精神的和只限于精神的东西。而应该理解为：在文化的这些层次中，精神因素和物质因素的相互关系正相反——物质文化根据自己的内容和发挥功用的方式是物质的，精神文化在这些决定性的方面是精神的，然而它的所有产品是被物化的，否则，这些产品就根本不可能存在；而物质文化的全部过程表现精神的目的、计划和模式。”（注：［苏］莫伊谢依·萨莫伊洛维奇·卡冈《美学和系统方法》，中国文联出版公司，第88页。）人类全部的艺术创作及其作品构成文化的艺术层次或称艺术文化。艺术文化在人类总体文化中处于一种特殊地带，它介于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之间，既有自己的独立空间，又分别延射、渗透于物质和精神文化，以“边缘艺术”的形态与物质文化或精神文化交叉、交融，如建筑艺术、工业品艺术设计、演说艺术及艺术政论作品等。实际上，即使是处于独立空间的纯粹的艺术创作，也与物质和精神文化领域有着极为密切的联系，因为无论多么纯粹的艺术创作都离不开以特定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为主体的生成和生存环境，并且不可能不表现和反映特定物质和精神文化的状态和内涵。由此可见，艺术不仅是文化的重要构成，而且成为文化的一种生动而有意味的表达。

正是由于艺术既是文化的表现，也表现文化，所以文化便从根本上决定着艺术的性质与特征。苏珊·朗格指出：“常说的艺术基本统一性，并非在于各类艺术形成要素的相同和技术的相似，而主要在于它们特有含义的唯一性，即在于全部艺术‘意味’的意义。‘有意味的形式’（其确实有意味）是各类艺术的本质，也是我们所以把某些东西称为‘艺术品’的原因所在。”（注：［美］苏珊·朗格《情感与形式》，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第33页。）这里的“有意味的形式”即是情感的形式，或称人类情感的符号，它是“一种情感的描绘性表现，它反映着难于言表从而无法确认的感觉形式。有意味的形式概念，起码为上述要求提供了出发点。所有的描绘方式都是复杂的、准确的和微妙的。符号的制造，就像制造一个便当的碗，一支顺手的桨那样，要求着高明的技术。表达的技术是比自卫技能更为重要的社会传统。……艺术，是人类情感的符号形式的创造”。（注：［美］苏珊·朗格《情感与形式》，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50—51页。）作为人类情感的符号形式的创造，艺术无疑是为人类情感的表达需要而诞生的，同时也会随着这种表达需要的变化而变化。而无论人类情感抑或这种情感的表达，都在文化的范畴，且既为其它文化形式所影响和制约，也影响、制约着其它文化形式。因此，在特定的区域，特定的时代，由于这一区域、时代的特定的文化环境及生成于斯的人类的特定情感的决定，艺术便诞生了它的特定风格。当然，这种风格不仅表现在艺术家身上和艺术作品中，同时也表现在艺术符号-形式方面。如所周知，东方写意的文化土壤诞生了以虚拟、程式为基本特征的中国传统戏曲，而写实的话剧只能由与之相适应的西方文化所孕育：至于话剧在中国的移植，则在很大程度上得力于文化的“西风东渐”。所以，不仅一个艺术家、一件艺术作品的出现与一种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即使是一种艺术样式，也可以看作是特定文化的产物。在大多数情况下，我们不难从艺术符号上找到其特定的文化信息；反过来，我们研究一种艺术样式，显然也必须首先考虑其文化属性。只有把握了文化属性，或者说，只有搞清楚了这种艺术样式赖以产生和发展的文化背景，才有可能找到接近它、了解它、并深入研究它的有效路径，才有可能对它作出实事求是的确切评价。对影视艺术的研究、批评便是如此。

二

在人类文化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并存着三种文化形态：主流文化、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所谓主流文化，是指反映统治者的价值取向、代表统治者的利益、维护统治者的地位并在国家机器运转中起主导作用的统治者的文化。所谓精英文化，也称雅文化，即由少数知识程度、思想修养、艺术造诣明显高于广大普通群众的社会上流人物所创造的文化形态。在许多情况下，特别是在前工业社会的各个阶段，这种精英文化或雅文化常常与主流文化相互渗透，互为依存，共同构成一股左右社会发展趋势的重要力量。如我国历史上，曾以正统的儒、道、佛三家学说为主体，以《诗经》为发端的文流为正统规范，历经先秦诸子、两汉经学、魏晋玄学、宋明理学、清代朴学，至近代西学，形成了一种传统的上层文化，这种上层文化就是典型的主流文化与精英文化的混合体：它在态势上属于精英文化、雅文化，而在功能上则完全属于主流文化。当然，有时候，精英—雅文化也会处于与主流文化分离甚至对立的状态，如在现代，精英—雅文化就往往以“纯粹”的文化形式反抗主流文化的或干预。至于大众文化，情况则有些复杂。从字面上理解，“大众文化”就是大众所创造的、适合于大众且在大众中流行的文化，这一点似无歧义。但同样为大众所创造、同样适合于大众、同样在大众中广泛流行的还有“民间文化”，它是否也属于大众文化呢？对于这个问题，人们的看法便有不同。“大众文化”的概念最早出现于美国哲学家奥尔特加的《民众的反抗》一书中，主要指现代社会中涌现的，被一般人所信奉、所接受的文化。“大众文化是大众社会的产物，这种社会最先产生于先进的工业主义的美国。”（注：覃光广、冯利、陈朴主编《文化学辞典》，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第33页。）显然，这种观点强调了大众文化的现代性，并由此将此前时代就已存在的“民间文化”排除在外。周宪更为明确地指出：“我认为，古典文化中的民间文化和现代文化中的大众文化实际上是完全不同的两个范畴。首先，大众(mass)这个概念是一个现代的范畴，与传统社会的俗民(folk)概念截然不同。从社会学角度看，大众文化首先是和大众的形成密切相关。而大众的形成又是现代社会的工业化都市化的必然产物。随着工业化，现代城市出现了；城市吸引了大批人口的迁入，大批的农村人口进入城市，而城市里原来的居民也发生了变化，于是便形成了奥尔特加所说的‘平均的人’——现代都市大众。这和传统社会中分散地居于乡镇甚至乡村的俗民完全不可同日而语。造成大众文化出现的第二个直接原因，是技术的进步所形成的大众传播媒介。在相当程度上说，没有大众传播媒介，就没有大众文化。正是大众传播媒介使得大众文化迥然异趣于古典文化中的民间文化。”“大众文化完全是现代文化的产物，它和古典文化中的民间文化截然不同。……无论是大众抑或大众传媒，都是现代文化的产物。”（注：周宪《中国当代审美文化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第64—65页。）与上述观点不同的是，一些学者认为“大众文化”是一个具有相当时间跨度的概念，并不局限于现代工业社会。持这一观点的学者当然并不否认传统民间文化与现代大众文化的区别，但那只是大众文化在不同时代的阶段性差异；即使是在现代，大众文化也不都是以大众传播媒介为载体，如服饰、饮食、时尚等。大众文化不等于大众传播，也不等于以电子媒介为表现形式的群众文化，“大众文化是一个历史更为久远，内容也更为复杂的概念”。“群众文化是现代大众文化的主要形式，但群众文化并不就等于大众文化。大众文化早在群众文化出现之前就已存在，其主要形式是‘民间文化’（包括民间故事、民歌、占巫、庆典、戏曲说唱、绘画装饰），这就是传统的大众文化。”（注：徐贲《走向后现代与后殖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第274、258—259页。）这里又引进了“群众文化”的概念，可见大众文化是一个种概念，它还拥有若干属概念。对于截然不同的两种观点，我更倾向于后者。因为文化具有过程性，正如C.P.曼克思所说，文化现实（包括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都是历史的，来自于过去，并前进到新的未来。（注：转引自覃光广等主编《文化学辞典》，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第129页。）大众文化同样如此。尽管“大众文化”这一概念的提出是在现代，然而并不意味着大众文化完全是现代的产物，它在过去时代就已存在，这种存在当然只以其本质与现代大众文化的一致为标志，而在表现形态和具体特征上则可以不尽相同，甚至完全不同。如上所述，传统的民间文化与现代的大众文化在大众创造、适合大众及流行于大众等方面如出一辙，这就充分显示了二者本质的一致性。事实上，大众文化是不断发展、变迁的，主要表现为内容或结构的变化。如果说在前工业社会，大众文化是以民间文化为主要形式：那么，在工业和后工业社会，大众文化的主要形式（当然不是唯一形式）则转变为大众传播文化，虽然大众传播并不等于大众文化。

大众文化的主要形式由民间文化向大众传播文化的转变，无疑是人类总体文化发展的结果，它不仅更新和完善了大众文化的内部构造、结构功能，而且大大提高了大众文化在人类总体文化中的地位，因为大众传播在现代社会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全不似以往民间文化的无足轻重。众所周知，传统的民间文化因其浅与俗往往难登大雅之堂，从而不能对社会文化发展构成决定性的影响，虽与精英、主流文化并存，却始终处于边缘地带；而现代大众文化（大众传播文化）却几乎控制了现代文化的发展趋向，既使精英文化难以举步，也让主流文化不得不首肯和认同。“这情景确乎令人惊诧。大众文化一开始还只是零星地、羞怯地在‘娱乐’的名义下被举擢而出。然而，很快这种局面就被轻而易举地改变了。不仅仅是武侠小说、言情小说，也不仅仅是西部片、武打片、娱乐片、爱情片、警匪片、生活片，还有令人眼花缭乱的广告、录像、流行歌曲、摇滚乐、卡拉OK、游戏机、迪斯科、劲歌狂舞，还有像袜子一样被频繁更换、忘却的流行歌星、影视明星、体育明星……几乎是渗透社会的每一个角落。与此同时，一直占据着统治地位的精英文化，则被困窘万分地挤出了世人的视野。”（注：高小康《大众的梦·潘知常序》，东方出版社。）现代大众文化的兴起一方面是缘于现代社会人们特定的社会心理和时代需求；另一方面也是因为现代大众文化的主要形式——大众传播文化的独特功能，即大众传播的媒介系统不仅对人们具有极大的诱惑力和控制力，而且以其对人们日常生活的大量而全面的渗透在全社会构成一种媒介环境，从而使得“人们一天除睡眠和工作外，几乎全在媒介中度过”，“媒介带来的信息充满着生活空间”（注：沙莲香主编《传播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第153页。）。这样，大众传播便可以轻而易举地将任何社会现象、生活方式、思想观念乃至某一个人物、某一种商品充分“炒”热，让世人不得不接受。而现代大众文化正是在大众传播文化（媒介）的功能作用下，同时契合人们的社会时代心理才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唯其如此，所以从总体上看，尽管现代大众文化的声势、地位已远非传统的大众文化——民间文化可以望其项背，但却并没有超越后者的浅与俗。这种浅与俗对于传统大众文化——民间文化来说除了限制其自身的发展外，并不存在其它危害；而对于现代大众文化来说，由于它已肆意越过边界侵吞了精英文化的领域，把精英文化赶入了枯鱼之肆，因而它的浅与俗则有可能导致人类文化的全面退化。正如美国著名大众文化评论家伯纳德·罗森贝格(Bernard Rosenberg)所认为，现代大众社会存在着单调、平淡、庸俗、丧失人性及人们在富裕生活中容易产生诱惑和孤独感的缺陷，通过大众传播媒介传达和表现的大众文化虽然可以暂时克服人们在现实中的茫然感、孤独感和生存的危机感，但它也很有可能大大地降低人类文化的真正标准，从而在长远的历史中加深人们的导化。于是，如何处理大众文化与精英文化的关系，如何改造和提高大众文化的品位便成为了大众文化发展所亟须解决的问题——现代影视艺术正是以这样的文化境况为背景进入我们的研究、批评视野。

三

不论电影抑或电视，其诞生伊始，便不仅意味着人类一种新型的艺术样式的出现，而且标志着现代大众文化从此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鉴于当代大众文化已与现代通讯手段产生了不可分割的联系，电影的诞生标志着一个关键的文化转折点。它奇妙地将技术、商业性娱乐、艺术和景观融为一体，使自己与传统文化的精英显得格格不入，并对其造成重大的威胁。”（注：［美］丹尼尔·杰·切特罗姆《传播媒介与美国人的思想》，中国广播出版社，第32页。）电视同样如此，正如日本电视社会学家井上宏所指出：“电视以神奇莫测的光电变换手段，为自己在大众传播媒介中赢得了应有的地位。在电视传播过程中，在电视播出者与视听者之间，通过电视图像形成了新的传播关系。日本的电视传播学者藤竹晓认为，电视传播的基本要点是人们如何把电视作为社会认识的手段而加以利用并使之发生效果，即把电视看作是人们认识社会的重要手段。同时，电视还有另一个作用，即‘娱乐作用’。电视传播是以图像为主（也包括语言、音响效果和音乐等要素）的媒介，而图像则产生了电视传播的两重性，一方面使视听者认识世界，另一方面为视听者提供了娱乐。”（注：［日］井上宏《电视社会学》，见藤竹晓著《电视社会学·附录一》，安徽文艺出版社，第129页。）由此可见，电影、电视是认识与娱乐并举、传播与艺术并存的一种新型的文化形式，本为现代大众文化的重要构成，具有现代大众文化的性质与特征。而既在现代大众文化之列，影视艺术便首先是一种适合大众审美心理和欣赏水平、为大众所喜爱的通俗艺术，这与民间艺术类似（所以民间艺术／文化即是传统的大众文化），却与所有高雅艺术划清了界限；而其现代性，即与现代通讯手段的不可分割的联系和以神奇莫测的光电变换、以奇妙的声像记录及呈现为艺术创造方式，以及以对当代大众生活、心理的准确把握和表现为艺术追求，以满足当代大众的审美、娱乐乃至消闲为创作目的，则使影视艺术将作为传统大众文化主要形式的民间艺术／文化远远地抛在了后面；至于商业性，更是影视艺术同时区别于传统高雅和民间艺术的现代大众艺术（文化）的重要特质。影视艺术正是这样的一种艺术样式：它集传播与艺术于一体，熔通俗、审美、娱乐、消闲、商业于一炉，乃大众文化的现代表现形式，也是现代大众文化的艺术表现方式。

基于上述认识，我们便不难发现目前我国影视理论与创作中所存在的问题。尽管从总体上来说，现代大众文化正处于上升期，其发展方兴未艾，但我国影视艺术却已面临危机。有观点认为这种危机为各种现代大众娱乐／文化形式的蜂拥而起所致，实际上，任何娱乐形式其魅力都无法与影视艺术相比拟，更无法取而代之。显然，影视艺术的危机不是由于来自外部的“同行相争”，而是由于自身内部的问题。具体地说，我们对影视艺术的大众文化本质还缺乏真正的、深刻的认识，对影视艺术作为现代大众文化形式的内部机制和运作规律还缺乏了解、掌握；或者，甚至根本没有将影视艺术纳入大众文化的范畴，置其大众文化规律于不顾。一个突出而典型的例子就是在理论和创作上流行“三分法”。所谓“三分法”，即人为　地将影视艺术作品分成主旋律片／剧、艺术片／剧和商业片／剧。主旋律片／剧以政治宣传为目的，用概念代替形象，或用形象图解概念；艺术片／剧故作高雅，阳春白雪，孤芳自赏。这两类影视片／剧都以不顾观众兴趣、爱好，远离大众为共性，是“文以载道”、“为艺术而艺术”等传统艺术美学观念，实际上即主流、精英艺术文化观念的演绎和表现。商业片／剧应该是绝对通俗化、大众化的，因为它追求票房，重视观众，甚至可以迎合观众。例如好莱坞的商业片／剧就是真正的大众艺术，它们能够真正地令大众着迷，充分满足当代大众的娱乐、审美需求；而我国的所谓“商业片／剧”则只不过是“粗制滥造”的代名词。因为受传统艺术文化观念的长期熏陶和沉重压迫，真正的艺术家们往往羞于与大众为伍，不愿意从事商业片／剧创作，也不懂得怎样创作商业片／剧。因此，迄今为止，我国的商业片／剧创作从未获得应有的地位，大部分“商业片／剧”出自缺乏艺术功力者之手，或为艺术家不得已（原因是多方面的）而勉强为之，随意为之，甚至随便为之，以致这些作品基本上既无艺术性，也无商业性。其实，艺术性与商业性在影视创作中并不是对立的，恰恰相反，它们相互依存，至少，商业性必须以艺术性为前提。主流、精英艺术文化观念与现代大众艺术文化观念的分水岭不在于是否承认艺术的存在，也不在于认定艺术层次的高低有别（尽管人们已习惯于认为大众文化／艺术浅俗、低级，事实上大众文化目前也基本上处于浅俗、低级的层面，如前所述；但大众文化／艺术的艺术文化水准并不是没有提高的可能：不仅大众的素质可以不断提高，而且大众文化／艺术自身也存在着提高品位的机制与功能——这种机制与功能将在“现代影视艺术的文化学研究之二”里详论），而在于是将艺术的接受者定位于少数人，抑或定位于大众。罗兰·巴尔特(Roland Barthes)在讨论文学文本时提出了“读者性文本”和“作者性文本”两种文本倾向，“巴尔特对这两种文本倾向的区分不只是指文本的基本性质，而且也指文本所引发的阅读方式。‘读者性文本’往往让读者被动地、单纯接受式地阅读，使读者单向地从文本接受意义。相对而言，‘读者性文本’是一种封闭性的文本，易读易懂，清晰明了。‘作者性文本’和‘读者性文本’不同，它不断地要求读者积极介入，像作者一样或者和作者一起建构文本的意义。这种文本将其构意结构展示在读者的面前，要求读者对文本进行再创作。……‘读者性文本’通俗易懂，比较大众化，而‘作者性文本’则比较深奥复杂，是少数人欣赏的先锋文学”。（注：徐贲《走向后现代与后殖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第274、258—259页。）影视艺术作为大众艺术（文化）形式，显然应该构建“读者性文本”——商业片／剧所建构的便是这种文本，它并不排斥艺术性，其与建构“作者性文本”的传统高雅-精英艺术的区别仅在于文本的基本性质及其阅读方式不同而已。由于对商业片／剧的误解、歧视和实际创作的粗劣状态，可以说，我国真正的商业片／剧根本还没出现。这样，不论是观念上还是实践中，影视艺术在我国都还没有真正被当作大众文化来对待，国人是一直沿用主流、精英艺术文化观念，按照传统艺术美学原则倡导和从事本为现代大众文化形式的影视艺术的创作，焉能不使影视艺术陷入危机？

从世界范围来看，国外影视界虽然没有“主旋律片／剧”的概念，而“文艺片／剧”和“商业片／剧”的说法却是存在的。但不论在哪个国家或地区，纯粹的文艺片／剧，即所建构的是“作者性文本”的影视作品，无不感到寂寞与孤独，自觉难与商业片／剧一争天下。事实上，文艺片／剧并不是没有存在价值，只是其真正价值不在于被观众接受，而在于探索影视艺术的内在机制，尝试各种艺术创作方法和手段，尽可能挖掘出其潜在的表现力，从而为影视艺术的发展提供可资借鉴的经验、教训与启示。作为现代大众文化形式，影视艺术的主要片／剧种只有、也只能是以建构“读者性文本”为基本特征的“商业片／剧”。其实，完全没有必要专门提出这一概念，因为影视艺术的商业属性是与生俱来的，是其机体的不可割裂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是现代大众社会和现代大众文化的标志性特征。也就是说，所有影视作品都应该具有商业性，都应该是商业化的，因此，提“商业片／剧”就好像说“女人是人”、“松树是树”一样纯属多余。当然，强调影视艺术的现代大众文化属性，主张影视艺术创作遵循现代大众文化发展的基本规律，并不意味着现代影视艺术只能停留在一般大众文化的浅、俗层面上。相反，由于影视艺术不仅是所有大众文化形式中对大众最具吸引力和影响力的一种，而且，它的特殊机制还赋予了它有效吸纳高雅艺术与文化因素的功能，这就使得它不仅可以自身超越浅与俗，而且还有可能引领整个现代大众文化提高品位。

尽管影视艺术不在精英-雅文化的范畴，不是精英—雅文化所孕育、产出的传统经典艺术，但它却与精英—雅文化及其经典艺术关系颇为密切。如所周知，影视艺术的内在机制具有极大的兼容性，它能巧妙地将文学、戏剧、音乐、美术、建筑等传统艺术门类融为一体，虽然被融进的各门传统艺术已经过改造和转化，以影视特有的方式呈现和表达，然而它们毕竟来自精英—雅文化，并没有完全磨灭其本来的经典艺术特质，这就为影视艺术提高自身的艺术、文化品味提供了一种可能。从历史上看，电影正是由于引进了文学、戏剧元素（如叙事、矛盾冲突、情节结构等）才从街头杂耍变成艺术殿堂中的一员；电视剧作为电视艺术基本的、主要的品种，也是在电视与戏剧的嫁接中诞生，并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依靠戏剧的美学原则奠定其艺术地位。当然，影视艺术与上述经典艺术的关系必须慎重处理，因为它有可能导致两种结果。如果过分强调影视艺术对经典艺术的依赖，以经典艺术的美学观念和原则取代影视艺术独有的艺术观念与美学原则，甚而至于将影视艺术与经典艺术混为一谈——这种情况在我国影视界司空见惯，如不少国产影片和电视剧都可以被看作是用摄影／像机所记录的戏剧演出。这样影视艺术虽然被赋予了戏剧／经典艺术的特征，却同时也被改变了文化特质，即其大众文化色彩荡然无存，取而代之为主流、精英文化，而这显然不是影视艺术提高艺术、文化品位的正确途径，因为由此途径影视艺术不仅会逐步丧失自己的艺术个性，而且会以“作者性文本”的建构走进有悖现代大众审美需求和艺术消费心理、从而远离大众选择的死胡同，如同上文所述。影视艺术借助其与精英—雅文化及经典艺术的密切关系提高艺术、文化品位的正确途径是：以大众文化为体，以精英—雅文化为用；或以影视艺术为体，以经典艺术为用。具体地说，在影视艺术的创作中，首先必须坚持大众文化的方向，以建构“读者性文本”、满足现代大众的消费型艺术审美需求为目的；在此前提下，充分利用影视艺术的独特功能，将精英—雅文化及其经典艺术的精华按照现代大众文化的要求进行特定转换，使其具备大众文化（艺术）的表现和传播方式，从而为当代大众所乐于接受。

篇(7)

关键词：学生；武术文化；传播优势

武术文化是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上，通过自身的发展，渐渐形成的具有自身鲜明特征和内涵的我国优秀的文化遗产。武术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沉积与反映，渗透着中国传统文化的色彩，同时，武术文化在中国传统文化诸因素的影响中发展，既有中国传统文化的共同特征，又有自己的独特特性[1]。

1.武术文化的不同层面分析

对于武术文化的解析，北京体育大学博士李印东曾撰写论文将武术文化进行解构，划分为武技与武理技术文化层、武术行为文化层、武术心态文化层三个层次[2]。本研究针对相关武术文化传播的有关文献资料进行查阅和分析，从三个层面对武术文化进行了解析，由表1可以看出，本研究从器物层面、行为层面以及精神层面对武术文化进行了分类。

2.学校不同人群对武术文化传播的推动优势分析

学校是教书育人的重要阵地，学校中的学生对中国武术文化继承和传播具有不可替代的推动作用。本研究分别从中小学、高校、武术学校以及以“孔子学院”为代表的海外联合学校的学生群体为基本点，分析此四类不同学生群体对于武术文化传播的优势所在。

2.1中小学生对武术文化传播的优势分析

中小学学生对于武术文化中的器物层面、行为层面和精神层面都具有新鲜感，对武术文化的传播优势在三个层面上都具有巨大的推动优势。

就器物层面而言，青少年学生本身就对具体的新鲜事物比较感兴趣，对于展现在眼前的显示器物（如刀、枪、棍、棒等）通常会产生无尽的联想，接触到真实的武术器械等自然会爱不释手。进而培养他们对武术文化的兴趣是比较容易的。就行为层面而言，中小学生活泼好动，善于模仿。在学校中常模仿某些武侠影视资料中有关人物的武术动作，可以看出，青少年学生对于武术文化中行为层面的技击术、对练动作等还是怀着强烈的渴望之心。如果在中小学中开设有关武术文化等课程，推广和传授一些动作相对简单、难度相对较低的武术动作，必定会收到可喜的效果。就精神层面来看，青少年接触武术文化，必然会将武术文化精神层面的武德、礼仪以及价值观念等植入到自身价值观和人生观的形成过程中。积极的引导和教授青少年学生武术文化中关于精神层面的内容和知识，武术文化的传播会随着其年龄的增长必然起到长时间的推动作用。

2.2高校学生对武术文化传播的优势分析

高校内的大学生此时的认知能力和理解能力相对而言已经达到了较高的水平，在这个特殊的环境中，开展武术的套路、器械以及技击术等条件已经比较成熟。

就高校对武术文化传播的推动优势而言，主要反映在以技术教学等为主的行为层面。当然，高校学生在发挥其行为层面上的武术文化传播优势之外，他们会开始用自己的思想来判断和吸纳武术文化中关于武术的价值、武术思维与思想等等方面的内容。

从以上分析来看，高校学生对于武术文化传播的推动优势主要体现在校内对学生的传授和推广，主要集中在行为层面和精神层面。

2.3武校学生对武术文化传播的推动优势分析

武校学生对于武术文化传播的优势在于其为社会提供了大量的人力资源以及产业化背景下的影视文化产品，同时对武校学生而言，使得学生的个性发展得到了精神层面的提升。

此外，武术学校常常会受到过国外武术相关团体的邀请，出国表演；或者常常会受到国外习武者的追捧前来“取经”；无论是那种形式，对于武校学生来说都对于武术文化的传播，尤其是行为层面以及精神层面的武术文化的传播起到了推动优势。

2.4“孔子学院”模式的海外学校学生对武术文化传播的优势分析

和武术学校不同，海外学校中绝大部分是国外人群，这就涉及到跨文化的武术文化传播问题。以孔子学院为例，它是迄今为止中国第一个有众多部门共同打造的文化品牌，各地孔子学院充分利用其自身优势，开展了丰富多彩的教学和文化活动，武术文化为孔子学院提供了一种具有强大传播力的文化符号[3]。其中孔子学院本校学生对武术文化的推广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孔子学院学生对武术文化的传播除了行为层面以外，更倾向于对精神层面。因为在国外学习者看来，这是一种带有国家标志的一种优秀的文化符号。

3.结束语

武术文化的传播主要集中在器物层面、行为层面以及精神层面。不同学校不同性质的学生对于武术文化传播的具体优势不尽相同，因此只有树立和放大各自对武术文化的优势，才能让我国武术文化的传播更具有优势和影响力。（作者单位：西安体育学院研究生部）

参考文献：

[1]陈超，李印东，赵发田，李蕾.论中国武术文化的先进性[J].北京体育大学学报，2007，05：592-593+596.

[2]李印东.武术释义――武术本质及其功能价值体系阐释[D].北京体育大学博士论文，200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