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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率论文精品(七篇)

时间:2023-04-19 16:49:00

序论:写作是一种深度的自我表达。它要求我们深入探索自己的思想和情感,挖掘那些隐藏在内心深处的真相,好投稿为您带来了七篇汇率论文范文,愿它们成为您写作过程中的灵感催化剂,助力您的创作。

汇率论文

篇(1)

[论文摘要]本文介绍了汇率与汇率制度的相关情况。主要内容分为汇率决定理论,汇率制度的分类、特点,汇率制度选择理论,固定汇率制度的退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成员国汇率的监管原则。

一、汇率及汇率决定理论

汇率是本国货币与外国货币相互折算的比价,有直接标价法和间接标价法两种表示方法。汇率可分为名义汇率与实际汇率,名义汇率是一个人可以用一国通货交换另一国通货的比率,实际汇率是一个人可以用一国的物品和劳务与另一国的物品与劳务交易的比率。实际汇率=名义汇率*国内价格/国外价格。

经济学家采用了很多理论和模型来解释汇率是如何决定的,这里只介绍纸币本位制度下的汇率决定理论购买力平价理论。用购买力平价理论可以预期名义汇率的近似值,为评价和选择汇率制度提供依据。该理论根据的是单一价格规律,这种理论认为,任何一种通货的一单位应该能在所有国家买到等量的物品。一种物品如果不以同样的价格在各地出售,就存在着未被利用的利润机会,由于套利的存在,总有商业行为会从价格低的A国购买该物品到价格高的B国出售,从而使B国该物品价格下降,直至两国价格相同。由此,一种通货必然在所有国家都具有相同的购买力或实际价值。很多经济学家认为,购买力平价描述了长期中决定汇率的因素。购买力平价理论告诉我们,两国通货之间的名义汇率取决于这两个国家的物价水平。

如前所述,名义汇率等于外国物价水平与国内物价水平的比率,根据购买力平价理论,两国通货之间的名义汇率反映这两个国家的物价水平差别。当物价水平变动时,名义汇率也变动,而任何一个国家的物价水平的调整会使货币供给量和货币需求量平衡,因此,名义汇率取决于物价水平也就取决于每个国家的货币供给与需求。当一个国家的央行增加货币供给并引起物价水平上升时,就会引起该国通货相对于其他通货贬值。理论上,要想测算人民币兑美元的名义汇率的变化趋势,就要对两国的物价水平进行评估。如果中国人民银行的货币供给增长较快,造成国内物价水平上扬,美国内物价水平保持稳定,则很有可能导致人民币兑美元的名义汇率贬值而不是升值。而实质上,我国的外汇市场是由银行间外汇市场和柜台结售汇市场组成,由于我国实行强制结售制度,商业银行和企业结售汇周转头寸以外的外汇收入必须进行平盘,由中央银行进行买入或卖出的交易。超级秘书网

二、汇率制度及其分类

篇(2)

关键词:汇率波动企业对策

中国汇改走过三年,很多企业学着如何对自己的风险进行规避,但最基本的还是要改变汇改前中国企业的心态与经营作风,这就有必要深入了解汇率波动率的意义。

假设企业可以自由选择是否出口,以及出口数量为多少时,出口与否即可以看做企业的期权。汇率的随机波动越大,便会增加这一期权的价值。可见,汇率波动会对国际贸易产生影响,但出现正面影响还是负面影响,取决于企业所处的特定条件和对风险的认识。

假设企业的目标是使以本币标价的预期收益最大化。对于一个公司的一定的生产量(y),由于汇率的变动,导致以本币计价的收入随机变动,即等于px+eq(y-x),p是国内产品价格,q是国外价格,y是总的生产量,x是决定在国内销售的数量,在国外销售的数量就是y-x,e表示直接标价法下的汇率,会随时间变化而变化。

生产决策在汇率变化之前就作出了,即在当前时间0,公司根据当前汇率作出生产量的最优化决策y。这时生产成本为C(y),C是一个以产量为自变量增函数,并且C(0)=0。在时刻1,当汇率已确定,企业根据汇率变动来决定自己的产品在国内外市场上的分配,这时利润为P1=px+eq(y-x)-C(y).销售最优化决策取决于在此时的汇率e。从理论上讲,如果只考虑利润最大化,当汇率向不利于企业出口的方向变化时,即本币升值时,eq〈p,企业决策y=x,出口量为零,反之亦反。现实中,一个理性的决策者不会仅根据汇率变动做出这样极端的决策,因为企业同样关心市场份额,转换成本等因素。所以在实务中,企业决策的变化并没有这么显著。但这种在国内外市场之间的选择仍然是一个价值正相关于波动率的期权。在时刻0,企业只做生产决策,在这时不考虑销售于国外或是国内市场,企业预测的最低收益是将产品全部销售于国内市场时能够取得的收益。出售单个商品,企业的收益为max(eq-p,0),等价于一个看涨期权,具体来讲,企业即拥有了一个以敲定价格p来购买一个资产的权力,如果该资产的现价eq大于了敲定价格,企业便可以通过执行期权获利。

在时刻0,可以通过Black-Scholes期权定价公式计算出该出口期权的价格(根据该公式,波动率和期权价格也是正向变动的关系),然后用VaR模型来计算汇率风险。通过两者的对比,可得出波动率对企业的总的影响究竟是正面还是负面的。

本文得出,大的汇率波动率可能会增大该类企业的出口,而非传统上认为的抑制出口。汇率波动率会增大企业获利的可能性,使得出口期权价值变大。但对于跨国企业,多变的汇率也暗含着更大的汇率风险,包括交易风险,会计风险和经济风险。这些风险因素就是反向作用于企业的出口愿望,从而降低其出口量。汇率波动率在两种方向上影响相对的大小决定了企业最后决策,这种影响又取决于企业对风险厌恶的相对程度。

中国企业应该消除对汇率波动的恐慌,因为它还可以带来更高的预期收益,关键在于企业是否会利用这一隐藏的机遇----期权。另一方面,企业可以根据能拥有出口期权的这类企业所具有的特质来进行战略规划。这样就能增大国内企业抗风险的能力和盈利能力。

一是要能够自由灵活地安排自己的产品在不同市场上的销售量,即要建立一个在本国及别国完善的销售渠道。二是企业的产品在国内外应该有需求,使企业生产的产品能以确定的市场价格销售出去。三是企业的产品需要具有一定的独特性,当汇率向不利于出口的方向变化时,企业的产品大量进入本国市场的时候,不会造成本国价格大的波动,反之亦然。四是生产结束后,企业能够在汇率确定的情况下,根据该时刻汇率作出相应的销售决策。

必须承认,这些调整,并不是一天两天可以做出的,比如产品产业的转变,国外多个市场的开拓;有些也不是仅仅企业可以改变的,比如内需的刺激。但是,企业需要从思想上不畏惧这种改变,要认识到汇率的波动不仅仅是风险,更是机遇。参考文献:

[1]ExchangeRateVolatilityandInternationalTradeUdoBrollandBernhardEckwertSouthernEconomicJournal66no1178-85Jl1999

[2]ExchangeRateRiskMeasurementandManagement:IssuesandApproachesforFirmsMichaelPapaioannouIMFworkingpaperWP/06/255

篇(3)

论文关键词:对外贸易;汇率风险;防范

进出口贸易是典型的涉外经济活动,企业在外贸业务中要收付大量的外汇或拥有以外币表示的债权和债务,故涉及外贸活动的企业受汇率变动的冲击更为显著和直接,面临的汇率风险也更大。

一、汇率风险的形成机理

(一)汇率波动引发汇兑风险 在外贸业务中,从最初的合同订立到最终的货款交付,一般都有一段较长的时间间隔,在此期间若外币升值,进口企业支付既定的外币数额要付出更多的本国货币;而若外币贬值,则出口企业收进既定数额外币结汇时可得的本国货币更少了。虽然以外币表示的款项数目没有变化,但反映到企业的收益水平上,汇率波动带来的损失可能远远超过企业进出口业务所获得的利润。

(二)汇率波动产生利润风险和市场占有率下降风险 当人民币升值时,在汇率完全传递的情况下,我国出口商的外销价格如果与货币升值上升同等幅度,在国际市场上此商品价格需求弹性较大的情况下,那么出口的数量就会锐减,进而导致出口企业丧失市场份额,收益下降;如果出口商自己承担一部分本币升值带来的利润成本,只部分地提高出口品价格,则会直接导致其出口利润下降。他们只有自己承担大部分本币升值带来的成本,而无法向外国进口商转嫁,因此,当前人民币不断升值的现实背景加剧了出口厂商的利润风险和国际市场占有率下降的风险。

(三)汇率波动导致折算风险 在我国,符合条件的企业在账面资产上不仅有人民币资产而且有外币资产,但其综合财务报表上的资产和负债都要统一折算为人民币来表示。由于人民币汇率的变动,资产负债表中某些项目的价值也会相应改变。目前我国规定的人民币兑美元汇率日波幅远远小于兑非美元货币汇率的日波幅,对于最终财务成果以人民币结算的我国企业而言,如果他们使用非美元货币计价结算,则其面对的汇率风险要高于用美元计价结算。

(四)汇率变动将强化企业预期并影响其业务拓展 现实的人民币升值压力将对出口企业的预期产生很大影响,并进而影响其业务拓展。在企业预期人民币汇率持续走高的情况下,其可能会通过提价来确保正常收益,但当进口国的货币购买力保持稳定或出现对内贬值时,提价的结果将使得企业损失大部分客户,进而导致经营困难。

(五)汇率变动可能导致企业价值变动 人民币汇率改变有可能会导致企业价值发生变动。比如,对于我国外贸企业而言,如果基于公司价值的层面,在人民币汇率的单边升值走势下,以未来美元现金流的现值衡量的企业价值,将出现较大幅度的缩水,从而 可能影响到企业的融资能力及投资价值。 二、人民币汇率风险的衡量 在2005年7月21日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之后,人民币就走上了逐步升值的道路,且升值幅度呈递增态势,我国企业对外贸易的汇率风险因此逐渐积累和放大。

人民币汇率风险的程度可由方差计算的波动率和币值变动幅度来综合反映。从图1可以看出,经过汇改初期的微幅波动之后,人民币汇率的波动程度逐渐上升趋势。2005年汇改至年底时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的日间波动率仅为0.0001,人民币汇率仅升值0.5%;2006年的波动率迅速上升至0.005,人民币汇率也升值了3.4%;而2007年的波动率进一步扩大至0.017,人民币汇率也升值了6.9%。这就意味着,在2007年,如果企业没有做任何汇率风险的防范措施,仅人民币升值一项就使其利润率减少6.9%以上。而从2007年末到2008年2月底,人民币两个月升值幅度就达到2.1%。对于那些习惯了在国际市场上靠薄利多销维持生存的国内企业而言,这种汇率变动的风险已经对其敲响了警钟。 与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的单边升值相比,人民币对欧元汇率呈现出双向波动的走势。在2005年初至2007年末这段期间,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的波动率为0.07,而对欧元汇率的波动率为0.15,可见国内企业对欧洲贸易的汇率风险程度 更高。另外,人民币对欧元汇率的方向并不固定,汇率风险更难确认。

在2005年11月16日之前,人民币对欧元汇率由10.98升值到9.43,但此后人民币对欧元朝着贬值方向演变,至2007年末,已贬值到1欧元兑换10.65元人民币,贬值幅度高达13%。这就意味着,那些以欧元作为结算货币的国内进口企业,汇率变动已经使进口成本上升了13%。表1反映了这几种汇率的统计性质。 表1数据表明,人民币与我国主要贸易伙伴的货币汇率波动差距还是比较大的。基于标准差和方差的分析都表明人民币与港币汇率波动幅度最小,与英镑汇率波动幅度最大,与欧元汇率波动幅度也比较大,与美元和日元汇率波动幅度基本相当。

由于这几种货币都是我国主要贸易伙伴使用的币种,波动幅度的增加显然是我国贸易商必须面对的交易风险。 上面的计算仅仅揭示了已经发生的风险程度,而将来要面临的汇率风险还有进一步上升的趋势。从国内外经济形势来看,人民币汇率的波动幅度将会持续扩大,升值速度也将继续加快。

一方面,在各种因素的共同作用下,我国的国际收支顺差将继续增加。尽管国内经济高速增长,但受到社会保障、教育以及体制方面的约束,国内需求提升乏力,加大出口是消化国内产能的主要方式,贸易顺差的扩大必然增加人民币升值的压力;另一方面,国际社会对我国持续施加升值压力。欧美等国为保护本国利益或转嫁国内危机,通过各种途径要求我国放宽汇率波幅,加快人民币升值步伐,在强大的国际压力下,人民币汇率很难维持小幅微升的走势。此外,国内的紧缩货币调控以及由此引发的升值预期,也会促使人民币汇率继续走高。因此,未来的汇率风险程度还将有所上升,成为企业外贸活动中面临的首要风险。

三、汇率风险的后果评估

从目前情况来看,人民币汇率的波动并未对我国外贸总体格局产生根本性的影响。2005年至2007年,我国进出口贸易总额增长了52.9%,进出口贸易盈余更是增长了157.4%,这说明我国企业在国际市场上还具有相当强的竞争力,劳动力、自然资源等要素禀赋的优势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汇率波动的影响。尽管人民币相对美元持续升值,但我国企业的成本优势仍然较为明显。而且很多企业以加工贸易为主,人民币升值在增加出口成本的同时也降低了原料进口成本,两相折中后并未受到多大影响;另一方面说明我国企业应对市场变化的能力有所增强,可以积极采取合理措施规避汇率风险。

但是总体的波澜不惊并不能掩盖局部的负面冲击。由于特定行业的贸易模式区别较大,汇率波动的影响存在明显的行业差异。人民币升值对进口比重高、外债规模大的行业而言是长期利好,但对出口为主、外币资产高的行业冲击较大。其中,纺织服装、农产品加工等低附加值、低利润出口行业将受到影响。

纺织企业对于人民币升值的承受能力也在不断减弱。然而,对于那些技术和资本门槛较高的行业而言,如电子、机械、冶金等资本技术密集型行业,这些行业中的企业利润率相对较高,且议价能力较强,能够在合同中增加合适的价格条款规避风险,人民币升值对其的冲击相对缓和。 此外,近年来我国外商直接投资增长也比较快,在我国对外经济合作关系中的地位日益提高。我国引进外商直接投资已有相当大规模,2007年末累计使用外商直接投资达6189多亿美元。表面上看,进入我国的外资既能获得投资收益,又能获得人民币升值的收益,真可谓一举两得。

但是,人民币升值带来的风险从我国近两年来外商直接投资的增长速度上早已体现出来,从2011年到2005年,我国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增幅为28%,而从2005年到2006年,这数值已经下降到15%,从2006年到2007年进一步下降到14%。这说明,人民币不断升值并没有对外商直接投资产生更大的吸引力。因为一旦投资者将其外币资产换成人民币资产,等若干年后再兑换回去时,可能面临人民币更大幅度的升值所带来的损失。

因此,人民币不断加速升值以及仍然存在的升值预期显然会影响我国外商直接投资的流入。另外,已经获取相当投资收益的外资也会在各种借口和渠道下流出我国。它们一方面已经取得了投资收益,分享了我国经济调整增长带来的收益;另一方面经过这两年的人民币升值,它们也获得了升值带来的好处,正所谓一举两得。因此,不断加速升值的人民币很可能促使它们尽快汇出以实现收益。 四、汇率风险的控制措施与建议 针对上述几种主要的外贸风险,本文提出以下几点风险控制的措施与建议。

( 一)合理选择结算货币 在对外支付中,应多使用软货币,而在收汇时则应多使用硬货币;在对外融资中,应争取使用软货币以便减轻债务负担。从目前的国际货币走势来看,美元将会延续弱势,而欧元的强势地位短期内难以改变,人民币也将持续升值趋势。因此,要力争在对外贸易中以美元作为支付和融资的货币,而用欧元作为收入结算的货币,尤其是用人民币计价结算。另外,还要注意保持外币资产与负债的币种匹配。

(二)积极利用衍生金融工具 在发达国家,外贸企业利用衍生金融市场的金融工具进行保值操作是规避国际贸易中汇率风险最常用的方法。汇率保值操作主要有外汇远期、外汇期货以及外汇期权。这些现代衍生金融工具在西方企业的外贸风险控制中得到广泛应用,而我国企业对此还相当陌生。外贸企业应当积极主动学习掌握外汇避险工具。在汇率波动幅度逐渐扩大的情况下,培养外汇专业人才,不断积累自己的外汇风险管理能力,以便在汇率发生波动时采取适当措施保全自己的利润。

(三)择机确定合同价格和结算方式,适当分散交易风险 我国出口企业在结算货币呈现贬值趋势时,可适当提高出口价格,或与进口商约定按一定比例分担汇率损失;当结算货币可能升值时,我国进口企业可要求境外出口商降低进口商品价格。外贸企业还可通过提前或推迟结算时间来规避汇率风险。企业可以根据结算货币的汇率走向选择提前或推迟结算,如果预测结算货币相对于本币贬值,我国进口企业可推迟进口或要求延期付款,而出口企业可及早签订出口合同收取货款,反之,进口企业可提前进口或支付货款,出口企业可推迟交货或允许进口商延期付款。

1、赵明昕.出口贸易中的国家风险管理[J].保险研究,2006(6).

2、侍伟.出口企业汇率风险管理组合型方案[J].中国外汇,2006(5).

3、牛晋玲.进出口贸易中外汇风险的防范[J].世界经济情况,2005(9).

篇(4)

自从日本副财长黑田东彦和与其副手河合正弘2002年1.2月4在英国《金融时报》发表文章,掀起人民币汇率被低估,鼓吹人民币应该升值以来,国内外关于人民币汇率的研究报告和文章可以用铺天盖地来形容。本文不想对已经发表的观点进行重复论证,也无法对所有的观点进行总结。本文的写作目的是试图对前一阶段讨论中涉及的一些焦点问题作一个梳理,并在此基础上进行一些理论思索,提供一些新的分析思路。

一、均衡汇率水平和市场汇率水平

在人民币汇率的讨论中,人民币均衡汇率水平一直是焦点话题之一。它是人民币汇率水平被高估还是低估,低估多少的论证基础,也是支持升值和反对升值论的论证基础。国内不少学者试图运用多种方法建立实证模型,来建立人民币均衡汇率和实际汇率的判断基础。张斌认为均衡汇率水平是同时满足了内部均衡和外部均衡时的汇率水平。他用非贸易品供给和需求均衡的方程以及中长期自主性国际收支均衡作为外部均衡,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了人民币均衡汇率模型。他的研究结果支持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自2002年以来被低估,并认为中长期内人民币升值在所难免(张斌2003)。秦宛顺等人运用中国贸易条件、贸易差额和外汇储备变化等因素验证了中国人民币实际汇率有升值压力。他们建议,在保持名义汇率基本稳定的前提下,应允许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有一定幅度升值(秦宛顺等,2004)。但是也有学者持人民币不存在被低估的结论,认为东南亚金融危机以来,人民币实际上升值,中国出口主要依靠退税维持增长,到2002年,这一数额已高达2000多亿元,成为沉重的财政负担。这实际上意味着,如果没有这些出口退税,中国相当一部分出口企业早已处于严重亏损甚至倒闭境地,据此,人民币就应当贬值(王国刚,2003)。

在探索人民币均衡汇率水平的讨论中,也有人试图通过购买力平价来判断名义人民币汇率的低估。由于简单的购买力平价模型直接比较两国的物价水平,而物价水平受该国人均收入水平及物价体系的影响颇大,难以简单用来作为均衡汇率的依据。“有人试图建立多国模型(张晓朴,2003),也有人试图将其他因素作为修正系数用来修正购买力平价模型,如用货币需求模型加以修正,并以此作为理论上人民币的均衡汇率水平(惠晓峰等,1999)。不过,也有学者认为发达国家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汇率理论,多数对人民币用不上。由于中国与美国的经济发展程度、经济结构和消费结构差异甚大,无法找到适合两国篮子的商品,从而按一价定律计算出平价。加上两国的税收、价格、福利、补贴政策差异很大,因此,计算人民币对美元的绝对购买力平价,会有许多数值,从1美元等于0.5元人民币到5元,难以令人信服,不能作为衡量人民币汇率的依据。中国与美国的物价指数可比性不强,各有大量”非贸易品“对汇率无直接影响。因此,相对购买力平价也不能作为汇率中、短期调整的依据。(陈建梁,2000)

笔者认为,在缺乏一个有效率的外汇市场的条件下,我们无法准确评估由所谓均衡汇率所决定的名义汇率的高或低。尽管理论模型有其指导价值,但我国目前存在的外汇市场是在资本项目未开放条件下建立的市场,甚至经常项目的外汇收支也仍然存在较多的限制条件,因此,这些理论模型的运用存在着先天的不足。在资本流动对汇率影响越来越大的今天,仅靠经常项目的收支状况来判断一国货币汇率水平是否低估显然是非常片面的。而根据外汇储备的增减状况来判断汇率水平的高低,也同样存在明显的偏差。比如,外汇储备第一大国日本在20世纪80年代日元对美元大幅度升值后,国际收支仍然长期保持顺差,外汇储备仍然不断增加。日元由]美元兑换260日元升至110日元,很难再认为日元仍然继续被低估。(o因此,依据国际收支状况和外汇储备的增减来判断货币汇率的高低,说服力也不够。所以,在目前的市场条件下,笔者只赞成现行人民币汇率水平是否对我国经济发展有利的判断标准,而不赞成高估低估之说。

二、两极化和中间汇率之争

在人民币汇率的讨论中,国际汇率体系的发展趋势也是人民币汇率是否应该继续维持钉住美元的国际宏观背景,常常被一些分析所引证。—些国外学者在东南亚金融危机之后对国际汇率进行了考察,尤其是对危机国家汇率制度的改变考察后认为,各国的汇率制度有向两极发展的趋势,即要么实行货币局一类的固定汇率制,要么放弃钉住而改为浮动汇率制。持这一观点的主要代表人物有艾肯格林等(EichengreenandHausmann,1999)、费雪(Fischer,2001)和爱德华兹(Edwards,2001)等人。国内学者在论证人民币应该放弃僵滞型的钉住美元,实行有管理的浮动时,或多或少都受汇率制度“两极化”的影响。如王学武(2000)丁建平(2002)等人都认为人民币汇率的改革应考虑这一国际汇率制度发展趋势。

但是,国际学术界对汇率两极论远非持该观点的人所宜称的那样是一个共识,对两极论表示怀疑的也大有人在。威廉姆森(Williamson,2000)的研究就证明两极论缺乏实证根据。据卡沃等人(CalvoandReinhart,2002)的研究,很多名义上实行了浮动或管理浮动的国家,实际上并未真正实行浮动,它们仍然在不同程度上钉住美元或欧元,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具有“害怕浮动”的倾向。最近罗高夫等人(Rogoff等,2003)的研究也证明汇率两极化判断并无根据,处于中间的汇率制度,即保持稳定又有一定弹性的汇率制度仍有很强的生命力,而且对发展中国家有利。国内认为两极汇率不适合中国学者也不在少数。张斌认为,中国汇率制度选择的多重目标决定了中国经济在转轨时期采取相对灵活的中间汇率制度。同时,客观的经济条件也不允许中国采取完全浮动或者是严格固定汇率制度(张斌,1999)。张静等人的研究也认为世界上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实行的是中间汇率制度,在中国目前的经济条件下,选择一种适宜的中间汇率制度是最符合中国未来经济发展的(张静、汪寿阳,2004)。

笔者认为,汇率制度选择两极化即便曾在东南亚金融危机后出现过,也是一种暂时的现象,它并不是一种不可逆转的发展趋势。一些发展中国家在受金融危机冲击之后实行了有管理的浮动并不能证明两极化的观点,因为他们当中有很多又在金融形势稳定后回归到事实上的钉住汇率制或爬行钉住。固定汇率制国家增多是参加区域货币联盟的国家增加了,他们由于无法单独维持汇率稳定才加入了区域货币联盟。根据IMF的最新统计,在187个成员中,实行独立浮动为40个,有管理浮动的为43个,参加货币联盟为40个、实行货币局制度为8个,传统钉住汇率制的为40个,实行水平区间钉住、爬行钉住、爬行区间的各为5个。也就是说,如果将独立浮动和货币联盟以及货币局看作是两极的话,那么多数国家仍处于中间地带。另据罗高夫等人(Rogoff,2003)的研究,在实践中真正实行钉住或有限弹性汇率制度的国家约占成员国总数60%,实行管理浮动或浮动的只有40%.在发达国家中,由于欧元区国家被算作实行固定汇率制,实行浮动汇率的比重只有40%.发展中国家中实行浮动汇率制的只有30%,约70%实行的是钉住或有限的弹性汇率制度。只有新兴工业化国家相反,约60%选择了浮动或管理浮动制。而且,近两年有不少经历危机冲击后实行了浮动汇率制的发展中国家又回归到了相对稳定的钉住汇率制。因此,两极化汇率制度并不能作为国际汇率制度发展的新特征,笔者倒是认为兼顾汇率稳定和灵活性才是全球汇率体系发展的新特征。不同程度稳定性和灵活性相结合的中间汇率制度,如水平区间钉住、爬行钉住、爬行区间等仍将具有生命力。人民币汇率制度的改革也应该是在保持稳定的同时,逐渐增加灵活性,而不是简单地向浮动汇率过渡。

三、浮动和钉住,孰优孰劣

在有关人民币汇率的讨论中,除了人民币需要不需要升值的争论外,人民币是否应该浮动恐怕是争论得的最多的问题之一。教科书上对浮动汇率和固定汇率制的优缺点有着全面的分析论证,但汇率制度的选择归根到底是在灵活性和稳定性之间作选择,浮动汇率提供了宏观调节上的灵活性,可以使货币当局调节外部经济失衡的成本降低,享有较大的国内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固定汇率则提供了稳定的微观国际金融环境,使企业等经济主体从事国际经济活动的成本降低,有利于开展国际经济活动。各类教科书上关于浮动汇率和固定汇率优缺点的分析都可以归结到上述这个根本性的孰优孰劣的判断上。这样,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只有少数发达国家实行的是浮动汇率制,而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选择了钉住或爬行钉住等变相的固定汇率制。

发展中国家为什么倾向于实行稳定的汇率制度?笔者认为,根本的原因在于其微观经济主体通常在国际市场上竞争力不强,缺乏应对汇率风险的能力;发展中国家政府为了保证国际贸易和投资的顺利发展,就有必要通过固定汇率制为企业提供稳定的金融环境,降低他们的交易成本。当然,这样做也有成本,即当外部经济活动失衡时,实行固定汇率制的国家要付出比较高的调节成本,如果调节不当或严重滞后,可能会引发危机。但是,只要汇率稳定所产生的收益足够大,这种调节成本和风险并不能让其放弃稳定的钉住汇率制。另外,多数发展中国家宏观经济状况都不够稳定,浮动汇率制使它们的货币对外价值处于不断的波动之中,这比较容易引起货币替换,严重的还会出现事实上的美元化现象。这也是多数国家在政治上难以接受的。

虽然中国的宏观经济环境与很多发展中国家不一样,但企业缺乏应对汇率波动的意识和能力是一种客观存在。当然浮动汇率论会争论说,如果不创造客观环境来培育企业的这种意识和能力,情况永远也不会改变。所以,笔者认为应该逐渐地改变汇率干预的僵滞状况,但过渡到浮动汇率制需要有一个比较长的过程。

基于这样的前提,人民币汇率制度不宜迅速地过渡到管理浮动,而是应该选择爬行钉住或区间内的爬行钉住。从目前世界上各国所实行的汇率种类看,爬行钉住是仅次于传统钉住的稳定型汇率制度,但灵活性又比传统钉住制要高。管理浮动是仅次于单独浮动的浮动汇率制,属于非稳定性的汇率制度。当然,管理力度可以因管理当局的选择而变化,但这一制度一般不对市场上发生的主要动荡进行干预,这显然与人民币需要保持基本稳定的目标不符。

也有不少学者提议人民币实行一揽子货币钉住(卜永祥,2003),这在理论上应该是正确的,它能够满足人民币汇率保持基本稳定的要求。但是,在实践中,钉住的货币篮子的确定和权重的选择都会使钉住的水平发生很大的波动,而这种波动对经济的影响并不能保证都是积极的。另外,钉住一揽子货币的汇率制度,人民币汇率的波动是被动的,受篮子内货币汇率波动的影响。当篮子内货币之间汇率发生较大幅度变动时,人民币钉住一揽子货币的汇率波动幅度要大于爬行波动的幅度,这在人民币由刚性钉住向有一定弹性钉住的制度过渡时,也不是一种较理想的状态。笔者认为,钉住一揽子货币制度应该成为爬行钉住制实行了一段时间以后的第二过渡阶段。

也有学者建议人民币实行汇率目标区制度(李扬,2003),这与爬行钉住的建议比较接近。但是,如果目标区确定的不合适,在短期内汇率有可能一下子就达到目标区的上下限,并在以后的较长时间内在这个新的上限或下限上形成事实上的新钉住汇率,除非过了不久,又得重新确定新的目标区。所以笔者认为,在汇率变动的压力积聚了较长的时间或比较大以后,由钉住汇率制过渡到稍有弹性的爬行钉住比较合适。如果在爬行的基础上再确定一个爬行的区间,应该也是比较好的选择,但它与一般所说的汇率目标区已经有了较大的区别。一般意义上的汇率目标区是让汇率在目标区内浮动,达到上下限后再干预,它在短期内浮动的幅度比爬行浮动要大的多。

爬行钉住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它可以使货币管理当局比较灵活地确定爬行的幅度和干预的力度,保持人民币汇率的基本稳定,同时也向经济主体传递可接受的汇率变动信息,使经济主体逐渐树立汇率波动的风险意识,并采取措施来管理汇率风险,为今后逐步扩大汇率的市场程度奠定基础。考虑到我国利率市场化的改革还在进行中,伴随着资本市场开放程度的扩大,利率平价机制对汇率的影响会逐渐显现,爬行钉住也可以比较好地适应这一转轨所带来的影响。因为市场化程度不高的利率水平难免会与国际利率水平发生差异,资本市场的逐渐放松管制会使套利行为逐渐增加,如果汇率刚性钉住,套利的风险极低,爬行钉住可以增加套利的成本,对套利产生一定的抑制作用,而同时又会避免因套利产生的汇率大幅度波动。

当然,对爬行的区间应该设定多大,每日、每周、以及月度年度可以波动的幅度以多大为宜,这都需要根据一定的宏观经济环境和经济发展目标采调整和确定,以不引起经济震荡和不影响对外经济活动为宜。

有不少赞成浮动汇率的观点都会提到汇率僵滞会导致投机者的冲击,进而引发金融危机,而浮动汇率可以有效地避免由投机冲击引发的货币危机。笔者认为,发展中国家货币汇率的稳定对其经济发展具有重要作用,汇率稳定作为政策目标并无过错。一些国家之所以发生金融危机,是在汇率稳定的机制上出了问题。但这并不证明浮动汇率制是发展中国家的必然选择,因为汇率的频繁波动对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而言同样要付出高昂的代价,如进出口受抑、经济活动受干扰、乃至出现货币替代现象等。伴随着资本市场的开放,发展中国家稳定汇率的机制需要改善,外汇市场干预必须与整个货币政策更紧密地相联系,利率和通货膨胀率将变得更敏感,需与外部保持相对的均衡。正是基于这样的一种分析,笔者建议,货币当局在选择汇率制度以及调整汇率水平时,必须注意汇率政策与其他政策的协调,注意国内经济均衡与外部均衡的关系。

四、“三元悖论”与汇率稳定

赞成人民币迅速过度到浮动汇率的一个理论根据是西方经济学理论所推导的在汇率稳定、资本自由流动和独立自主的货币政策大三角之间只能选取两者的结论。由于克鲁格曼在蒙代尔—弗莱明模型基础上比较系统地论述过三者之间的关系,并提出了“Trilemma”概念,故也被成为“蒙代尔—克鲁格曼三元悖论”。它使得不少学者相信资本项目开放以后,只能放弃汇率稳定而采取浮动汇率制。因为人民币的自由兑换和资本项目的开放已经被明确地定为我国金融开放目标之一。就目前而言,人民币汇率的稳定是建立在我国资本项目尚未开放的基础上的。

笔者认为,上述理论的前提是资本项目开放后资本完全自由流动,不再受政府控制。但是资本市场的开放不等于资本流动的完全自由化,有管理和有规则的开放,抑制投机资本的流动,适当管制居民的外汇资本交易可以与人民币资本项目的自由兑换并行不悖。拉美和东亚国家的实践已经证明,缺乏有效的监管和失当的自由化,会给国际投机者提供兴风作浪的机会,放大金融体系内原有的风险,而外部投机者所引发的羊群效应扩展至国内投资者,将会使资本市场出现严重扭曲并导致难以控制的金融危机。因此对国际投机性资本流动进行控制并不意味着否定资本市场开放,适当管制居民的外汇资本交易也不影响资本市场开放所带来的积极效应。资本市场开放后仍然可以而且应该进行适当的资本流动管理,而且,如果独立的货币政策并不意味着脱离世界经济周期和国际市场的行情去设立政策目标,那么在这个大三角之间寻求一种新的均衡就不是不可能的。

事实上,对多数发展中国家而言,在金融市场越来越一体化的今天,即使资本市场不开放,国内的货币政策的制定也必须考虑国际金融市场的影响。如果国内利率水平长期过分偏离国际水平,隐型的套利资本流动同样会对国内货币政策的产生冲击,使政策效率下降。现实生活中,一个开放型的发展中国家的货币政策也只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当大规模短期资金在一国流进流出时,即使实行浮动汇率制,该国的货币政策效率也会因受到冲击而下降。比如,当该国提高利率以抑制经济过热,防止通过膨胀时,国际短期资金会因为利率的差异而大量流人,虽然利率平价的作用会使该国货币的即期汇率上升,远期汇率下降,从而抑制套利资金的过分流人,但是流人的外资将会大大降低该国货币政策效率是勿庸置疑的。因此,绝对意义上的货币独立性实际上已经不存在。

篇(5)

关键词:实际汇率外商直接投资(FDI)不确定性广义自回归异方差(GARCH)

一、序言

我国FDI增长迅速,国内外许多学者致力于该领域的研究,在FDI如何影响我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劳动就业、实际工资和技术进步等等方面积累了大量的研究文献。同时,也有许多文献研究什么因素会影响我国FDI流入,这其中汇率、工资、地理位置以及聚集效应是研究中的重点(Pan,2003等)。不过在我们能够掌握到的文献中,研究汇率波动性对我国FDI的影响较少,而这正是本文研究的重点。目前,我国已经开始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有管理浮动的汇率制度,但人民币仍然面临各方很大的升值压力,因此这一研究的意义在于:人民币汇率波动性增大可能会减少我国的FDI,保持汇率的相对稳定就显得相当重要。

一般来说,汇率通过两种方式影响FDI。一是成本效应,东道国货币贬值使得FDI的成本减小,从而FDI增加;二是替代效应,从输出国的角度来看,出口和FDI是两种可以选择的策略,东道国货币贬值使得FDI能比出口获得更多的利益,因此FDI增加。这一方面的研究大多认同东道国货币贬值可以吸引更多的FDI流入。例如,Goldberg和Klein.(1998)发现日本、美国流入东亚各国的直接投资与它们之间的双边汇率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Xing和Wang(2004)在两国竞争同一FDI输出国的假设下,从理论上证明了货币相对FDI输出国升值的国家吸收的FDI将会减少,而相对贬值的国家吸收的FDI将会增加。不过也有学者认为这一效应不显著,比如Pan(2003)认为汇率不是解释中国FDI流入的一个显著变量,Dewenter(1995)对美国的研究也发现汇率与FDI之间的关系不显著。

另一方面,汇率波动性对FDI的影响同样也没有一个一致的结论。比较多的实证研究支持这样一个观点:汇率波动性增大使得出口相对FDI来说能够获得更多利益,从而FDI减少。Amuedo-Doranes和Pozo(1999)研究了1976-1998年美国汇率波动对FDI流入的影响,发现FDI与GNP比率、实际汇率与汇率波动性之间存在长期关系,而且短期内汇率波动性增大会减少美国的FDI流入。Barrell,Gottschalk和Hall(2004)通过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发现欧元区和英国的汇率不确定性增大对FDI有负的影响,同样也支持了以上结论。

就我们所掌握的资料中,国内这方面的研究文献很少,因此,本文借鉴Amuedo-Doranes和Pozo(1996)用GARCH模型研究美国汇率波动的方法来分析我国汇率波动对FDI的影响,可以为以后的研究者提供一些实证方法上的借鉴。

本文以下第二部分说明数据的来源,同时分析本文所用到的数据,第三部分实证分析汇率与FDI之间的关系,最后是结论和相应的政策建议。

二、数据来源与分析

四、结论和政策含义

篇(6)

国际上存在很多种类的汇率制度,一个国家所采用的汇率制度不是一成不变的。随着决定汇率制度的主导性影响因素的变化,原有的汇率制度必然面临重新选择。汇率制度选择问题的核心是权衡效率与稳定之间的两难,在一个资本账户未开放的发展中国家,不可能有真正意义上的外汇市场,也不可能有市场化汇率,而资本账户的开放和汇率的完全市场化才是有效的汇率制度安排。显然,中国与完全市场化的汇率制度安排有相当大的差距,只能选择稳定的汇率而牺牲一定的效率。当前中国最紧迫的任务是进行汇率水平的调整以及与之相适应的汇率机制的建设。

从国外经验来看,无论是汇率制度还是汇率水平的调整,都必须主动操作,不可被动应付。凡主动操作的,大都取得了成功,如德国、智利和韩国;凡被动应对的,几乎没有成功的先例,如亚洲金融危机期间的泰国、马来西亚。为解决内外部经济失衡,释放由人民币币值低估所导致的经济风险,缓解汇率调整对经济带来的冲击,进行主动的汇率调整是必需的。

从当前国际、国内的经济、金融状况分析,人民币升值时机是比较有利的,并且存在加速升值的可能。从国内因素来看,中国经济在高位运行,内需相对旺盛;近几年的财政收入快速增长,有实施扩张性财政政策的基础,可以满足或部分满足由人民币升值导致的部分外需向内需的转化。同时,由于我国对资本项目实施管制,对投机性资本流入特别是短期的投机性资本流入有较好的阻隔作用。

从国际因素看,由于最近几年世界经济增长强劲。美元利率处于高位;日本也在最近结束了长达5年零利率政策;欧元区也在进行小幅加息。国际经济、金融环境给我国提供了良好的汇改时机。

世界经济的强劲增长增强了对我国的出口需求,可以抵消或部分抵消人民币升值带来的短期出口产品竞争力的下降。世界利率(主要是美元)处于较高水平有利于人民币加息,以减少国内市场过剩的流动性。

我国经济的对外依存度较高,自2002年以来就一直在50%以上,且在国际贸易中,大多以美元为计价和结算货币,显然,人民币兑美元的汇率对我国的贸易收支及经济增长有极为重要的影响。国内有许多学者对人民币汇率调整对我国经济的影响作了研究。总体来看,这些研究大都认为,当汇率升值幅度较小(如5%以下)时,对贸易收支、经济增长影响较小;当升值幅度较大(如10%以上)时,则危害较大。

中国的外汇市场还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由供求双方自发形成的市场。当前,我国采取了企业强制结售汇、商业银行周转头寸限额管理和央行干预等制度安排,外汇市场是一个买卖双方垄断的市场,中国银行是最大的卖方,中国人民银行是最大的买方,全部托盘买入,汇率变动的幅度被严格控制在0.3%以内。因而,人民币兑美元的汇率水平及其调整幅度在一定程度上是可控的,汇率对经济而言是外生的,并对经济产生全面的影响。显然,由汇率本身的属性所致,汇率是调节内外部均衡的有力工具。

汇率作为宏观经济调控手段至少具有以下几个特征:汇率作为调控工具在调节外部平衡方面最具功效,这是由其作为货币的对外价格这一属性决定的;汇率调整对宏观经济(即内部平衡)兼具有扩张和收缩的双向调节作用,且其作用力度是对称的;汇率调整对经济的影响主要是短期的;汇率既是总量调控变量,也是结构调节变量,对贸易品生产和消费结构有调节作用;将汇率引入作为宏观调控手段时,同时也使原先货币政策的利率操作空间缩小。

汇率作为宏观调控工具时是有约束边界的,有两个约束条件:防范投机性外资的大量流入。为防止投机性外资大量流入,人民币的年升值幅度必须限定在一定幅度之内,一般限制在5%以下为宜;防止对贸易部门的过度调整。我国在走向开放的经济中采用劳动密集型技术,通过出口导向促进经济增长战略,这是一种促进就业并符合我国资源禀赋条件的贸易战略。而汇率的调控作用对贸易部门的收缩作用最大,较大幅度的升值将重创该部门,因而,汇率调整必须根据我国贸易顺差程度和结构调整的需要来确定,同时也考虑国内企业进行结构调整的适应能力,应避免由于汇率大幅升值破坏出口竞争力。

蒙代尔-弗莱明模型分析了开放经济下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在宏观调控与政策搭配中的相对作用,该模型是国际经济学的经典分析工具,其后的理论发展都是在这个模型基础上的修正、延伸。在这些模型中,汇率一般是作为宏观调控的因变量出现的,但是,鉴于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的特殊性,由于其可控性而使其可以作为宏观调控工具,即作为宏观经济的自变量,在这方面的理论发掘尚待深入。

汇率升值通过汇率的杠杆效应使总需求减小的同时,也使总需求在国内外的分配中由国外向国内转移,从而降低通胀的压力并改善外部不均衡。但问题是:由于人民币币值存在较大幅度的低估,人民币的初始升值强化了国外对人民币持续升值的预期;如果外资转化为人民币后不投入非货币资产,外资流入的年收益率是人民币年升值幅度与国内利率之和,这个收益率与国外利率之间的权衡(这里没有考虑外资进入的操作成本和政策风险)来决定外资是否流入。因而,在人民币升值时,为防止投机性资金的大量流入,国内将保持较低的利率水平,由外资流入导致的流动性增加以及低利率水平共同推动资产(如股票和房地产)价格的走高,可能形成泡沫。从资本市场而言,这将导致上市公司增加直接融资、增加投资;从信贷市场而言,低利率导致信贷扩张,这些过度投资导致总需求扩张,并可能导致通胀;在这些投资转化为生产能力后又将导致产能过剩,进而导致通货紧缩,加剧了经济增长的波动性。对于外资而言,在转化为人民币后可以在股票、房地产等市场“伏击”,获取人民币资产价格上涨带来的收益。

篇(7)

经典的蒙代尔-弗莱明模型,认为在货币政策独立性、资本流动和固定汇率三个目标之间,不可能同时实现。但该模型的假设并不符合我国目前利率管制和资本管制的经济现实,本文通过改进的M-F模型分析我国的利率汇率传导机制。

一、经典的蒙代尔-弗莱明模型

经典的蒙代尔-弗莱明模型认为,开放经济条件下,特别是在货币自由兑换和资本自由流动的条件下,国际

一国货币当局企图通过增减货币量来影响国内利率的努力是徒劳的,国内市场上的利率是由国际利率水平和外汇汇率的预期变动率决定的;国内货币市场和商品市场正是在这一利率水平的自发作用下实现均衡的。

经典的M-F模型认为,固定汇率制度下货币政策之所以无效,是由于在这种制度下。当央行企图通过增加货币供应量、使得LM曲线从LM1向LM2方向右移的方式来降低利率、刺激总需求时,本国利率水平下一旦下降到CM曲线之下,在资本自由流动的条件下,会引起资本外流,并对外汇汇率产生升值压力。在固定汇率制度下,央行为了维持汇率的稳定,会被迫向外汇市场卖出外汇,买入本币。这会使货币供应量减少,使LM曲线反过来向左上方位移,并返回其初始位置,从而使央行增加货币供应量、降低利率、刺激总需求、增加产出的努力发生逆转,并最终失败。因此,在固定汇率下,货币当局不能自主决定货币供应量和LM曲线的位置,也不能有效地影响利率水平,所以货币政策是无效的。

二、符合我国实际的M-F模型

尽管目前我国在实践中选择盯住美元的固定汇率制度,但由于目前我国的经济环境并不满足经典的M-F模型的假设:

1.我国的利率市场化程度很低,存在着严格的利率管制,包括存贷款利率在内仍然由货币当局直接制定。

2.人民币在资本项目下仍不可自由兑换,资本的跨国流动仍然受到严格的管制。

因为在我国,国内外利率不满足利率平价关系,利率变动也不会引起套利活动和资本流动。这种利率既是法定利率,也是市场实际借贷利率,它既可以高于也可以低于国际利率水平。所以我国货币市场和商品市场正是在这种管制利率的强制作用下被动地实现均衡的。可用管制利率曲线i=i*取代CM曲线。则我国货币市场实现均衡的均衡点必定位于管制利率曲线上。

下面分析人民币降息对货币市场的影响。如图

i1*下调到i2*时,意愿投资是利率投资的减函数,因此管制利率曲线的向下位移会使IS曲线从1点向2点方向移动,即从Y1增加到Y2。从货币市场的角度看,管制利率的下降会使企业和居民对银行信贷资金的需求和投机需求也会随之增加,这促使银行体系增加对信贷资金和货币的供给,从而使LM曲线发生适应性右移,例如从LM1右移到LM2,最终使IS、LM曲线及管制利率曲线的交点从点1右移到点2,从而使总需求及收入从Y1增加到Y2。

可见在严格的外汇管制之下,利率下调不会引起国际间的套利活动和资本外流,因此不会对外汇汇率产生升值压力,央行不需要为稳定汇率而卖出外汇、买入本币、减少货币供给量,因此我国的货币政策是有效的。不过这种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即1点和2点的水平距离,取决于IS曲线和LM曲线的斜率。IS曲线斜率越大,LM曲线斜率越小,利率下调的引起的总需求和收入水平的增加幅度越大,从而货币政策越有效。

尽管根据改进的M-F模型得出我国现行的固定汇率制度下货币政策有效的结论,但是这一结论是在严格的外汇管制和利率管制的条件下取得的。实际上利率变化常常会带来非法的将资本项目混入经常项目结售汇来实现资本流入流出,所以现实中利率的变化会对资本流动产生影响,货币政策的有效性也受到影响。

三、带来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