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文学论文精品(七篇)

序论：写作是一种深度的自我表达。它要求我们深入探索自己的思想和情感，挖掘那些隐藏在内心深处的真相，好投稿为您带来了七篇国外文学论文范文，愿它们成为您写作过程中的灵感催化剂，助力您的创作。

篇(1)

关键词：文献计量学 引文分析 研究人员 信息获取能力 信息吸收能力 科学评价

中图分类号： G250.25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6938（2011）06－0021-05

Evaluation of Information Access Ability of Researchers Based on Citation Analysis

Wen Tingxiao Liu Xiaoying （Xiangtan University， Xiangtan， Hunan， 411105）

Abstract： According to bibliometrics theory and citation analysis principle， the quantity and distribution of references are closely related to researcher's information access ability and information absorbing ability.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five hypotheses and inferences based on citation analysis principle， and chooses five evaluation indexes such as paper publishing quantity， references quantity， references quantity per paper， ratio of Chinese and English references， ratio of all types of references. In order to prove the hypotheses and inferences， this paper chooses nine authoritative Chinese academic periodicals as sample to carry out citation statistics and investigation， the result makes known that reference quantity and structure can be used as the foundation to assess researcher's information access ability and information absorbing ability.

Key words： bibliometrics； citation analysis； researcher； information access ability； informatin asorbing ability； scientific evaluation

CLC number： G250.252 Document code： A Article ID： 1003-6938（2011）06-0021-05

文献计量学和引文分析法告诉我们：科学发展具有连续性和继承性。科学研究人员总是在现有研究的基础上进行创新，对研究现状掌握越充分，越能表现其创新性和创新能力。而把握研究现状最好的方式就是了解现有文献和信息，对现有文献和信息了解越充分，就越能站在学科发展的前沿上进行创新。所以牛顿说：“我之所以比别人看得远一点，是因为我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因此，对文献和信息的查寻与获取能力也自然成为衡量和评价研究人员研究能力和创新能力的重要依据和指标。创新是相对于已有的研究成果而言的，为了体现其研究成果的创新性，研究人员在从事研究过程中会尽量查寻现有文献和信息，在学术论文写作过程中会尽量列出相关文献。据此，我们可以认为：一般来说，信息获取能力越强，参考文献列举就越充分。除非研究者认为无须列举或有意省略，而这往往会带来学术风险，如违反学术规范和学术道德。

按照文献引用规范的要求，被引用文献应当是全部相关文献中质量最好和相关度最高的，而且只要引用就必须列举。这就意味着，文献引用必须建立在对相关文献实现充分获取的基础上。在信息查寻中存在一个“索普定律（M・E・Soper）”［1］［2］：文献引用与相关文献和信息的可获得性密切相关。用户在利用信息时总是倾向于选择距离较近、容易获取的信息源。这一方面说明，用户在信息获取中存在求便心理和占有准则，另一方面也说明，用户信息获取量与其能力大小有关。这种求便心理是建立在用户平常注意信息源获取和积累的基础上的，这也是一种信息获取意识和能力。由此可以认为，利用引文数量特征及分布规律来初步判断研究者的信息获取能力是可行的。

1 引文分析的基本原理

1.1 引文分析的理论依据

从根本上讲，科学文献之间的相互引证由科学本身的发展规律和科学研究活动的规律所决定。文献计量学、信息计量学和科学计量学认为：［3］［4］研究人员的引证行为和引证动机受一定规律的支配。科学文献的引证与被引证，是科学发展规律的表现，体现了科学知识和情报内容的积累性、连续性和继承性，也体现了科学发展的统一性原则以及学科之间广泛的交叉、渗透和综合现象。科学文献作者在创作科学论文时，不可避免地要引证他人的文献，汲取别人的经验和成果。因此，科学工作者的引证行为是科学活动普遍存在的现象，是科学交流不可缺少的部分。科学文献的作者一般不会在论文中无缘无故地引证与其论述主题完全无关的文章。文献的相互引证有多方面的原因。温斯托克（M・Weinstock）在进行系统归纳后指出，文献被引证大概有15种原因。引证行为和引证动机为我们从事引文分析提供了理论依据。

1.2 标注引文的重要意义

标注引文（参考文献）在学术研究中具有重要意义，它不仅是学术规范和学术道德的基本要求，而且也在推动科学技术进步和科研活动健康发展等方面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具体来说，在学术论文写作和发表过程中标注引文可以起到如下作用：［5］［6］［7］

（1）体现科学文化的继承性和发展历史；

（2）尊重和保护他人的著作权；

（3）精练文字，缩短篇幅，避免重复；

（4）便于编辑和审稿人准确评价论著的学术价值和技术水平；

（5）提供情报信息线索，与读者共享信息资源；

（6）通过引文分析对论文、作者、期刊、机构等的学术影响力（应用总被引频次、影响因子、即年指标、他引率等指标）做出客观的评价；

（7）有助于建立科学公正的国家科学技术和社会科学评价平台；

（8）促进科技信息、信息计量学和科学计量学研究，推动学科发展。

这就要求科研工作者在论文写作和发表过程中实事求是地标注参考文献，而科研工作者在论文写作和发表过程中也会根据所获取的信息和实际需要来列举参考文献。

1.3 引文量大小的决定因素

引文分析原理告诉我们：“引证行为为何会发生”、“引证行为的测度指标、工具与方法”、“引证原理的主要应用”，但并未指出“引文量大小的决定因素”以及“引文量与信息获取能力的关系”。

一般来说，科学文献中引文量的大小取决于如下因素：

（1）与信息获取能力有关，信息获取能力强则引文量相对来说要大；

（2）与学术规范和引用规范有关，学术研究越规范和引用要求越规范的领域和地区，引文量相对来说要大；

（3）与科学论文的类型有关，综述性和述评性论文引文量相对来说要大，一般论文引文量相对来说要小；

（4）与学科领域有关，不同学科领域的论文的包含的引文量大小不同；

（5）与研究主题有关，原创性和前沿性主题研究论文引文量相对来说要小，热点和焦点研究主题论文引文量相对来说要大，普通主题研究论文引文量相对来说要更大。

据美国科学基金会统计，一个科研人员花费在查找和消化科技资料上的时间自占全部科研时间的51％，计划思考占8％，实验研究占32％，书面总结占9％。［8］［9］由此可见，科研机构、企业或者科研人员花费在科技出版物上的时间为全部科研时间的60％左右。如果能够提高信息获取能力，就能缩短文献查阅时间，提高科研效率，将有限的时间和精力用于创造性的研究中。可见，一个科研工作者如果其信息获取和吸收能力不强，要想提高科研效率，开展创造性研究是不可能的。

1.4 基于引文分析理论的假设

基于引文分析原理，我们可以建立以下假设：

假设一：所有的学术论文都是在遵守学术规范的前提下完成的，研究者在完成学术论文的过程中尽可能多的列出相关参考文献，以体现其论文的创新性。

假设二：研究者在完成学术论文的过程中，一般都会尽量把其能够搜集到的相关文献列在参考文献中，以表明当前研究现状、论证其学术观点。

假设三：研究者在完成学术论文的过程中，在列举参考文献时，一般都会优先列举容易获得的文献、权威人士的文献、高质量的文献、高级别的文献来论证其观点。

假设四：学术论文中没有列举参考文献，一般可以认为，要么研究者信息获取能力有限，无法获取所需信息；要么学术论文中所包含的观点为完全创新，不需要列举参考文献；要么学术论文中所述观点为常识性知识，无须列举参考文献。

假设五：基于以上假设，可以认为，学术论文中所包含的参考文献数量的大小在一定程度上能反映研究者在完成学术论文的过程中获取相关文献信息的能力，也就是说学术论文中所包含的引文量与研究者信息获取能力相关。

1.5 基于引文分析理论的推论

如果以上假设成立的话，那么我们可以得出如下推论：

推论一：不同学科的学术论文中参考文献的平均数能反映各自学科领域研究人员信息获取能力。一般来说，不同学科对研究者在论文写作过程中需要列举的参考文献要求不同，要求越高，学术研究越规范，列举的参考文献就越多，对研究人员的信息获取能力要求就越高。

推论二：不同级别的学术期刊中的论文中所包含的参考文献数量不同（如按影响因子区分的期刊类别），一般来看，高级别的学术期刊中的论文创新程度要高于普遍期刊中的论文，为了体现其创新性，高级别的学术期刊中的论文应包含更多的参考文献。

推论三：不同学科、不同级别学术期刊的学术论文所包含的参考文献中，中文和外文参考文献的比例不同，反映了不同学科和不同学术期刊对研究者外文水平的要求和获取外文信息能力的要求。

推论四：不同学科和不同期刊的学术论文所包含的参考文献中，不同类型载体的参考文献数量不同（如图书、期刊、报纸、学位论文、会议论文、专利等），反映了研究者获取不同类型载体文献信息的能力。

推论五：不同学科和不同期刊的学术论文所包含的参考文献中，被引期刊的影响因子之和和平均影响因子，反映了该领域研究者获取高质量信息的能力。

2 基于不同学科期刊引文的数据调查

2.1 样本选择

为了证明以上假设和推论的合理性，本文选择了图书情报、经济管理、法学、数学、物理、化学、计算机科学等学科领域中11种具有代表性的中文权威学术期刊来进行数据调查，基本覆盖了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重要学科领域。由于每种学术期刊每期的载文量及论文中所包含的引文量大体相当，变化不大，相对稳定，因此本文仅以每种中文学术期刊2011年第1期刊出的论文中所包含的参考文献为调查统计样本。实际调查表明，这种随机样本抽取方法抽出的样本尽管数量不大，但具有代表性，能够有效反映样本整体情况，具有稳定性和可检验性。进行尝试性研究是可行和有效的，能够推广。这11种权威中文学术期刊及所属学科如表1所示。

2.2 指标选择

根据引文分析原理，本文重点选取了5个关键指标来重点统计分析中文学术期刊中引文数量及分布特征，据此来考察引文量及分布与信息获取能力的关系。5个关键指标如下：

（1）载文量：即每种中文学术期刊每期发表的论文数。

（2）引文量：即参考文献总量，包括每篇论文的引文量和每种学术期刊每期的引文量。

（3）篇均引文量：即每种学术期刊中每篇论文的平均参考文献含有或占有量，等于每种学术期刊每期的引文量除以每种学术期刊每期的载文量。篇均引文量可以反映每种期刊的平均引文量和每个学科论文的平均引文量。篇均引文量反映的是论文、作者、期刊和学科的信息吸纳能力。

（4）中英文参考文献的比例：即每篇论文所含参考文献中中英文参考文献在引文量中所占的比例，可以推广至期刊和学科中英文参考文献在引文量中所占的比例。它反映的是论文、作者、期刊和学科吸纳英文信息的能力。

（5）不同类型参考文献比例：即每篇论文所含参考文献中图书、期刊论文、会议论文、专利文献、研究报告、学位论文、网络引文等文献类型的比例。它反映的是论文、作者、期刊和学科吸纳不同类型信息源的能力。

2.3 数据调查

通过调查统计，2011年第1期9种权威中文学术期刊引文量及分布情况如表2所示。

3 数据分析及基本

3.1 引文格式不统一，有待规范

在文献计量学中，引用一般分为两类：一是“引”，即直接引用（观点、数据、结论等的直接引用，一般用引号标出，按照一定的格式标注，如括注、脚注和尾注，通常也称为注释）；一是“用”，即间接引用（观点引用，援引已有的知识成果，作为信息源而利用，一般不用引号标出，以尾注的方式标注，通常称为参考文献或引文）。

在我国，不同学科领域的学术期刊对参考文献的标注要求和格式不统一，即使是在同一学科内的不同学术期刊对参考文献标注的要求和格式也不统一，学科和期刊差异较大，不利于有效开展信息计量学和科学计量学中的引文分析研究，有待规范。借鉴国际标准或建立我国统一的参考文献标注格式和标准都是有效的举措，需要学术界呼吁和有关部门重视。如国际通用1979年创建温哥华格式，2006年2月采用最新版本。我国文后参考文献标注格式采用GB/T 7714-2005。但很多学术期刊并未规范使用这些标准。

从11种权威中文学术期刊引文（覆盖经济学、法学、管理科学、哲学、历史、文学、社会学、数学、化学、物理学和计算机科学等11个学科）的调查数据整体上来看，我国学术期刊引文标注存在以下问题：一是“引”（注释）、“用”（参考文献）不分或不完全区分。大多数学科领域的期刊都没有区分“引”（注释）和“用”（参考文献），或者是将两者混在一起。如《管理学学报》、《中国管理科学》、《数学学报》、《化学学报》、《物理学报》和《计算机学报》就没有区分“引”（注释）和“用”（参考文献），而《法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则将两者混在一起脚注。二是格式不统一。自然科学各学科领域的期刊在标注格式上基本一致，而在社会科学领域，基本上是一个学科、一种期刊一种标注格式。三是标注不完整。在所调查的9种权威中文学术期刊中，除《管理学学报》、《中国管理科学》和《计算机学报》有文献类型标识外，其它学科领域的学术期刊都没有。《经济研究》期刊论文中还没有标注引文序号。

3.2 篇均引文量不高，信息获取能力有待加强

论文和期刊的平均引文量，是考察论文、期刊和作者吸收他人学术思想的水平。平均引文量通常可以反映论文、期刊和作者吸收信息的能力以及科学交流程度的高低。篇均引文量反映的是论文、作者、期刊和学科等的情报信息吸收能力。篇均引文量是与情报信息吸收能力和信息获取能力密切相关的，虽然篇均引文量小可能不能说明作者信息获取能力差，但篇均引文量大则能表明作者信息获取能力强。在从事科学研究过程中，研究人员应尽量对所从事的研究领域或主题进行全面的了解，这必须建立在充分掌握本领域或主题相关信息的基础上，没有一定信息获取能力是很难做到这一点的。

从所调查的9种权威中文学术期刊篇均引文量来看，尽管每种期刊的篇均引文量都高于全国各种学术期刊的平均水平，但与国外学术期刊的篇均引文量相比仍有较大差距。据2008年版《中国科技期刊引证报告（核心版）》，国内1 765种科技期刊发表的论文的平均引文量为10.01条/篇；另据2008年版《中国期刊引证报告（扩刊版）》，国内6082种期刊发表的论文的平均引文量为7.92条/篇。而国外期刊的科技论文的平均引文量超过30条/篇。［10］这一方面说明国外研究者注重相关研究领域信息的获取，另一方面也说明国外研究者在科学研究过程中注重信息获取能力的培养。从所调查的9种权威中文学术期刊的篇均引文量来看，高于30条/篇的只有《法学研究》和《中国社会科学》两种，分别为42.89和60.6，如果去掉注释的话，则篇均引文量只有37.33和51.13。虽然仍高于国外科技论文的平均引文量，但是与国外高质量、高水平的学术期刊相比，则又存在较大的差距。［11］据统计，每篇外文论文的引文量平均比中文论文的引文量要多6篇，它反映了国内外研究者在文献利用上的差距。［12］综述性论文的引文量则尤其如此，我国综述性学术论文的引文量一般在15～100篇之间，个别论文引文量较小。而国外综述性论文一般较长，参考文献量也较大，大多在100篇以上，多则达几百篇。

3.3 英文引文比例上升，仍需提高

随着科学技术发展的国际化，世界各国的研究人员之间的相互借鉴和交流十分频繁。研究者在从事创造性科学研究活动过程中，会尽力了解国内外某研究领域的发展状况，站在学科研究和发展的前沿上，才能生产出具有创新性的研究成果。研究科学论文中引文语种的分布，正是测度作者获取和利用国外文献和信息能力及情报信息吸收能力的一项重要指标。因此，查寻和获取外文资料和信息的能力在科学研究活动过程中意义重大。

引文是由不同语种的文献构成的。中外文引文比例的大小反映的是研究获取和吸取外文信息的能力。某一种语种的引文量越大，说明该语种比较重要和常用。对我国《大气科学》、《金属热处理》等10种自然科学领域的学术期刊1979年的引文统计表明：［13］［14］中文引文量占全部引文总量的27%，英文引文量占58%。这说明在当时的情况下，只要掌握英文，再加上中文，就足以查阅所需文献和信息的85%。而对《数学学报》的引文统计分析表明：［15］［16］引文语种只有四种，中文、英文、俄文和德文。其中英文占73.99%，中文占23.88%，约为英文的三分之一，俄文和德文数量极少，只占2.14%。在数学领域，我国科研工作者只要掌握英文，就可获得97.86%的信息量。两种调查的结果都表明英文引文所占的比例都特别高，这一方面说明国际上以英文发表可供查阅的相关学科文献和信息数量多，另一方面说明我国研究人员多数是以英语为工具检索国外资料的。

从本次调查的结果来看，11种权威中文学术期刊论文所包含的引文中，中英文引文所占的比例分别为：《中国图书馆学报》中文引文量占71.54%，英文28.46%；《情报学报》中文引文量占46.08%，英文占53.92%；《经济研究》中文引文量占39.23%，英文占60.77%；《法学研究》中文引文量占71.51%，英文占28.49%；《管理学学报》中文引文量占32.9%，英文占67.1%；《中国管理科学》中文引文量占39.69%，英文占60.31%；《中国社会科学》中文引文量占68%，英文占32%；《数学学报》中文引文量占6.22%，英文占93.78%；《化学学报》中文引文量占21.37%，英文占78.63%；《物理学报》中文引文量占33.87%，英文占66.13%；《计算机学报》中文引文量占6.99%，英文占93.01%。其它语种的引文极少，几乎没有。调查结果表明，除《中国图书馆学报》和《中国社会科学》两种权威中文学术期刊中文引文量的比例大于英文之外，其它期刊9种学术期刊的英文引文比例都高于中文，自然科学中文学术期刊英文引文所占比例大于社会科学学术期刊。在社会科学领域，人文社会科学如哲学、历史、法学、文学等中文引文所占比例大于英文，而经济学、管理科学和情报学等英文引文所占比例要稍高于中文。《数学学报》和《计算机学报》英文引文所占比例最高，特别是《数学学报》，较之前的引文统计调查，英文引文所占比例大大提高了，从73.66%上升到93.78%，提高了近20个百分点。调查中还发现，一些学术期刊在投稿须知中还明确规定了英文引文所占的比例不得低于三分之一或一半，如经济学和管理学学术期刊。如此看来，我国部分学术期刊在引文语种的分布上具有倾向性和导向性。总体来看，英语已成为我国科研工作者获取国外资料和信息的主要语种。

3.4 引文类型来源狭窄，有待拓展

研究引文的文献类型分布，可以了解本学科论著的文献信息来源及其构成比例，从而确定各类文献载体的情报价值以及研究者获取不同类型文献信息的能力。引文统计调查表明：［17］［18］在所有被引文献中，期刊论文所占比例最大，其次是图书，特种文献中的专利说明书、科技报告、会议文献、技术标准、产品样本、学位论文等的被引率有上升的趋势。

从这次调查的结果来看，9种中文学术期刊论文所包含的引文中，除《中国社会科学》图书所占比例最高外，其它学术期刊引文中期刊论文所占比例都远远高于其它文献类型。可见，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研究者更多地倾向于引用图书，尤其是经典著作，如哲学、历史、文学。本次调查还有一些新的发现：一是期刊论文所占的比例在逐渐上升；二是计算机科学领域的研究者们更多的引用会议论文；三是网络引文开始作为一种重要的信息来源逐渐增加，图书情报和计算机科学领域的研究者关注最多，而经济、管理和哲学、历史、文学等领域则极少使用网络引文，法学领域使用网络引文主要是做案例分析；四是报纸和各类报告受到经济、管理和法学领域研究者们的青睐；五是大量具有重要情报价值的信息源被我国科研工作忽略，如学会论文、专利等。这一方面可以说明我国研究者获取信息的渠道狭窄，需要拓展，另一方面也证明我国科研工作者在获取和利用不同类型信息方面的能力有待提高。

参考文献：

［1］文庭孝等.信息咨询与决策［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8：169.

［2］［5］［13］［15］罗式胜.文献计量学概论［M］.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1994：183-184，116-117，134-139.

［3］［6］［12］［14］［16］［17］邱均平.信息计量学［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317-318，370-371，424.

［4］［7］［18］王佃启.人文社会科学学术论文写作规范及几个相关问题［EB/OL］.［2011-04-28］..2010-04-09.

篇(2)

在高等学校，一方面学生要撰写毕业论文，另一方面指导教师要通过撰写科技论文来达到交流科技成果与推动科技发展的目的，因此论文写作能力就成为论文撰写的关键。从目前国内高校教师的任职经历来看，大多数教师撰写科技论文的能力是通过自学、模仿或导师指导的方式而训练获得的。这种形式的能力训练突出的是自我学习和总结。作为一种科技交流，科技论文的写作有其自身的要求与特点，比如论文的框架组成、描述的用词与语句安排、图表与文字的搭配等等，都有着与其他语言作品显著的差别，而这方面的能力如果通过专门的训练会取得显著提高。目前能撰写外文科技论文（特别是英文）已成为对高校教师的一个基本要求。但通过初步调查可以发现，我国高校在英文科技论文写作培训方面还没有固定的机构或者组织，且已有的培训多注重形式，没有考虑到实践可行性，更没有可持续性的规划与实施思路。[3]最近几年，由于职称评定或者考核的要求，高校教师在教学、科研的同时，还需要发表足够数量的科技论文，这种要求可能导致出现论文重复发表、抄袭、数据造假等学术不端。虽然出现上述问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缺乏论文写作的系统培训也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而在国外大学写作培训项目中，通常会安排专门的课程来讨论如何分辨重复发表、抄袭等行为，从而避免出现因疏忽而引发的不良影响。对比美国科罗拉多州矿业大学（CSM）的语言培训项目可以发现，其培训内容主要包括：如何撰写论文（包括学生毕业论文、科技论文、研究报告等）、论文的语法与表达、对英语是第二语言人员（ESL）的语言培训、论文相关的伦理与道德等。而国内写作培训的主要内容是：科技论文的写作方法、英文科技论文的写作、毕业论文的写作、论文学术规范知识。另外，CSM写作项目的初衷与最终目标是培养学生的交流能力，从而在职业发展过程中更具竞争力、更有自信、更易成功，并最终取得更高职位从而影响他们所从事的领域甚至是整个世界。从这个意义上看，开展高校的写作培训项目目的明确、意义重大。

二、写作培训的形式与方法

当前国内高校开展的写作培训项目还比较少，尽管教育部全国高校教师网络培训中心推出了在线培训课程，但课程只针对教师，且无法系统考虑写作培训目的，因此对比美国高校的写作培训项目，探讨适合国内高校的写作培训形式与方法尤为重要。作为一种能力培训，讲授与训练必须相结合方能达到预期的效果，因此培训首先应该明确培训的目的，根据目的制定培训课程大纲。可以通过集中讨论授课、集中专题讨论（针对某一方面开展专题研讨，如针对论文用词、语法和表达等）、分散教学讨论（针对某问题所涉及小群体开展的讨论）等形式进行培训。另外，还可以开展基于网络的在线培训。从实践情况来看，网络在线培训具有方便、灵活等优点，但也存在针对性差、不能起到积极督促作用等缺点，因此建议综合这两种模式，开展面授讨论与网上在线培训相结合的培训形式，以达到高校教师写作（包括学生写作）能力培训之目的。在具体培训方法方面，由于培训对象多数已具备科技论文写作的基本能力，因此培训以理论方法为辅，实例讨论教学为主，并结合培训进展以及教师正在准备的论文进行实际训练点评，以达到事半功倍之效果。由于培训内容涉及的面较广，因此针对不同内容所采用的方法也各不相同。在科技论文伦理道德培训方面，除了讨论辨别重复、抄袭的技术定义与方法外，更需要结合实例，辨明可能出现的学术不端等行为。另外，对学术不端涉及的法律、规范方面要做出解释，培养良好、严谨的治学与研究操守，这也是我国科技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支撑。

三、写作培训机构或平台

1.培训机构高校写作培训项目的重要性毋庸赘言，但如何去实施、如何保证实施的效果则还需要软硬件方面的保障。从国内多数高校的实际情况来看，都已经具备开展写作培训的条件，特别是有外语系或学院的高校，都已具备了培训所需的基本师资力量。但作为一项系统培训工程项目，建立相应的培训组织机构非常必要。[4，5]在CSM，写作培训是由人文科学与国际研究系来承担的，在美国的其他高校也基本是由语言与人文学科系来承担写作培训项目。通常情况下，培训机构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但多数人员都是兼职工作。培训机构有自己的办公室与培训场地，机构运行所需费用来源于学校拨款和社会捐赠。2.人员培训机构的工作人员包括专职人员、兼职人员、志愿者以及特聘的专家。人员数量根据学校规模不同从3~5人到十余人不等。专职的工作人员通常具有文学、语言学、科学与哲学方面的硕士或博士学位，并具有多年从事培训的经验。可以看出，国外高校对写作培训人员有很高的要求，以确保在用词、语法、表达方面的准确性。在我国，培训人员多由有中文语言学和英文语言学、文学等专业背景，同时兼顾科技专业背景的教师组成。除了安排固定的培训教师，还可以根据不同的培训内容聘请校内外的专家进行讲座或讨论，特别是可以聘请国外的专家，开展英文科技论文撰写的讲座。3.网站网站是现代社会信息和交流的重要渠道，因此高校的写作培训项目也离不开网站的建设与支持。培训机构的网站通常挂靠在所在学校的院系下面，主要作为两个方面的平台：信息平台与培训平台。信息平台用于介绍机构、培训科目的设置、培训人员组成，以及培训信息等。培训平台更多是一种交流平台，提供在线培训课程、培训相关资料，以及培训教师与学员之间的问题交流。从CSM多年的培训经验来看，写作培训为学生和教师提供了非常好的能力训练，这与学校的重视、培训教师的认真负责是分不开的。培训机构印刷了大量的培训资料，并免费发放给学员。同时，培训机构与其他高校的培训机构也建立了多方合作关系，以保证新思想、新技术与新方法的快速推广应用。

篇(3)

[关键词]儿童文学；比较文学；影响研究；阐释策略

中外儿童文学研究的现代自觉始于“五四”前后。以周作人、赵景深等为代表的第一代儿童文学研究者为中外儿童文学研究奠定了第一块学术基石。江苏省内，南京大学钱林森、苏州大学朱栋霖、南京师范大学汪介之和谈凤霞、江苏省社会科学院金燕玉等学者分别在中外比较文学及儿童文学研究方面都有相关重要著述。国内儿童文学研究的重镇主要有北京师范大学、上海师范大学和浙江师范大学。80年代韦苇和蒋风分别出版了《外国儿童文学史概述》及《中国现代儿童文学史》；90年代评论文章的深度大大提高，并有高质量专著出版，如韩进的《中国儿童文学源流》、韦苇的《俄罗斯儿童文学论谭》、吴其南的《德国儿童文学纵横》、方卫平的《法国儿童文学导论》、张美妮的《英国儿童文学概略》和汤锐的《北欧儿童文学述略》和《比较儿童文学初探》等。进入21世纪后，研究的领域有所拓宽并向纵深发展。舒伟的“现当代英国童话小说研究”获03年国家社科基金资助项目立项。2006年张永健主编的《20世纪中国儿童文学史》（国家社科基金项目）问世，该书的一个特点是介绍了部分中国作家对西方儿童文学的翻译情况。重要的相关学术论文有朱利民的《全球化语境下中国儿童文学研究的生存境遇与反思――兼谈比较儿童文学》、方卫平的《西方人类学派与周作人的儿童文学观》以及陈华文的《变异：在于适应文化--〈灰姑娘〉与中国同类型童话比较研究》等。

国外关于儿童文学的比较研究在近二十年取得了突出成就。德国著名学者Emer O’Sullivan的《比较儿童文学》（2005）堪称该领域的一部扛鼎之作。该书对比较儿童文学的历史进行了梳理，主要从战后国际化热潮至现当代比较儿童文学批评。书中还对比较儿童文学作为一个学科领域的组成部分进行了归纳：文学交往和迁移研究，互文性研究，媒体互动研究，文学形象研究，叙事学研究和翻译研究。国外关于中国儿童文学及中外儿童文学关系的研究目前只有两部专著。其一是法国学者皮埃尔・迪耶尼的《世界属于你们，中国与儿童文学》（1971）。迪耶尼提出了三个问题：中国儿童文学作为一个具有清晰特征的领域的界定；对特定历史时期的文本的归类以及儿童文学流派的划分；对儿童文学流派的溯源及其发展变化的原因。其二是玛丽安・法夸尔的《中国儿童文学：从鲁迅到》（1999）。法夸尔在该书中以1919至1976年间的中国儿童文学为研究对象，从比较文学和历史研究的角度揭示了政治在儿童文学中的地位和作用以及儿童作为政治象征的形成过程。该书第一章对中国儿童文学受到的西方影响有较深入的论述。

纵观国内外研究现状，中外儿童文学的研究已经引起了学界极大的关注，并取得了巨大成绩，但目前国内鲜有学者对20世纪上半叶中外儿童文学关系进行全面细致的梳理，尤其是对外国儿童文学作品在中国的接受及中外作家之间的影响进行研究。具体研究不足反映在缺乏一定数量的高水平论文和论著，也没有相关科研课题立项。因此，有必要全面梳理20世纪上半叶中外儿童文学关系，探讨外国儿童文学在中国的译介、误读和接受、外国儿童文学作家对中国作家的影响、中国文化对外国作家的影响以及中国儿童文学在国外的接受情况。这也就意味着，中文儿童文学关系研究从文化交流史的层面上可以进一步考察外国儿童文学在中国的译介与研究、中国儿童文学在外国的译介与流播、中文儿童文学作家的联系和交往、外国儿童文学家笔下的中国形象，以及中国儿童文学作品中的外国儿童形象等；在阐释策略上可以突破传统的译介学模式和编年史模式，可以拓展了这一研究的领域。

要全面梳理20世纪上半叶中外儿童文学交流情况，就要深入探讨20世纪上半叶外国儿童文学在中国的译介、误读和接受，外国儿童文学作家作品对中国作家的影响，中国文化对外国作家的影响以及中国儿童文学在国外的接受情况。“五四”前后对世界各国儿童文学创作和理论的翻译和吸纳促成了我国儿童文学创作的第一次。20世纪上半叶，随着中外文学对话与交流日益频繁，外国儿童文学对中国作家产生较大的影响。外国儿童文学与中国传统文学迥异，对中国作家具有某种示范性和启示性，但中国作家在借鉴过程中也产生了的一些误读，这些误读又说明了历史、文化等方面的差异。正是中国20世纪上半叶特殊的历史社会背景造就了独具特色的中国儿童文学。20世纪上半叶中国儿童文学是在世界儿童文学的影响下逐步走向自觉和成熟的，同时，也立足本民族文化并从中汲取营养，从而具有了深厚的民族性与本土性。另一方面，中国文化（包括神话及民间故事）对在中国生活过的外国作家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这种影响直接或间接体现在其儿童文学作品中。在此基础上，该课题进一步探讨如何促进中外儿童文学的交流与对话，如何建立中国儿童文学的现代品格，即不仅具有鲜明的开放性与吸纳性，还具有深厚的民族性与本土性。

20世纪以来，中外文学理论家对儿童文学问题从学理的角度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和论述。由于我国儿童文学研究起步较晚，早期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世界各国儿童文学创作和批评理论的翻译、吸纳和运用。“五四”前后对世界各国儿童文学创作和理论的翻译和吸纳促成了我国儿童文学创作的第一次。值得一提的是，中国早期翻译家和文学家以及西方来华传教士对外国儿童文学的译介起到了重要作用，使得外国儿童文学进入中国作家和读者的视野。同样，这种文学交流也进一步推动了中西文化的交流与碰撞。20世纪上半叶，随着中外文学对话与交流日益频繁，外国儿童文学对中国作家产生较大的影响。外国儿童文学与中国传统文学迥异，对中国作家具有某种示范性和启示性，但中国作家在借鉴过程中也产生了的一些误读，这些误读又说明了历史、文化等方面的差异。正是中国20世纪上半叶特殊的历史社会背景造就了独具特色的中国儿童文学。其中一个突出的例子是刘易斯・卡洛尔的儿童文学经典《爱丽丝奇境漫游》在“五四”时期翻译大潮中被中国读者所熟知。它的第一个中译本由赵元任翻译，当时取名为《阿丽思漫游奇境记》，1922年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深受爱丽丝故事的吸引，沈从文和陈伯吹分别创作了长篇小说《阿丽思中国游记》和童话《阿丽思小姐》。比较三个截然不同的三个版本的爱丽丝故事，可以看出中国作家力图借鉴外国儿童文学精神，但同时由于特殊的历史背景和迥异的文学传统，中国作家对爱丽丝的故事进行了不自觉的误读和自觉的改写。可以说，20世纪上半叶中国儿童文学是在世界儿童文学的影响下逐步走向自觉和成熟的，反映了中国儿童文学作家试图建立世界视野的努力。同时，他们立足于本民族文化并从中汲取营养，从而使中国儿童文学具有了深厚的民族性与本土性。这种研究思路不仅着眼于外国儿童文学在中国的误读和接受，还分析了外国儿童文学作家作品对中国作家的影响，更重要的是还研究了中国文化及儿童文学对外国作家的影响以及在国外的接受情况，力图探讨双向的交流和对话，而非单向的影响。中国文化（包括神话及民间故事）对在中国生活过的外国作家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这种影响直接或间接体现在其儿童文学作品中。如赛珍珠、凯特琳・帕特森等外国作家的儿童文学创作中体现了较为明显的中国元素。20世纪上半叶中国儿童文学在国外的译介处于起步阶段，但中国作家（如郑振铎等）勇于向国外介绍中国文化和中国优秀的各类文学作品，努力维护着民族的自尊与自信。

20世纪上半叶中外儿童文学关系研究促进了中国儿童文学创作理论研究。同时，探讨如何促进中外儿童文学的交流与对话，如何建立中国儿童文学的现代品格（即不仅具有鲜明的开放性与吸纳性，还具有深厚的民族性与本土性）这一系列的问题可以从一个方面推动学界开展其他类别文学的比较研究，为整个比较文学和世界文学的发展做贡献。通过借鉴与创新相结合，中国学者能够更好地融入到当代儿童文学研究的学术发展进程之中，甚至可以更好地参与到世界性儿童文学的学术对话中去，甚至可以在广义的更为平等的比较文学学术交流中发出中国学者独特的声音。

参考文献：

[1] 张永健. 中国20世纪儿童文学史[M]. 沈阳： 辽宁少年儿童出版社， 2006.

篇(4)

曾就读香港培英中学、金文泰中学，1959年毕业于香港中文大学联合书院社会科学系。1963年在美国华盛顿大学取得文学硕士学位，1967年在美国南伊利诺大学取得博士学位。

记者：中国与国际社会的关系越密切，对普及外语的要求越高，对外语教学的要求也越高，这是一个顺理成章的逻辑。听说在这个问题上你有一些新的看法？

杜祖贻：是的。要达成现代化，要深求进步，必须与国际接轨。要接轨就必须投入大量时间和精力去学习外文；如此，教育要有相应的措施，要腾出大量时间和投入大量资源去加强外语教学。现在的趋势看来有点手足无措，在中小学阶段不断增加外语课程，到了中学和大学，则倡用外文课本，用外语去教学，研究生院更要向英美看齐，让研究生用英文撰写论文，一些大学的教师也非用英文著书及在国外刊物上发表不为功。以至于中文成为次要语文，成了舍本求末。

记者：一些国际地位较高的发达国家不是这样吗？

杜祖贻：这个问题有人做过调查，由于西方国家，特别是英、美、加、澳等英语语系的国家，学生用于语文学习的时间和精力仅为中国学生的一小半。因为他们的母语本身就是今日的国际学术语言，对他们来说，英文以外的语文知识并非是必须的。他们学外语，一般是选一门与英语可互通的西方语言（如法文、德文、西班牙文），学它三年便算。而中国学生学习中国语文的负担已经不轻，学习外语的时数又十分庞大。以香港为例，一个学生从小学到中学上英文课的时数约为2400小时，再加上用英文去学习其他学科的时数，以及下课后自习英文的时数，用于学英文的时数可达六七千小时。这与西方学生用于学习外文不超过1000小时比较，每名学生须多消耗5000多小时的光阴去搏取一门外文的起码能力，这无疑是极大的消耗。

记者：中国人苦学英文的值与不值，可从一些成功人士身上找到实证。如我国最高科技奖获得者王选，就是上大学时下决心苦读英文、靠外语优势及早获得信息，从而抢占制高点的。

杜祖贻：王先生在大学时用功，使英文成为科研工具，这是值得的，不过也付出时间上的代价，可是比起香港的学生，损耗还不大。试想爱因斯坦当年在瑞士专利局公余的有限时间中，还要战战兢兢地用英文写报告的话，他那5篇用德文写的划时代的物理论文就不可能及时面世。如果我们的大学生、研究生以至大学教授，能省去一部分学习外文的时间用于深入的科研、缜密的思考和直接的写作，他们的成就会较今日的表现更为可观。西方儿童不必用太多时间学习外语，因此，他们除了一般的学习和训练之外，还有时间去学习烹饪、卫生、急救、水电、驾驶、木石、建造、修理等，即使他们花费了3000小时于消闲游玩，仍然比中国学生多出3000小时的学习时间。当前的情况是一种弱者追赶前者并自动向强者让步几千个学时的畸形学术和教育的竞赛。

学习外文既是求进步的先决条件而非学不可，同时又造成了时间和精力的极大消耗。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究竟该如何正确解决学术语言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若干年后中国将会被融入以西方为主宰的文化和语言体系中，进而还会导致全民对本土文化自信的消减。印度二战后虽取得独立，但这个语言复杂的国家不得不以英语为国语，其语文课程成为教育的重负，教育的成效打了很大的折扣，文教科技也因此无法与西语系统的国家相比。反之日本百余年来面对西方的文化扩张的优势，一方面不断汲取他人之长，同时又积极建造对本土的文化自信，如教材与技术是外来的，但要保证东京大学的毕业资格必须优于他国名校；科研情报是外来的，但书籍期刊都是日文印行的，结果这个岛国不但称雄东亚，还可傲视国际。

记者：从国情出发，中国人该怎样学外文？你认为怎样分配时间精力才是科学的合理的？

杜祖贻：我认为至少需要考虑这样几个方面：第一，国家投入力量支持教育科研机构进行改良外语教学的科学实证研究，如用脑神经生理试验去研究验证母语和外语的学习效果，在教材、人力、时间和资源上，谋取最佳的效益。

第二，不必让数亿人都成为外文专家，学而无用，便是浪费。一般人如能专心学习约1000小时，熟悉基本外文词汇语句，便足够应付日常生活之需。全国人口只要能训练20％精通中西语文的人才，对科研、外交、政治、工商、贸易、旅游等事业，就可应付裕如。教育部门应设计不同外语课程，大学可按涉外专科、半涉外学科及全涉外专科而适当分类。

第三，外文

教材应以准确及实用为原则，不必限于语文，也可采自历史、科学、哲学、社会、经济等不同来源，使学生在学习语文的同时学到西方文化的精华。

第四，教育部门应设立最合理而明确的国际化与文化本位并重的学术标准。优秀的科研成果，不管是中文英文图表，都应享有同等的承认。

第五，应迅速发展中外文翻译工作，从速设立高效率的翻译馆，有系统地将来自世界各地的最新的精尖知识和讯息，以最快的时间和最准确的文字译成中文，广为刊布，提高民智。

篇(5)

[关键词] 汉学家 中国现当代文学 翻译出版 研究

[中图分类号] G23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5853 （2017） 03-0114-05

Overseas Sinologists and Translation and Publication of Modern and Contemporary Chinese Literature in Foreign Countries

Cao Wengang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Huaibei Normal University，Huaibei，235000）

[Abstract] Sinologists’ translation and studies of modern and contemporary Chinese literature promote going-abroad of Chinese Literature. This paper stresses approaches， channels， perspectives， restrictive factors， and characteristics of Sinologists’ translation and studies of modern and contemporary Chinese literature. The studies of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by sinologists is beneficial supplement.

[Key words] Sinologists Modern and contemporary Chinese literature Translation Study

1 引 言

中现当代文学海外翻译与研究主要依靠世界各地的汉学家，比如，英国的卜立德、蓝诗玲等，美国的葛浩文、白睿文、金介甫、沙博理、金婉婷、梅仪慈、夏济安、夏志清、李欧梵、王德威、叶维廉等，法国的杜特莱、安妮、居里安等，德国的顾彬、马汉茂等，捷克的高利克、普实克等，加拿大的杜迈克、梁丽芳等，瑞典的陈安娜、马悦然等，澳大利亚的杜博妮、雷金庆等，荷兰的佛克马、柯雷等，俄罗斯的李福清、谢曼诺夫、费德林等，日本的吉田富夫、青野繁治，等等。本文仅从发生学的视角探讨如下一些问题：他们翻译与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采取了什么样的手段？有什么重要渠道？相关影响因素有哪些？有怎样的视角与维度？特点与意义是什么？

2 汉学家翻译与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方式

汉学家群体中既有专门从事文学研究的，也有致力于其他方面研究的，后者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翻译与研究也不容忽视。比如美国汉学家史景迁教授主要研究中国历史，他的《天安门：中国的知识分子与革命》涉及萧军等中国现代作家，同样是美国历史学教授的柯文在《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也论及萧军；美国神学家陶普义，在《论老舍对中国基督教会和“三自”原则的贡献》中，从神学的角度研究老舍，他还出版了专著《老舍，中国讲故事大师》。这些海外非文学专业的汉学家大大扩展了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学术空间，为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提供了不同的视角。

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海外翻译远非简单的中文与外文之间的语码转换，它涉及目的语国家的意识形态、价值观、文化传统、文学观念以及读者的审美趣味、接受心理与思维习惯等传统翻译学之外各种复杂因素。因此，应该从文学社会学、文化翻译、译介学、传播学和接受美学等多种视角加以考察。由此看来，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海外翻译是传统翻译学很难解决的难题，其复杂性远远超出人们的想象，这使得汉学家除了独自翻译与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外，还采取种种合作互动的方式，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汉学家与汉学家之间的合作。汉学家组织合作团队来翻译重要的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比如，铃木择郎等日本汉学家集体翻译《四世同堂》，在日本产生了巨大影响，刮起了一阵“老舍旋风”。 《四世同堂》之所以在日本成为畅销书，是因为这部以为背景的小说，“触动人们心灵的隐痛，加深了人们的忏悔”[1]。捷克汉学家普实克曾与他的波兰学生斯乌普什基合作翻译《老舍短篇小说集》。

第二，汉学家与中国学者或海外华人合作。早在1940年代，罗伯特与白英和袁嘉华及中国学者杨周翰等编译《当代中国短篇小说选》，收录鲁迅、老舍、沈从文、杨振声、张天翼、施蛰存、端木蕻良、卞之琳和姚雪垠的短篇小说[2]。中国著名文学翻译家杨宪益成就卓著，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他与他的英国夫人戴乃迭在翻译中的合作。他们一起创办外文版《中国文学》，向海外推出《熊猫丛书》，为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海外传播做出了巨大贡献。英国汉学家詹纳尔翻译《西游记》时，每完成一章，都由中国学者汤伯文核定。美国汉学家沙博理也是在汤伯文的配合下，才完成《水浒传》的翻译出版。美国汉学家罗穆士对《三国演义》的翻译也得到中国学者任家桢的帮助。有“中国现代、当代文学之首席翻译家”[3]之称的葛浩文与他的中国妻子林丽君合作翻译毕飞宇的小说《玉米》，使该作获得2010年英仕曼亚洲文学奖。

第三，汉学家与中国作家合作。如以研究萧红著称的葛浩文，对萧军也颇多关注，两人多次互访、通信。葛浩文还从萧军处获得了一些原始文献，在著述中多次谈到萧军的创作。他翻译了萧军的《八月的乡村》，这是第一部被翻译成英文的中国现代长篇小说。王际真曾写信向沈从文讨教，以便更好地翻译他的作品。 《四世同堂》的英译本是老舍与浦爱德（Miss.Ida Pruitt）共同完成的。在翻译过程中，老舍亲自念给不懂中文的浦爱德听[4]。杜博妮在翻译阿城的小说时，征求了阿城本人的意见，甚至还到小说中描写的西双版纳进行实地考察。德国汉学家顾彬与北岛、欧阳江河、杨炼、西川、王家新、张枣等中国当代先锋诗人过从甚密，他们的诗很多是由顾彬译成德语，传播到德语国家。除了与被翻译的中国作家合作外，汉学家还请中国作家推荐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如1932年日本汉学家田增涉为编译《世界幽默全集》的中国文学部分，请鲁迅推荐中国现代文学作品。鲁迅向他推荐了张天翼的《稀松的爱情故事》和《皮带》。1933年，朝鲜的金湛然想编译一部“世界文学”，请鲁迅推荐张天翼的作品。1930年代，鲁迅和茅盾与美国汉学家伊罗生共同编选中国现代小说集《草鞋角》推荐具体的选目。

第四，汉学家、中国作家与海外出版机构合作。如赛珍珠夫妇在美国创办的公司出版了林语堂和老舍的很多作品，他们之间的合作为这两位中国作家在英语世界声名远播发挥了重要作用。老舍与浦爱德合作翻译的《四世同堂》英译本以Yellow Storm之名1951年由美国哈科特和布雷斯公司出版。海外主流的出版机构通常会选择合适的汉学家来翻译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葛浩文是英语世界翻译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最成功的翻译家。他为英国企鹅出版集团翻译的中国当代作家姜戎的《狼图腾》，荣获曼氏亚洲文学奖，成为欧美主流图书市场的畅销书，引起西方主流媒体关注。当前，在海外产生较大影响的中国当代文学作品基本上都是由海外出版机构策划发行、由汉学家进行翻译的。在英语世界，除葛浩文外，白睿文、杜博妮、蓝诗玲等汉学家也积极翻译中国现当代文学[5]。一些在法国取得较大反响的中国作家大多与法国汉学家及出版机构有着长期、良好的合作关系。例如，池莉、余华与何碧玉以及南方书编出版社合作，莫言与尚德兰、杜特莱以及瑟伊出版社合作，王蒙与傅玉霜以及中国蓝出版社合作。

第五，汉学家与中国有关机构合作。苏州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北京语言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国内著名大学经常邀请海外知名汉学家来中国讲学或参加学术会议，探讨中国文学海外传播的相关问题。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与美国俄克拉荷马大学合作出版《今日中国文学》英译丛书。近年来，中国作家协会实施“中国当代文学百部精品对外翻译工程”，向海外汉学家提供资助。务院新闻办、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启动“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中国文化著作翻译出版工程”，也面向海外汉学家。

3 汉学家推介中国现当代文学的介质和渠道

汉学家推介中国现当代文学的主要介质和渠道有外文网站、期刊、专集、图书馆、高校等公共空间。外文网站有港书网、中国现代文学与文化资源中心等。外文期刊有中国的《中国文学》《天下》，美国的《东西方评论》《亚洲》《今日中国文学》《现代中国文学与文化》《当代世界文学》《中国文学：散文、文章与评论》《哈佛亚洲学报》《东西方文学》和《20世纪中国》，日本的《北斗》《热风》《中国文学》《鲁迅研究》《中国文艺研究会会报》《野草》《未名》《飚风》和《猫头鹰》，英国的《生活与文学》，法国的《欧罗巴》等。英文专辑有斯诺1936年编译的《活的中国：现代中国短篇小说选》，王际真1944年编译的《当代中国小说选》，袁家骅、白英1946年合编的《当代中国小说选》，赵景深1946年编译的《当代中国短篇小说选》，米尔顿、克里夫德1961年合编的《亚洲现代小说宝库》，翟楚、翟文伯1965年合编的《中国文学宝库：新散文文集，包括小说和戏剧》，夏志清1971年编选的《20世纪中国短篇小说选》，白之1972年编译的《中国文学选集（第二卷）》，芒如1979年编译的《革命的起源：中国现代短篇小说集》，杜博妮、罗宾逊1979年编译的《遗腹子》，刘绍铭、夏志清、李欧梵1979年合编的《中国现代短篇小说和中篇小说：1919―1949》，伊布雷1981年编译的《中国文明与社会》，刘绍铭、葛浩文1995年合编的《哥伦比亚中国现代文学选集》，沙博理2002年编译的《中国现代名家短篇小说选》以及王德威与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合作推出的《中国文学翻译系列》等。海外图书馆有加拿大阿尔伯塔大学图书馆、美国华盛顿大学图书馆、澳大利亚国家图书馆、新西兰维多利亚大学图书馆、马来西亚南方学院图书馆等。国外很多高校设立中国文学研究机构，如美国的哈佛大学、普林斯顿大学、耶鲁大学、斯坦福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布朗大学、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圣母大学等，日本和韩国也有些大学设有研究中国文学的专门机构。汉学家还经常邀请中国当代作家到国外去讲学、朗诵，进行文学交流。充分利用教堂、城堡、会馆和图书馆等艺术氛围浓厚的公共空间，向国外传播中国文学。

4 汉学家翻译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制约性因素

汉学家翻译中国现当代文学有一个选题的问题，选择什么样的作品，左右汉学家选择的因素是什么？汉学家翻译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制约性因素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文化接近性。文化接近性是J.斯特劳哈尔于1991年提出的一种理论，是指接受者倾向于接受与本地文化接近的传播内容，外来媒体内容若要被本地受众接受，就应该贴近或符合当地的文化。“文化接近性已经成为文化传播成功与否的重要因素。”[6]在历史上很长时期，日本、韩国、朝鲜、越南等国家就是儒家文化圈成员，长期共享汉文化成果。中国与这些国家同文同种，文化交往源远流长，文化根基相同，拥有共同的文化背景。因此，这些国家的汉学家对中国文学翻译较多。近代以来，中国的东北与韩国有着相似的历史命运，产生了相似的文学现象，韩国汉学家倾向于翻译“东北作家群”的作品。陆文夫的《美食家》之所以被翻译到法国并成为畅销书，是因为法国有着十分深厚的美食文化传统，法国人同中国人一样崇尚美食文化。

二是政治。政治色彩浓厚是中国当代文学的一大特色，也是海外读者看待中国当代文学的惯常视角。在二战后“冷战”思维影响下，西方与东方长期思想对立，文学的传播和接受也必然存在着意识形态上的对抗性。这些无疑都形成汉学家翻译中国当代文学鲜明的政治视角。汉学家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翻译与研究，要符合他所属国家的政治需要。《狼图腾》在海外出版时，出版商为了迎合某些西方读者的政治口味，刻意强化意识形态色彩，着力渲染作者经历与中国当代历史里敏感“时间节点”之间的联系。有这样一种文学现象，凡是在中国大陆有争议或被禁止出版的文学作品，都受到西方世界的追捧，比如，阎连科的《为人民服务》、卫慧的《上海宝贝》和李晓的《门规》等，诚如葛浩文所说：“美国人对讽刺的、批评政府的、唱反调的作品特别感兴趣。”[7]另一方面，应该承认意识形态差异性的存在也为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研究提供了另外一种方法和思路。

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是西方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标志性著作，作者自述其写作动机竟然是“”。这部书以政治敌对的眼光来解读中国现当代文学，对像茅盾、郭沫若、丁玲、赵树理这样的解放区或左翼作家大加攻击，充满了政治的偏见。李欧梵、王德威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也充满了政治视角。这种政治化的文学研究，对中国现当代文学产生了文学补救的作用。钱钟书、张爱玲、沈从文的被重新发现及其在文学史上应有地位的确立，正是夏志清的功劳。但同时这西方世界与中国政治对立在文学上的表现。

三是审美习惯。西方读者偏爱某些中国作家作品，这与他们的审美习惯有关。他们喜欢苏童的小说。在苏童题材多样的小说中，法国读者青睐其女性小说和新历史主义小说，如《红粉》《米》《妻妾成群》《我的帝王生涯》等。而且，译者考虑到法语读者的审美习惯，对小说的叙述方式和结构都进行了改写：将原著中没有加引号的对话都加上引号；用感叹号来代替对话结束处的句号；将一些长段改成短段。为了照顾英语读者的审美习惯，葛浩文在翻译《狼图腾》时采用归化的翻译策略。他对原著进行了大量删改，删去了小说中的按语和议论部分，对小说进行了改写，增强了小说的故事性，使译本更接近英语小说的结构，便于西方读者更好地理解小说。葛浩文深知西方读者爱看连贯的故事，这种改写式的翻译，更符合西方读者的审美习惯。

5 汉学家翻译与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的视角

因立场、观点、学术背景和客观现实等方面的不同，汉学家翻译与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有着不同的视角和维度，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思想维度。海外汉学家把本体论、公共空间、主体性、民族国家等哲学思想引入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领域，促使中国现当代文学海外研究向纵深掘进。如，普实克研究了鲁迅小说的史诗性与抒情性，认为主体性与抒情性的结合是鲁迅对中国现代小说的重要贡献[8]。韩国汉学家李福熙从哲学层面探讨萧红小说的悲剧意识，认为萧红的悲剧精神极具广度和深度，已经远远超越封建礼教、社会不公、阶级压迫、红尘之类的层次，表现为一种生命意识，这使她的小说跨越了人与动物、生与死的界限。夏志清、李欧梵、王德威都主张用“日常生活叙事”解构左翼叙事和五四叙事。尤其值得一提的是王德威、胡志德对晚清文学现代性的省思，打通了晚清与五四，把中国现代文学向前延伸到晚清乃至晚明，正如王德威所言：“没有晚清，何来‘五四’ ”[9]。汉学家对中国文学“现代性”的阐发，重新厘定了中国现当代文学经典格局，革新了述史范式，形成了晚清叙事、新左派叙事和启蒙主义叙事鼎足而立的三种文学史书写路向。

二是美学维度。美国汉学家对中国现当代文学进行了独具特色的美学判断，显示出独特的审美取向和复杂流变。夏志清历来主张发现优美的文学作品，擅长用新批评的方法挖掘作品的审美意蕴。他肯定沈从文在小说中对优美情境的表现，赞赏张爱玲小说中自然意象的美学价值，如月亮这一意象在她的作品中被赋予朦胧、伤感、寒冷、仁慈、同情、光明等多种含义。夏志清褒奖钱钟书善用象征事物，能够将审美剖析与道德批评有机结合起来。李欧梵在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早期，着力探求中国作家的浪漫质素。他的专著《中国现代作家的浪漫一代》研究了受西方浪漫主义影响的中国现代作家，如苏曼殊、林纾、徐志摩、郁达夫、郭沫若、萧军、蒋光慈等。后来，他的美学观转向了颓废美学。在他看来，上海促使施蛰存这类作家生成“怪诞”体验，颓废美构成了上海现代小说的审美特质，“新感觉派”的刘呐鸥、穆时英和叶灵风的小说表现了都市中的浮纨颓废，张爱玲把人生、历史和艺术对立，其小说被视为“颓废艺术”。王德威的美学视域则表现为抒情美学与怪诞美学的融合，他不仅着力挖掘小说中的怪诞美，还将怪诞美学的现代性与中国文学的抒情传统结合起来。从夏志清、李欧梵到王德威，他们的小说美学观自探求优美美学伊始，经数次转变后回归于追求抒情美学，与之相对应的审美批评也相应表现出从传统到现代，然后又回归传统的发展轨迹。

三是传记维度。如葛浩文在印第安纳大学师从教授传记文学的柳无忌，以《萧红评传》为题撰写博士论文。1976年，这篇论文在美国出版。这是海外第一部用英文出版的从传记角度研究萧红的著作。此后，美国汉学家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的传记研究成果丰硕，如胡志德的《钱钟书》、金介甫的《沈从文传记》、梅仪慈的《丁玲的小说》等。

四是跨文化维度。有的属于性别文化研究。如刘剑梅的《革命与情爱》，从历史和社会的角度探究革命与情爱之间的关系，认为这一经典主题是不断变化着的，性别角色和权力关系在文学中得以再现。周蕾的《妇女与中国现代性》，从大众文化、电影等多个视角，对女性主义、后殖民批评、心理分析、广义左翼思潮兼容并蓄，考察了女性主体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构建。有的属于地域文化研究。如李欧梵的《上海摩登》，从文化研究和现代性视角对“海派文学”和“上海文化”进行观照。史美书的《现代的诱惑》研究了中国“半殖民主义”的文化政治，将京派与海派置于区域性和全球性的双重视野之中，检讨出中国与西方现代主义的关联。

6 汉学家翻译与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特点

汉学家翻译与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特点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选题对象的经典性。汉学家一般选择中国现当代经典作家作品来进行翻译与研究，如鲁迅、茅盾、郭沫若、、萧红、郁达夫、沈从文、张爱玲、丁玲、赵树理、老舍、王蒙、张洁、莫言、北岛、苏童、残雪、余华等。二是研究视角的多样性。除了前面讲到的思想视角、美学视角、传记视角和跨文化视角外，还有其他视角，如哲学视角、史学视角、文本视角等。三是研究的学理性和系统性。有的汉学家专门研究一个对象，如竹内好长期研究鲁迅，葛浩文是萧红研究专家，梅仪慈以研究沈从文见长。有的汉学家对某一命题有深入研究，如王德威对晚清小说的阐发，刘剑梅对革命与情爱这一经典主题的创见，张英进对文学与电影关系的研究等。四是研究成果的代表性。汉学家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研究出现了一批标志性的研究成果，在海内外产生了重要影响，如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高利克的《中西文学关系的里程碑》、普实克的《抒情与史诗》、李欧梵的《上海摩登》和《中国现代作家浪漫的一代》、王德威的《被压抑的现代性》、刘禾的《跨语际实践》、周蕾的《妇女与中国现代性》、奚密的《现代汉诗》等。这些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经典性著作深刻地影响了内地文学史的研究方法、观念和视野，使重写文学史成为一个重要课题。

7 结 语

汉学家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翻译与研究大大推动了中国文学在世界的传播与接受，有利于中外文学交流和中国文学在世界影响力的增强，还使中国文学研究在内地遭遇挫折的情况下，在海外却能继续下去。此外，汉学家的中国文学研究能够对国内的研究起到补救与纠偏的作用，可以为国内的研究提供新的视角和启迪，与国内研究形成良好的互动，有力推动中国文学成为世界文学。

注 释

[1]孟泽人. 印在日本的深深的足迹：老舍在日本的地位[J]. 新文学史料， 1982（1）：215-224

[2]王建开.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英译的出版传播及研究方法刍议[J].外语教学理论与实践，2012（3）：15-22

[3]吕敏宏.中国现当代小f在英语世界传播的背景、现状及翻译模式[J]. 小说评论，2011（5）：4-12

[4]乔志高.老舍和朋友们[M].上海：三联书店， 1991：9-12

[5]吴S，顾忆青.困境与出路：中国当代文学翻译探讨[J]. 中国外语，2012（5）：91

[6]何明星，妮. 文化接近性下的传播典型：中国网络文学在越南的翻译与出版[J].中国出版，2015（12）： 56-60

[7]罗屿. 葛浩文：美国人喜欢唱反调的作品[J].新世纪周刊，2008（10）：120-122

篇(6)

关键词：[HTK]戏剧艺术；《哈姆莱特》；艺术创作；艺术作品；中国接受史；路径整合

中图分类号：J0 文献标识码：A

最近，《光明日报》（2013年9月20日）辟一整版篇幅刊登了中国现代文学馆傅光明研究员在中国科学院的演讲《哈姆雷特：一个永恒的孤独者》。作为一个莎学学者，自然为此十分兴奋。但捧读之下，既为作者的斑斓文采所折服，为作者关于“生命的孤独者”的多维思考所触动，同时也感到深深的失望与无奈。作者是以老舍研究见长的当代中国戏剧文学史研究者，也是《莎士比亚戏剧故事集》的译者，同时也译有《观察中国》等书。如此良好的背景，在其演讲中却看不到《哈姆莱特》批评在中国近三十余年历史进展的信息。比如，作者斩钉截铁地断言：“莎士比亚的伟大恰恰在于，他把老旧的哈姆雷特从具有北欧海盗或中世纪色彩的复仇英雄，变成了一个崭新的文艺复兴时代温文尔雅的、高贵的人文主义者，在他身上所体现出来的那种富于理性和启蒙的人性光辉，直到今天，还在熠熠闪烁。”“《哈姆雷特》的悲剧力量恰恰在于，莎士比亚要让所有这一切的爱，都因为那个最邪恶的人形魔鬼——国王克劳迪斯，被毁灭、埋葬。”这种绝对化二元对立式解读，使我们仿佛回到了三十年前乃至五十年前。证诸目前的许多涉《哈》文章和读物，这种恍若隔世的论述仍俯拾皆是，对于哈姆莱特形象在莎学界的演化，这些作者或者不曾了解，或者置若罔闻，难寻学术积累之痕迹，这不能不说是我国学林的一大奇观。当然，这种二元对立解读的生存权利自然不应被剥夺，但是对于哈姆莱特形象在我国莎评中的根本性转型可以不做任何回应和讨论而仍可在讲坛学坛畅行，显然是一种颇为值得反思的文化现象。我认为，我国莎学在总体上尚缺乏明确的“接受史意识”，更缺乏莎剧接受路径互动与整合的系统性、整体性研究，或许是造成这种现象的一个重要原因。

一

毋庸置疑，《哈姆莱特》是在世界上传播最广泛、影响最深远的文学艺术经典之一。自清末民初时期该剧传入我国以来，在我国文学艺术与文化史上也具有重要地位与广泛影响。该剧在我国的传播与接受的历史，既有与世界各国一样接受人类文学艺术瑰宝的共通性，也有基于我国特定文化背景与历史情境的特殊性，是研究中外文学艺术与文化交流及其作用与影响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个案。因此，莎剧中国接受史研究，当以系统研究《哈姆莱特》的中国接受史为重中之重。但是时至今日，国内学界在这种研究上虽有一定成绩但尚属初步，多维整合的系统性、整体性研究尤其如此。鉴于戏剧文学与戏剧艺术的特殊性，一部戏剧在非同种语言之异域的跨文化传播与接受史，涉及翻译、批评（含阐释、解读）、演出（含改编性演出及影视作品）、教学等诸多方面。传播者首先是接受者，而这些特殊的接受者又同时处于与广大受众的多层面互动之中。与此同时，上述各种传播与接受方式又呈现出既相对独立又相互作用的复杂关系，这是戏剧接受史的系统研究难度较大的客观原因。就《哈姆莱特》来说，我国大陆学界在该剧的中国“批评史”研究方面比较着力，比如孟宪强《三色堇：〈哈姆莱特〉解读》（2007）、李伟民《中国莎士比亚批评史》（2006）等著作中对此有所总结；在“翻译史”研究方面，我国港台学界取得了比较突出的成绩，体现在周兆祥著《汉译〈哈姆雷特〉研究》（1981）、彭镜禧著《细说莎士比亚论文集》（2004）等著作之中；在“演出史”研究方面有曹树钧、孙福良著《莎士比亚在中国舞台上》（1989）、李茹茹著《莎士比亚：莎剧在中国舞台上》（2003）等著作；“教学史”方面，除了一些零星的成果外，尚无系统性成果问世。而在各种传播与接受方式的相互作用研究方面，在上述研究成果中也有所涉及，加之一些戏剧家（如、、焦菊隐、林兆华等）有一些经验之谈。近年李伟民教授“多管齐下”的全景式努力尤为值得称道，这集中体现在其《光荣与梦想：莎士比亚在中国》（2002）和《中国莎士比亚研究：莎学知音思想探析与理论建设》（2012）两部著作之中。但真正的路径互动意义上的“接受史”研究的总体局面还尚未形成。究其原因，一方面与我国有关学界长期缺乏这种“接受史”研究视角相关，另一方面则是由于种种原因造成的学科、界别机械划分限制了这种跨学科、跨界别研究课题的展开。“接受史”研究视角与总体构想的引入，可以为上述诸方面互动研究的系统开展提供贯通性枢纽。这种研究的系统展开，可通过对《哈姆莱特》这部文学艺术瑰宝在我国（含台港）多层面传播与接受的历史进行比较全面的考察和深入反思，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充分发挥这部经典巨制的多方面现实功能提供启发与借鉴。

二 依据笔者的初步研究，中国《哈姆莱特》接受史可大致分为如下五个历史时期：一、19世纪末至20世纪20年代；二、20年代至40年代；三、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中期；四、“”十年；五、“”结束至今。其港学界的接受史分期又可相对独立。研究应以《哈姆莱特》在中国的“翻译史”、“批评史”、“演出史”、“教学史”研究为基础，改变将各种传播与接受方式分立研究的传统模式，着力考察该剧传入以来各个历史时期各种传播与接受方式的历史发展与相互作用。在研究的总体路径上，可主要运用历史考察与理论分析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兼采当代接受理论、历史情境分析及其他各种研究方法之长。可首先考察并确定各个历史时期的《哈姆莱特》之接受的标志性事件，继而围绕这些事件展开实证研究，揭示该历史时期《哈姆莱特》之接受的特点及发展趋向，说明其在中国文学艺术与文化发展史上的作用与影响；既通过深入分析把握各个阶段的特殊性，又在国外文学艺术之中国接受方面获得一些一般性结论。显然，这种研究的重心，当在于各个历史时期多种传播与接受方式的互动研究，但这种互动研究以进一步深入进行各种分立研究为前提，故需要进一步深入把握学界以往各种分立研究的成果，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在史论两方面将研究推向前进。而目前研究难点在于学界以往研究比较薄弱的“演出史”、“教学史”方面，需要组织力量展开规模较大的实际考察与系统分析。就戏剧文学与艺术接受史而言，局限于翻译史与批评史研究是具有片面性的，“演出史”（包括舞台演出与影视作品）和“教学史”在接受史上都具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因此，需要下大气力改变在这两方面研究上的薄弱局面，从而为全面把握《哈姆莱特》接受史奠定扎实的基础。在这样的基础上，应着力阐明我国各历史时期《哈姆莱特》之接受与我国各时期特定的历史文化背景的深层关联，揭示其在我国各时期产生独特影响的历史根据，充分展示出这部世界经典悲剧在具体历史情境中发挥作用的一般规律与特殊机理。不过，这种研究不应对各个时期的接受史研究平均使用力量，而应在考察前四个时期《哈姆莱特》接受史的基础上，把研究重心放在改革开放以来多元认知背景逐渐形成的条件下对这部名作之接受史的多层面、多角度考察方面，力求加以立体、动态、整体性把握。除《哈姆莱特》本剧的接受史之外，同时亦应对其当代的一些衍生作品的中国接受史加以探讨，如后现代戏剧《罗森格兰兹与吉尔登司吞死了》，《哈姆莱特》剧情延伸小说《葛楚德与克劳狄斯》等，因为这些作品代表了作者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对《哈》剧的新理解，它们传入中国之后也产生了重要影响，也是研究《哈姆莱特》中国接受史所不应忽视的。作为一部悲剧文学巨制，《哈姆莱特》在中国的接受史既有其作为大悲剧的一般作用机理，即通过揭示人类在抗争各种生存灾难与不幸的过程中所表现出的具有共通性的心理境况，使作品受众于震撼灵魂的悲剧中得到情感净化与心灵升华；同时，作为西方文艺复兴转型时期的一部人文主义名作，《哈》剧的传播与接受又适应了我国各个历史时期的特殊需要，发挥了其独特功能。我们应在对这种在不同历史阶段、不同历史情境下的功能转变给出有说服力的实然考察的基础上，加强应然视角的深入、系统探讨，为在“以人为本”已成为时代强音的新时期历史条件下，进一步发挥这部人文主义名作及其他莎士比亚戏剧在我国的现实作用，为推动我国戏剧文学艺术的发展及其社会文化功能的发挥，提供有益的借鉴。以“以人为本”为内核的广义人文主义理念，我曾概括为如下两个基本点：一、以人（而非神、物）为核心的世界观与人生观；二、对人的尊严与价值的普适性肯定。而《哈姆莱特》的价值绝不是由于塑造了一个高大全的“人文主义者”哈姆莱特，而是由于通过对一系列圆形人物的精心刻画，最为集中、最为经典地体现了这样的人文主义理念，而这种理念在我国当下特定的历史文化语境中具有极为重要与根本的弘扬价值。这是笔者长期致力于《哈姆莱特》研究系列工作①的主要思想诉求，也是提出《哈姆莱特》中国接受史研究构想的基本思想背景。

篇(7)

关键词：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日本视角；新视野

中图分类号：I20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27-0181-02

中国现代文学是在中外文化相互融合和交流过程中发生和发展起来，并逐步融入世界文学格局之中的，但是，很长一个历史时期，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却处于封闭的相对独立的研究状态之中，对海外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缺乏足够的重视与借鉴，然而，在经济全球化和文化多元化的今天，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日益呈现出一种世界性的多元发展的格局。在一种新的开放的文化语境中，文学研究再也不能仅仅依据一种文化眼光、一种传统理念，来阐释和评价文学了，封闭性的研究正面临着各种外来视角的冲击，越来越体现为多种文化与文学的融会贯通的跨界活动，而“日本视角”下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作为一个巨大而独特的思想资源和参照坐标，正日益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和深远的影响。但是，尽管如此，整个学界对日本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缺乏全面而系统的学术研究。以往对日本研究成果主要以介绍为主，研究的比较少，多是零散的文章和局部研究，也多集中在竹内好研究上，系统性和整体性不够，而且理论性不强。在这种背景下，刘伟的《“日本视角”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一书的出版，填补了这方面的空白，这是国内第一部全面系统地研究日本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学术专著，也是近年来研究海外中国文学研究的新探索。这部著作主要体现为如下几方面特点：

首先，这部著作在国内外第一次提出了“日本视角”的概念，并将其纳入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范畴中，这无论是在中国还是日本，都尚属开拓性工作。《“日本视角”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选题表现出宽广宏阔的国际视野，具有显著的创新意义。论文既有“日本视角”历史脉络的梳理，又有竹内好、伊藤虎丸、木山英雄三个代表性学者的典型剖析，这是有难度的选择，三位日本人的精神高度至今为中国学人弗及。论文抓住了重点，又不放过细节，通过对竹内好、伊藤虎丸和木山英雄的个案分析，深刻揭示出日本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独特视角成功经验。

在世界范围内，没有哪个国家像日本如此关注中国现代文学。从最初的作家、作品的译介和文学活动的报道，到20世纪30年代中期“中国文学研究会”成立所肇始的学术研究，再到一直延续到战后以反省日本近代化为目的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活动的深入发展，经过一个世纪漫长的历史考验和学术积淀，日本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至今已形成了悠久的学术传统与宏大的研究规模。在这过程中，涌现出了大批成就卓著的学者，其中，竹内好、伊藤虎丸、木山英雄等学者是其中具有标识性的代表人物。

竹内好是日本鲁迅及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开创者，由他创建的“中国文学研究会”开始了真正意义上的学术研究，他关于鲁迅研究所阐发的思想和研究的方法论，被日本学术界习惯上称之为“竹内鲁迅”，但是，这一理论体系在后来者的继承和被挑战中，不断得以突破和发展。伊藤虎丸就是在竹内好的影响下，走上了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道路，并在继承和超越竹内好的过程中建构了自己的研究体系，因而有“伊藤鲁迅”之称。相比之下，木山英雄表现出独有的思想与行为，不仅突破了日本学界的“政治与文学”的惯性思维，而且找到了别于中国智慧的表达方式，在鲁迅和周作人研究上取得了卓越的成就。虽然，以鲁迅及中国现代文学为媒介对日本近代化进行深刻的反省与批判，构成了竹内好等这批战时和战后知识者基本的思维方式和研究视角，但是，相异的思想资源、学术视野和研究方法，又使他们的研究视角各具不同特征。像竹内好关注鲁迅矛盾而复杂的精神结构，从哲学视角加以“玄学”探究；伊藤虎丸则从思想史的视角追溯鲁迅与明治末年日本文化背景的关系，探讨鲁迅的个性思想原点，并立足于大正日本同时代的视角，展开创造社的研究；木山英雄充满哲思意味的《野草》研究和“相对化”视角的鲁迅周作人并行研究，显示出与众不同的个性与魅力。刘伟的《“日本视角”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通过置入于20世纪日本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历史流程中的竹内好、伊藤虎丸和木山英雄的个案分析，考察日本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历史过程，总结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日本视角”的独特个性与内在规律，并对两国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关系与影响进行一次历史总结和深刻认识，为深化和促进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提供了重要的思想动力和理论参照。

其次，这部著作对三个主要学者的基本情况的把握深切到位，显示了良好的学术感觉与理论穿透力，可以说是相当准确把握了对象的实质——不仅揭示了各自之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独立特质，而且深入挖掘了各自的思想渊源——包括与日本思想的内在联系与中国学术的关系。本著作是对日本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进行全面整合和重新认识，融入了哲学、思想史理论和比较研究的方法，具有一定学术价值和方法论的实践意义。

这部著作指出了研究“日本视角”和日本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意义，解明了以竹内好、伊藤虎丸和木山英雄为中心进行个案分析的标识性和代表性，并对中国学界对上述三位日本学者研究的情况作了概括性的描述。著作考察了日本战前、战中和战后，以及近三十年来日本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历史与现状。并在对日本鲁迅研究历史比较细致地梳理的基础上，揭示竹内好鲁迅研究的特点与意义，探讨了“竹内鲁迅”的内涵、《鲁迅》中的“竹内视角”和“文学主义”，以及在学术基础上与李长之的《鲁迅批判》和西田几多郎哲学的精神联系。这部著作在日本中国现代文学的比较研究语境中，凸显伊藤虎丸对于鲁迅和创造社与日本文学关系研究的特征与意义，重点讨论了“伊藤鲁迅”的形成、伊藤虎丸对于鲁迅“原点”的思考和以“文化的观点”对鲁迅“个”的思想的揭示，以及与作为其“思想资源”的竹内好和丸山真男的关系。在梳理日本周作人研究的基础上，这部著作考察了木山英雄的研究特点，重点突出木山英雄与众不同的研究视角、学术立场和个性特色，以及思想文化背景里的中国文化传统的影响及其对竹内好“政治与文学”框架的突破。在此基础上，著作还进一步总结了“日本视角”和日本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给予我们的启示与借鉴，以及借助沟口雄三思想对其进行反思和批判。应当说，日本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具有与中国的研究迥异的特性，为我们提供了别样的思想资源和学术空间。刘伟的著作将这种这种源于中国文化、文学的深刻理解与认识，又源于对西方思想与理论的接受和影响的研究，从日本的视角进行重新解读，并将其转换成一种全新的认识，为我们重新而深入认识和理解日本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打开了一个全新的思想空间。

再次，这部著作的文献功夫相当出色，作者搜集了大量材料，并且对这些材料进行了深入分析和思考，在此基础之上，比较从容地展开了自己的论述，结构严谨，逻辑清晰，表现出严谨的学风与良好的辨析能力，观点富于说服力。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本论文不是关于日本学术史的孤立总结，其中充满了对中国现代文学学术发展的参照目的。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是在不断与外来文化的对话和交流之中，逐步走向成熟的，在这一过程中，海外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为我们提供了重要的成果，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在世界经济全球化和文化多元化的今天，中国现代文学则越来越成为多元视角下的研究对象。面对众多的不同视角，对其进行反观和思考，已经成为当今形势下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必然选择和应有之义。从这一点出发，这部著作深入考察了“日本视角”与日本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探究在其视角和研究的背后所坚持的学术思想、理论背景，对其个性特点和研究规律进行历史总结和理论阐发，试图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提供有益的借鉴和参考坐标，这是一种充满学术智慧和现实忧患的学术态度，值得肯定。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走过了近一个世纪艰难曲折的道路，其间虽经历了20世纪80年代的辉煌，但也遭遇了90年代以来的冷落。在21世纪的今天，正面临着来自不同方面的种种挑战，如何超越自我、如何创新、如何为这一学科的发展注入生机与活力，成为一个无法回避的难题，而借鉴和吸取包括日本在内的国外研究成果，反观我们自身，寻求新的突破，则是促进和推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一个重要途径。对“日本视角”下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进行历史梳理和理论总结，实际上，就是从另一个视角，对中国现代文学进行重新认识。反观他们的研究，不仅使我们获得一种独特的感受和深刻的启示，而且可以发现“中国视角”或其他视角看不到的研究死角或盲点，有利于打破趋于格式化的思维定式和观念模型，促发自我反观和自我否定。历史表明，正是通过对“日本视角”的吸收与借鉴，中国的现代文学研究实现了新时期以来的突破与创新。20世纪80年代以后，中国学界注意到了日本学者对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独特个性和创新之处，一些学者借鉴其研究成果，或受其启示加以发挥，在鲁迅、周作人和创造社等研究上，取得了一定的突破或较大的进展。作为重要的精神资源，促进和推动了中国的现代文学研究，它充分表明了中外文化开放与交流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在今天，中国现代文学正在寻求新的生机与突破，吸收和借鉴包括“日本视角”在内的一切国外研究成果正是其自身的需要，也是推动中国的现代文学研究发展的一个重要的途径。刘伟的《“日本视角”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在广阔的历史背景上和深厚的理论思辨的的基础上，通过独特的研究视角和具体的个案分析，深刻揭示出“日本视角”的基本特征与内在规律，不仅对于中日现代文学研究之研究，而且对于推进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拓展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空间，无疑具有重要的理论参照价值和方法论的实践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