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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论:写作是一种深度的自我表达。它要求我们深入探索自己的思想和情感,挖掘那些隐藏在内心深处的真相,好投稿为您带来了七篇文化危机论文范文,愿它们成为您写作过程中的灵感催化剂,助力您的创作。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保罗•克鲁格曼曾一针见血地指出,金融危机的本质是伦理危机、文化危机。对于国内企业而言,对危机进行文化反思,同样十分必要。我们应该看到,危机对国内企业文化建设带来了深刻影响,既提出了严峻挑战,也提供了难得机遇。危机检验企业文化建设成效。危机是企业文化建设的试金石。一个企业究竟重视不重视企业文化、企业文化建设的效果如何,在危机时期体现得尤为明显。面对危机,企业是持续推进企业文化建设还是暂时放到一边,是一以贯之地践行所倡导的价值理念还是说一套做一套,反映出企业是真正重视企业文化还是“叶公好龙”,将企业文化作为锦上添花的装饰品。严峻形势下,企业能不能保持强大的凝聚力、职工能不能保持昂扬向上的精神面貌、企业有没有持续发展能力,则直观地反映出企业文化建设的成效。危机凸显企业文化的价值。一般来讲,企业生存与三个要素紧密相关,即环境、资源和文化。企业适应环境,可以活的下;企业资源充沛,可以活的好;企业文化优秀,可以活的久。环境、资源是客观的,文化则是主观的,无论外部环境如何变,企业文化是可以确定的,是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在外部环境异常恶劣的情况下,只有充分发挥企业文化的作用,用先进的企业文化有效整合资源,内聚人心,外树形象,才能推动企业持续发展。危机“倒逼”企业文化创新提升。危机往往是催生优秀企业文化的契机。比如,海尔的质量文化,如果没有产品质量危机,张瑞敏不砸冰箱,也就不会有这一企业文化的经典案例。从大的方面讲,文化可以分为两类:常态文化和危机文化。前者代表的是相对平稳发展、有规律性的文化;后者代表的是危机条件下,人们思维、生活方式突然改变后的文化。客观讲,这些年,国内企业特别是钢铁企业快速发展,对危机的认识和准备不足,对危机文化重视不够、研究不深。面对危机,很多企业突然发现曾经津津乐道的企业理念、曾经“宏伟壮观”的发展战略,似乎一夜间便显露出窘态,难以为继。这就要求企业必须认真反思自己的企业文化,及时调整,不断完善,从而使企业文化得到丰富发展。
二、把握危机时期企业文化建设的着力点以“文”化危
优秀的企业文化是企业度过危机、成长壮大的根脉。危机时期,企业必须认真把握形势对企业文化建设提出的新要求,围绕企业文化作用的充分发挥,把握工作的着力点,创新企业文化建设,以“文”化危,以“为”求机,为企业度过危机、持续发展提供文化支撑。着力建设危机文化,发挥企业文化的导向作用。当前形势下,企业必须注重建设完善危机文化,充分发挥企业文化在危机时期的导向作用,引领职工共克时艰。危机文化应该至少包含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危机理念。微软总裁比尔•盖茨讲,微软离破产只有180天;海尔CEO张瑞敏讲“永远战战兢兢,永远如履薄冰”;华为总裁任正非讲“在春天与夏天要念着冬天的问题”,都体现了较强的危机意识。面对当前的严峻形势,莱钢提出了以“化危为机,自救图存,齐心扭亏,自我超越”为核心的危机理念,通过报纸、电视、网络、宣传栏、黑板报等形式,加大宣传力度,使其深入人心,凝聚克难制胜的正能量,引领干部职工把危机变为强身健体的机遇,牢固树立“自救”意识,齐心戮力减亏扭亏,保生存图做强,努力实现新的超越。二是危机管理。危机管理包含危机的辨识、预警、确认和处理,要求企业提高对危机的预见性,事先做好危机处理预案,当危机发生后,按照制定好的预案和计划,迅速处理问题,缩短危机时间,减少损失。为了加强危机管理,莱钢实施全面风险管理模式,对全公司各业务流程中的主要风险因素进行梳理,确定了战略、财务、市场、运营、法律五大类75种274条风险事件,研究制订风险控制策略,以防范和化解企业内外部可能面临的风险和危机,确保公司战略目标的实现。着力建设创新文化,发挥企业文化的激励作用。创新是企业发展的不做动力,也是企业应对危机的活力之源。建设创新文化就是要营造鼓励创新的文化氛围,强化职工创新工作的动机,引导广大职工发挥聪明才智应对危机。
一是培育创新精神。尊重员工的首创精神,宽容对待失败,营造良好的创新环境。广泛开展群众性的创新活动,对员工总结的先进操作法、技术创新成果、合理化建议等进行表彰奖励,激发员工的创新积极性,涌现出大量群众性创新成果。2013年,全公司共表彰职工技术创新成果1512项,创造经济效益2.15亿元。二是建立激励创新的机制。注重人才的培养和使用,把那些创新意识强、善于思考、勇于探索的技术和管理人员放在重要岗位上。实施首席工程师负责制,实行“专家、学科带头人、优秀科技人才”三级评价奖励政策。建立以成果为主的评价机制,打破学历、身份限制,实行动态管理。三是推动各层面创新。激发各层面的创新积极性,将创新贯穿于企业生产经营、管理、党建、思想政治工作、精神文明建设的全过程。加强新技术、新产品的研发,召开科技大会,重奖科技成果。2013年累计开发新产品61项,新产品销售比例达到30%。开展管理创新成果、思想政治工作创新成果评选表彰,给予相应的奖励。今年以来,莱钢实施了“保生存、求发展吨钢增效400元”、“加快推进运营转型、全面实施精益管理”等重大管理创新,提升了管理水平和组织绩效。2013年,莱钢党委召开第五届莱钢思想政治工作创新大会,表彰党建、思想政治工作创新成果20项。着力建设和谐文化,发挥企业文化的凝聚作用。越是困难,越要讲和谐。和谐产生凝聚力,和谐产生战斗力。危机时期,必须更加重视和谐建设,用和谐文化将职工凝聚起来,确保队伍不乱、力量不散、干劲不减,众志成城抗击危机。在当前形势下,对企业内部而言,和谐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企业对职工讲“共赢”,另一方面职工对企业讲“共担”,也就说,企业与职工共享阳光,同担风雨。面对困难形势,莱钢积极践行“共创共进共赢”的核心价值观,构建大帮扶机制,建立五条保障线,设立职工服务中心,提供心理疏导、法律援助、困难帮扶等服务,落实人文关怀,让职工感受到冬天里的温暖。企业关爱职工,职工感恩企业。广大职工与企业同呼吸共命运,将岗位视作抗击严冬的战场,以实际行动喊响“企业有困难,我们来承担”的口号,积极为企业献计献策,众志成城齐心扭亏,全力打好保生存图做强攻坚战。
三、加强和创新危机时期企业文化建设的几点思考
1、企业文化建设必须更加注重人文关怀。重视人的价值并努力创造条件促成人的价值的实现,以此达到企业价值的实现是现代企业管理的核心,也是企业文化的本质所在。职工不仅是企业文化建设的主体,而且也是企业文化的载体,是企业文化的承载者和实践者。企业文化建设必须坚持以人为本,落实人关怀,使企业文化真正得到广大职工的广泛认可,被广大职工信奉和实践,从而产生强大的物质力和推动力,提高企业的核心竞争力。
2、企业文化建设必须更加注重创新应变。企业文化是企业在长期的经营实践中形成的价值理念和行为准则,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同时,企业文化也应该具有适应性,能够适应内外环境的变化。特别是当外部环境发生重大变化时,企业文化应该与时俱进,打破稳定性所导致的“习惯陷阱”或“路径依赖”,以创新应对变化,以创新促进发展。否则,企业文化就成了一潭死水,没有生命力。
目前,行政管理专业硕士论文选题还比较粗疏,影响论文质量提升。一些学者对硕士学位论文的选题展开了研究。徐金平(2006)对当前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选题存在的问题进行了研究,认为一些硕士论文选题盲目求“大”、求“新”、求“异”,或者论文选题过于平淡,体现不出应有的开拓性。[1]周毅(2009)分析了研究生学位论文选题的原则,即根据研究目的、实力、条件、兴趣和独到见地,结合地方特色、社会实际、学术价值和科学发展趋势选题,“小题大做”、扬长避短原则。[2]雷伟伟、袁占良(2008)探析了研究生学位论文选题与创新能力培养的关系。[3]吴赞敏、梁旭巍(1997)分析了研究生学位论文选题与论文质量的关系[4]。孙国强(2007)[5],李志义、刁玉玮(1995)[6]对研究生学位论文的选题来源、方法和技巧进行了研究,他们认为学位论文选题是研究生培养的重要环节,在选题时,研究生既要从不同来源确定选题,又要掌握正确的选题方法,同时还要掌握一定的选题技巧。以往研究主要是把学位论文选题作为一个抽象的一般概念进行研究,即不根据专业特征对一般学位论文共性进行分析,对某一专业学位论文选题深入分析较少。随着公共领域面临问题的复杂性、多样性程度的加深,行政管理硕士有更多“文章”可做,这些“文章”选题质量值得研究。本文运用内容分析法对“CNKI-硕士学位论文数据库”中截至2014年10月30日显示被引用过的2011至2013年行政管理硕士(学术型,下同)学位论文样本的选题质量进行实证研究。
1研究框架及假设
20世纪90年代,行政管理专业归属发生变化,即从政治学下的二级学科中脱离,成为独立的学科,行政管理专业由原先的理论型向实务型转变[7]。斯托克斯不赞同“基础研究”、“应用研究”二分法,他提出了四象限体系分别是,高基础、低应用的波尔象限、高应用、低基础的爱迪生象限、双高的巴斯德象限,以及双低的以训练为目的的象限。[8]
行政管理专业学生选题可能表现出显著的解决问题导向,与此同时,社会对硕士研究生的理论水平有较高期望。解决问题导向的研究需要进行大量的经验主义方法收集资料。按照行政学常用的收集资料的方法,将收集资料的方法分为非经验主义方法和经验主义方法,经验主义方法包括问卷调查、实地访谈、参与观察、受控田野调查或实验法。[9]行政管理硕士研究生运用经验主义方法会受到客观条件限制,他们可能会转而借助于非经验主义方法,最常见的就是文献法。虽然采取文献法能够低成本、便捷地收集资料,但不利于硕士研究生创新,知网、万方等数据库可能成为一些人“加工论文”的工具。论文相互借鉴、模仿,大量选题重复。本文提出假设:行政管理硕士学位论文选题位于“高应用、低基础”的爱迪生象限和“低应用、低基础”的学生实验象限。
2类目及样本选取
根据研究目的,同时,在参考相关学者的研究基础之上,设计分析类目,包括研究主题、研究层次。研究主题划分为行政理论、城市治理、行政体制、公共财政、绩效管理、人力资源、公共服务、政社关系、公共危机、网络舆情、政府规制、公共政策、电子政府、服务型政府、行政伦理、政府职能等子类。研究层次借用W·理查德·斯科特(W.RichardScott)提出的研究组织的三个分析层面,即社会心理层面、组织体层面和生态群层面[9]。其中,社会心理层面关注个体行为;组织体层面关注组织结构和过程;生态群层面关注环境中的组织群。本文的分析单元是文献题名、年份、出版者等。在进行样本分类时,不可避免的参杂了主观判断因素,为提高分析的信度,在导师、同学中背对背进行相同数据分类。减少主观判断成分。
本文在“CNKI-硕士学位论文数据库”当中,分年度筛选出一级学科代码为“120401”(即行政管理专业)的硕士论文,按照被引用次数进行排序。对其中被引用过的论文进行分析。其中,2012年、2013年被引用过的论文共495篇,全部抽样。由于时间越长,被引用次数也随之增加,如2011年当年知网平台收录的论文,当年被引用1次,在随后的两年可能再次被引用,因此,2009年至2011年被引用论文总体规模大,为方便研究,采取系统抽样方法,选取458个样本。样本容量为953个。
3结果与分析
3.1硕士研究生选题偏好分析
如图1所示,行政管理硕士学位论文选题偏好比较明显,主要集中在公共危机与网络舆情、政社关系、公共服务领域,其他领域的选题则比较分散,每一主题的样本占比都不足10%,7.56%的选题难以归类。
①研究政府与社会关系问题。具体表现为研究政府和非政府公共部门、社区等公民自组织之间的角色关系,以及公共服务外包、公民参与等问题。其中,研究社会组织的占35.03%,涉及政府对社会组织的管理和培育,如《云南省社会组织培育机制研究》、《我国基金会的资金管理研究》、《我国非营利组织税收政策现状及问题研究》等;社会组织作为多元主体参与治理过程,如《政府与非政府组织互动关系研究》、《我国公共危机管理中的非营利组织参与研究》、《民间组织参与农村公共服务研究》等;以及准政府社会组织,如工会、妇联等职能,如《社会管理创新视角下的工会职能定位研究》等。研究社区治理的占24.08%,研究社区治理的样本中51.52%对某个案例或多案例进行实证研究,如《我国城郊撤村建居社区治理研究——以青岛市黄岛区为例》、《北京建设世界城市背景下社区文化建设研究——以麦子店社区为例》。此外,这一类的研究还包括研究事业单位改革,如高校去行政化、医院“管办分离”;村民自治、公民参与等问题。
②研究公共危机以及网络舆情。涉及的范围包括公共危机的诱发机制,政府同其他主体对公共危机、网络舆情的治理,其中,公共危机的研究以群体性事件为主。如《我国群体性事件的发生机制研究》、《征地拆迁引发的群体性事件及其对策研究》、《政府在公共突发事件中的微博舆情应对》、《网络舆论危机中的政府应对策略研究》。
③研究政府提供文化、公共交通等公共产品、公共服务职能,以及区域、城乡之间公共服务均等化问题(以下简称为“公共服务”)。专门研究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样本21个,占这公共服务样本总数92个的22.83%。研究公共服务的样本呈现出地域化、本土化色彩,针对西部地区,或是针对某一特定地区进行研究,如《西部地区政府公共服务能力建设研究》、《鄂尔多斯市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研究》、《泰安市农村公共文化事业投入问题研究》。有2个样本介绍国外经验,分别是英国公共服务改革、新加坡住房制度。此外,养老问题的研究较多,其次是就业和文化、教育、医疗卫生等。
从研究层次上看,近五年行政管理硕士研究生偏好生态群层面的研究。研究生态群层面的样本数405个,占总数的42.50%;研究组织体层面的样本数366个,占总数的38.41%;研究社会心理层面的样本数126个,占总数的38.41%;其他样本数56个,占总数的5.88%。由此可见,行政管理硕士研究生偏好将政府置于外部环境当中,与外部环境、其他主题互动的外部视角。研究政府自身的内部视角占了较小份额。
不难看出,行政管理硕士研究生偏好的研究主题与研究层次与近五年热点问题存在相关性。社会矛盾凸显、社会群体利益诉求上升,公共部门对公平性、回应性赋予更高的价值,需要理清政府权力边界,给社会更多的发展空间,但仍然强调政府在提供公共服务方面的责任,尤其是提供均等化的公共服务。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实现“治理能力现代化”,行政管理领域的研究者一般将“治理”理解为一种角色关系,将好的治理理解为多元主题的共同治理,这一领域的研究增加。研究这类角色关系的论文占总体的比重由2009年的12.03%上升到2013年的65.42%。
行政理论研究数量很少,只有三篇论文,分别是对新公共管理理论、新公共服务理论和战略管理理论进行描述。行政管理硕士学位论文一般会对相关理论进行表面化的引用,如研究政府与社会关系的论文,堆砌引用治理理论、政府失灵理论等,而文章主体部分脱离理论展开,理论游离于文章之外,“两张皮”现象较多。行政管理专业更多体现为一种“工具”,而不是一门“科学”。
3.2硕士研究生选题重复现象分析
行政管理硕士研究生选题较为集中。前已述及,选题偏好集中在三个研究主题,而其他研究主题样本数量较少。以“公共财政”为例,每年“公共财政”的选题样本数占当年样本总数的比重都不超过5%。研究的具体内容也较为单一,缺乏非税收入管理、国库集中收付制度等内容,对公共预算的研究主要集中于研究公共预算的透明性,如《公共预算透明保障机制构建研究》、《预算民主视角下我国公众参与政府预算的研究》等。选题呈现出两极化趋势。此外,行政管理硕士研究生选题重复现象也比较突出。如表1所示,同一选题下存在多个样本。
对行政管理硕士学位论文选题偏好、选题的集中重复情况的分析验证了假设,即行政管理硕士学位论文位于“高应用、低基础”的爱迪生象限和“低应用、低基础”的学生实验象限。
4选题质量提升对策
行政管理硕士学位论文的选题紧趋政治热点、社会问题,基础性研究较弱,理论应用堆砌、表面化;集中、重复的选题较多,选题结构失衡,多数停留在“低应用、低基础”的“学生实验”阶段,研究价值不高。究其原因,首先,硕士研究生原著阅读量有限。硕士研究生对原著缺乏兴趣,仅仅针对热点问题提出研究问题,利用二手资料对理论进行零散化的理解,由于缺乏理论积淀,难以上升到一定层面。因而对理论的应用呈现堆砌化、表面化。
其次,行政管理硕士研究生实证研究“短板”。习惯于采用非经验主义研究方法收集二手资料,在知网、万方等平台收集期刊、论文资料后,进行整理、修改。通过非经验主义方式进行资料搜集,相比实证研究更加简单便捷,但过多的依赖二手数据写作论文,难免造成研究的重复,而且许多论文都仅仅是对前人研究的成果稍作修改,并非对现有成果的发展和创新。可以预见如果研究生没有从意识上消除对二手数据的依赖,在研究中不愿意实践和创新,行政管理专业未来的论文质量将大打折扣。
以上分析可知,提升行政管理硕士研究生选题质量可从两方面入手:一是强化硕士研究生经典阅读意识。目前的激励机制,易导致研究生过分关注、参加课题、学术会议数量,潜心钻研原著的时间和兴趣减少。可以考虑适当改进目前的评价机制和方法。二是倡导研究生实证和创新精神。消除行政管理硕士研究生对二手资料的过度依赖,为硕士研究生创造多途径开展问卷、访谈等经验研究,增加用于课堂外的时间,让他们真正了解现实问题,同时,优化研究生课程设计,增加计量经济、统计分析方法等课程,提升行政管理硕士研究生数据挖掘、深入分析能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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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李志义,刁玉玮.研究生学位论文选题浅议[J].高等教育研究,1995,04:1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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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
本文系中南财经政法大学2014年研究生教育教学理论研究课题“行政管理硕士学位论文选题质量分析及提升对策研究”(项目号:2004JY01)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中欧贸易摩擦解决机制研究 出口退税率的调整对浙江省外贸企业的影响及对策 中国企业国际化方式和成功因素研究 外资在华并购的动因研究浙江省各地区利用外资效果评价和实证比较 中美纺织品服装贸易摩擦的原因及对策研究 外资在华并购动因分析 出口信用保险在中国的发展应用分析 中美服务贸易的国际竞争力分析 TCL 跨国并购的问题研究 江浙沪制造业外商投资现状比较研究 中国农产品贸易结构及竞争力:入世前后的比较分析 垄断、安全威胁与反垄断控制--外资并购中的问题和对策 中美产业内贸易发展现状和前景分析 国际服务贸易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研究 江浙沪制造业的竞争优势比较研究-以通信计算机及电子设备制造业为例 我国企业的跨国经营与管理模式研究 中国企业跨国并购的风险因素分析 江浙沪 FDI 技术溢出效应比较分析 中日企业国际化模式的比较分析 外资并购中资银行的影响及对策 外资在华并购绩效分析 FDI 对我国通讯产业的垄断分析 浙江化工产品的出口现状和对策分析 外资在华并购后的整合研究 人民币汇率变动对我国外贸的影响 外资并购中反垄断问题的经济分析 东亚区域经济合作障碍分析:农产品贸易视角 欧盟 RoHS 对浙江省机电产业出口的影响分析 宁波服装出口的品牌战略:合创品牌研究 人民币升值对我国外贸的影响分析 长三角地区纺织品出口市场秩序研究 日本企业投资中国的区位选择研究 温州鞋业出口现状及对策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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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顾客关系投资的个性化价格促销 中小企业出口及其社会责任研究 中小企业国际市场营销策略研究 广东农产品出口跨越贸易壁垒的对策研究 中小企业出口低价竞销的原因及治理对策研究 惠东鞋业出口的现状、困境及对策分析 对外贸易对惠州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 外商直接投资对惠州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 全球知识网络与跨国公司 国际金融危机影响中国经济的机制和对策 国际金融危机的跨国传播机制研究 国际金融危机对广东经济的影响研究 知识的国际传播机制研究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研究 双边 FTA 对我国经济发展的影响研究 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变动对进出口的影响 FDI 对我国国际贸易影响的区域性差异分析 广东进出口对经济增长的实证研究 我国国际贸易波动的影响因素——基于因子分析的研究 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社会倾销问题 反倾销背后的国家利益博弈 我国对外贸易战略调整的原因及障碍分析 绿色国际贸易与绿色国际贸易壁垒 绿色贸易壁垒对我国外贸的影响 如何跨越绿色贸易壁垒 金融危机背景下我国出口退税率调整的政策思考 出口退税政策与我国产业结构调整 国际市场水果检疫准入与促进我国水果出口的对策 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竞争法、产业法与反倾销法的冲突与协调 中国的对外贸易环境与政策变化 市场营销视野下的大学生自主择业策略分析 对中小企业国际市场营销方式的分析 论国际市场营销者如何跨越文化障碍和避免政治风险 国外消费者对“中国制造”的感知与评价及对中国企业的启示与建议
开题报告举例 一、 选题意义 1、 理论意义 2、 现实意义 二、 论文综述 1、 理论的 渊源及演进过程 2、 国外有关研究的综述 3、 国内研究的综述 4、 本人对 以上综述的评价 三、论文提纲 前言、 一、 1、 2、 3、 ·· ·· · · 二、 1、 2、 3、 ·· ·· · · 三、 1、 2、 3、 结论 四、论文写作进度安排 毕业论文开题报告提纲 一、 开题报告封面:论文题目、系别、专业、年级、姓名、导师 二、目的意义和国内外研 究概况 三、论文的理论依据、研究方法、研究内容 四、研究条件和可能存在的问 题 五、预期的结果 六、进度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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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王迁. 微博:公共危机管理的新平台[J].甘肃理论学刊,201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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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关键词:生态哲学;环境伦理学;自然价值;过程哲学;生态纪
中国的生态哲学从环境伦理学研究开始。环境伦理学概念首次出现在1980年《现代生态学中的方法论问题》译文中。2 译者余谋昌作为中国环境伦理学的首创者之一,于1991年6月出版《生态哲学》一书,提出了生态哲学的理念,填补了我国生态哲学研究的空白。生态哲学作为一种新的哲学转向,让人类重新思考如何看待自然、如何行动。中国的生态哲学历经几十年的发展正在走向成熟。它从生态伦理学的发展阶段展开,历经自然观入手的自然哲学研究以及对技术异化的批判、在人类思维的历史进程中的生态思想研究,直至今天生态哲学正在走向全面发展。
一、生态伦理发展阶段
西方发起的环境保护运动和“”结束后,一些学者很快从“”中走出来,此时,中国的生态哲学研究也开始从环境伦理学涉及。在研究过程中它把握了西方环境伦理学理论及思想,阐释了生态伦理内涵,也形成了富有特色的研究基础,产生很多有价值的研究成果,从而形成了中国环境伦理学重要的认识内容。
中国的生态哲学与自然辩证法有着深刻的渊源,或者说中国的生态哲学就是从自然辩证法中发展出来的,人与自然的关系、自然观就是它的根。自然辩证法学科的奠基人于光远于1958年《人在变革自然界中的能动作用》(《自然辩证法通讯》3期),这是研究人与自然的关系。《自然辩证法通讯》还在1964年第1期发表了惠伯纳・魏汉藩的文章《什么是自然哲学?人们为什么要研究它?》,1981年第3期发表了唐以剑的论文《人类生态学――环境科学研究的核心》。于光远在1991年7月发表的《自然》(《自然辩证法研究》)一文对自然做了深入的研究。这既是自然辩证法对自然的研究,也属于哲学上的自然观的研究,更是生态哲学的基础,是关于自然的哲学。今天几乎绝大多数研究生态哲学的学者都出身于自然辩证法。生态哲学的研究成果有相当多的在《自然辩证法研究》、《自然辩证法通讯》、《科学技术哲学研究》(即原来的《科学技术辩证法》)这三大杂志。
人与自然的关系不仅属于哲学的基本问题之一,也是生态哲学贯穿始终的基本问题,中国的生态哲学也从人与自然的关系开始。1980年,余谋昌把环境伦理概念介绍到国内, 1986年发表了《关于人地关系的讨论》,认为远古时代人类社会生产水平很低,对自然的控制能力弱,对自然只是一味的崇拜。第一次技术革命以后,机器技术体系装备的生产力高速发展,人类凭借着这种力量控制一个又一个自然力,在征服自然的凯歌中开辟人类的新天地。1人类产生了自己是主人的思想,形成了控制自然、战胜自然的观念。1988年2月其发表的《生态学中的主体与客体》一文将人与自然的关系和社会与自然的关系作为生态哲学中的主客体来研究,这是当代重要的全球性问题。2一方面人作用于环境,另一方面环境也作用与人,这两个方面是相互辩证的关系。此时的学者们已经将目光集中在人与自然关系的讨论中,这是评判问题的依据所在。正如余谋昌在《生态伦理学的基本原则》一文中所说,生态哲学以人与自然关系为基本问题,它区别于人与自然二元分离和对立的传统哲学,是关于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哲学。3
人与自然的关系延伸进入伦理学研究领域,生态哲学就从环境伦理学发展起来。源于20世纪末西方的环境保护运动使得环境伦理学很快成为一种世界潮流,这影响着中国的生态哲学,其发展主要集中在对西方环境伦理学的学习和跟踪。中国生态哲学开始研究西方环境伦理学的最新研究成果,在伦理道德的层面研究人与自然关系,研究生态伦理学问题。1991年叶平发表了《人与自然:西方生态伦理研究评述》一文,文中提到西方的生态伦理学创立经过了孕育、创立和发展三个阶段。41992年余谋昌撰文阐述了生态伦理学的基本原则,他认为生态伦理学把伦理学知识领域从人与人的关系扩大到人与自然的关系,道德对象的范围从人类共同体扩大到“人―自然”共同体。5
在中国的生态哲学发展过程中,一直存在着“人类中心主义”和“自然中心主义”在环境伦理上的激烈争论。孙道进认为,人类中心主义对人的理性崇拜本身恰恰是非理性的1,为了人类的利益、为了经济目的,人类掠夺自然从而产生环境问题,这促使环境伦理学重新思考自然的价值、自然权利等问题以及人与自然的关系的真正本质。杨克俭在《生态环境危机与人类角色转换》一文中指出,日益严重的生态环境危机已经成为制约经济发展、危及人类生命安全的全球性问题,要想消除危机,必须改变把人看成是自然之主人的观念,重新认识人类在自然界的地位和作用,实现人与自然共同体的和谐共存、共同发展。2随后余谋昌于1994年发表《走出人类中心主义》一文,引发了“人类中心主义”和“非人类中心主义”的争论,提出人类应该走出人类中心主义。这是现实对我们提出的迫切需求。因为人类中心主义的价值观贬低自然,虽然获得了局部上的成功,但是危害了自然整体,也危及人类的根本利益,使得我们陷入困境。3因此,人类所面临的抉择是从旧意识向新意识过渡的过程。人不应该是世界的统治者,而应该是看护者。
对于这样的批判和反驳,人类中心主义也在不断扩展自己的理论内涵并为其寻求辩解。在《走出人类中心主义》发表后的第二年,《自然辩证法研究》发表了《天人和谐之道――兼评“走出人类中心主义”》和《走进人类中心主义 ――兼向余谋昌先生请教》两篇文章。文中提出人的利益与自然的利益相统一,自然的利益体现为人的利益时才有意义。要解决目前的环境危机问题,人类必须尽快超越目前的发展阶段,使人类文明持续不断地提高。4与走出人类中心主义的观点相反,潘玉君等认为人类中心主义非但不应该走出,而且应当走进和重建。困扰人类的一系列问题并不是人类中心主义的产物,人类中心主义是人类主体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使人类体现或实现了价值。51996年张理海《人类中心主义:一种哲学观念还是一种传统文化精神?》并明确提出,现代人类中心主义应该能够缓解人类与自然的冲突,可以建立起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关系,除了走进现代人类中心主义,别无选择。6
人类中心主义与非人类中心主义基于价值观的不同所导致的争论,使得自然价值问题成为环境伦理学的一个焦点。自然价值不仅关系到人如何看自然,更涉及自然的权利,与人的行动相关。自然价值、自然权利是生态哲学在环境伦理上不或可缺的内容。
首先讨论的焦点集中在自然是否存在内在价值。环境伦理揭示,自然不仅能满足人类的需要,自然对人有价值,更能满足每一生命个体的需要,这是自然的生态价值。1995年叶平的《人与自然:生态伦理学的价值观》一文首次将自然的价值问题做了比较详细的说明。他认为自然界的价值具有多样性,除了有工具价值以外还包含着内在价值、固有价值和生态系统的价值。人类应该针对自然事物本身去评价其价值,而不仅仅是从它的用途、功用来评价,自然事物有不依赖于人类评价和存在的价值。11996年佘正荣发表了论文《自然的自身价值及其对人类价值的承载》,他认为自然不仅有内在价值还具有创造性和维持性,不断建造和优化自己生存及发展的条件,并维持着稳定的生态系统。2自然的内在价值不是人类赋予的,是其本身具有的,内在于自然之中,是自然千百万年发生、发展、进化的产物,人类的价值也只是自然所产生的千百万种价值之一,服从于自然生态系统的整体价值。自然是内在价值、工具价值、系统价值的统一。3
其次,自然的内在价值是不依赖于人的评价而存在的,在亿万年前没有人类的自然界就已经存在其自身的价值。《自然的价值与自然的本质》一文提出,将自然的价值成立条件归于人的评价是有偏见的。在千百万年的自然史中都有价值的产生,这并非什么人类心智中的、主观的过程。4但是《论自然的价值及其主体》一文却认为,所谓“价值”,实质上是指自然事物能满足人类的所需,即对人是有用的。这里的自然价值是对人类需要的满足,对人类的生存和发展的意义。5这与自然主义不同的是明确否定了自然的内在价值,认为自然主义对于自然内在价值和外在价值的解释是矛盾的。而《自然价值的伦理精神》一文认为,自然不仅具有外在价值还具有内在价值。这种价值不必以人类作参考,是自然所固有的。自然的外在价值和内在价值都共处于地球生态系统之中,体现了它们的统一性。6自然拥有内在价值是毋庸置疑的,没有评价者就没有价值的问题也迎刃而解。就如同一幅美丽画卷,即使没有欣赏他的人,也不影响它的客观存在。就是说,没有评价者当然也能有价值。承认自然的内在价值并不否认人的内在价值,在生态系统共同体内,人与自然既有相互依存的工具价值,又具有各自独立的内在价值。7
然后,就是对于自然权利的研究,研究者在肯定自然价值的基础上提出了自然权利。1999年纳什的《大自然的权利》由青岛出版社出版。其核心观点认为自然是有权利的,并且作为生物链最顶端的人类有必要尊重自然的权利,并且对它赋予道德关怀。大自然也必须拥有其自身的天赋权利。12001年《自然权利论――环境伦理学的理论基础》发表,文章阐明自然的权利是将权利扩展到人以外的存在物,不仅包括动物、所有的有生命体还包括无生命的自然在内的整个自然界。人所具有的内在价值赋予人权利,同理,自然庞大内在价值也赋予自然相应的权利。2郑慧子在1999年发表的《人对自然有必然的伦理关系》一文中认为,人首先是存在于地球表面系统内的,人是生活在由自然共同体和社会共同体两者构成的区域当中,人类应该承担起责任和义务去维护共同体的秩序与和谐。3因此人对自然有必然的伦理关系是个不争的事实。
二、从自然观入手的自然哲学研究以及对技术异化的批判
2000年之前,中国的生态哲学主要从人工自然的角度研究人与自然的关系、研究自然观,2000年之后转向从技术异化的批判角度研究人与自然的关系以及自然观。人与自然的关系贯穿于生态哲学研究始终,人通过技术与自然建立联系,技术的不断发展引起学者对人工自然的哲学研究。1993年发表的《由自然哲学到人工自然哲学》认为,自然哲学的研究需要从自然扩展到人,人的活动所产生的产品及其过程、人对自然的能动作用、人的活动及其产品对人类的反作用等等都应该扩展为研究内容,也就是说人工自然必须走入研究视野,自然哲学要走向人工自然。4林德宏在1993年《自然观研究的新阶段》,提出系统地开展人工自然观的研究是自然观研究的新阶段。人工自然是人类行动产生的,人的行动沟通人类和社会并以人工自然呈现。对于人工自然的研究有助于进一步揭示自然与社会的本质联系,有助于我们更好地实现生产模式的转轨。51999年陈洪良《人工自然观与现代社会发展》指出,人类社会在自然之中发展,自然的发展是其前提,人工自然观首先必须体现生态文明,这是人类的精神对自然的生态把握,把人类意识融入宏大的自然生态系统中。6
从自然哲学维度入手研究生态哲学,是从生态自然观研究开始的。生态自然观更是中国生态哲学研究不可缺少的。肖玲在1997年发表的《从人工自然观到生态自然观》一文中指出,自然观既是人与自然关系的基本考量,也是人类自身成熟状态的重要标志。自然发展过程与自然观演变进程(天然自然观――人工自然观――生态自然观)相吻合,生态自然观产生具有历史必然性和现实合理性。7自然观就是如何看待自然。《现代自然观与可持续发展》一文提出,自然界本身无所谓善恶,人不能等待自然“善待”自己,也不应该自认为是大自然的统治者。作为自然生态系统中的一员,为了生存人类需要利用自然。人类通过发展科学技术利用、控制、改造自然。不应该因为科学技术的局限性对发展科学技术没有信心,也不应该弱化甚至放弃科学技术,只靠伦理信念规范人的行为,利用自然、改变自然依靠科学技术,人与自然的协调可持续发展也需要科学技术。1
科学技术是科学技术哲学的研究对象,针对科学技术所产生的问题,分析人类利用技术对自然产生的影响,是从技术哲学维度入手研究生态哲学中的自然观问题。2001年发表的论文《自然中的技术异化》是从批判的角度分析技术对自然产生的危害。这篇论文是人工自然与天然自然研究的继续。自然中的技术异化将人工自然和天然自然相互抽离,可是,自然界作为整体的生态系统,由于技术进步的控制和干预,其整体平衡受到干扰,阻断了天然自然的自然进程。技术的进步在不断地削弱自己和人类的存在基础。技术越发展越显现出技术异化现象。2《从哲学视角审视人工自然》一文指出,技术的进步促进人工自然的产生和发展,对人类的进步有积极意义。然而,人工自然作为人劳动的产物,从天然自然中分离出来,在与天然自然的对立中成为导致异化的因素。3
对技术异化的克服就是要把技术放置于生态之中,并以生态的形式展现出来,那么技术就可以是天使。论文《生态技术――技术可以是天使》(2005年)认为,生态纪的技术就意味着那些增强“生命之家”的创新。技术是天使,使人类的故事演绎出辉煌。技术也带来危机,它产生了环境污染、生态灾难、物种灭绝,以至于我们现在的新生代正在走向终结。然而,终结也是新生的契机,新生代的终结意味着生态纪元的开始。4也就是说先进技术必须与生态的技术相一致,这也是技术的天使本性决定的,技术可以是天使。
把技术放到生态之中克服技术异化,是建立在生态世界观和价值观基础上的现实行动,随着生态哲学的发展,中国学者把世界观和价值观联系在一起。世界观决定价值观,决定我们的行为。郁乐和孙道进在《试论自然观与自然的价值问题》中提出了一种新的观点,他们认为回答自然价值问题的理论根据是自然观。关于自然价值和自然权利的道德争论的背后隐藏着人类中心主义与非人类中心主义的不同自然观。无论是何种对自然权利的理解都取决于他们偏向于何种自然观。要么将人融化于自然,要么从自然的利益出发批判人的所作所为。5薛勇民和路强在《自然价值论与生态整体主义》一文中提出了只有将自然价值论放置在生态整体主义的视野中,自然价值论的确立才能成立,才能以丰富多彩的自然价值批判只有人类才有价值的错误观念,自然价值论本身蕴于生态整体思想之中。1可见,中国学者们不再纠结于人与自然的抽象对立,而是将视野扩大到更全面更广泛的生态整体主义的视野下去理解自然的价值问题。
三、人类历史思维进程中的生态思想研究
2010年以后,中国学者开始研究西方哲学历史中的生态哲学思想,再加上对中国传统哲学生态思想所做的挖掘,中国的生态哲学在哲学的历史思维中研究生态思想的历程,从思维的层面丰富了生态哲学的研究。在人类的思维历史中,生态思想的发展是持续的,期间有过反复、曲折。生态哲学有价值观维度的研究,也就是生态伦理学或环境伦理学;有本体论维度的研究,也就是生态自然观;在哲学思维历史进程中研究生态思想,就是思维层面的生态哲学研究,这相当于认识论维度的生态哲学研究。
中国传统哲学中所蕴含的生态思想一直都是中国学者的研究内容。《自然辩证法通讯》在1989年第4期发表了李志超的《抱朴子的自然观》一文,1993年第6期发表了周昌忠的论文《中国传统哲学天人关系理论的环境哲学意义》,1997年第4期发表了胡化凯的论文《感应论──中国古代朴素的自然观》。这些研究都阐述了中国传统哲学中的自然观以及人与自然关系的思想。1998年第5期的《自然辩证法通讯》发表了徐刚的《莱布尼茨与朱熹自然哲学》,把东西方思想家的观点做了比较研究。
生态思想在西方哲学思维的历史进程中有着曲折的道路。2010年发表的论文《哲学历程中的生态思想轨迹――从古希腊到科学革命》,这是生态哲学研究深入人类思维领域,在哲学的历史进程中研究生态思想。论文聚焦于每一时代哲学所关注的主题,不同时代有不同的主题,这体现为哲学的外在转向。文章指出,哲学史是人类思维的代表,自古希腊以来就有了人和自然的生态性思想,但是对思维的抽象强调切断人和自然的有机联系,将哲学引向了中世纪的宗教。哲学背离自然、背离人,以神的唯一创造性代替自然的内在创造力,以上帝扼杀人性,割断人与自然的生态关系。科学革命之后,伴随着牛顿力学而强大起来的科学,以机械自然观解构了自然生态,终结了生态思想。文艺复兴对人的理性与思维的张扬片面强调意识、思维、理性,彻底终结了哲学中生态思想发展之路。2
被机械自然观终结的生态思想如何回归人类思维历程,中国学者做了卓有成效的研究。2011年《哲学历程中的生态思想轨迹――从笛卡儿到怀特海》一文就是对生态思想重回人类思维的历史过程的探索。文章指出,笛卡儿提出的心物两分的二元论把生态性只给了人,人类思维从此空前提升,忽视了自然和世界;休谟和洛克对二元论的质疑和反思,使生态思想得以呈现,但又因社会与文化局限性而不能彰显;到了康德的心灵体验和黑格尔的绝对精神,再也看不到对自然的生态阐述,自然只有精神上的客观存在,生态性的思想只属于那个客观的精神,一个完全没有物质基础的存在。 12012年罗久发表了论文《自然中的精神――谢林早期思想中的‘自然’观念探析》,他指出,为了克服康德留下的精神与物质的二元论,谢林发展了一种有机自然的理论,认为自然并不是完全受制于因果规律的客观对象,其本质上并不是完全外在于自我意识的纯粹客观对象的总和,自然是一个有机的整体。2
哲学所关注的主题体现为哲学的外在展现,哲学的发展还有其内在的逻辑,从哲学的内在逻辑入手研究生态哲学是纯粹的思维向度的研究。2012年发表的《从达尔文到怀特海的本体论逻辑进程》一文,详尽阐释了生态思想如何从达尔文开始一直到怀特海,更彻底的生态哲学思想如何从达尔文的进化论经过创造进化论、突创进化论,最终到怀特海的有机体哲学这一发生、发展并形成的过程。32012年发表的论文《关系性―过程性原则的逻辑必然性》则阐述了在人类哲学思维的历史中,从哲学的内在逻辑发展中揭示生态哲学的出现是哲学发展的历史必然。探讨哲学内在逻辑的演变历程也是生态哲学的研究任务。古希腊哲学是哲学的逻辑起点,对物质世界的认识同时肯定了“世界是真实存在的”的本体论原则以及“认识必然可能”认识论原则。从这两个可以推出“关系是普遍存在的”关系原则和“世界是过程的”过程原则。本体论原则、认识论原则、理性原则可以推出关系性、过程性、有机性逻辑必然性。生态哲学提倡关系、过程,强调整体和有机。这是从哲学的内在逻辑来解析哲学的发展历程,分析思维整体中的生态哲学思想,更是生态哲学得以完善的标志。4
四、生态共同体:生态哲学对走向生态纪元的追求
从中国学者对生态哲学在不同时代不同看法可以体会出生态哲学本身的发展。《自然辩证法研究》2000年第6期发表了《中国环境伦理学研究进展》一文,从论文的题目可以看出,当时的生态哲学就被看作是环境伦理学。作者李寿德肯定了中国学者在环境伦理学领域所做出的成就。而佘正荣2006年认为,在生态伦理学这门重大新兴学科的开创过程中,存在着多元竞争的理论是非常合理的5,这肯定了生态哲学发展的多元性。2007年张岂之《关于环境哲学的几点思考》,他指出,环境哲学的目的是要探讨伴随环境危机而产生的哲学问题,它们主要涉及人和自然之间关系的各类问题。环境哲学必定需要研究环境伦理问题。当前最紧迫的是要解决人们该做什么和如何做的问题。6由此可以看出,中国学者已经意识到生态哲学面对的问题就是哲学本身面对的问题,哲学的主题要转向关注“如何做”。2012年刘福森发表的论文《生态哲学研究必须超越的几个基本哲学观念》指出,任何哲学都只属于自己时代的“特殊哲学”,生态哲学就是被“把握在思想中的”生态文明,是按照生态文明的价值与逻辑所构思起来的新时代的哲学。12015年发表了论文《生态哲学之解读》,作者直接阐明生态哲学就是哲学本身,是今天的时代哲学。如何行动成为哲学关注的主题。生态哲学就是哲学转向行动,是行动的哲学。生态哲学就是哲学本身的发展,那么生态哲学的构成就要有生态本体论、生态认识论以及生态伦理学。2
由于全球生态危机的现实,生态哲学揭示其深层根源并批判现代性所存在的问题也是中国学者所研究的内容。2008年发表的论文《生态学批评中的理想人格――“生态人”之分析》指出,生态学的批评使人类中心主义思维破产,以具有关系性思维和博爱情怀的“生态人”批判独断的理性人。3卢风在《整体主义环境哲学对现代性的挑战》一文中,以生态哲学的关系及整体理论分析批判了现代性哲学所存在的问题。他的研究解构了现代性的物理主义,消解了主客体的绝对二分,挑战独断的理性主义。他提出,唯当彻底摈弃了独断理性主义的完全可知论和知识统一论时,我们才会敬畏自然、保护地球。4解决当前严重的环境危机要求的不只是改革个人和社会的行为,更要挑战现代性哲学所存在的问题,研究人类如何生存,如何发展,如何做,研究公平、正义伦理,研究生态文化,研究关爱生命、保护环境,研究生态智慧。
针对全球生态危机,寻求后现代的思想去解决,运用具有更彻底生态性的过程哲学去分析也是中国学者所做出的努力。2002年发表的《过程哲学与生态危机》一文明确指出,过程哲学被誉为当代新思想的来源,并用以解决人类所面临的全球危机。过程哲学的空间不受限制,它涉及现实中的所有层次。不同层次的相互依赖,不同个体的相互依赖,特别是人与自然的相互依赖。5《过程析学与时代的急难》一文中作者指出,过程哲学的精髓就在于使人们意识到“我们在世界中,世界在我们中”6。这是过程哲学有关现实的研究。过程哲学的产生与发展也伴随着现代西方哲学的终结过程。7过程哲学由于对相互联系的推崇,怀特海称其为“有机体哲学”,以表明他对世界组成的理解。它是生态的,以生态学为基础。《生态学:过程哲学的科学基础》一文这样阐述:生态学揭示了每一个体都体现了创造性的能量流动,支持了过程哲学所倡导的创造性、个体以生物多样性、生态位创造构成了生态系统的有序结构,肯定了自然的内在价值由此支持了过程哲学的多元价值观。1这是关于过程哲学本体论的研究。
论文摘 要:本文试图由“学者散文”的两个要素,以及当今笼罩“学者散文”的特殊文化背景,来谈谈“学者散文”所面临的矛盾和危机。并基于当下关于学者散文的研究现状,做出一点不成熟的想象。
散文作为文学品类之一种,文学性是它最根本的特性,学者散文也不例外。然而,学者散文特别的创作主体与散文自身的文学性要求之间,存在着难解的矛盾。此外,随着社会改革的深入,经济发展的转型,文学日益边缘化、市场化的态势愈发显著,学者散文也同样处在这一时代环境的笼罩之下,面临着生存和发展的考验。本文试着对学者散文自身存在的矛盾,以及面临的危机,以粗略的描述。
一、 学者与散文之间的天然矛盾
上世纪九十年代,“学者散文”的崛起成为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对“学者散文”的关注和研究,自九十年代中后期以来也成为评论界的热点之一。众多学者对“学者散文”的概念进行了界定。最早的是台湾散文家余光中,他从创作主体以及其文化素养、文体类型、读者反映对“学者散文”进行了描述。后来有香港散文家梁锡华,大陆的学者钟友循,范培松,袁良骏,吴俊,喻大翔,洪子诚,韩国学者金惠俊,他们或关注创作主体,或关注散文文本,或是兼而有之,分别对“学者散文”做了描述,其中较突出的是喻大翔教授。喻教授认为:“所谓学者散文,主要指各门学科中专业学者创作的,具有现在思维特征、价值取向、理性精神、知识理想、心理内容等质素的,各种类型与问题风格的散文作品。”,这一概括从创作主体、文本、成就三个角度对学者散文进行了准确厘定,具有高屋建瓴的理论高度和深度。
有的学者散文家注重智慧、思想的输出或者启蒙、批判立场的表达,这样往往冲淡艺术审美的经营而使其散文成为知识的堆积或一味的说教。比如,余秋雨的一些散文(如《西湖梦》等),充满历史资料、考证证据、说理议论,从而带来其散文强烈的理性色彩。当然,这对表现作家文化选择的自觉是有意义的,但是却造成作品的过于沉重、呆板,缺乏作为文学作品应该具有的生动和柔软性,也会给读者一种好为人师的感觉。再比如余光中,他虽曾指出学者散文“当然也要经营知性与感性,更常出入于情理之间。……而是要捕捉情、理之间洋溢的那一份情趣或理趣。”,但他的所谓的知性散文《书斋书灾》、《和疝气》、《梵高的向日葵》等中,丝毫也见不到精致的结构,生动的意象与和谐的韵律;从散文作为文学之一种的本质要求出发,很难肯定它们是美好的作品。还有研究者认为,“周涛散文有理性过强,思想太密集,而难免使得构架粗疏空泛,寄托、附丽思想的底座(材料、具象)不够坚实有力。”这一说法也是相当中肯的。这种矛盾在现代学者散文家那里也是存在的,只是他们当中的很多人总能以自己独特的方式来给予合适的消解。比如鲁迅散文中赤诚的精神,林语堂散文中洋溢着的幽默,梁实秋散文优雅下面蕴藏的淡淡的苦味。近年有些学者散文家则追求散文的个性化、生命化、清淡化,这又导致散文缺乏思想和精神的底蕴。当然,这种结果可能是对于前一种情况的纠偏所导致的,却不如人意地走向了另外一个极端。
著名散文家柯灵这样说:“寸楮片纸,却是以熔冶感性的浓度,知性的密度,哲学的亮度,一卷在手,随兴浏览,如清风扑面,明月当头,良朋在座,灯火照人”。可见在散文家那里,好的散文也应该是融合了感性与知性的典范。然而,认识上的清醒和自觉与创作实践仍有距离,如何将正确的认识落实到实践中去,以实现学者散文文本的某种完满,是当今学者散文家和学者散文研究者共同面临的问题。
二、 大众化、商业化文化背景下学者散文的危机
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市场经济的转型,大众文化和商业主义席卷而来。从而使文化、文学以及知识分子在精神领域的地位发生了根本的动摇。在严峻的形式下,长期回避的利益问题以及相关的价值取舍,导致学者、知识分子的分化。有的学者、知识分子选择“下海”,有的选择趋时的亚文学写作,比如,广告文学,电影剧本,通俗小说等。有的人则表现出面对时代变迁的冷静和自觉,表示坚守知识分子的理想阵地,他们面对压力作出了相对的应对。“没有英雄、缺乏戏剧性、操正步、常规建设,这无疑都是散文时代的标志。在此背景下,学者散文当然地成为了九十年代散文的主流。戏剧理论家余秋雨的散文是学者散文的典型代表,他先后出版了《文化苦旅》(1992年)、《山居笔记》(1998年)、《霜冷长河》(1999年)等一批散文集,本本畅销海内外。著名的学者季羡林,他的《虎年抒怀》、《清塘荷韵》、《一个老知识分子的心声》等都成为脍炙人口的名篇,1999年又创作了《站在之墓前》。与季老相似的年长的学者散文家还有张中行、汪曾琪、董桥,画家吴冠中、黄永玉、韩美林等等,都在散文领域留下了自己的足迹。
学者散文成就了客观的成绩,却也面临着种种问题甚至危机。散文评论家韩小蕙曾撰文惊呼:“散文变成了什么?”,“散文怎么离文学越来越远”,并指出当时散文存在的种种弊处:把散文写成论说文;把随笔写成思想提纲;大文化散文变成了百宝箱;更有一类以功利为目的的散文等等。著名的文学批评家雷达也这样说:“散文过多地承载文化,压制了文学的灵性,使散文特性正在丧失,严格上说,有些学者散文不是散文。”这一后果不能说和学者本身无关,更不能说和整个时代环境无关,它恰恰说明了学者在时代环境下的选择以及坚持(操守)。
然而总有人面对文学、学术的商业化表示俨然新潮的肯定,他们认为学者以及学者散文无论如何都是新的文化消费中的因素,这好像是给学者和学者散文定命。岂不视这如今文化的严峻形式,以及这背景下面一切的遭遇:大众文化的商业性、消费性是指向利润和官能享受的,学者散文必将在他们面前丧失掉最后一点可能。学者散文的读者渐渐窄化,学者的审美能力渐渐退化,学者散文家渐渐分化,大部分人将举着文化的大旗,做起商人的经营了。
三、结语
相信不管是学者与散文的天然矛盾,还是当代文化背景下学者散文的危机性遭遇,学者散文的过去是辉煌的,未来是向前进的。我们关于学者散文的研究和建设存在着无限的空间,记得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末尾有人这样讲:“难道我们不该把学者散文当作一个独立的散文品种来研究?难道我们不该有一部学者散文史?不该有一部或几部学者散文选集?”,这个想像似的无疑而问,在今天得到了回应,学者散文的研究上已经有不少可观的成果。然而,散文领域的研究——也许是因为其体裁的特别——向来不是那么热闹,因此其建设的步伐依旧蹒跚。
当然学者散文的研究,不仅仅止于关于它的概念的厘定,文本的解读,生命的关照,更应该是一种踏踏实实的建设。从古到今,从大陆到港、澳、台,从华文世界到整个地球,学者散文有它自己的历史和国度,在巨大的时空下恢复它零碎而又模糊的面影,需要更多智慧而且执着的建设者。
注释:
① 董正宇:《也说“学者散文”》,《理论与创作》2003,1。
② 喻大翔:《现代中文散文十五讲》,同济大学出版社2003,3。
③ 余树森,陈旭光:《中国当代散文报告文学发展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
④ 陈建晖:《论九十年代的中国散文现象》,《文艺评论》1985年第2期。
生态批评发展特点20世纪以来,中国的经济得到了高速的发展,然而随之而至的生态环境状况的急剧恶化,也给中国带来了难以扭转的生态代价。有关学者认为,“如果生态危机得不到有效的遏制,在可预见的将来,全国15亿人口将会沦为生态难民。”可以说,中国生态批评的直接动因是日益恶化的现实生态。生态批评作为一股兴起于欧美的批评文论潮流,有其自身的产生背景及发展过程。
一、生态批评的兴起及在中国的发展
生态批评的端倪出现在20世纪70年代,发源于美国。面对自20世纪以来愈演愈烈的环境危机,学者们陆续将批评视角投向这里。1978年,鲁克尔特在《衣阿华评论》当年冬季号上发表题为《文学与生态学:一次生态批评实验》的文章,首次使用了“生态批评”(ecocriticism)一词,从而标志着生态批评这一文论的诞生。其思想发展过程经历了“从人类中心主义到动物中心主义,再到生物中心主义,最后向生态中心主义过渡。”美国批评家斯莱梅克曾这样惊叹生态批评如此迅速地成为当今文学研究的显学:“从八九十年代开始,环境文学和生态批评逐渐成为一种全球性的文学现象。‘生态文’(ecolist)和‘生态批’(ecocrit)这两个新词根在期刊、学术出版物、学术会议、学术项目以及无数的专题研究、论文里大量出现,有如洪水泛滥。”
在中国,生态批评诞生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我国学者最早以生态美学为题发表的专文是1994年李欣复的《论生态美学》与佘正荣的《关于生态美的哲学思考》。经过十多年的发展,主要呈现两种理论形态,即“生态美学和生态文艺学,”“主要以生态中心主义为思想基础,探讨文学与环境之间的关系,属于生态中心主义型生态批评。”迄今为止,国内已出版众多生态批评专著,如曾永成的《文艺的绿色之思》(2000年),鲁枢元的《生态文艺学》(2000年)等。另外,对西方生态文学、生态批评的引介与研究也构成了中国生态批评的重要内容,已出版的专著有王诺的《欧美生态文学》(2003年)和胡志红的《西方生态批评研究》(2006年)。其次,还有一些博士论文题目也选定在生态批评及生态文学研究领域。
二、中国生态批评的特点
1.古老的生态文化背景
生态批评学者与宗教界人士大多赞成这样的观点,“没有一种宗教传统或哲学视野可以提供一种解决环境危机的理想办法,生态批评强调观点的多元性,这与生态的多元和宇宙观的多元是一致的。”有关学者认为,在对生态批评做全球性的建构时,东方思想东方经验的缺席是人类的败笔,东方经验的和谐性和东方话语的包容性,可以纠偏西方现代性的单边主义和消费主义,平等地向全球播撒自己的有益经验并造福人类。东方尤其是中国文化中思想精髓,如绿色和谐思想、辩证思想、综合模糊思想、重视本源性和差异性的思想、强调“仁者爱人”等思想。这些思想是中国思想对西方的一种滋养或者互动。与现代性强调人对自然的征服和最大限度地榨取剩余价值的经济学完全不同,在“后东方主义”时期,具有东方思想的生态美学和生态文化正在化解人和他人、人和自己、人和自然的冲突。
在当代社会,中国的生态批评家们研究西方的生态批评理论时发现,“发掘并引入古代东方文明的精神资源。这是当今生态批评的一个重要的发展倾向。”叔本华、史怀泽、池田大作、赫胥黎、卡普拉、罗尔斯顿等许多思想家和生态哲学家都强调了古代东方生态智慧的重要意义。哈佛大学出版社近年来连续出版了多部著作,深入探讨古代东方生态思想对当今生态文化思潮的巨大价值,如《道家思想与生态学》(2001)、《儒家与生态》(1998)、《佛教思想与生态学》(1997)。越来越多的生态思想和生态文化研究者认识到,发掘和引入古代东方生态智慧,很可能为生态哲学、生态伦理学、生态文学和生态批评找到解决上述难题的思路。
2.多元的生态思想
中国地域广袤民族众多,包括汉族在内的五十多个民族。各少数民族人民在这片土地上繁衍生息,和睦相处,共同发展。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进程中,他们通过与其所处的自然环境的交互影响、不断抗争和协调相处,逐渐形成了丰富多彩的具有本地少数民族特色的生态伦理思想。这些生态伦理思想是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蕴含着宇宙起源、万物生成和人类来源的朴素认识和天才猜,而且孕育着极为丰富的自然哲学观,并为本地少数民族生态伦理意识的形成奠定了必要的哲学基础,也比较集中地反映出了其中的生态伦理学本质。
“中国自古作为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历史上各民族相互融合,形成了一种以统一、和平、融合为主流的民族关系。”这种民族关系不仅体现在经济、政治等方面,而且也表现在思想文化的各个领域。在构建多元生态理论体系方面,除了道家和儒家,其他少数民族文化中也蕴藏着丰富的生态文化资源,显示出极高的生态智慧。少数民族传统生态伦理思想注重人与自然和谐共处,它不仅在人类历史上发挥过巨大的作用,也是世界珍贵的文化资源。以此,应该对这些民族文化的生态智慧加以挖掘,让他们也发出自己的声音,从跨文化跨文明的视角,来建构真正的多元生态理论体系。
三、结论
开放政策使中国学术的落后面貌逐步得到改善,我们正日趋缩小与世界主流学术的差距。近年来在西方相继兴起的各种文学理论都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分别介绍到了中国,而生态批评更是史无前例地为中国人文学科提供了一个与西方学术接轨的良好机遇。因为“在这一思潮中研究的客体是全人类需要共同应付的、决定全人类未来出路的问题。”严峻的环境问题压迫着所有国家所有学科的学者,作为一个有蓬勃朝气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学者因建立起独具中国特色的生态批评理论框架。
参考文献:
[1]胡志红.中国生态批评十五年:危机与转机[J].比较文学视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