汇率制度论文精品(七篇)
时间：2023-04-11 17:19:53
序论：写作是一种深度的自我表达。它要求我们深入探索自己的思想和情感，挖掘那些隐藏在内心深处的真相，好投稿为您带来了七篇汇率制度论文范文，愿它们成为您写作过程中的灵感催化剂，助力您的创作。
篇(1)
现代国际金融学说在理论上具有两个明显的特征：一是带有较大程度的一般经济理论的学派色彩；二是同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国际金融活动的实践有着比较紧密的联系（陈岱孙，厉以宁，1991）。一般而言，一种经济理论都是针对一定经济状况和经济发展阶段而产生的，是先有问题，后有对问题的分析判断，再有解决问题的相应理论。汇率制度安排理论同样如此。
20世纪60年代末，固定汇率制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已经开始在调控方面显得力不从心，从这一阶段起，关于汇率制度安排理论的讨论也集中于固定汇率制与浮动汇率制孰优孰劣上。在赞成浮动汇率制这一点上，凯恩斯主义与货币主义走到了一起。凯恩斯主义认为，在经济经常受到外部冲击的影响下，如果允许汇率自由变动，将能够代替国内劳动力市场和产品市场价格的变动，从而避免产出的损失。货币主义认为，当发生外部货币冲击时，允许汇率的自由变动，将能隔绝国内外汇储备的被动性调整，防止国内货币市场的冲动，从而避免通货膨胀的传递。以蒙代尔（R.Mundell）、金德尔伯格（C.Kindleberger）为代表的固定汇率支持者们则从国际间相互合作的立场来分析汇率制度，他们认为固定汇率制能使各国经济连成一个稳定的经济体系，有利于世界经济的协调发展，而浮动汇率制则会由于汇率的波动导致国际贸易的不确定性。另外，浮动汇率制会造成各国滥用汇率政策，形成货币竞争性下浮，不利于国际经济合作；最后，浮动汇率制还会由于棘轮效应导致世界性的物价水平上升。
与固定汇率制与浮动汇率制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是人们对国际货币制度改革的种种设想。不少经济学家针对汇率波动给国际贸易和投资带来的负面影响提出了诸多改革方案。托宾（Tobin，1982）建议对外汇交易征税，以降低社会效用较低的短期交易，减少汇率波动。麦金农（Mckinnon，1984）提出美国、日本和德国三个国家货币在长期内形成基于固定汇率的新的国际货币体系的设想。威廉姆森和米勒（Williamson，Miller，1987）在麦金农计划的基础上提出在世界主要国家的货币间建立汇率目标区。库珀（Cooper，1984）的改革设想则更为大胆。他认为，只要国家货币存在，名义汇率与实际汇率的变动的可能性就存在，不确定性也就不可避免。要想消除汇率的不确定性，就要消除汇率和国家货币，引入单一货币。对此，库珀建议成立一个类似于美国联邦储备体系的统一的公开市场委员会，由这一委员会代替各国中央银行来执行货币政策。
70年代后，固定汇率制与浮动汇率制的争论还在继续，不过争论的焦点已由汇率稳定与国内经济稳定和国际经济合作的关系转移到汇率制度的选择与国内经济结构与经济特征之间的关系上来。如海勒（Heller，1978）提出的影响发展中国家汇率制度选择的五个结构性因素。李普斯奇茨（Loopesko，1979）提出的小型发展中国家的汇率政策及其选择指标。这一时期，蒙代尔在其论文《最适度通货区理论》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最终的“最适度通货区”的设想，希望将世界化分为若干个货币区，区内实行固定汇率制，对外则实行浮动汇率制。其后，麦金农和凯南（Kennen）等人又对最适度通货区理论进行了拓展，主张通过区分一国经济结构特征，并就这些特征给出某些标准，满足这些标准的国家和地区组成货币联盟是有必要的。
进入80年代，随着欧洲货币联盟的开始，最适度通货区理论又有了进一步发展，这些发展集中于对加入通货区成本和收益的分析上。其间，格劳（P.grauwe）、马森和泰勒（P，Masson&M.Tayor）等人对此做过详细的论述。到了90年代，人们对汇率制度的安排开始从不同的角度进行分析。一方面，人们对开放经济条件下汇率稳定与货币政策自主性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新的论述，在50年代的“米德冲突”、“二元冲突”的基础上，加入货币政策，使传统的“二元冲突”演化为国际资本的完全自由流动、货币政策的完全独立和汇率的完全稳定三个基本目标之间的“三元冲突”（Obstfeld，1998），即这三个目标只能同时实现其中的两个而不能三者兼得。另一方面，由于货币危机的频繁爆发，人们对如何通过汇率制度安排来防范和隔绝货币危机产生了浓厚的兴趣。除了早期的将汇率制度安排与货币危机结合起来的国际收支危机模型（P.Krugman，1979）外，罗伯特·Z·阿里巴（R.Z.Aliber）也研究了货币性冲击、结构性冲击对汇率安排的影响。
80年代后，随着金融衍生工具的发展，汇率的不确定性已经可以较容易的通过对冲加以规避，同时外汇市场上投机基金的力量也急剧膨胀。当投机基金引发了多次地区性货币危机后，人们发现，发生货币危机的多为实行“中间汇率制度”的国家，而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实行“角点汇率制度”的国家或地区大都有效地防止了危机的发生。这一现象使人们提出了“汇率制度角点解假设”（Eichengreen，1994，1999；Obstfeld&Rogoff，1995），即一国发生危机后，政府可以维持的是角点汇率制度而不是中间汇率制度。直到现在，角点汇率制度与中间汇率制度的争论仍在继续。
随着产权理论的出现和发展，有些学者开始运用产权理论和制度变迁理论分析汇率制度的安排和演变。以巴格瓦蒂（Bhagwati，1982）和克鲁格曼为代表的寻租理论的国际贸易学派曾提到汇率制度中的寻租问题。在国内，由于产权理论的兴起，不少学者试图从契约经济学的角度重新审视汇率制度的安排与选择，强调汇率制度安排的选择与相应的产权制度安排具有高度的依存和互动关系（刘海虹，2001），并提出了“新制度金融学”的研究范式（师江春，袁鹰，1998）。
二、汇率制度选择的理论依据
上述各种理论分别从不同的角度出发，以不同的经济实体为研究对象，得出的结论也不尽相同甚至截然相反。经济结构论决定认为，汇率制度的选择取决于一国经济结构特征，小型开放经济国家及出口产品结构较为单一的国家，实行固定汇率制较好，反之则应实行较具弹性的汇率制。经济冲击决定论以蒙代尔—弗莱明模型和AA—DD模型为工具，提出应根据冲击的不同类型选择汇率制度。如果冲击多由国内的需求和货币因素造成，应采取固定汇率制；如果一国经济不稳定多由国外产品市场变动行成的真实冲击所导致，则浮动汇率制更能起到隔绝外部冲击的作用。政策搭配论则以著名的“三元冲突”为依据，提出汇率制度的选择应与宏观经济政策以及与之相关的制度安排和资本管制制度进行合理搭配。建立在货币数量论基础上的货币决定论则从国际货币本位制度的角度对汇率制度的选择进行了论述，并提出在目前的国际信用本位制体系下，各国实行浮动汇率制是一种必然的选择。成本收益决定论则认为，一个开放经济国家选择何种汇率制度取决于该国实行这一制度所产生的经济利益与所付成本之间的比较。
以上所述关于汇率制度选择的理论基本上架构了汇率制度选择的理[
论体系，成为指导各国安排汇率制度的理论依据。但这一体系并非完美无缺。事实上，任何一种理论在解释各国汇率制度的实践中都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缺陷，特别是对于解释当前世界经济中频繁出现的货币危机都显得有些力不从心。这些理论从各自的角度分析是正确的，但在分析中往往都忽视了汇率制度选择中几个关键的、本质的要素，因而无法从一个整体的框架中阐述汇率制度的选择。本文试图对这些理论加以补充和拓展，以期对汇率制度选择有一个较为全面的认识。
（一）以实现内外均衡为根本目标的制度选择
作为国际金融学的核心部分，汇率理论脱离不开国际金融的基本框架。国际金融学的产生与发展是以不同条件下的内外均衡的实现问题为主要线索的，因此，汇率理论以及在此之下的汇率制度选择理论不可避免地要为实现不同条件下的内外均衡而服务。特别是随着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以及浮动汇率与巨额资本流动成为开放经济面临的新条件的形势下，对内外均衡实现的分析已经渗透到了汇率理论中。所谓内部均衡，一般的理解是指在封闭经济条件下，经济增长、充分就业与价格稳定；外部均衡是指国际收支平衡。
“丁伯根法则”指出，要实现几种独立的政策目标，至少需要相互独立的几种有效的政策工具。以此为依据，要想实现内外均衡的目标，至少需要两种以上的政策工具，即以货币政策、财政政策为主的支出增减政策和以汇率政策为主的支出转换政策同时运用。由此可以看出，汇率本身带有极强的政策取向性，汇率制度的选择应充分考虑到这一政策要求。
实行固定汇率制的国家，将汇率的稳定作为政策目标之一，不仅无法利用汇率政策来实现内外均衡的调节，而且还易受到外部经济的冲击，特别是在国际资本流动特别巨大的今天，固定汇率制实际上为投机者提供了一个只赚不赔的好的投机机会，因此，除非实行资本管制，否则，固定汇率制将成为一国遭受经济冲击的潜在诱因。相比之下，浮动汇率制似乎更有优势。由于汇率的自由波动，一国政府不仅可以减少一个政策目标（汇率稳定），同时还增加了一个政策工具（汇率政策工具），这样，政府在实现内外均衡的经济目标时，可以更加从容。尽管如此，由于浮动汇率制以及以浮动为特征的汇率安排有多种，包括完全浮动、有管理的浮动、爬行的带状汇率制以及爬行钉住制等，各种汇率安排之间不尽相同，实现内外均衡目标所起的作用也不一样。其中，完全浮动汇率制将汇奉作为内生的自由变量，一国金融当局对外汇市场不加干预，完全听任外汇汇率随市场供求状况的变化而自由涨跌。这种汇率运行机制跳出了汇率稳定的目标，汇率波动以市场为基础，自发调节来实现外部均衡。但是，汇率的自动调节机制由于以下两点原因而变得不太完美：一是现实中由预期导致的“因市定价”（pricingtomarket）的存在，使得汇率波动对贸易收支和国内价格水平的影响不大。克鲁格曼（P.Krugman，1989）通过“沉淀成本模型”（sustainabilityofexchangerate）对此现象进行了解释。他认为，厂商存在完全静态预期时，每一个厂商都会有一个类似于汇率波动的“无变动范围”（rangeofnochange），汇率变动只要不超过这个范围，厂商就会维持现状而不调整产品价格；即使厂商不存在完全静态预期，即不认为未来与现在一模一样，厂商会根据对未来的预期汇率来制定计划：如果厂商认为目前有利的汇率是暂时的，他们不会立即进入该市场；如果厂商认为目前汇率不利是暂时的，他们也不会立即退出该市场，即厂商对汇率的反应受到回归预期的限制。除了预期的影响外，第二个原因——汇率变动的不稳定性也加剧了贸易的惰性，从而影响到汇率的自动调节机制。现实中，汇率的波动幅度很大，这种剧烈而频繁的波动使厂商采取一种“观望”态度：他们既不愿轻易进入一个市场，也不愿轻易退出一个市场。造成汇率不稳定的原因主要有三个：一是汇率的超调（overshooting）。多恩布什（Dornbusch，1976）提出的超调模型，认为商品市场与资产市场价格的调整速度是不同的，商品市场上价格水平短期内具有粘性的特点，使得短期内汇率的变动大于长期水平。二是预期推动。汇率决定的资产市场分析法认为，影响本币存款预期回报率和外币存款预期回报率的因素有很多，如价格水平、通胀率、进出口需求、货币供给的预期以及关税和限额等，这些因素中任一预期发生变动都将直接影响到本外币存款的预期回报率，从而对汇率发生影响。另外，噪声模型在解释汇率剧烈波动时也提出了独到的见解。该模型指出噪声交易者的存在干扰了市场的稳定预期和理，从根本上造成了市场的不稳定。
完全的固定汇率制与完全的浮动汇率制在解决内外均衡方面都存在不少缺陷，相比之下，中间汇率制度似乎更为有效。然而，关于中间汇率制度的争论却最多，特别是近年来，由于采取中间汇率制的国家在对付经济危机和金融危机时普遍表现不佳，更引起了人们对这一类汇率安排的怀疑。王学武（2000）认为，在资本项目开放后，实行中间汇率制度是比较危险的，因为中间汇率制度集中了固定与浮动制度两者的缺陷。当然，中间汇率制度同时也具备了固定与浮动汇率制度的各自优点。威廉姆森（1983）建议，在固定与浮动汇率之间采取一种折衷的办法，主张采取“汇率目标区制度”。克鲁格曼（1989）在对浮动汇率制度的运行机制进行实证分析后，主张国际货币体系“最终回归一种可以相机调整，多少比较固定的汇率体制”。易纲（2000）也认为在资本账户没有开放的发展中国家不可能有完全浮动的汇率制度。现实中不少实行中间汇率制的国家成功避免外部冲击的例子，也给我们提供了实证依据。而且，由于人们对中间汇率制度的研究仍很不足，理论上尚未证明实行中间汇率制度必不可行的结论，因此中间汇率制仍是一国汇率制度选择的重要依据，关于中间汇率制与浮动汇率制孰优孰劣的争论仍将继续下去。
（二）影响汇率制度选择的产权因素
经济结构决定论认为，一国选择哪种汇率制度，应从该国的经济结构特征去考虑。海勒（1978）认为，发展中国家汇率制度的选择与以下结构因素有关：国家整体规模、经济开放程度、国际金融一体化程度、相对于世界平均水平的通货膨胀率、贸易格局。波尔森（Poirson，2001）以1990—1998年间93个国家为样本，提出了衡量汇率制度灵活性的指标体系，并指出，影响汇率制度选择的决定性因素主要有：通货膨胀率、外汇储备水平、生产和产品多样化、贸易冲击脆弱性、政治稳定性、经济规模或GDP大小、资本流动、失业率或通胀诱因以及外币定值债务等。史晋川和沈国兵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汇率制度选择的多变量标准，并将这些标准按其与汇率制度灵活性指标的相关性进行分类，指出应以相关性为正的指标选择汇率制度。
经济结构决定论试图从一国经济的内在因素上分析问题，立论的基础雄厚有力；从论证过程和论证方法上看，也做到了严谨、详尽。但是，这一派学者在论述时仅仅将视角集中在一国的经济结构因素上，而忽视了经济以外的其他重要的结构因素，特别是产权结构以及比产权内涵更广的制度因素。从产权的本质来讲，一项制度安排的均衡实际上就是各相关利益集团利益格局的均衡。制度的选择也就是具有不同产权利益的产权主体，根据利益最大化原则来选择对自己有利的制度。这样，即使有一种制度安排能降低社会成本，增加社会福利，但如果可能给既得利益集团造成巨大的利益损失，他们为了保住自己的既得利益，可能起来反对新制度，并将新制度的创新扼杀在摇篮里。汇率制度的选择同样遵守此项原则。T·W·舒尔茨（T[
.W.Schult2，1968）在“制度与人的经济价值的不断提高”一文中，按所提供给人的服务类型将制度分成了四类e.按照舒尔茨的分类，汇率制度应与货币制度、期货市场制度一起作为降低交易费用的制度而存在。建立在古典经济学基础上的成本收益决定论，在特定制度下经济人具有理的假设下，分析制度的均衡；而建立在制度理论基础上的汇率选择理论，则将汇率制度的选择作为一种强制性的制度变迁，研究制度的供给与需求。一国政府作为汇率制度选择的主体，只有当其预期收益高于强制推行制度变迁的预期成本时，他才会采取行动来增加汇率制度的供给、消除制度的不均衡。尽管如此，如果新汇率制度的选择会降低产权主体可获得的效用或威胁到产权主体的利益，那一国可能仍然会维持某种无效率的汇率制度。维持一种无效率的汇率制度安排和国家不能采取行动来消除制度不均衡，这二者都属于政策失败。政策失败的起因有以下几种：产权主体的偏好和有限理性、意识形态刚性、倾向和集团之间的利益冲突等。基于以上原因，我们在分析汇率制度选择和预测汇率制度的演进方向时，必须结合基础的产权制度变迁的轨迹来认识。既然制度非均衡以及制度变迁的根源存在于该项制度下各行为主体的产权利益矛盾之中，制度变迁的方向取决于各行为主体在现有制度框架下博弈均衡的结果，那么在分析汇率制度选择问题时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分析与之相关的各角色主体的目标和行为，他们相互之间的力量对比，并且还应以社会理性的眼光比较、选择某项制度所付出的成本和可能取得的收益。
篇(2)
关键词：汇率制度；人民币升值；汇率目标；目标区汇率制度
蒙代尔——弗莱明模型认为，在固定汇率制度、资本自由流动和独立货币政策之间存在三难选择，一国政府只能选择放弃其一，不可三者兼得。据此，在资本自由流动条件下，一国政府要保持货币政策独立性，必须放弃固定汇率制度。根据蒙代尔“不可能三角”(impossibletrinity)理论，中国要想保持独立的货币政策就必须放弃固定汇率制度。在中国资本项目逐步开放的条件下，中国要保持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就应实行更有弹性的汇率制度。现行汇率制度下中国货币政策运用仍然存在诸多负面效应，说明人民币钉住汇率制度不具有可持续性，要发挥货币政策对实现内部均衡的积极作用，就应坚持人民币汇率制度的改革。
1中国汇率制度选择的背景——人民币的升值
1.1人民币升值的内部压力
人民币升值的内部压力来自于我国持续增长的对外贸易，尤其是对美贸易的顺差。07年1-11月我国外贸进出口总值19690.9亿美元，进出口规模接近2万亿美元，增速比前10个月提高了0.1个百分点；其中出口11036.1亿美元，增长26.1%，比前10个月放慢了0.4个百分点；进口8654.8亿美元，增长20.5%，比前10个月加快了0.6个百分点。1-11月累计贸易顺差为2381.3亿美元，增长52.2%，比前10个月的贸易顺差增幅减缓6.8个百分点。其中对美实现贸易顺差1186.2亿美元。占贸易总顺差的49.8%。众所周知，人民币的价值包括对内价值和对外价值，对内价值泛是指货币的购买力；对外价值是指用另一国货币来表示本国货币的价值，即汇率。汇率之所以存在，是国与国之间要进行贸易，而这种贸易，既包括买卖商品，又包括买卖生产要素，如土地、厂房、证券等。所以，汇率是由国与国之间的商品和投资流动决定的。
1.2人民币升值的外部压力
给人民币升值施加更大压力的是美国。2002年2月以后，美日两国政府官员不断利用各种机会宣称要求人民币升值。美方要求人民币升值主要是出于两个目的：第一，由于美国国内经济的自身问题，造成了失业等严重的社会问题，向中国施压有助于缓解美政府和国会承受的国内压力；第二，出于经济上的“中国”考虑，人民币升值有助于遏制中国经济上的迅速壮大。美国出于自身的政治利益，想当然地认为人民币升值能够减少赤字、缓解美国经济所面临的问题。
此外，提出人民币升值要求的是日本。进入90年代以来，日本经济进入了一个漫长的萧条期，但由于日本的对外出口仍旧不断增加，大量的经常收支赤字造成日元持续升值。大量日本企业意识到把工厂的流水线留在日本国内将失去国际竞争力，于是乎就出现了大批日本企业把工厂搬到中国和东南亚，这就是日本人说的“产业空洞化”。另外，日本制造业高度发达，然而其劳务成本居世界最高，从理论上来说，要想维护其制造业的对外出口竞争力，日本政府只有两个办法：其一，大幅度降低日本国内的工资水平；其二，日元大幅度贬值。这两个办法看来都不可行。首先，大幅度降低工资会使得经济陷入极其萧条的状态，房地产、金融资产的价格暴跌，购买了住宅的居民无法按期归还银行贷款，使得银行出现大量坏账，这是日本经济、社会所不能承受的。其次，让日元大幅度贬值，意味着美元的相对升值，这一点并不是日本单方面能够调控的，需要得到美国的同意，而美国不会轻易让日元贬值而美元升值。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让人民币升值从现象上看似乎就成了挽救日本经济的一剂良药。
2中国汇率制度选择的目标
在选择采用某类汇率制度时，每个国家都带有其特定阶段的目标。针对我国的人民币升值背景下，未来所采用的汇率制度必须兼顾以下目标：
（1）由于我国在亚太地区，以及国际上都是具有影响力的国家，国内经济发展正处于高速发展阶段，需要稳定的国内国外的经营发展环境，因此我们首要的汇率制度改革目标就是保持我国人民币汇率的相对稳定。
（2）必须充分考虑中国属于转轨制国家，许多市场经济制度建设不完善，资源价格存在扭曲的因素，价格秩序等市场配置资源的功能尚未完善，因此汇率制度的改革必须以能提高资源配置的有效性为目标。“一定要有一个健全的金融体系，要有一个有弹性的汇率制度，虽然汇率改革的推出是05年7月21日，但是这个方案的酝酿是从01年开始的，长达四年之久，才能够统一政府、社会各界对汇率改革的认识。”
（3）中国货币市场与资本市场长期被人为地分割，国内市场与国外市场被分割，两种类型的分割一直阻碍着国内经济的健康稳定发展，因此要以新一轮的汇率制度改革为契机，解决好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国内国外两个市场的分割问题。显然汇率制度改革要以创造，增强上述两类市场的联系、互动、协调。
（4）中国过去的汇率制度经常为国际所误解，不认可甚至受到攻击，所以汇率制度的改革同时被赋予增强与国际的沟通，提高国际对我国实行汇率制度的认可度，汇率制度要更好地与国际接轨的目标任务。
四大目标中，保持人民币汇率相对稳定是短期且现实的目标，通过合理汇率优化配置国内资源是我国民远的目标，而目标三、目标四的实现是短期目标通向长期目标的途径。因此在现阶段我国在保持汇率稳定情况下，应首先寻求完成第三、四目标，然后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完成资源优化配置的目标。
3中国汇率制度选择方向——目标区汇率制度
（1）目标区汇率的理论发展与制度框架
克鲁格曼的《目标区与汇率动态学》提出了汇率目标区的模型并成为该领域的典范。该模型以货币理论为基础，认为汇率是一种货币现象，由货币数量决定，央行在区问边界对汇率干预的时间间隔无穷小。而汇率水平的决定由线性资产定价关系式及非套补利率平价的套利条件得出，即汇率由当前的经济因素和对未来的预期共同决定。其模型表述如下：
S(t)=M(t)+V(t)+rE［ds/dt］
其中S(t)为直接标价法下外汇的即期价格的对数形式；M（t）表示国内货币供给量的对数形式；V(t)表示实际产出、货币供给、货币需求以及预期汇率变动以外的因素的变动率的对数；rE(ds/dt)表示预期的贬值率；
通过上述假设，就可以得到如下结论：
在目标汇率区制度下，货币当局会干预汇率，使之维持在S1和S2之间。克鲁格曼认为，在这种情况下，存在两种可能：
（a）如果假设预期汇率变化为零，并且货币政策是被动的。货币当局可以通过减少m使S不超过汇率上限S1，同时可以通过增加m使S不低于汇率下限S2。具体来说，当汇率上升到S时，如果v下降，那么S就不会超出S1，此时不用采取货币政策；如果v上升，那么就必须采取减少m的货币政策，使S控制在低于S1的范围内。当汇率下降到S2时，如果v上升，就不须采取货币政策；如果v下降，就必须采取增加m的货币政策，使S控制在高于S2的范围内。上述原理可以用图1中的实线ED表示。（b）如果预期汇率变动不为零，S可以用图2中的曲线FG表示，图中，上半部分曲线在45度之下，而下半部分曲线则在45度线之上，由此可以看出目标区汇率制度有稳定汇率的作用。在货币供应恒定时，汇率沿FG曲线运动能比45度线平坦，也就是在目标区汇率制度下，速度冲击汇率的效应比较小。
在目标区汇率制度下，只要政府是一个强政府，市场参与者相信政府所确定的目标区和边界干预，“蜜月效应”就存在，它将保证国内现实汇率只在目标区内波动，而不会超出边界。目标区汇率制度的优点在于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由于“平滑粘性效应”的存在，使汇率不会大幅度波动。平滑粘性效应指当汇率趋近边界时，其变化率会趋近于零。平滑粘性效应是汇率变动的条件，即汇率沿着边界是平缓粘贴的，当汇率接近边缘时，市场参与者估计货币当局将进行干预，汇率变化对基本因素的反应敏感程度减弱，汇率变动的趋势也变得相对平缓。这意味着汇率是基本经济因素的非线性函数。
第二，目标区汇率制度兼顾了浮动汇率制和固定汇率制的优点。它具有浮动汇率制的优点，使汇率受到市场上外汇供求的影响，达到合理的资源配置。它又不同于完全浮动汇率制度，因为中央银行要对汇率进行干预使汇率达到预期的水平，而干预的同时，由于货币当局和市场参与者相互配合的互动效应的存在，使目标区内汇率运动的轨迹FG图2的斜率比浮动汇率制下的斜率小，因而在目标区汇率制下，汇率受基本因素影响的波动幅度要小于浮动汇率制。
第三，它具有固定汇率制的优点，由于它的目标区有上限和下限，汇率不会波动的幅度过大，而给一国带来金融的不稳定，它又不同于固定汇率制，因为中央银行还可以在必要时改变中心汇率和波动区间，避免汇率的高估或低估所引发的外部投机冲击。
4中国实施目标区汇率制度的意义
（1）可增强我国汇率政策的灵活性、有效性。由于目标区带有一定浮动范围的区间，在区间内货币当局有干预和不干预的两种选择，因此，央行的汇率政策具有较大的自主性和灵活性。能够最大限度的利用公众的“预期心理”来增强政策干预的有效性，在目标区内，央行的干预是不定期和不定向的，因而公众难以对央行的行为作出”完全理性“的预期，也就无法预先准确采取逆向而动的对策，在目标区边界附近，虽然公众会预计到央行可能采取干预，但干预的具体时问、地点及预期效果无法知晓。因此，多数投资者会赶在央行干预前，顺应预计的干预方向进行市场交易，使现实汇率在央行干预之前就产生央行所希望的走势，从而在很大程度减轻央行干预的压力，增强了汇率政策的自主性和灵活性。
（2）有利于增加我国企业的抵抗金融风险的意识。采用目标区汇率制度以后，中央银行和市场参与者共同把汇率运动的轨迹置于目标区内。我国企业作为市场参与者，必然会根据市场上外汇供求，做出相应的预期，这样能够增强他们的金融风险防范意思，加强管理，有力的防治金融危机的发生。我国企业金融风险意识的加强，有利于目标汇率的维持，有利于我国金融系统的稳定。
（3）有助于减轻我国货币政策的被动性，增强主动性和独立性。实行汇率目标区会，汇率浮动的范围扩大了，央行可以不必在目标区内进行干预，这就使央行有了相机干预的自由性。同时，在目标汇率区下，由于市场参与者的心理预期的作用，使最终汇率变动的幅度小于钉住汇率制下的波动幅度，因此即使央行进行市场干预时，所需购入的外币和抛出的本币的数量也不是很多，这样就不会为了把汇率稳定住而被动的增加大量的货币投放。
目标区汇率制所具有的内在稳定机制，使汇率政策能够有效的调节外汇储备和国际收支，实现外部平衡，不仅使汇率政策效率的提高，而且又能能促进货币政策有效地达到宏观经济内部平衡的目标，使之不必过多的受外部因素的制约，这将有利于资金的合理流动和配置，最终使货币市场和外汇市场的价格均衡，促进了宏观经济内部协调均衡、持续地发展。
5小结
近年来，国际上人民币升值的压力越来越大，其中有来自外国的舆论，也有来自内部的原因，我国现行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的本质是钉住美元的固定汇率制，它已经不能适应现阶段我国金融市场的要求，必须找到一条可行之路来规范我国的外汇市场。本文介绍了克鲁格曼的目标区汇率制度，以及它所具有的特点，目标区汇率制度与我国现阶段的经济发展阶段需要相符合，与我国目前的人民币升值压力情况下的国情相符合，与我国汇率制度改革方向符合。所以，我国在汇率制度改革取向上，可以借鉴其他国家实行目标区汇率制度的经验，结合我国的实际需要，逐步推行我国汇率制度向目标区汇率制度改革。
参考文献
篇(3)
关键词汇率制度人民币外汇
我国人民币汇率制度自诞生之后，几经变迁，先后经历过频繁调整的盯住美元汇率制度（1949~1952）、基本保持固定的盯住美元汇率制度（1953~1972）、盯住一揽子货币（1973~1980）、官方汇率与贸易结算汇率并存的双重汇率制度（1985~1993）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单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1994年至今）。从长远看，人民币若要成为一种强势的国际货币，汇率浮动是必不可少的条件。当前的问题是如何使“有管理的浮动的汇率制”名副其实。
1现行的人民币汇率制度存在的隐患
1.1人民币存在高估现象
从1994年以来，人民币汇率保持在8.3人民币兑1美元左右，本质上依然是固定汇率的稳定，但这是以货币当局积累大量外汇储备为代价，不仅中长期不能满足人民币汇率灵活变动的要求，更为严重的是这种情况导致货币当局汇率政策目标与货币政策独立性的矛盾。
1.2形成机制方面存在不足
1998年以来，由于人民币汇率年波幅不超过1%，而被IMF归入盯住（美元）汇率安排。这不仅与中央银行稳定的汇率政策取向有关，也与现行汇率形成机制有关。目前中国外汇市场的基础是中国外汇交易中心，这是一个全国统一的银行间外汇市场，实行交易会员制。该市场存在着严重的缺陷，主要是市场结构的封闭性与垄断性。封闭性是指两个管制措施：第一，对大部分国有企业仍实行经常项目强制结汇；第二，能进行外汇交易的银行对超过上限的结售头寸不得在银行间外汇市场抛出。这种交易体制导致企业持有的外汇集中到外汇指定的银行，而这些银行的交易能力受到限制。在强制结售汇制度下，抑制了银行对汇价的意愿，因此，目前市场反映的是中央银行结售汇周转头寸管理的制度安排，是使中央银行长期陷于被动干预地位的重要原因。因为在外汇供大于求的情况下，如果中央银行不入市干预收购卖超外汇，则由于企业和银行都不能够囤积外汇，靠汇率升值也不一定能够出清市场。
1.3不利于国内经济的稳定
不可否认，中央银行对国内外汇市场的干预是有效的。事实上，我国央行对人民币兑美元的汇率加以干预，把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波动幅度控制在极其狭窄的范围，这在我国目前金融市场的开放和深化程度不够，不能向企业和银行提供有效的避险工具的条件下，能有效的降低企业与银行的经营风险。
但是在日益开放经济环境下，汇率已不单纯是影响贸易收支的变量，它也是影响我国宏观经济、国际收支平衡、国内物价水平和就业的重要变量。另外，汇率的制度安排还涉及到政府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有效性问题。
我国的经济现状与实际经济能力不允许让人民币汇率长期违背市场规则，如不尽快改变目前僵硬的汇率制度，将对国内经济发展造成显著的负面影响，提高国外产品在我国的价格优势，在国际上将大大削弱我国产品的竞争力。如果贸易顺差逆转，国际收支的平衡大量依靠国际资本的流入来弥补，就会加大国际游资对我国汇率实行攻击的可能性，其结果可能是面临国内资本的流出，国际储备的下降和国内经济过热的困境。
1.4制约了货币政策的独立性
根据蒙代尔理论，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各国均面临“三元悖论”，既在资本自由流动，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和汇率稳定三个目标只能“三者取其二”的选择局面。回顾1994年并轨以来人民币汇率政策的实践，其实就是在稳定的汇率的既定目标下，在资本自由流动和独立的货币之间做出选择。1997年以前，面对汇率持续升值的压力，中央银行被迫在市场上大量收购外汇，投放基础货币，同时为减轻由此引起的通货膨胀的压力，央行又被迫采取回收对金融危机再贷款等冲销措施。因此这一时期中国是通过牺牲货币政策的独立性来维持人民币汇率的稳定。亚洲金融危机期间，面对外汇资金流向逆转，中国的货币政策目标主要是积极刺激内需、治理通货紧缩，通过改善经济基本面状况间接地促使人民币汇率的稳定。而这一时期，主要是“经常项目可兑换，资本项目管制”的现行外汇管理体制的发挥“稳定器”的作用。通过加大经常项目真实性审核力度以及遏止违规资本外流，为国家宏观调控争取时间。
1.5增加了无风险套利的机会
由于中国有人民币汇率过于稳定，因此，当境内外利率出现差异时，并会导致单边套利机会的出现。尽管在中国实行资本项目管制的情况下，这种套利存在一定的成本，但当潜在的收益超过套利成本时，套利还会通过非法逃套等形式进行，并增加了资本项目外汇管理的难度。如1997年以前，在本外币正利差较大，外资大量流入的情况下，各地纷纷通过引进外商投资固定回报项目的形式，绕开国家外债规模管理，而1998年境内外形式逆转后，但当年全国外汇大检查就查出逃骗汇金额高达112亿美元。
2我国尚缺乏实行自由浮动汇率制的条件
（1）汇率自由浮动须以资本流动为前提。目前，我国从长期来看，资本自由流动以成大势所趋，但这毕竟是一个渐进过程，现在既然还没有实现资本完全自由流动，所以浮动汇率制就难以实现，即使实现了，但由于资本尚处于管制状态，按照蒙代尔———弗莱明模型，货币政策也无助于促进内部、外部收入同时均衡。因为如果实行扩张性货币政策，增加了货币供给之后，虽然能降低利率促进投资和产量的增加，但由于资本不能自由流出，汇率就不会随利率下降而下降，从而不会增加出口，增加了也会因生产过剩而减下来，回复到原来的水平。
（2）我国经济增长更多的要依靠扩大内需，而不能依靠浮动浮动汇率来调节进出口。因此，目前急于改变汇率制度没有必要，相反还可能因实行浮动汇率制，而承担国际游资（目前已有约200亿美元的游资进入我国寻机作乱）冲击的巨大风险。
（3）目前我国尚处于转轨时期，市场经济体制不完善。在贸易领域，投资领域还存在着一些限制，人民币汇率基本上仍处于非市场化状态，因此，商品市场、资本市场以及货币市场都远不可能充分反映市场供求的实际情况，市场价格的扭曲，就很容易误导企业行为，难免不使企业对币值产生错误的预期，进而做出错误的判断和决策损害了企业的利益，又扰乱了社会的经济秩序。
（4）有可能带来严重金融混乱的结果。在我国目前生产经济体制尚不完善，金融监管水平较低和银行不良资产较多的情况下，由于按照“三元悖论”（见附表），如果实行浮动汇率制，而又能实行独立的货币政策，势必允许资本自由流动，这不仅有可能遭受游资的巨大冲击，还将为那些贪赃枉法盗窃人民钱财之徒外逃资金大开方便之门，同时也可能导致某些银行、企业破产，从而造成金融混乱甚至金融崩溃的严重后果。
3完善我国人民币有管理的浮动的汇率制度，实现经济平衡发展
3.1加快利率市场化改革，疏通利率——汇率的传导机制
僵化的利率体制对汇率政策有效性的发挥极为不利。在汇率政策和利率政策相互配合相得益彰的政策组合中，利率市场化是基本前提。如果利率僵化，则外资流入所引起的货币供应量的上升和通货膨胀的压力增加，无法通过利率的变动得以缓解，同样推理，也无法借助利率上升的作用组织资本外逃。通过对我国国际收支流量结构的考察发现，随着对外开放的不断扩大，经常项目对人民币汇率的影响越来越小，资本项目对汇率的影响越来越大，由此也可以看出汇率政策的有效安排必须得到利率市场化改革的配合。目前我国实行的是管制利率制度，有市场决定的因素较少。从而造成投资增长、消费增长、进出口增长的利率弹性较小，利率无法起到调节经济的作用，利率——汇率的传导机制受阻。所以完善人民币汇率制度，应使利率制度改革与之配合。
3.2逐步完善人民币汇率的形成机制
（1）放宽外汇市场的进入限制。除了资本项目，外汇买卖随人民币资本账户可兑换进程的变化进行调整以外，应尽量放宽经常项目人民币兑换在用途和数量上的限制，外汇市场进入限制的放松是减少外汇黑市交易的最有力手段。取消强制性的结售汇要求，实行意愿结售汇制，以利于发展外汇市场和分散汇率风险，有助于削减涉外企业强制结售汇制度增加的额外经营成本。
（2）增加市场交易主体。增加外汇市场的交易主体，让更多的企业和金融机构直接参与外汇的买卖，有助于避免大机构集中性的交易垄断市场价格水平，防止汇率的大起大落。
（3）推广大额交易。为增加银行间外汇市场参与主体的种类和活跃市场，可逐步推广银行企业在银行间外汇市场买卖外汇的大额交易。但在具体操作上要保证银行在企业办理外汇交易时，需严格按照现行外汇管理规定对企业有关交易凭证进行严格审核把关。
（4）增加外汇市场交易品种。外汇市场的发展和完善需要为企业和银行提供全方位的服务。目前中国外汇市场交易币种仅有美元、日元和港币，干净单一，与国际规范的外汇市场还相差很远。为更好地发挥外汇市场的服务作用，应逐步建立银行间外汇拆借市场，增加外币与外币之间的交易、外币期货和外币期权等交易方式。
（5）发展商业银行充当做市商的制度。改革目前银行间市场撮合交易的外汇买卖方式，使商业银行从目前的交易中介变为做市商，活跃外汇市场，并使汇率真正反应市场参与者的预期，强化汇率的价格信号作用。
（6）改进中央银行市场的调控方式。主要是要改变中央银行过去过于频繁干预外汇市场的模式，确定中央银行需要盯住的合理的人民币汇率目标波动区域，建立一套标准的干预模式，给市场一个比较明确的干预信号，减少干预成本。
3.3加强汇率政策与其他经济政策的协调，抵制国际资本的冲击
根据蒙代尔的著名的“三元悖论”理论，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的大国，让渡货币政策的独立性是不可想象的，那么，在经济不断开放的条件下，为了减少货币政策的内生性，必然密切关注和研究主要国家中央银行货币政策变化对国际资本流动的影响，加强汇率政策和其他经济政策的协调，充分发挥汇率及其政策在平衡收支、地域国际资本流动冲击方面的作用，以适应对外开放和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
3.4人民币汇率应由盯住美元转向参照货币———篮子浮动
当前，欧元诞生后的国际货币市场已呈现美、欧、日三分天下的态势。由于中国与世界上很多国家进行贸易与资本往来，一旦国际贸易形势与世界货币市场发生变化，与美元的单线联系将无法全面反映这些因素的变动。因此，恰当的选择应该是盯住一篮子货币，通过一篮子货币及其权重将中国与外国的经济联系程度进行合理反映。货币篮子的构建主要考虑各种货币在我国对外贸易交往中的比重，随着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进程的发展，篮子内货币的权重还应结合资本流动因素。基本思路是设计一个多种货币构成的虚拟货币，人民币汇率在进行调控不再盯住美元，而是盯住人民币与该虚拟货币的汇率。在当前情况下，一个较为简单的虚拟货币构造模型，既以中国进出口该国货币所占的比例为该货币篮子中该货币的比重，以这些权数乘以本币对国家货币的汇率后加总得出人民币对该虚拟货币的汇率，作为人民币的均衡汇率。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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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4)
关键词：人民币汇改；一篮子货币；配套措施
一、人民币汇改历程回顾
汇率制度的重要改革是从党的以后开始的。1978-1985年基本上是实行双重汇率制度；1985-1994年是复归单一汇率制度，但实际上是新的双重汇率；1994-2005年，汇率制度为盯住单一货币美元，非正式地与美元挂钩，汇率只能在1美元兑8.27至8.28元人民币这非常窄的范围内浮动；2005年7月21日以后，汇率制度为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实行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然而，近来西方各国又再次要求人民币升值，以使中国减少出口，扩大进口，降低对西方的贸易顺差。
2010年6月19日，中国人民银行根据当时的国内外经济金融形势和我国国际收支基本情况，人民银行将进一步推进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增强人民币汇率弹性。从6月21日起，结束自2008年9月雷曼危机以来一直实施的实际上盯住美元的汇率制，重新启动汇改。恢复了于2005年7月开始实行“汇改”时引进并实施了大约三年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2010年6月重新启动的汇改也继承了BBC方式。首先，每天的浮动幅度限制与以往相同，为中间价的±0.5%，但人民币汇率在同一交易日内的实际浮动幅度比以往有所增加。其次，人民币汇率与美元以外的主要货币，尤其是与欧元的联动性得到了加强。这种情况反映出，在作为参考的货币篮子中，美元占据的比重相对下降，相反，以欧元为主的美元以外的主要货币所占比重有所上升。最后，虽然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有所上升，但是重启汇改以来的三个月中，仅上升了1.9%，升值幅度较小。很明显，这并不是市场供求的反映，而是中国当局不断干预市场的结果。
二、人民币汇率改革的利弊
（一）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的收益
1）我国出口已经大幅反弹，经济面临通胀压力，调整汇率政策、增强汇率弹性满足了国内宏观调控的需求。保持了经济稳定增长的势头，这是汇率制度改革的重大收益。近年来我国国内生产总值一直保持了持续、快速的增长速度。
2）增强人民币汇率弹性，有助于改善我国与世界主要经济体的关系，避免了不必要的贸易中，同时增进投资者的信心、参与国际经济合作以及进一步推动汇率制度改革都提升了国际公信力。
3）人民币弹性的增加有助于减少因为欧债危机导致的国际汇率大幅波动引起的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的波动和对进出口的冲击。从长期来看有助于逐步减少欧诺个过经济增长对出口的以来，推动消费成为更加重要的经济增长点。
（二）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的消极影响
人民币升值的影响具有两面性，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
1）投机性资金涌入。由于国外不少人认为人民币被严重低估，因此他们抱有强烈的对人民币升值的预期，认为现今人民币升值的幅度远远不够。如果大幅提高利率会吸引更多的境外资金流入国内，外汇储备急剧增加，进一步增大了升值压力。由于利率无法较大提高，且国内物价水平较高，致使我国实际利率水平较低甚至出现负利率现象。在国内金融投资品种比较少的情况下，股票市场仍持续低迷，于是各种资金追逐投资，尤其是房地产，使得固定资产投资增幅长期处于高位运行。这就要求人民币加快升值的步伐，以降低国外投资者的升值预期，并缓解央行的压力。然而 ，我国的金融体系还不够完善.出口企业的战略调整以及其应对外汇风险的规避能力还有限，贸然加快升值速度会带来不可想象的灾难。
2）人民币升值会对对外贸易造成一定的消极影响。人民币升值，就会提高中国产品的价格，加大资本投入的成本，带来的是我国出口产品竞争力的下降，同时实际有效汇率的进一步上升会削弱出口，从而引发国内经济的萧条。
三、应对汇率改革的必要配套措施
人民币升值的压力会越来越大，我国政府必须采取一些积极的措施来调节人民币的供给与需求，减轻升值压力，同时应加快推进汇率及金融制度方面的改革，制定和实施具有可操作性的应对措施，逐步完善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
第一、完善外汇市场。丰富外汇市场产品，增强外汇市场避险能力，建立和健全我国金融衍生品的定价机制；继续扩大外汇市场，丰富市场结构，培育多层次的外汇市场交易主体；完善外汇市场自身运行机制与监管提高其运行效率，建立央行外汇一级做市商制度，增强外汇公开市场操作的市场化程度。
第三，进一步拓展货币市场和债券市场的广度和深度。人民币汇率双向波动意味着资本流动将会愈发频繁，在这种情况下，金融市场的重要性进一步凸显。怎样吸收来自资本流动和汇率波动短期冲击引起的负面影响，取决于货币市场和债券市场在广度和深度领域的实力。广度就需要我们放开行政障碍，从推动市场发展本身的角度来丰富市场参与者类型，由市场参与者覆盖自身风险敞口同时推动整个市场发展。深度就需要我们进一步扩大金融市场特别是货币市场和债券市场的发展规模。
第四，完善一篮子货币的汇率形成机制。没有一个汇率机制同时对所有国家都适用，也没有一个汇率机制对一个国家的所有时段都适用。一个不变的汇率机制不可能永远是最优的。中国的汇率机制要与时俱进，要进一步大力增加汇率的灵活性。首先，继续实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保持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增强调控的针对性和灵活性。要密切关注国内外经济金融形势的新变化，灵活运用多种货币政策工具，保持货币信贷适度增长。其次，不断引入并扩大人民币对非美元国际货币的直接交易，逐步放宽浮动区间，引导市场逐步从对人民币兑美元汇率转向对人民币有效汇率的关注。推动我国货币信贷合理增长，银行体系适度流动性，人民币汇率双向浮动，弹性增强，金融体系继续平稳运行。
参考文献
[1]黄志刚.现行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的主要特点浅析[J].商业文化.
[2]颜伟.人民币汇率改革配套政策调整研究.厦门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6）.
篇(5)
关键词：蒙代尔—弗莱明模型；不可能三角；三元悖论；扩展三角理论；四面体假说
中图分类号：F8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98（2014）03012504
在汇率制度选择方面，“不可能三角”理论长期以来一直被公认为是经典的理论分析，国际上关于汇率制度选择的研究常以此为依据。在我国，关于人民币汇率制度的选择问题一直以来也是以此理论作为主要参考。为了克服传统的不可能三角对汇率制度选择问题的分析局限，许多学者在此基础上同时考虑它影响因素来分析并进行了一定的扩展。
1 “不可能三角”理论的发展历程
1.1 米德冲突（Meada Conflict）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弗里德曼在《浮动汇率论》中指出固定汇率制的弊端，认为只有实行浮动汇率制才能有效调节国际收支平衡。随后，米德于1951年在《国际收支》一文中指出固定汇率制度下，政府只能主要运用政策来调节社会总需求，进一步影响内外均衡，在开放经济运行的特定区间便会无法兼顾内外均衡，难以维持固定汇率制度。米德所分析的冲突通常是指以下两种：固定汇率下失业率上升同时经常账户逆差、通货膨胀与经常账户盈余并存。由于汇率工具无法使用，要运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来达到内外部同时均衡，政策制定将陷入左右为难。因此他认为，固定汇率制要求对资本进行管制，控制资本（尤其是短期资本）流动。
1.2 蒙代尔—弗莱明模型（Mundell-Fleming Model）
20世纪60年代，关于汇率制度选择的争论集中于固定汇率制与浮动汇率制之间。以弗里德曼为首的经济学家提出浮动汇率有利于吸收外部冲击，而以蒙代尔、金德尔伯格等人则认为固定汇率制促进各国联成稳定的经济体系，有利于世界经济的协调发展。“蒙代尔—弗莱明模型”的最初形成，是1960年的《在固定和浮动汇率下国际调整的货币动态》一文，蒙代尔在静态条件下提出商品和服务市场的等式和国际收支平衡的等式。“蒙代尔证明了汇率制度的深远重要性：浮动汇率下，货币政策强而有力，财政政策无能为力；固定汇率下，两个政策的效果恰好相反”。1962年，弗莱明在《固定和浮动汇率制下国内金融政策》中，以IS-LM模型为基础，融入国际收支因素，研究了内外均衡在开放经济下的实现，指出稳定政策的效果取决于国际资本流动的程度。该模型扩展了对不同政策效应在开放经济下的分析，说明一国宏观经济受资本流动情况和汇率制度的影响，证明了固定汇率制度下的“米德冲突”是可以解决的。
1.3 不可能三角（Impossible triangle）
固定汇率制会使货币政策丧失自主性，无法调节对国内产出和就业，只能作为来冲销资本的流动维持汇率稳定的工具。正是从这个意义出发，蒙代尔提出了著名的“不可能三角”理论，即资本自由流动、固定汇率制度和货币政策独立性三者不能兼得。据此，克鲁格曼和奥伯斯费尔德（1979）进一步将其形式化为“不可能三角”模型。
2 “不可能三角”理论的内涵
“不可能三角”的基本含义是：一个国家不可能同时实现资本流动自由、货币政策独立和汇率稳定，即三角的三个顶点不能同时成立，如图1所示.
图1 不可能三角它形象地说明了在资本流动性、货币政策有效性和汇率制度三者之间只有三种选择：
（1）保持资本完全流动性和货币政策独立性，放弃汇率稳定性，实行浮动汇率制。在资本完全流动条件下，自由出入的国际资金导致国际收支不稳定，如果货币当局保持货币政策独立并不对此进行干预，本币汇率将随着资金供求情况频繁波动。通过汇率调整以改善国际收支由此影响国际资本流动虽然有一定局限性，但不失为一个较好的选择。然而，在发生金融危机的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由于信心危机的存在，其效果将大打折扣，甚至反而导致危机恶化，政府的最后会选择实行资本管制以稳定经济形势。
（2）保持货币政策独立性和汇率稳定，放弃资本完全流动性，实行资本管制。在金融危机的冲击、汇率贬值无效时，资本管制成了唯一选择。这多见于经济欠发达的国家。一方面由于这些国家需要相对稳定的汇率制度来维护稳定的对外经济，另一方面是则是资本管制监管能力较弱，无法有效管理自由流动的资本。
（3）维持资本完全流动性和汇率稳定，放弃货币政策独立性。在汇率固定的情况下，资本的自由流动将抵消一国货币政策的效果，导致本国货币丧失独立性。在此情况下很难做到实施独立的货币政策根据本国实际情况对经济进行调控，最多是发生投机冲击时在短期内被动调整利率以维护汇率固定。事实上，为实现资本的完全流动与汇率的稳定，货币政策独立性将被被迫放弃。
“不可能三角理论”清晰地阐释了资本自由流动、货币政策独立性和汇率稳定性三者之间的关系，但它遗漏了关于国际资本市场中存量均衡的讨论，也没有表述中间汇率制度的影响。在“不可能三角”模型中，蒙代尔认为形成利差的唯一因素是国际资本流动，然而在现实中各国利差是普遍存在的。
3 “不可能三角”理论的扩展
关于汇率制度的选择问题，“蒙代尔—弗莱明”模型及由此得出的“不可能角”理论仍被公认为是较好的分析工具，因而国际上长期以来将“不可能三角”理论引为经典的汇率制度选择依据。但由于理论自身的遗漏和局限性，许多学者在此基础上同时考虑其它影响因素来对其进行扩展。其中主要有克鲁格曼和弗兰科尔（1999）的三元悖论、易纲和汤弦（2001）的扩展三角理论、豪斯曼（2001）等将一国本币国际借债能力的引入以及沈国兵和史晋川（2002）以此为基础提出的四面体假说等，下文将对以上理论进行分析。
3.1 三元悖论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克鲁格曼认为主要原因是在资本自由流动的情况下的固定汇率制度。他在《亚洲发生了什么》中提出了“三元悖论”理论，并在《萧条经济学的回归》中对该理论进行了论述，指出一国无法同时实现资本自由流动、货币政策独立性和汇率稳定三大金融目标，只能选择其中两个。
这一原则可以用图2来直观表示。“三元悖论”是指的是其中的灰色三角区域。资本完全流动同时实行固定汇率制度，则货币政策丧失完全独立；若坚持货币政策独立，则必须放弃固定汇率制度；维持货币政策独立和固定汇率制度，则必须实行资本管制。即灰色三角形的三角只能择其二。它是对开放经济条件下宏观经济政策选择问题的高度抽象概括。
图2 三元悖论然而，实际经济中几乎不存在资本的自由流动、货币政策的完全独立和汇率制度的完全固定。货币政策的独立是相对的，很难保证完全独立；有些国家实行的是介于固定汇率和浮动汇率之间的体制；资本也存在既非完全管制也非自由流动的状态。正如弗兰科尔（1999）所说，“并没有令人信服的证据说明，为什么不可以在货币政策独立性和汇率稳定两个目标的抉择中各放弃一半，从而实现一半的汇率稳定和一半的货币政策独立性。”而现实经济生活中，一国的政策选择通常是处于介于各种极端情况之间，这也正是“三元悖论”的局限。
3.2 扩展三角理论
对于许多国家，尤其发展中国家而言，大规模的资本流动尚且不构成问题，实行中间汇率制度更为合适。在研究人民币汇率制度选择的问题上，国内学者尝试在“不可能三角”的基础上根据我国的特殊国情来具体分析。其中最著名的当属易纲和汤弦（2001）在《汇率制度“角点解假设”的一个理论基础》中提出的扩展三角理论。
假定金融衍生工具不发达，一方面不能通过对冲来规避汇率风险，另一方面也使投机攻击缺乏有力的杠杆，同时资本流动程度是外生的，由国内金融体系成熟度决定。他们进一步扩展不可能三角，构造了一个指标体系，提出x+y+m=2公式。其中x代表汇率，y代表货币政策，m代表资本流动状态。每个点（x，y，m）到三边（汇率稳定，货币政策完全独立，资本完全自由流动）的距离分别为（1-x，1-y，1-m）。三个变量取值区间为[0，1]。X、Y、Z从0到1分别表示从完全自由浮动到完全的固定汇率制度、从货币联盟到货币政策完全独立、从资本完全管制到资本自由流动，x、y和m箭头分别表示汇率稳定性、货币政策独立性和资本流动性增加的方向。如图3所示：
图3 扩展三角可见，x，y，m中，任意两个为1，另一个就必为0，每个变量在0到1之间取值所对应的政策组合被称为中间汇率制。这样就为分析蒙代尔的“不可能三角”和弗兰科尔的“半独立、半稳定”的观点（即（x，y，m）=（1/2，1/2，1）这一类的情况）提供了形式化的工具。在扩展三角中，汇率制度的选择有以下几种：货币政策完全独立+资本完全自由流动+汇率自由浮动、货币政策完全独立+资本完全管制+汇率固定、货币政策完全独立+资本有限流动+汇率有限浮动、货币政策不独立+资本完全流动+汇率固定、货币政策有限独立+资本有限流动+汇率固定、货币政策有限独立+资本完全流动+汇率有限浮动、货币政策有限独立+资本有限流动+汇率有限浮动。
这一分析框架把前人的角点解扩展为所有可能的组合，说明了中间汇率制度存在的可能性。这不仅为我国研究货币政策和汇率政策提供了理论基础，也为我们分析未来的货币政策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视角。当资本流动规模比较小、金融衍生工具不发达时，经济个体不能通过对冲来规避汇率风险，同时投机攻击也缺乏有效的放大杠杆，政府可选择中间制度解。而随着资本流动规模逐渐增大和金融衍生工具的不断发展，中间汇率制度试图为公众提供免费的汇率风险保险而导致公众的道德风险行为，这很可能成为货币危机的根源。他们认为当效率的要求使各国趋向于资本完全流动时，汇率制度将趋向货币联盟的形式或更加灵活，最终角点解制度将占优势，完全浮动将与货币联盟并存，而货币联盟对外又完全浮动。
扩展三角理论虽然将不可能三角模型形式化，但也只是关于汇率制度选择的一种特例，没有考虑到不同经济发展水平的国家用本币在国际金融市场上借债能力的差异会直接影响汇率浮动方式。
3.3 本币国际借债能力的引入
长期以来，对汇率制度选择的研究多是局限于资本流动性、货币政策独立性和汇率制度的固定与否三者组合的框架里，并没有过多的突破。
豪斯曼等指出，被归类为浮动汇率制度或宽幅汇率带的国家在管理汇率政策的方式上存在显著差异，表现在国际储备的水平、汇市干预的倾向和为应对冲击所允许的汇率灵活性上。他们记录这些差异，探索汇率变动到价格的传递以及在资产负债表的货币错配的后果并由此联想到一个国家本国货币的国际借款能力，发现它和浮动汇率模式之间有很强的联系。他们采集38个国家的样本（12个工业国家和26个发展中国家），发现这些国家持有的储备水平差异很大的差异，第三世界国家浮动的储备非常低的水平，允许储备或利率水平相对高的汇率波动，新兴国家则在相反的极端，而其他工业国家处于中间位置。他们分析，不需要管理汇率的国家并不需要大量储备，而需要对汇率水平进行管理的国家则需要大量的储备来支持汇率政策。可以以本币进行国际借款的国家倾向于保持规模较小的储备，并且能容忍较高的利率变动波动，而不以本币进行国际借债的浮动汇率制国家往往倾向于持有较大规模的储备，并且对于汇率所能容忍的波动则比前者要小得多。
虽然豪斯曼等在论文中将国家本国货币的国际借款能力纳入考虑的重点不是为了解决浮动汇率制度和固定汇率汇率制度之间选择的问题，而是着重于浮动汇率制度下的汇率管理，但他们的这一发现的确为“不可能三角”理论的突破性扩展——引入第四个重要变量——本币国际借债能力，起到了关键的启示作用。
3.4 四面体假说
基于以上研究成果，沈国兵和史晋川在《汇率制度的选择：不可能三角及其扩展》中，将本币国际借债能力引入易纲的扩展三角模型基础，将不可能三角模型拓展为四面体假说，并且进一步认为，不可能三角是四面体假说的一个特例。
他们假定汇率浮动方式主要取决于本币在国际市场上的借债能力，而不是汇率传递水平，那么一般而言，用本币在国际市场上借债能力越强，允许汇率变动程度越高。此外，他们修正补充了两种反常情况：用本币在国际市场上借债能力很强，却保持汇率固定，如EMU和货币局；用本币在国际市场上借债能力很弱，却不得不让汇率自由浮动，如新兴市场发生危机时。因此，本币在国际市场上借债能力与汇率变动程度就不再是简单地呈正相关关系，而是存在着多种可能，由此排除本币国际借债能力与汇率变动程度之间可能的内生性。同样，本币的国际借债能力与货币政策依附程度、资本控制程度也密切关联。当本币具有完全国际借债能力时，货币政策依附程度最小、资本控制程度最小；当本币具有不完全国际借债能力时，二者变得复杂，货币政策可完全独立、有限独立或不独立，资本可有限流动或管制，这也排除了三者之间可能的内生性。他们用这四个变量构筑的四面体如图4所示。
图4 四面体假说C、M、K、E四个面分别代表本币无借债能力、货币政策完全独立、资本完全流动、固定汇率制。A1、A2、A3、A4四个角分别表示四种不同的汇率制度组合。O点到四个面垂直距离分别为Cb，Ms，Kc和Ev分别衡量本币国际借债能力、货币政策依附程度、资本控制程度和汇率变动程度。令四面体高为1，则有：0≤Cb，Ms，Kc，Ev≤1；Cb+Ms+Kc+Ev=1。当Cb=0，即本币无借债能力时，得到Ms+Kc+Ev=1，四面体就退化为底面C，所得组合与“不可能三角”完全一致，故称后者是四面体所有可能组合的一个子集。当Cb>0时，组合拓展为：本币完全借债+资本完全流动+货币政策完全独立+汇率固定、本币有限借债+资本完全流动+货币政策完全独立+汇率有限浮动、本币有限借债+资本完全流动+货币政策有限独立+汇率有限浮动、本币有限借债+资本完全流动+货币政策有限独立+汇率固定、本币有限借债+资本有限流动+货币政策完全独立+汇率有限浮动、本币有限借债+资本有限流动+货币政策有限独立+汇率有限浮动、本币有限借债+资本有限流动+货币政策有限独立+汇率固定、本币有限借债+资本有限流动+货币政策完全独立+汇率固定、本币完全借债+资本完全流动+货币政策完全独立+汇率固定、本币有限借债+资本完全流动+货币政策完全独立+汇率有限浮动、本币有限借债+资本完全流动+货币政策有限独立+汇率固定、本币有限借债+资本有限流动+货币政策完全独立+汇率固定。这些组合在实践中是存在的，平面的三角模型无法确切地加以归类，而在四面体模型中它们得以确切解释。
随着新变量的引入，模型和组合变得更加复杂多样。他们预测，在诸多因素的选择以及自身变化和相互作用之下，汇率制度的选择是多种汇率制度形式并存的动态的转换过程。
4 总结与启示
从最初的米德冲突到蒙代尔-弗莱明模型再到不可能三角，随后扩展到三元悖论、扩展三角和引入了新变量的四面体假说，这些理论在日趋复杂的经济环境下为研究汇率制度选择的问题以及政策之间的配合与协调提供了经典的分析依据和基础。我国1994年至2005年采取“货币政策独立+固定汇率+资本管制”的组合；2005年7月的汇率改革实现了较为灵活的汇率制度，并增强汇率弹性和逐步放开资本管制；到2010年新汇改，人民币汇率弹性随着资本项目的进一步开放进一步增强。由此看出，我国汇率政策都是在此框架下制定的。作为一个大国，我国是不可能放弃货币政策独立性的，故主要问题即为在固定汇率制和资本自由流动之间二者择其一，从长期看来，货币政策独立、浮动汇率制度和资本自由流动这一组合将是最终选择。
实现人民币汇率完全市场化的浮动汇率制度是一个长期的、渐进的过程，资本的自由流动也不是一蹴而就的。面对越来越复杂的国际形势和经济环境，不可能三角理论及其扩展理论也逐渐暴露出其本身固有的局限性，但其基本原理与框架还是为我国汇率制度选择提供了理论支持。我们不应该局限于理论本身，而更应该做出发展，寻求改变和突破并加以灵活应用。结合我国的基本国情，从我国经济发展的实际出发，对症下药，逐步稳健地推进汇率制度改革，最终实现预期的汇率自由浮动与资本自由流动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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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6)
关键词：汇率制度；经济发展；内部均衡；外部均衡
中图分类号：F830.7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1428（2007）07-0004-05
随着我国经济开放的深化，汇率制度在促进贸易快速发展和推动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也引发了国际收支失衡，协调这种矛盾关系到国际间的长期交往以及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因此，从经济学视角审视我国汇率制定改革的绩效，是本文研究的重点。
一、研究文献综述
Mussa(1986)最早研究了汇率制度的经济绩效，他发现，在固定名义汇率和可变动名义汇率两种汇率制度安排下，实际汇率行为存在系统性差别。Calvo (1986)对拉美国家的名义汇率制度与经济表现的关系做了描述性说明。Baxter and Stockman(1989)开创了实证研究“汇率制度与经济绩效关系”的先河，比较了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前后重要经济总量的时间级数后发现，在灵活汇率制度下,除了实际汇率具有更大的可变性之外,关键的宏观经济总量和不同汇率制度之间没有显著差异。Edison and Melvin(1990)研究发现，用经验主义对不同汇率制度下经济绩效比较，最终证明没有结论。Little，Corden，Cooper and Rajapatirana(1993)以18个发展中国家为研究对象，结果发现某些国家低通货膨胀与钉住汇率有关。Flood and Rose(1995)研究表明，除了实际汇率行为的差异之外，汇率制度与经济绩效发生的差异不存在相关关系。Mundell(1995) 检验了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前后工业国的经济增长，发现在固定汇率制度盛行的早期与更快的经济增长相联系。Edward(1996)实证分析得出，钉住汇率制度下通货膨胀较小。Ghosh，Gulde，Ostry and Wolf(1997)根据1960-1997年间约140个国家数据建立了实证模型，按实际情况把汇率制度分为9种，研究发现实行钉住汇率制的国家通货膨胀率要低得多，波动性也较小，钉住制汇率国家的人均经济增长率要稍低些，尽管这些国家的投资率稍高。Ghosh等人(2000)还发现，实行货币局制度的国家，其通货膨胀表现要优于实行“软”钉住汇率制的国家。在经济增长方面，货币局和自由浮动优于“软”钉住国家。Levy-Yeyati and Sturzenegger(2000)，考察了战后布雷顿森林体系时期(1974-1999)150多个国家的情形，构筑了事实分类法LYS数据库，分析发现，实行中间汇率制度的国家，通货膨胀率要高于固定和浮动汇率制国家。在人均增长率方面，实行钉住汇率制的发展中国家不但增长率低，波动率也高。Corker(2000)通过对东欧五国的研究发现，一国一揽子政策的一致性对于宏观经济绩效非常重要，而不是汇率制度本身。Bailliu(2000)认为，灵活汇率安排只在资本流动相对开放的国家与更高的增长相关，汇率制度变化是与低的经济增长相关，汇率灵活性本身不足以促进中期经济增长。Levy-Yeyati and Sturzenegger(2001)的研究证实，在发展中国家中，实行固定汇率制的国家有较低的经济增长率和较高的产出波动。Wolf(2001)研究发现，法定分类和实际分类下，钉住汇率都显示出最低通胀和货币增长率，但是，汇率固定与通胀之间的关系非线性。
Goldstein and Tuner(1996)研究了发展中国家汇率制度问题，他们认为，固定汇率制度下国民经济对外部冲击的应对能力下降，因此，金融体系的不稳定性增加。Bordo and Schwartz(1997)认为，亚洲新型市场国家(地区)的金融危机反映了经济基本面与钉住汇率制度之间的冲突。Eichengreen and Rose (1998)提出了相反的意见，保持汇率驻锚的目标可以制约政策制定者作出反复无常的政策选择，把引发金融危机的国内冲击降到最低程度。Velasco and Lespends(1999)发现，发展中国家美元债务的大量存在需要选择固定汇率制度。Eichengreen and Arteta(2000)研究得出，汇率制度对银行危机爆发的可能性没有显著影响。Domac and Peria (2000)用实证方法研究发现，在控制了宏观经济和外部因素之后，固定汇率制减少了发展中国家发生银行业危机的可能性。Calvo and Reinh-art(2000)也认为，浮动汇率制度不适合发展中国家，强调了汇率固定对发展中国家金融安全的重要性。Chang and Velasco(2000)研究指出，即使某一金融体系在其他方面来说有效率，但如果该体系中流动性不足，则钉住汇率制可能会促进金融恐慌。Williamson(2000)从防范危机的角度出发，研究结果表明角点解汇率制度(货币局和浮动汇率)同样可能形成危机。
0bstfeld and Rogoff (2000)指出，钉住汇率制会阻止顺周期调节，在粘性工资条件下，当发生对生产率的冲击时，汇率钉住不允许实际工资发生调节，从而不允许产出进行相应的调节。Moreno(2000)研究发现，东亚国家中钉住汇率制不能带来明显的公信力和宏观纪律的好处。同时钉住制下的平均经济增长率略高，但在控制了“幸存者偏差”之后，两者的差别显著缩小。Reinhart-Rogoff (2002)根据经济发展水平和资本流动程度的不同，把所选择的样本划分为发达国家、新兴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然后分别研究不同类型国家汇率制度与经济绩效的关系。Brooks and Oomes(2003)认为中间汇率制度比起两极汇率制度更能表现出明显的持久力。对于相对发展中国家来说，固定或相对刚性的汇率制度能够表现出较低的通货膨胀不以经济的高速增长作为代价。对于发达国家，相对浮动的汇率制度能提供更高的发展速度而不需要更多的信用成本。Genberg and Swobada(2004)在“害怕固定”的假设下，证明相对于那些实施浮动汇率制度的国家，实施固定汇率制度的国家，他们的汇率频率分配性质的变化是不一样的。
近年来国内学者也开始关注汇率制度与经济绩效的研究。陈平、王曦(2002)讨论了人民币汇率稳定运行态势后面的微观行为原因，建立了我国的外汇需求和供给函数，研究发现现行汇率制度构成了对汇率政策的严重制约，调节国际收支不得不倚重于直接管制的运用，货币政策丧失了独立性。余波(2002)认为人民币汇率变动基本上不反映经济趋势，他引入完全信息静态博弈框架来分析政策选择，证明了现行的人民币管理浮动汇率制并不是一个稳定、唯一的均衡，存在效率问题，需要制度创新。唐建华(2003)回顾了汇率制度选择的理论争论，从汇率制度与汇率的表现、通货膨胀、真实经济变量以及银行危机的关系等方面，对汇率制度与经济绩效进行了研究。李静萍(2004)重点阐释了不同分类法对汇率制度与经济绩效关系实证研究的不同影响。
以上研究成果基于开放条件下市场经济体系的状况，作出了积极的贡献。但是，对我国汇率制度变迁的经济绩效研究很少。本文通过研究汇率制度变迁对内外部经济均衡指标的影响，分析我国汇率制度变迁产生的经济绩效，从中得到启示。
二、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中的汇率制度变迁
我国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的转轨以来，人民币汇率制度先后经历了多次演变。
1981年，外汇体制改革迈步，尝试双重汇率制度，即复合汇率制度。官方汇率仍沿用一篮子货币加权计算，保持1美元兑1.50元人民币；对外贸易内部结算汇率按1：2.80元人民币的水平结算，实行外汇留成制度。人民币汇率制度由固定汇率制转向较有弹性的汇率制度，但幅度很小。
1985年，实行单一汇率，取消了内部贸易结算价，将官方汇率调为1美元兑2.80元人民币，之后连续多次下调。这期间名义上实行单一汇率，实际上是双重汇率制度，即官方汇率和外汇调剂价格并存。1991年，宣布实行浮动汇率制。由于中央银行对官方汇率部分直接控制，对调剂价进行管理，因此，人民币实际是进入到了管理浮动汇率制。
1994年，汇率制度改革力度加大，确立了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单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建立了全国统一的银行间外汇市场――外汇交易中心，将外汇调剂价和官方汇率牌价并轨，人民币大幅度贬值为1美元兑8.70元人民币。取消外汇留成制度，实行统一银行结售汇制度，实行在经常项目下的人民币可自由兑换制度，取消外汇收支的指令性计划，国家主要运用经济、法律手段实现对外汇和国际收支的调控。人民币对美元保持固定比价，尤其是亚洲金融危机期间，人民币汇率一直保持稳定，实际上是钉住美元的固定汇率制度。
2005年，中国人民银行宣布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人民币对美元升值2%。这个被视为BBC(band, basket, crawling；浮动区间+篮子货币+爬行盯住)的规则，确定了美元兑人民币汇率浮动区间不超过千分之三，但中心汇率(央行外汇市场干预的目标汇率)不公布，给中央银行留下了缓冲余地。事实证明，此次汇率制度改革和人民币对美元升值的决策完全正确。2007年4月3日，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中间价为7.73：1，人民币累计升值约5.9%。
从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背景解析，汇率制度变迁可分为两个阶段：政府推动改革阶段和市场推动改革阶段。1980--2004年，是政府主导的汇率制度变迁阶段。在经济体制改革的背景下，政府主动改革僵化的汇率制度以适应经济体制的转型，主要通过两方面推进，一方面，逐步放松对外汇的严格管制，引入市场运行机制，另一方面，降低人民币汇价，人民币整体呈现持续贬值趋势，推动国际贸易发展增加外汇积累。这一时期的汇率制度变迁，实现了稳定外汇市场和推动经济发展的目标，非常成功。2005―2007年，是市场推动的汇率变迁阶段。
三、汇率制度变迁的经济绩效
我国汇率制度变迁的经济绩效，需要从不同的层面进行考察。
我们将汇率改革后的实际汇率水平和人民币均衡汇率水平作比较。
（一）对1981-1984年的汇率制度改革绩效分析
1981年实行复合汇率制度，较高的对外贸易内部结算汇率对出口有促进作用，也给国家造成了财政负担的不利影响。因此，国家逐步调低了对外公布的官方汇率，这种政策性的调整造成了1983年开始人民币逐渐高估。这时期的汇率高估导致了贸易收支状况的急剧恶化，1983年我国外贸净出口出现负增长，贸易顺差从1982年的30.3亿美元减少到8.4亿美元，1984年出现12.7亿美元的外贸逆差。说明内部结算价的实施，很大程度上阻碍了我国贸易的迅速发展，汇率制度表现为负的经济绩效。
同时，由于改革开放前的就业体制僵化，加上“”十年城镇积累了大量的失业人员，到1983年有所缓解，说明本币适度贬值和钉住汇率制度缓解了失业压力。这一时期，通货膨胀率年均值2.92%，经济增长率年均值9.6%。因此，汇率制度在促进内部宏观经济均衡目标的实现上产生了作用。
（二）1985-1993年的汇率制度改革绩效分析
1985、1986、1989和1990年，人民币汇率先后4次大幅度贬值，分别达12.5%、13.6%、21.2%和9.8%。汇率低估平均值为12.53%，人民币一直处于低估状态。1991年4月9日，宣布实行浮动汇率制度，当年汇率贬值10%，低估幅度一度增加，到1993年高达19.3%。
人民币几次大幅度贬值应该对出口的刺激作用显著，但是，经济绩效并不明显。原因是，当商品换汇成本降低从亏损转为盈利时，外贸部门竞相提高收购价格，抵消了汇率下调的效果。另一方面，汇率大幅度贬值不同程度提高了以人民币计价的进口商品价格。对于高价进平价出的商品，财政“补贴”增加了负担；对于高进高出的商品，加重了物价上涨的压力，1989年，通货膨胀率高达17.8%。这次汇率低估尽管没有彻底扭转贸易收支逆差的局面，但1986年至1988年期间的贸易逆差的确减小了，出口增幅高达35.85%，国际收支出现了盈余。但受到当时外贸体制和外汇管理体制的制约，效果未能充分展示，但进出口额开始有了大幅度的增加。
奥肯定律描述了就业与产出之间存在正向相关的关系，在短缺时代经济增长和就业弹性系数方向一致，促进经济增长是增加就业。然而，与理论研究相反，这期间我国平均失业率为2.23%。这一时期的通货膨胀最严重，人民币经历了5次较大幅度的变动，小幅波动更为频繁。1991年宣布实行浮动汇率制度后，1993、1994两年通货膨胀一度达到历史最高的21.7%，表明相对浮动的汇率制度易造成通货膨胀。因此，相对浮动的汇率制度在促进我国内部均衡目标实现方面的经济绩效不显著。
（三）1994-2005年的汇率制度改革绩效分析
1994年，开始实行以市场调节为基础的、单一的管理浮动汇率制度，名义汇率大幅度贬值。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各国货币纷纷贬值，使得人民币实际汇率相对提高。当年人民币高估13.03%，达到历史最高水平。1998年我国物价出现负增长，使金融危机的影响加深，汇率持续高估。2001年，经济开放度提高，随着物价上升，实际汇率有所回升。由于美元自2001年之后持续贬值，从2002年开始人民币实际汇率下降，由于钉住美元的固定汇率制度使人民币汇率随之贬值。
这一阶段，我国外汇体制改革后人民币大幅度的贬值，随着经济体制改革尤其是贸易体制改革的深化，出口产品竞争力显著增强，保持了较大的贸易顺差，1994年贸易顺差461.7亿元，出口增幅高达97.2%；1995年顺差持续增长到1403.7亿；1996年贸易顺差为1019亿元；1998年扩大到3605.5亿元；1999年贸易顺差趋势开始逐渐缩小，直至2001年下降到1864.9亿元；2002年再次扩大为2517.6亿元；2004年贸易顺差319.8亿美元；2005年顺差1039.55亿美元；2006年顺差1174.7亿美元。此次汇率制度的变迁，促进了经济迅速发展，保持了长期贸易顺差，稳定的汇价进一步吸引外商来华投资，汇率制度的改革绩效比较显著。
1995-2005年，我国实际GDP增长在7%-10%，从汇率对经济增长的绩效看，来自中国的经验证据，与Wolf的结论较为一致，我国经济增长与贸易增长和外商直接投资有密切关联。1998年以后，国内需求疲软的经济背景下，出口贸易增长对经济增长起到了拉动作用。相对稳定的汇率政策有利于稳定出口预期，有助于稳定外商的预期，促进外商直接投资。2004年，我国外商直接投资实际金额与1993年相比增幅达64.8%。FDI的乘数效应直接带动经济增长，“技术外溢”刺激促进了技术提高。
四、宏观经济发展外部经济的均衡
宏观经济外部均衡体现为国际收支自主易均衡，即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的差额应能相互抵消。国际收支与汇率存在双向的关系，一国国际收支差额既受汇率变化的影响，又会影响到外汇供求关系和汇率的变化。一方面，当一国处于国际收支顺差时，会造成本币对外币升值；另一方面，汇率变化也会影响经常项目收支和资本项目收支。
（一）1985-1993年的外部均衡状况
这9年期间我国经常项目出现顺差的年份只有3年，资本项目却保留着较低的顺差，因此，国际收支基本保持平衡，处于略有盈余阶段。由此可以发现，相对浮动的汇率制度不利于对外贸易，却有利于实现国际收支平衡。这一阶段，国际收支总额占GDP的平均比重为1.5%，只有1990、1991年达到3%、5.2%，其余年份均在1%以下。因此，这一时期的汇率制度在促进宏观经济外部均衡目标实现方面的绩效比较显著。
（二）1994-2005年外部均衡状况
1994年实行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以来，除了1998年出现较小的资本项目逆差外，国际收支一直保持“双顺差”，2004、2005年国际收支经顺差为1793亿美元、2238亿美元，占GDP的比重分别达10.84%和10.01%。一方面说明，稳定的政治环境和良好的经济发展态势，保持着对国际资本的吸引力；另一发面，持续的“双顺差”造成我国国际收支严重失衡，贸易磨擦增加，人民币面临更大的升值压力。从国际收支的资本项目来看，资本项目下引进外资的效果显著。从1993年以来，连续多年吸收外资排名世界第二位，到2006年我国吸引外资世界第一位，对于提升我国经济增长速度、促进人力资本开发利用、增加国际收支盈余等宏观经济目标的实现，都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根据宏观经济计量模型测算，1980-1999年的20年里，中国年均9.7%的增长速度中，约有27%是外商直接投资做出的贡献。
从外汇储备来看，截至2007年初，外汇储备己超万亿美元，位居世界第一。高额外汇储备一方面保证了我国在发展对外经济关系的过程中具有较为充足的流动性，另一方面也使中央银行调控货币政策的难度加大，同时，高额外汇储备也带来了较高成本。
内外均衡的统一是我国经济开放面临的重大课题，也是汇率改革的方向和长期目标。从实际来看，目前的外部失衡已较明显。伴随着“双顺差”的外汇储备快速增长，人民币汇率面临愈来愈大的升值压力。然而，长期的严重外部失衡似乎并未对内部均衡形成较大冲击，国内经济保持了低通胀、快增长的良好态势。需要看到，在外部非均衡状态下的国内经济可持续增长压力逐步增大。
五、几点结论
通过对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1994年汇改以来我国汇率制度变迁的绩效分析，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官方汇率与内部贸易结算汇率的“双重汇率”制度，对出口缺乏足够的激励。“外汇指标”的低价格鼓励了用汇的冲动，这种汇率制度表现为负的经济绩效。实行管理浮动汇率制度阶段，虽然人民币汇率逐步贬值，但经济绩效并不显著的原因，是国内贸易出口主要依赖简单加工“三来一补”小项目，没有形成大量出口经济结构和市场能力，内地农村大规模廉价剩余劳动力还没有得到配置与开发，劳动密集型产业正在形成之中。
第二，实行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阶段，本币汇率的贬值鼓励了出口。在国内已经形成了劳动密集型产业的环境下，汇率制度的经济绩效比较显著。所以，汇率制度变迁的绩效，需要国家经济结构和市场能力的适应。相应的，外汇储备高居下的人民币升值虽然是趋势，但一定要循序渐进，给予目前已经形成的国内经济结构和出口行业，留有一定的转型时间和空间，否则，容易造成经济结构的刚性转型和大量失业。
第三，钉住汇率制度能在稳定物价的基础上，促进了经济的快速发展。我国的钉住汇率制度较好地实现了宏观经济内部发展目标，但不能协调外部均衡目标。相对浮动的汇率制度，可以促进经济的高速发展，减少失业人数，在促进国内均衡目标实现方面的经济绩效不显著。
第四，在经济开放不断加大的环境下，汇率制度改革需要从国内经济和国际间经济协调的双重视角慎重决策。如果我国对外经济长期非均衡的现状不能缓解，国家之间的摩擦无疑将堆积加重。从长期审视，我国均衡汇率终将逐步形成，其中重要的衡量指标之一，是实现贸易国家之间的“双赢”，即实现国家经济绩效和国际经济绩效的协调同步，否则，难以实现开放经济的稳定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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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7)
论文摘要：汇率的高低直接影响该商品在国际市场上的成本和价格，直接影响商品的国际竞争力。外汇汇率的波动，也会给金融投资者带来巨大的风险。本文就汇率变动形成的风险对国际贸易的影响进行了简要的分析，给出了规避汇率风险的措施，以期降低汇率波动给贸易造成的风险，减少损失。
国际贸易活动中，商品或劳务的价格一般是用交易双方均认可的货币来计价。目前约70%的国际贸易以美元来计价。这就需要考虑人民币与美元的汇率了。由于汇率波动频繁，在国际贸易结算中，就需要较为准确地估算费用和盈利，避免汇率变动造成不必要的损失。这就是汇率风险。
汇率变动对贸易收支的影响体现在两个方面:从微观角度看，汇率变动影响进出口企业的成本和利润;从宏观角度看，汇率变动使贸易收支差额从国际收支差额发生变化。
近期人民币对美元一直呈升值态势，一度突破6.8元大关。人民币大幅升值将严重影响我国产品出口的竞争力。汇率变动的风险，不得不引起我们的重视和研究。从目前形势看:
1.人民币面临较大的升值压力
自2003年初起日本在七国会议明确提出要求“人民币升值”的主张后，以一些发达国家和国际机构以各种形式要求人民币升值。其理由是，由于人民币币值低估，使得中国的出口产品具有很强的国际竞争力，充斥于世界市场的中国产品对许多国家的工业造成了冲击。一方面，它们认为这是中国输出通货紧缩的表现，中国输出通货紧缩影响了世界经济的复苏;另一方面，人民币币值低估，使中国贸易收支持续表现为顺差，因此人民币应该升值，从而通过升值来改善一些国家的贸易收支状况。
2.美元贬值动力尚存
在以美元为本位的世界金融体系下，美元贬值表现为对其他货币的相对升值，在该体系中，美元总是处于多发行货币的状态，美国可以开动印钞机发行大量美元来适应其过高的国防开支和提高其本国国民的福利待遇，从而形成其赤字财政政策。近年来美国对其它国家的负债仍然以每年5%的速度上升，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2006年底以前的统计，各国中央银行持有美元头寸约4.8万亿美元，过多的美元发行量必然会使美元有贬值要求。这意味着美元的贬值趋势仍将继续。
3.我国的汇率改革还不完善，汇率浮动仍显刚性
我国的汇率制度改革后，汇率弹性较之前已有所增强，但与完全浮动相比仍显刚性。汇率制度的改革，使人民币汇率升值预期增强，大量投机资本流入境内，央行为维持外汇市场均衡，必须不断进行外汇干预，大量买进外汇资产，进而导致外汇储备相应快速增长。面对外汇储备的高速增长，央行又不得不采取公开市场业务，发行票据进行冲销干预，而在冲销干预下货币的升值压力进一步加大，利率有上升压力而其预期却不上升，利率一汇率内在传导的机制被相对刚性的汇率制度所隔断。正是利率政策与汇率政策的这种矛盾冲突。造成2005年以来我国宏观经济运行持续过热，货币供应量超标，潜在通货膨胀压力增大。
当前人民币汇率形成的机制尚未完全市场化，人民币汇率主要是在银行间的外汇市场上形成，外汇市场供求关系是决定人民币汇率的基础，但中国的银行间外汇市场仍是一个相对封闭的外汇头寸市场，还有一部分外汇供求关系还不能在外汇市场上实现。
通过上面的分析，不难看出人民币升值将带来我国企业在结汇时出现汇率风险，因此如何规避汇率风险就成为我们研讨的重心。笔者认为合理规避外汇风险应从宏观和微观两方面入手协调进行，以减少汇率波动造成的损失。
宏观方面规避风险的措施应“长短”结合。
1.短期措施—主要目标是使汇率维持在一个狭窄的区间内波动
一是继续采取钉住一篮子货币的汇率制度，并公布货币篮子的组成。从而给市场一个明确的货币汇率变动规则。将对货币的升值预期转移到对篮子中主货币的贬值预期上。
二是适时扩大汇率的浮动区间，并承诺在一定时期内不会改变区间。这需要迅速对外汇交易市场、外汇指定银行与居民和企业的交易制度、银行的外汇头寸管理制度和强制结售汇制度进行相应的改革和调整。
三是通过在外汇市场上的有效干预，使汇率反复进行窄幅震荡。这种方式虽然可能有一定效果，但并非长久之计，而且其实际效果需要视市场心理而定。
四是采取更严格的资本管制，这是一种改革期间的不得已的方式。
2.中长期措施—逐步由管理浮动汇率制转向单独浮动汇率制
一是可逐步扩大汇率的可浮动空间。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使央行有更大的汇率预警空间，有利于实现内部平衡目标.有利于积极地发挥市场的价格信号作用，逐渐达到均衡汇率水平，也有利于对外贸易竞争和国内经济结构的调整。鉴于浮动汇率面临的技术难题及入世后国际收支平衡的需要.我国的汇率制度改革应首先将目前较为“固定”的汇率制改为真正的浮动汇率制，即将汇率浮动设定上限和下限.并逐步增大人民币汇率波动区间，汇率的走势将主要由市场来决定，使人民币汇率将可以真正反映市场的供求关系，央行的操作也会更加灵活，可动用各种公开市场业务工具来干预外汇市场，而不是简单地宣布升值或贬值。
二是自律突出在控制与调节。市场价格规律预示我国人民币单边升值不可持续，我国自律的重点在于市场规律的认定和选择，而不是简单对应国际舆论。这需要我们用自我控制和调节得到验证与掌控。自律的结果是化解自我的风险压力，增强自身的经济实力和金融作为。而从自律角度反思，我国人民币汇率带来的压力不是在释放和化解，相反矛盾和压力在逐渐上升，我们需要考虑和改变我们的对策和策略，主动掌握我们自己需要的价格与价值。
三是加强汇率波动理论的研究，加强对汇率的检测，建立完善的汇率预警机制，定期预警信息，加强对企业的引导。
微观方面规避的措施要从加强管理入手。
1.增强企业汇率风险管理技能
培养和引进懂专业、懂技术、懂工具的财务人员，加大有关信息的投入，使之能够在外部咨询的基础上对汇率做出独立的判断，能够识别风险点，并运用有关工具管理风险。树立正确的风险管理理念，选择最适合自己的产品和方法管理风险。
2.选择合理的避险工具和产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