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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论:写作是一种深度的自我表达。它要求我们深入探索自己的思想和情感,挖掘那些隐藏在内心深处的真相,好投稿为您带来了七篇生态文明论文范文,愿它们成为您写作过程中的灵感催化剂,助力您的创作。
1.发展生态文明型物流的现实需求。物流生产系统是一个错综复杂的系统,包括仓储、配送、包装、运输、装卸搬运等诸多生产环节,这些环节涉及大量的人、财、物等资源要素迁移,与环境的接触是全方位的,这些物流系统构成要素的运动会对空气、水、土壤等产生污染,物流设备发出的噪音也会烦扰居民,从而破坏当地的生态环境,严重影响民众的生活质量和健康安全,使我国生态环境问题日益凸显,客观上要求改变传统的生产、生活方式,发展生态文明型物流。
2.发展生态文明型物流的内驱动力。当前,我国正在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任何企业必须在国家法律法规和社会伦理公德允许的范围内科学利用自然资源,在保护生态环境的基础上实现经济和社会的包容性发展。因而企业的发展深受企业内外部环境的制约与影响,过去的粗放外延发展模式已不能适应经济生态化发展的现实需求。消费者的需求升级,企业的自觉实践,政府的积极推动,都是我国发展生态文明型物流的驱动力。
3.发展生态文明型物流的国际诱因。绿色壁垒是指为保护生态环境而直接或间接采取的限制甚至禁止贸易的措施。绿色壁垒从短期看的确不利于我国商品的大量出口,但从长远来看,严苛的环境标准可以转换成企业的一种竞争压力,进而推动各企业实行低碳绿色生产和进行相关的技术创新,积极践行生态文明型物流。
4.发展生态文明型物流的外拉动力。生态文明型消费是一种低碳、绿色的消费模式,这种消费模式从产品整个生命周期的视角考量削弱其对生态环境的负面效应,有益于人的安康和全面发展。公众的生态文明型消费和企业的生态文明型生产对生态文明型物流的发展都具有巨大拉动作用。遵循发达国家的经验,政府通过制定有利于生态文明消费的法律法规、标准、认证制度等,利用宣传和教育培育公众的生态文明消费观念,是有效推动生态文明型消费进而拉动生态文明型物流发展的举措。
二、生态文明型物流的基本发展模式
1.物流循环化模式。循环物流是指基于循环经济的“无害化”,以“减量化、再使用、再循环”的“3R”为原则,以最大限度地提高资源的使用效益、优化资源利用方式为核心,以经济、资源和环境效益的最大化为目标,集正向物流和逆向物流为一体,以节约成本和提高竞争力的一种可持续发展的循环系统。循环物流体系的构筑是一项系统工程,它包括社会物流循环体系、产业物流循环体系、供应链物流循环体系、企业物流循环体系和生活物流循环体系五个层面,涉及到政府、行业、企业和公众各级主体。
2.物流减量化模式。物流减量化的内涵蕴含经济和生态两个方面,其经济内涵就是降低物流的经济成本;而生态内涵则指为减少对自然物流的损害,经济发展和居民消费尽可能采用能够减少物的人为流动的方案或方式,减少自然物流转入经济物流的资源量和由经济物流系统进入自然物流的废物量。物流减量化包括物流实物量的减量化和物流价值量的减量化,两者缺一不可。物流减量化的终极目标是实现物的流动总量和必要物流成本的最小化。具体可通过产业结构的调整与优化实现物流的总实物量下降;采取供应链管理从产品的整个生命周期着手促进物流减量化;通过改变消费观念与消费方式、进行适度消费等重要举措来实现物流减量化目标。
3.物流绿色化模式。绿色物流是指在规划和实施物流的各个环节中,利用先进技术、绿化的理念,充分净化物流环境,节约能源,降低成本,实现物流资源最大限度的利用,倡导经济的可持续性发展。绿色物流主要从供应链管理和物流运作的绿色化两个层面进行。一是供应链管理层面的绿色化,包括对供应物流、生产物流、销售物流、逆向物流等的管理,使之绿色化。二是运作层面的物流功能环节绿色化,主要包括运输、仓储、包装、装卸搬运、流通加工、配送、物流信息处理,物流绿色化要求对这些功能环节进行绿色化运作。
4.物流低碳化模式。低碳物流是在低碳经济的指引下发展起来的一种新型物流模式或者物流系统运行模式。其核心思想是依靠科学技术和低碳理念的介入,使物流运作过程中产生的对环境的伤害降到既定的范围,并促进有效物流资源能够获得更为高效的利用,提升物流的绩效。物流低碳化模式主要从能源“低碳化”方面去实现物流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的共同最优化。可从物流动力源上实现低碳化,研发可再生能源和温室气体减排等技术,提高清洁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在动力源上占的比重,优化物流能源结构;提高物流运作效率,合理布局货运网点、配送中心,包装的大型化和集装化,建立智能运输系统;从物流末端上采取补救措施等。
三、发展生态文明型物流的保障路径
(一)加强制度建设和政策引导
生态文明型物流具有跨行业、跨区域、涉及利益主体众多的特征,只有通过相关制度体系建设,才能从源头上消除破坏生态环境而牺牲社会利益的不合理现象。首先,加强生态文明型物流相关法规制定。政府要从建设生态文明的高度出发,制定符合生态文明型物流发展规律、适应国情又与国际接轨的绿色产业政策及其相配套的法律法规,彻底扫除部门之间、行业之间和地区之间发展生态文明型物流的障碍。对当前不够严谨、有明显缺陷的法律法规进行修订和完善;及时废除不合时宜的法律法规,同时根据物流“新常态”制定新的法律法规,提高法律法规的执行力。其次,构建和完善生态行政机制。政府要强化生态意识,树立生态文明执政理念。政府在依法决策的同时建立相应的行政问责制度,有效遏制行政不作为现象;制定科学的政绩考核评估机制及相关配套制度,贯彻生态文明的政绩观。再次,完善资源有偿使用制度。生态资源的低价或无偿使用是造成物流粗放发展的重要原因。为促进物流运作的减量化、绿色化、循环化、低碳化,应明确自然资源与生态环境的产权关系,形成一个比较完善的自然资源与生态环境的价格体系,以价格机制推动自然资源的高效利用,从而降低物流运作各个环节对生态环境造成的负面影响。还要制定并实施促进生态文明型物流发展的各种政策。一是实施绿色税收政策。对企业排放污染物、高耗能高耗材行为、对居住环境和城市环境造成污染的行为进行征税,而对改善环境的行为实施税收优惠政策。二是实行绿色财政政策。在政府与市场关系层面,形成以强化社会环境责任为主体的绿色财政政策体系。在政府间关系层面,形成以强化政府环境责任为主体的绿色财政政策体系。在区域协调发展层面,形成建立在主体功能区基础上的绿色财政政策。三是建立健全绿色信贷制度。契合绿色价格机制与生态产业政策,为生态文明型物流发展提供融资保证。
(二)注重基础设施和网络信息化建构
物流基础设施网络是由物流节点(物流园区、物流中心、配送中心、公共信息平台、车站、空港、码头、各类企业的仓库与货场等)和物流线路(公路、铁路、航线、信息和通信线路等)有机配置而成的能够提供物流服务功能的场所或设施的实体网络。物流基础设施网络的规划及其落实主体主要包括各级政府与各类企业。中央政府首先要做好全局性的物流基础设施网络规划,保证其整体空间布局合理,功能与区域经济发展相配套。各级地方政府应在遵循中央规划的基础上根据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状况进一步细化物流基础设施网络建设,既要提高现有物流资源的整合和设施的综合利用率,也要强化规划新建设施的宏观协调和功能整合,提升物流基础设施的信息化水平,提高物流基础设施的运营与网络化服务能力。政府按物流基础设施网络规划建设时要尽量按市场经济规律配置,避免造成资源浪费。企业在物流基础设施网络规划时主要体现在为充分利用现有资源而做适当的补充建设,关键是与其他物流组织配合,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通过对物流基础设施资源进行网络化重组、整合和优化使用,提高物流资源的配置效率,而不一定是通过自己建立物流基础设施网络来实现物流运作的目的。
(三)深化科技共同研发与协同创新
科学技术日趋影响经济发展和社会生活各个领域,成为驱动现代生产力发展的最活跃因素。发展生态文明型物流亟需持续地科技创新,尤其生态化技术体系是其关键支撑,它可以推进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和谐协调发展。要注重生态化基础技术创新。生态化基础技术是生态文明型物流发展的技术基础,它主要包括清洁生产技术、废弃物无害化处理技术、资源循环利用技术、低碳技术等。生态化基础技术具有外部性和公共物品属性,需要通过政府的政策扶持,牵引和整合各方力量,以实现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的统一。要为生态化基础技术创新要素的合理流动提供体制保障,加强财政投入对生态化基础技术资源优化配置的引导功能,强化生态化基础技术创新公共服务。注重生态化物流技术创新。生态化物流技术涉及物流设施、设备、工具及物流经营管理等领域,包括运输、储存、包装、装卸搬运、配送、流通加工、物流信息、供应链等技术的生态化。一是进行物流标准化体系建设。它包括物流术语、技术标准、计量标准、数据传输标准和管理标准等。物流的各种相关技术标准的统一并与国际标准接轨是提升物流效率、削弱物流对环境负面影响的重要环节,也是发展生态文明型物流所需要的。二是物流技术与信息技术有机融合,构建物流信息网络系统。完善的物流信息网络系统是发展生态文明型物流的重要基础和保证。要通过广泛采用地理信息系统、全球定位系统、条形码技术、无线射频识别技术、电子数据交换等,发展物联网,使物流与信息流实现在线或离线的高度集成,使物流装备与信息技术紧密结合,实现物流运作的自动化与透明化。三是把生态化技术应用于物流管理实践。这不仅要求物流管理人员精通物流管理技术,掌握供应链管理运作的综合知识,还要熟悉生态化技术的发展趋势并能够借鉴循环、绿色、低碳物流管理先进经验,提高生态化技术在物流管理过程中的应用水平。
(四)强化宣传教育与人才培养
1.劣势分析一是经济基础薄弱。湘西地区的经济规模总量小,城市辐射能力弱,产业发展水平不高、优化程度不深,政府可用于生态建设的财政投入不足。统计数据显示,2012年湘西地区的GDP为2871.6亿元,占全省的13%,只相当于同期长株潭地区GDP总量的30%;公共财政预算收入为178.6亿元,占全省的10%,只相当于长株潭地区的25%。产业结构也不合理,2012年第一产业占比为18.6%,高出全省5个百分点,第二产业比重为39.0%,低于全省8.4个百分点[3]。地区工业化水平偏低,产业集中程度不高,产业配套不完善,关联度小,从业企业规模偏小,无法形成产业的集群效应。区内各级政府可用于生态建设的投入占财政收入的比重低、总量小,极大影响着地区社会经济与生态环境的协调发展。湘西地区还是湖南省贫困县和贫困人口最多的地区。39个县市区中有贫困县市区30个,占全省的71%;其中国家级贫困县14个,占全省的70%;省级贫困县10个,比照省扶县6个。未脱贫的人口大多居住在边远山区、岩溶干旱区、高寒山区和水库淹没区,这些地方传统农业经济成分重,公共服务体系薄弱,抵御自然灾害和市场风险的能力差,致使长期处于贫困状态,他们对经济发展、就业提升、社会保障与教育医疗等民生体系建设的期望值高。二是资源综合开发利用水平不高。湘西地区矿产资源丰富,但资源开发企业的规模小,产业集约化程度低,资源浪费严重,开发过程造成的环境污染严重,使得丰富的资源优势并没有转化为经济优势。此外,随着经济发展对资源需求的快速增长,相关资源产业的结构性矛盾将进一步突出。三是土地生态安全问题突出。湘西地区地貌以山地、山原、丘岗为主,地势高差大,地形崎岖,水土流失严重,是湖南省水土流失面积最大、问题最重的地区。高频引发的山洪、泥石流、滑坡、洪涝干旱灾害,造成农林用地质量下降,工农业减产,制约了地区经济发展的速度与质量。同时,由于区内森林资源分布不均,成熟林比重高的优质森林资源大多集中在偏远山区,而城镇周边、农村聚居区的森林质量低,且矿区粗放式的开发导致大面积的森林资源破坏,造成森林生态功能减弱。
2.机遇分析一是政策机遇。近年来,我省先后出台了《关于加快湘西地区开发的决定》、《湘西地区开发总体规划》、以及《关于深入实施湘西地区开发战略的意见》等一系列政策措施,提升了湘西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在全省的地位,获得了省内的政策支持,提振了地区居民实施生态文明建设的信心。在国家层面,国家发改委出台了《武陵山片区区域发展与扶贫攻坚规划(2011-2020年)》,明确将湘西地区扶贫开发上升到国家战略高度。此外,2013年12月,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国土资源部、水利部、农业部、国家林业局等六部门联合下发了《关于印发国家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建设方案(试行)的通知》,启动了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建设,并且以湘西地区为主的湖南省武陵山片区在2014年6月正式入选我国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建设名单(第一批)。这一系列的优惠政策,既为湘西地区的生态文明建设奠定了坚实的政策基础,又为湘西地区的生态文明建设带来了宝贵的发展机遇。二是产业转移机遇。国际金融危机之后,湘西地区面临着东部沿海地区的部分产业寻求向中西部转移的历史机遇。承接好东部沿海地区的转移产业,将有力促进湘西地区的产业调整与经济发展,增加地区就业与财政收入,改善民生保障状况。
3.挑战分析一是外部区域竞争激烈。湘西地区周边具有相似生态环境优势、资源禀赋条件的湖北省宜昌市、重庆市渝东南武陵山区、以及同样入选我国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建设名单(第一批)的贵州省,并且三省也分别出台了自己的扶持开发优惠政策。因此,湘西地区如何充分利用好自身优势,提升地区核心竞争力,并吸引到所缺的技术、资金、人才等关键发展要素,就显得至关重要。二是生态文明主体意识不强。在政府层面,传统的绩效考评机制无法全面强化政府部门生态文明建设的主体意识,绩效评价中追求经济增长的同时,生态环境保护、生态文化建设却没能得到足够重视;在企业层面,在资源日益困乏的当下,多数中小企业由于各类原因,仍然实行粗放的经营模式,企业整体的生态文明观、社会责任观较为模糊;在社会其它组织层面,地区居民对于生态文明建设的关注度不高,生态文明意识淡薄,非政府组织影响力不足,参与度不高,在涉及社会生活各个领域的生态文明建设过程中,缺少来自社会民间的支持。
4.湘西地区生态文明建设的SWOT矩阵模式根据上述分析结果,构建出湘西地区生态文明建设的SWOT战略矩阵如表1所示。
二、湘西地区生态文明建设的路径选择
基于湘西地区生态文明建设现状的SWOT分析,根据生态文明建设的科学内涵,以建设环境优美、人民福祉不断提升、社会经济持续发展为目标,湘西地区的生态文明建设的路径,应从经济综合发展、资源能源保护与节约利用、生态建设与环境保护、社会民生建设、生态文化发展五条路径全面推进。这五条路径相互关联、相互促进、相辅相成,共同作用并完成生态文明建设的总目标。
1.经济综合发展路径加快产业结构调整,建立特色生态经济发展模式。在生态农业产业方面,深入挖掘湘西地区丰富的生物资源,培育具有地区特色的农业产业。如湘西地区著名的猕猴桃、冰糖橙、碰柑、脐橙等优质水果品种,茯苓、天麻等中药材。延伸农业产业链条,以深加工为途径,深挖农产品价值,开发出具有市场竞争力的农优产品。大力支持地方农业龙头企业,发挥其示范辐射作用。提升农业服务质量,积极推广应用农业新技术与新型品种。在生态工业体系方面,以新材料、新能源、生物制药和先进装备制造为突破口,培育打造战略新兴产业集群。开发引进先进的生产技术、生产工艺,对高能耗、高资源消耗、高污染的传统产业进行淘汰、升级,推进循环经济与低碳经济的发展。在生态服务业方面,以专业化、市场化、产业化为目标,重点发展生态旅游业、生态养生业、商贸物流业与现代金融业,全面繁荣发展服务业市场。提高基础设施建设水平,提升招商引资吸引力。在交通运输领域,迅速围绕即将建成通车的沪昆高铁建立配套的基础设施,充分利用高铁对地区经济的推动作用,构建湘西地区的高铁经济圈;加速提升地区各市州行政区之间以及市州行政区内的交通运输网路,完善县际、县乡、乡村等末端公路体系,提升陆路交通运输效率;加快沅水、舞水、酉水等流域的水路运输基础设施建设,挖掘水路运输的潜力;在信息通讯领域,加速推进宽带互联网、新一代移动互联网基础设施建设,进一步提高宽带互联网、有线电视网、电信网的覆盖比率。地区完善的基础设施既是吸引国内外企业进驻的重要影响因素,也是湘西地区赢得区域竞争的重要砝码。
2.资源能源保护与节约利用路径科学编制国土空间规划,优化国土资源配置。加速编制并严格执行国土空间规划,建立地区国土资源综合管理数据中心,调查评价国土开发强度与开发秩序,平衡城乡国土开发整体格局;推进集体土地流转制度建设,严格实施城市建设用地增加与农村建设用地减少相挂钩的政策;加强土地执法力度,大力整治非法经营建设用地,严格落实耕地保护制度,做好耕地保护工作;提高工矿废弃地、灾毁地的复垦利用水平,完善土地占用补偿机制,提高土地集约节约水平。提高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水平。加大矿业产业科技投入,提高矿产品深加工水平,增加矿产品附加值;整合集约化程度低的中小矿产开发企业,淘汰资源浪费严重、污染高、附加值低的粗放产业管理模式,提高矿产资源勘探、开发、综合利用水平。建立高效的水资源配置体系。根据水资源的水文特性,严格限制地下水的开采规模,维持地下水资源的代际安全与平衡,针对地表水的流量变化,合理安排不同年份或季度的地表水开采量;依据工农业和服务业的生产性用水、居民生活用水以及生态环境用水的特性,科学制定合理水价,发挥价格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提升集约节约用水的技术水平,提高水资源的利用率;加大节约用水宣传,鼓励节约用水行为,培育全社会节约用水的意识。提高能源利用率。做好地区页岩气勘探开发保障工作,加快推进风能、太阳能、生物质能源、农村沼气等工程建设,充分挖掘区内清洁能源开发潜能,为地区生态经济的快速发展提供持续的能源保障;增强科技创新,提升节能技术水平;严格限制高能耗产业发展,实现生产领域的低能耗改进,降低经济整体能耗强度;加大节能理念宣传,大力发展公共交通,改变居民生活方式,实现消费环节的节能。
3.生态建设与环境保护路径以林业建设为重点,加大生态建设力度。森林生态系统在湘西地区发挥着巨大的生态公益价值,完善退耕还林、生态防护林以及石漠化治理工程的制度保障及资金支持,健全生态补偿机制,充分挖掘三大工程对涵养水源、保持水土、净化空气、固碳等生态功能提升的促进作用,提高地区环境的生态承载能力,进一步巩固湘西地区的生态保障基础。加大环境执法力度,健全环保奖惩机制。建立快速反应的环境监测及预警机制,及时处置环境污染突发问题;明确资源产权制度,对涉污企业实行零容忍政策,并加大对知法犯法的污染企业的处罚力度;迅速提高地区整体城市生活污水处理覆盖率和固体废物无害化处理覆盖率,加强农村生态环境的保护力度,农村绝不是经济发展中的“超级垃圾场”,加大农村环境的整治力度,建设美丽乡村;鼓励企业建立工业用水循环系统;加强湘西地区的重金属污染治理,保护地区生态环境与生活多样性。
4.社会民生建设路径建立扶贫长效机制,着力提升民生水平[4]。发挥政府在生态文明建设中的核心作用,积极引导民间公益组织与个人,对重点贫困地区、家庭给予及时的帮助;建立以提升贫困地区经济造血功能为主的扶贫平台,使扶贫长效化、扶贫效果最大化,做到“把关心与帮助及时送到最需要的地区、家庭之中”;协调城乡发展水平,完善户籍制度改革,允许满足条件的农村户口在中小城镇的落户需求,妥善解决二元经济结构带来的城乡间、地区间贫富差距拉大问题;决贫困地区教育落后的顽疾,提升地区人口综合素质,贫困地区面貌改变的根本落脚处仍然是教育水平的提升,扎实基础教育,加快教育信息化发展,使最优质的教育能传递到最偏远的地区;落实职业教育,增强贫困地区人们的职业技能与职业素养;建立健全就业服务体系,降低用工方与劳动人员之间的沟通成本,提升地区就业率,提高贫困地区居民收入;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提高新农合农民参合比率和城镇居民医疗保险参保率,缩小城乡、地区间的公共服务差距。
5.生态文化发展路径从生态文明建设包含政府、企业、家庭、非政府组织、混合主体五个建设主体着手,提升地区生态文明建设的主体意识。在政府建设主体方面,完善各级政府部门的绩效评价体系,提高生态环境保护的考核比重,提高政府对生态环境保护的重视程度,强化其主体意思;在企业建设主体层面,健全企业的生态文明责任观,提高企业履行社会生态责任意识,树立正确的企业生态文明意识,实现企业的可持续发展;在家庭建设主体方面,大力加强居民生态教育,树立生态保护意识,提高生态建设的家庭参与度;在非政府组织和混合主体方面,鼓励社会各组织积极参与生态建设,提升社会整体对生态文明的认识程度。
三、结论
(一)生态文明建设为低碳经济发展奠定思想基础
传统工业文明的特点主要是掠夺和征服自然,带来严重的损害和破坏。然而,生态文明建设可以提高人类对人地关系的反馈感知,并积极寻求和谐共生的生态环境。此外,建设生态文明可以促进整个社会更多地关注环境质量,为共同努力发展低碳经济奠定思想基础。
(二)生态文明建设可以提升低碳经济资本效率
发展生态文明不仅反映人们关注环境建设及不可再生资源的消耗,也主张多样化资源的发展性存储,提高资源利用效率,使有限的资源得到最佳使用。对于一种资源,低碳经济资本投资也应该是有效的。从这个角度来看,建设生态文明,有利于有关部门和企业加强节约意识,最终促进低碳经济的资本利用效率增长。
(三)生态文明建设可以提高低碳经济的竞争力
通过发展生态文明综合战略,注重技术创新将转型为关注绿色因子。一直以来,中国主要依靠引进技术,导致积极有效的竞争力减弱和环境保护趋于不利。结合中央政府的自主创新战略,目前我们需要大力开展低碳技术的自主研究和开发。只有在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情况下,中国才能增大低碳经济竞争力的潜力。
(四)建设生态文明可以唤起企业的社会责任感
为促进低碳经济发展,不仅是企业,金融机构也应遵循市场规律,它的职责同样应当是建设生态文明。除了追求自身的利益外,企业和金融机构也应当考虑利益相关者的权益,在进行经济活动时,它要求企业和金融机构要实现一定的社会责任,尤其是环境责任。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企业需要增加在低碳经济上的投资,显然金融机构应加大对低碳经济发展的金融支持。
二、低碳经济发展背景下生态文明建设的具体建议
发展中的中国,生态文明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各相关部门整合资源,协调工作,如共同制定开发计划,宣传教育的政策措施和系统安全方案等。此外,积极协调软件和硬件的建设对实现生态文明的快速发展也是必不可少的。
(一)编制《加强城市生态文明建设规划纲要》和《实施方案》
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提高生态水平对中国的文明建设是必要的,然而,我们认为,一个完整的、系统的规划和更详细的实施方案的实施是加强巩固生态文明的根本。因此我们建议有关部门组织编写《加强城市生态文明建设规划纲要》和《实施方案》。
(二)充分利用媒体的大众传播功能加强生态文明观宣传
作为社会舆论的引导,媒体需要把普及生态知识、推广生态文化为己任,成为传播生态文明观的主流平台。首先,媒体需要与环保部门合作,他们可以成立通信联合会议。第二,媒体应当积极宣传生态文明建设意义,主要思路和实施步骤,以及达到生态文明基本要求的多种途径。第三,媒体需要扮演生态文明建设信息交换媒介的角色。媒体应该传达政府对建设生态文明的决策和部署,并同时向政府有关部门反馈广大人民的建议。
(三)充分利用社会科学学术组织探讨和研发的能力
生态文明作为社会科学的重要研究领域,社会科学研究机构和学术组织应该开展生态文明研究。我们建议社会科学研究机构大量开展生态文明建设的探讨,并和相关的学术机构积极组织生态文明问题的学术研究。当实施生态文明获得一定成就后,要逐步推广生态文明的成果,鼓励相关机构———学校,企业和社区能够采纳这些成果,这样他们可以起到引导各级管理人员的决策行为,培养大众生态意识的作用。
(四)建立政府企业合作平台
生态文明建设不仅需要企业合作,还要由政府部门引导。其他社会力量缺乏一定的政治和经济资源,而政府部门则具备这个独特的优势,因此政府部门必然需肩负建设生态文明的历史任务。作为国民经济的微观结构,企业是建设生态文明的一分子,尽管要追求利润,但在社会责任的驱动下,企业要与政府部门联合担负起生态文明建设的具体任务。我们提出建立政府与企业之间的合作平台,使其在支持生态文明建设中发挥杠杆的作用。
(五)建立生态文明绿色技术支撑体系
绿色技术着重介绍环境因素,在技术创新的过程中实现环境保护,实现企业价值。没有绿色技术的支持,生态文明建设不可能产生理想的效果。所以我们建议建立绿色技术支撑体系下的生态文明,如绿色科技人才系统,投资体系,研发体系,市场体系和资本制度等等。
(六)建立绿色金融服务体系
资本的支撑是建设生态文明的前提。然而,虽然绿色金融的概念已经被引入中国,目前的绿色金融服务产品建设仍在起步阶段,要达到支持生态文明建设的目标,相应的金融服务力度仍旧严重不足。为了提高生态文明的资金支持,要建立绿色金融服务系统,包括绿色信贷项目风险识别与评估系统,分散、发行证券和绿色技术支持的制导系统;绿色产业投资基金和风险投资机构则主要针对绿色节能产业等。
(七)将生态文明指标纳入政府绩效评估体系
我们建议将生态文明指标纳入绩效评估系统,根据政府部门的特点,评价他们对生态文明的贡献。评估体系包括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培育生态文化,发展生态经济,实施生态建设工程具体措施和工作成果等等。要建立严格的问责机制,在生态文明建设中,建立实施惩罚政府部门的严重失职行为的制度,并要奖励那些做出了突出贡献的部门。总之,建立生态文明指标性能评价系统可以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必要的制度保证。
(八)加强生态文明的立法
生态文明是符合人类发展要求、解决生态问题、促进和保障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新型文明形态。生态文明建设遵循自然发展、经济发展、社会发展和人自身发展等规律,尊重自然、人和社会的辩证和谐统一,积极改善和优化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致力于构建三者间的和谐共生、良性循环、全面发展、持续繁荣。人是自然的产物,自然界为人类提供生存环境,是人的无机身体。马克思提出:“人不仅仅是自然存在物,而且是人的存在物,也就是说,是为自身而存在的存在物,因而是类存在物”。马克思的自然观认为人是自然的一部分,人与人之间存在着必然联系,人们的社会生产也只能在自然中进行。人与自然、人与人、自然与社会是密不可分的。马克思明确指出:“人(和动物一样)靠无机界生活……人在肉体上只有靠这些自然产品才能生活,不管这些产品以实物、燃料、衣着的形式或是以住房等形式表现出来”。自然的力量是无尽的,自然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为人类提供生活必需品。自然不仅仅为人类提供物质保障,“自然界,就它本身不是人的身体而言,是人的无机的身体”。而“所谓人的肉体生活和精神生活同自然界相联系,不外是说自然界同自身相联系,因为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因此,人和自然是辩证统一的,他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离不开自然界。
(一)坚持科学发展观
马克思生态思想表明,自然和人、社会是辩证统一的。这在社会实践中就要求社会发展坚持以人为本,同时合乎自然、合乎规律,坚持统筹人、社会与自然和谐共存,坚持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这样的发展就是科学发展。可见,马克思生态思想是科学发展观的理论基础。实际上,科学发展观坚持马克思的人与自然辩证统一、在劳动中实现人与自然的统一的生态思想,主张采用统筹兼顾的方法运用自然规律,努力实现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最大化,保证生态文明的顺利进行。在社会发展过程中,只有时刻坚持以马克思生态思想作指导,以马克思生态思想为基础处理经济、政治、文化等各个方面的问题,始终坚持自然和人类社会的辩证统一,才能保证科学发展观的真正落实,推动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建设,促进我国社会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反之,则会受到自然发展规律的惩罚,社会经济发展将会遭到严重的影响。
(二)真正确立自然、人和社会辩证统一的生态理念
正确生态理念的确立有利于生态文明建设的顺利进行。为了保证自然、人和社会辩证统一生态理念的形成,必须从思想上破除人类中心主义,转变社会发展观念,正确认识物质经济利益及其追求和社会及人的发展的关系,克服物质经济利益至上、社会实践唯物质经济利益是从的错误思想,自觉坚持以马克思生态思想作指导,自觉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不断增强生态环保意识,树立解决生态问题和建设生态文明的信心,为建设生态文明准备思想前提。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从表面上看是解决生态问题的现实道路、必然要求和结果,从根本上看则是马克思关于人与自然辩证统一的生态思想的内在要求和意蕴。换言之,正是马克思生态思想为我国解决生态问题、建设生态文明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二、为我国生态文明实践指明了重要路径
生态文明是我国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前提是尊重和保护护自然,目标是引导人们走向和谐、可持续发展的道路,宗旨是保证自然、人与社会和谐共生,从而建立可持续的生产方式和消费方式。马克思生态思想为达到此目标指明了实践路径。实践沟通、连接了人与自然,是人和自然联系的基础,人只有在实践中才能实现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只有通过实践劳动自然界才能成为人类及其社会生存发展的现实基础,才能“为人所用”。马克思认为:“劳动这种生命活动、这种生产活动本身对人说来不过是满足他的需要即维持肉体生存的需要的手段”。人类的生存离不开劳动,劳动是其生存的手段。只有在具有社会性的劳动中自在的自然才能被创造成为人化自然,从而才能与人类统一起来。同时,“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所以,在实践劳动中也只有在实践劳动中人、社会和自然才能达到和谐统一。
(一)完善社会主义制度,加强生态法治建设
落实和践行马克思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生态思想是我国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目标,把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贯穿到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建设和法治建设中,将生态文明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各方面的制度建设相统一。一方面为生态文明建设立法,完善社会主义法治。以社会制度和法治为基础,推动政府职能转变,建设生态责任政府,建立自上而下的生态文明建设监督系统,从社会制度层面落实和贯彻科学发展观,运用更加完善的社会主义制度和法治不断调节社会发展进程中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促进生态文明建设在经济、政治和文化生活中有序进行。另一方面,建立全民参与的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大力宣传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意义,确保每个公民都树立保护生态环境的意识,从自身做起、从小事做起,用实际行动来推动生态文明建设。同时建立自下而上的生态监督体系,保证每个公民都可以行使自己保护生态环境的权利,监督各级政府机关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的成效,督促他们更加透明、高效的解决各种生态问题。只有政府和人们两个方面共同努力,才能保证我国的生态文明建设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
(二)坚持在实践中解决生态问题、建设生态文明
1.1生态环境恶化现状
滨海新区位于京津冀三地交汇处,西临北京,东临渤海湾,北有唐山首钢,属于重工业、冶金业、化工业等重度污染处。由于改革开放长期以来的无序开发,生态环境恶化态势很难在短时期内得到有效改善和扭转。生态环境的恶化具体表现在:重度空气污染企业和日益增多的机动车尾气污染,致使城市空气污染问题较为突出;渤海湾海域水质持续恶化,很大程度上污染了海洋生态环境;施工期土渣车运输过程中洒落的土方和工程车辆在城市快速路上掉落的木方产生的路面扬尘问题较为突出;大片土地失去种植农作物和有经济价值的植物的条件,土壤盐渍化严重;农村的生态环境建设改善明显落后于城市,特别是环境卫生建设;地表水质较差,呈现直线下降的趋势,而且用水自给率很低;森林覆盖率比较低,建成区绿化覆盖率较低;产业结构不合理,产业间功能相对独立,关联性较差,未能形成良好的产业链;经济发展方式仍属粗放式发展,存在高耗能、高污染现象,给新区环境和生态造成了很大压力。
1.2研究解决问题的方向
解决滨海新区生态文明建设的难题,深化生态文明建设改革,是首要任务。从社会调查问卷中,可以看出滨海新区的生态文明建设十分迫切,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做出努力:在水污染方面,查明地表水出现质量问题的原因,找到污染源,采取积极有效的措施,提高地表水质量;在空气污染方面,查明空气质量下降的原因,遏制下滑趋势;在社会发展方面,应继续保持优势,着力于优化产业结构,注重提高服务业产值GDP比例;在协调管理方面,继续保持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工业污水达标排放率、城市生活垃圾无害化率、单位GDP水耗4个指标的优势,同时进一步提高环境污染治理投资占GDP比重,降低单位GDP能耗和单位GDP二氧化硫排放量。
2构建滨海新区生态文明建设的有效途径
滨海新区生态城的建设目标是成为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经济活动相和谐的宜居城区,在发展经济的同时,更强调对资源和环境的保护。本课题组通过调查,结合滨海新区建设现状,完成了对滨海新区生态文明途径的初步构建。
2.1构建滨海新区生态文明城区途径的原则
具体原则包括:①坚持生态优先、环境保护利用的原则;②注重对本地区自然本体的维护和修复环境保护利用的原则;③房地产结构设计实行尽可能的平衡就业与居住原则;④注重中心体系布局与公共交通、慢行系统结合的原则,提倡减少小汽车的使用;⑤新能源、清洁能源与再生能源的开发使用原则;⑥提倡雨水、污水和垃圾的有效处理和利用原则。
2.2构建初步的滨海新区生态文明途径
2.2.1完整保留湿地和水系,实施水利修复和土壤改良,建立本地适宜植物群落
构建“海河保护-临港湿地-小区绿地”复合生态系统,形成自然生态与人工生态有机结合的生态格局。
2.2.2积极推广新能源技术
加强能源梯级利用,提高能源利用效率。优先发展塘沽丰富的地热能、太阳能、风能、生物能等可再生能源。可再生能源使用率达到20%。
2.2.3推行清洁生产和节能减排
清洁能源使用比例达到100%。
2.2.4滨海新区地势低洼,未来用水不容乐观
以节水为核心,制定水循环源使用比例,实行分质供水,建设城市直饮水工程,人均生活用水指标控制在120,L/d,人均综合用水量320,L/d。
2.2.5区内实现绿色交通
建设清洁能源公交、慢行体系相结合的绿色交通系统,城际轻轨和清洁能源公交四通八达,区内绿色比例达到90%。
2.2.6垃圾无害化处理率达到100%
回收利用率达到60%。区内参与开发建设的单位必须服从相关生态标准;城内用水全部为海水淡化或再生水;所有污水由污水处理厂处理后达标排放;污染严重的化工企业及时治理或者搬迁。同时,生态城内的建筑标准参考中国绿色星级标准。
3结语
关键词:生态文明;文明形态;整合性;建设性
Abstract:Theintegrativenatureofecologicalcivilizationreferstotheintegrationofcomplexity,ecologicaltransformation,synchronismanddiachronism.Theconstructivenaturereferstotheruleoflogicandcirculation,humanintrospection,“sentimentandreason”inhumanisticecology,andaffectivesynthesisof“humanfactor”.Thediversepatternsofecologicalcivilizationaremanifestedinsymbiosis,integration,reciprocity,multiplicity,complexity,poeticnatureand“grandbeauty”incivilization.
Keywords:ecologicalcivilization;civilizationpattern;integrativenature;constructivenature
一、生态文明的整合性
从深生态意义上看,生态文明不仅是治理与环保问题,更是一种观念、机制、形态及人类文明运行的终极性问题。人类的一切活动都是自然与人这两个维度的错综交织、多样融合及系统构成。生态文明作为人类的文明形态,要通向人类生存和发展的未来,必然以活化人的维度为主导。活化人的维度既是目的又是手段,这表明人是人的活动的目的又是手段。作为目的,人的一切活动都是为了人的自由及和谐地生存与发展;作为手段,人的一切活动方式,人为自身创设的一切生存条件都能够体现出工具性,具有技术性的操纵取向。而人之所以能够活化自身存在的维度,不惟人自身,而必须是深生态性的,作为系统化的文明构成形态,生态文明成为润化多样机能的交叉互补的整合机体。
首先,复杂性整合。生态文明依据生态系统演替的节律而表现过程性与整合性、线性与非线性、有序与无序的复杂性,并且也是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整合性。生态系统的演替本身既是一个进化的又是非线性的过程,在向人类生存活动的“化成”中,必然促使人类自身的进化与演替,同时就表现出“自然的人化”这个人类文明生成过程的线性与非线性、有序与无序的复杂特性。在这样的历史与逻辑序列中,生态文明必然整合与融括自然进化、人类文明的生成和发展的一切结果,体现人与自然生态同体进化的生态节律。其次,生态转换性整合。生态文明在人与自然生态互为工具和目的的关系中体现,是带有转换性特征的文明形态。对人类的生存活动来说,自然是人生成和发展的手段,也是目的。就其手段性而言,人不仅需要自然的生态价值支持,还需要借助自然的力量发展自身,获得自身生态优化生存的条件;就其目的性而言,自然是人类发展的目的。一方面,人类发展的未来形态是与自然和谐共处的文明构成;另一方面,人类自然之身的活动状态,必然依据和谐、生态化的自然形态,并且人的生存与发展的最终结果,必然集中体现在人自然之身的优质化存在。对自然生态的和谐性结构来说,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既是工具又是目的,一方面,人类发展的程度可以映现自然的状貌;另一方面,人类发展的终极形态,也可以润化出自然生态的和谐形态。
再次,历时性整合。生态文明在人类文明发展历程中,由不同文明形态的历史性、韵律性及有序化的转换而表现了整合性。人类社会发展经历了原始文明、农业文明、工业文明等多种形态,以及当下我们进行的后工业文明等,那么,生态文明作为新型的、面向未来的文明,辩证地汲取、有机地整合了一切文明的积极与合理因素,涤除其非合理因素及危及人的生态化生存的因素,并且通过最佳体现人与自然生态和谐一致的关系,而使人能够始终居于永续发展节律中。
最后,共时性整合。从现实的人类生存和发展的过程中,人类已经结晶出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等文明形态,这些文明结出了“人文化成”的累累硕果。物质文明筑就了人类生存和发展的物质基础,成为发展的物质前提和保证;精神文明作为人的本质的体现,致力于构造人的精神—心灵结构,引领人们积极主动地追寻生存活动的自由,提升人类生存与发展的魅力;政治文明通过建立社会运行中的约束机制与体制,而使人们能够合理而有效地从事各种活动。生态文明作为多种文明形态的整合性文明,依据生态整体性的运行节律和方法,使多种文明形态形成辩证的统一体,并从中合理而有效地发挥各种文明形态的职能。
二、生态文明的建设性
生态文明是建设性的(广义):其一,它表现为生成性、合成化的人类文明形态。作为生成性的文明形态,生态文明建立在历史的演替和延续的脉系中,是人类发展过程中不同文明形式的最高层次、最终极形态的展现;作为合成性的文明形态,生态文明既整合了文明形成中适宜于人类生存和发展的诸多文明样式,同时也成就了自身的多样形态。其二,它表现为建设性(狭义)、和谐性的人类文明形态。所谓建设性(狭义),是针对人类对自然家园的变异及破坏性而言的;所谓和谐性,是指生态文明要通过重建自然生态的和谐环境,引领人们能够在和谐关系的演进中去享受和谐生存。
生态文明与人类其他文明形态的不同点在于,它建基于人与自然的生态和谐条件下,并不断建设性地完备这种和谐机制。显然,生态文明的建设性并不排除人类活动的工具性和技术性,更不排除科学活动及人的主体意识,同时还充分肯定了“人文性”,肯定了人类的自主生存意识,并立足于运用人类历史演替中形成的一切积极成果发展自身,进而使人类自身能够永久性地构建和谐自由的社会存在关系。但生态文明的建设性还要求,由人类的智慧与能量而成就工具性与技术能力,在不断地创造人类文明成果的同时,更要致力于创造生态恢复及补偿性的文明成果,必然需要设定对于自然环境及人的生存的生态安全,要不断生成深绿色之思,将工具与技术不断地转换为建构生态及绿色生境的技术。为此,我们可以从多重角度审视生态文明的这种建设性。
首先,从逻辑及演绎节律看生态文明的建设性。人与自然的生态和谐关系是生态文明进程的逻辑起点,也是终点,而最终成就与完善的是人的生态和谐性的生存。但在起点与终点的逻辑转换节律中,终点形态的关系,必然是对起点形态关系的超越,是在更高层次,在更加深刻的意义上,在更自由、更和谐的情境中展示人类的文明,必然是体现人类在更高层次上的生态和谐性的生存。从这种意义上看,人与自然和谐的生态关系的本质及价值就表征着一种和谐与循环性的路向,或者说,这种关系的韵律特征是创生和谐与循环性价值形态的展示,同时也使生态文明呈现着这种和谐与循环性的价值形态,并且在肯定与超越性节律运行中体现辩证否定的过程。
其次,从人的自省性看生态文明的建设性。建设生态文明的基本力量是能够积极主动地认识、体验人与自然生态和谐关系的人,是能够把人的生存与发展机制放在这种关系去构建的人。生态文明的建设性总是向未来迈进的,以“生态人”为主体构成的建设性的文明形态,需要人们有基本的反思力和自省力。人类要构建生态整体性文明机制,以完备自身的生态性生存能力,并有效地促合那种“深绿色”生命体验形式,就必须要求人的反思与自省。在建设生态文明的过程中,人类的自省力要求人们应该完备自身的生态创生性能力,强化生态协调能力,进而激活人们的生态性生存能力。所谓自省力,无非就是要科学、合理且生态化地思考及把握人们这一系列能力的机能性和节度性。这种自省力不可能撇开自然生态力的作用。因为人类生存于自然生态系统中,受到“盖娅”母体的呵护,对生存资源的获取不可能超脱自然力的供给,人的一切生命活动机能无不来自于自然生态力,这基本是一种顺向的力的递进。但当人们为了满足自身的欲望,力图寻求最大化的利益,满足自己最大化的财富需求时,在向自然生态进行最大化的索取时,就必然造成自然生态力的反向作用。这实际表现了自然生态力及环境支撑力的有限性与人的欲望追索及扩张的无限性之间的矛盾,像福斯特所言,“在有限的环境中实现无限扩张本身就是一个矛盾”[1]。这就警示人类必须反思自然力的负重程度及承载能力,必须思考人类如何才能在永久的程度上保持自然力永远处于跃动的状态,能够持续地、稳定地为人类提供生命力的资助,为人类永续发展不断注入生命的活力,进而优化人类的生存结构,构建人类的未来。
再次,从人文生态的“情理”构合看生态文明的建设性。生态文明以演奏“生生”的韵律而突出“合”与“和”的机“理”,由生态系统的“合理”本性及合“理”的作用,组构成网络化、系统化并且是情意化的文明结构。生态学家王如松说:“复合生态系统不仅遵从自然界的‘道理’,也遵从人类活动的‘事理’和人类行为的‘情理’。”[2]97在这三重“理”的构合中,人的行为的“情理”不仅是溶解剂、剂,更应该是不同“理”的形态转换的中心。因为在人类文明的构成中,除了意识与观念、制度与律令等因素的导向性及规范性以外,主要是由人的行为来体现,即人的行为方式,往往可以体现出人的文明程度。显然,我们对“情理”的认同,一方面要符合人类生存活动的“情理”,另一方面要符合自然生态的“情理”。之所以称自然生态的“情理”,是因为人类认识和体验的自然生态必然是经由人对多种“理”的构合而展开的,这多种“理”的渗透便润化着由“情理”到“事理”再到自然之“道理”的转换韵律,其建立的运行模式的最终趋向,应该是在更高的意义上使人类行为的“情理”符合自然生态运行之“理”。
最后,从“人力”的情意合成看生态文明的建设性。生态文明建设的主体因素在人,在人类自身而不是自然。复合性生态系统的运行机理在于人来掌控,是由人依据生态的律令及规则来调控,是要通过生态人格的塑造而不断地构建人与自然、社会及人与自身多重关系的自由融合,需要自然生态与社会生态、精神生态的平衡机制,需要文化生态自组织系统所构建的人文基础。王如松说:“复合生态系统与自然生态系统的最大差别在于人的主观能动性,人这个超级生物可以通过技术、组织和文化在大的时空范围内操纵系统行为,使其为少数人的短期利益服务。因此,怎样调节人口、人力、人文、人气的关系,诱导人的温饱、功利、道德、信仰和天地境界,协调个体与集体、局部与整体、眼前和长远、物质和精神间的生态关系,是复合生态系统可持续发展的前提。”[2]97“三理”的情意合成必然彰显人的主体化力量,其行为及其“情理”必须顺化这种系统化、逻辑化之“理”的序列。在调节人口、人力、人文、人气的关系中,更重要的,还应该有“人情”,或者说,“人情”更是活化人口、人力、人文、人气关系的血脉,因为没有“情”、没有爱意的人的行为是干瘪的,无生命的。马克思认为,人能够以激情、热情“强烈追求自己的对象的本质力量”[3],其实,这种情意追寻同样构成人的本质力量,我们可以将这“五种”生存状态的合成视为广义的“人力”,而其连接的线就是“人情”。事实上,“人情”也促成自然人化和人化自然的有机融合,并且富有深情地演奏这种“化”性转换的交响曲。从这个意义上看,“人情”可以被赋予双重内涵:一是在人类的生命序列和社会生活序列中表现人情,包括亲情、友情、爱情、道德之情、对弱势群体的关爱之情等;二是在人与自然生态的关系序列中表现“情”,主要是人类活动及人的行为方式对于自然的情,既有对自然生物又有对无机状态及无生命的自然物的情。
三、生态文明的多样形态
生态文明是有情意的文明形态,情意必然蕴含诗意性、融合性,必须是合理、科学、协调、统筹、全面及可持续地融通,并能够调控人的需要,消解人的欲望性的利益追求及非可持续性的财富观念。因为利益与财富的最大化作为功利性的追寻,往往是弱化“情意”的,是非生态性的,也是非“理”性的,必然背离诗意及融合性。生态文明的“情”应该通“理”,在“情”与“理”的构合中把爱施放于全人类,施放于与人类生存活动朝夕相伴的大自然,施放于生命共同体,施放于大地之母;不仅施放于当代人,更应该施放于我们的子孙后代,并以人类的“大爱”展示人与自然共生共荣的“大美”之境。
第一,共生性、融合性文明。生态文明不同于人类历时性发展中凝结的其他文明成就,因为迄今为止,人类所成就的一切文明成果作为历史性存在,尽管有其历史合理性,但同样也存在历史局限性及独有性,或者说,各自关注了自身文明存在的建设性领域。生态文明必然是全面、合理、可持续性的,是希求与自然生态、生物多样性,在共在家园中同体共生的人类文明形态,并且是整合及有机地融合了迄今为止人类社会所成就的一切文明成果。
第二,互惠性文明。生态文明的审视角度更应该立足于生存论的向度,需要通过人在自然天地中的整体性生存而呈现生存质量向度。人的生存质量并不只是以物质生存质量体现,也不是脱离自然和现实生存而以虚幻的精神性生存质量来体现,而必然是整合性、融合性、共生性的,是以全面、科学、合理的生态性生存质量来体现。人的生存质量还需要以人的物质肌体的存在质量作为显示器,通过肌体的活力及能量输出,信息传递的速率、活性程度和质量来显示生存状况。人要求“生”固“命”向自然获取的首先是物质能量与信息,以完善肌体的存在,而当前人们面临的环境危机状况所危及的首先是人的物质肌体及其延续。这同时显示,人的生存理应同自然、环境构筑互惠互利的能量与信息的转换机制,同时还不可忽视代际互惠,即“为了能让未来世代有平等的机会从土壤、净水、森林、海洋和气候取得财富与福利,我们现在就不能任意破坏这些自然资源,以免后代子孙再也无法有效进行利用”[4]。只有在这种多重互惠状态下,才能保证共生性与融合性的生存机能,才能使人类文明的根基牢固。
第三,复合性文明。共生、融合及互惠互利性的文明构成的人类学基础应该是复合性的,即体现人类复合性生存的文明系统。复合性生存的基础是复合生态系统,它使自然与人(社会、经济、精神/文化)以复合性存在结构呈现着生态性构成。其中起码存在两套系统,一是人类“自体”性的生态存在系统,一是人类与自然“共体”存在的生态系统。由此也使复合体成为两套,即一是人类“自体”性的复合体,一是人类与自然“共体”性的复合体。两套系统和两套复合体是错综交织的,但必须相互支撑,呈现支持结构,这种支持性凸显和谐程度,各自机能得到优化、能量得到最优发挥实际就是文明的呈现。
第四,复杂性文明。复合生态系统是复杂性结构,生态文明同样是复杂系统结构。复杂系统构成了自然生态和人类生态的基本样态,必然使我们生活在一个复杂的非线性的世界中,文明也同样处于这种复杂且非线性的构成中。复杂性现象主要是通过有序与无序的交织,多样性的存在状态,以非线性、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体现自然生态、生命共同体和人类文明,体现人类存在的“自体”与“共体”不断形成与发展的基本特征。这使得生态文明在“多”与“一”的统一,“异”与“同”的统一,无序与有序的统一中,形成复杂的、自组织性的并且是处于永久性演替节律上的系统结构。同时生态文明较之人类构建的物质文明在偏于物质基础性的建设方面,精神文明偏于对人的精神世界的建设方面,政治文明偏于对社会规范体制与系统的建设等方面,也具有更大的包容性、整合性及复杂性。
第五,诗意性的文明。生态文明演绎人类的诗意生存,将人类的生存律动调适在诗性的节律中,使人的生存质量呈现为诗意的质量,也祈望将人类文明的一切成果化生为一种“诗性综合体”。同时,生态文明还力主拯救沉浸在那种被生存欲望及无限扩大的财富欲念所“遮蔽”的人的精神,促使人们不仅能够构筑“自体”性的诗性生存节律,更要和谐地润化“共体”性的诗性韵律,并使那种所谓神性的“诗性乌托邦”转换为现实、具体的生存场域,将生命的本真“敞开”,从而让人们真正且深度地体味到“诗意地栖居”的韵律。
第六,生态文明是“大美”的文明。生态文明作为塑美的文明形态,是不断地构筑系统整体性及和谐美的文明形态。显然,生态文明不仅要构建人类“自体”性的美,更要注塑人类与自然“共体”性的美,即“大美”。因为生态文明是在“大道”及“大化流行”之境中生成,所以它呈现的美的形态就必然是在宇宙自然之“大”以及在生生化育中显现着美的状态。同时,生态文明的整合性、融合性、共生性、复合性及其复杂性都必然是通向“和”的,是“大美”之“和合”及“生化”的神韵之境的显现。
四、结语
生态文明全面、整体、可持续性地,并且是绿色地集合与融聚人类那种无限的创生性机能,希求与自然生态、与生物多样性,在共在家园中同体共生、互惠互利,呈现了“人类遵循人、自然、社会和谐发展这一客观规律而取得的物质和精神成果的总和”,体现了“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和谐共生、良性循环、全面发展、持续繁荣为基本宗旨的文化伦理形态”[5]。
参考文献:
[1]约翰•贝拉米•福斯特.生态危机与资本主义[M].耿建新,宋兴无,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2.
[2]王如松,周鸿.人与生态学[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4.
[3]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169.
生物多样性与文化包容性之间存在着深刻的内在联系,是创意和创新的培育土壤。大量案例证明,尊重生物多样性,并与文化多样性相结合,才能引导大量新兴产业的人才、资本、技术等要素的集聚,形成生态文化产业园区甚至生态城市,优化生态和文化环境,最终实现文化多样、环境优美、创新活跃、居民幸福等目标。中国“天人合一”的生态文化传统、广阔多样的地理资源,成为将文化与生态结合发展的助推力。美国学者理查德•佛罗里达对美国创意经济最活跃的城市做了统计排名,结果发现科技发达、文化多元、休闲时尚、舒适性高的城市是最能吸引创意人才的家园。新一代创意人士所钟情的舒适性与前几代人不同,他们更喜欢划船、攀岩、现场音乐会、有机超市、户外餐等与良好生态环境结合的参与性休闲活动[2]。生态文化产业是以生态为基础,视生态环保为最高理念,以文化为内涵,以科技为支撑,以灵活多样的产业形态为表现特征,以生产经营和市场运作为手段,向消费者传递或传播生态的、环保的、健康的、文明的信息与意识,为经济社会发展注入生态文化力量的产业。生态文化产业既是一种文化,也是一种经济形态,更是一种可持续发展的产业[3]。在宏观上以生态战略为指导,调整文化产业结构;在微观上给文化企业规定严格的有法律约束力的生态标准,从生产工艺和技术上实现清洁生产,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减少环境污染,实现资源的永续利用[4],综合生态、文化、经济、社会各因素进行合理布局,发展生态文化产业新模式。
2生态文化产业园区建设对策
现代生态文化产业园区,是具有创意文化内涵和现代服务经济的新型园区模式。生态文化产业园区建设能否成功,关键在于它的创新活力和产业支撑,否则只是一个徒有外表的空壳。生态文化产业园区的“现代性”主要表现在知识经济基础上的综合创新能力和产业转化能力,它需要发达的文化产业作为支撑,形成宜居和宜业的环境,吸引大量的知识型劳动者,推动全球化背景下绿色经济要素与知识型产品的集聚和流动。这是生态文化产业获得成功和可持续发展的关键之一。它是一种对文化产业发展模式的综合改革,是对文化产业结构、消费模式、文化活力等要素的综合升级。结合中外文化产业园区发展现有态势,生态文化产业园区建设应包括以下几个要素:首先是生态型的经济模式,保持生态环境的平衡,把打造环境友好型的工业、农业和服务业作为优先发展的目标;其次是提高资源的循环利用效率,最大限度避免资源浪费;再次是立足文化消费和生态体验,打造绿色服务经济;最后是积极开发多元化的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引导消费者从文化消费中获得高品质的享受。
2.1树立“生态消费”观念鲍德里亚认为,消费社会中,把企业对利润的无限追逐和消费者的极度应享性看成是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消费的目的不是为了满足实际需求,而是满足因不断追求而产生的刺激与欲望。这种观念在逻辑上会导致资源的过度开发等一系列生态问题,使人类行为丧失价值维度。生态消费是人们在决定是否买某种商品以满足自己的生产、生活需要时,越来越多地考虑环境要素,坚持购买和消耗符合环境标准的商品[5]。生态消费关注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崇尚简朴和健康的生活,倡导消费“绿色产品”。消费者的生态消费心理会对文化生产形成压力和制约,引导其在生产中引入“生态”理念。国家“十二五”文化发展规划指出,要创新文化产业商业模式,开发特色文化消费,拓展大众文化消费市场,提供个性化的文化产品和服务,培育新的文化消费增长点。生态消费作为新型低碳特色文化消费,是拉动生态文化产业发展的动力。
2.2健全文化产业的生态链随着文化产品市场与国际市场的对接度提高,文化产品“走出去”步伐加快,文化产业结构调整和文化产业发展方式转变成为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文化产业生态化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根本,生态链作为文化产业链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是实现文化产品向资本转化的必要路径。建构文化产业生态链需要发展新兴的静脉产业,完善和健全废物处理、回收、再利用系统,形成“自然文化资源—文化产品—再生资源”的循环链条。如前文提到的数字文化产品即将进入大量更新淘汰期,应尽快建立起完善而有效的回收再利用系统,以节约资源,减少污染。文化产业发展过程中,通过完善的生态链实现资源合理配置和产业结构优化是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
2.3加强创意环节的开发当前我国文化产业发展大都依托传统历史资源和文化资源,因其不可再生性,成为文化产业发展的新问题和桎梏。而创意产业的兴起和发展为生态文化产业发展提供了新契机。创意是人们有目的的创造性思维活动,具有原创性、创新性的特点。创意提供的是富有人文气息、满足消费者精神需求的产品或服务,生态产业提供的是有利于环境保护和消费者身心健康的生态产品与服务。创意和生态相结合便真正实现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和谐共生。文化产业发展由传统的资源竞争转为内容创意竞争,文化经济增长方式也因此由粗放型向集约型发展转变。创意是对传统历史文化资源的重新开发和利用,依托但不依赖于传统历史文化资源,不仅对其实现了保护,同时培养和提升了国人的创造力与创新能力,可以解决现阶段文化产业发展出现的生态问题。同时,文化产业发展可积极开发体现生态主题的文化产品和服务,不仅有利于中国社会可持续发展,而且有利于提升文化软实力。生态文化产品和服务的开发反过来可以刺激和引导绿色经济的市场需求。从世界范围看,全球领先的文化产业项目,越来越多地表现出“一体两翼”的运作特点,即以创意为龙头,以金融服务和科技开发为两翼,形成联动效应,提升竞争力。这为中国生态文化产业园区的建设拓展了新视野,可开发更多绿色生态型、节能减排型的文化创意产业基地和园区。上海花园坊节能环保产业园便是生态文化产业园区的典范,该园区利用太阳能、风能、地热、地冷等自然能源节能降耗,建立遮阳系统、室内新风系统、雨雪水等中水回收系统、节能门窗等数十项节能技术,成为一个综合节能环境方案解决中心。花园坊园区内,每幢建筑物都是节能环保技术的体现,如地源热泵中央空调系统、水源热泵中央空调系统、太阳能光伏发电、太阳能集中热水供应系统、外墙外保温、双层中空玻璃、遮阳门窗、楼宇自然新风系统、雨水回收系统、节能照明系统和智能化控制系统等。更重要的是花园坊园区通过对节能环保产业的“展示、交易、集聚、服务”四大主体功能的打造,形成三级产业集聚,全方位、多功能、共享性的节能环保综合服务平台和集成商务平台,打造出生态节能与文化产业相结合的新型复合型产业园区模式。
3结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