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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城市经济学经济集聚城市化

一、引言

城市经济学的历史源远流长，其发展过程可谓一波三折。早在古希腊甚至更早的时候，哲学家和经济学家们就开始从劳动分工的角度关注城市经济问题了(Xenophon,BC.427-355;Plato,BC.380;WilliamPetty,1683)；到了古典经济学的时代，城市经济学出现了一个小的研究高潮，当时不仅有城市“劳动分工”说(AdamSimth,1776)，而且还盛行另一种可用以解释城市的经济学说——古典区位理论(Thunen,1826;Weber,1909;Christaller,1933;Losch,1938;Isard,1956)。可到了新古典经济学时期以后，城市经济学不仅没有在马歇尔天才的综合之后如虎添翼，反而却经历了长时期的沉寂、徘徊。其间，虽然也曾有过多次试图推动城市经济学的勇敢的努力，但它们最终均功亏一篑，以失败告终；到了1990年代，城市经济学在经历了一番反思和调整之后，终于涌现了两股试图融入主流经济学的努力，参见图1。然而，令人奇怪的是，在1964年阿朗索(Alonso)出版了《区位与土地利用》一书之后，城市经济学却在新古典经济学对城市经济现象无能为力的大背景下，作为一门具备统一理论基础的学科而诞生。本文关注的问题是：城市经济学的历史如此悠久，但为什么却在古典经济学之后直到20世纪60年代的漫长岁月里相对沉寂，甚至长期被排除在主流经济学之外？还有，新古典时期，城市经济学曾经出现了几次试图将城市纳入主流经济学的“努力”，为什么它们最终均以失败告终？再者，20世纪90年代出现了再次试图复兴城市经济学并使之融入主流的努力，这些努力是否能成功？等等。为了对这些问题做出较为系统的回答，本文将按如下顺序组织：第二部分回顾并评价古典城市“劳动分工说”的主要内容；第三部分简评以屠能为代表的古典农业区位理论及其与城市经济学之间的关联；第四部分对新古典时期试图复兴城市经济学的种种努力进行评述；第五部分对近年来十分盛行的“新经济地理学”和“新兴古典城市化理论”进行评述；第六部分是本文的结论以及对城市经济学未来发展的展望。

二、“古典劳动分工”说——最早的城市经济学

早在古典经济学产生以前，有关城市的研究就已经出现了。古希腊最早的经济学家之一色诺芬(Xenophon,公元前427年——公元前355年)就曾从分工的角度来研究人口集中和专业技能以及产品开发之间的关系(Gordon,1975)。人口集中无疑是城市出现的先导，而专业技能的提高和产品开发无异于专业化和产品的多样化，很显然，这已经是最早的有关城市的经济学说了。

此后，另一位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Plato，公元前380年)则遵循着色诺芬的这一思想路线，并将之向前推进了一步。柏拉图写道：“一个城市——或者一个国家——是对人的需要的一种反应……由于这种对劳务的相互交换，大量的人便聚集在一起，并聚居在我们称之为城市和国家的地方”(Plato,Republic,Ⅱ,pp.369)。柏拉图的这段话为城市产生于专业化和分工确立了经济基础，并奠定了交换理论的基础。很显然，在柏拉图那里，是专业化创造了互惠的相互依存，而互惠的相互依存又确立了互惠的交换，在这当中，城市与分工和专业化经济是相辅相成的，一方面，城市提供了对单个商品的相当大的需求，因而，分工和专业化有了存在的基础，另一方面，城市内的分工和专业化又提高了这里的工人们的技术和生产效率。

17世纪、18世纪，“古典劳动分工”说在解释城市问题时仍然占据一定地位，比如，威廉•配第(WilliamPetty)已认识到，大城市与劳动分工的内在关联以及专业化的好处等这些问题。尽管如此，只有到了亚当•斯密那里，劳动分工和专业化对城市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这一思想才日臻完善。这不仅体现在他对专业化、分工经济的独一无二的一般性分析方面，而且，也体现在他将专业化和交换视作为城市乃至整个市场理论赖以建立的基础方面，“文明社会的重要商业，就是都市居民和农村居民通商……这里，分工的结果就象其他方面的分工一样……都市是农村剩余物的市场……都市的居民越多，其居民的收入愈大，农村剩余物的市场愈广阔……都市附近的农业家和耕作者，从谷物售价所得的，不仅是农业的普通利润，而且包括自远地运来出售地谷物的全部价值。此外，他们还节省了这些东西的远途运费的全部价值”。

在这里，斯密不仅对城市与农村之间的分工好处进行了阐述，而且也对城市市场广阔对居民收入的贡献、交易费用的节约、对国民财富的贡献以及由此引发的不同国家财富的差别进行了阐述。若用希克斯(Hicks,1965，第38页)的一个简单公式，g=(k•p/w)-1，那么，斯密的上述看法则更为直观，其中，k代表生产性劳动和非生产性劳动的比率，p代表劳动生产率，w代表实际工资率，g代表物质增长率。很显然，在实际工资率w给定的条件下，一国或一个城市的经济或财富增长便主要取决于生产性劳动和非生产性劳动之间的比率k和因分工扩大而导致的生产率p的提高。在斯密看来，k的增长是有限度的，因此，一个国家、一个城市经济增长的主要原因就在于劳动分工。由此看来，斯密不仅是一个伟大的古典主义经济学家，而且也是第一位系统地从劳动分工角度来论述城市经济发展、城乡居民收入差别的经济学家。

古典城市“劳动分工”说的优点在于：它对城市与农村之间的分工的好处、城市市场广阔对居民收入的贡献、交易费用的节约、对国民财富的贡献以及由此引发的不同国家财富的差别等看法均颇富创见性，但由于这些阐述比较零碎、散乱、没有模型化，因而其内部组织和架构颇为散乱，甚至根本不是以城市作为主要的研究对象，因而在客观上限制了它在后世的传播。

三、古典区位理论——城市经济学的摇篮

进入19世纪以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逐步在当时的后发展中国家——德国——萌发，工业革命的迹象已经凸现，但农业经济仍占据德国经济的主导地位，在这样的背景下，屠能以他对城市周围农业地租和土地利用的精彩分析受到了当时的主流经济学一定程度上的接纳。虽然屠能(VonThunen)开创的理论(TheIsolatedRepublic,1826)阐述的是农业土地利用和地租问题，但从另外一面看，它也是一部经典的城市经济学力作。

在屠能的理论中，一个孤立的城市（镇）作为整个农业生产布局的中心事先给定，在它的周围布满了为它供应农产品的农户；同时，每一种农作物的产量和运输成本也各不相同，相应地，每一种农作物的种植密度也各不相同。假定存在着农户与土地拥有者之间的竞争，并且每一个体均追求其自私利益，那么，农户之间相互竞争土地的结果，将使地租从中心向由高向低依次递减，直至为零。由于每个农户将面临地租和运输成本之间的两难，并且不同作物的运输成本和产量也各不相同，因此，农作物的生产将以同心圆的形式出现。给出了屠能模型的最直观的结果。该图横轴代表距离中心城镇的距离，纵轴代表租金。图中上半部分是均衡的“竞租曲线”(bindrentcurve)，也即在任一给定的距离时农户愿意支付的最高租金。由实线组成的包络线定义了租金级差。该线的不同部分代表，每一种农作物的种植者愿意比别人出更高的地租，结果便会得到图下半幅同心圆式的种植圈层。越靠近最里层，土地的租金就越高，运输成本越省，而最外面的土地租金为零，但运输成本最高。

从上看，屠能的理论似乎仅能对很多与农业生产有关的问题给出一个简化的解释，比如，它能解释不存在李嘉图式肥沃程度差异条件下农业生产专业化的可能性，也能解释农户与市场的距离、农户售卖农产品所得的价格和租金之间的关系。然而，该模型在多方面的扩展也使得它成为现代城市经济学的一块理论基石，比如，该模型可被修改并用于考察城市的土地利用问题，这构成了后来的“新城市经济学”的主要研究素材(Alonso,1964)，又如，在更近的时期，通过建立有关集聚经济的模型，该理论又可以被扩展到探索中心城市与次中心城市的内生形成问题(Weber,1909;Marshall,1890,1920;Christaller,1933;Hoover,1937;Losch,1944;Krugman,1991a,b;Fujita,1999a,1999b,ect.)。屠能生活在典型的农业时代，当时盛行所谓“规模报酬不变”的农业经济，这也许正是他的模型能够与以竞争范式为特征的诸多新古典应用相容的根本原因所在。然而，屠能的古典农业区位理论与古典和前古典时期用劳动分工解释城市经济问题的思想格格不入，前者的根本特征是完全竞争和规模报酬不变，而后者的实质则是不完全竞争和报酬递增。更为重要的是，他以城市作为一个外生给定的中心作为分析的开始，也就是说，他的模型的重心在于理解如何促使经济活动远离中心的所谓“离心力”。对于使经济活动集中的所谓“向心力”，他的模型没有也不可能提供任何解释，这样，有关城市为什么形成以及怎样形成的关键思想便被他人为地假设掉了。

在屠能之后，古典区位理论形成了两个基本分支：第一个分支是要考察：在给定所有其他“经济人”区位的情况下，如何最小化某一特定“经济人”的成本问题，也即“最小成本区位问题”。该分支主要由韦伯(Weber,1909)、艾萨德(Isard,1956)、穆斯(Muses,1958)、萨卡世塔(Sakashita,1987)、贝克曼(Beckmann,1987)、师叶和麦(ShiehandMai,1997)等继承和发展；另一分支则要考察：在给定厂商相互直接竞争的条件下，厂商们如何寻找最佳的区位，以及在需求信息的条件下控制它们的市场区域问题，也即“中心地理论”和“相互依赖理论”，该分支主要由克里斯蒂纳(Christaller,1933)、勒施Losch,1938,1940)等继承和发展。这两个分支均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城市经济问题的某一方面，比如，韦伯的工业区位理论能够解释厂商在城市中心集聚的趋势，克里斯蒂纳的“中心地理论”能够解释城市体系在具有不同区位的市场区域上存在的原因，但是，它们在解释城市经济学的核心问题时均面临着难以克服的缺陷：

第一，它们在解释城市区位问题时大多借用了物理学、几何学而不是经济学的概念和原理，结果便在客观上限制了它们在经济学界的影响力。比如，韦伯的工业区位理论中运用了“物料指数”、“位置权重”和“劳动系数”三个工具来解释工业区位中的最小成本问题，但该决策问题中的决策者到底是谁，是一家工厂还是企业主？如果是厂商，它是私人厂商还是其他？韦伯对此并未给予任何交代，换句话说，韦伯所说的最小成本问题既不是关于理性决策者如何做出合理决策的问题，也不是这些决策者之间如何相互影响从而产生一个特定结果的问题，因此，严格地说，韦伯的理论与经济学理论没有多大关联（Krugman,1995）。还有，克里斯蒂纳和勒施的“中心地理论”讲述的是在权衡了规模经济和运输成本之后，生产者决定集聚在一起形成一种城市结构，为相互交错的六角形市场区域提品，这的确是一个关于个体相互影响的决策问题，但是，它没有给出明确的决策者是谁，也没有言明决策者决策时的市场结构或者厂商是否存在相互作用问题，因此，正如克鲁格曼所说，“中心地理论提供的是某种纲要，一种可以把你对城市系统的思想和数据结合起来的方法，而没有提供一个更深层的原因来解释观察到的结构的经济模型”。

第二，更为重要的是，城市经济中的很多变量均表现出不可分性(indivisibility)和不连续性(discontinuity)以及外部性的特征，比如，城市的人口聚居区在空间上是不连续的，大城市的人口在集聚到一定的规模后可能会停止增长并在它的周围产生出更多的中小卫星城，还有，由于外部性的影响，一定量的城市基础设施的投资可以供多倍人使用等等，所有这些均意味着城市经济活动具有非线性和报酬递增的性质，因此，成本和收益很难完全体现在商品的买卖价格上，这样，传统的边际分析方法便无能为力，而应该用专业化和分工的方法来求解。而事实上，大部分的古典区位理论均在一个轻松的假定中将城市形成以及它的重要特征剔除掉了。

总之，古典区位理论建构在完全竞争、利润最大化、完全信息、即时调整和局部均衡等原理的基础上，它所作的假定与农业经济或者不发达的小城镇经济相匹配，但是，当工业经济的发展日益走向成熟，知识、信息和技能的重要性以及城市的集聚优势日益彰显的时候，它难以对城市经济的核心——城市形成——做出解释的缺陷，便成为其致命伤。结果，古典区位理论便走进了其理论研究的死胡同。

四、新古典时期的城市经济学——无能而无奈的努力

新古典时期，城市经济学基本处于沉寂阶段，主要原因在于：新古典经济学和古典区位理论一样，均与完全竞争和最低限度的政府干预相容，这就决定了它难以对城市经济活动做出令人满意的解释。

在新古典经济学中，所有的生产者和消费者人人理性，对价格和彼此之间的活动具有完全知识。企业被假定为规模较小、不能行事其权力的价格接受者；生产要素均在公平的市场上交易，因之生产者能为他们的生产活动支付全部费用，而消费者除非得到合理补偿，否则不会被强制地容忍污染和噪音；所有的商品完全可分，且能以极小的数量进行生产和消费；最终所有的经济活动在价格机制下均达致最优的均衡状态；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城市经济是个非常不完善的领域，也即它以广为分布的外在性为特点，因此，客观上看起来比较理智的资源分配事实上很难办到，此外，城市的投资和生产倾向于“大批量、大规模”，这很难与“规模报酬不变”的假定相容(参见Button,1976,pp.3-6)；更加重要的是，城市经济以空间上的集聚为主要特征，这样的客观现实均与新古典的完全竞争、报酬递减等不相符合。

另一方面，在“马歇尔综合”的时代，经济学界流行的数学方法是所谓的“微积分法”。微积分法对于处理完全竞争和商品、要素完全可分的传统新问题得心应手，可对解释地理空间、城市等具有非线性特征的问题却无能为力，而用于处理城市和空间问题的数学工具——非线性规划、库恩—塔克条件等直到20世纪50、60年代才先后出现，这样，在经济学形式化日益盛行的19世纪后半叶，新古典经济学家只好满足于现实，在现有的条件下构筑城市经济学的大厦，结果便导致了城市经济学在新古典时期沿着两个完全不同的路径演进：第一条路径主要是继承所谓的“马歇尔传统”，将城市经济问题放在“外部经济”这一黑箱中来处理，从而演绎出用外部经济解释城市经济的诸多文献；第二条路径便是对屠能的理论进行简单地扩展和修补，也就是20世纪60、70年代“新城市经济学”的工作。

（一）用外部经济来解释城市

用外部经济解释城市经济现象的始作俑者是马歇尔，他不仅最早提出了“外部经济”的概念，而且首开了运用“外部规模经济”解释空间集中和厂商相互接近的优势，“当一种工业已这样选择了自己的区位时，他会是长久设在那里的：因此，从事同样的需要技能的行业的人，相互从临近的地方得到的利益是很大的……雇主们往往到他们会找到他们所需要的有专门技能的优良工人的地方去；同时，寻找职业的人，自然到许多雇主需要像他们那样技能的地方去，因而在那里技能就会得到良好的市场”。

更一般地，马歇尔所说的同一产业的厂商相互毗邻主要有这样三个方面的好处：第一，地理上集中的产业可以支持专业化的投入品生产者；第二，雇佣同一类型工人的厂商的集中可以相互提供劳动市场蓄水池的作用，也即当一个雇佣者的经营不好时，工人可以在其他的雇主那里找到类似的工作，反之，当他经营好时，又可以雇佣到更多的工人；第三，厂商之间的地理集中可以共享某些有用的信息。然而，不幸的是，马歇尔对城市或工业集中问题的处理法，给那些试图进行正规模型化的后来者带来了一个很大的难题：

外部性是什么？它到底是技术方面的，还是金融方面的，若是前者，则它会通过直接影响个人的效用或者厂商的生产函数而实现其作用，从而它与竞争范式相容；但是，若是后者，它将影响以价格机制作为交易中介的厂商、工人和消费者，比如，厂商相互临近可以相互借债、融通资金，但是，当他这样做时，一定会与整个经济的微观机制，比如规模经济的程度、厂商垄断权利的强度和商品和要素流动的壁垒的程度有关，也就是说，金融外部性与完全竞争的范式很可能不相容(Scitovsky,1954)。事实也许正如克鲁格曼(Krugman,1995)所说，正是由于技术外部性与竞争范式相容，所以，新古典经济学家通过假定集聚来源于技术外部性，便可以回避自己面临的模型化难题，而这样做的结果却使此后的城市经济学在劳动分工之外的另一条道上越走越远。

比如，20世纪70年代，亨德森（Henderson,1974,1980,1988等）因为沿着马歇尔的外部性的思路解释城市经济问题而受到城市经济学界的重视。例如，亨德森认为，人口之所以集聚以及城市之所以存在原因在于：它能产生生产或者消费方面的技术规模经济。在城市中，存在贸易品和住房两种商品，贸易品在城市商业中心（CBD）生产，住房在城市其他地区生产，工人往来于郊区与中心商业区；这样，随着城市工业在一个城市内的集中所产生的外部经济，将与大城市的交通难、往来成本等不经济之间产生两难冲突，其结果是最优的城市规模由此给定。如图2所示，该外部经济的净效应产生的城市规模与代表性居民所得到的效用之间呈倒U形关系。但现实中为什么具有那么多不同规模的城市？亨德森争辩说，不同产业的外部经济的程度是不同的，而外部不经济的程度则主要取决于城市规模，与具体的产业关系不大，比如，钢铁产业的外部性大，故折中外部不经济的回旋余地也大，轻纺城市则相反，最终，轻纺城市的最优规模在O点，金融城市在P点，但不同类型城市的代表性居民的福利水平将达到均等化水平Uz。

亨德森模型的主要问题在于，他通过假定将产生外部经济的活动布局在中心商业区来论述城市集聚现象。也就是说，他不能真正从微观主体相互逐利的结果中揭示城市形成和增长的根本原因，而仅仅诉诸于一个人们其实并没有多少认识的黑匣子——外部性——来解决问题。比如，他在论述城市的数量和规模时，依赖一个假想的大型开发商或者城市发展商来解决问题。从现实和理论来看，发展商或城市开发商均有内部化集聚外部性的趋势，这一点肯定是对的，因为内部化集聚外部性能让开发商或者发展商获得一定的利润，但是，该大型发展商或者开发商本身就是城市外部性的受益者，那么，城市生产或消费的外部性又来自哪里？作者对此含糊其词，并没有给予多少解释。因此，尽管亨德森的模型比前几者均多前进了几步，但他在城市经济学的核心问题时犯了和屠能模型、新城市经济学模型一样的错误。

（二）“新城市经济学”

“新城市经济学”(Beckmann,1957;Wingo,1961;Alonso,1964;Mills,1967等等)主要研究的是城市内部的空间结构问题。其经典模型是一个单中心模型(mono-centricmodel)，该中心被假定为建立在平原上的一座城市，该城市拥有一个事先给定的中心商业区（CBD），它规模既定，从每一个方向远离中心的交通成本相等，城市的是土地和居住区，居住区被假定为一维空间；该城市地区人口给定，所有的人均充分就业；唯一的交通成本发生在居住区与中心商业区之间，中心商业区内的交通成本被忽略；偏好被定义为对中心商业区复合商品的消费和土地的消费；均衡时，消费和价格使所有的人效用水平相同；结果，城市的规模由收入、偏好、居住条件、交通成本和交通时间以及农业对土地的竟租方式等内生决定，土地价格、土地利用密度、城市人口的均衡区位等均由模型内生决定。

虽然其模型在向主流经济学前进的征程上大大迈进了一步，也产生了不少的真知灼见，比如，比如，它运用了经济学中最为有力的工具——一般均衡，又将厂商、消费者作为一个理性的“经济人”看待，又如，它的结论之一是均衡的或者最优的人口和居住密度是与中心商业区的距离的函数，而该密度问题很可能与交通体系的拥挤有关；还有，它的很多模型研究了城市市场失灵和公共政策的必要性。但是其经典模型和屠能的农业区位理论一样，研究的是一个单中心城市(mono-centric)内部的空间结构问题。另外，最为关键的是，它不能解释：在工业经济得到很大发展的背景下，每个城市为什么会存在一个中心商业区，在它的周围会形成很多居住区和农业区。换句话说，它和屠能的缺陷一样，均不能将城市的形成作为一个变量而内生决定，而中心内生这一点在工业经济时代却变得比农业时代越来越难以回避。尽管如此，1964年阿朗索的《区位与土地利用》一书成了城市经济学作为一门学科而形成的一个明显的标志。在此之前，城市经济学零星、散乱、分析工具落后、模型外生程度高、解释力差、适用面小，在此之后，城市经济学开始拥有较为完整的微观理论基础和学科体系、分析工具较为先进、模型内生程度大大提高、解释力和适用面大大扩展。很显然，城市经济学在“新城市经济学”之后作为一门具备较统一理论基础的学科而真正诞生(Mills,1998,pp.1-11)。

总之，如前所述，传统城市经济学只提供了经济活动如何在城市周围扩散开来的有关理论，而没有提供经济活动为什么会在城市集聚起来，也就是城市如何形成在哪里形成的令人满意的解释，这正构成了传统城市经济学的共同缺陷。毫无疑问，对城市形成以及集聚区位的真正原因的探讨无疑将是未来的城市经济学研究的核心问题。

五、城市经济学发展的新方向：两股试图加入主流的努力

二十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上各主要国家都先后进入了后工业化时代。在后工业化时代，全球经济的联系和互动大大加强，这样，以研究单个厂商乃至一个行业的规模和资源配置问题为主体的新古典经济学已越来越难以适用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同时，一个以空间上的集聚、交易成本节约、分工和报酬递增为特征的城市化问题已越来越成为主载人类社会经济乃至社会发展的一股强劲动力。在这样的条件下，一个能深刻、完整地解释和分析城市内生演进的真正的新的城市经济学已成为时展的客观要求。

令人可喜的是，20世纪60、70年展起来的很多有力的微观经济学分析工具——博弈论、信息经济学、制度经济学、产业组织理论——在70、80年代开始应用于现实，另外，数学和自然科学中也涌现有很多新的发现——混沌理论、控制理论、耗散结构理论、新进化论等等，所有这些发展均在客观上为城市经济学的发展奠定了非常坚实的基础。以1977年，迪克西特和斯蒂格利茨(DixitandSiglitz,1977)的垄断竞争模型为例，在该模型出现之前，城市经济学在“空间不可能性定理”的视野内没有多大进展，可是在该模型解决了垄断竞争条件下厂商之间的战略互动行为以后，有关厂商和消费者在空间上集聚与分散的经济问题变得可以处理了。因此，该模型对城市经济学的重要性可想而知。

(一)新经济地理学

“新经济地理学”(NeweconomicGeography)以福基塔、克鲁格曼和维纳保斯(Fujita-Krugman-Venables)以及他们的学生等为代表，其主要解释的问题在于城市中心的内生性，还有，为什么在特定的地区或者地点出现厂商或者消费者的集聚，而在有的情况下却出现完全相反的过程？福基塔和欧格华(FujitaandOgawa,1982;OgawaandFujita,1980,1989等)论证说，如果要使城市中的所有人的区位同时决定的话，就必须在一个没有外生给定中心的区位上进行研究。为此，福基塔等人提出了决定城市区位的一般均衡分析框架，其中，必须解决三个方面的关键问题：引入不可分性(indivisibilities)、报酬递增(increasingreturns)和放弃完全竞争而采用不完全竞争。不可分性意味着某些生产活动必须具备一定的规模经济，而规模经济的作用会促使生产成本的下降。报酬递增则意味着一定的投入会带来网络正外部性，这在某种程度上等于斯密所说的“分工会带来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而不完全竞争则是保证报酬递增和不可分性得以实现的必要前提，也就是说，由于不完全竞争的存在，当某个地区的制造业发展起来之后，形成工业地区，而另一个地区则仍然处于农业地区，这样，两者之间的角色就会被固定下来，各自的优势就会被锁定，从而就会形成中心和的关系。

更具体地说，新经济地理学所说的“城市中心的内生性”就是“集聚经济”的另一侧面。那么，集聚经济的源泉又来自哪里？福基塔(Fujita,1990;FujitaandThisse,2002,Chapter1等)解释说：第一是非市场相互作用，也就是人与人之间的信息交换、知识的共享，这会产生区位上的外部性和“毗邻效应”(proximityeffects)；第二是垄断竞争性的市场结构，其中厂商生产差别化的产品，而消费者则偏爱多样化的消费；第三，由于相互竞争的厂商在地理上的毗邻，便会产生所谓的战略外部性。正像一个铜板有两个面一样，集聚经济既是中心城市兴起的根本原因，但是，它也是城市分散化或者网络化的主要原因。城市分散化或者网络化不是人为的结果，而是由于集聚经济在产生正外部性的同时会带来两个“冲突”，第一是集聚带来的效率的提高与相应的内部运输成本的提高之间的两难；第二是一个中心城市的集聚与其他城市之间的集聚的两难。总之，当一个中心城市的集聚经济达到饱和时，它便会让位于拥挤、污染等“集聚不经济”，从而其他城市中心的集聚开始占主导，于是多城市中心或者网络化的城市体系会形成。

“新经济地理学”的模型(Krugman,1991;Krugman,1995,1996;Fujita-Krugman,1995;FujitaandThisse,2002等)主要有这样一些优点：首先，它处理了空间异质性、空间集聚与分散、城市的形成、多中心城市的兴起等关键的城市经济学核心问题，而这些问题在此以前的模型中均没有很好地解决；其次，它运用了非常坚实的微观经济学假设，在这些假设的基础之上，他们合理地解决了报酬递增、垄断竞争与空间外部性之间的古老难题；最后，该模型的主要结论——更高的交通成本和产品更低程度的差别化与城市分散对应，而更低的交通成本和产品更高程度的差别化与集聚对应，这些结论大多已得到实践和现实的检验。然而，它也存在缺点，比如，这些模型仍然使用典型的新古典经济学消费者和生产者截然两分的分析方法，这种分析方法虽然恰当地降低了解决问题的难度，但是，因为城市经济活动中大多的人本身既是生产者又是消费者的事实，而使它的解释力大大降低；又如，大部分的集聚模型集中于某一种集聚因素的研究，但城市经济很可能与多种因素的集聚相关；最后，它不能预见很多与城市化进程共生的现象（杨小楷，1998，2002），然而，由于该模型能将地理学的生产布局理论、主流经济学的规模经济和报酬递增结合在一起解释城市的出现和城市化进程，所以，它却为以后新兴古典城市经济学提供了宝贵的研究线索和参考素材。

（二）新兴古典城市化理论

新兴古典城市化理论主要有这样一些模型：YangandHogbin(1990),Yang(1991),YangandRice(1994),YangandNg(1993)，Yang(1995)，SunandYang(1998),SunandYang(2002)等。这些模型虽然数目较少，但内容丰富，且隐含了很深的政策和应用意义。

(1)从分工演进和专业化经济的独特角度解释城市经济现象。在这些模型中，新兴古典经济学家们建立了一般均衡的分析框架，并考虑了不完全竞争和分工经济，从而内生化了城市的出现、城乡二元结构、城市的交易效率优势、城乡低价差别以及与城市化进程相关的各种共生现象。在这些模型中，第一，专业化经济和不同于新古典的规模经济，规模经济在一定范围内是递增的，但是，超过了一定的界限则它的报酬便是递减的。而专业化经济的报酬是递增的，它不仅能大大提高劳动生产率，而且也能内生出产品的多样性。第二，每一对“经济人”之间的距离足够小时，专业化经济的增长将会引起均衡从自给自足状态逐步自发演进到生产和交易的完全分工状态。当专业化经济足够大时，城市化将能通过缩小“经济人”之间的距离而使市场均衡从自给自足状态逐步演进到完全分工状态。第三，在新兴古典城市经济框架中，市场的功能将更加复杂，其中，它最重要的功能并不是如何分配资源，而是寻找最优的市场网络规模，这个最优的市场网络规模不仅有利于城市化进程的发展，而且也有利于商业化程度、人均收入的提高。所有这些均意味着：城市的产生和发展与人类社会中不同的分工和专业化水平密切相关，而城市化本身不过是专业化和分工程度随着交易效率的提升发生变化和改进的一个表现而已，所以，交易效率越高，分工水平就越高，城市的生产效率就越高，城市的生产力就越接近生产可能性边界，正是这个正反馈机制不断推动城市和城市化的进程。

(2)这些模型的内生程度更高，解释力更强。第一，它合乎逻辑地解释了城市的出现。在城市起源说中，既有“军事防御型”城市起源说，也有“社会分工说”，还有“私有制说”和“集市说”乃至“阶级说”和“宗教说”，但是，以劳动分工和专业化相结合来解释城市的出现既能从整个社会分工网络的角度解释城市与社会分工之间的关系，又能从个人自利决策的角度解释分工和城市化背后的经济根源，因而，该说比其他的“城市起源说”更具说服力；第二，这些模型可以解释与城市化进程中相关的各种共生现象，比如，每个人以及整个社会贸易品数目的增加、在城市生产的贸易品数目的增加、城市居民对农村居民相对比率的提高、每个人专业化水平的提升、市场数目的增加、经济结构多样化程度的提升、每个人交易次数的增加、贸易依存度的增加、不同职业人们之间的相互依存度的提高、市场范围和内生比较优势程度的提高、市场一体化程度和生产集中度的提高、人均真实收入和每种产品生产率的增加等等。福基塔—克鲁格曼等人的城市化模型虽然也能解释市场数目的增加、经济结构多样化程度的提升、每个人交易次数的增加、贸易依存度的增加，但它不能解释个人的专业化水平的提升，因为这一点在他们的模型中外生给定。

新兴古典城市化理论的主要优势在于，它恢复了古典经济学中劳动分工和专业化的精髓，并克服了古典经济学思想零碎模糊、体系组织性、逻辑性差、难以模型化等内在缺陷，能在一个具有严格组织体系的框架内将过去城市经济学的很多核心思想组织起来，此外，它的模型对城市化进程中很多现象能给出比其他模型更好的回答，但它也存在缺陷，比如，它的模型复杂程度较高，还有，很多人批评它的假设与现实世界相距甚远（比如，程炼，2002），另外，它的相关经验和政策分析还很少，这些均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它在经济学界的传播。

六、结论与展望

一部城市经济学的历史似乎就是一连串失败的累积史。以斯密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家最伟大的洞见就是劳动分工对经济发展、城市和国民财富具有重要意义。然而，这么重要的思想却在马歇尔对古典经济学进行形式化的时候受到主流经济学的遗弃。同样的是，以屠能等人为代表的古典区位理论尽管十分重要，并且在某种程度上模拟了现实，但是它长期以来一直受到主流经济学的“漠视”；在此之后，虽然也曾有些经济学家拿着锐利的分析工具，试图为将城市问题纳入主流经济学而不懈努力，但无情的现实却将他们远远抛弃；令人可喜的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经过痛定思痛的城市经济学家们终于抓住了城市问题的症结，并找到了求解城市经济学的锐利武器，于是，过去几个时代的陈旧思想似乎一下子复活了，然而真正值得他们去做的也许只是记取这些经验和教训，保持一个清醒、理智的头脑。:

首先，简洁的数学模型是所有生命力旺盛的学科的共同特点，要想使一门学科步入科学的殿堂并成为后人传承的经典，模型化也许是不多的几条出路之一。因为数学在经济学的应用不仅能为给定的理论模型提供从假设到结论的最简捷和有效率的逻辑链条，而且经济学家还可以通过多次的反复假设和检验来剔除模型中非本质的因素，并更快更准确地把握问题的本质和规律所在，更为重要的是，这样做的结果可以大大提升一个理论或者模型的严格和内洽程度，从而加速知识的积累和发展。很显然，古典以及前古典有关城市与劳动分工关系的学说尽管颇富原创性和说服力，但是由于它的概念很少进行严格的定义，且其理论没有用数学逻辑很好地组织起来，所以，它们只能是一些缺乏内部组织和秩序的理论片断的集合体，结果，在马歇尔对经济学进行形式化的时候，这一缺陷便在客观上阻碍了古典城市经济学说的发展；一个可作为反面的例子的是“新城市经济学”理论，虽然它完全是屠能模型在新古典时期的翻版，且其城市中心商业区外生给定，但是，由于它拥有较为系统、严格的微观经济学和数学基础，并且其模型均从“经济人”自利行为以及相互作用的结果推导而出，所以它反而成为城市经济学诞生的标志。

其次，一个理论或模型，不管它的目标多么宏伟，也不管它的假设是多么地不符合现实，但是，只要它能预测和解释现实，它就是一个有生命力的理论或模型。屠能生活的时代是典型的农业经济时代，农业时代流行的是所谓的“报酬不变规律”，城市在经济生活中扮演的作用不大，因此，屠能的理论虽然在解释城市形成时存在很大的缺陷，但是，它合情合理地描述了现实，因此它是那个时代最具解释力的模型；与屠能相比，“新城市经济学”似乎显得比较幸运，因为微观经济学和数学分析工具在那个时代有了较大的发展，但是，它没有观察到现实中最为普遍的现象——多中心城市的兴起，也没有把握住城市经济学的核心问题，结果，由于它不能很好地解释现实而未受到主流经济学的重视；而笔者之所以相信“新经济地理学”和“新兴古典城市化理论”可能有较大的发展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它们把握了后工业化时代的到来城市经济活动的本质特点——报酬递增——以及相应的模型化技巧——不完全竞争、专业化和相应的数学工具。

再次，城市经济学的核心问题是城市经济学研究中的实质问题、根本问题，也是带有规律性的问题，城市经济学研究的重点应该是寻找并把握核心问题，把握其规律性，但也不能完全忽视次要问题。古典和前古典经济学中有关劳动分工与城市关系的学说以及古典区位理论被时代遗弃是一个时代的必然，因为他们观察到了一个当时时代里并不重要的经济问题，并且当时城市如何形成、在哪里形成并不是当时的人们关注的核心问题；而新经济地理学和新兴古典城市经济学的兴起则是时展的必然，因为当代的社会已进入一个后工业化的社会，城市已在人们的生活、生产中扮演着不可替代的重要角色，从而理解城市的内生形成已成为城市经济学研究的核心和重点。同样的是，新古典时期用外部性来解释城市集聚的原因并不能有助于经济学家把握城市形成和它的区位本身，恰恰相反，它将城市经济学的核心问题放进一个人们并没有多少认识的黑箱中而试图掩饰自己对城市经济学问题的无能和无奈。

最后，当前的城市经济学的发展已进入了一个综合、调整和融合的新时期，一方面，过去的传统理论不断在新的躯体上复活，比如，新兴古典城市化理论就借用现代的分析工具——超边际分析——将前古典和古典时期的城市与劳动分工的理论在新兴古典经济学的框架内再现在世人面前，新经济学地理学则在屠能的地租理论、缪尔达尔“循环累积”(Myrdal,1956,1957)、马歇尔“外部性”、赫希曼的“产业关联”(Hirschman,1958,1968)等原理和概念的基础上构建新的城市经济学的框架等等；另一方面，新的分析工具和方法不断涌现，比如，新经济地理学将计算机模拟、演化经济学以及动态学来描述城市的演进等，而新型古典城市化理论则借助于非线性规划和库恩－塔克条件甚至计算机模拟等来建构起理论模型。还有，不同理论之间已经在某解关键的问题上达成共识，比如，新经济地理学和新兴古典城市化理论均看到劳动分工的重要作用。

因此，可以展望的是，未来的城市经济学理论将主要由新经济地理学和新兴古典城市化理论组成：第一，两者均有一个比较接近现实的分析框架作为支撑，前者以不完全竞争、报酬递增和集聚经济作为主要的分析框架，后者主要以劳动分工、专业化和不完全竞争作为主要的分析框架；第二，两者均拥有一个具有相当高级的数学工具作为支撑，前者以边际分析和一般均衡为工具，后者以超边际分析和一般均衡为工具；第三，两者均看到以往城市经济学理论的缺陷，同时这两个学派又均熟知主流经济学的学术规范和演进路径。因此，可以这样说，这两个城市经济学派的复兴不仅是对古典经济学分工和专业化问题的某种回归，而且是对过去的古典区位理论、新城市经济学、以亨德森为代表的用外部性对城市的解释、经济地理学经验和教训在一定程度上的总结，同时也是对过去城市化理论的某种综合和超越。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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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ndersonJ.V.(1974):“TheSizesandTypesofCities,”TheAmericanEconomicReview,9,640-656.

篇(2)

作为经济区的核心和重心，同时也是增长极的城市对周围地区有较强的吸引力和辐射力。通常把城市间的相互引力作为衡量影响城市间经济联系紧密程度的一个重要因素，同时也把它作为经济区划的重要依据。本研究基于由空间相互作用原理产生的引力模型来量化计算城市经济空间联系强度，它是根据距离衰减原理和牛顿万有引力定律构造出来的一个模型，其公式为。式中：Pi、Pj分别为i、j城市的总人口；Gi、Gj分别为i、j城市的经济规模（用GDP总量衡量）；Dij为i、j城市之间的交通距离；Rij为i、j城市间的经济联系强度。引力模型只考虑了影响空间相互作用的少数因子，仅能粗略地估算区域间的空间相互作用力，即以人口和GDP作为城市质量的度量方法显然存在较大的缺陷，无法完全反映城市经济发展的全貌，因为城市发展程度是由多种因素相互影响综合决定的。事实上，目前许多研究中已经注意到区域综合发展质量评定的重要性，本文通过建立一套完善的指标体系来反映城市的综合发展质量。此外，对模型建立过程中城市间距离问题的确定，起初很多学者简单地使用直线距离，但随着道路网络以及现代交通工具的发展，简单地采用两点间的直线距离为标准，就会出现较大的局限性。因为在交通便捷的地方，道路直线距离已不具备可比性，因此本文用两地间到达的最短的时间距离进行代替。式中，Rij代表两个区域间的空间经济吸引力；Mi、Mj分别表示区域i和区域j的“质量”，代替人们常用的人口与GDP的乘积来衡量区域城市发展的质量；Dij表示两区域间到达的最短时间距离，本文采用google地图软件测度两城市间的时间距离；k为经济引力系数，为简便起见，本文取k＝1。本文借鉴已有参考文献有关城市发展质量以及城市竞争力评价的相关指标［15－17］，以综合反映一个城市的发展水平为原则，将城市发展质量评价指标体系划分为综合经济实力、基础设施水平、对外开放程度、科技教育水平等4个维度和24个指标（见表1）。

二、城市经济空间联系的实证分析

根据构建的城市质量评价指标体系，选取江西省2012年的指标数据为分析对象。指标数据主要来源于《江西统计年鉴2013》，部分指标数据经过整理而得。采用主成分分析法对数据进行分析。

（一）城市质量主成分分析主成分分析是利用降维的思想，在尽可能地保留原始数据信息的情况下，把多个指标转化为少数几个综合指标的一种多变量数据进行最佳综合简化的多元统计方法。一般步骤包括：数据标准化后计算其R阵、R阵的特征根和特征向量、根据主成分贡献率确定主成分个数，最后合成计算各主成分得到综合评价值。利用SPSS软件对所选择的原始数据进行处理，得到综合经济实力、基础设施水平、对外开放程度、科技教育水平各评价维度的主成分分析结果，见表2。通过SPSS分析软件的因子分析功能对表2的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得到特征值及方差贡献率矩阵，见表3。如表3所示，方差贡献率累计是85．920％，根据累计贡献率需大于85％的原则，提取第一主成分F作为新的变量指标来计算各城市的综合发展实力。由此，计算出江西省各个城市的城市质量，见表4．

（二）江西省城市联系度的测算基于数据的可获得性，本文根据Google地图搜索得出城市间到达的最短时间距离，见表5。

（三）结果分析从城市质量计算结果（表4）可以看出，江西省区域内不同城市的发展状况差距较大，表现出较明显的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城市群中的要素基本流向了南昌市、九江市和赣州市，它们的城市发展水平明显高于区内其他城市，其中以南昌最为明显。另外与前人简单以人口和GDP等指标进行测量相比，从综合经济实力、基础设施水平、对外开放程度、科技教育水平等多方面采取指标进行测量，其结果更加全面和准确，更加真实反映了江西省各地区的发展水平。从城市经济联系结果（表6）中可以看出，以南昌作为核心城市而言，其对九江、抚州、新余、鹰潭的吸引力最大，这几个城市可以被看成一个以南昌为首的鄱阳湖生态城市群。作为赣南的赣州，其城市经济发展水平相对来说较高，但是它对其他城市的辐射带动作用却很有限，仅对周边城市吉安有较大的吸引力，而对其他城市的带动作用不大。处于赣西的宜春、萍乡、新余三市联系比较紧密，但是城市质量总体发展水平不高，因此对其他城市的辐射作用也较为有限。从城市经济联系结果也可看出。以时间距离来代替直线距离，更能反映当前的交通发展现状，其结果也更加直观［21］。

三、结论与对策建议

2011年10月，江西省第十三次党代会提出构建“龙头昂起、两翼齐飞、苏区振兴、绿色崛起”的区域发展格局。为打造区域经济增长极，实现江西在中部崛起战略，江西省依托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建设和赣南等原中央苏区振兴发展两大国家战略，大力构建多极支撑、多元发展的区域发展升级新格局。然而，本文的实证分析结果表明，虽然江西省依托两大国家战略取得了一定的发展，但是江西省区域内发展不平衡的问题仍然比较突出，以南昌为中心，呈现出明显的中心空间结构，城市间的经济联系仍然不够紧密，区域内经济的协调发展和一体化进程还有待进一步加强。为进一步完善江西省的区域发展格局，增强城市间经济空间联系，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一）加快推动昌九一体化建设南昌与九江城市发展在全省处于领先水平，要实现龙头昂起，进一步推动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的发展，必须要做强南昌，做大九江，加快推进昌九一体化建设，加强中心城市的辐射带动能力。一方面要重点推进打造南昌核心增长极，南昌市作为江西省的政治、经济、文化、基础研究与高等教育中心，其经济发展质量以及与其他城市的经济联系度都较高，所以应积极打造南昌核心增长极。积极推进南昌大都市区建设，加快形成南昌一小时经济圈，充分发挥南昌对省内其他城市的辐射带动作用，促进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另一方面，作为与南昌经济联系强度最高的九江，应积极推进九江沿江开放开发，充分发挥门户城市的区位优势，加快临港产业开发，积极发展商贸旅游业，把九江建成具有鲜明赣文化特色的赣北区域中心城市、现代化港口旅游城市、区域性物流枢纽和长江沿岸重要工业基地。总的来说，要推动昌九一体化发展，两地应进行规划统筹，实现规划上的一体化；在基础设施建设上进行接轨，实现基础设施一体化；按照各自的产业特色和产业结构推动双方产业调整，实现产业的互补对接、积极推进金融、通讯、公共交通一体化；实现服务一体化，最终实现昌九同城效应。

（二）积极支持赣东、赣西区域发展从城市发展质量和联系度来说，赣东、赣西地区城市整体发展水平不高，城市之间联系不够紧密。所以应以沪昆线为驱动轴，加强政府规划引导和政策支持，优化两翼的区域生产力布局。具体来说，应根据两翼地区的区位条件、产业基础、资源禀赋来推动各个区域的发展。处于赣东地区的鹰潭市可依托龙虎山这一世界自然遗产优势，打造文化旅游城市；另外国内最大、世界第三的江铜冶炼基地落户鹰潭有利于该地区打造“世界铜都”和相关产业的物流节点；上饶市光伏、光学、先进装备制造业相较于江西其他地区基础比较好，可以发展成江西整个地区发展这些产业的基地；景德镇市作为“世界瓷都”享誉海内外，依托该产业可以进一步发展瓷文化旅游观光等等。另外，应加快推进昌抚一体化进程，推动抚州的发展，同时实现南昌乃至江西省与海西经济区的无缝对接，承接东部发达省份的产业转移，享受国家支持海西经济区建设的政策溢出效应。对于赣西地区，从萍乡、新余、宜春三市的经济联系度可以看出，三市的经济联系较为紧密。应推进新余、宜春、萍乡的城镇规划、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同城化发展，加快打造钢铁、新能源、新材料、锂电、生物医药等产业集聚区，逐步形成一批特色优势产业板块，另外拓宽西部城市与长株潭城市群的合作对接，真正实现两翼齐飞，促进江西省内的均衡发展。

篇(3)

如何实现城市经济的科学发展

为了实现城市经济的科学发展、实现城市经济结构的优化与调整，在现代城市循环经济模式建立过程中应加快对城市经济基础情况的调研。通过对城市经济现状的调研、城市生态环境以及投资环境的掌握，为城市循环经济模式建立、城市经济结构优化调整提供基础资料。在此基础上还要对城市居住人口情况、城市流动人口情况进行掌握。了解城市地域特点以及城市资源型经济、传统经济发展活动中的优势与不足。以具有针对性的、科学的经济模式优化调整以及经济模式改革促进城市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促进城市循环经济模式的建立。

在现代城市经济发展与经济结构优化调整中，应强化对循环经济模式的认识。针对循环经济模式对城市发展的促进作用加快城市经济的优化与调整。以循环经济模式的运用提高城市环境资源的配置、以循环经济模式促进城市环境的改善。同时以循环经济模式特点以及结构优势加快城市产业结构调整，为城市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奠定基础。循环经济模式的运用改善了城市生态环境、为城市综合竞争力的提高奠定了基础。针对我国资源利用现状以及可持续发展战略目标需求，现代城市经济优化与经济结构调整中，应利用循环经济模式改善传统经济模式对资源、环境的影响，使城市新兴工业道路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针对循环经济模式对城市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促进作用，现代城市经济结构优化与改革中必须提高对循环经济模式的认识。通过强化循环经济重要性促进城市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制定及相关工作的开展。

为了实现城市经济结构优化、促进城市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在城市循环经济模式建立时应针对其对全市人民利益相关性加强循环经济模式及其经济理念的宣传。针对人们对循环经济缺乏认识的现状以多种宣传渠道进行循环经济模式的宣传。通过各企业经营者、社会各界人士对循环经济的认识为循环经济模式建立与发展提供良好的社会环境，减少城市经济结构优化调整中不必要的麻烦。以循环经济的绿色环保理念引导大众消费、引导企业的经营与发展方向。从节约资源、改善环境入手促进城市经济环境的改善，为城市招商引资工作奠定良好的投资环境。

在现代市场经济体制下，政府经济引导职能对城市经济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针对城市经济可持续发展目标，为城市经济发展战略、经济结构调整把握方向。同时通过政策引导、政策鼓励以及城市资源的协调促进循环经济发展模式的构建。通过对低污染、高循环企业的政策扶持、对高污染高耗能企业的整改及限制引导城市经济发展活动中主流方向。同时以政府作为媒介，鼓励企业间的交流与合作。通过循环经济活动中各组成部分的有机运行，实现循环经济模式目标。为了实现城市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促进循环经济模式的建立与运转，现代城市经济发展中应针对循环经济模式的发展需求进行城市产业结构的优化与调整。以提高资源利用效率、降低污染、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为目标，对城市工业经济结构进行优化与调整。淘汰资源浪费、高污染工艺设备及企业，限制能耗、水资源、高污染产业发展。以新型低耗能、低排放的高新技术产业以及第三产业等清洁产业为重点促进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针对循环经济发展目标对城市产业机构进行优化与调整，以此实现城市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实现城市生态环境与居住环境的改善。

注重非耗能产业资源的开发，促进城市经济的科学发展

在现代城市经济发展过程中，为了实现城市循环经济发展目标、实现城市低能耗、低污染产业机构的发展。城市经济发展活动中应注重非能耗产业资源的开发，以非能耗产业资源开发促进城市经济的科学发展。例如：对城市周边湿地资源进行整合，以城市周边休闲游为目的进行湿地保护与建设。通过城市周边湿地资源的科学开发，实现湿地保护与城市居民休闲需求。另外，还应对城市的地域优势进行探讨，以旅游资源开发等类似的低能耗、无污染的产业结构促进城市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例如：北方城市发掘自身气候特点，以林区夏季气温较低等特点吸引南方游客避暑。南方中小城市则通过古建筑保护、地域文化保护与发掘等建立地方特色旅游线路。通过类似的经济发展模式促进城市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促进循环经济模式的快速建立。

篇(4)

（一）可促进城市建设的经济发展一般体育包含了娱乐、休闲、健身、竞赛等项目，体育经济可以促进一个城市的其他经济发展。由于体育经济的发展可以有效的促进交通、新闻、餐饮、商业、旅游等发展，从而达到推动整个城市经济的发展。体育锻炼可以刺激城市的经济消费，同时还可以丰富城市的经济结构，还可以加快城市现代化发展的步伐，体育经济的发展已经成为了城市现代化发展的催化剂，对于城市的经济具有很强的促进效果。所以通过体育经济的发展可以有效的促进城市经济的发展，它不仅带动了当地城市的体育发展，而且还带动了当地城市的其他行业的经济发展，从总体上促进了该城市现代化建设进程。

（二）可以提升城市的体育形象和实力体育活动一直都备受人们的关注，无论从参与人数、参与场馆都是任何其他活动所无法比拟的，尤其人们对重大体育赛事的关注度更高。通过发展体育经济可以有效的提升城市的形象，能够帮助将城市打造成一个体育正面形象。通过体育的强大宣传效应以及连锁反应为该城市带来各种行业的反响。例如，北京奥运会的顺利开展，不仅向世界展示了北京的魅力，同时也促进了北京的体育经济发展，比赛之后的场馆等成为了重要的旅游地点。所以在城市中打造一流的体育盛事能够提升城市的经济实力和体育形象。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城市知名度越来越高，外界对于城市的认识上会因为体育经济的发展而产生变化，因此体育经济的发展有利于城市知名度建设，有利于提升城市的整体形象。

（三）为居民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随着体育经济的发展，可以带动其他行业的发展，因此这就可以为更多的人提供更加多的就业机会。一旦城市举办大型的体育赛事，那么各项的服务工作所需要的人员很多，同时还能够带来很多的相关体育产业的发展，尤其是餐饮、旅游等行业受益最大。因此体育经济的发展能够为更多的人提供就业机会，可以有效的解决当前的一些就业难题。体育经济的发展其实带动的是一种连锁反应，促进了各行企业的发展，为当地居民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

（四）有利于城市间的经济合作交流通过体育经济的发展，加强了城市之间、国家与国家之间的信息交流，使得很多的企业在此汇集，为当地的城市企业带来了与外界交流的机遇。通过重视体育经济发展建立起城市之间的纽带，完成了城市之间的文化、信息、经济、知识的交流，从很大程度上促进了城市的发展。通过体育的发展，可以打造属于当地城市的品牌，将城市的发展与体育经济的发展融入在一起发展。所以加大体育经济的发展可以有效的促进城市之间的交流，增加外界对当地城市的认识。只有通过经济、文化等各个行业之间的交流才能够加快城市的发展，否则城市的发展也只能是闭门造车，难以获取更大的成功。

二、总结语

篇(5)

（1）城市经济发展路径依赖，被锁定在价值链低端风险。

从全球产业分工及其价值链角度来看，中国的产业和城市经济由于后发劣势，一般集中于加工制造和资源出口环节。如果不能及时抓住分工深化和产业升级的机遇，会导致一方面以制造业为代表的劳动生产率无法通过专业化分工得到提高，另一方面制造业也会因为缺乏生产业的支撑而被迫锁定在价值链的低端，城市产业结构和经济发展也陷入低水平循环，出现路径依赖。

（2）盲目产业转移，出现空心化问题风险。

国内部分大城市出现为解决城市病而解决城市病的简单一刀切现象，对城市发展和产业变迁的阶段规律缺乏正确认识和正确判断，不理解生产业发展的条件和制造业升级的背景，盲目鼓吹产业转移和产业升级，造成城市产业空心化和城市经济由于缺乏新的经济增长点而陷入衰落的困境。

（3）对服务业促进城市经济可持续良性发展认识不足。

国内外都存在对服务业发展的认识不足问题，20世纪70年代美国等西方国家也曾经因为“滞胀”现象对服务业发展产生怀疑，出现诸如“卡尔多定律”、“新工业主义理论”和“自我服务理论”等质疑，认为服务的作用是消极被动的，依赖于商品的生产，不对经济增长做贡献，服务活动导致了生产率的不增长和低增长。

（4）错误的执政理念和政绩观的挑战。

受到官员任期限制和不正确政绩观的影响，重视工业而轻视服务业的思想仍然比较严重，在制定规划和政策时偏重于鼓励制造业的发展，因为制造业大项目多，投资后见效快，拉动地方GDP增长的作用相对显著。同时，把服务业许多领域当作非生产性活动来对待，把经济发展片面地理解为上项目、建工厂，忽视服务业在经济增长、扩大就业、服务生活、提高市民福利、满足精神文化需求、促进社会发展方面的功能和作用。

二、正确认识服务业在城市经济良性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1）服务经济的转型及其对经济增长的促进。

全球经济正由传统的“工业经济”向“服务经济”转变，经济结构经历着深刻的变革，服务业产值在全球GDP占比平均已超过60%，发达国家超过70%，是全球经济中增长最快的产业和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的主导产业。同时，现代服务业发展的新领域、新业态层出不穷，知识和技术密集化使其内部结构不断升级，成为工业社会向信息社会发展的标志性经济结构。更进一步，服务活动可以是经济增长的独立发动机，它创造就业，满足需求，助力生产，推动城市发展和区域经济结构调整。

（2）不同经济发展阶段的服务业与产业转型升级。

从OECD国家发展的经验数据来看，服务业的第一波上升期发生在人均收入1800美元左右，主要是传统服务业；第二波上升期发生在人均收入4000美元左右，主要是现代服务业，包括金融、通讯、计算机、法律、广告和商务服务等，并且第二波现代服务业的上升更加迅猛。不同的国家或者区域城市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其产业发展和产业结构升级的基础和逻辑不同，城市产业转型要注意把握好两者的阶段性关联。

（3）生产业嵌入价值链，促进制造业升级、提升效率。

生产业通过“干中学”效应、规模经济效应和知识外溢效应，把人力资本和知识资本投入到生产的过程中，通过价值链的分解强化产业间关联关系，并经由知识溢出效应扩散到整个产业链条的上下游，改进产业链和服务业自身的效率，使传统产业向先进制造业升级，并使整体的产业利润率和环保水平提高。

（4）服务业推动城市工业化与城市良性互动。

在城市经济发展高级阶段，服务业通过就业效应、出口效应、产品竞争力效应、吸引力效应等四个机制来影响区域经济发展。发展现代服务业，形成四大效应，是纽约、伦敦和东京等城市在二战以后，成功实现从“制造中心”向“服务中心”转型的关键因素，是这些城市治愈环境疾病、提高城市经济运行效率和经济发展质量的关键突破口，也是他们能够保持在国际城市分工体系中处于领导地位的原因。

（5）服务业的就业吸纳与优化效应。

在工业化达到一定水平后，工业就不大可能大量吸收劳动力了，而服务业则具有很强的劳动力吸纳能力。成功转型和产业升级的全球性特大城市，其生产业已经成为城市的基础部门并向城市周边输出服务，有效促进了就业增长。同时，从城市发展角度看，服务业发展有助于强化城市主体结构，紧密衔接区域经济发展和产业布局，优化城市格局和城市体系，进而又反过来进一步增强城市整体就业吸纳能力和优化劳动力市场配置。

（6）城市服务业空间集聚的必然性和规律。

聚集能使企业获得更大的市场份额，并能通过空间上的聚集降低消费者的寻求成本，从而吸引更多的消费者进入，形成良性循环。聚集可以降低企业的交易成本，分担基础设施，并带来信息和技术渠道的共享和吸引力提高。服务业集聚一般主要集中在大城市和发达地区，历史上大城市内部服务业首先集中在CBD区域，然后开始向郊区分散，最后又在大城市区域内的特殊节点上重新集聚。能够实现标准化、传统具有“后台”功能、不需要采用面对面接触方式的服务业，布局在大城市的边缘区域，有利于降低营运成本。而不能实现标准化、具有高度“前台”功能，如法律、管理、公关、咨询、银行及其他金融机构等复杂生产服务企业，依赖与顾客面对面接触，仍需在大城市集聚。

（7）服务业影响城市体系重构。

服务业集聚不仅发生在城市内部，也会在不同等级城市之间差异化分布，甚至导致对城市等级序列的重构。事实上，生产业都倾向于在特大城市布局，如企业总部、金融中心倾向于集中在全球性城市，那些非特大城市、甚至较小的大城市的生产业则处于相对的劣势，进而导致有效机会的不均衡分布、地区经济重构持续进行，还影响到地区内服务企业和制造企业的创新能力和竞争能力；跨国生产企业的布局及其布局调整，会影响世界城市网络结构和大城市经济，即服务业对重构城市经济结构有直接影响，进而间接影响世界范围的城市体系结构的重构。

（8）实现产业环保转型，改善城市生态和人居环境。

20世纪80年代的纽约空气质量较差，1987年有69天空气质量达不到美国的国家标准，但是美国1980年开始调整特大城市产业结构，提高技术水平，降低能源使用强度，减少城市中的能源密集型产业，效果显著，纽约市有毒物质释放量大大降低，到1993年，其空气质量全年达标。在此过程中，纽约市的经济总量并没有降低，服务业在强大的工业基础上快速成长，市区向服务业集聚发展，城市规模进一步扩张，人口也进一步集聚，工业能源的使用量得到有效控制，虽然商业、交通运输和城镇居民用能持续上升，但是属于总体可控。总之，发展现代服务业是特大城市转型发展的核心和必然选择，需要我们不断更新关于资源、环境和经济发展的知识，通过价值链分工实现产业环保转型，不断创新服务的技术和手段，加快用信息化、智能化、节约型、清洁型、环保型等现代技术和服务来改造传统产业的步伐，从而改善城市生态和人居环境，实现城市经济社会的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

三、推动服务业与城市经济协调发展的几个重点

（1）把握好地区发展的阶段性差异，有序发展。

在理解阶段差异的基础上，既不能过分超前，又不能过分滞后。在工业化的中期阶段，要增加工业制造业中的科学技术含量，增强创新能力、营销能力等；当工业化发展到较高阶段之后，制造业与生产业开始互动发展，互相促进，互为前提，共同成为经济发展的支柱。特大城市和经济发达地区的制造业企业开始向价值链两端即生产业转型，价值链中间的生产环节转移到欠发达地区。同时，在服务业内部，不同类型服务业具有不同的发展背景、适合阶段、发展特点以及与其他产业之间的关系，需要区分对待。

（2）破除行业垄断，推动事业单位改革，释放服务业。

由于历史原因形成的体制和机制问题，有些部门过分强调产业兼有的社会属性，包括银行调节经济手段属性，科学、教育、卫生、体育的公益性、福利性属性，文化、传媒意识形态属性等，大量本应作为营利性市场主体存在的经营性机构存在于社会事业单位之中，后勤服务社会化程度太低导致大量服务需求内置。需要打破政府或国有经济垄断经营，对社会资本开放，放宽市场准入限制，在服务业资源的配置中发挥出市场的基础性作用。

（3）抓好规划、招商、政策的一条龙服务与管理。

作为特大城市的政府主管部门，应该像以往抓工业一样抓服务业，多管齐下、优化结构、集约发展，促进服务业产业发展水平的明显提升。包括重点发展与制造业密切相关的生产业，向“微笑曲线”的两端发展；大力培育新兴服务业，从编制规划、政策体系、产业指导、招引项目，到考核评估、技术标准、行业规范、统计制度、税负体系、人才培养引进、行政审批、执法效率等方面，抓紧落实系统化的一条龙服务与管理。

（4）平衡服务业的集聚与扩散，推动城市空间结构优化。

做好特大城市服务业的都市中心集聚与多区域、多中心扩散集聚的平衡，特大城市内部按照多级中心模式发展CBD体系，满足不同服务业类型的发展需要，同时公共服务资源的空间结构优化要立足于解决城市病和增强居民福利，即把行政、教育、医疗、养老等具有很强社会属性的公共资源有意识地分拆和多中心分散，保证各级地方的活力和提供基础性需求。高度重视服务经济时代，大型生产业（总部）的布局优化及其对城市经济发展的带动作用，充分利用一个城市自身动态比较优势，在整个价值链的全球化中控制战略性环节，不断优化升级城市产业结构，从而提高其在区域城市等级序列中的位置。

（5）创新城市产业生态园区集聚。

篇(6)

关键词循环经济生态城市

所谓循环经济，就是在人、自然资源和科学技术的大系统内，在资源投入、企业生产、产品消费及其废弃的全过程中，不断提高资源利用效率，把传统的、依赖资源净消耗线性增加的发展，转变为依靠生态型资源循环来发展的经济。其理论萌芽起源于20世纪60年代中期的美国经济学家鲍尔丁，具体原则形成是在20世纪80年代末杜邦公司提出的“3R”原则，即减量化(Reduce)、再利用(Reuse)、再循环(Recycle)原则。它的思路是改变了传统经济中“资源——产品——消费——污染排放”的单向流动线性经济模式为“资源——产品——消费——再生资源”的自然生态模式，其理想境界是追求污染的“零排放”，最基本的精神是清洁生产。简而言之，就是按照生态经济规律来利用自然资源和环境容量。最早利用循环经济的国家是德国，亚洲搞得最好的国家是日本，而我国的循环经济理论是从2003年起进入了实践推进阶段。

1建立循环经济生态城市的制约条件及步骤

1.1生态城市的内涵

生态城市概念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发起的“人与生物圈”（MBA）计划研究中提出的，是代表一定地域空间内人与自然系统和谐、持续发展的城市类型的高级阶段、高级形式。具体的说，生态城市是全球或区域生态系统中，分享公平承载系统份额的可持续发展子系统，它是基于生态学原则建立的自然和谐、社会公平和经济高效的复合系统，更是具有自身人文特色的自然与人工协调、人与人之间和谐的理想人居环境。一个城市不管多么贫穷或富有，只要能高效利用资源，在系统内部及外部建立和谐的生态关系，城市拥有充沛的活力，这个城市就处于健康状态，即生态城市。由于生态城市建设和发展要充分融合社会、文化、经济等诸多因素，以达到人与人、人与自然、自然与自然的充分和谐。因此，根据现代化进程生态城市可以被分为工业型生态城市、人文型生态城市。

1.2建立循环经济生态城市的制约条件

国内外研究认为，生态城市应是资源高效利用、环境和谐、发展持续的社会——自然——经济以及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人类居住区，而良好的生态城市规划是生态城市建设的重要保障。1984年，联合国在其“人与生物圈”（MBA）报告中提出了生态城市规划的五大原则，其实也就是建立循环经济生态城市的五大条件：第一，生态保护战略。就是把整个生态城市建立成为田园城市、花园城市、森林城市、理想城市、健康城市、无污染城市、绿色城市和风景城市的综合体。第二，生态基础设施。生态基础设施可以包括污染净化处理设备、能源基础设施、资源基础设施、交通基础设施、市政服务体系、社会基础设施等。第三，居民的生活标准。作为生态城市的居民希望有良好的自然生态系统、较低的环境污染、良好的城市绿化、完善的资源利用体系、舒适清洁的环境、齐全的区域生态格局、良好的城市生态基础、可恢复的生态系统。第四，文化历史的保护。就是要建立一个高素质的社会人文生态文明体系，把古老的文化和现代文明结合起来。第五，将自然融入城市。在发展高效增长的城市经济体系中，优化投入产出的生产系统，布置合理的经济产业格局，发展绿色产业体系，不会因为城市发展而破坏环境。

1.3建立循环经济生态城市的步骤

在目前的研究领域中，虽然人们都认为生态城市不同于以往“绿色城市”、“健康城市”，但是在实际建设中，却大多偏重于自然生态系统和整齐划一的城市规划，没有以循环经济模式来估量生态城市的系统，即包含基础设施、农业、工业、人文、消费等各方面的设置。要建立好一座循环经济生态城市，其应遵循的原则和步骤是，首先减少进入生产和消费体系的物质消耗量；其次，通过精良的售后服务等手段延长产品的使用时间和服务时间；最后，通过工业净化等人为或自然净化的手段来将废弃物重新变成资源后再次循环利用。经过循环经济的实施，就可以将工业废料或半成品用于农业，把净化后的城市废水用于农业灌溉，把种养的动植物作为工业原料、消费产品，从而将工业、农业、消费连接成为大的循环圈。

2对建设循环经济生态城市的几点建议

2.1加快产业结构调整，推进垃圾处理等环保产业的发展

（1）发展生态农业。要积极开发生态种植业、生态畜牧业，合理使用化肥、农药，使农业废物无害化、资源化，减少农业的白色污染，还原土地原始状态，形成了生态大农业的良性循环。

（2）发展生态工业。工业发展要坚持不污染环境、不破坏资源、不搞低水平重复建设原则。在产业方向上，关、停、并、转一些有污染的工业企业，对新上工业项目特别是化工项目，实行集中布点或将其放在非城区的下风方向，避免空气污染物对城市的排放，保持城市使用清洁能源，恒久保持清洁生产，以符合国家的需求。

（3）发展生态旅游业。良好的环境和自然生态是实现旅游可持续发展的基本条件。作为以红色旅游闻名于世的南昌，不仅制定了南昌——吉安——井冈山线、赣州——瑞金——于都——会昌——长汀——上杭——古田线、井冈山——永新——茶陵——株洲线和黄山——婺源——上饶——弋阳——武夷山4条红色旅游精品线，而且在泰井等高速公路种植了四季常绿的易活植物和一系列井冈山斗争的雕塑、诗词，让游客们感受到“历史红、山林好”的特色，是典型的文化生态之路。

（4）发展环保产业。促进环保产业的发展是发展循环经济的具体途径，2002年l0月，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向社会公布了处理城市垃圾的《国家行动方案》，在方案中规定，今后中国的城市垃圾将进行填埋处理，并把垃圾填埋产生的气体收集起来发电。未来5年内，中国将建30家垃圾气体回收填埋场，计划到2015年，建立300家这样的垃圾处理场，年处理垃圾l亿t。利用垃圾等废弃物发电不仅无污染而且能解决大部分城市的供电不足，是循环经济理论的较好运用。

作为被国家授予的全国首个“国家森林城市”称号的贵阳市分批启动了生态农业、生态工业、旅游服务、基础设施、生态建设、支撑保障体系等6大类254个项目，总投资达479亿元。可见，未来的产业结构将是以生态农业、生态工业、生态旅游业、环保产业为主体的大循环体系。

2.2制定相应的财政税收政策，从宏观上支持环保产业发展

环境优美、宜人是循环经济生态城市标志，良好的城市环境能带来良好的投资环境。为了鼓励个人、企业和城市建设者们提高环境保护的综合能力，应加大立法步伐合理的制定相应的财政税收政策，从宏观上支持环保产业发展。对个人，应赋予原先“谁污染，谁付费”条例新的内容，提高个人污染的罚款力度；对企业作到优惠政策引导，从价格、税收、资金、水电等方面优惠那些通过资源综合利用而生产出来的产品；对于城市建设者而言，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是生态城市发展的关键，提高城市污水处理能力和处理深度，鼓励节约用水，为此城市污水处理过程中如涉及到筹建污水处理厂以及铺设相应的管网项目，应尽量参考国际惯例将厂、网分开，污水处理厂的投资、建设和运营全部进入市场，而污水管网投资则仍主要由政府承担。目前，我国全国人大已经通过并实施了《清洁生产促进法》，这是从法律上促进我国循环经济发展的良好开端。

2.3树立绿色消费观念，建立新的循环经济伦理体系

绿色消费应包括绿色产品、物资的回收利用、能源的有效使用、对生存环境和物种的保护等。其不仅应涵盖生产过程，还应和人们生活消费过程息息相关。要树立绿色消费观和价值观，建立新的循环经济伦理体系，必须从两个方面着手：一是在法律上，政府通过颁布一系列的法令、法规来强制规范人们的行为，如加大罚款力度和强制实施IS014000等措施；二是在日常生活中，通过加强“道德”、“意识”方面的宣传和社会舆论来自觉规范人们的行为，使人们充分意识到环境和资源对可持续发展的制约，以及循环经济模式对中国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目前，中国大多数消费者已经逐步认识到，环境的破坏，必将危及到人类的生存，所以带有“环保标志”的产品和绿色食品特别畅销。

2.4推行住宅生态化

进入21世纪后，购房和装修成为人们的主要消费之一。生态住宅作为一个新兴的概念，也随着房地产热和经济发展渐入人心。生态住宅应符合以下三大主题的住宅，即以人为本，呵护健康舒适；资源的节约与再利用；与周围生态环境的相协调与融合，以达到人与自然和谐居住环境。作为生态住宅的主要着眼于城市居住环境的系统化、生态化、经济化和人性化，使生态、经济、社会三大效益协调统一。在建设部的《绿色生态居住区建设要点与技术导则》的征求稿意见中，对能源、燃气的优化、室内外公用场所等环节都有了相应的规定。

2.5完善绿色循环经济核算体系的研究

据统计，美国20世纪90年代，用于环保投资额就占工业总产值的12％；英国电力公司计划耗用70亿美元的防治费用以达到欧共体SO2排放指标；我国每年用于改善环境的经费高达2830亿元。建立循环经济生态城市所产生的费用和效益必然是各大中型企业考虑的问题，所以在传统的会计核算体系中应增加补充考虑绿色资产、社会成本、环境成本、绿色利润等诸多问题，特别在编制会计报表中，应重点突出绿色会计的核算资料，充分披露绿色会计信息。在报表附注、财务状况说明书中还应客观揭示企业生产活动所消耗的资源、环境污染的程度及所造成的社会责任成本、罚款等情况。

总之，循环经济生态城市的建设将有助于人类利用有限的资源，有利于协调人类与环境之间的和谐关系，符合经济发展的需求，对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关键性的保证，也是未来社会发展前进的目标。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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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7)

烟台的古近代文明为烟台的文化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建国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市的文化工作不断进步，文化事业全面发展。现在全市基本上形成了机构健全、队伍整齐、门类齐全、事业发展的新格局。全市现有文化事业单位87个，其中专业艺术表演团体12个，县以上公共图书馆12个，艺术馆、文化馆15个，博物馆、文管所、纪念馆16个，艺术学校1个，文化市场稽查队13个。全市现有各类电影院、影剧院、剧场108处，电影放映单位1180个；所有的乡镇都建立了文化站。全市从事文化工作的专业人员3040人，在这支队伍中，有中级以上职称的专业技术人员960人。市直文化单位18个，干部职工792余人，有中级以上职称的364人，其中副高126人，正高22人。可以说是人才济济，实力还是比较雄厚的。局机关这次机构改革原新闻出版局并入文化局，文化局对外同时挂新闻出版局、版权局的牌子，统管全市的文化、文物、新闻出版事业。机关内设8个科室，编制30人，目前改革工作已经结束。

自1992年以来，我市的文化工作在市委、市政府的领导下，在各级党委、政府及业务上级的重视、支持下，在全市广大文艺工作者的共同努力下取得了比较好的成绩。1993年5月全国创建文化先进县工作经验交流现场会在山东召开，来烟台参观闭幕，影响很大；1994年文化局机关被市委、市政府命名为市直“十佳部门”；1995年4月我市被文化部、人事部命名为“全国文化模范市”（全国共有7个，山东2个），文化工作跨入了全国的先进行列。

下面就如何繁荣文化艺术事业，优化开放城市环境的问题，联系我市近几年文化工作的实践，介绍一下有关方面的情况。

自1992年邓小平同志南巡讲话发表以来，在全国新一轮改革开放的热潮中，市委、市政府提出了建设现代化国际性港口城市的战略目标，这应该说是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在我市两个文明建设的具体实践和体现。城市建设的新定位，对文化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在新的形势和任务前，作为文化行政管理部门的职能和职责必须做重大调整。一般意义讲文化主管部门的职能有以下内容：全面执行党的有关文化工作的方针政策，综合管理文化艺术事业，综合管理社会文化事业，综合管理图书事业，综合管理文博事业，综合管理电影事业，归口管理文化市场，综合管理文化交流、文化科技、文化活动、艺术教育，这次改革又增加了综合管理新闻出版事业的职能，

那么在新的历史时期，根据城市建设的新定位，文化如何发挥文化优势，繁荣文化事业，优化开放环境，促进城市两个文明建设，这是开放城市文化主管部门的一个重要的职能，也是贯彻落实江泽民总书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事业的一项主要的任务。下面重点围绕这个问题谈谈做法、体会和认识。从我市文化工作的实践看，要履行好这一职能。必须做到三个坚持：

一、坚持抓创建上水平，提高开放城市的档次。

这里所说的抓创建，是抓社会文化的创建工作。社会文化（也称群众文化）这是文化事业的大头，是中国特色社会文化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坚持重在建设、重在繁荣的方针。开放城市是对外经济和文化交流的窗口。一个城市的档次高低、标志着其经济发展和文化繁荣的程度。而现代经济的发展本身需要“文化力”的配合，文经结合则是市场经济的一个特点，是“文化力”的有效表现形式。所以沿海开放城市经济发展了，文化必须同步，这样才能提高开放城市的档次，增强开放城市自身在市场中的竞争能力。作为文化主管部门，从宏观上抓好开放城市的社会文化创建工作，不断地提高市民的文化素质，这是提高开放城市档次的一个重要的途径。坚持抓创建上水平要突出三个重点：

一是要围绕社会文化“三大工程”全面制定创建计划，开展创建活动。创建社会文化先进县、建设万里边疆文化长廊、创建蒲公英儿童文化园，这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文化部提出的社会文化“三大工程”。三大文化工程是促进社会文化事业尤其是农村文化事业全面 发展的战略性措施，开展十年来在全国影响很大、作用力很大。按照这一工程的基本精神，我市经过近八年的实践和努力，从烟台实际出发，将三大工程细化为“321”工程，即“三创”、“二模”、“一园”工程。“三创”即创建社会文化先进县、创建社会文化先进乡镇、创建文化模范村；“二模”即评选模范乡镇文化中心、评选模范文化广场；“一园”即创建蒲公英农村儿童文化园。这一举措，将三大工程具体化、系统化。这一系统工程从1992年逐年实施以来，市、县、乡党委、政府很重视，都成立了领导组织，制定了创建计划，组织实施狠抓落实，使城乡文化创建系列化、一体化、网络化，有力地推动了全市的城乡文化设施建设和文化活动的开展。

现在全市13个县市区中7个县市区（莱州、长岛、龙口、牟平、蓬莱、招远、海阳）被评为全省文化先进县，其中莱州、长岛、龙口、牟平、蓬莱、招远6个县市区先后被评为国家级文化先进县（今年福山区、芝罘区准备申报省级先进县区），有135个乡镇被评为市级社会文化乡镇，有97个行政村被评为市级文化模范村，有2个广场被评为省级模范文化广场，11个城镇文化广场被评为市级模范文化广场，有40个乡镇文化中心被评为模范乡镇文化中心，有2个农村儿童文化园（即龙口前宋家村和遇家儿童文化园）被评为国家级蒲公英农村儿童文化园。创建工作的全面推开使开放城市的文化氛围更加浓郁。

二是要重视文化设施的建设。文化设施是文化创建工作的基础，是文化活动的重要载体，是开放城市人民群众、海内外客人活动的重要阵地。作为一个现代化的城市，在文化设施方面的象征，应有六大件：艺术文物博物馆、综合艺术馆（美术馆）、图书馆、大剧院、音乐厅、文化广场。这些象征性的文化设施，可以成为城市的标志性建筑，使人们进入该城市就被一种文化氛围所征服，处处感受到充满着现代化蓬勃向上的文化气息，不由自主地想到这个城市居民的文化素质和教养的程度，想到这个城市两个文明建设的水平。所以说，抓创建工作要十分重视抓城市文化设施的改造和建设，为改革开放营造良好的文化硬件环境，树立城市的形象。从我市看，改革开放以来，各级党委、政府越来越重视文化设施的改造和建设。“九五”期间，全市大部分县市区基本建成图书馆、博物馆、文化馆、影剧院和文化广场（简称“三馆一院一场”）。全市有3500个

村庄建成文化大院，3168个乡镇和行政村建成了图书馆（室）。从市区看“九五”头一年，政府投资8000万元，建成16000平米的现代化图书馆，成为市区的标志性建筑。从各县市区看，文化设施建设步伐更大。招远市政府投资3200万元兴建了集文、博、图、演、展览于一体的14200平米的文化博览中心。莱州市投资5000万元建设了集娱乐、文化、科技、庆典、会展于一体的大型综合性园林科技文化广场。龙口市投资4000万元正在建设高档次的文化科技中心。蓬莱市、开发区也都投资建了大型的文化广场。据不完全统计，“九五”以来，全市文化设施已投入6亿多元，国家、集体、个体一齐上，公益性、经营性文化设施有了很大发展，为“十五”文化事业的全面繁荣奠定了强有力的基础。

三是要注重各种文化活动的开展。开放城市的文化创建工作最终要落脚于运用各种方式和阵地，通过开展各种文化活动来陶冶人们的情操，以提高全市人民的文化素质，树立良好的开放城市形象。这是提高城市档次的本质所在，也是开展创建活动的目的所在。文化活动具有娱乐性、知识性的特点，为广大群众所喜闻乐见；文化活动具有宣传教育的功能，健康有益的文化活动能将正确的道德观、价值观潜移默化地渗透到人们的思想认识之中，使广大群众在一种健康向上充满乐趣的氛围中陶冶自身的思想、道德和情操，自觉地抵制愚昧迷信和资本主义不良生活方式的影响。我国现正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其主要矛盾是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因此，作为各级党委、政府在抓好经济建设满足人民群众物质需求的同时，也必须着力抓好文化建设，开展好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以满足群众文化生活的需求，从而进一步达到密切党群、干群关系，理顺情绪、调整心态、稳定社会、鼓舞士气的作用。从我市看，近几年，在城乡广泛地开展的社区文化、企业文化、校园文化、家庭文化、海岛文化、军营文化及各种节日文化活动，都产生了良好的作用。象芝罘区开展的社区文化活动在全省产生了积极的影响，牟平区开展的家庭文化活动，在全国范围内得到重视并加以推广。尤其是以市区文化广场为主阵地的广场文化活动，办出了声势，办出了特色，办出了水平，办出了效益，影响很大。同时，我市还大力开展了包括戏剧、电影、图书、书画等内容在内的文化下乡和文化扶贫活动，全市剧团下乡每年演出2400场，有力地促进了全市农村的精神文明建设的平衡发展。上述活动的开展，不断提高了城乡人民的素质，同时也提高了城市的文明程度，为开放城市树立了良好的形象。

总之，创建工作作为一项综合性、系统性的工作，已成为我市文化建设的龙头和总抓手。它的深入开展，全面推动了我市城乡文化事业的发展，为开放城市营造了一个安定、文明、健康的社会环境，成为开放城市文化与经济同步发展的重要标志，提高了开放城市的档次。

二、坚持抓精品促交流，提高开放城市的知名度。

市场经济要求开放城市不断地扩大对外影响和知名度。市场经济的发展，不仅要在经济领域出名牌产品，更要在文化领域出文化精品；不但要经常开展经贸活动，同时也要开展经常性的文化交流。只有这样才能不断增加经贸活动的文化含量，通过经贸搭台文化唱戏进一步提高开放城市的知名度。作为文化主管部门，为经济建设服务，提高开放城市的知名度，必须坚持两手抓，即一手抓精品，一手抓文化交流；靠文化名牌拉动，靠文化交流推动，使开放城市的文化不断繁荣，进而促进经贸活动的深入开展。抓精品促繁荣，抓交流促发展要着力抓住三个环节：

一是要强化精品意识。所谓精品可以简单地概括为优秀的文化艺术作品。一个工厂没有新产品，没有拳头产品就没有活力。一个开放城市没有系列名牌产品，就缺乏市场竞争的能力。同样一个开放的城市没有自己的文化特色，不出优秀作品，不搞文化交流，这个开放城市不但文化缺乏生机与活力，同时也直接影响开放城市在国内外的知名度，影响经贸活动的开展。所以，对精品生产必须有足够的认识。通过精品生产可以发挥导向作用、示范作用，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带动和促进各项事业上档次、上水平。我们烟台是沿海开放城市之一，要提高自身的知名度，既要靠优惠政策吸引，更要靠名牌产品拉动，也要靠文化精品来宣传。从我市的情况看，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的发展，各级领导的文化精品意识不断增强。遵照江泽民总书记以优秀作品鼓舞人的指示精神，“八五”期间我市就成立了文艺创作评委会，每两年对全市的文艺作品进行评选，对优秀作品进行奖励。1995年根据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和山东省“七个一工程”的要求，市里又设立了“七个一”精品工程奖。1995年我市还建立了宣传文化调控资金，每年市财政从文化上交税费中返还90多万元用于宣传教育和精品生产。去年以来，各级党委、政府领导又十分重视专业剧团的建设，为剧团找靠山实行文企联谊，为创作优秀剧目打下了坚实的物质基础。从市直看，市京剧院与东方电子集团联谊成立了东方京剧院，市吕剧院与张裕集团公司联谊成立了张裕艺术团，市歌舞剧院与烟台开发区联谊成立了开发区艺术团，这些举措有力地推动了全市的艺术创作和艺术生产。

二是要集中力量抓精品。文化也是产业，有个投入和产出的问题。作为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的精品工程建设，必须舍得投入。我市几年来抓精品建设的经验表明，要抓精品，就要选准重点剧目，集中领导、集中人才、集中资金一举突破。文化部门抓精品，主要是戏剧，1994年，为了纪念抗战胜利50周年和梅兰芳、周信芳两位京剧艺术大师诞辰100周年，在市委、市政府的关怀和市委宣传部的大力支持 下，市京剧团改编、排演了近代史京剧《甲午恨》，当年年底晋京参加梅兰芳、周信芳诞辰100周年纪念活动，在首都演出了3场。各级领导、专家观看了演出给予了高度评价。作为这次活动的唯一的一个地市级剧团参演人民日报、中央电视台等各大新闻单位进行了宣传报道，扩大了烟台开放城市的知名度。这台戏被中宣部列为1995年度“五个一工程”的提名剧目，被文化部列为全国重点剧目：参加省第五届艺术节全面获奖，被省委宣传部评为省级精品工程特别奖。这台戏先后投入几十万元，所以搞精品不舍得投入是不行的。为了争创第十六届、第十八届戏曲演员“梅花奖”，市委、市政府、市委宣传部在人、财、物上给予了极大的投入，组织力量全力以赴，演员和剧目的包装、推介、编创都坚持高起点、高标准，精益求精，获得了成功，赢得了声誉，在省内外产生了广泛影响，成为宣传烟台极好的广告。“九五”以来，我市在中央、省获奖的戏剧和舞蹈、小品除京剧《甲午恨》之外，象吕剧《难当的女人》、《大桥的故事》获省级精品奖，吕剧《荣辱悲歌》获省调演一等奖，代表山东省首次晋京汇报演出，被评为1997年省精品奖。还有“海阳大秧歌”获国际金玫瑰奖，“群星奖”银奖，舞蹈《细雨情丝》、《耕海》分别获“群星奖”金奖。特别是值得一提的是县级剧团莱州市吕剧团在当地党委、政府的重视支持下，集中力量创作排演了吕剧《小岛风情》一举夺得全国人口文化大奖的第一名，两次晋京汇报演出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好评。据统计，“八五”以来每年全市文化系统在省以上参演、参展的作品获奖都在70多项以上。这些优秀作品的出现，不但反映了开放城市的文化艺术水平，更重要的是通过精品的生产、演出、参赛、获奖，宣传了烟台，扩大开放城市的知名度，提高了城市的文化

品位，同时也适应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文化需求。

三是全方位抓好文化交流。文化交流同样是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化艺术是一种“软”的资源，这种资源只有经过流通才有活力。好的文化艺术精品，优秀的文艺作品更要通过交流，扩大影响，产生二个效益。文化交流的发展不仅有利于丰富沿海开放城市的文化生活，为城市文化生活注入新鲜的营养，而且更有利于通过这些文化交流向国内外扩大城市的影响。可以说，文化交流是开放城市对外交往扩大影响、加强联谊的十分重要的纽带和桥梁。从这种意义上说，文化交流既是沿海开放城市文化建设的优势所在，又是沿海开放城市的重要的文化使命。走出去、请进来，相互的文化交流不但可以增进相互的了解，建立友谊，丰富城乡群众的文化生活，更重要的是促进双边经贸活动的开展，推动两个文明建设。从我市的情况看，改革开放以来，专业剧团、职业书画家艺术学校先后多次组团，访问东南亚、拉美、东西欧、港澳台的十几个国家和地区，对扩大对外开放，招商引资起到了良好的促进作用。象我市近几年同日本的别府市、韩国的群山市建立了友好城市关系，这中间文化交流搭桥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连续多年文化互访不断。市京剧院、市歌舞剧院、吕剧院、艺校、画院、美术博物馆先后多次到日本别府市、韩团群山市演出、组展，增加了了解，增进了友谊，加强了合作，扩大了影响，促进了经贸文化交流。改革开放以来，为了让世界了解烟台，让烟台走向世界，市里先后举办了烟台首届艺术节、烟台京剧艺术节、烟台葡萄酒节、烟台中韩经贸洽谈会、烟台东亚城市经贸洽谈会、第二届apec亚太经合组织博览会、apec果蔬交展会，在这些集大型文化与经贸于一体的活动中，文化既搭台又唱戏，既树立了文化自身的形象，找到了文化的位置，又为经贸活动搭桥引线当红娘，使经贸活动有声有色，效益突出，影响扩大。改革开放以来，我市每年都接待国内国外艺术团组40多个，组台演出和组展近千场。丰富多彩连续不断的文化交流，象水中击石使开放城市连续不断地扩大着自己的影响，有力地促进了经济的发展和商贸活动的顺利进行。同时丰富的精神产品和多样的文化交流，提高了开放城市的品位，增加了城市的文化内涵，提高了城市的声誉。

三、坚持抓管理促繁荣，增强开放城市的吸引力。

文化市场是指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活动以商品的形式在流通领域中进行交换的场所。从这处意义上讲，文化市场是市场经济的产物。改革开放以来建立了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体系，文化市场就迅速地发展和膨胀。从我市情况看，从87年市区第一家营业性歌舞厅的兴办到现在短短的十几年间，全市文化市场已发展到包括娱乐、音像、书刊、电影、美术、印刷等20多个门类和4000个经营点，从业人员数万名。从文化消费的门类和管理范围看，有文化娱乐市场、音像市场、美术市场、文物市场、书刊市场、电影市场、演出市场、业余艺术培训市场、文化旅游市场等九大门类。从经营体制上看，已不再是单一的国办文化，而是国家、集体、个体、中外合资等多种所有制形式一齐上。文化市场的兴起，对调动全社会办文化，增强文化发展活力，对于促进文化交流，推动我市两个文明建设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实践证明，市场经济越发展，文化市场就越活跃，二者相辅相成。只有发达市场经济而无发育的文化市场的城市不可能是一个繁荣文明向上的城，其发达的市场经济也不会持久。反过来，文化市场繁荣健康有序就会吸引更多的投资者和经营者，增强城市的吸引力，促进市场经济的发育和发展。文化市场是目前社会的热点，管好文化市场，要处理好三个关系：

一是要处理好抓管理与促繁荣的关系。市场经济的多元化必然带来了文化市场的多样化。经济发展了，群众生活提高了，人们富而思文，富而思乐。富裕起来的人们把精神文化生活作为第一需要，这是文化市场繁荣的基础，市场经济的发展要求文化市场的繁荣，这一点作为开放城市尤为突出，所以繁荣是目的。而管理是手段是保证，要通过加强管理保证文化市场沿着正确的方向健康发展、不断繁荣，应当这样来看二者之间辩证关系。作为社会主义的文化市场必然坚持为经济建设服务，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在这个前题下力求搞得更丰富多彩，更活跃繁荣，更健康文明，更富有吸引力。只有这样的文化市场，才有生命力和发展前途。否则为了迎合某种包括一些不健康的消费心理，为了单纯追求市场价值而放弃为经济建设服务、为人民大众服务的宗旨，一味追求文化市场的新、奇、怪，让不健康的甚至是黄色的精神产品充斥文化市场，这样的文化市场发育是不正常的，其生命力和吸引力也是短暂的。所以对文化市场的认识，讲繁荣时不能忽视了管理，讲管理的时候不能忘记繁荣，只有理直气壮促繁荣，大刀阔斧抓管理，坚持两手抓，文化市场才能沿着繁荣、健康、有序的方向发展。所以在深入学习贯彻十五大精神和江总书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大力培育和完善文化市场的过程中，对存在的问题，一方面要强化宣传教育，另一方面要强化文化行政部门对市场的管理，坚持用舆论手段引导，用法律手段规范，用经济手段约束，用行政手段干预，提倡有益的，允许无害的，限制庸俗的，取缔反动淫秽的，以保证文化市场的健康繁荣。

二是要处理好主管部门与综合部门的关系。这次机构改革，市新闻出版局的职能并入市文化局，原来由出版局管理的书刊、音像等出版物市场，现在由市文化局管理，至此，市级文化部门实现了对全市文化市场的统一归口管理。在文化市场经营和管理方面，文化局是主管部门，公安、工商等是综合管理部门。文化市场的宏观调控与微观管理，离不开主管部门和综合部门的互相支持和密切全作。开放城市文化市场十分活跃，这既是人民群众的需要，也是招商引资发展市场经济的需求。但文化市场存在的问题同样也有损开放城市的形象。所以不断地净化文化市场是主管部门的重大责任。而完成这一重要任务，必须有公安、工商等部门的密切配合和有力支持。从我市看，自文化市场纳入政府管理以来，文化就主动地同公安、工商、外贸、物价、海关、新闻媒介等部门建立了密切的合作关系，使文化市场的经营从办证、开业到日常经营纳入一条龙、系列化的的管理轨道。在涉及到文化市场案件的处理上，各部门分兵把口、相互协调，从而保证了对文化市场的有效监控和管理，尤其是象电子游戏厅的专项整治，音像市场集中治理行动和“扫黄打非”集中行动，这些大规模的管理整治活动，文化部门都采取了主动出击、联合作战的方式。为了保证这一管理的有效性和权威性，我们建立了联合办公、联合把关、联合抽查的三联制度，从而使文化市场置于多部门的联合监督之下，保证了文化市场机制的正常运转，避免了失控无序和大起大落。这样做使开放城市既保持了经济的持续发展，又保证了文化市场的持续繁荣和井然有序，从而增强了开放城市的吸引力，保证了文化市场所特有的那种民族性与开放性相结合的特色。

三是要处理好队伍建设与法制建设的关系。建设文化市场管理机构和稽查队伍是实施文化市场管理的前提和保证。文化市场稽查队伍是文化市场管理的主体。1991年出台的《山东省文化市场管理条例》规定，文化市场实行稽查员制度，这一规定把文化市场执法队伍的建设摆到一个十分重要的位置。建设一支具有较高的政策理论水平、行政执法水平、实际工作能力的清正廉洁的文化市场执法队伍已成为开放城市文化市场管理的迫切需要。与此同时，文化市场法制建设也相应地提到了重要议事日程。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文化市场必然要求依法引导、依法培育、依法管理。所以，加快文化立法，完善文化市场的管理法规，是文化市场健康发展的保证。对文化市场实施规范管理，首先要有法可依，同时还要有坚强的执法机构和执法队伍。实践证明，有了法规没有执法的机构和队伍不行，有了机构队伍没有健全的法规、制度也不行。从我市情况看，处理好队伍建设与法制建设的关系，必须坚持两手抓，即一手抓机构与队伍建设，一手抓法规的宣传和实施细则的制定、完善和落实。几年来，我市一直注重自上而下推进文管机构与稽查队伍的建立和完善。1991年3月根据文化市场发展需要，经有关部门同意在市文化局内设置了文化市场管理科；1993年3月又成立了市文化市场稽查队，这在全省是成立最早的一支稽查队伍。到目前为止，在各级党委、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全市13个县市区都建立了文管机构和文化市场稽查队，上岗人员达到81名，除个别市外大多数县市区的文化市场管理实现了统一归口管理。1994年以来我市又加强了乡镇一级文化市场的管理，全市现有130多个乡镇聘用了142名兼职稽查员。现在全市初步形成了以市区为中心，市、县（市、区）、乡镇为一体的三级文化市场管理网络。为了提高队伍的素质，全市各级文化行政管理部门坚持从理论上提高，从思想上教育，从行为上规范，先后制定了《廉政建设八条守则》、《稽查人员工作条例》、《稽查队工作规范》等有关制度，并先后多次举办执法人员培训班，提高了执法人员的守法意识和执法水平。根据市委的部署，自1996年6月份开始实行文化市场管理承诺和效率监督卡制度。这一制度的实施，增强了执法人员的服务意识和法律意识，健全了管理制度，发挥了群众监督作用，加强了文化执法部门的廉政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