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地理学论文精品(七篇)
时间：2023-04-10 15:13:41
序论：写作是一种深度的自我表达。它要求我们深入探索自己的思想和情感，挖掘那些隐藏在内心深处的真相，好投稿为您带来了七篇人文地理学论文范文，愿它们成为您写作过程中的灵感催化剂，助力您的创作。
篇(1)
关键词：人文地理学；教材版本；教材评价；编写思路
中图分类号：G642.3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4-9324（2014）46-0235-03
人文地理学是地理学的重要分支学科，不同于自然地理学，人文地理学侧重于研究人类活动的空间差异和空间组织以及人类与地理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人文地理学在高校地理科学及相关专业的课程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加强对学生的人文地理学的教育，有助于丰富其科学认知，培养人地协调的思想，更好发挥人文地理学在私人决策和公共决策中的作用。
新时期以来，我国人文地理学概论教材的编写取得了很大成就，出版了一系列人文地理学概论教材，对我国人文地理学的教学起到了巨大的促进作用，但与国外同类教材相比，教材在内容、体系等方面仍存在诸多不足。伴随新时期大学课程改革，探讨我国人文地理学教材编写问题，对人文地理学概论课程建设具有重要意义。李同升和赵荣曾对国内外人文地理学概论教材的特点作了深刻的分析，并提出我国人文地理学概论教材的改革思路；王富喜等对新世纪人文地理学概论教材的内容体系提出了有见地的设想；汤茂林对英美国家的人文地理学概论教材作了诸多评析，对国内人文地理学概论教材的编写提出了自己的建议。本文试通过对90年代以来，我国流行的不同版本的人文地理学概论教材进行分析，从教材的组织结构、表现形式、学术规范等方面指出其优缺点所在，提出人文地理学概论教材的编写设想。
一、我国人文地理学概论教材类型
笔者所收集的人文地理学概论教材共7种，分别出版于1991～2013年。这些教材在不同时期被我国各个大学地理科学及相关专业广泛采用，分析教材的结构和体系，可归纳为以下3种类型：
（一）理论分析型
这类教材以王恩涌编写的《文化地理学导论》为代表，教材体系以文化和文化景观分析为主线，与西方的人文地理学概论教材结构比较相似。教材结构借鉴TerryG·J的《TheHumanMosaic：AThematicIntroductiontoCulturalGeography》。对地理文化现象都是从文化区、文化的起源与扩散、文化生态、文化整合、文化景观的意义等方面进行分析，层次分明。2012年出版的由顾朝林编写的《人文地理学导论》与其相似，侧重理论分析、方法介绍。
（二）总论分论型
这种教材早期以张文奎主编的《人文地理学概论》和金其铭主编的《人文地理学概论》为代表，后期以赵荣的《人文地理学》和陆林的《人文地理学》为代表。教材采用先总论后分论的形式。在教材前面的总论部分介绍人文地理学的发展历史、研究对象、基本理论、研究方法等，在后面分论部分介绍人口、城市、政治、文化、旅游、农业、工业等属于人文地理学分支学科的基础内容。
（三）概括论述型
这类教材以陈慧琳的《人文地理学》为代表，已出版第三版。教材内容比较简明，在逻辑结构安排上，把人文地理学的基础理论贯穿于人地关系的经济、人口、聚落、文化、旅游、政治等各个研究对象设置章节，最后探讨人地关系的时间、空间演变，研究各要素与环境的相互作用，把人文地理学各分支学科的庞大知识内容上升地理学的学科高度，形成完整的理论体系，让读者不再感觉人文地理学概论教材是各分支学科的简单堆砌组合，这是与总论分论型概论教材最大的不同。
二、我国人文地理学概论教材特点及不足
（一）我国人文地理学概论教材的特点
通过对以上不同类型的教材的分析，可以发现我国人文地理学概论教材的编写特色，但从总体上看具有以下共同特点：教材体系内容上，过去的人文地理学教材重点在于介绍人文地理学的一般研究对象和各分支学科的研究对象，新近出版的教材则摆脱了这一传统，把人文地理学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以及基础理论设定人文地理学的基本体系，各分支学科主要作为实例来验证人文地理学的基本方法、研究主题等。在教材风格上，过去追求教材内容的广而全，新近出版的人文地理学教材越来越重视从基本概念、理论方面塑造人文地理学的学科形象，着重介绍人文地理的新视角、新进展以及应用价值。
（二）我国人文地理学概论教材存在的不足
由于受我国人文地理发展水平和教材编写水平的限制，目前，我国人文地理学教材存在着以下主要问题：
在教材体系上，大多数教材没有建立起起既符台教材特点，又全面准确地反映人文地理研究内容及其相应的研究方法、基础理论，以及被学术界公认的逻辑结构，使人文地理学缺乏统一、完整的学科形象。
在基本理论、研究主题方面，不同的教材编写者存在分歧。有些教材也多以文化为主线，这一点受到了不少教师的批评。有的人文地理学者认为，人文地理学毕竟不等同于文化地理学，人文地理学概论类教材不应该以文化为中心。有些教材以人地关系为主线贯穿始终，但此类教材内容较浅，难度过小。
在时代性上，现有教材在编写内容方面落后于时展，教材版本更新非常缓慢；教材引用著作较多，论文较少，时代感不强。
在学术规范上，教材普遍大段引用别人的著作却未在文献中注出，只是在章末列出主要参考文献。
三、新世纪人文地理学概论教材编写思路
（一）理想的概论教材框架结构
对于人文地理学概论教材框架的探讨，王富喜等提出了很有意义的建议，认为新世纪人文地理学概论教材在内容体系上可由六大部分组成：第一部分为人文地理学发展历史；第二部分为人文地理学的研究对象；第三部分为人文地理学的研究方法，包括高层次的哲学方法论以及相应的传统野外调查方法以及随着时展出现GIS、遥感等新技术方法的运用；第四部分为人文地理学的基础理论，包括传统的人地关系理论、农业区位论、工业区位论、中心地理论等以及新近发展的文化转向和计量转向，女性主义视角等理论；第五部分为人类活动的空间分布、历史演变及其与地理环境的关系；第六部分为人地关系存在矛盾及其解决手段。
（二）以理论和研究方法为重点、反映最新研究成果
与自然地理学、地理信息系统等其他相邻学科相比，人文地理学发展到目前为止缺乏统一的、普遍化的方法论体系，基础理论存在不同的意见，一些理论多从其他学科借用而来，或者学习外国的一些先进理论，这不仅是教材编写的问题，更是学科发展的问题。在教材编写中要注重介绍不同的理论流派，反映最新的理论导向，这也有助于未来青年学生、青年地理学者的成长发展。
（三）案例分析与方法介绍并重
以理论分析为重点，并不意味着忽视区域人文地理和部门人文地理实际，教材可以采用区域地理的内容和案例来验证基础理论、研究方法，从而加深学生对前者的理解。教材编写中，将案例分析与理论方法介绍有机结合起来来解决这一问题。对每一种社会文化景观现象，应从典型案例分析着手，结合案例分析和研究问题的方法，在此基础上再进行理论总结。
（四）遵守学术规范
规范严格的教材每一章后面都应附有相应的参考文献，论文和著作皆有，新老并重，并在文中进行准确标注。国内李小建主编的《经济地理学》可堪称是地理学教材中遵守学术规范的典范，不仅在章末的参考文献进行准确标注，在章节内文里面也严格注明。树立严格学风是学术的根本，教材对于参考文献的标注理应规范，这有助于培养青年学生遵守学术规范的良好习惯。
（五）编写配套教材、翻译外国同类教材
与经济学等其他学科相比，人文地理学配套教材及翻译的外国同类教材较少，甚至没有。迄今为止，我国所翻译的人文地理学导论教材还是2O世纪8O年代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H·J·德伯里的《人文地理：文化、社会与空间》，翻译外国优秀教材是当务之急；另外教材编者应结合主教材内容，编写配套相关教学资料等。
四、结语
篇(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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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DonMd Worster，“Doing Environmental History”，in D．Worster(cd．)，The ends of the eaah：Perspectives on Modem Environmental History，p．306．
②Michael Williams，“The relations 0f environmental history and historical geography”，Journal of Historical Geography，20．1(1994)，pp．3--21．
地理学在东西方都是古老的学问，无论《禹贡》还是《奧德赛》，都反映了人类先民的地理意识。地理学又是复杂的：从横向上看，这一学科存在着文化区域的差异①；从纵向上看，该学科从近代以来发生了巨大变化，产生了众多的分支学科。其中的人文地理学(Human Geography)②由于其以人类与环境的关系为研究对象，因而与环境史学的联系十分紧密。人文地理学一直处于发展变化之中③，依笔者的专业和目前的学识很难全面地把握它，因此拟选取某一方面来具体认识它与环境史学的联系。在选择过程中，我们的目光集中在了法国人文地理学大师阿·德芒戎的思想上。这么做的考虑，是出于德芒戎对20世纪史学或历史学家的不容置疑的影响。这从法国年鉴派大师费尔南．布罗代尔创作的《地中海和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世界》一书中可窥见一般。布罗代尔在开列需要感激的名单时，第一个提到的就是他在巴黎大学时的老师阿尔贝·德芒戎，我们从布罗代尔对地中海周围山区的描写中，很容易找到德芒戎笔下的“利穆赞地区的山地”④的影子。鉴于地理学对于环境史学的贡献以及环境史学同年鉴学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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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德国地理学家、近代地理学区域学派创始人赫特纳(1859—1941)在论述西方地理学史时指出：“若是我们也把中国的地理学，我们的文化区域以外最重要的地理学，牵连在一起，这对于理解现在的科学，至少是现在的地理学，恐怕没有多大的帮助”。[德]阿尔夫雷德·赫特纳著：《地理学——它的历史、性质和方法》，王兰生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6页。
② Hum01 Geography在中国还被翻译为“人生地理学”或“人类地理学”，尽管译法各异，但都涉及“人”。而“人文地理学”法语词为Gé0graphie humaine，德语词为Geographie des Menschen，其中也都有“人”。
③ 关于人文地理学的发展变化，参见王恩涌等编著：《人文地理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
④ [法]阿·德芒戎著：《人文地理学问题》，葛以德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225--248页。
的学术传承关系①，我们认为，在沃斯特和威廉斯所开列的地理学家名单中加上阿尔贝．德芒戎，应该是恰当的。②
一、定义问题
人文地理学是当前西方学界基本区分的地理学两大类别之一，另一类是自然地理学。《大英百科全书》2002年版则将地理学分为自然地理学、人文地理学和区域地理学三支，其中人文地理学包括了人口地理学、经济地理学、文化和社会地理学、城市地理学、政治地理学、医药地理学和历史地理学等，因为“人文地理学的一个中心问题就是解释人类的分布及其特点，这属于人口地理学的范畴。但是不对以下问题予以重视，就不能理解人类的分布：人类如何满足自己的需要和如何谋生，属经济地理学范畴；人类的文化、社会价值观、劳动工具等，属社会和文化地理学范畴；人们在城市和大都会的聚居，属城市地理学范畴；人们的政治机构，属政治地理学范畴；人们的健康和威胁他们的疾病，属医药地理学范畴；当前的分布方式如何演进而成，属历史地理学范畴。”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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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有学者认为环境史的学术渊源之一是法国的年鉴学派，参见Char Miller & Hal Rothman，Out of the Woods：Essays in Environmental Hitory，Pitts— brgh：University 0f Pittsburgh Press 1997，Introduction，p．X Ⅱ．
② 不知何故，沃斯特和威廉斯在各自的文章中都没有提到德芒戎。
③ The Encyclopaedia Britannica，Encyclopaedia Britannica InC．，2002， v0L. 19．p．882．
面对人文地理学的如此繁杂而又密切联系的分支领域，我们怎样才能认识和把握它呢?对于人文地理学问题，阿．德芒戎于20世纪初所做的论述，被视为是“指明了正确的道路”①。从德芒戎的论述中我们了解到，虽然西方人很早就看到了地表上人类习俗的差异，但是直到18世纪以前，“对那些被我们现在归人人文地理学名下的事实，即地球表面上人类生活方式和聚居方式的研究，只是一种单纯的描述……实际上它们只是一堆未经整理、未加解释的，也就是没有科学性的杂乱无章的知识。科学人文地理学的发展，主要起始于18世纪进行的发现航行和殖民活动所导致的我们对地球知识的增长：主要由科学家或具有科学好奇心的探险家进行的航行。”②对于人文地理学的定义，德芒戎强调不能泛泛地认为人文地理学是研究人类和自然环境的关系的，因为“它包括不了整个关于人类与自然环境关系的研究内容……这些关系中有许多肯定不是人文地理学者所能研究的，它们属于别的研究部门。”③于是，他将人文地理学界定为“研究人类集团和地理环境的关系的科学”④。他之所以用“人类集团”和“地理环境”概念取代“人类”和“自然环境”概念，是因为他认为，首先，人文地理学研究的不是自然人，而是社会人。“我们不再把人类作为个体来考虑。通过对个体的研究，人类学和医学可以取得科学的成果；而人文地理学就不能。人文地理学所研究的，是作为集体和集团的人：是作为社会的人的作用。”第二，“地理环境这个词组比自然环境的含义更广；它不仅包括可以表现出来的自然的影响，还包括一个有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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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见“阿尔贝·德芒戎”，载[法]阿·德芒戎著：《人文地理学问题》，第10页。
② [法]阿·德芒戎：《人文地理学问题》，第3--4页。
③ [法]阿·德芒戎：《人文地理学问题》，第5页。
④ [法]阿·德芒戎：《人文地理学问题》，第7页。
于形成地理环境，即整个环境的人类自身的影响。”①德芒戎的人文地理学定义以及他所运用的定义逻辑对于我们如何界定环境史学富有启发意义。
环境史学自诞生至今，对于它是历史学的一个分支学科，还是研究和阐释人类社会历史的一种新的史学理念和视角，在学术界尚存歧义②。近30年来，在美国和西方其他国家，环境史研究成果源源不断，其作者都在按各自的理解具体地研究和诠释环境史，因而关于环境史的定义是见仁见智③。在美国，虽经多次讨论，学者们基本上认定环境史就是研究人类与环境的互动关系史，但是对于“人类”、“环境”等具体内涵的认识有一个逐渐明晰和丰富的过程，对此，大家的理解还是不太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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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法]阿·德芒戎：《人文地理学问题》，第6--7页。
② 譬如沃斯特倾向于认为“环境史并非新的分支学科，而是对历史及其核心问题的广泛的、新的再想像”，见包茂宏：《唐纳德·沃斯特和美国的环境史研究》，《史学理论研究》2003年4期，第103页；包茂宏在介绍20世纪90年代以后美国环境史的发展时认为又诞生了众多的次分支学科，见包茂宏：《美国环境史研究的新进展》，载《中国学术》2002年第4期。
③ 迈克尔·威廉斯在“环境史学与历史地理学的联系”一文的第一部分介绍了纳什(Roderick Nash)、比尔斯基(L.J．Bilsky)、泰特(Thad Tate)、沃斯特等人关于环境史的定义，参见Michael Williams，“The relations 0fenviron— mental history and historical geography”，Journal信／Historical GeograpAr，20．1(1994)，pp．4-9；此外，包茂宏在“环境史：历史、理论和方法”一文中还进一步介绍了贝利、克罗农和麦茜特等人有关环境史的定义，参见包茂宏：《环境史：历史、理论和方法》，《史学理论研究》2000年第4期。而麦茜特推崇的是沃斯特、克罗农、克罗斯比以及她本人关于环境史的解释，见http：／／www． cnr．berkeley．edu／departments／espm／env-hist／studvguide／chapl．htm．
20世纪80年代末沃斯特提出环境史研究的农业生态史模式，认为环境史是研究“自然在人类生活中的作用和地位”，并强调环境史学日益摆脱了初期的道德诉求和政治信仰，主要目标是为了加深我们对历史上人类与自然关系的理解，即在时间长河中人类如何受到自然环境的影响；反过来，人类又如何影响自然环境，并产生了什么结果。在沃斯特心目中，这个自然仅指非人类世界。这一世界在原初意义上并不是我们人类所创造的，因此，它不包括社会环境(the social environment，只是人类之间相互作用的舞台)和人工环境(the built environment，无处不在，成了“第二自然”，这完全是一种文化的表现)①。应该说，沃斯特关于环境史研究中的“自然”的界定是清晰的，它特指自然环境——非人类世界。沃斯特的有关解释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20世纪90年代初以前的美国环境史研究。但即使在那个时候，尤其是到了90年代，关于环境史的理论还是有着不同的声音和争论，其中最突出的，是乔尔·塔尔等人认为环境史研究应该包括城市或人工环境，并提出人工环境通过与自然环境的相互作用而成为地球环境史的一个组成部分的论断②。当然，沃斯特本人的这方面的思想也在发展变化③。
笔者认为。上述争论的关键在于如何认识影响着非人类世界的人类，以及人类到底怎样并在哪里影响着自然环境等问题。这就需要我们进一步辨析“人类”概念的内涵和外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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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Donald Worster，“Doing Environmental History”’in D．Worster(cd．)’The endds of the earth：Perspectives on Modern Environmental History，pp．290--291；pp．292--293．
② Christine M．Rosen & J0el A．Tarr，“thc Importance of Urban Perspec— tive in Environmental History”，Journal of Urban History，(may 1994)，p．307．
③ 见包茂宏：《唐纳德·沃斯特和美国的环境史研究》，《史学理论研究》2003年4期，第102—103页。
对于历史研究中的人类概念的认识，我们应该回到的原点上来。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指出：“新唯物主义的立脚点则是人类社会或社会化了的人类”①。人类社会或社会化了的人类是考察人类历史开始点的总体假说。马克思提出从人类社会整体出发的假说后，具体考察历史的出发点是“现实的人”。“现实的人”生活在一定的具体社会环境之中，现实的人和现实的社会环境的统一构成了“人类社会”②。环境史学中的“人类”，也只能是结合着现实的社会环境，并进行对象性实践活动的现实的人。其内涵是指具有不同文化程度和不同社会组织程度的人的群体或集团，可以简称为“文化人”、“文明人”或“社会人”；其外延是由人类的生活活动、生产活动和社会活动等各类实践活动构成的环境，包括由人所建造的房屋、道路、城市和各种设施组成的人工环境，以及由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组成的社会环境。人工环境和社会环境是人类社会的有机组成部分；人类社会是整个自然界中的人类子系统。与此相对应的，是由地球上的大气圈、水圈、土壤一岩石圈和生物圈所构成的自然子系统，即环境史学中所运用的“自然”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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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8—19页。
② 参见蒋大椿：《当代中国史学思潮与历史观的发展》，《历史研究》2001年第4期，第13页。
至此，我们可以借用德芒我的定义逻辑来对环境史学进行界定。环境史学包括不了人类子系统和自然子系统各自内部或相互关系的全部内容，其中有许多方面肯定不是环境史学所能研究的。譬如，自然子系统具有自己的结构和功能，并按照一定的规律进行演化。关于这方面的研究可能属于地理学、地质学、生态学等学科的范畴。环境史学则是研究由人的实践活动联结的人类社会与自然环境互动过程的历史学新领域。
这样来辨析，就可以明了环境史研究是否包括人工环境和社会环境的问题了。作为环境史学中“互动”一方的“自然环境”不包括人工环境和社会环境，但是互动的另一方——“人类社会”囊括了人工环境和社会环境。人类正是通过连续不断的实践活动，在利用与改造自然环境的过程中创造着人工环境和社会环境，或者在创造人工环境和社会环境的过程中实现了对自然环境的利用与改造，并使原生的自然环境逐渐地改变了模样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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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原生的自然环境又被称为原生环境或第一环境；被人类活动所改变了的原生环境，如被绿化的山野、被污染的大气和水体、被破坏的森林等又有第二环境、次生环境和“人工-自然环境”等称谓。
转贴于 二、研究对象问题
长期以来，不同学科的学者都有兴趣于人类与环境之关系的研究，各自对这一“关系”的具体把握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环境史学与人文地理学在这一问题上同样如此。
这里仍以德芒戎的思想为例。德芒戎从他的人文地理学定义出发，对人类社会和地理环境的关系这一抽象问题进行了具体阐释，由此构想了人文地理学的研究对象，确定了其范围和界限。他认为，从这种关系中产生的问题包括四大组，即：1)人类社会对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2)人类社会对利用自然资源的方法所作的不断演进，即文明类型的演化；3)随着自然条件及被开发利用的资源而变化的人类分布；4)人类从最简单到最复杂的集群或定居的方式①。德芒戎强调，这些就是人文地理学专有的内容；人文地理学的全部研究工作和著述都不出这一广阔的领域。不过，从他之后的学科发展来看，不仅人文地理学本身研究的问题随时展在进一步拓宽，而且他界定的内容也并非只为人文地理学所专有。譬如，20世纪六七十年代兴起的环境史学同样致力于对人地关系的思考与研究。
在抽象意义上，环境史学是“关于自然在人类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的历史，是关于人类社会与自然之间的各种关系的历史”②。而如前所述，环境史学家对于相互关联的“人类”与“环境”涵义的认识是逐渐明晰和不断丰富的。从目前欧美环境史学家关于环境史研究对象和内容的种种规定来看，我们认为沃斯特关于环境史的三层次分析模式比较典型：
第一，对自然本身的理解，因为在各个历史时期自然是充满生机并发挥作用的；这包括自然的有机体和无机体，当然少不了人类有机体，因为人类是自然的食物链中的一环，他时而是子宫，时而是胃，时而是吃客，时而又被吃，时而是微生物的寄主，时而又是一种寄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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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法]阿·德芒戎：《人文地理学问题》，第8页。
②Mart A．Stewart，“Em4ronmental History：Profile 0f a Developing Field”，The History Teacher，v01．31，no．3(May 1998)，p．351．
第二，引入社会经济领域，因为它与环境是相互作用的。这儿我们关注的是工具和劳动、从劳动过程中产生的社会关系以及人们所设计的从自然资源中获取产品的各种方式。一个被组织起来在大海捕鱼的村社与一个在高山牧场养羊的村社，其制度、性别角色和季节周期可能存在很大的不同。决策的权力，无论是环境方面还是其他方面，在一个社会内几乎不可能完全平等地分配，因此对权力结构的探寻是该分析层次的组成部分。
第三，独特的人类经历的象征一一纯粹的精神或思想层面，其中，感知、伦理、法律、神话和其他意识结构成为个人或组织与自然对话的组成部分。人们不停地描绘他们周围的世界，界定资源是什么，判断哪些行为会导致环境的退化，应该被禁止，并且对他们生活的目的做出选择。①
这三个层面即三组问题，是沃斯特构建的环境史研究纲要，他自己认为“这个模式仍然是好的、有活力的”②。笔者大体上赞同沃斯特的研究架构，因为其他学者提出的分类大都是这一基本框架内的局部调整。因此，我们可以在这一框架的基础上比较和认识环境史学和人文地理学的研究对象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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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Donald Worster，“Doing Enviromnental History”，in D．Worster(cd．)，The Ends 0f Eanh：Perspectives on Modem Environmental Hiaory，p．293．
② 包茂宏：《唐纳德．沃斯特和美国的环境史研究》，《史学理论研究》2003年4期，第103页。
就沃斯特的环境史纲要和德芒戎的人文地理学对象来看，二者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交叉域。德芒戎的人文地理学研究对象，可归结为人类在利用自然资源基础上的生活、生产、居住和迁徙等问题。这些问题同样为环境史学所看重，沃斯特的第二个层面与之联系最为紧密，而这一层面正是目前环境史研究的重点所在。已出版的关于历史上各个国家和地区的行为对环境影响的著述大都属于这一层次①。由此我们可以领会二者间的关联和环境史的学术渊源。然而，环境史学和德芒戎的人文地理学之间又有着显见的不同。这突出表现在它们对人与自然关系的认识路向和研究目的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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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譬如：唐纳德·沃斯特著：《尘暴：1930年代美国南部大平原》；Eli— nor c．K．Melville，Plague of Sheep：Environmental Consequences of the Conquest ofMexico，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4；[英]克莱夫·庞廷著：《绿色世界史一一环境与伟大文明的衰落》。
德芒戎的人文地理学研究涉及的问题止于人类对环境的利用、利用方式与地域的变化等。这些问题所折射的有关人与自然环境关系的观念，基本上是一种单向的认识，即局限于人类在不同的时空中对自然环境的作用。德芒戎的思想是一种“可能论”(possibilism)的论点，这种论点是他的老师、法国人文地理学的奠基人维达尔·白兰士于20世纪初提出来的。“可能论”认为，自然环境为人类的生存提供一定范围的可能性，人类可以按照自己的需要、愿望和能力来利用这种可能性，因此人在与环境的关系中是一种积极的而不是消极的力量。“可能论”虽然是一种与“环境决定论”相对立的人地关系观，但它与决定论却有一个共同点。它们都认为，人类处于一方而环境处于另一方，两者不相容；二者的目的是要确定一方对另一方的作用或影响。可能论与决定论的这一共同之点被称为“人类与环境之间关系的亚里斯多德学派的观点”①。这类论点的提出和持续，与直到20世纪初的科学发展的大背景密切相关。“当时发展中的科学方法还是以探索简单的、单线的因果关系为标志，即A引起B，B引起C，如此类推，而尚未认识到形成当今科学的复杂的相互作用和反馈过程。”②这样，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人文地理学家在探求人文现象的地理分布规律及原因时，做出的大都是与线性科学相一致的简单的、直向的解释——要么强调环境对人的决定性作用，要么侧重人对环境的改造与适应能力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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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唐纳德·L·哈迪斯蒂著：《生态人类学》，郭凡、邹和译，文物出版社2002年版，第6页。
② 唐纳德·L·哈迪斯蒂著：《生态人类学》，第2页。
③ 当然，人地关系是一个相当复杂的问题，有关这一问题的思想、理论在人文地理学领域是不断丰富发展的。继环境决定论和可能论之后，又出现了“适应论”、“生态论”、“和谐论”等。参见王恩涌等编著：《人文地理学》，第40--42页。
环境史学恰恰要从德芒戎的人文地理学止步的地方起步。它从研究人类对自然环境的改造与利用开始，通过一个个具体的事例来探讨人类如何受到了自然环境的影响；反过来，人类又如何影响了自然环境，并产生了什么样的结果等问题，以此来再现人与自然相互作用的历史。环境史研究使得历史学对人地关系的认识超越了固有的抽象的历史观层面，在实证研究的基础上，达到了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新认识。一方面，环境史学不同于政治史、经济史、社会文化史等史学模式，而重新界定了环境因素在历史解释中的地位，认为“环境”是历史中的一个活跃要素，而不只是人类活动的前提或工具；其他生物、大自然发展进程等都与人一样具有创造历史的能力。环境史非常明确地将自然要素纳入历史写作的范畴，从而拓宽了历史研究领域，丰富了历史思考。这正如海外中国环境史研究专家伊懋可(Mark Elvin)在论述人与疾病双向互动的关系时所指出的，“对这种社会与自然间因果回馈循环之发现和阐明，正是环境史相对于其他历史分支最重要的特征”。①
另一方面，环境史学反对将人与自然割裂的机械自然观，强调世间万物的有机联系，证明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始终不断地发生的是相互的作用，两者之间的分野是不明确的，要理解一方就要了解另一方。这显然是一种关于人地关系的双向认识，因而有别于上述人类与环境之关系的亚里斯多德学派的观点。当然，环境史学对于人与自然关系的这种双向认识也是随其研究的发展而逐步明晰的。欧美环境史学大体上经历了一个从片面狭隘的污染或灾难史到全面宽广的环境史的转变，其研究日趋成熟，标志就是认识不再片面，也不再受到政治动机的影响②。这反映了环境史家从对紧迫的环境问题的关切转变到对人类与环境关系史的全面审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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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刘翠溶、伊懋可主编：《积渐所至：中国环境史论文集》(上)，台湾“中央研究院”经济研究所1995年版，第10页。
② 参见K．j．w．Oosthoek，“Environmental History’’，http：／／forth．stir． aC．uk／～kJwol／essays．html．
以英国环境史为例，在1970--90年代初，空气污染和水污染或城市化与工业污染等问题成为研究的焦点，彼得·布林布尔库姆、比尔·拉金和劳伦斯·布里兹等人先后发表了诸多专题性成果①。及至90年代中后期，有关的研究从污染史拓展到环境史，其中戴尔·波特的《泰晤士河河堤：维多利亚时代伦敦的环境、技术与社会》是这方面的佳作。波特认为：“泰晤士河与伦敦的关系并非自然与人类文明之间的简单对照。一千多年来这条河与这座大都市共同将自然的作用与人类创造的事业调和起来。人因为对食物和原料的需求而以他们的建筑物和周围的乡村发展了城市。人们通过堤岸、码头以及他们对清洁水的需求和废弃物的排放而塑造了河流……泰晤士河河堤作为一项公共工程，展示了技术在以文化价值观、社会组织和制度为一方，以自然环境为另一方之间的调节作用……当然，技术作为一种分界面，其本身受环境条件和使用技术的社会的态度与习惯的制约。它充满了变数。泰晤士河河堤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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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布林布尔库姆的有关著述是空气污染史研究的代表性成果。其中，《1850—1900年约克空气污染》(Air Pollution in York，1850—1900)、《伦敦空气污染》(Air Pollution in London)和《19世纪苏格兰的黑雨》(Nineteenth Cen— tury Black Scottish Showers)等文章，是将现代气候研究与历史档案研究融合起来的佳作；而《大烟雾：中世纪以来伦敦空气污染史》(Peter brimbleeombe， The Big Smoke：A History 0f Air Pollution in London Since Medieval Times，lon— don and New York：Methuen，1987)一书影响了许多后继的环境史家。比尔·拉金和劳伦斯·布里兹的著作则是关于英国河流污染的代表性成果：Bill Luckin，Pollution and Control：A Social Ifistory 0f the thames in the 19th Centu- ry，IOP Publishing Limited，1986；Lawrence Breeze，The British Experience with Rwer Pollution，1865--1876，New York：Peter Lang Publishing，Inc．，1993．参见Matt Osbom，Sowing the Field of British Environmental History，http：／／www．h—net．org／～environ／historiography／british．htm．’
“是自然的也是社会的‘建构’，并且它还要因应意外的气候、、流沙和这一地区可资利用的原料的质量而作变更。”①波特的研究从一个具体的方面既展示了人类如何塑造了自然环境，又展示了自然要素在影响和改变人类文明中的作用。这是一种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双向互动观，它凸显了环境史学的目标，即“认识人类如何受自然影响，又如何影响自然，以及影响的结果。”②
环境史学的这种双向认识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今有关人与自然关系研究的学科发展的态势。20世纪中后期，不仅地理学本身在努力克服过去只重视研究“地”对“人”或“人”对“地”单向作用和影响的局限性，开始全面地研究人与环境的相互作用，而且诞生了数门以“人类一环境系统”为研究对象的新兴交叉学科，如环境科学、人类生态学和地球系统科学等，它们一致强调人与自然关系的整体性并对其进行综合研究③。环境史学从环境科学和生态学等学科汲取了大量的养料，其中生态学尤为重要。生态学研究生物与环境的相互关系，这些关系集中体现在环境对生物的生态作用、生物对环境的生态适应以及生物对环境的改造等方面④。环境史学受到了生态学的巨：大影响，较某些前辈学者而言，“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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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Dale Porter，The Thames Embankment：Environment，Technology，and Society in Victorian London，Akron，Ohio：University 0f Akron Press 1998，p．4； pp．8---9．
②T．C．Smout(cd．)，Scotland Since Prehistory：Natural change and Human Impact，Aberdeen：Scottish Cultural Press 1993，p．xiii
③ 参见陈静生、蔡运龙、王学军著：《人类一环境系统及其可持续性》，第6--32页。
④ 1866年，德国动物学家E·海克尔首先把生态学定义为“研究有机体与环境相互关系的科学”，详见周鸿编著：《人类生态学》，第1--2页。
史学家更看重自然的作用，并将人类与自然的互动视为一条‘双行线’(two-way street)”。①这一分析非常适合于就德芒戎的思想与环境史学关于人地关系的认识所作的对比。
与对人与自然关系的认识不同相联系，环境史学又具有不同于人文地理学的研究目的。
人文地理学作为地理学中研究地表人文现象空间分布与变化规律的学科，其目的是要“阐明各国、各地区人文现象的分布规律，着重说明在什么地方有什么样的人文活动，并探讨其形成的原因，预测其发展的趋势。例如，为什么当前世界上有的国家工业高度发达，有的国家工业依然处于极端落后的状态。”②这显然是对地表各种人文现象的空间分布与空间结构作客观的描述与探讨。德芒戎对法国农村聚落的类型、法国北部与美洲的联系、北海的渔业和渔港、尼日尔河流域的土著殖民和整治工程等问题的研究即是如此。与之相比较，环境史学作为历史学中研究人与自然关系史的新领域，除了要探寻人与自然关系的因果律外，更主要的，是为了比较和反思人类对自然的历史认识和态度，尤其要检讨现代资本主义文明对待自然的种种方式。环境史学要通过具体的实证研究，来探讨人类文明发展的不同时代、不同地区、不同国家的不同人群与自然环境相互作用的历史，比较各个时期不同类型的文明中人们关于自然的思想、概念和价值观方面所存在的差异，以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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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Mark Cioc，Bjsrn-Ola Linnér，and Matt Osborn，“Environmental Histo— xy Writing in Northern Europe”，Environmental History，V01．5，No．3，July，2000，p．397．
② 辛润田主编：《现代人文地理学》，河南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4页。
来认识人们对待他们周围环境的不同态度及由此导致的不同结果。由于历史上自然曾以各种各样的灾变对人类有悖于自然规律的开发活动予以了报复和惩罚，因而透过各种各样的灾害而揭示人类对自然的毁灭性开发和戕害所产生的消极影响，探寻人类合理地利用自然以使人类文明健康发展的途径，必然是环境史学的主要任务。由此，环境史学持有鲜明的批判立场。它反对竭泽而渔式的发展观，提倡网开三面式的可持续发展理念，并试图通过对人类与自然关系史的反思和评析，来寻求人类与自然互惠共生之路。沃斯特的环境史纲的第三个层面突出地反映了这一诉求，《尘暴》一书则是他从文化批判的角度研究环境问题的典范。沃斯特认为，20世纪30年代美国南部大平原发生的尘暴，是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文化发展的必然结果。这种文化将人对自然的敬畏与谦恭荡涤殆尽，并以人类对自然的极端狂妄与自负取而代之。它与北美大陆的土著印第安人的敬畏草原、感激自然并自我约束的环境伦理形成了鲜明的对比①，其结果是灾难性的。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沃斯特提醒第三世界国家不要迷信和盲从美国的生产和生活模式，以免重蹈美国的覆辙②。在美国主导的全球化国际背景之下，他的这一“盛世危言”是发人深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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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见高国荣：“对环境问题的文化批判——读唐纳德·沃斯特的《尘暴》”，《世界历史》2003年第5期，第94--97页。
② 沃斯特著：《尘暴：1930年代美国南部大平原》，第316--334页。
与沃斯特的作品一样，欧美环境史学界的其他著作大都饱含着对近代科学革命以来的机械自然观、科学与理性崇拜、现代资本主义发展模式等内容的分析与思考。如麦茜特的《自然之死——妇女、生态和科学革命》，该书从性别的视角描述了人们关于自然概念的变化，并对这种变化进行了深刻的历史反思。麦茜特将以往科学史中许多被忽视的问题突出出来，尤其是通过对科学革命及其背景的考察，发现在产生近代科学革命的16、17世纪之际，“一个有生命的、女性的大地作为其中心的有机宇宙形象，让位于一个机械的世界观，这里，自然被重新建构成一个死寂和被动的、被人类支配和控制的世界。”①由此我们在一定程度上了解到了人类怎样将自然概念化，以及有机的自然观如何转变为机械的、死寂的自然观的历史过程，从而加深了对人类“合理地”支配自然并破坏生态环境的历史根源的认识。像这样的对现代文明及其对自然之态度的评判，正是环境史学有别于人文地理学的重要之处。
因此，从研究对象来看，环境史学与德芒戎的人文地理学既有联系又有区别。联系的基础在于二者都在探讨人与环境的关系，区别的原因则在于它们对这种关系的认识和研究目的的不同。从这种联系与区别中，我们可以更好地界定环境史研究的对象与侧重点，以把握不同时代学科发展变化的脉络。今天，环境史学已表现出更全面地认识人与自然关系的发展变化，并合理地解释有关问题的能力，但环境史不能自诩解释了所有的问题并提供了最好的答案，也不应被视为“至今所有的编年史的逻辑发展的一个顶峰”。②因为历史学研究的问题像任何其他学科一样，也是变化的、不断发展的，并需要多样化的解释。人类行为如此复杂，以至不能靠简单的因果分析来解释。同样，对人类与环境的复杂的相互作用的研究也不应采取简单的、一对一联系的取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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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卡洛琳·麦茜特著：《自然之死一一妇女、生态和科学革命》，吴国盛等译，吉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前言”第3页。
② [美]詹姆斯·奥康纳：《自然的理由一一生态学研究》，第112页。 三、方法原则问题
关于人文地理学的方法原则，德芒戎是这样规定的：
第一原则 不要认为人文地理学是一种粗暴的决定论，一种来自自然因素的命定论。人文地理学中的因果关系是非常复杂的。具有意志和主动性的人类自身，就是搅动自然秩序的一个原因……第二原则 人文地理学家应当依靠地域的基础进行研究。凡是人类生活的地方，不论何处，他们的生活方式中，总是包含着他们与地域基础之间的一种必然联系。使人文地理学不同于社会学的，正是这种对地域联系的考虑……第三原则 为了全面地说明问题，人文地理学不能局限于只考虑事物的现状。它必须设想现象的发展，追溯过去，也就是求助于历史……
德芒戎规定的人文地理学的方法原则对环境史研究同样具有启发。尽管如前所述，他的人文地理学思想在对人地关系的认识上是单向的，但他关于“人文地理学中的因果关系非常复杂”的提法依然值得我们注意，而他将人类看成是影响自然秩序的一个原因，由此而否定环境决定论，这种看法本身在今天尤其值得环境史学家所重视。由于人类与环境的相互作用已有千万年之久，其中的因与果事实上乃是相互纠缠和渗透的。这里的核心问题是如何认识人类自身在自然界的地位。沃斯特纲要的第一个层面“对自然本身的理解”即包括对人类有机体的理解。
人类是生态圈中颇为独特的物种，一身兼具三重身份：是自然界的产物，是自然界的成分，又是自然界的改造者和创造者①。因此，人类既具有自然禀赋，又具有社会与文化属性。人类的捕食、生殖、与其他生物争夺生存资源以及对自然环境的依赖等基本生物功能，属于自然秉性。就此而言，由于人在体力和许多器官的功能上没有什么优势可言，人甚至比许多其他生物更不能适应环境。但人有思想意识，有发明创造能力，并组成了一种社会和不断完善这个社会，这是人的社会与文化属性。人的这种属性的形成从根本上改变了他与自然环境的关系。人类为了得到足够的资源(食物、衣物、居所、能源和其他物质材料等)来维持生存，可以发明各种手段和方式从不同的生态系统中去获取，这使得人类成为了惟一能够威胁以至于摧毁自己生存所依赖的环境的生物，而且是惟一的进入了陆地所有生态系统，并通过技术的使用来支配它们的生物②，因此，人类必然会对自然生态系统产生全面的干预和极其深刻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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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见陈静生、蔡运龙、王学军著：《人类-环境系统及其可持续发展》，第49--54页。
② [英]克莱夫·庞廷著：《绿色世界史——环境与伟大文明的衰落》，第20页。
即使如此，从宏观的角度来看，人类的所作所为仍不得不受自然环境的制约和影响。这是因为大自然有着自己的节律和功能，人类的作为必须符合自然的规律，否则将会受到大自然无情的惩罚。人类开发、利用自然资源，推动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最终要归结到一点，即地球能否承担和接受人类的发展速度，或人地关系是否统一这个问题。一方面，地球上的资源并非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另一方面，人类将从自然索取的物质消耗以后，又会将废弃物归还自然。人类与自然之关系的本质即在于相互之间进行的这种物质、能量乃至信息的交换。由于人类社会在不断发展，不同时期人类的技术水平、组织规模和文化程度是很不相同的，人类与环境之间的交换关系在不同的时期也有着很大的不同，总的来说经历了人类从诞生之初的完全依赖自然并敬畏自然，到利用、改造、破坏与藐视自然，再到今天在利用、改造自然的同时强调保护与亲近自然等阶段。这一历史进程表明：人类与环境的关系是既对立又统一，并在对立统一中前进和发展的。今天，人类社会的问题已成为如何遏制人自身种种的超越了各类生态系统能力的需求，以缓解乃至消除由此而造成的种种压力的问题。由此我们必须加强对人与自然关系中因人而起的不和谐及其消极后果的认识与研究。
由于人与环境的互动以及由此引起的问题总是发生在一定的地域空间之上，并往往会超越领土、领空的界限，如跨境的水体污染、沙尘暴、酸雨等，这样，德芒戎提出的人文地理学研究应当依靠的地域基础，也是环境史研究应当依靠的基础。
德芒戎特别强调人文地理学不要忘掉人和土地的关系，不能离开人所居住的土地去研究人。他说到：“为了清楚地看到一般现象的全貌，最好从特殊的、局部的现象开始去观察这个区域内包含的特殊植物、居民……，去明确某种由一片土地和一群人类的结合而产生的有活力的东西。这样，我们就不得不回到对世界认识的起点，回到我们的物质存在的直接基础上。人们常常要在对组成一个区域面貌的各个特征进行分析以后，才能更好地理解把人类和环境结合在一起的那些关系。”①德芒戎的上述思想和认识方法也可以为环境史学所遵循。环境史研究同样要回到“对世界认识的起点”上来，这即是要加强对自然环境的原貌的认识。因为自然环境在不断地变化，今天我们眼前的山川大地和气候条件远非其原貌。只有深入地了解自然环境的原貌，我们才能找到衡量其变化的基准或坐标，弄清其变化的幅度。这也符合关于历史记载的出发点的观点。马克思、恩格斯指出：“任何历史记载都应当从这些自然基础以及它们在历史进程中由于人们的活动而发生的变更出发。”②当然，自然基础或自然环境的初始状态是相对的，其时间断限在不同国家和地区是有别的，这由文明出现的早晚而决定。即使在同一国家，由于历史发展的不平衡性，其不同地区的初始状态，有的早就被破坏了，有的在不久以前尚可以见到。③这样，在具体研究中必然要求根据具体情况而选取不同的地域单位。明确地说，环境史学除了继续运用传统的国别研究单位外，还要加强区域研究(Regional Studies)。这是一种方法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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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法]阿·德芒戎：《人文地理学问题》，第11页。
② 在马克思、恩格斯笔下，自然基础包括地质条件、地理条件、气候条件以及其他条件，见：《费尔巴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24页。
③ 此处得益于中国文物研究所的景爱先生的指教，谨致谢意。
至于如何确定所研究区域的范围，则要视研究的问题而定。区域研究的目的不是为了以小见大，化整为零，而是为了获得对一个区域的人、自然及其相互关系的全面了解和认识。这就要求对某一区域的环境问题进行综合性的研究，将涉及到的自然、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诸因素作为一个整体来分析，尤其要注意联系社会文化环境来认识人与自然的关系。因为它们往往是通过人类社会的物质文化、社会文化和精神文化来体现相互作用的。这样，突破学科界限，将自然和人文社会科学各相关学科的知识体系、理论方法和研究手段融人具体的研究过程，是环境史研究的必然要求。
由此我们看到，环境史研究具有跨学科性质；环境史学家尤其需要运用生态学、生物学、林学和地理学等自然科学的知识来理解自然界在过去所发生的事情。但反过来，作为地理学家的德芒戎则强调入文地理学必须“求助于历史”。他说道：“人类在时间中发展，为了理解这种发展，历史的证明和自然规律的认识对我们同样是必要的。”①这一思想从一个方面说明了历史研究在一切学科研究中的基础地位。这也促使我们进一步思考在环境史研究中应如何处理历史学与其他需要借鉴的学科的关系。环境史学的跨学科性质并不意味着历史学的学科特征的泯灭，因为其本质上仍然是通过对有关问题的史料的发掘、整理和解释来再现人与自然的关系史，并理解其现；伏。环境史学家也不必成为自然科学家和社会科学家，他们要做的只是跨越学科边界，熟知其他学科(特别是自然科学)的术语、理论和方法，以更好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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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法]阿·德芒戎：《人文地理学问题》，第13页。
理解历史上的环境问题。①不仅如此，由于环境变迁具有长时段的、深层次的社会历史根源，这一变迁本身及其对人类社会历史的影响并不是计算机模型或实验室的实验可以完全地模拟或实验出来的，因而就愈发需要深入有关的历史变迁之中去梳理、归纳和认识，从而为现在和未来提供有意义的启示。此外，如前所述，环境史学具有不同于人文地理学乃至其他研究自然与人类关系之学科的目的，因而不要充当自然科学或别的什么学科的婢女。环境史研究者不要东施效颦，而要清楚自己与自然科学家的不同。这样，环境史学应是以历史学为基础和主体的跨学科研究。环境史学家要做的是在固守历史学阵地的前提下，尽可能地拓宽知识结构，扩大史料收集的范围，并提高处理各类资料的能力。
今天，人类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远离了自然，却又越来越剧烈地干预了自然。人类赖以生存的环境，至少是地球表层的生态系统，已经不是纯粹意义上的原生自然，而是愈来愈深刻地融人了人类活动的意蕴。同时，自然环境对人类社会的影响，“弥散于诸如技术体系、经济结构、政治制度、文化意识、宗教信仰以及风俗习惯等各种人类事象之中，成为社会分化和文明演进不容忽视的动力之源。”②因此，在人类文明高度发达的现时代，我们认识和研究自然环境在什么程度上并以什么方式参与了人类社会的演进历程，人类社会又在什么程度上并怎样干预和影响了自然环境，以探索人类文明发展的新途径，为人类社会与自然环境的和谐相处而贡献史学的智慧，是非常必要的。国际史学界已表现出对环境史研究的浓厚兴趣。从中国环境史学的发展来说，笔者认为，我们应摈弃中国世界史学界对国外研究成果进行宏观中文话语处理的一贯做法，弘扬并改造中国学术界历来重视灾害史研究的传统，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就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开展精细深入的理论建设和问题研究。我们既要研究他国以及世界性的问题，更需要研究中国自身的问题，并在研究过程中建立自己的分析模式和理论框架，实现学术创新，以对国际环境史学和中国史学的发展做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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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3)
关键词：人文地理 城乡规划 实践课程
中图分类号：G642.3
文献标识码：C
1 人文地理与城乡规划专业的开设情况
教育部于2012年将原来的资源环境与城乡规划管理（简称资环）专业分地理与城乡规划和自然地理与资源环境两个新专业。人文地理与城乡规划专业是针对我国人口、资源、环境与经济发展之间的矛盾而形成，其属于交叉学科专业，主要是将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理念贯穿于城乡规划和管理之中。因此，各高校对资环专业进行调整，使得开设人文地理与城乡规划专业的院校，既有综合性大学、师范院校，又有理工院校、地矿类院校、财经院校，同时也就形成了多学科背景的态势。
1.1全国人文地理与城乡规划专业的开设情况
通过网络、会议材料等资料，按学科背景将人文地理与城乡规划专业分成地理类、理工类、和经济管理类等三大类，见表1所示。
针对表1中代表性高校的课程开设情况初步分析，各高校专业核心课程中均涵盖自然地理、人文地理、经济地理，70%的高校开设城市总体规划、城市详细规划及城市规划原理课程，其余的理论课程据各学校实际情况各略有差异。各高校实践课程开设中，总体课程比例占总课程的24%-35%。相对于理论课程，各高校之间实践课程的呈现明显差异化。首先，实践课程的种类各异，主要有课程设计、课程实习、野外实习、综合实践、实验分析、上机练习、生产实习、社会实践、毕业设计（论文）等；其次，在专业学科背景相同的情况下，课程的开设也存在一定的差异，分析其原因可能涉及到各高校的专业优势、实践条件及师资条件的不同；最后，虽然实践课程开设存在一定的差异，但还是可以将实践课程大致分为规划设计类、地理信息类、自然地理类、资源评价类、区域分析类。
1.2广西人文地理与城乡规划及相关专业的开设情况
依托网络调查和资料收集，人文地理与城乡规划专业在广西的开始情况如表2所示，其中与人文地理城乡规划专业相关的专业在广西的开设情况也列入表2中。从表2可知，一是广西开设该专业的本专科院校数量较少，使得该专业在广西机遇和挑战并存，关键在于如何发展优势办出特色，培养适应广西城镇化发展的实用人才。二是城市规划专业对该专业造成了很大的冲击，城市规划属于工科专业，而人文地理与城乡规划属于理论分析性的理科专业。因此，本专科院校的规划专业都会对人文地理与城乡规划专业造成一定的影响。
对表2中高校的课程开设情况进行分析。首先，前两所学校的理论课程存在一定差别，广西师范学院增开建筑初步与建筑设计、素描建筑绘画技法等课程，广西财经学院增开管理学、区域经济、环境土地规划等课程。其次，在实践课程方面，均以实验室为主的实践课类别，课程包含了城市总体规划、控制性详细规划、修建性详细规划课程。钦州学院地理科学（资源环境与城乡规划方向）的专业课程以资源环境为重心，其特点一是偏向理论教学，二是以地理学和海洋学课程为主，三是实践课程数只有气象水文野外、地质地貌野外和植被土壤野外实习三门。而表2中后四所学校均是工科背景的城市规划专业，综合分析四者的人才培养方案，明显具有较强的实践操作性。其既包含了规划和建筑学的理论知识，又囊括了美学、计算机辅助及规划的实践课程，且本科院校学制5年，有足够的时间将整个专业教育完善，使学生出校即具备一定的实践操作能力。
2 人文地理与城乡规划专业实践课程建设分析
2.1广西人文地理与城乡规划专业实践课程与全国代表院校的异同
上述分析对比可知，该专业的核心课程设置基本一致，都会设置总体规划、修建性规划等规划类核心课程，并辅以其他支撑课程。但是广西院校的实践课程种类数比较单一，一般以课程设计、上机练习和毕业实习为主，缺少野外实践调查等实践课程。人才培养计划多以理论课程及其配套的计算机辅助实践课程为主，没有让学生深刻体会到规划前期调研工作的获取方式及重要性，也就是说大部分教学停留在感知层面。
2.2财经类院校人文地理与城乡规划专业实践课程异同
对比全国财经类院校人文地理与城乡规划专业，首先该专业的所属二级学院的归口各异。其次，从人才培养计划来看，财经类学科背景的院校略微删减了地理类、理工类的院校的地理类课程，增加了管理类课程，从人才培养定位上来讲，特点在于懂理论懂技术还要懂管理。而广西开设该专业的两所学校，一所为师范类院校一所为财经类院校。同样在人才培养上存在这种差异。最后，对比实践课程，因受学校学科背景的影响，在相应实践课的软硬件及师资配套上略逊于综合性和理工类院校。因此，实践课程在财经类院校相对薄弱，基本以规划类和地理信息类的实践课程为主，且开设的课时量也略少于其他类别的院校。
3 存在问题及解决建议
篇(4)
论文摘要：媒介地理学以密切联系人文地理为基础，注重开展媒介与地理之间的影响关系以及比较特征研究。当代语境中，人文地理的整合与分层，对于特定媒介形态的生成具有重大影响。同时，现代媒体也以想象和虚拟的方式塑造着媒介中的地理形象。城乡地理与网络虚拟地理是当下中国两个具有广泛覆盖面和深度辐射力的媒介地理样本。媒介地理学的当代思考必需应用立体的空间化思维方法。
人类对地理的认识和理解，从来都离不开媒介的帮助；任何媒介形态的生成、发展和嬗变，也必然在一定的地理空间中展开。媒介与地理之间不可分割的紧密联系，决定了媒介地理现象的广泛存在，以及媒介地理学研究视野的学术必要性。作为交叉性的学术空间，媒介地理学是“一个曾被长期忽视的学术领域和审视窗口”①，需要综合传播学与地理学的研究方法，展开深入的探讨。
在通论的意义上，地理学一般有自然地理学与人文地理学两大基本分支，前者研究地球的自然特征，后者研究人类活动和地理环境相互关系。媒介地理学视野中的地理概念，主要在人文地理环境的意义上展开。人类的文明史，从一定意义上说，就是人类适应、改造和保护自然环境，同时又不断发展和创造人文环境的历史。这决定了媒介地理学的两种基本的研究路向，其一是历史性的回溯研究，其二是当代性的现状分析与发展动态的前瞻研究。回溯是为了清理和总结既有的知识以及方法积累，前瞻是为了进一步开拓新的理论空间与思维。面对日新月异的现代传媒与不断更新的人文环境，当代性的前瞻研究无疑更具有理论的实践意义。
媒介地理学的研究对象是“人类同媒介、地理的相互关系及其互动规律”②。规律的总结需要以关系的辨析为前提和基础。关系有两种基本形态，一是影响关系，二是差别关系。从根本上说，媒介地理学展开的就是一种关系研究与比较研究，即以人为焦点，一方面透视特定人文地理环境对于特定媒介形态的影响关系，一方面比较相同、相似、相关媒介中地理形象景观的差别特征。本文试图立足本土中国的当代视角，对此展开初步的思考。
一、地理中的媒介：整合与分层
人文地理环境的特定性主要表现为传统与现代两个方面。文化的现展以趋同为大势，在当代中国，由于政治意识较统一、市场经济的整体开放以及人口的跨区大规模流动，文化区域的传统差异已经变得非常微弱。但是，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客观地理状况的不同等一系列原因，也在形成着新的人文地理环境的分化。长三角和珠三角作为当下中国的经济龙头区域和信息高地，当地在媒介发展战略上显示出整合利用区位优势的明确意识。广东卫视和浙江卫视都以财富为基本定位，以地方经济强势为基础发展特色媒介传播。上海东方卫视则成为唯一一个“以新闻见长”、敢于用资讯打新闻牌的省级卫视，在国内外的重大新闻直播报道中，初步形成与央视、凤凰卫视三分天下的态势。但需要指出的是，这些媒介品牌的树立固然以区域地理优势为基础，但其传播辐射的根本指向却是追求跨区域的全面覆盖，无论财富还是资讯，都无法用单纯的地方性来解释。广东、浙江、上海的省级卫视都是以本土优势为基点来实现超地方化的发展策略，它们走的是最大化的受众路线，即通过捕捉观众群的最大化，来争取市场份额的最大化。
市场的开放性，决定了其地域边界特征的模糊性。通常认为，“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但更关键的是要看这民族性、地方性是否有人类的共通性，否则就无法走出地方、走向世界。现代媒体，尤其是电子、虚拟信号成为主导性传播介质以后，时效性和覆盖面成为市场竞争的核心力量，传统意义上的地理区域必然被打破。事实上，广东等地省级卫视的发展策略，与江苏卫视的情感定位、湖南卫视的娱乐旗帜、安徽卫视的电视剧集中营、重庆卫视的电视版故事会，并无本质差别。因此，我们在研究特定人文地理环境对于特定媒介形态的影响关系时，必需改变传统的平面化地理思维，而应树立跨域界交融的整体宏观视野。
与整合相联系，现代文化地理版图的另一个重要发展维度是立体分层。区域文化的历史积淀不可能根本消泯。在当代社会，它往往向两个方向流动分化，一方面是区域性雅文化传统转化为小众文化的精英风尚，另一方面是区域性俗文化传统转化为大众文化的市民趣味。流动分化的结果不是走向截然对立，而是交融互渗，从而构成了现代文化地理的多元性。这种多元性不再体现在传统地域的平面差别上，而是表现为空间层次上的立体并生。在多层次的现代空间人文地理版图中，媒介的发展也必然分层化，特定的媒介形态针对特定层次的人文空间而生成，并由此形成媒介传播功能的层级体系。以吴文化的代表苏州地区为例，当地电视节目的两个特色栏目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一个是以“姑苏繁华图”为名的文史掌故节目，一个是吴方言演绎的电视栏目剧“都市故事会”。前者取名来源于清代画家徐扬的同名书画作品，该画长达三十米，大气淋漓又精细入微地再现了乾隆盛世姑苏城的百里风景和街市繁华，可称之为苏州版的清明上河图。电视台颇有创意的每天选取画卷的一个片断加以评介，创作了一个颇有书卷气息的人文电视栏目。而“都市故事会”则以方言短剧的形式，讲述都市生活和情感，日常性、时尚性和传奇性兼具，并以“民星”选秀的方式吸收普通市民参与演出，颇受普通市民阶层欢迎。两档节目一雅一俗，篇幅短小，分别针对不同的受众群体，有效地利用当地的地域文化资源，取得了较好的收视效果。这种立足地方的传播定位，由于受众目标明确，以及短平快的低成本运作，有效而且稳定地实现了特定区域市场的占有。现代人文地理环境不是平面的而是立体的，现代媒介的传播功能指向也是综合的而非单一的，无论影视、报刊还是网络，都无一例外。只有在人文地理与媒介形态这两个立体空间的接合中实现准确定位与合理布局，现代媒体方能建设通达的信息传播渠道。
二、媒介中的地理：想象与虚拟
媒介与人文地理环境之间的关系，是双向互动的。地理影响改造媒介传播形态和方式的同时，也必然成为媒介书写和塑造的对象。媒介中的地理，固然具有客观性一面，但也不可避免地成为一种想象性和虚拟性的存在。现代传媒的高科技手段，使人对生存空间的认识得到了最大限度的拓展。电脑与网络、影视与报刊，让人足不出户就可以遍知天下、游历四海。在信息地球村的当代，每一个具体的人，大都会从现代媒体的虚拟地理和想象地理中，在一定程度上如同数百年前的欧洲人那样，获得马可·波罗游记式的阅读。媒介中地理形象或曰地理景观，寄托着特定地理空间的人对于身外世界的复杂诉求和期待，大到政治经济文化，小到个人的情感心理，无所不包。对此的分析和研究，是一项庞大的跨学科系统工程。
就当下中国的具体社会现实和媒介发展的最新形态来说，有两个具有广泛覆盖面和深度辐射力的媒介地理样本尤其值得重视。
首先是媒介中的城市与乡村。现代文明的基本进程是由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过渡，在这样的文明进程中，城市化是一个不可逆转的大趋势，城市和乡村成为了现代人最基本的两种生存地理空间结构。城市是主流和强势的文化代表和象征。以上海这个中国最大的国际化都市为例，《文汇报》侧重从主流意识形态的方向描写上海，《新民晚报》主要从平民阶层的视角看上海，而《上海一周》、《申报》则着力营造年轻都市白领所陶醉的小资上海。上海是一个多元复杂的文化地理空间，需要通过媒体的分工定位来展开多维透视。但在这些纷繁的维度中，敞开与掩盖、强调与忽略、导向与回避、放大与缩小常常彼此交织渗透，都需要从媒介地理学的视域进行深入的清理。乡村往往成为城市人的自我抚慰的想象性建构，各类媒体发现和关注古村古镇的持续热情就是一个明证。这种热情的背后，文化生态的保护意识、都市人疲惫心灵的精神想象、商业利益的消费驱动已经搅拌混合为一体。在中国当下的社会转型时期，城市化进程全方位的展开，带来了社会生活的深刻变化。城与乡，成为当代中国媒介地形图中重要的两大板块。媒介学视域中的城乡地理研究需要深入探讨一系列重要问题：第一，媒介如何成为确定当代城市主流文化地位的重要力量；第二，媒介作为塑造并跨域界传播现代都市文化想象的重要手段，其表现形式具有哪些重要特点；第三，媒介在城乡文化关系的建构与调试中起到了哪些正面或负面的作用；第四，媒介对于城市、乡村的虚拟和想象是否会造成一种真实性的遮蔽，是否有悖于媒介社会责任。
其次是互联网络所建构的虚拟地理空间。网络虚拟地理是现代高端科技与现代人复杂心理世界互相合谋的产物，其表现形式基本有网络论坛、网络通讯工具、即时聊天室、电子网络游戏等等。虚拟不等同于虚构，其实也是一种实在，即“虚拟实在”③。对于参与者来说，这种后工业时代人们通过计算机创造出来的电子表象具有主观心理的真实性，它既可以是对实在世界的一种模拟，也可以是一个想象的世界。在网络虚拟地理环境中，主体是相对性的，身份是面具化的，空间是流动性的，信息是随机性的，形式是变幻的，真实与假象、责任与戏谑、高尚与卑下……都混杂莫辨。这就好像一条决了堤却又流淌不尽的大河，裹挟着泥沙和鱼龙汹涌而来。强制性的阻塞肯定是无效的，任意性的放纵也不可取，唯一的办法就是有规划地疏导。媒介地理学的重要责任之一，就在于为实践网络虚拟地理的规划疏导提供理论的依据，这需要展开诊断式的批评和反思。
三、思维的创新：立体的空间
现代性的重要标志之一，是线性发展的时间——历史观念的逐渐确定，人类社会由此进入所谓的时间社会时代：“空间在以往被当作僵死的、刻板的、非辨正的和静止的。相反，时间却是丰富的多产的、有生命力的，也是辨正的。”④但是，21世纪的今天，人类已经开始全面步入空间化的时代。空间化的时代需要空间化的思维方式和研究视野，这在当代物质语境和思想语境中越来越凸现出其重大的理论与实践意义。现代人文地理版图与现代媒介多元形态，都已经在对平面的超越中向立体转型。
立足于当代语境的媒介地理学建构，必需完成的就是视野的转换和思维的创新。人们历来认为，媒介的传播是线性的过程，是从信息的发送、接收到反馈的环型结构。但是在空间化的时代，多层次立体的地理空间和媒介形态，已经初步形成了信息传播的球型系统。时间性的历时观察，将难以全面地应答现代传播课题，必需以空间性的、共时性的、并置式的思维方式和研究方法予以补充。当代媒介与当代地理的结合，带来的就是对线性过程思维框架的突破。这种结合将带来两个方面的深层次变化。
首先是媒介书写、传达方式和战略的变革。“为了提供现有情况的一个代表图景，地理学切过时间量度的断面具有一定的厚度（期间）”⑤，这种地理学的空间取样方法，也正是现代媒介传播的重要方式。它的优势在于最大限度地实现快捷的时效性和信息含量的扩容，扩容后，非同质性的各种信息又进一步在互相参照比较中发生增殖，从而实现深度传播的效能。例如，2006年7月中央电视台对德国世界杯报道冠名为“豪门盛宴”，对比赛进行奇观式的叙述。尤其在决赛时，中央电视台派出记者分别在德国柏林、意大利罗马、法国巴黎以及在北京意国和法国球迷观赛的酒吧中进行同步报道。四地报道来回切换，胜者欢呼，败者失意。央视的报道意图非常鲜明，就是要展示世界杯这一全球化狂欢节所带来的全球性感受的深广度。实现这一意图的方式，就是通过现代化的传媒手段，拓展媒介覆盖的地理空间，通过典型性的媒介地理取样，以共时并置的方式加以呈现：光荣与失落、辉煌与黯淡、欢呼与哭泣、喧嚣与沉静……画面的不断切换，带来的是跨域界、超地理的深度心灵、情感的对比，而以他者身份参与观看的中国观众，则获得一种多样化的感同身受的体验。这一例证，反映出共时性并置思维运用于媒介传播所带来的奇观效应。再如，好莱坞大片全球同时公映也体现了空间化的传播战略。早期影片公映总是先在大城市开始，然后根据票房情况逐渐向小城市、县、乡推进。现今网络媒体使得公映过程的传播速度大大缩短，甚至降到零，这就使得大片公映常常实行同步化策略，以追求最佳的票房回报。
第二是媒介研究方法的更新。“将‘空间分析’引入媒介研究当中，对‘媒介空间’的分布与建构进行研究，这将有望建立起媒介地理学研究的‘媒介空间分析理论’”⑥。媒介空间分析有四个基本层面，一是相近或相同地理区域中不同媒介的分工布局分析，二是某一媒介内部的传播内容与传播形式的规划定位，三是目标性的受众阶层分析，四是针对性的人文地理层次分析。四种分析的整合起来，就是“媒介——人——地理”的互动和融合。如，合肥晚报报业集团和安徽日报报业集团都地处省会，为了避免资源浪费，避免市报与省报同在一个城市而造成地位尴尬的局面，合肥晚报的定位是具有晚报色彩的党报，这在全国范围都是一个特例。虽同在一地，因为资源合理配置，各有不同的受众群，形成了一个合理的媒介空间布局。在当代文化地理环境中，媒介空间分析作为一种具有实践意义的科学方法，有助于深刻地把握媒介发展的动向与趋势，对于构建合理健康有序的媒介生态系统，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
①邵培仁：作为最新研究视野的媒介地理学[J].媒介方法，2006年第1期。
②邵培仁：媒介地理学：行走和耕耘在媒介与地理之间[J].中国传媒报告，2005年第3期。
③参见王治河主编:后现代主义词典[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年版，第681页。
④福柯语，转引自[美]爱德华·W·苏贾:后现代地理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王文斌译，第1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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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会展业与旅游业合作的大背景中探讨秦皇岛会展经济的发展 中部六省旅游合作的动力机制和合作模式研究 会展合作的形式与趋势 校企合作的模式与保障机制研究 关于校企合作模式与机制的研究 校企合作：理念、机制与模式的叠加 校企合作模式与机制探析 城市会展旅游发展的动力机制与评估 高职“四个合作”模式下的校企合作与利益机制 流域旅游合作开发与管理机制设计 辽西区域旅游合作机制与实施途径探讨 基于校企合作的中职旅游专业教学浅论 浅论 世界新型合作安全机制的构建 独立学院会展与展示设计专业(方向)构建校企合作实践教学新模式的探索 京津冀旅游合作的依据分析与机制构建 会展专业与企业合作探讨 大湄公河次区域旅游合作的机制建设 也论区域旅游合作的动力机制 会展业和旅游业合作动因 精英与大众的合作机制 常见问题解答 当前所在位置：.
[4]北京旅游法规新调整[N].中国旅游报，2004-09-27，（5）.
[5]王洋.春秋国旅会展旅游初现端倪[N].中国旅游报，2002-11-13，（5）.
[6]温子吉.京港合作促进北京会展旅游迅速发展[N].北京经济报，2001-11-07，（5）.
[7]甬港经济合作论坛-2008甬港会展业合作与发展论坛将于9月25日在宁波举行[OE/OL].
[8]冯威.昆明会展旅游品牌研究[P].云南师范大学人文地理学硕士论文，2003.
[9]第十一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闭幕新闻稿.
[10]王保伦.会展旅游发展模式之探讨[J].旅游学刊，2002，（1）:35-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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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专家主要来自中央音乐学院、中国音乐学院、中国艺术研究院、南京艺术学院、厦门大学、扬州大学及淮河流域的大部分高校，共19家单位，参会一百余人。研讨共分四个单元，提交论文四十余篇，与会代表宣读论文28篇，专家们就淮河流域音乐文化研究策略、方法、平台建设、音乐“非遗”等主题以专题发言和评议结合的方式进行了深入探讨和交流。
一、专家发言内容精辟、观点深邃
张振涛在《背谱》中认为，工尺谱的骨干音记谱方式促使乐师不得不采用费时费力的方式，死记硬背，乃至再次转记，即民间艺人在谱本的“大字”之间，填写只有学习者自己懂得的“小字”和各种各样的奇怪符号的方式。这个有悖常理的现象，体现出隔离文人与乐工的知识系统双轨制。张青在《地方戏的内核塌缩――以国家级“非遗”淮剧为例》中总结了地方戏内核塌缩主要表现在区域人群通过地方戏所反映的审美趣味被否定，地方戏原生区域人群的价值观和伦理观被质疑，区域戏曲文化的典型符号被剥离，在地方戏中体现的“群体情感记忆”被抹去，最终导致群体文化自信力被剥夺。张伯瑜在《要保护传统，请不要改变它！》中主张“非遗”所面对的传统音乐具有非常复杂的社会背景，其中不仅仅是声音问题，还与人们的生活有着紧密的关系。社会的变革必然带来生活的改变，生活变了，附属于生活的音乐能不变吗？钱茸在《唱词音声解析与非物质音乐文化遗产研究的关系》中主张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的重点之一是地域性文化遗产，中国音乐的地域性文化遗产有着深厚的声乐传统，且与各地域方言音声有着难解难分的关系。杨殿斛在《音乐人类学的中国实践》中论述到当下音乐人类学研究的壮大，应和了“非遗”保护的国策推行和文化建设的国家主张，这些政策成就音乐人类学中国实践的时代风景。
杨曦帆在《区域音乐研究实践》中指出对背景文化的整体解读，区域研究对民族音乐学之所以有效，还在于几乎所有民间音乐或多或少因地域、历史、人口等等原因而大致和文化区域相关。赵向欣《豫南花鼓灯的研究、传承与发展》谈及豫南花鼓灯作为信阳民间歌舞的主体，它在对本地其他文化形态施加影响并在区域文化特性认同充当民间文化与情感交流的介质，体现汉民族创作天赋等方面，无疑起着重要的作用。陈在《光山花鼓戏的文化归属》中指出相对封闭的地域环境养成了信阳民间音乐文化独具特色的风格，但在研究信阳、光山民间文化时也不能忽视其在形成过程中兼容并包，上承中原，下联吴楚的一面。戎龚停在《沿淮民间歌舞的时空构建脉络》中认为，沿淮民间歌舞是一支庞大的歌舞体系，是在与多项民俗的共融生发和相依滋养的历时进程中而构建的，具有多重层次的生态共生模式。马志飞在《淮河流域传统曲艺的传承谱系与美学品格》中认为淮河流域的传统曲艺不仅具有黄河文化与长江文化的过渡性文化色彩，还具有独特的文化属性和美学品格，这是由其地理环境、历史变迁和文化交融等因素造成的。喻林在《淮河流域花鼓灯音乐的道家文化阐释》中强调淮河流域是道家思想的发源地，流行于此地的花鼓灯艺术也深受道家文化的浸润，主要体现在“通神警人”的价值观、“自然无为”的审美观及“世俗娱乐”的功能观。
周显宝在《自然生态与人文景观之互育共生――人文地理学视野中的皖北仪式音乐研究》中指出西方人文地理学关于观念、行为和人文景观及其互育关系的研究，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研究和保护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和方法。杨传中在《多学科视角看花鼓灯歌舞艺术中的文化》中强调花鼓灯歌舞艺术是中国民族民间歌舞艺术重要品类，兼具舞蹈、灯歌、锣鼓与后场小戏表演等诸种表演样态，从多学科进行研究将得到很好的阐释。杨民康在《从北方秧歌的生存现状看当代传统乐舞文化变迁的几个特征》中根据近十余年来在北方秧歌展演等地进行田野考察的经历，对该类乐舞展演活动的当代文化变迁状况予以研究和分析。
秦序在《传统文化和文化传统》通过对传统文化和文化传统中的相关概念进行解读，把传统文化和文化传统之间的密切关系进行了论述，对学界中关于传统文化的种种误读进行了相关诠释。傅利民在《中国传统音乐研究与传承的思考》中认为中国传统音乐研究与传承是个永恒的话题。孙云的《俗曲佛用――以五台山佛教为例的微观解析》认为拿来世俗音乐为用是佛教音声创作的主要传统，进入佛教音声体系的世俗音乐一部分与经文中的偈赞结合，其他成为仪式专曲和供养曲，唱经、伴奏、供养是其为用的三种功能样态。李清的《蚌埠双墩一号春秋墓出土乐器的音乐学研究》认为这是一套一钟一音的编纽钟，只有正鼓音的音列，整套石磬由于毁坏严重，虽有一定的音律组合，但无完整的音阶关系。
二、采风、研讨、表演三位一体
大会在信阳市罗山县周党镇龙镇村罗洼组李世宏皮影基地设置了第二会场。专家们参观了皮影工作室、皮影戏戏台、皮影藏品陈列厅等。信阳师范学院音乐学院纪华林、陈依雯、郭德华、金平、于立刚、刘世嵘六位教师分别做了题为《走进课堂的豫南花鼓灯》《浅谈豫南花鼓灯文化的传承》《淮河流域戏曲音乐的实证研究》《罗山皮影戏的发展历史及传承机制研究――以李世宏皮影基地为例》《信阳新县“三壁吹打乐”音乐文化特征分析》《淮河流域花鼓灯艺术表演形式的比较研究》的发言。
研讨会后，与会专家在皮影基地大院欣赏了由李世宏和王晓丽一起表演的传统罗山皮影戏《文武魁》。表演结束，专家针对演出中的楔子全集、曲牌集子、大板词等唱词和主打腔调“西调”“扑地哼”调和“南调”进行了记录。在采风现场进行学术研讨是此次大会的一个亮点，这使民族音乐理论研究与民间活态紧密结合、相得益彰，让书面历史与当下传统对接，有较强的实证性和现场感，让历史、传统、田野三者相互比较、印证。
在区域音乐研究中以河流作为对象规避了行政区划的约束和局限，研究可灵活体现河流音乐文化的自然性、连续性和统一性。专家认为河流这一主题把淮河流域相关高校的学者通过学术纽带联系到了一起，彼此保持沟通和学术交流可增进友谊也寻求到了新的学术增长点。与会代表建议成立淮河流域音乐文化研究组织机构，以确保淮河流域音乐文化的研讨和交流长期、稳定、有序进行，让“散兵游勇”式的孤军奋战形成“大兵团”联合之势。第二届研讨会将在安徽阜阳师范学院音乐学院举行。
篇(7)
关键词: 乡村社会地理; 综述; 国外
乡村研究很多学科都能够找到切入点， 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对其研究较早。乡村社会学研究侧重乡村社会变迁， 乡村地理学则侧重于从地域分布、空间的观点分析乡村的各种问题[1]。随着乡村的演进及学科的发展， 二学科研究内容交叉重叠的现象比较明显。乡村社会地理即是针对乡村发展过程中的社会现象， 从地理学视角进行分析: 时间上以乡村社会变迁为主线， 空间上探讨社会现象对乡村各主体空间分布及分异规律的影响。
1 研究进程
1.1 乡村社会地理研究溯源
1.1.1研究时序分析
乡村地理学发展较早， 二战前， 其研究内容主要是农村聚落的历史分析( 包括农村聚落的起源、结构与类型) 、土地利用问题， 同时有一些对于乡村社会现象的研究， 如德国学者如魏伯、奥特伦巴描述并研究了土地利用形态、乡村道路网、农舍、村落等农业活动所引起和制约的文化景观或乡村景观， 但总体上研究较少[2]。
二战后到1970 年， 各国( 不仅是欧洲国家) 的城市重建以及经济发展引发的城市化浪潮， 毕业论文推动了城市地理学研究的高涨， 而忽视了乡村的研究[1]， 另一方面， 这一阶段由于把对乡村区域的研究简化为对农业问题的研究， 世界各国普通存在农业地理兴盛而乡村地理极度薄弱的现象[3]， 这一阶段是乡村地理学的衰退期[1]， 而乡村社会地理因而没有发展起来， 但社会学对乡村社会现象的研究较多， 地理学也存在一定研究。
1970-1990 的二十年间， 环境压力及可持续发展的提出，导致对乡村可持续发展研究， 乡村地理学出现“再生( rebirth)”现象[1]， 这一期间对乡村社会的研究一直成为国外乡村地理学的一个热点， 推动了乡村社会地理的发展， 但不同国家研究内容存在一定差异[2]。表现在研究者的重视， 组织了许多学术活动， 并提出了一些发展理论。如美国经济史学家Johnson 在1970 年代初所提出乡村增长中心发展理论; 弗里德曼( 1975，1979) 等人提出了乡村社区发展理论等[4]。随着研究的深入， 相关研究范围逐步扩大到包括乡村发展的许多方面， 主要有乡村社区、乡村人口结构、迁移和就业， 居住问题、乡村城市化、城乡相互作用以及乡村规划等。一些研究中寻求地理学者和社会学者共同研究的关键主题。1980 年代许多学者还进行了乡村地区发展政策效果评价的研究。对乡村社会现象的研究具体如下: Ambrose 认为乡村仍然是明显的等级社会， 包含至少五个明显区别的阶层; Newby( 1979) 认为乡村居民被多种因素所束缚( 如贫困) ， 因而形成社区以寻求互惠[5]; Bunced 研究在这一过程中乡村居住模式演化; Gilg 研究了乡村区域人口和雇用问题; Roger 对于乡村住房问题有一定研究; Lewis 运用新的方法对乡村社区进行了研究; Tanner对乡村区域娱乐及存在的问题进行了研究; Robins 总结了乡村规划和环境保护的不同方面[6]。
1.1.2研究对象分析
从研究对象角度分析， 1990 年代以前的乡村社会地理研究基本包括如下几个方面: 研究客体主要为物质实体， 并由1950、60 年代增加的量化和科学化所加强， 这反映了环境决定论持续的影响; 伴随人口的减少和逆城市化， 在一系列乡村研究中出现对人口学特征的研究， 如列举人口数量、分布和密度; 对社会公正的研究， 如Harvey 提出地理学要与社会公正相连接; 对家庭和社区的研究， 许多地理学者在研究中寻求与人类学和社会学的关联， 认为这类研究至少也是社会地理学的一个方面[7]。
1.2 新的研究进展
1990 年代以来， 国外社会地理学主要研究如下方面: 围绕社会亟待解决的问题来确定研究出发点; 从社会问题的空间表述、空间因素、空间过程和区域特征来确定研究角度; 针对社会问题中受害一方来确定侧重面; 重视城市社会在西方社会中的主导地位来确定重点区域[8]。此时的乡村地理学出现两个明显转向， 其一是社会文化转向。与二十世纪人文地理学第三次转型趋于一致[9]， 乡村地理学研究也开始由侧重空间分析向社会文化转型， 特别是近年来特别明显， 使得社会文化成为地理学“社会论”的核心理念， 并构建了明晰的新的研究内容[10]。许多学者将社会和文化研究的理论用于乡村社会地理研究。Pratt 指出了乡村和文化地理学融合的形势; Seymour 在乡村地理学理论发展讨论会中， 也提到放松文化和乡村地理学的明确的边界; Halfacree 把乡村作为“非物质的感知构建”来研究。这些研究显示乡村社会地理超越了自身和文化地理学的界限。其二是乡村地理研究的后现代转向。1990 年代早中期， 很多学者开始认为对乡村的研究已经、或将要、或必须向后现代转型。人们开始着眼于从更加人文化的角度研究乡村的优势、局限和问题， 表现在如下两个方面: ①陆续有一系列的对乡村“被忽视方面”的研究; ②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对性别关系角色进行了重新认识。Murdoch 和Pratt 在其研究中， 对乡村的现代主义进行了分类: 作为时间概念的现代主义; 抽象理论的现代主义; 结构分类的现代主义( 特别指乡村和城市间的划分) ( 表1) [7]。此时许多乡村地理学的研究， 已超越了早期有限的地理思想的界限， 开始了明显充满政治色彩的研究。Philo 认为关注不公正、开发以及乡村居民生活的改善推动了此种研究， 并认为此时的乡村具有多元的文化结构和意义; Phillip 认为此时在乡村社会地理研究中， 已将政治的、物质的和非物质的因素联系在一起[7](
具体来说， 除继续关注早期乡村现象外， 乡村社会地理顺应上述趋势， 其研究也出现了许多新的主题。Michael Roche在2001 年对乡村地理学研究进行总结后， 指出现在缺少对乡村可持续性的研究， 并针对广泛的争论， 对后生产主义者的乡村空间进行了再思考[11]; 之后他又基于对乡村地理学2002 年出版的期刊总览， 认为许多传统的研究没有减少， 只是近年有些转变， 研究并指出三个共生的乡村发展模式: 农业—工业化、后生产主义和乡村可持续发展[12]; 基于人们对乡村过于理想化的印象， Cater 和Valentine 等人对于乡村剥夺( exploitation)进行过相关论述[5，13]。
另一方面， 近年来人们开始关注网络与信息对乡村的社会影响。Grimes 研究了信息社会中乡村地区的发展前景， 他认为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及大量信息的掌握， 缩减了乡村与市场的距离， 并提高了乡村地区的对外学习的能力与机会， 但远距离的工作( teleworking) 即使被夸大为乡村地区最美好的前景， 将来也只会给城市和市郊而不是偏远的乡村， 带来绝对的发展优势[14]， 此外他还对信息技术对乡村发展的利弊及乡村网络社会的增加状况进行了探讨[15]。
1.3 发展的路径
纵观乡村社会研究的整个历程， 不难看出乡村社会地理发展而来的两条路径。首先， 乡村地理学研究向社会转向。地理类的文献中， 关于乡村社会的探讨和研究十分丰富， 并且包含乡村社区、乡村景观、城乡关系、乡村旅游、各种乡村冲突和问题及政策制度等诸多方面[5，13]。其次， 社会学者开始关注涉及乡村空间的问题。早期乡村社会学者研究中就部分涉及到地理学的内容， 近年来出于研究及解决实际问题的需要， 逐渐将空间现象纳入研究范围， 相关学术论文明显增多。Lobao 和Saenz 指出“: 在乡村社会学科中忽视空间的分析， 地理空间在组织阶级关系过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16]; Friedland 对于乡村研究虽然从乡村的社会学表象写起， 但对农业和田园风光的问题分析， 却有着强烈的地理气息[17]。
2 当前主要研究内容
2.1 乡村社区
最先研究乡村社区的是乡村社会学家。罗吉斯和拉伯尔认为“社区是一个群体， 它由彼此联系具有共同利益或纽带、具有共同地域的一群人所组成”， 硕士论文主要研究社区变迁、类型、边界、权力机构及发展趋势[18]。乡村社区是地理学研究社会的切入点， 它促进了乡村地理学的社会化[19]。同时乡村由于存在不同层次的发展实体， 因而能够较好地展示社区的演化系列。Liepins 认为可以“通过社区来寻找到乡村性”， 并提出一个从物质和意象角度来理解“社区”的框架( 图2) ， 认为从地理和社会形成角度， 社区可被分成四维进行分析， 同时他认为舆论和能力对于社会的形成很重要[20]; Little 研究认为社区是乡村生活最重要的特征[13]。
国外乡村社区地理研究的内容主要包括: ①乡村社区变迁及机制研究， 它一直是乡村社会学研究的重点[18]， 而乡村地理学善于从历史发展的角度寻求事物的时空变化规律。近年来此类研究逐渐增多。如Valentine 和Cater 等在其论著对乡村社区变迁均有描述， 并试图寻求其内在机制[5， 13]。②乡村社区空间分析， 是乡村社区地理的核心。Mormont 认为乡村可以体验一种与城市生活截然不同的社会物质空间[21]。Havey 等也分别从乡村政治经济学中积累与消费的观点论述了乡村空间的作用， 认为非城市空间的存在对于城市空间本身的再生产也是必要的[22]。③乡村社区可持续研究， Scott 等人基于新西兰北部的调查， 发现种族、阶级和职业结构的不断分化给“可持续的乡村社区”带来复杂性， 并建议“可持续的乡村社区”应被视作一个民族范畴， 而乡村社会地理中应采用更为宽泛的社会可持续能力的概念[23]; 英国学者MacKenzie 也对社区与可持续性进行了深入探讨[24]。④社区文化与制度变迁研究，以往社区文化经常被研究者忽略， 但近年来逐渐受到人们的关注。不应让世俗社会代表乡村、法制社会代表城市， 而是应将社会看成一个整体， 乡村社区的大众文化已被城市化。⑤乡村社区与产业的联系， 如Joseph 研究指出了在新西兰两处地方农业和乡村社区的联系[25]; ⑥社区问题研究， 如社区内部各阶层及内部与外部的冲突、贫困及其它一系列出现的问题; ⑦此外还有乡村社区规划研究等等。可以看出近年来地理学者对于乡村社区的各个方面， 往往从更为广阔的社会学视角加以研究。
2.2 城乡关系
城乡关系牵涉到城市和乡村的许多方面， 其研究一直是地理学( 尤其是1970、80 年代) 的重点之一。Mormont 认为，城市和乡村的对立现在已经逐渐成为过去， 城乡之间的差异与界限现在日益变得模糊“， 乡村不再是单纯的乡村空间， 多样化的社会空间能够存在并且在一定的地理区域内叠加在一起”[13]。随着社会及经济的发展， 出现了新的城乡关系， 也促进了对新城乡关系的研究。城乡关系研究的领域包括城市对乡村作用、乡村对城市作用及城乡结合部的现象。
具体研究内容主要有如下方面: ①城乡关系变迁研究。②城乡连续体研究， 如Cloke 运用16 个变量对城乡分界点问题进行研究， 得出并不存在重要的自然分界点， 支持了城乡连续体这一说法[5];Murata 提出了城乡相互依赖的工业化模式[26]。③城乡人口迁移研究， 城乡人口流动是贯穿城乡关系的主线，研究也较多， 如Audas 等人于1990 年代对加拿大城乡人口迁移的研究， 讨论了移民的方式、迁移前后环境变化的对比、人口迁移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 也讨论了职业、受教育水平和身份地位对人们作出迁移决定的影响[27]; Cook 和Christopher 用一个量化指标对城乡人口迁移速度与发展进行了研究[28]。④城乡关系协调及制度创新研究， 通过一系列正式和非正式的制度安排， 协调存在于城乡各主体之间的关系。⑤城乡隔离及重构研究， 目前各个国家均试图以新的方式( 如新的人口流动政策等) 来重构历史上的城乡隔离; Bronwyn 在研究中量化分析了在新西兰商务中出现的城乡数字隔离的程度[29]。
2.3 乡村景观
乡村景观及规划概念缘于迈克哈格( 1969) 、西蒙兹的( 1978) 和刘易斯( 1998) 对大地景观概念和规划的提出[30，31]。乡村景观规划就是在综合大地景观和乡村人居环境理论的基础上， 对乡村区域进行的综合景观规划设计。目前乡村景观研究是景观科学和景观规划研究的一个前沿领域， 往往综合景观规划学、景观地理学和景观生态学加以研究[32]。地理学角度研究乡村社会如何改变其生存的景观和环境[33]。
当前国外对于乡村景观的研究包括如下一些方面: ①乡村景观演变的动力机制研究， 无论对于生态学还是地理学， 分析景观格局和动力机制是景观研究的一个主要目的。Nelson介绍了关于经济、人口统计学和环境驱动力三维组合重构而成的美国西部乡村景观， 并认为作用于区域的最重要的驱动力是移民， 流动人口的力量正转变着区域的社会文化景观( 图3) [34]。Isabll 和Sabin 等人对诺曼底地区25 年来的景观格局进行了分析， 发现导致乡村景观发生变化的主要动力来自三方面: 农业耕作的增强或废弃、城市化对景观构成的改变、地方保护政策的作用[35]。②乡村景观规划， 它是一个人类与环境关系的调节工具。国外乡村景观规划研究始于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 开展较早的主要是欧洲一些国家， 对世界农业与乡村景观规划起了很大推动作用。美国景观环境规划学之父Olmsted 认为， 景观规划不仅要提供一个健康的城市环境，也要提供一个受保护的乡村环境[31]， 同时研究也注意到景观规划面临着文化景观发展带来的挑战[36]。③乡村景观与人、文化、建筑等主体相互作用的研究。Naveh 认为文化景观是物质与精神的融合， 并提出景观感知的文化维[37]; Ruda 认为， 要使乡村聚落保持可持续发展， 必须对建筑区与自然平衡、当地社区、历史传统及本土文化进行保护[38]。④不同国家、不同类型乡村景观的对比研究。Arriaza 等人对地中海地区两个乡村的若干图片进行对比研究， 指出了与乡村景观视觉质量有关的要素， 并对其进行了排序[39]。⑤乡村景观感知与视觉评估， 研究认为乡村景观可以从视觉( 形态) 、感知( 内涵) 和经验( 功能) 等方面进行分析与评估[40]。⑥乡村景观可持续研究。1996 年“欧洲乡村景观的未来”会议中， 分析了目前中欧与北欧地区人类对乡村景观的影响， 并研究了景观可持续发展的概念[41]。同时一些研究也提出从景观生态学角度恢复可持续的乡村， 并保护乡村景观的多样性。⑦“特殊的”乡村景观，如对性别及同性恋的研究等。Bryant 和Morris 等人通过调查，认为农业中同样存在着很多工作需要女性做出贡献[42，43]。
2.4 乡村社会问题
乡村发展的不同阶段伴生着不同的社会问题， 国外不同学科学者对其研究一直十分关注。一些社会问题始终伴随社会存在( 如贫困、社会保障等) ， 只是程度的差异， 而不同时期又会出现新问题。留学生论文 地理学者对乡村社会问题的视角， 主要是社会问题对乡村空间布局与演化的影响及由于乡村空间布局与演化所形成的问题。
近来国外乡村存在如下一系列社会问题及相应的研究: ①乡村区域各主体间的冲突， 包括乡村内部各阶层间的冲突及乡村与外部进入者间的冲突[44]。②贫困与就业， 是乡村最古老的话题， 对于乡村的贫困问题存在一定争议， Cloke 将乡村生活描述为田园诗画， 一定程度掩盖了英国农民的贫困， 但他指出应从政治上提高农村生活自身的收益、减少农民被剥夺的现象[5]。③不可进入性， 对于主流乡村地理学者和规划者， 可达性被看作是理解乡村绝对的中心， 这种关注已在近来大量的著作中体现出来; Phillips 和Williams 对乡村可进入性的研究中提出“自然不可进入性”和“社会不可进入性”[45]。④“特殊的”乡村问题， 主要包括儿童、少数有色人种、无家可归者[11]、男女同性恋和旅行团体等， 近年来这类问题的研究更加引起人们的关注， 研究认为在乡村人们的实际境况与乡村表面上平静的生活不一定相符。除上述一些社会问题外， 乡村还存在着住房、老龄化和社会保障等问题， 各国此种问题的程度存在较大差异， 不同国家对此研究的内容与深度也有所不同。
2.5 其它相关研究
除上述几大方面的研究外， 国外乡村地理工作者对于影响乡村发展的政策制度、热点问题及突发事件等也有相应的研究。如杜赞奇从国家政权建设的角度， 探讨了随着国家政权力量的渗入， 乡村社会权力结构的变迁， 并提出了一个具有综合性的分析模式———文化网络[46]; 经济全球化对上述各要素的影响研究， 如McGee 探讨了全球化与发展中国家的城乡关系[47]等等。
3 结语
本文回顾了国外乡村社会地理的发展历程及各阶段研究的重点内容， 并详细介绍了当前国外这一领域研究的几个主要方面。能够看出乡村社会地理研究已受到关注， 并逐渐形成了较为鲜明的学科特征。伴随着20 世纪人文地理学的第三次转型， 乡村社会地理也出现明显的文化及后现代转向， 并且在未来一定时期内， 将成为学科发展的主流方向。分析中不难发现， 在学科发展过程中， 相应理论的进展相对较为缓慢， 全新理论的探索及学科的交叉研究， 将会是未来乡村社会地理学研究的难点与突破点。此外， 全球化背景下的制度转变、社会转型对乡村社会的影响; 社会分层日益严重， 如何从乡村地理学角度加以研究; 学科交融与学科体系重新整合的研究等， 也将成为这一领域研究的主要内容。与国外相比， 我国乡村社会地理研究尚处于起步、缓慢发展阶段， 因而积极、科学地借鉴国外先行发展的理论、方法与实践， 有助于推动我国乡村社会地理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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