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4-06 18:42:57
序论:写作是一种深度的自我表达。它要求我们深入探索自己的思想和情感,挖掘那些隐藏在内心深处的真相,好投稿为您带来了七篇建筑史论文范文,愿它们成为您写作过程中的灵感催化剂,助力您的创作。
10年前我正在韩国游学,并不知道陈先生仙逝的消息,却捧着陈先生的《营造法式大木作制度研究》日夜研读,为的是将朝鲜半岛高丽时代的木构建筑和《营造法式》作一比较。然而这并非我去韩国的原初目的――当时出国根本就没有什么既定目的。只是由于本科阶段在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学习建筑学,而这里正是研究《营造法式》的大本营,所以对《营造法式》常闻其名,如雷贯耳,可惜当时顽劣愚鲁,学习建筑史仅仅是为了完成学分,对《营造法式》尚谈不上学习逞论研究对它的重要意义也不甚明了。而梁思成,陈明达这些名字,如星辰一般可望,但绝不可及,对一个本科生而言,他们只是神。出国之时忘了是出于何等动机,专门跑到琉璃厂买了一部《营造法式大木作制度研究》,带到了韩国。不曾想,这部书居然解决了我在韩国时的经济来源,还帮助我完成了硕士论文――这就是佛家所称的机缘吧,尽管我从未有幸见过陈先生,但陈先生对我可谓惠赐良多。与陈先生的另一机缘来得更是离奇,我回国之后某日在马路边闲得无聊之时向身边一位穿着中式袍子,须发茂盛颇有点道风的人物借火点烟,攀谈之下才知道他就是长年做陈先生遗稿整理工作的殷力欣先生。熟识之后,才慢慢了解了陈先生的一些往事,还拜读了陈先生的手稿、图绘,得以近距离触摸和感受陈先生的遗物,机缘至此,也算是够巧的了。
初到韩国,我的指导教授兴趣甚广,对我想学什么、研究什么丝毫不加限制,只是对如何解决我的生活经费感到为难。学院里研究结构工程的朴淳圭教授问我是否知道《营造法式》我立刻拿出《营造法式大木作制度研究》给他看。大约一个星期后,他很郑重地告诉我,《营造法式》是中国古人在建设标准化方面所做出的先驱性工作的总结,而陈先生的这部著作是对其重要的解读和分析,大家都非常感兴趣,苦于言语隔阂,对其一知半解如果我愿意翻译和解说陈先生的这部著作,他的研究所可聘我为蔚山大学建设工程研究所的研究助理,解决我衣食住行的问题。大喜之下我当即应允,这是我真正开始研读《营造法式大木作制度研究》之始――目的是为了糊口;出发点也非建筑史的研究,而是向韩国的结构工程师们介绍中国古代的标准化设计和建造。说来庸俗可笑,但很真实,我对陈先生的敬仰,最初是因为他的著作帮助改善了我的物质生活!
当然,随着学习的深入,陈先生治学之严谨,逻辑之严密,用功之勤苦,成果之重大,让我大为震动,对陈先生的敬佩,更是出于对其学识的高山仰止。在论文开题之时,《大木作制度研究》已译了大半,对《营造法式》的材份和大木制度,越来越着迷,硕士论文的主题即定为“朝鲜半岛高丽时代木构建筑与营造法式大木制度的比较”,其核心是分析朝鲜半岛高丽时代的木构建筑是否也采用了类似于《营造法式》的材份制度;如果是,它们又有哪些特点:这些特点又说明了什么。得益于陈先生在《大木作制度研究》中所揭示的研究线索、研究方法,所记载的实测数据、图纸,我顺利地完成了论文,对中国唐宋以来的木构建筑成就以及对朝鲜半岛的影响,有了更深的认识;更重要的是,这段经历刺激了我对建筑史学习和研究的兴趣,而这很可能将是我一生的职业。
如今我也在学校里教建筑史课了。看着一些同学昏昏噩噩,上建筑史课就翘课或者睡大觉,一如当年的我,不由得慨叹命运之巧;而接触过的某些功成名就的建筑师对建筑史的无知和蔑视,更是让我遗憾叹息。这些年朦朦胧胧地感到,建筑史的学习和研究,何尝仅仅有学术上的意义?又何尝仅仅是给建筑师提供一些“设计灵感”和“文化符号”?我们今天的建筑大致可分为五种,一种当然是设计和建造均属上层的精品,可惜为数不多,更多的或者是外国建筑师随心所欲的试验和玩笑,或者是对西方古典和现代建筑的郢书燕说、邯郸学步或者是对我们自身传统的胡乱肢解和拼贴,或者是毫无水准的粗制滥造和平庸,怎么会是这样呢?为了摆脱这种窘困,我们天天在喊建筑设计创新、创新天天都在发明各种“学说”、“主义”,可成效如何呢?我们有世界最多的人口、最忙的工地,却出不了多少能够享誉世界的建筑师,这是为什么呢?好大喜功的城市、畸形变态的建筑导致我们的环境日益恶化、资源日趋短缺、社会矛盾加剧……这一切难道不都因为是我们迷失了建筑的正道而导致的结果吗?而建筑的正道在哪里?不学习和研究建筑史能搞明白吗?建筑系学生晟初、最重要的一课难道不该是建筑史吗?而建筑史的教学内容,难道就只能是风格编年史吗?……可惜的是,在这钱潮鼎沸的时代里,我们中的很多人,已经无暇思辨这些问题了。我们中的很多人不再有陈先生那一代学人那样丰富深厚的文化底蕴了,不再有那样的勇气和毅力了,不再有那样的牺牲精神了。而这不单单是一个人的问题,也决非一群人的问题,而且是我们的社会不需要这些了。令人难过的对比就是,我们一个月就能写完好几篇论文,一年就能完成好几个课题,而陈先生一生就出过那么几本书;看着书桌上那不算太厚的几本书,翻着那一张张用鸭嘴笔绘制而成的精美绝伦的测绘图,读着那一叠叠密密麻麻写满铅笔字批注但从未发表的手稿,我不由得额头出汗,惭愧之意难以遏制,敬畏之心油然而生――陈先生!夫子之墙,高几许?
夫子之,墙高几许?这远不是我能回答的问题。值陈先生逝世10周年之际,作为末学后进,对于建筑历史别说未能得窥堂奥,就是学术宫殿的外墙亦未触摸,只能遥遥拜望,这点自知之明我还是有的,所以不敢妄论陈先生的学术成就和地位,上述文字仅仅杂录些陈先生著作对我的影响而已。
在生活就像机器一样运转的时代里,已经很少有“心情”这种奢侈的东西了。而今夜,凝望陈先生的遗像,照片中他面容清癯,目光深邃,长袍布帽,想起过去殷力欣先生所谈的一些往事轶闻,竟然有了一丝伤感。陈先生他们那一代学人给我们留下了《应县木塔》、《营造法式大木作制度研究》等等厚重的文献,还有那么多富有意义的传说、掌故;而我们这一代人,除了在躁动不安的心态下日复一日的忙碌之外,将不会再留下什么了。我们有的,也许只是一种贫瘠的财富一片华丽的荒凉。
关键词:点线设计;路线;动线空间;端点;核心
一、前言
就目前而言,逛街已经成为日常生活中密不可分的生活方式,也是最主要涉及到的公共生活。就我国目前实际情况来讲,商业综合体在实际开发过程中受到了来自观念、规范等各个方面的影响,就目前实行的去也划分管理模式,使得商业区域内部各个结构缺乏联系,建筑与建筑之间相互自成体系,分割断裂的形式互相无法弥补,因此公共区域多是不同区域空间拼凑而成的完整体,彼此联系不紧凑,而连接这些区域空间的唯一媒介是城市道路。
笔者认为,就目前商业综合体而言,在其涉及过程中,其根本内容就是在复杂的商业环境当中设计、创造能够被清晰识别的商业空间体系。
二、点的结构及个性分析
(一)节点
对于商业综合体而言,节点亦是变奏点,具体是指在整个动线空间中,人的移动方式的改变,其次节点的另一特性是聚集,聚集的节点是指人们停止行走,休息的方式,节点空间常处于内部收放位置、交叉位置或者是装着位置,同时又具有一定的承上启下的作用。
对于节点而言,其产生以及对应的形式分为很多样式,按照人们不同的使用形式,我们可以将节点空间分为下列几种类型:娱乐节点、交通节点以及休憩节点(如下图2、3中所示)。对于一个完整的节点设计而言,其一方面需要满足空间形式以及功能的有效结合,同时还需要与周围的环境相互融洽。在商业环境下,城市街区存在人流与交通的交叉点,交叉点的产生使人流在整个空间环境中形成一定的感知,随着对周围环境位置的感知而做出相应的行动。
当同类节点同时存在相同环境中,就必须有其中一个对整个全局实现统领的主题,同时,还需要对元素形态进行具体的分析,实现空间氛围的掌控、创造。比如对水元素的应用,可以创造可供游玩的浅水区域等等。在整个对环境进行塑造得过程中,不同节点空间自身的特征表现可以让人留下更加深刻的影响,与此同时,统一化的主题有加强人们对整个环境体系的认知。
(二)核心
核心与其他节点最主要的差异就在于其主题集性。在整个动线空间中,核心是序列以及空间中心最突出的部分,同时也是人们进行活动、交通完成转换的场所(如下图4中所示)。对于商业综合体来讲,其核心必须具有突出的内聚特性。并且在对空间形态进行处理过程中,一般都是选择内部中庭或者是外部广场形式(如下图5中所示)。
(三)端点
在商业综合体当中,有一种特殊的节点,我们称之为端点,其本身具有特殊的内涵――进入,使得端点成为了整个动线空间系统最开始的原点。而我们一般为端点制定的形态特征,就是门的意象表现,其可能表现为广场入口、外廊等等(如下图6中所示)。
当端点存在于商业综合体当中,其构成应该具有下述两个基本特征:
(1)象征性:端点本身的空间形态具体偶一定的象征性,其虽然不能够对整个区域的特征进行概括,但是其往往能够代表整个区域,成为外部人员了解整个区域的第一个部分,其作用在与提起人们的注意力,同时导入人群到对象区域中。
(2)模糊性:端点本身的空间形态具体偶一定的模糊性,其存在于建筑与城市之间的空间中。就空间属性而言,其一方面是城市由外部空间渗透入内部空间的介质,同是也是建筑由内部空间向外部空间蔓延的介质,就功能使用上而言,其延续整个商业综合体的基本功能,又完整城市公共空间的连续性。
三、线的结构及个性分析
路线结构是整个商业综合体的基本框架,凭借路线结构人们对生活环境有了最基本的认识,一个联系广泛而关系清晰的路线结构能够使商业综合体在人们印象中形成一完整的意象,如图7的意象发展结构和结构模型,“各个部分在各个方向上都有紧密的联系,所有的变化都发生在内部。拥有这样的意象地图,人们可以更自由地移动,还可以随意联系新的点。在意象逐渐丰富、浓厚的过程中,产生整个区域的特征”。目前,我国的城市活动区域逐渐缩小,空间资源紧缺,商业综合体逐步构建空间立体化模式,而且更倾向此发展模式。
在商业综合体中,人们的移动方式多样,步行以及驻足停留这些常见的移动方式外,还有凭借其他机械移动设备的移动方式,移动方式多样化可加快人流动的频率,与此同时移动方式多样化还可提供给人们最为简捷的路线移动方式。
立体化的步行系统,使商业综合体的整个区域空间联系更为紧密,同时可借由标高不同的步道错位叠加来提高人们对环境的认识感知力,空间区域在立体化的步行系统中更具形态活力,空间氛围也愈显独特。
四、点线相互关系分析
商业综合体中,点线作用至关重要,无点不成线,点之间亦需线进行联系,否则并不存在商业综合体的系统化结构。点指明了人们行动的方向性,线则指明了人们行动的方式,点线相互辅助构成城市空间系统的整个框架,多点多线的原则可使商业区域中的不同元素层次更为清晰,相得益彰。
结束语
希望可以在满足现代化商业环境复杂特性的同时,设计具有一定的清晰性以及可识别特性的动线空间。
参考文献:
[1]. 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研究生论文目录 1978-2001-03(共985篇)[A]. .建筑史论文集(第15辑)[C].:,2002:48.
【关键词】过洞;天井;墓道
中图分类号:K8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0278(2014)02-297-02
一、有过洞墓葬的研究现状
过洞作为墓葬的一部分,有学者在论述主要话题时,将其作为附带内容做过一些研究。这些研究可以分为四种。第一种是在有过洞墓葬的发掘简报中,对过洞的形制、数量、壁画等基本内容的报道。这种研究多见于有过洞墓葬的发掘简报中。第二种是对某个朝代有过洞墓葬的研究,如傅熹年的《唐代隧道型墓的形制构造和所反映出的地下宫室》,该文在论述唐代隧道型墓墓室形制和各部分名称时,对古代的隧道、羡道做了详细论述,这对后人研究“过洞”的起源和名称演变有重要意义。另外该文对探讨过洞和天井的关系以及过洞及其壁画的寓意也有重大参考价值。第三种是在研究有过洞墓葬壁画时对过洞部分的阐述。例如:王仁波在《陕西唐墓壁画之研究》中,对陕西唐墓中过洞两壁的建筑楼阁图进行分析;裴建平在《唐墓壁画中的楼阙图及反映的相关问题》中,对唐墓过洞上楼阁图的分类、沿革以及意义等进行探讨;陕西省博物馆、文管会在《唐李寿墓壁画试探》中,对唐李寿墓过洞两壁的建筑图进行试探。第四种是把有过洞墓葬作为天井墓的一个类型进行研究,例如侯宁彬的《秦汉墓葬天井述略》,作者在秦汉天井墓的分类中,把有过洞墓葬称为“间隔式天井”墓,并对其起源和演变做了论证。柏宇亮在《浅析中国元代之前的天井墓》中,把有过洞墓葬分作Bb、Ca、Cb三种,其研究内容偏重于天井墓的形成、发展、演变及其相互关系,虽然这对过洞形制、分类涉及甚少,但是对探讨有过洞墓葬的产生、发展和演变有重要意义。
二、过洞名称的演变
随着田野考古发掘在中国的开展,“过洞”一词渐被引进墓葬研究中来,它特指上有负土下有穿洞的一类设施,一般见于天井墓或大型墓葬的陪葬坑中。“过洞”这一设施,在古代文献中即有记载。《周礼・春官・冢人》“以度为丘隧”句下汉郑玄注:“隧,羡道也。”唐贾公彦疏云:“僖二十五年左传云,晋文公请隧,不许。王曰,未有代德,而有二王。则天子有隧,诸侯以下有羡道。隧与羡异者,隧道则上有负土……羡道上无负土。”依汉代郑玄所注,隧道和羡道是同物异名,其上有无负土,还需考古发掘的进一步验证,但是至少在西汉时期上有负土下有穿洞的斜坡式墓道已经存在;依唐代贾公彦所疏,隧道和羡道是两种形制不同的墓道形式,其最大区别是上方有无负土,有者为隧道,无者为羡道。对于这两种不同的说法,傅熹年先生认为“先秦大墓都是露天开挖,有的有斜坡墓道,有的只是直穴,迄今没有发现有用在土中穿行的隧道之例。用隧道、过洞之例始见于东汉,北魏、北齐继之,大盛于隋、唐。所以贾公彦的说法,以之解经,或许有以今制释古之嫌,但我们利用它区别唐代不同形制墓道的名称,却是可信的资料。”不管是隧道也好,羡道也罢,只要是上有负土下有穿洞的形制,即与现代的“过洞”一样,并且至少在唐代,上有负土下有穿洞的墓道已经有专门的名称“隧道”。时值近现代,随着田野考古发掘的进展,“过洞”一词渐被引用之墓葬研究中来,并取代古文献中所用的“隧道”一词。
三、过洞的发展
目前所见的有过洞墓葬最早出现在西汉初期,尔后在西汉中期、晚期、新莽、东汉等时期均有发现。到魏晋南北朝时期这种形制的墓葬已经有所发展,并在隋唐时期走向繁盛,唐中后期渐趋衰落。
根据有过洞墓葬的发展和演变,本文拟将有过洞墓葬的发展阶段分为四期。第一期为两汉时期。该阶段是有过洞墓葬的萌芽期,一般为一个天井和一个过洞或两个天井和一个过洞。这一时期过洞还没有从墓道中独立出来,宽度、斜坡底面均与墓道相同,唯一与墓道不同的是顶部多一个生土隔梁,从而使露天墓道与天井隔开,并由此形成了早期的“过洞”。这一时期的有过洞墓葬主要分布在陕西关中和河南洛阳地区。关中地区目前发现的有:西安北郊西北医疗器械厂西汉早期M170、西安绕城高速公路东段西汉中期M14、M36、西临高速公路临潼段西汉中晚期M15(1)、西安东郊白鹿原西北过绵五厂自建村西汉中期M17、西安秦川机械厂西汉中晚期M35、西安南郊净水厂新莽时期M51等;洛阳烧沟发现的墓葬主要有M114、M28B、M147、M148等。第二期为魏晋南北朝时期。该阶段是有过洞墓葬的成型时期,过洞开始从墓道中独立出来并成为定制,首先过洞的宽度普遍窄于墓道和天井,其次底面坡度开始出现与露天墓道坡度不一致的现象,再次天井墓也由一个天井和一个过洞占主流演变为多个天井和多个过洞占主流。该时期过洞和天井、壁龛的多少已成为北朝统治者等级和地位的象征,并且其形制更接近生人居住的庭院住所。该时期这种类型的墓葬在分布地域上也逐渐扩大,在宁夏、山西、内蒙古等地区也有发现。第三期为隋至唐中晚期,该阶段是有过洞墓葬在形制、规格上的完善和成熟期,在大型墓的“过洞”中开始出现壁龛,“过洞”上的壁画内容也更为丰富,此时期不仅有过洞墓葬的天井和过洞数量多,而且这种类型的墓葬大量存在,可谓空前绝后,另外“过洞”在壁画、设施上更具有明显的象征意义。第四期为唐中晚期至宋元时期,该阶段是有过洞墓葬的衰落期。中晚唐以后,有过洞墓葬数量锐减,以至于消失,与之前相比呈退化之势。
四、过洞的分类研究
因为过洞在平面形状、顶部形制、长度等方面均有着较为明显的差异,所以本文根据这些差异按不同的分类方法将其分类并进行研究。
按过洞的平面形状分类,可分为两类。第一类为长方形或方形式的过洞。这种形制的过洞数量多,分布广。第二类为梯形式的过洞。这种形制的过洞所见不多,目前有两例。其一北周莫仁诞墓。过洞3个,第一过洞南接墓道入口部,其余过洞由南至北依次与3个天井相间排列。平面略呈南北向梯形,拱顶土洞式结构。其二唐李寿墓,过洞的隔梁收分大,故使过洞的横断面呈梯形。
从这两类过洞的数量和形制等方面的特点看,长方形或方形的过洞始终占据主流地位,而对于梯形式的过洞,只是当时人们修建过洞时由于偶然的因素致使过洞平面呈梯形。北周莫仁诞墓于2009年5月发掘于西安市长安区韦曲街道夏殿村西,与之同期发掘的还有其父莫仁相墓,这两座墓相距不足20米,且同属于一个时期的墓葬。莫仁诞卒于576年,其父莫仁相卒于578年,二者的入葬时间间隔应不会长于三年。然而莫仁相墓的4个过洞均为南北向的长方形,莫仁诞墓的3个过洞均呈南北向的梯形。对于这种差别不见于古代的其他有过洞墓葬中,仅是一个特例,不能算是一种习俗或葬制。另外唐李寿墓,在发掘简报中明确表示,过洞的平面呈梯形,是由于过洞的隔梁收分大所致。因此笔者认为,梯形式的过洞只是古代天井墓中由偶然因素所致的特例,但以其作为存在的固有形式,本文也把它当作过洞的一个类型。
按过洞的顶部形制分类,可以分三类。第一类为拱形的过洞。拱形顶的过洞数量也很多,并且充斥于有过洞墓葬发展的各个时期。第二类为券顶形过洞。券顶形过洞发现较少,主要有西安洪庆北朝、隋家族迁葬墓地的M2、唐章怀太子墓、唐昭新城长公主墓、唐阿史那忠墓一、二、三过洞。第三类为弧顶。主要有唐阿史那忠墓的四五过洞、咸阳机场高速公路周陵段汉唐墓中的汉墓M49、唐墓M52。
对于“过洞”的顶部形制,拱形顶始终是其主流形制,它不仅流行于有过洞墓葬的各个发展时期,而且与另外两种相比,在数量上也占绝对优势;而券形顶和弧形顶,数量少,在各个朝代的有过洞墓葬中可算是凤毛麟角。
按过洞的长度分类,可分为两类。第一类过洞长度在5米以下。这种墓葬数量最多,分布最广,并流行于有过洞墓葬的各个发展时期。第二类过洞长度在5米以上,比较典型的有咸阳机场高速公路周陵段汉唐墓中的汉墓M49,过洞长8.7米。河南三门峡市北朝和隋代墓的A型墓中M132,长7.80米。彭阳新集北魏墓,M1的第一过洞长5.85米,第二过洞长5.8米。
对于长度在5米以下的过洞,长度在3米以下的过洞又占大多数,相比之下,3――5米之间的过洞不算太多;对于长度在5米以上的过洞,不仅数量较少,而且出现时间多在有过洞墓葬发展的早期,在成熟期少见。
通过对有过洞墓葬的分类研究,可以得出以下结论:天井墓中的“过洞”始终以长方形或方形平面、拱形顶、3米以下的长度为其主流形制。不同时期会有一些特殊的情况,但是这些特殊情况始终未能占据主流地位,甚至在过洞的整个发展历程中仅如昙花一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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