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理论论文精品(七篇)

序论：写作是一种深度的自我表达。它要求我们深入探索自己的思想和情感，挖掘那些隐藏在内心深处的真相，好投稿为您带来了七篇哲学理论论文范文，愿它们成为您写作过程中的灵感催化剂，助力您的创作。

篇(1)

我国正在经历应试教育到素质教育的从思想到制度的转折期。处于这一过程的同学们既要遵守原来的教育制度的延续，又在内心渴望新的制度代替，内心充满着挣扎。而现行的教育制度下，高考几乎是教师和学生的唯一目的，也是衡量教师是否优秀学生是否优秀的唯一标准。相反，如果学习不好，也就是分数不高，那么你将在很多方面受阻，分数无形之中把人分成三六九等。在这样的情况下，升入大学的同学们没有了高考的压力，在大学哲学理论公共课中难免会觉得空洞无味。包国祥教授在《关于思想政治理论课课堂教学的若干思考》一文中认为，思想政治理论课沦为空洞的理论说教，不是思想政治理论课本身的问题，而是思想政治理论脱离社会实践的问题。事实上，学生们也存在学习、生活脱离社会实践的问题。作者从以下四个方面简要分析：

第一，住宿生活导致的远离生活实践的客观性。谈到对哲学的学习，我们不能脱离生活实际，这也就是有的老师提到的学习哲学理论不能与实践相脱离。我们想要分析深层次的原因就必须问问，为什么我们在学习的过程中总是把理论和实践脱离呢？我们难道不愿意结合实践来学习吗？当然不是，这一代学生埋头在象牙塔里一直为得高分奋斗着，并没有那么丰富的生活实践去感知课堂或者是书本上的哲学道理。生活中我们会听到在这样的话：满腹经纶的哲学家未必真的就懂哲学，而那些连字都不识的乡下老人说得话却句句蕴含着丰富的哲学道理。年老的人经历了实践了的人生，验证了“实践出真知”、“生活决定意识”的道理。在学习哲学的过程中，一方面我们出于考出好成绩的需要，努力学习；另一方面确确实实感受到了哲学的奥妙和伟大。但是从中学时代，有的同学可能更早，从入小学开始就读寄宿学校。寄宿的校园生活确实带来了方便，但是学习不是人成长的全部。家庭里父母的言传身教，爷爷奶奶的人生阅历的渗透，周围邻里街坊的日常生活这样丰富的生活题材一旦严重忽略，我们在学校里的生活无疑进入了的知识的神圣殿堂。在这样的环境的熏陶下，对于哲学的学习，不是从内心的感知和结合生活阅历的感悟，反而变成了条条框框的东西，靠背诵、记忆就可以拿到高分，这样便渐渐丢掉了真正的哲学，丢掉了思考，丢掉了想要进行哲学思考的源泉，在高考的任务面前成为了得高分的机器，纯粹把哲学当成了知识。孙富江在《论哲学教学的价值》一文中说到：哲学教育不是知识教育，哲学教育的目的本身不在于引导教育对象个体掌握相应知识，应用知识和发展知识，它需要对象对相应知识的掌握而形成健康向上的精神世界，形成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形成坚定地信心信念，形成良好的思想道德素质。所以说，高校大学生对哲学理论公共课并不单单是在上大学形成的。这样的课堂表现是之前教育“后遗症”的体现。

第二，好奇心的丢失。回顾我们的成长：好奇心是我们每个人与生俱来的可贵品质，在一个特殊的成长期里，人会不自觉的拿起手边的东西丢在地上，使家里的一些东西遭殃，这就是好奇心的开始。而每一个阶段的好奇心如果没有发挥的余地，直接扼杀在摇篮里，渐渐地便很少去思考“为什么”了，以为那些熟知的东西就是真知，但其实恰恰熟知未必就是真知。记忆中，多数父母会因为孩子的“好奇”“、淘气”、“追问”而责骂过孩子。只有少数会因势利导引导孩子的兴趣，鼓励孩子的探索精神，开动孩子的大脑。孩子喜欢问问题，有些问题还很“傻”，但无论孩子问的是什么样的问题，父母都不要嫌孩子烦，更不能打击孩子的积极性，而应尽可能多地给孩子提供独立思考的机会，并且引导孩子从多个角度考虑问题的答案，让孩子提高独立思考的能力。

第三，家长的过度关爱剥夺了我们的思考权利。现在很多家长，习惯于给孩子指路和包办。孩子养成了依赖家长的习惯，就不知道什么是思考，也不会去想如何解决问题。这样的孩子长大后，只会人云亦云。如果孩子拥有独立思考的能力，就会善于发现问题，拥有独立思考的习惯和品质，就比其他人有更多的机遇，更容易拥有成功的生活和事业。第四，现代生活远离实践，高科技懒于思考。现代化的教育无疑是教育改革的一个全新的突破，多媒体的应用已经成为我们必不可少的工。但是，科技并不是完美无缺的，在这样的环境中人们执着于快节奏的猎取知识，忽略了放慢节奏进行必要的思索。这不只是我们大学哲学领域教学困难要进行的探讨，而是全民现代生活的一个现象。与读课外书和听广播习惯相比，孩子业余时间的主要活动是看动画片或者是玩电脑游戏。能帮助家长做家务的孩子也使用洗衣机、微波炉、吸尘器等设备，孩子们觉得做家务很简单，就连削铅笔也是“自动化”的。在这样的生活环境中，需要孩子动脑筋解决问题的机会确实不多。都市人成长杂志通过调查发现，造成孩子们懒得动脑筋的一大原因，是高科技时代的生活让一切都变得轻松，减少了孩子们动手动脑的机会。而充斥在孩子生活中的动画与电子游戏，也因为声、光、色彩、图像的越来越完美而挤占了孩子们想象的空间。

二、中西文化根基不同的客观性——努斯和逻各斯精神的缺乏

高中的政治课中我们才开始正式接触西方哲学，这里的西方哲学其实主要是马克思的辩证唯物论、唯物辩证法以及唯物史观。我们在学习哲学的时候并没有过多的时间和精力去详细把握思想的来源，更谈不上来追述西方思想的根源。尤其在文理分科的情况下，理科的同学把哲学课作为“副科”大致了解，而文科的同学们在有限的时间里为了考取更高的分数只能走“捷径”。于是乎，我们的哲学是有关“背”的学习，谁背的多，谁背的快，谁应用答题模板最好，谁就获得了“成果”。这样，我们就把哲学当成了一条条知识点，忽略了真正的哲学，从而“误解了”哲学，而大学哲学公共课堂面对的学生群体既有理科的同学，又有文科的同学，既有对哲学感兴趣的同学，也有对哲学不太了解的同学。造成了大学哲学理论公共课教育的进一步困难。不得不承认，我国的哲学教育在此阶段出现了一定的问题。什么是教育？涂尔干在《教育与社会学》这部著作中谈到：所谓教育无非就是一种代际关系的变化模式。他对教育所提出的几种定义莫不如此：“教育若想成为教育，就必须有成年人和年轻人这两代人的互动，有成年人对青年人的影响。”“教育是年长的一代对尚未为社会生活做好准备的一代所施加的影响。今天我们在讨论有关哲学课的问题的时候，首先要了解我们在哲学教育中是否有代际互动的意识和行为。我们的成年人，既家长们在代际互动方面有何作为？我们的互动多数是在讨论学习成绩高低的互动，讨论谁家孩子上的名牌大学、谁家的工作好、谁家的房子大、谁家的汽车贵的互动，讨论如何在商品社会中获取更多的利益的互动。这些讨论与我们今天要讨论的问题有极大地关系，因为我们整个社会生活的教育起点就是我们学习的起点。当我们有的放矢的探讨哲学教学困难的时候，其实也反映出我国公众的哲学认知。于是，我们不得不把问题转向我们整个社会对于哲学认识的普遍的问题上来。邓晓芒教授在《黑格尔辩证法讲演录》中系统地阐述了这一问题：“20世纪初许多西方思想传入我国，引起了国内思想和实践领域的新变化。开始在思想上接受的西方哲学，是用中国传统本根论的形而上学来阐释的。这种形而上学发端于周易，张扬于老子，完成于宋明理学。因此，国人最初用程朱陆王的心性心学的眼光去接受西方哲学的。”他进一步指出：根据当代解释学的文化传播和接受原理，这也是只能如此，必须如此的，否则是无法接受的。在实践领域我们开始就看中的是马克思的阶级斗争学说，而且是在不了解或不很了解马克思哲学的来源的情况下接受哲学的。只是在后来，人们才开始对马克思思想的来源德国古典哲学，特别是黑格尔和费尔巴哈的哲学有了一定的了解。”其中，黑格尔的辩证法与西方两千多年的哲学史甚有渊源，其中古希腊哲学可以视为黑格尔辩证法的源头。这个最初的原始形态就是古希腊的辩证法。黑格尔的辩证法明显是从古希腊的辩证法发展而来的，而且还与古希腊人的生活方式、政治体制、、文学艺术这样广阔的文化背景密不可分。邓晓芒教授从对黑格尔的研究入手来阐明长期以来我们忽视了西方哲学的两个最基本的要素：一个是体现为能动的自我否定的努斯精神，另一个是体现为反思方法的逻各斯精神。而这种忽视的根源，是由于中国传统哲学中恰好缺乏这两种基因，既缺乏主体能动性的动力，又缺乏逻辑反思的要求。这种文化基因上的缺陷就使得我们在理解黑格尔辩证法，以至于理解哲学时，带来一种不自觉的遮蔽性，产生了一系列的误解。我们只能在一个相当表面、相当肤浅的层次，在这里那里随意选取一些适合自己固有思维框架的观点加以解释，这些解释不仅毫无内在关联和逻辑，而且由于它们往往基于中国传统思维方式，本身就是误解。这样一来，辩证法这种原本是生动活泼、充满生机的思维方法，竟变成了一条一条僵硬刻板的教条，或成为了某些人戏弄群众、玩弄权术的诡辩术。

三、总结

篇(2)

[关键词]图书馆哲学；问题研究

图书馆哲学研究的兴起和发展，是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繁荣的必然趋势，又是图书馆实践深入和理论提高的迫切需要，图书馆哲学问题研究是一项具有重要意义的研究课题。认识我国图书馆哲学研究的现状与问题，提出以问题研究为图书馆哲学研究的重要方法，建构有中国特色的图书馆哲学为目标，探讨问题研究的特征、程序、内容和意义。这为开创我国图书馆哲学研究的新局面，发挥其指导作用和时代价值，正确引导图书馆事业发展，繁荣哲学社会科学，提高全民科学文化素质，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具有理论和应用的现实意义。

1　我国图书馆哲学研究的现状与问题

我国图书馆哲学研究起源于20世纪30年代，正式起步于80年代，逐步形成研究局面。正如北大教授吴慰慈发表的论文《图书馆基础理论研究述评》：“图书馆哲学是一个新兴的研究领域，引起我国图书馆界的关注。有关研究主要集中于图书馆哲学的内涵进行探讨，关于什么是图书馆哲学。从目前国内发表的有关图书馆哲学的论文来看，其理论体系的框架也不十分清楚。因此应致力于探讨图书馆哲学的基本问题：研究对象、体系结构、相关学科和研究方法，这才符合科学发展的综合与分化的规律。”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我国图书馆哲学研究的状况和存在的问题，并且指出当前研究的任务和方向。图书馆哲学研究是图书馆基础理论研究的重要内容，本课题具有研究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在图书馆工作实践和理论发展中，存在具有哲学意义和研究价值的问题，例如：图书馆是什么，图书馆精神是什么，图书馆哲学是什么，图书馆的本质和规律是什么，图书馆存在与意识的关系问题，图书馆物质与精神的关系问题，图书馆实践与理论的关系问题，图书馆与人和社会的关系问题，图书馆的知识观、学习观、价值观、人文观、科学观、管理观和发展观等问题。这类问题与图书馆的存在和发展，与图书馆人的前途和命运都密切相关，需要我们去探究和解决，因此我们选题为图书馆哲学的问题研究。提出以问题研究为图书馆哲学研究的重要方法，建构有中国特色的图书馆哲学为目标，探讨问题研究的特征、程序、内容和意义。在问题研究的过程中，以哲学思想为指导，继承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借鉴国外的研究成果，反思我国的研究状况和问题。在我国图书馆实践的基础上，总结经验、升华理论、抽象概括，理解图书馆哲学概念及其内涵、明确学科性质及其研究对象、组织体系结构、把握相互关系、运用科学方法、合理逻辑论证，在提出、分析和解决问题过程中，建构有中国特色的图书馆哲学理论体系。

2　问题研究是图书馆哲学研究的重要方法

问题研究是图书馆哲学研究的重要方法，是图书馆哲学方法论的组成部分。问题是认识论的一个重要概念，它是现实与目标之间差距上的障碍和矛盾，在认知主体头脑中的反应而形成的，具有未知性、导向性、系统性和建构性的特征。问题研究属于方法论范畴，是向往目标而进行的认知方式，其程序包括提出问题、假说生成、检验论证和应用发展。建立问题研究的运行机制，发挥其功能作用，达到建构图书馆哲学理论体系的目标。

2．1问题研究的特征

问题研究具有未知性特征。图书馆哲学是新兴的研究领域，在未知通往已知的道路上，存在许多问题需要发现、提出和解决。问题引起人们关注和思考，产生好奇心理和探究动力。问题是新知识的生长点，科学理论始于问题研究，其发展和完善在于不断发现、提出和解决问题的进程中，从未知达到已知，又从已知向往未知，不断地进步、不断地丰富、不断地积累、不断地创新，从而获得关于图书馆哲学研究领域的知识理论。

问题研究具有导向性和系统性的特征。问题作为研究的起点，它似触角伸向研究领域各个方面，探寻前进的方向、目标和道路，扩展研究的范围，进行有序性、相关性和连贯性的研究活动，具有导向和系统的功能作用。问题研究的进程是从一个问题的提出，到这个问题的解决，又引导出相关问题的提出和解决，展现出问题的问题的研究走向，形成相互联系、相互渗透、相互独立、相互作用的问题研究系统。

问题研究具有建构性特征。它把研究对象、经验事实、理论观念、研究途径与研究方法等各种要素进行协调组织，把理论与实践、思维与经验、认识与发展等各种关系进行相互联结，在问题研究中发挥具有组织功能的作用，形成一项主动建构的认知活动。在已有理论基础上对问题进行研究，采取观察判断、比较分析、逻辑推理、反思评价、综合概括等一系列思维方法，获得新的认识、形成新的认知结构，实现图书馆哲学理论体系的建构。

2．2问题研究的程序和功能

我们设定问题研究的目标是建构有中国特色的图书馆哲学理论体系，设计程序为提出问题、假说生成、检验论证和应用发展等四个阶段，形成组织有序性、连贯协调性、互动促进性、整体优化性的运行机制，具有阶段性、周期性和循环优化性的功能作用。

提出问题：通过有目标地观察图书馆的现象，发现和提出有研究意义和价值的问题。由此进行解析性思维，确立研究的主题，明确其核心概念。假说生成：根据科学原理和已知理论对问题的论题，进行假定性说明。开展理论陈述和逻辑推理活动，经过由抽象到具体、模糊到清晰、高层向低层进行分解、扩展和转化的过程，产生新的观念、理论和模型，是一项富有建构性的思维活动。检验论证：对提出的问题和生成的假说进行科学实践的检验和逻辑分析的验证过程。这需要搜集证据材料，进行理性思考和判断，获取分析结果，正确和准确地表述生成的观念、思想和理论，形成关于解决问题的科学结论，达到假说生成的合理性、正确性和完整性。应用发展：经过验证的假说，其合理性和真理性不断提高，上升为科学理论。理论的最大价值在于指导实践，应用于实践，并且在应用中发展，以提高理论的高度、广度、精度和系统度，发挥建构和完善科学理论体系的功能作用，达到问题研究设定的目标。

3　图书馆哲学问题系统的研究

在图书馆哲学问题系统研究过程中，各个问题之间存在着时序性、层次性、从属性、逻辑性和整体性等关系。这要求我们从整体上把握各个问题之间的联系，确定研究的具体内容，提出和解决问题的顺序、途径和方法。我们设定问题研究的目标为建构有中国特色的图书馆哲学理论体系；确定研究对象是图书馆及其具有哲学意义的问题，主要研究图书馆哲学本体论、图书馆价值论和图书馆发展论等问题，它们相互独立、联系和作用，形成图书馆哲学理论的体系结构，其具体问题是图书馆哲学研究的内容。

3．1本体论问题

图书馆哲学本体论问题是关于图书馆存在与意识的关系问题，它属于认识论范畴，这是关系到图书馆哲学命题自身成立的根本问题。我们认为图书馆哲学产生与图书馆实践和图书馆学科理论发展的需要，与哲学社会科学体系扩展的需要，存在密切的关系作用。图书馆哲学生成是这两种需要协调发展的必然结果，具有客观性、合理性和科学性，从而进一步认识和理解图书馆哲学的概念定义及其内涵、研究对象、学科性质、体系结构及其研究内容等问题，是解决本体论根本问题的有效的途径。

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看，图书馆哲学思想是图书馆存在和发展的客观事实在人们头脑中的意识反映，经过认识的飞跃、理论化、抽象化和系统化而逐步形成的。以历史事实为依据，分析我国图书馆实践和理论的发展，联系与图书馆关系密切的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从他们的人生经历和思想观念中，寻找我国图书馆哲学思想的源头和发展的历史脉络，认清其思想观念，发挥其时代价值，建构有中国特色的图书馆哲学理论体系，具有客观性和真实性。

从科学发展的观点看，科学分化和综合的发展形成既有层次又有交叉的科学体系。具体学科：历史学、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教育学、管理学和图书馆学等，是从哲学逐步分化出来的，为了解决本学科实践和理论发展中具有哲学意义的问题，它们上升层次与哲学联系和结合；同时，哲学也需要各具体学科提供成果促进自身发展，并且给予指导和关怀，出现学科分化和综合的发展态势，产生了部门哲学学科群，这是哲学和具体学科互动发展、共同需要的结果。图书馆哲学与历史哲学、社会哲学、教育哲学和管理哲学等同属一类，都是哲学的部门哲学，具有哲学的学科性质，研究对象是各自具体学科及其含有哲学意义的问题。在科学体系的层次上，它们都低于哲学层次而高于各自具体学科的层次。在学科功能上，它们对各自的学科提供具体的指导和发挥特有的应用性功能作用，并在应用中自我发展和完善，同时为哲学母体的需要，直接地提供研究成果。图书馆哲学的产生是图书馆实践和理论发展与哲学社会科学体系扩展的共同需要和互动促进的结果，具有合理性和科学性。

我们运用哲学的原理、观点和方法，在图书馆实践活动的基础上，在“学”和“问”的互动促进过程中获得丰富的经验知识，提高到哲学层面上进行理论化、抽象化、概括化和系统化，形成一系列图书馆观念，集合为图书馆观，它们有机地结合构成图书馆哲学的学问。我们定义图书馆哲学概念为“关于图书馆观的学问”，它是探索图书馆本质属性和发展规律的科学，是关于图书馆认识论、价值论、发展论和方法论的理论体系。

3．2价值论问题

图书馆价值论问题是关于图书馆物质价值、图书馆精神价值和图书馆人的价值关系作用的问题，它属于价值评价范畴。人和社会的需要和满意程度是评价图书馆价值的标准。图书馆价值论是图书馆物质、精神和图书馆人的价值转化及其图书馆整体价值生成发展规律的理论体系，是图书馆哲学研究的重要问题。

图书馆是社会进步的产物、人类知识的宝库，是一种文化组织机构，它符合人类和社会发展需要而存在，必须为人类和社会服务而发展。文化是图书馆根本属性，图书馆物质是图书馆文化内涵的物化形态，包括图书馆建筑、文献、设备、环境等要素，具有价值和使用价值，是图书馆价值的基础，文献是其价值的核心要素，文献的知识是图书馆的本质属性。图书馆精神是图书馆文化内涵的意识形态，它包括图书馆价值观、知识观、学习观、教育观、管理观、服务观、人文观、科学观和职业道德观等要素，体现图书馆哲学的思想观念，对图书馆物质基础建设和图书馆人的活动具有指导和规范的价值作用，是图书馆价值的上层建筑，知识服务观是图书馆价值的核心观念。图书馆人是图书馆价值中最活跃的要素，在图书馆物质和精神之间发挥着中介的价值作用。图书馆人指具有图书馆相关的知识、技能、信念和品格的人，并能运用一定的物质手段和精神手段，从事图书馆实践和科学认知活动的主体。在图书馆工作实践与研究中，发挥着图书馆物质和精神的价值转化和促进的中介作用，其价值具有潜在性特征，体现在开发组织文献知识和促进文献知识利用，转化为现实的个人价值和社会的价值中。同时，树立图书馆精神、共同的信念和理想，正确认识人生价值的取向，体现个体与群体、图书馆与社会相统一的价值观，促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建设。图书馆物质、图书馆人和图书馆精神相互关系作用的协调统一，形成图书馆价值转化运行机制，产生和提高图书馆整体的价值性，是社会价值体系的组成部分，发挥不可代替的作用。图书馆价值论问题是一个具有哲学意义和实践意义的问题。

3．3发展论问题

图书馆发展论是关于图书馆发展观、发展目标、发展道路、发展策略和发展规律的理论体系。图书馆发展论是根据图书馆过去和现在的实践活动和理论研究状况，预见它的发展趋势和思考在发展过程中的问题。图书馆发展与人和社会的关系问题是图书馆发展论的核心问题，图书馆可持续发展观和可持续发展策略观是图书馆发展论的重要观念。坚持走中国特色图书馆发展道路，在提出和思考问题的过程中，创新观念、明确目标，制定策略，逐步认识图书馆发展的规律性和正确方向，逐步建立图书馆发展的科学理论。

人和社会的需要是图书馆生存和发展的根本条件，图书馆发展实践和发展理论的创新是图书馆发展具有决定性的因素和主要动力。图书馆发展要符合人和社会发展的要求，图书馆必须代表先进文化的时代精神，保持健康发展的状态，促进人和社会的协调发展。图书馆发展趋势表现在图书馆文献以藏为主的“书本主义”向以用为主的“人本主义”观念发展，局部范围开放向社会全面开放发展，加快步伐向合作协调化、资源共享化、法律保障化、服务平等化、管理科学化和科学技术应用化的方向发展。在图书馆发展过程中存在一系列相关的问题：图书馆与人和社会发展需要的关系问题，图书馆实践与理论发展的关系问题，图书馆与科学技术发展的关系问题，知识与载体形态发展变化的关系问题，客观知识和主观知识的关系问题，人文主义和科学主义的关系问题等，这些问题都是图书馆发展论研究的主要内容。树立图书馆可持续发展观，做好可持续发展策略准备，以保证图书馆进入最佳的发展状态。

4　图书馆哲学问题研究的意义

4．1理论意义

针对我国图书馆哲学研究现状与问题，提出问题研究是图书馆哲学研究的基本方法。分析问题研究的特征、设计程序、建立运行机制，发挥其建构图书馆哲学理论体系的功能作用。问题研究方法是图书馆哲学方法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获取科学认识、建构理论体系的功能作用。

提出问题系统的研究思路和方案，取得图书馆哲学研究的初步成果。理解和把握图书馆哲学研究的目标、性质、特征和内容，对其本体论、价值论和发展论等主要问题进行探讨。以哲学原理、历史唯物观和科学发展观，论证图书馆哲学命题成立的合理性和科学性，明确了图书馆哲学的概念定义及其内涵、研究对象、学科性质、体系结构、研究内容及其研究方法。在问题研究过程中，提出一系列的概念、范畴、观念和理论，采取“抽想到具体”的研究方法，初步形成图书馆哲学理论的体系结构，明确研究思路、研究方案、研究内容和研究方向，展现出图书馆哲学研究的新局面。

篇(3)

社会哲学在理论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从这个意义上讲,社会哲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事实上,能够扩大和深化马克思理论的影响。此外,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社会哲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在我国发展,产生了一些令人兴奋的研究论文和著作。然而,在社会哲学的基本问题--社会哲学的研究对象和方法,学者们还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知觉和认知。马克思的理论是最先进的人类文化,都有其深刻的社会哲学。在马克思的哲学思想,对于社会哲学都在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一、社会哲学的研究对象

哲学的性质是革命的，马克思指出："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哲学将哲学从"天国"拉回到了"尘世间"，他并没有给我们设定一个未来，也没有预测一个科学社会的到来，而是强调物质基础在社会变革中的重要性。无论是黑格尔还是费尔巴哈，所有以前的哲学都是在解释世界，他们的历史仅仅是观念中的历史。在此，马克思通过对德国古典哲学的批判，指明了历史所真正应当研究的是社会的现实生活。

社会哲学同哲学是具有相同的理论旨趣的。因此，我们可以把社会哲学界定为：作为对现代社会的总体反思，社会哲学是关于现代社会的本质特征及发展规律的理论。

社会哲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是在现代生产，以完成工业革命和市场制度的确立，社会哲学的蓬勃发展。从社会哲学，社会哲学产生至今，经历了不同的发展阶段，但它是否是一个阶段，是根据它目前的社会生活。因此，社会哲学是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的社会结构的解释，反思和批判。随着历史的发展，社会哲学研究更应立足于现实。因此，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传统向现代社会转型的加速的过程中，中国社会哲学，不能根据传统和未来的社会，也不能立足社会，一般的社会，而只能根据现代社会，只有到了现代社会，包括中国，泛化，反射，解释，改造，建设和批评。就现代社会来看，它既具有一切社会都具有的普遍规定性，又具有与传统社会和未来社会相区别的特殊规定性。而现代社会的特殊性，既表现为现代社会的表层特征，又表现为贯穿现代社会各要素、各领域的社会内在整体特征。把这两方面结合起来，可以说社会哲学是研究和揭示现代社会的本质特征。而揭示现代社会的本质特征，可以说是一切社会哲学的目标和任务。

社会哲学作为对现代社会的总体反思，就要体现现代社会的特点。现代社会是从传统社会发展而来的，又是被未来社会所代替的。因此，它表现为一个生成、发展及消亡的过程。总之，社会哲学要揭示和发现社会生成和发展的一般规律与模式。

二、社会哲学的研究方法

社会哲学的建立，不仅需要确定合适的对象，而且需要科学的研究方法。因为研究方法的不同会导致不同的研究结果。科学的结果需要科学的方法。当代社会哲学领域的各种观点、思想和学说的区别，归根结底来源于研究者在方法上的差异。

20世纪80年代我国随着市场经济在中国大地上的兴起，人们的实践发生了巨大变化的方式。社会哲学这一概念也是第一次正式出现在国内学术界。但是，只是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还不成熟，社会哲学也只是表明人们从历史哲学对社会哲学的希望。但在90年代，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市场经济在一定规模之后，现实生活中的问题让人们社会哲学的思维方式。今天我们讨论一个新的社会问题，诸如公平与效率的关系，市场经济与道德生活的关系，价格，社会转型，市民社会的建构，是社会的哲学思考，已经有意识地运用的社会哲学。

马克思在对人类的社会进程进行研究之时，采用了多种方法对社会进行了全面的分析，主要包括结构主义、历史主义和批判的方法等等，在注重对静态的结构进行分析的同时，又注重对动态规律的研究。对于社会内在结构的静态描述我们应该注重结构主义的方法，而在对于社会规律以及社会演进过程的研究则应当注重历史主义的方法。因此，要建立真正的社会哲学，我们必须把各种不同的方法有机的统一起来，由于马克思理论本身的科学性，以及它自身所具有的理论综合性，要求我们必须以理论为核心理论，这是由其自身所具有的科学性所决定的。

三、以的视角研究社会哲学的意义

自理论产生以来，它就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因此，只有在的视域下，社会哲学的产生和发展才能成为可能。同时，也只有在思想的指导下进行社会哲学的研究，才是合情的，也是合理的。以的视角来研究社会哲学，具有重大的历史与现实意义。

首先,马克思的社会哲学的迫切需求,中国当前的社会现实。哲学的精华是时代精神的,西方社会哲学理论可以获得相当大的发展,关键在于它能够满足社会需求的变化。然而,我国的社会哲学的研究开发进展慢,有些研究深度和力量得到加强。根据我国实际,只有坚持以马克思的核心理念和指导地位,为了满足社区真正的需要在当前的中国。

其次，社会哲学对于当前我国社会科学的重新建设具有时代意义。社会科学是根据每个国家具体的国情建立的，因此，每一个国家都有不同的社会科学理论，外来的社会科学理论由于是源于西方国家的经验，因此，其理论不足以解释和指导当前中国的情况。因此，要建设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科学，必须使社会科学"本土化"，这就需要社会哲学的帮助。

第三，社会哲学有利于推动对社会的总体把握。虽然社会哲学的兴起，是由于当前社会现实实践的需要。但是，反过来，对社会哲学的研究，又可以促进对人类社会的总体把握。社会哲学作为一种理论活动，一种哲学层面的研究，必定会超越特定的实践兴趣，进而上升到对于人类社会生活的普遍本质把握的层面。这样一种对人类社会的总体把握，正是社会哲学的主要任务。

篇(4)

关键词： 刘再复；红学研究；悟证法；述评

刘再复先生作为国内知名学者，虽从未自诩为红学家，但却为红学研究领域做出更为深广的别开生面的开掘。从2005年开始，在短短几年间，他先后出版发表了《红楼梦悟》、《共悟红楼》、《红楼人30种解读》、《红楼哲学笔记》等红学著作与《悲剧与荒诞剧的双重意蕴》、《〈红楼梦〉与中国哲学》、《〈红楼梦〉与西方哲学》等单篇红学研究论文，援引中西文学、美学、宗教哲学理论，自觉地摒弃了索隐派繁缛的考证与无由猜测，运用直观把握方式，重视《红楼梦》的精神内涵，不仅以《红楼梦》作为审美对象，而且更以《红楼梦》作为生命感悟与精神开掘的对象，巧妙地将美学、哲学、宗教学、文学有机结合起来，以感悟的方式解读《红楼梦》，无疑在红学研究丛林中自立一家，为红学研究指出向上一路。简而言之，刘再复先生的红学研究大体具有以下的特点：

一、援引中西理论，深入揭示《红楼梦》思想内涵

刘再复先生红学研究的最突出特点，是援引中西文学、美学、哲学理论，作为联系比较的参照系，不仅重视宏观的把握与微观的文本细读，而且重视精神内涵与审美意蕴的开掘。这种比较联系，诸如“《红楼梦》与中国哲学”、“《红楼梦》与西方哲学”、“曹雪芹和陀思妥耶夫斯基”、“骑士精神与女儿崇拜”、“曹雪芹与尼采的贵族主义”、“曹雪芹与斯宾诺莎的泛神论”、“《红楼梦》与马克思的历史唯物论”、“曹雪芹与海德格尔的死亡哲学”等等，开辟出红学研究的许多新视角，力求从根本上扭转《红楼梦》研究中索隐派繁缛的考证与无由猜测的研究方向，令《红楼梦》彰显自身超越具体历史与个人局限的永久的审美魅力。而最具代表性的比较与联系，一是援引海德格尔的存在论探索《红楼梦》的哲学内涵，一是对西方有关荒诞意识理论的借鉴。

刘再复先生援引海德格尔的存在论，指出《红楼梦》是从‘存在’层面的提问。在海德格尔的存在论里，死既是时间的标界，又是生的参照系，因为这一未定的必然，才使人对存在意义的把握成为可能。刘再复由此加以联系比较，认为曹雪芹在《红楼梦》中所展示的人物形象，尽管身份、地位、权力、财富相差悬殊，但正如其在书中所一再强调的“纵有千年铁门槛，终须一个土馒头”一样，最后的归宿均为坟墓。并进一步指出曹雪芹对人生的思考与海德格尔“未知死，焉知生”的思路相通，即人在面对必有一死这一无可遁逃的必然后，才能认真思考如何生这一人生命题。不过二者对待死亡的态度却有巨大的差别，海德格尔强调的是存在只有在死亡面前才能充分敞开，在死亡面前仅有赴死的悲壮，这一哲学的中心点是礼赞毁灭、鼓动毁灭，在毁灭中实现存在意义哲学，而曹氏则全然不同，《红楼梦》一书中主人公贾宝玉为一个个生命的死亡而一一感伤，尤其是对青春生命的死亡，更是悲痛不已。而晴雯、尤三姐等女性虽均有赴死无畏的勇气，但却是悲愤盈胸，而见到他们死亡的大爱者更是肝肠寸断，悲恸欲绝。柳湘莲为尤三姐之死，挥慧剑斩断尘缘，贾宝玉为晴雯之死而撰写且歌且哭的《芙蓉女儿诔》，面对死亡痛惜的背后，是对生命的极端珍惜与无限眷念。在海德格尔的哲学中，读不出珍惜，更谈不上眷念，看不到死亡后的感伤。因此，与曹雪芹虽同为面对死亡，循着“未知死，焉知生”的思路思索人生，但一个认定的是唯有在死亡面前存在才充分敞开，一个创造的哲学是存在在爱的面前才充分敞开，应该说一为绝情主义哲学，一为伤感主义哲学。刘再复先生以海德格尔的存在论作为联系比较的参照，来探索《红楼梦》的哲学内涵，从而赋予存在与死亡这一人生命题以一种深邃的哲学思索，这无疑更为准确地贴近《红楼梦》被文学形式所遮蔽的哲学内涵，令我们完全有可能探寻《红楼梦》人物更为博大的情感空间。显然，这不仅是刘再复先生对《红楼梦》哲学意蕴的细致探析，更是对《红楼梦》人物精神境界的深入挖掘。

篇(5)

【关键词】生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实践

一、福斯特对马克思生态学思想的论证及其问题

在福斯特看来,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就是生态唯物主义,马克思批判地继承并超越了伊壁鸠鲁以来的唯物主义传统,达到了唯物主义自然观与唯物主义历史的统一。为论证马克思的生态学思想,福斯特所做的工作主要是梳理马克思的思想发展史,整理出马克思唯物主义思想的历史谱系,其论证的主要节点有以下三个方面。

(1)伊壁鸠鲁是福斯特考察唯物主义的历史起点。在福斯特看来,伊壁鸠鲁哲学的两大要素是反对宗教目的论和自然决定论,二者又是相互关联的,反对目的论是为理解自然服务的,这是伊壁鸠鲁的最终目的。福斯特进而认为,唯物主义本身的发展就是伊壁鸠鲁的目的。“伊壁鸠鲁推进了一种主要是思辨型的唯物主义,它完全不同于柏拉图的那种对思辨的唯心主义式热爱。”①但这并不符合历史事实。作为对希腊化时代状况的反应,伊壁鸠鲁哲学的主题是伦理学,即人的幸福问题,物理学是从属于伦理学的,而不是相反;自然在伊壁鸠鲁那里并不构成独立的认知意义,福斯特是以近代哲学认识论框架生搬硬套在晚期希腊哲学上。

(2)福斯特对马克思博士论文的解读。福斯特认为,“马克思回顾了伊壁鸠鲁的哲学,为的是揭示伊壁鸠鲁的哲学是怎样预示了17世纪至18世纪欧洲启蒙运动中的唯物主义、人文主义和抽象的个人主义的兴起的。”②马克思受到伊壁鸠鲁唯物主义的自然哲学的影响,批判宗教和目的论,对马克思来说,伊壁鸠鲁最重要的遗产就是唯物主义和人文主义。这时的马克思在用唯心主义的形式表达唯物主义的思想内容。

(3)费尔巴哈在马克思思想发展过程中的作用。福斯特认为,费尔巴哈的《关于哲学改造的临时纲要》在黑格尔的自然哲学体系上实现了与黑格尔的决裂,恢复了感觉论的自然唯物主义原则;通过费尔巴哈,马克思彻底摆脱了黑格尔的唯心主义,重新确认实在论和自然主义。尽管马克思后来“批判了费尔巴哈哲学中的思辨的、非历史方面的内容,但是,费尔巴哈自然主义的唯物主义仍然回响在马克思成熟的历史唯物主义之中。”③这成为马克思批判宗教思想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福斯特完全没有认识到费尔巴哈哲学实质及其理论贡献,他是站在现代形而上学的立场上来理解费尔巴哈的。事实上,费尔巴哈对黑格尔思辨哲学的批判是对整个哲学即一般哲学――形而上学的批判,这其中既包括抽象的唯心主义,也包括抽象的唯物主义。这才是真正影响马克思之处。马克思接受了费尔巴哈的感性对象性原则,从现实的人出发,批判黑格尔的法哲学和国家哲学,进而讨伐整个形而上学,并最终以对象性的活动即实践为基础完成对以黑格尔为代表的近代形而上学的批判,在本体论上实现最本质的革命。

二、评价

首先,福斯特在根本上是从近代西方哲学认识框架出发解读马克思,把马克思拉回到康德以前。福斯特所理解的唯物主义是所谓本体论的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唯物主义和实践唯物主义三者的凑泊,福斯特先确立了一般唯物主义立场(即本体论和认识论的唯物主义),再说明马克思哲学隶属于一般唯物主义,最后指出马克思哲学的特征,马克思“在他更普遍的唯物主义自然观和科学观中,他既接受了‘本体论的唯物主义’也接受了‘认识论的唯物主义’。”④这样的论述结构本身就说明,福斯特的哲学结构仍然处于近代西方哲学认识论框架之内,这本质上是一种形而上学。福斯特所理解的马克思正是马克思本人所反对和批判的。

其次,马克思哲学是一般唯物主义还是历史唯物主义?事实上,马克思理论关注的重点始终落在人类社会,尤其是市民社会上,他从来就没有返回到一般唯物主义立场,先确立抽象的本体论的唯物主义,再结合社会历史形成唯物主义历史观。这种理解仍然依附于现代形而上学的基本建制,而马克思哲学所针对却恰恰是全部形而上学。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并不涉及自然与社会的领域划分,而是以实践为基础的、针对形而上学的根本性历史原则,即站在现实历史的基础上来解释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因此,历史唯物主义才是我们理解其他一切哲学理论和哲学问题的真正的基础和出发点。

最后,关于实践。在福斯特的语境下,实践是唯物主义历史观中的一个范畴,是社会变化中一个推动环节,与唯物主义自然观基本无涉。福斯特着重强调的是唯物主义的辩证特征,而少有提及实践,实践在其理论中并不构成基础地位。他所谓的“新陈代谢”也仍然是缺乏历史规定性的抽象概念,因为人与自然的物质变换关系历史具体地取决于人类的实践的发展水平,离开这一点强调所谓的“新陈代谢”便容易失去客观规定性,从而陷入主观主义。但是,实践是什么?

马克思说:“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凡是把理论引向神秘主义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⑤在当代哲学理论中,“实践”一词的内涵几乎无所不包,滥觞为包括了从日常生活、饮食起居到理论研究、文化活动等等的一切人类活动。而实践若包括了一切也就失去了一切。因此,必须确定实践的内核,即根本的、基础的、第一性的方面,这就是以生产力为根本的经济基础,而生产力就是人们以使用工具制造工具为特征和标志的物质生产的实践活动。因此,实践作为区别人的活动与动物活动的特征,其基础的含义便首先是以使用―制造工具为根本的物质性操作活动,也就是社会生产活动。人以此为基础区别于其他动物,形成了不同于任何其他动物群体的人类社会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以使用制造工具为特征的人类物质性生存劳动,这才是实践的内核。明确这一点,才能真正理解马克思哲学――历史唯物主义。

【参考文献】

[1](美)约翰・贝拉米・福斯特:《马克思的生态学――唯物主义与自然》,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40页。

篇(6)

关键词：维特根斯坦；奥斯汀；哲学治疗；概念考察

中图分类号：B52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723X（2013）05-0001-04

各门具体学科的任务是对各种自然和社会现象提出假设、理论和观点，而哲学与其他学科不是平行关系，哲学是要对理论与观点的背景进行考察，这种考察就是语言分析。二十世纪的西方哲学发生语言转向，在这一转向中，哲学的这种任务更为明确了，因为过去的哲学与其他学科没有完全分化，理论建构与语言分析这两种工作在哲学中是并存的。在语言转向之后，理论建构的任务留给其他具体学科去做，而语言分析这项工作则是哲学的职责。也许，有些人仍然会认为，理论建构也属于哲学的任务，这是因为，在各个具体领域的探索还没有成熟到可以分化为一门学科之前，对它的探究就离不开思辨，这种思辨属于哲学。因此，我们可以说，现代哲学中尽管依然存在理论建构，但哲学的核心任务是语言分析。

在二十世纪的语言转向运动中，语言哲学流派中的两位代表人物——维特根斯坦和奥斯汀——起着深远的作用。他们从不同路径提出哲学的任务是哲学治疗，是对观念的批判和对概念的澄清。我们可以看出两人的思想互相沟通，交相辉映。

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1889—1951），奥地利裔英国人，在剑桥大学接受哲学教育。他早期认为，日常语言虽然完美，但它的表面语法迷惑我们，我们需要建构一种理想语言，即逻辑语言，来对世界的结构进行分析。后期他转向日常语言分析，他不再认为精确的理想语言是可能的，我们只需要分析日常语言的用法。他不再专注于建立整齐划一的命题理论，而是强调对多样性的语言游戏进行分析。

J.L.奥斯汀（J.L.Austin，1911—1961），英国哲学家，是个有着深厚古典语文学素养的学者，对语言有着敏锐的直觉。他的语言分析即有微妙严谨的逻辑性，又显示出对语言的精微感觉，是日常语言哲学的典范。他的旨趣就是努力去挖掘日常语言中蕴含的智慧。

一、为什么说哲学就是对哲学病的治疗？

维特根斯坦与奥斯汀常常在两个意义上使用“哲学”一词。维特根斯坦有时把哲学看作是一种哲学病，这种哲学病是人们普遍具有的，它指人们的理智受到语言的蛊惑而形成的思想疾病，这种作为哲学病的哲学正是他所要批判的。有时，他又在正面意义上使用这个词。在他的一些重要的哲学著作的书名中都有这个词，如《逻辑哲学论》、《哲学研究》、《哲学评论》、《哲学语法》等等，这个意义上的哲学指哲学治疗。奥斯汀的哲学著作和论文大多是论战性的，是对其他一些哲学家的反驳，他认为这些哲学家体现出的混乱其实是替罪羊，哲学疾病是每一个人都会犯的。

为什么会产生坏的哲学呢？为什么我们不可以一开始就踏上真理的道路呢？古希腊人一开始就被这个问题困惑，就思考真理的道路与意见的道路。西谚云：to be human is to be err。是人就会犯错误。越是低等动物，越是依本能生活，也就越少犯错误。人是理智的动物，有自由，也就有出错的可能性。陈嘉映说：“从我的看法和体验开始，才有超越我的看法和体验的真理来临……成见对真理具有积极的构成作用。真理是一种克服，是对我们成见的克服。”[1]（P171）因此，没有坏哲学就不会有哲学，去掉坏哲学就是真正的哲学。

人始终是在迷途中领悟。在维特根斯坦和奥斯汀看来，我们每一个人身上都有一个哲学家。这里说的“哲学家”，指被哲学问题困惑的人。奥斯汀说：“我想，如果我们关注这些事情，我们能清除哲学中的一些错误；毕竟，哲学被用作替罪羊，它展现的错误实际上是每个人都犯的错误。”[2]（P252）维特根斯坦始终认为，哲学问题来自语言的蛊惑，一旦消除了蛊惑，哲学问题也就消解了。前期维特根斯坦说：“人生问题的解答在于这个问题的消除。”[3]（P104）后期维特根斯坦也说：“哲学问题应当完全消失。”[4]（P78）

人是语言的动物，我们在语言层面上与现实打交道，语言性质的经验就是我们的原初经验。当然，建筑、绘画、音乐、舞蹈等等也有意义，甚至这些形式是语言不可替代的。不过，我们仍然可以说，语言是我们最重要的意义凝聚的形式，其他的形式或多或少离不开语言这种形式。但是，语言不是透明的，它犹如一座复杂的迷宫。语言在显现着的同时也在掩蔽着，在说出什么的同时就有掩蔽，这种掩蔽恰恰保护语言的丰富性。如果我们不能理解语言的这种本质特征，不能把握语词的恰当用法，我们在理解时就容易做简单化的概括，把管着某一片事情的道理任意拉抻，延伸到其他事情中去。

奥斯汀常常批评哲学思考中的过度概括的习惯。奥斯汀说，很多哲学家有理论的野心，容易做出简单轻率的概括，嗜好野心勃勃的二分法，热衷于发明一些光溜溜的单薄的技术性术语。这样，看上去似乎清晰、抽象，其实充塞着大量无意义的观念与行话。他说我们需要“摒弃一体化的积习，摒弃根深蒂固的对外观整饬的二分法的膜拜。”[5]（P7）“一体化（ gleichschalten）”一词有着政治上的暗示意义。在纳粹时期的德国，它成了一个流行词，意指将工会、警察、媒体、大学等等原先多少有些自治的团体全部整合在一起，归于纳粹的控制。这个词语进一步意指把知识精英整合入纳粹政党。奥斯汀在使用这个词时，自然暗示了权力以纯粹化的名义对精神进行规训。

哲学思想不是对精神的规训，而是让精神就事物本身的样子来看待事物。事物如何显现，事物是什么，这由语言道出。在做哲学时，我们需要倾听语言的道说。因此，哲学探索面对的不是事物现象，而是事物现象的陈述方式。维特根斯坦说：“本质在语法中道出自身。”[4]（P178）道理就蕴含在语言之中，做哲学是挖掘出这种道理，把它明述出来。我们不可以用理论建构的方式来讲述道理，那样恰恰扭曲了道理。维特根斯坦和奥斯汀两人对“哲学理论”都抱有高度警惕。哲学不是存在于某些命题、理论中，而是体现在整个语言中。我们需要做的，是澄清语言中哪些表述是有意义的，哪些是无意义的，以此来消解哲学问题。

我们总是倾向于问些没有意义的问题，这源自一种心智的不安。我们需要划出概念有意义使用的界限，禁止这些问题的提出，这样才能使心智安宁。越界的问题表面上似乎有一种深度，其实是伪问题，它没有答案。只有在有答案的地方，才有问题。这种心智的不安，是每一人在思考时都会产生的，它并不唯独属于哲学家。奥斯汀说：“哲学被用作替罪羊，它展现的错误实际上是每个人都犯的错误。”[2]（P252）

二、在日常语言的地面上消解哲学困惑

两千多年的哲学史充斥着争论、反驳和反反驳，很多争论往往没有成效，甚至是可笑、混乱的。在分析哲学流派看来，这种局面是可以结束的，只要我们对概念的使用进行分析、论证。

维特根斯坦和奥斯汀认为，要结束这种混乱的局面，我们必须回到日常语言这个地面。很多哲学家往往认为日常语言不准确，希望构造一种元语言，一种理想语言。奥斯汀反驳说：“我们所拥有的共同词汇体现了许多世代的生存中人们所发现的值得划分的一切区分以及值得标示的联系：与你或我在午后的安乐椅上构想出来（这是人们最喜欢采用的方法）的那些词相比，这些词确实可能数量更多，更可靠（因为它们已经经受住长期的适者生存的考验），更微妙（至少在一切日常的合理的实际事务中是这样的）。”[6]（P121）

日常语言中天然呈现出的差异比一些哲学家做出的语词意义的区分更坚实、更自然、更丰富。因此，奥斯汀做哲学，要求转向日常语言这个曲折回环的地面。同样，维特根斯坦不承认有超级语言，他要求从理想语言回到日常语言，从光滑的平面下降到粗糙的地面。[4]（P107）日常语言这个地面是哲学思考的出发点和坚实的脚踏石。回到日常语言这个粗糙的地面上，哲学思考就不会生造出高度概括的理论大厦，这样才能真正澄清事物现象，而不是伪造出清晰。

哲学不是建构理论，它只是描述语词的用法。“哲学只确认人人认可的东西。”[4]（P243）这里，我们需要解释“描述”这个词的用法，或者说描述“描述”这个词的用法。“描述”这个词，容易使人误解，让人以为哲学家可以任意描述语词的用法。但是，如果我们不用“描述”这个词，而是用“陈述”这个词，又会带来另一层误解，让人以为哲学家对语词的用法具有权威性。因此，我们还是只好说“哲学描述语词的用法”，毕竟这种说法暗含了语词的用法有客观性。

说哲学只是描述语词的用法，这并不是认为我们的语言就是最终的上诉法庭。日常词语不是最后之词，它处于变化之中。语言没有什么完美不完美的，只有在一具体的范畴内，我们才可以谈论某事物是否完美。人类语言总是符合于并相应于一定的人类生活形式的，对于不同的生活形式，我们不可以说哪个更完美，语言同样如此。维特根斯坦说，语言没有是否完备的问题。他说：“把化学符号和微积分符号纳入我们的语言之前，我们的语言是否完备呢？因为这些新符号就像我们语言的郊区。（应该有多少房舍和街道，一座城市才成其为城市？）我们的语言可以被看作是一座老城，错综的小巷和广场，新旧房舍，以及在不同时期增建改建过的房舍。这座老城四周是一个个新城区，街道笔直规则，房舍整齐划一。”[4]（P13）完美、完备是相对一定范型而言的，我们不好说一片森林、一种语言是否完备或完美。它们是逐渐生长起来的。在语言中，我们当然可以设想出一些新的重要的区分和联系，但它们依赖于更基层的分分合合。

哲学只是描述、整理语言中天然存在的分分合合，这些差异在某种意义上是我们已经知道的，因此，哲学不提供任何新的东西，而是把语言中暗含的那些分合与差异明述出来。哲学的困难在于对这些琐碎的事情进行综合。由于传统哲学中很多概念的用法混淆不清，才产生这些哲学问题。哲学问题发生在语言空转的时候，而不是在它正常工作的时候。概念考察致力于整理这些概念，提供关于这些概念的恰当运作的综观，由此揭示出传统问题的混乱。

经过哲学分析后，我们仍然停留在日常语言这个起点上。语言分析揭示出一些基本概念被误用了，也就自然消解了哲学问题和理论。 “我们摧毁的只是搭建在语言地基上的纸房子，从而让语言的地基干净敞亮。”[4]（P74）摧毁了哲学理论，我们没有任何损失，因为它们只是纸房子。维特根斯坦说：“学习哲学实际上是回忆。我们记住我们实际上是在用这种方式使用语词。”[7]（P39）因此，我们可以在这种意义上重新理解柏拉图的“学习即回忆说”。在做哲学时，我们是在回忆我们实际上是在用这种方式使用语词。思想就是返步、怀念，对已有的思想（它就蕴含在我们的语言中）的怀念。

三、哲学治疗是探究的艺术

哲学是对语言的反思，作为治疗的哲学就是分析语法或者说考察概念。这种治疗活动是一种艺术，它没有一定的程式。概念考察是具体而微的，是在各种具体的语言游戏中分析概念的意义。 “语言游戏一旦发生变化，概念也就随之发生变化，而概念的变化又引起词的意义的变化。”[8]（P12）语言游戏是指语言活动与非语言活动交织成一片，因此，语言哲学并不是叫我们仅仅停留在语言的层面上，它重视事物本身。在语言游戏中分析句子和语词，这恰恰是回到原象（ürbild）来谈问题。这是维特根斯坦和奥斯汀共同的思考特点。哲学家们制造了大量的超级概念，例如，心中意象、自在之物、超验对象。它们脱离了语言游戏，是由超语境的东西保证其意义的。维特根斯坦和奥斯汀在瓦解这些概念时，是通过对基础层次的概念的考察。例如，奥斯汀说，我们谈论“行为”这个大概念时，可以通过分析更基层的概念，谈论各种具体的行为方式。

在语言游戏中做概念考察，这就不可能很迅溜地推导，只能在语词的密林中穿梭往返，揭示密林中的种种陷阱。维特根斯坦说，“在虚假路径的岔口，我就贴上一个标志，帮助人们注意这个危险之处。”[7]（P43）奥斯汀说：“从事这项工作并无简单的途径——我们将看到，这部分是由于并不存在一个简单的‘论证’；我们的工作是要一针一线地剔解一大堆诱惑人的（主要是字词上的）谬误，揭示各式各样藏在其后的动机——在某个意义上，经这番忙碌之后，我们仍留在我们的起点。”[5]（P8）

因此，哲学治疗这种活动是一门艺术，它是在整个语言中耕耘。哲学应该写得像诗一样，要对语言有敏锐的感觉，要呈现出世界的多样性，让人看到事物之间的微妙联系。

维特根斯坦和奥斯汀在做哲学时，常常举些具体的例子，让我们看看一个语词是怎么用或不能怎么用的。这些例子交织在一起，就像艺术批评的分析。在比较、辨别艺术作品中，单件艺术作品的独特的品质在相互映射中凸显出来。奥斯汀所举的例子和故事也是用作呈现差异的舞台。这与罗素、艾耶尔甚至摩尔等人不同，他们只是对人们习以为常的差异贴标签，匆匆忙忙地做出哲学概括。我们会有这样的感觉，奥斯汀分辨出的差异记录凝聚着现象，而很多传统哲学家谈论的只是词语。

维特根斯坦与奥斯汀对哲学理论抱有相当的警惕，他们喜欢具体而微地探究语言中为哲学设置的种种陷阱，这种探究有如游击战。

奥斯汀感到系统、明确地分析论证的困难。他不断重新开始，把原先的推倒又重来。维特根斯坦也曾经尝试把他的研究成果熔铸为一个整体，但都失败了。“我看出我能够写出的最好的东西也不过始终是些哲学札记；当我违背它们的自然趋向而试图进一步强迫它们进入单一方向的时候，我的思想马上变成了跛子——而这当然同这本书的性质本身有关系。这种探索迫使我们穿行在一片广阔的思想领地之上，在各个方向上纵横交错地穿行。——这本书里的哲学札记就像是在漫长而错综的旅行途中所作的一系列风景速写。”[4]（P2）维特根斯坦比奥斯汀更自觉地认识到，哲学不是理论，不能系统化地论证问题。

他们的非系统的论述风格是由哲学和语言的本性决定的。种种哲学偏见就纠缠在语言游戏本性和我们的心理本性中，我们得一点一滴地去解释，不能一下子整体解开。他们俩写句子往往存心不写得那么流利。维特根斯坦为什么喜欢用破折号？是因为他不想让人读得那么顺，他要让人读一会儿就停一会儿。他用破折号不是为了解释，而是为了打断读者的思路。他们都反对学院派哲学中快速、流利的论证，而要求我们压制速度。

奥斯汀在解构一个哲学理论时，往往是从几个概念入手，分析它们是怎么被哲学理论扭曲的。维特根斯坦说：“要让某人相信真理，仅仅说出真理是不够的，人们还必须找到从错误到真理的道理。”[7]（P9）哲学论述应该不断地向我们揭示出我们是如何被语言诱惑的。

维特根斯坦的概念考察更像是定点爆破，他是瞄准某一个哲学问题去揭示相关概念的混乱和矛盾。维特根斯坦总是围绕一个具体的问题，以一种问答的方式展开讨论。他“在各个方向上纵横交错地穿行”，“一次次以不同的方向重新论及同样的要点，或几乎同样的要点，画出新的图画”，从而让人切实地看出问题所在。[4]（P2）

维特根斯坦的哲学论证常常从一个主题转向另一个主题，因为所有哲学理论都是在同一个背景下做的。维特根斯坦是要解决哲学问题，使它消失。他探究的是这个背景。奥斯汀虽然没有明确区分经验研究与概念考察，但他做的工作主要也是在探究这个背景。维特根斯坦和奥斯汀的大量工作是在揭示出，很多话一看似乎能懂，它也合乎语法，但一细究，未必如此。

[参考文献][1]陈嘉映.无法还原的象[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5.

[2]J·L，Austin： Philosophical Papers[M].Third editi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79.

[3]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逻辑哲学论[M].贺绍甲，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

[4]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哲学研究[M].陈嘉映，译.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5.

[5]奥斯汀.感觉与可感物[M].陈嘉映，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

[6]J·L， Austin： How to Do Things with Words[M].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62.

[7]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维特根斯坦论伦理学与哲学[M].江怡，译.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1.

[8]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论确实性[M].张金言，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Philosophical Therapies of Wittgenstein and Austin

LAI Cheng-bin，ZHANG Ping

（School of Social Science， Kunmi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Kunming， 650500， Yunnan， China）

篇(7)

一、国内以“审美为核心”的音乐教育哲学与

西方审美音乐教育哲学相同吗?

管建华先生在其文章《“审美为核心的音乐教育”哲学批评与音乐教育的文化哲学建构》中写道：“但有一点似乎让人迷惑不解的是，在21世纪中国的音乐课程标准中却提出了比审美的音乐教育更为极端的概念，即‘音乐教育以审美为核心’的概念。这种‘核心’的哲学根基是什么?”“我们没有看到音乐新课标中关于‘审美’界定的任何参考文献，也无任何新的理论阐释，从其理论依据来看，它基本出自对历史的沿用，如从席勒、康德美学理论中‘审美’的引用。再则，与美国音乐教育家雷默‘作为审美教育的音乐教育’(MEAE)有一定联系。”“它(以审美为核心的音乐教育)基本上将音乐教育禁锢在‘审美’的牢笼中，使音乐教育无法面向人类的精神世界和现实生活的世界敞开。因为，音乐生活与人类的政治、经济、宗教、文化活动各领域息息相关。”很明显，管建华先生认为国内的以“审美为核心”的音乐教育哲学与西方审美音乐教育哲学如出一辙，而国内这种说法甚至还要极端。

那么，国内以“审美为核心”的音乐教育哲学与西方审美音乐教育哲学到底相同不相同呢?为了弄清这一问题，我们有必要先来明确―下西方审美音乐教育哲学的本质。

审美音乐教育哲学产生于美国20世纪50年代末期，在此之前，美国音乐教育主要以实用主义为其哲学基础。“二战”后，苏联人造卫星上天，与之对照，美国发现自己教育的落后，由此调整教育目标，将学科教育放到了教育之首。面对音乐教育备受冷落的境遇，纳尔逊・亨利提出要发展一种注重音乐内在价值的音乐教育哲学，希望通过强调音乐学科的学习价值与独立存在价值，确立音乐学科在教育中的基础地位。于是音乐教育出现价值转向，开始强调音乐中要素的、形式的、审美关系的感知和知识，以及对音乐学科的实在的体验，音乐教育由此开始进入一个审美教育哲学的时代。该哲学思想于20世纪60年代得到迅速发展，至1970年，贝内特・雷默《音乐教育的哲学》这一著作的出版标志着这场审美教育运动达到了巅峰。80年代之后，审美音乐教育哲学思想逐渐走向衰落，并开始受到其他音乐教育哲学理论的质疑与批判。由以上可以看出，审美音乐教育哲学理论的产生背景以及其美学理论基础(18世纪康德、席勒等人的“纯粹美学”)决定了它过分强调音乐的本体价值。该理论认为：音乐作品的价值是固有的和内在的，欣赏者要想获得审美体验，必须以审美方式聆听音乐作品，必须深入到使作品成为一件艺术作品的那些创作素质中去――即旋律、和声、节奏、音色、织体、曲式等音乐要素。很明显，审美音乐教育哲学倾向于“为艺术而艺术”(审美)，从而也就忽略了音乐的其他功能。

我们国内以“审美为核心”音乐教育哲学理念的确立在某种程度上，既是对传统历史文化的继承与发扬，又是对外来文化的借鉴与吸收。

回顾历史，早在春秋时期，儒学创始人孔子就提出“尽善尽美”的评价音乐作品的标准。说明，我国古人早已注意并感受到音乐陶冶性情之美，以至于孔子在欣赏了《韶》乐之后，陶醉得“三月不知肉味”。但我们注意到，音乐作品在此必先“尽善”，后才“尽美”。之后，由于宗法伦理社会的需要，更是过分强调音乐的教化功能。如孔子认为：“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安上治民，莫善于礼，移风易俗，莫善于乐。”于是音乐渐渐沦为道德教育的附庸和政治宣传的工具。至1912年，任教育部长时提出将音乐教育作为美育的主张(这一主张深受康德及席勒的影响)，并先后提出“五育并重”、“以美育代宗教”、“美育救国”等创见。在1930年为《教育大辞书》所写的“美育”条目中说：“美育者，应用美学之理论于教育，以培养感情为目的者也。……所以美育者，与智育相辅而行，以图德育之完成者也。”可见，的美育主张依然是以德育为最终目的的。后来，美国审美音乐教育哲学理论的代表人物贝内特・雷默在1985年与1998年两次来华访问，其《音乐教育的哲学》(1970年版)著作也被引入，由此对中国音乐教育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中国音乐教育之所以容易与雷默的审美音乐教育立场产生共鸣，一方面，是由于中国传统儒学文化中的美学渊源；另一方面，便是社会因素促成了两种文化的结合。原因是，在刚刚经历了疯狂迷乱的十年“”岁月之后，中国的知识分子对政治变得格外敏感，而由于音乐素来有为政治服务的传统，于是便认为就音乐论音乐没有任何政治色彩，可能会比较保险。最终在制定《标准》时，明确提出我国的音乐教育哲学：以“审美为核心”的音乐教育。笔者认为，虽然以“审美为核心”的音乐教育哲学理念源于西方，但由于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土壤之中，它很难成长为纯粹审美意义的哲学理念，它依然脱离不了通向德育教化目的的传统文化轨道。也就是说，与西方审美音乐教育哲学理念相比，实则名同而质不同，相通而不相同。春秋时期的晏子曾曰：“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这句话中所蕴含的哲理用以解释这种现象再合适不过了。这也正是音乐学科在中国始终不被重视，而在美国能够成为基础学科的真正原因。

二、以“审美为核心”的音乐教育哲学是统一性、封闭性、排他性的吗?

我们先来看看功能论、语境论、实践论各自对审美教育哲学的批评。

李渝梅、李方元两位教授在其文章《解读“功能音乐教育”――读书札记：关于当前美国音乐教育理念之一》中对美国教授保罗・哈克博士所主张的功能音乐教育给予了充分肯定。认为功能音乐教育最核心的内在品质有两点：“一点是通过音乐多种功能的教育，影响学生的态度、价值和行为，以此发展出学生对多种音乐风格的判断力和抉择力，并获得明智的运用的能力；另一点是，希望音乐真正回归到文化之中，以此承载起更多的社会功能，包括人与人之间的审美的和

非审美的交流，包括对社会、对仪式、对环境、对心理、对生理等全方位的贡献。”通过引用著名音乐人类学家A.梅里亚姆所指出的音乐的十种功能(情绪表现、审美欣赏、娱乐、交流、符号象征、身体反应、强化对社会规范的符合、树立社会机构和宗教仪式的权威、为文化的延续和稳定服务、促进社会的凝聚力)，进而指出：既然音乐作为人类的基本活动具有多方面功能，那么，音乐的多种功能应该在音乐教育中得到充分展示。而“作为审美教育的音乐教育总是倾向于孤立主义的‘为艺术而艺术’，这样就大大限制了音乐所能起到的功能，不能使音乐教育在广泛、多样、基本的功能方面表现出应有的作为。”原因是审美音乐教育存在局限性――“审美教育有三个将点：一是它与欧陆的传统美学的直接联系；二是其理论是建立在音乐学的知识体系之上的，与精英主义观念有着某些渊源；三是从时间上看，它可能还没有来得及与民族音乐学进行认真、深入的对话和对其最新的研究成果做出必要的回应。”以上可以看出，功能音乐教育针对审美音乐教育孤立“审美”的弱点，提倡审美理念与实用理念相结合的观点，力求使音乐在更广阔的社会范围内发挥其应有的功能，同时对音乐的文化语境也给予了关注。

那么，我们以“审美为核心”的音乐教育哲学是否对音乐的各种功能给予关注了呢?在《标准》中除了对音乐教育美育功能的强调，对音乐教育德育功能的关注更是我们的历史传统，如《标准》中指出：“应将我国各民族的优秀传统音乐和反映近现代与当代中国社会生活的优秀音乐作品作为重要的教学内容，使学生了解和热爱祖国的音乐文化，增强民族意识，培养爱国主义情感。”另外，《标准》中对音乐教育的审美体验价值、创造性发展价值、社会交往价值、文化传承价值四方面价值的界定，也体现了以“审美为核心”的音乐教育哲学对音乐教育其他功能的关注。

管建华先生在其文章《“审美为核心的音乐教育”哲学批评与音乐教育的文化哲学建构》中从音乐人类学的角度，提倡建构将“音乐作为文化”的音乐教育的文化哲学(语境论)。指出音乐人类学家已提出将“音乐作为文化或文化中的音乐”的观点，国际音乐教育学会也已经公认“音乐是作为人类的普遍文化现象”。当今世界多元文化音乐教育已成为重要潮流，“今天的音乐教育必然开始音乐文化反思与‘概念重建’。世界多元文化音乐教育将不同文化音乐并置，承认它们是价值平等而表现方式不同的音乐，非洲音乐、阿拉伯音乐、印度音乐、东南亚音乐、拉丁美洲音乐等等，都将进入我们音乐教育的视野。”所以“(1)我们需要多学科的、综合的与文化整合的音乐教育哲学，而非单一的、与文化分离的审美的音乐教育哲学。(2)音乐教育的社会功能日益受到严重挑战，音乐教育不可能回避全球文化视野及其生活世界的考虑，多元文化音乐教育是人类未来音乐教育的现实基础。”进而指出以“审美为核心”音乐教育哲学是建立在自笛卡儿以来的认识论的普遍主义哲学基础上，在哲学史上有其历史局限性：“第一，以审美为核心的音乐教育的认识论哲学基础是普遍主义，它将‘审美’作为人类理解音乐的最重要的和共同的心理基础。第二，以审美为核心的音乐教育的认识论基础是反历史主义的。第三，以审美为核心的音乐教育的认识论哲学基础是反哲学语言学转向的。”特别是管建华先生的几个反问，更是有效击中了审美音乐教育哲学的软肋：“是否存在符合所有文化普遍的‘音乐’界定以及普遍的‘美学’标准或‘审美’概念?或者说我们能否找到一个音乐的共同本质的东西作为理解世界音乐的基础?”“我们是否能够先脱离各种文化或依据一种文化来创造一个普遍的、本质的音乐美学、概念理论，然后可以用这种普遍的美学理论去说明、去理解不同音乐?”“请问有哪一种‘音乐美’在历史上是永恒不变的?”从而得出结论：“当代音乐教育不是一种审美区分的教育，审美并非核心，它是文化功能中的一种，文化的概念可以包含美学的、宗教的、哲学的、艺术的、政治的、教育的各个方面，但音乐教育作为审美，把音乐教育的认识活动简单化或单一化了，并将音乐的生活世界的经验隔离或边缘化。”

而在我们的《标准》中，则将“理解多元文化”作为基本理念之一，指出应“通过学习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时代的作品，感知音乐中的民族风格和情感，了解不同民族的音乐传统，热爱中华民族和世界其他民族的音乐”；“世界的和平与发展有赖于对不同民族文化的理解和尊重，在强调弘扬民族音乐的同时，还应以开阔的视野，学习、理解和尊重世界其他国家和民族的音乐文化，通过音乐教学使学生树立平等的多元文化价值观，以利于我们共享人类文明的一切优秀成果”。这充分说明我们国内以“审美为核心”的音乐教育已经从音乐人类学的视角，对世界多元音乐文化给予了关注，已经具备了较强的多元文化意识。另外，《标准》中对音乐教育的文化传承价值的明确界定，也说明了，我们国内以“审美为核心”的音乐教育已经将音乐这一传承载体归属到其文化母体之中，赋予其深厚的文化意蕴。

前面两篇文章都提及了美国大卫・埃里奥特的实践哲学。在埃里奥特看来：只有实践才是音乐的本质，音乐在实践中存在，音乐人也是实践意义上的存在，音乐欣赏只是音乐实践的一小部分。也就是说，审美只是音乐教育的一部分，实践包括了审美。音乐教育的主要价值即MusIc(指包含了许多种不同的音乐实践的多样化人类实践)的主要价值：自我成长、自我认识以及最佳体验。因此，音乐教育的目标，以及每一个音乐教学情境的主要目标是：通过培养学生在精选的音乐实践中平衡他们的音乐能力和音乐挑战，使他们获得自我成长、自我认识及音乐愉悦。埃里奥特认为，音乐的审美概念以四个基本的假设为基础：“第一个假设是音乐是客体或作品的集合。第二个假设是音乐作品存在而且以一种且只以一种方式聆听，即审美的方式。审美地聆听音乐作品意味着完全专注于所谓的审美特征。音乐作品的元素和结构特征：旋律、和声、节奏、音色、力度、织体和组织过程(如变奏、重复)，这些为审美特征提供了形式。审美概念的第三个假设是音乐作品的价值总是固有的和内在的。大多数(而不是全部)美学理论家相信音乐的价值只在于音乐作品的结构特性。第四个假设是假如听众审美地聆听音乐作品，他们将获得(或经历)一种审美体验。术语审美体验指一种特别的情感发生或无私的乐趣，它们似乎来源于听众对音乐作品审美特征的完全关注，不包括任何道德的、社会的、宗教的、个人的或其他特征可能表现、指向或代表的实际联系。”

在《标准》中同样体现出非常明显地注重多样化音乐实践活动的倾向。如《标准》中明确规定将“重视音乐实践”作为音乐教育基本理念之-，并指出：“音乐课的教学过程就是音乐艺术的实践过程。所有的音乐教学领域都应重视学生的艺术实践，积极引导学生参与各项音乐活动，将其作为学生走进音乐，获得音乐审美体验的基本途径”；“每一个学生都有权利以自己独特的方式

学习音乐，享受音乐的乐趣，参与各种音乐活动，表达个人的情智。要把全体学生的普遍参与与发展不同个性的因材施教有机结合起来，创造生动活泼、灵活多样的教学形式，为学生提供发展个性的可能和空间。”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发现，对于功能论、语境论、实践论三种哲学观点各自所坚持的不同立场、各自的合理内核，以“审美为核心”的音乐教育哲学都给予了不同程度的关注，虽然在广度与深度上不及各种观点更广泛、更深刻，但我们完全有理由认为：国内以“审美为核心”的音乐教育与西方统一性、封闭性、排他性的审美音乐教育是不同的，它有着一种非常明显的追求多元化、开放化的倾向。

那么，为什么国内以“审美为核心”的音乐教育还会受到人们的质疑与批评呢?笔者认为，首先是因为国内以“审美为核心”的音乐教育与西方的审美音乐教育是同宗同源，是建立在具有历史局限性的18世纪康德、席勒等人的美学理论基础之上的，并与19世纪的精英主义“为艺术而艺术”的艺术观有着天然的亲和关系。这一天生的劣根性，自然会成为人们的众矢之的。其次，便是因名之故。以“审美为核心”这一命名，很容易误导人们去过分注重音乐的本体价值，从而也就容易忽略音乐的非本体价值。如前面所述，不论是实践论的观点，还是从功能论的角度，审美只是其中的一个方面，而且各种功能并不存在“核心”与“边缘”或“主”与“次”之分。正如保罗・哈克所说：“无论审美功能如何重要，具备怎样的基础性质，我们应该同时记住音乐的其他功能也是同样重要的，也具备着同等的基础性质，当我们在涉及审美的价值以及实现这种价值的必要性的时候，我们绝不能孤立地考虑审美自身。”。而且，在音乐人类学家看来，并不存在一种符合所有文化的普遍的“美学”标准或“审美”概念。如此一来，以“审美为核心”这一命名确实有些让人匪夷所思。这应该正是管建华先生认为：“有一点似乎让人迷惑不解的是，在21世纪中国的音乐课程标准中却提出了比审美的音乐教育更为极端的概念……”的原因。

三、以“审美为核心”的音乐教育哲学该如何发展?

哲学家威尔什指出：后现代是一个告别了整体性、统一性的时代。后现代是一个彻底的多元化已成为普遍的基本观念的历史时期。的确，在当今全球一体化背景下，“多元化”已经成为人们的共识。在音乐教育哲学研究领域内，音乐教育哲学基础也呈现出多元化的面貌。刘沛先生在其文章《音乐教育哲学观点的历史演进―兼论多维度音乐课程价值及逻辑起点》中就系统梳理了西方音乐教育的六种主要哲学观点：所指论、表情论、形式论、语境论、实践论和功能论，各种哲学理念既对立又统一，有效地促进了我们对音乐的本质以及音乐教育价值的深入认识。各种哲学理念虽然各执一词，但相互之间也存在互相交融的情况。比如，功能论者保罗・哈克指出：“无论是实用的理念还是审美的理念，偏取一家之说都不能为全社会认可音乐教育提供强有力的论证。我的动议着眼于中庸的立场，强调音乐的整体价值……”“在这里，我提出一种‘社会的／功能的音乐教育’，或简称做‘功能音乐教育’，它可能有助于我们认识审美观与实用观之间的关系，不是截然的对立，可能有助于我们及时地为当代社会的音乐教育树立起一种更为宽广、更为全面的观点。”对于外部社会的声音的认识，功能音乐教育亦采取了音乐人类学的立场，即音乐是文化中的音乐，必须从文化中认识音乐的立场。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功能论与语境论以及审美观相互融合的一面。实践论者大卫・埃里奥特则主张：审美只是音乐教育的一部分'实践包括了审美，可见埃里奥特所主张的实践包括能够给人们带来音乐体验的所有音乐实践活动，它已经涵盖了审美实践。另外他亦指出：语境性和过程性是实践的特征，脱离了一定的语境，音乐也就不成其为真正的实践了。从这里我们又可以看出实践论与语境论相互融合的一面。而音乐人类学家(即语境论者)则将视野拓展到全球文化视野，坚持文化相对论，并认为音乐作为文化对于人类可以起到多方面的功能，审美并非核心，它只是音乐文化功能中的一种。在此我们亦可以看出语境论与功能论、审美观互相交融的一面。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发现各种哲学理念之间有着相互融合的趋势。

那么，我们以“审美为核心”的音乐教育哲学理念面对哲学基础多元化以及多元文化音乐教育的发展趋势，面对来自各方面的质疑与挑战，又该如何去发展自己呢?我们先来看看美国审美音乐教育的掌门人贝内特・雷默是如何应对的，或许会给予我们以提示与启发。

面对多重挑战，雷默在其2003年版的著作《音乐教育哲学：提升的视野》中谈到：“审美教育并不是一个永恒不变的法则，而是提供一种过程指导，就其本质而言，必须是正在发展的过程中而且是开放的，……我所理解的审美教育是可以改变的并且是灵活的，试图去捕获有关音乐的最佳思考，并将其运用于音乐教育实践。”对于各种哲学观点，雷默采用了“融合”的观点：“融合是与多元主义和平共处，而不是超越它……但是，它不是简单的接受，而是试图与多样性共存合作促使事物多样性，试图去做哲学工作应该做的事情……融合是多元主义的一种思考、研究和分析方式。”。最终雷默的建议“以体验为基础”的音乐教育哲学。对于“体验”一词，他做出界定：音乐与人类的其他体验一样。他认为，这种体验哲学关注和珍视所有方式的音乐体验，关注和珍视能够提供特殊音乐体验的所有音乐。任何单一的哲学都没有这种哲学的内涵全面，体验哲学包括所有的音乐以及参与音乐的所有方式。可见雷默的最终目的是试图建立一种多元化、开放化，包容性极强的音乐教育哲学体系。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发现多元化的哲学观点都有着明显的开放性与包容性。这就启示我们以“审美为核心”的音乐教育哲学也应该以一种海纳百川的胸怀，对国际音乐教育领域的各种新成果，以一种兼容并蓄的态度，取其“精髓”，去其“糟粕”，进一步补充、完善自己，并以一种坦荡、开放的胸怀，随时准备接纳、吸收人们在不断深化的认识过程中可能出现的新思想、新观点，这是人们在认识事物的过程中，为避免固步自封，思想滞后，追求与时俱进的必然要求。有感于此，笔者在此提倡一种“求善论”的音乐教育哲学观点，此观点中的“善”既是对儒学创始人孔子所提出的“尽善尽美”艺术标准中“善”(德)字含义的继承，又是对它的一种超越，乃是取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著作《尼各马科伦理学》一书中“善”字的含义。在该著作中，亚里士多德认为：人的行为都有其目的，在所有的目的中，应该有某种首要的或者最高的目的。这是一种其他所有的一切都是为了它，而它却不以其他东西为目的的目的，即其自身就是目的的目的，这就是最高的善。很明显，亚里士多德所说的“善”字的含义是指人们的愿望与理性所要达到的最高目的。藉此含义，来建立我们的“求善论”，实是与我们音乐教育的终极目的再相符不过了，它包罗万象，所有美学的、哲学的、宗教的、文学的、艺术的、科学的含义等等，都为它的胸怀所容纳，它是过去、现在以及将来人类不断追求的至高无上的理想境界。同时我们清楚地知道，由于人们认识过程的过程性与无限性，决定了一切认识和理论都天生具有着某种历史局限性。换言之，任何理论学说都不会是完美的，人们对事物终极本质的认识与关怀，只不过是人们追求的终极目标与理想，它始终在我们认识的彼岸，我们永远走在不断探索的路上。但为了关注我们的内心世界，更为了深层关怀人类自身，我们愿意为之付出、不断跋涉，因为幸福、乐趣就在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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