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4-06 18:42:27
序论:写作是一种深度的自我表达。它要求我们深入探索自己的思想和情感,挖掘那些隐藏在内心深处的真相,好投稿为您带来了七篇音乐教育研究论文范文,愿它们成为您写作过程中的灵感催化剂,助力您的创作。
广州109中副校长张仲庆:美育不能像德育,老是拿空的、远的东西压在学生头上,学生会很反感。诚仔的情况其实很普遍。原因在于教育违反了两个原则:一、空间教育缺乏一致性。学校灌输革命歌曲,社会流行港台乐曲,家庭又是通俗小调,学生如何适应得了?二、教学缺乏科学性。没有根据学生的身心特点,从怎样引起他们对音乐的共鸣入手。
华南师范大学音乐系教授程建平:目前学校音乐教育有很多不尽如人意的现象。比如校方认为音乐课是可有可无的,学时可以被随时侵占,这势必造成老师在课堂下的功夫不大。在教学方法上,目前仍存在教师本位的现象,重教师自我的感受,而轻学生的主动参与;重自我的说教,轻学生的体验;重教学的成果,轻学生的感受。其结果造成很多学生喜欢音乐,但不喜欢上音乐课。省文化厅艺术处处长杜佐祥:音乐教育的改革就是要改变教学方法,提高学生对音乐课的兴趣。音乐需要背景,但不能带太多的政治色彩,否则学生会觉得枯燥。老师、学校、教育部门如何改进?可以采取请进来、走出去的方法:可以请广州交响乐团、省民族乐团等到学校去教学;也可以和星海音乐厅等挂钩,组织学生到那里去欣赏音乐,提高学生欣赏的层次。作为文化部门,我们也一直想促成这样做。
省委宣传部文艺处刘启宇博士:从音乐教育来讲,其负载的德育的任务是不是多了?革命歌曲在音乐教科书里占的比重比较大。音乐本身是个抽象的艺术,浪漫派音乐有很多文学性内容,但纯音乐、轻音乐文学性东西比较少,纯粹是一种审美,如果这种审美负载太多主题性的、与意识形态有关联的东西,音乐教育就进入了一个误区。美育是潜移默化的,寓教于乐,从而达到提高人的精神水平、道德情操的目的。
省教育厅教研室教研员伍向平:现在音乐教育改革其实已经在开始迈步了。第一是课程的改革,学习美国的模式,把音乐同美术、舞蹈、戏曲等课程合为一体,统称为艺术课,纳入国家的十门必修课。第二,在教材上允许引进现代的、通俗的、好的音乐。过去过分偏重政治思想性,现在要做一番调整。国家目前也在这方面做研究,在教材上做些大的改革,使学生能接触更多反映这个时代的歌曲,接触更多符合他们生理、心理特征的作品。第三,教学方法、教学观念的改革。要求音乐课传授的不仅仅是音乐本身,而是音乐的审美性、文化性、创新性,通过音乐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要求在音乐课堂上一定要让学生听,把握住音乐是听觉艺术和参与式活动这两个特征。教法与学法结合,教法以学法为研究基础,学法以学生生理、心理为研究对象。但这个音乐教学方法全面地铺开,达到每个老师都能用这种方法上课,还有一个相当长的过程。
注意青年学生的心理
伍向平:我曾对中小学生对音乐的喜好做过研究,发现小学生一般喜欢童声歌曲,但在小学六年到初中二年级,学生的逆反心理特别强,从流行歌曲本身来说,尤其是摇滚乐,它的节奏、动感符合中学生这个年龄阶段的心理状态,他们的逆反心理在社会、家庭得不到释放,所以到音乐里去寻求,我们应该允许这种寻求,不能说他们有这种想法就将它们压制,因为这是一种心理。音乐很多时候是感情的释放,处于不同情感中的人会去寻求适当的音乐使情感得到抒发,所以对青少年来说,这也是正常的。
华南师范大学心理系副教授陶德清:音乐有其心理效应,它能引起心理反应,情绪活动,这对社会有相当大的影响,但多年以来受忽视。近几年来兴起对情绪智慧(EQ)的研究,人作为生理机体,不单靠认知,而且也通过情绪体现智慧才能,音乐在这方面对培养合格社会成员有更大作用。
一、 从论文选题上看
(一)选题的范围具有以下特点:
1.选题基本上是立足于对音乐素质教育的认识和实践方面。字面上出现“素质”二字的文章就有3篇,即《素质教育――面向21世纪的高师音乐教育专业的教育改革》、《对中学生大面积音乐素质测试的思考与实践》、《谈音乐教学体现素质教育的策略》。其它文章虽标题中未出现“素质”二字,但其内容亦是围绕音乐教育的某一领域该如何贯彻素质教育来阐明自己的观点。
2.以“……实践与思考”冠名的文章居多。如《钢琴集体课的教学实践与思考》、《高师专科音乐教学改革的实践与思考》、《对中学生大面积音乐素质测试的思考与实践》、《器乐教学的实验与研究》等。另外,标题中含“美”字的文章也不少,如《音乐教学审美功效研究》、《音乐教学要善于创造美》、《构筑音乐与心灵之间美的桥梁――浅谈小学音乐教学与音乐审美能力的培养》等。
(二)选题的意义及原则:
这些论文选题都具有较强的指导意义,都是围绕新的历史条件下我国幼儿、中小学、高师音乐教育中存在的问题进行论述。同时,选题很有新意,体现为:善于从实践中挖掘音乐教学的基本规律;以音乐教育审美为核心,以育人为本;从心理学、教育学、美学、哲学等范畴加以研究,认真总结教学经验;凸显了音乐教育论文的基本特点――强调论文的科学性、学术性、创造性、理论性等。
二、从论文类型上看
大多属于问题性论文。当然,亦有综述性论文,如《柯达伊音乐教育思想探析》;亦有争鸣性论文,如《关于音乐教育的几个认识问题》;亦有调查、实践性论文,如《器乐教学的实践与研究》。此外,还有兼具问题性、争鸣性论文,如《钢琴集体课的教学实践与思考》。
三、从论文写作质量上看
虽然获奖作品数量不少,但这些获奖作品也良莠不齐,其中相比优秀的篇目,也不乏缺陷。下面就获奖的部分优秀论文作一些评析。
1、《素质教育――面向21世纪的高师音乐教育专业的教育改革》(作者:马达、陈雅先)
文章论点鲜明,作者着眼于全球人才素质的视角,着眼于教育大系统的气候,抓住了高师音乐教育改革的关键,提出了具有深刻实际意义的见解。而后,从三个分论点来论证中心论点的正确性。
论据具有真实性、典型性、新颖性等特点。如,在论述第一个分论点的过程中运用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出版的教育报告――《学会生存――教育世界的今天和明天》,以及现代教育观、学习观和心理学的理论作为理论论据;在论述第二个分论点时,运用了国家教委颁布的《九年义务教育全日制初级中学音乐教学大纲》中的有关规定作为理论论据;在论述第三个分论点时,运用了教育心理学、美学等有关理论作为理论论据。全文还大量运用了事实论据,这些论据具有很强的说服力。值得一提的是文中论据的新颖性。如,“智力是一种适应力”,“维持型学习”变为“创造型学习”,“与其说是练习动作,不如说是练习脑,即练脑对动作的控制”,“美育还应包括自然美和社会美的教育内容”等等。
论证主要采用例证法、引证法、因果论证法、对比论证法,且常将几种论证法交织在一起使用,以增强文章的论证效力。如,在论证“学会学习――提高科学文化素质的关键”这一分论点的过程中,就综合运用了四种论证方法。同时,作者对第三分论点的论述显得非常巧妙,即在论述第三分论点行文的第二段材料上,其论据看似游离,而在结尾一段又“班师回朝”到高师音乐教育的视角上,由此可见,前面乃后面之铺垫。
本文是按并列式结构来构思写作的。从一定意义上讲,亦可以看作在并列式的基础上兼具有先后逻辑式的关系(或者说承接关系)。即首先是要学习(学会自我学习),然后是锻炼实践能力(自我实践能力),最后,才能更好地培养素质。
本文从选题原则上说有三个方面。一是理论方面,本文在音乐教育哲学理论方面进行探究,对高师音乐教育专业的教育改革具有指导意义。二是选题原则与作者长期从事高师音乐教学工作所具备的主观条件之间具有一定的因果关系(即与作者占有比较丰富、翔实、生动、典型的资料有一定的关联),因而具有可行性。三是作者创造性地概括出素质教育背景下高师音乐教育专业的学生应具备的三种能力:学习能力、实践能力和审美能力,这便于读者理解学生应具备的三种素质:文化素质、教师素质、审美素质,因而选题还具有创新性、哲理性原则。
总之,本文具有规范性、实用性、创新性、哲理性等特点。
2、《音乐教学审美功效研究》(作者:金亚文)
本文中心论点明确,意义深刻,行文规范,构思精巧,言之有“物”,言之有理。其“物”主要是指作者善于发展、践行前人的理论和实践,文章多处运用教学过程中生动典型的实例;其“理”主要是综合运用了当代美学、心理学,尤其是教育美学、教育心理学的研究成果,不仅挖掘出其在音乐教学中的审美功效,而且亦使其在文章中产生审美功效。同时,还体现在对审美功效理论的研究上。本文的成功之处还在于将抽象的理论化为具体的事例(将理论细化),将深奥的理论化为浅显的道理(将理论通俗化),用语恰当,娓娓动听(将理论美化)。这就是如前所说的在文章中产生审美功效,令人信服。
3、《谈音乐教学体现素质教育的策略》(作者:马胜利)
⑴从论述的外观上看,本文体现了章法的合理性。如开头第一自然段便抛出了中心论点:“素质教育的本质,在教学过程中的内部,而不在其外部。” 接着,在第二自然段对什么是人的素质下了一个较为科学的定义,从自然和科学的角度,从影响人的行为、意识、品格等方面揭示人的素质特征,进而阐明素质教育的本质特征。随后,作者围绕它共谈了音乐教学体现素质教育的五个策略,即五个分论点:一是体现在教学审美上;二是体现在多角色多维度等因素上;三是体现在教学内容上;四是体现在教学形式上;五是体现在教学时空上。同时,在论述上结合运用了例证法、引证法、反驳论证法、因果论证法等进行论证,使论证严密而灵活。
⑵从论述的内核上看,本文彰显了内容的科学性。如其中运用了教育家奥苏泊尔的研究发现来支撑分论点三,并以巴班斯基的教学最优化理论和综合拟定教学目标的建设为论据,对分论点三进一步展开论证,如此渗透了许多音乐教育学的理论,亦增强了文章的可读性。
另,文章中尚有用词不妥,如“挑拨”一词应改为“激发”,因“挑拨”一词的色彩是贬义,用在这不妥,用中性词“激发”更贴切。(见《第一、二届全国音乐教育获奖论文精选》,人民音乐出版社,2000年版,第96页第4行)
此外,其它相对一般的一等奖文章中还存在写作上的基本问题:⒈论点上的问题。如《器乐教学的实验与研究》(作者:孙智玲)一文,稍加结合我国国情和音乐教学的具体情况进行思考,便会让人觉得有些言过其实。⒉论据、论证上的问题。如《加强音乐欣赏教学中的认知教育》(作者:冯效刚、周晓梅)一文,文章论据多且杂,未能很好地围绕中心论点展开论述。其实,这一课题的写作应该围绕两个方面来进行:第一,为什么要加强认知教育,即把认知教育的重要作用讲清楚;第二,提出怎样在音乐欣赏教学实践中加强认知教育,摆出一、二、三等具体做法即可。这样,文章脉络会更清楚,材料更集中,对中心论点也更能发挥有力的支撑作用。写音乐教育类的文章,占据材料固然重要,但怎么去提炼有用的材料则更为重要。⒊文章表述上的问题。如《幼儿园音乐欣赏教学改革的理论与实践》(作者:许卓娅)一文存在的问题有:⑴用语不够简练,有多余的文字杂糅其中;(见第5页)⑵用语不够具体,如第6页的第3行中的“形式上”,这里的“形式”指的是旋律的形式、节奏形式,还是演唱形式?作者没有指明;⑶有些地方论述过于抽象,如第5页的儿童“可感性”,应该举例说明哪些是具有可感性特征的作品。
结语
综上评析,笔者认为,在这些获一等奖的音乐教育论文中,水平好的皆具备以下特点:
⒈在选题上下工夫,尤其要考虑选题是否对音乐教育实践有指导意义。倘若只想在音乐教育这块艺术园里摆弄花草,则难以写出好文章。
⒉善于借鉴其它学科的研究成果和研究方法,如马达、金亚文、马胜利等人的文中处处渗透了教育哲学、教育美学、教育心理学等学问,丰富了对音乐教育学理论和实践的研究,这亦是他们的成功之处。
⒊准确把握论文所要阐明的中心论点,分析独到,有创见,能挖掘出问题所蕴涵的哲理。
⒋力求发散性思维与逻辑思辩能力的统一。
⒌讲究行文规范、严谨并富有文采。
“2004年在西班牙举办的国际音乐教育学会中,参会的中国代表只有3个人,然而今年这届会议中,我们的学术团体发展得很快,中方有160多名代表和演员参会。我们可喜地看到中国学者在国际学术会议中的阵容越来越强大。”
音乐教育界的“奥林匹克盛会”――国际音乐教育学会第28届世界大会于7月15日至25日在意大利举行。此次会议共举办了400多场学术报告、240多个展板宣讲,40多台音乐会,开设了30多个音乐教育展台。这是国际音乐教育学会历史上规模最大、参加人数最多的一次大会。来自中国、加拿大、美国、德国、西班牙、法国、英国、澳大利亚、巴西等80多个国家的1500多名会员和1000多位演员参加了此次盛会。
中国阵容 历史最强
国际音乐教育学会(ISME)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附属机构,是世界上拥有广泛影响的国际性音乐教育机构。本次大会吸引了来自中国音乐学院、上海音乐学院、天津音乐学院、河南大学艺术学院、广西艺术学院、南京师范大学、福建师范大学、新疆师范大学等音乐艺术院校的50余名师生的积极参与,中国大陆学者入选论文多达20多篇,举办宣讲和报告10余场。
与往届相比,此次中国学术团队的参会人数多、讲演精彩,备受关注。提起飞速发展的中国音乐教育学术团队,中国音乐学院音乐研究所所长谢嘉幸颇有感慨,他说,“2004年在西班牙举办的国际音乐教育学会中,参会的中国代表只有3个人,然而这届会议中,我们的学术团体发展得很快,这次中方有160多名代表和演员参会。我们可喜地看到中国学者在国际学术会议中的阵容越来越强大”。
先于大会召开的7个专业委员会于7月15日至19日在罗马和博洛尼亚举行,会议议题分别为学校音乐与教师教育、职业音乐家教育、早期儿童音乐教育、特殊音乐教育、音乐治疗与音乐医学、社区音乐活动以及文化、教育与大众传媒中的音乐等,体现了各国学者从教育视角出发,从音乐活动的不同视角探索和研究音乐教育的多元化发展趋向。
专家学者 讲演精彩
中国专家学者周世斌、谢嘉幸、王懿颖、许卓娅、赖达富等精彩的发言获得了诸多外国同行的赞许。中国音乐学院音乐研究所所长谢嘉幸在文化、教育与大众传媒中的音乐专业委员会中,宣讲的《妈妈你在哪里?――从中国大陆母亲音乐教育的兴起看音乐教育基本政策存在的局限》反响强烈。外国学者对中国大陆新兴的“母亲音乐教育工程”倍感兴趣,母亲如何在孩子的成长过程中起到积极的作用引起了与会人员的热议。首都师范大学教授周世斌在音乐治疗与音乐医学专业委员会中作了《让音乐激发出生命的动力――音乐治疗在中国汶川地震灾区中的运用》的报告,也一度掀起会场讨论的。与会人员高度赞叹中国学者在抗灾前线组织灾后心理重建工作,充分体现了音乐的作用与价值。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副校长孙绿怡在社区音乐活动专业委员会中介绍了中央电大在开展社区音乐活动的相关情况。当得知中央电大创建了“天地网结合、三级平台互动”的网络教学环境,拥有一系列质量较高、特色鲜明的多种媒体教学资源时,一些外国同行提出希望会后加强校际和区域的联系,共享特色资源。南京师范大学教授许卓娅在早期儿童音乐教育专业委员会中,与哥伦比亚大学学前教育系主任劳瑞共同合作,讲演了《教师作为研究者:以视频分析为早期音乐教育者做准备》。北京师范大学教授王懿颖也宣讲了早教在中国的发展状况。外国学者对中国在早教方面所取得的研究成果,以及研究过程中不仅关注儿童个体,还对教师的教学行为进行反思,深表赞许。
青年学者 收获颇丰
在大会上,世界各国的音乐教育工作者、研究者、青年学者满怀对音乐教育事业的热情相聚一堂,通过座谈会、工作坊、教学展示、论文报告、展板等形式参与讨论。
中国大陆各地的许多青年学者作为青年学术委员会中的一员,也积极参与其中。赖达富、赵洪啸、李小莹、张烁、谭莉、刘姝、段海疆、崔玉扬、杨阳等在会上作了《柯达伊教法的创造性反思与实践音乐教育透视》《系列自制乐器在音乐课堂中的运用》《德彪西钢琴音乐在中国备受欢迎之缘由》《语境和人文――电视剧音乐对大学课堂的影响》《寻找家乡的音乐――看国家统编教材在安徽地区的乡土化努力》等专题论文宣讲。这是历届ISME世界大会里,中国音乐教育工作者论文入选和宣讲最多的一次。这些论文都被收入大会论文集,以书本和数据光盘形式同时出版。
很多年轻人都是第一次走出国门参与国际学术会议。通过参与论文宣讲,他们得到了宝贵的锻炼机会,开阔了学术视野。中国音乐学院硕士研究生常慧娈在学校音乐与教师教育专业委员会中,尤其深刻地感受到浓烈的学术研究氛围。每当一个讲演结束后,与会者就会被随机分为4个小组,进行深入讨论,进而再将每一组的观点进行汇总。这就真正实现了让每个人都有机会参与讨论。上海音乐学院10人学术团队对此颇有感慨,她们认为通过观摩、参与大会,对音乐教育事业有了更加全面的认识。
一、亚太地区音乐教育大会的创办
是历史的必然
随着全球经济信息化的快速推进,多元文化以成为当今国际社会发展的主流,亚太地区作为拥有世界40%人口的一大区域,自然要在多元化世界中担当举足轻重的角色。从地理概念上看,亚洲地区和太平洋沿岸地区都可以称为亚太地区。它通常是指环太平洋地区的国家,广义范围的亚太地区包括沿太平洋的北美、南美、东亚、南亚以及大洋洲各国。这一地区的最大特点是国家多,差别大。这里既有世界上最大的发达国家,也有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既有高度发达的城市型国家和地区,也有经济上非常落后的弹丸岛国。近年来国内外舆论界和学术界一直注视着亚太地区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甚至认为21世纪是“亚太的世纪”或“太平洋文明的世纪”。实然,亚太的崛起与它的历史文化背景、价值观、音乐、宗教等都有着密切联系。众所周知,亚太地区是世界三大宗教的发源地,世界文明的摇篮。目前东、西方文明正在亚洲太平洋地区汇合,形成一种新的世界文明,在音乐方面也表现出了极大的活跃性和生命力。在强调多元化音乐教育的今天,亚太地区更是以独具的多元魅力吸引着全球音乐教育者的眼光,同时20世纪90年代末,亚太会议的上属机构国际音乐教育协会在重新界定的学会“信仰宣言”中也明确肯定并且强调了世界每一种音乐文化的价值,认为丰富、多样的世界音乐能促进国际间理解协作和跨文化学习,之后相应的区域性音乐教育会议便开始陆续出现。因此亚太地区音乐教育大会的举办不仅有着历史意义,也有着迫切的现实意义。
二、亚太地区音乐教育大会的发展史
亚太地区音乐教育大会自90年代末创办以来,分别在韩国、澳大利亚、日本、中国香港、美国、泰国和中国大陆举办过会议,如下表格所示。
笔者通过分析亚太地区音乐教育历届会议的主题、组办形式、会议论文集,将亚太地区音乐教育大会的成长足迹划分为三个历史阶段,分别是:
创办摸索时期(1997―2002年):本阶段包含了国际音乐教育协会最初举办的三届亚太地区音乐教育大会。上世纪90年代末,国际音乐教育协会委员会成员们在多元音乐文化新思路的指导下积极支持和组织世界其它地方的研讨会召开,它们仍然保留主席贝蒂・苏迪一开始提出的目标:鼓励、提高、拓展参加者的研究技能,特别是那些来自没有任何教育研究传统的国家的参会者。委员会主席塔达海・姆若与加里・麦克菲尔逊和郝格索・李于1997年在韩国组织了第一届亚太地区音乐教育大会,最初类似于简单论坛的形式,随后会议在国际音乐教育学会委员会中定期召开,鼓励年轻的音乐教育者,以促进亚洲、太平洋地区的音乐教育研究。这一时期举办的三届会议从数量上看,参会人员和得都不多,而且在会议宣传上也仅是通过传统通讯方式,没有运用到更为高效的电子网络交流形式。所以,这一时期整体看来,无论从内容组织到会议形式都还处于不断摸索时期,尚未形成固定的模式。
自身建构时期(2003―2006年):本阶段正值亚太地区音乐教育大会第四、五届的举办时期,两届会议分别在中国香港和美国华盛顿举行。第四届大会由中国香港教育学院艺术系主办,大会在香港教育学院的大浦校区举行,会议的主题为“新课程,新思路”。第五届大会在华盛顿大学举办,大会主办方只做了主题内容的范围框定,并没有直接设定主题。与前三届相比较,建构时期会议的形式和会议内容有了进一步的确立,形成了以3天时间为基准的会议模式,会议的基础内容板块也固定下来,包括:欢迎会、专家论坛、主题发言、论文宣读和海报展示。从第四届会议起,主办方开始通过制作会议网页来增强会议的宣传力度,并出现了更加完善的辅助设施。每届会议论文的发表量都达到了近百篇,主办方还将会议发表的论文摘要合订出版,以便阅读和储存。
规模延展时期(2007―2010年):本阶段包含了亚太地区音乐教育第六、七届会议。第六届会议是在泰国曼谷举行,主办方只提供了较为宽泛的主题,会议出席者共发表了百余篇文章,无论是出席会议的人数还是论文的投稿量都较前一阶段有明显的提高。第七届亚太地区音乐教育大会是在中国上海举办的,上海音乐学院音乐教育系主任余丹红博士担任本届会议的执行主席,会议主题为“为人生的音乐教育及音乐技术”,大会针对亚太地区社会、文化环境的音乐教育问题进行探讨,并且展示最新的音乐教育技术及创新的教学理念。会议承办方上海音乐学院音乐教育系面向中国内地及国际音乐教育工作者举办了论文征集活动,共收到来自世界各地投稿文章百余篇,并由上海百家出版社结集出版,这是亚太地区音乐教育大会首次正式出版的会议论文集。同时第七届大会也是APSMER有史以来参会人数最多、会议规模最大的一届,国际音乐教育学会主席霍根・路德斯顿姆、国际音乐教育协会理事盖瑞・麦克菲森、亚太地区音乐教育学会主席尾村忠广、国际音乐教育学会理事会成员玛格丽特・贝瑞特等都亲临大会并发言。本届会议最具特色的是课程展示板块,该板块包含了上海市中小学课堂教学展示、音乐工作坊展示和亚洲地区音乐教材展示等多项内容,从中可看到音乐教育界最新的课程理念与发展动向。而作为重头戏的专家论坛,就亚太地区社会、文化环境和音乐教育问题也展开了多维度的探讨。形式多样的会议海报交流和丰富多彩的合唱、打击乐、钢琴、双排键、电子音乐等演出交流更是为与会人员带来了耳目一新的感受。总结规模延展期的亚太地区音乐教育大会,无论从主办方网页的版面设计上看,从会议日程的时间安排上看,还是从会议的内容组织形式上看都有很大的完善与扩充。如:网页设计由自由松散到规整便捷,会议持续时间由以往的3天扩充到现在的5天,会议内容板块除基础板块外还新增了工作坊、音乐会、网络课程等附加版块内容,使得会议内容、形式更加开阔更具生命力。
三、亚太地区音乐教育大会是对国际
音乐教育大会的有力补充
国际音乐教育学会ISME创建于1953年,至今已成功组织过29届国际音乐教育会议。历届会议的主题,是根据每次会议所处的社会、政治、文化等时代背景以及当时国际教育界的发展动向,从全球视野和世界性的思考出发设定的。其宗旨是在世界范围内促进各级各类的音乐教育和谐发展。它在历史进程的每一个阶段中,能够发挥世界性、权威性组织的引领和导向作用,为推广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倡导的理念,把握世界音乐教育发展的动向,促进世界音乐教育的发展做了巨大贡献。20世纪末,由于音乐教育的急剧发展正在挑战着音乐教育概念本身所能承受的极限?熏因此增加国际区域间的音乐教育交流成为解决这一情况的最佳途径。国际音乐教育协会的委员们本着重新界定的学会信仰宣言――为世界所有音乐教育者服务,积极投入到组织召开世界区域性研讨会中,在这样的大环境下,于1997年在韩国成功举办了第一届亚太地区音乐教育大会,随后以每两年一届的形式逐渐壮大完善起来。正如亚太地区音乐教育大会现任主席村尾忠广教授所言:“ISME和国际音乐教育将在亚太形成趋势。到目前为止,亚太国家的音乐教育者已经向西方国家学习,并积极与西方国家的音乐教育者进行交流?熏但是在亚洲国家间却没有形成这种气候。”因此举办亚太地区音乐教育大会这种世界性的大会给我们亚太地区提供了回顾自己的和邻国的传统文化,以及平衡西方文化和非洲文化的契机,填补了一直以来国际音乐教育会议所缺失的部分。亚太地区多彩的音乐文化将给世界音乐教育注入新的活力。“亚太趋势”将会是ISME发展和国际音乐教育交流的最好方向,亚太地区举办音乐教育会议是对国际音乐教育会议的最有力的补充和完善。
四、亚太地区音乐教育大会对世界
音乐教育的影响
对于郭声健教授来说,能够一辈子从事音乐教育,是他生命中最幸福、最快乐的一件事情。他将自己的生命意义与音乐教育高度融合,可以为音乐教育付出一切,包括名、利,乃至生命。他在书中这样写道:“有人问我为什么对这份职业如此执着和投入,其实理由很简单:当一个人一旦意识到命中注定为此而生时,他就必然会心无旁骛、无比专注,犹如对待自己的终身伴侣。”郭教授对音乐教育的认识有如此高度,绝对不是他一时的感情冲动,而是他从长期的艺术实践和艰难的人生思索中获得的真情实感。通过《守望音乐教育》的开篇《让生命融入音乐教育》一文,我们可以读出一个音乐教育专家的“平民情怀”:出生在湖南一个偏远小镇的他,既没有显赫的祖辈音乐基因传承,也没有良好的音乐环境熏陶,但他从小就喜爱唱山歌和花鼓戏,还自学了拉二胡、吹竹笛。长大后,他进过地区剧团,上过中等师范学校,教过中小学音乐课,自学过作曲,上电大学习过英语,还曾经幻想当一名作曲家,真正接受正规音乐教育是在读硕、读博期间。所有这些经历,与普通人没有什么两样,唯一不同之处,是他内心深处拥有着一份对音乐的热爱。正是这一份对音乐炽热的爱,让他在音乐教育的道路上表现出无比的勇往直前和义无反顾。
中师毕业参加工作不久的他,因故由镇完小调到了乡下中小学任教,使他远离音乐课堂达三年之久。也是在这段时间里,他开始自学歌曲创作,并陆续在省级音乐刊物发表和在电台录播了几首歌曲作品,于是,他对音乐教育又多了一份眷恋。他经常这样告诫学生:“不与人比较,那叫消极,那就没有进步的动力;但比较并不意味着与人相争,与人争,往往争的是虚荣,争的是一口气,争的是自己不该得到的东西,因为属于自己的利益用不着去争,不属于自己的荣誉地位则是争不来的。”正是由于他对音乐教育充满了爱,对生活充满了正能量,他从音乐教育中获得了无比的快乐,体会到了音乐教育带给他的生命价值。
在《守望音乐教育》一书的附录中,郭声健教授对《艺术教育论》有过专门的解读。郭声健教授作为国内培养的第一个专攻艺术教育学方向的教育学博士,较早涉足了艺术教育规律的探索和研究。《艺术教育论》这本于上个世纪90年代末出版的博士论文,提出了“中小学艺术教育为审美教育而存在”、“艺术教学三原则:参与、融合和愉悦”等观点。这些理论的提出,得到了论文答辩会专家的充分肯定:“从若干时间来的理论徘徊中,拔群而出,富有创见,堪称精彩之笔”;“论文逻辑严谨,观点具有新意,结论正确,将中小学艺术教育的研究推到了一个全新的高度”。《艺术教育论》出版后,被确定为“园丁工程”中小学艺术教师继续教育教材和部分省市音乐教师的必读教材。
艺术教育规律的掌握、教学原则的提出,是他多年扎根农村中小学音乐教育、长期从事音乐教育研究、虚心向一线音乐教师学习的结果。在这一过程中,个体经验是教育规律掌握的基础和前提,反过来,教育规律可以指导个体实践。郭声健教授着眼于音乐教育中个体实践的每个细节,从细微处入手,从音乐课堂的每一个教学环节入手,鼓励教教学“用心”、“入情”,鼓励“大胆”、“创新”,充分发挥老师、学生的能动性,发挥音乐课程中“享受音乐”的特殊作用,让学生在音乐课堂上充分地享受艺术、享受生活、享受人生。他的理念和指导,让许多一线老师受益,也得到了音乐教育理论界的好评。
“高高在上的理论说教,我做不来,老师们也害怕;空洞无物的夸夸其谈,我不愿做,老师们也反感。那么,唯有与老师们以心交心、以诚相待、平等交流,才是我的唯一选择。”《守望音乐教育》没有空洞的说教,没有深奥的理论,而是通过一个个“鲜活”的“故事”向人们呈现出当代音乐教育的整体状况。书中故事的主人公形色各异、丰富多彩:有从农村中小学音乐教师成长为艺术教育专业博导、专家的郭教授本人,有他攻读硕、博期间的导师,有网络上进行教学交流的一线教师,也有他指导的硕士生、博士生,甚至还有他那位武汉大学测绘专业毕业后继续到美国伯克利音乐学院就读的儿子。这些人都与“故事”中的音乐教育有关,他们都在“故事”中扮演着各自的角色。
但是任教一年后,系领导又安排我开第二门课―外国音乐史。由于这是以往系里没有开过的新课,所以给了我一个学期的准备时间。自己过去没有学过欧洲音乐史,但是由于在金寨师范期间,曾经收集阅读了大量中外音乐家的资料,出版了《大音乐家的小故事》一书,还曾发表过有关外国音乐家的两篇文章。因此,便以此为契机,先学习了高师外国音乐史教学大纲,然后去中央音乐学院和上海音乐学院分别聆听了周耀群老师和沈旋老师的课,得到许多启发和帮助。但由于这些音乐专业院校欧洲音乐史教时多,教材分量重,不能够“原汤原汁”地吸收,必须按照高师大纲的内容和课时重新编写教材。于是我便夜以继日地通览各种版本的外音史资料,然后提取其要点,自己动手编写教材。经过两三个月紧张的“爬格子”,一份12万多字的《外国音乐简史》终于脱稿,再经过编配音响资料等准备工作,便如期开课了。应该说,这段时间是我人生历程中工作最繁忙、最紧张的阶段,但也是收获最大,受益最多的时期。感受最深的是教师自己动手编写教材是最好的备课方式。通过广泛地搜集资料、阅读文献,然后再梳理、提取所需要的内容,用自己的思维表述方式编写成系统的教材。尽管这个过程比较长,但是一切都是通过自己大脑的深思熟虑来完成的,因此,不仅有一定的创造性,而且记忆深刻,为日后备课、授课提供了丰厚的心理积淀。
经过几个学期的奋力拼搏,我的教学终于被大家认可了,不仅被定为学科带头人,而且获得了硕士生导师的资格。于是我又开始承担了指导音乐教育专业研究生的工作。虽然给研究生开了音乐教育课程论、音乐教育哲学、音乐美学概论、音乐论文写作等多门课程,但是我始终认为给研究生上课不同于本科,必须突出“研究”两个字。我开出一些必读文献,让他们自行阅读,在上课时教师讲课和师生讨论结合起来。说实话,咱们音乐专业研究生和大文科研究生在文字工具掌握方面差距比较大,这势必影响到以后的论文写作,因此,必须加强写作锻炼。于是我决定组织两届在读研究生共同编写一部《简明音乐教学词典》,草拟了千余条词目,按照工具书的规范要求,分配给他们撰写,最后由我逐条审阅定稿,经过一年多的共同努力,最后终于修订完稿并由江苏文艺出版社出版,这时,大家有说不出的欣慰和喜悦。当然,编写工具书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学术研究。除了指导他们写好毕业论文之外,我还不断鼓励他们写一点富有学术性的文章,将的成果列为考评成绩内容之一。今天,我国音乐教育研究生工作有了飞速的发展,不仅音乐教育硕士生授予点遍及各地,而且音乐教育博士点也从无到有,并在不断发展壮大。这里,企盼我们的音乐教育研究生培养工作,不仅要重视授予点和导师队伍的建设和发展,更应该关注研究生教育本体质量的提升,能够培养出更多面向中国音乐教育实际,具有真才实学和一定研究能力的研究和教学人才,以促进我国音乐教育事业的发展和提高。
到高校工作后,我深知不仅要搞好教学,而且还必须进行与自己专业相关的科学研究。因为教学是知识技能传授性的,而科研则是学术创造性的,只有二者结合起来,才能构建起完整的高等教育人才的能力结构。特别是在研究生教育中,导师必须以自己的科研成果来启发学生,影响学生。如果导师自己都没有一定质量的学术,那就不可能有效地指导研究生的论文写作。因此,到高校工作后,我开始对自己以往的写作成果进行了一些反思,感到过去虽发表了不少文章,但多是知识性或评述性的,比较浅薄,大多缺乏学术性。而高校的科研是对本学科的专业进行更深入的思考和研究,要在广泛学习和借鉴他人成果的基础上,提出个人富有创造性的学术见解,因此,必须避开“人云亦云”和“平庸俗套”的樊篱,虽做不到“语不惊人誓不休”,但是每个选题、每篇论文都要有新意、有特色,力争有创见。这个目标的设置可以说是比较明智的“自我发现”,但是要转化为“自我实现”,却是相当困难的。我深知自己不是天才,但我坚信“勤能补拙”,必须继续发挥前半生艰苦创业的精神,以实际成果来改变他人认为我“是中师来的”、“不是学音乐专业的”等既实事求是,又略含贬义的评价。于是我除了教学外的全部时间,都用在搜集资料、思考问题和学术著述上,充分利用学校图书馆和系资料室的有利条件,结合自己的教学实践,关注音乐学术前沿,以开阔的视野去捕捉一些有现实意义、有学术价值的选题。坚守“夜猫子”工作方式是必需的,今生做学问一大体会是:夜深人静是最容易产生灵感火花的时段,要不失时机地捕捉它、完善它。由于音乐教育隶属人文学科,它与教育学、心理学、音乐学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在研究音乐教育的时候,就必须拓宽自己的学术视野,不能够狭隘地仅关注音乐教育本体,必须将研究的论域扩展到相关的交叉学科。因此,我在音乐美学、音乐心理学和音乐评论等领域也留下了自己的足迹。
经过十余春秋的奋斗,终于迎来了硕果累累。至退休前,除了承担并完成了一项国家级、两项省级科研课题外,还在《音乐研究》、《人民音乐》、《中国音乐教育》等刊物上六十余篇,出版了两部专著,先后获各级科研成果奖励五项。结合教学方面的《音乐教育学概论》被列为校重点课程建设项目,后通过验收并评估为优秀课程等成果,1989年,被破格评为副教授;1993年又破格晋升为教授,先后获得省政府特殊贡献津贴和国务院特殊贡献津贴。当然,这点成就并不值得炫耀,但却使自己感到活得充实,不仅没有虚度年华,而且实现了自我的人生价值。
每当回忆起我个人的经历时,就情不自禁地联想起许多老师经常反映的音乐课不被重视,音乐教师在学校和社会地位低的问题。我认为要改变这一现实,关键在我们音乐教师本身要有过硬的本领和优秀的工作。试想如果我们出色地教好每一节音乐课,如果我们将课外活动组织得红红火火,如果我们能够拿出一些创造性的教研成果,那一定会使周围的人刮目相看。当然,要为音乐教师(特别是中小学音乐教师)赢得一定的社会地位,首先在咱们音乐界就必须尊重普通中小学音乐教师,因为他们不仅队伍庞大,而且是提高全民族音乐文化素质的中坚力量。他们当中不乏音乐教育的行家里手,业绩斐然者大有人在(如入选到名师大讲堂的佼佼者),理应尊称为“音乐教育家”。但是传统的音乐教育家的桂冠往往是那些有成就的大学专业教师的专利,在中国音乐家协会里面,中小学音乐教师几乎没有自己的席位。对此,我曾撰文《“音乐教育家”辨析》,为中小学音乐老师鸣不平,该文虽公开发表,但是收效甚微。因此,我们更大的期待是寄厚望于广大音乐教师的自强不息,激活自己的职业自豪感,依靠自身的拼搏与努力,实现自我价值,以赢得学校乃至全社会的尊重和信赖。
随着中国国力的增强,中国全民文化素质水平的提高,加上中国音乐教育工作者的不懈努力,姚老先生的梦想――也是中国一代音乐教育工作者的夙愿――终于即将实现:2010年8月,第29届世界音乐教育大会将在中国北京举办。届时,世界音乐教育工作者将在北京齐聚一堂,书写音乐教育的新篇章!
50年《希望颂歌》唱响世界
历届世界音乐教育大会由国际音乐教育学会(ISME)主办。该学会于1953年成立于比利时召开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会议上,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国际音乐理事会的附属机构。学会联合了包括大学音乐教育者、音乐教育研究者、中学音乐教育者、小学音乐教育者、幼儿音乐教育者、学习音乐教育的学生、教授表演的教师、社区音乐家和音乐治疗家在内的全世界音乐教育者,目前有80多个国家及地区参加。国际音乐教育学会的基本宗旨是:1、建立和保持一个相互尊重和相互支持的音乐教育者的世界性组织;2、通过尽可能与个体、国家和国际组织共享音乐教育的知识、经验和专门的技术来鼓励国际上不同文化之间的理解与合作;3、通过全世界所有民族地区的音乐来丰富、鼓励和促进音乐教育和教学。两年一度的世界音乐教育大会,就是国际音乐教育学会为实现其宗旨,促进世界范围内的音乐教育文化交流而设立的。
首届世界音乐教育大会举办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不久的1953年,地点定在比利时的布鲁塞尔。战后的世界,百废待兴,对和平的期望愈发强烈。科技的发展,推动着人们生活、生产、交流等一系列方式的重大改变。也正是在此时,以美、苏为首的两大阵营正在冷战中逐步形成。充满灾难的20世纪方过一半,作为人类精神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文化,将对人类的未来有何作为?正如Vanett Lawler所言:“尽管我们在政治理念上不尽相同,但若要我们找出生活中的两个重要因素,我们却能达成一致,那就是――孩子与音乐。”在这样的思想氛围中,国际音乐教育学会及其世界大会应运而生。著名指挥家、作曲家保罗・欣德米特在大会上指挥了作品《希望颂歌》。在其后的十年中,历届世界音乐教育大会致力于完成以下重大工作:建立国际范围内的音乐教育学术论坛;建设世界音乐教育者联络网;通过科技与媒体推动音乐教育;加深东西方国家交流;建立学会的专业与学会会员制度等。
世界音乐教育的奥林匹克盛会
历经50余载,世界音乐教育大会伴随着世界的变化与发展,自身也在不断地经历着寻求并获得社会认同(1963-1973年)、扩大国际影响力(1973-1983年)、调整与整合(1983-1993年)、重新定位(1993-2003年)的历程,在形式与内容两方面都走向了成熟。
形式上,形成了多样化的学术交流方式,包括:主题宣讲、论文宣读、圆桌会议、海报交流、委员会会议、工作坊、音乐会等。每一届世界音乐教育大会,都是一次世界范围内的音乐教育学术论文的“盛会”,来自世界各地的大量音乐教育工作者、学者投稿并在大会上宣讲自己的论文,并通过不同的形式与参会代表们进行相关的交流。同时,世界音乐教育大会又不是仅仅停留在理论层面的“学术研讨会”,更是参会代表们相互展示、交流音乐教育实践技术技能的平台。例如“工作坊”(Workshop),便为一些音乐教育工作者提供了很好的展示自我的空间,他们可以在此以某一自选主题向参会者展示特有音乐文化的教学、传习内容和方法;对参会者来说,“工作坊”则是绝佳的教学实践观摩活动,为之提供来自世界各地鲜活的教学案例。此外,世界音乐教育大会还是世界音乐交流的文化盛会。发展至今,每一届世界音乐教育大会都会有世界各地的大量乐团、艺术家汇集,在大会期间举办数十甚至上百场风格迥异、丰富多彩的音乐会。也正是因为形式上的多样化,才促使世界音乐教育大会吸引着愈来愈多的参会者,不仅是学术上、更是文化上的交流,从而使得世界音乐教育大会拥有了“世界音乐教育的奥林匹克盛会”这一称谓。
内容上,每一届世界音乐教育大会都力求创新,同时将目光聚焦在人类文化的前沿,并展现着承办国的文化内涵与精神。例如:
2010中国人梦想成真
北京大学王岳川教授曾说:“在世界发展的进程中,中国缺席是不行的。”然而,自世界音乐教育大会创办之初及其以后近40年,中国的音乐教育工作者始终没能与世界同行们共襄盛举。直到1990年,我国音乐家、音乐教育家姚思源先生作为中国惟一的参会代表出席芬兰赫尔辛基第世界音乐教育大会,才将中国在此领域的沉寂打破。“假如有朝一日中国能承办一届世界音乐教育大会,那该多好啊!”这是姚先生回国后的由衷感慨,也成了中国音乐教育工作者的热切期盼。1994年,王懿颖副教授参加了第21届大会的早教分会。随后,中国的音乐教育工作者逐渐开始了对世界音乐教育大会的关注。
2004年,中国音乐教育学学会理事长、中国音乐学院音乐研究所所长、国际音乐教育学会第四届亚太地区音乐教育研究会顾问委员会委员谢嘉幸教授个人参加了在西班牙特纳里夫举办的第26届世界音乐教育大会。一心热衷音乐教育事业、热心于国际文化交流的谢教授对此次大会印象颇深,回国后即决心将之开到中国,在中国举办一场带有中国特色、中华气派的世界音乐教育大会,既为开阔国人的音乐文化视野,更为增进世界友人对中华民族的文化认知与认同。2006年,谢教授带领其音乐教育专业硕士研究生作为参会代表,参加了在马来西亚吉隆坡举办的第27届世界音乐教育大会――这也是中国教育学会音乐教育委员会首次组团参会。参会代表们向世界展示了我国近年来音乐教育的迅猛发展,赢得了众多国外学者的称赞。
经谢嘉幸教授与中国教育学会音乐教育委员会多位专家、学者的不懈努力,以及国际音乐教育学会的考察,学会决定,2010年第29届世界音乐教育大会将在中国举办,由中国音乐学院和中国教育学会音乐教育委员会共同承办。姚先生、谢教授和中国音乐教育工作者们多年的梦想将不再是梦想,而将成为一个切近身边的现实!
2008年第28届世界音乐教育大会在意大利举办,中国音乐学院、中国教育学会音乐教育委员会作为第29届大会的承办方,组团参加了该次大会,时任中国音乐学院院长的金铁霖教授为代表团团长。中国驻意大利大使孙玉玺、教育参赞杨长春、文化处官员陈文锋出席了会议闭幕式及会旗交接仪式。
金铁霖院长从国际音乐教育学会主席哈奇先生手中接过世界音乐教育大会会旗时,正是2008年第29届奥林匹克运动会在中国北京开幕在即之日。2008年的8月,中国北京成功举办了奥运会,令世人感受了中华民族的时代气息,向世人展示了千年北京的古都新韵。时隔两年,北京将再次“城门大开迎远客”,中国将迎来“世界音乐教育的奥林匹克盛会”。行文至此,笔者脑中不禁浮现出了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上由礼花制作而成的“脚印”,一步一步迈向了北京,迈向了“鸟巢”国家体育场。回首过去,自成立之初,世界音乐教育大会如今已度过了五十七载春夏秋冬,终于从其发源的西方,走到了东方文化大国――中国。我们热切期盼,第29届世界音乐教育大会在北京的举办能够圆满成功;我们由衷自豪,第29届世界音乐教育大会将为中国音乐教育历史、中外文化交流史留下精彩的一笔;我们衷心祝福,中国的音乐教育事业在新时期将更加辉煌!
主 题
1964年 匈牙利,布达佩斯
“二十世纪音乐与音乐教育”,以匈牙利作曲家、音乐教育家佐尔坦・柯达伊的音乐教育贡献为中心内容,进行了大量相关讨论。
1976年 瑞士,蒙特勒
“作为终生教育一部分的音乐”,将音乐视为对人终生起重要作用的教育因素展开研讨。
1978年 加拿大
“音乐教育:人格为首”,承袭上一届大会的主题,倡言音乐教育的人格教育的重要作用。
1982年 西班牙,马德里
大众声音媒介对音乐教育及教师培训的影响”。
1990年 芬兰,赫尔辛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