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建设论文精品(七篇)

序论：写作是一种深度的自我表达。它要求我们深入探索自己的思想和情感，挖掘那些隐藏在内心深处的真相，好投稿为您带来了七篇理论建设论文范文，愿它们成为您写作过程中的灵感催化剂，助力您的创作。

篇(1)

一、货币发行收入与铸币税

在金属货币时代货币供给由经济实体内部提供，黄金和白银的生产部门本身就是实体经济体系的一部分，作为商品金银也是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凝结物，具有价值。货币的购买力取决于其所含金属的重量。货币与商品的交换，是一个等价交换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基本上不存在货币的发行收入。

但当货币形式发展到不足值货币，特别是到了信用货币时代，从技术上货币发行脱离了实体经济的束缚，货币发行就成为一种特权，能为发行者带来发行收入。历史上，发行收入应该归谁所有，一直是有争议的。西方政府曾以“铸币税”的形式对私人银行发行现钞课税，作为允许他们拥有货币发行特权的交换。中央银行建立后，垄断了货币发行权，货币的发行收入明白无误地归属政府。

设铸币税为S，Mt是t期的货币发行量，Mt＋1是t＋1期的货币发行量，考虑到价格因素，S＝（Mt＋1－Mt）/Pt，Pt为t期的价格水平。从上述公式中反映出：1、货币发行收入与价格水平成反比，物价水平越低，中央银行同等数额货币发行的铸币税就越高；2、货币发行收入与新增货币发行量成正比，新增货币发行量越大，铸币税越高。

铸币税并不是一种真正的税种，只是理论上对货币发行收入性质的界定，是将政府垄断货币发行收入具体化，使之可以进行实际的操作，在实践上实现货币发行收入归政府所有。在明确了货币发行收入的性质后，还要确定货币发行收入的范围，即哪些货币供给和货币创造行为会产生货币收入，在现代货币供给机制中，这应该说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

确定货币的发行收入首先要明确货币发行的范围。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划分，货币可以分为三个基本的层次：M0为现钞货币，在流通中的相对比例下降，但完全由中央银行提供；M1＝M0＋活期存款，即现金加活期存款，M1被称作狭义货币，是现实购买力；M2＝M1＋储蓄存款＋定期存款，被称作广义货币。中国人民银行将（M2－M1）定义为准货币，是潜在购买力。货币外延的扩大使货币发行收入的范围也扩大了。在信用货币制度下，现金和活期存款是货币的基本形式，由中央银行和商业银行共同提供和创造。因此，一方面，货币发行收入表现为货币当局资产负债表上，流通中现金和商业银行在中央银行活期存款的增加；另一方面，由于商业银行体系具有创造派生存款的能力，在不完全准备金制度下（法定存款准备金比率不断降低已是趋势，有些国家已趋近或降到0），一部分新增的购买力就成为商业银行的资金来源。

二、国债具有铸币税的功能

上面谈到，货币发行收入包括中央银行创造基础货币和商业银行创造派生存款所形成的收入。从中央银行的角度实现铸币税有两条途径：一是中央银行直接掌握基础货币；二是要求商业银行缴纳存款准备金（因此，多数国家对存款准备金是不支付利息的）。从财政的角度实现铸币税，在理论上也有两条途径：一是向中央银行借款和透支；二是向商业银行借款。借款可以采取直接借贷，也可以采取间接借贷。

由于中央银行在控制通货膨胀方面的特殊作用，各国政府都非常强调中央银行的独立性。在货币供给方面，为杜绝直接用货币发行来弥补财政赤字，《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中国人民银行不得对政府财政透支，不得直接认购、包销国债和其他政府债券。因此，政府运用货币发行收入在具体操作上，只能采用下列两种方式：一个是中央银行在公开市场上购买国债；一个是允许商业银行直接购买国债。

可见，国债既具有弥补财政赤字的功能，又具有铸币税的功能。一部分货币发行可以通过国债的方式实现，即国债货币化，这是中央银行运用公开市场业务调控基础货币的理论基础，也是财政（国债）货币政策必须密切配合的内在原因。

上述分析可以得出结论，国债规模不是必然等于财政赤字，国债规模既取决于财政赤字规模及其弥补方式，又取决于货币发行规模及其发行方式。

三、货币发行收入应该由财政和中央银行哪一个部门掌握和使用

在我国实际部门中有过货币发行收入应该归财政部门掌握使用还是应该归中央银行掌握使用的争论。其实，无论中央银行还是财政部都是政府宏观调控的两大职能部门，既然确定了货币发行收入的性质，无论发行收入归哪一个部门使用，都不会改变它是货币信用化制度下的政府首要收入来源的性质。究竟归中央银行还是财政部使用，则应取决于政府宏观调控的需要。

中国改革开放后到1998年，在宏观经济层面上面临的主要压力一直是通货膨胀，这使得货币政策成为宏观调控的主要手段。中央银行集中掌握着货币发行权、贷款规模分配权、中央银行贷款权和基准利率等货币政策工具。在资金来源上，中央银行拥有基础货币发行和商业银行缴纳的存款准备金。这期间，在政府资金来源（即货币发行收入）的使用上，中央银行与财政的关系也发生了变化。在1995年以前，财政部门一直延续计划经济的作法，通过向中央银行透支和借款弥补财政赤字，截至1993年底，中央财政向人民银行的借款达到1688.7亿元，占中央银行当年资产的13％，中央财政与人民银行通过直接借贷的方式共同占有使用发行收入。从1994年开始到1995年，随着存款准备金率下调中央银行直接掌握的资金来源减少，人民银行逐渐停止了向财政提供借款和透支，同时不直接购买、包销政府债券。从形式上看，货币发行收入由中央财政与人民银行共同使用，转向由中央银行一家拥有。但实际上，《中国人民银行法》还规定，中央银行可以在国债市场上进行公开业务操作，以保证国债的流动性。这意味着，中央财政与人民银行之间的资金联系由计划经济条件下的直接方式转向市场经济条件下的间接方式。

篇(2)

论文摘要：文章对图书馆学的理论建设作了一些探讨，认为继续搞好图书馆学研究工作需要在观念、方法等方面进行梳理，使之更加科学和完善。

1加强图书馆学理论建设所必须的整理和掌握材料工作

1．1资料整理和掌握工作的必要性

图书馆学在其走向成熟的过程中．一般要经历积累材料、整理材料和掌握材料三个阶段。没有材料的积累固然不能成为一门科学．但若对材料只是作简单的收集而不予以整理，并进而为我们所掌握．也还是不能为建设理论科学服务。“掌握”一词的德文原意是在精神上“占有”、“据为己有”．按照黑格尔的话来说，就是在思维中“扬弃了与对象之间的对立”，而“把这一内容变为我的”。所以，只有做到了这一步，所积累起来的材料才能为我所有；否则，就很难吸收到我们的思想体系中来．并对建设理论科学真正有所帮助、有所补益。

1．2图书馆学理论建设的资料整理和掌握工作

从当今我国图书馆学理论研究的现状来看．基本上还说是处于材料积累的阶段。过去．我们对国外现代图书馆学理论研究和发展的现状所知甚少。改革开放以来，不仅引进了许多当代西方图书馆学理论．而且对于传统的西方图书馆学理论．也有了更加全面而完整的介绍．这对于开阔的视野、丰富我们的理论知识、从各个视角和层面来认识图书馆学的性质和特点．无疑是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的。但这个工作基本上还停留在引进和介绍上．初步的分析、评价、梳理、鉴别的工作还做得不多。所以．若是不尽快改变这个状况．迅速完成整理材料和掌握材料的工作，要建设具有我国特色的图书馆学理论．恐怕也就无从谈起。

1．3做好资料整理和掌握工作必须树立正确的观念

恩格斯说过。必须要转变一切僵硬不变的观念，要树立一切都是在变化着的观念。恩格斯的这个自然观．推动着19世纪欧洲自然科学的快速发展。他的话对于我们有着重要启发意义，它说明了正确的观念、观点在整理和掌握材料，推动科学走向进步的过程中所起的重要作用。我国目前图书馆学理论研究之所以处在材料积累阶段，没有深入下去的根本原因就在于．至今还没有形成和确立一个足以反映我们时代要求、反映图书馆精神、有能力来整合和同化已经积累起来的一切有价值的理论资源的图书馆学观念。因此。尽管我们已积累了一定材料，却无法对其进行整理。更谈不到正确地予以掌握。

2树立图书馆学民主和民族的观念

图书馆学观念是以感性的形式把图书馆的发展状况作为一个整体显示在人们面前。它具有这样一些特点：首先，它是以图书馆发展实际为对象，总是从现实的图书馆事业中寻求题材、发现问题、提出问题．并试图通过对这些问题的思考和回答。藉以发展图书馆事业．使图书馆事业向着科学化、平民化的境界迈进。其次。图书馆作为社会的存在物，它必然又同时属于一定的民族。所以．在它的身上必然积淀着一定民族的文化意识、价值观念和审美情趣。图书馆学研究的对象是图书馆。那么。当图书馆学把图书馆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研究。当研究者投入研究时。也就必然会把这些民族的文化精神和文化意识反映到研究成果上来。从而使图书馆成了一定民族教育“文化的肖像”。这样。民族性也就成了一切图书馆学论著与生俱来的一种属性。作为存在于我们头脑中的对于图书馆的一种概括的反映形式的图书馆学观念，也就不能不打上这种民族的文化精神的印记。再次，图书馆学面对的是整个的图书馆。它能够以感性的形式对之作出反映。这就决定了图书馆学活动不只是一个抽象思维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情感与想象的过程；不只是属于反映的活动。同时还包括传达的工作。我们对图书馆学只有通过多学科、多层面、多视角的研究．才能对它作出全面而完整的把握。

建立图书馆学的民主和民族的观念是推进图书馆学建设的关键。如果我们不能尽快形成和确立这样一个图书馆学观念．并按照这样的观念去整理和掌握我们的理论资源，那么。积累的资料再多。也只是一堆各自独立存在、互不相干的集合体。而不能达到通过对它们之间内在联系的深入发现和揭示而使之转化为一个有机体。所以，正确的图书馆学观念的形成和确立．是推进图书馆学理论研究的一个关键环节。

3对图书馆学理论建设科学与人文方法的理解

3．1图书馆学理论建设必须要有科学的方。法回顾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图书馆学理论研究，几乎一开始就是与对研究方法的探寻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的。先后被引进的有系统论的方法、结构主义的方法等。但几乎都是昙花一现、稍纵即逝，都没有在研究中达到预期的效果。其原因，都是与把方法和观点分割开来。离开了正确的观念的建构，孤立地就方法来谈论方法是难以正确掌握的。因为方法是作为

认识的工具和手段。按照黑格尔的说法是“主观方面通过这个手段和客体方面发生联系的中介”。因此，要使方法在研究中得到卓有成效的运用，首先我们就必须了解客体。而观念，就是反映在意识中人们对客体性质的一种认识。这样，就决定了方法与观念有着一种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性：它既是从一定的观念出发。按照一定观念来认识事物、把握事物的思想途径．又通过这一思想途径。使这一观念所包含的内涵在意识中渐次获得全面而完整的展示。从而使人们达到全面认识这一事物的目的。正是由于以往我们不认识观念与方法之间的这种辩证的关系。所以在图书馆学研究中我们在运用“新方法”时难免有些生搬硬套。而不能使之与图书馆学自身的特点获得有机的结合。如系统论的方法．它根据整体大于部分之和的思想。要求把事物看作是由诸多元索组成的有机整体。从多种关系和联系中来对事物进行考察和认识的一种充满辩证精神的思维方法。它对于我们全面而完整地理解图书馆的整体特性．无疑是很有价值的。但由于现代系统论作为在生物学、控制论和通讯技术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门科学。在方法论意义上是属于一般科学的方法．所以。 它对于图书馆学理论研究只具有借鉴意义．而很难简单地加以搬用。只有当它与我们所研究的具体对象图书馆达到有机地结合之后。才能转化为图书馆学研究方法。并对我们认识图书馆现象真正有所帮助。而图书馆学按照我们前面所说的就其性质来说既然是知识与价值的统一。不同的成分只有通过不同的方法才会对之作出有效的把握。图书馆学的这种双重性质决定了对于图书馆研究的方法．我们也只有从科学的与人文的两种方法的有机结合中去探寻。而这种结合也就带有对系统论方法进行具体应用的性质。

3．2科学方法与人文方法的区别

科学的方法与人文的方法作为在近代社会科学研究中产生并发展起来的两种相对独立的研究方法。它们对事物都有自己独特的认识视角和途径。所会出现两种不同的风貌。第一。科学的方法所探寻的是知识。是不以主体存在状态为转移的事物的性质和规律。目的是服务于人的认识。图书馆学理论是以对图书馆的研究为基础。从科学的视角来看，图书馆作为一种社会存在，它与社会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因果关系。所以，我们对任何一部图书馆学论著的思想性质和思想倾向性都可以联系当时的图书馆现实作出科学的分析和评价。虽然图书馆学不可能像理性意识那样，通过概念、判断、推理，超越感性存在直接深入到社会关系的本质领域，而始终以感性的形态呈现在人们面前，但是它对图书馆所作的一种未经分解的整体性把握的特点。又使得被理性思维分解和排除了的生活现象唯有在图书馆学研究成果中才能获得丰富而生动的展现。所以这些图书馆现象向人们所提供的认识价值也就永远不会因历史的发展而丧失。这是需要凭借科学的方法才能掌握的。而人文的方法所把握的是价值。价值是一种主体性的事实。它是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以及主体的生存条件和需要的变化而变化的。所以作为价值形态之一的图书馆学。我们又不能像对待自然科学那样完全按科学认识的方法去进行研究．同时还必须借助“理解”和“解释”才能对它作出判断。“理解”和“解释”就是“在过去中重新发现最好的东西”。它与认识的方法之不同就在于总是带有主体置人的特点，认为只有当对象与主体获得某种经验上的沟通。并“在主体语言中找到表达”之后。才有可能为主体所理解。所以就其性质来说是主客体之间所开展的一种“对话”，并通过这种对话，克服文本历史的疏远性，使得它变得仿佛是现在发生的，以致人们阅读这些论著时觉得都好像是特别为他而讲的。这就决定了任何理解和解释都不可避免地带有时代和个人的思想印记。第二。由于科学的方法所探寻的是知识，知识是事物现象和规律的反映。规律是事物本质的联系，只要具备必要的条件。合乎规律的现象就会重复出现，所以它具有普遍的有效性。不论某些国家的图书馆发展过程如何独特。都不过是这些共同规律的一种个别的、特殊的形态而已。而人文的方法由于面对的是价值。价值既然是一种主体性的事实，它是相对于人的需要而言的。所以它也只有通过评价才能把握。

因此。在图书馆学理论研究中也就不可避免地包含着在主体一定趣味标准支配下对于图书馆价值所作的估量和裁决的因素在内，完全不带有任何思想倾向和趣味标准的、价值中立的图书馆学理论是不存在的。趣味标准是因各民族的文化心理背景、以及各人的社会教养、性格气质而异的，因此评价也就不可能完全不带有民族和个人的印记。所以也就不可能有什么“全球一体化”的图书馆学理论。事实上。不仅中西图书馆学理论有着巨大的差别，就是西方各国的图书馆学理论之间，这种差异性也同样存在。如同是图书馆学理论，在德国是思辨的、哲学的，而到了美国就变成了经验的、实用的。这就是因为这些国家历史条件和教育文化心理不同而产生的不同。人文科学内容的生动性和丰富性，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由于对这种个别性和差异性的认可而获得的。

篇(3)

关键词：2011～2015年 文化语言学 综述

一、综述

20世纪50年代出版的罗常培所著《语言与文化》一书是文化语言学的先导；80年代，陈建民开设“文化语言学”的课程以及周振鹤、游汝杰在《方言与中国文化》一书中首次使用“文化语言学”这一学科名称，标志着文化语言学的正式提出；90年代，邢福义《文化语言学》和申小龙《中国文化语言学》的出版，标志着文化语言学理论的基本形成。从此之后，出现了“文化语言学中国潮”，文化语言学得到了持续广泛的发展。

二、总论

文化语言学的一个基本特点就是具有强烈的理论建设意识，即对其对象、任务、性质以及方法有一个纲领性的认识。但在近五年间，这方面的研究却不多，笔者查到的资料仅有《文化语言学初探》（《时代文学》，2014）、《浅谈对文化语言学的认识》（《青年文学家・语言研究》，2011）、《从符号的角度看文化语言学》（《商业文化》，2015）等，这些论文所论述的要点大多在之前学者论述的观点范围之内。本文认为，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有以下两点：一是经过近30年的发展，文化语言学的理论框架已经先后建立了众多较为完整的体系，现如今再想有所创新有一定的困难；第二，构建一套完整的关于文化语言学的理论框架需要长时间的学术积累，但五年是一个相对较短的时间段，所以不足以有所创新。

由于文化语言学经历了近30年的发展，其理论建设已经非常之多，所以近几年学者们开始对文化语言学进行总结性的认识。游汝杰、周振鹤的《耦耕集（文化语言学存稿）》（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一书为论文集，这一系列文章的结集出版进一步梳理了文化语言学的发展脉络，完整地呈现出文化语言学在国内的发展历程；邱智晶、任雪莲、窦晶主编的《回顾与展望：语言与文化问题研究》（黑龙江朝鲜民族出版社，2012）以及赵明发表的《近十年文化语言学研究：回顾与反思》（《云南师范大学学报》，2015）一文回顾了文化语言学的发展历程，旨在促进文化语言学的发展。

由于之前已有不少对中国文化语言学理论的研究，所以这五年中许多学者将视角转向少数民族语言和国外语言，致力于建立其中一种语言的文化语言学体系，如王健宜的《文化语言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13）主要研究日语，金荣晃的《文化语言学》（民族出版社，2013）主要研究朝鲜语等。

文化语言学的研究方法虽然在之前就已经提到很多，但在这五年中不断得到更新。随着国外对比分析理论在中国的接受度的增强，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采用对比的研究方法，并且这一方法几乎涉及了文化语言学的各个具体领域，比如《法语时态与汉语时态的文化语言学对比研究》（《语文建设》，2014）、《文化语言学视角下的男女性别语言差异研究》（《语言文化》，2015）等。除了研究方法的不断更新外，研究方法的跨学科性也逐渐显露了出来，比如和民俗学、新闻学等学科的结合，如《“真实的力量，民间的智慧”――方言节目的文化语言学思考》（《新闻知识》，2011）等。

三、分论

在近五年中，文化语言学的研究领域不仅在原有领域的基础上不断扩展，而且随着时代的发展，出现了一些新的领域。下文分为8个部分进行论述。

（一）词汇与词义

词汇与词义研究历来是文化语言学的研究重点。同以往该方面的研究相比，本时期的研究出现一些新的特点。首先，学者们研究关注的对象不再局限于对词语文化意义的探求，开始关注词语的文化意义对词汇系统的影响，比如《文化语言学视域下的“盂兰盆”一词的内涵与外延》（《东北亚外语研究》，2014）、《文化语言学视角下的“小清新”》（《时代文学》，2012）等；其次，S着语言的不断发展，学者们开始关注到一些新词与借词，例如赵惠霞、周憬编著的《语言与文化阐释》（西安出版社，2011）一书中将当代新词语产生的基本途径作为研究的对象之一；最后，这一时期对成语的研究也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涉及文学作品、其他语言、动物等各种类型的成语，比如《分析来源于文学作品的俄语成语》（《北方文学旬刊》，2013）、《汉泰动物成语对比分析及其文化差异》（李智文，广西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4）等。

（二）专名

对专名的研究，伴随着文化语言学发展的整个历程。邢福义在《文化语言学》一书中将专名划分为人名、地名、店名和数字。这一时期对地名的研究尤为丰富，涉及各个地方，既有大城市，也有小乡村，如海南州藏语文工作委员会主持编纂的《海南州地名文化释义》（甘肃民族出版社，2011）、《山东省临沂村名的语言文化研究》（颜廷花，山东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4）等；涉及人名的研究有《文化语言学视角下的汉族姓名》（《现代语文》・学术综合版，2013）；涉及数字的有《“二”字文化语言学考辩》（《现代语文》・学术综合版，2013）。

随着时代的发展，这一时期出现了一系列新的专名研究：研究电视节目名称的《电视栏目名称的文化语言学分析》（梁艳，曲阜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1），研究粉丝团名称的《从文化语言学角度分析粉丝团名称对女性形象的塑造》（《时代文学》，2014），研究音乐专辑名称的《音乐专辑命名特点的文化语言学透视》（《现代语文》・学术综合版，2011），研究饮食名称的《蒙古族传统饮食名称文化语言学研究》（图拉，内蒙古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2）等。

（三）语法

这一时期的关于语法和文化语言学的研究资料并不多见，仅有《语法差异文化阐释》（《南方论丛》，2011）、《现代汉语对称结构的深度研究》（刘晓静，华中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1）和《法语时态与汉语时态的文化语言学对比研究》（《语文建设》，2014），这几篇文章都遵从了申小龙在20世纪90年代提出的从文化语言学研究语法的具体观点，从一个具体的语法角度将汉语语法研究同汉人的思维和文化心理特点联系起来，主要体现了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推崇。

（四）文字

汉字既是文化的一部分，又是记载汉语文化信息的重要载体。近几年学界对文字与文化的结合研究达到一个新的高度。在著作方面，值得一提的是“汉字文化新视角丛书”，它是山东省宣传文化专项基金项目，历时5年打造，由山东教育出版社于2014年5月出版。在中国文化地方性视界和世界性视界融通的过程中，该丛书重新确认了汉字在文化承担和文化融通中的功用和前景。丛书中包括申小龙著的《汉字思维》和《中国网络言说的新语文》、孟华著的《汉字主导的文化符号谱系》等。除了丛书，还有王宝珍的《汉字与中国文化》（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11）、李运富的《汉字学新论》（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等。这些著作都科学地构建了汉字文化研究的理论体系，为日后的汉字文化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这一时期也出现了一些研究汉字文化的论文，但总体上看，研究成果相当零散而不成系统。

（五）交际用语

在交际用语方面，称谓语仍旧是人们研究的重点。目前已有很多著作对一类的称谓语进行了系统论述，比如王琪的《上古汉语称谓研究》（中华书局，2011）。关于称谓语的文章非常多，并出现了一个明显的倾向性，即2倾向于跨语言的称谓语的文化对比以及称谓语在不同语言中翻译的文化差异，比如《浅谈中英称谓语的文化差异》（《湖北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11）、《中日称谓语对照研究》（李玲，吉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2）等。

除了称谓语之外，在问候语、双关语、禁忌语、委婉语、惯用语、谚语、俗语等方面都有所涉及，例如《大学生微信问候语的文化语言学解读》（《吉林省教育学院学报》，2014）、《合肥谚语的语言和文化特点初探》（《湖北函授大学学报》，2013）等。

在交际用语中，值得一提的是随着时代的发展而新出现的诸如对网络语和广告语的研究，比如《文化语言学视角下的中泰广告语对比研究》（《中国报业》，2011）、《网络语言的谐音现象》（任莎莎，南昌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3）等。

（六）语言接触与融合

语言接触与融合，顾名思义，就是文化语言学跳出汉语的圈子，在跨文化的大背景下进行研究。比如修刚主编的《外来词汇对中国语言文化的影响》（天津人民出版社，2011）分别从日语、英语、俄语、德语、西班牙语、韩语和阿拉伯语等语言层面，对现代汉语中存在的外来词进行了整体梳理。不过通过对近五年的资料进行梳理，本文发现这一时期的研究重点集中在翻译方面。

在翻译方面，许多专著从总体上把握文化与翻译。比如李珊、莫兴伟著的《文化差异下的翻译研究》（吉林大学出版社，2012）致力于研究语言、文化、翻译三者之间的关系，并探讨了英汉思维模式的差异对文化以及两种语言间翻译的影响。类似的还有杨怀恩著的《文化与翻译》（新华出版社，2012）、杨蔚君著的《翻译的文化回归》（中国书籍出版社，2012）等。研究翻译方面的论文则主要是论述一个具体的角度，比如《文化语言学视点的汉语词汇日译文化信息缺失解读――以井波律子日译本为文本》（《凯里学院学报》，2011）、《多角度探讨古诗英译的策略》（《太原城市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1）等。

（七）方言与民俗

从游汝杰、周振鹤合著的《方言与中国文化》开始，学界对于方言与文化的研究方兴未艾。由邢福义主编的《方言与文化》（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可以说是这一时期该方面研究的代表作，其内容纲领性地分为总论和分论，论及了方言与语言、文字、艺术、民俗等各方面的关系。但是这一时期的研究主要是集中于研究某一地区的方言与文化，值得一提的是由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出版的“方言与文化丛书”，该丛书涉及多个地域，比如汪大昌著的《北京方言与文化》（2015）、王世凯及杨立英著的《东北方言与文化》等。

由于文化语言学跨学科性的特点日益突出，而民俗学又是与文化联系最为紧密的学科，所以对民俗与文化的研究在这一时期得到了迅猛的发展，具有代表性的著作是由著名民俗学家乌丙安编写的《民俗文化综论》（长春出版社，2014），全书共分八卷，内容既包含理论，也有具体民俗与文化。除此之外，同方言一样，这一时期对该方面的研究也集中于地域民俗或某一种民俗，例如李春雨主编的《藏羌文化与民俗》（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2014）、《维吾尔语、蒙古语中基本颜色词的民俗语义对比研究》（闹尔吉，西北民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3）等。

（八）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中的文化研究

汉语作为第二语言的文化教学实质上是汉语文化语言学在汉语二语教学中的具体应用。该领域经历了一个从不被重视到被注意、从被热烈关注到趋于平稳的过程。随着国家与学界对二语教学的不断提倡，该领域发展到现如今已经成为了文化语言学的热点及重点。

该领域主要分为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是对文化教学的基础理论以及根本原则的探讨，比如王鸣主编的《外语教学与语言文化》（天津大学出版社，2011）、姜萍编著的《汉语作为第二语言课堂教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等；其次是对文化教学方法论的研究，比如《英语为母语的中高级留学生汉语熟语的学习现状及相应教学法》（陈滢滢，华东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1）；再有就是对文化教学与第二语言教学跨文化交际能力培养的新认识，如赵明在《对外汉语文化教学的误区和目标》（《云南师范大学学报》，2013）一文中评述了国内外对第二文化教学目标的研究现状，认为第二文化教学的目标不应该过于宽泛，而应该在梳理文化分类的基础上，进一步明确跨文化交际能力培养的重点与难点。此外，在唐智芳编著的《文化视域下的对外汉语教学研究》（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和覃俏丽发表的《略论对外汉语教学中的文化习得》（《语文建设》，2015）中都提到了作者的一些新认识。除了以上三个主要方面，还包括诸如对课程教材、大纲、课程中的文化因素等方面的认识，但都不成系统，这里不再一一列举。

四、结语

总之，近五年间，文化语言学的研究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不仅在原有研究领域上不断扩展与深入，而且在20世纪90年代很少涉及的修辞、翻译、语言对比等方面也取得了很高的成就。但是，近五年来的文化语言学研究仍存在不少问题。第一，文化语言学各方面的发展不平衡。从该学科内部来看，在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文化教学方面取得了较多的成果，研究相对深入，但对另外几个领域基本理论的探讨还不够深入，对他们的研究还有待于进一步深化和化。即使所谓的“研究得比较多”的方面也存在着“大”而“空”的问题。从学科外部来看，与其他语言学分支相比，文化语言学学科研究开展得较晚、成果仍不够丰富。第二，研究的深度不够。在总论中也提到过，相较于20世纪90年代出现的理论建设热潮，近几年关于文化语言学理论体系的建设较少，这说明文化语言学的学科理论在这几年没有创新，所以如何构建文化语言学的坚实的理论基础是首要的问题。第三，在一些研究方法上存在问题。一些论文虽然采用了定性分析的方法，但没有充足的语料来支撑其所得出的结论。另外，目前的文化语言学研究定量分析很少，没有把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有机结合起来。

通过以上梳理可以发现，近五年来的文化语言学研究并没有像20世纪90年代“文化语言学中国潮”那样发展迅猛，但在某一具体领域也有所拓展，研究方法也有所更新，更加注重对比与应用研究。文化语言学若想获得进一步的发展，需要在以下几个方面继续努力：首先，要加大文化语言学的理论基础建设，只有充足的成系统的理论体系才能够支撑文化语言学各具体方面的正确发展；其次，在学界应形成文化语言学风向标的作用，大家率先在研究较少的领域找到突破口，进而促进文化语言学的平衡发展；最后，更好地完成在研究方法上的更新换代，虽然近几年对对比研究方法的运用很频繁，但对比研究的层面亟待拓展，对比研究的视野也需扩大。同时应重视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的综合运用，提升文化语言学的研究高度。

参考文献：

[1]邢福义.文化语言学[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97.

[2]周振鹤，游汝杰.方言与中国文化[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

[3]刘冬雪.文化语言学初探[J].时代文学（下半月），20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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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名称：Literature & Art Stud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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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办单位：中国艺术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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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刊号：11-1672/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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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从分析阴阳学说的具体内涵，及其在中国传统养生学中运动锻炼的实际运用入手，阐发阴阳学说对体育健身理论的启示，如神与形、动与静、性与命等阴阳对立面的对立统一、相辅相成对体育健身理论建设的启迪，进而提出遵循阴阳中和原理应是体育健身理论建设的必由之路.

1阴阳学说概述

阴阳学说是古代人们认识与解释宇宙一切事物的一种宇宙观与方法论，属于中国古代哲学的范畴.它建立在朴素唯物论的基础上，内含辩证法思想.阴阳学说认为世界是物质的，物质世界产生于阴阳二气，世界万事万物均是在它的作用下滋生、发展、变化.古代思想家从对自然界和人类自身的长久观察中发现，一切事物存在着相互对立的正反两方面，就用阴和阳这个概念来解释自然界两种对立和相互消长的物质势力，并认为阴阳的对立和消长是事物本身所固有的.阴和阳，既可代表相互对立的事物，又可用于分析一个事物内部存在着的相互对立的两个方面.进而认为阴阳的对立和消长是宇宙的基本规律，正如《易经》所说:“一阴一阳谓之道。

同时，古人认为，原始浑沌之气是有形和气两个方面，万物生于气而成于形，形散而复在于气.万物终始生灭，循环往复，演化无穷，无不在于形和气的变化.古人用阴和阳表述形气之间的演化关系，阐明宇宙间万物运动变化的最高规范便是阴阳两极转化的太极原理，阴阳矛盾运动成为宇宙间物质运动最基本的形式.诚如《素问·阴阳应象大论》所云:“阴阳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纪，变化之父母，生杀之本始.”

按照阴阳学说，阴和阳代表着相互关联的事物属性，凡属静的、有形的、内在的、向下的、寒冷的、晦暗的、衰退的均属于阴;凡属动的、无形的、外在的、向上的、温暖的、明亮的、亢进的均属于阳.正常情况下，阴阳之间相互制约、相互对立、互为依存、互相转化、互相消长.当阴阳双方动态协调平衡，则万物有序生生化化，在人体则表现为阴平阳秘，身体健康.反之，当阴阳失衡，则表现为逆乱和灾害，在人体则表现为疾病，一旦阴阳失衡无法逆转，则阴阳离决，出现死亡.阴和阳是事物的相对属性，因而存在着无限可分性.宇宙间的任何事物都可以概括为阴和阳两类，任何一种事物内部又可分为阴阳两个方面，而每一事物中的阴和阳的任何一方，还可以再分阴阳.这种事物既相互对立而又相互联系的现象，在自然界和人体中是无穷无尽的.阴阳的对立统一，互根互用，消长平衡和相互转化等，说明阴和阳之间的相互关系，不是孤立的、静止不变的，而是相互联系、互相影响、相辅相成的.

2阴阳学说在传统体育健身中的运用

阴阳学说是中国传统体育的重要指导思想，在如何指导人们进行体育健身、养生方面我们的祖先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和可贵的探索，这对我们今天构建现代体育健身理论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概括地来讲，阴阳学说在传统体育健身中的运用主要从以下几个原则来体现:

2.1既要养形，更要养神

从阴阳学说来看，形神兼养才是科学的，从人体生理机能来看，调节神经系统的功能对人体健康起的作用更大.《太上御览》中指出:“太上养神，其次养形，神清意平，百节皆宁，养生之本也”.神是人的感觉、意识、精神思维活动的总称，也是人体身心状态的外在综合表现.神为一切生命活动的主宰和生命存亡的根本.把养神作为形神这一对阴阳矛盾的主要方面，才是真正把握实现健康的关键.现代体育健身理论主要侧重在形体运动锻炼方面，并形成了自身的一整套完整的体系，通过增进运动器官机能和内脏器官功能，虽也能有效地改善人的神经过程和心理品质，即“身体健全，情感斯正”，但其对人的神，也即精神世界、心理品质等的作用毕竟有限，只能是副产品.而养生学把神经系统功能调节作为养生之要旨，有“首要养神，其次养形”之说，并创编出许多相应的锻炼理论和方法，如反省、放松、宁静、心斋坐忘、养神法、修心养性、仁者寿等.重视养神也是对现代体育衍生的各种流弊的纠偏途径.

2.2动静兼修

动与静是体育健身手段两个大的方面，只有一个方面而忽视另一方面是不科学的、不完整的.现代体育运动强调和追求的只是“生命在于运动”，都是利用形体的运动锻炼来增强体质，增进健康.而养生学强调动、静结合，以静为主，主要是以安静调养人体的精神思维活动为主要途径来保养生命，延年益寿.如老庄主张清静无为和《黄帝内经》认为:“恬谈虚无，真气从之，精神内守，病安从来?”“善养生者养内”;陶弘景认为:“静者寿，躁者夭”.唐代孙思邀主张“少思、少念”以静神，明代《养生四要》提出“慎动”的养生观.传统养生学有一条主线就是动以养形，静以养神.动以养形在传统养生学中是处于从属地位，主要是适宜的劳动、导引运、按跷和仿生运动、武术、太极拳、动功等.动以养形特别强调适度，《黄帝内经》强调“形劳而不倦”、“不妄作劳”;华陀指出:“人体欲得劳动，但不当使极耳”.这都说明健身锻炼的运动量要适当，避免过大的运动负荷对机体的损害.这与现代西方体育的“更快、更高、更强”的竞争意识与参与意识有较大的区别.动与静对健康与延年益寿的作用的争论历来没有平息过，两者都有许多实际的例子作支持，从阴阳学说来看，动与静的选用不可偏废，应结合个人的身心特点和年龄、时间、环境、现实条件来合理选择健身方法.

2.3性命双修才是好的健身方法

性是指人的性格、精神、心理等意识活动的基础和本原.命是指人的体质、体格、血肉物质等机能活动的基础和本原.性与命二者相辅相成，共同构成了人体的生命，故性命又可理解为生命.性属阴，命属阳;性乃神，命乃精;从身心而论，性乃心，命乃身.好的健身方法应是性命双修，既能修心养性，也能强健体魄，增进健康.阴阳可以互根互用，消长转化并达到一种动态平衡.修心养性和运动锻炼都能增进健康，延年益寿.现实世界也各有支持的例子，但运动锻炼并不必然地提高人的心性修养，体魄强健的人，也并不一定是修养很好的人，粗浅、鄙陋大有人在.只有对性与命都给予同样的关注，即对人的品德、修养和强身健体给予同样重视，才能做到阴阳平衡，去掉偏颇的流弊.修性以炼神为主，特别是意识的锻炼和控制，重在精神;修命以炼精、炼气为主，特别是体液的锻炼和调节，重在身体素质的锻炼.性命双修就是使精神意识状态与躯体生理机能均达到最佳境界，遵循的是阴阳平衡、形神合一、心身一体的生命整体观，这对体育健身具有重要指导作用.

3遵循阴阳中和原理应是体育健身理论建设的必由之路

主席说过:“一阴一阳之谓道，不能只有阴，没有阳，或者只有阳，没有阴.这是古代的两点论.形而上学，只讲一点论”.从人类为了追求健康与延年益寿来看，有养生学和现代体育等诸多理论学科和方法体系.从阴阳学说在人体方面运用来看，动属阳静属阴;命为阳性为阴;形为阴神为阳;脏为阴腑为阳;血为阴气为阳等等.现代体育理论和方法更多的是从动、命、形等方面来研究，是基于西方医学和西方哲学与文化所产生发展的一门学科.强调“生命在于运动”，主张机体的运动锻炼和承担一定的运动负荷，与中国的传统养生学有较大的区别，从阴阳学说所论证道理来看，这是不全面，有失偏颇的，是形而上学的一点论，而养生学却正好弥补这方面的缺憾.人的身心是一体的，既要有形体的运动锻炼，也应有精神、心理的静养修炼，这样的体育健身理论才是全面的、合理的、科学的.目前我国群众性的体育健身活动正在蓬勃兴起，体育健身思想和理论也面临着许多挑战和创新，新的体育健身理论正在形成中.

阴阳学说对阴阳矛盾斗争的发展变化规律的揭示较为彻底，同时也对阴阳的和谐统一加以探索和阐明.阴阳和谐既是矛盾运动规律，又是生命之原理，还是事物稳定性的保证.《易经·乾·传》说:“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大和，乃利贞”.乾道变化即天道变化.天道规律的变化，也就是一阴一阳对立统一规律的变化，也因此才使万物各得其生命和属性，万物各得其生命和属性乃是阴阳对立面正而不偏“大和”的结果.也唯有保持阴阳正而不偏的这种合和，才会使其自身能继续存在而不夭折.所以程颐解释说:“‘保’谓常存，‘合’谓常合”，所谓“大和”，就是阴阳对立面力量均衡无偏胜，矛盾双方处于和谐统一的状态.在这种状态下事物可以得到稳定的发展，故日“乃利贞”.阴阳不相同的对立面却能“和”在一起达到“以相济”，起着互补的作用.矛盾双立均衡而互补，具有同一性，才能发挥生之功能.矛盾双方的这种“大和”状态又叫作“中”，所以“大和”又称作“中和”.《黄帝内经》不拘于阴阳某一方，不偏动不偏静、不偏命与性，而是追求和，也即阴阳的平衡，和谐统一。

尚中是中国古代传统的行为准则，中即正，正即中，尚中就是要求恰如其分地掌握宇宙的法则和规范，做到不偏不倚，无过无不及.中与和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中是恰如其分，切中其理，和是阴阳协调，和谐制化.中与和皆是天地万物的本性，而中为理，和为表;中为因，和为果;中为质，和为文.事物合于中正，方可能和调制化;从阴阳学说看来，大和和中正是事物的理想状态，如果阴阳双方能够保持中和，则事物即可长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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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教育美学是把哲学、伦理学、心理学理论应用于教育的一门新兴美学学科，它着力探究让教育按照美的规律来运作与发展，从而通向至美纯美的境地，以提高当代教育的整体质量。德、智、体、美、劳这五项指标中，“美”是这几年才加上去的，这一时代的进步，更促进了教育美学的萌芽与发展。

当前，我国的教育正处于由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转化的重大转型期，而素质教育环境的优化是个首先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这就是迫切需要我们不断地、及时地运用美学、心理学理论研讨存在于教育领域的美的现象及其发展规律，引导学生在德、智、体、美、劳诸方面全面发展，真正全面提高中国教育的质量。素质教育的任何环节都离不开教育美学，教育美学促使教育环境整体协调，从而形成强有力的素质教育网络。要培养学生健康的心理、优美的品质、良好的学风，要培养出正直诚实、奋发向上、自立自强、坚韧勇毅、开拓创新的一代新人，都离不开教育美学的实施。若要对学生施以深刻的审美愉悦与审美感受，以陶冶其情操"丰富其情感"提高其审美能力，这一切也只有通过教育美学来完成。可以这样说，教育美学是素质教育改革的突破口之一，因为教育美学与美育一样，具有形象具体的鲜明特征，受教育者极易接受。它又具有以情感人的情感性，极易实施。

创设与发展教育美学势在必行，亦切实可行。这一点，马克思在分析人类劳动与动物本能活动之区分时就透辟指出：“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进行”。创设与发展教育美学，即为了充分发挥美在教育中的作用，更好地深化教育改革。应当指出：教育美学的形成与发展，颇符合教育艺术与科学发展的趋势，亦具有深厚的实践基础。当前，我国教育领域深入改革触及到一个重要问题，即是需要很好地加强教育审美化，正确判断与强化教育的审美属性，用美学心理学原理与方法来正确指导教育与教学活动。国人对教育审美价值的清醒认识，对教育审美属性的深入开发，对教育审美经验的不断提升"使教育美学取得长足发展且日益深化。

那么，当今我们广大理论工作者怎么样去构建、发展这一门新的教育美学？笔者以为至少要从以下三方面着手准备：

首先，要加大对中外教育美学史的研究力度与广度。教育美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虽是近几年才起步，但是这方面的思想诚如上文所言却早已存在。古今中外的教育思想家关于教育美学的认识，为我们今天的研究提供了有益的启示和借鉴，这就需要我们去耐心提取、认真分析、科学总结。

在我国漫长的教育发展历程中，有许多教育思想家在教育美学、尤其在教育艺术和教学艺术方面发表过不少有价值的见解。早在两千多年前，我国伟大的教育家孔子就非常重视教学艺术的意义。而我国古代的教学艺术思想则集中体现在《学记》中。《学记》全面论述了课内学习和课外活动、学习与游乐、学习与休息、亲师与乐友等多种辩证统一关系，是我国古代很有代表性的教学艺术辩证法，《学记》还非常重视教师的教学艺术。此外，明代的王守仁，近现代教育史上的、鲁迅、梁启超等，都对教育美学理论提出了独到的见解。

西方对教育美学的研究也可上溯到古希腊，其教育美学思想是在古希腊苏格拉底、柏拉图和古罗马的西塞罗等人的教育艺术实践中逐步发展起来的。之后的夸美纽斯、卢梭、第斯多惠、斯宾塞、马卡连柯、苏霍姆林斯基等也都从各自的教育观出发，提出了自己的教育美学见解。现代外国很多教育家也都关心教育中的美学问题。

古今中外众多的教育家对教育中的美学问题所进行的探讨，取得了相当有价值的成果。其共同特点是：他们都认识到教育、教学工作是一门艺术；在教育指导思想上，他们大多都强调学生的学习兴趣，要求教师充分尊重学生的个性，使学生在教育中获得愉悦和满足；在教学方法上，都反对注入式，提倡启发式；有些教育家还身体力行，将自己的思想和理论运用到教育实践中去，表现出了高超的教学艺术水平，但中外历史上的教育美学思想还存在诸多不足之处。一是研究范围窄。他们大多只是论及教育美学的一个方面——教学艺术问题，而且对教学艺术本身的探讨也不够全面，谈论较多的是教师的语言艺术、提问艺术等。二是理论层次低。他们对教育美学的认识，大都停留在经验描述状态。具体来说，它们只是作为某种感想或言论而存在，没有进行系统的理论论证，没有真正上升到应有的理论高度。这也就给我们留下了足够的拓展空间。转贴于

其次，构建、发展这一门新的教育美学，我认为还要不断加强教育美学的基本理论建设。加强教育美学理论建设须切实掌握现代教育的基本规律与特点，须深入理解现代心理学美学，须正确摆布教育学、美学、心理学三者的关系。这里着重阐释一下对现代心理学美学的借鉴。新时期中国美学研究的一大成果，是深化了对审美主体、审美体验与文艺创造、文艺鉴赏的心理研究，现代心理学的相关经验给当代美学研究注入了源源不断的活力。我们欣悦地看到：心理学美学的崛起与拓展，已与传统的哲学美学双峰对峙。而现代心理学美学对现代教育的发展至关重要。心理学美学重在探索与揭示教育的审美主体心理的特殊功能、目的与任务，它对于教育的实践功能与社会功能作用甚大，可在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深化教学改革。当然，教育审美与教育艺术知觉过程中的实验探究，易见显效，而教育心理实验方法用于教育审美经验探究时，受各种条件制约，见效较慢。所以说，当前如何在对教育学、心理学、美学理论进行科学分析研究的基础上，综合各方理论的有益营养与科学结论，博采各家之长，寻求创新发展，丰富与拓宽一种能够正确阐释教育领域审美经验与心理机制的新理论——教育美学，已成当务之急。

在教育美学的基本理论建设方面，笔者认为要特别加强教育领域的美学问题，心理学问题即教育美学的主要研究对象的研究、此外，笔者认为还应下大力气拓展与研究以下几个问题。教育美学这个概念内质的准确界定，教育美学的发展空间研究，深入探讨教育主体美、教育客体美、教育环境美、教育心理美、教育形态美这几个具象及其在教育美学中的位置，作用及存在价值、研究教育美学的教育功能，心理功能"社会功能$教育美学与教育心理学的辩证关系，教育美学与美育的辩证关系、科学总结，正确解释教育领域的审美现象、形象揭示教育的心理基因与审美规律$创设教育审美学说，有力指导教育的审美实践，系统总结教育美的创造、寻求深化素质教育与教育美学的契合点、深入探寻将教育主体美、教育客体美、教育环境美、教育心理美、教育形态美等落在实处的技术问题；这几个问题我认为是加强教育美学理论建设的重点，也是强化教育美学内涵的根本所在，做到这几点，我们就能真正释放出教育美学的潜能，充分挖掘出教育美学的社会价值，使教育美学发展到更高、更成熟的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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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国内还是国外，旅游消费的专门研究较为少见，主要的工作是附带在相关专题或系统研究中进行的。从国外100余年的旅游研究史来看，尚未找到专门系统研究旅游消费的著作。从近期研究动态来看，也未将注意力摆在旅游消费的系统研究上来。从国内的旅游科学研究情况来看，旅游消费的系统研究已经起步，但从严格意义上来看，相关学科所作的工作更多。

旅游消费的研究，已有工作大致可从两条线索中追溯：一是从消费经济学的角度，二是从旅游科学研究中附带或从其他相邻科学角度所从事的专题研究。

1.从消费经济研究中产生的旅游消费研究成果

从消费经济角度探讨旅游消费问题，在我国是尹世杰教授最先敏锐地感觉其意义，并率先倡导的。还是在80年代初期，尹世杰教授就指导研究生从事过这方面的研究，同时他也认为董辅＠①较早就具有旅游消费经济思想，主要是旅游资源价值问题和旅游资源开发保护问题的研究。实质上，在80年代就有从基本理论研究入手进行探讨的，如龚晓宽、宋维真的研究，但是总的说来未形成体系，也未引起足够的重视。

另外，主要从消费文化的角度，涉及了旅游消费的研究，1994年底，由《消费经济》杂志社首先发起的消费文化的讨论中，就出现了许多观点，都不同程度地涉及到了旅游消费的研究，如尹世杰教授认为消费文化包括优美的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人们精心创造的实物生活资料和精神文化产品，以及富有创造性的有利于人的身心健康的消费行为；周淑莲等则认为与旅游密切相关的茶文化、酒文化、服饰文化等是消费文化在消费品上的表现，风俗、风格、地方特色等是在消费方式上的表现。这些认识，与国内国外旅游文化研究的范畴有十分类似之处，当然，也是各有侧重。值得指出的是，消费文化对旅游文化的较细致的研究也有成果，如梁琦对生态旅游消费的研究；近年来兴起的闲暇消费研究，也有不少涉及了旅游消费问题，如曹茉莉的工作；从旅游消费的分析入手进行部分预测的研究工作也有开端，如池进的工作。

2.从旅游科学进行的旅游消费研究的成果

从旅游科学的角度研究旅游消费现象，已有较多的成果。主要工作大致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①旅游消费供给与旅游消费需求的研究。旅游消费供给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旅游地的规划和区域旅游开发两个方面，可以说近20年来这两个方面的研究是最丰富多彩的，仅90年代以来从地理学角度进行的研究，相关论文就多达千余篇，论著和教材达30余部。据统计分析，1980～1993年旅游地理论文的63.6％为旅游资源与区域开发内容。旅游供给的研究有过以国内国外两种对象的研究，面向国外旅游市场的研究，如谢彦君的工作；面向国内的研究又有两类，一类是传统的和旅游资源非常优越的旅游地的开发研究，这是主要的；另一类是旅游资源不是很优越的旅游地的开发研究，这是一个重要的有希望的新研究领域，如许春晓的系列研究。从旅游科学角度研究旅游消费需求的专题论文较为缺乏，谢彦君作过国际旅游市场对中国旅游消费需求的研究工作，但旅游经济学中的旅游消费研究以及旅游市场研究等领域，就是为了揭示这一类问题的。值得一提的是牛亚菲在这方面的突出的有特色的工作，将旅游消费供给与需求的平衡特征研究推向地域空间，将旅游地与旅游市场的空间组织模式及动态平衡关系揭示了出来，并以大城市为中心分析了不同地域的旅游供需关系。

②旅游消费力与旅游消费关系的研究。关于旅游消费力的研究，国内一般用人均GNP水平与旅游消费关系来探讨，并已成为一个经典范式。许春晓提出“四力诠释”（资源吸力、城市挤力、收入动力、时间助力）观点，细分了形成机制；旅游消费力的实证研究，往往与其它研究夹在一起进行，常见于其它标题下的论文之中。对于旅游消费关系的研究，近年来成为热点，一方面，继续对旅游消费的正面影响给予充分肯定和更加深入的研究，甚至作为扶贫开发的重要措施研究，如蔡雄等和陆林的工作；另一方面，对旅游消费的负面影响，旅游开发对旅游地的社会、经济、文化、环境的冲击的研究，这一课题近年来引起了许多专家学者的注意，有不少研究成果，如全华等的工作。

③关于旅游消费模式的研究。首先是旅游消费的行为模式研究，率先工作是陈传康教授指导的硕士生研究课题，之后又有许多更深入的研究，如吴必虎等的工作以及曾尊固教授指导的陆林博士的工作；其次是旅游消费组织形式的研究，目前对团队和散客两种形式都有较多的研究。现代旅游业最初的旅游消费都是力图通过团队形式去组织的，进而在90年代以前大多把研究注意力放在团队组织上，有一批成果，如阎纲的工作。自90年代始，旅游消费观念明显的变化，散客市场迅速扩大，研究工作随之出现，如李海瑞和向才德的工作。更有人开始了自助式旅游的研究。

④旅游消费水平和旅游消费效果的研究。旅游消费水平高低的研究，确实是一个少有人深入的研究领域，目前的工作还停留在旅游消费的人均花费分析及其原因探究上，这些工作也较为分散，可见于旅游开发的现状描述和前景分析的研究工作中，如刘德谦的工作；当然，对旅游消费群的扩大速度及其旅游消费总需求的研究，也可在一些对旅游业发展的预测性研究工作中见到，但也不深入。主要工作如苏敬之和石建国的研究。关于旅游产品的精细化以适应提高了的旅游消费水平的研究，有两方面工作比较突出：一方面从旅游地的形象定位角度进行了较深入研究，如陈传康等的工作以及李蕾蕾博士论文的部分内容；另一方面，对旅游产品加工和包装的研究，如马永立和王晓云的工作。关于旅游消费中审美情趣高尚化与精神文明建设方面的研究，近年来虽有人涉足，如陈光照的工作，但尚不多见，是一个应加强的研究方向。关于旅游消费效果优化的研究，集中于旅游地的可持续发展规划和战略研究，如谢彦君、沈兵等的工作；对于旅游地开发后各种关系的调查及其协调途径的研究，有部分成果，如李海瑞的工作。

⑤旅游消费结构的研究。旅游消费结构研究主要分两个方面进行，第一是旅游消费结构的基础理论研究，主要有旅游消费的类型划分和层次认定，如陈传康的工作；旅游消费结构的形成机制研究，如李中的工作；也还有旅游消费结构的研究方法的探索，如卫海英的工作。第二是旅游消费结构的实证研究和发展趋势研究，专门研究较为少见，多夹于旅游市场分析和区域旅游开发的有关文章中，如陈传康的许多区域旅游开发研究就涉及这类工作。

二、旅游消费研究的近期热点

鉴于旅游业迅速发展和旅游消费研究的现状，1997年6月，在尹世杰教授的倡导下，由《消费经济》编辑部和湖南师范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在湖南师范大学联合举办了中国首次旅游消费学术研讨会，会议收到了30余篇论文（主要论文由《消费经济》陆续发表），到会的有中国社会科学院、南京大学、华南师范大学、广西大学及湖南省社会科学界的代表，湖南省政府及旅游局也派了代表，会议汇集了旅游管理职能部门的主管领导、旅游实业家和经济、哲学、旅游、地理等方面的专家学者，大会的主要论文和讨论的热点问题，反映着旅游消费研究的近期热点。

1.旅游消费基本理论问题的讨论

以尹世杰教授《略论旅游消费》的发言为主线，就旅游消费的作用、当前我国旅游消费的主要问题、如何提高旅游消费质量等进行了具体的讨论，同时引发了旅游消费概念、对象、内容的讨论，如彭明朗教授提出了对旅游消费的初步定义，并划分了旅游消费的几种类型，其余专家也各持己见，因没有这方面的专题论文，未能深入而形成相对一致的看法，肯定了旅游消费不仅是一种经济活动，也是一种文化活动的说法；翟辅东教授《旅游消费问题浅议》的发言，对旅游消费形成条件、特点、存在问题及引导途径进行了论述，研究生黄芳《浅析旅游消费有关特点》一文也引起了大家的注意。这些理论问题的讨论特别热烈，在以下问题上达成了一致意见：旅游消费作用对社会、经济、文化发展，对人的发展有很大作用，赞同其具有经济性、闲暇性、异地性、文化性；旅游消费问题有基础设施、环境污染、软环境落后、产品类型少等；旅游消费质量的提高途径要针对问题采取措施，特别强调了服务质量和旅游消费者素质提高两方面的作用。

2.关于旅游消费趋势的讨论

以许春晓《与湖南旅游消费趋势》的发言为引子，对后湖南旅游消费趋势，湖南旅游发展的新机遇及其旅游消费趋势下的旅游业进一步发展的对策等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特别是旅游消费趋势问题，引起了观光旅游的命运、旅游消费热点演替问题的深层次探讨；讨论后基本同意旅游消费趋势为旅游消费供给和旅游消费需求开始转型并渐渐趋向平衡，旅游消费力增强且旅游消费关系进一步改善，旅游消费模式将现代化并且旅游消费内涵化将明显，旅游消费水平提高而且旅游消费效果将优化，旅游消费结构将变化，具体是观光旅游形式、自然风光旅游产品消费份额将下降，商务、度假、生态等旅游形式和文化旅游消费份额将上升，但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观光旅游还将占大份额，自然风光旅游产品还是主体。梁琦通过对中国国际贸易中旅游业份额的增长趋势的分析，谈了中国旅游业发展的趋势。

3.关于旅游消费和文化消费问题的讨论

以赵学增教授《旅游与文化消费》的发言为主线，认为旅游是文化消费的基础形式之一，旅游管理的核心是文化管理，并就旅游的文化内涵和特征作了深刻论述，认为其有复合性、情景文化、本性复归、路上文化、移植文化五大特征；郑炎博士等也就这一问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4.关于旅游消费与旅游业可持续发展问题的讨论

以曾坤生《生态旅游消费与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发言为代表，既强调旅游本身的发展，也强调旅游资源的保护，认为生态旅游的发展为中西部发展提供了机遇，区域生态旅游资源的开发必须走可持续发展之路。莫一心研究员就《发展旅游业，促进持续发展》作了发言，重点就发展旅游业与转变消费方式作了论述，特别指出了旅游消费者素质提高的意义；柳思维教授和刘醒夫研究员也就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谈了湖南的战略；徐飞雄《关于旅游购物品消费的几点思考》就旅游购物品消费的特点、消费水平的意义及其提高途径作了细致的研究。

三、旅游消费研究的近期主攻方向

1.学科基本理论建设

由于旅游消费的专门研究还不是很普遍，不是很成熟，夹于旅游学科中的旅游消费研究又注重实践中出现的实际问题，进而旅游消费基本理论问题未被提到应有的高度来加以认识和研究。而今，这一工作就显得紧迫而又艰巨起来。因为旅游消费研究的独立发展，已迫切需要基础理论的指导了。

学科基本理论的建设，对旅游消费来说还是开头，故而急需解决以下问题：①旅游消费的基本概念问题，包括旅游消费的定义、内涵、外延，旅游消费活动的特点；②旅游消费研究对象和主要内容，由于旅游消费问题的研究具有综合性和边缘性，并且目前的状况是学科相关研究走在前头，自身系统理论研究尚为起步阶段，故而明确旅游研究对象和内容，实质上是明确自身与相邻学科的界线，守住自己的阵地；③旅游消费研究的方法论问题，任何一门独立的学科或相对独立的学科，都应该有十分切合解决自身独特研究内容需要的有特色的研究方法，这种方法论的形成有两条途径：其一是借鉴相邻学科的研究方法，在研究过程中不断应用筛选，精选出适合者；其二是创新研究方法，根据旅游消费研究的特点，设计出一套新方法。

2.学科应用理论建设

现代科学的发展都是围绕国家、地区经济社会发展这一主题展开的。旅游消费要加强研究的呼声，也是在旅游业日益壮大，旅游消费现象日益普及，旅游消费课题日益增多的时代大背景下提出的；旅游消费研究必须面向实际问题，立足应用研究。当然，作为指导应用研究的应用理论，是一不可缺少的基础理论研究工作。目前急需解决以下几大问题：

①旅游消费的发展规律与预测方法研究。旅游消费的发展变化，其总体风格是与社会文化心态的变化密切相关的，其变化速率是随经济社会发展的水平提高而同步的。而总体风格的具体形成机制与结果，变化速率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关联水平，还是很难建立精确的数量模型作中长期的预测。这又是一个意义十分巨大的工作。

②旅游消费对旅游开发影响与供需平衡研究。旅游消费会拉动区域旅游开发，这已是定论，但具体作用机制及过程尚未清楚；现今多数学者主张的旅游开发适度超前理论，也未找到这个“度”，以致旅游界在供需之间难于找到平衡点或适度点。

③旅游消费的引导方法和措施研究。旅游消费的发展在方向上存在着合理与不合理，在速度上存在快与慢，特别是在一些旅游消费习惯不普遍的地区，往往经济发展已到了旅游经济快速发展的水平，但是没有旅游消费的引导就是不能很好地发展。

④旅游消费与区域经济发展关系的研究。旅游消费与区域经济发展具有互动关系，旅游消费的水平依赖于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而增长，旅游消费的发展又反过来促进区域经济发展速度和质量的提高，特别是对区域产业结构的优化和产业结构的升级换代，意义尤为重大。深入探讨这种关系十分必要。

3.旅游消费的典型现象研究

①典型现象的调研。任何学科的实证研究都十分注重典型现象的研究，典型现象的调研，为实证研究积累样板，为理论研究提供素材和证据。这种典型旅游消费现象，是全国范围出现的各种富有代表性的各类型事象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