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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字法指的是具体建构汉字的技法。它是造字法的一个子系统,由构字参照系、构字原则、构字技巧三个有机关联的层次组成。
(一)构字参照系的文化学价值
构字参照系是汉字具体的线条构建的技巧之师法体系。造字方法的参照系是天、地、人三才,物质态与精神态的自在客体,师法其“然”,是客体在一定时空背景中某一条件下的存在态或特征。构字法参照系是对象的这种存在态或特征的构成逻辑或规律,即师法其“所以然”。
在系统的哲学与自然科学的基础上师法其“所以然”的参照系。
西方哲学及其他科学的原始面貌只能考诸有关著述;中国哲学及其他科学的早期特征即使无书可考,也能从文字的构造中窥探其灵魂。因为汉字界定对象是主观见诸客观的精神活动,它能呈现“是什么”、“为什么”、“怎么样”的三维价值意义。
首先,物质世界及其事理是无限多样、个性各异的,为了准确地描述这些对象,只能采用与对象同构的思维逻辑来构造汉字,得到同样多样而个性各异的汉字系统。随着认识能力的不断提高,对对象的个性认识更加深入,使共性较强的记事或指称方法——结绳记事、积石为记等再也无法准确描绘对象以供交流时,促使了文字的产生。但汉字的现实主义方法的造字原则,使它同构于对象世界,呈现出与自然对象世界及相关事物一样的丰富和千姿百态。
无限纷繁而复杂的自然界并非无机的杂乱,是可以分门别类的。“物以类聚,人以群分”。通过对对象各有机系统的共性与个性关系的把握,对不同事物进行科学分类,并按其特征作形象指称。要对整个自然界的万事万物及相关事理作种属分明的文字指称,就要具备不同系统事物的自然科学知识。要对飞禽进行指称,就必须有对整个动物界的系统认识,进而将飞行动物分离出来。又通过对飞行动物从形状到解剖特点的全面认识以确定类型。《说文解字》:“鸟,长尾禽总名也,象形”,“凡鸟之属皆从鸟”。有明确的“属”的概念,形象有其共性,解剖可见个性。《说文解字》收有120个“鸟”旁的字,多数用来称代不同的“鸟”。此外,还有:“隹,鸟之短尾总名也,象形”,“凡佳之属皆从佳”。《说文》中收“隹”旁字46个,包含了多数短尾鸟在内,是鸟类的又一种。凭此我们便能了解这些文字被创造时,上古先民的自然科学及其他科学的水平。《说文》共收9353个篆文,归纳为540个部首,以这些部首为定义根,将物质与精神世界的的无限复杂的对象进行分类,使各得其所,属性分明。可见汉字是自然科学及其他相关科学高度发展的产物。使识读者在汉字认知过程中,不但掌握字符本身指的“是什么”,而且知其“为什么”——得到学科意义的方法论教育。拼音文字的“类”、“属”仅是语法意义的,非表义对象本身。其分类的目的不是为准确的表意,而是服从语法的形式逻辑。
基于自然对象世界组构的无限性但非无理性,使汉字有限的偏旁与部首在合理的无限组合下与对象共构,并结合字与字的语法关系的组合,描述出整个自然与社会甚至思维领域的一切,且随对象的衍化而衍化。
个性各异的自然对象却有其形象组构的共性,它们都由点、线、面构成,汉字则按对象自身的特性进行点、线、面(偏旁)的有机组构,创造出千变万化的汉字系统。这是对参照系“所以然”的最本质的把握。最能体现造字时代人民认识自然的能力和征服自然的特征。
此外,自然万物存在的一个共同态是受地心引力的作用,重心垂直指向地面。古人虽不能认识万有引力,但处处感受到了这种现象。如实描绘对象的象形文字便本能地将万有引力作用下的事物的特征描绘下来,使得每个汉字呈方块状的合理布局,每个字都有其重心,重心是否当位、合理,决定着这一汉字的形体的线条布置是否合理和具有美感。尽管每个汉字都有明确的重心,但其线条的设置并非简单机械的组合,而是变化多端的有机构建。是由千差万别的不对称性、不均衡性构成整体的对称与均衡,从而组成方正结构体式的重心。这一点楷体表现得最突出,其他各体也明显遵循这种重心居中的对称组构原则。
以人类行为科学为参照系。汉字线条的构组还以人类行为科学为参照,将人类关系态的逻辑运用到点、线、面组合的逻辑中。人类以各种规范来协调相处,从而构组了各种秩序下的人际关系态。汉字的构造也明显带着这种协调相处的特点。上下左右,内外先后,大小长短等等都有严格规定,秩序井然,不失规矩。表现在上下关系中以上为先,自上而下;左右关系中以左为先,从左到右;内外关系中以内为先,先内后外。这些无疑具有人类行为科学价值。拼音文字的字母书写是无左、右、上、下、内、外的规则。既可自左向右,也可从右而左,既可从上到下,又能自下而上。字母与字母组合成文字时,只有单一的自左而右作线性横向排列。
人伦讲究秩序,但这种秩序并非一维的单向趋动,而是双向逆动的。这种原则体现在汉字构造上虽讲究上下、左右、内外的先后,但优先者并不能越位强占,更不可独霸,而是按自身的特点占据一定位置,进行合理分配。如“忠”,在上的“中”不宜过大过长占据“心”的位置,使在下者无法立足。同样,左右关系中,左先但不可欺后。如“林”,左“木”之捺宜短,右“木”之撇要收,在互让的关系中,协调构建,不过分夸张任何一方。
此外,在群体与个体的关系中,汉字构造强调共性,群体大于个体,个性服从共性。具体地说是点、线、面(偏旁部首)的独立意义小,共构意义大。部首的存在主要是为了共构,而且往往是带有共性意义的部首偏旁放在优先位置,或在上、在左、在先。拼音文字的字母独立性强,不同字母摆在一起无内在的必然共构性。显示以个性为中心的行为价值特点。汉字完全是由笔划(元素)偏旁部首(层次)单字(子系统)整个汉字系统,从个性到共性的逻辑组合,这种“共性优先”的原则,展示了传统行为科学的价值取向。汉字构造以上述各学科对象为参照系并与之发生价值同构关系,凝固着他们的信息,所以带有多维的文化价值。
(二)构字原则的文化学价值
构字原则是指汉字构建的具体技巧和手法所遵循的准则。它包括默记对象的模仿原则;辩证相生的组构原则:中正和平的美学原则。
默记对象的模仿原则与中国绘画:从西安半坡出土的几件著名的人面鱼纹陶碗看,形象极生动,这种线条勾勒的画竟如西方现代派一般。然而,这种早就很成熟的艺术,后来没有得到应有的发展,直到南北朝以后才中兴起来。但以线条勾勒为特征的象形字却得到充分发展,到南北朝时已走完了由甲骨金文、大小篆、隶书、正楷、草书等全部的进化过程。在漫长的文字创造过程中,汉字的构造方法和书写技法反而大大地影响和促进中国画的发展,并匡定了中国画的基本特征。
中国画不是西欧式的写生来再现对象,而是以默记对象的方法来再现客体。默写是先经过心智活动,将对象留在记忆中的典型特征(往往是点或线的)绘写出来,结果是“眼中竹”与“心中竹”与“笔下竹”俱不相同,愈加典型,愈加简练。呈现出特征线条勾勒的绘画特征。与象形字以特征线条刻画对象有共同的价值取向。
以特征线条默画对象会因人而异,不同绘画者的思维水平、修养能力有差异,记住对象的特征也不尽同,所默画的同一对象也有区别,只能求得大致的相似,本质特征趋同——神似。中国画重神似而不拘于形似,东坡先生说:“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追求“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的神妙境界。与汉字一样是现实主义基础上溶入浪漫的理想主义的成分。
以线条勾勒默画对象,而不是面对面的写生,使中国画忽视了“光”和“色”的变化及立体透视的科学性。这也是追求“神似”的必然结果。中国画以“散点透视法”的线条来构组对象,这与汉字以特征线条全方位地(必然是散点透视式地)设置也具有共同的价值取向。
工笔与写意,篆楷与行草;绘画与书法在传统的文化中实有异曲同工之妙。
辩证生克的组构原则与古代哲学。文字史前哲学无稽可考却能从汉字构造的逻辑中得到破译。作为系统世界观的哲学是很晚才诞生的,作为人类的世界观甚至于初步的哲学体系在文字产生之前就存在于上古先民的物质与精神的文化生活中,既烙印在打制的石器中,陶器上,也凝固在千百年来群体集体创造的汉字中。因为汉字是主观见之于客观,如实地描述对象的交际符号。它有着客观存在性,还有第二位的主观性,而且是群体共同的主观性——文字只能是群体的创造,这与画有区别。这一群体性——社会共同性所表现出来的世界观、哲学等文化特征能从汉字中译解出来。
早期汉字的线条由直笔和曲笔这一对矛盾体组成。它们相生相克,相反相成。直有“横”“竖”;曲带“方”、“圆”。或横竖相接,方圆相依;或直曲成方,斜曲成圆。有左弯右拐,有上折下勾……。生克变化,无尽无穷,完全体现了对立统一的法则。汉字按不同规律不同原则,以几组简洁的符号组成无限复杂的文字系统。并共同体现着阴阳生克同构的特征。横一、再二、而三,但不可再四;一竖、二竖、三竖,而四竖不成字。横而太过制以竖;竖而不节抑以横。直笔添曲,曲笔加直;方中见圆,圆内生方。相依相斥,互为呼应;生克变化,浑然天成。
上述为“点”与“线”的哲学,进而由线构成面(偏旁)又由面构成“块”(文字)时,更显示了辩证法的熟练运用。这从偏旁与偏旁互相组构成字时的位置变化排列上,贯穿了辩证的甚至系统的哲学逻辑:左右结构,右左结构;上下结构;内外结构,外内结构;左中右结构,上中下结构;(上下)左右结构,左右(上下)结构,(上下)左右(上下)结构;(左右)上下结构,上下(左右)结构,(左右)上下(左右)结构;左右(内外)结构,(内外)右左结构;(左右)内外结构,外内(左右)结构;(上下)内外结构,(内外)上下结构;混合结构。
这种排列结构逻辑,还显示了数学的排列组合的理论价值。
在偏旁与偏旁或笔划的组合中,虽然是全方位的,但决不是无序的,有特定的逻辑性,并体现了共性与个性,特殊性与普遍性的辩证关系。同一偏旁(共性)的字群中,每个个体不同别的个体,有着自身的特殊性。共同的偏旁是其普遍性,是各个个体共同的组织信息块,但它是寓于各个个体的特殊性之中。无共性则无个性,无普遍性亦无特殊性。
在点、线构面,面与点与线或面构成块(字)时,还体现着系统论的五大原则:一、系统的整体性原则。点线面块(字)是元素层次子系统系统的关系,同样单个汉字同旁汉字汉字系统也是由元素到系统的有机构成关系。它们既独立又有机关联。二是系统整体的动态性原则。就汉字的构成看它们是由几个基本笔划——元素组合起来的,作为基本符号本身无多大意义,但按一定逻辑组合后,元素与元素进行了信息交换、构成了偏旁进而构成字便带有了实际意义,起了质变。虽然各部分(偏旁)进行了能量交换,但并不破坏它们,而是保持了整体各部分的一定联系。就整个汉字系统而言,是不断与外在环境进行信息、能量交换的,不断进化,注入新的活力。三是系统整体的结构性原则。指在一定层次中形成结构的基础上的整体性。这在汉字的结构中体现的尤为鲜明。四是系统整体的层次性原则,即有序性原则。指任何有机整体都是按一定的秩序和等级组织起来的。汉字正典型地体现了这一原则。五是系统整体的相关性原则。任何系统都是存在于一定环境中,也是与外界其他系统进行联系或交换。汉字既是现实主义式描绘对象,是以三才为参照系,自然是处在一定环境中与对象不断交换信息和能量,随文化(广义)进化而进化。
通过剖析,传统哲学的特点是能够从汉字中得到合理破译的。并且我们可以清晰见到汉字笔划的有机组合所蕴涵的阴阳辨证的哲学精神孕育了中国传统哲学的胚胎。
中正和平的美学原则。中正和平的美学原则是整个东方艺术的核心原则,它源于儒家哲学,但这一哲学本身在文字史前就已受孕。汉字摹仿三才,有典型的建筑美。它重心居正,不偏不倚。不作畸形之态,常呈中正之貌,柔和协调之状。表现为一种自在美。早期汉字大致也呈方块状,端庄严正,重心稳实。但它并不呆板,其方正的总貌是由万法纷呈、千姿百态、个性各异的形体组成。中正生自偏曲,端方来于圆折,平和协调起于变化律动。正是这一辩证的矛盾运动,最后形成美的形态。中正和平是汉字构建的总的美学原则,每一具体的汉字组构又体现了不同的美学技巧,它包括:阴阳相接。其方位以上为阳,下为阴;左为阳,右为阴;内为阳,外为阴。它们互相依存,和谐相交,合为一体。线条以直为阳,曲为阴,方为阳,圆为阴。多数汉字是曲直方圆交互连缀。节奏分明,韵律生动。刚柔相济。线条以直为刚,曲为柔;线块以方正为刚,以斜曲为柔。斜直曲方,阳刚阴柔,既对立相克,又溶于一体。虚实相间。是对线块而言。笔划少而空疏为虚,多而绵密为实。汉字总是虚实相间,上空则下实,左空则右实。线条分布朗列均衡,充盈一体。动静相生。线条以方直为静,以圆曲为动。汉字多数是以曲直相交,动静相生。在平直方正的稳定静态之中,辅之以曲折园斜的变动之姿。动中见静,静中生动,并在这一矛盾运动中服从整体的中正和平之态,给人以完善独立,稳重端庄又充盈流转的变动的美感。在这些辨证关系的美学处理中,在线条的具体设置上,既富于变化,又不走极端,是高则低之,长则短之,大则小之,宽则窄之,实则虚之。有余则削,不足便补,盈亏相济,柔和协调,无不贯穿自然的美的法则。前面已论及汉字是呈方块状的总貌,尽管线条变化万法纷呈,但总体效果是对称分布的,重心位于方块的对角线交点上。显得端正典雅。而各个层次、各个角度不同性质的线条的辨证呼应,使稳重方正的外形展示于多姿多态的变化之中。这一中正和平的美学特征和传统哲学、美学价值、对象世界的内在韵律是有机统一的。
(三)构字技法的文化学价值
构字技法是指线条安排的具体技巧和手法。由点线、面的组织,方位座标的确定,结构安排等三个层次构成。
点线面组织的逻辑学价值。每个汉字都是系统态下的符号块、定义块,也是凝固各学科文化价值的信息块,所以其线条的组合要有一定的逻辑。在形状的象形上,除了艺术化的逻辑,形式上还有独特的组织方法。它是由点、线、面循序渐进,各自独立又配合共构的逻辑来进行。由点到线到面,点线构面,小面构大面。点、线、面又各有独立的功能,共构时互相以形式上的算术法相加,其功能却起了质的变化。一点与两点三点的含义绝不相同,丶冫氵灬——它们在组织上是相加,本质却完全有区别。但它们都是汉字系统中的一个功能项,独立是相对的,与其他功能项再构是绝对的。点与线、线与线、线与面、面与面的组构也遵循这一系统逻辑。
方位座标的确定。汉字的线条安排多设定在多维空间的立体坐标系中。因其象形性,所以在描摹对象时要在一定时空背景下进行,虽作散点透视但符合空间组构原则。因此汉字的(附图略)
现中汉字的粗细、明暗、浓淡等具有主体意义的方位特征尤为明显。汉字和国画一样是多视点的,呈视点移动组建的方位特色。因线条的座标方位的决定,线条便可进行全方位的辨证系统的组合。
以图造字早在上古时期的甲骨文就开始了,甲骨文里的图画式文字占多数,凡是实物有形可画的大都用图形来表示,从中能够找到由线产生的面及由基本线组成的不同的骨骼,这充分表现了图形文字的原始构成意识,至今汉字的发展仍沿袭图形审美的构成原则。古汉字以象形起源,其字体造型强烈体现出“汉字的象形特征在于它对物象轮廓的简约化、概括化和整体协调化”的特点。“形”,汉代文字学家许慎《说文解字》曰:“形。象也。各本作象形也”。即“形”为“可见者也”,早已界定了形的视觉属性,它是客观对象的外轮廓,为有限所能把握对象的基本特征之一。现在文学硕士论文小编就来给大家讲讲,希望能帮助到大家。
当然,图形与汉字结合起来的设计,会让人觉得眼前一亮,有着独特的视觉美感。但是,对于图文结合也不是随处可用。由于世界各国历史的渊源以及文化的演变与发展不同,各过的传统及喜好也不尽相同。千万不可凭借自己的主观感受而随意进行结合,那样或许会闹出大笑话来。就拿这个图形说,日本人把视为皇家的象征,都不接受以的文字和图形作为注册商标;但意大利人却视之为国花,极为喜爱。因此,在进行设计的时候也是需要注意的。>>>汉字视觉造型形意结合符号系统研究
汉字的结构具有极强的视觉图形感,不仅可以“读“,而且可以”赏“,现代汉字可以说是视觉传达中最直接的表达方式。汉字经历了数千年的演变,与当初较为具象的图形相比已经产生了很大的差距,但图形感始终是最为典型的特征,汉字的奇妙之处在于其字型结构所透出的“图形”韵味,且比单纯的图形更富有表现力和视觉冲击力,如“平面设计在中国”,通过了将文字与迷宫相结合,使文字进行错位、变形方式产生量不同于以往汉字的形式美感,有着极强的视觉冲击力。同时,民间艺人也遵循中国汉字的造字方式设计出许多巧妙而富有视觉意趣的图形字体,这类汉字造型与日常生活、民俗文化、商业活动紧密相联,具有浓郁的装饰性和强烈的民族特色。例如,这幅海报设计,它将具象的图形来替代相应汉字的部分笔划,布局在一副作品之中,这样就使得字体显得富有新意。从这一过程也可体会到文字的图形魅力。希望的文学博士论文等更能吸引您的眼球,能帮助到您,如果要进行,也可以到网站查看。
两档汉字听写节目的走红,使国人对自己的汉字书写能力开始反思,这种反思当然是必要的。为何汉字会成为我们最熟悉的陌生人?这固然有键盘时代我们忽略书写习惯的原因,但一味归因于时代显然也是有失公允的。我们应看到提笔忘字和书写错别字更是一种社会和人的心理现象。
笔者旁听过一位教育硕士的论文答辩,他写的是关于避免师范生书写错别字的研究。当时两位答辩教授对此有不同意见,一位认为避免错别字在小学阶段就应该完成,因此论文没有实际意义;而另一位教授却认为师范生确实存在错别字的现象而且还为数众多,因此具有研究的价值。
成人书写能力的缺失,有人吐槽说自己的语文是数学老师在体育课上教的,这看似是玩笑话,却说明学生成年以后的大部分错别字都跟学生的早期教育有关,而小学教师是至关重要的因素。
首先,许多小学教师在教学中强调的是一种对字形的识记,这就会使学生造成记忆负担,而且简单机械的记忆是不会长久的,即使长久也不可能穷尽。《汉字英雄》中不是有一位自称是世界记忆大师的孩子挑战失败了吗?
其次,教师缺少文字解读能力,使学生在学习汉字时,缺乏兴趣,收效不大。其实汉字中是充满了丰富的意蕴的,教师如果可以在这方面下些功夫,是可以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的。比如,在一档汉字听写栏目中,专家解读的汉字就令人茅塞顿开,颈、额、颌这三个字为什么都带页字呢,耕、耘、耙这三个字为什么都带耒字呢,原来页是头的意思,耒则是一种农具。像这样的汉字还有很多,教师如果具有了这样的文字解读能力,相信学生凭借这种由点带面的学习一定能取得很好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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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宋体四号:内容宋体小四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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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宋体五号
①注释1宋体小五号
②注释2宋体小五号
[参考文献]宋体五号
[1]参考文献1宋体小五号
[2]参考文献2宋体小五号
日语文学论文范文欣赏:
《浅析日本文学在日语学习中的作用章明》
[摘要]文学与语言是不可分割的,正如日本语言学家森田良行先生在《日本语的视点》一书中指出的,“语言正是社会文化的产物,离开文化的视点考虑语言就无法看到真正的语言”,而文学正是社会文化的集中体现,每一阶段的社会文化都会衍生出不同风格的文学作品,因而对于文学的学习,在高年级的日语教学中就格外的重要。对于有一定日语基础的高年级学生,为了更好的进一步提高日语学习的水平,不仅仅需要加强文法知识的学习,同时还需要加强对日本文学的学习与理解。
[关键词]日本文学;日本文化;语言学;思维方式
当前,在高校日语本科教育阶段高年级,大部分学校都开设了日本文学这一课程。教学内容多为日本文学史简介和日本文学作品的选读。然而在实际的教学调研中,却发现不少学生对这类课程的兴趣不高,认为文学史和文学作品的学习对于日语的学习没有太大的帮助,因而忽视了这门课的学习。以下通过对日本文学在日语学习中的作用的研究,希望能对今后的日语学习者起到一定的指导意义。
众所周知,语言是社会文化的产物,离开文化的视点考虑语言就无法看到真正的语言。正如瑞士的语言学家索旭尔所说,语言是人们所进行的普遍的言语活动,其中又可以分为社会的侧面ラング和个人的侧面パロール。然而世界上的所有国家的语言却不尽相同,其中最大的原因便是每个国家的社会的侧面,即所谓的“ラング”是不同的。具体到日语来说,如同桥本进吉博士说的那样,“日本民族使用的语言是日语,作为日本民族自身的语言来说,只能是日语。正因为如此,日语可以理解为日本民族的语言”。上田万年也曾说“国语是帝国的藩屏”。那么日语作为国家的语言,自然就伴随着日本人的主观感情,带有排外的情绪。可见,日语语言的学习离不开对日本民族,日本社会的了解。而文学的基本特征之一就是它民族性。日本文学反映的只能是日本民族的社会生活特点和民族的文化传统等,因而日语的学习离不开文化的学习,而文学就恰是架在语言和文化间的桥梁。
首先来了解日本文学和文化间的关系。日本社会从有文字记载以来,经历了奈良,平安,镰仓,室町,安土桃山,江户,一直到发展到近现代。每个时代都有不同特色的文化,这一点通过文学史方面可以清楚的得知。经历了不同时代的日本,每个时代的文化烙印都在日本文学上得到了很好的体现。从朴素的上代文学,到纤细优美的中古王朝文学,再到中世的武家文学,近世的町人平民文学,进而到受西方文学影响深远的百家争鸣的近现代日本文坛。换言之,日本文学史从某个角度来说,是一部浓缩的日本历史和日本文化史,日本文学以其特有的各种方式记载了这一文化变迁与发展。在今天的日语学习中,大家都不难发现日语中有大量的汉字繁体字和变体字的存在,当然这些字中有同形同义的,也有同形异义的,甚至还出现了一类特有“和制汉字”。然而日语中的汉字的用法和意义和汉语不尽相同,要学好这些词单靠机械的记忆肯定是不行的。学习的过程中,大家如果结合日本文学来学习,就会变得简单很多。
日本上代文学的产生就始于奈良时代汉文的传入,日本社会才从口承文学走向记载文学,也才有日本历史上的第一部著作《古事记》最初日本没有自己的文字,对汉字的使用只是照搬式的借用。随着朴素的《万叶集》的问世,出现了日本今天假名的雏形——万叶假名。日本人对汉字的使用开始了初探。然而随着文学的进一步发展,日语也开始了漫长的发展过程。从最初的和歌到中古的物语,日记,到中世的随笔,近世的俳谐,近现代的小说等形式多样的文学发展,日语也经历从汉文,到万叶假名,和汉混淆文,再到假名,和制汉字等,在文学中都可以找到它们的发展踪迹。由此可见,日本文学的学习有利于加强对日本文化的认识和理解,才能更好的学习日语。
此外,从日文文学中也可以了解日本人的思维习惯和思维方式。要想学习好日语,必须要了解日本人的思维习惯和思维心理,否则很容易将文法用错场合,或听不懂日本人隐藏在言语中的真实意图。在这举出一个教学中的例子,“土を踏む”一文,描写两位从山口县来到东京的学生在东京生活了2—3天后的感觉,即没有脚踏土地的感觉。很多学生学习这篇文章后觉得内容很可笑,纷纷会有这样的疑惑,“没有脚踏土地,难道天天是飘在空中的么”,“难道天天不用走路么?”等等。有这样的疑惑的产生,是对日本人的思维习惯和思维方式的一种误解。其实没有脚踏土地的实感,只是日本人对于处于喧闹繁杂的大都市的一种压抑的感情的表达。然而,日本人为什么会有如此强烈的压抑感呢?这与日本人的亲植物性的心理和纤细敏感的思维习惯是分不开的。
早在《古今和歌集》里,就有很多通过对植物的描写来表达人物感情的和歌。因而不少的枕词和季语都是源自大自然的植物,有表示春天季语的“馬酔木の花、タンポポ、菫、”,表示夏天的“青嵐、紫陽花、”表示秋天的“無花果、蘭、”和冬天的“梅”等。可见日本人的对植物和自然的亲近与喜好。日本名著《源氏物语》中的很多章节,紫式部也用了植物的名称来命名,比如桐壶,帚木,夕颜等。芳贺失一先生曾这样说过:“将
人事和自然比较的话,从人生很容易联想到自然,而自然也能更直接的表达对人生的思念。”正因为日本人自古以来就有这样强烈的亲自然性和亲植物性,才会有今天的“不能脚踏土地”的苦闷,在东京这样高楼林立的大都市中,接触自然接触植物的机会少之又少,满眼望去的都是现代化都市的建筑,没有了自然的实感的一种苦闷心情的表达。毫不夸张的说,日本文学是日本人思维习惯与思维方式的一部活的辞书。
再次,日本文学的学习与日语语言学的学习和研究同样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语言学的学习研究简要说来,大致可以概括为两类:一是词汇的变化发展,而是文法的变化与发展。今天当我们要对日语词汇或者文法本身的用法意义进行研究的时候,就需要大量真实有效的材料,一般可以从朝日新闻或青空文库等地方搜集资料。所谓的青空文库,便是集合了文坛大家的从古至今的文学作品文库。能被人广泛的传诵阅读的文学作品,无论思想上还是语言的运用上都是经过了无数次修改提炼后考究的语言,因而,无论是作为日语学习者的示例,或是作为日语研究者的语料,都是相当具有价值的。例如,对格助词“が”的学习中,对于在现代文中既可以来提示主格,又可以提示所有格的助词,很多日语学习者对这个很难理解,因为在中文中的所有格“的”和主格助词“是”之间是不能互用。然而日语的主格助词“が”在一些场合可以和所属格助词“の”通用。比如,“わが校”就等于“私の学校”,“私の好きなもの”等于“私が好きなもの”,而“私のやったことは正しい”则可以用“私がやったことは正しい”来代替。对于这样特殊的情况,很多日语学习者颇感疑惑,但如果有学过日本文学的学生,应该就可以知道,在日本最早的上代文学中,《万叶集》里的很多和歌里的“が”并不是作为主格助词出现的,而是作为所有格助词出现的。紧接的平安文学的早期,日本文学中第一部物语《竹取物语》和日本文学第一部日记《土佐日记》中,“が”的用法基本都是所有格助词,直到平安的中后期,在《源氏物语》等作品中“が”才有了作为主格助词的用法,至此慢慢发展演变为今天的主格助词,但也还保留了其作为所有格助词的一些用法。
综上所述,大家不难看出日本文学在日语学习中的重要作用,不仅在于学生更加形象生动的理解日本社会和日本文化,而且对于了解日语本身用法和意义的演变发展有很大的促进作用。一言以蔽之,为了要提高日语学习的精准度,就必须要对日本文学有一定的了解和认识。
参考文献:
[1]日本文学选集,赵晓玻,应杰,陶振孝编著,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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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平安日本,茂吕美耶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
关键词:汉字书法;实用书写;王羲之;书写科学;艺术
王羲之的书法成就不仅是中国书法艺术的历史性标志,论文更是汉字实现今体化、走向书写科学的重要里程碑。本文拟通过中国书法的产生、汉字书写发展的历史认识王羲之的书法成就,评价其书写科学价值。
一、中国书法的产生及汉字迈向今体书写的历史
1.汉字书法形成的基本条件数千年的华夏文明史表明,汉字的最初形象与世界其他民族文字的最初形象一致,同属图画文字。但由于后来的文字革命,使西方的图画文字变成了以抽象符号拼写的表音文字,不再有与客观事物形象有关的表现特征了[1]。然而,中国的汉字则由于两个主要原因,发展成了具有人类文字书写最高水平的书法:其一是中国人在促使图画文字实现它简化发展的历史进程中,从来没有背离象形、表意的基本属性,其二就是创造汉字书写美的工具毛笔的特殊作用。
2.汉字今体书写的萌芽表现
中国汉字真正走向书写的自觉时代是汉代以后开始的,毕业论文作为语言记录的汉字与体现汉字书写的书体,以及作为书写艺术的书法,三者分别有了各自的内涵。由于此前的篆体文字,虽然相比图画文字简化了许多,但在实用书写上仍然不能适应社会需求,急需要通过革新书写技术去满足实用书写的需要[2]。时至今天我们仍能通过汉代帛、简、牍上的书写墨迹,看到这一进步的突出成就。如“马王堆帛书”、“湖北张家山汉简”、“居延简牍”、“玉门花海汉简”、“大通木简”、“武威王杖诏令简册”。这些作品大都是汉代人们社会交流的手写笔墨实物,一一都突出着书家的真性情。其中最优秀的是建武三年的《居延误死马驹册》(图1),人称“有张芝之狂,索靖之峻,开拓草书长河的源头”[3],是最早反映汉字草写的高水平作品。另外,还有同时期的“居延建武纪年简”(图2)[3],风格不同于章草,当代人称为草隶。奔逸放纵,激情洋溢。两简共14字,其中两“建”、两“武”、两“年”、两“三”等字用笔结字变化极其巧妙。篇末一个“年”字,末笔的一竖占去了大半行,既大气磅礴又妙趣横生,通篇气韵生动,简直就像今人的书写。凡此种种正是我们了解此后的张芝、索靖书法形成的珍贵史料。这些洋溢着书写快乐的作品,其实本是民间或边塞驿站日常事务者的杂记,它们不仅有着卓越的今体书写表现,更要比我们以往用来标识汉代书写形象的汉隶碑铭的《乙瑛》、《礼器》、《袁博》等作品在时间上还要早120至180余年。如上述事实可知,汉代碑铭之外的民间的日用杂写等许多书写现象,已从实用的今体书写这一主流表现上走在了汉隶碑铭书写的前面,不仅为后来的张芝、索靖以至于两晋以来的今体楷书、行书、草书的形成打下了基础,更为其树立了榜样。
3.三国两晋汉字今体书写自觉发展的历史
三国两晋时期,由于在西汉不久已出现了章草,晚汉又出现了行书和今草,使篆、隶、楷、行、草多枝开花的书写表现局面得以迅速形成。社会的发展与科技进步,历史在这一页里汉字书写在造纸术与毛笔制造两大技术的影响下走进了一个崭新的时代。
在这个被史学家称作“中国周秦诸子以后第二度的哲学时代”[4],上层社会的知识分子们已清楚地认识到通过追求纸与毛笔质量来提高书写水平的作用。驾驭毛笔尖、齐、圆、健的属性,把握好书写用纸的品质,不仅对于保证书写质量十分重要,同时对于通过书写技巧表达书家精神世界,彰显书家个性与情感,更是有着其他艺术不可替代的表现魅力。这不仅是学习书写的技术,更是探究书法艺术的科学。
有关书法的种种问题一时间成了上层文人或民间书写爱好者交流的话题,以至于清谈、著书立说中有关书法论述之多前所未有。我们通过读史发现,从汉末的蔡邕以至魏钟繇、晋卫铄以及后来的诸多大家和那些不知名的书佐人才的研究与实践,使得以马毫、兔毫表现篆、隶文字形式美的书写,渐被羊毫、狼毫、兼毫等蓄控墨能力强的优质毛笔书写所代替。
汉字书写从此走向了自由快乐的时代,甚至还有人制作了鼠须笔用于书写。硕士论文曹魏后期更由于钟繇等先锋书家的影响,之后由晋武帝司马炎设立了中国有史以来的第一次书法博士教习。钟繇作为政权的上层人物,他俯拾众长,继前人曹喜、蔡邕、刘德升及民间优秀书写为基础的书法创举,以他与当时社会书写迥别的今体楷书面貌,为后来的卫铄、王羲之给予了启示。在这一时期的民间,在王羲之出现之前的许多简册、信札、记事等日用书写中,汉字书写已以极其活泼的面目步入了今体书写的实践历史了。无论是出于上奏应急的黄象《急就章》或是已显现章草走向今草面目的黄象《文武帖》及楼兰魏晋草书简札、楼兰行楷《三月一日帖》、楼兰草书《为世主残纸》、楼兰行楷《五月十四日帖》、晋《泰始九年木简》、索靖《月仪本》、《出师颂》、陆机草书《平复帖》、楼兰草书《济白帖》都以与当时的碑铭正书殊极的面目表现着书家的书写情绪,体现着这一时期书家们尝试今体书写的不同风格。
二、王羲之书法的产生与发展
1.王羲之所在社会的书法面貌
王羲之(303-361)生于西晋之末太安二年,他的主要书法活动在东晋升平五年(361)以前上至永和四年(348)的十三年的岁月里。在世时前后有其父王导、叔父王廙、姨母卫铄、其弟王洽、王荟,其子徽之、献之等著名书家以及众多的朝野书佐人才构成了一个今体书写的社会群体,他们无论于理论与实践都为王羲之书法的形成乃至光大给予了支持。其传世作品可从王荟的草书《疖肿》,王徽之的行书《新月》,王献之的楷书《洛神赋》、行草书《鸭头丸》、《廿九日》、《十二月》及草书《中秋》、《送梨》、《鹅群》,王的行草书《伯远》及不知名书家的行草书纸本的《王念卖驼券》等优秀作品和大量不知名书人的正书砖铭墓志等作品可了然其水平与精神。他们以其今体书写的强大阵容树立了晋书发展的主流形象。
2.王羲之书法形成的社会原因
王羲之是一位楷、行、草书全面发展的书家,其楷书作品有见继承钟繇书风的《黄庭经》、《乐毅论》、《东方朔画赞》等。行书有见于他的代表作品《兰亭》、《姨母》、《平安》、《何如》、《奉橘》、《快雪》等;行草书有见其《行穰》、《丧乱》、《孔侍中》等;草书有见其《大道》、《此事》、《游目》、《长风》、《上虞》、《远宦》、《十七日》等代表作品,王羲之以其崭新的时代面目及远超前人的书法成就树立了自己的形象。
我们在认识王羲之今体楷、行、草书的实用价值及其艺术形象时应当通过其社会原因认识和评价他的意义。这是因为王羲之在东晋不仅有着一个以门阀政治集团需要所形成的强大的王氏家族,其父王导是晋高祖丞相。王羲之本人更是王氏家族一致推荐的集团利益的代表人物且至晋右将军的显贵地位。这对于实现他书法的最高地位无疑是一个有利的条件。晋政权偏安一方的经营环境更为王羲之从事文学艺术的专门研究提供了极其宽松的条件。在这个可以广开思想交流的社会中,探究玄学是文人们相互竞高的交际手段。王羲之本人及其家族均是世代相继的天师道徒。信道食丹盼望长生不死是当时人们高价追求的享受。为此所形成的文化在上层文人心灵深处竟是那样的蒙昧与玄妙,可求又不可至。人们受其意识支配为其相关所付出的努力可至于剔精抉微,且屡遭挫败而毫不叹悔。以此所形成的行为观念是王羲之这位持有道徒修养的高级知识分子之突出本领。王羲之从事汉字书写的创新追求是其少年时期早有的夙愿。术好专攻、业成所长。因长期受成、康二帝之不重,他直将仕途难解国家“倒悬之急”[5]的政治抱负,转变成了以“弃官”[5]为汉字书法而奋斗的热衷追求。他便游前人书法名迹,以可歌可泣的作为给中国书法史树立了一位前所未有的“书圣”形象。
三、王羲之的成就表明:今体是汉字书写科学的必由之路
王羲之书法的历史成就,既体现在他为汉字实用书写的卓绝实践中,更体现在他为汉字用笔科学作出的前无古人的实践上。他还以自己的艺术实践为汉字今体书写确立了内涵中国文化精神的完美形象。这里我们可从以下议题认识其价值。
1.实用书写的领军人物
汉字实用书写是以易识、易写、准确、美观为客观标准向前发展的。我们今天看来这是现代书家于右任先生为他的标准草书所订立的原则。其实王羲之早在他的楷书、行书、草书中已实践了这一原则。
王羲之在《题卫夫人笔阵图》中对“字形大小、平直、偃仰、振动”,“筋脉相连”,甚至“一波、一磔、一横、一戈、一牵、一放纵……”都从书写科学出发追求审美的标准[6]。以往我们在评价王羲之书法时,只注意了他的艺术追求而淡化了他的实用标准。我们今天仍能很容易地从他的楷书、行书、草书的字例与此前的张芝、索靖、钟繇及后来的王献之取得比较,其书写规律所体现的简易与可供他人教习的师范特点,实是无人可比的。在王羲之看来,“结构者谋略也”[6],他不满足汉代隶变字体结构形象和汉隶书体的书写技巧,积极探索今体书写科学,从造字原则出发追求汉字的今体结构。以其假借、通假、改易、省简的书写建树,在楷、行、草各体中,为同时代的书家树立了追求汉字实用书写的榜样。其行书作品《兰亭序》(图3)中“领”、“固”、“俛”、“怏”等字的假借、通假运用,“揽”、“临”、“亦”、“迹”、“世”、“骸”、“将”、“於”、“既”、“所”、“取”、“抱”、“以”、“或”等占全文百分之八十以上字的改易、省简写法既方便了实用书写又暗合造字规律的创新,在今天仍是我们实用书写所追求的典范。笔者曾经从于右任先生所著的《标准草书千字文》的字例中统计得知,其中直接选取王羲之的多达229字,其余的771个字例,则分散在100多位书家或书法研究的群体中,最多的一人也未超过120个字。此中相当多的成分也是间接取王羲之的。由此,我们在评价“标准草书”的研究成就时,与其说是于右任等民国先驱的创造成就,不如说是他们在王羲之的书写科学的历史成就上的总结、归纳和完善。对于书写科学王羲之不仅自己努力实践,更以自己的理论教诲儿子徽之、献之及他人。王羲之生前所著的《题卫夫人笔阵图》、《书论》、《笔势论十二章》等论著,均是用来教诲儿子献之及后学者的,并常叹自己年事近晚“恐子孙不记”[7]。
2.用笔科学与结字规律研究的典范
在王羲之看来,“用笔者刀矟也”[6]。汉字书写用笔由王羲之通过实用追求已走向了最高点。他以无白的笔法实现了中锋用笔、侧锋取势;精于使转、严于提按;有藏有露、藏露结合;有方有圆、方圆兼备;悬针垂露、“万岁古藤”[6];折剑、折钗以及顿、提、波转、应接等,既严守规范,准确把握结字规律,服务于写实记事,又追求“意在笔前”,彰显书家情怀[6],努力实践深涵表意的书写艺术理念。王羲之在其所著的《题卫夫人笔阵图》、《书论》、《笔势论十二章》、《用笔赋》等书法著作中对其思想与科学理念均有论述。其中对于楷书、行书、草书、八分结构的认识,对章草与隶书关系的分析,对实现结字平正与偃仰、欹侧的对立统一关系,对字形大小与笔画长短的取舍,更以“创临”、“启心”、“视形”、“说点”、“处戈”、“健壮”等诸多篇幅作了专论。这些重要论述一一都是指导我们今天认识、学习和研究汉字书写的科学方法。
3.汉字书写的科学与书法艺术的里程碑
在王羲之前的汉字书写发展,由于与社会、科技及书家专研水平等诸多因素限制,使其走过了极漫长的发展岁月。距创造这一科学体系的华夏智者的书写自觉目标,虽近在咫尺,却远如天涯。是王羲之这一领军人物的不懈奋斗与同时代书家的共同努力,使之最终走向了峰巅。字体结构的进一步优化,为汉字今体楷书、行书形象的定立及实用记录奠定了基础。是王羲之的历史召唤着人们快步走入书写技术大开发、大发展的时代。汉字从文字表达为主的历史走进了以充分彰显书写功能、又积极实践艺术审美表达的历程。在这个汉字书写的自觉时代里,特别是今体草书的历史性突破,使其以完美的书法艺术形象走上了中国艺术殿堂的最高位置。书法家为追求汉字书写所表现的执著与狂热,是汉字对自身遵循书写规律所创造的语言载体与神奇的意象表现的讴歌和赞美;以其对汉字实用书写的有限表达与审美感受的无限拥有,带给创作者与接受者以精神享受;以创造者的快乐书写与接受者的心灵享受共同创造了一个惟有通过汉字才能领悟、而又不可能穷尽领悟的奥秘世界。
纵观汉字书写走过的历程,我们还发现,在王羲之身后300余年,医学论文又由唐人将其用之于实用书写创新与艺术开发的实践之中,并使其更有了光大。我们应该知道这是汉字书写科学发展必然的结果。此后而有的汉字书写速度远不在西方文字书写之下,这在王羲之时代已成了定势。且汉字的表意功能却更在西方文字之上。这正是汉字实用与审美并存之所在。它不仅富有中国道家的哲学理念,蕴存中国儒家的中庸之美,更内涵着佛家的彻悟追求。欲求其有当善其无,欲通其妙当会其玄,欲谙彻悟当安空寂。所谓无声而有音乐之和谐,无色更俱图画之美丽。中国汉字书是一门只有博学才能成就的大艺术,更是一份令人向往的事业。所谓“初谓未及,中则过之,后乃会通,会通之际”,方有“人书俱老”[7]之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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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乃至在东亚进行平面设计的过程中,对汉字的使用的确是广泛而普遍的。而汉字本身即可谓是一种平面设计。它以最简单的设计元素,完成了内涵丰富、结构完美、使用广泛且意义深远的“平面作品”。中国自古而今在书法表现中对汉字的空间架构、形态造型的审美追求,正体现出汉字在形态结构方面所具有的不同于其他文字的独特性。
汉字又是平面设计的图形语言。汉字起源于图形,逐步发展为图符、图画汉字、象形汉字、抽象汉字符号,它不仅在平面设计中传达文字内容信息,凸显其“通今及传后”之功用,实际上很多汉字本身亦传递出图像的信息。不同于拉丁文字的是很多汉字仍保留着其象形的因素,人们在阅读单个汉字的同时,其造型构成中所蕴含的意义已经通过文字的形态传达出来。如汉字“凹”、“凸”即是一例,无须通过读音识别,其结构形态已经简洁明了地传递出此文字所代表的涵义。同时,设计中汉字与图形、图像的有机结合,进一步增强了对文字内涵的传达,并拥有了对更多层次的内涵信息表达的可能性和丰富性,推动汉字在以图像为中心的视觉文化设计中起到图文并茂的作用。
汉字在现代设计中的应用有着极大的拓展空间。汉字的发展一直随着历史与时代的发展而存在、适应与变化。汉字在人们的生产生活中的使用、应用及表现,自古至今从未间断且形式丰富,如古代帝王的祭天祷文、文人士者的诗稿信札、商家老店的招牌字号、寓意吉祥的器物装饰等,无不留存着汉字的不同意义:或庄重,或随意,或与神魂相沟通,或为家常添福寿,或为逸品佳作,或为诚信表记。在当代设计领域,因现代社会对设计需求的广泛化、规范化和精细化,使得对汉字的应用更加多样而丰富,对其表现力、信息传达力与视觉效果也有更高的标准和更复杂的要求。汉字在设计中的应用又不能仅仅停留在文字表意的传达上,更重要的是通过对汉字表现方式和范围的拓展,传达出其中所蕴含的深层文化精神,应是传统文化研究与当代个人精神观念的碰撞与契合。而同时,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生活方式、地域文化、价值观念等也出现了相应的交流、碰撞、冲突与融合。在当代社会发展状况下,如何与本土文化、如何与中国文化精神真正融合也是当代中国设计师面临与思考的首要问题。
汉字作为信息交流传递的符号,其研究和探索自古以来从未间断,研究的角度和目的也大不相同。当今人们研究汉字,从文字学角度来考察汉字较多,并在全球背景下研究汉字文化的起源、发展、变化等。而当前针对于汉字的设计应用,其研究主要分为两大类:
其一为汉字的形变与装饰(美术字或图案字)方面。相关研究内容主要集中于汉字历史、汉字结构、汉字印刷字体、汉字的形变以及装饰方面。更多关注的是汉字在设计应用中的基本文字信息功能及审美趣味的传达。在计算机应用到中国设计领域之前,此种设计方式应用较多,主要表现在手写宣传、板报设计、报头设计等媒介方面。而现电脑设计的发展,使汉字在此方面的设计应用有了更多表现效果的可能性,各种材质和媒介的介入也推动了其表现力的拓展。手绘效果回归到汉字的设计应用之中。
其二根据现代视觉传达设计中不同设计需求,进行有针对性的汉字的设计与表现研究,结合计算机技术的发展和广泛使用以及现代设计理念的影响。此类汉字的研究更多涉及的是汉字在现代设计实践中的应用特征。近十年,虽然此方面的研究和成果逐渐增多,但单独根据汉字的独特性进行的具体研究仍居极少数。一方面,由于拉丁文字为主要文字语言的西方设计发展较早,所以此方面的研究成果丰富,且可供分析探讨的成熟设计案例较多;另一方面,汉字和拉丁文字具有诸多不同特性,从结构造型到外在形态、从文字关系到内涵表达,汉字拥有着有别于拉丁文字的个性特征,故而其研究需要更多“系统”之外的“专题”深入。随着对现代设计发展与本土文化意识的思考与觉醒,汉字的现代设计和研究尚有更多的探索与研究空间。
当下,国内外针对汉字设计的课程和训练越来越受到重视,近两年亦有相关汉字设计应用的研究论文在学术刊物上发表。在台湾,大学生曾成立汉字字文中心,建立汉字设计作品库并计划对汉字设计逐步进行专题研究。日本书籍设计师杉浦康平先生也是一个执著的汉字迷,另一位日本设计师白木彰更是痴于汉字的研究及汉字在其设计中的应用。国内的靳埭强、陈幼坚、陈绍华等,以及韩国、德国、瑞士等地的著名设计师也都有对汉字的设计应用和研究。但是就整体而言,针对汉字的设计应用研究仍显苍白。大多对汉字的设计和应用仍停留在对字型的改造和与图形的联想、趣味性方面,而未深入到汉字内在的文化价值或内涵方面的表现。国外如日本,对汉字的深入研究和利用虽然早于我国,但多数是从汉字或书法的形式美角度加以考虑,且结合以日本的民族情感和文化特征展现出来。故此,对于中国汉字作为独立的设计语言在平面设计中的应用还有诸多方面需要我们关注和研究。
汉字是我们中国人最为重要的发明,它方便了我们的生活,使我们的文化得以源远流长,由此而诞生的书法也千变万化,甲骨文、金文、篆书、隶书、楷书、草书、行书伴随古老的中国走至今天,直至演变成中国符号。但是,科技的发展,特别是电脑的普及,汉字书写慢慢在我们的生活中退化。中国引以为豪的书法慢慢丢失。
电脑是汉字的最大杀手。以前,我们不懂的字词,我们可以查字典,然后用手书写,以增强记忆;跟远方的亲朋好友交流,要用书信的方式;写书写论文等都是用笔书写。可是,电脑的普及,这一切全都变了,所有的用笔书写的东西全都可以在键盘上代替。汉字,你还会多少?
最近,央视开播了一档以听写汉字为主的节目——中国汉字听写大会。在这档节目里,主持人报的这么多字词,全中国有多少人可以写下来?我看没几个!许多人在收看这个节目的时候,也跟着参赛选手一起写,但是却屡屡被拦住!作为一个中国人,连自己的文字都不能正确书写,我们还有什么资格说自己是龙的传人?有什么颜面屹立于世界之林?
我们整天上网,做什么事都依赖网络!我们曾经引以为豪的民族瑰宝,全都被束之高阁!而外国人却在狂热地学习着它们,有很多人比我们写得好得多!我们难道不为之汗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