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思想论文精品(七篇)

序论：写作是一种深度的自我表达。它要求我们深入探索自己的思想和情感，挖掘那些隐藏在内心深处的真相，好投稿为您带来了七篇儒家思想论文范文，愿它们成为您写作过程中的灵感催化剂，助力您的创作。

篇(1)

论文摘要：礼被先秦儒家奉为道德属性的最高范畴。先秦儒家将礼视为人禽之别的主要标志，视为决定人的价值和意义的主要标准，是只发现了群体的人而忽视了个体的人；将礼视为人的行为为思想的准则，忽视了决定人的行为和思想的价值及意义的其他重要标准，忽视了人的行为的价值为社会发展的内在动力的意义；将礼视为治国之本，而仁则是礼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礼的核心，是对周礼加以损益的结果。

儒家文化对中国传统文化有着重要的影响，而儒家最重视的就是礼，所以在几千年的中国传统社会中，礼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和作用。礼不仅对中国传统社会各阶层的成员从生到死，从衣食住行到穿衣戴帽有着严格的规定，而且对形成民族的心理、性格、思想和社会风俗等诸多方面也产生过一定的影响。要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各个方面进行比较深入的研究，对儒家所谓礼的研究是十分必要的。

春秋战国是人们常说的理性时代，当时的杰出思想家不仅对构成人类生活环境的宇宙的本质产生了一种理性认识，而且能站在理性的高度，把现实的人作为独立的认识对象加以认识。在寻找人类自我的本质、人的价值和意义时，以孔子为代表的先秦儒家把人还给了社会，认为人所具有的道德属性就是人的本质属性，这种道德属性的最高范畴就是礼。在他们看来，礼是人区别于禽兽及世间任何其他动物的标志。

孔子说：“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亦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论语·为政》)这里所说的“敬”就是礼的主要内容之一。“孝”、“悌”作为礼的重要内容，是通过血缘从纵横两方面把氏族关系和等级制度联系起来的，也被孔子视为人的本质：“孝悌也者，其为人之本欤!”(《论语·学而》)君臣父子、等级尊卑是礼所规定的，不守礼，无君无父，则和禽兽无异。如孟子所说：“杨氏为我，是无君也。墨氏兼爱，是无父也。无君无父，是禽兽也。”(《孟子·滕文公下》)“饱食烂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圣人有忧之，使契为司徒，教以人伦；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妻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孟子·滕文公上》)如果不懂得或不遵守礼所规定的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诸种关系，人便是禽兽或近于禽兽。苟子也认为人禽之别就在于人是血缘人伦关系中的一员，能遵守礼所规定的尊卑等级，远近亲疏。“故人之所以为人者，非特以其二足而无毛也，以其有辨也。夫禽兽有父子而无父子之亲，有牝牡而无男女之别，故人道莫不有辨。辨莫大于分，分莫大于礼。”(《苟子·非相》)和动物相比，人具有礼的规定性，这确实是人高贵的一面，但礼强调等级尊卑，所以对人又具有强制性和束缚力，而先秦儒家把这种具有较大强制性和束缚力的礼看成是人的本质，是人禽之别的标志，说明他们对人在世界上的地位有着清醒的理性认识，也暴露出他们对个体的人的认识上的弊端。

先秦儒家所强调的人，是社会人群中的一员，个人完全被限制在血缘人伦关系的网络中，个人的价值和意义也只存在于这种礼所规定的血缘人伦关系中。所以，在先秦儒家文化中独立的个人是不存在的，每一个人都只不过是在人伦关系网络中扮演着不同的角色而已。人只能向社会人群认同和皈依，脱离社会人群便没有意义和价值。但是，人类文明的不断进步向我们表明，人的全面发展是人的社会化和个体化，即必须认识到作为个体的人，既不能与人类人群分离，又是一个与任何其他个体不相重复的完整而独立的世界，他有着独特的思想感情和创造性的才能。能够把人我区别开来，才是人的个体意识自觉的标志。

先秦儒家把人所具有的道德属性看成人的本质属性，使每个人无时无刻不是处在礼所规定的人伦关系网络中，处在一个固定的等级位置上；使人们从言谈举止、思想感情、衣着服饰各方面都必须以礼的规定为标志，严格恪守礼的规定，这无疑具有一定的消极因素。如孔子所说：“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论语·颜渊》)“思不出其位”(《论语·宪问》)等等。

在以孔子为代表的先秦儒家看来，人对富贵的追求，人的进退出处，都必须符合礼的规定，以礼为标准。孔子说：“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论语·里仁》)“笃信善学，守死善道。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论语·泰伯》)这里的“道”就是礼所规定的一种和谐的上下尊卑、贵贱等级秩序，人不能突破这种秩序率性而为。君子就职与离职也必须看国君是否以礼相待而定。孟子说：“丈夫生而愿为之有室，女子生而愿为之有家，父母之心，人皆有之，不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钻穴隙相窥，逾墙相从，则父母国人皆贱之。古之人未尝不欲仕也，又恶不由其道，不由其道而往者，与钻穴隙之类也。”(《孟子·滕文公下》)意思是说，君子务仕，思播其道，达义行仁，须待礼而后动。非礼勿动，动则非。此言虽有局限之处，亦足体现出礼在先秦儒家心目中是高于一切的。

先秦儒家认为人的言行违背了礼，就没有意义和价值，就是不正当的。所以孔子说：“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论语·学而》)人的言行应该“约之以礼”。(《论语·雍也》)孟子说：“非礼，无行也。”(《孟子·离娄下》)苟子说：“礼者，人也所履也，失所履，必颠厥陷溺。”(《苟子·大略》)所以礼是人们行为的尺度，是人的立身之本，人若不依礼而行，就元以在社会上立身成名。孔子在《论语》中的好几处都强调礼与“立”的关系说：“不知礼，无以立。”(《论语·尧日》)“不学礼，无以立。”(《论语·季氏》)苟子也说：“人无礼不生。”(《苟子·大略》)

在孔孟的思想中，即便是“仁”、“爱”之类的思想行为也必须符合礼的规定。他们所谓仁爱都有等级性的。他们反对那种没有等差的，不符合礼的规定和仁爱。很明显，这是为统治阶级的利益服务的。所以孟子认为墨子不顾亲疏等级，一律兼而爱之的行为同于禽兽；孔子则认为违背等级的爱是一种不正当的“侵”的行为，①(《韩非子·外储说上》这种行为不仅无助而且有罪。

先秦儒家只允许人们在礼所规定的范围里思想和活动。他们希望通过礼对人的束缚来求得家庭关系的和谐，进而求得社会群体的稳定。但是这种和谐并不是平等的，而是恪守等级秩序的。所以孔子强调“克已复礼”，即尽量约束自己的思想行为，使之符合礼的规定。因为先秦儒家认为不对人的原始欲望加以约束和控制，天下就会纷争不已。如苟子说：“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求，求而无度量分界，则不能无争。争则乱，乱则穷。”(《苟子·礼论》)要消除社会人群的纷争，改变春秋战国的混乱局面，使社会保持一种和谐稳定的秩序，就必须用强制性的礼来约束每个人的言行举止和思想感情，使其符合礼的规定。在先秦儒家看来，不合礼的思想言行是没有意义和价值的。

按照当代的哲学观点来看，人的行为不仅包括道德价值，而且也包括求知、审美、创造、奉献等多种价值。人作为社会中的个体，他的活动遍及政治、经济、文化、家庭等各个层次和领域，而且人最基本的活动就是人对外部自然世界的改造，亦即生产活动。而先秦儒家过分强调人的行为应符合礼的规定，应符合道德，而忽视了决定人的行为和思想的价值和意义的其他重要标准。先秦儒家只强调人的行为价值作为社会群体关系调节手段的意义，而忽视了人的本质就体现在人的“自由自觉的活动”，(马克思语)忽视了人的行为的价值作为社会发展的内在动力的意义。秦秋战国之际是我国古代政治思想最发达、最辉煌的时期。这一时期，天下大乱，各家思想却蓬蓬勃勃，如雨后春笋，但各家思想的主旨都是为了寻找治国安民之道。道家思想主张无为而治，法家思想主张以法治国，儒家虽然不完全反对法治，但认为礼治比法治更理想，主张以礼治为主，以法治为辅，将礼视为治国安民的根本大纲。

在以孔子为代表的先秦儒家出现以前的西周社会是以“周礼”来治理国家的，而“周礼”又是周代统治者损益夏商的礼发展而来的，周朝统治者通过“周礼”那种宗教性的约束力，将其社会群体组织起来，按一定的社会秩序和规范生产和生活，以维持整个社会的生存和活动。儒家的创始人孔子以承继和恢复周礼为已任，极力维护西周以来的伦理道德和等级制度。他说：“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论语·八佾》)在孔子看来，要改变当时天下“礼崩乐坏”的局面，就必须恢复周礼的权威，使上下都按周礼行动，使具有不同等级名分的人各安其位，各守其分。对于一个以伦理等级为基础维系着的封建国家来说，规定君臣上下的等级尊卑，分别家族、亲戚的亲疏远近是必要的，丧失了这些区别，破坏了等级和尊卑秩序，就会出现各种犯上作乱的僭越行为，国家便会大乱而不治。所以孔子主张“为国以礼”，“礼让为国”，(《论语·先进》)“齐之以礼”。(《论语·里仁》)孔子对不以礼治国是非常不满的，认为这是国将亡的征兆。

根据杨伯峻统计，《论语》一书中记载孔子讲“仁”的次数比讲“礼”的次数还多，所以学术家一直存在孔子恩想是以礼为中心还是以仁为中心的争论。孟子主张仁政，对仁的强调与孔子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先秦儒家所强调的仁是先秦儒家极力推崇的礼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礼的核心。它是先秦儒家在新形势下对周礼的继承和发展，是通过总结当时社会的经验和教训，而对周礼加以“损益”的结果。

孟子要求统治者行“仁政”，其实是先秦儒家以礼治国主张的一种具体作法。他认为“天子不仁，不保四海；诸侯不仁，不保社稷；卿大夫不仁，不保宗庙；士庶人不仁，不保四体。”(《孟子·粱惠王上》)要使国家治而不乱，实行仁政是必要的，所以他提出了一整套具体措施。如“制民之产，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孟子·粱惠王上》)劝家蚕桑，薄其税敛，施教于民，任用贤者等等。如果统治者不行仁政，违背礼的规定，不爱其民，肆意残暴百姓，那么百姓也将背礼而不忠不敬，犯上作乱，使社会秩序混乱，国家不能治理。

为使民不僭越礼的规定，各安其位，各守其分，保持社会秩序的安定与和谐，使国家能够长治久安，必须以礼治国，必须行仁政。仁政必自经界始。经界不正，井田不均，谷禄不平，是故暴君污吏，必漫其经界。经界既正，分田制禄，可坐而定也。”(《孟子·滕文公上》)因为经界既正，从上而下，从尊到卑都在礼所规定的范围内生活，各爱其所爱，互不侵越，社会秩序自然稳定和谐，国家自然治而不乱。

苟子的政治思想的核心内容都是围绕礼展开的，他对礼治的强调比孔孟更甚。他认为君臣上下不好礼，国家就会衰弱，以至于危亡；以礼治国则“政令行，风俗美。以守则固，以征则强，居则有名，动辄有功”，“国无礼则不正。礼之所以正国也，譬之犹衡之：亍：轻重也，犹绳墨之于曲直也，犹规矩之于方圆也。”(《苟子·王霸》)又说：“礼者，治辨之极也，强国之本也，威行之道也，功名之总也，王者由之所以得天下也，不由之所以损社稷也；故坚甲利兵不足以为胜，高城深池不足以为固，严令繁刑不足以为威，由其道则行，不由其道则废。”(《孟子·议兵》)认为任何坚利的武器，高深的城池，任何严刑酷法都不如礼更有利于治理国家。在当时科学技术还不发达的情况下，任何坚利的武器也没有今天的武器如此巨大的功能和杀伤力，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否和谐以及人的多寡便成为决定国家稳定、强盛与否的关键。超级秘书网

篇(2)

关键词：儒家文化；数字广告；传播途径

杨善群在《孙子评传》中提及孔子与朝鲜、日本乃至西方国家的关系；李启谦、姜林祥主编的《孔子思想与当代社会》中论述了孔子思想对国内外的影响；姜林祥的《儒学在国外的传播与影响》分析了孔子文化在世界范围内传播的历程与所产生的影响，资料较翔实，分析到位；崔英辰的《韩国儒学思想研究》被称为“系统研究韩国儒学思想发展的扛鼎之作”，不仅对孔子儒学的思想本质有所分析，而且重点对孔子文化在韩国的发展进行详细论述；韩国儒学者柳承国在《韩国儒学与现代精神》中探究韩国儒学思想形成的渊源、韩国儒学的特性与社会功能及韩国思想的现展等。这些研究成果一方面便于人们了解儒学的海外传播状况；另一方面为当前研究孔子文化怎样走向世界提供了历史依据。儒家文化引起了许多专家学者的关注，其对东亚诸国文化的影响有目共睹。四川师范大学政教学院的蔡方鹿教授通过考察儒家文化在中、日、韩交流与发展的历史指出，儒家文化作为东方文化乃至世界文化的一部分，主导了起源国中国文化的发展方向，对韩国、日本等东亚国家文化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法国孔子文化研究在欧洲具有重要的地位，法国著名汉学家沙畹翻译了《史记》，并对《礼记》《周礼》等颇有研究。他曾来华周游齐鲁故地，瞻仰了孔孟庙堂，凭吊了太史公陵墓。德国一些学者也对孔子文化研究兴趣浓厚，自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德国几位著名的汉学家卫礼贤、佛尔克、福兰阁等所研究的中国哲学史都包含孔子思想。1964年，德国出版了施唐格翻译的《论语》。此外，德国大学选读课中有《孟子》。英国学者和学术界对中国问题的研究也比较活跃，牛津大学偏重于中国古典文献的研究，公共课科目为《左传》《孟子》中的篇章，选修课为《孝经》和唐宋传奇等，诗词主要讲《诗经》和唐诗。此外，英国还有讲授中国文化史等方面的专著，这些著作也涉及孔子思想和儒家文化的内容。在美国，除了传教士热心于翻译和传播孔子文化以外，政府和很多学者也对儒家文化在世界文化发展与传播中的地位达成了共识，充分肯定了儒家文化对世界文化发展的贡献和儒学的现代价值。以孔子学说为代表的儒家文化在各领域的传播，是当今国内研究者需要站在一定高度审视和思考的重要研究课题，也是时代赋予我们的使命。

一、儒家文化的传承

儒家“天人合一”世界观的传承。中国人一直强调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世界观，认为人是自然的一部分，敬畏和保护自然。“仁”是儒家思想的核心之一，“己欲立而立人，已欲达而达人”，儒家思想提倡由家庭之爱推及社会之爱、天下之爱直至对世间万物之爱。贯穿仁的精神的儒家思想具有生生不息的生机活力，贯穿于人的整个生命过程，使人具有积极向上的精神状态。“礼”也是儒家思想的核心之一，该思想在当今中国对外策略中得到了广泛应用。儒家文化在数字广告中的传承意义深远。其一，通过系统研究数字广告语言、传播渠道和传播策略的创新方式，以儒家文化为源泉，根据历史变迁打造当前社会所需的广告风格和特点。其二，以儒家文化为创作背景，为中国创意产业经济发展模式提供参考，进一步拓展和深化广告领域的理论建设，积累创意产业的发展经验，为我国数字广告产业可持续发展提供优秀范本，这对中国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具有现实的借鉴意义。

二、儒家文化思想价值导向

在传播学、广告学、社会学等学科理论的指导下，以儒家思想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使社会成员养成遵循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求的内在品质和行为习惯，积极继承儒家思想重德行、重社会规范的理念和思想，与时代接轨。通过数字广告的有力传播，使民众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凝聚一心。儒家文化在数字广告中的应用价值体现在以下方面。其一，开展儒家文化与数字广告产业的研究，既符合党和国家对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精神的要求，又增强了广告传播的艺术性和文化性。其二，儒家文化通过数字广告的广泛传播，拓展了中国文化的传播途径，培养了人们的人文情怀。其三，中国文化对世界具有重要的意义，有利于提升我国的文化影响力。建设社会主义强国，创造中华文化新的辉煌，应该坚守我国的核心价值体系和核心价值观。中华文化是我们民族的“根”和“魂”，弘扬主旋律，传播正能量，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便是儒家文化的思想价值导向。

三、数字广告的传播途径

数字媒介促使广告界产生了一系列新的现象。其一，广告传播信息的方式发生了改变。如，网络广告使用电脑制作，通过互联网在线传播的方式各类广告，向全球范围输送图像和文本。网络广告把文字、动画、视频等结合在一起，表现形式多样化，并且功能完备，受众可以在网络上发表评论、进行互动等，极易被具有趣味性的广告吸引。其二，数字技术促成的互动广告，可以使目标客户与生产商实时互动，产生一对一的营销效果。目前，基于数字技术的手机电影、手机电视、手机动漫、手机音乐等艺术形式十分常见。数字广告在网络媒体发展背景下形成了手机广告、游戏植入式广告、富媒体广告、网络广告等形式。其中，网络数字广告还包含关键词搜索广告、横幅广告、分类广告、富媒体广告、赞助式广告和电子邮件广告等形式。数字广告通过应用多媒体制作技术，对文字、图片进行编排、嵌入，最终形成数字广告传播文件，使儒家文化的传播途径越来越多。

四、儒家文化在数字广告中应用的具体策略

我国中央电视台通过公益广告宣传以诚实守信、尊老爱幼、遵纪守法、爱岗敬业等核心思想为主题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深入人心，使广告传播取得了可视性、科学性、有效性的效果。商业数字广告紧跟时代需求，传播效果不错。如，五粮液的数字广告在中央电视台播映后，给人们留下了唯美的深刻印象。该广告选择了中国传统文化元素纸扇、竹筏、水车等，再现了酿造五粮液的工艺，传达了如梦似幻、充满诗情的广告画面。广告中突出了青山碧水、翠竹林海、青衣飘飘、唯美柔和的古典之美，荧幕上的片片竹叶仿佛透出醇厚的酒香，突出了五粮液的回味悠长，更蕴藏着中华数千年的酒文化。这则数字广告以人、情、景三者交融的方式体现出儒家文化中的礼让、和谐精神，更凸显了酿酒的精湛工艺。日本近年来重视旅游经济的发展，所拍摄制作的旅游宣传片中包含了浓郁的日本文化，如相扑、富士山、佛寺、北海道等，拍摄取景极具传统特色，配以轻快的音乐节奏和编舞，展现日本的旅游资源，以此提升日本的形象，吸引游客前来观光。日本旅游宣传片中体现出了日本文化深受中国儒家思想的影响，如中国的碑刻、建筑、园林、民间艺术等都是儒家文化的物质载体。很多国家利用各种渠道宣传极具代表性的旅游资源，如通过数字化影像传播，提升国家的文化软实力。如，一些东南亚国家以本国文化为数字广告的创作根基，进行数字化广告创作与传播。我国文化复兴之路任重而道远。我国数字广告传播者需要仔细分析中西方文化差异表现，从价值观念、艺术审美、、风俗习惯、语言符号和法律制度六个方面，深刻而透彻地阐释文化因素对数字广告传播的影响，立足于儒家文化特征，对本土性和国际化进行考量，总结出独特的中国数字广告传播策略，不断创作出含有儒家文化的数字广告，并促进其在全世界的传播，以提升我国的综合实力。

参考文献：

[1]丁成际.论儒家思想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契合与相通.安徽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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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徐惠.社会转型视域中儒家文化及其当代价值.新疆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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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廖秉宜.大数据时代数字广告产业的发展模式与战略.广告大观（理论版），2015（4）.

篇(3)

此时文学批评的发展，表现在以下两方面。首先，一大批文学批评专著涌现，其中的翘楚有曹丕的《典论 论文》、刘勰的《文心雕龙》、钟嵘的《诗品》、陆机的《文赋》等。很多专著不但从文学的内容形式进行了分析归类，也从文学欣赏等方面都进行了全面的探讨。另外，这一时期的文论观点呈现多样化的特点。如曹丕提出的“文体四科——夫文本同而未异，盖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这为当时的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寻找一个初步的客观的标准提供了依据。另外，陆机提出了“缘情”说：“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碑披文以相质，诔缠绵而凄怆……奏平彻以闲雅，说炜晔而谲诳”，指出了各种不同体栽的作品所具有的不同风格。而刘勰的《文心雕龙》则更是一部完整系统的文学批评论著，是我国文学批评史上的一座丰碑。

那么，魏晋南北朝时期文学批评呈现繁荣局面的成因为何？

笔者从以下几方面进行了浅析：

（一）特殊时代背景推动了文学批评的变革。这一时期文学评论是在先秦两汉文艺思想的基础上产生并发展的。先秦虽未出现文学评论专著，但文学批评观点早已散见于诸子散文作品中。孟子的“文气”说，主张学诗要知人论世，以意逆志；孔子提出的诗的“兴、观、群、怨”的作用，被看作是“诗言志”理论的基础。这些观点都是对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的精辟论述。两汉时期，王充在《论衡》中提出文人之笔要“劝善惩恶”、“文实相副”，反对华而不实。汉代文化的繁荣加速了魏晋南北朝时期文学及文学批评的发展。当时的文学创作逐渐独立于经史之外，以魏晋赋及散文为其代表，这就要求文人找到适应时代需求的文学创作的标准和模式。在这种情况下，完整地系统地对文学作品的创作、欣赏及社会作用进行探讨研究也就具备了应有的历史条件。

（二）险恶的政治现实和活跃的时代思潮在互相矛盾又互相推动的特殊背景下促进了文学批评的发展。社会动荡不安，政治环境的险恶迫使文人思想产生了巨大的分化：杨修、孔融的被杀，使文人“噤若寒蝉”；稽康虽然小心谨慎，也未逃脱被杀的下场；阮籍一生看似洒脱，实则只是明哲保身。南朝道学、佛学的广泛传播和晋代玄学的盛行，都是当时文人思想变化的社会表现形式。知识分子不敢妄言政治，只能致力于探讨玄学、道学、佛学和文学，品评文学作品，而品评的繁荣则推动了文学批评的发展。活跃跳脱的学术思想在一定程度上冲破了汉代独尊儒术的束缚。

（三）曹氏父子的推动作用。这一时期产生的最重要的文学评论专著，首推曹丕的《典论 论文》。曹丕旗帜鲜明地提出“文本同而末异”、“文以气为主”等前无古人的文学主张，号召文人之间要“审已以度人”，并对建安七子每人的长处和短处进行了评定，比如“王粲长于辞赋，徐干时有齐气”等，不仅指出了作品的优劣，而且开了评价作家作品之先河。而以建安七子为代表的大批文人都在曹氏属下追求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他们的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观肯定会受曹氏父子的影响。而这种影响也恰好契合了当时文学品评的思想潮流，从而对整个社会的文学观念，创作风气都起到了重要的带动作用。

在充分肯定魏晋时期文学批评发展进步的同时，我们也必须认识到这一时期还是具有其时代的局限性，文学批评的指导思想没有超出儒家思想范畴。

第一、从文学批评本身来说，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学批评理论更多地是从儒家思想体系中继承而来。在儒家思想已深入人心的环境下成长起来的中国文人，其观念必然打上儒家思想的烙印。孔子十分重视文学的社会作用，提出了“兴观群怨”之说，这一观点直接影响了曹丕，他把文章看成是“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另外，陆机和刘勰都把文学看作社会生活的一部分，对社会生活有重大影响，而不单单是一种消遣娱乐。虽然魏晋南北朝时期玄学、道学盛行，那只是政治高压下文人思想的变型罢了。无论是在官位上进行文学创作的山水诗人谢灵运，还是在曹氏家族的统领下抒发自己的政治抱负的建安七子，都表现了文人强烈的入世思想，这也正是儒家所倡导的“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治天下”思想的具体体现。

篇(4)

关键词：刘勰 执正以驭奇 奇正观

刘勰的《文心雕龙》并没有专章论述“奇正”观，但这一组概念的应用却贯穿全书，是刘勰文学理论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从作为“文之枢纽”的《正纬》《辩骚》篇，到文体论的《明诗》《史记》《章表》等篇，再到创作论的《体性》篇、《定势》篇、《练字》篇等，直至批评论的《知音》《序志》篇等，每一部分都贯穿着刘勰的“奇正”观。在各篇章中，“奇正”具有丰富的内涵，但其最终结论和意旨是“执正以驭奇”，反对“逐奇而失正”。

许多学者称，刘勰的奇正观借用了兵家的思想，又受到了儒家诗学原则的影响。“执正以驭奇”的主张更是儒家中庸平和思想的体现。诚然，刘勰曾在《序志》篇中写道：“齿在逾立，则尝夜梦执丹漆之礼器，随仲尼而南行。”因此，可以说刘勰是孔子与儒学的追随者和传承者。他的《文心雕龙》体现的儒家思想比较突出，其“原道”“宗经”“征圣”的思想，无疑体现出对儒家学说的尊崇。但刘勰本人对于儒家思想的态度并不保守、狭隘，也从未将其看做文学创作与批评的唯一标准。即使他提出的“执正驭奇”的文学观与儒家的中庸之道不谋而合，也绝不是刻意将儒家思想强立为文学创作与批评的规范与标杆，实乃“势自不可异也”。这在《文心雕龙》的“奇正”观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古代文论思想是历史性，总是处在发展变化之中。刘勰将原属于先秦哲学概念与兵家思想的“奇正”观引入文学理论并不是先例，有着深刻的社会历史原因。

一、刘勰何以提出“执正以驭奇”

刘勰在《序志》中篇说：“而去圣久远，文体解散，辞人爱奇，言贵浮诡，饰羽尚画，文绣Q，离本弥甚，将遂讹滥。周书论辞，贵乎体要；尼父陈训，恶乎异端；辞训之异，宜体于要。于是搦笔和墨，乃始论文。”又在《定势》篇中说：“自近代辞人，率好诡巧，原其为体，讹势所变，厌黩旧式，故穿凿取新。察其讹意，似难而实无他术也，反正而已。故文反正为乏，辞反正为奇。效奇之法，必颠倒文句，上字而抑下，中辞而出外，回互不常，则新色耳。”可见，刘勰是由于当时文风不正，对于当时文人片面追求文辞艳丽而形成的奇诡文风，深感不满，因而企图写作《文心雕龙》一书来阐明写作正道，革除时弊。刘勰创作《文心雕龙》之本意应该是“反奇”，树立儒家传统的“雅正”观，所谓“勤而不怨”“忧而不困”“乐而不”“怨而不言”。而刘勰若想让自己的观点振聋发聩、掷地有声，将“逐奇失正”的文风驱除文坛，那么在创作过程中就很难避免文辞之激烈、观点之激进及对待时弊“嫉恶如仇”的态度。就像时期，为彻底驱除旧文化，避免其死灰复燃，文学家们就不得不采取激进的做法，将其全盘否定。但是在写作过程中，刘勰最终却没有把儒家经典奉为文学创作与文学批评的唯一标准，没有将儒家的“雅正”观固定化、狭隘化，并未将“奇”全盘否定，最终提出“执正以驭奇”。何以如此？刘勰创作《文心雕龙》一书的目的本来是为了纠正当时“逐奇而失正”的不良文风，主张“正末归本”。作为一个儒家思想的追随者和守护者，在方法上提出了“宗经”和“征圣”，那么在文章的思想内容上就该遵循儒家的雅正观，在语言修辞上的要求就是“辞达而已”。但刘勰为什么会认同了像纬书、《离骚》那样的文学作品，接受文学作品中艺术形式和语言风格上的“奇”呢？

我们可以找到两个原因。一是刘勰虽痛心于当时文坛上徒尚矫饰、逐奇失正、文风日漓的状况，但仍能够清醒地分析文学的新变，看到当下文学的可取之处。刘勰清楚地看到了“蔚映十代，辞采九变”的文学发展过程中，“时运交移，质文代变”，“文律运周，日新其业”的文学发展规律。楚汉之后的文学发展中，“奇”已经成为文坛的主流，尚奇促进了文学的发展和繁荣。刘勰在《练字》篇云“固知爱奇之心，古今一也”，在《辩骚》中云“是以枚贾追风以入丽，马扬沿波而得奇。其衣被词人，非一代也”，他意识到尚奇已成为文学发展的趋势。刘勰的“奇正”观中，“正”的全部内涵是褒义的，而“奇”则在不同的篇章中包含了褒义和贬义两种内涵。正因如此，刘勰才未将时人追逐的“奇”一棒打死，如此才有了《正纬》《辩骚》，提出了“执正以驭奇”的文学观。

另一方面，“执正以驭奇”是一种理性、公正的文学观，除了受到儒家、佛家思想的影响，还受到当时历史语境的影响。刘勰提出“执正以驭奇”的文学观是要介入当时的话语体系，是一种为实现话语影响而实施的文学策略。如上文所言，“尚奇”已经成为当时文学发展的一个趋势，诗文从质朴走向华美，是文学发展的一个规律。而齐梁时期的文人已经逐奇成风。在那样的历史语境下，要想介入当时的话语体系、打破已经建立的话语体系，从而重新树立起儒家正统思想的雅正文学观是一件极其艰难的事。因此，刘勰也不得不吸收当下文坛的思想，懂得与时俱进，这样才能介入当时的话语体系，才有可能更容易让时人接受自己的文学思想，从而实施话语影响。

二、刘勰《文心雕龙》中“奇正”的内涵

“奇正”观是刘勰《文心雕龙》一书的重要文学思想，它贯穿全书，有丰富的文学内涵。

从字面意思看，“正”者，常也，指正常、一般、正宗、正确、正面。在《文心雕龙》中，“正”字大多数情况下表现出褒义的特征，刘勰对“正”的坚守有着传道般的虔诚。他在《征圣》篇中说：“故知正言所以立辩，体要所以成辞，辞成无好异之尤，辩立有断辞之义。虽精义曲隐，无伤其正言；微辞婉晦，不害其体要。体要与微辞偕通，正言共精义并用；圣人之文章，亦可见也。”正言体要可以看成是刘勰守正文学观的一个基本纲领，以此为标尺，《文心雕龙》第四篇就名为“正纬”。通观全书，刘勰的守正思想贯穿《文心雕龙》的每一个章节，比如《辩骚》篇云：“是以楚艳汉侈，流弊不还。正末归本，不其懿欤！”《乐府》云：“故知诗为乐心，声为乐体；乐体在声，瞽师务调其器；乐心在诗，君子宜正其文。”《哀吊》篇云：“固宜正义以绳理，昭德而塞违，剖析褒贬，哀而有正，则无夺伦矣。”

所谓“正”，应该包含这样一些意思：

1.文章思想内容纯正，符合正统的儒家正统思想。《宗经》篇说，儒家经典是“恒久之至道，不刊之鸿教”，主张“文必宗经”。《章表》篇云“表体多包，情伪累迁，必雅义以扇其风，清文以驰其丽。”这里的“雅”也是指文章的思想内容典雅纯正。

2.用“事”翔实可靠，也就是说文章叙述中运用的史实、传说、神话、典故等应该“信而不诞”。如在《史传》中，刘勰说：“迁固通矣，而历诋后世。若任情失正，其文殆哉！”这里的“正”就是指翔实可信的历史事件。

3.语言平直、朴实。刘勰认为不同的文体的语言应该根据其作用、性质有所区别。议对要“标以显义，约以正辞”，章表则“言毕贞明”，颂赞“辞必清铄”。

4.文章风格的典雅端庄。“凡以儒家经典为模式，以儒家思想为圭臬的，就形成典雅的风格（典雅者，熔铸经诰，方轨儒门者也。”

以上四点寇效信先生已经在《释“奇正”――札记之一》中做过非常详细的阐述和说明。另外，刘勰虽然从儒家正统的观点出发，主张文学作品应该符合儒家“雅正”的思想要求，但是并不以儒家经典为全部规矩，束缚文学的发展和创新。在刘勰看来，圣贤的经书中写的是“信而不诞”之事，是“恒久之至道，不刊之鸿教”，而纬书记载的则是“诡诞”之事，“乖道谬典”之理，显然不符合儒家正统的观点。然而在《正纬》篇中，刘勰却说：“若乃羲农轩啤之源，山读钟律之要，白鱼赤乌之符，黄金紫玉之瑞，事丰奇伟，辞富膏肤，无益经典而有助文章。”刘勰虽然宗经，却并不将儒家思想神圣化，对于纬书也只是站在古文经学的立场上证明纬书非圣人所作，并没有指斥它讲天明神道的虚妄，而是以包容的态度看到了它对于文学创作的益处，认为它“事丰奇伟”，文辞华美，有益于文学写作。

此外，刘勰又将《辩骚》放在文之枢纽的位置，对《离骚》进行分析，指出《离骚》有四点是符合经典的，如“典诰之体”“规讽之旨”“比兴之义”“忠怨之辞”。实际上，这四点都是从文学作品的内容、主旨和表现手法上符合“风雅”“经义”的标准，它所抒发的思想感情是纯正的。从这个意义上说，《离骚》是对《诗经》的继承，是对儒家经典文化的传承。然而刘勰又说《离骚》有四点是不合经典的：想象夸张，是“诡异之辞”；用事奇诡，是“谲怪之谈”；学习彭咸、子胥是“狷狭之志”；男女杂坐、日夜饮酒，是“荒之意”。因此，刘勰说《离骚》是“雅颂之博徒”。虽是“博徒”，比不上《诗经》的纯正，但刘勰终究是将其归为“雅颂”。这说明，实际上刘勰还是将《离骚》归到了合乎儒家经典的“正”的范围。

刘勰对《离骚》符合经典的部分进行了肯定，对不符合的部分也给予了评价，将其划归“雅颂”之列，又说它是“词赋之英杰也”，“观其骨鲠所树，肌肤所附，虽取F经意，亦自铸伟辞”。可见，在刘勰看来，《离骚》继承了诗经纯正的思想感情，又创造了大量艳丽奇特的文学语言，开创了文学发展的新局面，它是对诗经的创新，是辞赋的鼻祖。刘勰并没有把儒家经典神圣化、固定化，当做文学创作中神圣不可侵犯、不能逾越的规矩，而是肯定了文学发展的新变。凡是在继承传统的文化思想，在吸收先贤们精华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新变，仍然是伟大而值得肯定和学习的。《离骚》是在《诗经》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奇”，却又成为辞赋的“正”。对于后世的文学创作而言，它亦可归于经典，称为“不刊之鸿教”吧？那么在这个意义上说，刘勰所谓的“正”，应该也包含从儒家经典上发展而来的、未失其正的文学新变。

与“正”相对，“奇”者，不同寻常也，有新奇、奇异、奇特的意思。而刘勰的“奇”，也包含着多方面的内容，如思想内容上异乎经典、用“事”奇怪荒诞、辞采奇崛诡丽以及文章风格的不拘格套。这些内涵大致可以分为两种感彩，一种是褒义的，一种是贬义的。因而刘勰对“奇”的态度也可分为两种。刘勰在《练字》篇云“固知爱奇之心，古今一也”，在《辩骚》中云“是以枚贾追风以入丽，马扬沿波而得奇。其衣被词人，非一代也”，他意识到尚奇已成为文学发展的趋势。对于文学艺术形式和文辞华美上的“奇”，刘勰是肯定、赞赏的。他称纬书“事丰奇伟，辞富膏肤，无益经典而有助文章”，又说楚辞“能气往轹古，辞来切今，惊采艳艳，难与并能矣”。可见刘勰对于文学创作中丰富的艺术想象和优美华丽的语言是肯定、褒扬的态度。但同时，“齐梁时代的文学已呈现倾倒于“竞一韵之奇，争一字之巧”（《隋书・李谔传》），“文贵形似”，“逐奇而失正”，“丽而烦滥”的不良倾向。”刘勰也明确意识到，正是尚奇导致了文风的堕落，所以他对文坛的好奇之风又持激烈的批评态度。刘勰在《序志》篇云：“去圣久远，文体解散；辞人爱奇，言贵浮诡；饰羽尚画，文绣Q，离本弥甚，将遂讹滥。”又在《定势》篇说“文反正为乏，辞反正为奇。效奇之法，必颠倒文句，上字而抑下，中辞而出外，回互不常，则色新耳”。这种破坏语言习惯、违背逻辑、一味追求语言形式的新奇的不良文风，刘勰是坚决反对的。《文心雕龙》中还有许多表达，诸如“诡异”“谲怪”“夸诞”“巧而失信”“好奇反经”等，都是奇的同义语，为刘勰所贬斥。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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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5)

唐君毅的思想深受黑格尔影响，因而对中国人文思想发掘得似乎不够通透，表现出比较明显的唯心论色彩。他认为，一方面，现实环境是精神实现价值的场所，现实环境能够规定心灵创发活动的形态，甚至可以成为人文活动的桎梏或束缚；另一方面，心灵自我能够超越自我以外的现实环境。他说：“至于所谓吾人之文化活动，随吾人所在之现实环境而异，唯是吾人之精神受现实环境之规定，而表现为不同之文化活动。……吾人之主张是：一切谓现实环境决定吾人之精神或文化活动者，皆实只是规定而非决定。而决定吾人之精神或文化活动者，唯是吾人之精神自我，或超越自我之自身。此依佛教之名词说，即凡精神自我超越自我以外者，对精神与文化活动之自身，皆为一外缘，而非真因。”[3]7无论是心灵的自我超越还是现实环境的外缘作用，心灵与现实环境的二元关系终归难以调和，立足于心灵的文化活动，难以逃脱唯心论的指责。同时，以环境与心灵的二元结构阐述心灵自我也遮蔽了中国人文思想的特点。张祥浩批评唐君毅的唯心论倾向说：“因为主观唯心论直截了当地把物质身体或客观现实存在，看成是心的作用或心的派生物，而他则把客观的现实环境看成是人类文化活动的外缘或第二因，把身体看成是托显精神的消极存在，这是有区别的。但在事实上并没有本质的不同。”[2]178-179这依然是西方哲学的视角，只不过是西方唯物主义对唯心主义的批判。这种视角同样遮蔽了中国人文思想中“心”之作用。心物关系如加以分割对立，立足于一方就会遮蔽另一方。唐君毅的人文思想是中国传统儒家思想富有哲理性的现代转型，儒家思想在富有哲学素养的唐君毅手里焕发出了新的生命力。重视人、重视人文之化感通变是儒家思想最具现代意义的内容，唐君毅以此为契机论述人文关系，无疑找对了论述人文关系的“中心观念”。唐君毅总结人文关系说：“一切学问亦皆人之为人之学之一章。此之谓一切学问之摄末归本。”[5]87将学问各科理解为“为人”之学，并以成就人作为学问之“本”，唐君毅摄末归本的人文思路有力地冲击了科技理性的西方思维，为人文学的研讨提供了新的思路。

一、人文序列：经由西方进入中国的群科排序

人文序列是人文学者对人文群科的排序与定位。唐君毅非常重视人文群科之间的序列问题，一方面，他从人的存在高度重新定位人文群科之次第，另一方面，他论述了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的分际，这两方面的排序思路深受西方思想的影响，这种影响不在于“顺”着西方讲，而在于以传统思想为资源“逆”着西方讲，体现出唐君毅既接受西学又试图超越西学的中西学会通特点。唐君毅从人之存在高度重新定位人文学术的序列。唐君毅认为人文学术即是为人之学术，他说：“一切学术思想，都是人的思想，一切文化，都是人创造的。因而一切文化之精神，都是人文精神。讨论任何种之学术思想，都是讨论一种人文中之思想。”[6]1从人的角度论述人文学术，学术既是“人为”的学术，也是“为人”的学术，学术是人在世界中的缘构，也是人实现自我价值的平台，如果人缺乏道德精神，学术建构亦不可能。唐君毅说：“故人之道德精神，如果建立不起，缘之而使当然理想、客观价值意识、历史精神，皆不能向上提挈，而向下降落崩坏，则无一人生之活动或社会文化之建设，能真实成就。”[5]70唐君毅批评了西方重视抽象概念的学术传统，他认为西方学术观念“是以为愈抽象而愈概括性的学问，愈在学问世界中，居更根本而更高的地位。故逻辑、数学、几何学或第一原理的哲学，被认为一切学问之本。”[5]71西方学术重学（真理）重术（技术）而忽视了学术与人之间的亲缘关系，唐君毅反其道而行之，强调学术与人存在在世的紧密联系，并以此为依据重订了各种人文学术之高下次序：“一、为人之学，二、历史，三、文学艺术之学，四、哲学，五、社会科学，六、自然科学，七、形数之学与逻辑”[5]72。唐君毅认为，人成为人是人成就一切事之本，一切人皆须为人，一切学问皆是成人之学问，因此，为人之学居人文学术之首位。人为本，学为末，为人之学摄末归本；人为道，学为器，为人之学道器合一；人为体，学为用，为人之学体用不二。唐君毅的人文序列凸显了学问世界与人的亲缘关系，批判了西方人文序列将人抽象化、概念化的倾向，从而将人文学术重新奠基在“人”的大地上。

唐君毅还对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与人文学术的序列做了新的阐发。唐君毅论述三大学科群的出发点依然以人为中心，他认为三大学科群的分际是人看事物的不同观点和态度。在这三种态度与观点中，人文学术能够自觉回顾和反省自己的反应、感通、行为，并能摄入人所面对的自然社会之事物，因此，人文学术是人之心灵与精神的学术，是人对自己行为之表现的学术，她与人之关系最为密切，应当居于人文序列之首位。反之，自然科学将对象作为离开或外在于人之主观行为与精神来认识，是一抽象的普遍者，因此，自然科学只是人看事物的一种态度或观点，并不能取代社会科学和人文学术而独居首位。三大学科群中，自然科学的地位还在社会科学之下。通过对三大学科群的重新定位，唐君毅提出在人文学术中重建人的主体意识的构想。唐君毅认为，此时代的学术思想过分崇拜抽象普遍者，忽略了人生之具体存在。以人之存在为中心的人文学术恢复了人在学科群中地位，重新提出了学术对人心人情的感通要求，彰显了学术活动所蕴含的人之价值。以人之存在为中心的人文序列具有融通性和开放性，这体现在唐君毅对非人文、超人文、次人文和反人文思想的认识上。唐君毅认为：“人文思想之发展，一方由人对于人文本身，逐渐加深加广的思想，同时亦即由人文思想与非人文、超人文、反人文等思想，互相发生关系，而相依相涵或相反相成以发展。在此发展历程中，我们可以看见非人文的思想之扩大人文思想的领域，超人文的思想之提升人文的思想，次人文的思想之融会于人文的思想，即人文的思想之不断以新形态出现，以反反人文之思想。此相续不断的人文思想发展历程中，便显出一种人类之精神的向往。此种精神，我们称之为人文精神。”[6]3可见，唐君毅认为人文精神是通过反反人文思想而不断前进，这是黑格尔式的进化论。我们认为，人文只是人类精神活动的成果之一，人文能够澄澈、净化非人文思想，但不能取代非人文、反人文思想，人文与反人文思想之关系走在相互涵摄的路上，而不一定是进化论式的“前进”。栾栋曾对人文学科、自然学科与社会科学三大学科群的关系做了论述：“从本质上来讲，人文只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根本动力之一，而不是唯一动力，人文有赖于自然力、科技力量的协调作用才能演奏出美妙的乐章。反之亦然，自然力和科学力量也只有在人文力量的导引下才不至于走入歧途。与之相对应，强调人文学科的重要性不等于忽视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学科。人文学科、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三大学科群的通力合作和相互涵摄是文教与科学健康发展的重要保证。”[7]33以涵摄化感论人文学科，突出了学科群之间的根脉勾连，强化了学科群之间的内在互化，有利于促进三大学科群之间的良性循环。唐君毅对人文群科的重新排序凸显了中国儒家思想的现代价值，也为儒家思想的现代开发提供了新的思路。儒家思想与西方哲学原属平行发展的文化系统，在西学东渐的语境下，儒家传统思想受到了西学的冲击，曾经被视为应该打倒的对象。唐君毅以西学反观中学，力图从中学中挖掘出西方传统曾经关注过的“问题”，并立足中学彰显出中国文化迥异于西方文化的“视域”，这种经由西方进入中国的工作思路开发出了儒家思想的现代特征。

二、人文平视：会通中西学的方略

以道德理性开发儒家思想和以儒家“立人极”重新排序人文群科体现了唐君毅人文平视的中西学会通方略。唐君毅认为，当前世界各种文化正处于冲突融合之中，人类文化发展到了现在，应当是把整个人类文化当作一体看的时候了。平视是对“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中西文化交流模式的反拨。平视的前提是中西文化各有特色，而其最终目的是促进中西文化的融合，从而为世界文化的未来发展勾画理想蓝图。人文平视是唐君毅针对中西文化的差异与融通而提出来的文化交流举措。当今世界文化之间的交流错综复杂，人类文化正在走向“由分到合”的之路。据此，唐君毅深入剖析了中西文化之间的差异，并对中西文化之间的融合提出了“平视”的设想。唐君毅认为，西方文化之特殊精神有四目：一为向上而向外之超越精神；二为充量客观化吾人之求知的理性活动之精神；三为尊重个体自由意志之精神；四为学术文化上之分途的多端发展之精神。[5]71此四目特殊精神重在文化之超越性，其“光辉乃为向外照耀、向外探求”，因此西方文化精神贵在学问的超越性与抽象性。唐君毅说：“照由西方传来而流行于现代中国之一学问观念，是以为愈抽象而愈概括性的学问，愈在学问世界中，居更高根本而更高的地位。故逻辑、数学、几何学或第一原理的哲学，被认为一切学问之本。”[5]71这种文化传统贯注于西方文化的发展历程，臻于近代而成型，唐君毅在分析形成西方文化精神的外缘条件后，对近代西方文化作了总结评述：“近代西方文化，由无数民族之战争与商业关系而生之文化接触以形成，故亦特富一向上向外之超越精神，与尊重个体性之自由意志之精神，重概念之分解之理性活动之精神也。”[6]6这些精神内涵正是中国文化所缺失的。中国文化是以农业为主导的反本复始型文化，反本复始与向上向前向外“不能不谓之两种精神”。至此，唐君毅概括了中西文化的基本精神与根本性差异，这两种文化类型各有所长，各有所短，从而为文化之间的平视奠定了基础。

平视即平等互观，承认异“我”之他种文化存在的价值及其对“我”之反观意义。唐君毅认为，在中西文化交流过程中存在着两种不健康的心态，一为自上视下，二为自下视上，此两种心态皆有所蔽。他说：“在过去的中国，直到清末，曾以自上而下的卑视的眼光，看近邻夷狄，与近代洋夷之文化。在中古时期，回教与蒙古民族之铁蹄，皆曾横扫欧亚。而近代的西方人，则又凭藉其武力经济力，科学技术，以征服世界为殖民地。现代不少西方学者，以西方文化系统以外之文化，皆属于落后之一阶段。而近百年来的中国人，亦在吃了军事上经济上的败仗之后，乃改而以自下而上的高攀的态度，去接受西方文化。并自视为落后地区，落后文化。但是我们必须承认：自上视下者不见，自下视上者不明”[8]369。平视是对这两种心态的反拨，平视的前提是对待异类文化的平等平和心态。文化是族群社会化生活的人化成果，承认异族文化存在的价值与意义就是承认一个族群生存的权利。平视在尊重他人生存的基础上学会欣赏异族文化，学会吸纳异族文化。人类文化发展到了全球化时代，必须从过去“灭绝他”的野蛮愚昧走向“吸纳他”的开明豁达。唐君毅的人文平视方略尽管不容易实现，但是能够纠偏返正，不啻为地球上的一缕祥和的清香。平视也蕴含着人文的融通，人文平视的归宿是为世界文化的未来发展勾画理想蓝图。唐君毅对未来世界的人文图景有清楚的勾画。他认为，西方人文精神注重超人文、非人文的宗教和科学精神，忽视了人文的道德理性，因此，西方人文精神需要中国道德理性的补益。中国人文精神过于反本复始，偏于回归母位，忽视了人文的超越，需要吸纳西方的科学、宗教等超越性的精神。中西文化各有所长各有所短，文化之间的融通即是吸长补短，多种文化共同营造出人类文化的美好未来。在文化融合的世界图景中，唐君毅偏重道德理性色彩浓厚的中国文化。唐君毅一贯主张，道德理性是人类文化活动的根本，中国文化是道德理性的人文文化，因此世界文化的主流在中国而不在西方，中西文化融合应该是：“斯则吾人之藉西方之国家精神，以充实吾人之文化精神，而可转以吾人之文化精神，裁抑西方国家精神，以充达吾人之仁心仁性于天下，而所想望于人类世界之社会文化组织者也。”[9]29中国文化注重人伦、人情、人性，是以人之存在为本位的人本文化，中国文化尽管在近现代受到西方文化的冲击，但如能吸取西方文化科学、宗教的超越性精神，中国文化必能在新时代获得新生。唐君毅对中国文化的推崇，反映出新儒家在传统文化现代化的过程中对中国文化的自信与厚爱，也反映了传统文化在世界文化融合进程中吸纳他者的开新与变通。

篇(6)

继三年前访台后，史景迁、金安平夫妇再度联袂现身台北书展，向读者演绎两人的新书，并且进行罕见的对谈──变局中的儒家知识分子，让外界得以窥见这双爱智眷侣所激荡出来的灵魂火花。

携新书翩翩而来

史景迁的最新作品《前朝梦忆：张岱的浮华与苍凉》，锁定了明代散文家张岱的一生。张岱出生于父祖家人均以考取功名、经世济民为首要之务的书香门第，却始终未曾中举。在他长达80余年的一生里，体验了改朝换代的局势下，知识分子内心的冲突、茫然以及思索。藉由这样一位中国文人的私历史，史景迁企图勾勒出大时代的全貌，也探讨儒家的传统，如何因受到政治递嬗影响而变化。

张岱不曾在明朝任官，以文学作品扬名，耗费后半生努力修纂明史。史景迁选择铺陈追索这样一位与他自己生命向度、心性都有些类似的中国文人，不仅饶富趣味，也颇具自况的意思。张岱文采非凡，观点卓而不群，写史不入流俗，史景迁恰恰同属此等人物，这使得书迷在读《前朝梦忆：张岱的浮华与苍凉》时，十分过瘾。最有趣的是，史景迁写作时，仍保持他一贯的谦逊低调与活泼顽皮，并不点破或明说，也让人有更多“张岱耶？史景迁耶？”的想象空间。

金安平新出炉的书则是《孔子：喧嚣时代的孤独哲人》。台湾最古老也最兴盛的孔庙位于台南，在台南安平出生、成长至12岁的金安平，是如何看待这位千古以来被奉有至高无上地位的伟人思想家呢？而庞大的、环绕着孔子所构筑起的儒家体系，在一位拥有台湾经验的华人女性历史学者眼里，又是怎样的一种哲学？

夫妻擂台头一遭

史景迁笑着透露，两人在写作研究时，经常是对方的第一个听众与读者，但公开在许多人面前提出对彼此的质疑，却是破天荒头一遭。他对金安平理解的孔子感到好奇，想知道在她的观察里，孔子是怎样取得所谓的“天道”的？此外，史景迁也对孔子长达13年离乡背井、充满危险艰辛的困苦旅程感到不可思议：“投入这样的旅行与磨难是必要的吗？对孔子的思想有什么影响？”而在治学方面，史景迁也注意到金安平新书的文献，多提及清朝乾隆嘉庆年间学者的数据：“为何特别看重这些考证考据，而不想引用以直接诠释经典为基础的宋明理学？”

对正史之外的文本，向来怀抱极高兴趣的史景迁，也直接问金安平，除了《论语》等“官方”经典，孔子生存年代所遗留下来的竹简，记录了当时人们的思想生活，是否可以帮助她更加理解孔子其人与思想呢？主张写史不可尽褒无评，臧否笔下历史人物不遗余力的史景迁，更是对孔子的崇高地位提出挑战性的麻辣问题：“从早宋至以来，孔子的言行化为科举考试的内容，以至于文人的仕进、功名利禄与儒家思想画上等号。你觉得科举造成的独尊儒术，对于孔子的儒家哲学，究竟是帮助成就，还是贬低呢？”

拥有密西根大学数学学士学位的金安平透露，历史与数学的共通点就是“思考”，她因此非常享受与史景迁辩证、脑力激荡的过程。小时候从父亲口中听到许多孔孟老庄故事的金安平，长大后对先秦诸子的思想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所谓孔子的“天道”，她认为是一种为学与做人密不可分之道，就像是孔子的教学与生活从未分割一样，“先秦甚至更早的哲学家，都深谙这个道理。”至于孔子周游列国的旅程，金安平认为对他的儒家思想体系影响至大，而且至关重要。“当世界处于混乱崩溃之际，孔子毫无选择必须离开他的家邦，他必须带着他的跟随者，也就是他的学生们，包括子路、子贡、颜回，沿路学习、相处，并且从中参悟天道。”金安平指出：“智慧与苦难相伴而生，虽然是看起来很老套的思考逻辑，却是颠扑不破的真理。这在别的文化里也适用。许多西方的圣贤或者哲人，同样会只身前往深山或荒野独处，以求思考透彻，体悟出人生之道。”

金安平说，宋明理学，多属朱熹等各家批注孔子言行，清乾嘉学者不厌其详、多元精细的考据，提供了不同的孔儒思维，不再只是“指南式”地理解孔子与儒家思想，而是帮助建构另一套，或者允许人们看见与宋明学者诠释截然迥异的孔子儒家哲学，“开放对孔子与儒家哲学的想象空间。”

对孟子、荀子也有深刻钻研的金安平甚至语出惊人地表示，她发现在公元前三世纪以前，儒家思想的分别其实并不明显，许多政治或道德上的议题，先秦诸子百家都是殊途同归：“到汉朝才出现分歧相左的学派。”金安平主张，融会贯通百家争鸣的主张，取其精华，是现代历史学者的艰巨责任也是挑战。关于中国千百年来崇孔儒成科举八股之术，金安平认为：“是两面刃的做法。缺点是让孔子儒家思想流于求官禄的形式与功利，优点是，至少养成了中国文人表面上都必须以孔儒经世济民为本的治学观与处世态度。情操虽有高低之别，但存乎每个读书人的心里，书生自己可以取决要往上或者往下。”

处乱世，天道是他面对的最大重担与危机，“那么张岱呢？”金安平问史景迁，像他笔下的张岱这样一个文人，所面临最大的危机是什么？最艰难的抉择又是什么呢？

史景迁笑着回答:“其实，张岱所面临的，并不比孔子简单。”他指出，明朝灭亡时，张岱48岁。40岁以前，出身仕宦家庭的张岱衣食无忧，游山玩水，收藏古玩，谙园林布置、懂音乐、擅弹琴、制曲、品茗、赏戏，但在逐渐步入老年之际，张岱却得去面对一个残酷的事实：让张岱活得多姿多彩的辉煌明朝，被各种竞逐的残暴、野心、绝望、贪婪力量所撕裂而土崩瓦解，蒙羞以终，其藏书逸毁，亲朋好友也四散，张岱的心里发出疑问:“文人对国家的忠贞是什么？效忠自己的国家民族，是不容抹灭的天性吗？”史景迁指出，张岱身旁的好友与亲人纷纷选择自杀，成了张岱在心头挥之不去的痛，以及永恒的拉锯命题:“应该在异族的统治下继续活下去？还是干脆了结性命殉国？”最后，张岱选择不入清为官，但在野编纂明史《石匮书》，以自由的笔，与明代遗儒的知识分子姿态，描述书写他所眷恋深爱的故朝家国，夺回并保住对于历史的诠释权。

史景迁过去专研康熙、雍正年间的清朝盛世历史，但这位史学家坦承，张岱提供了汉族与“异族”交替、朝代更迭的历史新着力点，让史景迁对明儒发生兴趣：“也帮助我去思索四百年前的生活与美学。”

“张岱嗜读历史，也着迷于写史，但他对历史始终抱持好奇怀疑的态度。”史景迁认为，张岱开始书写那些让他传颂后世的小品文学，是因为读史之余，他发现也意识到自己想解决历史中的问题，这应该也是张岱日后投身历史编纂与书写的重要动力。

关于张岱笔下的历史，史景迁说，原本是以350万字洋洋洒洒记述盛明，后来不禁写到明朝衰亡，张岱披头散发，不做满清人打扮，拖携着厚重的手稿躲到山林之中，足见其护史之志切。

史景迁坦言，史家仿佛天文学家，历史书写也犹如月相盈缺:“纵使月有圆缺，仍不妨人们对历史全貌的了解。”史景迁说，张岱非常清楚自己修史的动机，并且意识到知识就是一种诠释的权力，知识如何呈现永远是最大的难题。“但皎洁的明月终究会回来，史家不必刻意弥补史缺，就像历史小说不是被承认的正史，但每个朝代，这样的文学作品都能某种程度的填补历史的空白。”史景迁说，身为一位史家，甚至必须主动创造历史的空缺：“意识形态永远都会让历史有空缺与待填补的空间。”

关于文人学者与帝王两种不同的人物，史景迁如何描述他们的差异？他表示，这两种纪传，其实很容易区别，因为可供查考研究的历史来源南辕北辙:“譬如康熙雍正这样的皇帝，自然会有许多来自官方的资料。而妇人王氏，就必须参考许多当时的地方志、税赋、震灾、法制史与犯罪史。”史景迁说，但他试图从帝王身上找到人性的部分，这是为何他偏爱康熙雍正或乾隆的原因:“他们固然是不可一世的帝王，但也都是很有天份的人。从他们创作的书法、艺术，甚至是以朱砂眉评批注的宫廷文件，都能观察他们的性格与行事作风。”史景迁透露，他只能透过山东地区的相关记载，得知当时的妇女死亡，仵作不得亲自验尸，必须透过地方上年长且具有公信力的妇女对尸体的观察转述，才能够判定死亡的原因。“对于王氏这样一个终生没有办法书写阅读的人而言，我根本无从得知她真正的感受，对于她被亲夫谋杀的原因也只能旁敲侧击的推测，想象空间很大。但是康熙雍正这些帝王，我不但能知道外界是如何看待、评价他们，还能从其闲暇逸趣之中，得知他们脑海里在想些什么。”

篇(7)

【论文摘要】所谓忧患意识，是指社会危机引发出来的人类主体世界焦心忧虑的一种思想意识。在社会发展时期，一些文人志士因为有较高的文化素养和认识社会的能力，容易发现社会现实中存在的不足而希望变革，并以诗文抨击社会现实，表现出对人类社会的强烈忧患。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杜甫一生写下的大量诗篇中就充满了这种忧国忧民的忧患意识，这种忧患意识不仅贯穿于他的诗歌创作中，而且贯穿于他的一生。究其根源，是因为他骨子里根深蒂固、终身奉行不愈的儒家思想的影响，是他内心对自己国家和人民的深切关爱和责任所致。

忧患意识，是指社会危机引发出来的人类主体世界焦心忧虑的一种思想意识。在社会发展进程中，一些有识之士因为有较高的文化素养和认识社会的能力，容易发现社会现状的不足而希望变革创新，并以诗文抨击社会现实，对人类社会的忧患表现得更突出，这成为他们创作活动的动力。所谓“愤怒出诗人”就是这个道理。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杜甫就是其中最典型的代表。

一

作为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杜甫的诗歌无论是叙事抒怀，还是写景咏物，都是结合现实，其中充满着浓厚的忧患意识。这种意识贯穿他的一生，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越到晚年越是强烈、真挚。年轻的杜甫“归醉每无愁”，是没有多少忧虑的，所关注的就是个人的抱负和功名的追求。自从他为求仕途人长安再次应试落第后，被迫“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开始“十年困守”的艰难生活，使他更多地关注社会现实，思考国家的现状。自此，他的忧患意识也由个人前途的忧虑逐渐转为对国家民生的忧虑。诗歌中也由“家人忧几杖，甲子混泥途”转为“君不见汉家LLI东二百州，千村万落生荆杞。纵有健妇把锄犁，禾生陇亩无东西”。他对唐玄宗盲目发动开边拓土的不义战争给农业生产带来的危害深为担忧；他对清浊不分、贤愚不辨的黑暗政治忧心如焚：“秦山忽破碎，泾渭不可求。俯视但一气，焉能辨皇州。”他看到大雨成灾，就忧虑劳动人民的苦难：“吁嗟呼苍生，稼穑不可救”，他“一饭四五起，凭轩心力穷”。面对“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黑暗现实，他“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成长为一位自觉的忧国忧民的诗人。

“安史之乱”的爆发使唐王朝陷入了战争的深渊，使人民坠人了沉重的苦海。诗人杜甫也被卷入战争的乱离漂泊之中，他亲眼看到了安史叛军的屠杀焚掠，亲身经历了与民同难的艰险流离，亲自感受了国破家亡的痛苦，他的心更贴近了劳动人民，忧患意识更加广泛深刻了。诗人最忧虑的是安史叛军还未平定，四方盗贼仍是很多：“所忧盗贼多，重见衣冠走”，又担忧官吏不顾百姓死活而横征暴敛，引起人民的反抗：“庶官务割剥，不暇忧反侧”，他希望有贤德的官吏实行仁德之治：“诛求多门户，贤者贵为德”。直到临死之前，诗人仍在忧虑：“公孙仍恃险，侯景未生擒。书信中原阔，干戈北斗深。”

二

杜甫诗歌的忧患意识，无论是忧时忧国，还是忧虑民生，都有其深厚的思想文化渊源和社会根源。杜诗的忧时忧国，是从他“忠君”的儒家正统思想出发，与国家前途命运的盛衰起伏密切相关的一种忧患意识。这种意识在他的诗歌中表现得非常强烈。例如：“胡为将暮年，忧世心力弱”、“岂无成都酒，忧国只细倾”、“在家常早起，忧国愿年丰”、“向来忧国泪，寂寞洒衣襟”，等等。他的诗歌充满着对国家前途命运的关注与忧心，具有强烈的爱国热忱。针对玄宗的黩武战争，他指出：“边亭流血成海水，武皇开边意未已!”他讽刺杨氏兄妹的荒生活，并与国家的命运联系在一起：“朝廷欢娱后，乾坤震荡中”。面对“安史之乱”带来的国难，他唱出：“国破I河在”的悲歌，鼓励朋友们“济时肯杀身”、“临危莫爱身”，他坚信“胡命岂能久，皇纲未宜绝”，希望唐肃宗“再光中兴业，一洗苍生忧”。对那些搞分裂割据的叛将“谈笑行杀戮，溅血满长缨”的行为他切齿痛恨，真切地表达了盼望国家安定统一的强烈愿望；杜诗的忧虑民生，是杜甫对社会动乱中生灵涂炭的忧虑，是他内心儒家“仁爱”、“民贵君轻”思想的具体体现，也是他长期接近劳动人民的结果。在他的笔下，描写了众多的人民形象：农民、士兵、织妇、船夫、渔父、负薪的女子、无告的寡妇、被迫应征的老汉、提前服役的儿童，诗人不仅从多方面表现了他们的悲惨生活，而且还表达了他们的愿望要求：“谁能叩君门，下令减租赋!”“县官急索租，租税从何出?” “安得务农息战斗，普天无吏横索钱!”杜诗中广泛地反映了人民遭受的苦难，表达了对人民的深切同情。他在长安时就指出：“彤庭所分帛，本自寒女出。鞭挞其夫家，聚敛贡城阙”，正是劳动人民创造的财富养活了这些剥削者。面对扩边战争给人们到来的灾难，他呼喊：“杀人亦有限，立国自有疆。苟能制侵陵，岂在多杀伤。”在“三吏”、“三别”中，诗人一方面对劳动人民遭受“安史之乱”被迫服役的惨状哀痛不已，另一方面为了国家的安危又鼓励人们奔赴前线杀敌卫国：“勿为新婚念，努力事戎行”、“送行勿泣血，仆射如父兄”。他在自己“幼子饿已卒”的情况下，仍然“默思失业徒，因念远戍卒”，在自己的茅屋被风雨摧毁时，他想到的是“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即使自己冻死也心甘情愿!这种推己及人的思想，是超越了个人生死利益的对民生疾苦的关心和忧虑。这已经超越了儒家：“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立身准则，在他极少“达”过的一生中，无论穷达，他始终都要兼济天下，真可谓“于黎民，无刻不关其念”。黄彻说他：“其穷也未尝无志于国与民，其达也未尝不抗其易退之节”(《碧溪诗话》)卷十)，朱弁也说他：“穷能不忘兼善，不得志而不能忘泽民”(《风月堂诗话》卷下)，都指出了他强烈的忧民责任感已超过了一般儒家思想要求。

杜甫出身于“奉儒守官、未坠素业”的家庭，始终自称“儒生”、“老儒”、“腐儒”。儒家“人世”、“有为”的积极进取精神影响他一生，“许身一何愚，窃比稷与契”是他人生态度的集中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