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哲学论文精品(七篇)

序论：写作是一种深度的自我表达。它要求我们深入探索自己的思想和情感，挖掘那些隐藏在内心深处的真相，好投稿为您带来了七篇中医哲学论文范文，愿它们成为您写作过程中的灵感催化剂，助力您的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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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中医精神医学中国哲学

一、对中医精神医学的基本认识

中医理论体系中原本没有建立起独立的精神医学理论，不存在现代意义上的精神医学。但从现存各类史料中可以知道中国古代不仅存在许多关于精神疾病的记载，而且对精神疾病也有着较为系统的认识，只是这种认识不同于西方和现代医学。中医精神医学的基本观点确立于《内经》时期，“五脏藏神”和“七情致病”是其理论的核心内容。《内经》强调整体观念，建立了唯物的形神一体观，认为精神活动与五脏功能密切相关，将神志活动归属于五脏，将“心”确立为精神活动的主体。《内经》还确立了以气血为生理基础的唯物论，《灵枢·平人绝谷》篇曰:“血脉和利，精神乃居。”此后，中医对精神疾病的治疗无不以阴阳五行等理论、学说来辨证论治，判断气血、脏腑的病理变化对形与神的影响。

二、传统文化对中国人心理的影响

人的心理具有生物与社会双重特性，精神疾病不仅是生物学上的异常表现，而且是其所处时代与环境的社会文化的折射，患者的感知、行为、幻觉、妄想与民族文化、社会风俗、等社会因素关系密切。文化甚至是形成人心理的决定性条件，在相同的环境中受相同文化影响的社会成员有着某种共同的心理特征，形成了独特的民族心理。哲学是文化传统之源泉和灵魂，其思想能最集中地表现出各民族文化特征。儒道释思想渗透进中华民族的意识形态领域之中，成为中国人自觉或不自觉中理解世界、处理社会矛盾的方式方法。中国文化中的哲学思想不仅给出了对人内心生活的理论说明，而且给出了提升精神境界的修养方式。在这种哲学思想指引下，中国人对挫折、逆境有着天然的承受力和消化力。但文化本身也可以成为应激源，导致各种心理障碍，譬如儒学中一些压抑、束缚人性及苛求完美的东西又是导致精神疾病的病因。本文仅讨论儒道佛对心理世界的积极影响。

三、中国古代哲学对精神医学体系的两点影响

3.1中国古代哲学语境下的“心主神明”论中国哲学中的心有多重意义，或以心为思维器官，或指思想、性情、本性。而西方人所谓之心，与灵魂离为两物，只指肉体心之一种机能而言。西方人认为超肉体者只有灵魂，中国人所谓之心，则已包容西方人灵魂观念之一部分。中国人舍弃人的灵魂而直言心，便舍弃了人生之前世与来生，而就此现实世界，从人类心理之本原与终极的大同处来建立一切人生观与宇宙观。战国时期的哲学家模拟社会政治礼制秩序建构了“心主神明”的特殊理论，《荀子》曰:“心者，形之君也，而神明之主也”，这一观点被中医学吸纳并发展，如《灵枢·邪客》云:“心者，五藏六府之大主也，精神之所舍也”，《类经·藏象类》中说:“心为一身之主，禀虚灵而含造化，具一理而应万机，脏腑百骸，唯所是命，聪明智慧，莫不由是，故曰神明出焉”。

3.2中国哲学一元人生观对心身观的影响东方人认为心身不对立，对世界并无精神界与物质界之分。中国的人生观是“人心”本位的一元人生观。心虽为人身肉体之一机能，而其境界则可以超乎肉体。中医理论认为心与身是相互影响的，是统一的，从未对精神疾病与躯体疾病进行严格区分，自《黄帝内经》以降的中国古代医学，其生理上的五脏五志说、病理上的内伤七情说等都表现了心身一元观。这种相沿至今的中医学的心身理论，并没有经过二元的分裂，而是由对早期心身朴素同一的认识直接深化而来，因而也就不可能完成对心身混沌同一的彻底分化。中国古代哲学及医学传统中始终贯穿着形神合一、形质神用的心身一元论思想，没有以二元论的思想把生理同心理的东西区别开来。而西方人对世界和人生的认识总体说是二元的，即认为在肉体生命之外另有一个灵魂生命，因此有所谓精神世界与物质世界之分别。尽管古典二元论带有贬低肉体、抬高心灵的错误倾向，但却因为有了二元分立的思想基础，才有了对精神疾病与躯体疾病明确的区别对待，于是西方渐渐产生了现代心理学和精神医学，而中医对心理及精神疾病始终没有产生区别于脏腑病证的系统认识。

四、儒道释—安抚心灵的良药

传统文化的主干儒、道、释学说中蕴藏着丰富的调节心身的方法。冯友兰认为中国哲学以提高人的精神境界为根本任务，在《三松堂自序》中将其称之为“意义”哲学。儒家通过发挥个人主体性来正面应对心理冲突或困惑，用“命”来化解重大挫折和不利的人生境遇;道家采用退让、弃智守朴来处理遇到的困境;佛教则把生存困惑化解为其他方面，以超脱轮回来解决人的困境和问题。白居易《醉吟先生墓志铭》中有句诗说得好:“外以儒行修其身，中以释道治其心。”

4.1儒家的修身正心之道和谐的人际关系是社会人保持心态平和、避免心理冲突的必要条件。“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以及“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即是人与人和谐相处的关键原则。儒家提倡的中庸是一种在严酷现实中的安身立命之道，要求把握住自己的内心世界，使心理平衡、适中，做人不狂不狷，处事无过亦无不及，态度温而不厉，情绪乐而不，哀而不伤。儒家还赋予“心”以伦理和道德的色彩，孔子把心看作主体的道德修养，说:“欲先修其身者，先正其心”。“尽心知性”是儒家的重要修养方法。孟子的“存心、养性”、《大学》的“正心”、《中庸》的“慎独”以及宋明时期理学家们的“惩忿窒欲”等，无不强调在道德修养过程中对情感的调节。理学思想被宋以后医家用以讨论养生学，朱丹溪主张养生要正心、收心、养心。张介宾认为养生必寡欲保精，才能气盛神全。李认为“心静则万病息，心动则万病生，延年不老，心静而已”。这些养生法则往往与养德并论，可见中国古代医学中之伦理色调，正如《医源》所说:“如能清心寡欲，则情不妄发，致中致和，不但可却病延年，而圣贤正心，诚意，修身俟命亦在于此。”

4.2道家的修心养性之术道家崇尚幽居的田园生活，以求抛弃一切俗念和争执，超旷出世、知足保和等思想提供了在命运多舛的现实中自我调节的方法。林语堂说过:“道家学说给中国人心灵一条安全的退路”“，是用来慰藉中国人受伤心灵的止痛药膏”。“利而不害，为而不争;少思寡欲，知足知止;知和处下，以柔克刚;清静无为，顺其自然”是道家的养生处世之道。不争就要知足，庄子反对心为物役，《金丹大要》也提出寡欲的养心之术:“夫圣人之养心，莫善于寡欲。”道家追求心灵的安静、祥和，《庄子·天道》说过:“万物无足以铙心者，故静也。”道家哲学提倡的“清静无为，顺其自然”力图把情感从现实束缚中解放出来，使人超脱世俗之纠缠。《素问·上古天真论》中说:“恬淡虚无，真气从之，精神内守，病安从来”，道教医家孙思邈在《千金要方·卷三十七·道林养性》中指出:“多思则神殆，多念则志散，多欲则志昏……多愁则心摄，多乐则意溢，多喜则志错昏乱”，均是对道家追求心灵宁静的践行。极私多欲会给人造成精神压力与躯体劳累，使人的精神高度紧张，甚者导致精神崩溃，而儒道思想倡导的清心寡欲就是保持平稳的心态，使内心不受外界干扰的精神疾病防范术。

4.3禅宗对尘世困惑的超越禅学是一门修身养性、立身处世的人生艺术，它始终不渝追求完整的个性化人格，可以说是一门近乎心理分析和治疗的学问。禅学是生命哲学、心灵超越法。精神病学者贝诺瓦说:“禅非宗教，而是一种为实践而成立的睿智，一种当代文明可用作范例，以摆脱焦虑而达到和谐平静生活的体系。”佛教思想及修持方法的心理治疗作用主要有破我执，除妄念，破法执，空世界。我执即对我的执著，佛教认为我执是万恶之本，痛苦之源。只有破除我执，人才能消除烦恼，达到解脱。佛教宣扬“三界唯心”，“一切皆空”。佛教认为，只有认识空性，达成空观，才不会产生种种贪爱执著情感，才能超越生死轮回，得到解脱。禅宗亦重视心的修持，提出“平常心是道”和“明心见性”的心性修养命题。佛家教人们面对大千世界，做到心净、心空、目空一切，从而得到心灵的平静。解脱与超越是禅学的最高境界和终极果报。佛教认为苦是人生的本质，人的生命过程就是苦，生存就是苦。因此，佛教的人生理想就在于断除现实生活中的种种痛苦，以求得解脱，即所谓成佛。尽管它是虚妄的，但填补了人们的精神空虚，构筑了对来世的企盼。《冷庐医话·卷一·慎疾》记载了一个以佛家“静”、“空”治愈心病的例子:“真空寺僧能治邝子元心疾，令独处一室，扫空万缘，静坐月余，诸病如失。……观此知保身却病之方，莫要于怡养性真，慎调饮食，不得仅乞灵于药饵也。”:

五、小结

中医学将神志活动归属于五脏，将“心”确立为精神活动的主体。受心身一元哲学观的影响，“心身合一”及“形神合一”论成为中医心理学的核心思想。打着中国传统文化烙印的“心”的概念在中医心理学和精神医学中几乎无处不在，深深影响着中国人的生存观和疾病观。中医养生学即强调养心、养性、修身，在临床治疗上也体现了以心治身和身心兼治的思想。中国传统文化对国民的心灵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形成了中华民族特有的思维模式和处事方式。中国本土传统心理学以其特有的内省方式来引导人的内心生活，促进人的心灵成长，提升人的心灵境界。心理治疗的目的是改变患者的认知和生活态度，而传统文化强调的内省即指出了个体内求超越的心灵发展道路及个体与世界相和谐的心理生活道路。杨德森等创立的精神超脱心理治疗即以道家处世养生原则为指导思想，日本森田正马受中国禅宗文化理论影响，开创了“顺其自然，为所当为”的治疗方法。可以说，中国传统文化模塑下的本土心理学在现代有着重要的应用价值，中医精神医学虽然先天薄弱，但其对疾病的认识和治疗有着鲜明的特殊性，其与文化的相关性也值得人们去探索和研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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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徐光兴1心理禅—东方人的心理疗法[M]1上海:文汇出版社，200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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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就从古代哲学、古代文学和古代自然地理文化三方面剖析中国文化内涵对中医医学论文翻译的影响。

（1）中医理论英语翻译的影响因素分析——中国古代哲学

中国的中医理论体系的框架是在中国古代哲学的阴阳五行学说的基础上构建起来的。阴阳五行学说中的“五行”，即“金”、“木”、“水”、“火”和“土”分别对应着人的“五脏”——“肺”、“肝”、“肾”、“心”和“脾”。在中医诊断中，中医师一般不会直接言明病症病状，而是隐喻的用五行来表达。

比如：“泻南补北”，意思是“泻心火滋肾水”，在翻译时就要充分考虑其意义，对不同的读者，选择不同的翻译方式，要加以区分直译和意译的运用。

（2）中医理论英语翻译的影响因素分析——中国古代文学

对中医有一定了解的人都知道，中医理论著作都具有较强的文学性，在论著中作者经常会使用一些修辞手法，让一些病理现象更加生动。

例如“心为君主之官，五脏六腑之大主”，这是将人看成一个整体，用君臣之道来比喻五章六腑，君王是“心”，重点强调“心”在人体结构中的重要地位。而对中国文学不懂的情况下，就不能很好的对其进行翻译，勉强翻译，也不会到位。

另外还有就是中医理论中，经常会有一些历史经典典故的运用，这样使得语言更加的精炼，内涵也更加的丰富。

比如：病人膏育中“膏”是指心尖脂肪，而“育”是指心脏与隔膜之间的空隙，而病人膏育意指病人病情严重。但是如果不了解典故的情况下，对“膏育”的英语翻译就绝对不能到位。

（3）中医理论英语翻译的影响因素分析——中国古代自然地理文化

在中医理论著作中也经常会与一些地理名词相关，而这些名词的在这里的意思又与正常意思不同，所以进行英语翻译时，大家要特别的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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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中医术语 英译 跨文化

中医是中国古代除了火药、造纸、印刷和指南针以外的第五大发明，是中国历史文化中的一朵奇葩，它承载着无数医者的实践经验，也积淀了古代中国的哲学观。中医语言如同中医理论一样有着悠久的历史和不同的流派，因此对于中医语言的理解是一个极其复杂的过程。若要将这一过程进一步上升到英译的高度，那么对于其语言的理解则是一个历时与共时并在的双重跨文化交际过程。

近些年来对于中医的英译的研究日趋频繁，相关的文章也呈现出稳步增加的趋势。从1981―2010年的中国知网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上查询“中医”和“翻译”关键词得到的文章有570条相关记录，其中仅2010年前九个月就有58条之多。另外，相关的硕士论文记录22条，博士论文1条。由此可以看出，中医翻译是受到广泛关注的。但是在关注中医翻译的同时文化因素的影响力是否得到了足够的重视呢？传统的中国文化与现代文化的冲突是否被考虑过呢？在检索过程中发现，近几年对这方面的研究几乎就是空白。但是中国文化是中医英译标准化里不可忽视一个根本标准。中医文化在语言的体现上有以下的特点。

1.中医语言的主要特点

中医语言突出的特征是明确的特定词汇不能表示确定的概念，它往往是多变的，有以下特点。

1.1抽象性

总的来说，中医理论的抽象性引起了中医语言的抽象性。人们总有一种含糊的感觉。尽管对于“阴阳”、“五行”有很多的解释，但是想起来还是很抽象。它们形成于古代中国人对于自然现象的长期观察，都指那些来源于“气”的东西。“气”虽被认为是一种物质，但事实上却难以感觉得到。其实现代医学与中医的五脏“心、肝、脾、肺、肾”的概念和含义就不完全相同。五脏在中医学中不单纯是一个解剖学的概念，更是一个生理学和病理学的概念。中医五脏的生理功能是生化和储藏精、气、血、津液和神。不难看出其抽象性和现代文化的冲突。

1.2医学与哲学的结合

中医体系起源于中国古代的哲学。“阴阳理论”和“五行学说”最初都是古代中国的哲学概念，后来被用到中医体系中来解释人体、疾病等。中医与中国古代哲学的统一在语言的表达上尤为突出。很多哲学中的表达方式被直接借用到中医表达中，这样一方面极大地丰富了中医的语言，而另一方面又因为哲学概念的内涵而使中医语言的模糊和歧义性更加明显。当然，对于医学信息的传达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1.3修辞性语言

古代医药文献是用古文写的，在形式上多种多样，如有诗歌、诵歌，很多在文学上也是经典的。在医学作品中像夸张、比喻（特别是暗喻），一些排比整齐的句子和四字成语都是常见的。这一点似乎与现代的科技性文章的特点是相悖的。但事实上，有了这些文学味浓厚的表达，中医语言在信息传递的过程中更加形象、易懂。例如：在嵇康的《养生论》中有“涣然流离”、“植发冲冠”等四字表达。四字表达是中文与西文的俗语表达不同之处。它形式简洁，含义丰富，在结构上也很工整。“涣然流离”指的是“汗液流淌不止”，“涣然”指“水盛貌”，“流离”则犹“淋漓”，指“沾湿，流滴”。“植发冲冠”形容的是“盛怒之状”，“植发”指“头发直立”。简单四个字表现的却是丰富的内涵，这是中医英译遭遇到的中西方文化的冲突点。

类似的修辞性语言在中医语言中是司空见惯的，“未雨绸缪”、“防患于未然”“效如桴鼓”、“屡试不爽”等，使得中医典籍不仅有了医学价值，而且有了文学品位。

1.3概括性

中医语言从词汇学的角度看具有概括性。中医理论体系早在汉代甚至更早就确立了。那时没有实验科学，所以医生仅有通过自己的猜测和直接望、闻、问、切获得的信息来建立自己的理论体系，通常都是对所观察到的现象的一些概括性的说明和总结。例如：在西医中体温可以通过测定用不同的数据来表明，39℃是高烧，37℃是正常体温等。而在中医往往会用“热”来表述发烧。“壮热（higher fever）”、“低热（low fever）”、“潮热（hectic fever）”及“身热不扬（recessive fever）”这些概念所表达的症状是概括的，与西医数据的定性也有很大区别。

1.4歧义性

近年来，中医概念的歧义性也引起了普遍关注。因为中医概念是医哲交融的产物，它灵活而且多变，在中医语言中也体现了出来。

在《道德经》中有这么一句话：“知不知上不知知病。”由于古代缺少断句符号，对这句话理解的歧义性也就随之产生。根据李照国先生（1998：27）的理解，可以有以下四种理解方式：

1）知不知，上；不知知，病。

2）知不知，上；不知，知，病。

3）知，不知，上；不知，知，病。

4）（以）知（为）不知，上；（以）不知（为）知，病。

这样的歧义现象是难以避免的，同时也使得中医典籍的理解多样而又难以捉摸。

1.5模糊性

在传统的中医概念中，具体多于抽象。但是由于语言表达的模糊性，很多本身相对具体的概念变得模糊不可辨起来。如：“心与小肠相表里”这个表达中，“表里”就是个相当抽象的概念，它与平时所说的外表和内里有本质的区别。心和小肠不可能是外与内的关系，所以哪里算是“表”，哪里又是“里”，不能够用真正的方位来确定下来。

2.中医术语英译的跨文化讨论

在了解的中医概念与中医语言的基本特点之后，我们不难看出中医国际化必然要经历一个从古至今、由中国及外国的过程。我们既要继承传统的中医观念、理论、方法，又要将之传播出去。翻译是一种跨文化、跨语言的活动。对于中医英译来说，这个过程可以被看成是一个双重的跨文化和跨语言活动―那就是要从中医文化到现代中国文化继而到西方文化，从中医语言（尤其是医古文）到现代汉语再到英语。由于中国的文化属于东方文化，它更多地强调综合性。中国人有自己对周围环境的辩证统一的认知，而西方人更多地注重细节和对于问题的因果关系的考虑。所以，中医文化及其语言中的模糊性就使得很多西方人一头雾水，摸不着头脑。

2.1历时的跨文化

对于译者来说，完全理解是准确翻译的先决条件。如果一个人不能正确理解医古文中蕴藏的深层含义，那要进行准确翻译就是水中捞月了。对于原文的忠实是任何翻译要做到的第一步。如果源语相当模糊，那么对于译者来说目标语的准确选择就是一件很难的事情了。例如，如果将中医中的“生气”理解成“发怒”，翻译成“to get angry”，就会贻笑大方了。事实上，中医上的“生气”就是指“生命或生命力”，即“life or life force”。这在中西方文化中没有什么冲突，但是古今文化的差异去大大影响了翻译的准确度。又如中医有“带下医”，如果今人理解成“裙带底下的医生”必然会让人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其实它只不过是“妇科医生”的古代表述罢了。又如，在针灸中“水分”是一个“穴位”，而绝非“含水量”的表述。

2.2共时的跨文化

在克服了对传统文化和语言的理解和交际障碍的基础上，中医英译面临的第二个问题就是共时的中西方文化的冲突。词汇上的文化差异、句法上的文化差异都会影响到中医内涵的准确传达。即便撇开这些差异，真正思想上的差异也是无法轻易跨越的。“五行”对于大多数中国人来说对其内涵有了一定的了解。但是在我们将其直接翻译成“five elements”的时候，其丰富内涵已经完全消失殆尽。我们也会用“The five elements refer to wood，fire，earth，metal，and water and their motions.”这样的话来进行解释。但是传统文化中透出的哲学、风水、万物对应性哪怕用再多的语言也不能表述完整。这就需要足够的时间来进行文化渗透。也许这正是中医英译最为困难的地方。

2007年，WHO亚太西区颁布了《传统医学名词术语国际标准》，进一步促进了中医走向世界的进程。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也制定了《中医基本名词术语中英对照国际标准》，为推动中医基本名词术语中英对照国际标准化作出了卓有成效的贡献。然而，在这些标准的背后有一个标准是我们无法忽视的，那就是中华文化。中医撒播在传统的中国文化当中，萌芽在中国文化的进步中，扎根在现代文化的土壤中，也必将成为中华文化无可替代的一部分。因此在中医走向国际之时，中国文化的标准毫无争议地应成为中医英译的一个最根本的国际标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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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李照国.中医英语翻译技巧［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97.

［7］李照国.译海心语：中医药文化翻译别论［M］.上海：上海中医药大学出版社，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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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记载,渗透压现象最早发现者是法国一位哲学教授,他叫诺莱特。1748年的一天,诺莱特把盛满酒的瓶口用猪膀胱包裹捆扎好,然后放在了水里,过了一会,捆扎的猪膀胱逐渐向瓶外膨突,最后猪膀胱胀破了。于是他对这个现象发生了兴趣,并开始了研究,但没有结果。

接下来着重介绍一下范霍夫。 1877年之后,范霍夫开始研究化学动力学和化学亲合力问题。范霍夫重点研究的一个课题是稀溶液的渗透压及有关规律。他做了许多溶液渗透压的实验,提出了一个能普遍适用的渗透压数学公式:PV=iRT i>1 ,式中P是溶液的渗透压,V是其体积,R是理想气体常数,T是溶液的绝对温度。他把化学动力学、热力学和物理测定统一起来,奠定了物理化学的基础。

瑞典有一名叫斯特万・阿累尼乌斯的人,他根据自己对溶液导电性的研究,提出了关于溶液的电离假说。为了寻求理解与支持,阿累尼乌斯把自己的论文寄给范霍夫。

身处异国的范霍夫一口气读完了这位年轻人的论文,马上领会了阿累尼乌斯的基本观点,并且受到极大启发。范霍夫豁然开朗,他认为,如果溶液中的电解质确实分解为带电原子即离子,那么溶液中的粒子数就会增多。由于粒子撞击半透膜隔层而引起渗透压,就很容易理解测量压力为什么会高于计算压力值。范霍夫随即撰写了关于电解质溶液渗透压的文章,发表在斯德哥尔摩。

1901年12月10日,范霍夫来到斯德哥尔摩,在瑞典科学院举行的隆重的授奖仪式上,发表了演讲,他着重讲到了关于溶液的理论方面的科学成就。范霍夫成为世界上第一个诺贝尔化学奖的获得者。

您好!我是一名基层的中医执业医师,多年前取得乡村医生执业证。2006,我考取了中医执业助理证,去年又取得中医执业证,但去注册时却把我的乡村医生执业证给注销了。我现在取得了更高的执业证,但执业范围却变窄了,身为基层医生,纯粹做中医根本无法适应患者的需求,根据《执业医师法》,现在开西药就是超范围行医。请问我是否能够注册为全科医师?是否可以开西药处方?

成都市青白江人和车站卫生室 张成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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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研究价值被广泛认同

一个学科独立存在，首先要具备独立的学术与社会文化价值。中医文化研究的价值体现在多个方面。从微观方面看，有利于中医学的学术繁荣。中医学兼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属性于一身，但中医学的现代研究大多属于自然科学研究，对于中医学的文化研究则起步晚、成果少、影响力不大。中医文化研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纠正中医研究的偏差，弥补现代中医研究的不足。从中观方面看，有利于总结中医学发展规律，为中医学发展提供动力。通过对中医文化内涵及发展规律的揭示，来传承传播中医文化核心价值，保存与发展中医学原创思维，为中医学术发展提供方向引领与动力源泉。从宏观方面看，有利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复兴。“中医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代表，体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理念、原创思维方式，融合了中国历代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的精华，凝聚了古圣先贤和儒、道、佛文化的智慧，充分展现了中华文化的魅力”。大力弘扬中医文化，大力发展中医文化事业，是提升国家软实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选择和重要途径。

1.2学科内涵认识趋近

学科内涵是一个学科明确研究对象，区别于其他学科的重要标志。中医文化学是研究中医文化本质及其发展规律的一门学科，关于中医文化的界定非常关键。由于对文化本身认识的多元性，给中医文化的界定带来了复杂性。目前的代表性观点有:“所谓中医文化，不是或主要不是指中医作为科学技术本身，而是指这种科学技术特有的社会形式、文化氛围，也即中医学发展同整个社会文化背景的联系以及中医学中所体现的特有的文化特征”。这是从中医文化与中医科学技术区别角度来界定的。另外一种是广义文化上的界定，即“中医药文化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中体现中医药本质与特色的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的总和”。还有一种是从文化的具体层面来界定，如“中医药文化是中医药学内在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和外在的行为规范、器物形象的总和”。几种界定尽管角度不同，但对于中医文化的研究对象却基本达成共识，即中医文化以中医学为研究对象，研究中医学与传统文化的联系及中医学自身的精神文化、行为文化与器物文化。

1.3学术研究成果向综合集成

中医文化研究热首先是由传统文化热推动的，中医文化研究早期成果集中在中医学与传统文化特别是中国传统哲学、易学及儒学、道学、佛学的关系上。关于中国古代哲学与中医学关系，如刘长林的《内经的哲学与中医学的方法》;关于易医关系，如杨力的《周易与中医学》、张其成的《东方生命花园———易学与中医》;关于中西医文化比较，如何裕民的《差异•困惑与思考———中西医学比较研究》、祝世讷的《中西医学的差异与交融》;关于中医与儒学、中医与道学、中医与佛学方面的研究专著，如薛公忱主编的《儒道佛与中医药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历史研究不可或缺。中医学史早已经成为一门较为成熟的独立学科，从中医学术史过渡到中医文化史是中医史研究的一个重要转向，也是中医文化学独立的一个重要基础。马伯英的《中国医学文化史》是中医文化史研究的奠基之作。中医哲学作为中医文化的核心内容，中医哲学史研究自然也成为中医文化研究不可或缺的一个重点内容。程雅君的《中医哲学史》计划四卷本，目前已经出版二卷，是中医哲学史研究的扛鼎之作。另外，由南京中医药大学牵头组织编写的《中医文化研究》三卷本，从中医文化源流、中西医文化比较、中医文化复兴三个方面对中医文化进行了开创性研究。随着中医文化研究的深入，中医文化教育在高等中医院校中广泛开展，编写教材、构建中医文化与中医哲学知识体系成为中医文化教育工作者的另一项工作任务。《中医药文化基础》《中医哲学基础》《中国传统文化与中医》《中医文化导读》等教材不断创新，有的列入国家规划教材，有的成为省市精品教材。从分化走向综合，是学术研究与学科发展的规律，也是学科走向成熟的重要标志。

1.4学科队伍不断壮大

中医文化研究最初是由两部分人员构成，一是哲学工作者，从中国哲学角度探讨中国传统哲学对于中医理论形成与发展的影响以及中医学思维方式特征，或从科学技术哲学视角探讨中医学方法论及其发展规律;二是中医医史文献专家，医古文、中医史学是这一群体的先觉者，还有一些中医文献学专业工作者也加入到中医文化研究队伍中来，目前许多研究机构的中医文化学科带头人同时也是中医医史文献专家。随着中医药机构文化建设的不断推进，为满足中医文化教育、宣传与传播的需要，一些中医药管理工作者、中医临床专家、中医基础理论教师、思想政治理论教师、外国语教师也介入到中医文化研究与教学中来;同时越来越多不同专业背景的研究生如哲学、语言学、传播学、教育学的研究生也开始关注中医文化，甚至将中医文化作为自己的学位论文。

1.5学科建制基本成形

随着中医文化研究的深入，中医文化研究机构也开始先后成立。南京中医药大学1994年成立了全国首家中医文化研究中心。1999年北京中医药大学成立了中医文化研究中心，2014年该中心更名为独立建制的国学院、中医药文化研究院。随后山东省、上海市、福建省、安徽省、河南省、湖北省等省市也先后成立了中医文化研究与传播机构，其中有些研究机构已发展成为省级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有的机构成为学校2011年协同创新中心，还有的中医文化研究团队成为校级或省级科技创新团队。1996年中华中医药学会中医药文化分会正式成立，从此中医药文化研究有了自己独立的学术团体。2007年中国哲学史学会中医哲学专业委员会成立，联合中国哲学史及中医基础理论学者，积极开展中医哲学学术研究与学科建设。专业学术期刊是学科成长的重要平台，也是学术交流的重要园地。《医古文知识》《上海中医药杂志》《中国中医基础医学杂志》等中医学术期刊相应开设“中医文化”专栏，《中医杂志》的“学术探讨”栏目也积极发表中医文化研究成果。

1999年《南京中医药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创刊，这是目前全国高等中医药院校学报中唯一的社会科学版学报。2006年原《医古文知识》更名为《中医药文化》并正式创刊，成为目前国内唯一专门研究中医药文化的学术期刊。近几年几乎每年都有多项中医文化研究课题被立项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甚至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的重大招标项目，有的还立项为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973”计划)，标志着中医文化研究已经上升到了国家战略层面。此外，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在“十二五”学科规划中将中医文化学作为了重点建设学科，包括安徽省、南京市、山东省、上海市、北京市等地多家研究机构入选。国家行业主管部门将中医文化学列入重点建设学科，标志着中医文化学作为一个独立学科具有了合法性。安徽中医药大学等高等院校在中医学一级学科下自主设置中医文化学二级学科硕士学位招生点，南京中医药大学与北京中医药大学率先在中医学一级学科下自主设置中医文化二级学科博士学位招生点，专门培养中医文化研究高级人才。

2中医文化学科建设存在的问题

中医文化学作为一门学科虽然已初步成型，但由于学科发展时间短，还存在学科界限模糊、研究内容过于分散、研究队伍有待提高等诸多问题。

2.1学科界限模糊

作为一门交叉学科，中医文化学与中医史、医古文、中医文献学、中医基础理论学科之间存在着密切联系，一些内容的交叉渗透难以避免。但作为一门独立学科，中医文化学必须进一步明确自己独立的研究对象，否则就会出现一个问题多个学科去“争抢”研究，导致中医文化学科被淡化，甚至学科独立存在的必要性遭受质疑。因此，在保持与其他学科交叉渗透的优势前提下，进一步明确自己的研究重点，划定自己的学科界限非常必要。

2.2研究内容过于分散

在中医文化研究的早期阶段，研究内容分散无可厚非，但作为一个独立建制的学科，则需要将研究视野集中到解决中医文化学科核心问题与关键问题上来。另外，中医文化研究还存在着整体水平不高的问题，正如有研究者指出:“现有研究虽不乏精品，但低水平的所谓‘研究’却也占据了相当比例。这种研究水平参差不齐的情况严重影响了中医文化研究的整体水准，使其整体研究状况与其深远的现实意义之间呈现出不平衡的状态”。中医文化研究重点应从过去“回溯性”研究，转向到解决中医发展的现实问题中来。

2.3研究队伍有待提高

由于中医文化研究者来自众多学科领域，受学科视野限制，学者们往往选择自己熟悉的问题，运用自己的学科方法开展研究，而缺乏文化整体视野的观照。目前中医文化研究主体，一是中医药学者，一是文史哲学者。中医药学者研究中医文化具备得天独厚的条件，但部分研究者由于缺乏人文理论素养，不熟悉文化研究方法，导致研究成果容易滞留在医学层面，而未能够深入到中医文化内核。而一些文史哲工作者长于文化研究方法，但缺少必要的中医学知识储备，研究成果容易滞留在文化表层，未能切入中医内部。两个研究主体由于处在不同学科领域，缺乏必要的交流、沟通与理解，所以培养一批热爱中医文化事业、具备深厚中医文化功底的中医文化专职研究队伍刻不容缓。

2.4引导作用未充分发挥

中医文化研究时间不长，在没有统一的理论范式引导下，对中医文化研究中的重大问题并没有取得统一认识，许多问题尚处于见仁见智的阶段。《国务院关于扶持和促进中医药事业发展的若干意见》(国发〔2009〕22号)提出，要繁荣发展中医药文化，将中医药文化建设纳入国家文化发展规划，并将其提高到与中医药医疗、保健、科研、教育、产业并列并重地位。中医文化的作用在于引导，但由于学术内涵研究不足、实践研究不够，其在引领中医教育、医疗、科研、保健、产业与对外交流合作方面的作用发挥不尽理想。

3加强中医文化学科建设的建议

3.1加强学科内涵研究，厘清中医文化学科与其他学科关系合理界定中医文化学科内涵是中医文化学科建设的一个基础性工作。尽管目前对中医文化学科内涵的认识趋同，但如何从中医文化本质、要素、结构、功能等方面分层界定还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中医文化学科内涵界定既不能广泛无边，否则难以体现中医文化特色;也不可过于狭窄，否则难以起到引领中医药事业发展的作用。界定中医文化内涵，除了需要处理好中医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与中医药事业发展的关系外，还需要处理好中医文化学科与其他中医药学科的关系，厘清中医文化与中医文献、中医史、中医基础理论等学科的界限，在保持为其他学科提供文化背景、思想源泉与发展动力的前提下，保持和维护学科自身的特色与独立性。

3.2聚焦重大需求，解决中医文化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

中医文化研究涉及面广，需要解决的问题很多，但作为一个独立的学科，首先需要解决的是本学科的重大基础理论问题，同时还需要解决中医药传承传播领域重大实践问题。在中医文化学科理论问题研究中，除了合理界定中医文化学科内涵外，还需要解决中医科学性、中医文化核心价值体系与中医学思维方式等重大理论问题。中医文化需要解决的重大实践问题，着力点应放在中医文化的保护、传承与传播上。

3.3加强中医文化队伍建设，培养高素质中医文化专门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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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I：10.3969/j.issn.1005-5304.2013.05.046

中图分类号：R2-0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04（2013）05-0103-02

非医学专业本科生攻读中医学专业的博士研究生（以下简称“非医攻博”）是教育部及中医药管理局探索培养中医学高层次复合型人才的新模式、新途径。从2002年开始，在北京、上海、南京、广州的中医药大学开展“非医攻博”的试点工作。本校作为4所试点学校之一，已招收了10届共79人，生源背景涉及文、史、理、工等多学科。现从本校“非医攻博”招生、学生培养及就业等方面，分析“非医攻博”学生培养中凸显的问题，并提出相应的建议，为今后中医创新人才的培养提供参考。

1 本校“非医攻博”现状

1.1 招生情况

本校从2002年起开展“非医攻博”的试点工作，招生、考试、复试与全国硕士研究生同步进行。每年计划招收20名，纳入中医基础理论专业。至今已招收10届共计79名学生（2012年停招），其中男生44人，女生35人。生源主要分布于江苏、山东、山西、河北、四川、河南、黑龙江等省。学生本科阶段所属学科涉及文、史、理、工等各个学科，有19名学生本科毕业于国家教育部重点建设的“211”高校。

1.2 学生培养

第1～2学年为课程学习阶段，把本科5年学习内容及部分硕士、博士课程压缩至2年内完成，课程学习时间短、任务重；第2学年下学期选择专业及导师，专业均为基础学科，如中医基础理论、中医临床基础、方剂学、临床中药学等；第3学年为临床实践学习阶段，以中医内科实习为主，兼顾普外、泌尿外科、妇科、针灸、推拿等学科；第4～5学年是科研阶段，根据学生专业及背景确定专业研究方向，完成博士论文并通过答辩。学位

通讯作者：吴承玉，E-mail：.cn

论文的水平高低决定着“非医攻博”研究生的培养质量，而“非医攻博”的课题研究应该体现多学科研究中医的交叉性，迄今本校已毕业的5届共计56名非医攻博学生中，有53.6%的人博士课题研究内容与本科的知识背景相关，内容涉及中医古籍翻译、中医计算机应用、中医数据挖掘等，而46.4%的人选题与原有知识背景无关。

1.3 毕业生就业

目前，本校“非医攻博”专业已经有5届学生顺利毕业并走向工作岗位（见表1）。就业单位主要有高校、医院、科研院所等4类，从事职业有教师、医生、管理人员、科研人员等，其中以教师及医生为从业主体，分别占毕业生总数的39.28%及23.21%。

2 存在的问题

“非医攻博”研究生具有知识面较宽、思维活跃，以及自学、理解和独立思考能力较强等优势。本校在近年来的培养实践中，逐步完善了“五年一贯、硕博连读、整体优化、分阶段培养、优胜劣汰”的培养机制，学生在掌握中医学基础知识的同时，能够利用本科专业背景开展中医药交叉学科的研究，初步实现了该专业设置的初衷。但与此同时，培养过程中也暴露出诸多问题。

2.1 学生专业定位不够明确

“非医攻博”的初衷是为了吸引一批多门类、跨学科的交叉人才，利用其专业背景为中国传统医学作贡献。而绝大多数学生有当一个中医大夫的理想。学校的培养宗旨是经过5年的时间，培养出能够具有运用自然科学或人文科学等知识独立地、创造性地开展中医学科学研究能力的中医基础理论高级研究人员[1]。故部分学生报考“非医攻博”的初衷与培养目标存在偏差。此外，“非医攻博”毕业生不能在江苏省报考执业医师考试。这些因素导致了部分学生情绪低落、消极学习等。

2.2 课程设置有待优化

“非医攻博”学生要在2年时间内完成中医学本科5年的主要课程，时间紧、任务重，导致出现以下问题。首先，中医内容没有讲深讲透，如《黄帝内经》、《伤寒论》等经典课程课时不够，老师没有足够时间深入讲解。其次，部分课程不能很好地承接，如《方剂学》、《黄帝内经》、《温病学》同时开设，课程间无法自然承接，造成知识脱节。此外，中医专业课内容偏浅、偏少，中医各家学说、妇科学、儿科学等课程未开设，也未提供与学生本科专业相关的选修课。因此，如何高效地利用2年时间完成课程学习，如何根据学生的专业背景开设课程，以及如何因材施教、开展个体化培养等问题仍有待探索。

2.3 学生理论知识及临床动手能力个体差异性大

“非医攻博”学生要在2年里完成中医本科的主干课程，时间紧、任务重，很多知识不能很好地理解。第3年进入医院实习，其理论知识、动手能力、临床操作能力和临床研究生相比存在明显差距。大部分带教老师会根据“非医攻博”学生的特点循序渐进地安排实习，从患者处理、病历书写、用药规范等多方面进行指导。当然，也有少数带教老师不了解“非医攻博”学生的特殊性，采取放任自流的态度，使学生的自尊心和自信心受到打击。临床实习的效果也是因人而异、因科室而异、因带教老师而异[1]。

3 建议

3.1 吸引优质生源，优化招考机制

《重广补注黄帝内经素问》云：“奈何以至精至微之道，传之以至下至贱之人，其不废绝，为已幸也。”中医教育，特别是“非医攻博”，应当进一步加大招考制度改革力度，吸引优秀生源。“非医攻博”的招考工作改革重点应由优质生源数量的扩大转向优质生源质量的进一步提高，真正招收到对中医药学感兴趣、具备优良的科研思维与素养的各学科优质人才。此外，应不断完善复试方法，考查学生对中医学的认识及本科学习的专业素养；评估其利用本科专业与中医学结合开展交叉研究的可行性等。

3.2 明确专业定位，开展多学科交叉研究

“非医攻博”的初衷是吸引多学科背景的人员，利用原专业知识，开展中医学基础和临床应用基础的跨学科研究。因此，“非医攻博”的学生应当明确专业定位及自身定位，在学好中医相关知识的同时，要不断巩固原专业的知识，在课程学习、临床实习过程中要善于发现多学科交叉研究切入点；此外，要积极主动地与导师沟通，尽快了解本学科的研究动向，尽早确立研究方向及内容。

3.3 优化课程设置，构建科学规范的学位课程体系

优化不同专业背景学生的培养模式。针对学生不同的专业背景、学习习惯、思维方式，设计学位课及选修课。学位课程，特别是中医学的基础及经典课程应循序渐进地开设。此外，“非医攻博”应开设选修课，如“中医文化导读”、“医学哲学”、“医学信息”、“生物医学工程”等。文科学生藉此可以广泛吸纳国学文化、医学哲学理论，深入挖掘中医学的人文内涵及哲学思想；理工科学生通过课程的学习，可以将现代科学知识与思维模式引入中医学，找到最佳结合点，开展中医学现代化的相关研究。

3.4 加强师承学习，建立多导师联合培养机制

师承学习是中医人才培养的重点。师承学习可以将临证贯穿学习的始终，学生可以在侍诊过程中将中医基础理论、四诊、方药及老师的辨证论治相结合，从中体悟中医基础理论与临床实践的关系。故“非医攻博”学生应尽早跟师学习，跟师时间以第2学年为宜，此时学生已掌握了中西医学的基础理论，需要到实践中去体悟，早拜师可以随时问道解惑。此外，应根据学生专业背景，选定中医导师之外的其他学科导师，建立多导师联合培养机制。这样可以最大程度地发挥“非医攻博”学生的优势，为开展多学科交叉的中医药研究服务。

4 小结

“非医攻博”作为中医药教育的新事物，是继“二学位”和“西学中”之后培养中医药高级人才的又一创新模式，其目的是利用多学科支撑、发展中医药事业。目前，中医发展最欠缺的是创新，而创新之最高境界是理论突破。中医理论继承和发扬了古人善于把握整体以及事物相互关系的特长，对直观认识进行归纳、演绎及思辨，把握了人体功能、药物效用等在结构联系上的规律并形成了独特的整体观念，并且能在该整体观的指导下对认知进行合乎目的的解释。久而久之，沉淀下来便成了中医界的思维定势。这一模式虽然在古代推动了中医学的发展，但随着西方科技的传入，中医学家们难以突破桎梏。从这一点上看，中医整体观念有一个致命的弱点，即被阴阳五行以及其他思维上的传统心态严密封住。这个弱点如不克服，中医将很难超出直观及思辨的水平，一切中医实用技术方面的进步最终也只能沦为印证阴阳五行的素材[2]。因此，中医创新、中医教育创新，任重而道远！“非医攻博”作为一个新生命，存在诸多问题，需要不断加以改进，使其在形式及内容上更加完善，培养出更加适应社会发展需要、符合中医药创新的复合型人才，为中医药的发展，特别是理论上的突破和创新贡献力量。

参考文献：

[1] 戴慎.“非医攻博”应凸现实施个性化培养[J].南京中医药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8（2）：115-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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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医学;国际;语言

中图分类号:G64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2851(2009)12-0192-01

中医作为我国的传统医学,拥有两千年之久的发展历史。是现今国际上保存最完好、研究最彻底、发展最全面的传统医学之一。其丰富的典籍资料,向世界展现其几千年的文化积淀,知识积累和最新的研究成果。

一、中医翻译的教学现状分析

中医从起源于先秦以来,经历了无数的哲学思想,文化学派,宗教流派,朝代变更和社会改制等种种影响。中医的开放式发展过程使得中医深受中国历史文化的熏陶和濡染,相比较而言,中医显得不是纯粹的现代科学体系,而融合了大量的文化因素。这是翻译的一大难点,教学中发现学生的传统文化的功底普遍薄弱。另外由于中西方存在语言、文化、价值观和思维逻辑上的差异,绝大多数中医概念在英语中是词汇的空缺,中医特有的逻辑导致其字面上的意思并不能完全表达其含义,因为其中还渗透着中国的文化,这就形成了交流的障碍。在翻译中体现出译名混乱,标准不统一,译文质量不高的问题,造成西方读者对中医的误解。目前大多数中医院校只是停留在基础英语的教学阶段,即使上升至专业英语教学的阶段,教学效果也不甚理想。中医翻译教学存在师资严重缺乏的问题,师资培训需要在中医和语言两门学科较大的投入才能有所建树,融会贯通。

中医药外向型人才应具备扎实的专业能力和英语应用能力,能用英语表达中医药理论知识,另外还应增强文化差异,提高跨文化交际能力,因此通过加强中医翻译教学,提高交际能力,应成为中医院校英语教学不可忽视的课题。

二、注重突出中医英语的教学特色

中医专业的英语教学目的是培养具有深厚的语言功底和扎实的中医专业知识的课程。经过与学生的讨论,深深感觉学生尽管学习英语长达十年之久,仍然不能进行有效的交流,特别是在本专业的领域内,不能有效的沟通,这极大地挫伤了语言学习的信心。因此我们值得认真考虑教学方法的有效性。考虑在基础英语教学阶段,应注重突出中医药英语的专业教学特色。具体在组织教学时,可以首先介绍中医常见的专业名词、词组及短语的英语表达方式作为重点,进一步可以设计安排中医门诊医患之间的英语情景对话及其所用中医诊疗用语的英语表达为主,第三步则将中医学术论文、中医病历、中药说明书、临床经验等的书写格式及其常用词语的英语表达作为教学的中心内容。这种教学贯彻了学以致用的原则,突出了中医特色的教学,即激发了中医药专业的学生学习本课程的兴趣和积极性,而且英语教学同专业教学交叉渗透,相得益彰,互相促进的效果。

三、注重加强文化差异意识,加强中国传统文化的导入

语言是交际的工具,文化的载体,目前人们也越来越注意到成功的语言交际不仅靠单纯运用语言知识和技巧,必须受到文化规则的制约,即那些隐含在语言和非语言系统中的文化信息差异直接决定了人们是否可以利用已经掌握的语言知识结构顺利地进行语言交际。中医专业外向型人才除了要精通中医知识,还必须在语言交际能力培养中树立文化差异的意识。

按照美国著名的翻译理论家奈达的观点“对于真正成功的翻译而言,熟悉两种文化甚至比掌握两种语言更重要,因为词语只有在其作用的文化背景中才有意义。”各民族的语言必然反映出该民族所处社会的特定文化,使用不同语言的民族之间必然存在文化差异,而这种文化差异就构成了翻译的障碍。中医英译对外交流的实质是一种传统文化的输出。汉语和英语属东西方不同的文化体系;对同样的事物,不同的民族可以有同样的认识,但采用各自带有鲜明民族文化色彩的表达形式。英语民族习惯于个体或分析思维模式,即将事物分解为各个部分,把具体问题从总体中分离出来,把复杂的问题划分为比较简单的形式和部分,然后进行各个部分的研究。因此,英语民族在思维形式上具有一种重分析、重形式、讲求精确的显著特征。与西方哲学的分析思维方式不同,汉语民族的思维方式深受儒家、道家与中国佛教文化的影响,语言重意合、重从事物之间总的联系上去认识和把握事物,东方思维模式上有重整体、重综合的特点,因而具有一定的模糊性、重叠性和跳跃性。翻译是两种语言沟通的桥梁,译者在翻译时必然会介绍与传播源语言所体现的文化。但是由于不同民族之间的文化差异的存在,文化意蕴的传达必然会成为翻译中的难点和障碍。

从这个意义来说,翻译的目的之一就是要在源语言和目的语言之间建立文化对等。在构成翻译对等的诸多方面,文化对等的原则要求译者积极介绍源语言的文化意蕴,努力传达原作的文化特色,忠实地再现原作的整体文化氛围。由于中医英语译文的读者是西方人,他们大多数对中医及中国文化知之甚少,很难理解和欣赏中医语言中的文学、哲学和宗教意义。“翻译作为一种跨文化的交际活动”,中医翻译要达到西方读者的可接收程度。比如如果把中医术语“白虎历节”(关节肿痛)译成“白色的老虎在奔跑”。中医药名“青龙白虎汤”译成“Blue Dragon and White Tiger Decoction”,西方读者一定感到不知所云,甚至震惊。这样就达不到成功的交际效果。因此,加强跨文化知识的传授对于培养学生的翻译能力是十分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