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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论:写作是一种深度的自我表达。它要求我们深入探索自己的思想和情感,挖掘那些隐藏在内心深处的真相,好投稿为您带来了七篇西域文化论文范文,愿它们成为您写作过程中的灵感催化剂,助力您的创作。
“2012年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理事会暨丝路历史文化研讨会”于8月3日至5日在乌鲁木齐博物馆举行。此次会议由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主办、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承办,来自全国各大高校和科研机构的60余位理事、代表和10余家媒体记者出席了会议。
会议分学术讨论会、理事会会议及参观考察三部分。会议第一阶段由20余名学者围绕“丝路历史文化”主题报告论文进行交流,内容涵盖敦煌吐鲁番文书、西域史地与考古、佛教艺术等多个方面。
此次学术讨论会发表的关于敦煌吐鲁番等文献研究方面的成果主要有:黄正建《吐鲁番文书中的〈辩〉》、刘屹《德藏吐鲁番双语文书残片Ch/So10334(TIα)v的道教内容考释》、马德《〈张淮深碑〉的作者再议——兼及敦煌写本之张球、恒安书体比较》、李小荣《王梵志研究三题》、金滢坤《国图藏敦煌本“策府”研究》、张小艳《敦煌吐鲁番契约文书词语辑考》、孙继民《黑水城所出金代汉文〈西北诸地马步军编册〉的复原》、王冀青《伯希和与敦煌本〈慧超往五天竺国传〉》、孟嗣徽《美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所藏的几件敦煌文献》、曾良《〈金刚经〉三十二分探讨》、陈菊霞《陷蕃前的敦煌文书——S.11287新探》、索南才让《吐蕃时期敦煌发现汉藏互译佛经文本的比较研究》等;西域史地与考古方面,有冯培红《汉唐敦煌大族与西域边防》、陈楠《吕光出兵西域原因新考》、李并成《塔里木盆地尼雅古绿洲沙漠化考》、伏俊琏《徐松的〈新疆赋〉》、贾应逸《从新疆出土毛织品图案看丝路上的中外交流》、王博《2006年阿斯塔那墓地颅骨的人种学研究》、吴艳春《丝绸之路与西域舞乐文化》、鲍娇《丝绸之路体育文物钩沉》等;在佛教艺术、西域文化、编辑出版等方面,有李翎《吉美博物馆藏敦煌纸画五佛冠》、柴剑虹《探寻历史文化传承的踪迹与规律——新疆文物学习札记》、张先堂《龟兹石窟与敦煌石窟供养人画像比较再探》、杨秀清《追寻儿时的足迹——敦煌石窟壁画中的古代儿童生活研究之二》、张小刚《敦煌“维摩方丈故事画”辨正》、王友奎《佛教艺术中的怪兽背屏装饰》、府宪展和吕瑞锋的《流失海外民族文献的整理与出版》等。学术研讨结束后,郑阿财先生作了简短的总结发言。
在第二阶段的理事会会议中,学会理事代表讨论通过了修改的《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章程》,确定了为纪念学会成立30周年于2013年在北京举办国际学术会的活动方案。
随后,主办方组织与会理事和代表参观了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标本室、新疆博物馆库房、新疆地矿博物馆、北庭故城遗址等文博单位。
[关键词]喀喇汗国;维吾尔族文学;回鹘文化
[中图分类号]]I206.2[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115(2009)01-0091-02
喀喇汗国是维吾尔族史上的一个关键历史阶段。在这一时期,维吾尔族的历史、社会、文化、、语言文字和文学艺术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维吾尔族文学也是得到了蓬勃发展,创造了令人惊叹的成就。很多学者认为,这一历史时期是维吾尔族文化发展的第一个黄金时代。
一、喀喇汗王朝的建立
公元840年,漠北回鹘汗国因内乱、瘟疫和周围葛逻禄、黠戛斯和吐蕃的联合进攻等种种原因,汗国崩溃,余部四散。9~12世纪,回纥社会经济和文化迅速发展,游牧的畜牧业逐渐向定居的农业转变,回纥地区与内地的商业贸易空前繁荣。通过“互市”,将马匹、玉器、乳香、药材等大量运往内地,换回铁器、茶叶和丝绢。封建制度进一步确立,形成了以回纥可汗和各级伯克(官吏)组成的农、牧主阶级。伊斯兰教从10世纪末传入喀什噶尔以后,逐渐影响到莎车、于阗等地,到12世纪时已传播到库车、焉耆一带,逐渐取代了回纥人原来信奉的萨满教、摩尼教、景教、祆教(拜火教)和曾昌盛数百年的佛教。兼有汉族和西域特点的回鹘文化高度发展,表现在使用回鹘、汉、梵、萃利、婆罗米等多种文字和历算、绘画等各个方面。这个时期,南疆地区形成了维吾尔族两大文化和文学中心,即北部的吐鲁番(包括天山以北的别失八里)和南部的喀什。
二、喀喇汗国文学发展及其因素
喀喇汗国是回鹘西迁后在以喀什地区为核心的中亚地区建立的突厥王国。在这一期间,涌现出了一批维吾尔族文化人,促进了维吾尔族文学的发展。如艾布・奈斯尔・法拉比(《论诗歌艺术之规律》)、优素甫・哈斯・哈吉甫(《福乐智慧》)、麻赫穆德・喀什噶里(《突厥语大词典》)、阿合买提・玉格乃克(《真理的入门》)和艾合买提・亚萨维(《警言集》)等,都是这一时代的代表人物。
在漠北,回鹘是一个游牧民族,西迁之后,与西域从事农耕生产方式的土著民族得到了融合,从游牧生活转变为农耕生活,这对回鹘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维吾尔族祖先回鹘人曾经是一个逐水草而居的草原游牧部落群体,他们迁徙到西域,生产方式发生了巨大变化。西域土著民族主要从事以农耕为主,以林业、果业和渔业为辅的生产劳动。从西域地理条件来讲,山、沙漠多,一片片相对独立的绿洲可以供人们耕耘,不适合畜牧经济的发展。在这种条件下,回鹘人从畜牧经济过渡到农业经济。生产方式的转变对回鹘经济、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成为促进文化发展的动力。
西迁之前,回鹘曾经信奉过萨满教、摩尼教,可喀喇汗国期间全民皈依伊斯兰教,不同的互相产生了碰撞。喀喇汗王国遭到了来自中亚、西亚的伊斯兰势力的袭击。公元10世纪,喀喇汗王萨图克・博格拉汗信奉了伊斯兰教,然后,在全王国境内推行了伊斯兰化政策。虽然很多居民不愿意放弃对萨满教和摩尼教的信仰,但是因国王以强力施行了这一宗教政策,回鹘人皈依了伊斯兰教。
西域地区是一个多语言、多族群的多元文化地带,有粟特语、塞种语、吐蕃语、梵语、汉语等多种语言文字。回鹘人占领了这一地区之后,多元语言文化得到了全面地融合,促进了维吾尔族文学的繁荣发展。
总之,喀喇汗国在回鹘史上是一个极其辉煌的时期。这一时期的文学得到了蓬勃发展,代表作家和代表作品丰富,值得全面挖掘和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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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谷津.维吾尔人在蒙元历史上的地位[J].重庆科技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8,(2).
关键词:琵琶;吉他;远亲关系
琵琶是我国民族乐器音乐表现手法极为丰富的器乐之一,流传有两千多年的历史,是一种有着复杂的演奏技巧和丰富的表现力,极具民族色彩的音响效果,这使琵琶成为我国民族乐器中的魂宝。吉他则是流行于欧洲的一种弹拨乐器。两者发展于不同地区却有着许多相似的地方,如演奏技法、外形结构等。本文将从它们的发展历史进行推断、探索证实他们之间的远亲关系。
一、琵琶和吉他有共同的发展历史
考古学家在肯达拉的石雕上发现了公元前1世纪到2世纪的两种鲁特琴。第一种和欧洲的鲁特琴及中国的琵琶外形相似,即所谓的梨型(PEAR SHAPT)乐器;第二种鲁特琴的响胴中央变细,与现代吉他极为相象,唯一不同之处就是它的响胴与棹柄的区分不明显。石雕上的鲁特琴,没有使用匹克,而是用右手指直接拨弦。
琵琶由历史上的直项琵琶及曲项琵琶演变而来,据史料记载,直项琵琶在我国出现得较早,秦、汉时期的“秦汉子”,是直柄圆形共鸣箱的直项琵琶(共鸣箱两面蒙皮),它是由秦末的弦鼗发展而来的。对于曲项琵琶的来源《隋书•音乐志》:“今曲项琵琶,竖头箜篌之徒,并出自西域,非华夏旧器”。 可见曲项琵琶并不是源于我国,根据有关史料分析,南北朝时(约公元四世纪),通过丝绸之路与西域进行文化交流,有一种梨形音箱、曲颈、四柱(今谓相或品)、四弦,用拨子演奏的弹弦乐器由印度、波斯(今伊朗)通过西域地区传入北方,因其头部向后弯曲,为区别于当时流传的直颈圆形的秦琵琶,故名曲项琵琶又因其经过龟兹传来,又称龟兹琵琶、胡琵琶或胡琴,宋代以后迳称琵琶。但是据《通典》记载“曲项……本出自胡中,俗传是汉制”也就是说曲项琵琶在汉代就已经出现了,这样我们必须把视线投向丝绸之路之间的西域。在西域文化史上,一二世纪位于巴基斯坦西北部的犍陀罗已经出现了一种类似中国四弦琵琶的梨形鲁特琴,这种鲁特型乐器梨形曲项(形状)、横抱(弹奏方法),琴弦的尾部有挂弦的缚弦,因此推断这种鲁特琴与我国新疆地区的四弦曲项琵琶十分相似。可见我国的曲项琵琶与巴基斯坦的鲁特琴有着直接的关系。
吉他流行于欧洲,学者们在西尔库罗多的古屋里发现比肯达拉的鲁特琴更象欧洲吉他的鲁特琴被描绘在巴基斯坦的一块叫米兰的石墙上,经鉴定完成于公元3世纪,这块壁画很明显地受到肯达拉艺术的影响,因此,我们可以确定,从1世纪到3世纪,通过文化交流从肯达拉到巴基斯坦地区(琵琶也曾在这个时期出现通过丝绸之路文化交流流传到中国),已经开始使用吉他型的鲁特琴了,而它们所产生的年代,正暗示了这种吉他型的鲁特琴是从肯达拉传入欧洲米兰的。这些鲁特琴都比前面所提到的埃及鲁特琴更接近于吉他。因此,我们可以推定,如果欧洲的吉他和鲁特琴同样是从阿拉伯人的手中传入欧洲的话,那么这种吉他的原型乐器应归属于埃及的鲁特琴。因此,我们又可以推定它是经过印度到波斯一带的地域而传入欧洲的。由此可见琵琶与吉他都是通过与西域的文化交流而分别传入中国和欧洲的。
[关键词]甘肃高校;秦汉史教学;甘肃元素
[中图分类号]G1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115(2011)024-0056-03
秦汉史作为断代史专题研究课程,大部分高校历史系都会为已具备中国古代史、历史文选知识的高年级本科生开设,甘肃高校也不例外。与中国古代史等专业基础课相比,主要面向高年级本科生的专题研究课程秦汉史显然具备一些特性,在重视知识传授的同时,更强调对学生专业素质的培养;既要锻炼学生独立思考问题、从事科研的能力,还要注意发挥历史学的社会功用,培养学生对社会的认知能力和优秀思想品质。此课程肩负的任务重,但课时却较少。如何在有限的时间内使教学目的得以充分实现,如何在结合地方特色的基础上高质、高效得完成教学任务,无疑是每个从事此课程教学的教师应该思考的问题。
一
甘肃各高校历史专业重视此课程的开设,大部分任课教师经验丰富,在教学及人才培养方面曾取得较大成绩。但毋庸讳言,目前甘肃高校本课程的设计与讲授仍有改善的余地,教学目的并未完全实现。以笔者所在的学校为例,具体来说主要存在以下问题:
其一,本课程与中国古代史课程秦汉部分的关系不清晰。在教师讲授中,很容易将此课程变为“细化版”的中国古代史秦汉部分,甚至存在两个课程内容重复的现象,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学生学习的积极性。
其二,课程吸引力不足。由于本课程断代史专题研究的性质,一般仅为少数对秦汉史有浓厚兴趣的学生重视。如果教师在授课中不能调动广大学生的学习兴趣,就难以对大部分学生产生吸引力。
其三,与培养学生独立思考历史问题的能力相比,教师一般对知识传授更为重视。即使部分教师有引导学生发现问题、研究问题的尝试,但往往由于切入点设置得不够理想而效果不佳。
其四,由于授课内容过于依赖相关教材,与甘肃本地特色结合不足,所以,授课往往缺乏生动性、现实性,脱离社会需要和学生的实践活动,难以充分达到对学生认知能力和热爱家乡情操的培养。
以上问题的存在,影响了教学效果。怎样克服它们,当然有很多思路。笔者认为,注重甘肃地方元素,结合陇原文物、文化是解决上述诸问题的重要手段。地方高校的重要特点之一是本地、本省生源较多,这在甘肃高校中表现尤为明显。在授课中联系地方特色,强调当地历史文化与秦汉史的密切关系,既有助于提高本地生源对秦汉史课程的兴趣、改善教学效果,也有利于加强学生对甘肃历史文化的了解,培养学生认识家乡、研究家乡、服务家乡的情感。而课程设计中加入地方元素,以地方文化为例深入阐述秦汉史的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则可以彰显本课程特点,避免与中国古代史秦汉部分的无谓重复。此外,在教学中引导学生注意甘肃元素,把当地文化与秦汉史的结合作为锻炼科研与实践能力的切入点,有助于刚刚接触研究性、实践性学习的学生顺利转换角色,提高素质修养。综合来说,结合地方特色进行秦汉史课程的教学,可以有效规避前述诸多问题,能够更好的实现教学目的。
甘肃是一个历史文化底蕴非常深厚的地区,在中国历史发展和华夏文化形成过程中曾发挥过重要作用,相关文化遗产丰富。尤其秦汉时期,甘肃的历史地位非常重要。这种重要性既表现在秦汉时期甘肃地区自身的发展、繁荣上,更表现在这一区域对当时整个中国历史进程的影响上。从学习和研究秦汉史的角度来说,如果不重视甘肃的文化遗产和考古资料,很多问题难以得到清晰解释和深入研究。探讨秦文化的起源、发展,绕不开甘肃,据《史记》记载,秦人兴于“西垂”,就在甘肃东部一带,20世纪90年代礼县大堡子山和圆顶山秦公大墓的发现,使深入研究秦兴起阶段的历史文化面貌成为可能。探讨以汉匈关系、汉羌关系为主要内容的秦汉民族关系,绕不开甘肃,河西地区真正被纳入中国版图即实现于汉武帝时代,是汉匈战争的直接产物。探讨以丝绸之路为核心的中西文化交流,绕不开甘肃,悬泉置等汉代邮驿遗址的发掘,为我们提供了有关汉代交通设施和与西域关系的第一手资料。探讨汉代的边塞防御,绕不开甘肃,甘肃的秦汉长城遗址数量多、保存好,玉门关、阳关、疏勒河流域汉塞至今仍可探寻。更重要的是,今天从事秦汉史教学研究的最重要史料――秦汉简牍大量出土于甘肃。甘肃是我国的“简牍之乡”,出土的6万余枚简牍材料中有5万余枚属于秦汉时代。天水放马滩秦简、居延汉简、敦煌汉简、武威汉简、甘谷汉简、悬泉汉简等,不夸张地说,如果绕开甘肃简牍,今天秦汉史研究中的诸多问题根本不可能开展。放马滩秦简《日书》对秦人思想信仰和社会生活的研究,居延、敦煌汉简对汉代政治、经济、边塞制度的研究,武威《仪礼》简对文献学的研究,武威医简对科学技术的研究,都产生过极大影响。
李学勤先生曾说:“中国历史文化早期的一系列核心疑问和谜团,恐怕都不得不求解于甘肃。”这句话对于秦汉史课程教学同样适用。甘肃在秦汉时期的历史地位和简牍等相关文物、文化遗存的存在,决定了甘肃高校在秦汉史课程教学中关注地方特色、借助地方文化力量不仅必要,而且可行。
二
甘肃高校历史专业的秦汉史教学,需要在充分利用现代教学技术的基础上与甘肃历史文化相结合,使甘肃元素能自然的为秦汉史教学所用。为了实现这一目的,在课程设计与具体结合方法上,笔者认为应注重以下几点:
首先,针对本课程吸引力不足的问题,教师应利用甘肃元素调动学生对此课程的兴趣,在“绪论”的讲授中要强调甘肃历史文化与秦汉史的关系。在此内容的设计中,重点突出早期秦文化、万里长城、丝绸之路、汉匈和战与甘肃的关系,甘肃简牍及出土文物对推动秦汉史研究之意义,前辈甘肃学人在秦汉史研究中的贡献等内容。通过“绪论”,使学生认识到甘肃在秦汉盛世形成中所发挥的巨大作用。乡土观念是人的普遍情感,其往往可以成为兴趣的催化剂,而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孔子曾说:“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在正式授课之前,向学生介绍甘肃与秦汉史研究的密切联系,改变学生们“秦汉史就是中国古代史的一个普通断代,与我们没有关系”等观念,使他们认识到在甘肃从事秦汉史学习的生动性、必要性,培养他们学好秦汉史的历史责任感,对于促使他们从被动学习转为主动的“乐之”式学习显然有重要作用。
其次,在课程设计与具体讲授中,应有机联系甘肃元素。现阶段的本科历史教学仍是以教师讲授为主,在讲授过程中注重甘肃元素,有助于激发学生热情、改善教学效果。秦汉史课程内容一般是秦汉史概述与专题研究相结合,那么,在课程设计上可以略突出早期秦史、简牍学、秦汉时期的民族关系、边塞防御等与甘肃联系较密切的专题内容。具体来讲,讲简牍学时可突出甘肃秦汉简牍的重要历史意义;讲民族关系时可强调汉匈、汉羌和战对于两汉社会历史发展的影响;讲社会生活民间信仰时可以放马滩秦简《日书》为主要史料依据;讲伦理观念时从武威“王杖”简谈汉代对孝道的提倡;讲东汉后期社会、政治现象时可以王符及其《潜夫论》中的社会批判内容作为切入点;讲与西域关系时可介绍甘延寿、段会宗的西域经营;讲地域文化时可联系李广、赵充国等陇籍将领分析“关西出将、关东出相”的历史文化现象等。授课过程中对甘肃元素的利用,对于提高学生兴趣、深化学生对秦汉史相关知识的理解有重要意义。
再次,应以甘肃元素为切入点,锻炼学生思考历史问题、撰写学术论文的能力。与中学教育相比,研究性学习、科研能力的培养是高等教育的重要特点,这在高校高年级课程的教学中尤显重要。培养学生分析历史问题的能力,是秦汉史课程的基本教学任务之一,但以往仅注重知识传授和泛泛为学生布置一些思考题的做法,对于培养学生主动思考问题、锻炼研究的能力来说,效果不佳。如果教师在授课中能引导学生多思考与乡土文化、乡土历史有关的问题,无疑会促进学生主动、自觉地投入到研究性学习中来。
“定论”观念的清除,是科学研究的前提。在教学中,教师有义务使学生认识到许多历史问题并不像中学教育宣称的那样有所谓定论,在历史评价,甚至部分基本史实的认定上存在争论非常正常,而新材料的发现和科研努力是解决问题的关键。在这方面的课程设计中,可以以相关甘肃元素作为切入点。造纸术的发明、改良,是秦汉科技史的重要内容,传统文献记载东汉蔡伦“用树肤、麻头及敝布、鱼网以为纸”,发明了造纸术。这一观点近2000年来被世人接受,但20世纪50年代后随着陕西灞桥西汉纸的出土,此观点受到冲击,部分学者认为早在西汉时期现代意义上的纸已出现,蔡伦充其量是纸的改良者。学界围绕此问题争论激烈,坚持传统观点者认为灞桥纸仅是“废麻絮”,且有作伪的可能,双方各执一词,聚讼不息。而1986年西汉文景时期放马滩纸地图和1992年悬泉置遗址400余件西汉纸的出土,使这一争论基本平息,蔡伦改进而非发明造纸术已成为学界的主流观点。这一利用甘肃出土文物推动秦汉史重大问题研究的例子,会给学生以较大冲击,一定程度上能改变他们迷信定论、权威的思维定式,刺激他们自觉走上研究性学习道路。
当然,研究性学习的引导,还要与学生期末论文、学年论文、毕业论文的撰写结合起来。整体来看,目前本科生论文的针对性较差、水平不高,这与选题的盲目性有一定关系,如果能引导学生选择某些其感兴趣的秦汉时期甘肃历史、文化现象作为题目,这一问题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改变,锻炼效果会更好。具体选题时,既可以选择早期秦文化、民族关系、移民屯戍、简牍研究等与甘肃有关的宏观问题,也可以选择两汉时期凉州地区历史、文化的各种微观细节。今天的甘肃在汉代主要属于凉州刺史部。西汉时期的凉州八郡,东汉时期的凉州十郡基本涵盖了今天甘肃的主要地区。当时这些地区的管理制度、文化面貌有一定独特性,学生们如果能以自己家乡在秦汉时期的发展情况或家乡秦汉时期的文化遗存作为论文主题,显然,操作效果会强于对一些泛泛题目的研究。
最后,在授课中、授课后的社会实践中,应充分利用甘肃地区丰富的秦汉文物资源,培养学生的历史感和实践能力。作为过去发生事件和现象的孑遗,许多历史遗存、文物能拉近我们与历史的距离,这种历史直观的获得在历史学习和研究中的作用不容忽视,它们“能够深深吸引学生观察和思考问题,甚至还可进一步激发学生探讨和研究文物中蕴涵的历史奥秘的兴趣”。教师在秦汉史授课中,应借助多媒体教学的优势,充分利用甘肃地区秦汉遗存的照片,使学生获得直观感受。有条件的高校在讲授一些仅靠口头解释难以使学生明白的问题时可以直接利用博物馆资源,例如我们在讲秦汉时期的书写材料――简牍时,就可以组织学生去甘肃省博物馆等文博机构参观,让他们直接观察简牍文字、编联、保护的实际情况,其效果往往事半功倍。
历史学不是一门完全关闭在书斋中的学问,利用地方文物资源,开展田野性实践教学活动,让学生走出课堂,进行文物调查、研究工作是高校历史教学改革的方向。甘肃高校的秦汉史教学在这方面有得天独厚的条件,应充分利用。甘肃秦汉时期的文化遗址及考古文物资源丰富,既有以秦汉长城、关塞、邮驿为主的地面遗存,又有西垂秦公大墓等重要墓葬,既有大量的简牍、碑刻资源,又有铜奔马、木地图、王杖等珍贵秦汉文物。让学生有机会接触这些文物资源,锻炼学生的相关实践能力是提高本课程教学质量的重要方法。一方面,有条件的高校应与当地文博部门合作,为学生争取参观学习的机会;另一方面,学校和教师可以利用课余组织学生进行一些形式多样的考察、实践活动。例如在暑期社会实践活动中,就可以安排相关学生对家乡及特定地区的遗迹遗存、博物馆进行调查研究,这对学生掌握和理解秦汉史知识、提高实践能力都会有重大促进作用。
三
推动甘肃高校秦汉史课程的开展,需要在课程设计、课堂讲授、论文指导等多个环节充分重视甘肃地方特色及陇原文物、文化的作用。
但需要注意的是,归根结底,本课程是秦汉史,而非甘肃地方史秦汉部分,重视甘肃元素是推进秦汉史教学的手段,而非教学目的,不能本末倒置。授课中联系甘肃元素的目的是使学生提高兴趣、增强史感,能更好地学习秦汉史,而非让学生仅关注甘肃地区秦汉时期的历史。从课程设计来说,在具体专题下应顾及到甘肃元素,但不宜出现为甘肃而设的专题,如“秦汉时期甘肃地区的经济(民族关系、文化)”等题目就不宜出现。从授课内容来说,应强调甘肃对秦汉史进程的影响,但对秦汉时期的甘肃等具体内容则应淡化,例如,讲河西四郡,对于其设立的历史背景、历史意义,对于其在汉匈战争和中西交流中的作用应详谈,而对其设立的具体时间、设置变迁等内容则应略谈。从论文指导上说,应强调甘肃元素对提高学生写作兴趣和研究能力的作用,但绝不能将甘肃元素作为论文的惟一选题方向。
综上,笔者认为,合理、适度地结合甘肃元素是今天甘肃高校进一步改善秦汉史教学的重要途径。这样做不仅有利于学生掌握秦汉史知识和相关学术成果、提高学生分析、研究历史问题的基本能力,还有利于研究性教学的开展和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值得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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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中国五千年文明就像是人类的大舞台,一朝一代走着过场,每朝每代都给人类留下丰富的文化。敦煌石窟就像一个小舞台,不同的朝代,不同的民族,不同的语言,不同的服饰,不同的文化,衬托出共同的信仰与追求,无数的能工巧匠,善男信女,无论高低贵贱,共同演奏着一曲赞美神的交响乐,融贯东西,气势磅礴,历经千年,为人类留下神传的文化。
敦煌位于甘肃、青海、新疆的交汇点,南枕祁连山,西接塔克拉玛干大沙漠,北靠北塞山,东峙三危山。敦煌曾是古丝绸之路上的一个咽喉要地,在河西走廓的西端,为一面积不大的绿洲,四面戈壁、沙漠环绕。魏书《释老志》说,“敦煌地接西域,道俗交得其旧式,村坞相属,多有塔寺。”可见西域的文化对敦煌的影响很大。一千多年前,佛教在西域诸国很盛行,建塔造寺、开窟筑像的佛教艺术也随之传入敦煌,与中原古老的半神文化交汇、融合,产生出辉煌的敦煌石窟艺术。
1建筑艺术
敦煌莫高窟的石窟造像主要是泥塑,因均施彩绘,故称彩塑。颜料取之于天然矿石,色泽艳丽,颜色长久不变。彩塑是洞窟的主体,一般位于正厅中间,主要塑佛像或菩萨像,四壁和顶上才是壁画,早期的洞窟,壁画只是作为装饰和陪衬出现的。壁画一律彩绘,不论是何朝何代,内容大体一致,最为普遍的有佛像画,佛经故事,其中最著名的是飞天壁画。
早期的洞窟形式(十六国,北朝时期,304-581)主要是禅窟和中心塔柱窟,起源于印度。WWw.133229.CoM禅窟是供僧人坐禅修行的洞窟。如285窟主室为方形,正壁开龛塑像,供修行者观像之用,左右两侧壁各开两个或四个仅能容身的斗室,供修行者坐禅修行。中心塔柱窟,又称中心柱窟,塔庙窟。窟内中央设立连接窟顶与地面的方形柱塔,柱的四壁开龛塑像,以供修行者绕塔观像与礼佛。之后不断融入中国式的建筑风格,至隋唐时期(581-907),洞窟形式已完全转变成中国传统的殿堂形式,主室平面方形,正壁开龛塑像,洞窟的其余三壁均绘有壁画,窟顶为覆斗形或人字披形。殿堂式的洞窟已经成了世俗礼佛的场地。
2雕塑和壁画艺术
从彩塑和壁画的艺术风格发展来看,可以分三个时期。隋唐以前的发展期,包括十六国、北魏、西魏、北周四个时代,历时一百八十年。隋唐时期的顶盛时期,包括隋唐两个时代,历时三百多年。隋唐以后的衰落期,包括五代、宋、西夏、回鹘、元几个时代,历时四百六十多年。
2.1发展期
早期彩塑多以弥勒为主尊,带有印度造像的特点。塑像体格高大,额头宽阔,脸形方正,直鼻,眼窝深,发髻为波浪形,衣纹贴身。印度的造像手法是古希腊式的,这是印度佛教之前的信佛时期留下来的。所以传说敦煌的名字与古希腊人有关,不是不无道理。
公元525年,中原出现“秀骨清像”的艺术风格,也影响了莫高窟的石窟造像。塑像面容清瘦,褒衣博带,飘逸自得,宁静超脱。
北朝时期的壁画多是佛经故事画。最著名的有尸毗王割肉救鸽的故事,最精彩的当属“尸毗王本生”,还有九色鹿本生故事画,五百强盗(得眼林)故事画等。
北魏时期的的天宫伎乐壁画还带有西域特征,舞者肩披长长巾帛似今印度妇女披的纱丽,舞姿也颇富印度风韵。
从北魏晚期到西魏,由于孝文帝的改革,作为统治者的鲜卑族开始学习汉族的先进文化。迁都洛阳后,更加速了汉族文化的传播。这时的壁画中出现了一些中国的远古时期的神话传说,如西王母,东王公,伏羲女娲等。西域的绘画风格仍然保存着。
2.2顶盛时期
到了隋唐时期,塑像造型由北魏秀骨清像转为雍容华贵,色彩丰富。
隋代塑像体壮丰满,鼻低耳大,衣着富丽。姿态也更丰富生动,形象更加中国化了。塑像敦厚恬静的仪容也更符合中国传统的美学思想。这是佛教从寺院走向现实生活的重要过渡时期。
“盛唐”时期,百姓生活富足,中原文化空前繁荣,佛教在中原大地普及。很多高僧从内地前来弘法,经卷不断从长安、洛阳传入,敦煌石窟艺术受到内地佛教文化的影响,建筑风格、规模形式、塑像和壁画的内容都发生了变革。
唐代是一个营造巨型大佛的时代。唐代初年,武则天下令僧人造《大云经疏》,该经称武则天为弥勒下世,全国各地兴起塑造弥勒的热潮,莫高窟最大的塑像,北大像高35.5米,气势宏伟,庄重沉稳。开元年间,高26米的南大像也被塑造出来。再加上榆林窟的大像,三座大佛窟,供奉的都是倚坐的弥勒,都是在唐代开凿的。
此外还有中唐释迦牟尼涅槃卧像,长15.8米,右胁而卧,四周配有壁画,以造像与壁画相结合的手法,表现菩萨,弟子,护法,国王,大臣肃穆举哀的大型场面,衬托出人们对佛发自内心的崇拜和敬仰。
唐朝的壁画色调最为丰富多彩,富丽而灿烂,呈现出楼台亭阁、金碧辉煌、歌舞升平的欢乐景象。反映了当时人民生活富足,社会安定的局面。壁画内容可分为五类:即佛像画;大型佛经画;佛教历史画;供养人画像;装饰图案画。
莫高窟的装饰图案,千姿百态,绚丽多彩,既是连接洞窟建筑,塑像和壁画的纽带,同时又是独立存在的图案。以藻井图案为代表的隋唐装饰图案,是莫高窟的装饰图案的高峰。如第329窟窟顶藻井和第159窟西壁窟顶图案,繁缛多样,花纹缜密,这些图案多出现在窟顶中心,寓意苍穹深远莫测,宇宙无限之大。
唐朝“太平盛世”,人民生活富裕,佛教家喻户晓,而且是多佛的信仰。家家供佛,人们向往庄稼“一种七收”,树上“自然生衣”的弥勒世界,相信只要念一声药师佛的名号,一切苦难皆可解救,倡导无论贵贱贤愚,只要专心念佛,凡夫皆得脱离秽土,往生西方净土。艺术家们的创作才能在信仰的世界里,得到充分地发挥,他们把人间荣华富贵搬上墙壁,又把天国的富丽堂皇展示人间,天上人间,人间天上,真是天人合一的时代,充分显示了中国的半神文化。
2.3衰落期
隋唐以后,敦煌石窟艺术走向衰落期。
公元1036年,西夏统治了敦煌,佛教成为西夏国教,西夏君主从西藏迎来藏传佛,使敦煌石窟艺术融入藏族文化。
1227年,成吉思汗的铁骑踏进沙州,在敦煌,信仰藏传佛教的蒙古人,把西藏传来的密宗文化推向。此时期人物形象描绘准确,生动,线描细腻,晕染富有立体感,表现了藏传佛教艺术的独特风格,为敦煌石窟艺术最后的辉煌又添了几分色彩。
3雕塑与壁画的内容
中国是个信神的民族,包括古时历代的帝王。佛教自印度传入中土后,很快被华夏民族接受,并发扬光大。佛教中有许多故事都是教人向善,因果报应,生命轮回,做好事,乐善好施会得善果,做坏事会得到惩罚,人们信神会得到神的保护,修道者会升往天堂。这些理念几乎都出现在敦煌莫高窟的雕塑和壁画中,还有许多赞美神佛的大型雕塑和壁画。无不反映出当时人们的信仰与追求。
雕塑造像主要有:佛像,包括释迦、弥勒、药师、阿弥陀以及三世佛、七世佛;菩萨像,包括观音、文殊、普贤及供养菩萨等;弟子像,包括迦叶、阿难;尊神像,包括天王、力士、罗汉等,另外还有一些鬼神、神兽等动物塑像。
塑像是石窟的主体,壁画在石窟中虽然对建筑起装饰和美化作用,对雕塑起补充和陪衬作用,但其数量最多,规模最大,艺术技巧最精湛,内容最丰富,涵盖了社会生活与家庭生活的方方面面,生、老、病、死、衣、食、住、行,面面俱到,无所不包,充分体现了古人不同时期的文化生活,表现神及天、地、人、动物、环境的方式,表现友谊与恩的方式。丰富多彩,井然有序。
佛像画,指佛陀、菩萨、护佛神等供奉的各种神灵形象,是壁画的主要部分。民族传统神话题材画,指北魏晚期出现的东王公、西王母、伏羲、女蜗、青龙、白虎、朱雀、玄武以及风雨雷电等道家神仙的内容题材。经变画,利用连环画的形式,把整个一部佛经用通俗易懂的故事形式表现出来。佛传故事,主要讲述释迦牟尼的生平事迹。本生故事画,是指描绘释迦牟尼佛在过去世转生中的各种善行,如“因果报应”、“苦修行善”的生动故事,也是敦煌早期壁画中广泛流行的题材。因缘故事画,这是佛门弟子、善男信女和释迦牟尼佛度化众生的故事。佛教史迹故事画,是指根据史籍记载画成的故事,包括佛教圣迹、感应故事、高僧事迹、瑞像图、戒律画等。包含着历史人物、历史事件,是形象的佛教史资料。供养人画像,供养人,就是信仰佛教出资建造石窟的人。他们为了表示虔诚信佛,留名后世,在开窟造像时,在窟内画上自己和家族、亲眷和奴婢等人的肖像,这些肖像,称之为供养人画像。
敦煌的石窟虽历经千年岁月洗刷,甚至遭到了人为的破坏,但仍有一些石窟保留了原貌,成为世界上无与伦比的艺术博物馆。今人仍可以从石窟的雕塑、壁画内容,寻找到先人们对佛法的虔诚,对佛的无比敬仰。或许这也是先人们留给今人最宝贵的财富之一吧。
参考文献
关键词:肃北民乐;托布秀尔;来历;分析
托布秀尔,是一种民间制作的乐器,该种乐器的大量运用可以为当前的少数民族音乐的发展带来新的机遇。陶布秀尔不仅是新疆地区,而且是图瓦、阿拉泰、哈里玛格、蒙古国以及内蒙古等国家和地区普遍见到的乐器。要做好该音乐的调查研究工作,首先,我们必须从抓好该项乐器的来历发展演变研究开始,逐步建立对该项乐器的高层次认识,从而形成对该种乐器的深入了解。大部分的人们认为,要强化我国的乐器研究水平,一定要结合实际,将我国的少数民族乐器也纳入研究的行列,因为少数民族乐器的发展历程也将是我国音乐发展史上的一座不朽的丰碑,少数民族在不断的革新发展,他们的音乐水平也在不断的提高,从而他们的乐器研制水平也将影响到我国乐器发展的进程。具体而言,更应该从分析其少数民族乐器的结构和演奏的特征进行深入研究,把一些好的方法进行相互借鉴,从而有力的推动整个中华民族音乐的不断向前迈进。
一、托布秀尔的工艺分析
托布秀尔的工艺与新疆地区,图瓦、阿拉泰、哈里玛格、蒙古国以及内蒙古等不相同。托布秀尔的制作工艺水平相当高,在我国目前其它少数民族中居于领先地位。我们通过深入的研究发现,该种乐器的制作技艺高且工艺价值较大。具体体现在其运用的材料也相当坚硬,通常情况下,托布秀尔是需要经过一系列的制作,处理各种在具体制作过程中所遇到的困难,这些具体的制作工艺要求很严格,其每一个空都要反复的钻磨,直到音质效果很好为止。这些具体的制作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精选材料,具体在于琴弦,过去是利用山羊细肠,现在就不用细肠了。
二、来历分析
(一)传说中的托布秀尔
传说,很久以前,有个放羊的蒙古族小伙子。一天,在他把羊赶上山后,坐在一棵大树边休息,听到树上的一个大洞口有呜呜的鸣声。原来是洞口上挂着的几缕马尾被风吹出的声音。他既惊奇又兴奋,砍来树木掏成音箱,挂上马尾弦做成了第一个托布秀尔。
(二)史料中的托布秀尔
蒙古各部落统一之前,对曾使用过的乐器有一些文字资料记载,但关于托布秀尔的史料记载较少。加之,随着时代的变迁,社会的进步,以及多元文化的互相融合,乐器会产生名称和形制的变异。虽然关于托布秀尔产生的最早年代现已无法考证,但从现存的史料记载中我们不难发现有关托布秀尔的蛛丝马迹。
马可・波罗在其游记中记载:“12世纪蒙古族的祖先鞑靼人中流行一种二弦琴。”他从意大利经西域去上都时曾在蒙古族草原见到过与托布秀尔完全相同的二弦弹拨乐器。《明英宗实录》记载:“西域蒙古汗普遍喜好音乐歌舞,每宰马设宴,必先奉上黄酒,自弹虎拨思儿唱曲,达子齐声和之。”《续文献通考》记载:“明英宗正统(六年正月)又赐(斡拉达达汗)箜篌、和必斯、三弦各一。”其中《明英宗实录》中的“虎拨思儿”与《续文献通考》中的“和必斯”(即“火不思”),后都演变成为了现代卫拉特蒙古人使用的主奏乐器“托布秀尔”。
清朝《钦定皇舆西域图志》史料中记载:“当时准噶尔部为其欢会宴饮所用的乐器有雅托噶、伊奇里呼尔、披帕呼尔、特木尔呼尔、图布呼尔、绰尔等6种。”其中,图布呼尔就是现在卫拉特蒙古族保留下来的弹拨乐器托布秀尔。倪志书撰写的《新疆之蒙族》一书中记载:“关于乐器,种类甚多,其欢会宴饮所用者,以丝为主,而竹附之。若胡琴曰‘伊奇尔呼尔’,二弦曰‘图布舒尔’等。”倪志书文中提到的图布舒尔就是现在蒙古族沿用的乐器托布秀尔。
从这些具体的材料中,我们可以清楚的了解到托布秀尔在于其历史发展漫长,而且较为悠久。我们不光要发现它具有的历史价值,更需要从其发展的历史过程中不断的总结出少数民族乐器发展带来的社会变革。研究其社会价值意义十分重大。这将关系到整个我国民族文化的发展历程研究更关系到整个社会演变的手工工艺研究。所以,在研究其历史演进的过程中,一定要发挥好保护少数民族乐器发展的作用,不能够出现影响民族音乐文化交流的错误观念。
另外,我们在进一步的研究过程中,要研究其具体的形状结构,其木为槽,形方,底有孔。面长六寸八分二厘六毫,阔五寸三分九厘三毫,边长七寸八分八厘五毫,阔六寸四分八厘。这些方面的研究过程也要根据考古挖掘的材料来做详细的介绍,目前,该项乐器已经在不我国民间乐器发展过程中起到领先的地位,往往由于人们不够重视该种乐器的研究,对于中国音乐发展来讲是极为不利的,我们必须从加大研究力度开始,注意从中找到一些借鉴的知识,以便于更好的完善乐器制作水平。往往由于人们的忽视性,从而导致一系列问题的不断发生,例如,该种乐器要能够融合其它乐器之长,就可以做到精细而不凡的境地。
我们在进一步研究其发展历史过程时,发现 “托布秀尔”与唐代的胡琴有关联。因为当时的“胡琴”主要是指西域的一种乐器,后来开始慢慢融合传入到中原,这些乐器与我们研究的肃北民乐托布秀尔有着重要的联系,也就是在具体的制作过程中,引用其它乐器的制造方法,看上去很完美,其实包含有其它乐器所共有的特点,这是肃北民乐托布秀尔发展的具体演变情况。又《契丹国志》载:“每谒拜木兰叶山,即射柳枝,诨子唱番敢前导,弹胡琴和之”,契丹所建辽国,文化艺术相当发达。这些具体的记载也更进一步证明了肃北民乐托布秀尔主要通过其它乐器进行细化研制的结果。
三、结束语
托布秀尔是蒙古族音乐文化的重要遗产,现在已经是新疆蒙古人中非常普及的乐器,对它的研究将会推动新疆蒙古族音乐文化的传承与发展。
参考文献:
[1]宋博年,李强.西域音乐史[M].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06.
神游于图片中的库车,迷失于奇特的山水地貌中;神游于文字间的库车,陶醉于悠久的历史文化中;神游于朋友口中的库车,辗转于丝绸之路的交通要塞中。然而,这些都是表象,我渴求西域古国古人和现代人的生活状况;我渴求龟兹文化的深厚底蕴;我渴求“西域乐都”、“歌舞之乡”的美誉精髓;我渴求举世闻名的龟兹文化之发祥地和中外四大文化之交汇地的龙马精神。
在龟兹古渡停泊,依稀看到了那一张张古老的船帆;在库车大寺、库木吐拉千佛洞、雀离大寺、阿艾石窟流连,仿佛感受到了鸠摩罗什等龟兹文化使者们留下的佛光;在苏巴什古城、库车王府做客,与龟兹国的王孙公子、臣民百姓一起“羌笛陇头吟,胡舞龟兹曲”;在克孜尔尕哈烽燧隧道、林基路大坝穿行,仰望着“克孜尔尕哈”姑娘的居所,感动着龟兹王弟的忠诚;在南山牧场放着卡拉库尔羊,与英俊潇洒的牧羊人一起吹筚篥,与美貌公主一起悲痛“千泪泉”,与龟兹国的著名音乐家倾听羯鼓曲《耶婆瑟鸡》。
因库车小白杏而馋咽;因塔里木胡杨而唏嘘;因天山大峡谷而神往;因龟兹乐舞而陶醉;因西气东输而心潮澎湃;更因龟兹王降龙的大龙池而浮想联翩……
我的目光聚焦在水域宽阔,清澈见底,曾栩栩如生地出现在玄奘《大唐西域记》中的大龙池。
曾经看到这样一个传说:在屈支国的东部有一座城池,城池的北面天祠前有个大龙池,池内有许多龙。有一个叫金花的明君,政教清明廉洁,感动了池中之龙,愿意为国王架车。国王临终时用鞭子触动龙的耳朵,龙随即隐藏到池水中,直到现在。这座城池中没有井,但人们都喝这个池中的水。池中的龙变成人形,和许多妇人交合,生的孩子骁勇无比,跑起来能够赶上狂奔的骏马。如此扩展开来,这里的人们都成了龙种。他们自恃勇力作威作福,不听从国王的命令。于是,国王招引突厥族杀死了这城里的所有人,这座城池也就荒芜了。但是,这些龙还经常出来和母马,生下龙驹,龙驹暴戾凶悍,难以驾驭,只有龙驹生下来的马才可以驯养驾车,因此屈支国多产良马。
屈支国即今天的库车,联想着这样的传说,你是否会情不自禁问:还能否找到那座荒芜的城池?那龙种、龙驹今安在?
一位朋友向我讲述了自驾游途经库车的观感。
2011年9月,他两次进入库车。9月13日,首先是从塔克拉玛干沙漠中的塔里木(塔中)石油基地出发,沿沙漠公路北行,在轮南入S165库东公路西行,再折北行入G314国道西行,沿途风光秀丽、景色迷人、道路宽阔,他不停地按动照相机快门。进入库车县,没多作停留,只在库车附近吃了碗拉条子就继续西行去阿克苏了。再从阿克苏到喀什,沿昆仑山北麓东行到和田、民丰,再次穿越522公里的沙漠公路,绕一周后又回到库车城区,此时已是9月16号。接着从库车入G217国道,即著名的独库(独山子―库车)国防公路,进入库车大峡谷。库车大峡谷中的一处,恰如的“布达拉宫”,引人入胜,拍照留念。
沿此国道一直走到巴音布鲁克草原,其间属于库车的境地也不知道是在哪里划分的,山谷形胜,大龙池也在其中。这位朋友边叙述边回味,感叹:在新疆,你才能真正体会到信马由缰的,才能真正感觉到天高任鸟飞的豪迈!
还有一位网友,他是一位新疆的公路建设者,也是一位勇敢的徒步摄影师,更是一位天才的写作者。他利用工作之机,凭借自强奋进的精神,几乎踏遍新疆的天山南北、大漠雪域;他更用相机和纸笔记录了新疆的秀丽和神奇。
他也曾为筑路而在大龙池边搭棚而居。
他拍摄的大龙池,远处是白皑皑的雪山;中间是绿油油的针叶林带;近处是蓝汪汪的龙池水域。龙池分大、小龙池,有瀑布和暗河相通。现在由他们修建的公路,可以直达龙池附近,使大、小龙池成为了库车乃至新疆一处独特而秀丽的风景区。为此,他很为自己的工作而自豪,同时,也掩饰不住他对因筑路而长眠在大龙池畔的三位战友的深深怀念。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龙马精神是中华民族自古以来所崇尚的奋斗不止、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作为龟兹文化的发祥地、西域三十六国中较大的城郭国、丝绸之路重要的交通要塞,库车更是人杰地灵。
如今的库车,似一只展翅欲飞的雄鹰,正在积蓄力量,待机遨游苍穹。
库车县财政每年安排600万元旅游专项资金,并且每年按10%的比率增加列入财政预算,重点用于规划编制、人才培训、旅游项目基础设施建设、整体宣传促销、农家乐补助、旅游纪念品开发等方面。
对在国家级一般期刊和疆内发行的刊物上发表关于库车旅游业发展的学术论文、论著,反映地方民俗的中、长篇小说及电影、电视剧剧本作者,分别给予10万元、5万元、3万元奖励。对创作反映库车并以县城乡村风貌为背景拍摄的电视剧、电影,给予剧本作者每集1万元的奖励,作品播出后性奖励拍摄作者50万元。这样的消息,对于空腹爬格子的写作者们不能不说是极大的鼓励和福音。由此,库车县委、县政府开发旅游业的力度可见一斑。
如今的库车,既有底蕴深厚的龟兹文化,又有不断开发的独特山水,既有政府政策支持,又有龙马精神的人为动力。我愿意相信:这个古老而崭新的旅游胜地,这个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将是人人向往的神奇之地。
“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神游毕竟认识不足,有朝一日如能亲临库车,去触动“龙马精神”的底蕴,那应该是人生之最大幸事,我期待着……
相关链接
唐王城遗址
俗称“大黑汰沁古城”,唐代龟兹军马饲养基地的监牧使城。唐王城遗址位于库车县城东南,塔里木乡东北约15公里处。其建筑平面呈长方形,东西墙垣长260米,南北宽约160米。四面墙体均有向外延伸的“马面”建筑,其外有瓮城建筑遗址,东西长约13米,南北长约34米。依古城的南墙外接筑一座城垣,新接筑的城墙东西长约250米,南北宽约100米,城内保存有枯井遗址。
古城外的西北隅有三座高大的墩台遗址,其上残存有土坯建筑遗址、佛寺遗址等。地面散露着冶炼铜遗物、建筑物构件以及铸造龟兹小钱的陶范等。古城多次出土汉唐钱币,雕饰的建筑构件和陶、玉、玻璃、铜、铁等质地的文物。
相关链接
苏巴什佛寺遗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