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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尔篆刻的边文,尤其是其中的阳文,也是奇妙无比。类似于北碑中的造像记,但更见松活虚灵,刻制手法与印面一般无二,将篆刻的边文艺术与印面艺术一体化。应当说,仅从其边文艺术成就看,培尔即堪称当今最杰出的篆刻家之一。这次出版篆刻集,将其边文的墨拓与印面的朱钤配置在一起,相得益彰,充分展现了培尔篆刻边文的风采,相信会深启印林同仁。
培尔的书法,与其篆刻同调。我们不必对培尔掌控毛笔的能力有任何怀疑,就像瓦萨里对米开朗琪罗的形容一样,培尔在纸面上对毛笔的操控,与他在石面上使运刻刀同样灵巧、同样大气,并且更容易得心应手、直抒胸臆。能大能小、收放自如,其小字行楷清隽灵动,大字行草、篆书奔放豪迈,非碑非帖,不拘某家某派,讲求的都是书写的迅疾畅情、任运天成。
培尔进而将其篆刻与书法的艺术理念运用于绘画,他的山水与其书印也是同调的。朱景玄《唐朝名画录》曾经有对王墨的形容:“凡欲画图幛,先饮;醺酣之后,即以墨泼,或笑或吟,脚蹙手抹;或挥或扫,或淡或浓,随其形状,为山为石,为云为水;应手随意,倏若造化。图出云霞,染成风雨,宛若神巧,俯观不见其墨污之迹,皆谓奇异也。”培尔不好酒,行为也不癫狂,除去这两条,而补充以赋彩、题款、用印三事,他的画大致可以复现王墨的作画过程。他巧用水、敢施色,善用虚、能深入;随意泼染的淡淡彩墨使构图不拘一格、天趣盎然,以墨笔皴擦勾勒的山石木叶又逸笔草草、质实通透;暖灰的色调交织鲜明的彩墨以表现丘陵的温润清新,云烟的弥漫融合水光的空明更突显水乡的静谧灵秀。楚默先生评论培尔的山水时说:“清新与朦胧交织,简洁与深远共存。”这段话得之甚深。
培尔的山水是饱含深情的,不能光用眼看,尤须用心体味;体味之后再去细看,你会越看内容越多,越看景象越深,越看越会觉得,培尔的山水与他的题款书法、钤用印章,可谓三者贯之以一心,一体见之以三面。
读培尔的艺术论文,从他对艺术现象深入细致而又通达直接的解析,便会知道他并非那种天马行空、倜傥不羁的名士,而是一位理性的、务实的艺术家。了解了这一点,我们便不会将培尔的艺术风格简单地归结为艺如其人,或者大概地归结为他的禅学思想使然。这些话固然不错,但还不足以揭示出培尔的艺术思想及其艺术价值。培尔的书法风格、培尔的绘画风格类于“后期印象主义”。在中国传统艺术中,始终存在着一系列对峙范畴,在艺术精神方面,有所谓心与物、灵与质、情与理、意与法等等;在风格理想方面,有所谓生与熟、粗与精、拙与巧、逸与谨、浑与清、极与中、旧与新、常与变、野与贵等等;在形式语言方面,更有所谓写与做、正与侧、平与奇、稳与险、实与虚、重与轻、放与收、厚与薄、畅与涩、迟与疾、格与行、密与疏、刚与柔等等。我们当然可以从这些对峙范畴中抽取合适者加以组合,来描述培尔的作品、标识他的艺术风格。但这样的描述容易造成误解,以为培尔的艺术追求古已有之,虽然好,但不新鲜。所以,用“后期印象主义”来形容,目的是以欧洲艺术史为参照,揭示培尔艺术的历史价值:从写形向写意的转折,从重法度向重情性的转折,在西方是以塞尚、梵高为标志的。在中国,近百年来于书、画、印作如此追求者不乏其人,而真正能将此三者高度统一、卓有建树、令人赞叹者却并不多见,远的有齐白石,近的有王镛,培尔当之无愧地身在其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