住建系统论文精品(七篇)
时间：2023-03-30 11:30:33
序论：写作是一种深度的自我表达。它要求我们深入探索自己的思想和情感，挖掘那些隐藏在内心深处的真相，好投稿为您带来了七篇住建系统论文范文，愿它们成为您写作过程中的灵感催化剂，助力您的创作。
篇(1)
关键词：口才；思维；研究
中图分类号：H01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5）18-0071-01
一、积累・同化・使用
要想有的说，肚里得有货；要想说得好，脑子里还需要有些精品。丰厚的积累对于口语表达具有重要意义。在积累的过程中很多人都面临着这样的问题：一是怎样才能科学有效地“记住”，二是怎样才能提高使用效率呢？这时我们引入“同化”的概念加以解说。
同化最初是生物学中的一个概念，它与异化一起构成了生物的新陈代谢过程。同化是新陈代谢当中的一个重要过程，作用是把消化后的营养重新组合，形成有机物和能量的储存。简单地说，同化作用就是把非己变成自己。因此，人们获得知识的过程应该是一个积极主动的过程，即：首先把新的信息嫁接在自己的认识结构上，与自己原有的知识和认识联系起来，然后理解它，消化它，最后把它融入自己的认识结构中，使它成为我们认知有机体中的一部分。理解了的可以更好地记住，经过同化肯定会加深记忆。把非己的变成自己自然可以有效地使用，经过同化肯定会提高使用效率。“同化”至少有以下方式：
1.在原有的基础上攀升。在原有基础上攀升就是学习新的知识要以现有的知识作基础，充分利用这个基础来把握新的知识。
2.运用经验迁移的方法。有时候我们在某一领域、某个学科已经掌握了一个知识，当在另外的领域或学科遇到与之相通或类似的知识时，我们完全可以根据“异质同构”的原理，用已有的知识去理解它、同化它。
3.和自己的生活感受结合起来。每个人在现实生活中都会有这样或那样的感受，有的感受还是很深刻的。如果遇到别人表达与自己相同或类似的感受，我们就要关注这种表达，并把这些议论、评述、观点等与自己的生活感受结合起来。其一方面是用自己的感受认同人家的表达，另一方面又能借此更好地表达自己的感受。
4.全方位多角度地同化。同化的方法很多，如果做得好，我们可以把一个新的信息嫁接到很多个点上，让多种知识参与同化的过程。经过这样的同化，新的信息在我们的记忆中会更牢靠、更扎实；新信息的使用也会有更大的空间。
二、思维能力的培养
依据不同思维的特点，结合口语表达，提出思维能力培养的具体方法。
1.优化认识结构。人的认识能力有很大的差异。这种差异一方面取决于人的知识储备的多少，但更重要的还取决于人的“认识结构”的优劣。在2007年第二期《张家口职业技术学院学报》上我们曾发表了“口才不只是舌头的功夫，而是大脑的力量”的论文，指出：“所谓认识结构，是指一种假定的反映事物间稳定联系或关系的内部认识系统。人的认识结构具有反映客观现实、同化外来信息、做出恰当反应、产出观点看法等作用。优化认识结构的关键是要在头脑中搭架子、编网络、构成有机的系统。注重完整的理论体系的学习和把握是优化认识结构的有效方式。”
2.掌握认知方法。科学的思想方法是发现问题，分析问题，提出自己独到的深刻的正确的观点的重要前提。通过比较来认识对象的特征，探究事物深层次的原因，把事物置于特定的关系中来认识，把社会现象放在历史长河中来考察，运用系统论的观点认识问题，充分利用事物的“异质同构”等都是常用而有效的认知方法。科学的思想方法多种多样，掌握科学的认识方法非常重要，这需要在学习中不断积累，不断充实。
3.学会分析和综合。分析是把构成统一客体的相互联系的各个要素，各个方面和各种属性加以分解，并把它们分别从统一客体中加以析取，以便形成对其诸方面的抽象认识；不仅如此，同时还必须进一步分析它们各自的地位、作用，把那些本质的、主要的东西分解、析取出来，至于那些非本质的、次要的东西则予以舍弃。分析的方法是重要的，它能够帮助我们深入了解客体的各个方面的细节，获得客体的各个方面的属性，并认识这些属性在事物的统一结构中所处的地位和所起的作用。
综合是在思维中把经过分析所掌握的关于客体的各种成分、因素、各方面的属性，再联结、组成一个相互联系的统一整体的思维方法。可以说，综合是分析的反向过程。它是把诸个分离的、抽象的成分和属性按客观事物的内在联系组合成一个统一的整体，即在思维中把客体当作统一整体再现出来。
参考文献：
篇(2)
关键词：文艺评论；价值体系；文学理论；文学批评
中图分类号：1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16）05-0071-09
《文艺评论价值体系的理论建设与实践研究》是2015年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本论文从“我所理解”的角度，阐述对此课题若干方面的基本理解。因为着眼课题涉及的最大外延和最基本问题的初步规划和设想，所以，粗线条提出的可能研究的若干问题不可能也不打算详细展开。目的是得到同行学者的讨论与批评，以便后续深入研究。
一、如何理解价值体系
体系是主观的，还是客观的？体系有怎样的特质特征？体系自身以及与外在环境有怎样的关系？
1.体系的概念
汉语的体系/系统，体制（名词）在英文中均对应为“noun”。英语中此词语的基本意思有两个：第一个意思，一整套同时运作的事物，通常被看作是某个结构或某个具有内部联系的网络的组成部分的总和；一个复合的整体。例如国家铁路系统：液体经由管道系统进行传送。第二个意思，按照已经完成的部分制定的整套规则或程序：有组织的计划或方法。例如政府的多党制体系；公立教育系统。从英文原来的涵义，翻译成汉语后，在不同场所，分别有体系、系统以及体制等表述。
我国《辞海》的“体系”条目说：“若干有关事物互相联系、互相制约而构成的一个整体。如理论体系；语法体系；工业体系”。从该辞条的关键词“构成”可知，体系是人类为实现某方面目的的人为建构，即有意识的主观行为。虽说是人为建构，也必须依赖于对客观规律的认识与把握。例如语法体系，说话是人类原本既有的自然行为，于不自觉状态中遵循特有规律。语法学家将这种规律总结提升概括为“语法体系”。因此，所谓体系，是基于对于客观存在事物或者事实的准确认识和把握之后有意识建构的整体。
如上介绍均出自“体系”的本体论角度界定和理解。那么，方法论角度，关于体系会有怎样的说法呢？“所谓系统方法。就是要求把对象作为一个整体加以认识和改造的方法。就是把系统和环境的关系联系起来看成一个更大整体来考察对象的方法。也就是说，它是从整体出发。始终着眼于整体与部分、整体与环境相互作用，从而综合地处理问题，以达到最佳目的的一种方法”。这里的“把系统和环境的关系联系起来”是个非常重要的思想。让我们再借助皮亚杰在《人文科学认识论》中曾经就“结构”这个概念的讨论，来看体系和系统就更清楚了。皮亚杰说。机体即“―个活的结构构成一个‘开放’系统。也就是说，它在与外界不断的交流中保存了自己。但它并不因此而不含有一个自身封闭的系统，其要素在从外界吸取给养的同时通过相互作用而得到维持。……这样一种结构就能作静态描述，因为它尽管永远活动着，仍保存着自身，但原则上它是活动的，因为它构成种种不断变化的相当稳定的形式”。由于结构本身可理解为是一个系统/体系。所以，可将皮亚杰关于“结构”的“与外界不断的交流中保存了自己”的思想借用来认知系统/体系。
2.体系的特性与特征
本体论和方法论两个角度的界定，让我们看清楚了体系的特征和特性。
第一，体系是人为建构的结果。体系是人类为了某方面目的而有意识建构的一个整体。当建构的一个整体诉诸逻辑性的文字表述时，即为该体系的理论形态。缘于人为建构，所以，系统必定具有不断调整的任务和可能调整的机制。比如，公立教育系统，就要不断调整到符合国民经济发展和人民对教育的需求。还要与社会其他部门协调和谐等。质言之，体系建构与调整是有意识的有目的的行为，建构与调整都遵循其相应规律。规律是客观的，体系建构是主观的，因此，体系是主客观相互吻合的产物。
第二，体系具有稳定性、整体性和活动性。体系遵循自己所属的规律。人类建构体系有目的，在尊重规律基础上期望体系稳定和完整。比如，公有教育体系，一旦形成就具有各层次教育的搭配协调。以保证其稳定和完整。此即稳定性和整体性。稳定性和整体性如何得到保障？依靠其活动。活动的涵义，包括体系内部的各层次和组成部分之间的调整，也包括“把系统和环境的关系联系起来”，根据环境变化而对体系进行调整。这就形成了活动性。活动性乃为体系的重要特性之一：体系之内各个部分以及各部分均分别地与整体具有内在联系，这种联系是维持其活动性、稳定性和整体性的保证。
第三，体系的相对性。体系多大呢？从如上皮亚杰关于结构的理解和表述中可以看出来，体系是相对性概念，不是大小概念。对外在环境来说，它是一个整体即体系，对它内部的某个部分来说，这个整体相应地又成为了外在环境。即任何一个体系都有其内外两个方面的相对性。比如公有教育体系，其外在的社会整体是一个体系，其内在的某个层次的教育也自成一个体系。相对特性决定了它的活动性，对内对外的活动，以维持其稳定与完整。体系的相对性，要求体系的设计者具有辩证思维。
那么。什么是价值体系？这就需要首先确定文艺评论。文艺评论的性质和文艺评论价值体系的价值，都与文学观念密切相关。而对于体系的准确理解，才能准确理解以怎样的文学观念为基石建构文艺评论价值体系，所以，文艺评论、价值、体系是三个互相牵制的概念范畴。此部分只好暂且放下“文艺评论”和“价值”两个概念。在如下几个方面，基于体系的本体论和方法论两方面综合性理解，来探讨建构价值体系必须的理论基础和逻辑起点及相关问题。
二、文艺评论价值体系建设的理论基础和逻辑起点
“文艺评论”的“价值体系”建设是人为的有意识的理论工作，有怎样的文学观/文艺观，就有怎样的文艺评论价值体系理论建设的逻辑起点。古今中外有过很多种文学观，文艺观，认可和选取哪种？笔者以为，我国新时期是文学研究广泛汲取中西方历时与共时的文学思想资源并加以反思、批判与创新的重要时期。也最具系统论思想方法，是最值得关注和珍视的理论时期。这个时期文艺学重要的理论成果可以作为理论基础和逻辑起点。
1.系统论视野中的新时期文艺学重要理论成果的考察
新时期30余年，我国文艺学界建设当代文学理论有四个方面的资源：其一是当下文学创作经验的总结：其二是“五四”以来建立起来的现代文学理论；其三是中华古代文学理论；其四是西方文论中具有真理性的成分。在如此理论资源及其继承创新实践背景下，我国新时期文艺学创获了诸多理论成果。其中得到学界共识并在批评实践中不断得到检验的重要理论成果有：文学审美特征理论、文学反映论、文学是显现在话语蕴藉中的审美意识形态观念、文学活动论、文体诗学、比较诗学、文艺心理学等理论。那么。这些理论之间具有怎样的内在关联性？具有关联性并且自洽，则表明这些理论可以与一个关于文学的共同本质的原理相统一。或者说。以某种关于文学本质的理论与相关理论可自成一体地成为文学基本原理。
获得学术界共识的文学理论成果及其相互之间的内在逻辑联系如下：“审美特征”论。确认了“审美”是文学整体性结构关系生成的一种形而上的新质。审美是主体与客体、个人与社会所缔结的一种特殊关系。……审美的根本功能是为了创造人的完整的精神生活，为了获得完满的人性，为了使人成为“全面的人”。审美特征论探究起步于文学本质的理论反思。反思之结果是取代了“形象特征”说。最后落脚于文学基本特征理论。文学反映论，此理论是从文学与整体性生活关系的角度，以文学审美特征区别于一般认识论的对于整体性生活的审美反映。这就决定了存在与意识、社会基础与上层建筑乃至意识形态关系的维度，可顺乎学理地得出“文学是显现在话语蕴藉中的审美意识形态”的观念，此观念被有的学者看作新时期文艺学第一原理。朱立元等在总结“文艺理论中国化”工作中，也认为“审美意识形态论不仅是新时期文艺理论对于文艺极端政治化、意识形态化反拨的结果，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对肇始于20世纪初我国现代文艺理论意识形态论和审美论两脉的扬弃与重建，代表了新时期以来文艺理论建设和发展的重要成果”。当然，关于审美意识形态概念及其思想辨析，需要单独研究。而且此概念在钱中文教授和童庆炳教授，以及其他一些教授的理解和表述中也有差异。但诸位学者以此为文学的基本性质这一点上没有大的分歧。童庆炳教授将文学认定为具有审美与意识形态双重性质，而且表述为文艺学的“第一原理”。这样，文学审美特征论、文学反映论和文学审美意识形态论三者就构成了关于文学本质的基本理论。他将的“人的活动”思想引入了文艺学理论，认为文学以活动的方式存在，是整个人类活动中一种高级的特殊的精神活动：这样的审美活动。是人与对象的诗意情感关系，导致人的自觉能动的文学创造，同时确认了文学是人的本质力量的体现。这就构成了文学活动论思想，文学活动包括作家的创作、创作之结晶的文学作品、作为文学接受者的一般读者和批评家。构成这个活动得以运行的是人类生活的世界。文学活动处于运转中，活动的各个环节并非直接连接，新时期文艺学充分注意学理性。认为作家与作品、作品与接受者等各个部分之间，以及各个部分内部，均存在若干尚不十分清楚的需要探索的过渡性因素。这些过渡性因素恰恰是文学基本理论更加细化的部位。从文艺学界既有探索和研究成果来看，业已发现并论证了世界与文学活动中的主体（笔者认为包括作家和接受者）的“一般中介”――社会心理，以及文学活动中的主体（笔者认为包括作家和接受者），以及该主体与作品之间的“特殊中介”――艺术文体。仅从作品这个组成部分自身来说，则存在着形式与内容的互相征服说，相互征服之结果的文体，则具有若干层面，这些理论涉及到新时期颇有成就的文艺心理学理论、文体诗学理论以及中西比较诗学等理论领域。文学审美特征、文学是显现在话语蕴藉中的审美意识形态等关于文学本质的观念与思想，均合乎逻辑地渗透在文学活动过程中。童庆炳教授所著的《文学活动的审美维度》一书全部四章的题目最准确地标示了如上理论逻辑：“第一章：文学活动的审美本质”，“第二章：文学创作的艺术规律”。“第三章：文学作品的审美结构”，“第四章：文学接受的艺术规律”等。从如上梳理和辨析，可以合乎逻辑地认为，从文学活动论切入，可以顺乎学理地与文学审美意识形态的本质以及细部的文体学、文艺心理学等相关的具体理论相互兼容与支持。由此。笔者尝试从文学活动论切入，考察从该活动系统可否延伸出文艺评论价值体系理论建设的内在要求。
2.文学活动的系统性与文艺评论价值体系理论建设问题
如果说，文艺评论价值体系理论建设是一个人为的任务，那么，这个任务是怎样提出来的？从上面介绍的新时期各种得到共识的文学理论成果来看，它们相互之间圆融自洽，体现了文学的系统性与整体性。其中的审美意识形态作为本质，渗透于文学活动全过程，这就形成了一个以审美意识形态为本质的文学活动的概念。那么，文学活动的内涵与特征如何？
文学活动的内涵是：“第一，文学活动是满足人的高层次需要的一种高级精神活动。……第二，人的需要作为人的活动的动力，决定着活动的本质。文学活动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活动主要是为了满足人的审美需要而产生的。因而文学活动的独特本质是审美。”文学活动具有哪些要素呢？“人的活动的要素共有两个：主体及其能动性，客体及其属性。所谓活动就是这两个要素之间所产生的复杂关系。具体到文学活动，其要素是四个：第一主体及其能动性（作家），第一客体及其属性（生活），第二主体及其能动性（欣赏者），第二客体及其属性（作品）。这四个要素，构成了两组关系，即第一主体及其能动性与第一客体所形成的关系（作家与生活的关系），第二主体及其能动性与第二客体所形成的关系（欣赏者与作品的关系）”。这个文学活动的思想与美国学者艾布拉姆斯的“艺术批评的诸座标”即四要素的思想，殊途同归。
艺术接受者包括哪些主体？童庆炳教授在《文学活动的审美维度》的第四章《文学接受的艺术规律》中提出“审美接受可分为一般读者的欣赏性接受和批评家的批评性接受两种。欣赏性接受更重感性，批评性接受更重理性，但审美则是它们的共同特征”。由此可知，在文学活动思想中，批评家处于接受者位置，但又不同于一般的欣赏者。批评家秉承怎样的文学观念、评价标准。以及批评发生怎样的效应等，都将存在于文学活动中，并且与整个文学活动的其它部位发生内在联系。在我看来。第一，批评家对于作品的批评、对于文学发展整体的把握和评价、对于新萌芽的文学思想和思潮的警觉与表述、总结等，其中影响较大者，均推动了特定时代的文学思潮、审美追求等，并以各种方式和渠道渗透并影响到作家创作的各方面。无论作家认可与否。第二，一般读者虽然不是批评家，但是他们有自发性的评论。即法国文学批评家蒂博代区分出的三种批评之一的自发的批评。街头巷尾、亲人聚会等都随时议论自己看过的电影、电视剧和阅读的文学书籍，这是自发的评论。自发式批评是构成社会精神文化生活的软性存在方式。批评家与一般读者同为接受者。但是批评家对作品的品鉴与评论对一般读者的艺术接受都会发生影响。第三，批评家批评的主要对象是艺术作品。批评既有对于艺术魅力程度的评鉴，更有对于其艺术价值构成机制的分析，并通过分析而合乎学理地转向审美价值的评价。第四，批评家对作品做学理性分析与评价，作为对于文艺作品内部艺术规律的不断发现和逐步深入，对于艺术作品的理论凝炼产生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第五，无论对于作家、一般读者。还是对作品的品鉴、评价和判断，都以审美评价的方式，通过各种复杂的渠道影响到社会生活。特别关涉到人文理想等精神价值领域。质言之。与世界发生了联系。当然影响不是直接发生的，而是经过“一般中介”――社会心理所发生的。既然批评家在文学活动中处于如此位置，有其特定功能，并且与其他各部分有内在关联。那么，在批评实践中，批评家以怎样的文学观念及融汇于其中的价值取向予以批评实践？这种实践是否有益于文学活动健康发展和人的审美需要？这些问题需要理论来回答，即应建设批评家可秉持的价值取向、立足点、评价标准等理论，质言之，从文学活动论的读者接受部分，以及批评家部分，自然可延伸出文艺批评价值体系的理论问题。换个角度说。即这种理论问题的提出，缘自文学活动论逻辑链中的作家创作论、艺术作品论、鉴赏论等理论，当然，更是来自文学活动的各个部位的实践。
3.文艺评论价值体系的逻辑起点
第一，文学活动论各个组成部分的相互制约关系，是文艺评论价值体系建设问题提出的理论依据，活动的实践则是问题提出的现实依据。第二，文学活动论本身的“世界”因素，就是以一个更大于文学活动的外在环境即社会环境及其活动为条件的。质言之，文学活动论体现了系统论思想方法，具体涉及到价值，则给予价值产生于关系的思想方法。第三，因为文学活动论以系统论为思想方法。所以，可以恰当地解决文艺，文学的区分和关联问题。
三、从两种批评理论的关系与内在悖论看文艺评论价值体系理论建设
文艺评论是有意识的理性活动。涉及文学观念和不同层次的批评理论等诸方面。文学观念问题，通过前面的理论梳理，确认文学是审美活动，是显现在话语蕴藉中的审美意识形态。以此文学观念为基石延伸出来的文学理论各组成部分具有自洽性和内在逻辑性。
1.既有文学批评理论及其实践的现状分析
既有文学批评理论，蔚为大观的主要为探究文学作品艺术价值形成机制的批评理论。我们承认，文学以审美特质即其艺术魅力而掌握住读者，换个角度说，读者被其艺术魅力所感染使其价值得以实现。因此，批评以确认作品艺术魅力为前提，但是，批评家与一般读者的不同，在于他要继而说清楚，这样的艺术效果是如何获得的，如何获得就是艺术作品的艺术魅力形成的内在机制，也可表述为艺术价值形成机制。那么，与这样的批评目的相关的具体批评理论有哪些种类呢？笔者从自身研究经验和对诸如叙事学等理论的掌握和理解，认为可以分为如下两种。
第一种，具体文体的作品本体理论。比如诗歌艺术本体论、小说艺术本体论等。一块金币的这面是本体论，另一面就是方法论。例如叙事学，就是关于叙事作品构成的本体理论，叙事学关于叙述人称、视角和叙述时间等形式方面的理性探究，关于叙事作品作为一个陈述句，它有怎样的故事语法的说明等，如果批评家将之用来批评叙事性作品，即为探究艺术价值形成机制的学理性批评理论。运用叙事学理论可以分析叙事性作品如小说“怎么样”（有没有艺术魅力）、“如何”（艺术效果有哪些）等，即能说清楚该小说作品如此吸引人感染人的审美效应的原因。从工作原理和方法说，这种理论和运用此理论的具体批评。必定是分析性质的。新时期以来，由于广泛地借鉴中国古代文论、中国现当代文论和西方古典和现代文学理论，这样的具体文体的作品本体理论。成果非常丰硕。
但是从如上理论，自然引发出了一个问题：探究文学作品艺术价值形成机制的批评理论，毕竟属于分析性理论。分析性理论可否与评价性理论衔接？如果可以。那么，分析性批评就可以自然地转换为评价性批评，即可理解为，分析性理论和评价性理论具有学理的自洽和兼容性。评价性理论也就应该归属于文学理论范畴。而不是文学之外的用来评价的什么理论了。如果不可以，那么，就可认为分析性批评理论属于文学理论范畴。而评价l生批评理论则属于文学理论范畴之外的其他理论领域。笔者认可前一种，当然具体论述和形成系统理论的任务非常复杂。
第二种，分析性批评理论学理性地转向评价的批评理论。文学理论已经区分出诗歌学和解释学两种文学研究模式。“诗歌学以已经验证的意义或者效果为起点，研究它们是怎样取得的。而解释学则不同，它以文本为基点，研究文本的意义、力图发现新的、更好的解释”。前述的第一种，目的就是研究作品的意义或者效果是怎样取得的。从逻辑上说。如果一部作品经得起艺术价值形成机制的分析，说明它确实具有艺术价值。那么，所谓的艺术价值是什么呢？是合乎人类与现实的诗意情感关系，确证了人类对于向往的精神家园的审美追求，体现了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那么，应该说，这样的作品就是有价值的。由此可知，分析性和评价性理论的衔接以及评价性理论的具体内涵和内容，就是笔者所说的第二种理论。目前这种理论尚未存在。笔者基于经典文学作品文本分析理论与实践，逐步产生这个理论设想。认为“文学作品的文本分析。怎样进行价值判断和评价？不是主观随意地、无根据地判断和评价，而是基于分析的判断和评价。即从学理分析自然转换至判断和评价”。有了此判断和评价。分析性批评才真正落实在文学的人文属性之上。笔者既往对叙事性作品的研究中曾经做过若干探索，诸如文本内外方法互相结合转换：以及晚近的故事理念文学批评观之下的“作品内外精神同构的故事批评方法”、“系统观视阈的故事批评方法”、“‘宏隐喻’视阈的故事批评方法”、“口头与书面相通的故事批评方法”、“互文视阈的故事批评方法”、“品味与辨析讲述者的故事批评方法”、“文学文体学视阈的故事批评方法”等。笔者表述为“此书所谓方法论是以故事为切入点的文学批评方法论”。但这个探索性研究的论题限定在叙事性文学作品批评方法论范围，尚未提升到一般文学原理层面。现在，从如上两种批评之间的关联性来看，文艺评论价值体系视阈中重新探究的理论任务自然提了出来。
目前的批评实践中侧重分析陛的批评，一般具有学理性，属于学术性批评。侧重价值性的批评，常与分析分开而脱离了学理。即直接介入评价和判断。笔者以为。这呈现为理论上的自相矛盾，乃为悖论，作为一个问题需要研究。
2.既有批评理论及其观念的悖论分析
既然既有批评理论存在上述问题，那么，与文学理论的既有观念有怎样的内在关联性？
我国学术界有学者认为。应该区分出“一般文学观”和“文学价值观”两种观念。认为“一般文学观念侧重于认知对象‘是什么’方面的问题，……一般文学观念属于‘事实认知’，……是一种以思维方式为核心的社会意识形态，本质上是阐释性的、说明性的、其最高层次是科学的、系统的文学知识体系”。侧重认知对象“是什么”方面的问题。属于“事实认知”。文学价值观侧重于认知对象“应该如何”方面的问题，属于“价值认知”，是一种以基本评价标准为核心的价值信念。本质上是一种价值尺度，其最高层次是审美理想，即内在的、稳定的评价模式。以“事实认知”为主要目的的批评理论，置于一般文学观念之下。以“价值认知”为主要目的的批评理论。置于文学价值观之下。笔者以为，如此区分必定会相应产生一些理论困难。
认为“事实认知”为主要目的的批评为分析性的、知识特性，这点笔者没有任何异议。但是，如果认为“价值认知”不属于知识，自然不能属于文学原理范畴，对此我有异议。因为，这涉及了若干问题：一般文学观念是否含有价值成分？对作品价值评价的理论是否可纳入文学理论知识体系？笔者进一步整理了我国目前的批评理论，以为目前将一般文学观和文学价值观分而置之的理念和思路有一定问题。如果从文学审美特性角度和审美意识形态的本质论来看，一般文学观念就是文学价值观念。文艺作品“应该如何”的理论理当属于一般文学观念覆盖之下的批评理论。我国新时期的文学审美特征论认为。“文学的对象和内容必须具有审美价值，或是在描写之后具有审美价值”。这就可推导出，文学是与审美价值相关联的事物。文学具有审美价值。不仅取决于“文学的对象和内容必须具有审美价值”，诸如与人的精神具有感应的优美、壮美、崇高等感情，而且，还取决于那些经过描写之后具有审美价值的生活。可见文学审美在对象、内容以及反映方式两个方面。都有自己的特性。从审美反映的对象看待对象，总是以审美情感来判断与评价。以对象能否契合和满足主体自身的审美需要为原则。从审美目的看，“由于审美的对象是事物的价值属性，是现实生活中的美的正负价值（即事物的美或丑的性质），而美是对人而存在的，是一对象能否满足主体的审美需要，从审美对象中获得某种满足而引起的。所以，从审美愉快中所反映出来的总是主体对对象的一种直接或间接的（即通过对丑的否定来肯定美）肯定的态度，亦即‘应如何’的问题。这就决定了审美反映不可能以陈述判断，而只能是以评价判断来加以表达”。质言之，作家艺术家面对创造题材和对象内容，以审美原则为选择评价之根本。读者阅读和接受文学艺术作品，也以审美原则为选择和评价之根本。文学本身即关涉人们的精神家园的审美活动，其发生本身就有实实在在的功利性，或者按照康德所说的，其呈现为无目的的合目的性。表面超功利无目的，内在本质上却合乎人们追求自由、美好生活的总目的。这是一般美学表述，文学原理的表述，则是“文学是显现在话语蕴藉中的审美意识形态”，不仅由于意识形态与人们的情感和精神世界的互融渗透关系，还因为意识形态会反作用于社会生活，不断改变人们精神生活环境等，由此自然地具有了功利性。因此，从文学本性来说，作为原理的文学理论，也就具有价值特性。所以，作为文学原理的文艺批评理论应该含有两种义项：担负搞清楚“应如何”的艺术是如何构成的？其艺术价值形成机制如何？从批评任务自身来说，就包含价值判断和评价。
笔者以为，恰恰是从目前批评理论的现状出发，我们发现了这个观念性问题。也再次证明：文艺评论价值体系的理论建设之必要。
3.文艺评论价值体系视野的批评理论假设
文艺评论价值体系中题中应有之义的批评理论，应是怎样的理论？
在尊重既有具体文学批评理论基础上。探寻价值体系范围之内的某种衔接批评理论，以便与既有具体文学批评理论兼容。这种理论既是从文学活动中的批评家延伸出来的，同时，又遵循文学基本原理范围内部各种因素特质的逻辑联系，因此，也具有文学原理之本质。它的特性应该具有两个方面：其一，从体系来说，它是知识性的、原理性的、稳定性的。其二，此批评理论用于文学批评，即可体现“应该如何”的价值判断与引导的功能。质言之，将以往脱离学理的直接价值判断和评价的文学批评，纳入到学理性批评范围之内，从非学术活动转变为学术活动。
这既可以看作是一种理论设想，也可理解为是文学批评理论自身呈现的文艺评论价值体系理论假设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四、文艺评论价值体系与批评实践的关系
1.价值体系与批评实践的印证关系抑或例证关系
为什么提出这样的区分性问题？所谓印证关系，就是说本文列出的四个批评实践性子课题，对批评实践历时与共时的考察应该能够印证文艺评论的价值体系。那么，可以印证吗？根据托马斯-阿奎纳的看法。形而上学或存在论所探讨的固有对象即是“是”自身。他在论证“是”自身的时候。指出“是”包括本质与存在两种形态。存在形态先于本质形态，存在的“是”是“是”最具体、个别的、实体的独一无二的完美实现。这是他区分出“原初性存在”和“逻辑性存在”的基础。因为。他认为存在形态先于本质形态，所以，他强调“原初性存在”的“是”重于“逻辑性存在”的“是”。对应于我们的话题，具体的批评实践是原初性存在，而价值体系则是逻辑性存在。这符合事实，因为批评总是分散的自发性存在。价值体系则是在考察和归纳、总结批评实践基础上，并依据一定理论起点而形成的理论体系。但是，这样的体系一旦成型，就不再直接与批评实践直接对应了。从实践到理论的体系性，中间经历若干范畴的、具体理论环节的转化，由此，已经不可能互相对应，根据此原理，本文不取印证式关系，而采取例证式关系的研究逻辑。所谓例证式关系，是指在考察具体批评实践的时候，根据这些批评各自特点并从某个侧面可以证明价值体系的理论。就表明作为体系的理论具有合理性。因为普遍性具有最大覆盖性和包容性。理当能够覆盖住各种批评实践的特殊性。或者说，批评实践的特殊性中因为具有普遍性因素，才可被普遍性的体系所覆盖。
2.实践性批评对于文艺评论价值体系建设的意义
如果说实践性批评对于价值体系是例证式关系，那么，实践性批评自身的本体性意义在哪里？明了了这一点，即为抵近“实践研究”的合理性和必要性。实践性批评的意义在于：第一，实践性批评涉及到文学的各个门类、各个阶段及其意识形态环境、各个民族和各种文体，所以，它自身携带着全部丰富性和复杂性。向价值体系提出了自己的要求。这就实际地规约着价值体系理论的外延、范围和覆盖性。比如，我国少数民族文学，其口头文学的模式、母题、类型等，在当下作家书面文学中依然占有很大比重，特别是对于叙事文学产生深远影响。批评如果尊重这个特点，那么，少数民族叙事文学批评的实践性个案。就要求价值体系建设要考虑此因素。第二，实践性批评自身就是动态的发展的，而且横向地与当下社会环境和文化语境、意识形态背景等密切关联。最突出的例子是，中国古代文学经典在当代依然有大量读者，特别是被如香港、台湾和澳门的人们阅读，则可能出现不同价值观背景下的审美判断差异乃至相反理解。这就向价值体系提出了历时的纵向的动态因素问题。也提出了不同语境的差异问题。再如。儿童文学随着生活的变化，文体、传播和媒介都不断发生变化。以往界定文学作为审美意识形态本质的时候，几乎是将儿童文学忽略不计。儿童文学似乎不存在意识形态性成为历来的潜意识。但其实不然。比如，围际知名儿童文学研究专家彼得・哈林戴尔（Peter Hollindale）在1988年提出“童书与意识形态”，从意识形态角度来看儿童文学，哈林戴尔由此被认为是世界上最早就此话题发言的专家。再如，杰克・齐普斯（Jack Zipes）侧重童书/童话对儿童社会化的影响问题研究，极有影响。贺伯特・寇尔（Herbert Kohl）举西方孩童耳熟能详的童书《大象巴巴》的故事为例，深入剖析成人、童书与儿童的权利运作关系问题。贾桂琳・罗丝（Jacqueline Rose）撷取精神分析理论，以西方儿童文学名著《彼得潘》为例，阐明“儿童”概念乃是成人欲望的想象。这些遍布世界各地的儿童文学批评及其理论，相对于价值体系，是实践性的，但给予我们以灵感：儿童文学和童书，在孩子价值观形成中的地位和机制是什么？非常值得研究。需要纳入价值体系思考中。以往我们理解的儿童文学就是孩子睡前的讲故事，现在则必须放置于文化传播重要手段的地位来思考了。
价值体系与批评实践的关系，概而言之，体现了关于系统/体系的特质和特征。最主要地是体现了前面所述的体系/系统只有在与外界交流互动中才能保存自身的特质和特征。但它并不因此而不含有一个自身封闭的系统。批评实践则是作为环境/外界与价值体系交流最密切相关的方面：由此可见，“文艺评论价值体系的理论建设与实践研究”选题，具有内在科学性、合理性和实际可操作性一作了如上几个方面的大致讨论和理论设想，现在可以初步给予文艺评论价值体系的理论建设一个定位了。
五、文艺评论价值体系的必要说明与定位
1.说明及其简要论证
说明之一：关于文艺评论。
文艺评论，字面看应该指包括文学、影视、绘画、音乐等所有当代艺术分类所可囊括的所有艺术样式。但是，考虑到倘若顾及所有艺术样式。势必分散力量，与“有限规模”的要求不符，故而将“文艺评论价值体系”界定在文学评论（批评）的价值体系。
那么，如何理解并解决以文学评论（批评）的价值体系界定“文艺评论价值体系”，并能体现包含各艺术门类的“文艺评论的价值体系”的应有内涵？
首先，历史依据。受苏联学术命名和规范的影响，建国初期，我国将研究文学发生发展、文学创作以及作品形式和文学接受活动等原理和规律的学科，认定为文学学。照顾汉语习惯称之文艺学。
其次，学理论据。关于文学“审美意识形态”论，1988年童庆炳的《文学理论导引》从三个层次讨论文学的本质特征，分别为，第一层次。文学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形态与其他社会意识形态有共同的本质。都是社会生活的能动的反映。第二层次，文学这种意识形态在内在内容和形式上有它的特殊本质：文学是一种审美意识形态，它以人的整体的具有审美属性的生活为独特内容，以艺术形象为反映生活的独特形式。第三层次，作为语言艺术，文学又有区别于其他艺术的特性，即艺术形象的间接性，描述生活的宽广性、蕴含恩想的深刻性和语言媒质的韵律性。这个论证逻辑显示出，仅在第三层次上，才区分文学与其他艺术的不同，可倒向推导出，所有艺术门类均具有第一、二层次的属性。那么，如果具体到文艺/文学之关系，笔者以为，在认可审美意识形态的前提下，可以将层次作些调整。即可否把文艺价值最基本的审美情感设置为第一层次。这是超越于时代、民族具有共同性的因素。意识形态则为第二层次，第三层次为艺术形式等技术方面因素。著名美学家蒋孔阳在1980年发表的《美和美的创造》一文提出，“艺术的本质和美的本质，基本上是一致的。美具有形象性、感染性、社会性以及能够实现人的本质力量的特点。艺术也都具有这些特点，正因为这样，所以我们说，美是艺术的基本属性。不美的‘艺术’不能成为真正的艺术。从事艺术工作的人，不管他办不办得到，但从本质上说，他都应当是创造美的艺术的人，创造美和创造艺术，在基本的规律上是一致的”。我以为，蒋孔阳教授的表述可为支撑。倘若如此理解文学作为审美意识形态并兼顾到其他艺术门类，在逻辑上如果行得通，是否可解决以文学代替或者代表文艺却不周延的问题？
最后，理论发展事实的依据。中国和西方，指称文学的诗学，都是发源最早到目前为止也最成熟的艺术种类的理论。西方从柏拉图的《理想国》对诗人的理解、界定与态度，以及亚里斯多德的《诗学》等理论的着重点均为文学。中国先秦有儒家和道家，虽然也有文学之外的如音乐理论《乐记》，但非常侧重音乐的感物而动与乐察民心的价值。总体来说，是综合性讨论艺术。艺术观念与思想中对文学的关注非常明显。现代门类艺术概念的发生是18世纪的事情。1746年法国神学家和艺术理论家阿贝・巴托（Abbe Batteux）以认识论哲学为基础，在《归结到同一原则下的美的艺术》一文中，首次对艺术进行了分类。其“美的艺术”含有音乐、诗、绘画、雕塑和舞蹈等五个艺术门类。与“美的艺术”并列的还有“居中的艺术”（含有建筑和论辩术）以及“机械的艺术”（含有纺织等）。可见艺术门类区分及其理论比文学理论要晚得多。其理论成熟程度自然要有所不同。至于影视艺术、摄影艺术等依赖现代技术而出现的艺术门类，其理论更为晚近。所以，以成熟的文学为讨论艺术的本体有其合理性。
说明之二：关于价值。
何为价值？
《辞海》的“价值”辞条表述为：“指事物的用途或积极作用。如参考价值：有价值的作品。凝结在商品中的一般、无差别的人类劳动。商品的基本属性之一。”。辞条乃为最基本与客观的表述。其实，关于价值为客观自在存在，还是在关系中存在，始终是价值理论的不同思想。
价值理论从古希腊的柏拉图起就诞生了，但是。直到19世纪初，超越于经济范围的价值论，作为哲学分支的独立理论和学科方才诞生。价值概念，起步于经济学并超越于经济学，进而转向了并进入一般价值理论。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马克思说：“价值”这个普遍的概念是从人们对待满足他们需要的外在物的关系中产生的，是人们所利用并表现了对人的需要的关系的物的属性，表示物的对人有用或使人愉快等等的属性。马克思关于价值的最值得关注的思想，是他在《资本论》中提出的“价值对象性”概念。马克思把物的社会存在描述为物的“价值对象性”。并且把价值的对象性和价值予以区分。将价值看作是价值对象性的表现形式。捷克哲学家弗-布罗日克汲取了马克思的这个概念。将其提升为价值论的基本范畴：“这是个富于独创性的见解。他所谓的价值对象性，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为我之物’（不论是自然的还是人造的）对社会的人具有的功能。”即“价值对象性”是建立在价值和价值需求评价主体之间的关系性概念。由于价值对象性是与人有关系的概念。方可理解为是“为我之物”。概而言之，凡是和人类建立了功能性关系的事物。就是价值对象性存在物。这就应和了马克思关于价值与价值对象性相互区分的思想。而且可以概括为：表现为一定价值的价值对象性，是由客体在社会实践中所获得的地位和功能所决定的。由此，关于价值，可概括为：其一，不存在自在的孤立的价值，所谓“指事物的用途或积极作用”，一定是指事物对谁有用途或积极作用。即“将价值看作价值对象性的表现形式”。其二，价值存在于和需要评价主体的关系中。在这个角度看，价值的存在即价值对象性存在。其三，价值因为与人的需求关系密切而具有类别和等级。
如上介绍了价值产生于关系的思想，在价值哲学中的体现和表述。其实，本论文以文学作为审美意识形态并存在于文学活动论为本课题理论基点，已经蕴含了审美价值产生于关系的文学思想和思维方式。
2.文艺评论价值体系理论的定位
第一，定位于文学基本原理。
由于从文学活动延伸出来的理论与实践性问题，而文学活动业已有自身的基本性质的规定，关于此性质的理论即为文学原理，所以，文艺评论价值体系理论定位于文学原理，逻辑上应该说得通。按照逻辑，如此定位应该具有下面一些特点：首先，它具有自律性，也就是说，它自成体系，又与既有文学原理具有兼容、贯通、内在逻辑关联性，由此而具有整体性。其次，它也受其他诸多因素影响而出现他律特征，因为外在环境会有变化，文学原理内部和理论之间相互衔接部位的若干新理论的出现和更加细化，都需要不断有所调整，由此具有活动性。最后，因为与文学原理各部分有互相兼容贯通和内在逻辑联系，所以，它总是通过学理论证而获得的。由此而具有知识性和科学性。这些乃为人文科学的特点。质言之。该体系建立后属于文学基本原理，即文艺评论价值体系是具有稳定性、完整性、活动性、科学性与知识性的理论。
篇(3)
关键词：生态史学 思想框架 研究思路
最近一个时期以来，中国生态史（或称环境史）[1]研究如新笋破土、蓬勃向上，呈现出强劲的发展势头，中国史学的一个崭新分支——生态史学正在逐步建立之中。然而，应当如何建立和建立怎样的中国生态史学？生态史学应当具有什么样的思想框架？如何在史学体系中给予它以合理的学科定位？它与中国史学的其它分支、特别是目前居于显学地位的社会史研究是什么关系？对于这些问题，学者时或言之，专门系统的论述则未尝见，故笔者草成本文，陈述几点初步想法，期以抛砖引玉。
一、中国生态史学的本土渊源
从世界范围来说，生态环境史研究大约兴起于上个世纪七十年代；中国学者开始进行这方面的专门研究稍晚一些，80年代初开始出现在题目上标注“生态环境”一词的史学论文，90年代中期以后、特别是最近几年来逐渐成为热门课题，一些学者相继呼吁建立中国环境史学，笔者甚为赞同，但更愿意称之为“中国生态史学”。
中国生态环境史研究的兴起，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国外环境史学的影响，这一点毋须讳言。近三十余年来，欧美国家的环境史研究不断发展，新论迭出，渐成热门之学，并且有的外国学者还致力于研究中国历史上的环境问题[2]，令国内学者闻风耸动。不过，根据笔者的观察，直至今日，除台湾学者之外，国内对西方环境史学的了解仍然很少，有关方面的理论方法尚处于初步引进的阶段[3]。也就是说，迄今为止，国内的中国生态环境史研究，在思想理论和技术方法上并未受到欧美环境史学的显著影响，而主要是依凭本国的学术基础。换言之，由于“欧风美雨”的刺激，中国生态环境史研究在较短时间里快速兴起，以致最近若干年来标榜“环境史”或“生态史”的研究课题日益增多，但无论就问题意识还是就理论方法来说，它都具有不可否认的“本土性”[4]，可从上个世纪中国史学自身发展的脉络中找出它的学术渊源和轨迹。只不过早先的相关研究是在不同学科中分头进行的，显得非常零散，也没有明确打出“生态史”或者“环境史”的旗号。笔者以为：构建中国生态史学，固须积极引进和学习国外相关理论和方法，对国内学者所作的前期努力及其所取得的成绩进行一番认真清理亦是十分必要的。唯有如此，中国生态史学方能建立在更加坚实的学术基础之上，更好地结合本国实际开展研究工作，并免受“邯郸学步”之讥。为此，笔者先对大陆学者以往的相关研究作一个简要的评述。
1.考古学和古生物学者的相关研究
在中国学术界，最早关注历史生态环境的是考古学和古生物学家。考古学向以历史早期的物质文化遗存为主要研究对象，考古工作者在清理出土文化遗存时，除了关心人体骨骸、人造事物（如器具、建筑、墓葬、手工业场所等）之外，也注意动物骨骸、植物籽粒或核壳等。出土动物骨骸、植物籽粒和核壳，指示着远古时代各地动植物种类的构成乃至整个生态系统的构造。上个世纪前期，当考古学家在殷墟遗址中清理出大象的遗骨和古文字学家从甲骨文中发现“获象”、“来象”之类的记载时，学者逐渐认识到这种动物曾在华北地区栖息，也很自然地想象当地古今生态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随着其它多种喜温动植物遗存（如犀牛和竹鼠的遗骸、水蕨孢子等）亦在华北各地不断出土，学者做出了远古中国气候和动植物构成与现代迥然不同的判断[5]。
上世纪末期以来，日益严重的生态环境危机受到社会的普遍关切，考古学者也深受震撼，在国外考古学的影响下，大陆和台湾都有一批学者积极着手建立中国的环境（生态）考古学，试图对远古人类聚落的生态环境进行某种程度的重建，并考察特定区域的生态环境因素对远古社会组织、经济生产和生活方式的影响。与此同时，古生物学家也不再孤立地认识某些野生动植物，而是逐渐采用生态变迁的大视野，根据动物和植物考古资料，考察某个区域动植物区系和物种构成和特定动植物种类分布区域的历史变化及其原因。应该说，考古学和古生物学家所开展的工作是非常有意义的，至少为我们长时段地考察中国生态环境变迁提供了丰富的和古今对比强烈的历史信息。
2.历史地理学和气候史学者的相关研究
历史地理学以自然和社会现象的历史空间分布为主要研究内容，致力于探讨人地关系演变的过程和规律，与生态环境史研究有着天然的密切联系。由于特殊的专业优势，历史地理学者具有令人赞叹的广阔思维空间，他们不仅注意到了历史上的森林破坏、河湖变迁、沙漠扩张和一些珍稀野生动植物分布区域的历史变化，也注意到了历史上聚落、城市及经济产业的分布与生态环境的关系。虽然他们的思想框架和研究方法是历史地理学的，但前辈学者如史念海、谭其骧、侯仁之、文焕然、何业恒等人的不少论著实堪称生态史研究的经典。
气候史方面，早在民国时期，竺可桢就已注意到中国历史上气候的冷暖变迁问题。1972年，他在早年研究的基础上，发表了题为《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4]的著名论文，对中国东部气候的周期性寒暖波动进行了系统论述，成为学者引用频率最高的史学论文。继他之后，有一批学者先后在这方面开展了系统的研究，出版了数量可观的论著[5]。
从最近10多年的成果来看，历史地理学者显然不再满足于考察和描绘某些自然和社会文化现象的历史空间分布，而是日益关注自然现象与社会文化现象之间的彼此联系，在人口与环境、经济生产和生活方式与环境、社会变动与气候变迁、疾疫和灾害与环境、民俗与环境等诸多方面，都进行了卓有成绩的探讨；一些研究其实已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历史地理学课题了[6]。假如它们仍然必须被称为历史地理学的话，那么只能说生态史学和历史地理学的研究对象本来即有很大的重叠，两者间的界线事实上非常模糊，几乎无法断然划清。直到目前，我们所进行的许多生态史课题，往往是由历史地理学者提出并率先开展研究的。如果说中国生态环境史研究主要是从历史地理学中生长出来的，也不算言过其实。我们要想特别标立一种与历史地理学相区别的生态史学，必须从学理上进行认真辨别，对两者的理论方法和学术指向做出必要的判分[7]。
3.农牧林业史学者的研究
农业、牧业和林业的本质，是充分利用各种自然条件如水、土、光、热和物种资源，干预动植物的生命过程，促进那些经济动物和经济植物的再生产，获得以衣食原料为主的各种产品。任何一个类型的农牧林业生产都不可能离开特定的生态环境，它们的历史发展，与生态环境变迁有着不可分割的密切联系，因此农牧林业史家比较早地关注到历史生态环境问题，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
我国农牧林业史家关注生态环境，大约是从上个世纪80年代初开始的[8]。在此之前，个别学者已发表过若干相关论文，如雷海宗先生在1950年代曾发表《古今华北的气候与农事》[9]，根据古书记载概述华北气候的变迁及其对农业生产的影响。但并未形成一种群体性的学术倾向。20世纪80年代前后，东西方农业科学界都在反思“石油农业”和过量使用化肥、农药对农业生态系统的危害，提倡所谓“有机农业”（后来又提出“生态农业”，再往后则是“可持续农业”；日本则有人基于道家思想提倡所谓“自然农法”），不少中外农学家称赞中国传统农业技术方法的合理性和优越性，使中国农史学家受到了鼓舞，于是有人开始论说传统农作方式对维持生态平衡的积极作用，比如重视水土保持和积肥施肥、实行作物轮作间作套种、种植与饲养相结合、采用生物防治等等，对促进有机物质循环和保持农业生态平衡的作用和意义，试图阐发传统农学的现代价值，其中江南和珠江三角洲地区的“桑基鱼塘”、“蔗基鱼塘”生态农业模式被赋予了典范意义。农田水利作为农史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向来受到重视，有大量的论著发表，学者很早就关注农田水利建设对水资源调配的重要作用，及其对农业生态环境正反两方面的影响。与考古学家和历史地理学家相比，农牧林业史家对历史生态问题的论说显得更加专业，这一方面由于他们具备良好的自然科学特别是生物学基础，另一方面则由于他们一开始就注重对生态学（特别是农业生态学）理论方法的运用。
90年代以后，农牧林业史家的研究思路渐趋开阔，对于中国历史上农牧林业与生态环境的关系，渐渐不再只是强调好的一面，而是开始反思传统的农业资源开发利用方式的弊病及其所造成的生态恶果，例如关于黄土高原过度开垦所造成的严重后果、宋代以后长江中下游的围湖造田和明清以来山区垦殖对生态环境的破坏等问题，均取得了不少有深度的研究成果；一批学者从农业史和经济史入手探讨中国历史上的“天人关系”，也取得了相当可喜的成绩[10]。尽管农林牧业史学者的研究范围大抵局限于对产业内部历史问题的探讨，但由于中国是一个典型的农业大国，直到上个世纪才开始走上工业化道路，此前人类活动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其实也主要表现在农牧林业生产方面，离开了这些方面的基础研究，想要真正认清中国生态环境变迁的历史，殆无可能。事实上，自谭其骧、史念海以来，历史地理学家探讨中国古代生态环境问题，亦主要从农、林、牧业入手。
由上所述，我们不难发现：在中国，与生态环境史有关的学术研究可以追溯到上个世纪前期，并且已经取得了不少成绩，为进一步考察中国生态环境变迁史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也为我们着手建立中国生态史学积累了较为丰富的学术资源。
然而，已有的研究尚不足以构成中国生态史学。首先，以往相关探讨大抵只是考古学、古生物学、历史地理学和农牧林业史等学科研究的外向拓展和延伸，而非以系统绘制中国历史生态环境图像为学术指归。研究者对生态历史问题的考察仍是立足于各自不同的专业，并没有凸现出全面认识中国历史生态环境、最终对之进行某种程度的系统重建的意向，更没有从开始生态环境出发对社会历史运动进行系统解释的努力，这就造成相关研究与主流史学之间存在相当大的隔膜，其成果也未能很好地被一般史学著述所吸收；其次，尽管以往已经探讨了许多重要论题，在研究思路和技术方法上也作了诸多有益的探索，为中国生态史学的建立准备了一些重要的构件。但是，这些论题、思路和技术方法显得相当零碎和分散，彼此之间互不关联，尚不足以构成学术界域分明、结构层次清晰并具有内在整体性和统一性的生态史学框架；其三，由于“自然”与“社会”二元分立的思想观念根深蒂固，以往对生态环境史研究的理解和定位存在着不容回避的严重偏差：人们普遍将它视为社会历史之外的另一学术领域。传统史学一向重人事、轻自然，对自然的历史用力甚少，对许多问题的认识几乎是一片空白，生态环境史研究者立志加以填补，这是可以理解的。但矫枉未免过正，早先的生态环境史研究明显偏重对自然层面的考察，社会层面的问题则被严重忽视了，从而造成了新的偏颇，以致许多人以为生态环境史的研究目标只是考察古今自然环境之变；其四、与以上几个方面相联系，尽管越来越多的学者逐渐认识到了开展环境史研究的必要性，实际介入这一领域者亦已不可谓少，但极少有人对这一新研究进行学理上的论说。迄今为止，国内的生态环境史研究仍局限于具体问题的探研，附属在不同的相关学科之下，如果上升到“专门之学”这个层次加以考量，则仍存在着严重的学科理论缺失。正因为如此，在一些人的眼里，生态环境史研究只不过是探讨一些边边角角的历史问题，算不上什么专门的学问，至多只能充当历史著述的“缘饰”和“花边”，难登史学的大雅之堂。这种状况必须改变。
[1] “生态史”又称“环境史”，中外学者都往往混用，但“环境史”的叫法更加流行。个人认为：这一研究的基本理论框架应是生态学，因此更愿采用“生态史”一词。另外，“环境史”仍有将社会文化与生态环境人为分割的嫌疑，而在我所主张的生态史学中，两者是一个彼此影响、相互作用、协同演变的整体，人类（社会、文化）系统应被视为地球生态大系统的一部分。
[2] 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澳大利亚著名中国经济史和环境史家Mark Elvin (伊懋可)，他在多年前即开始了系统的中国生态环境史研究，其中包括对洱海、巢湖、杭州湾、近代结核病与环境等问题的专门研究。伊氏曾与台湾学者刘翠溶合作主编会议论文集——《积渐所止：中国环境史论文集》（上、下册），由台湾中央研究院经济研究所2000年出版中文版，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英文版（Sediments of Time: Environment and Society in Chinese History，Cambridge and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8.与中文版所收论文略有不同），在中西方学术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最近，伊懋可又以《大象的退却：中国环境史》（The Retreat of the Elephants: an Environmental History of China，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4.）为题，对中国环境史的一系列问题进行了系统论述。
[3] 近年来，一些研究外国史的学者如侯文蕙、、包茂宏、梅雪芹、高国荣等做了不少这方面的译介工作，提供了相当丰富的学术信息，令人钦佩。
[4] 笔者这里使用“本土性”一词意在说明：中国生态环境史研究的问题意识和研究方法，主要并非导源于近30年来在国外兴起的环境史学，而是基于本国学者在相关领域的前期研究。请切勿作过分宽泛的理解。
[5] 例如关于远古动物，徐中舒早在1930年就发表了题为《殷人服象及象之南迁》的长文[1]（pp.51~71)，根据殷墟出土甲骨卜辞中“获象”、“来象”之文，参以其它文献记载和出土实物，对商代河南产象及象之南迁事实进行了论述。其后，德日进、杨钟健、刘东生等人又先后，对殷墟出土哺乳动物群进行了系统研究[2][3]。这些均可视为中国生态环境史研究的先声。
[6] 例如青年历史地理学者王建革关于华北平原和内蒙古草原生态、经济与社会史研究的系列论文，其实更多地采用了生态学而非历史地理学的理论方法，与传统的历史地理学研究大异其趣，可为显著的例证。
[7] 关于环境史学与历史地理学的关系，同行学者时有议论，但对两者究竟如何判分，并未形成成熟的意见。个人认为：环境史（生态史）的理论基础是生态学，它的主要着眼点是“生命系统”，重在考察生物（特别是人类）与环境、生物与生物之间的历史关系；历史地理学虽然一向强调人地关系，但其理论基础是地理学，主要着眼点是“空间构造”和“空间运动”。因此，历史地理学并不能包办环境史学的研究工作。
[8] 从上个世纪80年代初开始，《中国农史》、《农史研究》和《农业考古》等几家农业史刊物，均陆续刊载有题目上出现“生态”一词的论文。在同一时期的农业史著作中，更时常见有“生态农业”、“生态平衡”、“生态破坏”等词句，有关论述也不断增多。
[9] 该文收入氏著《中国文化与中国的兵》，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
[10] 上世纪80年代以来，在中国农业史研究中，“风土”和天、地、人“三才”观一直是学者关注的重要课题，先后有不少论著发表。1999年12月，中国农业历史学会、中国经济史学会古代史分会和《中国经济史研究》编辑部联合召开了“中国经济史上的天人关系” 学术讨论会，分别从天人哲学、农林牧业生产实践、资源保护等多方面探讨人类经济活动与生态环境之间的关系。会议论文由李根蟠、原宗子和曹幸穗等结集为《中国经济史上的天人关系》，由中国农业出版社于2002年出版。 二、作为一个独立学科的中国生态史学
诚然，从不同学科出发考察历史生态环境的具体问题，是非常有意义、也是十分必要的，但相关研究必须加以有机整合。若欲改变目前的“零打碎敲”局面，开展全面系统的中国生态环境史研究，以获得对环境历史变迁的贯通认识，并由此取得对社会历史的更加透彻的理解，就必须建立一种专门之学——生态史学，使之成为中国史学中的一个独立分支学科。
毫无疑问，生态环境史研究要想提升为一个专门独立的史学分支，必须具备独特的思想框架和理论方法。然而，完成生态史学框架体系的构建工作，恐怕不是可以一蹴而就的，西方学者已就“什么是环境史”、“环境史主要研究什么”这些基本问题讨论了数十年，并提出了多种定义和构想，但各家的意见并不是很一致的；国内虽也有个别学者提出了一些设想[1]，但事实上还没有人真正着手进行这方面的努力。在此，笔者也只能提出自己的一点粗浅见解。
我们认为：生态史学作为一个新的史学分支，其新颖和独特之处，不仅仅在于它的研究对象，更重要的是它的思想理论和方法，首先（应当）体现在它将现代生态学理论方法应用于历史研究，以生态学以及它的分支学科——人类生态学（生态人类学）、人口生态学、社会生态学和文化生态学等，作为观察和解释历史的思想导引和分析工具。简要地说，生态史学是运用生态学理论方法来处理史料、解释历史现象和历史运动（既包括自然现象和自然运动，也包括社会现象和社会运动）的一种新史学。它的基本学术指向是采用广泛联系、彼此作用、互相反馈和协同演化的生态系统思想，陈述和剖析人类社会与生态环境互动变迁的历史经验事实，并就如何协调人类与环境之间的关系发表自己的观点和看法。
与一般的历史研究不同，生态史学的观察视野不局限于社会和人事，而是将目光较多地投向人类的生物属性和与人类社会活动发生过种种联系的那些自然事物和现象；但生态史学又非宽泛意义上的自然史研究，它事实上只着眼于自然界（特别是地球生物圈）中与人类活动发生过关联的那些方面。也就是说，生态史学的学科特点表现在研究对象上，是它立足于自然生态与社会文化的中间界面开展学术探讨，对于这个中间界面，我们或许可以借用“天人之际”一词加以概括。[2]在生态史学者看来，社会文化与生态环境乃是一个彼此影响、互动作用、协同演变的统一整体，自然环境和人类活动彼此施加于对方的历史作用，人们对这种彼此作用的认识和反应，以及这些认识和反应的道德、价值、符号、组织、制度和各种行为体现，都是生态史研究者理应探讨的内容。了解生态环境的历史面貌和变迁过程，固然是生态史学的一个重要目标，但考察生态环境及其变迁作用下的社会文化运动亦应作为它的基本任务之一，而正确认识两者之间的历史互动关系和过程，则是这一新兴学科的最高追求[3]。
很显然，生态史学虽然看起来应当集中考察历史“自然”问题（这既是先前的研究所造成的错觉，也是一种矫枉过正的结果），事实上却坚决反对将社会和文化排除在观察视野之外。不过，生态史学者之关注社会和文化，与一般历史学者关注社会和文化相比，在视角上有较大区别——生态史学强调人类的生物属性，以及社会现象与环境因素的历史关联，文化则被视为人类这种特殊生物同周遭环境（在这里，“环境”既包括自然环境，也包括社会环境）打交道的方式和方法体系。也许可以不甚恰当地说，生态史学在一定程度上有意将人类还原为一种动物——同其它动物一样需要空气、食物、水和各种其它资源，人类的繁衍方式、人口密度、生命维持体系和社会组织形式等等，同样深受特定生态条件的影响和制约。所不同的是，人类具有创造、学习和传承文化的能力，在应对环境的过程中，构建了复杂的工具、技术、组织、规范、价值观念和意义象征体系，而一般动物只是浑浑噩噩的寄居者；人类依靠其所创造的文化而生存，一般动物只是凭着本能而已。
在生态史学看来：人类的任何一种社会历史活动，都是在一定的空间中进行的，离不开特定的环境条件，都直接或间接地受到种种生态因素的影响，如将生态环境排除在观察视野之外，就难以全面揭示人类社会发展的真正秘密。因此，具体（而非抽象）、实证（而非玄学化）地考察生态环境因素对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影响，理应成为历史学的一项重要任务。
与一般历史学相比，生态史学不但有其特定的观察视野和理论方法，而且具有独特的社会历史观。它特别强调：无论文明怎样发达、社会如何进步，人类始终都是动物界中的一员，人类的历史始终都是地球生物圈中生命系统流转的一部分。正如其它物种因生态环境的区域差异和时代变迁不断发生变化一样，人类社会和文化亦因所处环境的地域和时代不同而千差万别。因此，社会和文化的许多历史变异和差别，不但需从其自身的发生、演化过程中寻找答案，而且应从其所处的生态环境中求索根源。生态史学将告诉我们：在不同的时代和区域，社会文化如何受到各种生态环境因素的影响，并且在这些影响之下不断发展演变？
另一方面，与自然史研究不同，生态史学虽然重视考察各种历史自然现象，但时空界域圈定在人类诞生以来、与人类活动发生了关联的那些部分。而在这一时空界域内的生态环境变迁，并不是一个纯粹的自然过程，人类的各种活动及其方式和结果，都是生态环境变迁的重要影响因子和表现。随着人类实践能力的不断增强，人类活动在生态变迁中所发挥的作用也越来越大。生态史研究的另一重要目标，就是要弄清生态环境在历史上究竟发生了哪些变化，人类在其中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从一定的意义上说，它事实上想要搞清楚：由人类活动所造成的“第二自然”是如何逐步形成、并且不断发生改变的？这些改变又如何对社会产生反馈作用，影响人类的继续生存和发展？
要之，在生态史学的思想框架中，环境是有人类的环境，人类活动是生态环境变迁的重要促发和推动因素；社会是一定生态条件下的社会，许多生态因素都是社会历史运动的重要参与要素——从总体上说，人类社会文化系统是地球生态大系统中的一个组成部分。虽然在具体研究实践中，我们既可侧重探讨人类活动影响下的环境变迁，亦可侧重考察环境影响下的社会文化发展——这两个侧重构成生态史学研究的两种学术指向，但两者事实上是不可分割的整体。如果割裂了两者之间的联系，就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生态史学。
根据以上想法，我们对自己所设想的中国生态史学的基本框架作如下几点归纳：
一、生态史学作为一种新史学，并非刻意抛弃传统的史学理论、方法和命题，而是要在历史观察中引入生态学的理论方法，强化对生态环境与人类活动相互关系的历史探讨；
二、生态史学摈弃“人类中心主义”，人类及其社会和文化的历史被视为地球大生态系统演变历史的一个组成部分；但也不是简单地主张“生态中心主义”，虽然生态史学的一个重要目标是对生态环境的历史进行系统描述和某种程度的“重建”，但人类活动及其方式和成果仍然被放置在关键的位置。因此，生态史学的历史观既非“文化决定论”，亦非“环境决定论”，而是“人类——环境互动论”；
三、生态史学从社会文化和生态环境的中间界面寻找和选择论题，它的基本内容（根据侧重点不同）包括两大方面：一是历史时期的生态环境面貌及其在人为作用下所发生的种种变迁；二是在人类（社会文化）的历史发展进程中，生态环境及其诸要素所发挥的重要影响和作用[4]；
四、生态史学研究的最终目标，是探索人类与其所处环境之间的历史互动关系与过程，系统地描绘社会文化与生态环境彼此影响、相互作用和协同变迁的历史图式。
显而易见，生态史学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跨学科研究，它所要考察的，不仅仅是社会现象和文化现象，也不仅仅是自然现象和环境因素，并且也不是两者的简单堆砌和相加，而是自然和社会两大领域众多现象和因素之间的有机、互动的历史关系与过程。
毫无疑问，开展生态史学研究是一项极为艰巨的工作，研究者需要具备复杂、综合和广泛联系的思想方法，需要具备广博的知识——最好兼受过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两个方面的训练，并且需要具备超越于两个学科领域之上的进行综合、整体思辨的能力。由于以往学科划分和教学方式的局限，一般中国学者在知识结构和思维训练上都存在不可忽视的缺陷和不足。正因为如此，尽管目前生态环境史研究越来越热门，已经触及了非常广泛的问题，但就所见的成果来看，多数论著的学术水平并不很高，总体上说，研究深度仍未超出1993年香港“中国生态环境历史学术讨论会”的会议论文[5]。我们注意到：一般历史学者的相关论著中时或出现一些常识性的错误，而由具备不同自然科学背景的学者所进行的研究，又往往局限于各自的专业领域，彼此之间缺少必要的联结和贯通，未能有机地整合起来形成系统的历史认识。要想很好地开展这一研究，不仅需要有丰富的知识贮备、系统的理论方法训练，而且要求不同专业领域的学者密切交流、通力协作。
[1] 例如，包茂宏在《环境史：历史、理论和方法》一文（载《史学理论研究》2000年第4期）曾就此提出了若干值得重视的设想。
[2] 之所以特别指出“借用”，是因为笔者并不认为“天人之际”的历史含义并非今天所说的“人类与自然之间”。一些学者将“天”理解为“自然”，将“天人之际”、“天人合一”解释为“人类与自然的关系”、“人类与自然环境的统一”是很不恰当的。但从历史文献中，我们一时还找不到一个更简约的词汇来表达这种关系，只好暂且借用。
[3]景爱《环境史：定义、内容与方法》[6]一文认为：环境史是研究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史，研究人类社会与自然环境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历史过程。显然，在景先生看来，环境史所关注的“环境”并非宽泛意义上的“自然”，而是与人类发生了关系的自然环境。在这一点上，我们的观点是一致的。不过，虽然他所主张的环境史研究强调人类与自然的“关系”，但观察的重点仍在于“环境”，而笔者所主张的生态史学是从生态学立场出发的，更强调人类与环境的整体性和统一性，不仅为了理解环境的历史，同时更是为了理解人类和社会的历史。
[4]景爱认为环境史研究应主要围绕三个方面进行：第一，要研究自然环境的初始状态；第二要研究人类对自然环境的影响；第三，要研究探索人类开发利用自然的新途径[6]。梅雪芹在吸收西方学者观点的基础上，将环境史研究分为四个层次：一是探讨自然生态系统的历史，二是探讨社会经济领域和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三是研究一个社会和国家的环境政治和政策，四是研究关于人类的环境意识，即人类概述周围的世界及其自然资源的思想史[7]（pp.10~11）。尽管他们都强调人类与环境的相互影响，但基本学术指向仍是理解“环境”，仍不能包容我们所设想的生态史学。
[5] 这次会议的绝大多数论文均收入前揭伊懋可、刘翠溶主编论文集。其中中文版除《序》和《导论》之外，设立了《比较的观点》、《对自然环境的诠解》、《人类的聚落》、《边疆地区》、《水文与水利》、《气候》、《疾病》、《环境的形象-官方的心态》、《环境的形象-文学的和通俗的感受》和《环境与近代经济发展-台湾和日本》等栏目，一些论文视角之新颖、论说之深入十分值得赞叹。 三、中国生态史学研究的两种理路
如上所言，我们所主张的生态史学，将社会文化与生态环境视为统一的整体，致力于探索两者之间的历史互动关系与过程，它所研究的是“天人之际”的历史问题。这就决定了它既不能像传统史学那样只重视历史上的社会和人事，曾被严重忽视的自然历史变动将被当作重点突破的对象；亦不能像先前的相关研究那样只对自然层面的问题情有独钟，众多的社会历史问题同样需要认真加以考察，传统史学所探讨的诸多重要问题，仍将成为生态史学的重要论题，只是采用了新的思想方法，变换了论说的角度。换句话说，生态史学研究的对象，既包括自然历史现象和问题，也包括社会现象和问题，横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两大领域，是一种典型的交叉学科。
与多数成熟的史学分支相比，生态史学具有显著的“边缘学科”性质。然而，在这里，“边缘”意指它的思想空间是在多个多科领域的联结和交汇部分，而不是说它应该被定位在历史学科的边缘位置——尽管它目前仍然多少有些尴尬地被视为一种边角的学问。事实上，只要稍微回顾一下学术史，我们不难发现：一种学术究竟属于“主流”还是“边缘”，未必就是命定的，而是既取决于相关成果的积累，更取决于不同时期的学术兴奋点——而学术的兴奋点总是与人类社会的现实问题密切关联。随着历史条件和社会情境的改变，曾经的主流学术可能被边缘化，边缘学术亦可能向中心位移而成为显学。笔者大胆预测：生态环境史研究将逐渐登上中国史学的大堂正殿[1]。
当然，这仍需生态环境史学者做出持续不断的努力，开展更扎实系统的研究并取得更多、更好的成果。为了达到这个目标，还必须努力改变研究理路，具体来说，需要更多地关注人与社会的历史，从生态史学的立场出发切入主流史学所长期关注的那些相关历史命题，即在一定程度上向主流史学、特别是目前居于显学地位的社会史研究靠拢。这不仅仅是一种争取学术地位的“技巧”，同时也是推进社会历史认识的需要——观察社会历史运动和解释社会历史现象，原本即是生态史学的“应有之义”，只是路径和方法有所不同而已。
回顾过去一个时期生态史和社会史研究的发展，我们不难注意到：不论从学术动机还是从实际研究情况来看，两者之间都似乎少有瓜葛。直到最近10余年来，情况才发生了可喜的变化：这两种分途发展的学术研究逐渐出现了互相交融、彼此会通的趋势。这是一个非常值得重视和努力推进的学术走向，向来重人事、轻自然和将自然与社会相分离的史学传统，将可能因此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应该说，互相沟通和彼此联结乃是生态史和社会史研究不断深入而产生的共同学术诉求。
试细言之。
按照先前的观念，生态环境史研究的目标是认识自然环境、而非社会文化的历史。如前所述，中国学者早先的相关研究，正集中于历史上的气候、森林、野生动物、沙漠化和水土流失、河流湖泊、海岸变迁和农业生态平衡等方面，研究者大多具有一定自然科学背景，如气象学、地理学、农（牧、林）学、文水（水利）学等等[2]。欧美早期的生态史研究大抵也是如此，美国的生态环境史研究，虽然早期的研究已多与环保、边疆和拓殖的历史相联系，但重点仍在于自然方面[3]，目前这一领域的权威杂志——《环境史》是由美国环境史学会与森林史学会合办的。但是，随着相关研究不断深入，学者日益意识到：生态变迁并不是一个纯粹的自然过程，至少自农业时代以来，生态环境的诸多变迁与种种人为因素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无视人类活动的影响，就无法理解生态环境的历史变化。正因为如此，最近一个时期以来，关于生态环境的历史著述愈来愈重视社会性因素的影响和作用。美国“进入90年代以后，环境史与社会史合流成为一种趋势，性别、种族都被纳入环境史的研究内容。”[4]欧洲的环境史研究视野也在不断扩展，从欧洲环境史学会网所刊1976-2004年间的相关论著目录看，虽然近年的论著从数量上说仍以讨论气候、水源、森林、景观、污染、灾害疾病等问题者居多，但经济、社会和文化与环境的历史关系愈来愈受到重视[5]。在我国，关于近一万年来（农业起源以来）生态环境变迁是否主要由于人类活动所致，学者尚有不同的看法，但生态破坏的社会原因日益受到重点关注却是无可争议的事实，谭其骧、史念海等著名历史地理学家其实已经率先做了若干十分精湛的开创性研究[6]。
社会史研究致力于考察人类群体（即社会）发展的既往经历，理所当然应以解释社会历史现象为鹄的。然而，单纯从社会来解释社会、或者仅将生态环境视为社会发展的“背景”，显然无法对众多社会历史现象做出圆融的解释[7]。从年鉴学派开始，法国的社会史家逐渐不再只是在理论上承认环境对社会的影响，而是将生态环境视为影响社会历史进程的结构性要素，通过实证研究探索其影响的具体机制，成为社会历史观察的一个新视角，并对欧美社会史、文化史和经济史研究的发展发挥了重要引导作用。最近若干年来，中国社会史研究者特别是地域社会史、灾害疾病社会史和社会生活史研究者，也开始将生态环境作为能动因素纳入各自研究思考的范围[8]；在经济史和文化史研究中，也出现了同样的学术趋向。
虽然国内迄今仍无人对生态史和社会史研究相互结合的可能性与必要性作专门系统的探讨，但在我们看来，这两个看似互不相干的研究领域发生关联，互相对话、借取和观照，走向汇流融通，却是一种必然的学术发展走向和趋势。这既是两者均取得重大突破的可能途径，更是生态史学研究应取的理路。
站在目前主流史学的立场，人们也许会提出这样的问题：生态史研究对于认识中国历史究竟有何意义？最容易得到认同的回答是：有助于认识社会发展演变的自然背景。这样的回答自然并没有错，但从生态史学的立场来看，则仍然是不全面的，甚至是很偏颇的。这是因为，在生态史学观念中，生态环境不仅是社会发展演变的自然背景，而且是非常重要的能动参与因素。对生态史研究进行合理的学术定位并与社会史研究真正有机地结合起来，完全可能为深化中国社会历史认识做出更多贡献，而不仅仅是为演绎社会历史戏剧铺设一个“自然的布景”。
笔者曾经指出：生态史与社会史研究互相渗透和结合，可能导致新的学科交叉，根据侧重点不同，形成两个学术分支：一是生态社会史，二是社会生态史[8]。前者的目标主要是了解自然生态环境的历史变迁，但与某些生态史研究相比，它特别强调并具体论证生态变迁过程中人类活动和社会（及其文化）因素的影响；后者则试图采用生态学理论来研究历史上的社会，强调自然环境因素的能动作用和影响，以期更好地认识人类社会及其发展演变，目的在于理解社会的历史运动。简而言之，前者是研究人类活动作用下的生态环境的历史，后者则是研究生态环境参与下的人类社会的历史。
为了进一步阐明我们的想法，且将自人类诞生以来的历史不恰当地浓缩为一个童话式的简短故事：“很久、很久以前，有一片茂密的丛林，林中有一个小村，村里居住着几户人家。村民们世世代代在这里劳作和生息……。”生态社会史家主要讲述这片丛林的故事，谈论这片丛林曾经有多大，生长过哪些树木，栖息过哪些动物？进一步，会谈论这片丛林逐步缩小、或至消失的历史过程及其社会原因，如由于村庄的人口不断增长，需要开垦更多土地、搭建更多房屋、樵采更多燃料等等，树木因此不断遭到砍伐，丛林面积逐渐缩小，原先栖息在这片丛林中的许多动物，也因无处藏匿和觅食逐渐逃逸、终至绝迹……等等；社会生态史家则主要讲述这个村庄中的人的故事，亦即描述由这几户人家所组成的社会的历史，谈论诸如村落社会结构、经济状况、生活习惯、婚姻风俗、文化娱乐、生老病死……等等问题。如果想把故事说得更加清晰和完整，就要进一步谈论丛林和丛林中其它物种的变化，以及这些变化对村民的谋生方式、利益分配、权力结构、生育死亡、安全保障、娱乐活动，乃至信息交流、观念情感等各个方面曾经发挥过的作用和影响。很显然，由于历史关注的侧重点不同，可能分别做出不同的历史叙述。而历史的真实情况是，丛林与村庄乃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彼此互为变化的因果，任一方面的变化都是促使另一方面发生改变的能动因素。
侧重“自然”一面的生态社会史研究，基于这样一个预设：人类活动、特别是经济活动，至少从农业时代以来就是生态变迁的主因之一。因此，有关研究虽然着眼于生态环境变迁，但强调人类活动的影响，对生态变迁的讨论不是从生态环境到生态环境，而是将人口、技术、生产与生活方式、风俗习惯乃至意识形态等等社会性因素，与水、土、光、热、生物、矿物等自然因素，一同视为参与物质循环、能量流动、信息传递乃至整个生态系统演变的重要因子，在特定情况下，甚至视为比自然因素更加重要的历史变量。沿着这种思路所展开的生态史研究，实际上差不多是考察人类改变生态环境的历史。
社会生态史研究，则将人类社会视为地球生物圈内的一个特殊生命系统，它一方面承认人类与其它动物相比具有极为特殊的智能，即创造、传播、积累和更新文化的能力，承认由于这种能力，人类社会具有高度的复杂性；另一方面，它同时认为：人类必须服从生态规律的最终支配，社会发展变迁的历史过程，从根本上说，乃是人类不断调整与生态环境关系(包括经过自己改造的生态环境)的过程——技术体系的进步、生业方式的改变、社会组织的变迁，乃至风俗习惯和思想观念的嬗变，都在很大程度上归因于社会对生态变迁的适应性调整，或者间接地跟从于这些调整；经济类型、社会结构、生活方式乃至精神风貌等等许多方面的地域差异，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生态环境差异所造成的；生态环境的历史变迁，同样导致上述方面发生种种改变。正由于人类社会在地球生态大系统中与周围环境存在着广泛的物质、能量和信息交流，是其中的一个特殊生命系统，因此人类社会的历史，也就存在着采用生态学理论方法加以认识的可能性。
社会生态史的主要研究对象，仍然是历史上形形的社会现象、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和流转不息的生命运动。但与一般的社会史研究相比，它更侧重探讨社会现象的生物性质和自然基础，致力于寻找社会系统与生态系统、社会现象与自然现象、社会因子与生态因子之间的历史联系。在这里，纷繁复杂的社会历史现象，诸如衣、食、住、行、生产、消费、婚姻、生育、疾病、死亡、迁徙、社交、娱乐、战争等等，以及因之所产生的技术、组织、结构、制度、规范、习俗、思想意识，就不单纯地被理解为“社会的”或者“文化的”，同时还被理解为“生物的”，是在特定“自然”和“生态”影响下产生、并反映特定自然生态环境的；家庭、宗族、村落、城邑等等，也就不应只是被理解为社会的单元或聚落，同时还是大小不同的生态单位或系统，可以采用生态学方法加以考察。要之，社会生态史学者承认文化因素的生衍变异和社会系统的发展演化具有自己的内在逻辑，但却不认为它们是（至少不完全是）封闭、自限和自我决定的过程，而是与生态环境及其众多因素彼此影响、协同演进的过程。
这样一来，生态史学研究就有了两个侧重点不同的可取理路：即生态社会史和社会生态史研究。如果选取前者，即使在具体实践中十分强调人类社会活动的影响作用，也仍然属于社会史之外的另一学术领域，它的学术目标是系统地描绘生态环境及其变迁的历史图像，当然客观上也可为讲述人类社会的历史故事增添一个“布景”和“底图”；如果选取后一种理路，则不仅是生态史学研究的一部分，而且可以视为社会历史观察的一个新的思想框架。这种新的思想框架，将社会及其所处的环境视作一个有机、统一和整体的生命系统纳入考察范围，不仅考虑各种社会因素的相互作用，而且将各种生态因素视为重要的参与变量，从而呈显出一种新的社会历史观，我们姑且称之为“社会（文化）——生态史观”。一旦采用了这种新的框架，史家对“丛林中的村落社会”的观察，既可能提出许多新的问题，对一些老问题的认识也可能会发生根本性的改变，而不仅仅是在叙述故事时简单地添加一些在过去看来无关紧要的内容。生态史家有信心为社会历史观察提供新的视角、问题意识、解释途径乃至新的历史观念，并对推进中国社会历史认识做出独特的贡献。
从生态史学的视角来观察社会历史可能会提出哪些新的论题，现在还难以预料。但可以肯定的是，它必定会提出并讨论许多从前不曾思考的历史问题；以往曾经探讨的不少论题，包括一些长期争辩的重大问题，亦完全可以、而且应当重新研究，并可望做出新的解释。事实上，已经有些学者开始了这方面的尝试。比如关于历史上中国南北文明进程的差异、胡汉民族的冲突与融合、周期性的社会动荡、经济重心的转移、水利与专制政体的关系[9]等等，已陆续出现了一些结合生态环境而重作思考的新论。还有不少重大问题，例如中国“封建社会”何以长期延续、何以历史上汉文化不断成功地向南扩张却难以向长城以北推进？……等等，亦都可从人类——环境的互动关系和过程中重新求索。微观层面上的许多历史问题，同样可以采用这一思想框架加以考察。当我们全面考察某个地域社会的历史时，决不能置当地的山川形势、气候、水文、土壤、生物（特别是经济动、植物）构成乃至矿产资源于不顾，因为当地社会在生产模式、饮食结构、服饰式样、居处方式、交通设施、疾病、灾害以及娱乐、信仰、知识等众多方面所呈现出来的地方特色，都毫无疑问是根植于其独特的生态环境和自然资源。举例来说，一个地方的水资源环境，必然要影响当地的生产结构和生活习惯，迫使人们围绕水源控制管理和水旱灾害防治形成某些特殊的组织、制度和秩序，甚至进一步影响到当地民众的心态，形成某些特殊巫术、禁忌和神灵信仰。如果不充分生态环境因素对社会文化发展的能动作用，许多宏观和微观层面的历史现象都将无法得到合理圆融的解释。
当然，笔者也曾指出：采用社会生态史的框架来认识社会，只是社会历史观察的一个特殊途径，不能期望所有问题都能由此得到圆满的回答。这是因为，社会生态史研究并不能完全取代一般的社会史研究，有些社会历史问题并不在它的观察范围；更重要的是，现代生态学毕竟导源于生物学，而人类不仅具有生物属性，同时还具有文化属性（特别强调一点：文化具有自我演绎性），拥有复杂文化和思想情感的人类毕竟不同于其它动物，人类社会系统与其它生命系统的差距很大，其系统结构、系统功能与运行机制的复杂性远远超过其它任何生命系统，在观察社会历史问题方面，现有生态学理论方法的解释力仍然有所不足，对于现代生态学概念、术语和技术方法在社会历史研究中的适用程度，不能期望过高，更不能简单机械地套用，而应在认真披拣、选择和改造其适用部分的基础上，努力构建符合中国历史研究需要的新的理论方法体系[8]。如果将人类社会简单类同于一般动物系统，而忽略它的特殊性和复杂性，所得出的结论将可能是十分荒谬可笑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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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德日进、杨钟健.安阳殷墟之哺乳动物群[J].北京:中国古生物志(丙种第12号第1期)，1936.
[3]杨钟健、刘东生.安阳殷墟之哺乳动物群补遗[J].北京:中国考古学报(中国科学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专刊之十三第4册)，1949.
[4]竺可桢.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J].北京: 考古学报，1972，(1).
[5]葛剑雄、华林甫.二十世纪的中国历史地理研究——回顾与展望[J].北京:历史研究，2002，(3).
[6]景爱.环境史：定义、内容与方法[J].开封:史学月刊，2004，(3).
[7]梅雪芹.环境史学与环境问题[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8]王利华.社会生态史——一个新的研究框架[J].天津:社会史研究通讯（内部交流刊），2000，(3).
[1] 这一点可由《中国社会科学》、《历史研究》、《史学理论研究》、《中国史研究》、《史学月刊》、《历史地理》和《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等权威学术期刊频繁刊载有关方面的学术论文可以看出。
[2] 关于过去一个时期中国生态环境史研究的发展情况，张国旺:《近年来中国环境史研究综述》（载《中国史研究动态》2003年第6期）、佳宏伟:《近十年来生态环境变迁史研究综述》（载《史学月刊》2004年第6期）分别作了较系统的回顾；王子今:《中国生态史学的进步及其意义——以秦汉生态史研究为中心的考察》（载《历史研究》2003年第1期）也提供了一些线索，可参阅。
[3]关于西方环境史学的发展，曾华壁《论环境史研究的源起、意义与迷思：以美国的论著为例之探讨》（台湾《台大历史学报》1999年第23期）、包茂宏《环境史：历史、理论和方法》及《美国环境史研究的新进展》（载《中国学术》2002年第4期）和梅雪芹《20世纪晚期的环境史及其学术意义》（收入氏著《环境史学与环境问题》，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等文分别有所介绍，可参阅。
[4]高国荣《美国环境史学研究综述》（“中华文史网”2004年9月22日刊发）。对于这一转变，包茂宏《美国环境史研究的新进展》一文也提供了不少信息。此外，J.R.McNeill“Observations on the nature and culture of environmental history”（载 History and Theory， Theme Issue 42，December 2003，5-42。兹据historyandtheory.org/McNeill.pdf）一文也有专门的论述。
[5] 由于笔者不懂英语以外的其它西方语言，以上印象只是根据 European Society for Environmental History (Eseh)网“Bibliography”英文部分得出的，读者若欲了解详细，请登录 eseh.de/bibliography.html 。
[6] 例如谭其骧《何以黄河在东汉以后会出现一个长期安流的局面》（收入《长水集》下册，人民出版社，1987年）、史念海《隋唐时期重要的自然环境的变迁及其与人为作用的关系》（收入所著《河山集》5集，山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均为经典之作。
[7]尽管中国史家早就注意到自然对人事具有重要历史影响（例如司马迁将“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视为史家的基本任务，至少隐含了关注自然环境影响社会人事的思想倾向），近代以来中外史学家都曾就“环境决定论”和“文化决定论”展开过热烈讨论，但自然环境（中国古人多称“风土”）在传统史学中曾长期被视为一种恒久不变的客观存在，并且在很大程度上被“玄学化”了，“究天人之际”并未真正付诸实证性的学术实践。
篇(4)
摘要：武陵源风景名胜区旅游业的发展有力地促进了地区经济的发展，但其在发展过程中，在资源开发、生态保护、消费方式上存在很多问题。造成了旅游业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冲突，严重影响了景观质量。构筑旅游循环经济体系是解决武陵源旅游业发展与环境保护矛盾，实现资源利用最优化和经济效益最大化的有效途径。
关键词：武陵源风景名胜区；循环经济体系；模式
武陵源风景名胜区位于中国湖南省西北部的武陵山脉腹地，由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索溪峪自然保护区、天子山自然保护区、杨家界自然保护区等各具特色的风景区组成，总面积为398平方公里，核心面积为264平方公里。整个风景区以世界罕见的石英砂岩峰林峡谷地貌为主体，境内奇峰林立、古木参天，集“峰奇、水秀、谷幽、林深、洞奥”于一身。武陵源风景名胜区以其独特的石英砂岩峰林旅游资源享誉全球，使其成为奇绝超群的胜景。1992年武陵源风景名胜区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自然遗产》名录；2004年被列入首批《世界地质公园》[1]。2007年，武陵源风景名胜区被列为中国首批AAAAA级旅游区。
武陵源风景名胜区高品位的旅游资源吸引了全世界的旅游者，2006年共接待国内外游客213万人次，实现旅游总收入33．35亿元。旅游业的发展有力地促进了地区经济发展，但发展过程中在资源开发、生态保护、消费方式上存在很多问题，造成了旅游业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冲突，出现了水体污染、生活垃圾增多、景区人工设施泛滥等问题，严重影响了景观质量。构筑旅游循环经济体系是解决武陵源旅游业发展与环境保护矛盾、实现资源利用最优化和经济效益最大化的有效途径，是旅游产业拓展增长潜力、培育发展后劲、塑造行业形象的重要基础，是建设和谐旅游景区的最佳手段。
20世纪60年代美国经济学家鲍尔丁首次从系统论的角度提出循环经济概念。20世纪90年代确立经济可持续发展战略以来，协调经济与环境发展的循环经济受到了国外学术界的大力关注，发达国家提出了“循环经济”发展思路。自1998年我国引入循环经济迄今，已有许多学者对发展工业、农业、生态城市的循环经济理论有了较深入的研究，但是把循环经济引入到旅游业并对旅游循环经济理论进行深入的研究还处于初期阶段。不同的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对旅游循环经济进行了研究，对我国旅游业建立循环体系进行了理论的指导。
笔者试图在武陵源风景名胜区旅游业发展实际调查基础上，探讨构建、实施旅游循环经济体系的对策，以解决武陵源风景名胜区旅游发展中的环境问题，促进旅游业发展与环境保护双赢。
一、循环经济理论概述
循环经济是一种善待地球的经验发展新模式。它要求运用生态学规律、用科学的方法，把经济发展活动组织成为“自然资源——产品和用品——再生资源”的闭环式流程。所有的原料和能源要在这个不断进行的经济循环中得到最合理的利用，从而使经济活动对自然环境的影响控制在尽可能低的范围内。它强调最有效利用资源和保护环境，做到生产和消费“污染排放最小化、废物资源化和无害化”,以最小成本获得最大的经济效益和环境效益，实现人类发展与自然环境的和谐统一。
循环经济的运行原则集中体现在“减量化、再利用、再循环”原则上，简称3R原则。“减量化”原则要求用较少的原料和能源投入来达到一定的生产目的或消费目的，达到在经济活动的源头节约资源从而减少污染。这一原则有利于避免先污染、后治理的传统发展方式；“再利用”原则要求产品的生产和包装能够以循环的形式被反复使用，延长产品和服务的时间，减少生产和消费中废物的产生。这一原则可以防止产品过早地成为垃圾；“再循环”原则要求生产出来的产品在完成使用功能后能重新变成资源，减少废物品最终处理量，缓解垃圾无害化处理的压力。按照循环经济的思想，“3R”原则是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其根本目标在于减轻经济活动对环境的影响，在经济活动中避免或减少资源的破坏；在废弃物的处理上，尽量实现无害化、减量化和资源化，从而实现经济与环境协调发展。
二、武陵源风景名胜区旅游循环经济体系建设的重要意义
（一）实施循环经济是解决武陵源旅游发展与环境冲突的有效途径
旅游业发展必须解决“吃、住、行、游、购、娱”六要素配套问题，这个过程中很容易引发开发与资源、环境保护的矛盾。武陵源景区在在旅游开发初期，由于环境问题没有得到足够重视，旅游规划滞后，导致开发中布局不够合理、资源破坏现象突出、过多招揽游客等问题，造成了景区废物、废水、废气的大肆排放，对当地环境造成了污染。
武陵源核心景区建造宾馆、饭店、索道、升降机、公路、停车场、珠宝店、泡脚店等设施，占用了大量土地，损毁了自然景观面积至少10hm2以上。黄石寨索道的修建就毁坏了近1万平方米森林，打破了公园内原有的宁静和清新，使得许多原生动物逃而远之；天子山索道与百龙电梯的修建都大大加剧了对资源的破坏；核心景区内不合理建筑泛滥，严重影响景观质量，1999年底至2004年底，对核心景区的427户进行了房屋大拆迁，拆除房屋13．4万平方米，拆除建筑物2万立方米[7]。武陵源风景名胜区的旅游资源是一种有限的、稀缺的资源，其开发利用必须符合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发展旅游循环经济就意味着使资源得到最大限度的利用，在旅游源头控制资源的使用，降低生态成本，有利于解决资源开发与环境保护的冲突，延长了旅游资源的使用寿命，实现了旅游业可持续发展。
（二）发展旅游循环经济可以实现资源最优化利用，实现经济、环境效益共赢
武陵源旅游业发展初期，采用传统经济的线性发展模式，对资源节约利用、节能降耗问题考虑不足。随着旅游人数逐年增多，对电能、水能、物力、人力、土地等资源消耗逐年加大。到2006年底武陵源有230余家饭店，床位1．8万张，平均入住率43%，武陵源景区内仅游客耗费的水约113．04万吨/年；区内宾馆每天消耗的一次性用品就有7740套，一年就需要282．51万套。景区游客使用一次性雨衣、雨鞋、塑料袋也是资源耗费的一个方面，武陵源景区多年的雨天平均数约75天，年平均耗费135万套雨衣，加大了垃圾产生量。如果按照每人排放垃圾500克计算，一年产生的固体垃圾量达1412．55吨，尽管区内设立了1206个固体垃圾箱，并标明“可回收”和“不可回收”字样，但事实上没有进行分类回收，最终仍旧是集中填埋方式处理，占用了大量土地资源。如此大的耗费不仅提高了旅游企业成本，同时增加了当地的环境压力。武陵源环保部门资料表明，2005年武陵源景区年废水排放量约203万吨，年处理污水量为109．5万吨，而未经处理的污水直接排入了水体，造成金鞭溪、索溪溪水被严重污染，溪中岩石变黑，枯水期水带腥臭。
旅游循环经济以协调人与自然关系为准则，模拟自然系统运行方式和规律，使旅游经济的发展从数量型向质量型转变，实现资源的最优化。武陵源景区构建旅游循环经济体系，采用节能、降耗等科学方法与手段从源头减少资源的进入量，使物质在系统内被多次利用、循环，从而减少废物的排放，既节约了经济成本，保护了自然环境，还拉长了生成产链，推动环保产业和其他新型产业的发展，增加就业机会，促进社会进一步发展。
（三）循环旅游经济是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最佳选择
人与自然的和谐是和谐社会的重要基础，只有人与自然和谐，才能实现持续发展。旅游业作为社会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坚持持续发展原则。但是武陵源区同很多旅游区一样，存在重经济利益、轻环境保护的问题，特别是二者出现矛盾时，将经济利益放在首位，超容量接待问题比较严重，特别是旅游旺季时日客流量达3．76万人次，远远超出了标准的日接待量1．8万人次，过多的游客不仅给景区内带来了植被的破坏、生物的消失，也使当地独特的文化受到冲击，纯朴的民风被金钱至上的观念所替代。在景区内除了猕猴、野猪仍有一定的数量外，原有的豹、麝、獐等动物几乎消失。长此下去其结果是逐渐破坏人与自然的生态平衡。
发展旅游循环经济就是要按照自然规律合理地利用自然资源，从根本上改善人类对资源、环境重要性的认识，纠正以往人们只重视经济而忽视环境的错误，从而促进人与自然、环境的良性发展，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
三、武陵源景区旅游循环经济体系建设模式探讨
旅游业与传统的工业相比，使用原料品种少，产生的废弃物相对单一，主要是电源、水源、食物、土地的消耗，废弃物主要是生活垃圾、废水、废气。所以武陵源景区内构建旅游循环经济体系相对其他产业来说较为简单，主要从以下环节入手（见图1）。
（一）在开发阶段，设法构建循环体系，减少生态成本的投入
在旅游开发规划阶段，就要遵循减量化原则，减少水源、电能、土地、木材等物资、能源的使用，用无污染或少污染的能源、材料、可再生资源代替污染严重的能源和不可再生资源。景区游道、观景台、休息亭建设初期应全面使用节能设施和环保材料；景区开发时应合理规划用地，减少对土地资源的使用和生态植被的破坏；在酒店建筑设计、室内设计与装饰等方面充分考虑能源节约和生态环境保护。
电能的使用在景区能源耗费上占有很大一部分，在景区开发中应充分利用太阳能代替其他产生污染或耗能大的电源，在景区内采用节能设施、材料代替耗能设备，如公共路灯、厕所灯可以用感应灯、无极灯和节能灯管。武陵源景区内酒店宾馆空调耗能巨大，可以安装节能器，减少电能的耗费。如深圳联创公司生产的节能器，把它安在一个大楼的中央空调动力系统上，能减少约20％-40％的电耗。如果在武陵源景区各酒店和大型场所安装节能器，一年可以节约42．38万度电，减少50．85万元的财政支出。
景区内可以设立雨水、降雪收集系统，对雨水、雪水进行收集，通过收集天然雨水和降雪减少自来水的使用量，用天然水洗车、洗路、灌溉园林等，，提高水资源利用效率。
（二）在景区运营阶段，尽量对资源进行多次使用，减少废物的排放
在游览经营阶段，主要是资源的耗费和废弃物的产生环节，即接待旅游者耗费的能源和产生的生活垃圾，在此阶段应当遵循“再利用”和“再循环”原则，促进资源反复利用，以减少污染物产生量。
武陵源景区的各大宾馆可以提倡旅游者自带洗漱用品或“一客一套”洗漱用品，被单毛巾等可采用“一客一洗”的方法，以节约能源和用水，并减少洗涤剂对水资源的污染；在酒店、餐馆使用多次耐用的消毒碗筷代替一次性碗筷，可以节约成本84．75万元，节约生物资源，减少污染物。景区可以采用出租雨具替代一次性防雨工具。这样就可以节约对135万套雨衣形成的垃圾处理量，减少“白色污染”的产生量。景区内酒店的办公用纸和景区政府的办公用纸可采用无纸化办公和网络化办公减少对纸张的耗费。对于游客丢弃的矿泉水瓶、易拉罐、胶卷盒等废弃物可以进行分类回收处理后在景区内直接使用；对于不能处理的废弃物可以运输到周边工业地进行处理，在其他产业链中循环使用，提高资源的利用率。
景区内宾馆和居民产生的废水是景区的主要水污染源，对酒店游客和当地居民产生的废水可以建立污水处理场，采用物理和化学方法进行处理，处理后的水可用于清洗道路、浇灌景区的花草园林、冲洗厕所或用于洗车等，以达到资源的再利用。如深圳青岛朝日对污水处理后的达标废水进行回收利用，用于绿化及厕所冲洗，回收率达16％，利用达标的废水代替自来水洗车、冲地，每天可节约自来水300吨，每年可节约自来水10．95万吨左右。武陵源景区每年废水排放量达200万吨，若按深圳青岛朝日对污水的回收量16%推算，武陵源景区一年可节约自来水32万吨，可节约成本64万元。这不仅可以为景区带来经济效益，更大程度上可以减少景区废水的排放量，减轻了污水处理的压力。
旅游者在景区购物的塑料袋可以用可降解塑料袋代替或推广可重复使用购物袋，并退还不使用一次性购物袋的顾客部分金额等手段来引导顾客进行绿色消费，按80%的购物人数计算，将会减少226万个塑料袋，减少22．6万元的支出。
武陵源景区餐馆剩余的粮食、蔬菜、水果也是可以建立循环圈进行有效处理，如可以送到当地农民养猪场做有机饲料进行处理或者建立沼气池后重新产生沼气减少其他能源的使用，产生的有机饲料和沼气又可以作为新资源进行使用，把景区内部的废物变废为宝。
篇(5)
关键词：教材阅读；反思；策略
阅读是人类社会生活的一项重要活动，是人类汲取知识和认识世界的重要途径，是继承和发展先进科技知识的重要手段。新课标明确了文本阅读和培养学生阅读能力的重要性，阅读能力的培养是时代对教育的要求，是学生自主探究学习、终身学习和持续发展的需要。
初中科学教师应充分认识到科学阅读的教育功能，将阅读《科学》纳入到科学课堂教学基本环节中去，积极探索课堂教学的优化结构。培养和训练学生的阅读能力，是教学策略的一个组成部分，是教学活动的一个重要方面。如何在科学教学中培养学生的阅读能力呢？从教师教学的角度上讲，首先要求教师转变教学观念，重视学生良好阅读习惯的培养，指导阅读方法，训练阅读技能，促使学生形成良好的“科学”阅读品质。
一、转变观念，增强阅读能力培养的意识
阅读能力是“科学”学习中最基本的能力之一。在科学学习能力的结构中，阅读能力与其他能力是有着内在联系的。例如，科学中的描述、解释、说明、比较、概述、用理论说明、分类、归纳、概括等能力以及思维能力的发展，都与阅读能力有关系，特别是自学能力，更是与阅读能力密切相关，因为自学能力水平高低往往取决于个人的信息获取和采编。因此，可以说阅读能力在科学学习中是非常重要的，甚至可以说是其他学习能力中最基本的能力，是提高科学教学质量的前提。
二、重视培养良好的阅读习惯
要养成良好的阅读习惯，必须做到：首先，明确阅读意义，提高阅读自觉性。教师应使学生明确阅读科学教材的作用，它既是教师教学的依据，又是学生学习活动的源泉，从而让学生认识其阅读教材的必要性。教师再渗透阅读的重要性，并结合实例启迪学生认识阅读能力往往是一个人获得成功的重要能力。这样，通过正面引导，提高学生阅读的自觉性，从而有利于阅读习惯的培养。其次，要建立阅读教学常规，规范学生的阅读行为，使正确的阅读行为得到重复练习，趋于稳定，也即“习惯成自然”。由于良好习惯是习得的，并非一朝一夕能够养成，因而更重要的是要长期坚持规范学生的阅读行为，严格要求学生坚持不懈地实践。例如，笔者在规范学生的阅读行为时，十分重视以下三方面工作：其一，坚持有布置、有督促、有检查，把阅读理解教材落到实处。纠正学生不重视阅读理解教材，没有掌握科学基本知识就把大量的时间和精力用在做习题上的偏见。其二，要求学生阅读时必须要做到认真、仔细、全面。强调阅读要开动脑筋，使阅读与思考相结合；强调边阅读边在书上圈点勾画符号、写旁注，做读书笔记等。这样始终如一地进行训练，就能使学生形成良好的阅读习惯。而这种习惯一旦形成，就可以把学生强烈的好奇心正确地引导到寻求、获取科学知识的途径上来。
三、指导阅读方法，形成阅读技能
要使学生形成阅读技能，就必须教会学生正确的阅读科学的方法。根据科学学科阅读的特点，采用不同的阅读方式进行“科学”的阅读，笔者平时教学实践中，采用了“三读”方式落实学生对科学文本的阅读。
1.在理读中享受科学
理读要求一个“细”字，它解决“进入文本”的问题，解决文本“精华是什么”的问题。所谓理读，就是寻找式地读，清理式地读，整理式地读；就是细细地读，把落实基础知识、进行概念教学、培养思维能力的眼光深入到课文的各个角落。对每一章节，我们都要认真地找寻，找出那些最有用的、最能落实科学教学要求的、最需要教给学生的知识，把它们罗列出来，以便做到使学生学习时心中有底。
（1）纲目式阅读：从系统论角度来看，不同学科都有一个系统性、科学性的内在逻辑联系，都是由一定的知识结构序列所组成，呈现出一定的带有规律性的框架形式。所以要求读书过程中随时遇到的内容，分别纳入到对应的“框架”之内，这样做，不但能加强理解，有利记忆，而且能思路明确，层次结构鲜明。
训练时可采用列表法和树状排列法。这种方法主要适用于篇幅长的文本或知识点关系复杂的章节或整个的力学、电学等的知识罗列阅读。比如，在学习常见的植物时候，由于这部分内容知识点多，虽然知识与学生的生活比较接近，但容易混淆，学生阅读起来比较的困难，笔者在教学的时候，就指导学生理清“纲目”，采用纲目式阅读，采用列表法来阅读就方便多了，如，后面是被子植物，于是指导学生把列表继续延伸，形成了，这样，把本章的知识点进行串联，形成一个树状的列表，指导学生采用这样的阅读方法，能使学生阅读思路清晰，比较容易掌握知识点。
（2）概括式阅读：即对事物的共同特点进行分析、归纳、总括。在语言的层面上，可以理解为阅读的一种方法；在逻辑的层面上，可以理解为思维的一种能力。阅读与思维紧密相连，不可分割。对各种阅读而言都不能缺少概括。学会概括，既有助于迅速获取信息，又有助于把握整体，从而准确、全面理解文本。它的形成，固然需要长期大量的阅读积累与感悟，但就方法而言，还是有规律可循的。
训练时可采用填空法和提问法。填空法一般适用于篇幅较长的文本。利用填空法可以降低概括主要内容的难度，让学生有法可循，不会一开始就被概括课文主要内容吓倒。比如，在学习空气对流运动的知识时，为了使学生理解这一运动规律，我设计了以下两道填空题：
①在近地面，气温高的地方空气呈________运动，气温低的地方空气呈________运动，从而形成空气的对流。
②对流层气温下面____________，上面__________，容易发生空气对流。
这样学生通过填空掌握了空气对流运动的规律，就不难理解对流层空气的对流运动。
提问法，对于一些篇幅不长、内容并不复杂的文本来说，概括主要内容采用提问法简单明了，学生更容易接受。比如，在学习神奇的激素――生长素和植物的向光性时，这一知识的逻辑推理性很强，容易使学生的思维混乱，为了降低难度，我要求学生读书本几段话完成相应的问题。
①胚芽生长和弯曲和什么有关？胚芽弯向光源生长可能是由于什么？
②胚芽弯曲生长是琼脂的作用还是由于其他什么原因？
③现在我们已经知道胚芽弯曲生长是由于什么原因？
针对问题阅读，学生的阅读就更有目的性，也很快地理清了思路，提问法阅读就这样能使学生在阅读中比较容易地概括出文本主要的内容，理出纲要。
2.在类读中发展思维
类读，它解决的是学生对教学材料的积累问题。类读就是连类而读，就是从某一点生发开去，或在本课中，或在其他课文中找到与之相同相近的内容并将它们组合起来，从而铺展出一个又一个知识的板块。换言之，类读就是集“散”材料为“类”材料的阅读。类读可以是建立在理读基础之上的操作稍稍复杂的阅读，这时的操作技巧是将理读所得的“原始”材料根据一定的标准加以分类。类读也可以是单刀直入地由某个角度直接切入教材的寻读活动，这时的操作技巧是由某一个“点”出发，对同类进行粘连。不管怎么操作，运用这种阅读方法都能够从教材中获得无数的“组合”与“板块”。
（1）并列式阅读：科学教材中的某些知识点、技能点存在着相似性或延续性，针对这一文本，我们可以采用并列阅读，有助于学生的把握。同时，教材中有些内容本来就是采用文字、图示、实验并列呈现的，这些，我们指导学生阅读时本就不应该分割阅读，教师帮助学生把知识点和技能点相类似的、不同的，或者有联系的进行捆绑，帮助学生进行并列阅读。合理的并列阅读有助于学生阅读理解，有助于阅读品质的形成。
例如，杠杆的五要素是学习杠杆的重要环节，学习过程中，我们指导学生阅读杠杆的五要素文字表述的同时，指导学生阅读图示，图和图示把抽象难理解的文字叙述内容加以形象化、具体化、条理化，却常被学生忽略。在教学中要指导学生识图读图，运用图文对应阅读能很好地帮助学生理解和识记文字上的叙述，就更有助于学生对五要素的把握，培养学生观察能力、直觉思维能力、空间想象能力和解题能力。在学生阅读时候，假如配备学生事先准备好的生活中剪刀、筷子、开瓶器等实物进行对杠杆文本的自我解说，学生必定会在一边阅读，一边摆弄中将文字说明进一步转化为自己的语言，更有利于学生的阅读掌握。
（2）比较式阅读：指将两种或多种材料对照阅读，分析其相同点和不同点的阅读方法。比较阅读法在学术研究中得到广泛应用。比较阅读法的形式非常丰富。有多角度、多层次的综合比较，有知识内容、形式作比较等。如，采用比较式阅读光合作用和呼吸作用比单独一个一个地阅读光合作用和呼吸作用的效果要明显些，也有利于学生阅读能力的培养。教学时，让学生分别阅读光合作用和呼吸作用，并进行比对，采用列表的形式，展示阅读结果，学生在自我阅读和讨论的基础上不难产生下表。
在比较阅读中，学生不难找出两者的不同与联系，课堂上学生很快就得出了“植物的光合作用为呼吸作用提供了物质基础，呼吸作用为光合作用提供了能量和原料，它们二者是相互对立、相互依存、互为条件的两个过程，共处于一个统一体中，没有光合作用合成的有机物，就不可能有呼吸作用与氧反应被分解的有机物，没有光合作用释放出的O2，空气中也不可能有持续足够供给生物呼吸的O2，如果没有呼吸作用释放的能量，光合作用也无法进行，且呼吸作用释放的CO2也是光合作用的原料之一”的结论。实践证明，比较阅读能帮助学生提高比较能力和解题能力，培养阅读品质。
训练比较阅读法时，教师要注意指导好以下几点：①确定比较的范围，选好比较的角度。②比较，要找出阅读材料中相同点与不同点，这是掌握和运用比较阅读法的关键性一环。③比较是使思维深化的重要手段，比较贯穿于阅读思维的全过程之中。在对材料作比较时，思维必须要有条理性，有比较的侧重点。④在比较阅读的整个过程中，应根据个人实际情况，灵活运用多种阅读方法，尤其要注意仔细研读材料。研读有利于分析材料的异同，发现材料之间的细微差别。阅读中，要随手做好必要的笔记，以便对照检查、分析鉴别。比较阅读中的笔记形式，可以用表格的形式，也可以用文章的形式，要灵活运用。
3.在巧读中提高技能
巧读，要求一个“活”字，要求一个“变”字，它解决“如何多角度地科学地利用”各种方法提高阅读质量。巧读，就是要求我们放开眼光，开放思维，去巧妙地钻研、理解教材。这种读法一般着眼于理解课文的思维灵活性，有利于学生形成自己的阅读技巧；这种读法要求更美、更奇、更趣地阅读，有利于学生形成自己的观点。
（1）重点句式阅读：一些章节，其重点句就是文本的主要内容。像《能量流动和物质循环》中，文本段落多且长和散，不利于学生的阅读把握，怎么办？笔者指导学生画出每段文本的重点句，由于教师把学生的文本分割成几部分，这样文本就短而小了，学生在阅读时就较快地画出了“生物所需的能量就是通过食物链和食物网来传递的”，“能量流动是单向的、逐渐减少的”，“生态系统中的物质流动是循环不息的”等重点句。学生非常容易把握这章节的内容关键，得出章节的主要内容。这种阅读方法主要应用于科技小论文等科技材料的阅读上。
再如，一次作业中的一道题：中国第25次南极科学考察队于10月20日乘作“雪龙”号启程，奔赴南极，开始为期180天的南极考察之旅。“雪龙”号是目前我国唯一的极地科学考察破冰船。“雪龙”号航行于海面时，它的排水体积为18000m3。破冰船针对不同的冰层有不同的破冰方法。其中的一种破冰方法是：接触冰面前，船全速航行，船体大部分冲上冰面，就可以把冰压碎。当船冲到冰面上时，船的排水体积变为航行于海面上的三分之一，船与冰面接触面积为20m2，求此时破冰船对冰层的压强是多少？（海水的密度取1.0×103kg/m3，g取10N/kg）
题目的信息量很大，学生在大的信息量中容易思路混淆，笔者看学生一筹莫展，就采用了重点句式阅读法指导学生阅读题目，指导学生抓住纲要：
学生经教师的指导，在自我阅读中掌握关键句，理清思路，题目迎刃而解。
（2）批注式阅读：就是在阅读时把章节要旨、读书感想、疑难问题，随手批写在书中的空白地方，它的作用就是提示自己掌握书中的主要内容。批注笔记的形式有3种：①“眉批”，即批在书头上；②“旁批”，即批在句子旁；③“尾批”，即批在一段之后。批注笔记可记的内容非常广泛，大体可以归纳为4类：①注释：在读书时，遇到不懂或难懂的，找参考书弄清楚，搞透彻，然后写在该书的空白处。这样，既帮助理解，又有利于记忆，特别是为下次阅读扫清了障碍。②提要：在读书中，边看边思考，然后用精炼的语言把某段的中心意思记在书的天头或地脚上，这样就便于把握文章的脉络，然后复习浏览时，可一目了然。③批语：在读书中，可能产生各种感想、见解、疑问，这时可随手写在书的空白处。如不立即记下，过后就不易想起这些宝贵的思想火花。④警语：在读书时，发现重要段落或主要论点及特别值得注意的地方，为提醒自己，可批注上“注意！”“重要！”“用心记住！”等字样，这样，常常会使自己注意力集中，并为今后重点阅读提供条件。
如，在实验图示上标注仪器名称、药剂名称等，在生理图示上进行标注名称等，在表格上进行批注概括文字等。例如在教学《能量流动和物质循环》课时，图示中的各种箭头和文本交错复杂，笔者指导学生阅读时就采用批注式阅读，让学生边阅读图示，边在图边批注。如，注上“从能量传递过程来看，流经生态系统的能量就是绿色植物所固有的全部太阳能”，“能量流动是单向的、逐渐减少的”等批注，在“化学物质”旁注上“二氧化碳、氧、氮和其他物质”等，这样，使学生掌握自己习得的内容。
学生总是喜欢新鲜的事物，如果老是按照一种方法让他们读抄教材主要内容，日子久了，他们会生出厌烦。因此，教师可以经常变换学生的阅读方法：有时可以采用填空法，有时可以采用提问法，有时可以采用寻找重点句段法，有时可以让学生直接概括，等等。一定要让学生在感兴趣、不畏难的基础上，学会有法可依，有据可循。引领学生慢慢学会阅读，养成科学的阅读方法。
参考文献：
1.全日制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实验稿）.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7.
2.科学.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08.5.
3.当代教育科学.山东省教育厅教育科学研究所，山东省教育学会，2007（02）.
篇(6)
论文摘 要： 大学的存在价值正受到现代社会中人们的生活方式和感知能力的挑战。大学需重视大学体验以实践大学精神，通过适应社会发展、开发自身优势应对新的挑战。大学体验是指由大学教育活动引发，沉淀后留在记忆中的个人或集体的心理感受，分为认知体验、情感体验、行动体验和关联体验，具有维系、教育和筛选的作用。大学管理者应通过合理设计大学活动、积极挖掘大学故事和努力营造校园环境构建良好的大学体验。
西南联大（1937年8月—1946年7月）已“胜利关闭”70多年，而对这所“临时”大学的回忆与纪念仍热度不减。在社会、经济和办学条件远胜于当时，并且“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振奋目标已提出十多年的背景下，我们纪念西南联大，与其说是对历史的回忆，不如说是对现实的不满。
西南联大的贡献，精神是第一位的[1]109。但当透过当事人或学者对西南联大的回忆或研究，寻找西南联大的精神时，我们看到的并不是枯燥的口号，而往往是鲜活的人物和动人的故事。知识会过时、会被遗忘，但那些沉淀在记忆深处的感受才是关于一所大学的所有回忆的“酵母”。若干年后，还会有人像我们今天怀念西南联大一样，怀念现在的大学吗？
现代社会正悄悄解构传统大学的生存方式，大学的存在价值正受到质疑。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被视为大学的三项基本职能，与之对应的是人类知识的传承、创造和应用。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和各种公立、私立、企业或非营利专门研究机构的建立，使大学已不再是传承、创造和应用知识的唯一机构。大学正面临来自社会现实及自身发展两方面的挑战。从社会现实来讲，挑战不仅源于全球范围内公共财政对大学支持的减少，而且源于社会压力对现代人生活方式和感知能力的影响。生活节奏越来越快，人们的生存压力越来越大，现实生活的富足及现代人的浮躁心态和急功近利的心理，让人们越来越没有热情和耐心从事某项可能要花费3—4年甚至更长时间的研究或学习。从大学自身来讲，技术进步（如互联网）已深深改变了人们获取知识、更新知识和应用知识的方式与能力。而且，社会问题变得越来越复杂，但大学里的研究却变得越来越精细。知识更新速度一日千里，学生们往往等不及新的知识和信息到教师那里转一圈后自己才获悉。大学应该怎样证明自己在社会生活中的价值？大学应该如何维持和加强对年轻人的吸引力？
面对现实中的危机，大学不妨从两个方面应对。一是努力适应社会和自身发展的需求，改变传统的生存方式；二是努力开发自身所具有的独特优势，为现代人提供从其他地方不可能获得的体验。但大学对社会现实需求的任何妥协，都会招致坚持“象牙塔”理想的人的强烈批评。现实中也确实存在大学禁不住经济利益的诱惑和驱使而损害大学教育传统理念的现象。大学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对自身独特优势的开发，却往往竞争不过纯商业教育机构。譬如在网络教育领域，阿波罗集团（apollo group）受欢迎的程度就远胜过传统大学。
大学的两个应对之策迫切需要一种纲领予以规范和指导，大学精神无疑可以担此重任。大学精神是反映大学历史传统、特征面貌的一种精神文化形态，是师生员工在长期的教与学、工作与生活实践中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并为广大师生所认同的一种群体意识，它包含科学精神、自由精神、独立精神、人文精神、创新精神和批判精神等基本内容[2]，具有导向、激励等功能。用大学精神规范和指导大学适应社会及自身发展的需求，则可以避免大学迷失于功利主义的“丛林”；用大学精神统领大学开发自身优势和特色，则可以使旧传统历久弥坚，新风尚根基茁壮。
大学精神是一所大学历史的沉淀和凝练，也是统领和指导大学未来发展的基本指南，应该成为全体师生员工行为的规范。但是，大学精神是无形的，这一特征决定了作为大学存在的重要基础——学生无法对大学精神进行直观的观察，而只能在接受教育的过程中用心去体会和感受，这即是大学体验。
一、 大学体验的内涵和作用
教育不仅是知识和能力的传授，也是灵魂的塑造，“如果一种教育未能触及到人的灵魂，未能引起人的灵魂深处的变革，它就不能称之为教育”。所以，作为大学精神的具体化，大学体验所要追求的目标即是将一代代教师、学生和员工在长期实践中形成的孜孜以求的精神文化形态内化为学生的个性品质。这一目标的实现或者说这一过程的完成，不仅需要大学与学生，尤其需要教师与学生双方的共同参与和双向交流，还要求学校管理者、教师与学生之间能够产生一种情感的默契。“专门称之为体验的东西，就是意指某种不可忘却、不可替代的东西，这些东西对于领悟其意义规定来说，在根本上是不会枯竭的。”[3]离开大学许多年后，你也许不再记得学校的某些规章或课程，但你绝对不会忘记那个对你的思想以及思考问题的方式产生过重大影响的规定或教师。
（一） 大学体验的内涵
由大学教育活动引发，沉淀后留在记忆中的个人或集体的心理感受，我们把其称为“大学体验”。
大学体验是将大学精神具体化的基本途径，是大学精神在大学教育活动中的实践，具有丰富的内涵，由多个维度构成。借用心理学、社会学等学科的某些概念，可将大学体验分为认知体验、情感体验、行动体验和关联体验。其中认知体验是指学生认识世界、获取并运用知识的体验，是学生运用感觉、知觉、记忆、思维和想象时获得的感受；情感体验是学生内心被触动，而对事物产生某种肯定或否定态度的感受；行动体验是学生通过亲身参与而获得的感受；关联体验则是学生把自己与更广泛的社会和文化联系在一起而获得的感受。这四类体验中的两种或多种的混合便构成混合体验，而所有四种类型体验的相互融合则构成学生的全面体验。尽管我们试图追求全面体验，但结果很可能是某种单维体验更能让学生记住大学。而且，事实上，各种体验之间往往是交织在一起的。借用系统论的观点，全面大学体验会带来超越单维大学体验的效果之和的效果，即不同维度大学体验的交互作用会对大学教育的成效产生积极的影响。
大学体验是大学精神渗透于教育中的实践工具，具有独特的内涵和作用，而且大学体验是一种心理感受，并不是具体的实在物，它由一些体验线索组合构成。这些体验线索是指大学任何能够被学生感知和感觉到的人或事物。
（二） 大学体验的作用
1. 大学体验的维系作用。大学体验的维系作用首先表现在对大学精神的传播和继承。大学体验是大学精神贯彻到整个大学教育过程中的产物，通过将大学精神融入到学生的记忆中，大学体验建立起学生对大学精神的恒久记忆，强化了学生对“大学品牌”的忠诚度。时间的流逝，学生可能记不住教师所授的知识，但却依然能在回忆中感受到大学的理想信念、价值追求及教师自然流露的风范。
大学体验的维系作用还表现在对大学经历的感知和留念。大学体验由大学教育引发，尽管其表现内容和形式会多种多样，但始终与大学有关。当类似的认知、情感或行动等体验在其他时空条件下出现时，当事人往往会想到此种体验第一次出现的场景，大学体验也会在此过程中得以重现，学生对大学的感情也就再一次得到强化。
2. 大学体验的教育作用。教育是传授知识和培养素质的统一，大学教育的特殊性还在于其专业性比较强，与学生未来的职业紧密相连。在大学教育的过程中，认知心理和非认知心理都在发挥着作用，而最能将这两者结合起来的，便是通过学生自身的体验，让学生对自己的潜能、现实的社会和未来可能的职业产生或深或浅的体悟。
大学体验的教育作用突出表现在能够使学生产生人生中可能遇到的认知、情感、行动和关联的感受，使学生与他们周围的日常生活世界紧密相连，加深校园生活与学生未来发展之间的联系。
3. 大学体验的筛选作用。大学体验是外部活动在学生心理的内化，其间必然经历一个信息交换与渗透的过程，而受制于学生对信息的接受能力和已有的认知结构，这种内化过程包括两个相互联系的阶段：第一是学生形成体验能力的阶段；第二是学生选择体验对象的阶段。这样，学生就对大学里的活动进行了某种程度的筛选，其结果是大学教育者所设想的目标不一定能够完全实现，而留在学生记忆深处的筛选的记忆则成为学生对大学的所有印象。经过学生在社会上的口耳相传，这些筛选后的记忆成为人们了解大学的符号，形成社会对大学进行非正式评价的一项重要依据。
二、 构建良好的大学体验
大学体验是学生个体的就学感受，外力不可能为学生塑造一个理想化的个性大学体验，只能积极创造合适的外部环境，为给学生留下良好的大学体验提供条件。参与、体验情境和线索是体验形成的必要条件，大学管理者所能做的就是鼓励学生参与，创造体验情境，提供体验线索。具体可通过如下途径进行：
（一） 合理设计大学活动
美国学者丁托（vincent tinto）在大量研究了美国大学学生的辍学现象后提出，防止学生辍学的唯一方法是改善学生的就学体验，使得辍学风险较高的学生与学校之间实现某种“学术融合”与“社交融合”，也即，学校必须为学生创造一个良好的人文环境，使其产生一种归属感、自豪感，将艰苦的学习过程变成一种难忘的人生经历[4]。
若要实现学生与大学的“学术融合”和“社交融合”，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学生对学校活动的参与。这种参与不仅应该是学生在校期间学业和人格发展的要求，更应该是他们将来面对事业上挑战的最好的预演[5]190。
合理设计能够丰富大学体验的活动，不妨从如下两个方面着手：第一，全面认识大学体验的内涵。设计大学活动只是实践大学精神、促进学生与学校“学术融合”和“社交融合”的手段，其根本目的是提供大学体验的平台和鲜明的体验线索。程式化和好大喜功式的仪式带给学生的往往是枯燥和乏味，甚至厌恶的感受，而以学生为中心的精心设计则可以为学生带来一生难忘的体验。譬如在美国一些大学的毕业典礼中，校方不仅热情邀请学生的家长参加，而且还会在典礼现场，请那些家庭中第一位大学毕业生们和他们的家人起立，接受众人的欢呼和祝贺，这种活动引发的学生对大学教育的感激、对大学的认同，要比校长的长篇大论有效得多。第二，尽量设计能让学生产生全面体验的活动。活动方案应尽量考虑到学生的认知体验、情感体验、行动体验和关联体验，根据学生的年龄特点和成长规律，活动的内容应贴近学生的生活实际，适当结合学生的职业发展。活动的形式宜多样化、短程化、个性化，以满足学生活泼好动、好奇心强、求知欲旺盛而又追求自我个性张扬的特点。比如对大一新生开展入学教育，通过参观校史馆及图书馆、与高年级学生交流、参加大学学习指导等活动迅速让学生消除对大学的陌生感；为毕业生开设“跳蚤市场”，处理他们的图书、资料、私人物品等等，既能解决他们的后顾之忧，又可以丰富他们的市场经历。
（二） 积极挖掘大学故事
尽管我们可以用一些简练、深刻的语句来概括大学精神，但“大学不是一个空洞的概念，而是一个知识共同体，一个由有血有肉、有学问、有精神的人群组成的知识共同体”[1]7。所以，说到底，在现实中，大学精神是通过人物和故事来体现的。“大学传统的延续，主要不是靠校史馆，也不是靠校长演说，而是靠熄灯后学生们躺在床上的聊天，或者饭桌上的口耳相传。这些在大学校园里广泛传播的雅人趣事，真假参半，代表了一代代大学生的趣味、想象力及价值判断。”[1]173这也最能被学生接受，形成了大学体验的主要素材。
大学创办时的艰辛经历、大学校园中有趣的教师员工和同学之间的恶作剧、校园民谣、师生之间真挚的情谊……有些虽不能见诸正史，却可以成为学生日常消遣、调侃的对象。这些故事中包含了师生的想象力、创造力和个性取向，也特别能体现一所大学的风格与涵养。
大学相关部门应注意及时搜集校园里流传的逸闻趣事，或对发生在校园里的故事进行某种程度的“加工”，使其以普通人喜闻乐见的形式展示大学精神。此外，大学管理者还应通过出版物、网络、正式或非正式场合的演讲对大学故事进行适当宣传，让更多的人熟悉、了解故事中所蕴含的大学精神。需特别指出的是，为丰富大学体验而“加工”的故事不同于先进人物或先进事迹的宣传材料，其特征应该是鲜活、有趣而又富有思想性的。没有思想的故事，显得浅薄；没有故事的思想，令人乏味。这些故事也许过于传奇，抑或“上不了台面”，但却能让人在会心地微笑、啧啧地称赞或叹息中感悟大学精神的真谛。
（三） 努力营造校园环境
大学精神的形成和传播需要一定的空间和时间，大学体验也就在这样的过程中得以完成。校园是师生活动的主要场所，是大学精神和大学体验的物质载体。校园环境本身就有可能形成一种良好的大学体验，而且通过对校园环境的塑造，可以为大学体验创造积极的条件和合适的情境。
校园环境的建设包含建筑、校园景观等硬环境，也包含浓郁的学术氛围、积极奋发的精神面貌等软环境。如美国的一些著名院校，特别是私立名校，无不刻意在公众心目中塑造一个充满贵族气息的校园环境。需要指出的是，大学尽管不是大楼之谓，却也需要个别有历史意义和代表性的建筑作为大学的标志，提供大学体验的线索。在美国的大学中，有幸拥有像普林斯顿的校园哥特式或哥伦比亚的古希腊庭柱式建筑的大学，往往不惜以建造新楼数倍的代价去维修这些古色古香的教学楼[5]32，以增加校园文化的厚重，营造一种远离世俗喧嚣、可以自由遐想的清新氛围。与我国某些大学追求大广场、大校门、大雕塑相反，美国大学中常有艺术雕塑或园艺小品点缀于校园的各个小角落，为学生创造了一种清雅脱俗的文化环境，而这些艺术品或由校友捐赠或由校友创作，其背后所蕴含的故事，又可成为大学体验的一部分。
参考文献
[1] 陈平原. 大学有精神[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2] 杨鲜兰. 论大学精神的培育[j]. 高等教育研究，2004（2）：20-23.
[3] 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m].洪汉鼎,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4:86.
篇(7)
关键词：价值；思想史；方法论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后期资助项目“公共性与哲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诚信制度内化为公民规范信念与行动自觉的机制、路径与保障研究”（15AZD019）
中图分类号：B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17）04-0067-09
经历了“三千年未有之变局”、百年历史变迁、60年沧桑巨变，以及30多年的全面、深刻的社会创新与变革，古老中国的人文学术研究在把脉历史和社会现实、找准自身的理论方位和逻辑起点方面，一次次地经历着痛苦而艰难的脱胎换骨，日益焕发出华夏学术所本有和应有的精、气、神、韵。在这样的背景下考察中国的价值哲学研究，最关键的恐怕不是简单追问和回答“价值”的哲学本质以及价值观究竟说了什么（迄今为止并没有说清楚）的问题。对于“价值”这样一个指涉范围宽广、歧义丛生的领域，我们没有充分的理由、也不应固持价值应该就是如我们所说和所认定的那样的偏执。立足观念史自身自主演进的圆融性逻辑，为着价值的哲学之思获得实质性进展，从力求对价值本质更为合理和精当的理解的角度，我们更应该关心的，当是这样一个问题：我们既往究竟是依托何种思想史（与文化史、观念史相区别意义上的）背景，为着何种理论目的，以何种方式去理解、言说从而规定价值的？仅以20世纪以来人类哲学观念的纵深拓展为镜像参照，由于缺少对其成果之精义的群体自觉意义上的充分消化、检视、理解和吸收，所以很难说我们的思维已经进到了价值问题的深处。真正的、真实的价值问题于我们仍是未获真解的谜团一块。
一、价值的哲学话语成为可能的思想语法：价值思维的基础合法性逻辑
价值哲学研究中的一个最大的难题，就是学者们发现，一旦进入这一领域，苦苦探究却最终发现，无论研究中采取何种方式，做出多么艰苦的努力和探索，到头来对于究竟什么是价值反而时常会陷入一种说不清、道不b的无尽困惑之中。
或许，正是这种无法清晰界定、清楚f明的特征才构成价值的真本性、真特质。正如以往我们也曾遭遇关于“人”的问题、“文化”的问题等的探讨无果，被迫转向对“人的方式”、“文化的方式”的追问一样，对于扑朔迷离的价值问题，我们是否也应该考虑借助“价值现象学”① 所提供的视野和方法，做一些基础性的“地基清理”的奠基工作，探寻使“价值”的形成和言说成为可能的方式――由“价值是什么”转向“价值何以是其所是”以及“如何是其所是”呢？
哲学诠释学的代表人物之一、德国著名思想家伽达默尔在其《价值的存在论问题》一文中，对价值问题的真谛做了前提意义上的辨识：“德国哲学的民族传统促使我们把考察所谓的价值哲学看作首要的任务，……我们要对其概念的基础，即价值概念，进行概念史的研究。这不仅应该增加我们的历史知识，而且会使我们意识到在价值概念的使用过程中所涵盖的各种事实上的关联。”② “我认为，在这里将可看到与语言分析定向的讨论在方法上的界限。这不只关涉到，规范的陈述和价值判断相比于理论的陈述，如何合乎逻辑地证明其合法性的问题，而且还涉及赋予‘价值’这种规范要求是否合法的问题……价值问题的存在论方面意味着这样一个关卡，如果你想绕开追问‘价值’的存在要求的整个道路，你就别想通过它。事实上，价值这个概念是一种真正的哲学困境的表达，它不得不让我们走向历史的自我沉思。最终，每个人都必须承认，这个哲学困境的背景是由我们文化的共同因素，即现代经验科学在现代人类的生活和意识中所起的作用所构成的。”伽达默尔认识到：“应该指导和控制我们的认识与能力的那些主导性的价值和目的，本身就不是现代科学所能搞清楚和合理说明的。在其最终的普遍性上，这是一切同时代的哲学思想的共同基础。”③
价值哲学研究中应有的规范理性意识的不足，与价值之思的独特学术范式建构的严重短绌有关。一代中国学者曾经费尽心力、绞尽脑汁地试图给价值本质、实质问题一个自己的说法，其目的是求得人们在谈论价值问题时，面对纷乱的现象能有一个统一的参照。这种努力是值得同情、肯定和赞赏的。然而尽管在“价值”未被展开的世界里，这种做法绝对是必须的，一定会赢得关注价值究竟若何的人的认同，但随着全球化、市场经济实践的展开，随着文化与价值多元化的发展，一个无比丰富的“价值世界”在中国社会全面呈现，这样的做法就逐渐失去其合理性了。不独学者，甚至普通民众都开始真实而深切地感受到：相较于思想、理论以及意识形态对价值的各种说教，现实生活中，实际存在的、正在呈现的价值本身的逻辑更为刚性而直接，价值因“现实”而变得日益自明了。
更重要的是，整个社会都逐渐清醒地意识到，我们所希望看到的合理甚至理性形态的“价值本身”，与侵入到现实社会中且以各不相同的面貌存在的诸多价值事实其实根本不是一回事。而我们所期望的价值也根本不会按照我们的主观意愿实现自身。“现实”因“价值”的介入变得复杂化了，反过来，“价值”因“现实”的非自主呈现变得简单化了。
中西方思想史上，价值哲学研究的背后，绝非空疏的学术背景，而是有丰厚的学术思想资源作支撑的。忽视这一点，我们只能离价值越来越远。以价值思维的传统为例，严格意义上讲，有人类、有属人的生存与生活，就有关于价值问题之思，只是层次、深度、形态各不相同罢了。价值思维并不关注“是何以是其是”，而关注“应是”，关注“是之于我们意味着什么”、“应是何以成为应是”，“应是”之思何以可能等等与“应是”的合法性、正当性相关的问题。“应是”及其合法性、正当性问题甚至构成所有人文科学（精神科学）的惟一主题。在《变动中的人类价值》一文中，被西方学者称之为“一般系统论之父”的奥地利著名学者路德维希・冯・贝塔朗菲指出：“对于已经被人们普遍接受了的人类价值这个问题我们还能再说什么呢？然而，有许多令人不安的迹象表明，提出这个问题恰好表明价值已经不再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了，已经变得有疑问了。”④ “非常不幸的是，在哲学和行为科学领域，价值理论是最困难、最含糊不清和最有争议的领域之一。我们能想到的最好办法之一是从价值的一个实用的定义出发，看看究竟能走多远。这也就是说，我们让这个定义来适合我们的目的。正因为如此，我们应该记住，这样的定义不总是无可辩驳的。”⑤
价值思维有其固有的基本逻辑，它是一种应然意义上的有关社会历史与文化价值真理的真值逻辑与生存正当性信念根据的求解。价值既然指向“应然”的东西，那么价值之思肯定属于超验之维。以价值哲学研究中备受争议的价值本质之“需要满足说”为例，学者们现在已经认识到，价值的哲学本质绝对不是简单的“客体对主体需要的满足”这样一种纯粹“事实性”的东西，它至少还有以下两个方面的涵义：一方面，所谓价值意识和价值思维一定是“需要被满足之后”所产生的一种“价值体验”和“价值感”，更重要的是超乎“需要与满足需要”这一现象之上的东西；另一方面，哲学意义上的价值同时还伴随着对“需要以及需要满足的方式”、“需要以及需要满足的结果”、“需要以及需要满足的性质”等的持续性评价和实践性反思过程。这就是说，哲学上的价值一定是一种三维结构：价值事实、使价值事实成为可能的价值表达方式，以及对价值事实所进行的主体性评价和认知。
价值之思一直绕不开的一个事实，在于“文明的悖反性现象”的约制，在于其与各种“非价值”、“反价值”以及“伪价值”现象的复杂多相的纠缠关系。一如理性最终会走到它的反面――一切以理性的方式所求取的目标，最终无非就是一个自由，而自由的本质其实恰恰就是非理性的，文明又何尝不是同样的情形？正如文明的本质是对文明自身的不断侵犯一样，一种价值的自我确立和形成的过程，其实就是对其他价值甚或自身之不断自我“消解”的过程。自古及今，不只是每一个个体，其实整个人类都在犯着一个常识性错误：以科技的方式满足人的无限膨胀的欲求，以文化的方式替人类所犯的罪孽寻找苍白的辩词。现代性文明更是一部“价值的悲歌”，其本质是消灭“价值”。其呈现的逻辑是：以技术的方式将“价值”尽可能多地创造出来，同时又以技术的方式将“价值”消灭掉。此种意义和类型的价值活动，或者说其所追求并致力于呈现和实现的“价值”，其实已经被人类自己糟蹋得所剩无几了。
所以，面对现代文明所造成的伤痕累累的社会现实，安抚一颗颗受伤的心灵，简单地以需求的满足思考诸多价值现象其实是有很多、很大问题的。前现代性文明和文化背景下，现实个体之“生存需求”是有限度的――其实是其实现手段受到限制，在这种情境下，价值的实践和理论逻辑非常容易把握：人们所遭遇的一切，可能都是某种萌芽状态的潜价值，都需要以价值思维的方式做出与那个时代人类的心智水平相匹配的解释。在这种情况下，所谓“价值”，那些称得上价值的东西，可能是我们根本无所选择的东西。当代著名德裔美籍哲学家、心理学家雨果・闵斯特伯格在其论著《永恒的价值》的导言中表明了对这一问题的关切：“世上是否存在着自身就有价值的东西？这正是我们所要讨论的问题。当然，世上许多东西之所以被我们认为是有价值的，或者是因为你喜欢或我喜欢它们，或者是因为它们相对某一特定目标而言是有用的，或者对我们有所裨益。……总之，我们所谓的价值，似乎都不过是使个人得到满足的手段，它因时代的不同而不同，因民族的不同而不同，因群体的不同而不同，因个人的不同而不同。”⑥ 闵斯特伯格肯定地指出：“如果我们的时代要有一种全新的、赋予生活和现实以意义的哲学，一种能够将我们从怀疑我们理想的伪哲学中解放出来的哲学，那么可以毫不犹豫地说：价值问题一定是这一哲学的中心。‘什么是有价值的’这一问题的意义，必将决定我们对世界的看法。”那么，哲学探究价值的意义和目的是什么？“对价值的哲学探究，无意给予，或拒绝给予天堂或世间的事物以价值，无意创造新的价值，也无意重塑或重估已被认可的价值，更无意用自然科学或心理学的方法，解释偏好的心理过程。哲学宁愿去寻找这个问题的答案，即在何种程度上，我们有权赋予我们的价值观以客观的特征。……哲学的价值理论，仅仅追求拥有价值意味着什么。在什么意义上它们能够是真正有价值的？在何种意义上它们取决于我们个人的立场观点？除开我们个人的喜好和快乐，世上有什么是有价值的吗？除开导致我们个人不适的东西，世上还有什么是无价值的吗？如果与我们的人格无关，那么还有我们认可的价值吗？如果与我们个人的厌恶无关，那么还有我们应该拒绝的道德之邪恶、逻辑之错误、审美之过失或宗教之罪孽吗？”⑦
真正的学术研究始于问题导向，这一问题不只指向时代的现实问题，更多的指向思想史的逻辑传承问题。学术研究中令许多学者困惑不已的问题是：面对思想的逻辑和观念化现实，我们在选择表达观点的时候，是让我们所选择和面对的观念按照自己的方式说话和呈现其内蕴，从而在比较性观照的意义上发现和确立我们的立场，还是从我们的个人立场出发，主观地强制性地让观念、思想服从我们的意愿，即按照我们所设定、所需要的方式出场？
从国内已有的价值哲学的研究成果来看，真正本着明晰之问题意识展开有效的价值哲学研究的并不多见。原因在于，一是迄今为止并没有真正明确问题是什么。对于价值哲学研究的问题究竟是什么这一问题，学者们从不同角度有不同观点。有学者说，这个问题很简单：人为什么要认识世界？答曰：为的是改造世界；再问：改造世界为什么？答曰：满足人的需要。于是得出结论：这不就是价值的问题吗？那么我们要问，这样一个原本就是人类生活常态的现象，难道就是哲学意义上的需要哲学家去发现、论证的所谓“价值问题”吗？又有学者说，价值的本质问题是价值哲学研究的惟一的、最高的问题；还有学者说，价值的本质是规范理性何以可能的问题；更有学者说，价值哲学的核心问题是所谓“价值逻辑”和价值思维智慧何以可能的问题，等等。这说明关于何为价值哲学研究的核心问题并没有统一和明确的看法。二是问题的边界不清。价值的边界问题，其实并非一个新问题。当代美国著名哲学家托马斯・内格尔在探讨“价值的不完整性”问题时，为我们提供了这一问题的形态性分析思路。内格尔认为，日常生活中，人们的价值选择和价值判断充满了矛盾和冲突。“有五种基本的造成冲突的价值类型。冲突可能产生于它们内部，也可能产生于它们之间，而后一种冲突是特别难以处理的。”内格尔指出，五种价值冲突类型分别表现为：“首先，存在对其他人或某些机构的特殊义务：对病人的义务，对家庭的义务，对某人工作所在的医院或大学的义务，对社区或国家的义务。”“第二种类型是从每一个人都有的普遍权利引出的对行为的s束，或者是指做某些事情的权利，或者是指不被以某些方式对待的权利。”“第三种类型即那种被专门化地称为效用的价值。”“第四种类型具有完美主义的目标或价值观。我所指的是某些成就或创造的内在价值，而不仅仅是它们对经历或利用它们的个体所具有的价值。科学发现、艺术创造、宇宙空间探索的内在价值提供了实例。”“最后一个类型是执着于某人自己的计划或事业，除了一开始导致他做这些事的无论什么理由之外，这种执着也是一种价值”⑧ 内格尔认为，“义务、权利、效用、完美主义目标，以及个人的执着，这些价值观不断影响着我们的决定，而它们之间以及它们内部的冲突，在医学研究、政治、个人生活中，或者行动范围不受认为限制的无论什么地方都会出现”⑨。以往的价值哲学研究经常在价值的涵义没有被言说、界定清楚的情况下，被各个学科、各个领域不加限制地应用，于是就有了所谓“人的价值”、“经济价值”、“政治价值”、“文化价值”、“审美价值”、“道德价值”、“法律价值”、“宗教价值”、“生态价值”、“日常生活价值”等的外延式运用。而面对历史、现实和思想文化中所出现的所谓“客观价值”与“主观价值”、“绝对价值”与“相对价值”、“文化普遍价值”与“文化特殊价值”等之争，价值哲学家们更是拿不出更好的解决之策。三是所论问题的所指不b。我们所关注的问题，要么是学科意义难以成为问题的假问题，要么因“学科范式”的缺乏，显得不着边际。我们似乎不太清楚我们的“价值哲学”理论研究在思想史中的确切方位，我们甚至在没有确定的“文本”的前提下，就基于某种“客观的”社会需要关起门来、不厌其烦地、“热烈地”讨论和争辩一些理论上的和现实中的“价值问题”。我们基于将自己的“价值之思”的成果推向国际学术界，却发现别人所感兴趣的问题，以及谈论同样话题的方式与我们有实质性的差异。
规范理性关涉学科与问题的方法论自觉，其有无和精当与否，直接关系到思想超越与学术创新的可能性。与国内价值哲学问题的研究结合起来，我们需要以被“后现代观念”批判反思的“本质主义”（基础主义）方式继续关注以下问题：我们关于价值的思考探索究竟在何种意义上是哲学的？在何种程度上接近了价值的哲学本质？我们的所思所想与所作所为，究竟只是或笨拙或巧妙地重复前人早已经说过了的结论，还是秉承并合乎思想史规范的基础，为价值研究贡献我们自己的应有的智慧？认真地检视一下国内30多年来的价值哲学研究成果，其中观点、主张并不稀缺，惟独缺乏的，是一种价值哲学研究范式的自觉。学者们明明是在借用或搬套别的学科的既成范式，却不愿意承认。学术范式的缺失，其后果是非常严重的，表现尤为突出的，就是我们对“价值何以是其所是”这一价值哲学的根本问题所不应有的忽视。
二、价值是人性自明化的历史―文化逻辑：“价值实践”之领域归属与功能自明性的短绌
在学科归属的意义上，价值问题被认为不是“自然科学”的话题，而是文化科学（人文科学或精神科学）的核心。俄裔德籍著名伦理思想家尼古拉・哈特曼在其《伦理学》导论中分析了伦理与价值问题的基本理论特质：“现代思想传统在其任务的开端处，向哲学提出了三个至关重要的问题：我们能够知道什么？我们应当做什么？我们能期望什么？第二个问题被认为是伦理学的基本问题，它是人的问题整体中的一个方面，这个方面赋予伦理学以实践哲学的特征。这个问题的目标比单纯地对实在进行智识的把握要更广泛，但比‘期望什么’的问题范围要狭窄。这个问题独立于任何目标达成的保证，同样独立于有条件的、可理解的知识，独立于对绝对的信念，它位于坚实的生活现实和乌托邦式悬浮的理想之间。”⑩
尼古拉・哈特曼的明辨慎思提醒我们思考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要进行价值哲学研究？对此，学者们的回答可能各不相同。但有一点，至少是能够达成共识的，那就是，对人们所生存、生活于其中的现实世界的合理性及其未来可能的前景，做出一个具有前瞻性的“价值解释”，从而使芸芸众生对自己的生存境况产生并获得一种应有的“价值自觉”。
价值问题既然遵循的是“用”的逻辑，而“用”是一个多样性、随即性、非确定性的领域，它拒斥有关价值理论的单一性；日常生活中，人们的伦常日用逻辑又完全是自明的，除非有重大的社会和历史事件的突然发生迫使人们做出判断与抉择（即使在这种非常情形中，人们的选择和判断也并非完全出于自主、自觉和自愿），那么，我们不禁要问：有价值理论指导和无价值理论指导究竟有无分别？而当由“哲学的价值”转向文化的、历史的、生活的价值以后，“价值”本身又在哪里？价值哲学的研究者们长期以来，受本质主义（基础主义）思维方式的影响，普遍有一种美好的愿望和前置预设，即在从事价值问题研究时一致倾向于认为，必定存在着一种对所有价值哲学研究者来说是不言而喻的、毋庸置疑的“价值本身”。学者们的任务，就是通过自己的努力，发现、找出那个作为“价值本身”的价值。此即所谓“价值真实”的问题。我们就生活在价值世界、价值观念之中，却不知道使我们的生存和生活成为可能的那个“价值”是什么，存在于何处？我们按照我们的方式所言说的东西，可能并不是“价值”。自然地呈现于我们理智中的东西，也可能不是我们称之为“价值”的东西。真正的、真实的价值，是既在这个世界中，又超出这个世界之外，并使这个世界成为目前这个样式的那种方式本身――所谓宇宙之“玄机妙理”。说得通俗些，价值是使得这个世界看起来有价值、生成价值、呈现为价值性存在方式的原理、机理。在被诸多有关“价值”的理念和主张所建构、摹写以后，在哲学意义上，价值可能是对非常态世界之非常现象、事件、过程的一种常态理解。价值关涉的是“人制”程序的内在机变方式与机制、机理优化的可能性等问题。
历史上、现实中，许多寻常的东西恰恰正因其寻常，在大多数情况下却并不为人所看重、珍视。以社会活动层面的现象为例，虽然使社会活动获得现实性的条件有很多，但显然，只有深层次“文化发展”的价值与人文逻辑――规范场，才是隐藏在诸多社会现象背后的力量，并最终导致实现“整体性程序”的变革。当然，这样一种理解价值的方式并不是搞神秘主义和抽象主义。因为如果离开人，不是由人去发现、理解、掌握和表达价值，或者价值不与人发生实际作用，这样的价值又如何可能？这同时表明，在长期的价值哲学研究中，我们关于价值的“实践”本性和现实性指向的言说，被学者自己严重遮蔽了，导致探讨价值哲学的成果缺乏现实的反思性维度，实践性转化不够。价值哲学研究中，一个不容忽视的现象是，由于学术规范的缺乏，在涉及诸多价值问题研究时，学者们普遍陷于一种自说自话的境地中，多数学者喜欢躲进小楼自成一统，浸其中，盲目地把玩自己的所谓“价值发现”。而一旦学者们走出书斋，面对已然纷扰不堪的俗世和差异化、多样化已成定在的眼前、眼中的“现实”，面对普通民众全然不理会学者们的价值理性智慧，坚持发自本心的自在本然的价值选择和价值认同时，除了尴尬、无奈，几乎无计可施。因为，学者们发现，在一个“现实的都是合理的”或者“合理的都是现实的”作为惟一具有合法性的价值信念被普遍接受，以“理性功利”、“消M自足”、“娱乐为本”的生存情境中，被实质性边缘化的不是民众，而是高喊价值，试图以真价值示人并对人实施救赎的学者本人11。
当代中国社会已经进入到了一个“价值无限可能”或曰“可能无限价值”展开的时代，在市场化社会的自主生活实践锤炼下，一代中国人学会了依照自己认为是合理、正当以及适宜的方式，选择、筹划、构想自己切实的人生目标，有关价值的体验正在变成个体本位的差异化定在。中国的价值哲学研究，存在着对民众真实的“生活现实”和“生活逻辑”的不同程度的忽视，本是鲜活的价值之思，变成了十足的学院化闭门造车和个别学者之个人趣味的表现。以符合立场的实践的方式理解和掌握价值，这是中国马克思价值哲学研究界所达成的共识。价值的“实践的方式”意味着，当代中国的价值研究，正在由有关价值问题的抽象的“理论预制”走向一种“实践的逻辑现实”，并在此基础上，尝试建构一代中国民众之应然的价值共同体的生活样态。客观地讲，由于中国自身变革实践的固有局限性，迄今为止，中国社会其实并没有找到真价值的本有的、应有的呈现、展现和实现方式。面对一个“价值化了的”、“超级价值化了的世界”，中国学者的追问方式，不应再是传统的“是什么”甚或“怎么样”，而应转向对价值的中国式生成、在场、实现方式与变迁规律等的反思，即建构民族本有的价值思维语法。价值哲学的研究如果仅仅是比附现实，为现实进行合理性当然性论证，这样的价值哲学研究迟早会陷入困境，直至从学术舞台上消失。
三、传统的差异与质性统合性：对相关传统的忽视所导致的价值理性规制的缺乏
任何一种学科，任何一个问题，都必定有自己专属的学科背景和独特的学术传统，价值问题当然也不例外。对价值问题研究的学科领域的基本归属不当，通常会造成话语的凌乱和众声喧哗，以致于进入价值哲学领域的学者通常会不明就里地询问：价值在何处？如何恰当地发现和表达某种价值？谁的价值？何种价值？
具备基本学术思想史常识和学术素养的学者都不会否认，所谓价值问题，在原本意义上是人文（精神）科学的主题，它着眼于为存在和生存本身的意义问题等提供一种或有、或无、或可能、或不可能的精当性辩护，为人的精神性追求和理想境界的生成立法。国内的价值哲学研究，从一开始就是在被公认为是一个“问题性事实存在”的“哲学原理”的框架内以“原理式思维”进行的。学者们煞费苦心，力图全面挖掘“中国哲学中的价值”、“西方哲学中的价值”以及“哲学中的价值”。以此为思想资源，学者们苦苦求索、求解、求证所谓“价值的本质”、价值认识与价值真理、价值与社会历史规律、价值评价合理性等问题。不仅如此，学者们还结合百年历史变迁和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用不尽成熟的“价值本质”理论，观照“改革开放的价值观”、“市场经济的价值观”、“现代化的价值观”以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等。这样一种违背价值学科本性的做法，无法有效地引领我们接近、领略有关“人文的真理”和价值的真谛。
西方学术界很长一个历史时期内，是在一种“价值伦理归化”的意义上展开价值之思的。面对“社会的被过度价值化、非价值化、超价值化”现实，学者们以人文知识分子的敏锐觉识，提出了“经验主义路向”、“先验主义路向”、“心灵主义路向”以及“语言分析路向”等多维度、多样化的学理性辨析思路。而且，这种研究充分考虑到了哲学的语言学转向、实践哲学转向以及伴随着这种转向所产生的最新成果的背景。西方学者对于价值的探究，一直是在严格遵循人文规范的历史传统的基础上进行的，即使是学术个性特异如叔本华、尼采等，甚至许多极端的后现代性学者，都不会擅自背离各自的人文学术传统。正是这种对传统的尊重，我们才能在西方人文思想的百花园里，欣赏到一个个精神气质各异、学术创见各有千秋的人文思想大家，从中领略和领悟他们有关人文价值之思的精妙与精当之处。
我们且看一下尼采有关“价值”的深刻洞见：“某种东西如何会从它的对立中产生？例如，真理从错误中产生？或者，求真理的意志从求欺骗的意志中产生？或者，无私的行为是怎样产生的？……具有最高价值的那些事务必定具有一个不同的、自己的本源――从这个永久的诱惑性的欺骗人的渺小的世界中，从幻觉和欲望的这种混乱中，它们是不可推导出来的！倒不如说，在存在的怀抱中、在永恒的东西中、在隐蔽的上帝中、在‘自在之物’中――它们的根基必定在这里，而绝不会在别的地方！――这种判断方式构成了可以把一切时代的形而上学者辨认出来的那种典型的偏见；这种价值评价的方式在它的一切逻辑程序的背景上；从它的这个‘信仰’出发，它致力于它的‘知识’，致力于某种东西，此东西最终庄严地被命名为‘真理’。形而上学者的基本的信仰是对价值的对立的信仰。’”12
文化甚而文明的“价值化”是一种难以阻挡的历史趋势。在思想史、观念史以及文化史的意义上，我们必须致力于寻找价值问题言说的中国思想逻辑，以及价值理论中国化的表达和呈现方式。我们必须以深度“介入”的方式，让世界历史的演进受到中国式价值的影响，让人类文明的进程有中国式价值元素的智慧显现。价值问题从陌生到熟悉，在中国社会经历了一个时间并不算太短的过程。由于缺少一个必要的价值化的社会历史背景和场景，中国学者对于一个在经验层面看似非常熟悉，但在学理层面却非常陌生的“价值”，曾经花费了很多的心思和心力去努力辨认、费劲品评，给出了许多说法，却终究并没有弄清楚价值问题的实质之所在。
面σ桓黾壑祷的、正在走向、走进价值化的社会，中国的价值哲学研究，应该开始思考和关注复杂的中国社会的现实，和使得这种现实成为如此这般的背后的理论逻辑，并按照中国学者自己的智慧，对这种理论逻辑的正当性本身提出自己的解释，形成自己对于特定现实问题的“价值语言模式”。当下，价值在中国社会已经是“全现实化了”，中国社会正在或者已经变成“价值化的社会”――“社会的全价值化”或者“社会的真价值化”。在全球化实践的历史场景下，社会改革开放30多年，市场经济体制20多年，在当代中国社会，价值已经具体得不能再具体、经验的不能再经验、日常化得不能再日常化了。借用尼采之“人性的，太人性的”表达式，在价值问题上，我们是否也可以用“价值的，太价值的”来指涉当代中国社会的现实呢？经济生活领域财富的创造与公平分配是价值，政治生活领域中的民主与制度正义、民生与福利保障是价值，教育卫生是价值，社会与人的发展本身是价值，社会精神生活的价值信仰逻辑以及民族优良的心灵秩序之历史性生成，等等。价值正在成为中国人的生存与生活方式本身。对于中国的学者来说，面对社会价值如此这般而非那般的特定、特殊式呈现和存在方式，我们似乎不需要再费尽心思去苦苦琢磨究竟什么是价值？什么是人的价值？以及什么是社会核心价值？价值观的分化现实所导致的现实社会中的价值类型，已经非常之多样，现实社会中各种价值形态的发育已经非常之充分，有些类型――譬如社会经济（功利）价值等的发育，已经接近完善。当一个“价值的纯粹化的现实”不断地向中国社会敞开的时候，当原本不纯粹的现实因了价值的介入而变得更加真实而纯粹的时候，当一个中国历史以及中国民众未曾深刻接触和体验的价值化现实变成一种触手可及的经验化实在的时候，中国学者真的需要用心去思考所谓价值的究竟、以及我们谈论和言说价值的方式了。
四、话语方式的革命：价值之思问题上思想史（观念史）方法的引入
以“当下”中国之复杂、深刻的现实观照之，关于价值的哲学研究，其实并没有真正构成一代中国学人的日常意识和社会的精神文化心理。有学者对“当下”做了如此解释：从时间概念上讲，“当下”就是一个抽象界定，将“当下”转化为历史性的表述，便是市场经济秩序的确立与展开、改革开放既定经验的持存、现代社会范式的期许与践诺13。在中国历史上，这样一场变革是从来没有经历过的。这是一个以自己的方式变革着旧的价值话语，同时也按照新的实践和生存逻辑呼唤新的主题性价值话语，并有可能产生全新的价值经验的社会、思想运动。
对于业已和正在经历复杂的长时段的历史文化变迁的一代中国学人来讲，我们究竟应该在何种语境下谈论有关价值的问题？我们称之为“价值”的或者进入中国学者视野中的价值问题的真意究竟是什么？我们应该以何种恰当的方式将这一时代的“价值问题”呈现出来？一代中国学者正在谈论着的“价值话语”与西方学者的理解究竟有何实质性差异？这种差异就有关价值论的话语来讲，是否存在根本意义上的高下、优劣之分？在对待价值之原体（母体）――人性的深度和高度方面，在以价值的方式改变人的生存与生活方式、提升人的精神追求以及人格境界等方面，我们究竟具有多少优越性和卓越性特质？
近现代中国社会发展史上，经济社会发展的一系列负面的教训深刻地启示我们：作为共同体之理想的目标依托的“价值化总体”或者总体性价值依然离我们很遥远。我们的发展在一步步远离价值的真理，我们迷惑在各种虚假的价值幻象的世界里，我们以为自己在追求、创造、实现着各种价值，却根本没有意识到：真正的价值正渐行渐远，我们在追求价值中却失去了价值。正像真善美不唯是哲学的主题和话题，其他人文学科同样可以将研究的触角伸展进来一样，价值问题一开始就是各门人文社会科学所共同关注的问题。当价值哲学关起门来制造“价值本质”和“价值观模型”，且学者们为之争论得面红耳赤的时候，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心理学、生态学等各领域早已自主地开辟了有各自学科特色的价值研究，如福利经济学、制度经济学、幸福经济学提出的主张，心理学中几近成熟的“价值澄明方法”的发现和创造性运用以及所获得的巨大成果，社会工程学领域运用得愈来愈广泛的“价值转化工程”方法，及其在推进社会财富创造、管理理念的变革和社会进步的作用，这些都在获得人们的一致肯定。
在思想史、观念史的意义上，在话语逻辑变革的意义上，我们的研究成果又能给这些学科贡献多少有指导价值的东西？每一个时代都有其有关价值之思的话语生产与话语选择逻辑，而且这种逻辑一旦得以确定，通常都不是太容易被改变的。这种现象通常称为话语使用的“路径依赖”。各个学科的学者们，无不深谙此种现象之于学者和学术研究的玄奥所在。因为人的天性所驱使和诱致的结果，多数学者都乐于使用这种现成的、省时而不费力的理论作业方式。当然，事情的另一面，就是助长了学术界的庸懒之风盛行。价值哲学问题研究中话语的守成，一方面似乎有利于学术的稳步推进，但另一方面，却在一定程度上成了阻碍真正的学术创新的羁绊。中国学术界每年都出版成百篇（部）所谓价值哲学学术论文、学术专著，其目的当然是旨在推进学术话语的成熟和体系建构，但以话语的逻辑准则衡断，其中的差距何在，一清二楚了。
在思想史、观念史的意义上，价值思维及其所形成的范式，本来就是一个“历史时代性”、“民族生活性”、“精神自明性”、“心灵成长性”现象。任何一个民族、任何一个生存与生活共同体都有其特定的价值话语的生产方式。它们藉此在共同体内部以及与其他共同体之间展开着“意义”的传达与交流，以此丰富其价值话语的蕴涵，拓展其适用性边界，赋予其活力。话语可以理解为一个民族表达的说话方式。在知识形态建制论的意义上，话语必定是以学科为母体的，离开学科无有所谓话语。为了建立民族现代话语方式，除传统已有的以外，自近代以来，我们还从西方引进了非常系统的学科。其目的非常清楚，我们欲以中华民族自己的方式，求得我们对于新世界的自主的解释权，并以此重塑中华民族的文化身份。
有关价值的话语是人类文化借以传播的中介和得以留存的化石。令人类智识感兴趣的是，世界各民族各时代处于主导地位的主流价值话语究竟是如何产生的？各种价值话语又是以何种方式影响一个时代的制度安排、行为方式、思想观念和心态的？价值话语的生产有其内在的逻辑和规律吗？近代以来，中华民族的先贤不无痛苦地发现，我们在不知不觉中已经陷入了西方价值话语的强势控制之中。何以至此？其理由在于，近世以来，不仅解释世界和人生的智识、理论、思想不是我们的，而且这种知识理论还按照其自己的方式和逻辑，在一点一滴之中，在潜移默化之中，改变着我们民族的话语方式，一种新的价值话语主体应运而生。一代人曾经为这种现象的出现欣喜，以为我们从此永远告别了传统，获得了话语新生。实际的情况又是怎样的呢？我们真的从此获得了价值话语的自了吗？我们真的能够自如地运用本与我们相外在、甚至有明显异己成分的价值话语了吗？我百多年来对这种价值话语运用的结果，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切中了中国社会的诸多沉疴和积弊了呢？
自有人类以来，每一时代、每一国度都在自觉不自觉的意义上使用和丰富着某种价值话语。与知识、理论思想等相比，价值话语从形式上看似乎只是某种语言或语言的某种方式的运用。其实不然。一种语言的运用一旦成为了一种价值性话语，并获得大多数人的运用，这种话语自我确立的过程本身就接近社会历史的真理。作为理论的内核，价值话语甚至会以自己的方式在某种意义上澄明着人类生存、生活的真理。我们的确不缺少话语，科学的、政治的、日常生活的。我们有时候常常被话语所累，以至于遗忘了话语生活的价值真理。生存的异化并非结果，价值话语的违背本性的使用才是直接根源。如此，我们缺少的是对一种价值真理性话语的有效而合理的创制。
那么，在价值话语重建的危机时代学者何为？我们应该以价值之思所必须的恰当的方式进行集体性的检讨，检讨我们的不作为或者作为不到位。特定时代的价值话语，关涉着民族伦理生活的品质和道德觉悟的水平，在文化总体性意义上实践地印证着思想的深度，划定着思想的边界，运筹着思想的高远目标。我们没有以这个历史时代应有的高度和智慧，创造出真正属于、合乎于并对该时代具有引领、启示作用的人文与价值哲学话语。我们只是紧贴这个时代的表皮，在这个时代的实践和做一些要么是浮皮潦草的有关“价值现象”的经验性简单描述，要么是基于功利目的投机取巧的工作。当代英国著名精神分析学者乔治・弗兰克尔所说：“如果说所有的人类文化、社会和文明有一个共同点的话，那就是，它们都是人类心灵的产物。”“虽然社会现实的确决定了我们的行为和思想，但是社会研究者绝不能忘记参与制造社会现实的心理过程。”“文明是由生物物理客体和动力的总和构成的，所有这些客体和动力都是将意义、价值观和规范客观化的媒介。人类个体并非从身体上或生物学上注定成为国王、教皇、将军、科学家、工人、农民、商人、罪犯、英雄、圣人等等。所有这些及其他千万种的‘意义’都是社会―文化强加给生物有机体的，群体与个人不仅作为物质客体和生物有机体存在，同时主要是作为有思想的人类个体、符号意义和价值的代表、创造者和中介而存在的。”14特定历史时代的价值语境、思维、精神逻辑有其内在的统一性和自主性。人类的精神生活必须有一个适度的张力空间，此乃价值意识产生的前提性条件。价值产生异化的常见情形是，当人们的精神空间只被一种语体、言语、语境覆盖和占有时，人的许多卑劣的欲望与行径就会假这种语体作为言语来释放、行进，其结果则客观上自然地强化了这种“价值语境”。不仅如此，这种价值语境还会以其自设的自以为是的方式不断地强制性地渗透于社会、渗透于人的心灵。此种情况下，个体出于淳朴的自我保全之考虑，只能无奈、违心地被动顺从和就范。
尽管从全球社会着眼，在存在势位上，我们民族价值精神之落差显而易见。但是没有人否认，多元化、多极化或多样化已经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价值思维和价值精神现实。我们曾经生活在一个话语民主极为稀缺且封闭的狭隘的价值言语世界中，其所形成的大一统的价值语境、价值思维和精神逻辑（一种表面上看似能自己证明自己、自圆其说，到头来只能形成价值言语的狂轰滥炸，对于铸造优良的心灵与心性秩序没有起到应有作用的价值体系）正在成为历史陈迹。虽然我们这个历经沧桑、饱受苦难的民族过去时代所遭受的精神创伤并不会因那个时代的消失而消弥，但是面向一个成长中的、发展着的新质的中国社会，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我们必将会创制一种新的价值思维逻辑、新的价值语境，来理智、从容地应对日益复杂化的价值现实。
注释：
①“价值的现象学”被规定为从广义上说是对价值借以在经验中出现的方式所作的一种叙述。以舍勒所创建的价值情感现象学理论为例，其反思并敏锐地觉察到了近代主客二分的思维方式的困境，提出了关注人的整全性人格的生存论人学路径。舍勒认为，怨恨是现代伦理与道德基本价值的根源。作为现代社会的心理文化根基，哲学应从“自我劳动和盈利的价值”、“价值的主体化”、“有用价值凌驾于生命价值”三个维度对道德做出合理性阐释。舍勒的分析旨在表明，由怨恨所支配的现代世界观念颠倒了事物的正常秩序，从而导致经济政治领域“无限制的生产欲和工业主义”的泛滥，文化价值观领域突出的“商人的气质p禀赋所代表的价值”。此种情景的出现，古代社会所推崇的丰盈的生命本身的敞开和精神自身的自我提升等，被归结为一件事情――“适应关注的训练”，目的价值让位于单面的工具价值。
②③⑥⑦ 参见冯平主编：《现代西方价值哲学经典――先验主义路向》下册，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403、403―404、540、543―544页。
④⑤[奥]路德维希・冯・贝塔朗菲、[美]A・拉威奥莱特：《人的系统观》，张志伟等译，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第15、20页。
⑧⑨[美]托马斯・内格尔：《人的问题》，万以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0年版，第139―140、141页。
⑩12 参见冯平主编：《现代西方价值哲学经典――先验主义路向》上册，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653、197―198页。
11 李西建等：《消费时代的价值期待――从《娱乐至死》看媒介生态学的人文理论面向及其未来》，《江西社会科学》2012年第6期。
13 参见李胜清：《个体主义的伦理话语》，《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