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资论文精品(七篇)

序论：写作是一种深度的自我表达。它要求我们深入探索自己的思想和情感，挖掘那些隐藏在内心深处的真相，好投稿为您带来了七篇投资论文范文，愿它们成为您写作过程中的灵感催化剂，助力您的创作。

篇(1)

关键词跨国银行对外直接投资理论分析

关于银行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因及其理论渊源的研究，西方学者大都借鉴跨国公司的对外直接投资理论进行分析。由于跨国银行是以提供金融服务为经营对象的特殊的金融服务性企业，所以对跨国银行发展动因的理论分析，又不同于一般的跨国企业。

1比较利益理论———产业组织理论的延伸

对跨国银行理论的研究是在跨国公司理论的基础上进行的，1960年，史蒂文·海默在他的博士论文中开创性地将传统的产业组织理论应用于对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分析。产业组织理论是以同一商品市场的企业关系为研究对象，以产业内的最佳资源分配为目标，研究产业内企业规模以及企业之间竞争与垄断关系的应用经济理论。

美国芝加哥大学商学院的罗伯特·阿利伯教授在产业组织理论的基础上研究跨国银行对外发展的比较优势。阿利伯得出的结论是：在给定的市场上，银行的效率和银行的数量是反向关系的，即银行在集中率高﹙数量少﹚的国家比集中率低﹙数量多﹚的国家有更高的收益，也就是说在银行集中率越高的国家，银行的存贷利息差越大，其银行体系的效率越高，未来的成长潜力越大。在银行高度集中的国家，银行的规模往往很大，相对较小的国内市场限制了这些银行的发展，只有走向国际市场，才能实现其规模经济效益。

美国经济学家赫伯特·格鲁贝尔在产业组织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跨国银行功能的三分类理论，这个理论回答了跨国银行在与东道国的竞争中如何获取比较优势。格鲁贝尔将跨国银行分为跨国零售型、跨国服务型和跨国批发型三种类型，每种类型都有相应的比较优势。跨国银行会根据自身的优势实行不同的发展战略，以便发挥优势，避免趋同，寻找自己的利润增长点。格鲁贝尔的三分类理论为跨国银行理论研究提供了一个新思路。

2内部化理论———交易费用理论的延伸

1937年科斯在其著名论文《企业的性质》中首次提出了“交易费用”的概念。内部化理论是科斯交易费用理论在跨国公司对外投资战略中的一种应用，最初由巴克莱和卡森提出。卡森在《跨国银行演变的理论透视》一书中，用“内部化理论”来解释跨国银行形成和发展的原因。他认为，由于金融市场的不完善及处于国际财务保密等一些特殊金融服务的需要，有些金融业务很难与别国银行合作展开，而跨国银行通过遍布全球的分支机构的灵活性，可以降低金融交易的成本和风险。

内部化理论的两个假设前提是企业利润最大化和不完全市场，强调市场的不完全性如何使企业将垄断优势保留在企业内部,并通过企业内部使用而取得优势的过程。当这一过程超越国界便会形成跨国企业。内部化理论认为,中间产品市场上的不完全竞争,是导致企业内部化的根本原因。这些中间产品,不只是半成品、原材料,更为重要的是专利、专有技术、商标、商誉、管理技能和市场信息等知识产品。由于中间产品市场的不完全,企业在进行知识产品的外部交易时,存在着泄密的危险和定价的困难,企业为了克服这些障碍需要付出高昂的交易费用,所以外部市场对于中间产品的交易既是昂贵的,又是低效的。企业不得不以内部交易机制来取代外部市场,将知识产品的配置和使用置于统一的所有权之下,并在对外直投资中加以利用,从而降低交易费用,使企业的技术投资获得充分的报偿。

跨国银行不仅向客户提供最终产品,而且还进行研究开发、培训员工、形成独具特色的服务技术和管理技能等,并利用转移价格通过跨国银行网络销售这些中间产品。由于信息不对称,这些中间产品很难定价,因而存在不完全外部市场,因此传统自由贸易的赫克塞尔———俄林模型(以下简称H-O模型)不再适用。为了克服外部市场不完全性,跨国银行通过组织内部市场以降低交易费用,此时H-O模型中的国家特有优势变为企业特有优势,正是这种优势激发了银行服务的跨国界延伸,因而内部化的前提条件是不完全市场。由于市场不完全,银行在让渡其中间产品时难以保障自身的权益,也不能通过市场来配置其资源,保证银行效益最大化。通过形成中间产品的内部市场,银行可保留对中间产品的控制权,防止中间产品的扩散以免失去这种优势,所以中间产品的内部市场化尤为重要。中间产品优势是银行的公共产品,通过离岸扩张这种优势可被充分利用。20世纪60年代美国银行向欧洲市场发展可以很好地说明内部化理论，60年代初期，欧洲美元市场形成，欧洲市场宽松的监管环境及较高的获利水平吸引了大量美国银行向欧洲市场投资，1963年，美国政府实行利息平衡税、自愿对外贷款计划等条例限制美国银行对国外客户贷款以防资本外留。美国银行为了逃避这些管制，纷纷在国外设立分支机构，特别是在伦敦从事欧洲市场业务。跨国银行从事欧洲业务的机理有:由于跨国银行在国际贸易和投资中的地位,它们能内部化对某种货币的优势；由于跨国银行仅与大客户打交道,它们提供的产品具有优势,因而跨国经营可以在比较低的固定成本下内部化这种比较优势；跨国银行通过跨国界经营以逃避国内监管趋严引起不断增加的经营成本并将其内部化。

银行实行市场内部化的目的是消除市场缺陷,目标是获得内部化本身的收益,但市场的内部化也会增加其它成本,银行此时必须承担分配和定价成本,所以市场内部化也并不是没有成本的。银行市场内部化的进程取决于其对内部化收益与成本比较的结果,内部化最好的结果是边际成本等于边际收益。

3国际生产折衷理论———对跨国公司各种理论的折衷

国际生产折衷理论是由英国著名经济学家邓宁提出的。1977年,英国里丁大学教授约翰·邓宁发表著名论文《贸易,经济活动的区位和跨国企业:折衷理论探索》,提出了国际生产折衷理论。邓宁认为：早期理论都只是对跨国公司行为作了部分的解释,不能成为跨国公司的一般理论。他强调,对外直接投资、对外贸易以及向国外生产者发放许可证往往是同一企业面临的不同选择,不应将三者割裂开来。应该建立一种综合性的理论,以系统说明跨国公司对外投资的动因和条件。他把自己的理论称为折衷理论,其意图是要集百家之长,熔众说于一炉,建立跨国公司的一般理论。

邓宁认为，一国企业﹙包括跨国银行﹚之所以能跨国经营，关键在于拥有：所有权优势。主要表现为企业所拥有的某些无形资产，特别是专利、专用技术和其他知识产权；内部化优势。这是指拥有无形资产所有权优势的企业，通过扩大自己的组织和经营活动，将这些优势的使用内部化的能力；区位优势。这是指特定国家或地区存在阻碍出口的因素而不得不选择直接投资，或者使直接投资比出口更有利的各种因素。区位优势是造成对外直接投资的充分条件，当一个企业同时具备前两种优势，并能确认获得特定国家或地区的区位优势时，对外投资常常是企业不可避免的选择。邓宁对这三种优势的分析见表1。

根据邓宁的国际生产折衷理论分析框架,我们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分析各种因素对银行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影响见表2。

4总结

以上各种理论各有侧重，但总体上遵循这样的机理：当银行境外业务比境内业务存在超额利润，即收入更高或成本更低时，银行境外投资就更有利可图，实现净收益的最大化，从而产生国际化经营的动机。可以用一个模型来分析此结论。

模型假定：①银行和厂商一样，是具有有限理性的“经济人”。②金融市场由境内市场和境外市场两部分组成。③银行占有有限的生产要素。④金融市场为非完全竞争市场，包含以下几点：a.要素流动限制，要素报酬国家间差别化；b.金融产业流动限制，金融产品价格国家间差别化。c.各国税负、技术水平、风险系数不一致，且不同市场均存在信息成本。d.有些国家存在金融管制，产品价格（如利率）并非市场出清。

银行在国内、国外要素投入的过程为：

MRi＝αIim﹢bi；MRj＝βIjn﹢bj；

s.t.m﹤0,n﹤0,TR＝Ri﹢Rj,I＝Ii﹢Ij

其中，MR为边际收益，I为投资量，TR为总收益，R为收益，i为境内，j为境外，则:

maxTR＝dTR∕dIi＝0,推出MRi＝MRj

由于是非自由竞争市场，m≠n,bi≠bj,α≠β,则:

MRi＝MRj推出αIim﹢bi＝βIjn﹢bj

当βIjn﹤αIim﹢bi－bj时，Ij＞Ii

即此时银行在境外业务的收益比境内业务的收益大（收入更高或成本更低），这时银行境外投资的收益最大，产生跨国经营的动机。无论是用哪一种理论来说明跨国银行的国际投资，最终都是在当境外投资存在超额利润即境外收益比境内收益大进行国际投资的。

参考文献

1薛求知,杨飞.跨国银行管理「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

2马之騆．国际银行学概论「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

3卢现祥.西方新制度经济学「M．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2003

4吴先明.现代跨国公司理论的发展「J．经济评论，2000（1）

篇(2)

我们知道，中国期刊同其他媒介一样，过去和现在都属于意识形态范畴，许可证制度确立了政府几乎是其惟一的投资主体和营运主体的地位。随着国家经济体制转轨，特别是加入WTO以后，包括期刊在内的中国传媒业如何有效地与市场结合，并通过产业经营途径实现跨越式发展的问题再次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有迹象表明，期刊有望成为传媒业内率先得到突破的媒介。宏观面上的把握有助于我们认清形势，理解商机，抓住商机。期刊业的商机到底在哪里？其实从期刊营运环节与要素组合中，我们不难找到答案。

（一）期刊发行：可供分享的盛宴

期刊发行是组织期刊流通、介于期刊制作和消费之间的特殊环节，它具有沟通期刊产销信息、调节市场供求的特殊作用。期刊发行上影响出版，下带动广告，它对期刊发展具有的促进与制约作用极为突出。期刊发行业投资价值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其一，国民不断增长的期刊消费需求为投资期刊发行提供了广阔的市场。作为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中国国民的生活水平随着国家综合经济实力不断增强正在得到极大的改善，居民消费结构随着恩格尔系数逐年下降（2001年城市和农村该指标分别降至37.9%、47.7%）而发生改变，这将使居民对期刊等传媒产品的消费需求快速增长。从总体上看，中国期刊业发展与我国人口规模及其需求是极不相称的。反映在期刊消费结构、消费总量和人均占有量等指标上，都亟待优化与增长。以2001年为例，当年我国期刊总印数289469万册，人均占有量仅2册多，而2000年欧洲发达国家人均期刊占有量一般在10册以上，美国为15册，日本在20册以上。可以预见，在未来10年间，期刊消费市场将快速扩容，期刊业将迎来更大的发展时期，期刊发行市场的投资潜力巨大。

其次，期刊规模的不断增长和期刊社的发展迫切需要为投资期刊发行网络提供有效的业务支撑。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期刊一直呈快速发展的势头。据统计，在1981至2001年间，中国期刊品种从2801种增至8889种，20年增长2.17倍；即使在1991年到2001年10年间，中国期刊品种也增长了46.8%。近3年来在其他媒体不断被整顿、压缩的时候，中国期刊品种却分别保持2.35%、6.57%和1.88%的增长率，总印张分别增长21.17%、3.37%和0.88%。目前，中国期刊经营主要依靠发行维系，发行数量大小成为决定期刊社兴衰成败的核心指标。对于众多中小期刊社的经营者来说，他们最关心最头疼的是如何突破时间与空间束缚，将自己的期刊分销到目标读者的问题。一些期刊社也曾尝试建立自己的独立发行网络，但结果是：既超出自身能力许可又因重复建设造成行业资源浪费。为此，业界迫切希望建立一个结构完善、组织合理、内外统一、网络健全的全国性社会化期刊发行体系。事实上，期刊发行网络虽然投资规模较大，但其投资风险较小。它如同广播电视的有线网络一样，是传媒基础产业，然而谁一旦拥有强大的网络，谁就会成为期刊追捧的对象，也就拥有期刊市场的霸主地位；谁控制发行网络，谁就掌握了期刊发展主导权。（见表1）

表1中国期刊分类情况一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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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根据《中国出版年鉴2002》数据整理

表2部分国家期刊营业收入构成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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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国际期刊联盟(FIPP):WorldMagazineTrends2000/2001

（二）期刊广告：正在做大的蛋糕

期刊特性所创造的广告价值使期刊成为商家必争的广告载体。由于期刊具有文化性、专业性、可保存性和读者群的集中性，它在传递信息等方面具有其他媒介无法替代的独特作用。为增强针对性，期刊总是要选取特定的受众群作为自己的目标市场，并注重这一细分市场的研究，从形式、内容、营销通路尽可能贴近、满足这部分受众的消费需求与偏好。在期刊品种中，综合性期刊所占比重较低，而大量的是专业性、专门性的期刊。2001年中国综合性期刊仅占5.85%，而专业性、专门性期刊为94.15%。（见表1）市场竞争加剧使商家在广告媒体选择与投放上更加理性，他们更加注重不同的媒体广告组合以形成立体的广告效果。商家正是看中期刊的上述特性，选择制作精美、读者青睐、服务完善的期刊作为其展示企业形象、传递商品信息的重要广告媒体。世界发达国家的期刊已经成为广告的重要载体，期刊广告在媒介广告营业额中所占比重一般在15%-20%，美国高达20%-30%，一些大公司、跨国公司与知名的期刊大都建立长期的稳定的广告业务关系。美国福特、通用、IBM等50家大型企业将期刊广告看做宣传品牌、争夺客户的重要手段，他们每年对期刊广告的投入占期刊广告营业总收入的40%左右。在期刊赢利构成中，期刊发行利润逐步让位于广告利润，广告收入从而成为期刊发展的经济支柱。（见表2）

中国期刊广告业在稳步中增长。期刊经营必须依靠发行与广告两个轮子同时运转方能产生真正意义上的产业收益，这种观念近年来已为业界所接受，并产生了诸如“生存靠发行、致富靠广告”的说法。但是，多年形成的期刊生存主要依赖发行的局面并未得到有效改观，广告收入在期刊营业总收入中的比重甚低，在全国广告市场份额中所占比重甚小。如1998年中国期刊广告营业总额仅为8.9亿元人民币，只占全国广告市场份额的2.32%，还不到美国期刊营业额的1%。2000年中国期刊广告收入也只有11.3亿元。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中国期刊广告的特殊地位逐渐为商家认同，期刊广告收入随之呈现稳步增长的态势，连续4年保持20%以上的增幅。以北京市场为例，2000年期刊受众关注率较上年增长4.25%，仅次于互联网4.9%，远远高于报纸、广播、电视，在此基础上广告营收也较上年增长49%，是各种媒介广告增幅最大的。期刊分流广告的能力进一步增强。

其实，中国期刊广告正处于全面提速阶段，其“钱景”值得重视。对于投资者而言，他们最为关心的是中国期刊广告市场规模到底有多大。对此我们不妨作如下假设：中国2000年GDP约1万亿美元，相当于美国GDP的10%（美国为98729亿美元），如果中国期刊广告也能达到美国期刊广告营收的10%（美国为177亿美元），每年就有约140亿元人民币的规模；即使中国期刊广告收入只做到美国的5%，每年也有70多亿元人民币。需要指出的是，中国经济20多年来保持着高速增长态势，GDP由1978年的3624亿元增至2001年的95933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年均增长率达9.44%，超出世界同期年均增长率6.1个百分点，这种势头仍在延续。经济增长的背后是产业发展与企业繁荣，企业的兴盛也将带动期刊广告的进一步繁荣，期刊广告市场已不再是理论市场，对投资者而言，这不能不是一种巨大的诱惑！

（三）期刊增值服务：潜力无限的投资空间

强大的期刊产业离不开完善、高效的期刊增值服务业。长期以来，在政府主管主办的体制下，中国期刊实行条块分割，采、编、印、发、研各个环节内部承揽，“大而全、小而全”现象普遍存在。其结果是各期刊特色不特，内容单调、重复、陈旧，缺乏对受众的深入研究，造成刊社对市场变幻反应迟钝。近年来，按照政企分开、政事分开的总体要求，国家相继将报刊从政府部门垄断意识的温床中揪离出去。正在被逐步推向市场的中国期刊则必须面对改变传统生产经营方式的选择。在以本量利的左右下，为赢得市场竞争的优势，期刊不约而同地产生了对社会化增值服务的迫切需求，他们将自己办不好、也没有能力办好的生产服务工作交由社会服务机构完成。这种外协式的社会化增值服务涉及期刊生产的各个环节。然而，现实情况是专业化的期刊增值服务提供商严重不足，仅有数家机构无论其服务内容、服务手段还是市场覆盖面、服务效率都极不令人满意，社会化服务的滞后极大地制约着中国期刊产业的发展。中国期刊增值服务业还是一片空白，投资机会多多。

二、投资中国期刊产业的可行性分析

（一）不均衡发展格局的确立为期刊产业大规模并购埋下伏笔

伴随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中国期刊业经营方式正在由政府主管主办、大包大揽由政府宏观调控、期刊面向市场自主经营的方面转变。在转变过程中，由于受观念更新、专业分工、历史积淀等多种因素的影响，不同期刊所拥有的竞争实力与市场地位相差甚大，期刊分化现象进一步加剧，市场资源向强势期刊集中的趋势更为明显（如《读者》、《知音》、《家庭》、《青年文摘》“四大名旦”都是期印数超过百万册的大户），“马太效应”也将更加突出。从平均期印数来看，25万册及其以上的期刊1999年为150种，2000年156种，2001年137种。尽管它们分别仅占当年全国期刊总数的1.83%、1.79%和1.54%，但其平均期印数分别占了全国期刊期印数的44.73%、46.06%和42.2%。（见表3）

表31999-2001年中国期刊业市场集中度(CR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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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根据《中国出版年鉴》资料整理

表4期刊三大发行系统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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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国际数据集团(IDG)报刊投资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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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2000年美国畅销期刊排行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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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一提的是，为发挥强势期刊的带动作用，塑造精品期刊，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已经开始实施“中国期刊方阵”工程。在2001年12月公布的首批进入方阵的1518种期刊中，双效重点期刊1154种，双百期刊192种，双奖期刊107种，双高期刊65种。方阵工程的正式启动宣告长期以来中国期刊均衡发展格局已被打破，国家将给予17.07%的入选期刊以大力支持，鼓励其通过组建期刊集团等方式进行扩张经营，做大做强；而未入选的、占总数的82.93%的7371种期刊，其未来经营将具有更大的不确定性，所面临的生存考验也才刚刚开始。照此推断，未来几年将是中国期刊业产业集中度快速提高的时期，也是期刊大规模的并购时期。少数拥有市场、拥有品牌、拥有资本的强势期刊将实施集团化发展战略，通过兼并、收购等多种形式“收编”、“消化”弱势期刊，真正走上扩张的道路；而大量势单力薄的期刊将被出版集团、报业集团、广电集团、发行集团、电影集团和其他综合性传媒产业集团托管、兼并或收购，成为这些传媒集团多元化经营的一个组成部分，或逐步淡出期刊市场。

（二）期刊生存突围为投资者进入期刊产业准备了可供选择的合作伙伴

财政支持的减少直至取消已将中国期刊逼到生与死的十字路口。50多年的发展虽然使中国期刊逐步形成一个门类齐全、品种多样的期刊体系，但是中国期刊业是在基于数量扩张的基础上实现增长的，是粗放型的增长，绝大多数期刊个体实力羸弱。据资料显示，发展型期刊不足2成，超过8成的为生存型，这些生存型期刊基础差，积累少，苦苦支撑，维持着作坊式的生产。1999年真正赢利的期刊只有100家左右，发行量在几千册的不在少数，有的甚至不足1000册。2000年中国期刊市场规模仅为87.46亿元，即使经营比较成功的期刊，其营业额只在2亿元左右。更令人不安的是，在尚未完成产业转型的情况下，中国期刊就必须面对市场，特别是来自境外传媒机构的竞争与挑战，其境况着实令人忧虑。无论是经营规模、资产总额、赢利水平，还是人才队伍、技术装备，中国期刊都无法与期刊强国相比，整体实务相当弱小。为了支持期刊业的发展，政府尽管对期刊的财政补贴每年仍维持在3亿元左右，但相对于发展所需，这种补贴的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意义，况且距彻底的财政断奶已经时日不多。

资本缺乏是中国期刊业发展面对的现实难题，“资金饥渴症”是期刊业界共同的特征。期刊社眼看手中的出版专有权即将到期，而资金又缺乏，其内心深处的苦楚是局外人难以理解的，其对“政策边界”的理解在艰难中开始模糊。近年来，为政府所不愿看到的期刊自救行为——主动争取业外资本加盟已经成为业界公开的秘密，这种可以被称做“生存突围”的特别行动涉及的期刊社已不在少数。今天，我们也许还不能对“生存突围”行为作出合理的判断，但非刊社国有资本、社会资本和境外资本无疑正在成为推动期刊新一轮发展的三大资本力量。管理部门欲说还休的态度不仅延长了业外资本与一些期刊结合的蜜月期，也使更多期刊与更多、更大规模的业外资本的结合有了看齐的样板。看来，“实践探路、政策规范”的资本结构整治路数将再次上演。

三、中国期刊产业重点投资机会分析

（一）期刊发行

1.现有期刊发行系统的简要分析

当前，我国期刊发行集合了三股力量：邮政发行系统、社办发行系统和民营发行系统。（见表4）其中，邮政是期刊发行的主体（主渠道）。邮政发行是建国以来我国期刊发行一直沿袭的流通模式，应当说邮发途径是适应计划经济时期期刊业发展需要的，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特别是期刊实施产业经营以来，邮发已经无法适应期刊发行特别是增值服务的需要。具体表现在：一是传统体制约束严重影响了邮政开拓期刊发行市场的能力。邮政发行长期局限于以目录征订为特征的期刊订阅市场，而在期刊零售市场难有较大作为，由此造成邮发期刊数量徘徊不前，邮发渠道制约着期刊业的发展。同时，与读者便利性、随机性的期刊购买行为更是格格不入。二是作为单一发行渠道的邮政虽有自身网点优势，但其现有人才、技术结构和信息加工手段都无法提供期刊所需的增值服务。期刊社从邮政得到的是期刊发行数字，对读者情况无从知晓，更谈不上建立读者网络、开发读者市场。三是邮政垄断发行造成产销双方都需要支付较高的成本。对于期刊社来说，邮发不仅发行费率高，而且回款慢，影响期刊资金供应，造成期刊经营资金短缺；对读者来说，因无法获得订阅折扣，致使期刊消费成本逐年增加，极大地影响期刊订阅数量，而美国等西方国家期刊社给予读者的订阅折扣一般都在20%左右。由此不难看出，通过市场竞争手段，联合各方力量共同拓宽期刊发行通道，从而提高中国期刊流通效率已是当务之急。现在的问题是：谁来整合如此分散的力量与如此分割的市场？从实力和条件来看，新华书店、大型社办发行机构、民营投资者和境外机构都可能在此有所建树，对此人们关注着！（见表4）

2.期刊发行体系模式

中国期刊发行市场网络建设目标是打造集批发、零售、仓储、运输、、配送、结算于一体，传统门店交易与网上交易相结合的综合流通服务平台。发行网络建设必须坚持走高起点规划、高技术含量、大通道运行、广地域覆盖、连锁化经营、多元化资本结构的发展道路，通过规模化、集团化、集约化经营手段，切实提供期刊流通服务，从根本上打破制约期刊业发展的流通瓶颈。

构建全国一网化的现代期刊发行网络体系可以采取一次性建设和分阶段建设两种途径。一次性建设的优势在于能够迅速形成庞大的营销网络，从而产生对行业的巨大吸引力，其对行业发展的带动力与影响力将得到充分表达，其对行业的信息导航作用也将得到充分发挥；其可能出现的问题是：投资规模大增加筹资的难度，网络分布宽可能增大管理难度，人员素质与系统要求可能产生的不匹配，等等。

分期性途径即在确定基本规划的基础上，以可能的资金、人才、技术等条件分步骤、分区域建设。如它可以是通过战略联盟联结各地松散的期刊发行网络，使之逐步形成有机统一体。在此基础上以股权置换、产权交易为手段组建股份制期刊营销集团，以资本手段打造期刊快速流通通道。其优势是量力而行，稳步推进。其劣势是显而易见的：一是大网络形成的滞后无法有效扩大期刊发行量，从而降低自身对期刊社的吸引力；二是小规模发行网络不能形成较高的进入壁垒，无法排斥其他竞争者进入，从而增大投资的风险。

（二）期刊广告

1.期刊广告经营的政策背景

期刊出版领域是政府管制非常严格的部分，没有获得期刊出版权的任何单位或个人不能进行期刊出版活动，否则被视为违法。近年来，国家出台了媒介编辑业务和经营业务两分开的政策。根据规定，报刊新闻业务部门融资活动仅限于新闻出版广播影视部门；而经营业务如报刊印刷、发行、广告等部门经批准可以吸纳业外资本组建股份制企业，这为业外资本（包括外资）进入传媒广告业开辟了“安全”通道，期刊无疑也从中受益。其实，在该政策出台之前，已有业外资本进入期刊广告经营板块，最为成功的当数上个世纪80年代进入中国期刊业的国际数据集团(IDG)，它已介入15种期刊（报纸）广告经营并取得不俗业绩，其成功运作值得关注与借鉴。（表5）

2.期刊投资品种的选择

费斯克在其金融经济体制和文化体制分析中关于电视节目—电视观众—电视广告的互动关系的描述同样存在于期刊经营之中，期刊形成了内容—影响力（读者）—广告的有机体。尽管业外资本尚不享有期刊的内容编审权，但通过提高内容质量扩大发行量从而带动广告却是绕不过的弯，一本内容丰富、制作一流的期刊总是能够得到更多商家拥戴的。因此，投资者对所投资的期刊品种选择和内容经营尤为重要。

在就中国畅销期刊作出评介之前，我们不妨看看美国的畅销期刊类别。根据美国权威的SRDS分类法，美国期刊分为消费性期刊（供非专业、非学术人士阅读）和商业性期刊（专业型、专门性期刊）。表6中排在前5位的为最为畅销型的美国期刊。

中国哪些期刊最为畅销？要回答这个问题可不能单纯从发行量的大小判断。与美国杂志完全依靠市场发行不同，中国一些发行量大的期刊是党政机关刊物，其发行通过行政手段进行，与市场没有很直接的关系。因此，我们只有通过企业广告投放量和读者购买情况来对市场畅销型期和作出综合判断。从表7中我们发现，中国读者最青睐的期刊与美国读者的期刊消费偏好具有相似性。这些期刊无疑值得投资者关注。

（三）增值服务领域

由于增值服务不涉及期刊采编宣传业务，在政府面上基本上不存在太多壁垒，为政府鼓励、支持发展的领域。期刊增值服务投资领域主要有：

1.资讯提供

期刊吸引读者的是内容，期刊资讯提供商通过调动社会化的智力资源，培育信息源（如发现作者、培养作者团队），组织选题策划，为期刊提供高质量的稿件。

表72002年1-6月中国期刊广告营收20强

附图

资料来源：慧聪媒体研究中心数据

2.管理顾问

针对期刊社管理薄弱的实际情况，投资者通过组建高素质的专业化期刊管理团队，针对不同期刊的要求开展专项管理会诊断，提供管理辅导和解决方案。特别是在配合期刊社开拓营运思路、创建制度规范、提供实战指导、推荐职业管理者、策划师、出品人等方面发挥建设性作用。

3.投资融资

针对中国传媒产业投资主体单一、资本缺乏、效率低下的实际情况，投资者在扩大期刊资本来源、促进资本多元化方面能够发挥积极作用。一方面，积极为期刊发展提供投资、融资信息与服务，扩大资金来源，解决期刊发展对资金的需求。另一方面，公司将成立机构，选取部分期刊进行战略性投资，甚至对部分期刊进行托管，促进中国期刊业购并与重组。

此外，在经营策划、市场调查、教育培训、外贸、会议展览等领域投资者亦大有作为。

四、投资中国期刊业的基本策略

（一）突破策略

在当前政策背景下，投资期刊业在政策上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所面临的政策风险较大。因此，应当采取突破策略，即从与政治、意识形态关系最小的领域着手。在介入期刊类别上，不妨选取时尚类、经济类、生活类、行业类和影视类等作为突破口，根据政策变化逐步涉足新闻时政类期刊；在经营环节上，宜从分销服务、增值服务作为切入点，逐步向版权提供、项目合作发展。当前，业外资本（含境外传媒集团）进入期刊业大多通过授权进行版权提供、栏目合作和租用版面等方式，以期逐步过渡到实质性的资本合作，应当说此种手法是稳慎的也是现实可行的。

（二）大投入策略

同其他媒介一样，小舢板式的期刊的生存空间已越来越小，期刊经营正在进入大投入大产出、小投入无产出时代。这些大投资主要用于市场导入，如招募专才、培育品牌、建设营销通路、培养读者与作者等。一本具有高知名度的期刊就如同一台印钞机，它带给投资者的回报是丰厚和稳定的。遗憾的是，中国目前还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名刊、大社，但它正说明通过大投资在“百刊混战”中造就名刊的时代已经到来。

篇(3)

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就业的影响是围绕着对外直接投资对就业的替代效应和促进效应以及对就业规模、结构和区位分布的影响来进行的。杨建清(2004)认为这方面的研究主要包括就业替论、就业补充理论、就业结构优化论、公司战略论。目前来看，有关流出FDI对母国就业影响的经验证据比较有限。Chen和Ku等人(2003)的研究表明，台湾地区对所有国家流出FDI而创造的技术和管理岗位的工作超过了1993－2000年技术和管理工作数量的总和。Wu、Heng和Ho(2003)的研究认为，新加坡1996年到2000年期间流出的FDI在制造部门创造了33600个工作岗位。而EllingsenGaute和Win－fliedLikumahuwa等人(2006)的研究也得出了近似的结论，即没有发现流出FDI对新加坡劳动市场造成负面的影响，尤其是不存在流出FDI替代母国出口的证据。戴翔(2006)通过对新加坡的研究表明，FDI对国内就业的影响是积极的，FDI型企业对不同的劳动群产生不同的影响，科技人员就业增长从FDI的发展中受益最多，其次为管理人员和体力劳动者，随着对外直接投资的开展，公司内部的劳动分工会进行重新配置，从国内生产型向技术密集型和管理密集型方向转变。王峰和王博(2007)运用协整方法对台湾地区失业率上升的因素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台商对大陆的投资活动并非是造成台湾失业率升高的主要原因；而且长期来看，对大陆的投资改善了岛内劳动力就业质量，提高了企业的竞争力。同时指出，岛内失业率上升的主要原因是产业结构升级和宏观经济环境低迷，加强两岸经贸合作是台湾改善经济环境和降低失业率的明智选择。

国内外专门探讨日本对华直接投资对本国就业水平影响的文献较少，多数是在探讨日本对华直接投资对日本经济影响及产业空心化的研究中略有提及。随着日本90年代对外直接投资的增加以及国内产业向国外的转移，日本就业人数逐步减少，因而一些日本学者认为本国出现了产业空心化问题，如日本经济团体联合会会长丰田章一郎就对日本大规模对外直接投资而导致的产业“空心化”表示忧虑(张国成，1994)。庞德良(1998)、中村吉明(2002)把产业空心化定义为一种外部性现象，跨国企业把生产基地转移到海外后，由于其自身利益与社会利益的矛盾，造成国内制造业生产下降、就业减少、产业衰退，进而对本国经济增长和发展产生不良影响。90年代以来，由于日本对华直接投资的增加以及国内制造业产业的大规模转移，恶化了日本国内的就业状况尤其是制造业的就业状况，有关日本产业空心化的问题便自然而然地与“中国因素”联系在了一起。然而，国内学者就日本产业空心化问题对日本国内就业水平影响这一问题有着不同的看法。伞锋、曾浪(2005)通过分析日本直接投资的增长与日本进出口和就国际经济合作2009年第7期业的关系得知，“中国因素”不仅不是日本产业空洞化的祸首，反而是新一轮景气回升的重要动力。“中国因素”加快了日本逆工业化进程，尽管使日本制造业失业人数增加，但导致日本产业空心化的真正原因是服务业过多的规制和劳动力市场缺乏弹性，使逆工业化过程中制造业释放出的失业人员不能向服务业进行有效转移。王晓枫、郭远芳、袁绍锋(2006)采用格兰杰因果分析和误差修正模型，基于中日数据分析了FDI、产业转移与母国就业之间的关系。实证检验表明当日本对华直接投资时，转移了其国内的制造业产业，输出了制造业就业岗位，但是由于服务业对制造业的替代弹性大于1，使得日本对华直接投资在总量上增加了就业机会，在结构上促进了日本国内就业结构优化。

二、日本就业变动与对华投资之间的关系——描述与分析

正如前文所述，在上世纪90年代日本对中国投资快速增长的同时日本国内的就业状况迅速恶化。如图1所示：在1990年以前很长时间内，日本的失业率基本上在2-3％之间波动，但在1991年以后其失业率却迅速增加。根据2003年日本统计年鉴上的资料，日本的完全失业人数在1990年仅为134万人，1995年已增至210万人，2000年再增至320万人，2002年3月最多时曾达379万人。其完全失业率在1990年仅为2.1％，1995年升至3.2％，2000年再升至4.7％，2001年7月突破5.0％大关，截至2003年初仍在5.5％的水平上居高不下(江瑞平，2003)。再从作为对外投资主体的制造业来看，1992年以前就业水平一直呈上升趋势，但此后发生了逆转，1993年比1992年就业人数减少了39万人，1994年比1993年减少了34万人，1995年再比1994年减少了40万人。尤其是海外投资率高的产业就业减少的现象最为明显，其中纺织和电器机械产业最为严重(庞德良，1998)。1991至1994年，电器机械产业的就业人数减少18万人，服装和纺织产业减少10万人。除此之外，一般机械产业减少了8.1万人，金属制品产业减少了6.9万人，汽车及附属产业减少了4.6万人。就制造业与服务业就业人数对比来看，1992至2002年间，制造业失业者增加了347万人，服务业就业者增加了322万人(吉田惠美里，2006；日本总务省，2003)。由此可见，日本国内就业问题的日趋恶化确是事实，大量对外投资的产业就业问题较为严重也是事实。然而据此认为对外投资是日本国内就业状况恶化的根本原因，进而说明对中国投资是这种原因的核心，理由并不充分。

首先的疑问来自于下面的比较。从纵向比较来看，上世纪80年代尤其是80年代中后期日本对中国投资同样是迅速增长，但此期间日本的国内失业率却很低。在此我们还可以做一个横向比较。韩国同样是一个在上世纪90年代以来对中国投资保持迅速发展态势的东亚国家。韩国对华投资始于1992年，虽起步较晚但增长十分迅速，从1992年的1.19亿美元到1997年的21.42亿美元，年均增长78％。从1993年到2000年，投资项目和投资金额分别占其对外投资总量的48.2％和18.3％。尤其是2005年上半年，韩国对华直接投资较上年同期增长了54.4％，在投资规模方面超过了日本和美国。然而资料表明，韩国在同一时期内的国内就业状况却呈现日益改善的趋势。在1993至2002年期间，韩国的平均失业率为3.6％，低于日本0.3个百分点，而且考虑到此前韩国失业率长期大大高于日本，这种转变更是十分显著。尤其是进入本世纪以来，在日本失业率一再上升的情况下，韩国失业率却连续下降，其中2000年、2001年和2002年的失业率分别为4.1％、4.0％和3.5％。

其次的疑问在于，日本对华投资金额占其对外投资总额的比重并不高。以日本在90年代对中国投资最多和增长最快的1995年为例。这一年日本对中国的投资为44.78亿美元，仅占日本对外投资总额的8.7％，占日本对亚洲投资总额的36.2％，而仅占日本对美国投资额的19.8％，也就是说，日本对中国的投资额还不到对美国投资额的1／5。如果有影响，也只能说明对华直接投资对日本就业水平的影响很小。特别值得注意的是，随着近年来日本对华直接投资的增加，日本的失业率却在降低。据日本总务省劳动力调查，2004年失业率为4.7％，2005年为4.4％，日本的正式工人数出现了1997年以来的首次增加，同时青年就业人数增加，2005年，25岁到34岁的失业人口同比下降3％。2006年5月份完全失业率为4.0％，6月份完全失业率为，完全失业者数比前年同月减少2万人，就业人数比前年同月增加20万人。由于日本对外直接投资带来的“诱发出口”效果大于“出口替代”和“逆进口”效果，反而带来了日本国内就业机会的增加(吉田惠美里，2006)。

三、对外投资对母国就业的影响——理论分析与日本的现实

在分析对外投资对国内就业的具体影响时，我们先来分析一般条件下的情况。所谓一般条件，就是指国内经济的平稳发展。直观地看，对外投资就是将国内即将用于或已经用于生产的资金或生产资料装移到国外，我们将这些资金或生产资料统称为资产。不难理解，如果这些资产在国内进行生产，势必要在国内招募工人因而增加国内的就业，然而对外投资减少了这部分就业，这是对外投资影响就业的第一个方面。同时，这些资产的转出就意味着已经存在的或即将存在的生产活动的转出，则本来或潜在以这种生产为原料供给对象或产品销售对象的生产者将会受到影响，进而影响它们的就业，这是对外投资影响就业的第二个方面。很明显，以上两者都是负面的影响。对外投资对国内就业还有一个正面的影响，即通过向国内购买原材料或中间产品增加本国的就业，这就是一些学者谈到的扩大出口效应。不过问题是，如果这些生产者仍在国内，它将向国内购买更多的原材料和中间产品。即使考虑到对外投资使生产规模增加因而需要更多的原材料或中间产品，此时向国内的购买量也不会大于在国内时向国内的购买量。可见，扩大出口的效应是微不足道的，至少难以大于上述第二方面的负面影响。因此，总的来看，在经济平稳发展的条件下，对外投资应该减少国内的就业。在此，我们特别强调经济平稳发展的条件，因为如果不具备这个条件，上面的结论将不再成立。非经济平稳发展的极端情况亦即经济过热和经济低迷。在经济过热时，对外投资减少的就业会立即被吸收；在经济低迷时，对外投资根本就不减少就业。也就是说，在这两种情况下，对外投资不会对国内就业产生负面影响(在此意义上甚至应该理解为增加了就业)。

作者认为，基于90年代泡沫经济破灭的背景，日本当时的经济现实就属于经济低迷。从国内大环境来看，由泡沫破灭导致的不良债权问题日益突出，银行惜贷现象严重，以致企业破产增加，就业环境恶化；就业环境的恶化，进一步加重了日本国民的不安心理，导致消费需求下降，企业生产国际经济合作2009年第7期萎缩，雇佣人员进一步减少。可以想象，面对国内的经济萧条和需求不足，那些对外投资的企业即使待在国内也不可能创造就业，而只能造成资源的浪费。一个非常明显的事实是，那些仍然留在日本国内的企业的开工率都十分低下，不仅不能通过扩大生产来增加就业，反而还在竞相裁减员工。例如，到90年代中期，在日本中小企业聚集的东京大田地区，制造业的就业人数比泡沫破灭前的高峰期下降了40％，工厂数目下降了25％(国家信息中心，2004；伞锋、曾浪，2005)。在这种情况下，可以认为日本对外投资的企业不存在对国内就业的前两种负面影响，而其第三种正面的影响却在整体上显示出作用。因此，可以肯定地说，日本的对外投资没有破坏国内就业，相应地，日本近年来对中国投资的迅速发展也没有降低其国内的就业水平。如果一定要定性其影响，应该是它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就业。

四、对中国的直接投资没有恶化日本就业：一个实证的证据

对于日本对中国直接投资引起日本国内就业恶化的言论，还可以在计量研究的基础上提供反驳的证据。我们的做法由两个步骤组成：首先考察日本制造业就业占总就业的比重是否下降，如果没有下降则没有必要进行下一步的工作；其次考察日本制造业就业占总就业的比重下降与日本对中国制造业投资增长之间是否存在联系。之所以用制造业作研究对象，是因为近年来日本对中国投资以制造业为主体。而用上述比重作主要变量，则是考虑到，如果制造业就业占总就业的比重没有下降，即使制造业就业下降也没有必要关注海外投资对日本就业的负面影响，只有在上述比重下降的情况下，我们才有必要研究日本对中国投资是否影响了日本的就业。

首先来看日本制造业就业占总就业比重的变化。从图2来看，在1979-2004年的很长的一个时间内，日本制造业就业占总就业的比重始终处于一个下降的状态，这符合了上面所说的进行第二步工作的要求。但这里也有问题：长期持续的比重下降很难与对中国投资建立密切的关系，而总就业与制造业就业在90年代的下降也增加了进一步研究的必要性。对于第二步的工作，我们通过检验下面的

回归模型来完成。

E1=β0+β1FDI1+β2FDIt-ll+β3FDIt-2+β4FDIt-3+εt

其中，E为日本制造业就业占总就业的比重，FDI为日本对中国的制造业投资，t为时间。考虑到日本对中国投资对其国内就业的影响可能具有滞后性，我们在模型中加入了3个滞后变量。经过对E和FDI的时间序列做平稳性检验，发现两个变量都具有1阶单位根(由于篇幅所限，检验结果不再列出)，所以在模型估计中我们采用两个变量的l阶差分。下面是模型的估计结果(如表1)。

表1中的模型估计结果显示：FDIt、FDIt-l、FDIt-3的系数均未通过显著性检验，说明它们对日本国内的就业没有影响；FDIt-2的系数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通过检验，但由于其系数为正值，不仅不能证明FDI对日本国内就业有负面作用，而且还显示了FDI与日本国内就业存在某种正相关关系。也就是说，日本对中国的投资不仅没有使日本国内的制造业就业甚至总就业下降，而且在一定程度上还对后者有一定的积极作用。

五、对日本就业下降原因的进一步认识

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了日本近年来(主要是90年代)的就业恶化呢?首先，最主要的原因还在于其经济萧条和需求不足的状况。经济萧条和需求不足使很多企业不得不减少生产，也就不得不产生裁减员工的要求。而且也正是日本国内经济的状况导致了以终身雇佣为主的原有雇佣制度的变化，使很多原来的全职工作变成了兼职工作。因此它使企业产生裁减员工的要求同时又消除了其裁减员工的障碍，故而导致了国内大量的失业。其次，在国内经济状况、自身发展要求、对外直接投资等因素的影响下，日本需要也正在进行经济结构的调整，这种经济结构调整的本身也会带来一定量的结构性失业。正像一些日本经济学家指出，日本的就业市场近年来处于一种失衡状态，传统产业由于设备更新和技术改造或资源转移等原因存在大量过剩劳动力，而一些新兴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却存在劳动力不足。最后，由于日本国内生产成本的提高，原来日本经济快速发展所赖以存在的外需条件已经发生了变化。

如果要说中国对日本就业有所影响的话，那么近年来中国经济强劲发展夺走了日本的外需应是最为突出的因素。中国大量的物美价廉的产品吸引了世界的眼光，使日本国内的生产不得不减少，因而促使其就业水平下降，但这与日本对中国投资的变化无直接关系。所以，总的来看，导致日本失业增加的原因仍在其国内。对外投资是其必然的要求，产业结构调整也是其必然的要求，因此，只有解决自身经济发展中的问题，使自身经济重新步入一个良性发展的轨道，才能从根本上解决本国就业状况恶化的问题。

内容提要上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对华直接投资造成母国就业状况恶化的评论曾经甚嚣尘上。本文通过理论与实证方面的分析结论表明，日本对中国的投资不仅没有使母国的制造业就业甚至总就业下降，而且在某种程度上还对后者有一定的积极作用。总的来看，导致日本失业增加的原因仍在其国内而非对华直接投资。

关键词日本对华投资就业

参考文献

江瑞平：日本产业空心化的实态、症结及其“中国因素”。《日本学刊》2003年第3期。

杨建清：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就业的影响。《商业时代》2004年第35期。

戴翔：对外直接投资对国内就业影响的实证分析——以新加坡为例。《世界经济研究》2006年第4期。

王峰、王博：台湾投资祖国大陆对岛内就业的影响——基于制造业的实证分析。《世界经济研究》2007年第11期。

庞德良：日本海外直接投资与产业空心化。《日本学刊》1998年第3期。

伞锋、曾浪：中国因素对近年来日本产业空洞化的影响分析。《现代日本经济》2005年第4期。

王晓枫、郭远芳、袁绍锋：外国直接投资、产业转移与母国就业。《大连海事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4期。

篇(4)

（一）小岛清的边际产业扩张理论。边际产业扩张理论是由日本著名的国际经济学家小岛清提出的，其核心内容是：对外直接投资应该从本国（投资国）已经处于或将要处于比较劣势产业（亦即边际产业）依次进行。如六、七十年代，日本纺织工业大举对海外投资正是在日本已基本完成了重化学工业的建立，劳动密集型的纺织业已经处于比较劣势，变成“边际性产业”的背景下进行的。

（二）弗农的产品生命同期理论

弗农的产品生命周期理论把产品生命周期分为三个阶段：新产品阶段，成熟产品阶段和标准化阶段。从新产品阶段到标准化阶段，同类产品的新加入者不断增多，市场竞争日益激烈。此时竞争的焦点集中于价格，因此降低生产成本就成为生产者主要考虑的因素。20世纪70、80年代，家用电器在日本的生产已进入标准化阶段，家电产业逐渐成为组装加工业，日本逐渐将生产中心转移到东南亚国家及中国，以利用当地廉价的劳动力来降低生产成本。

（三）邓宁的国际生产折中理论

邓宁的国际生产折中理论继承了垄断优势论的观点，吸收了内部化理论的内涵，又引入了区位理论，这构成了该理论的核心。该理论认为一个企业要从事对外直接投资必须同时具有3个优势，即所有权优势，内部化优势和区位优势。国际生产折中理论对战后日本的对外直接投资同样具有一定的解释力。如日本在20世纪60年代开始了面向亚洲“四小龙”的劳动力密集型产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劳动力资源属于自然因素，而自然因素又是构成一国区位优势的重要组成部分。可见，日本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较为注重将企业的原有优势同东道国的区位优势结合起来。

二、日本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特征

（一）资源开发型对外直接投资：由于日本是自然资源极其匮乏的岛国，在其战后经济发展的起步阶段，为保证所需原材料、能源的供应，日本的对外直接投资主要集中在资源开发领域。如日本在中东地区以开发油田为目的的直接投资和为开发亚洲地区自然资源而进行的直接投资。

（二）利用廉价生产要素型投资：由于日元不断升值和日本经济的迅速发展，日本国内工资和原材料价格不断上升，使日本企业的国际竞争力下降。为了提高竞争力，日本企业不得不扩大对外直接投资，尤其是对亚洲各国投资增加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为了获得亚洲相对廉价的劳动力和原材料等生产要素。

（三）边际产业对外转移型投资：日本对亚洲和东盟国家的投资往往是既结合本国产业结构的调整，又配合该地区产业结构的转换而进行的。通常是日本将国内已失去比较优势的边际产业转移到该产业仍处于成长中的亚洲国家和地区。

（四）市场导向型投资：即为维持和扩大当地市场份额而进行的投资，投资的主要目的是为了绕过贸易壁垒。如60年代以后，亚洲各国实行进口替代的工业化战略，纷纷采取高关税和数量限制等措施，为维持国际市场份额，迫使日本扩大对外直接投资。

（五）专利与信息收集型投资：这集中表现在日本对欧美的投资上，因为欧美国家生产力发展水平高、科技发达，欧美市场对日本企业来讲，重要性在于专利与信息收集，商品筹划与开发研究等知识关系方面，因而大型跨国公司向欧美发达国家投资偏重于技术型产业。

（六）规避贸易摩擦型投资：70年代以来，随着日本经济的崛起，日本产品大量涌入欧美，日本长期的贸易顺差使其与欧美的贸易摩擦日趋激烈，欧美各国纷纷采取措施限制日本产品的进口。为了规避贸易摩擦，日本采取由直接贸易往来转为当地生产、当地销售的直接投资方式，或将生产基地转到发展中国家通过第三国输入的迂回战略，从而达到缓和贸易摩擦，维持已有市场份额的目的。

三、日本利用对外直接投资规避国际贸易摩擦的绩效分析

（一）日本利用对外直接投资规避日美国际贸易摩擦的成效

1．减缓了日美贸易收支的不平衡，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日美国际贸易摩擦

战后，日本“贸易立国—出口主导”的经济战略使美国对日本的贸易逆差从1965年首次出现以后就开始不断扩大。80年代以来，美国对日本贸易逆差呈现出了迅速增长的态势，由1980年的69.59亿美元上升到1994年的549.01亿美元。贸易失衡引发了日美之间旷日持久的国际贸易摩擦。而日本大规模的海外投资对日美贸易收支的不平衡起到了一定程度的缓解作用。虽然日本的海外子公司在设立初期常常会从日本进口原料、配件、资本货物等，但当其生产逐步步入正轨后，为避免投资摩擦，企业从东道国采购零部件、半成品的比率也会提高，而曾经从日本进口的成品将在东道国当地生产，由此会减少日本的出口；同时日本国内生产向海外的转移也刺激了日本从海外子公司的进口，即原来的出口产品逆进口到投资国。

2．减轻了自愿出口限制措施对其经济带来的负面影响

自愿出口限制措施是日本为缓解日美国际贸易摩擦最常使用的一种手段。例如在50年代的日美纺织品国际贸易摩擦、70年代的日美彩电摩擦、80年代的日美汽车国际贸易摩擦中，日本均迫于美国的压力，对出口到美国的相关产品实施了自愿出口限制。自愿出口限制是进口配额的一种特殊形式，是通过对进口商品规定最高数量或金额，直接限制商品的进口。这种方式对自愿出口限制实施国的经济及其国内相关生产厂商造成的影响无疑是巨大的。

3．对外直接投资既促进了日本国内产业结构的升级和调整，更使日本在国际贸易摩擦中获得了不断扩大的回旋空间，立于比较主动的地位。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日本展开正规的、大规模的对外直接投资，其中对东亚的投资产业结构明显倾向于劳动密集型和一定程度上的技术、资本密集型的制造业上。而这些制造业又是日本国内早已标准化或将要淘汰的“夕阳产业”及环境污染型产业。

（二）日本对外直接投资在规避国际贸易摩擦过程中产生的问题

值得重视的是，日本对外直接投资虽然给日本经济带来了丰厚的利益，但从长远看却造成了一些不利影响，而且这种不利影响正在不断显现。

1．对外直接投资过程上引发了新的摩擦

日本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目的之一是为了规避日益激化的国际贸易摩擦，然而由于日本企业在投资方式，经营方式上与东道国的差异，使得日本在利用对外直接投资规避国际贸易摩擦的过程中，又与投资国产生了新的摩擦。如上世纪80年代，日美在汽车贸易上的激烈摩擦使日本在美国的压力下，不得不单方面妥协同意对美国的汽车出口实行自愿出口限制。在这种情况下，日本汽车生产厂商纷纷开始对美国进行直接投资。然而在日本生产企业进入美国后，日本企业的系列生产结构与美国的生产结构发生了直接冲突，产生了新的投资摩擦。

2．制造业的海外转移使日本国内出现了产业空洞化的趋势

20世纪80年代后半期以来，由于日元不断升值，国际贸易摩擦不断激化，国内经营成本的不断上升使越来越多的日本企业将其生产基地转移到了海外，以致国内投资减少，制造业相对萎缩。20世纪90年代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来临，日本的技术进步明显减缓，在高科技领域和基础研究领域处于劣势。低层次的传统制造业不断外移，而高层次的新产业又无法形成明显的比较优势。

篇(5)

一、房地产开发投资的主要问题

1、资金来源结构存在严重缺陷，银行贷款和经营性欠款数量巨大。1997年以来，房地产投资的各种资金渠道中，国家预算内资金、债券、利用外资，以及外商直接投资均呈现回落趋势，而国内贷款、自筹资金和其他资金来源则迅速上升。论文百事通2003年国内贷款、自筹资金和其他资金来源占当期房地产开发投资总额的比例高达98.5％，三项总计12932.29亿元。2004年1－5月国内贷款、自筹资金和其他资金来源占当期房地产开发投资总额的比例上升到98.7％，而银行贷款和经营性欠款两项合计就达3772.13亿元，占全部资金来源的61.1％。

2、资金投向结构不合理，经济适用房建设投入不足。1997－2003年住宅开发投资稳定增长，2003年达到6782.41亿元，占当年房地产开发投资的67.1％；虽然经济适用房的开发投资规模在各类住宅建设中所占的比例并不是最低的，但是与我国的收入结构比，这一比例明显偏低。2004年1－5月在房地产和住宅开发投资增长分别高达32.0％和32.2％的同时，经济适用房开发投资的增长只有9.1％。因此，造成供给与需求的结构性矛盾有加剧之势。一些城市普通商品房和经济适用房供不应求，高档商品房却不同程度地空置积压。截至2004年6月末全国商品房空置面积高达9697万平方米，其中空置一年以上的商品房达5673万平方米，占空置商品房总面积的58.5％；全国商品房空置面积同比增加0.2％。

二、房地产开发投融资体制面临挑战

1、降低国内贷款和预售筹资比例带来的融资渠道相对收缩。随着中国银行体制改革，房地产投融资体制发生了很大变化。特别是随着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出台的关于住宅开发贷款和住宅按揭贷款的限制性文件的进一步落实，各家银行对房地产开发贷款将更为慎重。另外，由于期房销售受到限制，依靠预售房款筹集开发资金的渠道也越来越狭窄了。上述变化表明，我国房地产投资体制正在发生变化，将扭转长期以来房地产开发过度依靠银行贷款和预售货款，从而加大金融风险的局面。另一方面，由于贷款难度加大，使开发商面临开发资金紧张和还贷的双重压力，不仅会迫使开发商调整价格策略，以维持企业的有效运转，同时也推动有关方面加大金融创新力度。

2、自筹资金比例居高不下，债券融资拓展缓慢。1997年以来，自筹资金占房地产开发资金来源总额的比例不断上升，2003年占到当年房地产开发资金来源的28.6％，2004年1－5月上升到31.1％。债券融资在房地产开发资金来源中所占的份额一直很低，这与我国房地产业的发展阶段是不适应的，应当大力拓展债券融资的空间。

3、经营性欠款数量巨大，其中蕴藏的风险需要及时化解。统计表明，我国房地产开发企业的经营性欠款自1997年以来一直处于上升中，1997年经营性欠款占当年资金来源总额的38.1％，到2003年这一比例上升到46.1％。由于2004年以来各地清缴拖欠工程款的力度加大，加之有关部门对房屋预售做出了相对严格的规定，促使经营性欠款的比例有所下降，2004年1－5月下降到38.3％，但比例仍偏高。经营性欠款的主要部分表现为待出售的房地产项目，但是由于价格原因，供给和需求在低水平上维持均衡，短期内似乎难以改变，因此，及时降低这部分比例成为一段时间内的重要内容。

4、房地产业应对国际、国内冲击的能力亟待提高。1997－2001年我国房地产开发利用外资额持续走低，2002年这一数字开始回升，2004年1－5月外商直接投资同比增长1.4％。结合中国金融业对外开放步伐的加快，预示着外商对中国房地产的投资有可能持续回升，并成为我国房地产开发投资的重要力量。然而，外资以何种形式进入我国房地产市场，必须加以注意，以便妥为利用，防范负面影响。同时，国内游资对房地产的投机也值得关注，目前一些省份的游资有千亿元之巨，如何利用其有利的一面，防范其负面影响，也是有关各方不可忽视的问题。

三、完善房地产投资相关政策建议

1、完善市场运行机制是根本，行政手段须慎用。房地产业作为我国经济的一个新生长点，对国民经济增长发挥着重要的带动作用，如果政策效力过猛，调控力度过大，有可能引起连锁反应，抑制经济增长。因此政策力度选择应适当。此外，我国房地产开发的公平竞争环境问题一直比较突出，应当努力为房地产开发创造一个良好的法制环境，完善市场功能，以期在实现调控目标同时兼收培育市场之功效。目前各地针对土地供应、“烂尾楼”出台了不少政策，但是其中相当部分带有明显的行政强制色彩，对市场的作用重视不够，一些地方明确提出“提高门槛”、“治理城市疤痕”等对策。其实关键在于建立公平竞争的环境，而不是强迫开发商服从政府意志，如果通过行政手段强制性地推行某些政策主张，甚至采取所谓的提高门槛等歧视性政策，不仅无助于降低市场风险，反而加重市场的扭曲，导致更大的风险。可取的政策导向是化解结构性矛盾，增加市场的公平性。

2、近期主要目标是结构调整。以结构优化促进总量调整，控制空置面积继续增长，消化存量商品房。房地产业目前的金融风险不在规模上而在结构上。首先是资金使用的结构。很明显，直到目前我国广大城镇家庭的居住面积仍没有达到基本的标准，对房屋的购买欲望仍非常强烈，有购买力的需求也十分庞大。另一方面，空置一年以上的房屋在5600万平方米以上，庞大的需求和供给由于价格因素而无法有效实现。其次是资金来源结构。房地产开发投资中，银行贷款和经营性欠款所占比例过高，2003年两项合计占房地产开发资金来源总额的70％，2004年1－5月两项合计占比仍高达61.1％。有效地改善供需结构、资金结构，是近期调控房地产市场，降低风险最有效的着力点。

3、加强房地产市场的规范管理力度，把好土地源头关。近年来，政府主管部门出台了一系列支持和规范房地产市场发展的政策，政府对房地产市场的调控从以往简单的行政手段为主转向以法制手段为主。在此基础上，应更深切体会土地资源对于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实施更严格、高效的土地管理制度。对建设用地进行合理控制，进一步完善年度土地供应计划，全面盘活土地资产，加快建立健全的、适应市场经济需要和房地产业发展的土地产权制度。

4、完善财产税制度，打击过度投机和资源浪费并存的痼疾。我国房地产业发展中存在的另一个深层次顽症是资源的无效配置，而这种无效配置的原因就在于占有资源不需要付出额外成本，因此造成资源的严重浪费。与此同时，由于不需要付出额外成本便可以拥有财产，刺激了以投机为目的的财产集聚和沉淀，导致投机有愈演愈烈之势。这两种现象对资源的有效配置和经济的健康发展危害极大，必须加以改变。根据国内外已有的经验和理论分析，适时改革和完善财产税制度是一项有效的措施，建议有关方面抓紧研究，及早出台可行的方案。

篇(6)

（一）收益和风险是证券投资的核心问题

马柯维茨提出了以均值—方差分析为基础的最大化效用选择的投资组合理论。

(二）投资分散化

马柯维茨投资组合理论中阐述的另一个重要观点。马柯维茨投资组合理论告诉我们投资组合的方差，并不是组合中各投资证券方差的简单线性组合，而是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证券之间的相互关系。

（三）组合管理的目标是实现投资效用最大化

（四）我国基金公司的投资组合策略

进行一个优质的投资组合可以有效地分散并降低投资风险，使投资收益持续稳定地增长。

二、模拟股票进行收益分析

(2014年10月9日-2014年12月16日）（虚拟初始资金10亿元）根据马科维茨组合理论分散风险的原则，选取两两相关系数为负或者正相关较弱的股票。建仓股票选取相关性为负，充抵风险，两两一组。（中材节能、光大银行）、（西山煤电、平安银行）、（方正证券、美的集团）、（王府井、易联众）、（物产中大、丽江旅游）正相关性，两两一组。（楚天高速、长春燃气）

（一）各时段模拟股票建仓和调仓情况

2014年10月9日股票建仓情况：10月9日建仓银行类（平安银行、光大银行）、券商类（方正证券）、高速板块（楚天高速）、金融租赁（物产中大）、能源板块（江钻股份、西山煤电、长春燃气）、消费类（美的集团、王府井、吉林敖东）、科技软件（易联众）、节能环保（中材节能）

（二）各阶段股票建仓和调仓原因分析

1、10.9日-11.10日建仓原因

银行业三季报出炉，因平安银行营收增速排全行业第二名，并且10.2元的股价低于净资产；光大银行虽说没有平安业绩靓丽，但是2.77的股价远远低于3.7的净资产，并且已有消息披露，光大集团将改革重组，改革之后光大银行将可以实现A+H股并合并资产负债表，对公司属于利好；新能源及传统能源势必会重新估值修复，页岩气开发新浪潮，煤炭资源相关税费改革，中国与俄罗斯签订天然气大单，建仓江钻股份、西山煤电、长春燃气；国家出台一系列促进消费的改革文件，建仓美的集团、王府井、吉林敖东；三股市盈率均处于低位，有较大上涨空间；金融租赁中的物产中大建仓后由于公司重大投资事项，停牌至今；楚天高速属于业绩稳定，股价跌破净资产，参与并购基金概念；易联众属于科技概念板块，涉及民生社保信息云服务，发展潜力巨大；

2、调仓原因

①方正证券出现股东纠纷，利空情况下在获利27.53%左右平仓规避风险；②光大银行因与平安银行板块相同，趋势相同，故平仓；③增加美邦服饰因参股民营银行概念，虽然3季度收入下滑，毛利率下降12.1%，费用同比增加4.74%，但是随着四季度到来，到达销售旺季（双十一），零售业将达到销售高峰，必将带来业绩上升预期；④增加丽江旅游属于独特稀缺资源，旅游业逐年人数创出新高，三季度收入同比增长37.78%，管理费用下降，毛利仍维持高位，投资收益增加，四季度旅游业将迎来春节高峰，必将带来业绩上升预期；⑤增加海康威视属于安防视频监控概念，前三季度营收106.07亿元，净利润增幅54%，全年预计40%-60%，公司与阿里、腾讯、乐视签署框架协议合作开发，充满想象空间。

3、11.10日-12.5日中国人民银行决定

自2014年11月22日起下调金融机构人民币贷款和存款基准利率。金融机构一年期贷款基准利率下调0.4个百分点至5.6%；一年期存款基准利率下调0.25个百分点至2.75%。证券市场表现利好消息。降息落地，银行券商全面开花，随着大盘上攻2900，个股方面基本全线收涨，前期涨幅接近30%的吉林敖东获利了结，楚天高速及中材节能短期涨幅也较大，获利了结，西山煤电，平安银行，中金黄金均收益达到20%。江钻股份由于前期涨幅较大，属于追涨进入，故产生亏损，进行平仓。其余个股均盈利。

4、12月16日对股票进行清仓

总资产达到1123234475。盈利123234475。

三、投资组合业绩评估

模拟股票投资组合业绩评估期间为10.9-12.16日，为期两个多月。现对期间所有股票做整体分析。证券模拟组合总回报如下图所周期实现12.32%收益。总回报的走势低于沪深300的总回报，原因是因为股票持有期间没有判断准确，没有持有到位。另外还有一些如易联众等亏损拉低了整体投资的回报率。

（一）风险调整指标的绩效分析

1、夏普指数

反映了单位风险基金净值增长率超过无风险收益率的程度。夏普指数=(平均报酬率－无风险报酬率)/标准差夏普比率越大，说明基金单位风险所获得的风险回报越高。

2、特雷诺指数

是每单位风险获得的风险溢价，是投资者判断某一基金管理者在管理基金过程中所冒风险是否有利于投资者的判断指标。特雷诺指数是对单位风险的超额收益的一种衡量方法。该指数计算公式为:T=（Rp―Rf）/βp其中：T表示特雷诺业绩指数，Rp表示某只基金的投资考察期内的平均收益率，Rf表示考察期内的平均无风险利率，βp表示某只基金的系统风险。特雷诺指数越大，单位风险溢价越高，开放式基金的绩效越好，基金管理者在管理的过程中所冒风险有利于投资者获利，反之。

3、詹森指数

实际上是对基金超额收益大小的一种衡量，是证券组合的实际期望收益率与位于证券市场线上的证券组合的期望收益率之差。詹森指数所代表的就是基金业绩中超过市场基准组合所获得的超额收益。即詹森指数>0，表明基金的业绩表现优于市场基准组合，大得越多，业绩越好；反之，如果詹森指数〈0，则表明其绩效不好。

（二）模拟数据业绩评价显示

篇(7)

英国学者邓宁在海默的垄断优势理论，巴克利和卡森的内部化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国际生产折衷理论，对跨国公司及对外直接投资现象做了全新的解释。他指出：一个企业进行直接投资是有三个因素决定的，即所有权优势，内部化优势和区位优势。邓宁把区位优势看作国际投资区位选择的关键因素，并把区位因素归纳为市场因素、贸易壁垒、成本因素和投资环境，随后又补充了语言、习惯等非经济因素。

根据邓宁的理论，伍德沃和罗尔夫对影响出口导向制造业国际分配的主要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根据他们的分析，跟投资选址呈正相关关系的因素有：GDP、汇率贬值、免税期限、自由贸易曲的规模、政治稳定因素、制造业的积聚度、土地面积等；而与选址呈负相关关系的因素有：工资、通货膨胀率、运输费用、工会组织等。

朴商天（2004）以中国市场为研究对象，对外商在华直接投资的地区性差异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得出：对外开放度、集聚化程度、鼓励政策与直接投资之间存在着明显的正相关关系，而工资水平、研发人力则对直接投资起着反作用。基础设施对选址呈正相关关系，但对外商投资企业经营活动的影响正在减少。

这些理论都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FDI区位选择的动因，前两个是以多个国家为研究对象的，对我国具有一定的借鉴性，但不可能完全符合中国的现实情况。朴商天虽然以中国为研究对象，但他只简要的讲述了影响地区性差异的因素，对某些区域存在着哪些具体的问题方面并没有解释。本文根据这些学者提出的因素，结合中国东、中、西部的具体情况，解释对外直接投资在我国分布不均衡的原因和由之得出的一些启示。

二、提出问题

中国已成为世界上吸引外商投资额最大的国家，但是外商在华直接投资的地区性发展很不平衡。主要集中在东部沿海地区，特别是以上海为中心的长江三角洲、以东莞为中心的珠江三角洲和以京津唐地区为中心的环渤海经济圈。据有关数据显示：目前外商对华直接投资中有87.84%分布在东部地区，9.09%分布在中部地区，而西部地区只有3.08%。究竟是什么因素导致对华投资的如此不均衡，跨国公司进行投资区位选择时考虑的因素又有哪些呢？中外学者做了大量的研究。

三、影响外商对华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因素

1政策因素

张立（2002）对FDI在我国省际分布的决定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他引入了各省执行FDI优惠政策的时间，结果显示，各省执行优惠政策的时间先后对FDI的流入有着显著的影响。我国的珠江三角洲和长江三角洲作为政策开放较早的地区，利用自己东南沿海的区位优势、政策优势和劳动力成本优势，通过建立开发区和工业园区，最先成为对外直接投资在我国的集中区。1992年中国开放内陆城市并实行也沿海地区相同的鼓励政策，推动了中国中西部地区的对外开放，近几年外商对中西部的投资有所增长，特别是长江中上游地区，如安徽、江西、湖北、云南、贵州等省份。差距不可能在短期内消除，但中西部地区已经开始了引进外资的征程。

2劳动力成本及工资水平因素

劳动力成本是影响外商直接投资区位决策的成本因素中最为主要的成本。Austin(1990)强调发展中国家吸引外资的主要原因在于低工资水平，工资高低与外商投资呈负相关关系。朴商天（2004）通过实证分析，验证了这一关系的正确性。作为人口大国，中国具有丰富而廉价的劳动力资源，这种成本竞争优势对跨国公司具有强大的吸引力。劳动力导向战略是跨国公司对华直接投资重要的区位选择战略。除了成本因素，劳动力素质也直接影响到劳动生产率的高低。特别是在一个东道国内部，低劳动力成本经常意味着低的劳动生产率，只有那些低成本并且具有较高劳动生产率的区位，才能比低成本、低劳动生产率的区位更具有吸引力，这就是外资没有因为劳动力成本低而大量流向中西部地区的原因。

但是过高的工资水平也会抑制外资的流入。以长江三角洲职工平均工资衡量的劳动力成本显示，上海、宁波、杭州、南京和苏州等地的工资水平，远高于长江以北地区城市。工资成本对FDI分布的影响就是，未来的长三角地区外资可能会更倾向于投资到工资水平较低的周边地区，甚至转移到区外。工资成本的上升对长三角的外资流入是一个不利因素。

3土地成本因素

珠三角地区开发较早，当外资聚集到一定程度后，可利用的土地越来越少，而成本不断攀升，对FDI起到了明显的抑制作用。按2002年单位土地面积的GDP衡量，深圳、汕头、广州、海口和福州等珠三角城市的土地成本在全国排在前列。自90年代以来，珠江三角洲在引进外资中所占的比重有所下降，而长江三角洲和环渤海地区的比重在持续上升。

4.基础设施质量

基础设施（公路、铁路、港口和信息通讯等）和基础工业的发展状况决定着社会生产的规模和效益，特别是具备一定投资规模的大型企业，如果生存在一个基础设施薄弱的经济环境中，将会导致投资收益递减。在我国，各地区的投资硬环境差异非常大，例如东部沿海的广东省和江苏省经过十几年的努力，目前的基础设施建设已经相当完善。根据国家统计局的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01年，东部地区的交通线路综合密度为1597公里/平方公里，同期中部地区为680公里/平方公里，而西部仅为29公里/平方公里，与东中部地区相差甚远，成为外资进入的“瓶颈”。

5集聚效应区域产业基础是吸引对外直接投资的重要因素。一方面，全球80％的FDI集中在发达工业化国家（hakrabarti，2003），外国资本在这些国家的投入也更加集中；另一方面，对外直接投资的分布呈现出比较明显的集聚效应（Figueiredoetal，2000），区域产业基础越强，外资企业越多，外商就越容易在该地区投资。Headetal（1996）对我国931家外资企业进行了研究，发现有“吸引力”的城市——那些具有良好产业基础的城市——获得了更多的投资，而集聚效应则放大了政策的直接影响。

对于集聚现象，Krugman（1991）的研究提供了一个基本的研究视角。他结合城市经济学和区域科学，认为：聚集效应的关键是规模经济，特别是外部规模经济；聚集能导致生产某一种产品的平均成本下降，进而产生递增的规模效应。聚集效应体现出一种路径依赖，进而影响后续FDI的聚集(吴丰，2001)。外商直接投资的聚集效应体现在增量FDI的区位选择受到特定区位的FDI存量的影响，即当某一地区的外商资本控制的厂商越多，新的外商就更倾向于投资该区域国家或区域(许罗丹、谭卫红，2003)。许罗丹、谭卫红(2003)、王剑、徐康宁(2004)、吴丰(2001，2002)对FDI在中国表现出的聚集效应进行了研究阐述，均认为外商投资的聚集效应明显。为了在运输成本最小化的条件下实现规模经济，制造企业倾向于在有巨大需求的市场或潜在市场区域选址，而需求本身的定位取决于制造业的分布。区域产业基础与对外直接投资的进入具有双向促进关系。资本的进入增强了该地区的产业能力，同时也强化了外资的集聚机制。以苏州为例，该地区的IT制造业目前已具备了相当完整的产业链，在开发区周围25公里内可以达到98％的产业配套率。这种配套体系在吸引跨国公司进入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苏州由此成为全球IT制造业最重要的集聚区之一。台湾十大笔记本电脑公司有九家在苏州投资，包括明基、华硕、华宇、台达在内的台湾20家最大的电子信息企业，有16家人驻苏州，随后相关配套企业相继进驻，产品包括线路板、电脑配件、主机板、扫描仪、鼠标器、及电池和笔记本电脑等等，共有1500余家IT企业，形成较为齐全的IT产业配套体系，这种产业链投资方式既使企业具备了较强的竞争优势，又增加了苏州招商引资的吸引力。

行业的地区集中可以提供一个足够大的市场使得各种各样的专业化供应商得以生存。在我国，另一个具有说服力的是广东东莞，这里集中了大量的来自海外特别是台湾地区的计算机和电子设备制造商，是公认的全国电子产品配套能力最强的地区，在此设厂，有助于厂商增强其竞争力和建立竞争优势。有了特定产业的聚集，就能吸引相关的FDI进入，而我国西部就非常缺乏这种聚集，是吸引FDI的薄弱环节。

6“核心一”体系（CPS）。在对外直接投资比较集中的地区，往往会形成“核心一”体系（CPS），在空间一上的表现即为围绕“核心”区域形成的“核心一”（CP）结构。因此，与核心区域的地理接近性，成为影响对外直接投资的重要因素。我国“核心-”体系的结构可分为两种：第一种是与投资国相邻，易于吸引投资。例如我国广东的东莞、深圳等地区，由于毗邻香港，而成为外资最先进入我国的地区之一。山东的青岛、威海等地则由于与日本、韩国接近，而成为日资和韩资集中的地区。CP结构形成后，会在该地区产生一种引力，企业在选址时将遵循引力模型中所描述的企业关系，形成集聚效应。第二种是对外直接投资在核心区域选址后，吸引了大批跨国配套企业进入，这些企业在核心区域附近选址，形成了以产业配套为特点的区域。1993年，台湾明基公司在苏州新区投资设厂，同时还召集其台湾核心配套厂商，吴江由于具有土地和区位优势成功吸引了一大批配套企业人驻，从而在以苏州为核心，以吴江为的地区形成了以产业配套协作体系为特点的CP结构。

基于对外直接投资影响因素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促进区域经济特别是中西部经济发展的几点启示：

1.接受并推行投资自由化

加快西部对外开放的基本方向是投资自由化和贸易自由化。投资自由化主要是指那些有利于促进长期性外国直接投资的自由化政策，包括三方面内容：一是促进市场竞争原则，通过减少或消除特别针对外国投资者所采取的歧视性措施，取消市场准入限制，促进市场竞争。外国直接投资参与西部基础设施建设的潜力也非常巨大，要创造宽松的环境，鼓励外资进入能源、交通、通讯等基础设施优先发展领域，允许外资公平参与国家重大工程项目或公共项目的公开竞争招标。二是享受国民待遇的原则，即外国投资者的待遇等同于本国投资者，一方面，应取消对外资企业在税收等方面“超国民待遇”的优惠政策；另一方面，应取消对外资企业贷款、融资、投资等方面“非国民待遇”的歧视性措施，严禁对各类外资企业乱收费和变相增加非生产性负担。三是提供制度保护原则。按照市场经济原则发挥市场经济机制来促进投资自由化和吸引外资，同时创造良好的投资环境和制定相应的竞争性政策，以抑制某些私人投资和贸易的负面影响对市场竞争的破坏效应。四是尽量减少本是不必要的，繁琐的政府干预。无论是提高企业经济绩效，还是提高西部地区整个经济的效率，关键是增强市场的竞争性。在此意义上，投资自由化就是经济市场化，竞争游戏规则的公平、公开化以及监督机制的透明化、制度化。

2.积极开发人力资源

就西部而言，开发人力资源具有尤其重要的特殊意义。因为西部地区最大的资源是人力资源，也是中国目前就业压力最大的主要地区之一，由于政府投资本身创造不了多少就业，因此政府的作用主要是通过有效的人力资源开发政策，吸引外国投资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这对扩大就业、缓解失业压力具有重要作用。这就要求政府不仅要实行直接影响FDI的投资自由化和贸易自由化的政策，更重要的是要将人力资源开发放在极其重要的位置上，包括大力发展教育，积极培育劳动力市场和人才市场，鼓励外资企业对其员工进行人力资源开发以提供更多的培训机会，增加中央对西部地区的转移支付，鼓励少数民族控制人口增长，在逐步解决“收入贫困”的过程中逐步解决“人类贫困”、“知识贫困”和“文化贫困”问题等。

3.实行跨国公司友好型政策，加快基础设施建设，积极吸引跨国公司直接投资

吸引跨国公司是中国和西部获取全球知识与技术的重要来源，也是西部缩小与东部和发达国家知识与技术差距的重要途径。提高西部地区产业竞争力的一个重要途径就是善待跨国公司，把吸引跨国公司的技术、资金与西部和中国相对巨大的消费市场等互补性优势结合起来，吸引世界上规模最大、技术最先进、国际竞争力最强的跨国公司大规模投资于西部，并发展跨国公司和国内企业的后项联系，鼓励与本地区著名的大企业联盟，提高其市场竞争力。这是西部开发最好的吸引外资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