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地理学论文精品(七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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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关键词：新经济地理学；新贸易理论；“新”新经济地理学；“新”新贸易理论；企业异质性；空间格局；区域经济学；空间经济学

中图分类号：F061.5；F09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48131（2017）01001008

一、引言

经济活动空间分布的非均衡性或者说经济活动具有空间结构性这一特征，是我们研究现实经济无法回避的问题（年猛 等，2012）。然而，经济活动的空间因素却被主流经济学家长期忽视，这种研究不仅“在上一代基本上处于休眠状态”（Krugman，1991a），而且难入主流。目前，已经声名鹊起的新经济地理学（New Economic Geography，NEG）t把空间因素纳入一般均衡理论分析的框架之中，探究经济活动空间分布的规律，解释产业活动的空间集聚机制，并以此来分析和探讨区域经济增长的规律与途径（安虎森，2009）。

经过20多年的发展，新经济地理学日趋成熟与完善，形成了许多理论模型。尤其是近年来，企业异质性（Heterogeneous Firm）理论的引入，增强了新经济地理学对现实经济的解释力、完善了新经济地理学的理论基础。本文的目的主要在于阐述新经济地理学的最新研究进展――“新”新经济地理学对新经济地理学的继承和创新及其在中国的应用和创新方向。

二、 空间、新贸易理论与新经济地理学

1.缺失空间维度的主流经济学

经济活动在地理空间上的集聚现象在现实中是非常普遍的。然而长期以来，主流经济学一直排斥关于空间经济的研究，至今在主流经济学的教科书中仍热衷于讲述没有空间维度的经济理论（安虎森，2010）。美国经济思想史学家马克・布劳格（Blaug，1997）在《经济理论回顾》一书中指出：“18世纪的伟大经济学先驱爱尔兰经济学家理查德・坎蒂隆（R. Cantillon）、英国经济学家詹姆斯・斯图亚特（J. Steuart）、苏格兰经济学家亚当・斯密（A. Smith）等，曾大量论述过关于区域与距离这个两位一体现象有关的空间经济模式，然而令人不解的是，这一关乎‘空间’的经济研究主题在1800年以后的主流经济学文献当中几乎不见踪影；尽管古典区位论在19世纪兴起、成熟并产生一定的影响力，但一直被主流经济学排斥在外而无法进入主流经济学的殿堂，直到20世纪50年代，整个主流经济学对现实经济世界的分析都是缺少空间维度的”。

虽然主流经济学长期忽视空间维度，但诸如区位论、城市经济学、区域经济学、经济地理学等学科一直研究并关注经济活动的空间特性，其中也产生了很多经典的空间分析范式。然而这些学科在研究经济现象时，常常假设经济活动的集聚体（例如城市）是外生的（如德国经济学家约翰・杜能的农业区位论），并把这种经济活动在地理空间上的集聚现象视作“黑箱”处理，这种处理方式显然无法对主流经济学产生很大的影响。然而，由于经济活动的空间“块状”特征非常普遍且无法回避，于是主流经济学理论从“外部性”这种外部性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指生产要素禀赋空间分布的不均衡，由HO理论、比较优势理论等构成；另一方面是指技术外部性，也称为技术外溢或知识扩散。 来解释经济活动的空间差异现象。但是，主流经济学这种外部性对集聚形成的内在机制的解释无法令人信服。

一些经济学家尤其是新经济地理学家们认为，主流经济学之所以长期缺失空间维度，关键是缺乏处理不完全竞争的市场结构和规模报酬递增的技术工具（Krugman，1995，1998a，1998b；Fujita et al，1999）。可以说，主流经济学家们是由于缺乏合适的技术工具而不得已回避空间问题的；同时，区位论等非主流的相关研究由于缺乏严谨的模型表述和未采用一般均衡分析方法而无法得到主流经济学的认同。正因为主流经济学的无能为力和非主流相关学科的研究不足，“空间”这一经济学“最后的前沿”成为了新经济地理学诞生的立足点。

2.新贸易理论为新经济地理学的生产提供了技术上的支持

新经济地理学（New Economic Geography，NEG）实际上是脱胎于新贸易理论（New Trade Theory，NTT）的，而与这两个领域联系最为紧密的经济学家则是美国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P. Kugman）（安虎森，2009）。Krugman的突出贡献在于：在国际贸易领域开创了新贸易理论和在经济活动区位分析方面开创了新经济地理学。

1979年，Krugman在《收益递增、垄断竞争和国际贸易》一文中，使用DS模型构建了全新的综合了传统观点的新贸易理论框架（Krugman，1979）。这篇论文不仅包含了“即使不存在比较优势和生产要素禀赋差异，规模经济也是导致国家或地区间贸易产生的重要原因之一”的新贸易理论核心思想，而且具有了新经济地理学的雏形思想，即可以在主流经济学的一般均衡框架内分析经济活动和生产要素的区位。1980年，Krugman在《规模经济、产品差异与贸易模式》一文中，用“冰山成本”（Iceberg Cost）“冰山成本”是美国经济学家Samuelson于1952年首次提出，目的是用来描述由于贸易壁垒而产生的经济效率的损失。Krugman将其引入国际贸易研究中以替代传统的运输成本假设，即一单位商品在到达目的地时会像“冰山”一样“融化”掉一部分，而“融化”的这部分就是运输成本。这种假设显然有利于Krugman数理模型的构建并得到一些有意义的结论，但这种“线性运输成本”的假设也受到了一些反对者的批评。 假设替代传统的运输成本假设，在进一步完善新贸易理论的同时，其提出的“本地市场效应”（也称市场接近效应，Home Market Effect）同样是新经济地理学的重要内容（Krugman，1980）。尽管新贸易理论蕴涵了新经济地理学的思想，但没有实现立足于消费者与企业空间区位选择的一般均衡分析。因此，直到1991年Krugman发表的《收益递增与经济地理》才被认为是新经济地理学的开篇之作（Krugman，1991a）。

因此，新贸易理论被经济学界誉为垄断竞争和规模报酬递增革命的第二次浪潮，并为新经济地理学的诞生奠定了诸多基础。Krugman创立的CP模型，也是在新贸易理论模型广泛使用的基本元素（如消费者多样化、规模报酬递增、垄断竞争等）的基础上，增加了具有规模报酬不变和无运输成本等特征的农I部门以及工业企业和工人在地理空间上的无成本迁移而得出的。在Krugman创立新经济地理学之后，国际贸易理论与经济地理学通过新的理论视角而联系得越来越紧密，即在给定生产要素国际分布的情况下，同时探讨不同国家之间的专业化（国际贸易理论）和这些要素在不同国家之间的区位运行（经济地理学）的共同驱动力。

3.“新”新贸易理论为“新”新经济地理学的产生提供了微观理论基础

《贸易对产业内的再分配和产业总生产率的影响》（Melitz，2003）一文一经发表就在国际贸易领域内掀起了以企业异质性为基本特征的“新”新贸易理论（‘New’ New Trade Theory，NNTT）研究浪潮。NNTT从一个新的角度，即更加强调企业而不是行业的重要性，来理解在全球化时代下国家或地区所面临的机遇和挑战。相比传统的贸易理论中用比较优势和要素禀赋原理来解释产业间贸易以及新贸易理论中用规模收益递增原理来解释行业内贸易，“新”新贸易理论则是从更加微观角度――企业来解释国际贸易活动。NNTT模型揭示出国际贸易导致一个地区或国家同一产业内只有生产效率更高的企业才能进入国外市场，而效率低的企业只能被淘汰出国际市场，同时市场份额的再分配也会促使效率更高的企业拥有更大的市场份额，并最终会提升整体行业的生产效率。近年来，得益于微观企业统计数据获得的便利性，大量实证研究也验证了“新”新贸易理论的结论。

因此，引入了企业异质性的“新”新贸易理论，弥补了传统贸易理论和新贸易理论只研究产业层面而缺少企业层面的微观理论基础的缺陷，进一步增强了贸易理论对现实国际贸易活动的解释力。随着新贸易理论稳步发展到“新”新贸易理论，新经济地理学也逐渐发展到“新”新经济地理学（‘New’ New Economic Geography，NNEG）。“新”新经济地理学仍然以规模经济和不完全竞争为基础，但更强调企业、个人等微观异质性和企业的集聚行为。更关注微观异质性（microheterogeneity）的“新”新经济地理学是对关注宏观异质性（macroheterogeneity）的新经济地理学的理论发展和补充，在整个新经济地理学的体系中搭起了理论与现实的桥梁，而理论与实际的不符正是新经济地理学饱受批评的原因。

三、“新”新经济地理学的继承与创新

1.新经济地理学的发展脉络与“新”新经济地理学的产生

（1）DS模型的出现和新贸易理论的创立为新经济地理学的产生奠定了技术基础

1977年，印度裔美国经济学家迪克西特（Dixit）和美国经济学家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 Stiglitz）创立的DS模型，为新经济地理学家们提供了将规模收益递增和不完全竞争纳入一般均衡模型的工具，从而新经济地理学得以被主流经济学所接纳。DS模型设计精巧，涉及产业组织、国际贸易、经济增长、新经济地理学等领域，产生了较为深远的影响。

Dixit和Stiglitz（1977）通过假设商品效用函数的拟凹性和不变替代弹性以及差异化产品，保留企业在垄断竞争市场上自由进入和退出的假定，构建了消费者消费多样化与企业生产规模经济的一般均衡分析框架。根据原假设，在报酬递增和垄断竞争市场结构下，产品之间具有一定程度的替代性和差异性；消费者具有多样化消费偏好特征。对生产者来说，在市场规模和生产资源一定的情况下，产品的种类越少，市场竞争就越不激烈，厂商就越能利用规模经济进行一种产品的生产；对于消费者来说，由于多样化消费能促进效用的增加，因此产品的种类越多越好。这样就产生了厂商偏向商品种类少样化而消费者偏好种类多样化的“两难”冲突。在市场规模不变情况下，新厂商的自由进入最终导致市场均衡，厂商利润为零；然而市场规模的扩大有利于生产者发挥规模经济优势，促使产品的种类的增加和单位产品生产成本的下降（即生产效率的提高）。DS模型暗含的“商品贸易促使市场规模扩大、规模经济有效利用以及消费者效用水平提高”的思想，在国际贸易研究领域得到吸纳和应用，并最终发展成为新贸易理论。

（2）CP模型的创立与新经济地理学的批判性发展

Krugman（1991a，1991b）建立的CP模型（CorePeriphery Model，译为“中心―模型”或“核心―边缘模型”）揭示出集聚是由规模经济、市场规模和运输成本等因素相互作用决定，并将经济活动的空间集聚现象完全内生化。Krugman（1995）指出，运输成本与产业集聚水平之间是非线性的，呈倒“U”型关系，即：在贸易自由度很低（即指运输成本非常高）的情况下，经济活动呈空间分散格局；随着贸易自由度开始提升（即运输成本开始下降），由于存在“黏性”特征新经济地理学中的“黏性”特征即指“路径依赖”现象。 ，经济活动的区位不会很快发生改变；但是当贸易自由度达到某个特定的临界值时，会产生“突发性集聚”，经济活动会突然向某个区域集中并不断发生累积，并最终形成“中心―”（中心是工业区，是农业为主的区域）的空间结构。

CP模型的问世标志着新经济地理学的诞生，其模型本身也不断被Krugman本人及其他学者改善和补充。英国经济学家理查德・鲍德温（R. Baldwin）等人在《经济地理与公共政策》一书中，对新经济地理学相关模型进行了总结（Baldwin et al，2003），主要有：自由资本模型（Footloose Capital Model，FC模型）（Martin et al，1995）、自由企业家模型（FootlooseEntrepreneur Model，FE模型）（Ottaviano，1996；Forslid，1999；Forslid et al，2003）、资本创造模型（Constructed Capital Model，CC模型）（Baldwin，1999）、全域溢出模型（Global Spillovers Model，GS模型）（Martin et al，1999）、局部溢出模型（Local Spillovers Model，LS模型）（Baldwin et al，2001）、中心―边缘垂直模型（CorePeriphery VerticalLinkage Model，CPVL模型）（Krugman et al，1995；Fujita et al，1999）、自由资本垂直模型（Footloose Capital VerticalLinkage Model，FCVL模型）（RobertNicoud，2002）、自由企业家垂直联系模型（FootlooseEntrepreneur VerticalLinkage Model，简称FEVL模型）（Ottaviano et al，2002）等。

上述模型都以依赖“DCI框架”“DCI框架”是指以DS模型为基础，并采用不变替代效用函数（CES）和冰山运输成本假设（Iceberg transport cost）。 为基本特征。为摆脱“DCI框架”，尤其是“冰山运输成本假说”与F实的不符，经济学家奇安马可・奥塔维亚诺（G. Ottaviano）等建立了线性自由资本模型（Linear Footloose Capital Model，LFC模型）和线性自由企业家模型（Linear FootlooseEntrepreneur Model，LFE模型）（Ottaviano et al，1999；Ottaviano，2001；Ottaviano et al，2002），尝试使用包含二次子效用的拟线性需求函数、线性运输成本和差别定价的框架来解析“中心―”现象。以“DCI框架”和线性函数为基本特征的两种模型构成了新经济地理学在经济关联（ELinkage）方面的理论体系，而日本经济学家藤田昌久建立的关于知识关联（KLinkage）的模型（Fujita，2007），以及最近兴起的企业异质性的引入，使新经济地理学的研究向贴近现实世界的方向拓展，这种趋势也代表着未来新经济地理学的发展方向。

（3）新经济地理学面临的挑战、微观异质性与“新”新经济地理学的产生

新经济地理学只关注宏观异质性而缺乏微观基础是其饱受批评者诟病的主要原因之一，而“新”新贸易理论的出现为新经济地理学解决微观基础问题提供了极为重要的思路。Baldwin和Okubo（2006）借鉴美国经济学家马克・梅里兹（Melitz，2003）的研究思路建立了第一个基于微观主体异质性的新经济地理模型，并开启了基于微观主体异质性的经济地理研究潮流（杨开忠 等，2016）。2011年，Ottaviano首次将纳入企业异质性的新经济地理模型称为“新”新经济地理学（Ottaviano，2011）借鉴Baldwin和RobertNicoud（2005）等学者将引入企业异质性理论的新贸易理论称为“新”新贸易理论的做法，Ottaviano（2011）将引入企业异质性假设的新经济地理学称为“新”新经济地理学。 。

“新”新经济地理学将企业之间的效率差异引入传统的新经济地理模型中，以考察企业异质性条件下的生产成本和市场规模的差异。当不同的企业面临区位选择时，效率低的企业为避免激烈的竞争而具有更强的动力远离区位优势较好的地区（Baldwin et al，2006）。因此，企业异质性可以作为额外的分散力（Dispersion Force），更何况，贸易成本越大企业产品之间的替代性就越大。

此外，通过NNEG模型我们可以从竞争性企业供应产品的数量差异及生产效率差异的角度来分析区位差异。从这个角度出发，研究企业产品之间的替代弹性可以阐释横向产品差异化（horizontal product differentiation），而研究企业生产效率差异可以阐释垂直产品差异化（vertical product differentiation）产品差异化（Product Differentiation，也被译为产品特异性）是指企业通过某种方式改变同质性或差异较小的产品，从而使消费者相信这些产品具有差异并产生偏好的不同。如果产品特征水平在空间上扩大使得一个消费者的效用上升而另一个消费者效用的下降，这种产品差异就是横向的；若产品特征水平在空间上的扩大使得所有消费者的效用都增加，这种产品差异就是垂直的或者是纵向的。产品差异性与垄断竞争市场结构密不可分，并一同被引入经济学文献中。在区位类比分析中，根据具有不同特征的产品的相对数量，某一特定产品被认为定位于一个特定空间中，进而可以根据差异产品空间分布的特征来分析企业之间的区位差异。 。在“新”新经济地理模型中，横向产品差异化可以促进企业空间集中，垂直产品差异化则促进企业空间分散。从这方面来看，不同企业在效率上的异质性程度成为决定经济活动地理分布的一个微观因素。同时，对人异质性（Heterogeneous Agents）的研究，对于进一步理解企业与劳动者异质性导致经济集聚的机制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Duranton et al，2004）。

“新”新经济地理学认为，相比生产率低的企业，生产率高的企业更具竞争力，因而能在市场规模较大的核心地区生存并获得规模经济效应；而生产率较低的企业为避免竞争会离开核心区而定位于竞争并不激烈的边缘区域，这样就形成了存在“质”的差别的“核心―边缘”结构。很显然，这种空间结构与新经济地理模型中的同质化的空间结构是不相同的。企业异质性理论的引入，激发了国外一些经济地理学家们的研究热情，出现一系列的研究成果，不断补充和完善“新”新经济地理学。综合这些研究成果，可以把企业或个人等微观异质性对经济活动空间分布的影响归结为以下三大效应：集聚效应，指由于企业的地理集中会产生知识溢出等正的外部性和形成规模经济而有利于企业生产率的提高；空间选择效应，指在竞争的作用下，生产率高的企业会集聚在核心区而生产率低的企业只能布局在边缘区；人才归类效应，指优秀人才会主动选择在核心区（大市场区）工作（Baldwin et al，2006；Okubo et al，2010；Behrens et al，2014）。

总体而言，“新”新经济地理学主要从以下三个方面推动了新经济地理学理论体系的完善和发展：一是探讨了微观异质性对新经济地理模型主要特征和结论的影响，并为新经济地理学奠定了微观基础（Baldwin et al，2006，2009）；二是从企业和劳动者异质性出发重新探讨经济活动空间集聚形成和城市空间结构变化的微观机制（Behrens et al，2014）；三是在企业异质性假设条件下，探讨区域政策对区域经济增长与福利变化的影响（Baldwin et al，2006，2009；Baldwin和Forslid，2010）。

2.“新”新经济地理学主要分析框架

“新”新经济地理学采用“新”新贸易理论研究的最新成果，并在沿用新经济地理学的分析框架的基础上，力求构建更加多元化的模型。综合目前研究的成果，“新”新经济地理学的理论模型主要基于以下三大分析框架：

（1）DS垄断竞争分析框架。如前所述，无论是新贸易理论、新经济地理还是“新”新贸易理论，DS框架都是其理论模型的基础分析框架。Fujita和Krugman（1999）也认为整个新经济地理学都是建立在DS垄断竞争分析框架、冰山贸易成本理论、特别动态演化和计算机模拟的基础之上的。因此，“新”新经济地理学的最初创立者也沿用了这一传统。其中，Baldwin和Okubo（2006）在DS框架下探讨了企业异质性对企业区位定位的空间选择与空间分类效应；法国经济学家克里斯蒂安・贝伦斯等也在DS框架下证明了大城市具有高效率的特征（Behrens et al，2014）。

（2）OTT分析框架。OTT分析框架是由Ottaviano、Tabuchi和Thisse等建立的一个基于准线性二次函数分析框架（Ottaviano et al，2002）。与DS框架相比，OTT框架一方面克服了DS框架下企业产品边际成本加成定价的缺陷，使得企业产品的最优定价策略随市场规模的变化而变化；另一方面用准线性效用函数替代CES（不变替代弹性）效用函数，使模型中所有内生变量都可以用外生变量以线性形式表示，具有完全解析能力。OTT框架一经推出，就在贸易领域与新经济地理领域得到了大量的运用。其中，Melitz和Ottaviano（2008）采用OTT框架分析了市场规模与企业生产率之间的关系；日本经济学家久保卓治等（Okubo et al，2010）也基于OTT框架分析了企业异质性对其空间区位选择的影响。

（3）BEKJ分析框架。BEKJ模型由Bernard、Eaton、Kortum和Jensen等建立（Bernard et al，2003）被看作是“新”新贸易理论的另一重要模型。由于BEKJ模型仅仅关注Frenchet分布，而无法反映随机企业的比较优势，因此该分析框架无论是在贸易领域还是新经济地理领域使用得都比较少。

四、“新”新经济地理学在中国的研究现状及启示作为空间经济学的新方向（杨开忠等，2016），国外学者对“新”新经济地理学已关注近十年，而国内研究才刚刚起步。由于微观层面稻菘苫竦眯越喜睿国内相关研究主要以引进介绍国外研究成果为主（李福柱，2011；颜银根，2013；陈光，2015；杨开忠 等，2016），仅有少数学者开展了相关实证研究，且主要集中在微观主体异质性集聚验证（刘海洋 等，2015）和“新”新经济地理学视角下企业效率的影响机制（梁琦等，2012、2013；王文雯等，2015）等方面。同时，相关研究也缺乏符合中国国情的理论模型。

Krugman（2011）指出，对于发达国家而言，新经济地理学“讨论的是过去，不是现在，更不是未来”，但是对于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而言，新经济地理学正当其时。实践应用是检验理论的标准，中国的经济发展实践为新经济地理学及其最新理论进展提供了广阔的应用平台（孙久文 等，2015）。而“新”新经济地理学的引进也为研究中国区域问题提供了新的研究思路和理论依据。我们应积极借鉴其最新研究视角和方法，结合中国经济实际，从时间和空间上来研究经济活动空间格局形成的内在机制。

首先，“新”新经济地理学为研究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空间格局提供了新的微观思路。目前，中国存在区域之间发展不均衡、城乡差距长期存在以及产业空间分布不合理等问题，借鉴“新”新经济地理学的研究，我们可以从企业生产率差异、劳动者素质差异等微观异质性角度，来研究中国区域经济问题产生的深层次原因和解决路径。

其次，“新”新经济地理学为讨论和研究中国的区域经济政策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由于引入了微观异质性，“新”新经济地理学为学者研究政府实施区域政策的效果提供了具有预测性和针对性的分析框架。我们可以借鉴这种分析框架来研究中国实施的区域发展战略以及近年来密集出台的“新规划”，深入探讨其原因、机制和效果等。

最后，中国区域经济的发展也为“新”新经济地理学的发展提供了独特的、有价值的素材。因此，当前中国经济地理学研究学者应扎根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特色实践，从应用、模仿转向创新、突破，促进其区域经济理论体系的完善和发展。具体来讲，目前的研究应将“新”新经济地理学的理论和模型更大程度地与中国实际的地理空间结构、微观主体特征等结合起来，深入探讨市场的“空间选择效应”、区域政策的“分类效应”，并注重实证检验方法以及企业效率来源识别方法的创新，让理论模型和实证研究的结果更加符合中国的经济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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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辑：夏冬；段文娟）

收稿日期：20160918；修回日期：20161019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16CJY019）

篇(2)

关键词：产业转移 经济集聚 新经济地理学

研究背景

随着我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近年来我国沿海部分地区的土地成本已经接近甚至超过国外发达国家。而2008年新《劳动法》的实施、2009年以来通货膨胀造成的生活成本上升，沿海地区最低工资标准的提高使得我国沿海地区的劳动力成本迅速上升。事实上，我国沿海地区大量制造业、服务业企业已经或正在向我国内地以及越南等周边国家转移（上海财经大学高等研究院，2010）。

国内外对国际产业转移有大量的研究，主要理论包括：一是刘易斯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理论，认为催生产业转移的主要动因是发达国家人口增长率的下降，导致非熟练劳动力供给短缺、劳动力成本显著攀升，因此在降低成本的利益刺激下这些产业被转移到劳动力要素更为充足的发展国家；二是小岛清的边际产业转移论，提出一国对外直接投资是从本国（投资国）处于或即将处于比较劣势的产业开始依次进行，而不是从本国尚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开始；三是弗农的产品生命周期理论提出一个产品从诞生到衰退主要经历创新、成熟和标准化生产三个阶段，为了规避自身在某些产品生产上的比较劣势而向国外进行投资并转移（江霈，2009）。

本文运用新经济地理学的理论分析影响产业转移的因素。与上述理论相比，首先，新经济地理学理论所分析的区域不局限于国家层面，可以应用于分析不同层次区域单位的产业转移问题。其次，新经济地理学理论从消费者和企业的行为出发，最后得出一般均衡的结果，应用严密的数理逻辑，更适于进行实证分析。最后，国内对产业转移的实证研究大多以制造业整体作为研究对象，这不符合目前制造业只是部分转移，而且一些产业仍然在向沿海地区集聚的现状。 本文将对不同产业不同发展路径进行理论分析。

新经济地理学理论模型

新经济地理学主要解释了经济的空间集聚和区域间经济不平衡的原因。新经济地理学首次从微观层面上严格地证明了空间里经济活动的不平衡分布是一般均衡的结果。与主流经济学不同，新经济地理学假设企业内部存在规模报酬递增，经济活动存在交易成本，交易成本包括交易发生所需要的信息费用、运输费用和各种税负等费用的总和。企业以利润最大化为目的，权衡企业内部规模报酬递增和交易成本做出区位选择。本文将推动经济活动集聚的力量称之为向心力，推动经济活动扩散的力量称之为离心力。

（一）向心力（集聚力）

图1中的λ代表其中一个地区制造业所占比例，τ代表两个地区间的交易成本，τb是突破点，当交易成本低于τb所有制造业就会集中到一个地区，称之为核心地区，相应地，另外一个地区则称之为边缘地区。τs为维持点，当交易成本高于τs制造业将对称分布在两个地区。当交易成本位于突破点和维持点之间时，这两种均衡状态都有可能出现。

克鲁格曼的边缘核心模型解释了经济集聚出现的原因。集聚的力量主要来自本地市场效用，由于厂商生产技术规模报酬递增，因此厂商产销量越大，其利润越高，于是厂商一般倾向在产品需求量大的地方建厂。随着交易成本的下降，一般分散的对称空间结构不再稳定，当交易成本低于τb时，经济的空间结构将转变为不对称的核心边缘结构。核心地区一旦出现，由于核心地区相对较高的实际工资，将吸引熟练工人不断向核心地区流动，而工人的增加又增加了核心地区的本地消费，这进一步增强了核心地区的集聚力。而由于工人数量的增加扩大了劳动力市场的供给，促使更多的厂商在核心地区建厂，生产出更多的产品，这又进一步提高了实际工资，因此集聚由滚雪球效应推动，一旦启动就会产生持续加强的作用。如图1所示，最终所有的产业将集聚到一个地区。

在克鲁格曼模型中假设熟练工人是可以在不同地区间流动的，但事实上与工作相关的工人移动比例相当低，因此有必要解释在工人低流动性的条件下集聚出现的原因。其次它忽略了中间产品，而中间产品的销售要占到企业销售的较大比例。维纳布尔斯（1996）的中间产品模型证明即使在没有劳动力流动的条件下，CP结构同样会出现。假设某一地区集中了许多生产最终产品的厂商，则对中间产品的需求将吸引中间产品的生产者，转而中间产品将以较低的价格在核心地区提供，这又吸引更多的最终产品的生产者向核心地区流动。由于工人不流动，劳动力市场需求的增长，将造成工人工资的上涨，这又使对最终产品的需求增加，进一步推动经济集聚。

（二）离心力（扩散力）

在集聚力量产生的同时离散的力量也在增长，新的厂商在核心地区建厂，将压缩已有厂商的市场份额，导致利润下降。而且产品差异越小，厂商之间的竞争也就越激烈。当工人不能流动，新厂商的出现不仅仅挤压了已有厂商的市场份额，由于劳动力市场供给不变，而需求不断增加，这推动劳动力成本增加，同样降低了厂商的利润，将其称之为市场挤出效应。由于克鲁格曼模型严格的约束条件还有许多影响集聚的因素被忽略，本文主要讨论如下因素：

1.农业部门存在交易费用。在经济在核心地区集聚后，工业品的交易成本下降到一定程度后，核心地区和边缘地区的工业产品价格指数几乎相等，而核心地区要从边缘地区进口大量的农产品，如果农产品交易费用不变，则相对于边缘地区，核心地区的实际工资更低，工人可能向边缘地区迁移，又由于边缘地区相对低廉的劳动力成本，厂商将向边缘地区流动，核心地区的经济活动向边缘地区扩散。较低的农产品交易费用有利于工业的集聚，当农产品的交易费用很高时能够完全阻止工业的集聚。

2.由于经济活动集聚而产生的堵车成本。居住在城市（核心地区）中的工人至少要承担两部分的费用：上下班的交通费用和租房成本，两者总称为城市成本。随着经济的集聚，工人数量的增加，城市成本必将增加，这将减少工人的实际工资，同时增加厂商的生产成本减少其利润，随着交易成本的进一步下降，厂商将选择劳动力成本低廉的边缘地区，工人也将选择城市成本较低的边缘地区，经济的空间结构将由边缘核心结构转变为对称结构。总之，总体经济结构不仅受到地区间交易成本变化的影响，同时也受到各地区内部成本变化的作用。

产业转移的内在动力

从新经济地理学的角度来看，产业集聚和产业发散的过程都是产业转移的过程。但是在经济地理学中，只区分了以农业为代表的规模报酬不变的传统部门和以制造业为代表的规模报酬递增的现代部门，因此经济活动的集聚与发散都是以制造业整体作为分析对象。然而，现代制造业内部的不同产业之间存在很大的差异，这些差异在产业分梯次转移中具有不同的作用。因此本文将对制造业转移的区域因素和制造业分梯次转移的产业因素分开分析：

（一）推动产业转移的区域因素

1.如克鲁格曼核心边缘模型所述，本地市场规模是影响企业选址的重要因素，一般厂商都倾向于在本地市场规模较大的地区建厂，所以在形成核心边缘模型时，厂商会选择从本地市场规模较小的地区搬迁到本地市场规模较大的地区，此时的产业转移是产业集聚的过程。

2.当区域间的交易成本下降到一定程度时，区域间才会发生贸易。一个地区外部市场通达性对该地区制造业发展的作用与该地区的本地市场规模相关。对一个本地市场较小的地区，较高外部市场通达性会使其制造业向本地市场规模较大的地区转移。而对一个本地市场规模较大的地区，较高的外部市场通达性会促进该地区制造业的发展。

3.在一个地区制造业发展的初期，制造业推动服务业发展，服务业也促进制造业的发展。随着服务业的进一步发展，双方就会在劳动力和土地要素上形成竞争关系，由于服务业较高的交易费用，将迫使制造业向其他地区转移。

4.区域内部成本中的影响工人流动的上下班费用和房租成本单独就可以迫使核心地区的产业向边缘地区转移，较高的区域内部成本是产业从核心地区向边缘地区转移的主要影响因素。

（二）推动产业分梯次转移的产业因素

1.不同产业有不同的生产技术、不同的劳动生产率，这种差异造成不同产业出现集聚和发散的条件不同。由于不断有新的厂商进入同一地区，在土地要素供给给定的条件下，有理由相信生产效率较高的企业能出更高的价格，因此土地将分配给生产效率高的企业。一般生产效率较高的企业，可以付给工人较高的工资，在劳动力有限的条件下，生产效率低的产业将难以招到工人。因此那些生产效率较低的企业可能选择转移到劳动成本低、土地价格低的边缘地区。因此，在其它条件相同的情况下，随着区域一体化水平的提高，生产效率低的产业会在生产效率高的产业之前发散。

2.不同产业有不同的运输成本。不同产品有着不同运输方式，运输方式的变革对不同产品有不同的影响。一次运输方式的变革，可能只对部分产品的运输费用产生影响。随着运输方式的变革，那些早已集聚且运输成本下降更快的产业可能率先发散。服务业可以理解为交易费用很高的产业，虽然发达的核心地区集聚了大量的服务业，但这些产业由于技术含量低而不会发散。

3.不同产业有不同的规模报酬率。规模报酬递增是新经济地理学最重要的假设之一，事实上绝大多数工业都存在规模报酬递增。规模报酬率可以通过生产中固定成本的大小来衡量的，其固定成本越高，则规模报酬率越大。比如资本密集型产业，由于过高的固定成本，只有通过大规模的生产才能盈利，因此倾向在市场潜力高的核心地区建厂，更容易集聚在一个地区，而劳动密集型产业，资本投入较少，固定成本相对较小，因此通常率先发散的多为劳动密集型产业。

4.不同产业有不同市场规模。市场规模较大的产业，企业为扩大市场，在规模报酬有限和跨区域运输费用较高的条件下，一般会选择在其他市场潜力较大的地方选择建立新厂。对产品较大的需求量，使得产品无法在少数几个地方的工厂生产，使得市场规模较大的产业先于产品需求较小的产业转移。

结论

本文从新经济地理学的视角分析了产业转移的影响因素，指出区域内部成本对于产业移出地关系到其产业升级，对于产业承接地关系到其承接产业的地区竞争力。降低交易成本关系到目前制造业在优势地区的集聚和未来区域差距的逐渐缩小。交易成本的大小和区域间收入差距呈“倒U型”关系，最初随着交易成本的下降，区域差距将不断扩大，我国现在就处于这个阶段的末期，而随着交易成本的进一步下降，区域收入差距将逐渐缩小。本文指出了交易成本和区域内部成本对产业集聚和扩散的作用，进一步分析了一个产业的生产效率、交易成本、规模报酬率和市场规模在产业分梯次转移中的重要作用。

参考文献：

1.上海财经大学高等研究院.2010年政策研究报告之四：第四次全球产业转移浪潮下中国面临的问题和对策[R].上海财经大学高等研究院，2010

2.江霈.中国区域产业转移动力机制及影响因素分析[D].南开大学博士论文，2009

3.Pierre-Philippe Combes. Thierry Mayer.Jacques-Fran？ois Thisse：Economic Geography The Integration of Regions and Nations[M].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8

4.姜泽华，白艳.产业升级的内涵与影响因素分析[J].当代经济研究，2006（10）

篇(3)

［关键词］城镇；新制度经济学；新经济地理学

一、引言：问题的提出

长期以来，传统经济学理论对区位与城镇问题的研究是在认定城镇发展对经济社会发展和人 的进步具有重要性和必然性这一共识的基础之上，由此引申出不同类型区域推进城镇化和 完善城镇体系的政策含义，即强调各地区应基于不同实情科学慎重选择适合本区域特色 的发展模式和基本路径实现城镇化，从而通过城镇化与工业化良性互动促进经济增长、实现 充分就业和破解长期困扰社会发展的其他重大关键性问题。但是，经济理论始终并不十分关 心城镇的起源及城镇化的成长机制，也没有基于某一个核心概念构建经济学分析城镇发展这 一经济社会现象的解释框架，而使以城镇发展为研究主题的相关探索存在缺陷，并且出现与 城镇及城镇化相关研究陷入混乱的局面，其中最明显的表现是以城镇发展基本条件、推进城 镇化的动力机制、传导机制等关系不明、界定不清为典型。

不仅如此，发展经济学也未能有效解决这一问题。不论是对二元社会经济结构问题的研究， 还是对工业化与城镇化关系问题的研究，抑或是对城乡发展关系的研究，都是以既存的城镇 具有诸多优势为假设而推论，往往忽略了对其研究赖以成立的本原基础的考察，加之经 济理论中存在一种从城镇化发展而非城镇的产生这一基点开始分析问题的倾向，由此凸现了 理论界不仅要给城镇的性质提出分析框架，而且要弄清楚城镇与现实存在的和正在进行的城 镇化的不同之处进行科学解释的必要性，特别是，究竟是何种力量推动着城镇的产生、发展 和 演变，以至于城镇已经超越国家意义而进入到全球都市圈和连绵带的发展深度和广度；在这 一不可逆转的自发秩序的自组织演进过程中，我们能否找到一个核心概念并基于这一概念梳 理现有对城镇问题的相关研究。现实表明，任何制度都是人们为追求和维护其不同群体的利 益，在 财富最大化的历史进程中逐渐形成的创新空间；如何设计好一个制度体系是各国城镇发展必 须解决的最为紧要的根本问题，城镇化过程就是要借助于制度的重新安排降低交易费用以提 高 资源配置效率。已形成交易费用经济学、产权经济学、委托-理论、公共选择理论、新 经济史学等几个支流的新制度经济学，为我们突破不完全知识和对城镇发展的无意识后果所 造成的研究困境提供了新的视野。本文的主旨就是试图找出城镇在一个特定经济社会发展中 如何出现及是什么力量推动着城镇长期广泛演进的根本原因。对于城镇化的定义，本文认为 以农业人口向非农业人口转化并在城镇集聚的过程为代表的各种不同的表述并不重要，因为 城镇化的定义问题并不会影响到我们对于城镇性质的深入考察。

二、理论解读：新经济地理学与新制度经济学视野中的城镇性质

(一)新经济地理学视野中的城镇性质

经济学说史发展表明，主流经济学似乎对空间问题置之不理，除了城市经济学和区域经济学 以外，其研究的基本思路与方法属于非空间性的，这主要是因为经济学家们知道很难把空间 因素模型化。然而，问题在于如果忽视空间因素在经济活动中的作用，关于城镇性质问题的 研究就难以得到理想的答案。廖什（August Losch）在《经济空间秩序》开创性地指出，城 镇的存在必须以一定的非农企业组成的产业集群为支撑， 基于此，要么形成农业主导型的城镇，要么是工业型的城镇、第三产业主导型的城镇，抑或 是其 他特殊类型的城镇。［1］这一论述表明，没有企业的形成，进而没有由企业组成的 产业聚集和支撑，城镇的存在便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这种由企业集聚式发展在改变企 业自身组织发展 形式的同时，会极大地影响区域城镇发展的动力基础，使得企业形成与城镇发展之间产生良 性互动关系。这种理论的抽象和概括可以从实践层面得到实证检验。换句话说，企业组织程 度较高和企业聚集发展的区域，恰好是城镇经济发展活跃的地带和城镇化程度较高的区域； 企业发展的加强有助于推动城镇经济的发展和壮大，构成城镇经济中的经济主体――企业的 不断发育和发展――更进一步吸引着更多的生产要素向城镇积聚，并促使新进入企业在原有 城镇 中和已有企业形成更为密集的网络和更为发达的城镇经济，最终导致区域发展城镇化、企业 发展网络化和城镇发展区域化现象。

令作者感到兴奋的是，这种现象正好是近年来新经济地理学领域研究的核心问题之一。20世 纪90年代以来，以美国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日本经济学家藤田昌久(M asahisa Fujita)以及英国经济学家安东尼•维纳布尔斯(Anthony J. Venables)为代表的新 经济地理学派，以垄断竞争市场模型和冰山成本假 设为基础，对人口和产业集聚的累积因果机制进行了深入研究，提出了迁移驱动模型和投入 ――产出联系驱动模型，这些模型对于以交易费用节约为典型表现形式的资源集中和分散机 制等问题的关注，给理解城镇发展带来了很好的启发。［2］自克鲁格曼开创性地以 迪克希特和斯 蒂格利兹垄断竞争一般均衡分析框架为基础，借鉴国际贸易理论、新增长理论，利用萨缪尔 逊的“冰山”型运输成本（Iceberg trade costs）理论，历史演进及计算机模拟技术，把 空间概念引入一般均衡分析框架中，提出了著名的“核心―边缘”（Core-periphery）模型 ，使空间问题进入了主流经济学研究的视野。此后，经过藤田昌久、克鲁格曼和维纳布尔斯 等学者的共同努力，建立了一个新的统一 的空间经济学研究框架――新经济地理（NEG）。新经济地理学在一般均衡模型的框架下， 比较清晰的展现了集聚区位决定的微观机制，精巧的解释了各个层次地理空间上的经济集聚 现象及其集聚力的来源，从而为新贸易理论、新增长理论等提供了一个思想和经验的实验室 。［3］自新经济地理革命以来，空间经济研究主要沿着两条主线发展。一是亨德森 (Henderson)的“城市 系统”模型（Urban-system model），以传统的地方外部性或城市外部性为核心对此进行理 论与实证研究；二是沿着新经济地理的思路，通过市场关联的形式化处理对城市经济与区域 经济进行理论与实证研究，近年来这两条主线开始逐渐相互影响并不断融合。基于这一基 本分析框架，我们便可以清晰地看到城镇的产生本质上在于与城镇相关的企业、政府、家庭 和其他组织有诸多共同的利益诉求，具体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是与企业组织数目有关的利益。如前所述，城镇的成长在于由非农企业组成的产业集 群的支撑，因此某一城镇系统内部的各子系统不管种类如何，都有在一个共同选择的区位进 行共同利益实现的冲动。这些利益表现为诸如交通的更加便捷，基础设施系统的不断完善， 低廉的发展成本以及较大的劳动力市场，强大的科技创新力量和相互学习的外在效应，如此 等等。

第二，是与经济波动有关的子系统的利益。若在某一个区位，集中对于那些季节变动或周期 变动时期不一致的非农产业部门是有利的，则各经济主体所形成的城镇子系统的聚集既可以 缓和这些不利影响对共同利益波动的影响，而且缓和了其他地域空间对直接有关的产业所加 的过大的第二次、甚至更多次放大的作用，同时有利于城镇经营者对各子系统进行自发扩展 式秩序的协调。［4］

第三，是与经济构造有关的变化引起的利益。当城镇系统内子系统间的利益关系、经济活动 和子系统品质有着多元化倾向时，经济构造的变化可以引起城镇构造的变化。所以，恰当的 均衡化的文化制度因素，不但其本身有价值，而且对于相对独自发展的子系统和对城镇系统 新环境的适应也颇有益处。

第四，是与一般化理由有关的利益。城镇系统内从事并不与特定地点拴在一起的职业和事业 的理性主体，能够在它所乐意的区域居住，而且一般地说，它是在追求利益的过程中，有意 识地担负着文化传统的传承和对于业已形成的“游戏规则”的维持与创新，有着它们之间相 互吸引、相互协力的倾向，因而能增加他们的收益。最后，是相互接近等有关的利益。在这 里，必须对为形成城镇而存在的组织和因城镇已在那里存在的组织加以区别。前者是由于利 益的驱动使其自觉地对城镇的邻近或边缘地域提供服务而获益，这就引发城镇更小组织将各 种生产要素诸如人力、财力、物力和信息传递到城镇为“乘数效应”，从而引 发城镇的进一步发育；后者是为前者而存在，后者也可以以其他形式把它们的组织与前者组 织相联系。

从以上诸种利益的分析中同时可以看出，工业化作为城镇发展的动力要素和机制之一，仍然 需要制度创新和新经济地理因素的介入。但是，若要探寻这一结论背后隐藏的更深层次的原 因，即又是什么力量推动着工业化的发展，从而推动着城镇的发展时，我们又必须回到本 文企图得出的结论上来。至于构成城镇的子系统的逐步聚集，不论是由于自然力量抑或是历 史的必然，均是因为这些子系统对利益的追求和由此聚集到城镇而对交易费用的节约。

(二)新制度经济学视野中的城镇性质

科斯（Ronald H. Coase）在《论生产的制度结构》一书中，以其经典论文《企业的性质》 提出，在真实世界里的市场机制并不免费，交易费用为正；企业组织正是由于节 约交易费用而存在。［5］按此逻辑推论，如果将城镇看作是一个不同等级规模的组 织系统，则城 镇的产生和存在的合理性恰恰就是因为这一组织系统中的各子系统，诸如企业、政府、家庭 及其他组织为了节约交易费用而发生的。换句话说，城镇和企业一样，都是资源配置相互 可以替代的手段，其根本区别仅在于城镇、企业二者的规模及其组织形式和运行机制的不同 ，特别是城镇会有单个企业所无法企及的更大规模效应，城镇系统的结构更为复杂，城镇需 要更为高层次的经营管理者去经营城镇赖以发展的各类要素。在企业内部，与城镇经营管理 相类似的工作是通过权威关系完成的。在城镇内部，由于城镇的存在为各子系统实现交易费 用的节约提供了一个更为广泛的途径和空间，即产生了正的“外部性”。因此，城镇更是一 种巧妙的交易组织形式，它在由非人格化的价格调节而形成的资源配置的市场上可以把其子 系统内一些交易费用极高的活动卷入城镇间的等级分工与合作，同时又可以避免对这类活动 的直接定价和直接交易。在这一过程中，距离起了主要的影响作用。由此以来，城镇的经营 者则是那些擅长于对稀缺资源的协调利用和对各子系统的相互协调运行做出明智决断的城镇 决策者。

基于此，我们现在至少可以认为，城镇的性质在一定条件下既可以表现为对城镇系统内部 各子系统之间完成交易的所有费用的节约，也可以表现为发挥城镇经营者和各子系统经营者 的能力或利用管理而进行协调的优势。简言之，城镇就是另一种不同于其他企业的组织化的 、制度化的契约组织系统；城镇体系的本质就是一种特殊的契约结构在空间层次的表现；城 镇系统便会自发地由以往的治理或管理理念向城镇经营理念转变，城镇系统及其演进也因此 由无序走向有序。由此，交易费用视角中城镇发展的效应可以分解为三种：

一是聚集经济效应。强调由于劳动和资本等生产要素的集中所产生的高效益，它有两种表现 形态：同类企业的聚集效益――同类企业聚集在一个地区，便于开展专业化协作，相互促进 ，给企业间的人、财、物、信息等生产要素的交流创造了优越条件，通过同类企业的竞争与 合作，有助于提高行业技术装备水平和产品质量，提高行业经济效益。多类企业的聚集效益 ――多种类型的企业聚集在一个地区，首先可以形成比较完整的产业结构、技术结构和产品 结构体系，彼此之间互为对方的原料供应商和产品使用者，从而缩短了运距、减少了运费、 节约了时间、提高了收益；其次可以满足消费者对商品的多样化需求，吸引更多的客源、开 拓更大的市场；最后，还可以协调生产中的不安定因素，克服由于偶然性、季节性、周期性 所导致的经济波动。正是各种各样的企业、众多的劳动者和雄厚的资金都在一个城镇中聚集 ，才使城镇职能更为完备、城镇市场更为丰富、城镇经济更为强大。因此，集聚是城镇最本 质的特征，也是影响城镇化进程的最重要的经济规律。

二是规模经济效应。该效应是由于企业生产规模扩大而导致长期平均成本下降的效应，企业 最佳规模点存在临界值。对一个城镇来说，规模过小，则城镇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的 利用率较低，城镇的经济效益也难以提高。在实际生活中，城镇最佳规模是不断变化的，在 某一时点是最佳规模，另一时点可能就不是最佳规模。因此，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依据其 不同的发展条件，存在着某个较为合理的人口规模，高于或低于这个规模，城镇都处于相对 不经济中。

三是区位经济效应。即因城镇优越的地理位置所带来的“额外经济效益”。世界上的各种资 源不是均衡分布的，因此城镇总是在那些地理、气候、土质、矿藏条件和原有经济基础较好 的地区产生和发展，并不断吸引人口与资本向其中交通、通讯等基础设施更好的城镇聚集， 从而体现出不同的效益差别来。所以，河流的两岸、铁路的沿线，不仅城镇数量多，而且规 模大、发展快、效益好。

三、几点补充：城镇性质的进一步讨论

制度通过决定生产总成本的数量及其构成影响区域城镇发展的综合绩效。交易费用概念的引 入是分析城镇性质进而也是城镇经营的关键理论工具，同样是由于对交易费用的节约才导致 了城镇的产生。对经济利益的共同追求以及与此相关的经济理是城镇不断演进的动力 源泉，人口、资本、技术和企业加管理才能等因素之所以会在城镇实现集中，就在于这些要 素在聚集过程中能够带来巨大收益，从而使城镇的各政治组织、经济组织和社会组织不断趋 于合理化。

城镇的性质如果表达为在一定的外部能量输入的条件下，城镇系统通过各子系统之间为节约 交易费用和追求最大化收益而产生自组织协同和放大效应，并在自身集聚扩散力量的推动下 达到新 的动态稳定和均衡，形成新的时空有序结构。那么，城镇系统一旦形成，它必然会要求其因 自组织扩展秩序性质而使城镇本身和纳入其中的各子系统必须根据环境的变化及运行规律改 变自身结构和行为参数，从而形成一种均衡态的、稳定的、相对有序的动态结构系统。这种 结构的演化在实践层面表现为城镇体系和等级规模及其空间结构的不断优化完善，以及城镇 系统内部各子系统行为的优化和高级化。由此还可以进一步延伸出另一层意思，即城镇系统 越是具有开放性、兼容性、变化性，便越容易发生规模和空间拓展以及对其他类型组织的集 聚。

新经济地理学研究启示我们，报酬递增和不完全竞争对决定伴随城镇发展 中的贸易、集聚和专业化远比完全竞争和报酬不变更为重要。城镇发展系统中的任何一种形 式的经济循环，或互为因果，或相互作用，并且都是累积的，从而也是失衡的。城镇化与工 业化中一系列互为因果的事件，在经过一次波动之后，可能会迅速收敛达到最初的稳定均衡 ，或收敛到其他稳定的均衡点。从某种意义上说，城镇引起的产业集聚和产业聚集引起的城 镇发展很可能始于一种历史偶然，如果专业化生产和贸易是由报酬递增而不是比较利益的驱 动，则什么样的产业聚集在什么样的区位形成城镇并不确定，而呈现路径依赖特征。［ 6］报酬递 增、运输费用、要素流动性以及这三者之间通过市场而传导的错综复杂的相互作用，与我们 形成对于城镇性质新的认识具有重要价值。

本文所进行的这种分析，并未否定城镇形成的物质 基础，如作为生产要素中最主要的资本问题，城镇面临的环境状况，交通及基础设施的完善 、通达与便捷程度，文化传统、制度因素等等对城镇的性质的作用和影响。更进一步，特定 时空区域的城镇发展根本上说具有某种“自然的方式”，它是自发的聚集、扩展、合作而形 成的。如果人为地滥用政府组织、企业组织等其他强势力量对城镇发展进行干预，设定其发 展途径、发展规模、发展形式，就会导致城镇发展的失范及其与此相关的其他经济社会问题 的产生，如失地农民生计问题、城市发展的摊大饼问题、城中村改造中的搬迁问题，等等。 同时， 城镇系统的效率标准最终取决于各子系统对资源利用的效率与交易成本的节约程度，只有组 成城镇系统的各子系统经济产出的边际收益超过边际成本性质的变迁，城镇的发展才是有效 率的。从历史较长时期来讲，城镇发展及城镇化扩展至今，物质形态的经济利益型、合作形 式的经营管理型、知识形态的数字信息网络型，可能构成城镇化在不同阶段演进的基本类型 。

主要参考文献：

［1］勒 施．经济空间秩序［M］．王守礼译校，北京：商务印书馆（中译本），1995．

［2］安虎森．空间经济学原理［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5．

［3］藤田昌久，克鲁格曼．空间经济学［M］．梁琦主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 05．

［4］钱学森．论系统工程［M］．长沙：湖南科技出版社，1988．

［5］科 斯．论生产的制度结构［M］．盛 洪，陈 郁译校，上海：三联书店（中译本 ），1994．

［6］谭成文．经济增长与聚集［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

On the Characters of Urban Area: Introspection and Self-criticism

Li Quan

Abstract: The development of the economy in the real world enli ghtens us that th e cost of transacting of the new institutional economics is the very important c oncept to analysis the towns and cities' characteristics, and also, the new econ omic geography gives us a new analysis frame to understanding the cities develop ment. It is the reduce of the cost of transacting that makes the enterprises, go vernments and the consumers to realize their economic profits during the course

of the different conducts. And that is the motive power to make the towns and ci ties develop well in the world, and also that is the reason to promote every reg ion to better its self-development ability.

篇(4)

[关键词] 开发区 理论研究 发展

对于开发区这一特殊经济现象的研究,区域经济学、产业经济学及其相关经济理论在近年来的最新进展,如新经济增长理论、新兴古典经济学、新经济地理学等。对开发区所形成的企业空间聚集形象,其演进过程的经济学分析可以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从纯经济地理学的角度看,本地的企业集群本身带来了外部经济,包括外部规模经济和外部范围经济不同企业分享公共基础设施和专业技术劳动资源,大大节约了生产成本,促进了企业之间的分工和生产灵活性 ;从社会经济学的角度看,本地的企业相互靠近,便于在长期的交往中,逐渐建立和形成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关系并不断稳固和完善保障这种信任关系的社会制度安排,从而积累社会资本,降低交易费用,而且地方特色产业本身能形成区域在这一产业方面的独有声誉,并吸引新的客户和生产者前来;从技术创新的角度看,本地的相关企业集聚可以促进专业知识,尤其是诀窍知识(Know How)的传播和创新的扩散,并能激发新思想、新方法的应用。

一、开发区发展概述

1.国内开发区发展概况

开发区在中国的产生和发展是有其历史大背景的。最近二十年来随着经济全球化、城市化的加速和中国改革开放的逐步深入,中国经济社会正在进入产业转型期和城市功能重构期,工业化与城市化的双重迫切要求使得各种各样的开发区如雨后春笋在全国各地风起云涌。开发区从一开始技术、管理、知识和对外政策“四个窗口”导向的明确,到以工业项目为主、吸收外资为主、出口为主、致力于发展高新技术“三为主、一致力”方针的确立,开发区发挥了多方面的功能。一是促进了中国全方位开放格局的形成。二是突破了传统思想观念和体制的束缚,率先在投资体制、用工体制、企业制度、市场体系建设和政府管理体制等方面进行一系列改革,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设发挥了示范和推动作用。三是有力地推动了中国开放型经济的发展,为中国吸引外资打造了一个逐渐符合国际惯例的平台。四是引进了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培养了一大批高素质的管理和技术专业人才,大大提高了中国的出口竞争力,为中国成为外向型经济大国打下了良好基础。五是有力地加快了高新技术产业化的进程,以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为代表的各类开发区在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提高地区技术创新能力及推动社会发展等方面都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2.开发区研究概述

最近十年来,国内学术界对于开发区这一新生事物的研究,或借鉴国际、或求证地方、针对形成机制、构建空间、发展规律等开展了多方位的探讨,涌现了一批学术成果。然而,系统的阐述和梳理一直缺乏。开发区研究作为一门交叉学科,不可能有一种理论经济学和应用经济学的流派能够提供足够的“范式”去容纳开发区的演绎空间。

从国际范围内看,开发区现象的出现和实践也是近几十年的事情,其概念本身尚存在诸多争议之处,理论体系也亟待进一步的完善。因此,对于开发区的研究就像其本身的发展一样,尚处于“萌芽”阶段。可以看出,对于开发区的研究以及相关领域,国内外许多学者都给予了关注与研究,有的研究了新的产业空间形成的原因与动力机制,有的研究了某种具体的新产业空间的产生与发展,而有的则从具体的区域进行研究,试图归纳出其新产业空间的发展轨迹。这些研究为深入认识开发区这一现象、探究其运作与发展机理等提供了依据或借鉴。但是目前的研究对于开发区发展机制、产业集群 规律的研究较多,而从产业集群与开发区之间的内在联系、技术创新从中扮演了何种角色以及开发区的空间布局与结构规律的研究略显欠缺,而且往往忽视了制度创新在开发区发展中所扮演的特殊角色。

二、细述国、内外开发区发展理论研究

1.国外研究进展

(1)三种学科从不同角度对于开发区的研究。国际上对开发区的研究基本上可以分为经济学、地理学和社会学三个视角,并且是从社会学向经济学、地理学延伸的。目前大量的文献主要研究新产业空间的形成与发展机制,但对于其空间机理与产业结构则缺乏进一步的研究。

①社会学角度的分析。社会学家一方面在宏观层面从对社会的转型研究切入对相关新产业空间现象的分析,如对后工业社会、信息化城市以及信息社会与网络社会的研究等 。提出了网络社会的概念,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基于信息技术的新工业空间的逻辑。提出新工业空间的特征是其技术与组织能力,可以将生产过程分散到不同的区位,同时通过电子通信的联系重新整合为一体,以及在零组件的制作上具有以微电子为基础的精确性和弹性。另一方面,则在微观层面寻求对于新产业区发展机制的社会学解释,例如社会学中的社会资本和社会网络的概念就被用来揭示开发区的发展(Bagnasco,1977,Harrison,1992)。社会学中的社会资本是“能够推动协调的行动来提高社会效率的信任、规范和网络”。该理论被用于分析新产业区与产业簇群集聚的原因,并提出了簇群的社会网络模型。

②经济学角度的研究。经济学的研究具有三个维度:制度经济学、新竞争经济学和新经济地理学。制度经济学关注制度成本的作用,认为规范的制度体系可以降低协调成本与交易成本,增加信任和协作,相应提出了制度资本的概念,为研究新的产业空间集聚和发展提供了一种有效的分析工具(柯武刚、史漫飞,2000)。德国何梦笔教授认为,在分析辖区政府间竞争中,最基本的范畴是“外部性” 范畴。他认为,如果一个地方政府采用了某种战略(比如,设立一个高新技术开发区),那就存在一些内部化于市场过程的产出结果以及其他仍然留在市场过程外部的产出结果,而且这因此可能导致受到该战略影响的不同群体之间的冲突。

新竞争经济学强调新产业区中产业集群的重要性,指出“国家的竞争优势不只存在于产业内部,而且表现在产业集群上,集群不仅仅降低交易成本,提高效率,而且改进激励方式,创造出信息、专业化制度、名声等集体财富。更重要的是,集群能够改善创新的条件,加速生产率的成长,也更有利于新企业的形成。” 要促进竞争优势,政府最好在提升产业集群、客户、供应商和相关产业政策上齐头并进,并认为产业集群的磁场是大学、研究机构、专业性基础设施或优秀熟练的技术工人(迈克尔.波特,2002)。

新经济地理学借鉴地理学的观点并与经济学结合,强调空间成本的作用,且试图通过定量的模型来表达对空间集聚原理的分析(克鲁格曼,2000)。 可见经济学的研究不仅关注企业的空间成本,而且关注其生产成本与交易成本问题,隐含了企业追求整体最大化的基本假设。

③地理学角度的探索。地理学的研究视野有三个层面:城市地理学、工业地理学与企业地理学。城市地理学对新的产业空间的关注是从对产业的郊区化和城市边缘区的研究切入的,从城市产业空间与城市空间的互动角度来分析。一方面,现代交通工具的出现,增加了企业进行区位选择的自由度,加快了城市地区产业重组的力度,制造业纷纷外迁到郊区,组成巨大的新型郊区工业园区;另一方面高新技术产业在20世纪90年代新经济兴起后飞速发展,它们既要依托城市智力资源的支持,又要求有良好的环境,城市郊区成为高新技术公司的必然选择。企业经济学与工业地理学具有密切的关系,都是从对企业的空间行为以及跨国公司的空间扩散研究着手下的,通过对产业的基本组织单元―企业的空间行为研究,从微观层面临新的产业空间的形成提供了依据。虽然在地理学的不同领域内研究的起点不同,但在本质上三者均具有传统的经济地理学的区位论特征。

(2)产业集群、技术创新与开发区之间内在联系的理论归纳。纵观开发区的发展历史,开发区内产业的发展越来越表现出区域集聚和集群发展的倾向,产业集群不仅有利于形成产业发展的规模经济效应和范围经济效应,也有利于形成独特的创新氛围,促进产业尤其是高新技术产业的持续发展。目前,这方面具有直接借鉴意义的相关研究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①新产业区理论。早在一百多年前,英国著名经济学家马歇尔就已关注了具有分工性质的工业在特定地区的集聚现象,马歇尔将这一“特定地区”叫做“产业区”。产业区内集中了大量种类相似的中小型企业,他们规模经济较低,但专业化程度较高,联系十分密切。 马歇尔把地方性工业在产业区的集聚归结为企业追求外部规模经济,即企业层面的规模报酬不变、社会层面的规模报酬递增。 但马歇尔的外部经济并没有阐明这种外部经济的最初来源何在,他只论述了集中生产的优势,而没有描述可能导致集中的过程,他忽略了区位和运输成本因素,因此也就没有注意到不同的产业和区位,产业集聚的程度和持续性是不同的。

②工业区位论。微观企业由于相互协作、动力使用、成组分布(分工序列化,互相投入―产出联系)而在选址决策中趋向于集聚。 韦伯把区位因子分为地方因子和集聚因子,地方因子使工业固定于一定地点(如趋于使运费最小或劳动成本最小的区位),集聚因子使工业趋于集中或分散(如相互分工协作或地价上涨等)。他认为合理的工业区位应这样确定:在地方因子决定了工业企业的区位后,相互关联的企业为了节约运费和交易成本而做趋于集聚的区位调整。韦伯将产业集聚归因于企业决策者将集聚所得的利益与因迁移而追加的运输和劳动成本进行大小比较后的结果,他将社会集聚和意外集聚(外部经济)看作是次要因素而在分析计算时没做具体考虑。 由于韦伯的工业区位论是以古典经济学为基础、以成本分析为依据来研究自由竞争资本主义的工业地域结构,所以他没有考虑垄断价格给企业带来的超额利润,也没有考虑政府的作用、当地社会文化的影响,他只从资源禀赋的角度考虑资源型产业的集聚,所以不具有一般性。

③新经济地理学理论。20世纪90年代以克鲁格曼为代表的新经济地理学理论为产业集聚的产生提供了很好的解释。克鲁格曼以规模报酬递增、不完全竞争的市场结构为假设前提,他认为产业集聚是由企业的规模报酬递增、运输成本和生产要素移动通过市场传导的相互作用而产生的。他偏重密切的经济联系导致集聚而非比较优势,并且认为技术外溢是集聚的次要因素,因为低技术产业也能形成集聚。为实现足够的规模经济,每个企业都想使自己的产品独占一国的消费市场;为使运输成本最小化,他便倾向于将区位选择在市场需求大的地方,但大的市场需求又取决于所有其他企业的区位选择。克鲁格曼将最初的产业集聚归于一种历史的偶然,初始的优势因“路径依赖”而被放大,从而产生“锁定”效应,所以集聚的产业和集聚的区位都具有“历史依赖”性。

克鲁格曼将贸易理论和区位理论相结合,用模型化的方法通过严密的数学论证从深层次上揭示了产业集聚发生的机制,弥补了马歇尔和韦伯观点的不足。但是,他比较强调大型公司的内部增长和组织间能量化的市场联系,而忽视了公司活动所产生的难以量化的非物质联系(如信息、技术联系)和非正式联系(如人际关系间基于信任的联系)。再者,企业层面上的规模收益递增应该指的是企业内部的规模经济,它是一个涉及到企业规模大小的有度的概念,只有在企业节约的交易费用大于其内部组织成本时,企业规模才会扩大。过度的集聚会造成地价上升、场地拥挤、环境污染等,虽然企业间的前后向联系所产生的向心力与贸易成本和地租所产生的离心力的强弱抗衡会决定集聚与分散,但企业迁移的惰性和市场机制的自发作用倾向于增大集聚规模。

④竞争力理论。美国著名学者迈克尔.波特提出和完善的产业集群理论其核心概念是钻石体系和产业集群 。钻石体系的核心是“投资”和“创新”,产业具有国际竞争优势,它内部的产业必须具有能力和意愿从事改进和创新,进而创造和保持本身的竞争优势。一个国家的成功并非来自某一项产业的成功,而是来自纵横交织的产业集群。钻石体系的基本目的就是推动一个国家的产业竞争优势趋向集群式分布,呈现由客户到供应商的垂直关系,或由市场、技术到营销网络的水平关联。相互强化国际竞争力的产业会出现地理集中性,因为一个国家的钻石体系中的各个关键要素都具有地理集中性。集中可以提升效率和促进专业化,还可以加强创新和进步的影响力。客户、供应商和关联产业之间绵密流通的需求和技术的信息,是国家钻石体系和产业集群的运作基础。波特指出国家的竞争优势不只存在于产业内部,也表现在产业集群上,要促进竞争优势,政府最好在提升产业集群、客户、供应商和相关产业政策上齐头并进,并认为产业集群的磁场是大学、研究机构、专业性基础设施或优秀熟练的技术工人。波特从产业集群的诞生、发展和衰亡来探讨产业集群政策。他认为,产业集群的源起可以回溯到该地在特定历史情景下,形成了钻石体系的部分条件。从这种意义上来说,产业集群是自发形成的,不过政府政策对产业集群的形成有促进作用。

⑤增长极理论。始于法国经济学家弗朗索瓦.佩鲁的增长极理论则侧重于推动性产业―集聚―经济增长的研究。他认为推动性产业能够导致两种类型的增长效应:一是里昂惕夫乘数效应,他们通过部门之间的相互关系来发生,一是极化效应,当推动性产业生产增加导致区域外其他活动产生时,这种效应就会发生。可见,当政府将某推动性产业植入一地区后,将生产围绕推动性产业的集聚,再通过乘数效应以及极化效应,就会导致地区经济的增长,增长极理论强调推动性产业的巨大作用,也强调政府和企业对推动性产业建立的巨大作用,因此,增长极理论中的集聚不能称为自发型的,这样的产业集聚应该强调的是一种自上而下的观点,政府在产业集聚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都担当着重要的角色。

⑥能力和创新论。鉴于新、旧增长理论过于抽象、无法反映商业模式和生产能力(尤其是技术管理能力)在推动地区增长中所起的作用,迈克尔.贝斯特在2001年出版了《新竞争优势:再造美国产业》一书,作者借鉴新增长理论强调知识的作用、熊彼特强调创新和迈克尔.波特集群分析等有益的理论成果,提出:在资源和生产结果之间,存在一个转换过程。而决定这个转换效率(地区生产率)和收入水平的,就是商业模式、生产体系和技能形成。由于强调从能力和创新的角度来考察地区增长问题,贝斯特自称其分析方法为“能力和创新论”(Capability and Innovation Perspective)。

贝斯特的分析和美国学者安纳利・萨克森宁对硅谷成功经验的总结有着异曲同工之妙。萨克森宁曾把硅谷的成功归结为打破等级森严的层级制、模糊公司界线的生产网络和包容失败的社会环境。萨克森尼安研究了高技术企业中的根植性、创新氛围与创新行为,指出企业与产业区的健康发展和大都市区域的健康发展紧密相关,并认为信任、合作、创新氛围与创新的关系并不明显。并通过对硅谷和波士顿128号公路两种不同类型的高科技园区中高技术公司空间偏好的研究,认为企业的技术能力、生命周期、规模效益等影响着其空间选择,指出大都市对技术能力强的小企业具有强大的吸引力。 而且硅谷那种合作与竞争的不寻常组合连同其他要素共同构成的制度环境是企业迅速发展的重要因素(萨克森宁,1994)。

2.国内研究状况

国内对于开发区的研究总体来看比较系统和突出的有:顾朝林对高新技术园区的研究;王缉慈对新产业区理论的引介,以及研究;、王恺对中国经济技术开发区发展状况的分析;梁琦对产业集聚的数量化分析、周维颖对新产业区演进的经济分析和王兴平对中国城市新产业空间―发展机制与空间组织的研究等。目前对于各种开发区的再发展以及其与城市空间的整合研究、产业结构的提升正在成为一个新的热点。国内的研究基本停留在经验归纳与总结的层次上,主要针对开发区的区位类型、产业结构、功能定位、管理体制等问题进行探讨;另一方面,则是引介和应用国外的理论与规律评价国内的新产业空间现象。研究的视角主要是经济学、产业地理学和城市规划学,而具有中国特色的、对中国开发区的形成、发展与演变具有较强解释力的系统化与理论化研究还有待于展开。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以来,新工业地理学、新产业区理论被引入,取得了一些研究成果,形成了研究新的产业空间的理论化路径。如李建军从技术创新体制构建的角度来研究和思考硅谷现象和硅谷模式,认为硅谷高技术产业创新是一系列体制安排的结果,硅谷产学创新集群持续加速地促动高技术产业领域内的创新活动,意味着某种有效的机制、结构或者体制已经形成,硅谷产学创新集群的成长呈现出某种系统涨落和自组织效应。周文探讨了新产业区理论,并运用该理论对中关村的发展道路进行了批判性分析。李佳从高技术的基本特性分析入手,归纳出高技术具有经济技术复合性和高技术群落化性质,进而归纳出高技术产业发展的七条规律,即顺序集成律、调适耦合律、集群自组织协同律、循规集成律、耦合增效律、综合集成律、高度化发展律。在此基础上作者分析了智密区的发展规律,认为成功的智密区大都在集聚的基础上采用分散的群体模式。 系统回顾和总结了经济技术开发区建设以来所经历的三个阶段,以及每个阶段发展战略、发展业绩的变化,分析了开发区体制创新的发展历程,提出和分析了开发区的孤岛效应以及成因,认为我国经济技术开发区形成了经济、功能、地理、制度和心理五个方面的孤岛效应,并对开发区“四窗口”和“三为主”的发展战略进行了反思。

三、综述

综上,若将一个经济的生产看作是一个系统的话,那么在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的作用下,在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该系统经济活动的空间组织――国际或区域的分工、产业的集聚具有自组织性。因此,规模收益递增、可流动的生产要素、较低的运输成本是产业集聚发生的三大命脉,缺少任一方面,产业集聚就不会自我发生、自我增强而持续下去。

产业集群形成和发展、技术创新及其对经济发展的重要影响引起广泛的兴趣。在学术界,产业集群不但是经济学、管理学研究的新热点,而且引起地理学、社会学研究的兴趣。不同学派试图从各自视角解释产业集群。截至目前为止,没有任何学派或学者对产业集群的研究取得广泛的认同,产业集群的研究处于百家争鸣的状态,经济合作组织(OECD)和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UNIDO)对发达国家的产业集群及其产业政策进行专门的研究,产业集群的重要性在国际得到公认。相对来说。发达国家比较早地关注产业集群的问题,并制定了促进产业集群发展的相关政策,形成了成功的产业集群。发展中国家近年开始关注产业集群的发展,并进行了实践探索。产业集群理论指导产业集群的发展和产业政策的制定,促进产业组织的合理化和优化;同时产业集群和产业政策的实践推动产业集群理论进一步深化,理论和实践的完美结合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从而实现全社会经济福利的最大化。

参考文献:

[1]刘 珂:产业集群升级研究,2008,5

[2]本文中,如无特别注明,产业集群与产业集聚同义。

[3]丹尼尔.贝尔,1997;曼纽尔.卡斯泰尔,2001

[4]普特南:《使民主运转起来:现代意大利的公民传统》,1993

[5]“外部性”是指由于市场的活动给第三方所带来的成本。

[6]何梦笔:政府竞争:大国体制转型理论分析范式.维滕大学讨论文稿第42期中译文,陈凌译,1999

[7]周玉芬 陈 焓:信息产业集群提升综合竞争力.《华南新闻》,2005.12.08第三版

[8]克鲁格曼等:战略性贸易政策与新国际经济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

[9]陈 泉:区域特色经济与新产业区的新兴古典经济学理论基础.电子科技大学学报,2004.第6卷04期

[10]阿尔弗雷德・马歇尔:《经济学原理》.商务印书馆,1964

[11]阿尼弗雷德・韦伯:《工业区位论》.商务印书馆,1997

[12]李小建 李二玲:产业集聚发生机制的比较研究.中州学刊,2002.7.第四期(总130期).No.4

篇(5)

一、课程学分安排

本研究所选取的学校与地理科学专业的总学分和各模块的学分比例不完全相同，存在一定差异。在对各种不同类别的课程所占学分进行比较时，将各个学校的课程经过重新分类组合，主要有4类，即公共课程、专业课程、教育课程和实践课程，结果如表1。

[学分（比例）＼&公共课程＼&专业课程＼&教育课程＼&实践课程＼&总学分＼&北京师范大学＼&44（27%）＼&81（49%）＼&10（10%）＼&15（14%）＼&166＼&华东师范大学＼&44（28%）＼&74（47%）＼&24（15%）＼&16（10%）＼&158＼&东北师范大学＼&51（33%）＼&75（48%）＼&25（16%）＼&14（9%）＼&155＼&四川师范大学＼&55（32%）＼&73（43%）＼&30（18%）＼&12（7%）＼&170＼&湖南师范大学＼&55（33%）＼&79（48%）＼&20（12%）＼&12（7%）＼&166＼&徐州师范大学＼&54（32%）＼&78（45%）＼&18（10%）＼&22（13%）＼&172＼&长春师范学院＼&60（34%）＼&61.5（35%）＼&21.5（12%）＼&33（19%）＼&176＼&宁波大学＼&50.5（30%）＼&66.5（41%）＼&33（20%）＼&14（9%）＼&164＼&安庆师范学院＼&57.5（31%）＼&69（37%）＼&24（12%）＼&37.5（20%）＼&188＼&][表1][大学本科地理科学专业课程学分安排]

从表1可以看出，各学校的总学分存在一定的差异。大学本科地理科学专业所开设的课程中，专业课程所占比例最大，其次分别为公共课程、教育课程和实践课程。教育部重点高校――北师大、华东师大、东北师大这三所学校专业课程所占比例较大；教育课程也占有一定比例，均在10%～20%。宁波大学和东北师范大学的教育课程学分及其所占比例最大，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这两所学校比较注重教师教育，教师教育课程开设得较多。

二、专业特色课程

在公共课程、专业课程、教育课程以及实践课程中，各学校的公共课程和实践课程基本相同，而专业课程和教育课程都有特色课程。研究所选取的各学校公共课程基本相同，大致包括政治、历史、数学、外语、体育、计算机；而实践课程则几乎完全一致，包括部门地理野外实习、综合自然地理野外实习、教育见习、教育实习、毕业论文。专业课程可以概括为“大同小异”，“大同”指这些学校都开设的专业课程，大致包括引入性课程和专业基础课程。引入性课程主要是《地理科学导论》。专业基础课程包括相关学科基础课程、部门地理课程、区域地理课程以及技术性课程。相关学科基础课程主要为物理、化学方面的课程。部门地理课程分为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两个方面，自然地理包括《地质学》、《土壤地理学》、《水文学》、《生物地理学》等，也包括环境方面的一些课程，如《环境科学导论》、《环境影响评价》等；人文地理包括《文化地理学》、《经济地理学》、《城市地理学》、《人口地理学》等；区域地理课程主要为《中国地理》、《世界地理》；技术性课程分为地图、地理信息系统、遥感方面的课程，如《测量与地图学》、《GIS概论与应用》、《遥感概论》等。专业课程中的“小异”主要是各个学校的专业拓展课程存在差异，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学校地理科学专业的特色课程。如表2所示，北京师范大学的专业特色课程最多，主要集中在遥感方向。在乡土地理方面，北京师范大学有《乡土地理》，但湖南师范大学和徐州师范大学则有较为具体的乡土地理课程，分别为《湖南地理》和《江苏地理》。华东师范大学较为明显的专业特色课程主要是《河口与海岸》、《现代沉积学》、《环境考古》。笔者认为各所学校的专业特色课程一般与学校的优势专业方向以及该方向的教师有关。如北京师范大学地理科学专业李小文院士的研究方向为遥感；而华东师范大学有河口海岸研究所国家重点实验室以及研究该方向的陈吉余院士。另外，其余学校也有相应的专业特色课程，如湖南师范大学的《天体观测》和长春师范学院的《地球与宇宙》。

[学 校＼&特 色 课 程＼&北京师范大学＼&《政治地理学》《交通地理学》《乡土地理》《GPS原理与应用》《地表水热平衡》《流域管理》《数字地面模型》《微波遥感》《遥感影像地学分析》《海洋遥感》《3S综合实习》＼&华东师范大学＼&《河口与海岸》《现代沉积学》《环境考古》《最新地理文献阅读》《软件工程与GIS设计》＼&东北师范大学＼&《湿地科学》《地理科学进展》＼&四川师范大学＼&《灾害学原理与减灾》＼&湖南师范大学＼&《天体观测》《城市气候学》《矿产资源学》《湖南地理》＼&徐州师范大学＼&《江苏地理》《海洋学》《工业地理学》＼&长春师范学院＼&《地球与宇宙》《可持续发展研究》＼&宁波大学＼&无＼&安庆师范学院＼&《地理调查研究方法》＼&][地理科学专业特色课程][表2]

三、教师教育类课程

教师教育类课程是师范院校的特色课程，也是培养师范生职业能力以及职业意识的主要途径。从表3可以看出，所有学校均开设教育、心理和教育技术方面的教育基础课程。与地理专业相关的课程主要包括地理教学、地理教材、地理课程方面的课程，如《地理教学论》、《中学地理教学分析》、《地理新课程研究》等。各学校都有教师教育类的特色课程。如北京师范大学的《高中必修课程模块研究》、《高中选修课程模块研究》；华东师范大学的《管理学》、《国外地理教育》；东北师范大学开设的教师教育类课程较多，而且比较有特色，如《地理教育研究方法》、《地理直观教学》；长春师范学院的教育课程开设较为全面且独具特色，如《地理三板教学》、《中学地理活动设计》、《中学地理习题解答》、《中学地理教研论文写作》，笔者认为这对培养大学毕业后的地理教师有很大帮助；而安庆师范学院的《中学地理科技活动》是其它学校都没有开设的，值得借鉴。

篇(6)

关键字：自然地理；教学改革；思考

中图分类号：G642.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4）50-0127-02

21世纪是教育、知识和人才需求的时代。在知识经济发达的时代，其本质是“创新”，“创新”对教育和教育工作者提出了不同的要求，重要的是树立“教育创新”的意识，不断更新教育观念，符合现代高等教育发展的要求。因此，与自然地理学相关的各专业在教学观念、内容、方法和目标上更需要不断地创新，要改变传统教学模式的狭隘专业观、课程观、学时观等，尤其是在课程设置上，要与时俱进，适时地增加国家提出的新要求、新课题、新项目，让学生更早的接触科研，其目的是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获取最新的知识技能和独立思考问题的能力，培养符合国家需求的人才，根据自己所学知识为社会服务。笔者根据长期以来从事自然地理教学的经验，就如何对自然地理学进行教学改革和实践创新提出探讨。

一、课程性质

自然地理学是全国高等院校地理学各专业必须开设的一门基础课程[1]。自然地理学也是一门研究自然地理环境的组成、结构、空间分异特征、以及人与自然环境相互协调的学科[2]。自然地理学的主要研究对象包括受到人类直接或间接影响的人为环境和自然面貌没发生变化的原始环境，要求人类要探索自然、了解自然的奥秘和规律，保护生态环境，为人类社会的进步服务。而在世界上许多国家，自然地理学的学习和研究与很多学科有密切的联系，如人文地理学、经济地理学、自然资源学、水文地理学、土壤地理学等。因此，自然地理学课程的体系和性质决定其教学必须理论联系实际，强化实验教学环节。

二、问题

1.课程和体系结构不合理。中国现行的教育课程体系，是在学科为本的思想指导下构建的。课程体系注重学科的系统性和专业性，理论教学内容比例过大，缺乏反映当今科学发展的最新研究成果和内容。因此，导致自然与生活和时代的联系较少，缺少人文精神的培养，实践教学和能力的培养薄弱，教育类课程过于理论化，脱离中学自然地理课程改革实际和不易操作的弊端日益显现，政治理论性太浓，脱离实际严重，缺少针对性综合性应用性，需要整合。

2.实践教学观念落后[3]。长期以来由于受传统思维的影响，无论是自然地理教学还是其他相关专业的教学，注重教学理论轻视实践的观念已习以为常。通过调查，很多高校的实践教学占专业课总学时数极少，其中包括自然地理的实践教学。实践教学的主要内容有：第一，教师带领学生野外实习；第二，学生以小组为单位，进行室内试验；第三，撰写实习报告，总结实习经验。其中以室内实验为主（这种室内实验占总课时很少），很少进行野外实习，致使学生很难将理论知识应用到实践中去，实践教学的目的达不到预期的效果。然而，实践教学的目的是把课堂所学到的学科原理、方法和内容的应用到现实生活中，提高学生的技能。因此，要加快改变实践教学观念，以此提高学生掌握知识和实践应运能力。

3.教学模式陈旧。在很多高校传统教学模式一直占主导地位，即老师是教学内容的传授者，是教学的指挥棒，学生是知识的接受者，也是教学的被动者，教材是教的内容，课堂则成为教师表演的舞台。总之，整个教学活动和教学结构都是以教师为中心。由于受被动教学模式的影响，导致大多数学生逐渐养成一种依赖于老师和盲目崇拜书本的思想，也形成了一种不爱提问、不想提问，更不知道提问什么的思维习惯。这种被动式学习方法不仅束缚了学生的思维发展，也使学生丧失了学习的主动性，在这种压抑的学习环境中根本体会不到学习的快乐。

三、教学改革

1.改革自然地理学教学内容。教材结构是否科学、完善，教学内容是否反映最新的研究成果和动向，教材体系是否适合学生的思维模式，直接影响到教学效果。每个学生的水平和能力如何，其本质上讲，主要取决于学生学了什么课程，并从所学课程中学得了怎样的知识、素质和能力。地理学与当前的社会经济发展联系紧密，其理论和应用方面的重点知识大多涉及我国目前社会经济的热点问题。特别是人地关系的问题、人口、资源、环境的协调发展、可持续发展关的提出、生态文明理念等理论提出后，对促进社会的发展和经济的进步具有指导作用。地理学科研究的最终目的是解决人类社会中迫切、急需的实际问题，因此，要求自然地理教学要与社会现实紧密结合。而教学内容的改革要做到以下几点：（1）自然地理学教材修订应当注重从地球表层系统研究的视角出发，把当前社会最新的观点、多种学科融合、综合和交叉的思路与方法贯穿于整个教材内容中；（2）应将系统的观点、区域的观点、全球变化与可加强学科内容融合，进行综合研究，以培养学生全局意识和辩证的思想；（3）人口、资源和环境的协调发展是当前学术界探讨的热点话题，研究成果颇丰，可以适当的将研究成果增加到相关的教学内容中，加强对地理学应用的学习；（4）教学的目的是提高学生的知识涵养和社会生活中的实践能力，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因此，对教学内容需要适当补充和更新，并且与实践紧密结合。只有内容新颖，逻辑关系严谨，与实践紧密结合的内容才能引起学生的兴趣，提高学生学习的主动性，探索新的知识和方法，最终达到教学的目的。

2.以学生为本，改革创新教学方法。目前，随着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与创新，自然地理学的战略目标也随之发生变化，其目标是：重新修订自然地理学的理论基础，引进先进的科学技术与方法，培养适应新世纪、新时代需求的高素质的复合型人才，为国家、社会和人民服务，促进社会经济的全面发展[4]。国家对自然地理学人才的需求量在不断地增加，但同时对地理人才的要求也越来越高。传统的教学不足以唤起学生的好奇心，引发其学习激情，但却不能较好地培养学生的科技意识、实践能力，只有对其进行改革和创新才能更好地培养学生的科技意识。随着教学内容的改革，教学管理的深化，自然地理的实践教学也应时代的要求进行变革。在教学方式上，除了教学计划规定的内容之外，学生要积极参与教师的课题，适当的撰写有关自然地理课程的论文，鼓励学生大胆的参加各种大学生技能大赛等活动，思考问题，发现问题，提高自身的素养和能力，培养学生专业的理论知识基础和学科思维[5]。

3.加强教师队伍建设。教师是学生学习知识的引导者，对教学改革的方向和创新思维有巨大的影响。作为一名优秀的教师，首先，应当掌握熟练地掌握与自然地理学相关的理论知识；其次，要了解最新的科研知识和实践方法，并且要具备亲和力和好奇心，要引导学生对实践内容进行交流和探究，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提供教师交流进修的机会，提高教师业务水平和职业道德，同时配备齐全实践教学设备，以激励教师提高自己的教学水平，最终激发学生的实践能力，使学生学有所用。

4.强化实践教学环节。实践教学的目的是让学生更加熟练地应用课堂教学的基本概念和理论，使学生易于理解，加深记忆。可运用以下几种实践教学方式：如普通的自然地理学室内实验、部门自然地理野外实习、小组野外考察、区域专题调查等实践方式[6]。通过上述教学实践活动，可以帮助学生更好的理解可持续发展观和生态环境的理念，树立正确的德育观念。在野外实践教学中老师要指导学生，但最重要的是树立以学生为本的教学观念，要让学生熟练地掌握实习内容和区域的详细资料，教师根据具体的情况，挑选适合学生的实践活动，也可适当增加一些趣味性、探究性和综合性实验。实践活动中，学生可以自由组合，熟悉所实践的内容，掌握相关的知识，进行实际观测和现场讨论，通过教师的现场指导、归纳和总结，学生对实践活动的理解撰写实习报告进行。以此通过实践教学可使学生将理论知识应用到实践中去，加深对知识的记忆，是建立自信、团结协作、自我提高、增长才干的有效措施之一，达到实践活动的预期目标，满足社会对地理学人才的需求。

四、结论

由于科学发展观、知识经济和生态文明建设等理论的提出，自然地理学学科教学必须不断改革与创新。通过对自然地理学的不断地改革，会取得以下的成效：（1）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提高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2）不断提高学生洞察事物的能力；（3）提高教学效果，学生学有所用；（4）拓宽思路，学生的综合素质得到了提高；（5）提高教师的教学和道德水平，培养适合国家的人才。通过教学改革，使学生和老师的综合能力都得到了锻炼和提升。

参考文献：

[1]伍光和.从综合走向和谐自然地理学教学的感悟[J].中国大学教育，2007，（7）.

[2]何彤慧，李龙堂，陈晨.自然地理学教材体系的变动与课程教学改革[J].高等理科教育，2003，（5）.

[3]陈季，黄秀英.对高等师范地理教育改革的几点认识[J].佳木斯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3，21（6）.

[4]黄秉维，郑度，赵名茶，等.现代自然地理[M].北京：高等教育出社，1999.

篇(7)

[关键字] 产业集聚 产业生命周期 产业衰退 产业升级

一、产业集聚理论综述

1.国外产业集聚理论综述

经济学家、管理学家、社会学家和心理学家都对产业集群进行过深入的研究。代表理论有:克鲁格曼的新经济地理学、波特的钻石理论、经济社会学的社会资本和社会网络理论。

2.国内学者对产业集群、企业群、产业区等概念的纷争

目前围绕着集群内企业间是否形成网络，企业在地域上是否集中，集聚形成是自发的还是政策性的，有学者认为产业集群、企业群与产业区等概念应区别对待；也有学者认为这些概念指的是同一事物。

笔者认为在中国特色的环境下，产生产业集聚的原因和形式多种多样，但当我们对微观主体企业进行研究时，则这些概念都可以作为外部环境，并且可以不予区分。

二、关于产业聚集划分阶段和产业衰退理论的研究

Tichy G借鉴佛农的产品生命周期理论，将集群生命周期划分成诞生阶段、成长阶段、成熟阶段、衰退阶段(Tichy G，1998)。

在集群从产生、成长、成熟到衰亡的过程中，面临着结构风险和周期风险，对集群竞争力和区域经济的稳定和发展产生巨大影响，针对不同阶段集群特征进行相关政策引导，可以使集群更加健康、持续的发展，并在集群衰退期实现产业升级，并进而避免对地方经济产生冲击，产生正的外部效应。

结合产业升级理论与集群生命周期理论，本文认为集群的良性发展应该如下图所示:

三、由已有研究得到的启示

1.集群建模中对企业的战略选择分析较少

传统的对企业集群形成机制的研究强调了地区环境的力量，忽视了经济个体战略在区域经济中的重要角色。企业在企业集群形成中扮演重要角色，他们与地区的经济环境，自然环境，人文环境政府政策相互作用后作出的战略选择，不仅促进集群形成也决定了集群的质量和发展。因此有必要分析企业在不同集聚环境下所做出的战略选择。

2.对产业集群阶段划分应增加定量分析

产业聚集已经有了丰富的理论研究成果和实证研究成果,但是对于产业聚集阶段的划分，只有产业聚集生命周期理论有所提及,并且只有定性分析,所以产业聚集的四个阶段如何从量变积累成质变进而形成一个阶段的转折,仍没有清晰的指标可供参考。

清华大学的黄涛博士采用调查问卷的方式，从企业微观主体主观的角度对四个阶段进行了聚类分析，但其由于衰退阶段样本数量不足没有涉及产业衰退阶段，样本不足可能是由于以下两方面原因造成的,一是样本涵盖范围有限,二是企业对产业衰退的主观辨别力有限,企业虽然处于衰退阶段,但由于有限理性，还不清楚客观情况,所以仍留在集群中。因为任何一个企业都不愿意进入一个衰退阶段的集群，或者去留下拼争一个衰退阶段的集群所拥有的资源。所以这种根据主观问卷判断集群阶段的方法显然不够准确。

参考文献:

[1]杨 治:产业经济学导论[M].北京:中国人民人学出版社,1985

[2]史忠良:产业经济学[M].经济管理出版社,1998

[3]水:产业经济学[M].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

[4]李 怡:中国信息产业集群发展研究[D].复旦大学博士论文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