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口贸易精品(七篇)

序论：写作是一种深度的自我表达。它要求我们深入探索自己的思想和情感，挖掘那些隐藏在内心深处的真相，好投稿为您带来了七篇转口贸易范文，愿它们成为您写作过程中的灵感催化剂，助力您的创作。

篇(1)

一辆满载300吨越南咖啡豆的“渝新欧”国际班列，缓缓驶出站台。

大约14天后，这批来自云南后谷咖啡公司的货物将到达德国，成为由“渝新欧”国际铁路大通道输送的首批转口货物。

在“咖啡专列”长鸣的汽笛声中，重庆“周转世界”的梦想越做越大。

开“门”提速

入驻重庆前，后谷咖啡董事长熊相人一直为物流头疼。

“空运成本太高，我们的咖啡豆只能走海运，运一回要四五十天，太慢。”熊相人说。

哪有价廉物美的物流？

“一带一路”战略启动后，重庆进入了后谷咖啡视线――这座同属西部的城市，已建成了“渝新欧”国际铁路大通道。

“货物可以直接从陆路到欧洲，不用再从海上绕大圈。”熊相人眼前一亮。

然而，还有一事让后谷咖啡踌躇。

以前，汽车销售经理唐森很羡慕上海同行。

“欧洲新车一，我们同时给了钱，别的公司却至少早一个月拿到车。”唐森说。

为何存在“时间差”？

“我们西南地区出售的进口车，大部分是从上海整车进口口岸输入――从沿海提了车，再往内陆跑2000公里，如何不慢？”唐森说。

羡慕背后，凸显出内陆发展转口贸易的第一道“门槛”。

对此，市发改委副主任黄朝永曾做过一个比喻。

“过去，门一直关着，地方经济只能封闭运行，产品大部分自产自销，所谓的开放也就是开一扇窗子――和外部进行有限的交换，不方便，成本也高。”他说。

“门”，就是开放口岸。

如何“开门”？市委、市政府以两江新区为核心阵地，以“渝新欧”大通道、长江黄金水道和江北国际机场为依托，打出了一套申报开放口岸的“组合拳”。

2015年新年伊始，罗书权和同事们迎来了一场“车轮战”。

作为重庆西部现代物流园、重庆铁路口岸物流开发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他指挥团队同时和宝马、奔驰、奥迪三大德系汽车厂商展开洽谈。

“2014年，西南地区共进口车13.5万辆，其中‘渝新欧’可以辐射的欧系车就有8.5万辆。依托团结村铁路口岸，重庆将成为进口车转口贸易基地，辐射整个东南亚。”罗书权说。

罗书权的底气何来？

2014年9月，重庆铁路口岸正式宣告挂牌；一同申报的水果进口口岸和肉类进口口岸，也获得中央批准。

至此，一个由航空、铁路和内河港口三大交通枢纽、三个国家一类口岸、三个保税区组成的“三个三合一”对外开放基础体系，在重庆赫然耸立。

如此利好，后谷咖啡自然心动了，与重庆能投集团、“渝新欧”物流公司签订了战略合作协议。

通道重组

1999年，33岁的杨曦晋升为一艘集装箱运输船的大副。

成为大副的头6年，杨曦从没出过海。

“以前，我们的船只能到上海，在浦东将货卸给海船，休息两三天就返航。”他说。

为何不出海？

“当时，重庆航运长期采用‘江―江’运输模式，只能沿长江集散物流，没有海运业务。”杨曦说。

因为运输模式单一，重庆航运物流网络只能覆盖长江沿线。面对全国乃至世界航运市场，“杨曦们”只能望“洋”兴叹。

不仅是航运。

长期以来，重庆铁、公、江、空、海等物流通道封闭运行，不仅缺少合作，还常互相竞争。

这是内陆发展转口经济的第二道“门槛”――物流通道不畅，削弱了货物转口速率。

这个问题如不解决，“渝新欧”大通道和长江黄金水道及西部运量第一的江北机场将彼此割裂，不能形成转口贸易所需的快速物流通道体系。

如此窘境，如何破除？

2014年12月，重庆果园港铁路站场，一列蓝色列车缓缓加速，转到一条崭新的铁道上，向团结车站一路疾驰。

站台上，掌声雷动。

掌声中，两江新区果园港铁路专用线开始试运行。

“铁路专线正式通车后，长江中下游各地货物可以乘船到港口，再通过铁路专线与渝怀铁路相连，经‘渝新欧’铁路直达欧洲。”重庆港务物流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黄继说。

几乎与此同时，中国远洋集团宣布：将西南地区核心项目――中原西南物流总部放到重庆。

吸引中远集团的，正是果园港的“复式联运”模式。

何谓“复式”？即通过枢纽平台运作，让货物在不同物流形态间自由换乘，使原本各自为战的物流通道抱团成为紧密衔接的转口体系。

凭借“复式联运”，重庆相继打通了“公水”“铁海”“江海”“铁公水”等“堵点”――将货物转口到全世界也成为可能。

2015年7月，这个体系迎来了重庆第一批转口物流――来自后谷咖啡的300吨越南咖啡豆经“江海联运”到达重庆，旋即转乘“渝新欧”运往欧洲。

运能助推

2014年，“渝新欧”（重庆）物流有限公司时任总经理周树林忙得不可开交。

他正带领团队操办一件大事――扩充“渝新欧”国际班列运量。

“2014年，‘渝新欧’将开行公共班列，运输对象扩展到适合铁路运输的全行业产品。我们的任务就是让运行班列达到100趟。”周树林说。

消息一出，运输申请如雪片般飞到重庆。

“2014年3月底，我们已收集到近百家企业的货源，九成以上来自上海、江西、浙江、深圳等地。”周树林笑了。

笑容背后，重庆提升“渝新欧”运能的信心赫然彰显。

“渝新欧”运行之初，主要作为重庆工业产品向欧洲输送的战略通道。

既然是输出通道，因而列车开行班次较少，且返程常是空车。这也让“渝新欧”运费一度高达每标箱10000美元，而从上海、深圳走海路到欧洲的价格是每标箱4000美元。

如此局面如不破除，重庆转口贸易就可能陷入“运输价格高―运量低―运输价格更高”的循环。

如何破解？重庆迈出了“三大步”。

第一步――通过扩大运量争取铁路方面支持，降低运价。

2014年底，在重庆市政府推动下，“渝新欧”开行了130趟班列，每标箱运价下降到0.6美元一公里。

第二步――破除国际铁路禁运邮政物品陈规，进一步扩大运量。

2014年9月1日，“渝新欧”国际班列开展了重庆-阿拉木图邮政包裹集装箱试运行，打破了国际铁路60年间无邮政运输的陈规，将跨境电子商务催生的庞大货源纳入“渝新欧”运输序列。

第三步――在中央相关部委支持下，设立铁路物流保税中心（B型）。

2014年10月31日，海关总署、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国家外汇管理局联合下发文件，同意在团结村设立铁路物流保税中心（B型）。

至此，团结村拥有了开展进口保税、出口退税、转口贸易、国际采购分拨等业务的权限，转口效率进一步提升。

随着“三大步”相继迈出，“渝新欧”运价下降到了每标箱一公里0.55美元，已与海运相当；开行班列预计2015年达到250趟，运量突破一万标箱，占到了中欧班列的80%。

后谷咖啡的300吨越南咖啡豆也在其间。

2015年7月16日，这批咖啡豆乘坐“渝新欧”国际专列，驶往德国。

平台驱动

“咖啡班列”开行之后，熊相人并没歇着。

他还要在重庆完善两个平台。

第一个平台，是后谷咖啡重庆加工中心。

这个平台位于两路寸滩保税港区，已经建立了完备的咖啡加工车间。为按计划达成转口目标，后谷咖啡制订了密集的任务表――

2015年，计划实现后谷咖啡加工运输3万至5万吨。

2016年实现10万至15万吨。

2017年实现25万至30万吨。

…………

预计3年内，后谷咖啡会将不低于100万吨的亚洲咖啡集中到重庆进行加工，而后经由“渝新欧”转口到欧洲。

这个加工平台的运转，标志着重庆咖啡转口贸易从诞生之日起就同步开始了“初级进化”。

何谓“初级进化”？“转口贸易有初级直接转口和加工转口两个层级，前者仅产生物流及配套收入，后者还可以催生就业、加工利润等附加收入；同时，因为加工转口区设在保税区，使得转口货物成本较低，更具国际竞争力。”一位产业经济学者如是说。

熊相人在重庆要打造的第二个平台，也许将“改写咖啡发展史”。

“当前，世界上有两大咖啡交易中心――英国伦敦和美国纽约。”熊相人说。而后谷咖啡准备和战略合作伙伴重庆市能投集团及“渝新欧”物流公司一起，将重庆打造成为世界第三大咖啡交易中心。

对这场大仗，熊相人满怀必胜信心。

“借助重庆物流平台优势，再加上云南咖啡的地缘优势，相信未来一定能有所作为。”他说。

篇(2)

关键词：欧洲；国际贸易；转口贸易；金融

中图分类号：F7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3）13-0253-04

2012年按货物进出口总值的国际排名，中国继续位居第二。在中国对外贸易取得瞩目成就的过程中，境内一些省市做出了突出贡献，其进出口总值常年居前。但是，部分地区对中国外贸的另一种贡献不容忽视，即一些省市在货物进出口中，有很大一部分是为其他省市完成的，或者说有许多进出口货物的货源地和目的地是外埠。这些地区扮演着外贸中转地和中间商的角色，本地的进出口能力直接影响着其他地区的国际贸易。从国际经验看，作为有规模的外贸中转地，可能会发展成有影响力的商贸中心，并可能促进当地相关行业的快速发展，包括金融、物流、通讯等等。本文将通过一个侧面，集中研究20世纪前欧洲不同地区的中转地或转口贸易如何对其中的金融业产生影响，帮助中国正在发挥外贸中转地作用的省市提供有价值的案例和经验，使这些地区能更充分地认识本地在国际贸易中的独特优势和重要影响，更重视当地独特的外贸形式给金融业带来的不可忽视的变化，积极推进相关产业发展，进而，更有针对性地制定产业政策，保证地区经济的持续增长。

这一研究如果试图用数据做实证的定量分析是十分困难的，主要受困于各个国家和地区外贸与金融相关历史数据的缺失。即使到20世纪以后，也可能由于各地的保密制度、统计口径等原因，重要数据依然难以获得。因此，本文将采用历史分析法和案例分析法，利用一些国家和地区的经济、社会和文化等史料，寻找转口贸易对金融发生实际影响的蛛丝马迹，证明其中规律性的东西和经验。

在研究外贸问题中，Angus Maddison（2001）认为，“国际贸易在西欧经济的发展中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而它在亚洲或非洲的历史中却远没有那么重要”[1]。国际贸易曾经使欧洲一些地区最先从贫瘠和封闭的农副业社会，进入到富裕和开放的商业社会，因此，得到越来越多欧洲地区的效仿和追逐，并逐渐反映到政策和学术层面，出现过重商主义思潮。国际贸易在加速商业发展的同时，也曾明显推动金融等行业的发展。

一、罗马帝国的转口贸易与金融

欧洲早期国际贸易最活跃的地区是地中海沿岸。在有历史记载的年代伊始（约公元前3000年），地中海东端就出现了从事国际贸易的腓尼基人，他们的商路是从波斯湾或红海进入地中海，穿梭在苏美尔和埃及之间。公元前14世纪至公元前12世纪，活跃在地中海的另一批商人是希腊人，这是从北部贫弱的农耕社会走向大海的一部分，他们同样成为埃及、临近爱琴海的岛屿、地中海东部、西西里等地的商业纽带。雅典城聚集了重要的商业和金融功能[2]。但从元年开始，罗马帝国成为地中海的霸主，缔造了有规模的港口或转口贸易中心。

（一）罗马转口贸易中心地位

公元1—5世纪，罗马帝国处于鼎盛时期，其疆域从苏格兰一直延伸到埃及，“地中海像是一个属于罗马人的湖泊，通过它将从亚历山大利亚和迦太基进贡的粮食运到罗马港口普陀里和新港。来自亚洲的丝绸和香料由陆路途径安条克，直达红海到埃及”[1]。Henri Pirenne（1927）指出，“在罗马的行政用语中，港口并不是海港，而是用墙围起来存放或转运商品的地方……这些地方是码头，按照商品流通的常规，堆积待运到更远地方去的商品。港口与市场和市集的区别是明显的。市场和市集是买主和卖主定期聚会的地方，而港口是经常的商业地点即不间断的转口中心”[3]。罗马帝国通过对地中海贸易的掌控而积累大量财富，贸易成为帝国共同体经济统一的保障。“当帝国逐渐衰老的时候，帝国的海的特性更加突出起来……帝国以前的内陆首都罗马在4世纪时被放弃了，取代它的是一个既是首都又是良港的城市—君士坦丁堡”[3]。通过君士坦丁堡，本地及埃德萨、安条克和亚历山大的织物，叙利亚的酒、油和香料，埃及的纸草，非洲和西班牙的小麦，高卢和意大利的酒等等商品都成为贸易中转和交易的对象。

（二）罗马转口中心衰落与金融

公元5世纪，作为蛮族的日耳曼人的侵占使西罗马分崩离析。公元640—800年间，罗马西部诸省变成日耳曼诸王国，罗马文明硕果仅存的是拜占庭帝国。入侵者占领的目的并不是消灭罗马，而是满足于领土的扩张、希冀在生活条件更好的地方安居乐业。当看到海上贸易带来财富效应时，日耳曼人开始竭力将定居点推进到地中海沿岸，并去适应当地原有贸易状况，保持原罗马西部与拜占庭东部之间的贸易关系，没有间断几个世纪以来形成的帝国经济统一，使作为商业中心的城市得以延续，以及作为商业操控者的商人继续存在。只是时过境迁，贸易的主导权已由罗马帝国的城市转到其他地区。

8世纪初的马赛成为重要的货物中转地或转口贸易港，是特别有生机的大港和经济中心。“非常活跃的航运把马赛与君士坦丁堡、叙利亚、非洲、埃及、西班牙和意大利连接在一起。东部地区的产品——纸草、香料、奢华的制品、酒和油——是经常输入马赛的物品。外国商人大部分是犹太人和叙利亚人，在马赛安家……马赛上岸的商品被运往内地”[3]。东方商人在那从事批发生意，他们的船只在马赛码头卸货以后，在回程时又装满货物。

回望1—8世纪，罗马、君士坦丁堡和马赛等地区的转口贸易都引出相应的金融活动，突出地反映在这些地区发生的货币制度改革上，这种改革使更多的优质硬币用于国际间交换，有力地促进了商业发展，增强了国际贸易控制权。贸易对金融的正面影响开始显现。

公元9世纪，“日耳曼人入侵以后得以幸免的世界秩序，在伊斯兰教的入侵中却难免于难……地中海曾经是一个罗马湖，现在很大程度上变成了一个穆斯林湖……入侵的后果是使西部欧洲处于有史以来从未有的状况……西部可以说是依靠地中海过活，现在第一次不得不自力更生……在地中海为穆斯林的入侵所关闭以后，再也找不到任何痕迹表明还有经常性的正规商业活动，还有经常性的有组织的商品流通，还有一个专业的商人阶级，还有商人定居的城市，简言之，还有构成一种名副其实的交换经济的要素”[3]。欧洲贸易中断、重新回到闭关自守的家庭经济，城市凋零，市场衰落，而同时发生的是货币流通阻滞，铸币权越来越分散，金融活动随着贸易的消失而越来越难寻痕迹。

二、城市国家的转口贸易与金融

（一）威尼斯共和国转口贸易扩张与金融

商业复兴的先兆在10世纪显现，11世纪重新开始。这时，威尼斯这个意大利北部的城市表现出独特的商业性，在地中海经济重新向西欧开放、以及发展它与亚洲和北欧的联系方面，扮演了关键角色。到1273年，作为城市国家的威尼斯帝国成立[4]。

早期的威尼斯是在5世纪和6世纪北部蛮族逼近时，逃离到环礁湖和充满沼泽的荒芜小岛上的第一批居民的避难地。在恶劣的自然环境中，来者必须竭尽全力地开拓生存空间，尽快解决饮水、粮食和建房等问题，他们很快找到了通过捕鱼和制盐与附近沿岸居民换取物品的方法，同时，严酷的生存条件迫使他们从海上寻找生机，而海上贸易给移民中有进取精神的人提供了无限可能性。经过长期经商，威尼斯人奇迹般地在沼泽地中建立起繁荣、奢华的家园。Angus Maddison（2001）说“在创立和维护商业资本家精英统治的共和国方面，威尼斯是意大利北部城市国家中最成功的一个”[1]。在9—10世纪，威尼斯的主要商业活动是同君士坦丁堡进行交易，而出口君士坦丁堡的货物除了本地的卤湖食盐以外，还转口货源地为外埠的商品，包括意大利的粮食和葡萄酒、达尔马提亚的木材和奴隶。从君士坦丁堡运回的货物除了当地盛产的珍贵制品外，也包括亚洲提供的香料，这些进口货物又会再转卖给欧洲其他地区。越来越多的东方商品和欧洲商品卸在威尼斯的码头，然后运往君士坦丁堡、意大利各地、德意志和欧亚其他地区。1000—1500年，威尼斯在打开欧洲内部和地中海地区各国之间的贸易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中间商作用。他开拓了沿商旅之路至黑海港口之间对中国商品的贸易，以及通过叙利亚和亚历山大港对印度和其他亚洲国家的贸易。正如Douglass C.North and Robert Paul Thomas（1973）所说，“历史上最有生机的地中海贸易并不是当地的贸易，而是以印度、锡兰和印度尼西亚为起点，横跨大陆后再由地中海扩散到欧洲各地的商业贸易……威尼斯这一贸易中心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大的港口之一”[5] 。

在发展转口贸易过程中，威尼斯开展了一系列制度创新，包括新的金融制度安排，“成为国际汇兑和信贷市场、金融和会计业务方面的先驱者”[6]。例如，威尼斯商人为采购船上货物而向他人借贷所需资金，但利率一般高达20%，有的甚至达到50%，这表明贸易的发展已带来信贷活动，而具体采取的是高利贷形式。13世纪的威尼斯，既是重要的国际贸易中转地，又是货币兑换业务的聚集区和商业支付的清算中心。

（二）其他城市国家转口贸易发展与金融

12世纪初，虽然威尼斯的转口贸易继续保持优势，但其他交通便利的城市也出现转口贸易繁荣的局面，包括热那亚共和国、比萨、佛兰德尔、布鲁日等。一些地区为获取转口贸易的垄断权力，开始在过境贸易中打主意。约阿希姆·布姆克（1986）认为，“牵制和约束过境贸易的有效方法是所谓‘强制卸货权’（Niederlage-und Stapelzwang）。境外商人被迫在规定时间和地点出手自己的商品；或者他们根本就无权自行将货物运载过境。这样一来，运送货物的权利就落到本地商人的手中”[7]。Douglass C.North and Robert Paul Thomas（1973）的观点是“中世纪欧洲的贸易网不限于地中海。先是热那亚人的船只，而后威尼斯人的船只前往西班牙北部，继而到英国，最后到尼德兰从事冒险事业。意大利人的扩张也不限于大海；他们的商人也由陆路前往德国和法国香槟地区集市经商。这样，在13世纪，著名的年代久远的地中海商业便通过陆地和海洋与北欧发达的贸易连接起来”。①

在这一时期，国际贸易包括转口贸易促进了金融发展，表现在许多方面：（1）部分贸易中心同时成为金融中心。阿希姆·布姆克指出（1986），12世纪汇集在法兰西的几个近全年举行的香槟集市，不仅是国际贸易的中心，而且是国际现金交易中心，在集市中，有各式各样的金融交易，如外汇、硬币结算、汇票、彩票等等[8]；（2）商业与借贷活动盛行。“商业闯进社会生活造成的经济骤变，使得不能适应这种情况的领主破产或拮据。这是因为经济骤变加速货币流通，结果使得币值降低，从而提高了所有物品的价格”[3]。原来靠土地赚取收益的人为了生活下去不得不求助于商业资本，数目庞大的借贷活动开始进行。连一些国家的国王也要仰仗城市金融家的帮助。13世纪初，德意志许多主教和僧侣已经通过意大利钱庄在香槟地区的代表处与罗马教廷进行金融方面的往来；（3）货物账目与钱币账目分开。在涉外贸易中，“意大利人首先学会了把钱币账目和货物账目分开记录，这种信贷和划账方式进展迅速，13世纪时，大部分大宗贸易已经是货币交易了”[7]；（4）存款业务复兴、资本市场发展和银行建立。Douglass C.North and Robert Paul Thomas（1973） 认为，“这一时期发展的另一个辅制度协定是银行存款业务。存款银行不是一项新制度，可能在罗马时代就已经存在，但他们的复兴则要从12世纪末和13世纪初算起……这一制度的复兴及其在整个欧洲受到的欢迎证明，越来越需要有一个安全有保障并能降低为商业提供资金的费用的资本市场”。Charles P.Kindleberger （1984）提供的文献表明，1397年出现了麦迪西银行（Medici Bank），1407年在热那亚又成立了圣乔治银行（Bank of St.George）等等金融机构[8]；（5）保险业建立。“保险业在这一时期也初露端倪，如所预料，他与海上贸易有关，其最早的创始者为意大利人。这时承保项目不全，只为一定比值的货物担保。已知最早的一例保险贷款可以追朔到1287年，以巴勒莫的一名公证人起草的契据为凭。后来承保业务广泛应用于其他城市，市场机制的作用被广泛推广用来分散风险。保险业务至少使冒险性贸易得到部分保证，这方面的成功便导致了保险业务最后扩展到其他许多活动，证实保险业终止的各项风险使这种制度创新得以成功”；（6）汇票、抵押贷款等金融工具广泛使用。“继银行存款业务开始后，创立了便利信用延伸的另一些制度。头脑精明的人不仅发明了募集和偿付这些贷款的机制，而且发明了各种汇票和为长距离交易负担费用的直接贷款形式”[9]。例如有人付给银行黄金，银行再借款给他，让他在其他国家购买物品。总之，这一时期随着转口贸易的推进，金融业得到长足发展。

三、欧洲其他国家和地区的转口贸易与金融

（一）葡萄牙、荷兰等国转口贸易变化与金融

15世纪中叶和整个16世纪，由于拜占庭的衰落、奥斯曼帝国的崛起、航海技术进步、地理大发现等等原因，威尼斯等地的中间商作用最终被葡萄牙取代。1400年以前，欧洲的船只基本只是围绕欧洲的海岸进行贸易往来，1488年葡萄牙人首次驾船绕过非洲南端的好望角，证明欧洲到东方的贸易之路可以通过大西洋到印度洋实现，摆脱了奥斯曼帝国对欧亚贸易设置的屏障。Jack Goldstone（2008）认为，“葡萄牙作为亚洲大陆上势力最强大的欧洲国家的局面持续了将近一个世纪”[10]。随后，哥伦布的航海发现了欧亚之外存在的另一个大陆——南北美洲，开辟了新的国际市场。与此同时，欧洲北部各地区的贸易因荷兰航海能力的显著提高而加强，阿姆斯特丹成为1585—1730年之间，欧洲转口贸易最繁华的地区，直到后来被伦敦的贸易优势取代。

这一时期在金融方面，由于美洲新大陆丰富的银矿，使欧洲能够大量进口白银并铸造货币，增加了欧洲的货币流通量。这一方面促进国际贸易量增长，使更多白银用于国际贸易结算；另一方面使一些人手中拥有了充足的货币。Douglass C.North 和Robert Paul Thomas（1973）说，“任何团体一旦富裕，便可能成为王权大量借贷的贷款者。商人寻求妥协退让，这是贷款的最初的来源……”，“政府的财政需要是造成对贷款需求的一个原因，国际和地区贸易专业化的扩大是造成对贷款需求的另一个原因”。他们还认为，资本市场可以分成短期和长期的两部分，短期的资本市场与商业贷款相关，所使用的工具主要包括各种商业票据；而长期的资本市场与政府的贷款有关，所使用的工具主要包括债券。指出“资本市场在欧洲发展的天然地点便是商业中心。欧洲资本市场最初出现在地区集市上，而后在列日、安特卫普相继出现，最后与商业一道转移到阿姆斯特丹。16世纪初期，安特卫普的交易已控制了欧洲的汇票交易以及其他信用票据如即期票据、存单及国家和城市的债务交易。这种交易一次便有5 000名成员。货物交易则在城市的其他地方进行，交易所是专门用来进行信用票据的交易业务的。到下一个世纪，阿姆斯特丹的货币市场就更大了”。这时，荷兰的阿姆斯特丹既是国际商业中心，也是银行中心和金融市场交易中心。荷兰资本市场作为西欧的货币市场，从一开始便是高效率的，进而，减少了搜索费用。而荷兰基本的和辅助的金融制度的创立则降低了交易费用，典型的表现是金融市场中的利率大大降低，“从1500年的20%～30%，降到1550年的9%～12%，甚至到17世纪下降为3%或更少”[9]。

（二）英国转口贸易推进与金融

18世纪的英国崛起，使荷兰丧失了商业霸权地位。英国在1680—1820年间，人均收入超过其他欧洲国家，1820—1913年间，在经济继续快速增长的同时，获得国际贸易优势。Jack Goldstone（2008）指出，英国等一些欧洲国家在与亚洲国家做生意中，开展了一种不必支付白银而可获益的方法，“就是像亚洲商人那样在大亚洲市场上从事转口商品贸易。欧洲人于是将印度的棉织品用船只运送到非洲和东南亚地区，再将非洲的黄金与铁矿石运回亚洲，并将中国的丝绸和茶叶运到印度”[10]。甚至开始在亚洲范围内调配各种贸易商品，英国人将中国的茶叶种植在印度北部地区，然后把印度的鸦片带到中国去，并卖出好价钱，直到中国的皇帝对于迅速增长的贸易赶到担忧而禁止鸦片进口为止。对殖民地国家的统治是英国推进转口贸易的有力保障。

在开展国际贸易过程中，英国开始对荷兰人已经创新的金融制度进行改进，使得伦敦在取代阿姆斯特丹的贸易中心地位之后，又取代其金融中心的地位。

按照一般教科书，银行业是从金匠加工和保存金而发展起来的。但在英格兰，“金匠变银行家仅是17世纪中期的事情，银行业的起源要早得多，而且与对外贸易关系密切。即使在18世纪，英格兰的大多数银行是由商人而不是金匠发展起来的”[8]。在很长时间，国际贸易与银行业携手并进。19世纪，一些从事外贸的商人从一般贸易转向专门贸易，继而又从专门贸易转向金融行业，这主要是因为当时的人们认为经营货币比经营商品安全和容易，是对更低风险、更少麻烦、更小压力和更高地位的追求。在商人的行业过渡中，英国出现了由私人合伙的商业银行。在公共信用、货币制度、资本市场等一系列国际金融方面，英国也逐渐展现出强大优势。进而，“在亚洲、非洲国家，英国的航运、金融和保险业享有事实上的垄断权”[1]。

四、结语

20世纪以前，欧洲的转口贸易与金融的关系比较清晰：转口贸易带来金融需求，金融促进转口贸易发展，然后相辅相成。转口贸易带来的金融变化包括金融机构、金融工具和金融市场的变化。但随后的历史线索变得越来越复杂，金融不仅由贸易催生，而且政府财政赤字、战争、教会的收支、工业化、城市化、地缘政治等等一系列因素都可能成为金融发展的动力或阻碍，引起金融业变动。以转口贸易以及其他贸易形式来解释和证明对金融业的直接影响，变得越来越困难。

本研究还需要继续收集和整理转口贸易对金融影响的文献，包括针对20世纪以前的世界其他地区和20世纪以后的世界各地的研究，特别是研究当今转口贸易与金融的关系等问题，使成果日臻完善。

参考文献：

[1] 安格斯·麦迪森.世界经济千年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2] 龙多·卡梅伦，拉力·尼尔.世界经济简史[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9.

[3] 亨利·皮雷纳.中世纪的城市[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

[4] 雷蒙德·弗拉沃，亚力山德罗·法拉希.意大利[M].北京：旅游教育出版社，2008：39.

[5] Douglass C.North and Robert Paul Thomas（1973），The Rise of The Western World ：A New Economic History，Cambridge UniversityPress.160-161

[6] Lane.F.C.and Mueller（1985）Money and Banking in Medidval and Renaissance Venice，vol1，Johns Hopkins Press，Baltimore.

[7] 约阿希姆·布姆克.宫廷文化：中世纪盛期的文学与社会[M].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51.

[8] 查尔斯·金德尔伯格.西欧金融史[M].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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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易转型的另一个特点是转口贸易转向离岸贸易，转口贸易增长放缓，离岸贸易迅速崛起。所谓离岸贸易是指香港从事的无须途经本港的对外贸易活动，它和转口贸易的主要区别在于有关货品是从货源地直接运往目的地，没有在香港清关。长期以来，香港政府并没有把离岸贸易列入外贸统计范围，而是作为服务输出计算这类贸易活动的服务增加值，并列入“有关贸易的服务”项目之中。最近政府才正式统计离岸贸易，并列出1999和2000年两个年度的统计数字。尽管如此，由于“有关贸易的服务”超过八成是离岸贸易，我们仍可从该项目的表现去分析离岸贸易的发展变化。1996-2000年间香港转口贸易每年平均只增加3.8%，但“有关贸易的服务”增加值却每年劲升11.4%，有关贸易的服务增加值与传统贸易业增加值的比率从不足三成提高至44%。另据香港贸发局的统计数字，1997年香港离岸贸易总额约1万亿港元，相当于转口贸易总额的84.5%，2000年离岸贸易额增加到1.4万亿港元，开始超过当年的转口贸易额;三年间离岸贸易额年均增加10.6%，也大大高于同期转口贸易的升幅。离岸贸易的崛起，一方面是由于广东省以外地区特别是长江三角洲地区生产制造的加快发展和对外贸易的快速增长，另一方面是内地贸易支援服务特别是珠三角地区港口迅速崛起的直接结果。根据调查，大多数的贸易改在离岸进行主要是为了节省运费，或应客户要求从内地直接付运。但迄今为止离岸贸易处理的货品仍以中低档次的大宗产品为主，较高附加值的产品如珠宝和钟表等则仍主要通过香港转口。

贸易转型的第三个特点是加工贸易转向非加工贸易，加工贸易比重下降，非加工贸易比重上升。据政府统计，1999-2001年间香港和内地贸易总额平均每年上升7.8%，其中涉及外发加工的贸易额只增长4.6%，非加工贸易却劲升14.3%，加工贸易比重由68.4%降至64.5%，平均每年下降约两个百分点;2002年上半年香港和内地贸易额只增长2.3%，其中加工贸易更下跌7.8%，非加工贸易却急升21.2%。非加工贸易比重不断上升的原因，包括内地企业货品通过香港转口的数量不断增加、跨国公司在内地设立生产基地及直接采购再通过香港出口数量继续上升、香港在内地投资重点转向基础设施和服务业令加工贸易发展后劲不足以及加工贸易货品更多地改为离岸付运等等。由于20年来转口中心的发展得益于加工贸易，因而近几年加工贸易增长放缓也就成了影响香港外贸表现的“诱因”。从理论上讲，非加工贸易的发展才能真正体现香港的贸易中介地位和功能。近几年香港与内地的非加工贸易增长速度，与内地进出口贸易升幅相差不大，说明香港作为贸易纯中介地位并非像一般估计的那样出现大幅下降，影响香港本地贸易增长的反而是过去带动香港经济起飞的加工贸易。

效应与影响

贸易转型既有正面的扩张效应，也带来一些负面的影响作用。从正面效应看，一是贸易转型的结果使香港贸易形式更趋多元化。包括本地产品出口、离岸贸易、加工贸易和非加工贸易在内的各种贸易形式层出不穷，形成传统贸易与离岸贸易、加工贸易与非加工贸易并驾齐驱的局面。贸易形态的发展，特别是离岸贸易的崛起，拓宽了香港贸易中心的市场腹地，使香港贸易公司可以不同贸易模式更好地满足各类客户的需要，从而进一步提升香港的贸易功能，扩充香港贸易中心的能量。二是提升了香港在世界贸易中的地位。20年来香港以加工贸易为主体的转口贸易的发展，使香港外贸总量在全球的排名从1980年的第21位大幅提高到1997年的第8位。近几年香港在世界贸易中的排名有所下降，主要是离岸贸易并没有计入贸易统计当中，若加入离岸贸易数字，香港的排名将大大超前。三是贸易转型成为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过去20年转口贸易的发展使进出口贸易成为香港经济的龙头行业，进出口贸易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从80年代初的10%左右提高到2000年的18%。近几年离岸贸易的发展则主要体现在香港贸易服务的快速增长。据政府统计，1980-1995年间有关贸易的服务占GDP的比重一直维持在5%左右，2000年这一比重迅速提高至8.4%，充分反映离岸贸易加快崛起的现实。若加上同期进出口贸易业的增加值，香港全部贸易及有关贸易的服务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从1980年14.6%提高到2000年26.3%。即贸易转型从总体上看不但没有影响外贸在香港经济中的龙头地位，反而不断强化这一地位。1980-1995年期间以转口贸易为主体的进出口贸易至少带动香港GDP每年增长1.2个百分点，占同期GDP平均升幅的两成左右。1996-2000年有关贸易的服务增加值增量占同期GDP增量的24%，超过进出口贸易业的22%和金融业的21%，成为香港经济增长的首要动力。

由此可见，20年来贸易转型产生的巨大扩张效应有力地推动了香港经济发展，转口贸易和离岸贸易成为香港经济增长的最重要动力之一。如果没有贸易转型和发展，就不会有香港今天的贸易中心地位和在困难中仍有亮点的经济表现，近几年香港的经济问题也许会更大和更严重。

但也要看到，贸易转型对香港仍带来一定的影响。首先是香港传统贸易在中国贸易中的地位不断下降。90年代初香港和内地贸易额占中国外贸总值的比重曾接近50%，其后逐步下降，近几年跌势加剧，比重从1997年的44%急降至2001年的31%，2002年1-8月又进一步跌至28%，反映越来越多的内地货物通过香港以外的其他各种途径直接运往世界各地。其次是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由于各种贸易形式对本地经济的贡献相差甚大(2000年本地产品出口附加值比率约40%，转口为21.1%，离岸贸易只有8.6%)，贸易形态从高附加值转向低附加值，必会影响本地经济表现。以离岸贸易为例，1997-2000年香港离岸贸易增加约4000亿元，这些货物若全部经由香港转口，香港经济增长率每年平均可提升1个百分点。即如果香港转口贸易更多地采用外地付运方式，相对减少对香港贸易服务的依赖，最终会降低本地经济增长率。与此同时，各种贸易形式对本地经济的带动作用也不一样：本地产品出口至少可惠及本地制造业、进出口贸易业和贸易支援服务业，因而对经济的影响面最广，对消费和投资的带动作用也最大;转口贸易只惠及进出口贸易业和贸易支援服务业，其影响面和带动作用要小于本地出口;离岸贸易仅惠及部分贸易支援服务行业，其影响面和带动作用也最小。再次是对各有关行业都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根据香港贸发局调查，中国产品直接付运或转运安排地点差别甚大，影响最大的运输行业，由香港安排的占不足两成;其他分别是测试和证明、仲裁和保险，由香港安排的比例占40%-68%不等;影响最小是贸易融资，仍有超过8成在香港进行。最后是对本地就业的影响。贸易转型对本地就业的影响极大，20年来随着本地加工贸易制造业的外移，香港制造业就业人数由过去百万大军减至目前不足30万人，即使加上贸易支援服务行业的全部就业人口，也仍低于高峰期制造业的就业人数。1997-2000年香港离岸贸易增加4000亿元，这些贸易若以转口形式进行，仅本地运输行业就可增加约3万个就业机会。

趋势与前景

香港贸易转型的前景取决于如下几项影响因素：一是珠三角贸易支援服务的发展。珠三角贸易支援服务特别是港口群的崛起和发展是近几年香港贸易转型加速的主要原因之一。未来随着贸易支援服务的进一步改善，珠三角对香港贸易支持服务的依赖将会相对减少，香港贸易转型也将进一步加快，特别是转口贸易将更多地转向离岸贸易。以货柜运输为例，九十年代中以前，珠三角货柜经香港出口比重高达90%，去年已降至70%左右，估计到2010年将进一步降至50%左右。二是中国入世和市场开放效应。加入WTO后随着贸易条件的不断改善，内地进出口贸易将进一步扩张，预计今后10年将以平均每年10%的速度增长。到2010年，内地进出口贸易总量将由2002年6000亿美元增加到12000亿美元。水涨船高，香港和内地的贸易量也会随着增加。与此同时，外商将直接进入内地搞分销和采购，香港贸易公司也将更多地进入内地并从内地直接出口，这将进一步推动香港的贸易转型及促进离岸贸易的发展。三是香港物流发展政策。香港特区政府十分重视物流业的发展，2000年施政报告把发展物流业列为重要政策，并设立了专责机构加以推动，2002年财政预算案把物流业列为未来发展的四大支柱产业之一，加上最近政府进一步开放第5航权，这些都为物流业的进一步发展创造了良好条件。但也要看到，香港发展物流业起步慢、成本高、缺乏经验和优惠及人才不足，且面对邻近地区的激烈竞争。新加坡物流发展比香港要早10年，现在已是亚太区最重要的物流中心之一。珠三角的物流发展规划十分庞大且超前，广州、深圳、珠海等城市都把物流业作为未来发展的重点产业。珠三角物业的崛起一方面为香港提供了新的合作机会，但另一方面也在贸易支援服务领域给香港带来更大的竞争压力。

篇(4)

贸易转型既有正面的扩张效应，也带来一些负面的影响作用。从正面效应看，一是贸易转型的结果使香港贸易形式更趋多元化。包括本地产品出口、离岸贸易、加工贸易和非加工贸易在内的各种贸易形式层出不穷，形成传统贸易与离岸贸易、加工贸易与非加工贸易并驾齐驱的局面。贸易形态的发展，特别是离岸贸易的崛起，拓宽了香港贸易中心的市场腹地，使香港贸易公司可以不同贸易模式更好地满足各类客户的需要，从而进一步提升香港的贸易功能，扩充香港贸易中心的能量。二是提升了香港在世界贸易中的地位。20年来香港以加工贸易为主体的转口贸易的发展，使香港外贸总量在全球的排名从1980年的第21位大幅提高到1997年的第8位。近几年香港在世界贸易中的排名有所下降，主要是离岸贸易并没有计入贸易统计当中，若加入离岸贸易数字，香港的排名将大大超前。三是贸易转型成为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过去20年转口贸易的发展使进出口贸易成为香港经济的龙头行业，进出口贸易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从80年代初的10%左右提高到2000年的18%。近几年离岸贸易的发展则主要体现在香港贸易服务的快速增长。据政府统计，1980-1995年间有关贸易的服务占GDP的比重一直维持在5%左右，2000年这一比重迅速提高至8.4%，充分反映离岸贸易加快崛起的现实。若加上同期进出口贸易业的增加值，香港全部贸易及有关贸易的服务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从1980年14.6%提高到2000年26.3%。即贸易转型从总体上看不但没有影响外贸在香港经济中的龙头地位，反而不断强化这一地位。1980-1995年期间以转口贸易为主体的进出口贸易至少带动香港GDP每年增长1.2个百分点，占同期GDP平均升幅的两成左右。1996-2000年有关贸易的服务增加值增量占同期GDP增量的24%，超过进出口贸易业的22%和金融业的21%，成为香港经济增长的首要动力。

趋势与前景

香港贸易转型的前景取决于如下几项影响因素：一是珠三角贸易支援服务的发展。珠三角贸易支援服务特别是港口群的崛起和发展是近几年香港贸易转型加速的主要原因之一。未来随着贸易支援服务的进一步改善，珠三角对香港贸易支持服务的依赖将会相对减少，香港贸易转型也将进一步加快，特别是转口贸易将更多地转向离岸贸易。以货柜运输为例，九十年代中以前，珠三角货柜经香港出口比重高达90%，去年已降至70%左右，估计到2010年将进一步降至50%左右。二是中国入世和市场开放效应。加入WTO后随着贸易条件的不断改善，内地进出口贸易将进一步扩张，预计今后10年将以平均每年10%的速度增长。到2010年，内地进出口贸易总量将由2002年6000亿美元增加到12000亿美元。水涨船高，香港和内地的贸易量也会随着增加。与此同时，外商将直接进入内地搞分销和采购，香港贸易公司也将更多地进入内地并从内地直接出口，这将进一步推动香港的贸易转型及促进离岸贸易的发展。三是香港物流发展政策。香港特区政府十分重视物流业的发展，2000年施政报告把发展物流业列为重要政策，并设立了专责机构加以推动，2002年财政预算案把物流业列为未来发展的四大支柱产业之一，加上最近政府进一步开放第5航权，这些都为物流业的进一步发展创造了良好条件。但也要看到，香港发展物流业起步慢、成本高、缺乏经验和优惠及人才不足，且面对邻近地区的激烈竞争。新加坡物流发展比香港要早10年，现在已是亚太区最重要的物流中心之一。珠三角的物流发展规划十分庞大且超前，广州、深圳、珠海等城市都把物流业作为未来发展的重点产业。珠三角物业的崛起一方面为香港提供了新的合作机会，但另一方面也在贸易支援服务领域给香港带来更大的竞争压力。

篇(5)

去年四月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梁振英宣布香港和东盟同意共同建立双边自由贸易协议（即以特殊身份独立与东盟组成新的“10+1”），并将在2014年初与东盟各成员国正式展开磋商。

虽然双方尚未公布商谈的具体内容，但梁振英在2014年的施政报告中提到香港已就谈判范围提出建议，并将与东盟各国积极跟进。预计协议将包括撤销或减少关税和非关税壁垒、优惠产地来源规则、开放服务贸易、开放、促进和保护投资以及争端解决机制等内容，涵盖贸易和投资便利化的诸多方面，其中转口贸易关税、服务领域开放以及促进和保护投资等将成为重点事项。估计有关谈判将在未来两三年内完成，如果顺利推进的话，到2016年香港和东盟“10+1”合作框架就有机会正式建立并开始运作，香港和东盟的经贸合作即将翻开新的一页。

香港和东盟各国早就建立了密切的经贸联系。香港一向是东盟各国商品进入中国内地市场以及中国内地商品输入东盟市场的重要渠道，也是东盟各国企业，尤其是华人企业投资中国内地的桥头堡，建立香港―东盟自贸区将进一步促进贸易和投资便利化，从而给香港企业带来更多的商机。

目前东盟是香港的第二大贸易伙伴，去年两地贸易总额达7512亿港元，占香港贸易总额的9.9%，仅次于中国内地，高于日本5.5%、美国7.2%和欧盟8.5%的占比。2003～2013年十年间香港和东盟的双边贸易年均增长9.5%，高于香港整体贸易年均8.3%的增速，为香港贸易发展的主要动力之一。但也要看到，由于香港没有加入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以及东盟与其他国家签订的自由贸易协议，在有关自由贸易缔约方实施关税减免措施后，虽然经香港转运的货物大体上不受影响，但经香港转口的货物必然受到限制，从而逐渐影响香港在亚太区的转口枢纽地位。

以CAFTA为例，协议规定中国出口东盟的平均关税率将从9.8%降至0.1%，东盟出口中国的平均关税率将从12.8%降至0.6%，即基本上实现零关税。自这一协议签署以来，中国内地和东盟直接进行的双边贸易金额急升5.4倍，但内地和新加坡经香港转口到对方市场的货物增加不到1倍，内地与泰国经香港转口到对方境内的货物也仅增加2.1倍，可见香港转口货源分流的情况较为严重。香港和东盟签订自由贸易协议后，如果CAFTA及其他多个“10+1”缔约方经香港转口到对方境内的货物也可享受关税优惠待遇，则将十分有利于香港转口贸易业务，给香港货物贸易发展提供新动力。

目前东盟是香港第四大服务贸易伙伴，占香港服务贸易总额超过8%。香港和东盟签订自由贸易协议，可以扩大香港服务业的发展空间。首先，亚太区各经济体，尤其是中国内地经香港转口数量的增加，将进一步扩大香港与转口贸易有关的服务输出，货物运输、贸易融资、海上保险以及法律、会计、检测认证等专业服务将获得更大的发展空间。其次，香港国际贸易功能的强化也将加快离岸贸易的发展，使香港转手商贸活动及其他与离岸贸易相关的服务更加活跃。再次，从去年开始香港旅游服务输出创造的附加值已超过商贸服务和运输服务，成为香港最重要的服务输出领域，贸易和投资规模的扩张将带动更多商务旅客进入香港，从而进一步强化香港旅游服务的功能。同时，虽然CAFTA《服务贸易协议》使中国在WTO承诺的基础上，在商业、建筑及相关工程、环境、体育和运输等五个服务部门向东盟作出市场开放的承诺，但由于CEPA是中国开放程度最高的服务贸易协议，仍可吸引东盟在香港设立服务型公司，并以香港服务提供者进军内地服务市场，这将进一步强化香港作为区域服务中心的功能。

篇(6)

一、全球自由贸易园区的发展历程

(一)初步形成阶段――二战前古典、传统自由贸易园区的横空出世

自由贸易园区最早可追溯到古希腊时代。当时腓尼基人将泰尔和迦太基两个港口划为特区,对外来的商船尽量保证其安全航行,不受任何干扰,这即为自由港区的雏形。1228年,法国南部马赛港在港区内划出特定区域,规定外国货物可以在不征收任何税赋的情况下出入这一区域。1367年,德意志北部的几个自由市联合起来,建立了历史上称之为“汉萨同盟”的自由贸易联盟;1547年,意大利在其西北部热那亚湾建立雷格亨(Leghoyn)自由港,这被认为是世界上第一个正式命名的自由港。此后,自由港和自由贸易园区开始逐渐在西欧许多国家风行。

17-19世纪约200年的时间里,欧洲的贸易大国先后在一些主要港口创办自由港或自由贸易园区。如意大利的那不勒斯(Naples)自由区、的里雅斯特(Trieste)自由区、威尼斯(Venice)自由区;德国汉堡(Hamburg)自由港、不莱梅(Bremen)自由区;法国的敦刻尔克(Dunkerque)自由区;丹麦的哥本哈根(Copenhagen)自由港;葡萄牙的波尔图(Porto)等。这些自由港或自由区利用优越的地理位置,采取免除进出口关税等措施,吸引外国商品到此转口,扩大对外贸易,发挥了商品集散中心的作用。

20世纪20年代后,自由贸易园区开始在美洲大陆出现。1923年创办的乌拉圭科洛尼亚(Colonial)自由区、墨西哥的蒂华纳(Tijuana)自由区和墨西卡利(Mexicali)自由区是美洲大陆较早建立的自由贸易园区。美国则直到1936年才在纽约的布鲁克林(Brooklyn)建立了第一个对外贸易区。

从自由港区问世至二战前夕,世界自由贸易园区经历了近400年的发展。从“量”的角度说,这一时期的自由贸易园区发展数量和规模有限,主要以自由港和自由区为主,共约有75个,分布在26个国家和地区,绝大部分集中在发达国家。从“质”的角度说,这一时期的自由贸易园区经营活动相对单一,主要从事对外贸易和转口贸易,允许外国商船自由进出,但各国对区内经营的业务范围普遍都有比较严格的规定。这一时期的自由贸易园区因此被称为“古典和传统的自由贸易园区”。

(二)逐步发展阶段――二战后至20世纪60年代出口加工区的异军突起

二战后,世界范围内众多殖民地附属国相继独立,要求发展民族经济的呼声日益高涨。在经济社会发展的探索实践中,很多国家和地区纷纷开始划定隔离区域同外商合作发展出口工业,并以当地丰富廉价的劳动力和各种优惠待遇,吸收客商的资金和技术。由此,“出口加工区”作为一种自由贸易园区新形式和发展的新形态登上历史舞台。世界上最早从事出口加工活动的自由港区一般认为是1958年在爱尔兰设立的香农(Shannon)出口自由区。但世界加工区协会(WEPZA)认为必须设有制造工厂,并具有免税性质的自由区才是出口加工区,香农自由区仅是免税而已。据此,WEPZA认定1947年至1951年间波多黎各岛上的免税工业区才是世界出口加工区的鼻祖。我国台湾省于1966年建立的高雄出口加工区,是世界上第一个正式以“出口加工区”命名的自由贸易园区。

发展中国家出口加工区的共同点是设立于港口附近、行政手续较区外简化、由区外输入原物料或零组件,再以非技术劳力来产生附加价值,区内企业享有税收及投资政策优惠,以“两头在外”为主要发展模式,发展出口工业产品。从实际情况看,异军突起的出口加工区,成为了不少发展中国家经济起飞的“助推器”,可谓功不可没。

(三)蓬勃兴盛阶段――20世纪60年代后多种类型自由贸易园区的共同发展

在全球化浪潮的推动下,贸易、生产、资本国际合作不断深化,发达国家产业转移日益加速,发展中国家工业化进程迅猛提升,全球自由贸易园区呈现出多样化和综合化的发展态势。目前,世界上多数自由贸易园区都具有进出口贸易、转口贸易、仓储、加工、商品展示、金融等多种功能,大大提高了自由贸易园区的运行效率和抗风险能力。

以出口加工区为例,2008年国际劳工组织(ILO)对世界出口加工区的研究报告显示,截至2006年,已有130个国家和地区设立了3500家出口加工区。1975年至2006年的30年间,出口加工区的数量增长44倍,1997年至2002年的5年间出口加工区增长最快,数量净增长2155家(见表1)。除了出口加工区蓬勃发展外,自由港、自由区、自由经济区(Free Economic Zones)、保税区(Bonded Area)、免关税区(Customs Free Zones)、企业园区(Enterprise Zones)等各种类型的自由贸易园区也在世界范围内迅速发展。 br>

二、全球自由贸易园区的典型模式

(一)物流集散模式――欧洲的自由贸易园区

欧洲是自由贸易园区的发源地,保持着所有自由贸易园区中最传统的一种形态,即西欧沿海主要港口城市,利用其优越的航运和地理条件,将港区设为自由港,并将发展目标定位为贸易枢纽。欧洲的自由贸易园区表现为大进大出的物流集散模式:自由港利用先进的港口设施建立起四通八达的运输网络,货物可在24小时内疏散到所在国的任何城市,48小时内辐射欧盟全境。

(二)出口加工向物流集散过渡模式――亚非国家的自由贸易园区

广大亚非等发展中国家的自由贸易园区主要以从事加工为主,以转口贸易、国际贸易、仓储运输服务为辅。作为承接国际产业转移的重要平台,以出口加工区为主要形式的自由贸易园区二战后在发展中国家蓬勃发展。随着亚非各国经济的相继腾飞,出口加工区逐步发展成为功能更全面、更完善的自由贸易园区,国际中转、转口贸易等功能的发展,使众多自由贸易园区中逐步发展出多个区域物流中心。

(三)综合型模式――亚太地区的自由贸易园区

综合型自由贸易园区主要分布在亚太地区,以香港、新加坡为代表。园区包括整个港口城市,由若干工业区组成,兼具转口贸易、出口加工及金融、商业、旅游等多种功能。园区内允许居民居住、生活、娱乐, 并可享受免税进口消费品。通常来说,这种模式的自由贸易园区地理位置优越,邻国或地区的经济处于工业化的初期或成形之中,自由贸易园区扮演“中介人”角色,协助周围国家开展对外经济贸易,经济活动和经济发展目标呈现国际性。

(四)商贸结合模式――美国、阿联酋的自由贸易园区

商贸结合模式的自由贸易园区以从事进出口贸易为主,兼搞一些简单的加工和装配制造。美国是世界上设立自由贸易园区最多、发展最快的国家,其自由贸易园区称为“对外贸易区”(Foreign-Trade Zones)。除法律禁止的商品外,任何国外和国内的商品都可以进区,不受美国海关法的约束,国际贸易的各项活动均可在区内开展,包括存储、展示和销售、重新包装、组装、分类、清洁以及搭配国内货物加工。阿联酋迪拜港自由港区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自由港区。区内共有企业5000余家,其中贸易物流业占74%,加工制造业占22%,相关服务业占4%。货物在区内存储、贸易、加工制造均不征收关税及其他税收。

三、全球自由贸易园区的运行机制

(一)便利化的监管措施

自由贸易园区建立后能否顺利运行并有效吸引投资者与海关监管的原则、方式和手段密切相关。海关对自由贸易园区监管的核心思想可以概括为:“一线放开,二线管住,区内不干预”。尽可能简化手续提高效率,对于进出的船只和货物给予最大限度的自由,提供合理便捷的管理是各国自由贸易园区的共同监管目标,为此,多项便利化监管措施被各国和地区普遍采用。如,海关对自由贸易园区的监管往往是抽查式的,只有在违反海关法规嫌疑的情况下才进行;便捷的管理服务贯穿于从货物装卸、运输、再装运的整个过程中;以信任为前提实行备案制;以企业为监管单元,利用风险管理方式,实施分级监管和以对账目的监管代替货物实物监管以及利用现代化信息技术监管,等等。

(二)多样化的管理体制

各国自由贸易园区管理体制可分为两个层次:一是对自由贸易园区进行宏观决策、立法、监督、协调的国家级管理系统;二是对自由贸易园区的微观经济活动进行组织、领导的区内组织体系。一般而言,拥有较多自由贸易园区的国家通常设有专门的宏观管理机构,负责对全国各地的自由贸易园区进行设区审批、监督、检查和协调管理。而一国一区的国家往往通过授权地方管理机构的方式进行直接管理,不设专门的宏观管理机构。

从宏观层面来说,中央政府层面对自由贸易园区的管理主要可分为两种类型:专管型和代管型。从微观层面来说,根据区内管理机构性质、权限划分及管理方式的不同,可分为政府部门主导型、管理公司主导型和政企混合型三种类型。

(三)全方位的优惠政策

为了使自由贸易园区吸引更多的国内外投资者,各国及地区政府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及地区政府在制定自由贸易园区法律时,制订了许多优惠政策措施。一是税收优惠,包括不同程度和范围的关税豁免优惠以及所得税和其他税收的减免优惠。二是金融优惠,主要包括放松外汇管制、放宽信贷、提供各种补贴优惠等措施。三是包括土地租用、开放内销市场、加速资本折旧、特殊安全保障在内的其他优惠。

四、各国自由贸易园区与我国海关特殊监管区的对比分析

本文选取新加坡、中国香港、韩国、中国台湾、日本的自由贸易园区与我国现有海关特殊监管区域中开放程度最高、政策最优惠的保税港区和综合保税区在监管模式、管理体制、优惠政策等方面进行比较分析,力求探寻我国保税港区的设置短板和发展方向(见表2)。

各国自由贸易园区尽管功能选择各不相同,但基本以转口贸易、进出口贸易、加工贸易为主体功能,以保税仓储、展示批发、商业为辅助功能。反观我国,虽然海关特殊监管区域功能设定较宽泛,涵盖了国外自由贸易园区的大部分功能,但在各个功能的实际效用发挥上与国外自由贸易区相比有较大差距。具体而言,我国海关特殊监管区域在进出口贸易方面发展较好,但转口贸易功能由于受地理位置和操作手续的影响,难成规模。目前国际中转运营最好的上海洋山保税港区,其中转量也仅达到货物吞吐量的10%左右,远低于国际其他自由港中转量超过50%的比重。出口加工功能也因企业货物在出口加工区内的诸多限制发展不畅,导致出口加工区招商困难,仅长三角地区昆山、漕河泾等几个出口加工区运转正常。

此外,商业性销售服务在我国海关特殊监管区域内尚未开展,区内还不能进行商品买卖零售等业务。如何进一步完善功能,均衡提高,错位发展是我国海关特殊监管区域实现新发展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

参考资料:

[1]李力,《世界自由贸易园区研究》,改革出版社,1995.

[2]成思危,《从保税区到白由贸易区:中国保税区的改革与发展》,经济科学出版社,2003.

[3]北京对外贸易学院,《世界自由港和自由贸易区》,北京对外贸易学院,1977.

[4]郭信昌,《世界自由港和自由贸易区概论》,北京航空学院出版社,1987.

篇(7)

自贸区的功能由单一性转向综合性

自贸区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的是指国家或地区划出特定的区域，允许外国商品在该区域内豁免关税自由进出，实质上是一种自由港的关税隔离区，也叫自由贸易区（FreeTradeZone）。典型的如德国汉堡港、新加坡樟宜等。而广义的是指自由贸易协定区（FreeTradeAgreement），两个或以上的国家或地区通过协定取消相互之间的关税，是跨国界的区域性的经济一体化协定组织。如北美自贸区、东盟自贸区等。

目前世界上已有1200多个大大小小的自由贸易区，其中发达国家有425个，占35%；发展中国家设立了775个，占65%（2006年）。

这些自贸区按照不同功能定位可分为多种类型，第一种是以香港、新加坡为代表的零关税自由港型，这种类型的自贸区对进口商品、当地消费和转口输出都不征收关税；第二种是转口集散型，这种自贸区是主要利用区位优势进行港口装卸、货物储运、货物商业性加工和货物转运等业务，典型代表是汉堡和巴塞罗那；第三种类型是以菲律宾马里莱斯为代表的贸工型，集加工贸易与转口贸易于一身；第四种是出口加工型自贸区，以出口加工为主，如我国台湾地区的出口加工区；五是保税仓库型，可不办理进口手续就连续长时间处于保税状态，以意大利罗马的免税仓库为代表。

虽然各国自由贸易园区的具体功能和管理政策有差异，但通用的规则包括：（一）进入自由港或自由贸易园区的商品无需缴税；（二）自由贸易园区免于实施惯常的海关监管，监管更为简便和宽松；（三）商品进港后，可以进行各类加工、处理，也可以与外国或国内商品混合重新出口。如需运进所在国国内其他地区，办理报关手续缴纳进口税即可；（四）对进出区的活动不加限制，已纳税的进口货物可以从纳税地进入区内与其他货物混合后，再免税进入纳税地等。

此外以实际发展来看，目前各种自贸区的功能正由单一性转向综合性，在区内不仅原材料、零部件甚至成品都可以自由进出，同时转口贸易、仓储、加工、商贸展销、金融服务等各种深化服务都渐渐汇集，功能完备化后的自贸区运行效率也大大提高，这也是目前世界各地的自贸区通常会发展成为所在区域贸易中转枢纽的原因所在。

我国需要尽快推动新一轮的改革开放

自贸区通过设定特定区域自由港的形式，减少国际贸易和资本流通的交易成本，扩大对外开放，使得对外贸易和国际投资能够更加顺畅，自由贸易协定更进一步驱动了区域经济的一体化。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的成立是国家战略需要，重点是制度创新，未来有望成为我国融入世界经济的桥头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