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音乐文化论文精品(七篇)

序论：写作是一种深度的自我表达。它要求我们深入探索自己的思想和情感，挖掘那些隐藏在内心深处的真相，好投稿为您带来了七篇传统音乐文化论文范文，愿它们成为您写作过程中的灵感催化剂，助力您的创作。

篇(1)

道家思想对现代社会生活中人的内心仍然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对世事无常的平静对待和对思想境界的追求，是化解在巨大生活压力下当代人心理压力的有效途径。佛家文化是东汉时期传入我国的外来文化，它与基督教、伊斯兰教并称为世界三大宗教，因其在思想上奉劝人们进行自我忍耐和自我欲望的压抑和约束，而受到中国封建统治阶级的推崇。封建社会统治阶级大兴土木广建佛教寺院，使得佛教文化在民间广泛流传并产生深远影响。“佛教主张直指人心，见性成佛。人的本性即是佛性，人人都有佛性，但无明的人会执迷不悟，觉悟的人才明心见性。任何尘俗中人都可顿悟成佛，超凡入圣。”佛教文化的思想核心是“禅”。佛教修行的最高目标的实现，并不是得到了神灵的帮助和救赎，佛教修行的最高境界是人们对自我心灵的认识和对自己欲望的修正，是自我的救赎和顿悟。文化具有民族性和继承性，一种文化的产生和繁衍一定发生在一定的地域内，并在同一民族中流传。同一地域的人们长久以来形成了自己独有的民族风俗习惯和生活习惯。文化正是这一风俗和社会生活形成的基石。同时，在风俗习惯和社会生活的流传和延续的过程中，文化也得到了传承和发展。同一地域的人们将文化代代流传下来，使文化具有民族性和继承性的特点。同时在文化的流传过程中，这一民族和地域的人们也形成了自己独有的民族心理特点。

二、传统文化影响下的民族心理

1.以和为贵，追求和谐之美在汉代，儒家作为统治者所推崇的思想，成为中国古代社会的主导思想。它“以伦理来组织社会，以道德来代替宗教，以礼俗来代替法律”的“以和为贵”的儒家思想，被广泛渗透进中国人的生活之中，时至今日，我们仍然以“追求和谐”为社会发展目标，对和谐之美的追求是所有中国人内心深处的心声。几千年来，中国的传统思想中都渗透着对“和”的追求。“家和万事兴”“和和美美”都用来形容中国人的幸福。著名作家冰心曾经说过，“美的真谛应该是和谐。这种和谐体现在人身上，就造就了人的美；表现在物上，就造就了物的美；融汇在环境中，就造就了环境的美”。可见，中国人对美的理解和对和谐之美的追求已通过中国人生活的点点滴滴表现出来。

2.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从“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谈起，《论语·子罕》中记载，“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这里的“逝者”包罗万象，可以是天地自然，也可以是人与社会生活。也就是说世间万物就这么逝去着，日夜不停歇。这种“生生不息”的思想观念深深地植根于中国人的内心深处，并逐渐形成了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优良品质。在永不停歇的运动中，我们逐渐理解了发展的意义，学会了用奋斗和顽强的精神坚持着对未来的执著。“自强不息”“艰苦奋斗”“百折不挠”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孔子说，“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反侵略斗争激发了人们自强不息的精神力量，使自强不息的精神更加深入人心。传统的文化和社会生活为民族心理的产生和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使“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永久流传。

3.强烈的民族认同感在中国人的心里，国家是一个庞大的家庭，它是由无数小家组合而成。在中国人的传统理念中，将对小家的和谐、安定和团结的追求同样赋予给国家。人们对家庭的认识和理解，上升为对国家的认识和理解。从追求小家的和谐以及对小家的这一范围的认同上升为对国家和谐的追求和对国家这一集体概念的认同。对于国家和谐、安定团结的认同和追求，加强了国家的民族凝聚力，使人们的心灵产生了强烈的民族认同感。人们浓厚的爱国情感是国家长治久安的基本条件。而中国人强烈的民族认同感的形成与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分不开。

三、传统文化心理对民族音乐的影响

篇(2)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今天，当我们聚集在一起举行中日音乐国际比较会议之际，我们很自然地就会以崇敬的心情怀念田边尚雄、林谦三、岸边成雄、泷辽一、王光祈、杨荫浏、常书鸿、黄翔鹏等中日音乐学界的前辈，是他们以远大的学术眼光、科学的研究方法、辛勤的学术劳动，开辟了中日音乐比较研究这一方沃土，为我们提供了广阔的学术领域，创造了丰硕的学术成果，将中日音乐比较研究推向了一个，在此，我们谨对他们的学术贡献和学术恩惠致以崇高的敬意！

对于前辈们的学术贡献，我曾经在拙文《中日音乐比较研究的历史、现状及其展望》中做过初步论述，在此从略。下面我就以《中日音乐比较研究的新发展》为题，对现状作一初步分析。

自1995年10月，在中国福州举办第一届中日音乐比较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以来，已历时18年，每两年一次的盛会识新朋会旧友，话学术叙友情，如今已迎来第十次聚会。作为18年历史的见证者，我为中日音乐比较研究的人才成长、学术发展而感到由衷的欣慰。

一、研究者——从事中日音乐比较研究的学者人数逐年增多。学术研究水平不断提高，为中日音乐比较研究事业的发展提供了结构较为合理的学术梯队。

学术研究事业的发展，首先靠的是研究者，只有培养了大量高素质的研究人才才能促进学术研究水平的不断提高。记得当第一届中日音乐比较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在中国福建师范大学召开的时候，参会者近三十人左右，其中中方代表二十人左右，日方代表不足十人；到第七届中日音乐比较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在中国武汉音乐学院召开时，出席会议者达78人，其中中方学者52人，日方学者26人。如果说研究者人数的大幅增加，只是从“量”的方面体现了研究队伍壮大的话，那么，从老中青研究者学术论文研究议题的扩展、内容的丰富、水平的提高，就更体现了研究成果“质”方面的超越。由此，我们就可以增强信心，倍受鼓舞了。

18年前的中年学者，蒲生乡昭、蒲生美津子、樋口昭、张前、陈应时、俞人豪、孙玄龄、增山贤治等人如今都已成为研究成果丰硕、学术造诣深厚的中日音乐比较研究的优秀学者。例如：蒲生乡昭《日本古典音乐探究》、张前《中日音乐交流史》、陈应时《中国乐律学研究》、王耀华《三弦艺术论》、《琉球御座乐与中国音乐》等，都已经成为中日音乐比较研究领域颇具影响的著作。

像金城厚、塚原康子、山本宏子、寺田直子、大塚拜子、吕锤宽、赵维平、周耘、马达等，当年的青年学者，经过18年的研究实践，积累了丰富的学术研究经验，创造了优秀的学术成果，已经成长为成熟的中日音乐比较研究者。他们中出现了众多的优秀论著。

这18年来，出席历届会议的许多研究生导师，都将自己的博士生、硕士生带来参会，使这些学生在学术交流和实地音乐考察中成长，甚至于在中日音乐比较研究领域里寻找学位论文的题目，由此出现了周耘、刘富琳、裴雅勤、王州、徐元勇、孙宁宁、刘银贞、许志斌、王翠、毛丫、长岭亮子等人的博士学位论文或较为优秀的中日音乐比较研究的学术成果，得到学术界的肯定，有些已经成长为该研究领域的中坚力量。

值得注意的是，以上这后两类的中青年学者绝大部分都具有博士学位，接受过比较严格的学术训练，掌握了科学的研究方法，具备了扎实的理论基础、宽厚的基本知识，专业起点比较高，我们相信，经过不断的持续努力，他们一定能够取得学术质量更高的研究成果。

二、研究内容——传统研究领域进一步深化，新的研究领域屡有开拓。学术成果丰硕，研究水准不断提升。

纵观18年来的历届中日音乐比较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所发表的论文，我们可以看到，音乐史学、乐谱学、乐器学等传统学术研究领域，不仅得到了继承，并且不断深化。

对中日音乐交流史的研究，原本是田边尚雄、岸边成雄和泷辽一等先生在上世纪前半叶开创、后半叶得以发展的学术领域。自1995年以来，历届中日音乐比较研究国际会议和各种刊物中，都有为数众多的有关本领域的文章。例如，赵维平、贺星、张前、袁静芳、蒲生美津子、平间充子、蒲生乡昭等人的论文，分别对中日古代在宫廷音乐、催马乐、雅乐与唐代大曲、雅乐与燕乐、乐曲《放鹰乐》、《兰陵王》等方面的交流，作了较为深入的论述。

与此同时，还出现了杨民康、管建华、塚原康子、葛西周、过本香子、新掘欢乃等人的诸多论文，将研究视域从古代转向近现代、当代中日音乐交流史和交流现状。其中，周耘、杨长安的某些论文直接将视域投向当今音乐生活，起着以研究来参与和干预现实音乐生活的作用。

日本著名学者林谦三先生是对遗存于日本的中国古代乐谱进行解读研究的先行者，他的《琵琶古谱的研究》、《琵琶谱新考》等众多论文为该领域的研究作出了重要贡献。在历届中日音乐比较研究国际会议和这18年来的各种刊物上，也有许多学者发表了关于该领域的研究论文。如：陈应时、应有勤、澳大利亚学者Steven C，Nelson等分别发表文章，或者提出“掣拍说”为新的节奏翻译方法，或者对“掣拍说”进行论证和争议，这都有利于将古谱的解译研究引向深入。

对于中日两国乐器的历史、形制和演奏方法的研究，林谦三曾有《东亚乐器考》等、三谷阳子有《东亚琴筝的研究》等、东洋音乐学会曾出版《琵琶音乐研究》等，成为成果颇为丰硕的传统研究领域。近十八年来，与琴、筝、琵琶相关的研究领域也有了新的进展，新出现了俞人豪、阎林红、符丽琴、林月里、杨宝元、余明、朱佳、何丽丽、余丹红、郑瑞贞等人的论文，分别对中日传统筝音乐的历史与形态、筝人、筝曲演奏技巧、传统筝的乐律体系、筝曲结构与艺术特点，琵琶的乐器学问题、清代琵琶和清代刊行的琵琶谱、中日琵琶音位发展、日本琵琶本土化保存发展的文化因素、日本琵琶流派与中国琵琶的流派等进行了研究。在尺八研究方面，除了中日音乐比较研究国际会议不断有新的论文出现之外，中国浙江省文化艺术研究院举办的尺八专题研讨会和近年来出现的新论文，都正在将该领域的研究不断引向深入。应有勤、王建欣、郑荣达、赵维平、刘正国等人的论文，对中日尺八的历史及形制异同、正仓院藏乐器尺八、贾湖遗址出土的“骨龠”与日本尺八源流的关系等问题进行了探讨，虽然见解颇有歧义，但是都在认真探索，将中日尺八关系的研究逐渐引向深入。

还有学者以乐器壁画为基础在从事音乐图像学的研究，如：樋口昭教授曾多次前往新疆地区考察壁画中的音乐绘制情况，有多篇除了以上中日音乐关系的传统研究领域之外，近十八年来，在音乐形态、乐种比较、宗教音乐、音乐教育等方面的研究，都有比较大的进展。

在音乐形态研究方面，陈应时、郑荣达、吴国伟、胡企平、刘富琳、裴雅琴、金城厚、庄永平、马塞达、吕洪静、修海林等人的论文，分别对中日音乐的乐律、宫调、旋律特点、音乐结构等作了论述。

许多论文对明清乐、琉球音乐等做了较为深入的研究，如：在明清乐研究方面，出现了郑锦扬、徐元勇、樋口昭、钱国祯、杨桂香等人撰写的有关明清乐源流、曲目、乐器、乐谱等的研究论文。在琉球音乐研究方面，王耀华、吕锤宽、刘富琳等人的论文，分别对琉球御座乐的复原研究、《福寿歌》、《闹元宵》、《四大景》、《一年才过》、《天初晓》、《清江引》、《急三枪》、《纱窗外》、《相思病》等曲目源流的考证、日本琉球音乐对中国曲调的受容、变易及其规律性、琉球音乐对中国传统音乐受容变易的三种类型、台湾北管乐与琉球御座乐之比较、组舞·能·中国戏曲之比较等进行了研究。

在中日佛教音乐关系研究方面，近十八年的成果尤其丰富，研究渐趋深入。出现了周耘、岩田郁子有关黄檗宗声明诸多方面研究。杨民康嘉雍群培关于中国傣族藏族和日本佛教音乐比较研究、新掘欢乃对严密流咏歌、日本声明进行研究等的许多论文。

中日音乐教育的比较研究也是近十八年来引起较多学者关注的一个研究领域。既有上世纪初日本音乐教育对中国音乐教育的影响研究，也有对中日音乐教育现状及其相关问题的研究和比较研究，涉及中日音乐教育历史、大中小学各个层次的音乐教育、课程标准、教材教法等方面的比较研究。出现了张前、汪毓和、王安国、马达、冯芸、尾高晓子、孙玄龄、伊野义博、赵琴等人撰写的相关论文。

三、研究方法——经历了以文献学为特色、比较音乐学方法的运用.到重视实地调查、“文化脉络中的音乐研究”。再到电子计算机的开发利用、多视野多学科多方法结合的变迁，随着时代的发展不断探究创新。

回顾历史，我们可以发现，上个世纪的前半和中叶，田边尚雄、林谦三、岸边成雄等老一辈研究家，有着扎实而深厚的文献学功底，因此，在他们的研究中，文献资料的搜集、整理、校勘、分析和使用，成为他们得心应手的重要基础。尤其是岸边成雄先生，他的唐代音乐史的研究过程，实际上就是音乐史料学学科建设的过程，用东方所特有的丰富的典藏文献来为当时的比较音乐学研究做出了自己的独特贡献。同时，他们也以开放的心态运用历史意识、实证方法，用世界音乐的视野来研究日本音乐。

到上世纪80年代初，沐浴着改革开放春风的一批中国音乐研究者得到了日本等国的国际友人的支持，能够走出国门，到国外去进行实地考察，因此，从这一时期开始，深入现地调查，不仅研究音乐的特点，而且追寻产生该音乐特点的文化缘由，也就是“文化脉络中的音乐研究”成为中日音乐比较研究的主要方法。并且提倡“局内人”“局外人”双视角相结合的方法、多学科多视域相结合的“多重证据法”等，推动了中曰音乐比较研究的进一步发展。

进入本世纪以来，以上研究方法又有了新的开拓。例如：在运用文献研究法时，不仅运用一种语言的文献，而且同时对两种或者三种以上语言的相关文献进行考查，使资料更为全面，论证更为充分，得出的结论更有说服力，更为可靠。如蒲生乡昭《外国人对早期三味线的记录》，除了运用日语文献之外，还运用了中文、葡萄牙语、英语等多语种文献资料，以探寻早期三味线的踪迹。

又如：实地考察，不满足于对一个国家一个地区的考察，而是像《亚洲太鼓的“口唱歌”》的作者山本宏子那样，以多年在印度尼西亚、中国、日本的实地调查为基础，对用状声字来记录打击乐的口唱歌、锣鼓经这种记谱形式进行综合比较研究。

金城厚、矢向正人等又将视野投向音乐研究中对电子计算机的运用。金城厚在《民歌旋律类似性的计算机处理》一文中，介绍了他与坪井邦明、松岛俊明、野田千香等人，共同开发的处理旋律类似性的“歌词音列法”计算机软件及其运用。矢向正人在《计算机对长呗谱的认识》一文中，报告了他所研究的利用计算机记录长呗谱的实验结果，他开发了名为GIDA-U（Generally

Integrated Data

formatnagn fomaga Utanotation）的电子计算机软件，该软件既能记录长呗谱，也能记录其它传统音乐的乐谱，而且还有开拓国际标准的传统音乐记谱法的广阔前景。

综上所述，18年来，以中日音乐比较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为代表的中日音乐比较研究事业在蓬勃发展。人才辈出，正在形成年龄结构、知识结构合理的学术梯队：研究领域不断拓展和深化，研究水准不断提高；研究方法不断创新。

在2007年9月的第七届中日音乐比较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曾经有人提出：我们如何超越音乐学大师，如何突破“后岸边成雄时代”、“后杨荫浏黄翔鹏时代”。我认为，这一问题的提出，本身就是一种有危机感和积极向上精神的体现。但是，由于音乐学作为人文学科的一个组成部分，它的学术研究成果具有传承性和积累性，后一代的成果往往是对前一代成果的补充和丰富，我们的职责是，继承优良传统，争取更大奉献。只要我们齐心协力，一步一个脚印地稳步前进，是一定能够把前人开创的中日音乐比较研究事业不断推向新的境地，迎来一个又一个新的学术研究。到了那个时候，卓越研究成果的问世，杰出研究人才的出现，就成为水到渠成、顺理成章的事了。我们期待着这一天的早日到来。

篇(3)

关键词：民族音乐学；研究型人才；模式

课题：本文系黑龙江省教育科学“十二五”规划2012年度课题：“民族音乐学研究型人才培养模式的研究与实践”研究成果。课题编号：GBC1212104

民族音乐学也被称作人类音乐学，19世纪后伴随着民歌文化的发展而诞生，是对具体文化背景下的音乐进行研究的学科。作为一门世界性的传统音乐理论学科，民族音乐学涉及国内外各个国家和民族的传统音乐文化，具有深远的理论意义和研究价值。随着民族音乐学在高校音乐教育中的普及和推广，其已经成为了深化音乐理论研究的基石。培养民族音乐学的研究型人才，弥补了音乐专业理论文化知识的教学通常只是点到为止的缺憾，符合我国建设知识型社会的构想。

一、培养民族音乐学研究型人才的意义和目的

（一）意义

1.对学生而言，培养其民族音乐学理论研究的能力，不仅可以提高学生的理论研究素养，同时也为学生的理论创新创造了条件。

2.创建新型的民族音乐学研究型人才的培养平台，可以使民族音乐学专业的“教”与“学”之间的交流变得更便捷、高效。教师不再只是教，学生不再只是学，而是真正做到“教学”的融合，从而实现信息社会的“教学相长”。

3.以培养理论研究型、创新型人才作为终极目的，并在此基础上创建一套全新的研究型人才培养模式，可以为国内其他专业乃至整个高校研究型人才的培养提供借鉴。

（二）目的

1.通过研究型人才的培养，最大限度地提高民族音乐学专业学生的理论研究能力和就业竞争力。

2.通过师生双向互动的理论科研，创建一套针对民族音乐学课程的系统的研究型人才培养模式。

3.培养专业的研究型人才，有效地提升学术论文的撰写质量，增加学术论文的发表录用率。

二、民族音乐学研究型人才培养的方法

研究型人才培养分为过程培养和论文写作两个方面，过程培养是论文创作的基础，而论文创作是过程培养的最终目的。

（一）研究型人才的过程培养的方法

1.理论联系实践，引导学生在实践中提升理论研究能力

研究型人才的培养不应只浮于理论层面，而是应与实践相结合，只有这样才能使学生在学术研究中迸发出思想的火花，从而深入挖掘出民族音乐学理论最深的涵义。高校应与民族音乐研究机构建立人才合作机制，构建教学实习基地，定期组织学生（本科生、硕士研究生）到教学实习基地进行系统的实习，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同时，教师也要结合自己的科研方向带领学生进行课题调研，采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研究方法，从而使教师的研究课题更具实用价值和学术价值。

2.改革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优化知识结构

进入新世纪以后，教育部要求高校进一步优化教学结构，同时高校学分制的改革也要求高校应明确专业人才培养的目标及规格。在这样的环境和趋势下，要想创造培养研究型人才的条件，高校应对民族音乐学相关教学内容和课程进行改革，整合课程类目，强化民族音乐学各方面知识的相融性，从而使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的设置更有利于研究型人才的培养。

3.鼓励高水平学术论文的撰写

在民族音乐学教学中，教师可以在课后通过布置课外作业，让学生主动专研某一课题。学生通过搜集、查阅各种文史资料，在分析、阐述并提出自己的观点的过程中，大范围地涉猎了世界民族音乐的各个领域，拓展了自身的学术思维，提高了分析和总结能力，为撰写高质量的学术论文创造了必要的条件。另外，实施本科生导师制，这样可以使教师能够更加密切地指导民族音乐学专业的学生进行学术研究，提升其研究水平。

4.建设高水平的科研师资队伍

建设高水平的教师队伍是培养优秀科研人才的前提，民族音乐学涵盖的知识面非常广博，需要教师首先应具有高水平的教育背景，其次要具备深厚的学识和高尚的人格。只有这样才可以在教学中为学生呈现精彩绝伦的讲授，反之庸师平淡的说教方式则会大大降低学生的专研兴趣。而民族音乐学师资力量的配备，平均年龄应在30-40岁之间，学术队伍应从助教、讲师到副教授再到教授呈梯队递进，硕士以上学历为最优，这样一支知识结构优化、富有开创性的中青年教师队伍才是培养民族音乐学研究型人才的骨干力量。

（二）论文写作的方法

1.拟定论题

民族音乐学所涉及的范围非常广泛，这就需要研究者能从中挖掘出具有探讨价值的关注点，选定金子般的题目。研究者应明确论文写作的目的，即通过观点的论述来推动研究进程，从而解决现实问题。大而宽泛的问题可控性低，只有细小的问题才具有可操作性，因为只有具体的问题才能够通过有限的内容表达清楚，从而使论文达到字字有据、句句有理的标准。

2.资料查阅

资料的查阅讲究“精、准、全”三个要素，查找思路是否精确到一个特定范围、选定的资料是否准确切题决定了文献资料的搜集效率。学生只有在课内外多阅读，积累足够的知识量，才能在进行论点选定时结合头脑中的知识量，对资料进行思路明确的搜集和判断。同时，数据搜集的全面性也能对论文创作起到有理有据的辅助作用。

3.整理大纲

在整理大纲的阶段，教师应鼓励并引导学生慢慢地调整思路，逐渐捋出逻辑顺畅、前后关系合理、结构完整的大纲来。

4.论文写作

撰写论文的方法包括演绎和归纳两种。演绎就是指从一般到特殊的表达，归纳则反之。论文结构应层次分明，主次分清，尤其对于独到的个人见解，应进行重点和透彻的阐述，从而使论文结构更加清晰，更富有创新性。

民族音乐学研究型人才的培养对于推动民族音乐的发展进程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构建和完善当前我国高校民族音乐学研究型人才的培养模式，利于学生理论创新能力的提高，利于高校音乐教学的发展，更利于我国知识型社会的构建。因此，我们必须注重从过程培养和论文写作两个方面来培养民族音乐学专业学生的理论研究能力，从而促进民族音乐理论研究的不断深入。

篇(4)

一个民族音乐学者对学科前景的思虑

像往常一样，大多数论文宣讲都是报告自己近年的学术研究成果。然而，在第二天的大会研讨中，美国加大洛杉矶分校提姆西·赖斯（Timothy Rice）教授却以《乱世中的民族音乐学》（Ethnomusicology in Times of Trouble）为题发表讲演，对民族音乐学的走向表达了自己深切的思虑。他在回顾了从越战时期到目前的全球一体化和经济衰退始终处于乱世的45年研究生涯之后感慨地说，大概只有15年的研究相对而言是有成效的。他于是提出了“乱世中的民族音乐学是否要改变研究方法”、“我们对音乐本质的理解是否能够对那些问题重重的地方有所帮助”和“乱世中的民族音乐学如何影响我们对音乐本质的理解”三个关键问题。他的结论是：

第一，在社会和经济总体上不平等的条件下研究音乐会导致民族音乐学家们重新思考他们的研究方法，从而把知识结构从纵向转至横向，而横向知识要在各社区及社区音乐家们都处于平等的伙伴关系前提下创造；第二，民族音乐学家对音乐本质的认识和对音乐在人类社会中的能动作用的理解可以提供行之有效的方法去帮助社会教育项目和政策的创新；第三，行动的>中动在实践上有赖于社会语境，而民族音乐学家们在自己国家工作所产生的冲动应该比在国外更强烈i第四，人们可能利用音乐做好事，也可能利用音乐做坏事；第五，在有麻烦的地区从事音乐研究已经引起了对某些民族音乐学家们所声称的音乐自身可以改变和建设新的社会秩序和文化理解的怀疑；第六，在乱世和有麻烦的地区从事音乐研究可能促使民族音乐学家们朝向那些音乐仍在实践着、音乐的本质仍是可以认知的声音领域作进一步的研究，或者说，这种进步可能引导我们走向另一种民族音乐学；第七，在乱世和有麻烦的地区从事的音乐研究可能对缩小我们的领域中现存的理论研究和应用研究之间的裂痕有所帮助：第八，在乱世和有麻烦的地区从事的音乐研究可能引导我们走向有关音乐本质的新理论，而新理论的“锻造”，正如安东尼·西格尔所说，只能出自于“行动的坩炉”。

众所周知，赖斯教授从年轻的时候起就敢于向权威挑战，并且在上世纪90年代成为西方民族音乐学的领军人物之一。他用含蓄的话语所提出的尖锐问题和有前瞻性的看法代表了严肃的西方民族音乐学家们对民族音乐学研究目前所处的困境和今后走向的思考。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学者可能不会像赖斯教授这样“候鸟”般地发声。他这种始终保持着学者的批判精神和社会良知的品质是值得我们认真学习的。

在小组发言中，笔者听到国内学者们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继承、保护和发扬的关注。质疑之声集中在两点：第一，近期在舞台上表演的“原生态”音乐是否真正原生态，或者在质量上是否能代表某个原生态艺术；第二，国家认证的“非遗”品种和传人是否被地方把持变为旅游资源，而真正创造和继承这种遗产的普通人群却与他们的传统音乐生活剥离，得不到关注。据笔者看，我国近十年来所进行的“非遗”申报和保护工作成果还是相当可观的。处于社会边缘的地方音乐和少数民族音乐从几乎自生自灭到“非遗”遍地开花是一个成绩巨大的起步，有了这个起步才可能优化提高。质疑的第一点是个“如何做好”的问题。对这个问题当然要从学术角度争论，但更重要的是提出行之有效的方法去行动。例如，对“原汁原味”的保存应当通过立项的方式组成由民族音乐学家为核心的专业化摄制组在源头采录样品，制成具有公共产权的音像产品，形成定格，藏之于民。而原生态音乐在民间的保存，则应当允许和鼓励一定程度的加工，成为舞台表演艺术，参与旅游文化的竞争和国际巡回演出。否则，没有发展，就不可能存活。当然，“加工”的方法可能良莠混杂。这次大会的第二场音乐会，是来自云南省民族艺术研究院昆明艺术职业学院表演的云南多民族原生态歌舞专场《彩云之南》。看得出来，这场演出的策划者和编导是从舞台表演的需要出发精心筛选节目的。每一个节目代表一个民族或地方的歌、舞、乐精华，总体安排上又有体裁形式的相互配合，情绪上起伏跌宕，从始至终扣人心弦。歌、舞的伴奏只用几件民间乐器，毫无添加；舞蹈和多声部合唱有一定编排，但动作和唱法绝对原生态；服饰也有为舞台整体形象需要的加工搭配，但绝无矫揉造作。在舞台上，我们看到老翁老妇，也有娃娃；有“非遗”传人，也有正在学歌习舞的学生。从包括几百名国内外民族音乐学家在内的观众反应上看，这场演出在四场音乐会中最震撼人心。这样的精彩演出相信在其他地区也有。这证明如果把原生态音乐打造成感人肺腑的经典性舞台艺术精品也是一条通途。至于质疑的第二点，也正是赖斯教授所说的音乐可能用来做好事，也可能用来做坏事。这是在历史进程中不可避免的现象。所以，他意识到要改变民族音乐学研究的方向和方法，把纵向的理论研究和横向的应用研究结合起来，并且要积极行动，以期对时代的进步产生正面的影响。

迎头赶上的中国学者们

作为国际会议的东道国，上海音乐学院为会议的组织和服务做出了极大的努力，而直接受惠的是国内学者。这使得各大音乐院校、地级的音乐院系甚至自由学者和研究生们都有机会参会宣讲论文。这是国际传统音乐学会继2004年在福建师范大学召开的第37届世界大会之后的第二次，可谓机会难得。总的来说，我感到中国的民族音乐学者们正在意气风发地迎头赶上，宣讲论文与国外同层次论文比较毫不逊色。

年轻学者们大多就自己的课题描述一个民间曲种或一种音乐现象的个案。其中，青岛大学音乐学院祁慧民的《五音戏音乐发展轨迹研究》给我的印象深刻。她描述了一个地方曲艺小班子如何通过坚持不懈的努力在传统剧目走向衰亡的大趋势中崛起，终于脱胎换骨，发展成有声有色的大戏的成长过程。通过她的描述，我们了解到山东五音戏的崛起有两个重要因素：其一是最初的五人（山东话“人、音”同声）执着地在自己承传的传统上不断吸收其他剧种的长处发展壮大，特别是在唱腔和剧目上丰富出新，同时广纳人才，表现出十足的自信、自立精神。从演示的音像看，他们的形式是传统的，观念是现代的，未必成熟，但不保守，具有潜力。这是五音戏能够崛起的内因。其二是地方政府的支持，使剧团能够借助国内一流专家的协助提高舞台表演艺术质量和扩大演出面。这是外因。这个课题抓住了现时社会的脉搏，叙事简明清晰，在文化承传和戏曲发展两个方面都具有典型性，表现出作者的学术眼光。尽管在限时的宣讲中我们不可能看到五音戏发展轨迹的全部细节，也没有听到作者对这个发展过程更深入的理论性探讨，但如果继续追踪下去，加深机体解剖式的综合研究，可能是一部有助于民族音乐发展的力作。

中年学者的论文表现出了研究的深度。如香港中文大学Tse Chun Yan教授的论文《古代中国音乐的半音五声音阶：历史音乐起源的实证研究》提出了“半音五声音阶”的概念来解释用“三阶”理论很难厘清的半音变化现象，是企图超越历史上的正统观念而以当代的实证研究重新解释传统音乐理论的可喜进步。美国Kenyon College（肯杨学院）的韩梅博士的论文《“声”和“音”：传统中国筝的美学体现》提出筝演奏的右手拨弦产生“声”而左手按压产生“音”的看法，是对上世纪90年代出现的“声、音语义分离论”的一种延伸，也不啻是一种佐证。但“声、音语义分离”目前只是一种说法，是否可成定论，还需要从汉语语义、音乐史学和文献学等方面继续论证。华中师范大学臧艺兵教授结合师范专业的论文《钢琴教育和暴力：中国钢琴教育中儿童受暴力现象研究》触及的也是一个带有普遍意义的横向论题，应当引起重视。上海音乐学院赵维平教授的论文《由敦煌琵琶谱的解释引发的对古代音乐复原的思考》回顾了古谱破译过程中存在的一系列难以超越的困惑并提出一些建议。在大会第三场音乐会《东亚之夜》的后半场，首演了上海音乐学院叶国栋教授的新作《唐朝传来的音乐》。这部为亚洲乐器群（古琴、玄琴、牙筝、三味线、三弦诗琴、杖鼓、3筚篥、2笛子）、女声合唱、管风琴和4管交响乐队而作的音响宏大、构思精细的交响曲引用了毕铿译谱的唐乐《酒胡子》作为主题和交响发展的素材。据作曲家考证，这个译谱是“具有唐朝音乐特征而遗传至今的”（引自节目单）。我们从交响曲中部由远而近的主题陈述中也确实听到了比早期译谱更加顺畅的古朴曲调。这说明，尽管国内的古谱学研究步履艰难，从世界范围看，古谱破译还是有进展的，并且得到了应用。毕铿的译谱为什么相对较好，值得我们深思。

在大型学术会议上由资深教授带领研究生或青年教师参会是～种传统。来自不同国家的这种团队一般把论文集中在教授主持的课题之下，从不同角度强调同一个主题。如韩国汉阳大学权五圣教授的团队把论题集中在朝鲜音乐传统中的“神明”观念；福建师范大学王耀华教授的团队在《旋律结构、族源与移民》的题目下论证了用“腔音列”形态分析作为移民迁徙和族源认证依据的可能；台湾国立大学的团队则把焦点集中在内地不太熟悉的作曲家周兰萍的工作与生活轨迹上。东亚国家由于文化语境差别在国际交流中有巨大的语言藩篱，适当地组成团队参会不失为一个过渡性的好方法。

观念和方法的更新

通过这次大会，笔者认识到更新观念和方法，使我们的阐释在国际论坛上表达得更有说服力，获得更多的话语权，是我们应当重视的改进方面。人们常常误以为生吞活剥时髦的词语或跟着国外某个时髦潮流跑就是观念和方法的更新，其实不然。没有学术定力和敢于为天下先的首创精神，“更新”的追求可能显得很幼稚。比如，同是以“样板戏”为研究对象，香港浸信大学John Winzenburg的论文《“样板戏”音乐戏剧实验：以（长城）为例》和美国肯塔基大学Yawen Ludden的论文《将理论纳入实践：于会泳及其现代京剧（杜鹃山）》从舞台表演和音乐本体研究出发，探讨其继承、革新和融合的经验。但也有脱离具体分析，仅以西方历史学家的观念为“准绳”做泛政治化的评论。两相比较，哪个更具建设性，更有利于音乐文化的积累，是很清楚的。

在研究方法上，进一步提高研究的科学性，用最现代化、最有效的手段使我们的学术成果产生最大的社会效益应作为我们的目标。在这方面，丹东市文化局刘桂腾研究员的文献片《诺敏河的降神人——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萨满祭祀仪式音乐》率先迈出了可喜的一步。这部30分钟的HDV高清晰文献片的全部素材由包括主持者在内的两名摄像者于2009年8月在内蒙古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尼尔基镇西博荣村拍摄。镜头角度的选择、画面的转换、景深的调配、音响的清晰度等都令人满意。后期制作也相当专业化。这部影片记录达斡尔族萨满降神仪式，包括主祭大萨满、升级萨满和培训萨满三个人物的神灵附体过程，从清晨曰出之前到日落之后，时间相当长。那么，如何在现场抓拍足够的素材和如何通过剪接使所有的细节在有限的时间之内展示，就是关键。另外，对一个宗教仪式的记录必然牵涉到人物、器物、事件和乐舞等方面，如何分配镜头也需要精心构思。据笔者的粗略印象，此片对乐器、祭器、服饰的介绍多用短镜头和短镜头推拉组合。片中的人物是分主次的，以大萨满和陪祭萨满的长镜头为主，但在大萨满冗长的一句体歌宣唱中用音像分离的办法穿插信众顶礼膜拜或其他事件的场景。对祭祀过程的记录按顺序从日出之前树“托若”（魂灵通天神树）开始，经过祭敖包、备祭、祭天、神灵附体、信众酬神祈福、祭牲，到傍晚祭黑羊结束，交代得十分清楚。刘桂腾在影片放映前有一句令笔者震惊的话，说他把这部文献片看成是一个民族音乐学家对研究对象的不同于文字版本的“转述”。这就是说，音乐民族志的学术文献片是一种用音像手段表述的学术研究成果。在目前高清晰录像机比较普及的情况下，以经过录像技术训练的民族音乐学家团队协作录制准专业的田野调查现场实况，会大大提高我们在国际会议上的表达效果，也有益于对民族音乐志资料的保存积累。据笔者看，这部影片还可以在保留所有镜头的前提下再剪接得更干净、精细一些，效果可能更好。画面下方的文字提示很简洁，不吸引观众的注意力，但由于没有配音解说，信息量显得不够。对不了解萨满文化的观众来说，如果把仪式的主要项目包括萨满宣唱的歌词大意都用简约的中英文字幕显示效果可能会更好。片头画面深邃，字体庄重，有文献片的严肃感。但标题出现两次，似无必要。如果第一次出现长度加5-10秒，删除第二次，可以给观众更充裕的时间阅读引言。田野文献片的好处是只要现场素材抓拍得好，后期制作可以反复修改、精益求精。在我所见的此类影片中，曼特尔·胡德1964年在加纳用8毫米单机采录和制作的黑白电影《会说话的阿通庞神鼓》在摄影、编辑和解说等各方面都是典范之作。中国民族音乐学者能够奋起直追，令笔者刮目相看。希望刘桂腾先生对此片再做锤炼并将经验与大家分享。

意外的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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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周杰伦，歌曲叙事意象，叙事主题，叙事语言

 

长期以来，流行音乐作为一种稍纵即逝的快餐式文化，难有深刻的内涵，所以它在音乐领域并不曾受到专家学者们的重视。但是，它作为当代最为普遍流行的音乐形式，为广大群众特别是青少年朋友所追捧，对社会的影响力实在不容小觑。因此，当下流行乐坛以周杰伦为代表的一批歌手掀起的“中国风”对寻找、回归中国传统文化起到了较大的影响。

流行音乐作为回归传统文化的力量在两个方面产生巨大的影响。一是以流行音乐作为工具，用它的创作与传播对背离传统文化而产生的种种不良社会现象与文化现状提出抗议，另一是某些音乐本身就是传统文化的展现，通过传统文化自身独特的魅力赢得人们对传统文化的再度认同、热爱与追随。从叙事的观点来分析周杰伦所演唱歌曲，我们可以看出，他的歌曲无论是从形式还是内容上都非常注重展现中国的传统文化。

一、叙事意象

意象作为一个生命力极强的诗学范畴，在各种艺术领域中占据相当重要的地位。周杰伦演唱的歌曲中跳动着多个鲜活的自然意象（、稻香、芭蕉等）和蕴含丰厚民族特色的文化意象（炊烟、阁楼等）。

以《青花瓷》为例，瓷器是中华民族特有的文化符号，也是使西方认识中国的一个特殊名词。它凝聚了中华民族工艺、书法、绘画的精髓。青花瓷以其稳定的色泽，明净素雅的画面成为瓷器中的珍品。歌曲中的青花、檀香、烟雨、锦鲤、汉隶、宋体等对青花瓷的描绘完全展现出了青瓷洗尽铅华、古朴典雅的那种“自顾自美丽”。再加上古筝叮咚，牙板清扬，琵琶淙淙和周杰伦柔情而古朴的唱腔，构成了一阕佳作。

《东风破》中孤灯、圆月、烛火、酒、水东流、古道、荒烟等意象音乐论文，很容易令人想起《相见欢》或《天净沙秋思》等诗词，这些意象的运用不仅深化了歌曲的内涵，而且重复渲染着中国传统文化的主题。《上海一九四三》中泛黄的春联、黑白照片、雕花的门窗、斑驳的砖墙、豆瓣酱、旧皮箱等都是显明的传统文化意象，它们能够使观众产生强烈的认同感，因为大家都有过相似的经历或有相同的文化浸润。 二、叙事主题

对于文艺作品的主题，当前人们比较通行的一种看法是，它属于文艺作品的深层意蕴，它常常透过形象、意境而表达出包含某种思想观念和审美意识。从具体作品来看，周杰伦的歌曲数量庞大，主题多样，但从众多而多样的歌曲中，我们可以发现他所演唱的歌曲主题大多不离传统文化。

爱国主题是周杰伦歌曲的第一大主题。广为传唱的《蜗牛》于2006年被上海市教委列入《上海中学生爱国主义歌曲100首》的推荐目录论文开题报告。《本草纲目》迫不及待地要向国外输出中国传统文化，他说我们民族曾经创下了古文明，因此要“抓一把中药服下一帖骄傲”，希望“华佗再世”，医治“崇洋媚外的病症”，并且要把我们的中华文化传播出去，甚至还要让“外邦学汉字”。《双截棍》一歌中以武林绝技将“东亚病夫的招牌”“一脚踢开”，歌中的“仁者无敌”、“一身正气”既是中华武术的精髓也是中国人立身与处世的根本所在。《龙拳》豪情万丈的宣告：全世界的表情/只剩下一种/等待英雄/我就是那条龙！这里的叙事者是一个自信、骄傲以及充满尊严的中国英雄。

“百行孝为先”是典型的中国传统文化。《爷爷泡的茶》讲爷爷在主人公小时候泡茶的生活情节，那就是家的味道。《外婆》告诫当今的人们孝顺长辈不但要给予物质上的赡养，还要给予精神上的关爱。《听妈妈的话》通过与童年时自己的对话教育现在的孩子要爱自己的妈妈，要听妈妈的话，让她少操心。

当下社会竞争激烈，生活与工作节奏加剧，人们充满焦虑，再加天灾人祸不断，很多人陷在了困难的负面情绪中，针对这样的现实，《稻香》表达了对单纯、原始生活的向往，其中虫鸣鸟叫的乡村能够使人想起庄子的文化，它的主题是什么？知足。而“知足常乐”也是被当下人们所遗忘了的一种可贵的传统文化。对传统文化的认同在周杰伦的歌曲中大部分常常表现出对过去世界深情的留恋，时间在他的歌曲中成了一个能指的符号，过去是充满意义与价值理想、美好的所在地。

三、叙事语言

朱光潜先生曾说过，西诗以直率胜，中诗以委婉胜。当下流行音乐的歌词以直截了当为风尚，浅白易懂到无味地步。而周杰伦的歌曲语言却能以中诗的委婉胜，这在于它的叙事不但十分注重琢词炼字，而且大量出现传统文学中常见的比喻、拟人、引用、通感、用典等叙事手法，使作品体现出了与中国古典诗词一脉相承的风格与神韵。“残满地伤你的笑容已泛黄”（《台》）运用“通感”的修辞手法，将“的黄”与“笑容的黄”一起呈现音乐论文，使人感到曾经温暖甜美的笑容已逐渐淡离远去，令人无限伤感。同时，这句又令人想起李清照的“人比黄花瘦”的名句，真是更添思念哀伤之情。“只恋你化身的蝶”（《发如雪》）用的是民间传说“梁山伯与祝英台”中“化蝶”的典，《发如雪》歌题本身对李白“白发三千丈，缘愁似个长”的转化，《《四面楚歌》歌题用是项羽的历史典故，这些切题达意，浑然天成的用典或转化以古喻今，使歌曲显得古朴而文采斐然，体现出以少胜多的简约美，还体现了中华文化的悠久历史和深厚根基。

语言是文化的一部分，没有语言就没有文化，同时，语言又表达着文化，可以说，语言能够反应一个人特性，包含着一个人的历史与文化背景与反映着人对世界与人生的看法与态度。

结语：周杰伦的歌曲被不同性别、不同年龄、不同文化层次的人们所喜爱的原因究竟何在？用精致的笔触、流畅的叙事营造出古典诗词般的意境，体现中国特有的文化色彩，可以说是周杰伦歌曲的制胜法宝。同时，通过周杰伦的歌曲流行，又为传统文化在当下的传播提供了一种新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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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个多世纪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之后的新时期以来，作为主要发起者、组织者和承办者，武汉音乐学院作曲系多次开风气之先，举办了在中国现、当代音乐历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学术会议。武汉国际新音乐节正是在继承与发扬这一经验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化专业音乐教育管理改革，强化音乐创作、理论研究、专业教学与艺术实践齐头并进、相互促进的观念，进一步注重让武汉音乐学院师生广泛参与立体受益，使全国特别是世界各地同行多层面面对面交流的效果的产物。另一方面，我国的北京、上海等城市，已经都有以音乐学院为依托的常设国际音乐节制度，并对促进专业音乐教育水平与丰富城市文化生活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因此，武汉音乐学院、武汉国际新音乐节组委会希望通过辛勤的工作、高效的管理，力争把“武汉国际新音乐节”办成华中第一、全国一流并具有广泛国际影响的品牌音乐节，为武汉乃至我国的专业音乐教育事业的和谐发展做出积极的贡献。

“2007武汉国际新音乐节”（以下简称“音乐节”）策划、准备、举行了七场中外新作品音乐会、三场现代音乐学术讲座、两场作曲大师班，并务实举行了“第二届中国现代音乐创作研究年会”和“全国视唱练耳教学研讨会”，体现出理论研究与作曲实践交相辉映的鲜明特色。

一、以中外新音乐首演为中心内容的作曲实践

为期五天的“音乐节”举行了七场音乐会，包括两场瑞士新音乐团现代作品演奏会，现代电子爵士独奏音乐会，贾达群教授作曲大师班音乐会，“民歌琴深”――全国音乐专业学生根据中国民歌创编的钢琴独奏曲比赛决赛音乐会，武汉音乐学院作曲系教师作品音乐会，武汉音乐学院作曲系学生作品音乐会，共演出了中外现代音乐作品58首，其中的大多数为世界首演或中国首演。

武汉音乐学院作曲系师生专门为“音乐节”创作了大量的音乐作品。例如，刘健为中提琴和四件弦乐器而作的《面具》，其艺术想象基础来自于巫文化中的某些祭祀场景。作品用三种不同的民间音乐要素――随心演奏的弹拨乐器、似吟似唱似吼的人声、大小不同的鼓――构成主导性的音乐形态并不断变形发展。作品并不表现祭祀的过程或通神的力量，而是倾心于巫文化中“似颠似狂”行为中体现出的张扬个性及超越世俗的通灵状态。黄汛舫为独奏小提琴和七件乐器而作的《剑》，创作灵感来源于小提琴多姿的弓法与剑术绚丽招式间的音乐联想。作品并不仅仅囿于“具象”的“剑谱招式”，而谋求艺术与武学至高境界的神合。独奏小提琴借题发挥、借“剑”炫技，着力刻画特立独行的个体形象。其他乐器声部或群起群落，或夸张无常，联合营造与之相矛盾的“环境”形象。两个对峙板块按各自的材料和逻辑线索运行，从而完善了一个相对相依的“生态”共同体。靳竞的《为独奏大提琴而作》包括“沉思的”、“自由而渴望的”、“平静清澈的”、“清醒的”等四个段落，每段音乐描述的都是非常自我的意识形态，并因此给予了演奏者很大的发挥空间。靳竞为管弦乐队及合唱队而作的《歌，在忧郁与理想之间》的整体结构为带再现的多段体曲式，作品中的合唱素材仅仅被当作一个音色使用，合唱中所选用的词句都与生命与爱有关，来源于13世纪中叶的经文歌《Pucelete(漂亮姑娘)―Je languis(我憔悴)―Domino(吾主)》，主题是歌颂美好的爱情。乐队素材采用了十二音序列的原形与变形，和一个七音序列以及大小二度、四五度等音程关系。总的看来，作品在努力制造一个RE到LA的主属关系。赵曦的《无伴奏小提琴奏鸣曲》采用双乐章结构并连续演奏。两个乐章的小标题分别为：“我之所见”与“他/她之所闻”。乐章间从速度、结构、音响等方面，以眼“见”和耳“闻”这两种人类最重要的交流手段来体现生命间的互动。赵曦另一首作品是为钢琴、铜管、弦乐队与打击乐而作的小协奏曲《南国》。这里的“南国”既是一种地域的泛指，又是作者心中虚构的一个音乐世界。从“江南”到“岭南”，从“五岳之南”到“彩云之南”，这一片山水世界有着多变的地貌、多样的民族、多彩的音乐……因此它是神秘的、细腻的，也是火热的、粗犷的。作者试图以钢琴与乐队间强烈的节奏抗衡，音响色彩与线性材料的转换、交织，描绘出印象中南方绚丽的风景和人们的热情与多情。

需要特别提及10月14日晚19时30分在武汉音乐学院编钟音乐厅举行的“民歌琴深”――全国音乐专业学生根据中国民歌创编的钢琴独奏曲比赛决赛音乐会。本着“促进作曲教学，弘扬民族音乐，繁荣音乐创作”的宗旨，此次比赛从2007年5月起，向全国各音乐院校、艺术院校征集作品，共收到参赛曲目129首。其中18首作品经过初赛后进入到现场决赛音乐会。这些作品多用现代技法写作，将中国的传统民歌通过全新演绎，展现出别样风情。比赛特邀了著名作曲家、音乐理论家、音乐教育家罗忠F先生、桑桐先生、谢功成先生担任本次比赛的评审委员会顾问，武汉音乐学院院长彭志敏教授担任评审委员会主席，中外作曲家、指挥家、理论家、音乐出版家徐孟东、何训田、贾达群、刘健、徐仪、温德青、赵曦、黄汛舫、钱仁平、孙佳、安瑞尼・富兰索斯、皮埃尔-阿朗・莫诺等担任现场决赛音乐会评委。武汉音乐学院颜帅的作品《“其其米杂拉”的狂想》获得金奖，沈阳音乐学院白晨的《童年的走马灯》、武汉音乐学院姬华的《镜・花・水・月》获得银奖，中央音乐学院迟铁的《云梦泽》、武汉音乐学院柴佳的《湖北麻城“扯白歌”――梭・哆・拉・梭》以及潘锴的《海海漫漫土没川》获得铜奖。

优秀的音乐作品、精湛的表演技艺、热情的听众反映，共同构成了本次“音乐节”最亮丽的风景。

二、以中国现代音乐创作为中心的理论研究

作为“音乐节”重要板块之一的第二届中国现代音乐创作研究年会共在全国范围内征集论文35篇，其中有关中国现代音乐作品的“个案研究”占了大多数。武汉音乐学院郑英烈教授受“音乐节”中有关根据民歌创编钢琴独奏曲比赛项目启发，并结合桑桐先生《在那遥远的地方》创作60周年的契机，专门为年会写作了论文《民歌主题与无调性和声的巧妙结合――贺桑桐钢琴曲〈在那遥远的地方〉创作60周年》，从“创作历史背景”、“作品的构思与技术处理”两个方面深入分析研究了桑桐先生这部杰出的作品。上海音乐学院周倩的《多元语境中的作曲新路》从“隐形主题与微变奏”、“音高形态与节奏模式”以及“复语言和复文化与创作思维的创新”等三个方面，探讨了朱世瑞《草――词的微变奏》的创作思维与技法。首都师范大学王文的《继承传统、丰富传统》则从“主导动机的贯穿与延伸”、“调式交替手法的运用”、“多调性手法的运用”以及“调性与非调性手法的综合运用”等四个方面，论述了舞剧《白鹿原》的音乐创作手法。北京联合大学师范学院卢璐与中国音乐学院张忠平的论文则分别研究了高为杰先生的混合室内乐《雨思》与钢琴曲《冬雪》。上海音乐学院李涛与沈阳音乐学院吴家军的论文则分别研究了陈怡的《大提琴协奏曲》与混合室内乐五重奏《春夜喜雨》。而衡水师范学院徐文正与武汉音乐学院作曲系研究生龚光红的论文，则从不同的角度研究了同一个对象――金湘的交响大合唱《金陵祭》。

武汉音乐学院作曲系的研究生团队向年会提交了一批论文。龚华华的《积墨・破墨・泼墨》借鉴中国画用墨技法中的三个概念，阐释了杨立青《荒漠暮色》中的几种管弦乐色彩技法，并认为这部作品的管弦乐色彩技法与中国画中的用墨技法有着许多神似之处。李洋的论文则以杨立青的另一首作品《引子、吟腔与快板》为研究对象，通过对管弦乐队各乐器相对于二胡音色的融合性的分析与量化，探讨了作品各乐器组、整个管弦乐队相对于二胡音色的融合性变化过程。唐荣的论文从音色与织体的结构功能切入，详细分析了王西麟的《第四交响曲》。段文晶《民间戏曲音调与西方现代作曲技法的结合》通过对贾达群《蜀韵》的分析研究，概括出作品在横向音高旋律、纵向音高结构、多元化的创作技法、多层次的声部布局、多变的律动方式以及乐曲多变的结构布局等方面技法运用的特点。蔡志妮的《传统与现代的对接》通过对周振锡20世纪60年代根据同名花鼓戏主题创编的钢琴独奏曲《双撇笋》的分析，从旋律、和声、节奏、曲式等方面探讨了作品是如何在创作上将传统与现代“对应”起来的。孙剑的《音乐作品的二元解析与控制手段――参照赵曦室内乐作品〈葳蕤〉形成过程》，通过对作品二元关系的解析，提出“可动性二元关系”和“隐性控制手段”的重要作用。在此基础上，试图说明“控制”、“有限控制”、“非控制”三者在现代音乐创作过程中的功能和相互关系，以及“有限控制”技术的核心价值。

年会还发表了有关中国现代音乐方面的学术书评，比如，西安音乐学院夏滟洲的《音乐评论：理论与技术的二重奏》，由钱仁平的《中国新音乐》说开去，探讨了音乐评论，究竟该怎么评、论什么等相关问题。武汉音乐学院钱仁平、马学文的《不断完善的开山之作》则对郑英烈教授的《序列音乐写作教程》进行了较为全面的述评。

另外，“音乐节”还举行了三场学术报告会，也就相关专题进行了深入的理论探讨：温德青教授主讲的《来自中国书法的启迪――我的〈痕迹〉I-V 系列作品分析》；瑞士新音乐团主讲的《现代演奏法与现代记谱法》以及英国约克大学音乐学院罗杰・玛尔什教授主讲的《英国现代音乐的新动向》。

首都师范大学音乐学院王安国教授在第二届中国现代音乐创作研究年会闭幕辞中，对此次年会上新生力量的崛起感到欣慰，并对年会宣讲的论文给予了高度评价。2009武汉国际新音乐节期间，我们还将举行第三届中国现代音乐创作研究年会，武汉音乐学院中国现代音乐研究中心及其所创办的中国现代音乐创作研究年会，号召更多的学者投入到中国本土现代音乐创作研究中来，并期待着更加深入、更加系统、更加丰富的成果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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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流中央高校艺术类专业毕业设计（论文）标准解读

中央高校属于国务院部门直属高等学校，简称“中央部属高校”，是指国务院组成部门及其直属机构在全国范围内直属管理一批高等院校①。我国中央部属高校共117所，其中一流大学建设高校A类共36所，B类3所，包含艺术类专业的高校共33所。艺术类专业的毕业设计（论文）要求学生们运用自己的专业知识，提出问题并制作出拥有设计感和美学形象的理想模型和解决方案，最后提交论文论述。要求学生将自己的形象联想能力和逻辑思维能力相互结合，自然科学理论和人文关怀情感相互交融，由此可见，艺术类专业是一种既富有美学性、实践性，又拥有科学性的综合性学科。因此，在一流中央高校中，几乎都设立了艺术类专业。一流中央高校的教学模式从传统的以总结理论为主的教学模式转变为以创新性和能力培养为主的教学模式。在此基础上，毕业设计（论文）选题角度的新颖性、创造性、理论水平和现实意义、综合知识与技能的运用、写作水平、学术水平和格式的规范化都会有较高的要求。例如，江南大学作为江苏省教育部直属的一流中央高校，对各类本科生毕业设计（论文）评分标准作出了不同的要求。在艺术类专业毕业设计评分标准中，指导教师评分占30%，评阅教师评分占20%，答辩评分占50%，毕业论文（设计）总评分折算成五级计分的方法见表1。

（二）地方高校艺术类专业毕业设计（论文）标准解读

地方高校是指隶属于各个省份、自治区和直辖市的普通高等学校，这些高校大部分都是由地方财政或地方行政部门提供资金支持，在我国共有2500多所高校，是我国高等教育体系的主体部分②。地方高校相较于一流中央高校的实力没有那么强劲，学科特色相对较弱，但是省级政府为了使优质的高等教育资源来推动地方发展的软实力，极力支持高校教育。因此，在上海、江苏、广东等高等资源集中的省市，涌现出了一批可以与一流中央高校想媲美的高水平大学，例如，苏州大学、南方科技大学和上海大学等。这类高校的艺术类专业毕业设计（论文）评分基本都采用统一的“334”标准，成绩采用的也是五级计分方式。相较于一流中央高校，地方高校艺术类专业的毕业设计（论文）的艺术性、创造性、合理性、表现手段的完整性、规范性和制作效果的要求相对减弱③。艺术类的毕业设计（论文）涉及到美学上的艺术性评判，因此，个人的主观性在其中发挥着很大的作用。从指导教师的角度来看，学生能否熟练地综合运用到所学的艺术理论和专业技术知识，对所研究的问题能否提出较为深刻的分析和独特的观点，是指导教师评判学生基础知识掌握能力的主要条件。其次是设计（论文）方案设计的可行性和科学素养。从评阅教师的角度看，学生将艺术理论和设计实践结合，在通过模型或图纸等表达理念的时候，逻辑性和理论性要明确。其次是考虑学生毕业设计（论文）的创新性以及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从答辩小组的角度来看，学生的回答要具有现实的艺术理论根据，思路清晰，论点明确。

（三）贫困偏远地区高校艺术类专业毕业设计（论文）标准解读

贫困偏远地区的高校艺术类专业并非高校的主力专业，在带动地区的教育水平和经济能力方面并不能起到领头作用，因此非艺术类专业的高校并不会投入过多的经济支持或教育资源在此方面。例如，广西大学艺术类专业毕业设计（论文）成绩的判定以指导教师为主，占据45%，评阅人和答辩成绩分别占20%和25%，剩下的10%为格式的判定。在此情况下，指导教师的评价具有很大影响。再如，较偏远的内蒙古大学，在艺术类毕业设计（论文）评分标准中，主要侧重于学生综合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其次学术水平和使用价值，再次是格式，学生的答辩成绩即为学生毕业论文（设计）成绩。相对来说，这种毕业设计评价体系和评分标准并不完善和详细，在答辩过程中去考察学生毕业设计（论文）的完成度、质量、以及撰写的水平和规范程度等，显得较为急促。

（四）民办高校艺术类专业毕业设计（论文）标准解读

民办高校是指国家机构以外的社会组织或者工人，利用非国家财政性经费，面向社会依法举办的学校或其他教育机构④。然而，民办高校因为录取分数线相对较低，在艺术类专业中更是明显，因此民办高校的艺术类专业学生的理论基础薄弱，且学习的主动性和能动性都不是很强。同时，由于民办高校的教学能力有限、投入资源过少、管理人员稀缺等原因，因此在学生的课程设置中，还是多以教授理论的传统授课方式为主，实践训练不足，使得学生比较难以兼顾到理论知识和实践能力相结合这一方面。在这种背景下，民办高校艺术类专业毕业设计（论文）的标准可以说是四种高校类型中最低的一个了。在字数要求上，艺术类专业的毕业论文不得少于2500字，论文论点鲜明，论据充足，有实用性和创新型，整体语言流畅。基本上只要满足以上的要求，便可以通过毕业答辩。

二、艺术类院校毕业设计（论文）标准述评

（一）美术类院校毕业设计（论文）标准解读

国内美术类专业院校在艺术理论培训和专业技术知识训练上，都拥有一套相对完整且独特的教育系统，美术类院校主要将专业分为设计类专业和艺术类专业。学生毕业前必须完成本专业的毕业创作（设计），并且结合自身毕业设计实践来撰写毕业论文，重点是强调出对本专业的毕业创作理性依据的表达，或对创作的创新性和原创性做出陈述分析。以中央美术学院为例，央美具有悠久的文化传统和深厚的文化积淀，在传播艺术审美和引领学术构建中处于重要的地位，追求的是学生自由意志的发挥和求索精神的培养，希望学生能够多注重身边的环境，加强自身的自觉认知能力和实践能力。因此，在毕业设计（论文）的创作上，篇幅的大小不做硬性规定，而是希望学生能够展现出大学四年学习过程中对于艺术的认知和审美的理解。学生毕业设计（论文）开题阶段，需要考虑选题的学术意义和社会价值性，以及选题研究完成后的可行性。创作的价值评判以对艺术传统的继承性和传承性来作为一定的标准，在此基础上，凸显出学生专业上的特性以及专业深度。

（二）音乐类院校毕业设计（论文）标准解读

所谓音乐学位论文，与一般音乐学术论文的定义如出一辙，“是指针对音乐某一领域中的某些现象和问题进行系统考察、分析与研究后所撰写的文章”⑤。在我国对于音乐类院校的毕业设计（论文）并没有明确的文件规定，而且各个高校对于音乐类的论文写作重视程度不同，部分院校虽然设立了“音乐论文写作”课程，但并未形成一套完整的教学体系，更多的是讲解论文的写作格式规范和文献的查阅方法，这也使得音乐类院校学生的毕业论文质量参差不齐。一般情况而言，毕业设计（论文）需要凸显出创新型和原创性，对于已经被进行过细致研究的论题，一般不会有更新颖的阐述，相应的毕业设计（论文）的评分也不会很高。其次，学生的学术敏感度和对问题的理解程度也是重要的评判标准，很多学生的毕业选题大多是对某个研究点的粗浅认识，很少有能够为学术发展提供借鉴成果。最后，毕业设计（论文）的逻辑论证和解释说明相互参证的过程也是作为评判论文的参考标准。逻辑论证的过程如果只拥有理论而缺少富有层次的解释，论文的整体结构就会出现空洞感。同样的，只有简单的解释描述而没有足够的逻辑理论支撑，论文的文化内涵就显得十分浅薄。只有将两者兼容并蓄，贯穿于行文之中，才能使得毕业设计（论文）的论点清晰，逻辑严谨。

三、综合性高校艺术类专业与艺术类院校毕业设计（论文）标准差异分析

（一）毕业设计（论文）内容要求的差异

综合性大学的教育资源和师资力量差异性较大，可以分为一流中央高校和普通高等学校来进行分析研究。一流中央高校在发展过程中，不仅保证本学校一流学科的独特优势，同时带动学校院系共同进步发展。因此，艺术类专业在一流中央高校中同样得到了重视，学院具有很强的独立性，在不断学习艺术类学院教育系统的过程中，结合本校的优势和特点，形成了完善的教育理论和课程设置。因此，学生受到的教育系统同艺术类院校的学生并无太大差别，在毕业设计（论文）的内容要求上，设计的规范性、设计的创造性、选题的范围和毕业论文探讨性深度上都有很大的相似性。普通高等学校与艺术类院校的不同之处，首先在于教育偏重方向不同，综合类大学的教育以理论研究和科学竞赛为主，大多采用的理工类的设计管理模式。在毕业设计（论文）内容的要求上，艺术类专业院校根据不同的专业，要求学生通过创作实践出一份具有体量感的作品，设计类要求多以解决现实性问题为主，包含人文关怀性；纯艺类要求展现学生自身的艺术性和审美想法，以达到情感的共鸣。同时，要求设计实践及创作实践和毕业论文结合在一起，以毕业设计的作品入手，或深入解析创作实践所涉及的专业知识，或分析问题现状，论述创作作品所蕴含的深意和未来的可行性等。而综合类大学的艺术专业的论文常常和创作实践作品脱节，没有起到创作和理论相互交映的作用。

（二）毕业设计（论文）展示方式的差异

首先，由于综合性高校的特殊性，使得学生的毕业设计受到了时间和空间上的限制。大多数的高校在进行学生毕业设计展览时，都将展览置于校园展馆内，主要面向校内师生进行观展，观展人数和群体狭小。其次，学生在毕业季的作品对于学生的工作和发展都有很大的帮助，而校内布展限制了学生和社会资源的结合，使师生缺乏对行业内人才需求的有效认识。与综合性高校不同的是，艺术类学院每年都会进行专业性的毕业设计展览。例如，自2010年开始，九所重点美术学院便开始联合举办“‘千里之行（全国版）’活动，敏感、真实地反映出当代背景下中国学院艺术的教学水平和成绩；为我国美术教育研究提供了一个学院与学院之间，学院与社会艺术生态之间比照的平台”⑥。迄今为止，“千里之行”已经举办了10届，每一届的学生都展示出了自己对于艺术的独特想法，虽然无法同“大师”作品相比，但仍然具有自己的生长空间和艺术创作空间。

（三）毕业设计（论文）答辩方式的差异

综合类高校因为专业的不同性，毕业设计（论文）的创作结果各有特点，但答辩形式基本上还是采用了传统的管理模式，没有按照不同专业的形式特点进行设计，产生了一刀切的现象。学生无法在答辩时完整地表达出自己对毕业设计的理解和看法，同老师的在思想和专业上的交流大大削弱。而艺术类院校每年都会举办毕业设计展，给予了学生充分的空间和平台进行展示。针对不同的专业，设立不同的展厅，答辩小组可以现场观摩学生作品，听取学生对于作品的解读。涉及到交互形式的毕业设计，教师也可以进行互动体验，更好地了解学生创作的内容。整体的答辩过程以学生的毕业设计作品为主，以学生对创作思路的分析，整体设计概念的阐述为辅，两者紧密结合，互相映现，保障了在毕业设计和学生答辩评分的专业性和公平性。

（四）毕业设计（论文）培养目标的差异

综合性高校艺术专业和艺术类院校在培养学生的目标上，有一定的相同之处，学生的实践操作能力、艺术素养的提升、专业知识的灵活运用和艺术理念意识的培养，都是两者进行教育人才培养的基本要求，这也是学生在毕业之际所应该掌握的基本能力。然而，和综合性高校不同的是，美院所担负的传道授业解惑之重任重在培养学生对于自身和周遭环境的感知认知能力、自我调节能力和实践转化能力。随着时代的不断发展，各个学科领域的相互交错，使得艺术领域也延展出了新兴学科，对于传统的延续和现代的发展的把握，使得艺术类院校的教育理念有了新的变化。在错综复杂的文化交织网中，导师要在教学中清晰地把握学生的发展方向，尊重学生在毕业设计中的思考和探索。

结论

综上所述，国内高校受教育资源、地理位置、富裕程度等因素的影响，在艺术类专业上展现出来的教育成果也是良莠不齐，因而毕业设计（论文）的标准也会因此产生差距。另外，艺术类的学科不同，所针对的标准也不同，美术类要求有实践成果和理论分析，并且二者相互交织，而音乐类由于学科的特殊性，成果展示形式不同，并不能一概而论。通过对综合性高校艺术类专业与艺术类院校毕业设计（论文）内容要求、展示方式、答辩方式、培养目标的差异研究，针对艺术类教育的特点，综合类高校应该开始思考如何根据自身的发展和社会的需求，为学生提供新型育人培养模式。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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