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生态化论文精品(七篇)

序论：写作是一种深度的自我表达。它要求我们深入探索自己的思想和情感，挖掘那些隐藏在内心深处的真相，好投稿为您带来了七篇政治生态化论文范文，愿它们成为您写作过程中的灵感催化剂，助力您的创作。

篇(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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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 键 词] 大连滨海景观廊道建设原则生态文明

中图分类号： P901 文献标识码： A

一、研究背景

自20世纪60、70年代开始，人类对生态环境问题的认识不断深化和拓展，尤其以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2002年可持续发展世界首脑会议以及2012年的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大会为标志。自90年代中后期，我国生态环境的现实问题己经对政治、经济等各方面提出了严峻挑战，国内学者纷纷从不同的学科角度对生态文明进行具体的阐释，期刊论文、专著不断问世，都产生了广泛的影响。2007年，党的十七大报告首次提出“生态文明”建设的执政理念后，学界对生态文明的研究更加深入，其理论视野更加开阔把对生态文明的研究推向了更高层次。特别是十再次重申“生态文明”，并将它作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衡量标准提出来，是我党科学发展、和谐发展理念的一次升华。可见，生态文明理念已从学术领域深入到政治领域和社会领域，并将在城市生态景观的建设实践中起到重要的指导意义。

大连市黄渤两海岸线总长度约2211公里，是全国海岸线最长的城市，拥有众多的滨海景观。在形形的滨海景观中不乏一些好的设计，但就总体来说也存在众多的缺陷与不足。尤其在其人工廊道效应不断强化和提高的同时，其周边自然廊道日益被挤占，其周边原有人工廊道及城市景观均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如何对大连滨海景观廊道进行合理的建设、发展与保护，特别解决滨海开发建设与生态保护的矛盾已成为一个非常迫切的问题。

二、滨海景观廊道建设主要问题

（1）城市特色缺失

如今城市的发展受到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影响，再加上设计师们追求朴实的建

设原则，其中一些设计原则都是放之四海皆为准，老城市在不断地更新过程中，

特色也随之流失，而作为滨海城市，滨海景观的规划则是一种继承历史文脉的一

种重要手段，所以对滨海景观设计的特色的探索是非常有必要的。由于大连滨海地带的特殊性和复杂性，过多保留了沿岸的风貌，使滨海景观廊道特色不够明显，缺乏地域特点，也没有合理的组织形式，导致滨海景观廊道面临着一定的特色危机。

（2）景观布局缺乏主次

大连滨海景观廊道在主景和配景的比例分配上基本相同。某些景观段的功能分区散乱无章，没有重心，景观结构组织散乱。所以在进行滨海景观建设的时候，应首先把功能分区划定好，然后确定主体，主要在主景上下功夫，次景起到补充作用，二者是互相补充的关系。

（3）景观元素单一

景观的表现形式在一定程度上彰显着景观的个性，功能需要以多样化的形式来表达需求。大连滨海景观廊道的诸多景观要素存在单一问题。以地面铺装为例，滨海步道的地面，主要以海特产的具体形象进行表现，缺乏创意；海边雕塑和铺装材料基本是花岗岩，只是起到一种单纯的功能作用，缺乏趣味性的装饰作用。

三、滨海景观廊道建设原则

3.1人性化原则

创造“以人为本”的滨海景观，就是要充分考虑游览者在游览滨海景观廊道时对情感、心理、生理等多方面的需求。在建设中可以通过设置人性化的亲水平台、林间步道、观景台等景观设施，提供给游览者与环境融为一体的机会。

3.2生态性原则

在大连滨海景观廊道未来的发展过程中，无论是保护、改造或新建，都要遵循生态性原则：强调在不破坏的基础上，积极寻找方法来保护和提升整体生态环境的质量，并结合人工手段充分开发滨海生态资源；充分考虑地理、地貌特征，合理安排景观要素，努力营造顺应当地生态环境的滨海景观。

3.3 历史文脉原则

历史文脉的演进和发展所赋予滨海景观的最大特色就在于它的过程性和过去性，具有不可重复性和不可再造性。在滨海景观廊道的建设中，要最大限度地保护和突出历史风貌特色，留出足够的开放空间并精心设计，让滨海景观空间的游览者，身临其境感受到文化的内涵和意义，传递一种价值观。

3.4整体性原则

（1）滨海景观廊道是大连市整体的一个组成部分，景观建设必须从全局出发，切忌将滨海廊道和整个城市分割开来孤立地规划成一个独立体。

（2）必须将城市设计、市政设计、防潮防汛设计乃至环保，都要与滨海景观廊道建设看作一个整体，而不是各自为政。

（3）应避免在缺乏整体构思和指导的前提下，将各个滨海景点孤立地由开发机构进行设计，其结果必然导致整体风貌的杂乱无序。

四、 滨海景观廊道建设的优化实施途径

基于以上建设原则，拟提出具体优化实施途径。

4.1 建立生态滨海廊道网络

以生态文明建设目标为指引，对沿途区域的生态环境、地域文化、景观基质作相对系统的调查与研究，并充分保护和利用滨海岸线的生态资源，处理好水、山、土地的生态联系，探索出切实、可行的生态滨海廊道网络建设模式。

4.2强化人文景观与自然环境的协调统一

一个现代化城市离不开自然环境和人文景观的相互依托，要加快现代化的滨海廊道景观建设进程，就必须在保护和利用的同时，积极推进现存滨海景观与人文新景观的融合，通过人文景观的创造反映城市的建设进程和时代特色。

4.3实现廊道建设的整体性布局

在建设过程中，要首先从研究廊道的整体环境出发，确定景观的形式、形态、布局方式及空间尺度，从而构成主景、辅景、近景、远景的丰富变化，形成和谐的量、度关系，实现局部与整体的相互协调。

4.4 提高亲海设施的建设品质

滨海景观廊道的建设不能仅从观光角度考虑，还要因地制宜、切合实际，在保证其使用功能满足的前提下进而完善审美要求，实现舒适、安全、优化的景观建设目的。例如，可结合曲线的海岸线设置曲折多变的亲水平台和滨海步道，一方面符合生态设计及防潮防汛设计要求，同时有助于整体上呈现一种动态，具有多变的滨海景观视角，可谓一举两得。

在建设生态文明的大时代背景下，大连滨海景观廊道建设以文化生态学、景观学为基础，融合相关学科最新研究成果，很好的做到地域文化的继承、保护、更新，实现大连滨海景观廊道建设的地域性特色。分析不同特点滨海区段所适用的景观特征及其开发过程中可以利用或需要体现的特色；试图为面向生态文明的大连滨海景观廊道建设提供相关的策略与手段。

参考文献：

篇(3)

    教学实习包括课程实习和生产实习,是实践教学体系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贯彻理论联系实际的教育方针,是培养社会需要的德才兼备人才的重要环节,是巩固所学理论知识,提高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能力,培养创新与创业意识、学以致用和适应社会的能力,增强职业意识、进行基本技能训练的重要途径。

    1.课程实习。

    课程实习安排在大学二年级,在培养计划及课程教学大纲中明确学分(时)数以及实习要求和考核方式。实习场所包括各类自然保护区、生态园区、大型企业污染治理设施、政府环保部门等实践教学基地。实习的形式包括参观考察以及专题调研等。

    2.生产实习。

    生产实习是学生完成《环境化学》、《环境监测》、《环境工程学》、《生态学》、《环境微生物学》等专业基础课和部分专业课学习后的综合性实习,在大学三年级下半学年进行生产实习。实习单位包括企事业单位、政府环保部门、研究院(所)或在本校进行科研实习等,要求学生上岗实习,直接参与教师科研工作。

    3.实践教学基地建设。

    与具有良好环境行为、环境绩效的研究机构、企业集团、社会团体等组织,以双赢互惠、共同发展的原则,通过有效科研的合作,建立实践教学基地,为学生提供一个拓展视野、亲身体验的场所。通过有经验的环保技术专家指导学生实习,进行现场教育。通过课程实习、生产实习等过程,让学生深入了解社会需求及自身的不足,明确学习的目的,激发学习的动力,提高综合素质。

    二、社会实践

    社会实践是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环节,对于促进大学生了解社会、了解国情、增长才干、奉献社会、锻炼毅力、培养品格、增强社会责任感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环境科学专业社会实践应当与专业培养计划有机结合,根据学校培养目标、学生需求、专业特色、学生成长阶段和认知规律,实施分类教育。将社会实践纳入本科培养计划,规定学生社会实践的学时数,制订相应的规范。学生的社会实践形式包括校园文化活动、暑期社会实践、大学生社会工作、科技学术活动、青年志愿者活动和公益活动等。

篇(4)

[关键词]王建革；环境史；生态社会史；水文生态史；景观生态史

近年来，环境史研究逐渐发展成为热门学科，来自文理各个领域的学者广泛参与到环境史讨论的队伍中，逐渐形成一个联系较为紧密的学术共同体，并在理论界和现实社会中发挥重要影响。环境史研究要求学者立足于生态系统的核心层，即人类与自然相互作用的界面，考察人与自然的相互关系。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的王建革教授，二十多年来一直致力于环境史研究，研究视野从蒙古草原逐渐南下到华北平原，再到江南，先后出版了《农牧生态与传统蒙古社会》《传统社会末期华北的生态与社会》《水乡生态与江南社会（9―20世纪）》《江南环境史研究》等著作，尤其是《江南环境史研究》一书，更彰显了其汇集农学、美学、历史学、社会学之力打造出的景观生态史研究路径，将环境史理论研究推进至哲学层次，同时也使学界看到了环境史研究的现实人文关怀及其对当今生态文明建设所具有的重要理论指导意义。

一、学术背景

20世纪80年代，王建革在山东莱阳农学院学习农学。当时的莱阳农学院农学学科分化并不明显，农学本科生需要学习土壤肥料学、作物学和育种学等学科知识，这段学习经历为王建革日后从事农业史和环境史研究奠定了宝贵的学术基石。综合而严格的农学学习，使他更为直观且深刻地观察、理解了生物与无机物之间的相互作用。人与环境之间的相互制约与促进，技术作为中间媒介在人与自然关系互动中的作用，以及贯穿其中的能量与物质流动，这些对于解读农业典籍、思考以农立国的中国传统社会，是极其有益的。在《传统社会末期华北的生态与社会》一书完稿时，王建革回忆说：“时光一去二十多年，非常幸运，以前所学的，特别是所受到的农学训练，几乎都用上了。我深深地知道，这种幸运不是人人都有的。”①后来他到中国农业遗产研究室（今中华农业文明研究院前身，简称“农遗室”）攻读农史研究生。20世纪90年代农遗室的学风有两个显著特点：一是要求学问必须面对现实，即把古农学的知识与农业生产现实相对应；二是重视田野调查。当时人类学尚未兴起，农遗室的学生已比其他史W和社会科学的研究生更注重田野工作。当时农遗室许多著名的农史专家，除了李长年和郭文韬等导师外，缪启愉、王达、宋堪庆等几位先生也给当时攻读研究生的曹树基、萧正洪和王建革等人上过课。缪启愉先生擅长立足农业现实，依据乡村习惯与地方知识体系进行考证，他在研究《齐民要术》时就借用了20世纪50年代大量可见的传统农业技术，用于解读中国古代技术。王达先生对《补农书》的研究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亦是将学术研究与实证考察紧密结合的实践。如今，近九十岁高龄的王达老师对曾与陈恒力先生深入桐乡农村进行农业调查的情形仍然记忆犹新。在农遗室，王建革先后师从章楷、郭文韬两位先生。在硕士研究生阶段，他以“山东植棉史”为题进行硕士论文研究，对20世纪50年代以后华北的农业生产开始有了系统的了解。攻读博士期间，他的论文研究方向是人口压力与农业的问题，其中涉及生态史的一些基本问题。在这个阶段，闻大中先生利用《补农书》对古代江南生态系统进行分析，将中国17世纪江南高效循环的生态农业介绍给国际生态学界，引起了很大反响，也给王建革提供了极为有益的启示。受闻大中和郭文韬两位老师的鼓励，王建革尝试从生态史角度着手展开研究，将生态系统理论引入传统时代社会，尝试探索生态―社会史的研究路径。但由于这方面的研究在当时国内学术界尚无先例可循，国外的生态史学术专著也未大量引入国内，探索之路困难重重。

1992―1995年在南京农业大学读博士期间，王建革发表了论文《小农与环境――以生态系统的观点透视传统农业生产的历史过程》，这是国内较早的生态史论文。他在文中提出了小农生产的生态性和社会性，因而在物质循环流和产品循环流的水平上，以生态学理论为依据，系统地分析了农业生态系统的产生和发展过程，并结合我国农业生产的历史实际，探讨了小农在自然生态系统以及社会系统之间所处的地位及其相互关系的历史过程，进一步揭示了我国传统精耕细作农业技术的生态学背景。此后，王建革对于人口、资源、农业与社会发展的讨论逐渐深入且细化。农业生产涉及自然与人文多方面要素，这对研究者提出了较高的综合知识背景要求。为此，王建革奔波于国内各大图书馆，查阅分散在相关领域的文献资料。20世纪60―80年代，国际学界的人类生态学研究取得了大量成果，王建革在北京图书馆读到了人类生态学著作，并从中汲取了大量的学术营养，为他在生态史中的一系列学术探讨奠定了理论基础。

二、华北与内蒙：生态―社会史领域的探索

1996年，王建革到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做博士后工作，也迈出了生态―社会史具体研究工作的第一步。在这期间，他开始探索从人类生态学的角度阐述我国历史上社会制度、人口压力与生态环境变迁之间的联系，并发表了《人口、生态与我国刀耕火种区的演变》《资源限制与发展停滞：传统社会的生态学分析》《人口、制度与乡村生态环境的变迁》《人口、生态与地租制度》等论文。在思考人文与生态关系的同时，王建革也开始着力分析影响生态系统的核心自然因素，如关于土壤肥力的探讨等甚是精彩，这些探索为他的博士后研究“传统社会末期华北的生态与社会”奠定了基础。1999―2006年间，王建革默默无闻地在学界做一位这样的学者：严密地梳理“满铁资料”以及民国调查、笔记小说等文献资料，又致力于田野考察，围绕生态与社会展开严谨的论证，发表了关于华北和内蒙的三十余篇论文。此后，《传统社会末期华北的生态与社会》和《农牧生态与传统蒙古社会》两本专著的出版则是水到渠成。

方万鹏在书评中写道，王建革在“在地域社会的研究中贯穿生态史学的方法……该书的研究视角不存在学术标签的迹象，而是真正践行了生态史学的理论”①。全书围绕生态环境与乡村社会的主题，探讨了传统社会末期黄河以北、太行山以东、燕山以南的广大地区的生态环境及其对应的社会特征，这是王建革将生态学理论与思路融入到历史学、农业史研究的具体实践，其研究成果展现了人与环境的历史，既是物质作用的过程，也是心灵、思想和人类整体社会关系对外界反映的历史。全书从影响生态系统最重要的自然因素开始论述，然后逐个讲述诸要素状态，继而分析生态系统的运行与调控，可见其清晰的生态系统理念与研究逻辑。首先，不同的水环境产生不同的政治与社会效应。鉴于干旱对华北平原农业的重大影响，一方面，对水的治理衍生出灌溉与社会的问题，从而决定了水利的自然形态与社会组织形态；另一方面，水环境影响着沿河地区的土壤肥力或沙化进程，来自人类社会的农业变迁也影响着土壤的肥力。水土环境是自然体系中最核心的基础要素，也是该著展开论述的基础。其次，王建革论述了生态系统中的诸要素状态，作物、家畜、人是农业生态系统的主体。农作物是人们主要的食物来源，因此耕作技术历来为人们所重视，并且固化到人们的生活周期中。畜牧业供给人口的能力弱于种植业，且由于取食关系，一个地区所负载的人和动物的数量相对稳定，当人口增加到一定程度，牲畜必然减少，因此在传统社会末期华北畜牧业呈现萎缩趋势。最后，该著进一步分析了生态系统在以上要素基础上的运行情况。各要素以取食关系建立联系，保证物质与能量流在系统中往复循环，但人口过度增长，在排斥家畜畜养的同时，也影响了农作物的种植，从而影响了传统社会末期人们的饮食与营养水平，“三料危机”的出现也警示了生态系统的失衡。而灾害是生态系统运行中的重大波动，由此衍生的社会应灾机制、聚居方式都与生态文化有关，面对生态压力，人们也形成了不同的关于人与环境的信仰理念。在该著中，王建革运用投入产出法分析了近代农业生态系统，重新审视了传统经济史中关于租佃的一些认识，弥补了此前学者们对近代华北生态关注的不足，也诠释了环境史作为一门新兴学科对历史学发展的卓越贡献。

《传统社会末期华北的生态与社会》出版之后受到了学界的高度评价，邹逸麟先生说：“华北平原是我国传统社会的主要农业基地，也是灾害频发、社会矛盾较尖锐的地区之一。考察其农业生产、技术水平、乡村的生态和社会变动，剖析其发展过程中的特点，对了解当今华北平原的农业与社会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作者在满铁资料为主的乡村调查资料基础上，收集大量方志材料，进行实地考察，历时十年，写下了这部专著，使华北平原从清代到民国时期的农业技术、生态环境以及乡村社会诸方面的研究达到了一个相当高的水平。”②葛剑雄先生也高度评价了王建革的学术研究：“王建革教授是农学博士，在农业开发、土地利用、生态环境等方面有扎实的基础，又在历史地理、社会史等方面做了较深入的研究，所以该书既有科学原理的探索，又充分运用了文献研究、社会调查的成果，资料丰富、观察细致、论证合理，是一项沟通文理的综合性研究，在近年来同类成果中居领先地位。”③

围绕着蒙古草原的生态问题，王建革于2006年出版了《农牧生态与传统蒙古社会》一书。他研究蒙古的机缘来自对华北社会的研究，在查阅“满铁”资料时，王建革看到了大量关于对内蒙古地区丰富且详实的调查资料，这批资料对当时的人口数量、牲畜头数、牲畜结构和游牧规律、放牧特点等均有详细的调查，是进行生态史研究的珍贵资料。草原、游牧、农业是蒙古社会传统的三大支柱，草原上的人、牲畜与作物的关系构成了农牧业生态问题，所以，王建革以“满铁”和其他日占时期的资料为核心，辅以旧方志和笔记小说、20世纪50年代的档案资料，运用生态人类学和历史学方法，由草原生态和游牧生态的内容进入话题，在此基础上揭示了游牧生态与蒙古社会的关系，论述了畜群与蒙古社会的关系，以及蒙古游牧社会在汉农业渗透后所发生的重大变化。《农牧生态与传统蒙古社会》的研究逻辑与《传统社会末期华北的生态与社会》一书建构在相同体系下，比较而言，前者关注的生态要素略为简单，但生态系统的层次清晰明了。自然系统中物质与能量流在草原植被―畜群―人之间往复循环，这是蒙古社会生态运行的基础。蒙古社会中人的经济与社会地位甚至阶级关系均不同程度地受畜群的影响。而在文化层面上，农耕技术渗透的过程是蒙古社会流动性降低的过程，此后，社会结构、文化、制度等发生的一系列变化均是建立在生态系统变迁的基础上，因此，结合生态系统的变迁来阐释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的互动就更有说服力。研究蒙古社会时，王建革多次到蒙古草原开展田野调查，其著作鲜明的“文理结合”“注重实证研究”“对满铁资料的谨慎和灵活使用”①特征多被学者们赞誉。

三、以水文生态为基础的江南生态环境层次研究

告别了蒙古与华北，王建革将目光投向了江南。不同的地理特征造就了不同的社会形态，水是江南社会的灵魂，理解江南的关键也在于对水的理解和把握。王建革汲取了历史地理学前辈关于水文研究的精华，并结合自己的知识背景，融会贯通地开始尝试探索各层次生态系统的历史，并通过《水乡生态与江南社会（9―20世纪）》和《江南环境史研究》两本著作揭示了生态系统的层次。《水乡生态与江南社会（9―20世纪）》是以吴淞江下游地区为中心区域的研究，其揭示的层次基本在水文、土壤、农业与社会诸方面，而《江南环境史研究》则是以吴江和杭嘉湖为中心地区的研究，进一步丰富了这个层次。

《水乡生态与江南社会（9―20世纪）》从气候、水、土等自然环境基础要素写起，然后到技术、社会组织、结构层面，最后到制度、文化层面展开分析。全书共有九章。第一部分关注基础的水文环境，根据水文生态原理重新解读了古人关于三江水文生态的一些理论；考证了太湖东部没有三江，只有逐步形成的吴淞江，以及周边的塘浦河网对吴淞江上游河道的形成也产生影响。在江南水乡，水环境变化往往会引起乡村社会体制和农田景观的相应变化，故该著在第二部分分析了大圩时期的河道水环境、乡村社会体制及农田景观变化。“水环境与圩田的改制，实是江南许多制度变化的重要原因”②，家、乡村共同体、豪强对水环境的不同认知影响了他们的治水实践。李明慧在评论《水乡生态与江南社会（9―20世纪）》对目前环境史研究的启示时也看到了这一点，说：“……如地方百姓与官府、地方与中央之间在治河方面的矛盾。结合这些社会内部的矛盾来考察或许会使生态环境史研究更为丰富。”③在水环境变化的基础上，农田景观随之改变，继而导致唐宋转型期的诗歌呈现出小区域化、微妙化、多面化等特征。在第三部分，该著结合常熟县的河道与水利社会状态个案，主要描述了宋以后小圩模式发展，以及水利共同体在内容上的变化。第四部分是关于稻田生态历史的独特分析，水环境、农作技术、社会组织都对土壤变化产生了重要影响。这一部分作为个案研究，作者从水乡环境和水利入手，接着以肥料和土壤之间的生态联系为主线，分析了农村传统农业生态系统的投入产出比，认为传统时代的农业生态系统的效率远远没有发挥其增产的潜力。第五部分研究传统生态系统的信息流，涉及一个广泛的地方性知识体系。在农业生态系统中，人往往发挥着主导作用，传统时代的农人们对各种环境因子都有着精细的观察，并依据这些观察采取相应的决策，这也是后人理解的传统时代人与环境关系最为关键的部分。王建革站在生态系统观的高度，解读文集、诗歌及其他关于水文、水利、农业著述等史料中有关水环境与土壤、农业等要素的关系，对吴淞江流域的主要河道和河网形成时期的水环境进行了长时段的历史考察，围绕水环境和治水，考察了自然系统与乡村社会之间的频繁互动及其构成的多姿多彩的历史过程。

《江南环境史研究》在地域上延伸了《水乡生态与江南社会（9―20世纪）》的研究区域，从吴淞江中下游转至中上游和嘉湖地区。更为重要的是，在《江南环境史研究》中，王建革关注的生态系统要素逐渐增多，且将自然生态系统与人的生境密切结合。该著以吴江和嘉湖地区的水环境，由人与水环境互动而产生的水文与地貌的变化，农业与水生植物的变化，以及士人阶层对环境感知的变化为重点，分四部分展开分析。第一部分涉及纯粹的无机自然，包括湖泊、河道以及自然的降水与天气的冷暖。首先分析了吴淞江口的陆淤引起的太湖东部地区水网与地貌形态的变化，然后分析了吴江长桥以西的水环境引起的圩田和地貌变化，特别是分析了太湖沿岸的淤积和湖田形成的过程，最后分析了吴江与吴淞江中下游地区的水旱敏感性。在这里，作者分析了人们长期关注的温度和降雨在不同地表下的反映的问题，也是环境变迁学者长期关注的问题。水环境丰富时期，水灾较少，旱灾基本上不发生，而随着人口增加和开发程度加巨，丰水程度下降，水旱暮υ龆啵吴淞江中下游逐步形成高地，产生了旱灾敏感。第二部分分析了与人类关系最密切的那部分自然环境，即关系到生态环境的核心层――乡村和农田，主要研究了嘉湖地区生态环境的形成过程和桑基农业的历史发展。历来关注桑基农业的学者众多，但是放到农业生态系统中进行考察，王建革是最为精辟的一位，如书中分析：

湖羊饲养所对应的小环境与桑基农业生态环境有天作之合。民国调查报告有：“如果每头羊全年产肥平均为二千五百斤，那么三要素的总量将是：氮，二十点七五斤；磷酸五点七五斤；钾，十六点七五斤。而一亩桑地全年对肥料三要素的要求为：氮，二十点二五斤，磷酸四点三斤，钾十一点二六斤。恰与一头羊所产的肥料相符合，农民习惯，全年羊肥的大约百分之六十五用于桑地，百分之三十五用于水田，加上蚕沙（用于水田），河泥和其它肥料，可以完全一亩田稻一亩地的用肥量需要。就农村施肥的一般水平言，一头羊的肥料可以解决一亩田和一亩地的大部分用肥需要。‘以桑养羊，以羊养桑’是这一带农民的传统经验。”生态系统的自循环满足了小农在小生境下的经营。”①

在人口压力和农业开发作用下，自然景观向乡村景观转变，农田景观逐渐精细且加强。第三部分分析了野外的自然和人对自然的审美，不但讲述了水生植物在水环境变化下的变化，也讲述了文人对水生植物的审美反应。在这一部分，作者对江南生态系统的分析明显多了一个重要因素，即野外具有审美意义的植物，这些植物在生态系统中处于关键的生态地位，一方面提供了众多生物的生存环境，有利于保持生态系统多样性和稳定性，另一方面也是人类获取生存资料的重要来源。所以，对野生植物状态的探讨，更有助于全面理解生态系统的运行与发展。第四部分是关于人对环境感知的研究。人对环境的反映，一部分体现在社会组织方面，诸如为了适应水环境而产生的水利型社区等，这部分内容较早地引起了学者们的注意，并已经形成诸多讨论；另外还有一部分体现在审美方面，涉及人文与艺术，长期以来这方面的研究是不足的。由于这一领域的资料内容主要记录在文学史或艺术史中，如何将它应用到生态环境史研究中，作者进行了大量的分析和探讨。如为了分析不同群体对生态系统的反映，并从认知层面分析环境变化对人的审美的影响，王建革从早期诗赋、中期山水画到后期江南私家园林的相关内容中旁征博引，论述精辟。从全书的表达来看，前半部分以自然生态系统为主，后半部分侧重环境与文化的关系分析，特别是变化的环境对人类审美的影响，系统讲述了一个自然与人文互动的生态文明发展过程。

四、景观生态史领域的探索

景观产生于人与环境相处的历史过程中，“景观不是环境中的某种自然要素，而是一种综合的空间，一个叠加在地表上的、人造的空间系统。其功能和演化不是遵循自然法则，而是服务于一个人类群体……用于加快或减慢自然过程……许多人造的空间组织形成已经与自然环境如此地融合，以至于它们本身与环境已经难以区分、难以辨认。”①由此可见，景观更是一个地域性显著的生态系统。王建革从生态系统的逻辑出发，解读和处理史料，对影响景观形成的水、土、植物等自然因素和不同群体的观念等社会因素逐层分析，继而解释自然与人文的互动，既在理论研究中取得了方法、观点的诸多创新，也对生态文明建设有启示意义。

在对华北与内蒙的研究中，王建革已经关注到了景观史内容。《传统社会末期华北的生态与社会》一书中，他对水利社会中政治景观和栖居景观的分析是一个突出的案例，村庄形态及分布、社会组织机构的运行都显著受到灌溉的影响。因此，王建革综合河流、地形、农业、战争、社会习惯等因素，揭示了传统社会末期华北乡村景观呈现出一种内聚的形态。而在内蒙社会，水草是游牧生态基础，继而衍生了游牧社会特有的景观：从逐水草而居到有规律的游牧。在这个过程中，人们结成的游牧单位与界限划分是本土的政治景观，而农业渗透之后，村落形态逐渐巩固，定居加强，畜群放牧也逐渐从夏、冬营地游牧到耕地与耕地之间留下草地，或者村边保留牧地，无论是政治景观还是栖居景观都发生了显著变化。

转到江南研究之后，王建革对景观的分析更为丰富。作者在《水乡生态与江南社会（9―20世纪）》的研究中，在持续关注政治景观和栖居景观的同时，对野外空间的探索逐渐增多。野外空间中动植物群落的变化、空间大小的变化直观地反映着人地关系，但学术界相关研究甚是缺乏。他根据大量文人歌颂自然的诗词，在史学呈现上复原了唐宋时期的丰水环境下，由河道与河岸上的树木花卉、野生植被、圩田中的农作物等共同塑造的江南景观，尤其是对乡间野生植被的关注与研究，丰富了景观史研究。另外，来自不同社会阶层群体的观念也影响着景观的形成与发展。宋代以后，在人口压力与资源破坏的影响下，水与田野环境发生了较大变化，尤其是在小农经济兴起以后，家景、乡景、野景都趋向微型化。景能怡情，尚可喻志，因此，景观可作用于人的心灵从而影响文明的进程。“环境不但使人产生了空间感、时间感，还产生了四时循环的感觉和认识”②，动植物的生长变化如何渲染人们的环境审美、时序感、家乡归属感等，在《江南环境史研究》中都有更为丰富的论证。从《水乡生态与江南社会（9―20世纪）》的出版到2016年之间，王建革撰写了十余篇关于江南水土环境、乡村景观的学术论文，一幅幅立体的传统乡野景观画面逐渐在史学上呈现出来，待《江南环境史研究》出版，便引起学术界一片好评。

在王建革的景观史研究中，景观要素丰富且层次分明。在影响景观的自然要素中，地貌是最基本的因素，而河道等水体又深刻影响着地貌，因此，他的著作分析均以水为核心，之后延伸到土壤，植被；社会因素中，结合历史进程，考察国家、乡村共同体和小农在不同阶段对景观产生不同的影响，农业景观、野外风光、聚落形态构建了景观的变化。《江南环境史研究》作为一部较为纯粹的环境史著作，对上述要素的分析更为详细，且长时段的考察更为系统。早期的江南，景^中自然成分居多；唐代开始，来自国家的力量加强，农业开发大规模实施，农田景观丰富起来，但野生花卉及其他植物依然广泛存在，圩田、树木、田野与植被立体化风景有序而多态，直到唐代末期，农业开发成熟，村落依然拥有优美的野生植物景观；五代开始，小农力量增强，在精耕细作体系下，桑基农业景观增多；宋代以后，在人口压力下，水面多被大规模地分割开发，逐渐破碎，景观呈现出更多的人为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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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军队思想政治教育；生态环境

军队恩想政治教育生态环境，是指对思想政治教育的开展及效果产生影响的部队内外部因素的总和。它包括思想政治教育的内生态环境和外生态环境。教育的目的、功能、内容、组织形式与方法等内部体系，无不受到外生态环境的作用与影响。但是，思想政治教育本身又是一个相对独立的系统，教育内生态环境同样包含各种分系统及其组成要素。这些要素相互作用，形成教育生态系统所独有的特点，并对官兵的身心发展和部队环境的变化产生深刻的影响。因此，我们必须根据生态系统自然平衡、协调进化的思想，营造有利于生态主体发展的思想政治教育生态环境，协调思想教育生态环境的外部因素，建设和谐的内部生态环境。

1　加强军队思想政治教育内生态环境建设

1．1物质环境。“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部队的物质环境是思想政治教育生态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影响思想政治教育生态主体发展的基本条件，它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一是教育装备与图书资料。军队教育装备与图书资料是思想政治教育生态主体不可缺少的教育、教学和学习、发展的工具。部队应该落实训练场地、教室、健身房、课桌椅等营区设施设备的国家标准，对军队图书馆藏书的最低限额也应该做相应的规定，并且采用教育督导手段促使其设备配备标准化，以保障思想政治教育生态的运行，并尽可能的使之符合官兵的身心发展特点。营区的设备对官兵的全面成长，特别是对官兵开发智力、培养能力关系很大。军营只有充实而又藏书丰富的图书馆，才能改变教学的方式和方法，培养官兵的自学能力。二是教育经费。教育经费的合理使用也会对思想政治教育效果产生重要影响。教育经费是思想政治教育生态存在、运行和发展的基础。合理使用教育经费，就是按照思想政治教育计划有保障的投入，不能把教育经费挪为他用。

1．2制度环境。所谓制度环境，就是指依据部队的性质、任务和目的，有意识地选择，对部队各种工作具有强烈的规范性、层次性、组织性和程序性规定的有机集合。教育的制度环境是有关教育的各种规则与要求。如果教育组织需要得到广大官兵的支持，它就必须遵守这些规则与要求，要受到既有的已经成为文化和传统组成部分的各种制度、规章的约束。教育组织对于环境资源的利用程度取决于有关的教育制度安排。而制度安排则是营区环境建设的具体体现和延伸。对于思想政治教育生态系统来说，要使各个子系统形成相对独立的自私、自我约束、自私备争阳自我激励的运行机制，在宏观匕形成规范的教育管理体系和法律体系，以保持制度环境的动态平衡，优化营区教育环境建设，就必须针对政冶初关存在的突出问题，开展有针对性的整顿和治理，从而建立和完善—整套科学、合理和行之有效的管理制度与管理棚制。

1．3文化环境。军队文化环境包括：一是美化育人环境。军营物质文化作为一种物质的客观存在，能为官兵的感官所直接触及，具有直观形象的特点。良好的、富有个性的军营建设，一方面可起到美化环境、装饰军营作用，另一方面又能以其独特的物质文化形态影响官兵，起到陶冶情操、净化心灵的作用。军营物质文化建设以创建优美育人校园为主要目标，做到环境绿化、美化、净化、静化的可持续，充分利用营区空间进行植树、栽花、种草，将营区办成“园林式单位”。二是优化管理环境。为了保障军队思想政治教育的有序开展，应该健全各种发挥宏观调控作用的中长期管理制度。比如德育管理制度、教学管理制度等。部队还要在培养目标、各项规章制度及管理制度等方面相应形成严密的组织机构，有明确的培养目标，有严格完整的规章制度和组织纪律，从而促进军营制度文化环境建设的规范性、组织性和秩序性。这种具有纪律性的制度文化环境，一经官兵的认同，不仅能促进官兵良好品行和价值观念的形成，更能凝结为一种无需强制就能在官兵中自然传承的精神文化传统。

2．加强军队思想政治教育外生态环境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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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观2005年国外的研究，其主要研究热点仍集中于西方和后的研究。具体而言，其特征表现如下：一是继续追踪和深化西方的有关人物和问题的研究，如卢卡奇、葛兰西、布洛赫和列斐伏尔等；二是扩展并加强了对某些西方流派的深度挖掘；三是对后或后现代的哲学研究取得明显的进展。

一、西方代表人物和流派的研究

伴随着新世纪的来临、全球化的浪潮和全球范围内的科技革命景观，以及国内哲学创新的迫切性，国外的西方研究似有重“热”之趋向。因此，整理并发掘已有的史料，立足于新的视野，重新研究西方的代表人物和思想流派，就成为一项摆在面前的重要工作。就过去的一年看，西方的研究覆盖了卢卡奇、葛兰西、布洛赫、列斐伏尔和阿尔都塞等人，也包括了各个思想流派，如法兰克福学派、西方国家理论、英国的等。既有新译著的面世，也有立足新角度的深入挖掘。

1.西方代表人物的研究

在过去的一年中，对卢卡奇、葛兰西、布洛赫和晚期列斐伏尔等人的研究是国内学界关注和研究的重点。首先要提及的是卢卡奇的一本重要著作《理性的毁灭》，于2005年由江苏教育出版社出版。该书以第二次世界大战为背景，从意识形态上对德国法西斯主义做了“追究既往”式的思想清算。作者把德国法西斯主义的兴起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罪责追溯到了非理性主义的思想学说，对自20世纪起的西方非理性主义思潮的源流、演变和社会后果等做了系统的考察和批判。作者认为叔本华、尼采等人的非理性主义思潮在德国法西斯主义的兴起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中承担了不可推卸的“思想责任”。卢卡奇的这一观点在我们看来并不陌生，也不一定完全赞同，但此书的出版为国内的卢卡奇研究提供了另一新的材料来源。另外，其他学者也从各个角度对卢卡奇的思想做了分析。张亮对卢卡奇的研究进行了方法论的反思，在对卢卡奇自传文献产生过程进行历史分析的基础上，揭示了其政治辩护的本质和自我遮蔽的不良后果，并为国内研究走出卢卡奇晚年自传的阴影提供了建设性的向度。张双利在《对资本主义危机的末世论的洞见》一文中阐释了早年卢卡奇思想向其著作《历史与阶级意识》转变的内在历程，以此为基础，作者在现代性批判的论域中，重新阐释了《历史与阶级意识》中物化理论和阶级革命之间的内在关系。作者认为，卢卡奇的《历史与阶级意识》对现代性的批判是一种末世论的洞见，它既看到了资本主义的末日，也预示了末日之后灾难重生的光明道路，唤起了理论中革命的阶级意识。张秀芹以“物化、总体性与阶级意识——卢卡奇意识形态理论研究”为题，仔细地考察了卢卡奇的意识形态理论。卢卡奇作为西方的鼻祖，虽然国内对其研究较多，但对有关其意识形态理论则关注不够；而且卢卡奇本人可能也没有系统的意识形态理论论述，所以从意识形态角度来考察卢卡奇，不失为一个较好视野。

2005年有关葛兰西的研究应当引起学界的关注。这不仅仅是因为葛兰西是西方的重要代表，而且还因为葛兰西的理论，特别是其意识形态和“霸权”(也有译为“文化霸权”或“领导权”等)理论与我们当今的中国现实社会发生着密切的关系。随着国内学界对后研究的关注，特别是随着国内近年来后研究的兴起，葛兰西思想与后的关系成了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如何理解和翻译葛兰西的"hegemony"概念，本身就包含着对葛兰西思想的不同取向和视野。因此，对葛兰西的思想及其影响给予格外的关注，自有其合理性。周凡和杨海锋都对葛兰西的"hegemony"概念做了辨析。周凡在《重读葛兰西的霸权理论》一文中，从"hegemony"的译名，即目前国内将之翻译为“霸权”、“文化霸权”、“领导权”和“主导权”等数种译名出发，结合葛兰西对"hegemony"的使用及其理论扩展，详细考察了葛兰西的"hegemony"一词的意义及其演变。他认为，"hegemony"描述的是某一社会集团争取其他集团对其表示积极赞同，自觉地服从并自动融入到该社会集团的权利结构中来的一种控制方式。葛兰西的"hegemony"的产生既表现为一个负责的历史综合，也表现为一种意义的把握和延伸，而其理论内涵在市民社会、完整的国家和意识形态概念的阐发中得到了深度而充分的展现。因而，将"hegemony"译为“霸权”是恰当的。杨海锋在《葛兰西的霸权概念研究》一文中也比较详细地考察了"hegemony"一词的含义及其延伸意义。此两篇文章都与国内对"hegemony"一词的多种译名有关，也与葛兰西理论在当今社会的重要意义有关。杨海锋还在《葛兰西对克罗齐哲学的批判改造》一文中就葛兰西与历史学家克罗齐的关系做了探讨。他认为，葛兰西批判地改造了克罗齐的哲学，而克罗齐的哲学则构成了葛兰西思想的一个重要的理论基础。

2005年是德国哲学家恩斯特·布洛赫诞辰120周年。布洛赫的思想研究，是中国的西方研究的相对薄弱环节。有学者发表多篇文章，对布洛赫思想加以评述。梦海发表《思想就意味着超越》和《布洛赫的希望哲学与》等文，对布洛赫的思想予以评论。他认为，布洛赫著作是具有包罗万象性质的形而上学体系，在哲学的贫乏时代，布洛赫通过《希望的原理》等一系列著作使形而上学重新成为真理与现实。20世纪西方世界是人性严重扭曲、精神普遍衰退的世纪。与听天由命、悲观绝望和虚无主义相反，布洛赫的希望哲学具有一种面向未来、积极进取、富于挑战的思想。在此意义上，他的哲学思想远远超出了20世纪西方哲学史。此外，夏凡对布洛赫哲学在国内外的研究状况做了概述和评论。他认为国内外的主流意见有两种，第一种意见是把布洛赫当做一位乌托邦的者，第二种是把布洛赫哲学看做与犹太—基督教的弥赛亚主义的结合。夏凡则倾向于把布洛赫哲学理解为一种人本主义伦理学。他在总结各主要观点的基础上，提出了布洛赫思想渊源的“五基音”说，认为布洛赫哲学是由基督教伦理、古典人本主义、哲学唯物主义、德国古典哲学和现代人本主义共同谱写而成的交响曲。

列斐伏尔是西方的重要代表，是法国后现代主义大师、消费社会的研究者鲍德里亚的导师，其日常生活理论与当今世界的消费社会有着内在的密切关系。但长期以来，国内学界对列斐伏尔的思想研究不够，而对其晚期思想研究，国内学界更是缺乏应有的重视。刘怀玉近年来一直在对这位西方学者进行研究。他强调了长期处于默默无闻状态的《日常生活批判》第二卷的重要而不可替代的地位和价值，指出其意义在于它是列斐伏尔一生中惟一一卷将日常生活概念及其基本范畴进行周密而系统地阐述的著作。刘怀玉还对晚期列斐伏尔所提出的“空间的生产”思想进行了评介，指出晚期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空间化解释包含着更深层的逻辑分歧，而晚期列斐伏尔在生产的历史辩证法与空间的生产辩证法之间的左右客串和摇摆对这种分歧的产生具有重要影响。另外他还在现代日常生活批判的视域中介绍了列斐伏尔引发的消费社会批判思潮，并把它与马尔库塞的“单向度社会”批判理论和哈贝马斯公共生活领域理论进行了比较分析。

当然，关于2005年西方代表人物的研究绝不止上述几位，诸如对阿尔都塞、柯尔施和柯亨等人的思想的研究。有关阿尔都塞的研究，其研究重心基本转移到了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理论。虽然国内学界对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理论已给予了足够的重视，但有关这一理论及其影响，仍需给予更深入的探讨。但从总体来看，2005年有关阿尔都塞的研究并未超越张一兵的《问题式：症候阅读与意识形态》一书所涵盖的范围。当然，这并不排除在阿尔都塞研究方面的一些补充性的工作。值得一提的是阿尔都塞早期政治哲学论文集《黑格尔的幽灵——政治哲学论文集》，已由南京大学唐正东等人翻译出版，它为阿尔都塞的早期思想研究提供了最新的文献资料。此外，“西方”早期代表人物柯尔施和西方的分析学派的代表人物柯亨的思想也受到了国内学界的注意。

2.西方流派的研究

(1)法兰克福学派研究。多年来法兰克福学派一直是学界关注的重点，诸如马尔库塞、霍克海默尔、阿多诺和哈贝马斯等人的研究。2005年，仍有不少学者对法兰克福学派倾注了心血。如张亮从历史的视角，对阿多诺的胡塞尔现象学研究的历史缘起进行了细致的梳理，并在此基础上对其批判的思想进行了重新评判。法兰克福第二代代表人物哈贝马斯目前仍是学界研究的重点。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哈贝马斯的其他思想，诸如有关精神分析理论与批判理论、哈贝马斯有关科学技术(特别是有关基因技术)的论述，已引起国内研究者的重视，并可能成为未来关注的热点。另外，在已有多本哈贝马斯研究专著的基础之上，2005年我们又看到了有关哈贝马斯的另一本研究专著。贺翠香的《劳动交往实践——论哈贝马斯对历史唯物论的重建》一书于2005年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该书基于哈贝马斯为什么要重建历史唯物主义，他是如何重建的，他重建的怎样这三个方面的分析，讨论了哈贝马斯对历史唯物论的重建及其不足。本年度，除相关研究论文和专著外，也还有相关的译著面世。马尔库塞弟子，现已移居到加拿大的芬伯格教授的技术批判理论综合了技术建构论和马尔库塞的社会批判理论，并在此基础上批判了哈贝马斯的社会批判理论和科学技术观点。芬伯格的研究路径和观点显然不同于法兰克福学派，其理论已受到了国内学界的关注和研究。他的《技术批判理论》一书也于2005年由韩连庆等人翻译出版，这将有助于人们进一步了解和研究芬伯格的技术批判理论。

近年来，学界关注和研究的重点已转移到了法兰克福学派的第三代，诸如哈贝马斯的学生韦默尔和霍耐特等学者的身上。必须承认，法兰克福第三代学人所面临的是不同于早期霍克海默尔和阿多诺等人的理论语境和和社会实践背景。语言学的转向和后现代哲学思潮的兴起、西方社会物质匮乏的消失、消费社会的来临，以及西方社会的阶级结构和当代资本主义制度的内部变化，都向社会批判理论的第三论家提出了更多理论挑战。韦默尔和霍耐特二人虽然都是哈贝马斯的弟子，但二人与哈贝马斯的思想的远近却并不等同。相比较而言，韦默尔更多地继承了哈贝马斯的新启蒙和新理性的思想，他的思想的核心目标仍是建立后形而上学的现代性理论，批判地重建启蒙和现代性的思想。而霍耐特则试图另立门户，创建自己的思想体系，这就是近年来国内学界关注较多的霍耐特的承认理论。从总体而言，国内学界对法兰克福学派第三代代表人物的研究还仅仅刚刚开始。近年来，学界对韦默尔的思想已有所关注和研究，如在《现代性的现象学》一书中就有专章介绍，而对法兰克福学派的第三代掌门人霍耐特的思想还缺乏系统的研究。但可喜的是，这一状况将在短时期内可能会得到改观，因为霍耐特的承认理论已普遍地引起了国内学界的关注。

(2)生态研究。生态学是西方的最新流派之一。2005年，学界对生态学有较多的关注，发表了不少相关的研究论文。20世纪以来的现当代社会，生态问题已经成为困扰着现代人生存的一个重要的社会问题，因此，对生态的关注，某种程度上就是对人类自身的关注。王雨辰对奥康纳的生态学理论进行了系统的论述，并分析了奥康纳与其他生态学理论家在理论上的异同及其理论得失。郭剑仁则对以福斯特、奥康纳为代表的北美生态学进行了考察，指出福斯特理论的特点是力图通过对马克思理论文本的解读，挖掘其中的生态哲学思想，从而建构出他自己的生态唯物主义哲学和物质变换裂缝理论。在此基础上，福斯特分析了资本主义制度同生态危机的关联，其理论侧重点是环境社会学研究。奥康纳则是通过建构历史唯物主义的文化和自然纬度，揭示资本主义二重矛盾同生态危机的关系，提出生态社会主义构想，其理论侧重点在于生态政治学。王建辉认为生态学的重大理论贡献在于其整体性方法。陈食霖针对部分论者将生态学看做是后思潮或后现代哲学思潮，指出应当在西方论域中认识生态学。郇庆治在《西方生态社会主义述评》一文中概述了国外生态社会主义的发展。他认为，20世纪以来，北美的生态学比欧洲的理论更活跃。

(3)西方的国家理论。国家理论是历史唯物主义的重要内容。但随着时代的变化，特别是20世纪发生的两次世界大战，使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结构和功能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新葛兰西主义国家理论研究者R·米利班德等人围绕着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性质和功能展开长时期的争论。可以说，西方理论家在这一领域已做了一些有意义的探讨。因此，加强对这一领域的追踪研究，是一件刻不容缓的任务。就国内目前已有的文献和已发表的论文看，有关西方国家理论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还需要对这一课题不断地进行追踪研究。2005年南丽军、尹树广以“雅索普的资本主义国家理论”为题介绍了雅索普的国家理论。他们认为，雅索普在综合了制度主义、西方的话语分析理论、自组织理论和生活世界理论基础上，发展了西方的国家理论。在国家的方法论层次上，雅索普提出了资本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经济之间存在着内在的联系，并强调国家、经济和生活世界之间相互制约的关系。雅索普认为，虽然国家自身的规定性建立在经济与政治之间的制度化分离的基础之上，但其分离的界限则是复杂多变的，它们构成了资本主义国家策略选择能力的前提。

(4)英国的研究。英国的研究具有长久的历史传统。20世纪中叶以来，英国学界左右两翼围绕着展开长期的争论。20世纪60年代阿尔都塞的结构主义传入英国之后，又引发了结构主义与历史主义，以及其他研究派别的争论。综合国内近年来的研究，可以说，英国的，特别是文化学派的研究已引起国内学界的关注，但总的来说，对这一学派的研究力度还远远不够。乔瑞金、师文兵在《历史主义与结构主义——英国新哲学探索的主导意识》一文中，对英国在20世纪中期以来的的发展做了追踪考察。他们认为，自20世纪中期后，英国出现了一批新者，也形成了许多新学派，其中历史主义的和结构主义的两个学派尤为引人注目。历史主义学派包括M·多布、E·霍布斯鲍姆、C·希尔、R·希尔顿和E·P·汤普森等。汤普森是历史主义学派的代表人之一。而结构主义的学派则产生于20世纪60年代，它们由P·安德森、T·奈恩和布莱克伯恩等人组成，安德森是其领军人物。由于研究方法和角度的不同，这两个学派之间产生了激烈的争论，其中尤其以汤普森和安德森的长期论战最为突出。汤普森继承了英国的经验主义的传统和历史主义的研究方法。而安德森则对来自于欧洲大陆的结构主义方法，尤其是法国的结构主义方法特别关注，并将这一研究方法运用到英国工人阶级的分析。乔瑞金、师文兵从这两个学派的不同的学术传统和方法的对立出发，具体分析了两派争论的焦点、实质和目的，并对历史主义方法与结构主义方法的区别及其特征做了对比分析，认为双方虽然在研究中各有重点，但并非是拒绝相互借鉴和吸收。英国历史主义学派并非仅仅使用历史主义方法，而结构主义学派也并非仅仅使用了结构主义方法，他们常常是二者的相互结合，其中的差别仅仅在于其侧重点不同。这可能是关于这两个学派研究中应该予以注意的。

二、后的研究

2005年，后研究逐渐成为国外研究的一个热点，并迅速地扩张其研究领地。涉入到这一领域研究的主要是一些中青年学者。尽管对“后”这一称谓目前还没有一个统一的内涵和外延的界定，但这不并妨碍对这一最新的国外思潮的研究和挖掘。事实上，如同“西方”这一概念已经存在的歧义和争议一样，笔者以为，有关“后”这一称谓，最终也不可能取得一个完全一致的规定。但随着研究的深入，取得越来越多的共识，当是我们所期望的。而且，我们也有理由相信，有关“后”这一术语的探讨和争论，会有助于该概念的澄清。

1.拉克劳、墨菲与后

拉克劳和墨菲作为后的代表人物是学界研究的重点。周凡分别以《回答一个问题：何谓后？》、《后：概念的谱系学及其语境》(上、中、下)等文，对后的源流和概念谱系进行了详细的追踪考察。他认为，后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兴起的国外的一种新思潮，其盛行的主要根源可追究到资本主义的新变化、社会主义的挫折、的复兴、新左派的思想转变、工人阶级在社会和政治领域内重要性的衰微，以及新社会运动的兴起等一系列政治和社会背景。后解构了古典的核心范畴，并在话语理论的支撑下，对社会主义概念进行了战略性的重建。正由于此，后自从它一出现起，就引起了广泛而持久的争论和来自不同方向的理论回应。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标榜“后”而闻名的拉克劳、墨菲只能算是后的旗手，而不能被视为后的鼻祖。因为在其之前的70年代，就既有英国的赫斯特和辛达思这样的后的先行者，也有50年代末的波兰尼和70年代的D·贝尔等西方学者。而围绕后的有关争论，则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扩大了拉克劳、墨菲在西方学界的影响和知名度。付文忠在《对政治自由主义与社群主义之争的超越》一文中，比较系统地分析了墨菲的后的政治哲学思想。他认为，作为后的重要代表人物，墨菲在后期介入到了当代西方政治哲学有关政治自由与社群主义的争论中。墨菲拓展了《霸权与社会主义策略：走向一种激进的民主政治》一书中有关“政治先于社会”的命题，强调冲突和对抗是现代政治的本质特征，政治竞争的对手不是有待消灭的敌人；现代民主的整个问题均与多元主义有关，并力图在自由主义和社群主义的争论中力图超越二者之间的争论，等等。孔明安在《“他者”的境界与“对抗”的世界——拉康的“他者”到拉克劳和墨菲的“社会对抗”理论》、《后的政治哲学批判——拉克劳和墨菲的多元激进民主理论研究》等文中对以拉克劳、墨菲为代表的后的观点做了评述。他认为，“社会对抗”学说构成了后的核心概念，它是拉克劳、墨菲在葛兰西的领导权思想、阿尔都塞的作为意识形态的国家机器的思想、拉康的精神分析学说，以及著名哲学家德里达的解构哲学基础上精心构建的一个核心概念。这一概念不仅体现了拉克劳、墨菲在构建后理论方面的苦心孤诣，也是后理论区别于其他流派学说的关键。而且，“社会对抗”概念使拉克劳、墨菲与当代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沟通了起来，并通向其所主张的“多元、激进的民主社会主义”的政治学说。这一学说使拉克劳、墨菲成为后政治学说的核心，并使其区别于当今政治哲学中的自由主义和社群主义两大流派。因此，对“后”的政治哲学应该给予更多的关注。

2.《马克思的幽灵》与广义的后研究

从广义上而言，后当然绝不仅限于拉克劳和墨菲二人。可以说，20世纪70年代之后那些从后现代主义或后结构主义角度来解读马克思的学者也可以被纳入到后的行列之中来。就此点而论，南京大学早在本世纪之初，已率先对该流派进行了较多的关注和研究。2005年，张一兵在以往构建的全新理论平台的基础上对该领域个案人物拉康、德波和德里达等进行了深入细致的文本学解读。他系统地对精神分析大师拉康的哲学思想进行了研究，出版了一本专著《不可能的存在之真——拉康哲学映像》(商务印书馆)。他还解读了德波的《景观社会》的一些重要章节，发表了相关的系列文章。同时，张一兵近年来在完成了对阿尔都塞的研究之后，开始关注德里达。虽然德里达在国内的影响颇大，他的《马克思的幽灵》一书也早已翻译出版，但国内学界对《马克思的幽灵》的系统解读也只能说刚起步不久。围绕着德里达的思想，张一兵在《德里达幽灵说的理论逻辑》一文中，比较详细地分析了德里达《马克思的幽灵》的理论逻辑基础，并阐释了德里达试图维护“马克思的幽灵们”的真实含义。尚杰多年从事德里达研究，近来他也开始涉猎德里达《马克思的幽灵》一书。他在《“看不见的现象”暨“没有宗教的宗教”——再读德里达〈马克思的幽灵们〉》一文，试图把《马克思的幽灵》一书中的德里达与德里达的解构哲学联系起来。他认为，德里达隐晦哲学的思想并非无“规律”可寻，但目前国内大多数学者对德里达的理解是不正确的，因为德里达的主要哲学贡献不是对传统哲学的消解和颠覆，而是揭示出哲学从未有过的新面貌，即事物如何出场和如何传播；德里达正是根据这样的思路来阅读马克思的《资本论》的，而这样的阅读同时也是对《资本论》中“看不见的现象”的阅读，是对书中“幽灵性”的阅读，这一态度，表明了德里达所持的是一种“没有宗教的宗教”的立场。杨生平则从一种通常的视角来解读隐晦哲学家德里达。他认为，德里达所理解的马克思的批判精神实际上是一种解构主义精神，德里达所提倡的马克思的解放精神实际上是一种延异精神。因此，德里达的《马克思的幽灵》不是为了发展，而是借马克思的文本进一步完善解构主义，使解构主义一开始就具有而始终未得到系统表达的政治思想得到进一步的展开。《马克思的幽灵》抓住的至多只是马克思的“幽灵”，丢失的却是马克思的“灵魂”。

当然，有关国外的研究，绝不止上面所述。2005年有关研究还涉及到当代的一些西方学者，如鲍德里亚、利奥塔、吉登斯、德里克，以及日渐走红的齐泽克等。另外，还召开了几个比较重要的学术会议。如2005年4月由南京大学召开的“《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文献学研究及其当代价值暨第二届广松涉与哲学国际学术研讨会”；2005年11月，法国《今日马克思》杂志和复旦大学当代国外研究中心联合举办“马克思哲学与现时代”的国际会议；2005年12月由中国当代国外研究会、中央编译局当代研究所、与中国现实问题研究中心在北京共同举办了西方专题研讨会。

另一方面，就问题而言，对当代资本主义的研究，似也应纳入到哲学研究者的视野之内。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当代资本主义出现了一系列新现象、新问题，如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科技革命与生产力的发展，所有制形式、社会分配、经济运行机制方面的调整与改革，阶级结构与阶级关系的新变化，政治民主的新发展及其危机，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全球化扩展与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趋势，21世纪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制度关系及其变化的新课题，等等。这些都是国外研究的主要内容，也是国内哲学工作者今后必须加以追踪和研究的问题。我们注意到，目前国内已有一些相关的文章和研究专著面世，但当代资本主义研究是一个艰深的理论课题，需要更多的哲学工作者参与其中。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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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张秀芹：《物化、总体性与阶级意识——卢卡奇意识形态理论研究》，《社会科学论坛》2005年第7期。

[4]杨海锋：《葛兰西的霸权概念研究》，《山东社会科学》2005年第11期；《葛兰西对克罗齐哲学的批判改造》，《现代哲学》2005年第2期。

[5]梦海：《思想就意味着超越》，《现代哲学》2005年第4期；《布洛赫的希望哲学与》，《哲学动态》2005年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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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段忠桥：《谈谈柯亨对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相互关系的功能解释》，《哲学研究》2005年第5期。

[10]王雨辰：《试评科尔施的哲学观》，《江汉论坛》2005年第6期；《略论早期西方的哲学观》，《学习与探索》2005年第3期；《文化、自然与生态政治哲学概论：评詹姆斯·奥康纳的生态学理论》，《国外社会科学》2005年第6期。

[11]郭剑仁：《北美生态学述评》，《哲学研究》，湖北人民出版社200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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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周穗明：《后关于当代西方阶级与社会结构变迁的理论述评》，《国外社会科学》2005年第1、2期。

[19]周凡：《回答一个问题：何谓后？》，《江苏社会科学》2005年第1期；《后：概念的谱系学及其语境》(上、中、下)，《河北学刊》2005年第1-3期；《重读葛兰西的霸权理论》，《与现实》2005年第5期。

[20]付文忠：《对政治自由主义与社群主义之争的超越》，《教学与研究》2005年第3期。

[21]孔明安：《“他者”的境界与“对抗”的世界——拉康的“他者”到拉克劳和墨菲的“社会对抗”理论》，《哲学动态》2005年第1期；《后的政治哲学批判——拉克劳和墨菲的多元激进民主理论研究》，《南京大学学报》2005年第4期。

篇(7)

一、化用意境引诗文

包括名人名言、诗文、谚语等在内，都可以作为论据出现在议论文中。特别是引用或者化用诗文，能够将诗文中的优美意境和丰富哲理融入到议论文中去，既使得文章增加了文采，也会让文章在论证力度上得到提升。如在《不甘平凡》中，作者在开头就通过引用诗文来巧借意境：

顾城说：“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来寻找光明。”于是，当我看到了新日初升的第一缕华光的同时，也看到了星星陨落前的最后一丝光亮，这也是一种人生态度——不甘平凡。

作者巧妙引用诗人顾城的名言，将其中的意境形象化地描述出来，然后引出文章的主题，这样的写法使得议论文入题自然，意境显豁。同样，在具体的论述过程中，诗文还可以直接作为论据出现，如文中这样写道：

要有不屈不挠创造成功的魄力，但也要有苏轼甘于平凡等待成功的心态。也许苍鹰翱翔九天的姿态让人仰慕，但蝶儿在花丛间翩翩起舞的姿态一样使人着迷；也许可能会失去“一览众山小”的奇观，但却收获了“柳丝榆荚自芳菲”的胜景。

作者引用诗句，是直接取诗句中的意境来行文，诗文已经成为论述的一部分，使得文章论述也更有诗情画意的文采之美了。

二、铺陈华章善叙议

提高议论文语言文采关键在于词句之美，除了简单引用或化用诗文外，要引导学生学会在议论中叙述，在叙述中议论，将优美的语言融于论据中，将文采镌刻在具体论证中。如文中作者是这样来写苏轼的人生选择的：

当一个百姓爱戴、君王重视的政治家固然是一种精彩，可是谁能说寄情山水、泛舟江湖就不是一种成功？皇城下的君威没有培养出一个出色的政治家，黄州的山水却造就了一个万古流芳的诗人。皇城的土地上已有日月的华光，更何况还有群星闪耀，苏轼这一点微弱的烛光怎么可能脱颖而出，那一丝光亮必然要掩盖在华光之下，但他遇到了黄州这一契机，一次贬谪反而成就了他，给了他作为诗人一个发光发热的机会。这抹微弱的烛光终于可以照进千万人的心中，绽放出他特别的光环。“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正是这样不甘平凡的萧瑟才造就了他精彩一生。

作者为了突出苏轼人生选择的不甘平凡，将作为政治家、寄情山水的诗人、超越平凡的思想家三种身份娓娓道来，款款而叙，一边讲述苏轼三种人生选择的经过，一边论述不同人生选择的不平凡之处，特别是作者叙议结合，巧妙地将苏轼的人生选择通过优美的语言文字铺叙出来，贴切而有文采。

三、绘出画面精描摹

有不少学生错误地以为，议论文中的论据就应该实事求是地简洁描述，以何人、何时、何地、何事、何结果为主要要素，将论据客观描述出来即可。其实不然，不同的论据有不同的呈现方法。“五何”法贵在简练，其重点在后面的论据分析中。对于论据的呈现，特别是对人物事件论据的叙述，也可以将其现场的画面感描摹出来，激发读者内心的认同之情，使得论据更有说服力、感染力，同时也客观上让文章更加形象，更具文采。如文中作者这样写“无臂钢琴师刘伟”的：

当音乐从指头缓缓流过，这是一种优美，可是当生命一曲抗争的乐曲从脚下响起，这更是一种灿若烟花的绚丽。无臂钢琴手刘伟用不屈的奋斗创造出了人生的航向，当音乐响起的那一秒，一切灯光都因之黯淡，只有他能发出摄人心魄的光，让辉煌点燃每一个梦想。看，那是刘伟，没有双臂，他却用他灵巧而厚茧遍布的双脚轻盈地跳跃在黑白键盘上，用如水的音符击打在每个听众的心坎上，收获了雷鸣般的掌声。他用行动证明了一句话：“只要有勇气、有毅力，人生在零度也能沸腾。”

作者并没有仔细地对刘伟的事实进行举例与分析，而是通过细节描摹将刘伟用双脚演奏音乐的画面写得生动形象，极具现场感，让读者为之心动，同时借此来类比说明，以“只要不甘平凡的心还在，用脚也可以奏出最华美的乐章”来直接论述“只要不甘平凡的心还在，再无望的梦想也能诠释不凡”的观点，直观生动，极具说服力，从而揭示了主题“不甘平凡”背后的意义就是要有追求，可以说这一段论述，画面的感染力和语言的文采对论证力度的提升至为重要。

四、内涵突出巧对比

议论文的文采不仅仅体现在语言的华美、词句的绚丽上，更体现在文章的内涵上。如果说辞藻的美只是一种浅层次的文采，那么内涵深刻的文字才是带有底蕴的真文采。在具体写作中，我们可以通过对比、排比、比喻、类比等修辞手法，将文字中的内涵凸显和提升出来。作者是这样来对文题进行释义的：

最能打动人心的，不是白天如火的骄阳，而是夜幕下窗中透出的一抹摇曳的烛光；不是富人在捐款箱前的一掷千金，而是穷人小心翼翼地掏出手中的最后一枚铜板；不是巍峨宫殿庄严肃穆紧闭的大门，而是遮不住风挡不住雨的施粥棚……正是这些细微之处的平凡，才创造出了至美至爱至善。

文中，作者通过排比句式，将“白天如火的骄阳”与“夜幕下窗中透出的一抹摇曳的烛光”、“富人在捐款箱前的一掷千金”与“穷人小心翼翼地掏出手中的最后一枚铜板”、“巍峨宫殿庄严肃穆紧闭的大门”与“遮不住风挡不住雨的施粥棚”三组事物进行对比，突出“至爱至美至善”的深刻内涵，就是真正打动人心。这样的对比形象直观，比直接阐明道理要更加深刻也更有说服力，同时语言也显得有文采、有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