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发展论文精品(七篇)

序论：写作是一种深度的自我表达。它要求我们深入探索自己的思想和情感，挖掘那些隐藏在内心深处的真相，好投稿为您带来了七篇中国经济发展论文范文，愿它们成为您写作过程中的灵感催化剂，助力您的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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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后危机时代的全球化视角。

一、政策主线：经济复苏与宏观政策的正常化回归

在宏观政策正常化的主线下，需要重点把握的主题有三个：信贷投放、通胀预期管理、非政府市场需求。

（一）信贷投放

在间接融资占主导的融资结构下，信贷始终是观测我国宏观经济正常化的重要指标之一。信贷投放是2009年危机应对政策基调下最突出的政策，也是影响金融市场最为显著的经济变量。

（二）管理通胀预期

（三）培育非政府的市场需求

宏观经济政策正常化需要关注的一个政策着力点是培育非政府的市场需求，降低对政府投资需求的过度依赖，从根本上防止二次探底。以2008年底4万亿财政支出计划为代表，通过强有力的财政刺激，我国经济从危机中迅速企稳复苏。然而，从推动经济复苏的动力看，政府投资推动依然主导了复苏进程。因此，未来我国经济的前景本质上取决于政府主导的短期刺激增长能否顺利转化为市场主导的可持续增长，而宏观政策的重中之重则在于培育非政府的市场需求。

关于激发市场需求，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很多领域做了重要部署。首先，为刺激政府之外的企业投资，并防止大型垄断企业在一般领域的过度扩张，中央要求清理大中型企业与中小民营企业之间不公平法规，构造一个平等竞争的氛围，同时要求降低一些高门槛行业的政府管制，使市场流动性有一个顺畅的投资渠道；其次，鼓励民间消费。

二、结构主线：我国正处于一个新的结构调整转折点

在特定意义上，全球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的冲击表面上表现为对经济增长速度的冲击，本质上却是对我国经济增长模式的冲击，凸显的是经济结构转型的压力。因此，从经济结构的角度看，后危机时代我国经济正处于一个新的结构调整转折点，即转向一个新的增长动力结构，而全球金融危机则成为转换的起点和机遇。

总体而言，未来我国经济结构转型的方向将围绕三个视角展开：我国经济从过分依赖投资和出口带动的增长模式转为消费、投资和出口均衡带动的增长模式；从主要依靠第二产业带动的增长转变到依靠一、二、三产业协调带动的增长；从主要依靠资源消耗型增长转为主要依靠提高劳动力素质、增强企业创新能力来推动增长。从这三个结构调整的方向来观察，未来我国经济存在很多新的机会。

（一）城市化是扩大内需的重要切入点

从应对危机一年多来的实际经验看，加速推进城市化进程已成为我国扩大内需的重要切入点。按照国际惯例的统计口径，2008年底我国城市化率为45.7%，这一水平不但明显低于国际平均水平和发达国家，也显著低于东亚其他新兴市场经济体。因此，未来我国城市化空间巨大，城市化的推进也将成为我国经济下一阶段增长的重要动力之源，对调整我国经济增长的动力结构发挥积极作用。

更为重要的是，城市化进程也为评估我国结构乃至发展趋势提供了一个新的参照系。目前，许多资源行业被认为存在大量产能过剩，或者从短期周期波动看，这些行业在未来一两年将会出现过剩。然而

，如果把分析视角放到城市化的背景下，考虑到城市化带来的巨大资源需求，则未必会得出产能过剩的结论。

（二）消费增长正处于转型拐点

（三）区域结构调整：我国区域增长格局开始呈现积极变化

区域经济结构对观察我国经济的未来走向具有十分重要的参考意义。在全球金融危机的应对时期，我国的区域增长格局开始呈现积极分化，区域多元化格局明显增强了我国应对危机和吸收冲击的能力。从2009年的增长格局看，中西部地区的复苏强度和速度都明显高于沿海发达地区，沿海地区的经济结构决定了这些地区不得不承受来自结构转型和金融危机的调整压力。相比之下，在国家4万亿投资计划的支持下，中西部地区基础设施的不完善状况正在出现明显好转；同时，危机之后东部地区的部分产业也正向中西部地区转移。这两方面因素使银行信贷随中央的投资项目转移到了中西部。所以，2009年全国信贷投资前十名的省份中，中西部地区占了相当比重。

三、国际主线：后危机时代的全球化视角

我国经济总体规模的迅速上升，促使我国的决策者、学者及企业家在把握我国经济走向时，都必须密切关注全球经济的运行态势，而我国经济的运行态势本身也会对全球经济产生更大、更深远的影响。

（一）后危机时代是我国加快资本和资源重新布局的重要时间窗口

金融危机对全球经济形成了显著冲击，我国经济在强劲的经济刺激和经济转型动力推动下迅速复苏，投资规模和信贷投放都表现出异常强劲的增长。如果在发达国家经济运行十分强劲的时期，我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必然会带动全球资源的强劲需求，进而成为许多摩擦的根源和导火索。但正是因为在危机时期，我国即使保持更快的资本形成速度来推进城市化，发达国家的经济依然相对低迷，这就给我国经济一个难得的时间窗口来进行资本和资源的重新布局。

因此，2012年以及未来一段时间，相对低迷的全球经济以及相对较低的资源价格，为我国加速城市化提供了良好的布局机会。大致来说，这种布局可从三方面推进：首先，重新布局资源；其次，后危机时代是我国企业重新整合实用的产品、技术、品牌和资源的一个较好时期，也是全面提升我国企业在全球产业链和价值链地位的好时机；其三是新兴产业的崛起。

（二）我国将有更广阔的空间学习、适应和参与国际规则

我国在全球经济增长和复苏中扮演重要角色。在总量上，我国经济即将超过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因此，未来我国应分享“驾驶员”的位子，发掘和利用更广阔的空间，学习、适应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参与国际规则的制定。

（三）我国经济“再平衡”是全球经济“再平衡”的有机组成部分

金融危机本身具有两面性，它既意味着旧的平衡格局难以为继，也预示着新的平衡格局会不断形成。对于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而言，表现为“过度消费”的经济模式不可持续；对于中国等新兴市场经济而言，表现为“过度投资”和“出口导向”的经济模式也需要相应进行调整，寻找新的经济平衡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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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中国经济发展与中国会计梦是基础前提关系。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过程也是中国会计梦孕育、产生、发展的过程。因此，中国经济发展是中国会计梦产生的基础与前提。广大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综合国力的提升、我国国际地位和中国会计话语权与国际影响力的提升，为中国会计梦提供了肥沃的土壤和丰富的养分，中国经济发展是中国会计“强国梦”的坚实基础与重要前提。因为经济发展是各项事业发展的基础与前提，所以，党的“十”明确指出，要继续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全面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实现科学发展。

第二，中国经济发展与会计改革发展是相辅相承关系。经济学指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有什么样的经济基础就有与该经济基础相适应的上层建筑，体现出经济基础的决定作用；同样，一定的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也有一定的影响和反射作用，体现出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生产力属于经济基础范畴，它包括：资金、生产资料、生产工具、劳动对象、生产者及其所具有的知识水平、生产技术等要素。生产关系属于上层建筑范畴，它包括：经济政策、财经制度、会计准则、思想认识、人与人的分配关系等要素。当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发展的时候，就促进经济发展；当生产关系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时候，就阻碍了经济发展。经济发展和会计改革发展是同一矛盾的两个侧面，它们是矛盾的，又是统一的，统一于经济发展的过程之中。当生产力达到一定水平，促进经济发展达到一定程度时，当时的经济政策、财经制度、会计准则、分配关系等已经逐渐不适应生产力的要求，阻碍了经济发展。这时，生产力迫切要求生产关系中的经济政策、财经制度、会计政策、会计核算制度等进行改革、创新、发展，以适应经济的发展。改革开放初期，由于我国企业引入了大量外资和先进的管理技术，促进了经济快速发展。经济的快速发展，促进了经济政策、财经制度、会计改革等发展，因为会计改革等要素的发展，所以促进了经济进一步发展，体现了经济基础对经济发展的决定作用。在经济转型升级中既要充分利用现有经济条件和基础，在继承中转型，也要顺应形势变化在创新中升级。把经济结构调整优化、科技创新驱动发展和资源节约环境保护三者联动起来，重点推进，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要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在淘汰落后产能、推动兼并重组和技术改造方面的作用，推动我国企业转型升级。以上措施都是根据经济基础的范畴，结合我国经济建设的实际情况而制定的。这些措施综合反映了我国经济建设中的主要问题和生产力的基本内涵，逐步解决这些问题可以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促进我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生产关系中的经济政策、财经制度、会计准则、思想认识、分配关系等要素在较短时间内容易改变。生产力中的资金、生产资料、生产工具、生产者及其所具有的知识水平和生产技术等要素在较短时间内不易改变。但在特殊情况下，生产力的某些要素快速发生改变，积累达到一定的程度，使生产力实现了从低一级向高一级“质”的飞跃，从而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促进经济的发展。经济发展与会计改革发展互为因果、相辅相承，循环往复不断地进行下去，促进了经济的不断发展。

第三，中国会计改革发展与中国会计梦是动力源泉关系。会计改革发展是我国改革开放的重要组成部分，为经济发展创造了有利环境和人力资源支撑，为中国会计“强国梦”提供了不竭的动力和源泉。会计改革发展对中国会计梦提供的动力和源泉的作用不是直接的，而是通过促进经济发展实现的。中国会计梦是一个较长历史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状况在会计行业的反映。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有不同的目标，所以，会计改革发展的不同阶段也有不同的要求。中国会计“强国梦”是“中国梦”的重要组成部分，实现“中国梦”要经过三个阶段，实现中国会计“强国梦”也要过三个重要阶段，即：中国会计话语权和国际影响力提升阶段、建设会计理论强国阶段和建设会计强国阶段。为实现中国会计“强国梦”与“中国梦”，每个会计人要努力做好以下几项工作：第一，牢记会计强国梦。会计强国梦是“中国梦”的重要组成部分。实现中国会计“强国梦”和“中国梦”的力量蕴藏在每个会计人的心底，体现在具体工作上每个会计人要用苦干实干的具体行动做好自己的工作，要用实现中国会计“强国梦”的优异成绩助推“中国梦”，为实现中国会计“强国梦”和“中国梦”贡献自己的力量。第二，牢记会计人的使命。服务经济发展是会计工作者的本质任务，每个会计人要把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作为自己的首要任务。在认真遵守国家法律法规、会计制度和新会计准则体系的前提下努力促进本单位、本系统经济的快速发展，将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促进经济发展作为自己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第三，加强会计基础工作。一要认真执行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会计制度与新会计准则体系，认真落实会计核算规则制度、财务报告制度、会计内控制度、会计考核制度等。二要认真执行会计工作规范化标准，从会计账户设置、会计科目的使用、会计凭证的审核与制作、会计报表及附注的编制等都要认真制作，符合规范化标准要求。三要坚持诚实守信的职业操守，严格遵守各项规章制度，坚决杜绝违法违纪现象，忠于职守、廉洁自律，保证各项经济业务及时、准确、完整地入账，确保会计信息的真实、可靠。第四，克服无关论。会计人员要把工作中的经验、教训总结出来，进行分析、归纳、提高，并向有关部门或有关杂志反映，遴选出对我国经济建设和会计改革发展有益的意见和建议，为建设会计强国做出了贡献。第五，认真撰写论文。会计人员要根据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形式、新任务，用鲜活的经济活动和会计改革发展的实践，采用科学严谨的方法，总结出具有中国特色和国际价值的会计理论，以丰富我国会计理论宝库和世界会计理论宝库，指导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全球会计准则的制定，为实现中国会计“强国梦”贡献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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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中国的经济改革是前无古人的波澜壮阔的社会经济实践，于是中国经济学向何处去就成为经济学界关心的重要课题。通过梳理中国经济学在内容、体系、方法论上的研究成果，明确中国经济学的目标，分析中国经济学面临的主要困境，并结合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的耦合研究成果构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学，探讨中国经济学的发展趋势。

1中国经济学的目标

中国虽然已经初步建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但还存在两个方面的缺陷：一方面，计划经济体制的核心部分尚未彻底触动，深层问题没有完全解决；另一方面，一些新建立的重大制度仍是框架性的，尚不稳固，在具体实施中还有不少漏洞。因此，建设一门能反映中国市场经济体制特点和中国经济发展道路特色的中国经济学是有必要的。这也是中国经济学的根本目标所在，而中国经济学的具体目标可分为体制结构、经济运行和经济发展三个部分。

体制结构目标主要从中国的渐进式改革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上来分析，所有制结构和个人收入分配制度及其保障体系较为完善。经济运行目标主要包括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微观经济运行目标和宏观经济运行目标。微观经济运行目标主要包括企业和企业制度的完善及国企改革的推进、社会主义市场机制、市场体系、社会主义市场秩序和规则较为完善。宏观经济运行目标是实现总供给与总需求及其相互关系的平衡、宏观经济调控目标顺利实现、政府职能得到完善等。经济发展的目标就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经济增长目标（包括经济增长的目标和经济增长方式等）和经济发展目标（包括经济发展方式、经济发展与经济结构、中国二元经济结构、对外开放和经济全球化的关系、科学发展观及经济与社会的和谐发展等）。

2中国经济学面临的困境

2.1经济学被边缘化，研究成果和研究团队萎缩

在中国经济学被边缘化，甚至已无立身之地。目前，高校马思主义经济理论课程已被严重压缩，中国经济学界研究成果，主要是有关西方经济学的内容，有关经济学内容的不到十分之一；有的虽然打着经济学的招牌如《劳动价值论》，却在宣扬资产阶级要素价值论的观点。

其次，经济学专业的研究生对经济学的学习不感兴趣，更谈不上研究。在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十七年招收的330名博士生中，他们在学期间发表的经济学论文一千多篇，其中真正研究经济学的不到10篇。经济学专业的教学队伍中从事经济学的教学与研究者也日益缩小。

2.2中国经济学传统教学体系与教学方式严重滞后于国际化要求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学教学体系与教学方式改革有了长足的发展。但教学体系与教学方式仍严重滞后于国际上经济学专业的新发展。首先，教学内容重复。以经济学专业学生为例，大学本科阶段学习的政治经济学内容在高中就曾经完整的学习过，研究生阶段则开设专题性课程，但在体系性、知识抽象性程度上基本没有差异。其次，理论体系被人为割裂。一是将政治经济学从体系中分割出来。二是政治经济学资本主义部分和社会主义部分在范畴与原理上没有科学衔接，尚未建立整体的政治经济学体系。再就是，教学方式的“封闭性”。当前中国经济学教学缺少足够的教学参观或社会调查等课外活动。

2.3经济理论脱离经济现实，教学方式扼杀学生的创新精神

首先，理论脱离经济现实，难以满足本土化的要求。经济学是一门社会科学，理论来源于实践，目前，中国经济学的教学方法基本上都是教师选定一本教材，以教材为中心开展教学活动。国内经济学教材出版周期一般较长，教材内容与现实经济问题极易产生距离与脱节；再者，由于国内教材大多直接照搬西方理论，西方理论与中国经济现实本身也有距离。其次，“满堂灌式”教学，忽视教学过程，扼杀了学生的创新精神。在课堂教学中，老师不可能讲清楚全部的经济学理论，这就要求老师主要传授学生科学合理的学习方法，提高学生自学能力和解决分析问题的能力；而偏重于死记硬背和机械化训练，则缺乏课堂交流和学习能力的培养。

2.4理论研究缺乏规范性，对两个范式关系的认识上存在偏差

在过去几十年间经济学研究取得了很大成就，但相当数量的重大基础理论问题还认识模糊。这一点在对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认识问题上表现得尤为突出。例如：以什么作为切入点开始经济学分析？用什么作为主线将这种理论体系贯穿起来？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特征究竟有哪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存在的原因是什么？市场经济怎样才能真正与社会主义、与公有制有机结合起来？对这些根本问题的认识尚缺乏基本规范，认识相当混乱。

在研究过程中，明显地存在着对两个范式关系的认识上的偏差问题。学术界存在两种片面倾向：一是排斥和轻视西方经济学理论，对于现代西方的经济学理论采取一种简单否定的态度；一是把西方经济学特别是主流经济学当作唯一科学的经济学理论，忽视它所具有的意识形态的成分，否定经济学的科学意义和对社会主义建设的指导作用。总起来看，后一种倾向在当前呼声甚高。此外，中国经济学研究中也存在诸如选题过于宽泛、研究结论草率等其它问题。

3中国经济学的构建

在这种背景下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将西方经济学中意识形态理论与市场经济理论相分离，将市场经济理论的科学成份嵌入经济学的分析框架之中，实现两种经济学说的整合不仅必要而且可行。

3.1整合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和西方经济学均衡分析理论

劳动价值论更多关注的是市场经济运行的本源性问题，为揭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及其运动规律提供了理论依据。均衡分析理论更多描述的是市场经济运行的外在表现，为揭示价格与供求的内在关系及其资源优化配置规律提供了分析工具。中国经济学研究对象和任务已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资源优化配置，将均衡分析工具嵌入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可以克服马克思经济学说价格变动分析的不足，赋予劳动价值论以新的时代内涵。

3.2整合马克思关于未来社会劳动者行为动机假设和西方经济学经济人假设

马克思关于未来社会劳动者行为动机假设注重全社会成员根本利益的一致性并认为劳动仅仅是谋生手段，这种分析框架揭示了社会主义劳动者之间生产关系及其行为动机的本质特征，但难免带有计划经济的局限。西方经济学中关于经济人“追求个人效用最大化”假设，反映了市场经济主体行为动机的某些重要特征，但却“往往具有非社会性和非历史性的倾向”。将两种行为动机理论整合为在全社会各阶级各阶层根本利益一致基础上，经济人“追求个人效用最大化”假设。

3.3整合马克思广义政治经济学思想和西方发展经济学

马克思晚年时期未能构建起以发展中国家为研究对象的广义政治经济学。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西方兴起发展经济学，先后经历了从结构主义到新古典学派，再到以人为本的发展经济理论；从宏观模式的经济增长理论到微观分析的人类发展理论。这些理论均从不同程度上揭示了经济落后国家摆脱贫穷落后、实现工业化、经济市场化、社会化、现代化的发展规律。将西方发展经济学的科学因素嵌入马克思广义政治经济学的分析框架，建立中国特色的发展经济理论，是中国选择适合国情的科学发展战略的需要。

3.4整合马克思阶级分析理论和西方新制度经济学

在马克思的分析模型中，包括了新古典分析框架所遗漏的所有因素：制度、产权、国家和意识形态。然而他未能深入分析未来生产方式技术持久进步、经济充满活力的动力源及各劳动者阶级之间以及阶级成员内部潜在的利益矛盾对其的影响。而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新制度经济学则从供求关系、均衡价格的技术分析转向了产权关系、交易费用的制度分析，从而揭示了在现代市场经济中，在私人成本和收益与社会成本和收益不一致条件下，产权界定、国家干预以及意识形态等方面的制度创新和制度安排对技术持久进步、经济充满活力的重要作用。尽管新制度经济学自身尚未形成完整的理论体系，但不妨碍我们将该学说中的科学因素嵌入经济学阶级分析理论框架中。

4中国经济学的发展趋势

4.1走向规范和实际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学的研究视野不断开阔，方法不断创新，比较成功地实现了传统经济学研究范式向现代经济学研究范式的转型，越来越走向规范化。但是，中国经济学从总体上看还是不成熟的。基础理论还比较薄弱，研究方法还比较落后，学科规范还不够严格，中国经济学作为一种科学体系还在形成，中国经济学必须坚持走向规范。建立学术规范，发展学术评价，是中国经济学进一步发展和提高的重要条件和必由之路。

多年来的改革开放，中国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是，中国经济学理论仍然落后于实践，中国经济学理论的发展仍受着传统思维方式的束缚。为此，中国经济学必须坚持走向实际。对于中国经济学来说，当务之急是要从实际出发，搞清楚中国所面临的究竟是什么样的经济问题，仔细分析问题背后的原因，找出解决问题的具体方法和途径并且揭示出中国经济发展的基本规律。

4.2走向开放和世界

经济学的开放是不可避免的。既勇于肯定，又勇于否定，一切取决于是否经得住实践的检验，而不论源于何时，出于何人，来自何方。经济学走向开放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坚持引进来，将外来的理论综合到中国经济学理论和中国实践中去；二是坚持走出去，要加强交流和不同学科间的联系，进行多学科理论、多元研究方法与手段的综合运用。

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经济学也正在逐步走向世界。但中国经济学走向世界，必须首先立足本土，其次必须立足经济，关注技术，立足当代，面向未来，使中国经济学的研究始终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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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严飞.《西方经济学》教学方式改革与实践探讨［J］.湖北经济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8，（3）: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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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争鸣的盛况使得政策纷出，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了中国的经济发展和城镇建设，实践中的问题又反过来直接刺激理论升级，理论与实践的互动成为城镇化发展的重要一环。多年来的各界争鸣内含两条主要的理论线索，第一，城乡统筹思维的确立，第二，城镇化内涵的不断扩充。

早在1980年代，由于城市中居民对于农副产品的需求上升，农民进城买卖农副产品、进行小规模商业买卖的情形渐多，中央鉴于实际情况，准备逐步开放城乡间劳动力流动的大门。首先由国务院农委主任杜润生提出准许农民自带口粮，进入城市，从事商品买卖和务工。而著名社会学家则发表一系列文章讨论“小城镇，大问题”，鼓励小城镇的人口集聚和经济发展，并在当时的客观条件下，提出了“进厂不进城”、“离土不离乡”、“以乡镇企业为中心发展区域经济”的指导思想。

与国内政府和学界积极吁求城乡人口流动不同，同时在海外，Richard Kirkby于1985年出版《中国的城市化：1949～2000年的发展中经济下的城市与国家》（Urbanization in China： Town and Country in a Developing Economy 1949-2000AD），书中指出中国在1949年以后，由于过度重视重工业，轻视城市基础设施发展，导致城市化与工业化程度严重不匹配，城市化的滞后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经济的发展。这一论断预示着中国城市所面临的两难困境，一方面大力汲取人力资源，促进城市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城市建设相对落后，没有足够的空间和能力去容纳巨大的劳动力人口。此后，2010年林毅夫与陈斌开的合作论文，也基本支持了Kirkby的这一判断。沿此历史观察，可见完备城市的基础设施建设，为外来劳动人口创造生活、工作空间，从中国改革开放一开始，就是城镇化的重要课题。

在世纪之交的这个转捩点上，中国经济在加入WTO的大前提下，城市对劳动力的渴求上升，对城市用工也逐渐规范。中国大部分地区呈现出一种农业人口往区域核心城市移动的流动趋势。1998年，南京大学教授郑弘毅撰文强调，在中国城乡分隔严重的情况下，城市化问题不能就城市谈城市，而应该具备“城市--区域”的视角，城乡统筹的核心概念，第一次作为一个成熟的表述，在学界成为讨论中国城镇化问题的基本范式之一。而2000年，伊利诺伊卫斯理大学教授Michael C. Seeborg发表文章指出，中国农村政策的转变、合同工制度的成熟以及民营企业的迁移，将会为中国的城市化进程铺平道路。

随着城乡统筹理论范式的确立，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城镇化理论的内涵与细节层面的问题。如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昉教授，在2002年和2010年三次撰文，提出合理的城镇化进程应该加大对西部和贫困地区的人力资本投入力度，深化户籍改革政策，从而消解掉城镇化过程中可能加剧的地区不平等。同时，蔡昉还指出，农业已经不是农村劳动力人口的蓄水池，人口红利正在逐步下降；取而代之的是，农民的（深度）市民化能否完成，成为中国未来经济发展更为重要的因素。与土地的城市化比起来，人口的城市化也许更为重要。其实早在1962年，美国学者Kent P. Schwirian和John W. Prehn就提出了两种城市化的概念，即以城市中心的理念和实践向周围地区辐射的过程，强调人口密度和经济功能（城市化I）和以乡村生活进化为城市生活的转变，农村人口的价值观、思维、态度、行为方式的变迁，强调社会心理层面（城市化II）。在2002年之后，中国的经济学界和社会学界，开始把目光从单纯的城市化I，渐渐拓展到了城市化II的范畴中。城镇化的内涵获得进一步扩充，观察城乡二元结构的视角增加了社会心理一维。

理论的深入表现为范式的突破。2006年，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教授John Friedmann发表《中国城市化研究的四个论点》（Four Theses in the study of China's Urbanization），文中表示，中国的城市化问题已经不能再简单地从城乡二元等结构出发，城乡统筹的现时视角过于狭隘，而要考虑到其在一个多维度社会--空间中的历史渊源和发展趋向，需要从历史、经济、社会、文化等七个方面进行综合性反思。

于此相类似的，还有一些学者也适度地反思城乡统筹范式，集中关注城镇化大潮中农村留守人口的生计和人力资本问题。黄宗智在他2007年的论文中，重新强调城市化过程中农业的重要性，其认为在大规模非农就业、人口自然增长缓慢和农业生产结构转型的三大变革环境下，政府应该加大对农业的扶持力度，彻底解决农业新的隐性失业的问题。这一研究表明，三农视角在以前的城乡统筹理论范式中是缺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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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生态经济学 经济发展方式 生态化转型

围绕经济可持续发展形成的生态经济学，是研究生态系统和经济系统的复合系统，即生态经济系统的结构、功能及其运动规律的学科。根据生态经济学的理论，发展生态经济，促进社会生产和自然界生产进行相对等的物质能量循环，有助于人类社会摆脱资源紧张、环境污染的生态危机，走上生态文明的发展道路。人和自然界之间生态与经济的良性循环关系是生态经济的内在特征，也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本质要求。当前中国日益严峻的生态环境问题成为可持续发展的根本性制约，亟待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此要借鉴生态经济学思想，大力促进经济生态化转型。

生态经济学的实质

生态经济学相对于传统经济学而言是巨大变革。经济学家把生态环境看作是经济的一个子系统，生态学家则把经济看作是生态环境的一个子系统。这种思想观念的逆向转变，将推动形成深刻的环境革命、经济革命和技术革命。生态经济基本理论的关注点在于社会经济发展同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的关系，人类的生存、发展条件与生态需求，生态价值理论，生态经济效益，生态经济协同发展等，对于指导可持续发展具有传统经济学无法比拟的优势。

（一）生态经济学的形成与发展

生态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是20世纪60年代后期正式创建的，美国经济学家鲍尔丁在他的论文《一门科学——生态经济学》中首次使用“生态经济学”这一术语，成为生态经济学的最早倡导者。1980年，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确定将生态经济作为1981年《环境状况报告》的第一项主题。1989年，《Ecological economy》的出版和国际生态经济学会的成立标志着生态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诞生。中国生态经济学研究开始于20世纪80年代。1994年《中国二十一世纪议程》的颁布，可持续发展理论的引入，扩展了生态经济学的理论研究框架。在应用上，生态经济学逐渐在生态园、生态城市、生态农业的建设中发挥了指导作用。

从生态系统的角度全面深入地认识生态经济学的内涵，认识生态经济的生态学和经济学的特征关系，是促进经济与生态可持续性协调发展的理论前提。纯粹意义上的生态经济是一种理想的可持续发展状态，在现实社会发展阶段，即使最发达的国家，生态经济也没有完全实现，各国的生态经济还处于经济生态化阶段。

（二）生态经济及其基本特征和要求

根据生态经济学理论，生态经济是不破坏环境、不污染环境的经济，是不以不可再生资源为基础的经济，是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它具有生态学特征和经济学特征。生态经济的生态学特征表现为四个方面：一是系统性，即生态经济作为一个系统，包含生态系统和经济系统两大子系统；二是整体性，即生态系统和经济系统是有机统一的整体；三是循环性，是指整个系统中存在着“资源—产品—废物—资源”的双向网状的经济运动循环，在良好的生态条件下从事高产量、高质量和高效益生产；四是价值性，是指随着人类生产的扩大，当自然的再生产能力无法满足人类需要，人类社会需要投入必要的劳动对自然生态系统进行保护，对自然物质进行社会再生产。

生态经济的经济学特征主要有两个：一是公平与效率；二是外部性与内部化。根据生态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发展生态经济需要实现四个转变：发展目标从增长型经济转变为稳态型经济；物质流动方式从直线型经济转变为循环型经济；能量来源由从化石型经济转变为阳光型经济；生产与消费模式从产品型经济转变为功用型经济。生态经济学是中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型需要借鉴的重要理论。

中国发展生态经济的现实紧迫性

（一）自然禀赋相对不足

自然禀赋是一个综合性概念，包括了自然的环境属性、资源属性和发展条件属性。中国在人口众多的基本国情制约下，与庞大经济总量迅速发展对于环境容量的需求相对应，自然禀赋相对薄弱是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无法回避的客观条件和制约因素。

1.自然资源的匮乏。作为世界人口数量最多的国家，中国的人均资源占有量却大大低于世界人均水平，是典型的人口大国、资源小国。我国的资源总量和人均资源都严重不足，其中最基本资源如水、土、树、气、矿，人均水平大大低于世界平均水平。

2.生态容量不足。环境经济学理论认为，自然不仅为经济发展提供大量资源，也是经济发展的承载空间。“良好的生态环境具有扩散、贮存、同化废弃物的机能，从而保持生态系统的相对平衡状态”（徐康宁，2006）。生态足迹理论是研究生态承载量的重要理论，该理论认为“生态足迹是指能够持续地提供资源或消纳废物的、具有生物生产力的地域空间”（Wackernagel M，Rees W E，1996）。中国人口众多，生态足迹需求巨大，生态足迹供给（即自然生态系统的承载力）与之相比，处于相对不足的状态，对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形成了根本制约。

（二）经济发展的生态代价过大

在社会维度上，中国的生态环境问题表现为粗放型经济增长的生态代价过大。中国人口众多，而且资源利用效率低下，资源浪费、环境污染的人均水平较高，生态损失成为经济发展的代价，直接影响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

篇(6)

[论文摘要]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美国金融危机，通过多米诺骨牌效应将世界各国都卷入了经济衰退的深渊，没有哪一个国家可以独善其身。在积极救治全球金融危机的同时，带给我们的是更深入的思考：美国金融危机到底告诉了我们什么？ 

 

一、美国金融危机何以引发全球金融危机 

美国次贷危机引发了全球金融危机，接着是经济危机，好多人感觉天好像突然塌了曾经最成功的美国的增长模式，到底怎么了？华尔街作为世界上曾经最成功、最规范的金融投资市场，塑造了千万个一夜暴富不劳而获的传奇，更是吸引了亿万怀揣暴富梦想人的眼球，看着那些痴迷疯狂的眼神，一如当年传销市场激情澎湃的梦幻者。但吹起来的气泡，总有破灭的时候，美国人靠着泡沫经济发起来的经济，就向突然扎了胎的汽车，骤然停下来了。尽管美国的美元可以不受监督的滥发增加国民收入、通过转嫁给美元与美元债权贬值损失而受益、通过政治经济手段迫使所有人予以救助，但美国还是要为他们“奢侈”的消费模式、无度掠夺似的金融工具创新买单没有有效监督的金融体系最终导致了金融危机的爆发。 

一般来说区域性的金融危机，并不一定会引发全球的金融危机，可是一直以来，美元是世界通用货币，美国市场是世界最大的消费市场、华尔街是最大的国际金融投资市场，因此美国金融危机就会通过美元贬值、美国市场需求较少以及金融衍生物的市值缩水，直接导致其他国家出口贸易减少、持有美元标的物的资产贬值以及美国企业股票市值缩水，从而将危害转接给他国的企业或个人，从而提前引发各国存在的金融隐患使金融危机蔓延。 

 

二、金融危机下的中国经济发展 

中国同样也不能避免金融危机的影响：近2万亿美元外汇储备一朝缩水多少不得而知、作为美国最大的债权国我们还需要忍受美元债券贬值的痛苦、出口导向性的经济增长模式受到了最严峻的考验，加上这些损失，金融危机带给中国的直接金融损失绝不仅仅是各种国际金融组织估计的150亿美元，但世界各国对中国默默承受的损失被直接无视了。 

过多的追求经济增长，而忽视了人民实际获得了利益的结果，是导致中国内需不足，所以我们需要通过出口拉动需求，结果就是：大量廉价中国制造产品的背后是同样物美价廉的中国劳动力，可金融危机了即使给富人当长工也不可得，当富人不再需要你产品时候，我们突然意识到这种发展模式行不通了，开始促进内需。有人埋怨老百姓挣了钱不花，不现代不美国人，问题是两极分化日趋严重的中国，老百姓没钱可花，也没钱敢花，工资年年涨可是都是什么人在涨？垄断行业、事业单位以及有钱人的收入在涨，穷人的工资总是涨不过gdp的增长，甚至是通货膨胀的增长，住房、子女教育与医疗，成了压在穷人头上的三座大山，即使从一出生就攒钱也挣不够需要的。手里有点钱又不能投资，买房子首付就付不起，按揭想都不敢想，即使当房奴也要有那个资格才行，自己住的都买不起更不要说倒腾房地产了；好不容易连攒带借筹了些钱入股市成为投资者了，一场股市大动荡，突然发现自己“真的一无所有”了，欲哭无泪，穷人除了留下购买维持生存的花费，只能把钱存在银行了。

三、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借鉴 

中国问题，不是金融危机的问题，是自身的问题：股市过几年就要清洗一次，楼市没两天就要涨几次，在日本有严格的股市波动监控体系，而我们中国显然做的不好，很少有人提出救治股市拯救我国融资投资市场，每个人都当股市是提款机，可是成功提到钱的永远都是少数投资者；楼市还没有降，只是增幅从火箭变成了飞机，地方上一些商人就开始疾呼救市了，可过去房价一年翻好几番，老百姓买不起房子或是被房贷压弯了腰的时候，却很少有人提出救房市，因为此时的房市已经不是一个为了满足百姓的需求的市场了，而是一个在不断飞涨下的圈钱机器。 

救市，美国的方式很直接，政府出钱直接通过贷款、发钱来救助陷入危机的企业和个人，我国救助则是由政府主导的基础设施建设，对于同样陷入危机的中小企业和个人少有人问津。金融危机，其实中国早就有了，过去楼市坐着火箭飞涨、股市向打摆子一样震荡、银行大量不良资产存在，如果不是国家强有力的宏观调控，不金融危机才怪！借着美国金融危机的光，好多问题都有了解释的理由了，但很少有人思考，我们经济发展遇到的问题有多少源于世界金融危机的影响，又有多少源于我们自身的原因。 

什么是科学发展观，纵观历史不论哪个政党、哪个执政者不代表人民的利益，不反映人民的要求存在都不可能，遑论科学与发展，经济增长了是什么样的增长，是富人掠夺穷人式的增长还是公平民主竞争下的增长？人民永远是经济社会发展的主力军，但不一定是受益者，在我们提倡科学发展观的时候，最根本的还是要考虑人民在社会发展中得失了什么？改革这么多年，政府虽然不断努力，可是贫富差距越来越大、社会福利依旧很差、垄断下的资源依旧分配不公，我们怎么能说我们的增长模式是科学的、发展的、和谐的和可持续的？我们要走的路还很长，国家要想富强需要做的事情还很多，但我们已经麻木了各种各样的口号、习惯了各种换汤不换药形式的整改，可金融危机的冲击使我们确确实实感到了时代的脉搏和气息，美国消费世界人民买单、人家挥霍却要中国人掏腰包，这肯定不是科学的发展观。美国金融危机，引发了中国经济危机，重要的不是抱怨“城门着火殃及池鱼”的无奈，而是看看隔院的火到底引着了自家后院的什么？ 

 

参考文献 

[1]孙执中，《荣衰论战后日本经济史（1945～2004）》，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8 

[2]许传华，徐慧玲，《美国新金融危机中的救助及启示》，《中州学刊》，2009年第1期，pp：43~45 

篇(7)

论文摘要：最近几年来全球经济发展中最具有全面影响的事态，首推全球经济失衡。尽管全球经济失衡已延续多年，但中国作为一个刚刚融入全球经济体系的发展中国家，只是近年来才真切感受到它的影响，而且被强加了矫正失衡的责任。文章将从全球经济失衡这个大环境中，找出一些应对措施，力求使中国的经济增长更加健康和可持续。

全球经济失衡已经成为当前全球经济发展的一个突出现象，并已引起国际社会的广泛不安。广义地讲，全球经济失衡可以指全球经济任何方面的不平衡：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南北贫富的差距、贸易和资本流动的不平衡等。不过在大多数场合，人们在谈论全球经济失衡的时候，是指美国巨大且不断增大的经常项目逆差，以及相关联的美国极低的储蓄率和其他国家特别是东亚国家极高的储蓄率。然而由于全球经济作为整体是一个封闭经济，在核算意义上它总是平衡的：美国的经常项目逆差一定意味着其他国家的经常项目顺差；美国储蓄不足，一定意味着其他国家储蓄过剩。正如2005年2月23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拉托在题为“纠正全球经济失衡——避免相互指责”的演讲中指出，全球经济失衡是这样一种现象：美国经常账户赤字庞大，债务增长迅速，而日本、中国和亚洲其他主要新兴市场国家对美国持有大量贸易盈余。

经常项目衡量的是一国与他国商品和服务贸易以及资金往来情况。当一国出口收入和其他经常性收入不足以弥补本国进口和其他经常性支出的时候，经常项目逆差出现，并主要表现为贸易逆差。央行在分析中指出，作为失衡的一方，美国2005年贸易赤字总额达到了空前的7257亿美元，占其GDP的比率由10年前的1.2%骤升至5.8%；而作为失衡的另一方，日本、中国等亚洲国家、主要石油出口国及部分欧洲国家的贸易顺差则达到1000亿美元的规

模。其中中国尤其受关注，2005年中国贸易顺差达1019亿美元，特别是对美国的贸易顺差达1142亿美元。

一、全球经济失衡的原因分析

全球经济失衡问题近来受到人们越来越多的关注，学者、政策当局以及国际机构对于全球经济失衡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这种全球性失衡状况增加了引发全球金融危机和经济萧条的风险。处于全球经济失衡这种大背景下，中国作为全球市场经济体系中的一个积极成员，经济运行面临着严峻的考验。在研究中国经济发展问题时，我们必须具备全球眼光，用全球的眼光看清世界经济的发展状况及其走势。因此，分析全球经济失衡的原因就显得特别重要。

首先，从美国的角度看，经常账户逆差的不断扩大是其经济结构与产业结构长期调整的必然结果。美国是世界上最早出现“产业结构软化”趋向的国家。1958年，美国服务业增加值占GDP比重首次超过50%，此后服务业与第一、第二产业的地位差距不断扩大，20世纪70年代的石油危机进一步推动了其经济结构调整进程。美国不仅引领了全球产业结构的调整进程，也使其在产业结构比较优势方面与其他国家呈现出越来越大的差异，比较优势产业越来越集中于创新产业和金融业等服务行业。按照产品生命周期理论，创新产业的产品需求在创新期往往限于国内，而服务业产品又多为非贸易品。这便导致美国的比较优势产品多体现为非贸易的特征。自1971年以来美国商品贸易的逆差不断扩大，而服务贸易却始终处于顺差状态，也表明美国以贸易品为主的商品制造部门的比较劣势越来越明显，而以非贸易品为主的服务业领域则具有越来越突出的比较优势。这一变化是通过美国将制造业产品等贸易品的生产以外包方式分散到世界各地，并通过进口来满足需求的过程实现的。所以，从整个世界经济运行的角度看，美国经济结构与产业结构的这种先行调整及其所导致的其他国家产业比较优势的变化，是其经常账户逆差扩大的根本原因。

其次，从全球角度看，战后美国率先出现的结构调整使得世界范围内的制造业生产重心，先向其他一些发达国家转移，改变了两者间的贸易关系和生产格局，出现了日本等国对美出口制造业产品，形成对美顺差的“失衡”局面。同时，西欧、日本等发达国家在美国引领下也开始了产业结构的升级调整过程，服务业比重逐渐扩大，制造业重心转向资本品生产，在贸易自由化和其后的经济全球化的推动下，发达国家逐渐将部分制造业产品尤其是消费品的生产转移至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其他发展中国家，从而在全球范围内形成了服务业比重越高者为经常账户逆差而服务业发展相对滞后者则为顺差的局面。结果，美国不仅要从其他国家进口消费品与标准化的资本品，其他资本品也越来越多地依靠进口，产业比较优势的“软化”使得美国经常账户逆差不仅规模持续扩大，其产品结构与来源地也更加多元化。最终，在全球范围内形成了相互关联的4个层次的产业循环和贸易循环的格局：一是美国自其他发达国家进口资本品，自新兴工业化和发展中国家进口消费品，存在巨额逆差；二是其他发达国家向美国出口资本品，自新兴工业化和发展中国家进口消费品，最终经常账户存在或多或少的顺差；三是新兴工业化和发展中国家自发达国家进口资本品并向发达国家出口消费品，形成一定的顺差；四是石油出口国等资源充裕国则向商品主要生产地出口能源、原材料而形成顺差。由此可见，现阶段的全球经济失衡更多地体现出多边性、全球性的特征。

全球经济失衡，中国也不例外。长期以来，中国储蓄过剩，物价水平就不可能向上走，处在结构调整的过程中，结构不平衡，有很多力量不会很顺畅地在整个体系中传导。现在全球经济失衡已经到了相当严重的程度，如果再不着手解决问题，将会对整个世界经济的发展产生很大的负面影响。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大国，又是一个发展较快、世人关注的国家，毫无疑问有责任维持和推动世界经济的稳定增长。因此，高度重视全球经济失衡问题，并着手避免其进一步恶化十分必要。

二、中国应对全球经济失衡的对策

面对全球经济失衡加剧可能造成的外部风险和冲击，中国必须下决心及早采取措施主动调整内外不平衡，增强抵御外部风险和抗冲击能力，以确保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

第一，必须加快调整内外需求比例，适当降低经济增长对出口的依赖，更加坚定地立足扩大内需，特别是消费需求推动经济增长，这是抵御全球经济失衡可能造成的外部风险冲击的最有效途径。当前，中国经济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固定资产投资增长过快和贸易顺差过大，前者易造成通货膨胀和产能过剩，后者易引发贸易摩擦和加大外部风险。因此，当前调整内外需求比例的重点应该是抑制固定资产投资的过快增长，加快推进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提高中低收入阶层的收入水平和消费能力，切实解决住房价格上涨过快和教育、医疗乱收费等制约现期消费问题，促使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投资和出口拉动向消费与投资、内需与外需协调拉动转变，增强抵御外部风险的能力。

第二，适当调整外资外贸政策，提高利用外资质量和促进外贸平衡发展，防止国防收支失衡进一步扩大。按照国家的产业政策和地区发展战略加强对外资引导，规范地方政府的招商引资行为，适当提高劳动者权益和生态环境的保护标准，杜绝低水平重复建设，技术档次低、土地资源占用多，能源消耗大和环境污染严重的外资项目，提高利用外资的质量和效益。进一步调整出口退税政策，继续严格控制高耗能、高污染和资源性产品出口，积极推进资源性产品价格改革，适当提高最低工资标准，使出口产品价格更加真实地反映实际成本，推动出口企业加快转变外贸增长方式；同时也要积极扩大进口，特别是扩大先进技术、关键设备及零部件、国内短缺的资源、原材料及其制成品进口，实行进出口基本平衡的政策，发挥进口在促进经济发展中的作用。

第三，继续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保持人民币汇率水平的基本稳定，适当调整外汇储备规模和结构，防止美元贬值造成储备资源缩水。全球经济失衡和中国经济的内外不平衡，有着深刻而复杂的国际、国内原因，人民币大幅升值，既不可能纠正全球经济失衡，也不是解决中国经济内外不平衡的最佳政策选择，反而有可能影响中国经济的发展。因此，在人民币汇率问题上，应从中国经济发展和金融改革实际需要出发，在继续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的同时，保持人民币汇率水平的基本稳定。要密切跟踪分析国际经济金融形势变化，特别是美元汇率走势可能出现的趋势性变化，及早调整外汇储备资产的币种结构，同时通过扩大进口和鼓励其他对外投资来适当降低外汇储备规模，防止美元一旦大幅贬值造成国民财富流失。

第四，积极参与国际经济交流合作与政策协调，共同维护世界经济的稳定，努力营造有利于中国的国际环境。全球经济失衡涉及的国家和地区众多，但主要失衡方是美国，只有有关各方加强合作采取共同行动，特别是美国承担主要调整责任，才有可能扭转全球经济失衡继续扩大的趋势。为此，中国应加强同其他有关各国的磋商协调，督促美国削减财政赤字和提高国内储蓄率，更多地承担调整责任，共同维护世界经济的平衡发展。

参考文献

1、李杨，余维彬.全球经济失衡与中国宏观经济政策[j].新金融，200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