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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PPTST-EP旅游扶贫
世界上最贫困的国家中,有超过50个的旅游业产值在本国国民经济的排序中位列前三名。旅游业也是在所有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间的贸易流中,唯一显示顺差的一项服务产业。据世界旅游组织2000年的统计,第三世界旅游业当年的顺差额达到6600万美元。然而直到21世纪初,一些援助组织和国际基金机构才意识到旅游业可以作为一种消除贫困的武器。
PPT战略的提出及其内涵
PPT(ProPoorTourismStrategy)即“有利于贫困人口发展的旅游”战略,它最早由英国国际发展局资助的贫困人口旅游发展合作组织(Pro-PoorTourismPartnership)提出,意为“引导贫困人口净利益增长的旅游”。在过去的五年中,这一概念在利用旅游消减贫困方面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PPT战略主要有三种类型:以提高经济利益为目标、以扩大非经济的生存利益为目标和以加强参与与合作为目标。它关注的焦点不是哪一种旅游产品或是哪一类旅游企业能带来上述目标的实现,而是到底有多少净利益的增长是为贫困人口所分享的。在我国的学术研究和政策讨论中,与PPT意义最相近的词汇是“旅游扶贫”。
PPT强调的是“发展”而不仅仅是“增长”。“发展”便不仅代表着经济总量的增加,更意味着质的方面的变化,包括最基层贫困人口的脱贫、观念贫困的根除、贫困人口发展机会的增加等核心问题。只有人口的质提高了,才能增强贫困地区的能力建设,使贫困人口彻底摆脱返贫的机会。
ST-EP概念的提出及其含义的提升
2002年8月,世界旅游组织关于可持续发展的峰会在南非的约翰内斯堡召开。在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的支持下,会上首次提出了把“可持续旅游作为消除贫困的有力工具”这一概念,即“ST-EP”(SustainableTourismasaneffectivetoolforEliminatingPoverty),并马上展开这一概念的启动计划。事实上,这一计划的启动,将联合国消除贫困的指导思想和世界旅游组织长期追求的可持续旅游的目标联系起来,成为这次南非峰会的中心议题。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中计划,到2015年将世界的极端贫困减半,而SE-EP对这一目标积极响应。
ST-EP这一词汇一经产生,在国际上便迅速取代并淘汰了PPT这一几近同义的用法。因为PPT有太强的负面含义:在西方人的理解中,没有人会被愿意称为“穷人”或“贫困人口”(thepoor),这个缩写带有极具歧视性的色彩。因此,ST-EP是一个更能为所有人接受,不带贬意的中性缩写词。它更能体现不论贫富、人人平等的公平价值观。
ST-EP对于旅游业的方向性意义
PPT和ST-EP都不是一种旅游业的新形式,也不是一种新型的旅游产品。它是旅游业发展的一种路径。有了这个思维观,旅游这块蛋糕就可以留给更多的贫困人口来分享。这一概念的确立,为发展赞助机构和国际基金组织指出了新的努力方向。但是这一概念并没有明确应该以怎样的政策来发展旅游并达到消除贫困的目的。所以,世界旅游组织开展这一项目的主要工作就是支持探寻ST-EP的最好实践模式的相关研究,并确认其最佳模式。
因为旅游产业构成的多样性和复杂性,旅游业往往被作为狭义的服务业部门,如住宿业、餐饮业等,而任何将旅游大产业纳入到其他经济、社会、文化、环境活动中去的前向和后向关联总是容易被忽略。但只有旅游业被作为一个整体和系统来运作时,旅游产业才有可能作为消除贫困的有力工具。在这样的产业背景下,政府的作用是关键性的,因为没有政府积极的支持和介入,贫困和弱势人口的进步是很难实现的。最贫困人口必须有某种形式的授权,而且这种授权必须有立法的支持。因为如果没有法律框架的支撑,任何既得利益者都会阻挠有利于弱势群体发展的积极行动,这样有利于贫困人口的计划便无法实现可持续发展。
国际社会已经认识到旅游作为推动第三世界社会经济发展的潜在驱动力。旅游发展是一条康庄大道:它可以让第三世界国家分享更多全球贸易机会,也是防止他们在全球经济中日益边缘化的最有效的方法之一。而经济的边缘化是大多数最欠发达国家的通病。旅游业通过扮演催化剂的角色,是引导一部分发展中国家走向较高层次繁荣的少数经济部门之一。对有些国家来说,旅游业甚至可以让他们摆脱贫困国家的地位。位于南太平洋的萨摩亚就是按照ST-EP思路发展的典型案例。
世界上许多发展赞助机构和捐助政府在过去十年当中,更多地关注消除贫困,并把这一问题作为他们资助活动的核心。他们中许多人密切关注旅游业,并把旅游业作为实现消除贫困的潜在途径。他们理解这一问题的关键是:许多情况下,贫困人口掌握着资源的所有权(比如文化节庆),而这些都可以用来发展旅游。由此才有可能实现PPT和ST-EP。
虽然到今天为止ST-EP的发展也并不成熟,但是旅游业所具有的事实说服力却使得越来越多的机构制定相关政策,并到很多发展中国家中去尝试利用旅游消减贫困的行动。这些机构中最知名的包括有世界旅游组织、亚洲发展银行、世界银行、英国国际发展局、荷兰SNV发展组织、联合国的一些技术性机构如联合国贸发会,及其他一些国际旅游组织如亚太旅游协会等非官方机构。在需要消除贫困的背景下,把旅游业的发展完全留给发展中国家的私人部门去处理会产生很大的问题,因为这些国家的私人部门资金短缺,制度和能力都不健全。在这种情形下,就特别需要加强私人部门和国家旅游权威部门之间的合作。这个国家旅游部门必须代表国际组织或机构的利益,并负责该国旅游产业的发展和运作。只有这样,才能保证ST-EP战略的有效设计和具体实施。为了实现这一目标,还必须有来自国外的经验丰富的专家参与到这些国际组织的合作项目中来。
我国目前就有许多地区旅游开发的资金来自于国际组织的类似项目资助,了解并深刻理解ST-EP这一理念的背景,将有助于我国政府和相关部门更好地去吸引和利用有关国际组织或基金的捐助。相应地,只有得到机构的充足资金、政府的全力支持和所有利益相关者的充分参与,贫困地区才能实施ST-EP项目。
参考文献:
一、扶贫开发与农村低保实施中存在的问题
扶贫开发工作与农村低保工作是相互衔接,相互补充的,只有合理配置二者的社会资源,做到人尽其才、物尽其用,充分发挥两方面的优势,才能充分发挥扶贫开发工作和农村低保制度的作用。但是,由于这两项工作分别属于性质不同的两个部门实施,又因部门之间统计口径不同,实施办法和方式不同,故而二者在实施的过程中必然存在一些问题。
1、扶贫开发扶持与农村低保对象识别机制有待进一步完善。在扶贫开发扶持和农村低保对象识别过程中,扶贫、民政部门由于受工作经费缺乏、工作人员素质参差不齐及统计口径不一等影响,很难百分之百准确确定扶贫、低保对象,难免会出现该扶贫而没有扶贫、该低保救济而没有享受低保救济的现象。
2、现有低保资金有限,不能达到“应保尽保”。如我县属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县财政困难,拿不出更多的配套资金落实农村低保,致使低保标准低。据统计,2008年全县有贫困人口32041人,占总人口的6.96%;纳入农村低保的贫困人口只有18830人,占贫困人口的58.7%,还有41.3%的贫困人口未享受农村低保。另外,低保补差也较低,2008年我县农村低保人均补差只有52.7元。
3、扶贫开发与低保政策的实施,滋长了部分贫困户懒惰之风。新阶段的扶贫开发工作和现行的农村低保政策,覆盖面广,滋长了部分人的懒惰习惯。如有些贫困户,自定为低保户以后,每个月都往银行跑,看政府是否把钱存入折子,一旦进账则取出消费一空。此举一方面反映出贫困户确实贫困,家里的大部分开支寄希望于低保金;从另外一方面反映出部分贫困户“等靠要”思想严重,对发展生产存在畏难情绪,迈不开步子。
二、加强扶贫开发与农村低保相互衔接的对策建议
低保维持生存,扶贫促进发展,两者相辅相成、互为补充、并行不悖、功能各异,不能互相替代,是今后我国完善扶贫战略不可缺少的两个重要组成部分。农村低保是消除绝对贫困现象“兜底性”的制度安排,而扶贫开发则是实现脱贫致富的必由之路。因此,只有把开发式扶贫方针与实现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有效衔接起来,才能解决农村贫困人口脱贫致富的问题,促进农村社会经济又好又快发展。
1、建立健全贫困识别机制。实现扶贫开发与农村低保两项制度有效衔接,首先要设计一套统一的贫困识别办法,确定哪些是低保户、哪些是扶贫开发工作对象、哪些是低保与扶贫交叉扶持对象;然后通过政策衔接、程序衔接、措施衔接等,分门别类地强化各项扶持措施。如低保标准低的,差口部分由扶贫资金解决;低保指标有限,指标外的靠扶贫资金解决;有劳动能力的贫困人口不能靠低保,而要靠扶贫开发来帮助其发展生产、改善环境、摆脱贫困、走向富裕。
2、农村低保制度的建立应稳步渐进、逐步完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是一种有限的普遍享受的政策。因此,最低保障标准的确定,既要能保障农村贫困人口的最低生活,又要防止因保障标准过高而养成懒汉的倾向。因此,农村低保制度的建立和实施,必须是有计划的、渐进的,盲目推进或过快推进,均可能产生较大的负面影响。
3、适时调整扶贫开发政策措施。在全面实施低保这一新形势下,要按照与时俱进的要求,适时调整扶贫开发政策措施,使之与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相衔接。
(1)调整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在今后的扶贫开发工作中,应将工作重点从着重对个体贫困户“输血式”的扶助救济,转变到着重为贫困地区发展生产提供扶持的“造血式”扶贫方式上来。通过大力加强通村水泥路、水利设施、村小学校等基础设施建设,大力支持脐橙、加工橙、烟叶等农民增收效益明显的农业产业发展,大力扶持未能上大学、高中的初、高中毕业生免费读中专、学技术,为脱贫致富奠定基础。
依据北京林业大学园林专业的教学计划,在第八学期安排12〜17周的毕业论文、毕业设计教学环节。这个环节是园林学院风景园林专业、园林专业、旅游专业极为重要的综合性强、实践性强的实践教学过程。通过毕业论文与毕业设计,学生可综合地利用所学的知识,在指导教师的指导下,通过较长时间的独立研究与学习,掌握与应用本专业综合知识的能力,以便更好地将课程学习与生产实践有机地结合起来,使学生更快适应即将面临的实际工作。
二、园林专业毕业论文(设计)题目的来源
从近几年的实践情况来看,园林学院学生毕业论文(设计)的题目来源,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独立承担社会生产实践题目 此类题目多由生产单位向园林学院提出要求,学院根据题目的性质、规模、要求统一安排计划。此外,学院调动广大教师的积极性,通过教师的广泛联系,解决了许多同学的毕业论文(设计)的题目。
(2)参与教师、设计院主持的生产实践项目 此类题目是指由园林学院的教师或园林规划设计院承担的生产实践项目。教师或设计师根据任务的要求,将同学的毕业设计(论文)有机地与其承担的项目结合起来,既完成了生产实践任务,又使同学在毕业设计(论文)完成过程中得到较大的提髙。
(3)参与教师的科学研究项目 此类题目多为毕业论文题目,结合教师所承担的科研课题,划分不同的单项或子课题,由学生负责完成。
(4)科技扶贫项目 此类题目多为毕业设计题目,由学院与各地有关部门联系,对边远、经济不发达地区进行科技扶贫工作。我院唐学山教授几年来承担了多项广西壮族自治区风景区规划设计项目,瞿志、李雄副教授承担的北京市远郊县的风景旅游规划工作均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5)“真题假做”的题目 此类题目多为毕业设计,由于其它类型的题目没有联系好,一般采用“真题假做”的方法解决。即采用已完成的生产实际项目的图纸,采用同样的甲方要求,由同学完成规划设计任务,再与已完成的规划设计成果进行比较,找出毕业设计中的差距。
三、毕业论文(设计)的教学效果评价
园林学院学生的毕业论文(设计)与生产实践相结合,使学生在毕业前接受综合能力的训练,提前接触社会与生产,使同学把理论学习与生产实践结合起来,具有重要的意义。具体表现为:
(1)社会效益 学生承担了大量的生产实践项目,完成和解决了地方生产建设的需要,得到了大多数单位的充分肯定和好评,为扩大学校在社会上的影响起到了积极的作用。特别是一些扶贫项目,其社会效益尤为显著。
(2)素质效益 学生通过毕血论文(设计)提前半年走上了社会,走上了生产实践。这对学生利用所学的知识进行综合能力、综合素质的锻炼具有积极的作用,也是学生业务素质、口语表达、综合能力训练的一个重要实践环节。实践表明,通过毕业论文(设计)环节的训练,学生可以更快地适应未来的工作岗位。
(3)经济效益 将毕业论文(设计)与生产部门的实际题目相结合,由生产单位提供一定的经费,缓解了学校教学经费的紧张。据统计,我院99级毕业生的毕业设计题目全部为生产实际题目,共计18项,以每个项目平均3万元计,就有50-60万元补充到教学经费中来。每年园林学院派5~8名学生赴深圳园林设计院进行毕业设计,直接节省教学经费1~2万元。同时,学生也为设计单位作出了相应的贡献。
(4)能力效益 通过毕业论文(设计)提高学生的业务素质是最根本的目标。通过与生产实践相结合的方法,使学生在业务能力方面有了较大提髙。①方案设计能力的提高。学生由原有单纯的课程设计改变为面向社会、生产的综合设计。因而在方案构思上,学生可了解到甲方的要求,懂得把主观的构想与客观条件相结合,了解了主观设想与方案的可实施性相协调,了解从方案设计到方案实施的整个环节。②绘图能力的提高。学生在校内由于条件的限制,无法全部用计算机绘制图纸,而目前社会所要求的图纸大多要用计算机绘制。这样迫使学生不得不强化自己的计算机能力。而结合生产实际的设计项目可为学生租赁计算机,或直接使用现有的计算机设备。③方案汇报能力的提高。学生过去由于缺乏接触生产实践,往往形成了图面较好,而方案汇报时口语表达较差的状况。通过与生产实践相结合的毕业论文(设计),在其实践过程中,学生已通过了多次方案汇报的锻炼。在毕业答辩过程中,口语表达通顺、流畅。
(5)压力效益 学生承担生产实践题目,可以使其明确生产单位的要求,增加其工作的责任感、责任心,改变以往课程设计的拖拉问题。
四、面临的问题与今后改革探索
学生毕业论文(设计)结合生产的方法,由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使其面临新的问题与挑战。
(1)市场竞争问题 园林规划设计市场与国家宏观经济状况直接关联,随着市场竞争压力的增大,有时难以承担到生产实际题目,不能满足学生毕业论文(设计)所需。
(2)毕业论文(设计)时间的局限 学生毕业论文(设计)的时间一般在每年3~7月进行,而一般园林规划设计任务多在年底和春节前进行设计和报项,时间的差异造成了较大的矛盾。
(3)规划设计项目的难度问题 学生毕业论文(设计)的选题受题目的难度限制较大。题目难度过大、面积、规模过大,学生难以独立完成。难度小、面积规模不够,难以满足学生毕业论文(设计)的基本要求。
针对目前所面临的问题,在园林专业学生毕业论文(设计)工作中应注重以下几个方面:
(1)保证题目的来源 调动学院教师的积极性,进行广泛的业务联系,保证学生毕业论文(设计)的题目来源。
(2)改进传统毕业论文(设计)的时间 园林专业学生毕业论文(设计)的布置工作,一般在每年的11-12月进行。由于目前新形势的要求,已将毕业论文(设计)的安排时间改在7月底进行。一则可以结合园林专业学生的南方综合实习为毕业论文(设计)做有针对性的准备工作,二则延长了毕业论文(设计)的准备时间。
(3)加强毕业论文(设计)的中期检查工作 由于学生目前所面临的自主择业的压力,造成了部分学生不够重视毕业论文(设计),使第八学期的教学工作难以保质保量的完成。因此,加强毕业论文(设计)的中期检査势在必行。每年4~5月应对毕业论文(设计)进行1~2次的中期检査,督促学生毕业论文(设计)的工作进度,对不够认真或进度较慢的同学应提出批评。同时,应进一步加强指导教师的责任心。
(4)规范毕业论文(设计)答辩、评定环节 应制定统一的学生答辩事项、答辩委员事项、评分标准,严格按照规定执行。
一、研究方法
当前,对生态移民的文章主要集中在期刊论文、硕博士学位论文以及少量的书籍中。本文的研究方法主要是对中国知网CNKI期刊数据库中的论文进行搜索,检索当前相关的学术论文。截至2012年10月,发现在期刊数据库中,以“生态移民”为关键词输入题名共有440篇相关文章,其中核心以上期刊共有145篇。在具体研究过程中,考虑到文章的代表性与权威性,又以这145篇论文作为研究的主要内容。同时,对研究的主要问题进行了分类,分为生态移民理论问题、安置模式与政策问题及社会文化问题三个方面。初步来看,理论类问题主要包括生态移民的定义、分类、基本原则等问题;生态移民的安置模式与政策类问题主要包括生态移民的扶贫、经济补偿、后续发展、安置政策、安置模式等问题;社会文化类问题主要包括社会整合、融合问题,思想文化变迁等问题。基于上述的分类方法,笔者对145篇论文进行了初步统计,来具体分析当前的研究内容。在统计过程中,由于部分论文与研究主题相关性不大,做删除处理。通过表1,可以发现有关生态移民的安置模式与政策问题与社会文化问题的论文数量较多,两者之和超过95%。其中,有关生态移民的安置模式与政策的研究论文数量在当前来说是最多的。从研究论文的总体数量上来看也有一个趋势走向,在1993-2002这十年间,相关的论文数量并不多,只有8篇。但自从2004年以后,相关论文数量开始逐渐增多,一直保持在两位数,可以说生态移民问题研究开始得到学术界的关注。在此,需要说明一下,在2004年7月30-31日,“生态移民:实践与经验”国际研讨会在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举行。此次会议就生态移民的实践和理论问题进行了广泛的讨论,虽然学术界还存在许多不同意见,但是就建立事先评估机制及生态效益长远评价体系必要性等方面则形成了一定的共识,并对相关学术问题进行了全面而热烈的讨论。正是这次会议的召开,增进了我国学术界对生态移民问题的关注。
二、基本概念等理论问题
当前,学术界对于生态移民的研究在理论层面主要集中于定义、分类、必要性等问题研究。但对生态移民的相关内容进行梳理之后,发现上述问题还存在着较大的争论,需要进一步进行分析。
(一)生态移民的定义学术界对生态移民的定义说法存在很大差异。1.关注经济利益层面:葛根高娃、乌云巴图认为,生态移民是指由生态环境恶化,导致人们的短期或长期生存利益受到损害,从而迫使人们更换生活地点,调整生活方式的一种经济行为。[1]2.关注政府行政层面:刘学敏认为,生态移民就是从改善和保护生态环境、发展经济出发,把原来位于环境脆弱地区高度分散的人口,通过移民的方式集中起来,形成新的村镇,在生态脆弱地区达到人口、资源、环境和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2]3.关注生态环境保护层面:包智明认为,生态移民是因为生态环境恶化或为了改善和保护生态环境所发生的迁移活动,以及由此活动而产生的迁移人口。[3]4.关注的多目标性:方兵和彭志光认为,生态移民从保护生态脆弱区的生态环境出发,既考虑移民能致富奔小康,又不能破坏迁入地近期和长远生态环境,同时保护迁入地原居民利益不受损害,是多目标移民。[4]的确,当前对生态移民的定义从不同的关注角度予以了各自的解读,但是,笔者认为就生态移民所应该关注的对象与性质来看,生态移民是“生态”+“移民”概念的结合,移民的主要原因是由于生态的变化或影响,其应具有的性质是生态性质的,移民应是以生态保护为前提条件的。所以,笔者认为生态移民首要关注的问题就是生态环境保护,其定义也需要从生态环境保护为起点,作为生态移民的主要内容构成。在此,笔者同意包智明给出的定义,生态移民是由于生态环境的恶化,或者为了改善生态环境,由此产生的人口迁移活动。
(二)生态移民的分类生态移民的分类方法很多,有关注移民的原因、移民的方式、自愿的程度、迁徙的规模、移民的社会融合情况等多种类型。1.从生态移民的迁徙原因来看:①生态环境破坏型,即生态环境严重破坏或崩溃,人类在其中难以继续生存下去,并且在短时间内生态环境也难以恢复,人类需要从当时当地的生态环境中迁徙出来。②生态环境改善型,在一定的区域内,由于人类的生产生活等活动直接或间接地对生态环境造成影响与破坏,生态环境在逐渐地退化或难以正常维持下去,需要通过迁徙当地的人口来减小对生态环境的影响,使得生态环境能够逐渐好转。2.从生态移民的方式来看:①自发性的生态移民,指人类由于生态环境的恶化或短时间内的崩溃,难以继续在当地生存下去,为了自身的利益与生存的需求,自发地从生态环境恶化区域迁徙出来,在适合人类生存的地方定居下来。②政府主导型,指生态移民主要是在政府的主导之下进行的,政府通过具体的政策与措施,进行有规划、有组织的移民活动,出于保护人类的基本生存需要或者在一定程度上保护生态环境等。当前,生态移民还是主要以政府主导型的生态移民为主,通过这种自上而下的生态移民方式,在很大程度上改善了当地的生态环境,也促进当地生态移民的生活条件的改善,但由此而生的各类问题也不断增加。3.从自愿的程度来看:①自愿性生态移民,在生态移民过程中具有自愿选择的权利,能够自己决定迁徙或者不迁徙,一般来说,自愿性的生态移民主要还是在一些环境恶化程度不太严重或不是出于特定对象的保护的条件下进行。②非自愿性生态移民,出于保护特定的生态自然保护区或生态功能区,在政府行政权力等条件的要求下,区域内的人口需要在一段时间内迁徙出去,移民往往没有自己是否迁徙的决定权,需要遵从相关的规范要求从该区域内迁徙出去。4.从生态移民后的社会融入与文化适应角度来看:①文化融合型模式,即生态移民在迁入地的生产生活方式以及社会文化背景与原先的相同或者一致,能够完全融合进去,不存在日常生产生活方面的障碍。这种形式主要体现在短距离的生态移民,或者某些特定的少数民族等具有较强的民族特色或宗教文化特征的群体中。②文化适应型模式,即生态移民在迁入地的生产生活以及社会文化方面与原先的存在差异但不排斥,生态移民需要在新的地域内通过一段时间的适应期来予以调整,最后能够较好地融入到当地的生产生活中去。③文化排斥型模式,即生态移民作为一个外来的迁入者,往往难以适应当地的生活习惯,所信奉的宗教文化与价值观念具有极大的差异,形成了相互之间的文化排斥或文化对立,容易造成群体之间的冲突与矛盾。这种移民模式所造成的损失与代价是十分巨大的。除了以上的几种分类以外,有的学者根据迁移后的主导产业,把生态移民分为牧转农业型、舍饲养畜型、非农牧业型和产业无变化型等。[3]有的根据迁移距离,分为就地迁移(或近距离迁移)与异地迁移(或远距离迁移)。[5]关注不同的方面,提出不同移民类型。这也提醒我们,在研究的过程中,需要从自身研究的关注角度来对生态移民进行分类,才能够建立一个分析的基础与平台,有助于形成一个研究框架与结构,进行下一步的研究。
(三)生态移民的必要性1.从扶贫与后续经济发展角度。生态移民能够帮助贫困地区的居民摆脱贫困,并在后续的产业发展与经济水平提高方面发挥一定的作用。如阿布力孜•玉素甫指出新疆大多数贫困人口生活在生态环境恶劣的地区,人们在继续生存问题上遇到了危机,扶贫工作往往事倍功半,甚至几倍地投人也难以实现稳定脱贫。要改变目前这种落后的状况,较好的办法只有通过生态移民,把贫困人口从不适宜居住的地区转移到生产、生活条件较好的地区妥善安置,使其在新的环境中真正实现安居乐业,以及快速地解决温饱问题,提高生活水平。[6]正是通过生态移民的方式,能够帮助当地居民摆脱贫困,改善自身的生存条件,能够在短期内脱贫致富。也有从后期产业发展的角度来看待生态移民的必要性:一方面,通过生态移民,可以帮助生态环境的恢复或保护,能够在当地形成较好的旅游观光资源,促进旅游产业的不断发展。另一方面,从生态移民本身来说,迁入到资源条件与技术水平较高的地区,可以利用当地的资源,结合相应的政策条件,可以帮助生态移民从事相应的农业、畜牧业等其他后续产业,克服经济上的障碍,增加自身的经济收入,形成相对稳定的生活方式。2.从保护生态环境角度。主张生态移民是有利于生态环境的保护,能够避免生态环境遭到人类进一步的破坏,能够保持生态系统的自身稳定性与完整性。卿向阳认为,要实现为区域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创造条件的保护区设立终极目的,必须对现有的保护区管理系统实施调整与完善,建立具有政府管理职能的资源保护特区,选择以城镇化为主要方式的保护区内就近生态移民,构建科学的自然保护区层次,形成政府(资源保护特区)与民族居民的资源保护利益共同体。[7]闫喜凤指出,大小兴安岭生态功能保护区生态移民能有效保护生态功能区的森林资源,为我国未来经济社会发展赢得更大的生态空间。[8]生态移民的一个最为主要的目的就是能够保护当地的生态环境,正是从这个基本的要求出发,通过移民的方式来保护生态与维持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保护生态环境是以生态环境作为中心,从生态的利益来考虑问题,可以看作是“非人类中心主义”,区别于上文的扶贫与经济发展的角度。3.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生态移民不仅有助于生态环境的保护,而且也能够促进人类健康地发展,以实现人与生态的和谐共处。可持续发展的角度更多的是从人类自身的角度出发,体现了一种“人类中心主义”的视角。朱儒顺,史俊宏从草原牧区生态移民可持续发展的角度来分析,认为为了实现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需要人类能够与生态环境友好相处。对草原牧区生态移民可持续性问题进行了分析,并提出进一步发展的思路:选择人口、资源与环境相协调发展的区域为移民点,移民过程中需要防止“政府悖论”,走开发型生态移民道路,政府相关部门参与牧民转移,鼓励企业参与牧民转移,设立生态环境税和生态移民转移支付制度等。[9]李耀松等通过考察宁夏生态移民,指出宁夏生态移民极大地改善了农民的生产生活条件,拓宽了农民致富的空间,恢复和保护了迁出地的生态环境,促进了民族团结。但依然需要完善宁夏移民法规政策体系、强化移民技能教育培训、把产业开发作为宁夏移民可持续发展的重中之重无疑成为宁夏生态移民可持续发展的着力点。[10]
三、安置模式与政策问题
生态移民的安置模式与政策的问题的研究,主要是涉及扶贫、反贫困,移民的补偿标准,移民后的产业发展问题,社会保障机制等问题。本文主要关注前三个问题。
(一)扶贫、反贫困问题当前,对于生态移民的扶贫与反贫困问题的相关研究比较多,主要的论述集中于生态移民的扶贫效果上,有的生态移民取得了较好的效果,有的移民在迁徙之后却没有改善自身的贫困状况甚至贫困问题进一步恶化。田朝晖等在论述三江源生态移民的贫困问题时,指出生态移民与反贫困之间有着错综复杂的关联。从制度设计上说,生态移民向来被视为反贫困的重要举措,它可以通过改变贫困人口的生存空间,突破制约生存发展的环境约束,从而达到改变贫困人口生存状态的目的,所以生态移民对于摆脱因环境压力造成的基础性贫困具有重要意义。但是,三江源生态移民的贫困状况并没有改变,因为三江源生态移民在移民之前就存在原生性的贫困。三江源生态移民在迁移前尚且可以从事畜牧业生产获得一定的收入,但是,他们在迁移之后,连通过放牧获得经济收入的机会都缺失了。所以,需要通过增加相应的生态移民救助机制来帮助移民克服贫困问题。[11]王永平等在考察了贵州的生态移民之后,指出实施扶贫生态移民工程,既是推动新时期贵州扶贫攻坚行之有效的途径,又是保护和恢复脆弱生态环境的重大战略举措。总结过去易地扶贫搬迁的成功经验,在深入调研、摸清底数的基础上,2011年贵州省委、省政府提出把实施150万扶贫生态移民工程作为从根本上解决居住在生态环境脆弱、生态区位重要和自然条件恶劣地区农村人口的生存和发展问题的重大战略举措,促进贫困地区人口、资源、环境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12]当然,对于扶贫与反贫困问题,仍然还有许多需要不断完善的方面,例如在我国西部地区,生态移民的资金还很不足,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扶贫力度。西部地区的国债资金数量有限,不能完全满足各地全面实施的移民搬迁。需要不断争取多渠道来筹措资金,能够形成全社会扶贫开发的整体合力。[13]但不容否认,生态移民在一定程度上帮助大部分原先生活在生态环境恶劣条件下的居民摆脱了贫困,在国家与政府相关的政策扶持下,找到了新的谋生方式,生活水平也逐渐提高。在移民之后,也暴露了许多新的问题,需要相关的政府部门予以关注,能够从实际出发,考虑到移民的生产、生活情况,帮助移民克服各种困难,逐渐消除移民的贫困问题。
(二)生态移民的经济补偿问题对于生态移民的经济补偿问题,在不同的区域有不同的表现,所出现的问题也是各种各样的。归纳起来,主要有补偿资金的数量不足,补偿的标准的确定随意性较大,移民实际享受到的补偿不到位等问题。具体来看,首先,当前我国很多的生态补偿与扶贫项目结合在一起,对补偿资金数量不足往往也容易造成生态移民的贫困问题。这可以与上文的扶贫与反贫困问题联系起来。对于资金不足可以分为几种情况,有的是政府的前期投入不足,难以满足移民最基本的生活成本。有的是由于生态移民的生存区域发生变化,对于其原居住地的生活成本难以满足其迁入地的成本要求等。其次,当前生态移民的补偿标准确定的随意性较大。李媛媛在考察内蒙古牧区生态移民过程中发现,相关部门不考虑移出地区和移入地区的实际情况,所制定的生态移民补偿标准缺乏充分的科学论证,相关的“移民补助金”标准缺乏依据。对于这种关系到移民能否“搬得出、稳得住”的问题,政策制定的随意性较大,不乏领导的拍脑门决定,致使生态移民行政补偿标准不足以弥补牧民的损失,能致富成为一句空话。[14]再次,当前很多生态移民所能享受的补偿并不到位。相关的经济补偿的信息公开制度还不健全,生态移民不了解相关的补偿政策文件,对补偿数额也一无所知。同时,移民补偿资金在下拨过程中经常被层层截留,相关利益部门都利用自己的权力来获取自身利益,导致生态移民补偿资金难以全部到达移民手中。所以,提高生态移民的补偿标准,建立完善的管理制度体系,确保补偿金准确、及时到位,促进补偿金信息及时公开是当务之急。
(三)生态移民后续产业发展问题生态移民后续产业的发展存在着诸多问题,由于不同的区域,不同的发展模式,所形成的生态移民后续产业发展问题也具有较大的差异。如马玉成对三江源生态移民的后续产业发展的研究,指出实施生态移民后续产业发展存在的问题:安置区社会发育程度低,发展后续产业的空间和条件差;牧民传统观念和生产生活习惯,限制了生态移民后续产业的发展;资源环境条件,限制了舍饲——半舍饲畜牧业的发展;畜牧业发展水平和产业化经营水平低。[15]李聚才等分析当前宁夏生态移民区肉牛业的发展存在的问题:养殖户融资、贷款困难;环保意识淡,饲养环境差;产业链不健全,屠宰加工环节薄弱;农户饲养水平低,养殖效益不高。[16]赵宗利等对三江源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考察,分析当前三江源地区生态移民后续产业发展面临着以下困境:安置区自然生态系统脆弱,移民后续产业发展空间不足;安置区经济基础薄弱,产业化进程缓慢,移民就地转产乏力;教育滞后,商品经济意识淡薄,移民劳动力就地、异地转移狭窄;草原生态,藏文化旅游产业发展相对滞后,制约移民产业拓展。[17]张丽君、王菲分析了西部牧区生态移民后续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迁入地的选择缺乏系统、缜密的实证研究,导致新的生态破坏;移民资金不足,移民的安置和生产生活所需的基础设施建设受限;后续产业发展滞后,对牧民生产方式转变后的适应性学习培训滞后。[18]但是,总的来说,生态移民后续产业发展需要遵从以下几条原则:1.产业发展应适合当地生态环境与社会环境;2.产业的推广应做好前期宣传、教育与培训工作;3.产业发展应具备一定的技术条件与保障机制;4.产业发展应具有市场空间与利润空间;5.产业发展需要与移民的民族、经济、文化等特点相符。
四、社会文化问题
生态移民迁入到一个新的环境,脱离了原有的生产、生活方式,但并没能很快地放弃传统生存模式和观念而融入新的环境中。因而,容易成为游离于两者之间的新的社会群体。当前,生态移民所面临的社会文化问题主要包括三个。
(一)生产环境和生产方式的适应问题张娟对三江源地区的藏族的生态移民进行考察之后,发现三江源地区的高寒、高山草场决定了生存在这里的藏族牧民只能从事单一的,以游牧为主导的草原畜牧业经济,广袤的草原是其从事生产经营的基本环境。而搬迁后,牧民离开了草原,放弃了游牧,进入了城镇,实现了定居,并探索性的进行创业、立业,生存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但由于缺乏积极性和相应的生产技术,生态移民面对新的生产方式和环境,需要再社会化。[19]包智明、孟琳琳对内蒙古正蓝旗敖力克嘎查的生态移民生产方式进行分析之后,牧民从天然的放牧方式转换到了以奶牛的圈养方式,开始进行人工喂养。这种生产方式对奶牛的饲养技术要求比较高,对毫无经验的牧民来说,开始存在很多的不适应性。[20]生态移民过程中,由于在地理空间上发生了转移,移民所依赖的生产环境与生产方式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就以农业生产技术为例,原是牧民身份的移民在迁入农耕区之后就难以从事种植业,缺乏耕地种植的技术,难以确保稳定的经济收入来源。同样,从农耕区迁徙到草原地区的居民,在短时间内也难以掌握游牧的谋生方式。所以,对于生态移民尤其是跨区域的移民,需要在移民前对相应的居民进行生产技术的培训与教育,能够确保其掌握最基本的生产技术,以便能够支持自身基本生存要求。
(二)生活方式的适应问题生活方式是一个民族与特定的自然地理环境之间长期互动的结果,是一个特定群体关于衣、食、住、行等的综合性反映。扎陵湖乡生态移民一年四季在黄河源头的草山里过着游牧生活,他们虽然对城市和城市生活有着种种“想法”和“猜测”,但对城镇定居生活却没有“实质性兴趣”。例如,搬迁前,牧民衣有毛皮,食有牛羊肉,住有毡房帐篷,行有牦牛、马,这些基本上都可以通过家庭畜牧业经济而实现自给自足。搬迁后,他们变卖了牲畜,失去了畜牧业经济的载体,衣、食、住、行的需求只能从市场的交换中满足。调查中,牧民R说“:现在我们根本不敢吃肉,肉贵的很,也喝不上牛奶了,出去干啥都要花钱,要是像以前一样,天天吃肉,喝牛奶,政府给的钱根本不够花啊。”由自给自足变为市场交换,牧民稳定的生活出现了很大的变数。生活习惯和方式的差异成为影响牧民适应性差的主要因素。[19]通过田晓娟对同心县生态移民的生活的调查研究之后,发现移民在生活支出、饮食结构、衣着消费、居住形式、交通通信等几个方面经过一段时间的适应期之后,相应的满意度还是比较高的,能够很好地适应移民区的生活方式。在新的生存环境中,民族传统文化面临着与异文化之间的碰撞与融合。民族或区域传统文化的保留、继承和发扬,需要在生态移民社区管理、房屋规划过程中,融入民族文化特色;同时,允许一些不愿意和不适合搬迁的人留在原居住地从事生产,为民族传统文化提供生存和发展空间。[22]所以说,对于生活方式的适应存在着地区间的差异,生态移民在进行迁移之后,在短时间内往往会存在着生活方式的不适应,但是经过一段时间的适应,有的移民可以适应相应的环境,但有的可能还难以适应下去,给自身的生活上造成了极大地影响。遇到此类情况,需要利用相应的政策机制与条件,来帮助移民在生活方式上融入当地环境中,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三)思想文化的适应问题思想文化的适应问题,可以分为思想观念上变化与文化变迁等问题来予以分别论述。生态移民过程首先是一个思想观念变迁的过程,移民原有的思想观念由于地域环境等特征往往具有其地方性的特色,而在新的环境之下会存在着不适应的状况。张娟在调查中发现,传统思想观念对于移民适应性也有着很强烈的影响,突出的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传统财富观念影响移民资本积累,牧民以牛羊数量为财富的标志,并不像农耕民族一样有银行存款,缺乏资本积累意识;二是从业就业观念存在偏见。调查中许多牧民认为像清洁工、街道下水管道修理等社会服务性工作是“很丢人的事情”而不去做。这两个方面的直接负面影响是:使移民后续生产发展缺乏资金支撑,后续转产就业的选择渠道变窄,这种状况影响着移民对城镇生活的适应。[19]而文化变迁则是一个更复杂、更长久的过程。目前,三江源生态移民的文化变迁中道德和价值观的变迁基本上显现不出来。但是,由于他们现在直接面对着具有现代文化意义的城镇文化,一些在市场经济活动中滋生和蔓延的道德观和价值观,不断地冲击和影响着他们的思想意识和思维方式,他们固守的传统道德观、价值观与迁入地的道德价值观之间难免发生碰撞、摩擦、冲突,如果对其不加以正确引导,就有可能出现道德失范、价值失缺的形象,进而影响一方的社会稳定和发展。[23]
五、结论与讨论
尽管麻省理工学院素以高科技享誉世界,但多年来,发展实验室其实依靠的是对简单的科学(或者说技术)经过并不复杂的改造,让穷人们的生活产生巨变,因为他们原来那个世界太小了,太简陋了。
艾米是麻省理工学院机械系1984级的毕业生,去年,她因为创办了发展实验室并开展了一系列借此扶助贫弱的活动,而与许多国家元首、大企业家一起荣登《时代》杂志2010年世界最有影响力的100人名单。
艾米的父亲也是麻省理工学院的教授,在艾米小的时候,父亲曾经在印度任教一年,艾米也因此住在当时极为贫困的印度。极端的贫困给了她想要帮助别人、改变世界的强烈愿望,因而在麻省理工学院本科毕业后,艾米首先去博茨瓦纳从事了4年的志愿者,随后才返回母校攻读机械系硕士。
丰富的实践经验和对改变穷人生活的冲动,让艾米几经周折后创办了麻省理工学院的发展实验室,该实验室挂靠机械系,但学校中各个院系都会投入与穷人相关的科研和技术力量来支持这里的工作。
在发展实验室,最常见的两类工作就是利用简单的机械技术来为贫困社区提供各种类型的动力,以及用简单的设备和方法进行公共卫生方面的监测与检测。就前者而言,用的最多的方法是改造自行车,于是人可以踩踏自行车脚蹬子来发电、磨磨、抽水,也可以把改造过的自行车设施与简要的风力设备相联系,实现简单的风能利用。他们的重点是找到当地可以就地取材的东西,而自行车在发展中国家的用途非常广泛,正好适合改造。
除了带领麻省理工学院全校的学生在世界几十个国家开展技术扶贫工作,发展实验室还开设了如何将技术应用于发展,以及现代技术与发展如何交融等方面的11门课程。
在麻省理工学院,发展实验室的员工大部分都有了tenure(终身教职),而且这里的经费主要来自联合国和各种国际发展机构,不发论文也不会影响工作。这也正是发展实验室这种低科技扶贫工作设立在麻省理工这样开发世界最顶尖科技大学的原因。
关键词:西南少数民族区域 精准扶贫 研究综述
基金项目:本文属西华师范大学学院课题:精准扶贫少数民族――以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为例(xhmks1710)产出论文
一、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精准扶贫研究背景
全面实现小康社会,西部脱贫致富是关键,西部能否脱贫,重点在少数民族地区。“中国的贫困人口越来越集中于少数民族地区。”[1]在592个国家级贫困县中,少数民族自治县就有257个。2014年底,中国的贫困人口达7017万左右,其中2205万分布在少数民族地区。[2]少数民族人口主要集中在我国的西南部,有3736万之多。西南少民族地区的精准扶贫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密切相关。
二、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精准扶贫研究现状
精准扶贫在西南少数民族地区推行以来,引起了很多专家学者的关注和研究,成果丰硕。本文通过对文献资料的梳理,主要对精准扶贫的理论内涵特征、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精准扶贫面临的困难及其对策进行研究。
(一)对精准扶贫理论内涵及其特征分析
精准扶贫的概念。沈茂英认为精准扶贫是一种新型的扶贫机制。针对不同的贫困区域环境和不同的贫困农户状况,运用科学有效合规程序,对扶贫对象加以实施精确识别、精确帮扶以及精确管理。[3]邓博文指出精准扶贫的主旨是引导各类扶贫资源优化配置,实现扶贫到村到户,逐步形成扶贫工作长效机制,为科学扶贫奠定坚实的基础。精准识别、精准帮扶、精准管理、精准考核是精准扶贫的核心。[4]赵和楠、侯石安、祁毓从内涵和构成的角度来分析精准扶贫。从精准扶贫的内涵上来说,精准扶贫是指通过有针对性地帮助和扶持识别出的贫困家庭与人口,消除导致其贫困的障碍因素,增强其自主的发展能力,并且要达到可持续脱贫的目标。精准扶贫的内容构成是精准识别、精准帮扶、精准管理和精准考核。[5]
精准扶贫的理论特征。沈茂英指出精准扶贫的三大特征是精确识别、精确帮扶和精确管理。[3]赵和楠,侯石安、祁毓认为精准扶贫独特的要素是多维瞄准性。精准识别、精准帮扶、精准管理与精准考核各环节之间内在的关联、互为藕合特征。[5]
(二)研究西南少数民族区域精准扶贫面临的困难
刘东燕指出云南、贵州、广西是我国扶贫开发的主战场,又是石漠化严重区,这导致在新阶段的贫困状况更加严峻、致贫的原因更加复杂、贫困的程度更加突出以及防返贫的任务更加艰巨。[6]黄悦、梁鹂、唐洪亮认为地处乌蒙山片区的少数民族聚居地,属于高寒山区,生态环境脆弱,人均可耕地少,产量低。这就直接增加了精准扶贫的难度,尤其是增大了返贫的挑战。[7]
沈涛、朱勇生、吴建国指出自然生态脆弱以及生态多样保护是云南边疆精准扶贫面临的困难。[8]罗绒战堆、陈健生指出地处青藏高原腹地,冰雹、霜冻与暴雨,以及干旱等各种自然灾害常有发生。当地的百姓一旦遭受自然灾害,处于中下等甚至中等的一些农户的生计将处于困境之中。[9]
郑双怡认为西南喀斯特地区是受到东南季风和西南季风的共同影响,西南地区属于季风性湿润和半湿润地区,多受流水的侵蚀。[10]西南民族地区农民经济底子薄,抗L险的能力差,一旦发生灾害就很容易丧失生计,气候变化的风险容易造成民族地区大面积返贫,影响精准扶贫的进程。
(三)研究西南少数民族区域精准扶贫的对策
1.研究发展教育脱贫致富
高天跃说“贵州作为西部民族地区重要省份,省内贫困程度依然位居全国前列。”[11]杨定玉认为贵州落后的根本原因在于教育的落后,人的思想观念滞后。在民族地区实施“教育扶贫”战略,发展民族地区的教育来脱贫,断其贫困的“根”,使贫困不再代代相传。防止“贫困代际传递”和返贫时,要通过多种途径和措施,必须保障贫困对象的子女能接受一定的,甚至良好的教育,这是实施教育“精准扶贫”的重要措施。同时,要培养大量的优秀少数民族干部参与精准扶贫的实施。[12]只有这样才能使精准扶贫在少数民族地区的成效发生本质的转变。
邓秀华认为通过对农村成人引导性培训、农业技术技能教育培训,使其转变旧观念,能塑造掌握现代农业技术的新型农民、掌握必要的技术技能的就业者。大力支持成人教育推进精准扶贫,从农村成人的实际需要出发,调动农民的积极性以及提高成人培训项目设置的科学性。[13]
2.研究旅游精准扶贫
陈祥碧、唐剑认为旅游扶贫是长江上游广大民族地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路径。他们认为立足于“四位一体”的发展战略,创新该地区的民族文化资源开发形式,把实现旅游业与农牧业的扶贫相结合,提高贫困人口的参与能力、进而扩展帮扶渠道等途径来增强长江上游民族地区的旅游扶贫实效。[14]
沈涛、朱勇生、吴建国着重研究发展旅游业的转向问题。通过传统旅游转为包容性的绿色发展途径来推进精准扶贫,推进边疆民族地区贫困人口参与旅游发展机会的均等化,制度倾向民族地区贫困人口,进而保护好生态环境。[9]
3.金融精准扶贫
广西警官高等专科学校党委书记 胡章记:我校从2004年起开展以“铸造诚信人格,构建和谐校园”为主题的教育管理活动,收到了良好效果。
首先,诚信教育实现“三个渗透”:一是诚信认知渗透到师生头脑。通过一系列丰富多彩、富有特色的诚信教育活动,广大师生以“失信为耻,守信为荣”为信念,诚信意识明显增强,诚信素养不断提升。二是诚信活动渗透到家庭,把学校、家庭和社会教育有机结合起来,扩大诚信教育影响力。学校通过“给家长一封信”、“家庭报告书”、“家长座谈会”、“家长监考员”、“通报表彰与批评”等形式,发文的范围是全校师生、生源所在地党团支部、受表扬和批评学生的家长。三是诚信理念渗透到社会。学校通过“扶贫支教”、“三下乡”活动及对毕业生跟踪调查,与用人单位加强沟通合作,使诚信教育向社会延伸,引导学生在就业形势日益严峻的情况下诚信求职。诚信就业已经成为学校一张亮丽的名片,2004-2010年毕业生就业率均在当年全区高职高专平均就业率的前列。学校的诚信教育对社会产生了一定的辐射作用,百色市田东县委书记王西冀曾感慨地说:“广西警专学生诚信做人、诚信做事,给了我们一个启示,我们要从打造诚信县委、诚信政府、诚信企业做起,从现在做起,从自己做起,从点滴做起,努力打造诚信田东。”
其次,诚信实践实现“零作弊”、“零欠费”:一是创设“三种考场”,实现考试“零作弊”。2007-2010年,诚信考场有52243人次参加考试,三种考场共210076人次参加考试,无人违纪,实现“零作弊”。二是开展“送温暖”活动,实现学生学费“零欠费”。学生欠交学费是高校办学过程中遇到的新的棘手难题,通过及时的扶贫助学活动,自2008年以来,全校学生无一人拖欠学费,成为广西高校中无欠交学费的学校。同时,取得六项成效:一是学生和家长对党和政府的感情更深了;二是贫困生的大局观念增强了;三是师生关系更加密切了;四是同学之间的友情更纯真了;五是贫困生的经济压力解除了;六是不诚信的学生诚信了。
经过六年探索实践,我校诚信教育管理活动取得了一定的理论和实践成果。2005年初,学校成立了诚信教育管理理论与实践课题组。2006年,诚信教育与构建和谐校园理论与实践被评为广西教育科学规划立项课题。2007年,由国防大学出版社出版专著《高校诚信教育的理论与实践》。同年,“诚信教育管理探索与实践活动”获广西全区宣传思想政治工作创新成果奖。自2004年起,我校师生在各类刊物上发表有关诚信教育研究的论文300多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