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翼文学论文精品(七篇)

序论：写作是一种深度的自我表达。它要求我们深入探索自己的思想和情感，挖掘那些隐藏在内心深处的真相，好投稿为您带来了七篇左翼文学论文范文，愿它们成为您写作过程中的灵感催化剂，助力您的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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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论文关键词:自由主义文学　民主主义文学　左其文学　文学史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一直捅动着一股对自由主义作家的阅读与研究的热潮，如张爱玲热、钱钟书热、王小波热等等。与此紧密相关的思想文化界，陈寅格、顾准、储安平等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敢成为舆论与出版的焦点话题。然而，对自由主义文学从整体上作宏观研究和系统地进行历史考察的专著尚未出现。刘川鄂先生历数年教学与研究推出力作《

对

篇(2)

关键词：都市文学 家 城市 城市不仅是一块地方，而且是一种心理状态，一种主要属性为多样化和兴奋的独特生活方式，每个城市都因为其独特的城市符号而熠熠生辉，如北京以皇家贵族的气质而尊贵，然而再多样化、再新潮的生活方式也万变不离其宗，因为有中华传统文化积淀的“根”在紧紧维系。

在上海，东西方文化的碰撞与交融使上海显示出独特的都市文化形态：它是脱离中国传统文化氛围的所在，让人自由；它是移植西方资本主义生活方式的所在，让人神往。然而真正进入这座城市才能意识到这座都市的心理状态是漂泊，浓厚的欧化氛围中始终弥漫着东方情愫，家的需求与温暖在声色之娱过后成为孤独心灵的依托。

作为传统文化道德体系的社会支点，以来，家成了封建礼教的象征、落后腐朽的代表，是羁绊个性自由的囚笼。逃离家庭束缚成为新文学的主题，然而人们在获得极大的自由的同时，也意味着失去家的保护，精神的危机感和荒芜感也油然而生。 “家”作为一个和谐安谧的充满伦理秩序和人文情感的所在，在由乡土中国向都市中国转变的过程中被遗忘，它不是徘徊在街景中的新感觉派作家]洒文学激情的地方，不是身怀使命的左翼作家在宏大历史叙事中可以顾及的地方，也不是张爱玲笔下寻常百姓人家生活的温暖家园。“家”的概念在19世纪30、40年代的上海由缺失，到被淡化、异化，伴随而来的一系列伦理观念也被湮没在都市的灯红酒绿之中。

一、新感觉派作品中“家”的缺失

19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新感觉派的最先将笔触着眼于新潮的都市生活，物化世界刺激着人们的感官，精神世界的颓荡人们的意识，然而纵情享受之后，就会发现繁华背后的破败、欢乐掩盖下的悲凉，生命亢奋之后的寂寞与孤独都无处排遣，人们以为走进了一个光的所在，却又落入了影的深渊。在这造在地狱上的天堂――上海，人人都是其中的流浪儿。心灵的荒芜源于无根可寻，无根可寻又源于都市中“家”的缺失。

家在新感觉派作品中大多是匮乏的，小说中出场的男女大都是一些孤立的存在，没有家庭身份的限制，游荡在公共场所中的女性只有一个身份――摩登女郎，她们和婚姻爱情绝缘，徒留物欲的享受和的沉迷；跟随其后的男性都是失意的都市流浪者，这些人无父无母、面目模糊、来去自由，彻底摆脱了家的枷锁。各色人物仅仅是为了完成物欲的邂逅而存在于短暂的时空里，即最具都市气息的舞厅、咖啡厅、赛马场、旅馆、街道。潦倒、放荡的人生就像散场的电影院、夜总会，是落寞的狂欢、狂欢后的落寞。

繁华的物化世界使都市人的精神世界显得更加贫乏，常态的无所依托使都市人的心灵极度疲惫，这时家不再是人们唾弃和逃离的对象，而成为人们在迷离里的精神栖居地。深夜孤独的水手不停地呼唤：“家在哪儿呀？家啊！”舞厅里的醉鬼则嚷道：“告诉你，我的家在我的鼻子里边，今儿我把鼻子留在家里，忘了带出来了。”醉鬼类似于神经错乱的呓语，正暗示家在都市中的存在是荒芜的。能够回家也成为《街景》中老乞丐几十年的愿望，“真想回家去呢！死也要死在家里的。家啊！家啊！”。梦想的家幻变成了他临终前盲眼中最后一丝回光返照，少小离家时混合着亲人面孔的铁轨成了最后压死他的车轮。

因为都市中“家”的缺失，新感觉派就营造另一种“家”的存在――对故乡的回忆。通过对旧宅生活细节的回忆，穆时英在《旧宅》中表达了对家庭和亲情以及自己美好少年时光的眷恋。《公墓》以感伤的情调和充满抒情性的语言讲述自己在青少年时代所经历的一段凄婉的恋情，墓园对“我”来说就是家园，因为那里有母亲，作者一反描写都市时所用的生硬笔触，而是用融注自己生命和情感的语言来传达对故乡、童年，以及对家庭和亲情的思念和向往。

二、《子夜》中“家”的淡化

与新感觉派同时的左翼作家群，有着更深厚的社会责任感，试图通过都市的影响力来为革命造势，茅盾在《子夜》中以一个社会科学家的笔触描写了19世纪30年代的上海，金融市场的尔虞我诈、民族工业的夹缝求生、革命浪潮的风起云涌，这些宏大的历史叙事让作者的笔触一直无暇顾及最普通的家庭生活，吴公馆被遗忘在了风云变幻的上海滩，“家”在《子夜》中被淡化。

吴老太爷来上海第一天就受刺激而亡，而他的死，并没有引起人们的同情和悲怆，甚至人们并不以为意。灵堂前不是一副痛失亲人的哀景，而是交换消息、洽谈生意、寻欢作乐的喧哗景象：赵伯韬忙于拉人做公债的多头；交际花徐曼丽大显身手，不愿失去绝好的拉客机会；经纪人韩梦翔、诗人范博文簇拥讨论战争的胜败、公债的涨跌；儿媳林佩瑶躲在小客厅里和旧恋人雷鸣……若说外人对此漠不关心，父亲的死在儿子吴荪甫眼里却还不如一项商业计划重要，联合前线操控交易市场的喜悦超过了父亡的悲恸，筹划益中信托公司的精力远胜于筹备丧礼的精力。丧礼变成派对，没人关心死者是谁，人们关心的只是自己身在其中有何利益可得。“死者为大”变成了“利益为大”。

吴公馆与其说是一个家，不如说是一间办公室、会议室，他只是吴荪甫决策的出发地，是一笔笔生意交易的场所，和赵伯韬、杜竹斋投机操纵证券交易市场，同孙吉人、王和甫筹划信托公司、吞并小厂均是在吴公馆；这里也是他指挥工厂的大本营，屠维岳是命令的传达人。在吴荪甫眼里，家只是一个空壳，妻子只是一个摆设，两人之间漠不关心、互不干涉，有夫妻身份的限制却没有情意的牵连；杜竹斋只是生意场上的合伙人，即使吴荪甫顾念其姐夫的家庭身份，希望他在生死关头能够雪中送炭，杜竹斋反而落井下石；妹妹只是一个寄宿家中的陌生人，毫无关心可言。

然而即使没有温暖，吴公馆仍旧是一个家的象征。当吴荪甫在工厂与工人斗智斗勇、在证券交易所勾心斗角后，当时不时传来的战争消息牵动全身、农村革命形势的发展令其腹背受敌时，只有这里才是他的安身之地，因为外面到处都是他的敌人，一出家门即意味着明争暗斗。尽管这里没有安慰他的妻子，没有帮助他的兄弟姐妹，但是物化的家给他庇护，只有在这里他才敢于释放自己的情绪、舒展自己的压力。当雄心壮志在都市中落空、事业在都市中破败后，吴荪甫开始向乡土世界寻求慰藉，离开上海前往牯岭。

三、张爱玲笔下“家”的异化

19世纪40年代，张爱玲的出现又将都市描写的重点回归到家庭，上海终于从新感觉派描写灯红酒绿的舞厅酒吧、左翼作家声势浩大的革命浪潮中转移到每日每时发生的平凡又有质感的家庭里。然而大都市中的寻常家庭，除了表面的新潮外，大多也是在闹市之中隐藏着的老古董，如《倾城之恋》中的白公馆，《金锁记》中的姜公馆，规矩依然是旧的，人心依旧苍凉。

张爱玲笔下的家庭，夫妻之情不再，即使《留情》中表面恩爱美满的米先生与敦凤夫妻，也不过各有心事，貌合神离，维持着和谐温馨的假象，让人痛感“生在这世上，没有一样感情不是千疮百孔的”。兄弟姐妹之情被金钱、利益左右：《金锁记》中七巧被哥嫂卖到姜家，嫁给患有“骨痨”的二少爷；《半生缘》中姐姐曼璐嫉妒妹妹曼E的青春貌美、怨恨曼桢赢得了昔日恋人的爱慕，不能生育的她为了保全自己在家中的地位，竟不惜将曼桢作为生子工具；《倾城之恋》中白流苏被哥哥们骗光钱财没有了利用价值之后，哥嫂立马以白眼和嘲讽相待，但自从白流苏得到范柳原青睐后，大家的态度又发生变化，只怕她当真嫁到香港的阔人，衣锦荣归，大家总得留个见面的余地， 犯不着得罪她。这样的家庭里，兄弟姐妹之间应有的关爱与帮助荡然无存，只有裸的利益。

张爱玲笔下的夫妻之情、兄弟姐妹之情已让人唏嘘不已，然而更让人触目惊心的是父母对子女的利用与残害。《花凋》里父母通过川嫦的婚姻攫取自身利益；《沉香屑・第二炉香》里，蜜秋儿太太将自己婚姻的不幸嫁接到女儿身上，完全封闭的生活将单纯的女儿送入了婚姻的困境中，大女儿毫无幸福可言，小女儿更是断送了性命；《金锁记》里曹七巧更是一个半疯的母亲，她掌控儿子婚姻，挑拨女儿恋爱，而这一切并不是为了金钱利益，只是为了获得精神上的，满足自己变态的欲望。作为珍贵美好的情感，血缘的支撑、舐犊的深情会让亲情比爱情更可靠，然而在张爱玲笔下，这最无私的情感被消解得七零八落，剩下纯粹的私心杂念，真实而令人恐惧。

四、结语

众人笔下的上海，或颓靡、或动荡、或苍凉，却都真实展现了上海现代物质文明急速发展之中精神文明的滞后与匮乏。“家”不仅是中国人现实的生存场所，更是精神的归宿、心灵的依托，这种深厚的家园情结深深嵌在中国人的民族血液和心理气质中，是任何现代化也无法抹杀的。远离乡村的都市人，在漂泊之中更是需要来自乡土文明的“根”的维系与都市中“家”的依托，都市文学也应该为苦闷的都市人构建一座精神家园。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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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文本细读；丁玲

捧读常彬的学术著作《中围女性文学话语流变1898一l949》，为她严谨求实的治学态度，为她典丽舒缓的语言评述所深深敬佩。若不是在浩如烟海的作家作品中埋头细读，若不是在汗牛充栋的历史文献和研究资料巾思考求索，若不足洗尽铅华的精心奋笔疾书，学术界是不会有如此厚重殷实的著作问世的。

一、运用女性文学批评，还原历史真实

20世纪70、80年代，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传入中国，肩负着中国文学学者的历史使命感和责任感，常彬的论题运用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进行以史为线，以论为主，融会中西的作家作品和文学现象研究，从宏观把握和个案透析并重的角度探究20世纪前五十年中国女性话语的发生与发展、变化与特点、凸现与消隐的演变历程，挖掘隐含十现象之下的社会历史文化等多重成因，审视女性文学创作的价值和地位。“女性土义文学批评并不仅仅是另一种批评方法而是再现所有的批评都未曾顾及的另一半的历史的真实’的尝试。”…使我们了解到现代文学历史真实的丰富与多样性：从“历史境遇巾的‘空白之页’”到“浮出地表的灿烂星群”。高尔基说：“文学家的评论，应该像火星一样放出光芒，燃起思想的熊熊炬火。”著者不止步于对文学发展状况的客观梳理，还运用社会学批评方法，从历史社会状况、政治经济制度等方面去探究这一文学现象的缘由。“文学的确不是衽会进程的一种简单的反映，而是全部历史的精华节略和概要。”我们从中清楚地看到文学史另一半真实面目及其发展的来龙去脉。

二、经典文本的细读富于创见性的评述

文学理论批评观点的创新离不开埘作品精细阅读。马克思说过：“如果你想得到艺术的享受，你本身就必须使‘个有艺术修养的人。”常彬建立在文本鉴赏的基础上结合叙事学——文本细读，提出一些富于创新、独到精辟的见解。书中涉及到近四十位女作家如点缀夜空的璀璨繁星，丁玲是著者最关注着墨最多的一颗星。

解读丁玲作品，作者于细微处见精深，做出了较精辟的论述：“最能体现20世纪中国女性文学的自觉和成熟，女性意识的凸显和嬗变，对男性中心的狙击和解构，女性话语对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和反抗，以及在强权政治千预下的最终消沉和消隐。”

如学界代表性的点：“足以放弃女性为特点、为牺牲的。从一个具有鲜明女性意识的作家变成一个左翼的冷静客观的现实主义者。”著者通过对丁玲《韦护》《一九零年春上海(之一)》《一九三零年春上海(之二)》的细读，指出：“这个见解只是表面看到丁玲创作对主流意识形态理性追求下的外在趋从，却没有深味其骨予里仍然没有蜕尽的莎菲之气的不自觉坚持。”泄漏了丁玲真实的情感倾向，个性化立场和真诚理性追求之间的裂隙和张力。著者把丁玲创作文本的丰富性称为“意图迷误”。玛丽形象的分析更有力论证了这一见解，提出耐人寻味的文本现象：离弃革命者而沉涮浮情的玛丽形象描绘为耀日娉婷典雅高贵而未加以丑化而打入另册，如剥竹笋般层层剥出，玛丽形象的意义是承继了“五四”以来叛逆女性追求思想解放、意志独立、不依附不盲从的个性特点，表现了丁玲的一贯女性意识立场。“《我在霞村的时候》丁玲在演绎革命利益高于一切的政治理论时，又难以释怀为革命做出‘身体奉献’的女性身体在传统道德面前无法得到革命庇护的现实问题，……并深表同情，深为忧虑，使这部小说呈现出女性文本的特性。”…“革命不能庇护为革命牺牲‘身体’和的贞贞，革命也不去庇护曾经与丈夫出生入死过的‘落后’妇女(《“三八节”有感》)，革命也无法挽救革命干部何华明老婆因为年老色衰，随时可能被革命丈夫‘新桃换旧符’的命运(《夜》)。”对文本的精细阅读是进行文学研究的前途和基础，只有养成著者着眼于文本的细读的习惯才能在学术界收获到颗颗硕果。

三、生活的感悟与思想的睿智融于文学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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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嘉陵江上；演唱技巧；情绪；思想感情

《嘉陵江上》是由著名音乐教育家贺绿汀谱曲端木蕻良先生的散文诗而完成的，这部作品曲的曲风在传统民族音乐风格基础上加入西洋歌剧中朗诵调、咏叹调以及遥唱等风格。《嘉陵江上》在中国音乐历史上有着重要的特殊地位，是一部著名的革命歌曲。

一、作者介绍与背景

（一）词作者介绍

《嘉陵江上》这部作品的词作者是端木蕻良，曾用名曹汉文、曹京平，他生前曾经在中国作家协会担任理事，并且在北京市作家协会担任副主席一职。端木蕻良1912年出生，在他17岁的时候被天津南开中学录取进行学习。21岁就考入了北京清华大学，并且在他入学的当年就加入了“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投入到革命文学的创作中，1996年去世。端木蕻良在24岁的时候就写了著名小说《科尔沁旗草原》，这部小说在东北地区家喻户晓。端木蕻良先生一生创作作品无数，其中小说为主。这些作品中长篇有：《上海潮》《大地的海》。短篇有：《土地的誓言》等。他不但是一个小说作家，还是一名优秀的童话作家、评剧作家、京剧作家等。

（二）《嘉陵江上》创作背景

《嘉陵江上》1939年春天所作。当时正值我国的时期，音乐已然成为拯救民族思想、抗日革命的一种法宝利器，那时候全国各地已经出现了大批抗日革命的音乐组织，也产生了大量的红色音乐作品，《嘉陵江上》的出现，与当时的抗日行为与抗日思想极度统一，是革命歌曲中的著名作品。

这首散文诗很快就流传开来，潘奇把这首诗交到了贺绿汀手中，希望能谱成曲，用于宣传革命。贺绿汀读完这首作品后，深深的被歌词所震撼到了，最终同意为这首诗谱曲。《嘉陵江上》的作曲并不容易，贺绿汀老先生经过六次谱曲也不尽人意，最终第七次才满意。最终，这部作品《嘉陵江上》孕育而生，受到人们的传颂。

二、思想感情与创作特点

（一）思想感情

端木蕻良先生在创作这部作品的时候，不单单是缺吃少穿物质上的不足，当时，由于战争原因祖国领土大面积的沦陷以及战争残酷的条件，也让他抑制不住内心的怒火。端木蕻良走在嘉陵江边上，遥望着汹涌的嘉陵江，对家乡思念的感情油然而生，让他回忆起家乡的土地被日寇侵占。想起自己的父老乡亲，每天都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担心受到日寇欺辱，就抑制不住内心的悲愤。

这首散文诗分2段，第一段表达了先生对沦陷的国土和深陷战场的父老乡亲的怀念，和歌词中说的是一样的，一样的沉痛、悲愤的情感。第二段的思想感情峰回路转，换成慷慨激昂的感觉，表达出了自己内心愤怒与誓死捍卫家园领土和勇于和日寇抗争的信念与勇气。

（二）创作特点

《嘉陵江上》这首作品是以第一人称的视角来进行创作的，作品第一段怀念自己因为日寇的侵略导致自己失去了田舍、家人以及牛羊，使得“我”流离失所远离家乡来到了嘉陵江附近。作品第二段表达出要奋勇抵抗日寇，有决心、有信心打败侵略者回到家乡。这首作品非常具有戏剧色彩，有通过情感来打动人心和激励人们奋起进步的效果：表达了时期举国上下中国人民的热爱祖国的思想，突出了当时的特色；歌曲的曲调风格不单单是传统的民族音乐风格，《嘉陵江上》在此基础上还借鉴这些传统民族音乐以外的音乐形式，比如朗诵调、咏叹调和遥唱等，这首音乐作品在当时非常新颖，而整体上又不脱离民族音乐，既有浓厚的艺术性，又不曲高和寡，大众都能唱，不脱离人民群众；旋律特点朗读与抒情相互融合，特点是非常的雄厚，旷达。

三、《嘉陵江上》演唱技巧

（一）音色和气息的运用技巧

在演唱过程中，音色是表_作品好坏的重要要点之一，音色处理得好能加分，处理不好则减分。声音和情感是不能缺少也是相互融合的。这首作品是一首男声的艺术歌曲，只有是深厚、雄壮有力的音色才能完美的体现出这首作品备份的情感以及激昂的信念。

（二）速度与力度的运用技巧

《嘉陵江上》这部作品从整体上看速度与力度的变化范围比较大，在演绎作品时需要把握好。演唱时要运用适当的强弱和速度的转变来体现这部作品的起伏感，更加全面的诠释作品。演唱第二段第四句时应该坚决有力，第六句应该再加大力度，直到第七句要最大程度爆发出来。

四、结束语

《嘉陵江上》是一部伟大的革命抗日歌曲，在音乐形式上都有着独特非凡的感觉，在情感上有着一颗浓浓的爱国心。这部作品一直都延唱到现在，是一部生命力极强的歌曲。本文着重从三个角度剖析这部作品，一方面介绍本作的词作者端木蕻良、曲作者贺绿汀的人物生平以及二位大家的主要成就，并且分析了本作的创作背景，是在打击日寇的战争年代。另一方面主要介绍了作者内心悲愤与誓死捍卫领土的勇于和抗争日寇的信念以及这部作品的创作特点。第三方面一是从从音色和气息，二是从速度与力度，三是从情绪介绍了《嘉陵江上》的演唱技巧。《嘉陵江上》这部作品反映了当代中国人民誓死守卫家园、坚强不息的民族精神，具有非常珍贵的价值，能够让演绎它的人无论是在演唱技术还是精神方面获得进步。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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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王少维.纵聚类音乐分析法研究[D].上海：上海音乐学院，2013.

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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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8年，她亲身赴越南实地考察两周，发表了世人瞩目的《河内之行》。

她重视“形式”、“身体”、“表面”，她要将“疾病的隐喻”祛除，将疾病从“意义”、“隐喻”的枷锁下解放出来，还疾病以本来面目。

她质疑摄影的真实、可靠性，因为她深知没有人知道现实世界正在发生的事会如何演变，并且还指出摄影有将现实碎片化、将灾难与惨剧美学化的危险。

在耶路撒冷国际文学奖颁奖仪式上，面对以色列人，她却针针见血地指出除非以色列人退出占据的巴勒斯坦土地，否则不会有和平。

莎士比亚说过：“弱者，你的名字叫女人。”然而恰有这样一个女人，一生热衷于与强者为敌。

公众的良心

苏珊・桑塔格是20世纪知识界最美丽的英雄。在某种程度上她就是"智慧"、"勇气"、"才学"的代言。她的繁盛在西方两次世界大战后的全面繁荣和技术与消费时代。对于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西方对传统价值和文化观念的革命，她有着颠覆性的思考和言论，令整个西方知识思想界为之瞩目。慧黠的心灵使她的眼光独到。广泛的阅读使她的兴趣广泛，小说、电影、摄影、文化批评，甚至国际政治批评无不涉猎。她的思想总是逆主流而动，在随波逐流的平庸中抽刀断水，以出匣之青锋的耀耀之光，剖开世俗，将真谛袒露给人们观看。

女人是容易引起争论的，更何况是如苏珊・桑塔格这样的女人！很多人一直没搞清楚，她到底是站在哪头的。作为一个文化批评家，她说：“不能仅仅因为我喜爱陀斯妥耶夫斯基，就表示我无法喜欢布鲁斯・斯普林斯廷。”虽然有人认为她是20世纪60年代最早一个试图泯灭“高级文化”与“低级文化”界限的人，但她自称“我毫无疑问地、一点也不含糊、一点也没有讽刺意味地忠于文学、音乐、视觉与表演艺术中高级文化的经典”。

是的，桑塔格是复杂的，也是不断在改变的。虽然她是关注大众流行文化的先锋之一，晚年却不时声明自己对古典文艺作品的热爱。她对自己所热爱、怀念的20世纪60年代是有反省的。她曾说道：“日益甚嚣尘上的消费资本主义价值观在鼓吹其实是强制推行文化的混杂和倨傲的姿态以及对享乐的拥护，而我当年提倡这些是出于与此大不相同的原因”；又说，“这些（指她本人早期的）文章所表达的情趣判断或许已经成了主流。然而支持这些判断的价值观却仍然没有得到光大。”现在这个世界，早不像过去那样壁垒森严，界限分明，是非对错、善恶黑白也不能一言以蔽之，她似乎也意识到，作为60年代左翼知识分子，他们当年倡导的趣味已经迅速被“消费资本主义”收编甚至成为后者的得力工具，然而他们的乌托邦梦想和理想主义诉求却被弃之不理甚至腐蚀殆尽。这几乎像是命运的嘲弄。不知一直坚守唐吉诃德式理想主义使命的桑塔格是否曾因此多生出几分她所崇拜的本雅明式的悲观。

在提到西方女性文化精英的时候，有人常常将西蒙・波伏娃、汉娜・阿伦特和苏珊・桑塔格并举。波伏娃以她的聪颖和气魄而成为她那个圈子里强悍而尊贵的女王，在她的王国里，她只负责编纂法令和发号施令。身为德国犹太人后裔的阿伦特在哲学领域取得的成就是任何女性在这个领域未曾取得过的，然而她没有和女权主义有过任何瓜葛，反倒是自始至终都坚贞地甚至卑微地“爱着” 海德格尔―那个老男人。苏珊・桑塔格，她既没有波伏娃那样前呼后拥的欧洲气派，也没有阿伦特那般因民族苦难而获得的哲学家所必备的沉重与深刻。桑塔格，她来自美国。尽管她似乎一直在跟这个国家唱反调，但她时时处处彰显出的却是美国式的个人英雄主义。当然，个人英雄主义早已不是什么贬义词，尤其是当我们认识到国家更是一个权力和利益的象征，而非伸张正义的主体时，个人英雄主义在扶弱凌强方面的作用就浮出水面了效果虽不甚明显，但声势绝对浩大；失败即使不可避免，然过程势必更具意义。

别无选择的自由

每个人都可以飞翔，不过是飞翔在不同的天空，井底之蛙只能在井口大小的天空下彷徨踯躅。桑塔格是一只雄鹰，她选择了更为广阔的天地去翱翔。中国传统观点认为美貌与智慧是不可兼备的，前有齐宣王的无盐皇后钟离春，后有诸葛亮的丑妻黄氏女为证。但在西方世界，似乎那些聪慧的女性却多集智慧与美貌于一身，是上帝的宠儿。目光深邃，神态傲然的桑塔格虽非美艳绝伦，却自有一番气质风韵，常被人比作另一个齐诺比娅，但是桑塔格就是桑塔格，不需要被比作谁才能抬高其身价。即使如此，桑塔格头上的名号依然很多， "永远的叛逆者"，"道德的调戏者"等等。其实桑塔格的行为从来都是很个人化的。针砭时弊的社会正义感，嫉恶如仇的刚硬品格，精英趣味浓厚的文化观点，这些成就的是桑塔格个人的良知，也构成了桑塔格不平凡的人生。

读桑塔格的文章，总有种酣畅痛快之感（这在其他女性文字中是少见的）―她以犀利的言语论前人之未曾论，言前人之未敢言。真理只有一个，你可以用故做高深的晦涩去阐释，也可以用娓娓道来的优雅去言说，桑塔格选择了后者。桑塔格从不接受任何标签，这也是她特立独行的作风。她甚至不用"知识分子"这个词来描述自己。她说，如果一定要归类的话，她认为自己是个作家，一个喜欢以多种形式写作的作家，而她最钟情的是虚构文学。于是我们就不难理解，尽管热衷于撰写各类评论文章，但她出版的第一部作品恰恰是一本小说―《恩主》。

《恩主》的开篇令人着迷―“我梦故我在”。大部分中国人由此便很容易联想到“庄生梦蝶”。小说的主人公―法国大学生希波赖特按照梦境去选择自己的生活，桑塔格通过这部小说提出了“自由选择”这一重要命题。“我思考的是，做一个踏上精神之旅的人并去追求真正的自由摆脱了陈词滥调之后的自由，会是怎样的情形。”但我却不由得想到：当今时代，自由确实如愿地被完全抛给了人类，就如萨特所说：人“不得不自由”，人必须选择。人也许可以躲避灾难，但无法躲避自由，即便你不做选择，那也是一种选择。身不由己的我们盲目地追求着所谓的自由，选择着无谓的选择，挣脱和妥协究竟哪一个可以带给我们幸福？焦虑已成为一种必然，这几乎成了一种全球化下的共同心态。所以桑塔格的想象和梦幻虽然使我们暂时飞扬起来，但现实的世界只会按照我们所未知的铁定的规律运行，因而永远是沉重而难以背负的。

这种对于现实最深刻的感触，对于人间无奈却最真实的触觉真正成就了桑塔格艺术家的地位，她在先锋实验的创作表面下，骨子里体现出的对现实和人性的关注是其最可珍贵的。正是这种特质使她能够把握住时代的脉搏，诊断出社会的问题，揭示出当代美国人的精神症候。

当今都市人在道德及价值观上的逃避与面对，沉沦与清醒，他们的理想和追求与迅疾发展的现代文明间的一致和冲突，他们的努力和热情在现实中所遭遇的否定和挫败，似乎都可以在桑塔格的文字中寻找到，桑塔格之所以被人们所敬慕，不是因为具有感染力的文字和犀利的锋芒，而是她早已洞悉并说出深藏在你心中最深的迷茫与渴望，你又怎能不为之倾倒？

哲人的求索与中国情缘

不得不说的还有桑塔格与中国的那段特殊缘分，她说她的生命是在中国孕育的。她的母亲是在临产前几个月，才独自离开在天津从事毛皮贸易的丈夫杰克・罗森布拉特回到美国的，她的父亲在她5岁时因肺结核在中国北方去世。小时候可爱的她甚至向别人吹嘘自己是出生在中国，当然她的出生地是纽约。但也因为这种经历使她对中国有着无数的幻想。最早，桑塔格认为中国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国家：需要几年的刻苦学习才能通晓其语言。科幻小说里的国度……”“不仅我父母，尼克松夫妇也在我之前去了中国。就别提马可・波罗、利玛窦、卢米埃兄弟（或者至少他们中的一位）、德日进、赛珍珠、保尔・克洛代尔和诺尔曼・白求恩了。亨利・卢斯出生在那里。人人都梦想重返中国。”这是桑塔格对于中国最美丽的憧憬。以致在她的短文《中国旅行计划》里曾写道过她希望“在后花园挖一个可以直通中国的洞”来。正是这种从小的心理暗示使得桑塔格在之后的文学创作中不自觉地构建出了一个属于她自己的中国式幻想。

她在《中国旅行计划》中描写了很多“中国对应物”：东南西北、飞虎队、亚洲风云。完全是零星的感触与个人的猜测，是一种感性的意象解构。是以一种绝对他者的方式来构建她自己的“东方学”。但是随着她来到中国进行的首次访问，她的美梦破裂了（时值“”晚期）。但是返美后的她依然难解中国情结，继续关注着中国的情况。可是却只剩下过于冷漠的客观：“我对智慧感兴趣。我对墙亦有兴趣。中国就以这两样而著称。”就这样她在乌托邦与现实中苦苦挣扎，渴望找到净土却终究不可得。于是她只能说：“在疫病横行的城市之外，或此或彼总有一位哲人藏在青山怀抱里。大片美好河山将哲人们彼此分隔开来。他们个个老迈，但并不都留着白胡子。”无奈的现实与美好的幻想相碰撞势必会有这样的结果。桑塔格所渴望的超脱可能终究是难在地球任何一处找到。所以仅以小说家来定义桑塔格显然会丢失掉她的很多特质，凭借《反对阐释》和《一种文化和新感受力》，她被莫里斯・狄克斯坦称之为与欧文・豪齐名的两个"我们现有的目光最敏锐的论文家"或者说思想家（作者语），其后的《疾病的隐喻》更将她从一个文学评论家提升到了文化批评家的层次。然而笔者更愿意从一个人的行动而非其言辞来判断和评价一个人，因此更愿意视桑塔格为一名不知疲倦且无所畏惧的斗士。

篇(6)

中学毕业后十八岁的米耶维takea gap year，满世界流浪，甚至到了埃及和津巴布韦去教英语，此后他对阿拉伯文化和中东政治持续感兴趣。旅行回来以后他先去剑桥读人类学，本科毕业后到伦敦政治经济学院(LSE)读国际关系，硕士毕业去了哈佛，但又痛恨哈佛的学生生活过于正常和拘谨，缺少地下生活，找不着刺激，呆了一年又跑回LSE继续读博，2001年获国际法学博士，论文题目为《对等权利之间：国际法的理论》。他对左翼政治活动相当积极，是社会主义工人党党员，甚至参与过2001年的下院选举，目前在华威大学任教。

他的“奇幻”世界

米耶维的第一部作品《鼠王》发表于1998年，写了一起与谋杀案有关的鼠人故事。虽然他把这个鼠人社会从饮食到异能都令人信服地写了出来。然而与以后作品惊人的怪诞相比。都算是小清新。真正引起注意是两年后出版的《帕迪多街车站》，他描绘了一个人类、虫人、鸟人、蛙人、仙人掌人共居的城市。这本书迅速入围世界奇幻、雨果、星云三大奖，获得英伦奇幻奖和克拉克奖。米耶维声名鹊起。

2002年《镜背》(The Tain)问世，挺能代表他的大致精神取向。说是原本居于每面镜子之后的异次元生物“镜像”(imagos)大举入侵，残杀人类。伦敦一片狼藉，只有主人公修尔在内的少数人艰难抵抗。小说同时从镜像们的角度，描述战争的起源。镜子和水面都是镜像们的栖居地，但是人类热爱照镜子，每照镜子或水面，镜像必须完全模仿照镜者的一颦一笑、一举一动，这被镜像们视为耻辱和惩罚。忍无可忍，他们决定突破镜中的世界，向人类反扑和复仇。基于作者的政治学背景，很多评论家常从政治角度解读米耶维的作品，葛拉汉・史莱特(Graham Sleight)曾经说，我们日常生活中理所当然地剥削利用多少东西？要是这些物品有机会起而反抗。会是什么样的光景?

此后米耶维借《伤痕》写自我内省，借《钢铁议会》写政治争斗，各具炫目异彩，势头不减。2007《伪伦敦》出版，是一部比较温情的给儿童看的书；2010年是他的大丰收年，《双城》(The City＆the City)为他赢得了几乎全部奇幻大奖，包括克拉克奖，雨果奖和世界奇幻奖。

《双城》说的是两个地理意义上完全重合的城市。把这一个城市区别于另一个城市的，是居民的“视界”，即A市的居民只看得见A市，B市的居民只看得见B市。你如果属A市，却好奇心发作偷看了B市，那么“大哥”就要收拾你。

米耶维的新作品《使馆镇》，在人类殖民的一个星球上，当地人使用另外一种语言，不懂得“说谎”为何物。“人类不再说谎，世界将会怎样?”去看看吧。

为什么是奇幻?为什么是怪谭?

绝对不是为了承载什么政治理想，“如果你从中得到什么政治启示那也不错，但是推动社会进步的，只能是传统的、现实的政治活动，而不是小说”。走上奇幻写作这条路的原因非常简单，“因为我喜欢怪物”。

米维耶的作品，几乎一本一个风格。他自己描述《双城》出版时粉丝的反应：一部分兴奋到尖叫；一部分失望到吐血。他所引起的争议之一，就是人们发现很难对这个作家进行简单归类，他已经远远超出了传统奇幻作家的定义。这一文学流派传统悠久，其奠基人物之一Tolkien相信，奇幻最关键的作用，就是“圆满大结局所带来的安慰作用”。米维耶对此相当不以为然，认为“如果结局早已决定，何来乐趣可言?”可能主要是为了探索的乐趣，米维耶正把现实主义写作之外的各种因素都玩一遍：科幻、恐怖、神话以及魔幻。每一部的结局都缥缈难捉，所以连名字都很难起，后来他这类被称为：“新怪谭”(NewWeird)。

“人类最古老的情感是恐惧。”这是奇幻产生的心理学根源。是自18世纪中叶英国哥特小说诞生以来长盛不衰的原因，也是《哈利波特》之类产生的文化土壤。米维耶引述前代作家的话说，人类的尊严就是不被现实左右，他可以于幻想之中旅行。

别忘了米维耶是一个者。他说，“认为，什么把最差的建筑师和最好的蜜蜂区别开来呢?建筑师在实践之前，会先在脑子里设想。工人运动的结果是他们最初设想过的，也即已经在理念上存在的。换句话说，在理念的基础上，人类的活动是可预测的。为了改变真实，你了解一下什么不是真实的，也很不赖。”

韩松和《地铁》

如果你也爱奇幻，《双城》会让你很惊艳，国内同时期可以让人感到同样惊艳的，大概只有韩松的《地铁》。

篇(7)

关键词：f·r.利维斯和q·d.利维斯；狄曼斯；道德批评

作者简介：赵炎秋，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湖南长沙410081)

蔡熙，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湖南长沙410081)

一

在剑桥夫妇教授f.r.利维斯和q.d.利维斯漫长的学术生涯中，狄更斯一直是他们关注的主要对象。他们的狄更斯批评经历了一个由贬而褒的过程。q.d.利维斯的《小说与读者大众》(fiction and the reading public，1932)蔑视狄更斯小说的大众化传统，f·r.利维斯的《伟大的传统》(thegreat tradition，1948)将狄更斯仅仅看作是“娱乐高手”，而在他们合著的《小说家狄更斯》(dickens the novelist，1970)则彻底修正了以前对狄更斯的负面评价，称狄更斯是既受大众欢迎又深刻严肃的最伟大的创造性艺术家之一。他们对狄更斯或褒或贬的批评皆以道德判断即生活的严肃性为尺度。利维斯夫妇这种悖谬的狄更斯批评与他们的文化观、社会观和人生观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甚至可以说根源于他们的文化观、社会观和人生观。我们只有将这种悖谬的狄更斯批评置于批评家所在时代的语境中，才能发现利维斯遗产的价值与意义。

早在1930年代，q·d.利维斯就开始了对狄更斯的贬抑，将狄更斯深受读者大众喜欢等同于艺术的拙劣而进行恶意揶揄。她的专著《小说与读者大众》不是用心理批评方法去发现小说中的创作个性与心理线索，而是以小说的社会语境为中心肆意对狄更斯进行指责。在她看来，狄更斯深受大众喜欢是因为1830年代读者群的变化，读者群的变化对小说的创作产生了重大影响，狄更斯的小说为幼稚的大众和产业工人而生产，他依赖感伤情绪和夸张渲染来博得读者的眼泪，因为这两种手法易于取悦读者。q·d.利维斯断然说，“无论是谁，只要用批判的眼光看看狄更斯的一两部小说，立即就会发现他的原创性仅仅局限于重温儿童时代对成人世界的看法”。他不仅未“受过教育，而且不成熟”。狄更斯满足于以连载形式取得廉价效果，因为通过这种方法让读者期待下一期。她不无讥讽地恭维说，“狄更斯有自己的世界观和典型风格，这种世界观和典型风格在别处只是零星地呈现，但在《大卫·科波菲尔》和《远大前程》却占居支配地位，这样他的小说才足以称之为文学。”

f·r.利维斯的《伟大的传统》奠定了英语小说的“伟大传统”，因而被公认为引发了英语小说研究的革命。乔治·斯坦纳(george steiner)说，“小说作为形式的意识是由f.r.利维斯的论述界定的。史诗和诗剧衰落之后，散文小说成了西方文学的主要文类。”《伟大的传统》问世两年后有一段逸事，这里不能不提及。1950年bbc广播信息报《广播时代》(radio times)宣称杰弗里·格里森(geoffrey grigson)将举行系列有关英语小说的专题演讲时，f.r.利维斯认为这是一件骇人听闻的事，甚至于未及亲临讲座，他就宣布格里森剽窃了他于1948年出版的著作《伟大的传统》。为捍卫其著作权，f·r.利维斯将其告上法庭。

利维斯之所以将格里森告上法庭，因为在他看来，“英语小说”是他的知识产权，是他的发现。在《细察》一文，他自信地说，他建立了——重要的小说——“严肃的艺术所要求的批评方法意识——英语小说传统的新理念。”事实的确如此。在《伟大的传统》之前，除了极少数例外，绝大多数小说批评是由小说家本人撰写的，如亨利·詹姆斯，珀西·拉伯克(percy lubbock)等。二战之后的一段时间，小说研究尚未得到充分发展，是《伟大的传统》把小说提升到艺术的高度，将小说研究提升到如今的学术宝座，是利维斯开创了小说研究，并使之成为一门学科。

但是，这部引发了英语小说研究革命的《伟大的传统》却极尽贬低狄更斯之能事。该著开门见山地指出，“简·奥斯汀、乔治·艾略特、亨利·詹姆斯、约瑟夫·康纳德……都是英国小说里堪称大家之人。”《伟大的

统》对文学传统开创者的褒扬是以狄更斯为衬垫的。f.r.利维斯虽然也指出了狄更斯对他们的影响，但是这种影响是以谐谑、挖苦的笔调来陈述的，下面试举几例：

(1)“康纳德在某些方面极像狄更斯，以至于我们难以说出狄更斯的影响到底有多大呢。康纳德的《特务》所描写的伦敦里无疑就有狄更斯的身影在。”康纳德的技巧精湛老道，但是这种影响“来自一个手法远远谈不上精湛考究的作家——狄更斯。”在评论康纳德的《胜利》时，利维斯说“他们属于康纳德的艺术中让人想起狄更斯的那一面——一个被一种完全非狄更斯的成熟所限定的狄更斯：他们的存在严格地服从于康纳德那完全非狄更斯式的主题。”

(2)f.r.利维斯摘引《罗德里克·赫德森》的三段证明狄更斯对亨利·詹姆斯的影响时说，“狄更斯的影响在这里是很明显的。不是见于《卡萨玛西玛公主》里写《小杜丽》的那个狄更斯，而是写《马丁·朱述尔维特》的那个狄更斯。当然《罗德里克·赫德森》的这一段不可能是狄更斯所写：作者出手给了狄更斯风格一道令人倍感钦佩的智慧锋芒。”“一个具有独创性的艺术大家是如何向另一个学习的。詹姆斯在原则标准方面的成熟虽然令狄更斯无法比拟，但狄更斯施惠于他的还不止是个风格。他帮詹姆斯从外面看自己周围的生活并以批判的眼光加以评定。”利维斯引用《波士顿人》中的一段后指出，“詹姆斯让我们看到的，乃是《马丁·朱述尔维特》，经过一个大大更富才智也大大更有教养的头脑重写之后而呈现出来的面貌。”“詹姆斯对此表现的力度大大超过了狄更斯的笔力(我们还记得《马丁·朱述尔维特》的主题)，原因即在詹姆斯的艺术要精湛细腻得多，也在于整个背景所生发出的那种意义。” 斯的《迷途的姑娘》明显见出狄更斯的影响，“只不过要无可比拟地更加成熟，构成了一个完整严肃意义的一部分。”

“《伟大的传统》出版后几乎引起了公愤。”这不仅是因为英国文学传统中的四位开创者中有两个异族人，最根本的原因在于将狄更斯排斥在英国的文学传统之外。瓦尔特·艾伦(walter allen)在《英国小说》中迎战了f·r.利维斯对狄更斯的谴责，他将狄更斯与莎士比亚比肩，认为狄更斯笔下的人物不是漫画人物而是源于孩子般的世界观。韦勒克的《近代文学批评史》对于《伟大的传统》贬抑菲尔丁、斯特恩、萨克雷、特罗洛普、梅瑞狄思、哈代、艾米莉·勃朗特，把乔伊斯斥为死胡同都不置评价，但对于排斥狄更斯他感到“令人最为惊讶。”罗伯特·波默斯(robert polhemus)的《滑稽的信仰：从奥斯丁到乔伊斯的伟大传统》在断然反驳利维斯的同时，指出19世纪的滑稽小说履行了宗教功能。他将19世纪的滑稽小说与乔叟、莎士比亚以及18世纪的作家联系起来，提出大众对幽默和传统的大团圆结局的要求并不妨碍小说家狄更斯写出具有严肃道德目的的小说。

二

在狄更斯逝世一百周年纪念时，利维斯夫妇合著的《小说家狄更斯》对狄更斯的评价来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这部研究狄更斯的专著修正了以前对狄更斯的负面评价，同时辛辣地驳斥了20世纪扭曲狄更斯天才起源的批评传统，力图消除一种错误的观念：狄更斯的天才仅仅是一位“娱乐高手”。他们在《序言》中明确指出，“狄更斯是最伟大的创造性艺术家之一，他以其创造性天才全面发展了忠诚于艺术的意识，成了一位既多产，又让大众喜欢，既深刻又严肃，既机敏又训练有素的小说家，他是一位艺术大师。”

《小说家狄更斯》共分为七章。f·r.利维斯撰写了论《艰难时世》、《董贝父子》和《小杜丽》三章，而o·d.利维斯将《大卫·科波菲尔》、《荒凉山庄》和《远大前程》作为19世纪小说发展的重要环节进行比较研究，另外还撰写了《狄更斯的插图及其功能》。具体内容如下：

第一章将《董贝父子》当作狄更斯写作生涯的转折点，认为它再现了重大的主题，是一部精心构思的维多利亚时代的小说。“感伤的情节剧不是影响狄更斯唯一重要的因素。”他所发展的艺术不完全是来自斯摩莱特、菲尔丁或本·琼森或者他那个时代的戏剧，狄更斯的天才深受莎士比亚的影响。在他的创造性思维中有着莎士比亚的气质。第二章《狄更斯与托尔斯泰——以(大卫·科波菲尔)为例》驳斥了罗伯特·加里斯(robert garis)和罗斯·达布尼(rossdabney)对《大卫·科波菲尔》的低评，并在《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宁娜》中寻找《大卫·科波菲尔》影响托尔斯泰

的证据，详细论析狄更斯对十九世纪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家托尔斯泰的影响。第三章《(荒凉山庄)：大法官法庭世界》驳斥了g·h.刘易斯(g·h.lewes)和加里斯对狄更斯的讥嘲和贬抑，进而指出狄更斯通过小说来表明自己的观念和复杂的主题，并且“这些观念完全是拟人化的，消融在情节、对话和典型的生活形式的情感之中，从而构成一个整体。”第四章一字不易地重刊了论《艰难时世》一文，以证明狄更斯的公认地位。该论文称道《艰难时世》中的“完善的严肃性”，被公认为开创了狄更斯小说研究的新方法，引起了狄更斯批评的革命。第五章《狄更斯与布莱克：<小杜丽>》认为狄更斯不屈不挠地追求通俗小说畅销书作者的事业，他才成为一流的创造性作家，最优秀的原创艺术家。《小杜丽》是“狄更斯作为大师的主要成就之一，它是最伟大的小说之一，将它排除在伟大的欧洲小说名录之外是站不住脚的。”狄更斯与布莱克一样，是一位“精神——即生命的守护者。”狄更斯与布莱克同为伟大的作家，并且将狄更斯与劳伦斯、布莱克联系起来，这样我们应有“一条脉络持续进入20世纪”。由于q·d.利维斯认为狄更斯批评家的误导妨碍了读者对狄更斯的接受，从而撰写了第六章《我们如何阅读<远大前程>》，认为这部伟大的小说，以典型化的方式，严肃地讨论了人类经验的基本现实。在学生们与生产自我成才的狄更斯及阅读狄更斯的传统文化失去联系的背景下，以《远大前程》为例，告诉人们阅读狄更斯小说的具体方法。第七章《狄更斯的插图及其功能》研究插图作为艺术的附属部分向读者传达文本意义，它与本书的批评主题有着直接的关系。o·d.利维斯认为狄更斯自从创作生涯一始，就对小说插图显示了极大的兴趣。她强调了插图以及大众理解插图的传统对于狄更斯的意义，并表明由于维多利亚道德观的根本变化导致这一传统消失。因此，“狄更斯的逝世标志这一时代的终结。”

三

从上面的梳理我们不难发现，利维斯夫妇的狄更斯批评前后抵牾、自相矛盾是显而易见的。即使在同一本书《伟大的传统》中也随处可见。在第一章利维斯说，狄更斯是个大天才，恒居经典文豪之列，小说家的职责是要创造一个世界，大师的标志是外在的丰富性。作家笔下的人物有没有生命，要看在书本之外，他们是否继续存活。“狄更斯的伟大已为时间所证实，而其对手则不然。”但他却又将狄更斯排斥在英国的文学传统之外。

如果将《伟大的传统》与《小说家狄更斯》的论断对比一下，则会发现前后抵牾更加明显，简直可以说是自我掌掴。在《伟大的传统》中利维斯称狄更斯是个广受欢迎的娱乐高手，津津乐道于“伤感煽情”，他的全部作品中值得称道的只有一部《艰难时世》。而在《小说家狄更斯》他们却极力称道狄更斯的小说的大众传统，“狄更斯作为伟大的通俗艺术家无拘无束的写作自由并没有妨碍他与往昔英国文学艺术的经典建立创造性的联系。”论证“狄更斯是娱乐高手”这一说法是站不住脚的，指责了布卢姆斯伯里文社(b100msbury)的批评家将狄更斯与萨克雷、特罗洛普并列的不妥当，并指出，在最完整的意义上“狄更斯是一位伟大的民族艺术家。”他是“仅次于莎士比亚的最伟大的创造性作家之一，他的艺术是原创的。”《董贝父子》、《大卫·科波菲尔》、《远大前程》都是伟大的小说，《小杜丽》为狄更斯的最佳作品，“无上伟大”，可谓“最最伟大的小说之一。”利维斯在《小说家狄更斯》指出狄更斯对詹姆斯的影响不仅不再以狄更斯为衬底，而且指出狄更斯远比詹姆斯优秀卓越。“我要挑战詹姆斯对狄更斯的批判态度”，“詹姆斯那自信的批评倾向表明詹姆斯是一位绝对不够伟大的作家。我在此并非贬损詹姆斯，而是要为狄更斯的天才做辩护。”尤其令人惊异的是，《小说家狄更斯》另外提出了一条布莱克——狄更斯——劳伦斯进入20世纪的文学脉络，这无疑等于完全否定了《伟大的传统》中简·奥斯汀奠定的、经乔治·艾略特到亨利·詹姆斯、约瑟夫·康纳德以及d·h.劳伦斯的文学传统。 《伟大的传统》中扬简·奥斯汀、乔治·艾略特、康纳德、d·h.劳伦斯，贬狄更斯，其理由是什么?由于利维斯继承了阿诺德“求助于具体的实例”的批评方法，大量引用小说文本，再对所引用的文字进行细读品评，往往只做价值判断，而拒绝陈述理由。比如，他认定简·奥斯汀是英国文学传统的奠基人，他不但未辟专章论述，而且不提供任何理由。同样，他

狄更斯排斥在英国文学传统之外，也没有提供任何理由。他的文学批评基本形式可以概括为：“就是这样的，不是吗?”但是细读《伟大的传统》之后，我们还是可以发现一些蛛丝马迹。利维斯臧否优劣的标准是道德，即“生活的严肃性”。他说“文学批评必须公开讨论情感卫生和道德价值问题——更为概括地说(似乎没有其他适当的措词)，是精神健康问题。”奥斯汀对于生活抱有独特的道德关怀，“细察一下《爱玛》的完美形式便可以发现，道德关怀正是这个小说家独特生活意趣的特点而我们也只有从道德关怀的角度才能够领会之。”反之，要是没有这一层强烈的道德关怀，奥斯汀就不可能成为小说大家。乔治·艾略特正是因为有道德上的严肃性才拥有广泛的影响力。在康纳德那里，“一个严肃的完整意义才是目的。”在利维斯论及的开拓文学传统的经典作家中，亨利·詹姆斯让人抱憾之处明显最多，但他仍在大家之列，因为他有着严肃的道德目的，d·h.劳伦斯的探索动力则是“对生活所抱的严肃而迫切的关怀。”同理，在狄更斯的全部作品中利维斯独尊《艰难时世》，因为“这部伟大作品具有高度的真实性，其间没有一点童话的成分，以至于完全排除了欢快之气；读者所能获得的满意取决于一种与魅力没有什么关系的道德意蕴。”狄更斯是个大天才，恒居经典文豪之列，但却置身于英国文学的伟大传统之外，是因为“他的那份天才却是一个娱乐高手之资。”成熟的头脑在狄更斯那里，都找不到什么东西要求人去保持一种持久而非同寻常的严肃性。”

那么利维斯的道德价值标准是什么?反理论的利维斯在《伟大的传统》和《小说家狄更斯》都没有明确界定，在他看来，真正的批评判断标准是直觉的。因此，利维斯的道德价值标准是含混、模糊的。值得注意的是，利维斯的道德价值标准与中国语境的道德是截然不同的。中国语境文学批评的道德标准指的是善，强调文学作品的思想内容。由于中国文化建基于道德论，往往是善消融了真和美。利维斯秉承了阿诺德的衣钵，阿诺德的“道德”传统将一定的社会价值表现为普遍的人类价值，将文学视为对生活的批评，要求伟大作家的作品具有“高度的严肃性”。通览《伟大的传统》、《小说家狄更斯》以及利维斯在其他地方的论述，我们不难发现，在利维斯那里，道德价值标准的核心就是生活，他摈弃了形式和内容的分立，将道德与真实联系在一起，严肃地批评了生活就是道德的。而生活，也是个含混、模糊的字眼，其含义“从现实、真实转向真诚乃至共同性和同一性。”

利维斯在《伟大的传统》中否定狄更斯没有提供充分的理由，同样，他们夫妇在《小说家狄更斯》盛赞狄更斯也未能给出令人信服的理由，从而导致很难定位利维斯夫妇前后态度变化的根源。笔者认为，利维斯夫妇盛赞狄更斯还是道德标准，还是含混、模糊的“生活”。其理由有三：(1)《伟大的传统》开篇提出英国文学传统的四位开创者之后，f·r.利维斯就意识到了自己的武断和褊狭。“批评家们已经说我褊狭了，而且我敢肯定，如是一番开场白之后，无论我如何阐发，都会被用来加强他们的苛责。”《伟大的传统》将狄更斯排除在英国小说的伟大传统之外，在当时评论界几乎引起了公愤，此后的利维斯逐步认识到狄更斯在英国小说中的卓异地位，意识到狄更斯是个不容忽略的人物。(2)利维斯在《小说家狄更斯》认为狄更斯胜过詹姆斯，是因为“伟大的狄更斯的艺术有一种莎士比亚式的风范”，“狄更斯不仅是与詹姆斯不同的一位天才作家，而且是比詹姆斯更为伟大的作家。他身上体现出的创作生命力来源更深，流淌更为自由充分。”他称《小杜丽》为狄更斯的最佳作品，是因为“它展示了唯有伟大的创造性作家才能驾驭的统一的生活。”(3)在很多人看来，托尔斯泰代表19世纪经典道德现实主义的最高成就，但是不少托尔斯泰的崇拜者没有认识到的托尔斯泰虽然拒斥莎士比亚，但十分欣赏狄更斯，他在多个场合表达了对《大卫·科波菲尔》无与伦比的崇敬。q·d.利维斯考辨狄更斯之于托尔斯泰的影响，也是着眼于道德标准。

四

在今天看来，利维斯仅以狄更斯的作品缺乏生活的严肃性，即狄更斯的作品中有着滑稽幽默的成分，就将他排斥在英国文学的伟大传统之外，仅以简·奥斯汀的作品有着道德严肃性就把她当作英国小说伟大传统的奠基人，这是极其武断的。利维斯夫妇同样以含混、模糊的“生活”作为终极价值标准而褒扬狄更斯，道德标准所排

斥的一切无疑显示出利维斯的文学观念的局限及偏狭。这种局限及偏狭只有置于其历史语境才能得以清晰的观照。因为不仅作家的创作要受到时代的影响，批评家同样要受到其生活和写作的时代的局限。利维斯的文学批评观与他的文化观、社会观和人生观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甚至可以说根源于他的文化观、社会观和人生观。英国社会在20世纪发生重大转折，传统价值观分崩离析，大众文化汹涌而来。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中，有着切身体验的利维斯，惋叹机器文明的进步，眷恋工业化以前的社会共同体，主张精英文化，强调社会需要有“受过教育的大众”。因此，他不惜殚精竭虑以确立文学批评的崇高地位来抵制大众文化的冲击，企图力挽狂澜于既倒。为此，他苦心孤诣地以文学的严肃性作为唯一的评判尺度，从英国文学史中筛选为数不多的几位大家，甄别优劣高下，以期唤醒一种差别意识，树立一个具有实用价值的传统观，从而达到以具有强烈道德意识的文学经典来启迪人的心智的目的。

同样，利维斯文学批评的其他局限也只有置于他的文化观、社会观和人生观中才能得到说明。由于他首先关心的是维护传统，因此，他臧否作品的标准往往以道德，即生活的严肃性为出发点。这种排斥多元论的文学批评将道德判断置于形式之上，有益于生活、激发生命创造的作家作品得到褒扬，而具有幽默搞笑色彩的作家作品遭到贬抑。因此，在利维斯那里，纯粹游戏式、洛可可风格、装饰性、讲究美感、形式主义的艺术成了奚落的对象，唯情论、灵感、辞藻等一向遭到他的贬损。他的文学批评对“审美问题”、“诗篇布局”之美往往视而不见，正如他自己所说，“技巧只能根据它所表达的感受力来加以研究和判断”，否则它“就是一种无益的抽象概念。”这样利维斯就成了一位着眼于道德和社会问题的批评家，他的文学批评则成了社会批评和文化批评。 狄更斯批评有着诸多的局限性，但是其批评遗产的意义是不容忽视的，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使狄更斯批评、乃至小说批评、文学批评学科化。二战以后，狄更斯研究发生转向，即从业余批评走向职业批评，在这一转向过程中，利维斯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他们细读经典，识别优劣、区别一流与二流，甄别优劣高下，这种将文本细读与19世纪马修·阿诺德所开创的人文主义批评传统结合起来的批评方法，不仅改变了英国大众的阅读习惯，而且使狄更斯批评，乃至小说批评、文学批评提升到学术宝座，成为一门真正的学科，从而成为新批评的源头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