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众传媒论文精品(七篇)

序论：写作是一种深度的自我表达。它要求我们深入探索自己的思想和情感，挖掘那些隐藏在内心深处的真相，好投稿为您带来了七篇大众传媒论文范文，愿它们成为您写作过程中的灵感催化剂，助力您的创作。

篇(1)

直到20世纪80年代以后，新的电子信息技术开始推动一场新的传播革命，实现了儿童文学由纸质媒介向动漫、电视、电影等电子媒介的转型。与此同时，许多儿童刊物的发行量大幅度下降。但电子媒介又以多种形式丰富了儿童文学的存在形式，拓展了儿童文学的传播渠道，为儿童文学的发展提供了更为多元的传播平台。在这之前，儿童文学主要通过插图和连环画等图像形式丰富自身的传播渠道，这对受众儿童来说无疑是影响巨大的。但从整体上看，文字依然占据主导地位，图像只是对文字的一种补充或说明，而且在呈现方式上也较为平面和单一。有了电子媒介后，通过广播有了听觉上的享受；视觉上，无论中央台还是地方台都设有儿童频道，即便是综合频道，也会根据儿童一天生活的流程安排儿童节目时间。这些儿童节目无疑是传媒的一个缩影。以中国之声的儿童节目“小喇叭广播”为例，以声音的形式传播着国内外儿童文学；无论国内还是国外，很大一部分儿童文学被改编为动漫、电视剧、电影。值得一提的是，在这个时期，媒介对儿童文学的影响已经不止停留在儿童文学呈现的形式上。大众传媒是一种社会组织，就其性质而言，跟其经营目标、宣传目标和公共性与公益性密切相关，因而对儿童文学的传播必须面对市场，其中包含儿童文学的生产、流通、消费等诸多层面。

二、新媒介时代下儿童文学传播的转变

近年来，新媒介的飞速发展及其给社会带来的冲击成了人们热议的话题。新媒介永远都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其涉及的领域宽广，但无疑网络技术给儿童文学带来了新变化。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网络技术飞速发展，人类步入网络时代，有了新的语境。面对各种新型媒介的兴起，受众的选择不再单一化，进而对儿童文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形式的多元化发展。儿童文学通过网络等新媒介把纸质生产的儿童文学作品电子化处理，用网络的渠道进行传播，受众的获取方式从而变得更为快捷、简易，即在网上便可阅读或下载。对儿童文学的不同呈现形式也是新媒介传播有别于大众传媒传播的主要表现。此外，新媒介传播更注重与受众的互动。在一个虚拟、巨大的平台上，传播者即作家可以通过文学创作和传播活动来实现与读者互动。眼下最为流行的非微博莫属，很多儿童文学作家开通了博客及微博，与读者进行互动交流。除此之外，儿童文学网站以及论坛也成了互动阵地，如“中国儿童文学网”、“小飞鱼儿童文学网”、“太阳鸟儿童文学沙龙”、“纯真年代论坛”等。相对于大众传媒平台对儿童文学的传播，网络平台对儿童文学传播方式的改变有着更为积极的作用。除了网络儿童文学这一新的艺术形式之外，通过传统纸质儿童文学的电子转化，儿童文学的传播进入更多元共享的广阔传播空间。电子阅读也成为儿童文学的一种新潮流，通过网络拉近了生产者与消费者的距离。而且“各类儿童文学的编辑出版机构也可以建立各自的网站、网页各类出版信息、图书资讯，促进创作、出版、发行、销售等环节的信息沟通”。当下，对于儿童文学传播来说，网络已经成为儿童文学图书销售的重要渠道，京东商城、当当网、卓越网、灯光网站已经成为图书销售的重要阵地，很多儿童文学的销售名列前茅。但不得不说，儿童文学是净化儿童身心、培养儿童健康成长的“营养丰富”的精神食粮，随着网络等新媒体的高度繁荣，儿童文学传播滞障越来越多，优秀的儿童文学越来越少，传播环境越来越差，导致当下儿童“营养丰富”的精神食粮越来越匮乏，理论界甚至传出儿童文学即将消逝的声音。如何改善儿童文学传播环境，为新媒体环境下的“花朵们”提供更多更优秀的儿童文学作品，改善“祖国未来”的精神“营养”，是具有重大意义和现实关怀的一个命题。

三、儿童文学传播趋势产业发展经验

以往，传播儿童文学主要以书籍、杂志、报纸等形式出现，随着媒介的发展，儿童文学的传播开辟了新的天地。可以说，当下的儿童文学在媒介时代形成了自己特有的传播趋势产业发展经验。首先，儿童文学实现了跨媒介传播，越来越多的儿童文学被改编为影视作品。通过改编的方式，儿童文学的影视化不仅优化了儿童文学的影响力，更成为推动儿童文学发展的源泉。“2000年有人做了‘现代受众了解文学作品的途径调查’，调查者曾挑选了100部中外文学名著。结果表明，有60.5%的人是先从电视、电影、广播、戏剧等非文字传播渠道了解这些作品的。其中18.5%的人在影视等媒体上看了以后再去看原著，而其余的人看了影视、戏剧之后，就不再看原著了。”由此可见，当代社会，报刊、书籍等纸质媒介的主导优势已不在，而影视等媒介形态更受青睐。尽管纸质媒介的儿童文学受到如此大的冲击，但这并没有使儿童文学的传播就此止步，更多的传播者或传播组织积极应对，力求为儿童文学寻求生存路径，以在市场上打开儿童文学的突破口。将儿童文学改编为影视作品更进一步促进了儿童文学书籍的热销。纵观当下市场，可以说每一部由儿童文学改编成的电影都有着较好的票房，如《暮光之城》、《哈利波特》、《纳尼亚传奇》、《爱丽丝漫游奇境》等，对儿童文学的改编也更注重其教育性及核心价值观的打造。以《爱丽丝漫游奇境》为例，影片热映后带动了相应的儿童文学畅销，甚至各网站、各书店一时出现了缺货、补货现象。目前，在一系列网站上其销售总量仍居排行前列。很多国家将儿童文学改编为动漫及动画片，如日本的《金田一少年之事件簿》，中国的《神笔马良》，迪士尼系列《美人鱼》、《美女与野兽》、《青蛙王子》、《长发公主》。在西方，则更偏向以童话及其民间故事为蓝本进行影视创作，如《白雪公主之魔镜魔镜》、《白雪公主与猎人》以及同样由童话改编的电视连续剧《童话镇》。不可避免的是，在这样的大众文化下，儿童文学的文学性渐渐失落，并向着成人化发展。儿童文学影视终究逃离不了商业市场，它需要更多的受众。

“所谓儿童文学者，即用儿童本位的文字组成之文学，由儿童的感官可以直接诉于其精神的堂奥者。换言之即明白浅近，饶有趣味，一方面投儿童心理之所好，一方面儿童可以欣赏的文学”，这是对儿童文学最早的定义。但当下的儿童文学影视的主题及其人物形象等都偏向成人化。往往以儿童世界为中心的文学作品，在影视作品中增添了成人的爱情、暴力、血腥等元素。在韩剧《秘密花园》和《清潭洞爱丽丝》中，都对儿童文学《爱丽丝漫游奇境》进行了改编：带领爱丽丝进入树洞的怀表兔子在电视剧中变为引领女主角进入富人区的一个工具；《白雪公主与猎人》里充满欢乐的森林变为能洞悉人心的黑暗森林，整个电影围绕复仇、战争展开。再看人物形象，变得更为复杂化。如今，儿童文学的受众不仅仅只限于儿童，更多的成人也成为受众之一。但不能否认，儿童文学影视成人化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其次，在传媒时代下，儿童文学产业拓宽了其传播范围。麦克卢汉的“地球村”理论指出，现代科技的发展，缩小了世界任何一个地方的时空距离。在原始社会，人们主要靠语言进行传播，广范围的传播需花较长时间，在文字和印刷媒介产生之后，尤其是随着电子媒介的普及，人与人之间距离大大缩小，传播的速度也大大提升。就儿童文学传播而言，偏远地区的小孩也能阅读到自己喜欢的读物，看到喜欢的动画片；有条件的家庭，甚至不用带小孩出门也能观赏到儿童文学影片。当然，儿童文学的传播已经不再局限于本国，在中国，很多外国儿童文学也是家喻户晓，如《安徒生童话》、《小王子》、《窗边的小豆豆》、《时代广场的蟋蟀》等。同时，儿童文学电影的改编也有了国界的跨越，宫崎骏的动漫《借东西的小人阿莉埃蒂》改编自英国作家玛丽诺顿《借东西的地下小人》，中国的《花木兰》、《梁山伯与祝英台》都被迪士尼改编成了同名电影，最近很火热的韩剧《来自星星的你》也引用了美国作家凯特•迪卡米洛的《爱德华的奇妙之旅》。电子传媒改变了整个社会乃至世界，它能突破时空带来的传播局限，让人们无论身处何方、有无阅读能力，都能接受到各种信息。最后，儿童文学相关产业传播不再使用单一的媒介，更多的是通过媒介的相互融合。传统媒介的功能大多是单一的，例如，报纸仅供阅读，广播仅供收听，电视虽然可以声像文字并茂，但人却不能用它进行信息传输或处理。关于媒介融合，人们最初的定位是将电视、报刊等传统媒介融合在一起，而当下多媒体技术的产生，实现了丰富多样且将传播功能融于一个系统。根据最新的定义，“所谓多媒体，指的是使用数字压缩和网络技术将广播、电视、电话、传真、电子出版、计算机通信等各种信息媒介连成一体，对声音、影像、文字、数据等进行一元化高速处理并提供给用户的双向信息系统”。可以说，媒介的融合对儿童文学的传播方式的变革更为深远。在媒介融合的趋势下儿童文学传播不得不呈现向数字化整合的趋势，可以在各种不同媒介形态下轻松实现转换，从而满足受众的多元化选择。

四、结语

篇(2)

中青报所选发刊登的“有代表性”的3篇文章分别是：署名“月落如烟”的文章《民粹与民主》、署名“佚名”的文章《别咳嗽，莫发烧》、署名“云淡水暖”的文章《“精粹”们怕了》。一看便知，上述3篇文章都属于网络文章。

被吴稼祥在文章中点名的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教授韩毓海在“乌有之乡”网站刊发文章《论民粹主义问题及其他》。文章开头述及中青报的约稿：“中青报《冰点》周刊编辑于4月17日深夜打电话，邀请我对该刊4月2日所发表的吴稼祥的文章《民粹一咳嗽大众就发烧》作出回应。为了对民粹主义问题进行严肃的学术梳理，我答应了他们的要求，并认真撰写了文章。但是，4月21日，中青报《冰点》周刊编辑却出尔反尔再次打电话来说：他们不能发表我针对吴稼祥的文章进行反批评的文字，而且除了对我进行口头的‘道歉’外，他们不能说明任何正当的理由。”并指责中青报“标榜的言论自由和学术民主完全是虚假的”。韩文自称是对“民粹主义问题进行严肃的学术梳理”。

上述中青报刊发民粹主义讨论文章的风波引发的联想很多，但从大众传媒自身的角度，不免让我产生两个联想：

第一，中青报的处理方法符合平衡报道的原则吗？众所周知，现代大众传媒平衡报道原则的形成主要是基于两个前提，一是避免报道偏向而引发部分不认同偏向的受众的反感和受众群流失，以实现大众传媒商业利益的最大化；二是对于受众的理性判断能力的肯定，也就是说受众是拥有一定的理性判断能力的，足以对两种相对立的观点作出正确的判断，因而不需要大众传媒的“引导”和“偏向”。中青报在4月23日的“编者按”中自称是遵循平衡报道原则的，因而，该报分别于4月2日和4月23日刊发吴稼祥文章和批评吴稼祥观点的文章。但仔细看来，中青报的编辑处理仍有值得商榷和有待改进的地方。最主要的问题是，为什么刊发批评民粹主义的文章选用学者的专文，而刊发主张民粹主义的文章却选用网络文章？网络文章的逻辑性和分析的系统性无法与学者的专文相提并论。在我看来，较为严谨的平衡报道原则的遵守，理当刊发观点相反的对等性文章，就有关民粹主义的讨论，中青报也理当刊发与吴文观点不同的学者的文章。从韩毓海的网络文章中看，中青报编辑之约稿韩文，应是有刊发对等性文章的平衡报道的初衷，最后未能刊发，据我从编辑业务角度推测，或许因韩文太过学术化，没有吴文的形象生动；或许是韩文一万六千多字，太长；或许是由于韩文中“谩骂”之因。但不管怎么说，中青报刊发网络文章作为“回应”刊发，至少反映出对于平衡报道原则遵守得不够严谨。

第二，大众传媒是进行“主义”讨论的平台吗？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列所的李伟先生在《研究》2003年第1期上发表《关于国内民粹主义研究的几点讨论》认为：在学术上，“民粹主义问题是一块难啃的骨头”。据我所知，有关民粹主义的概念、缘起、历史形态等问题在学术上一直莫衷一是。中青报现时刊发吴稼祥关于民粹主义的文章，显然有着明显的现实针对性。但作为大众传媒,到底应该就现时的“问题”刊发评论，还是应该就与现实问题相关的“主义”刊发评论？先生早在1919年就曾提出“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在看来，“凡是有价值的思想，都是从这个那个具体的问题下手的。”的建议是针对舆论界的同志的，中青报的编辑也当属舆论界的同志吧。在我看来，建议的价值，应不单是一个形成有价值主张的方法问题，还有现代大众传媒的“大众化”受众特性问题，大众接触传媒的时间是有限的，大众的所思所想毕竟是不同于精英的，这样的大众是更需要对“问题”的分析呢，还是更需要关于“主义”的高谈？

篇(3)

关键词：文学传播；大众传媒；张爱玲热

大众传媒诞生于商品经济背景下，以满足市场需求、消费群体兴趣为导向，其不仅是单纯的载体，更以媒介特性影响着文学传播形态，表现出“浅层化”“符号化”“泛娱乐化”等特点。

一、文本的“误读”与“浅化”

大众传媒对文学内涵的“误读”和“浅化”，在文学作品的影视改编中有颇为集中的体现。从本质上看，这是由传媒本身的特性决定的。

影视是以声画为主体的符号系统，其生成与传播，是对原文本文字符号的解码与再度编码。一方面，由于解码者与原作者的差异，解码过程可能出现“谬误”；另一方面，影视的图像表达直观性强，少了文字的“韵外之致”；再者，大众媒体以普通人为受众，注重通俗化，其对文学传播的介入将直接导致文学“阳春白雪”内涵的消解。

以《倾城之恋》为例，首先，从故事内容上看，原著以反讽的方式、冷峻的笔触讲述了一对世俗男女的情爱斗法，其结局是一段看似美满、实则凡俗残缺的婚姻故事：

柳原现在从来不跟她闹着玩了，他把他的俏皮话省下来说给旁的女人听。那是值得庆幸的好现象，表示他完全把她当作自家人看待──名正言顺的妻，然而流苏还是有点怅惘。

……

胡琴咿咿哑哑拉着，在万盏灯的夜晚，拉过来又拉过去，说不尽的苍凉的故事──不问也罢！

从整个故事来看，张爱玲以不动声色的叙述着力表现的是人性的自私冷漠、亲情爱情间的勾心算计，“整个故事是一曲对世俗世界爱情、亲情沦丧的无奈凄清的挽歌”。

然而同名电视剧以洋洋洒洒的36集，在白流苏与范柳原相遇之前增加了大量情节，甚至包括白流苏与唐一元的婚姻、范柳原与洪莲的初恋等，最后更是构造了一个“大团圆”的结局：

范柳原深情地对流苏说：“死生契阔，与子相悦；执子之手，与子偕老。”

白流苏亦发出爱的誓言：“我和柳原的姻缘是因为整个城市的倾覆而获得的。我们在苦难中相知、相携，更相爱。我希望战争永远都消亡，希望我和柳原的爱情就像这个城市一样，永不摧毁！”

开头情节的增设，结尾直白而深情的对白，无疑“具化”了范白的爱情，却将无边的苍凉变成了“公主王子从此幸福生活在一起”的肤浅肥皂剧。

其次，从人物塑造上看，张爱玲一贯表现的都是没有大善大恶的普通小人物，具有极强的生活感。拿主要人物范柳原来说，张爱玲将其定义为“不过是个自私的男子”，其擅长风月，也渴求情爱，却不愿受婚姻的束缚，可以说是张氏心目中男性形象的典型代表。而电视剧中，却通过范柳原元与洪莲的爱情、与邱律师的交往、与白流苏的邂逅等场景将范柳原塑造成了一个对爱情忠贞不渝、对朋友两肋插刀、顶天立地的“男子汉”加“痴情种子”，这无疑违背了张爱玲对男性的解读。

最后，从潜在内蕴上看，白流苏悲剧的根本原因是女性在物质与精神上的依附。小说从白流苏的视角，描绘白公馆的破败与颓废，体现的是女性面对青春老去、生死更迭的失落与挣扎，是生命意识的彰显。而影视剧更多表现的仅是“完美爱情故事”“新旧生活方式冲突”等相对浅层的主题，可以说，影视剧版的《倾城之恋》虽极大地丰富了故事性，却也将一首苍凉的“挽歌”唱成了热闹的“赞歌”。

二、作者的“符号化”界定

忆起张爱玲，人们的第一反应通常是“小资”，而这种“符号化”的界定，实则得益于大众传媒在传播过程中“以人造势”的议程设置。

出身名门的张爱玲不仅天生丽质，且善于衣着，其从内而外透露出的贵族气质与以讲究“情调”为特征的小资情愫不谋而合。在当时商业社会的背景下，在“消费主义成为主流意识形态，中产阶级神话被许多人所迷恋、所向往的双重背景下，张爱玲意外地满足了一些在物质上已经达到了好莱坞电影中‘标准的中产阶级生活’的人群，以及更多的物质上虽然不够但精神上却提前中产阶级起来的人群对‘中产阶级气质’的一种想象。”

故而，从最初进入大众视野，媒介即对张爱玲的走红进行了精心的“策划”。其抓住当时的社会背景及大众向往“中产阶级生活”的心理，从张爱玲的传奇人生中提炼出“小资”因素，并加以放大和凸显，其将张爱玲冠之以“最后的贵族”等颇具雅致落寞情调的名号，成功地将张“符号化”。

《张爱玲典藏全集》（哈尔滨出版社，2003年10月）是张爱玲作品在内地第一次以全集的形式出版，14册封面以张爱玲的14张照片为背景，用略显发黄、粗糙的纸张营造出仿旧的效果，精致的装帧设计，书名“典藏”二字对文化品位的提升，均推动了张爱玲形象的建立。继此之后，团结出版社于2004年出版《张爱玲画传》，配图展示其深居简出的隐居生活及颇有造诣的书画作品，更为“张爱玲小资符号”的形成推波助澜。在此前后，诸多出版社接连出版关于张爱玲的图书，甚至包括张爱玲语录，连番“造势”将张爱玲打造成为“时尚小资”生活的代表，使其成为小资阶层相追逐效仿的偶像。可以说，持续升温的“张爱玲热”早已在很大程度上超出学术研究和文学欣赏的范畴，而变成大众传媒所打造的一场以张爱玲为品牌的文化符号消费。

三、传播的“泛娱乐”倾向

80年代消费型社会背景下，以大众传媒为主要传播手段的文学传播呈现出明显的“泛娱乐化”趋势。文学作品包装带有很强的炒作性，这在张爱玲遗作《小团圆》出版所掀起的“张热”中有突出体现。

且看《小团圆》出版附近的相关媒体报道：2月，《北京青年报》发表《张爱玲最神秘作品〈小团圆〉“违约”出版》，对张爱玲生前欲以销毁《小团圆》的话题加以渲染；3月，《青年周末》发文《张爱玲自传小说〈小团圆〉港台出版幕后揭秘》，称“这是第一次，你可以从张爱玲的角度了解胡兰成”；4月，《中国新闻周刊》发表文章《〈小团圆〉：一个更真实的张爱玲》，围绕“最接近张真实生活的小说”发表议论，将之喻为张爱玲的“内心独白”……

围绕《小团圆》的出版，众多报道立场不约而同地集中在张爱玲与小说人物盛九莉的对应关系探讨中，集中于张爱玲欲销毁《小团圆》的花边新闻上，带有很强的“猎奇性”。这部小说从出版之初起，将其推向“炙热状态”的本因并不是文本本身的艺术价值，而是得益于媒体对“张爱玲最神秘作品”的炒作，该文本中隐射出“张胡之恋”的“娱乐传奇因素”才是传播的“主角”。

再纵观近年境况可以发现，《小团圆》的“泛娱乐化”其实并非个例。大众传媒关注张爱玲，在很大程度上已然从文学作品转向了感情、生活，张爱玲文学传播演变成为张爱玲传奇生活信息的传播。在“张爱玲热”于大众传媒背景下兴起之初，媒体围绕张爱玲的身世、爱情、婚姻、去世等等，安排了一系列公众兴趣昂然的话题，如“张爱玲的传奇身世”“张爱玲是文化汉奸吗”“张爱玲与胡兰成的爱情”“张爱玲是小资吗”等。这些多以探寻、争鸣、研究论文或猎奇等形式，铺天盖地般出现于报刊、杂志、电视荧屏、互联网等媒体中。

从很大程度上看，大众传媒对文学的介入，促成了“看张”“读张”的热潮，但这种“读”与“看”更多地开始转向文学之外的“衍生物”，而非文学本身。媒介的消费性、大众化与多元化，对张爱玲及其作品的“再解读”与解构值得思考。

参考文献：

[1]李校争，郭兰英.从终点退回到原点――电视剧《倾城之恋》对张爱玲同名小说的解构[J].美与时代（下），2010（3）.

篇(4)

【关键词】申报；戏曲讯息；市场运作；受众心理

作为中国传统社会的产物，戏曲艺术长期在其自给自足的农耕文明所创造的文化环境中自在发展，待到以现代文明姿态出现的《申报》等现代媒介的出现，二者无可避免地有了交集。当我们今天已经认可大众传媒领域已由“卖方市场”转向“买方市场”，一切以受众为中心时，19世纪70年代诞生的《申报》在当时早已将这一原则运用自如，从其刊登的戏曲讯息和戏曲市场的运作可见一斑。从观众的观剧角度来研究戏剧的文章亦有之，而对于《申报》所承载的戏曲信息，除了一些整理性的书籍外，更多的目光投向了戏曲广告、海派京剧和上海城市的近代化问题。本文选择《申报》这一大众传媒，力图通过其承载的戏曲讯息和市场运作，以受众心理为角度，观照报纸同它的读者的关系，借以思考《申报》成为当时发行量最大的报纸的原因。

一、大众媒体的受众心理内涵

人的心理活动是丰富多彩极其复杂的。研究受众心理，首先要了解受众，弄清受众的内涵和特点。“从传播学的角度讲，受众是信息传播的‘目的地’，是整个单向传播模式中的一个重要因素。” ①广义的受众泛指信息的接受者。狭义的受众则是大众传媒传播过程中信息的接受者，包括图书报刊的读者，广播的听众、电视的观众和网民。本文讨论的是狭义上的受众。显然，受众对传播信息的反映是一个复杂而完整的心理过程，但从某种便于理解的角度来说，受众心理是受众对传播信息主观的、能动的反映。《受众心理论》的作者孙平根据系统论原理及认知心理学的信息加工原理，将受众心理看作一个由心理动力系统、心理选择系统、心理接受系统和心理反映系统四部分构成的完整的心理系统。如下图：

具体而言，大众传媒下的受众心理主要包含以下五个方面――获取信息心理、好奇心理、求知心理、娱乐消遣心理、强烈的参与心理。而另一方面，从大众媒体自身的视角来看，受众担负着两种不同的角色：一是服务对象，一是销售对象。“前一种角色，受众与传媒的关系表现为受众特定的需求指向以及传媒对此种需求的满足与引导。后一种角色，作为销售对象的受众，是传媒创作自身经济利益的一种资源。” ②在传播领域，由卖方市场转向买方市场、由以“传者”为中心转向了以“受者”为中心，以“受者”为中心就意味着必须把研究的视角转向受众。受众有怎样的需求？如何才能引起受众的广泛共鸣？《申报》作为伴随着近代上海现代化进程的一个重要传媒，从一开始便立准了目标，很好地把握了它的读者。

二、《申报》戏曲讯息与受众心理

1872年4月30日《申报》创刊，是英国商人美查在上海创办的一份近代意义上的报纸。为旧中国创办最早、历时最长（到1949年上海解放前停刊）、发行量最大的报纸。其创刊时期，中国传统的戏曲艺术已经扎根于上海大都市，并逐步成为大众文化的典型代表。大众媒体和大众文艺似乎在一开始就存在着相互扶持，共同成长的关系。大众传媒从演员、观众、剧场和剧本的角度分别进行描述。受众可以有所选择和有所侧重地从容感受戏曲每个要素的魅力，还可以借助大众传媒发表自己的看法。

从根本上讲，作为现代媒介的《申报》与代表传统文化的戏曲可以说是两个相对独立甚至是互相对立的个体，二者之所以能够建立起联系，市场中的受众起到了不容忽视的作用。报纸的读者和戏园的观众是《申报》与戏曲市场这一对应关系的消费主体，也可以说是纽带上的“钮扣”。其关系如下图：

当然三者的关系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其中确实存在着角色转换的问题，暗合了传播学中的某种循环。首先，因为戏曲讯息来源于舞台实践，传播者应是戏院方（戏园主、戏曲演员等），相对而言，《申报》的主笔则是接受者；其次，当《申报》戏曲讯息被刊载发行，流通于市，读者是《申报》戏曲讯息的接受者，《申报》主笔的身份发生转移，转换为讯息的传播者。再者，市民大众通过阅读《申报》戏曲讯息，进而走进戏院观看戏曲演出，成为戏曲演出的受众，传播者是戏院方。最后，市民观众在欣赏了戏曲演出之后，若对之作出品评，并刊载于《申报》，市民观众又转换为戏曲讯息的传播者。

《申报》创刊伊始即登载有关京剧的文章，对戏园、角色扮演作即时性评论。刊登内容的基本类型主要有：戏曲新闻、戏曲广告和戏曲评论。三者是一个相对完整的体系，它们在《申报》中往往是以相互关联的身份出现的。首先嗅到戏曲舞台演出讯息的是时效性最强的新闻板块。随后这些舞台讯息会被以广告的形式告知大众，待到舞台演出告一段落，戏曲评论文章会大量出现。下文将从这三个方面对受众心理的把握进行一一阐述。

篇(5)

医患双方是矛盾的对立统一体，双方的利益诉求很多时候并不一致，产生各种各样的矛盾并不奇怪。但是当前医患关系紧张、医患纠纷不断甚至袭医伤医等恶性事故频发，已超出了正常的医患矛盾范围，需要医患双方和全社会的共同努力，才能在价值选择和制度安排上缓解医患矛盾，进而建立和谐的医患关系。我们认为，当前医患矛盾加剧的原因，除少数医务人员责任心不强、严重失职、技术水平低等原因外，医疗信息传播不畅、医患双方缺乏有效沟通等也是重要原因。从传播学角度来看，医患矛盾加剧是信息传播失败、失效的必然结果。具体而言，大众传媒、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个人的信息传播活动对于医患矛盾的产生和激化都有很大的影响。

(一)大众传媒缺位传播学者H．拉斯维尔在其论文《传播在社会中的结构和功能》中认为，大众传媒及其传播活动有三大功能:环境监视、社会协调和社会遗产传承［3］。就构建和谐的医患关系而言，大众传媒的环境监视和社会协调功能，就是指大众传媒要担负起自身应有的守望社会环境和协调社会的功能，营造构建和谐医患关系的社会环境。现代医学不仅仅只是现代科学的一个分支学科，由于与人的生命、健康息息相关，现代医学承担着卫护人类生命健康的重大历史使命。同时，医学的复杂性、高度的专业化，远远超过了普通人的经验范畴，也使得普通人很难对医学的复杂性、不可预期性及其局限性有充分的认识。大众传媒理应担负起应有的信息传播和社会协调的职能，应该努力传播医疗信息和健康信息，为营造和谐的医疗环境而努力。但实际来看，在健康传播和现代医学知识的普及方面，大众传媒严重缺位，构建和谐医患关系的社会环境可望而不可即。

(二)医疗机构传播无力医院等医疗机构实际是一类社会组织，它们对患者及社会公众的信息传达、沟通与交流实际是组织传播的一种形式。医疗机构应该善于运用各种媒体平台和表达方式表达自己的诉求，向患者、患者家属和社会广泛宣传医学常识和医疗知识。同时，在面对医患矛盾的时候，能够进行良好的信息传播和沟通，避免医患矛盾的产生和激化。但在现实中，医院等医疗机构还缺乏组织传播的意识，不擅长用专业的人员、专业的手法处理医患矛盾，也没有建立畅通有效的组织外传播渠道，无法与患者、患者家属和社会公众进行有效的沟通，也就不能塑造正面的医院和医生的社会形象。长期以来医疗机构存在一个误区，过分强调了自身的专业性和医生的身份，强调医疗技术的培训、医疗设备的改善和医生专业技能的提升，而不太注意与社会公众之间的沟通和互动。一旦发生医患矛盾或冲突的事件，参与处理医患矛盾的人员因为没有经过专业的培训，在面对患者、家属和大众传媒的时候，信息传播和沟通的能力参差不齐，容易本能地从保护医生和医院利益的角度来信息，甚至让人感觉在掩盖事实、推诿责任，缺乏同情心，使患者和公众产生严重的不信任感。此时很多来源不明的信息甚至谣言就容易大行其道，在患者家属和相关人员在情绪不稳定的状态下矛盾激化，很小的事件都会演化成医患矛盾的导火索，进而导致暴力、的发生。此类事件发生后，如果医疗机构无法面向社会公众进一步进行有效的信息传播，各种负面信息经过大众媒介的广泛报道及人际之间的传播，医患之间不信任的刻板印象会进一步加深，医患矛盾化解将更为困难。

(三)医务人员人际传播能力欠缺医生、护士等医务人员作为承担救死扶伤义务的专业人员，其工作使命的庄严崇高毋庸置疑。但同时，所有医务人员又是社会的普通一员，医患关系也是普通社会关系之一。这就要求医务人员具备一定的人际传播能力，能够与患者、患者家属进行积极有效的沟通，在运用自己的专业知识解除患者病痛的同时，还要运用恰当的表达方式向患者及家属传递关爱，消除患者心中的恐惧抑郁，才能使医疗服务取得最好的效果。诊疗过程是医患之间一个最基本的信息交换过程。要进行有效的信息交流，需具备一些前提:(1)医患之间良好的信息沟通和互动;(2)双方信息是否正确表达和接受;(3)各种信息表达方式是否恰当;(4)医患双方是否有共通的意义空间，比如医患双方的医学伦理是否一致等;(5)双方都有比较合理的预期。从这个意义上说，医患双方的人际传播至关重要。如果医务人员的人际交流和传播能力欠缺，表达方式简单生硬，即使医务人员已尽心尽责，但患者方面没有感受到医务人员的关爱和耐心细致的对待，医患矛盾就会由此而生。现在医务人员普遍工作繁忙。以门诊医生为例，据报道有的医生一个上午3.5个小时就要接诊80多个病人，平均每个病人只有2.6分钟［4］。面对高强度的工作，医生、护士等医务人员工作压力和精神压力很大。如何调节自身的精神状态，在为每一位患者提供优质医疗服务的同时传递医者的仁爱之心，现实对医务人员的身心素质和人际传播能力提出了极大的挑战。如果医务人员因为忙碌、身心疲惫而表达不当或表现不耐烦，也会导致患者或家属的不满，进而为医患矛盾打下伏笔。

二、基于传播学视角的医患矛盾应对策略

面对医患矛盾和医患冲突高发的态势，一些地方开始着手全面增加医院的安保并提升对相关犯罪的惩戒力度。显然，这些措施显得被动，也不会根本改变医患矛盾产生的基础和社会环境，反而更增加了医患双方的戒备、不信任感和敌意，因之更加背离正常的医疗秩序。从传播学的视角来看，应对医患矛盾的最好策略莫过于改进信息传播的方式方法，通过顺畅的信息沟通和传递化解矛盾和敌意，从根本上消除医患矛盾产生和激化的社会土壤，在医患矛盾总体可控的基础上努力构建和谐的医患关系。

(一)大众传媒要做医患矛盾的减压器要营造和谐的社会环境，缓解医患矛盾，大众传媒可以大有作为。当医患矛盾凸显成为社会问题的时候，大众传媒要充分发挥环境监视和社会协调功能，不仅应该对医疗突发事件进行及时、准确和客观的报道，还要把握社会舆论的方向，关注医患关系的社会情境，增强普通人对医疗行业的了解，以健康传播的形式多做些现代医学科学知识的“科普”，建立起普通人与医生沟通的信任基础。比如，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越来越关心自身健康问题，健康传播更容易为人们所接受。电视台可以用纪录片的形式深入到医生的工作环境中，让普通人对医生如何检查、判定及确定方案的一般程序和逻辑有比较明确的了解，这些必要的知识储备和观念改进都是医患双方良好沟通的必要基础，可以有效避免患者不切实际的过高预期或者盲目的怀疑。大众传媒要做医患矛盾的“减压器”，还需要积极向公众传递正能量。要多方报道医疗行业的好人好事，正确表现医务人员的日常工作和生活状态，促进公众和医务人员的互相认知。同时，大众传媒要勇于鞭策后进，对于医疗行业的不正之风也要大胆揭示，保证医疗行业救死扶伤使命的完成。这些工作是单个医院甚至医疗行业自身不能独立完成的，必须要政府来主导、协调。应该利用大众传媒使现代医学的基础知识普及常态化，建立病患和医生顺畅沟通的认知基础。

(二)医疗机构要注意提高组织传播的技能医疗机构尤其是医院要注意提升自身的传播技能，能够对患者、患者家属及社会公众进行有效的信息传播，树立自身的正面形象，在医患矛盾产生时能够促进医患双方之间的沟通协调，尽最大力量避免医患矛盾激化或恶性事件的发生。从政府医疗行业管理部门来说，要给医院等医疗机构提供相关的必要培训，促进医疗机构以各种形式加强与社会的沟通和了解。比如借助大众传播、人际传播的各种机会和平台，通过有效的信息传播恢复和重建医疗服务机构正面的职业形象，促进医患之间的顺畅沟通和彼此的信任，这也是整个社会医患矛盾解决的必经之路。

(三)医务人员个人要注意提高人际传播能力人际传播是人类构建和维持社会关系的必要前提之一。因此，人际传播理论虽不属于医学的范畴，但医生、护士等医务人员作为医疗行业的从业人员，每天从事大量的人际传播和信息沟通活动，人际传播能力对于构建和谐的医患关系、避免医患矛盾激化就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不断提升医务人员的人际传播和沟通协调能力，进而实现人际传播和行业的结合、人际传播与个人的职业相结合，对于提升医务人员形象、减少医患矛盾、化解医患冲突都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尤其是在医患矛盾加剧的情况下，应该把人际传播理论引进到医务人员职业培训中，使广大医务人员提升人际传播沟通的能力，把握与患者交流的方向和节奏，为建立和谐医患关系添砖加瓦。

三、总结

篇(6)

[摘要]：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入，是事关转型期中国城市化成败的核心问题之一。单纯依靠政府机构、社会组织和政策法规，仅能推动表层的社会融入；而要实现深层理念意识层面的社会融入，则离不开符号生产者和传播者——大众传媒发挥的社会整合功能。基于符号资本理论，通过对代表性城市媒体报道的文本解析，对大众传媒的话语符号生产及新生代农民工拥有符号资本的实际状况展开研究。在此基础上提出，大众传媒的符号生产机制与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必需的符号资本之间存在紧密联系：新生代农民工符号资本的赤贫是其城市融入过程中遇到的重大“符号障碍”；大众传媒作为当代社会最重要的符号生产者，有必要通过提供信息平台、正名和扩大话语权等具体的符号救济途径，帮助新生代农民工提升符号资本，消除“符号障碍”，进而促进其融入城市社会。

一、问题的提出

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社会融入问题已成当前我国社会科学研究的重要领域。目前相关社会学研究主要有四个研究视角：一是以社会排斥与社会距离为视角，强调农民工融入城市存在的心理障碍。二是以社会资本与社会网络为视角，注重揭示农民工是否具备融入的社会关系资源。三是以人力资本为视角，关注农民工文化教育水平与融入的关系。四是以社会认同为视角，深入农民工文化心理归属与身份认知，探讨融入的标志和衡量标准，研究围绕身份认同、社区归属感等展开。社会学关于新生代农民工的研究，注意到了他们在融入城市过程中的现实困境，尤其是身份认同的心理危机，试图从社会关系和社会结构层面找到原因。但是，相关研究却忽略了推动身份认同得以实现的象征符号体系在社会权力运作当中的动力机制。不少社会学者笼统地认为大众传媒在促进新生代农民工现代人格确立、心理健康、身份认同、城市融入方面很重要（朱力，2005；彭远春，2005；许传新，2007），但未就此展开研究，也没有从社会象征符号生产的视角，研究大众传媒发挥上述促进作用的具体路径。

传播学界相关研究主要在笼统、宽泛的弱势/边缘群体（含农民工）范畴内进行。可归纳出三方面研究：一，基于媒介排斥论视角，研究农民工媒介形象及媒体报道，注意到都市媒体的农民工新闻报道对该群体社会身份建构有影响（冯恩大，2004；张慧瑜，2007；李艳红，2006；许向东，2009）。二，农民工媒介话语权和利益表达研究（卫夙瑾，2004；杨敦显，2005；时艳钗，2007），查找农民工失语丧权的原因，侧重媒体应如何维护农民工话语权。上述研究都强调大众传媒对农民工的影响与责任，但对大众传媒如何促进农民工融入城市未有进一步探讨。三，农民工的媒介接触/使用/消费的调查（陶建杰，2003；段京肃，2004），有学者考察新媒介使用对农民工社会关系网络建构的影响（曹晋，2009；丁未、田阡，2009），少数学者论及农民工媒介素养可助其融入城市（陶建杰，2004；冯恩大，2005），但未对该理论假设可行性作进一步深入探讨。总之，传播学界已从媒介形象、话语表达、媒介使用及素养等层面关注到农民工与传媒的关系，并揭示了农民工在现有传媒资源分配中的弱势地位。然而，现有研究没有结合大众传媒的话语生产机制，进一步深入探讨传媒的“符号生产”是否可能及如何来推动农民工尤其是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社会的问题。

概言之，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入，是事关转型期中国城市化成败的核心问题。当前，新生代农民工已成为农民工主体，与老一代农民工相比，他们受教育程度、职业期望值、对物质/精神享受要求较高，“被剥夺感”和“不公平感”、居留城市期待感较强。他们既不能适应农村，也无法融入城市，处于社会认同和身份认同双重危机之中，从而易导致社会仇视心态和人格扭曲，有“游民化”倾向，因此，其社会融入与个人心理健康问题十分紧迫、棘手（王春光，2001；唐斌，2002；李培林，2003；符平，2006；杨建华，2008）。传播学界对新生代农民工这一特定群体的研究关注有待深入，尤其是关于传媒如何推动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社会——这一具强烈现实意义的课题未得到应有重视。鉴于此，本文立足符号资本理论，试探讨大众传媒对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的符号生产及其作用机制。

二、研究视角与理论框架

（一）符号资本理论

“符号资本”（symbolic capital）这一概念由法国哲学家、社会学家布迪厄(Bourdieu，1977)首先提出。布迪厄的符号资本理论建构在“场域”概念基础上。他认为，一个场域可以被定义为在各种位置之间存在的客观关系的一个网络。而决定这些位置的因素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在不同类型的权力（或资本）分配结构中，各种位置实际和潜在的处境；二是这些位置彼此之间的客观关系。在场域中，位置与资本密切联系，资本的多寡决定着行为者的处境。

布迪厄进而提出了四种资本形式:经济资本、文化资本、社会资本和符号资本。其中，经济资本产生于经济领域，可直接兑换成货币；文化资本涉及通过教育传递的各种正统知识；社会资本由与人们有价值的社会关系构成；符号资本则代表个人的荣誉和声望，“是前述任一种资本都可体现出的形式，只要它其中包含的特殊逻辑可以通过各种类别的感知所理解并能认识到它的特殊逻辑”(Bourdieu and Wacquant，1992:118)。是否拥有符号资本，意味着其他资本的存在形式是否得到认可。概括起来，符号资本具有三大功能:

第一，符号资本具备资本的再生产与转换功能。一个人的符号资本来自其他个体/组织机构/群体的主观认可和主观感知。无论是身体的、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还是社会的资本，当“我们通过感知范畴把握这几种资本时，这几种资本呈现的就是符号资本的形式”(Bourdieu and Wacquant，1992:119)。但其他资本能否及多大程度上转化为符号资本，依赖于个体持有的其它形式的资本是否及多大程度上被历史性场域中的其他个体/组织机构/群体“感知并认可为是合法的”(王异虹，2009:68-69)。个体拥有的其他资本形式一旦被社会认可，这些资本就能生成为符号资本，“符号资本以将声望和名誉附加在一个家庭和一个人名上的形式，很容易转换回经济资本，或许这是在一个社会中最有价值的积累形式”(Bourdieu，1977:179)。符号资本和其他资本之间相互转换，并进一步实现各类资本互动式的增值循环，其生产与转换关系如图1所示：

第二，符号资本具有符号权力（symbolic power），即通过占有符号资本而取得支配社会资源和他人行为的象征权力。拥有符号资本可以获得社会和他人的欣赏、尊重、敬意等，并进而获得其它服务等(Bourdieu，1990:112-121)。符号资本的运作，是由社会场域建筑的制度和社会行动者共同参与的，并以对符号的信息认知方式存在。借助具体的符号，符号资本的象征权力将世界的区分原则和被合法化的世界观输入给行动者，并作为交流和认知的结构被内嵌入行动者的身体，成为内在的感知体系，指导人们的价值判断标准(Bourdieu，1989)。布迪厄认为，符号权力的最高形式，就是制造群体的权力，包括“已经建立好而有待神圣化的群体，或等待被建构的群体”（布迪厄，2001:306）。“符号资本是一种信誉……是一种建构的权力，一种通过社会动员造成新群体的力量，换言之，符号资本是社会群体权威代言人的权力，它只能作为一种长期性的、制度化的最终结果而获得，即从该群体获得造就群体的力量”（Bourdieu，1989）。借由那些用来指称或描述个人、群体与制度的符号，能够保全或改变社会中人们之间的联合与区分、结合与离异、聚合与游离。

第三，符号资本具有合法化效果，它能赋予被认可者以社会地位和社会身份。“符号资本涉及到对声望、名声、奉献或者荣誉的积累”(Bourdieu，1998:7），从而赋予资本的拥有者以象征地位。在布迪厄看来，权力的成功实施需要以合法化为基础，而合法化则依赖于符号资本的获取，符号资本是特定场域个体或群体被认可并获取合法性的特殊资本形式。体现符号资本的符号表征体系则是行动者和社会之间的中介，具备认知、交流和社会区分等相关功能，既是行动者实践的产物，同时也塑造和雕刻行动者的社会身份。

据符号资本理论来推论，在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入过程中，资本的多寡决定了他们在城市社会中的权力分配和具体处境。而该群体符号资本的多寡则不仅直接反映其他各类资本的状况，而且直接影响了他们能否具有符号权力、获得社会合法性。

（二）大众传媒的符号生产

符号（symbol）是对客观实体的表征，具有表达性和象征性。人类生存的世界不仅是一个自然的物质世界，而且是一个人造的符号世界，这个世界的创造与维系依赖于人类通过符号进行传播的能力。人的互动是以使用符号，通过理解或确定彼此行动的意义来实现的 (米德，1992：20)。在传播活动中，媒介所运载的其实是各种符号，受众所接受的也是各种符号。“传播是人类通过符号和媒介交流信息以期发生相应变化的活动”（邵培仁，2007：59），符号是传播的核心要素，大众传媒的功能之一就是借助符号生产意义、“命名”并书写合法性——“在当代社会中，大众传播最可能成为完成这些过程的唯一的最重要的社会机制”，“（这种符号权力）在普遍公认的大众传播扮演的角色中表现得尤为清晰”（N.Faieclough，2004:219 ）。

当代大众传媒制造的符号，“处处以媒介为中介……带进我们所有的生活空间和时间里”（胡春阳，2005），借助各类符号的“信息……是充满象征标记和身份领地争夺的‘权力场域’”(王建民，2008)。当代传媒对现实生活强大的符号表述力，体现了其进行话语制造和意义再造的“社会建构”能力(斯蒂芬李特约翰，2004:180，194)。麦奎尔总结道：大众传媒是一种权力资源，是获取声望与地位，并对现实生活拥有重要影响力的关键途径；它提供经验性、评价性的标准来帮助构建规范性的公共意义体系；并对偏离此体系的行为进行揭示、修正，等等(Denis Mcquail，1994:1)。“大众传媒业作为话语权力的增效器以及话语生产场域的一种……以其自身的场域逻辑进行着这样一种资本转换的活动”(刘文瑾，1999)。因而，传媒的话语符号生产同时是社会各方生产并争夺符号资本的过程。

大众传媒正是借助符号生产机制，“形塑社会生活意识形态”，“帮助构建规范性的公共意义体系”，“有力地影响、操纵并变革社会”(Denis Mcquail，1994:1)，“唤起和提高传播者和接受者的认同程度”(斯蒂文小约翰，1999:297)，实现了它的社会整合功能。而且这种社会整合具有更强的持久性和稳固性，它可以进入社会个体的内心世界和意识深处，并且一旦进入就很难更改。正因为大众传媒通过话语符号的生产和传播，具有推动社会整合、促进人的社会融入的力量，而被比喻为“社会水泥”。

据此推论，政府机构、社会组织和政策法规仅能够推动表层的社会融入，而要实现深层理念层面的社会融入，则需要依靠话语、身份、仪式等表征符号的整合力量才能潜入意识深处。大众传媒是当代社会最重要的符号生产者，由此，以大众传媒的符号表达为切入口，研究大众传媒的话语符号乃至其中符号资本的生产，在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社会过程中的影响与作用机制，是十分必要的。

三、研究方法与调查分析

以杭州为例，新生代农民工现已成为在杭农民工的主体。“杭州市外来求职民工中，34岁以下的占87.31%，而16—24岁的民工占了53.29%”（郭芳、翁浩浩，2009）。因此，选择在杭新生代农民工及其相关媒体报道作为研究对象，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研究的媒体资料来源于浙江日报集团旗下的网络媒体“浙江在线”和杭州日报集团旗下的网络媒体“杭州网”的相关新闻报道。这两份网络媒体集合了浙江日报集团、杭州日报集团旗下主要报刊媒体的所有新闻资讯内容，能够较全面地反映杭州本地主流报刊对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问题的关注情况。在“浙江在线”和“杭州网”上，以“新生代农民工”为关键词检索相关新闻报道，剔除不相关内容后，共检索到相关报道114篇。详细如下：在“浙江在线”上，检索到相关报道62篇，时间跨度为2006-2010年；在“杭州网”上，检索到相关报道52篇，时间跨度为2007-2010年。

研究主要运用传播学研究常用的内容分析法，同时结合访谈和调查，解析媒体对新生代农民工的符号表达，进而探讨这一群体在城市社会融入过程中的符号资本问题。

（一）媒体呈现下的新生代农民工生存状况：客观资本匮乏——阻碍符号资本的积累与转化

为便于分析，根据研究需要将报道内容归为政府举措、犯罪、心理问题、婚恋家庭、理想期望、教育问题、工作求职、经济收入和维权等9大类。据统计，在114篇报道中，九大类内容的出现频次如图2所示：

媒体报道最多的是新生代农民工的工作求职问题，其次是经济收入状况。通过媒体报道，社会大众可以了解到新生代农民工求职困难、多数从事低端工作、工资报酬低、收入来源有限。新生代农民工在职业地位上处于社会底层，其经济资本的积累低于城市主流人群。而新生代农民工文化资本积累不足，则是影响他们经济资本积累的一个重要原因：新生代农民工掌握的知识技能有限，主要为初中毕业，其次是高中和中专教育，很少获得更高学历。

媒体报道还较为集中地关注新生代农民工的理想期望和心理问题。这两个方面经常联系在一起。新生代农民工多数抱有更高的职业期望和社会地位期望，他们以城市居民为参照对象，希望能生活得更好，而不是仅仅满足温饱。有关新生代农民工犯罪的报道往往将这一对照引发的极端情绪和行为归为犯罪的基本诱因。新生代农民工还存在情感孤独问题，婚恋对象难找，社会人际关系网络封闭单一，社会资本严重匮乏，但这方面的报道出现频次最低。

综上，媒体报道呈现的新生代农民工生存状况说明：这一群体的经济、文化、社会等客观资本较匮乏，处于社会弱势地位，难以让城市主流社会认可或承认，这直接影响了其符号资本的转换与积累；新生代农民工对资本积累的高期望与实际资本的匮乏造成巨大落差，诱发了其一系列心理问题，成为一个“问题群体”，这进一步增加其“声望、名声、奉献或者荣誉的积累”难度，严重阻碍其符号资本的获取。

由于新生代农民工在经济、文化、社会等客观资本分配中处于城市社会的底层，其身份地位处于城市社会边缘，无法获得争取社会合法性权利赋予所必须的资本博弈力量。换言之，新生代农民工自身客观资本匮乏，缺少积累“声望、名声、奉献或者荣誉”的基础，难以达到城市主流认可的资本累积高度，很难获得融入城市必须的符号资本。

（二）媒体对新生代农民工的称谓：身份污名化——直接减损符号资本

称谓是社会主流对一个群体的社会地位和身份认可的符号表征，其历史变迁可以集中体现这一群体在社会场域当中所获符号资本的微妙变化。大众传媒如何称呼和命名一个群体，表面上体现了主流社会的话语表达对该群体的身份指称，背后却体现着该群体符号资本和符号权力的大小。

对农村转移到城市的劳动力的称呼，有一个历史变迁过程。上个世纪对农民工普遍带有强烈歧视性质的“盲流”等称谓，自新世纪以来已较鲜见。在当下，国家越来越重视农民工的城市融入问题，对这一群体的称呼除了“农民工”、“新生代农民工”、“流动务工人员”、“外来务工人员”等，甚至出现了“新居民”、“新市民”、“新工人”等新鲜称呼。笔者对这一群体的不同称谓在“浙江在线”和 “杭州网”上出现的频次分别进行了检索、统计，结果如下：

比较发现，在“浙江在线”和“杭州网”上，每个具体称谓出现频次不一，但各个不同称谓出现频次的差异比例大致相同。媒体对该群体的称谓，出现频次最高的是“农民工”，其次是“外来务工人员”和“新生代农民工”。 而近年来为促进农民工融入城市的新鲜称谓“新居民”、“新市民”、“新工人”也出现了一定频次，不过这些新鲜称谓出现频次远远低于“农民工”、“新生代农民工”和“外来务工人员”等称谓。

那么，现实中，新生代农民工自身是否认可那些高频次出现的称谓呢？据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中国新生代农民工发展状况及代际对比”专项课题研究调查显示：新生代农民工对“农民工”的称呼并不认同，他们对市民身份的认同远远大于对农民角色的认同。全国总工会的调查也显示：“在新生代农民工中，认为自己是‘农民’的只有32.3%，认为自己是‘工人／打工者’的占32.3%，高出传统农民工10.3个百分点”。搜狐网在线调查则发现，在3920名网友投票中，83.05%的网友认为“农民工”这一称谓带有歧视性，80.42%的网友投票赞成取消“农民工”这一称谓，理由是制度的平等首先就体现在称谓的平等。笔者对部分在杭新生代农民工及用人单位作过深度访谈，发现新生代农民工将“农民工”这一称谓普遍视为一种身份歧视，并对此抱有比较强烈的排斥感。

个案1 秦某，女，22岁，高中文化，安徽颍上县人，下沙高教园区服装店营业员：“我高中毕业就出来打工了。很多年了一直都是生活在城里的。我们很多老乡都是这样，我们户口还在老家农村，但不打算回去了。想做城里人。我们和城里的很多年轻人一样受国家教育，也都有初中、高中的文凭，为什么我们就非得被叫做农民工？”

个案2 王某，男，21岁，职高文化，河南信阳人，滨江高新技术开发区某工厂技术工人：“我爸、我叔他们都是农民工，他们那一辈人很多都是，他们没读什么书，长年在外拼老命赚钱，最大的希望就是我们这一代能够成才，不再像他们一样做农民工。我读了12年书，在职业高中学了电工技术，凭技术吃饭，这是靠自己读书读出来的。我现在还在准备自学考试。我是技术工人，还是个读书人。就是不希望自己再像老一辈一样继续当农民工。也不要叫我们什么新生代农民工！”

个案3 靳某，女，34岁，大学文化，浙江余杭人，下沙经济开发区某企业人力资源部职员：“我们厂里招的工人大多数是外地来的年轻人，文化程度初中、高中居多，农村户口占了大多数。不过我们一般都称他们工人了，没有什么农民工不农民工的这样叫他们的，他们也不喜欢这样被人叫的。反正来厂里干活的都是工人。”

实际调查表明，新生代农民工自身并不认同“农民工”这一强加的命名。污名现象的出现是社会现实与大众传媒互动的结果。人们广泛持有的共识或常识和意识形态一起决定了传媒的话语选择，传媒话语又对其具有推广、深化和改造的作用（管健、乐国安，2007）。最早提出“污名”(stigma)概念的社会学家戈夫曼(E. Goffman)认为，污名是导致社会歧视的起点，作为社会对这些个体或群体的贬低性、侮辱性的标签，必然导致社会对他们的贬低、疏远和敌视等不公正待遇（Goffman，1963：1）。“农民工”、“新生代农民工”这些污名标签，令该群体游移于明确的合法身份范畴之外，既不受原有意识形态话语之下的“工人”/“农民”话语体系的包容，也无法进入市场经济时代“市民”、“公民”等话语体系，成为新旧话语体系共同抛弃的对象。

“新生代农民工”作为一个符号带有歧视意义的原因不在于词语本身，而在于农民工群体的符号资本匮乏和符号权力不足。“农民工”这一污名标签，已经直接减损其符号资本，剥夺其身份合法性和支配社会资源的符号权力，从而进一步阻碍了他们各类客观资本的顺利获取和各类资本的增值转化。由此，他们在就业、住房、教育、社保、婚姻等许多方面遭受歧视和区别对待是必然的。新生代农民工对命名方式的抵制和反抗，体现了这一群体的身份意识觉醒以及对符号资本的渴求。

（三）媒体报道新生代农民工的叙述方式：自我表达匮乏——限制了符号资本的积极获取

“You are what you said”这一西方谚语，形象地说明人的自我表达与其身份的社会认同紧密相连。个体的自我由三个层面组成：自我展示、自我实现和自我的主动表达（斯蒂芬李特约翰，2004：197），因此，“人们为了维护自身的自主权，不仅需要对自身的行动进行解释，而且还需要对自身作出解释”（Shotter，1996: 103-134）。考察新生代农民工在大众传媒面前的自我展示和自我表达，有助于了解作为个体的新生代农民工在公众当中得到自我呈现抑或被遮蔽的程度。基于此，笔者从叙述方式和信息来源两个层面，对“浙江在线”和“杭州网”的114篇报道进行了文本叙事分析，结果如下：[2]

在“浙江在线”的62篇新闻报道中，新生代农民工作为叙述主体，通过自我陈述方式表达自身话语的文献有8篇，新生代农民工主要作为客体被他者呈现的有54篇。两种叙述方式按年份比较对照如图4所示：

在“杭州网”的52篇新闻报道中，新生代农民工作为叙述主体，通过自我陈述方式表达自身话语的文献有10篇，新生代农民工主要作为客体被他者呈现的有42篇。两种叙述方式按年份比较对照如图5所示：

通过上述比较，可以看出：媒体近年来的报道已开始逐渐重视引述新生代农民工的自我话语表达，但是，新生代农民工的自我话语表述远远弱于被他者陈述的主流叙述方式。

进一步考察媒体报道的信息来源是分析新生代农民工自我表达情况的另一路径。在114篇文献中，媒体报道的信息引述来源，排在首位的是政府部门，其次是权威专家、企业主和用人单位，最后才是农民工。按照信息源对新闻报道进行的分类，如图6所示：

媒体有关新生代农民工的报道，其主要信源本应是作为故事“主人公”的农民工自身，但实际上媒体却更倾向于政府、专家和用人单位。显然，这种现象不能简单地以新生代农民工主动运用媒体的媒介素养有待提高来解释。媒体对主流话语的遵从，决定了它的叙事模式往往更容易倾向于政府、专家和用人单位等拥有更多符号资本的社会精英群体。

然而，由于媒体的新生代农民工叙事更多采用他者陈述并以他者信源为主，削弱了新生代农民工向公众进行自我解释的自主权。新生代农民工在大众传媒中的自我呈现相当不足，其真实的面貌更易被他者的话语所遮蔽。匮乏表达的自主性，结果就是“失声”或被动的客体化呈现——作为一个被他者呈现的客体对象出现。

福柯认为“话语生产总是依照一定程序受到控制、挑选、组织和分配的”，体现的是社会权力网络的整体运作(福柯，2003: 406，417)。大众传媒是不同群体角逐符号权力最重要的话语平台，“拥有信息和话语权力的人可以单方面地生产‘普适性’意义框架，进而将其灌输给其他群体，由此形成以信息和象征系统的生产与传播为机制的身份区分逻辑”(王建民，2008)。在大众传媒的话语平台上，新生代农民工的自我呈现受到现有媒体叙事的较大限制，缺乏自主的表达权。由于经常性、普遍性地被他者陈述，其身份符号必然被他者的话语所塑造，从而难以成为自我身份建构的主体。在一定程度上，他们已然丧失了谋求身份合法性必需的符号权力。这无疑成为阻碍其获取符号资本的另一重障碍。

四、结论与建议

从上述分析可以得出结论：媒体报道中的新生代农民工客观资本严重匮乏、身份称谓污名化和自主表达权缺失等，充分说明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必需的符号资本严重不足，符号权力明显缺失。换言之，在当前大众传媒的话语生产机制中，新生代农民工难以获取融入城市必须的符号资本与符号权力。新生代农民工在融入城市过程中，所遇到的不仅仅是物质和制度层面的障碍，而且还存在着严重的“符号障碍”(格雷厄姆莫多克，2006:10)，前述弱势地位、污名称谓、非法身份、主体缺失等等都是“符号障碍”的集中体现。

较之上一代农民工，新生代在教育水平、理想追求等方面具有融入城市社会的更好基础。如何抓住这一群体的资质机遇，阻断“符号资本贫困”的代际传递，消除“符号障碍”带来的社会心理游离现象，进而帮助这一群体尽快融入城市，需要政府、社会和农民工自身等多方共同努力，而大众传媒可以作出独特贡献。大众传媒作为社会符号最重要的生产、传播和赋予者，应当为新生代农民工提供“符号救济”，消除其融入城市过程中出现的种种“符号障碍”，改变其符号资本的赤贫状态和符号权力的缺失现象。

（一）大众传媒为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提供信息平台

新生代农民工要融入城市社会，需要其自身经济、社会、文化等客观资本的不断积累。各类客观资本的提升有助于转化为符号资本并实现各类资本增值。大众传媒首先需要为新生代农民工的经济、社会和文化等客观资本的获取提供信息支持。大众传媒作为信息提供者、传播者，应当尽可能及时、有效地为新生代农民工免费提供求职、就业、培训、维权等城市工作、生活所需的各类信息，从而为新生代农民工提升经济、社会和文化资本提供直接帮助。

同时，大众传媒应进一步加大对新生代农民工的正面宣传力度，着力发挥舆论引导职能，以公众信息和社会共同认知的话语形式为该群体赢得社会公众的积极关注和认可，提升其符号资本，融洽城市与新生代农民工的关系，这有助于提升新生代农民工的身份归属感、心理安全感和情感慰藉感，推动其成为具有现代特质的城市公民。如媒体对富士康系列跳楼事件的追踪报道引发的社会公众对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的深切关爱，直接推动农民工获得“加薪”、“减压”等相关待遇。

（二）大众传媒为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正名

去除污名的过程，不单纯是改变称谓的文字修辞策略，更是新生代农民工获取符号资本、被社会赋予合法性的过程。“除非一个社会群体具有足够的资源和影响来左右公众对另一群体行动的态度，否则污名就很难消除”(管健，2006)。由于新生代农民工匮乏客观资本，没有足够的资源和影响去除污名，这就需要大力依赖符号生产者和传播者——大众传媒的符号选择，赋予被污名对象“足够的资源和影响”，“改造”社会公众对该群体的“感知与认可”。美国在20世纪80年代开始一项名为“政治正确”（political correctness）的运动，就是在社会与新闻共同推动下，去除语言中因传统承继下来的偏见，以创造一个对特定种族、宗教、性别、年龄群等社会弱势群体的中性、无歧视的传播与沟通环境。

身份合法化的指称有助提升新生代农民工的符号资本。新生代农民工已成为我国新一代城市产业劳动者的主体，他们是中国城市化与现代化建设过程中的主力军。大众传媒有责任为他们消除“农民工”这一紧箍咒的符号魔力，确立起新生代产业工人和新生代城市市民的合法形象。作为新生代农民工获取符号资本的主要外在力量，大众传媒应该承担起这一“去污名”的职责，主动对新生代农民工改用新生代产业工人、新市民、新居民等称呼。“媒体心态与城市主流社会心态之间存在相互影响，互为因果的关系”(刘力、程千，2010)，因此，大众传媒主动对新生代农民工实施“符号救济”和去污名行为，对城市主流人群接纳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也有促进作用。

（三）大众传媒为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赋予话语权

符号资本的获取离不开话语权的获取。新生代农民工要改变自身在传媒话语权角逐中的缺席状态，为自身塑造有尊严的形象与积极正面的社会声誉，必须从被动接受他者的标签转变成为主动的发言人。新生代农民工提升自身符号资本，需要借助媒体的话语赋权，站出来为自己说话，说自己的话，而不是被动的、沉默的接受社会、城市和媒体强加的符号和标签。农民工积极的自我表达（言语和行为）展现在大众传媒中，已经对这一群体的形象塑造产生了积极正面的影响。农民工周述恒撰写网络小说讲述《中国式民工》，网上点击率超过50万次，就是新一代农民工积极自我表达并向主流媒体争取话语空间的一种努力。

新生代农民工的自我形象塑造不仅需要自身积极主动的话语表达，更需要媒体的积极帮助。媒体应该在相关报道中更多地让新生代农民工自己说话，而不是过多依靠对政府部门、用人单位或专家的采访等各类他者陈述的叙事模式。媒体改变叙述方式，不仅仅是提高新闻可看性的一种叙事策略，对全面展现新生代农民工形象更有帮助。近两年来，媒体上开始出现一些深度报道，在叙事角度、叙述方式上更多从农民工自我陈述出发，农民工在报道中不仅仅作为一个记者描述下的客体，更是记者采访话筒前进行积极自我表达的主体。尽管这样的表达和报道还不够多，但这种生动的叙事形式，给读者呈现出了更为形象、鲜活、可信的新生代农民工形象。身为社会之公器的大众传媒，应该走进新生代农民工的实际工作和生活，专辟栏目、版面等为其提供更多更广阔的话语空间，有意识地塑造有尊严、有追求、劳动光荣的新生代农民工媒体形象。像《农民工我的兄弟姐妹》、《中国农民工》、《状元360》等节目，就在这方面进行了有益的探索。

个案1 贵州卫视自2007年开播的《农民工我的兄弟姐妹》、《中国农民工》电视栏目，以农民工自我讲述的第一人称叙事，展示了一个个积极向上、健康励志的农民工形象，同时还成功地推出了新时代的中国农民工群像，赢得了不俗的收视表现和社会效益。

个案2 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状元360》栏目，以弘扬“劳动最光荣”为主旨，在一期“挖掘机腾空行走比赛”节目中，来自建筑工地一线的青年农民工凭借自己高超的专业技能，在全国电视观众面前展示了平凡劳动者不平凡的一面。节目将农民工打造为一个个知识技能型的电视劳动明星，塑造了农民工身为劳动者的光荣形象。

当然，大众传媒上述作用的发挥离不开政府、社会的支持和新生代农民工自身的积极参与。比如，在政府主导下开辟专门为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服务的媒介渠道，为新生代农民工建立起更多交流、沟通的平台；建立起新生代农民工权益诉求与政府决策反馈的有效链接机制；开展新生代农民工的媒介素养教育，提高他们的媒介使用素养和媒介表达素养，等等。限于篇幅不再一一展开。

[注释]

[1]本研究系2010年度杭州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传媒助推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融入的对策研究——以杭州为例”的成果之一，课题编号：B10XW03Q。

[2]此处以是否引述农民工的话语作为主要报道依据来作为分类标准。对所检索到的新闻报道逐篇进行文本分析。凡是文章中直接引用新生代农民工自我陈述并作为其报道主要依据的文献，均列入“自我陈述”式的报道中。而主要由记者、政府部门、企业主、专家、市民等非农民工为表述主体的文献均列入“他者陈述”式的报道中。尽管定性研究的文本分析分类法不可能排除研究者的主观性，但文本的细致分析还是能够相对客观的看出农民工自我的话语表述在主流媒体中的总体呈现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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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7)

舆论监督是新闻传媒的特有品质和神圣使命，是维持社会秩序正常运转的一种社会机制，是政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新闻舆论监督是舆论监督的一种特殊形式，属于社会监督范畴，以其特有的形式而与其他监督形式迥然有别，在现代监督体系中独树一帜，新闻舆论监督“反映了大众传媒在政治发展体系中具有相对独立性和不可替代性”，①担负着极其重要的社会责任，成为颇具时代特点的文化传播现象。

舆论监督的“责权论”思考

舆论的“舆”，在古代本指车舆，即车或车厢，后由此演化为“功木之工”即制造车舆的工人，渐而演化为众人、众多的意思；“论”即议论、意见等。舆论，自古以来，有不同的称谓：春秋战国时代称做“舆诵”，隋唐时则称为“舆颂”，三国以后始作“舆论”。（舆论一词最早见于《三国志・魏・王朗传》：“……殊无人志，惧彼舆论之未畅者，并怀伊邑。”） 在传统社会里，舆论是“集木工子民之风与尚”的社会控制机制的一种表现形式，发展至今，舆论已有自己独特的内涵所指，陈力丹教授这样定义“舆论”：“舆论是公众关于现实社会以及社会中的各种现象、问题所表达的信念、态度、意见和情绪表现的总和，具有相对的一致性、强烈程度和持续性，对社会发展及有关事态的进程产生影响。”②

舆论是具有主体性的意见表达。在现代社会，舆论的本质在于反映人民群众的意见、愿望、情绪等，新闻舆论是通过新闻传播活动而表达出来的舆论。从舆论到新闻舆论，是一个质的飞跃，其传播主体亦由先前的广大民众转变为大众传媒。新闻舆论植根于社会舆论，正是这种“根植关系”决定了在“责任层面”，新闻舆论的传播主体新闻传媒要服从和服务于社会舆论的传播主体即广大人民。党报是报刊传播领域的主流媒体，以人为本，服务人民，责无旁贷。党报在舆论传播领域，应秉承革故鼎新、激浊扬清的传媒风格，客观公正地表达社会舆论，为促进社会发展而伸张正义，满足社会公众对与新闻媒介的传播期待。

媒介是社会信息资源的传播载体。传播是建立在信息之上、以信息为中心的过程。从“权力层面”上来看,媒介的“把关职能”决定了媒介在意见表达上拥有与生俱来的“传播话语权”。这种话语权逐步形成社会控制的权力关系，通过“议程设置”将分散的个人意见和观点整合为公众意识和群体意识，使社会公共行为趋于一致。

舆论监督的“守望原则”和“铜镜思想”

19世纪30年代的大众报刊的出现，标志着现代大众传播事业的诞生。西方学界对于大众传播媒介的功能早有论述：美国著名传播学家拉斯韦尔在其论文《传播在社会中的结构与功能》中曾提出了大众传播的三大功能论，后经著名传播学家赖特的补充，大众传播有了四大功能：环境监测功能、解释与规定功能、社会化功能与娱乐功能。如今，“大众传媒的四大功能学说”已经成为国际传播学界的共识。作为社会的公器的大众传媒是社会环境的监测者和守望者，是由大众传媒的信息传播这一本质特征所决定的。

与西方世界相比，中国社会中的这种守望功能似乎更早就存在了。中国古代曾有过灿烂的文明，社会的守望功能亦比较完备。例如，在政治方面我国曾有过御史制度，以其监督行政、典正法度、明察监举等，目的是防止官吏腐败影响国家安全和社会安定。与西方社会重视大众传播不同，中国社会比较重视人与人之间面对面的人际传播，重视以人为鉴。《旧唐书》就记载有“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的隽语。这其中“以古为镜”、“以人为镜”的思想对于我国新时期新闻事业特别是党报在舆论监督方面的得失分析和社会镜鉴具有积极的意义。

西学东渐，当西方传统的“守望原则”日趋为中国的新闻界所接受的时候，新时期的我们，似乎应该发掘“守望”的真实内涵和终极指向。当代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经济体制的改革和社会结构的转轨使生活节奏急速加快，人们步履匆匆地追逐着物质文明，我们不难发现，浮躁而盲目的社会心理依然存在；道德的沦落、心理的冷落依然不绝于世；政治文明与社会价值体系依然不能深入人心，“冷眼洞察社会，静观人生百态”，对于“新闻守望”，我们“守”的应该是什么，“望”的又该是什么？主流党报应给出新时期响亮的回答：“关注民生，执笔为民”。“新闻守望”：“守”的是新闻的责任和良知；“望”的是政治的开化和清明。

舆论监督的思维嬗变

我们正处在一个新思想新思潮不断涌现的时代。传统的新闻思维观念已不再适应时展对于新闻传播的新的要求。在舆论监督领域，当受众对新闻媒介上的歌功颂德式政治宣传类稿件感到索然无味、甚至厌烦时，处于传者地位的新闻从业者却惯性思维，不思变更。传者与受者的鸿沟是如此巨大，不能不说是具有中国特色的举世称奇的新闻传播现象。党报的新闻舆论监督尚待一场深层意义上的实践性变革，实现党报舆论传播的观念更新。

1.实现从“精英舆论”向“草根舆论”的转变。精英舆论就是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上都占有主流地位的一个阶层所表达的舆论，精英是相对广大的普通民众而言的少数人的群体。草根，直译于英文grass roots，这个词起源于19世纪美国淘金热时期，在那里流传这样一种说法：有些山脉土壤表层，只要有草根生长的地方，就蕴藏黄金。后来“草根”一词被引入社会学领域，被赋予了“基层民众”的含义，指同主流的精英阶层相对应的阶层。新闻舆论传播应当“弘扬人文精神，彰显平民情结，满腔热情地关注下岗职工、失地农民、贫困家庭、残疾人权、弱智儿童、流浪人员等困难群众。”③

2.实现从“功德舆论”向“民本舆论”的转变。舆论传播媒介不应只关注“到处莺歌燕舞”的“大好形势”，一味报喜、从不报忧，从而在社会危机面前缺位和失语，因为这种做法比社会危机本身更危险，只会给公众利益带来更大的损害。新闻媒介在非典这一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上的前车之覆应引以为鉴。“民本舆论”并非指眼下传播媒介热闹非凡的“民生新闻”舆论思想，关注的也不仅仅是老百姓的柴米油盐酱醋糖。“民本思想”植根于人类源远流长的人本主义，从古希腊哲学家普罗泰戈拉的思索到近代欧洲文艺复兴，从孟子的民本思想到当代中国人道主义思潮都是这种精神的彰显；从“人是万物的尺度”到“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都是其文本表现；真切关注人的生存状态，捍卫人的尊严、权利和责任，则是其在行为领域的表现形式。

时代期待着新闻日益从高阁走下，摆脱抽象空洞的政治说教，放平全知全能的高贵姿态，努力恢复新闻“社会公器”的原始本能，并忠实地履行“环境监测”和“社会守望”的职责，真正地做到贴近实际、贴近生活和贴近群众。

以民为本、饱含人文关怀的“民本新闻舆论传播”突破了传统的新闻舆论传播观念，其关于新闻终极旨归的主张正是响应了时代最新的要求，是对我国当前新闻舆论传播领域前瞻性的理论探索和实践吁求，对我国目前正在进行的新闻改革特别是党报新闻改革和传播思维的新变革不无裨益，值得探索。

注释：

①刘华蓉：《大众传媒与政治》，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11月版，第146页

②陈力丹：《舆论学――舆论导向研究》，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9年版，第1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