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保医生论文精品(七篇)

序论：写作是一种深度的自我表达。它要求我们深入探索自己的思想和情感，挖掘那些隐藏在内心深处的真相，好投稿为您带来了七篇儿保医生论文范文，愿它们成为您写作过程中的灵感催化剂，助力您的创作。

篇(1)

成功从来不是天上掉下的馅饼。刘力明和张思珍研读过许多教育书籍，并以哈佛等名校录取学生的标准来培育孩子――成绩好仅仅是第一步，更重要的是培育孩子的创造能力、领导能力、人际沟通能力……

自信和坚持，成了女儿的生命习惯

20多年前，刘力明远赴美国深造，在加州大学伯克莱分校获得博士学位。稍晚，原来在国内任厂长的妻子张思珍也到美国工作。像所有在美华裔一样，他们非常注重孩子的教育。夫妻俩认为，家教的目的不是提高孩子的分数，而是开发孩子的智力，以及培育孩子的进取心、自信心、恒心等优良品质。

他们相信古训：行千里路，读万卷书。夫妇俩利用假期与周末，带孩子走遍了美国的西部，孩子在旅游中学到许多地理知识。在美国黄石公园，看到地热和奇妙的定时喷泉，孩子好奇地刨根问底。好奇心正是创造能力的幼苗，当然要小心呵护。刘力明认真地给孩子讲解，最后不忘留下一个悬念：欲知谜底，去看某某书吧!两个女儿回到家，地理书读得亲切有味。有一段时间，电视播动画片奥特曼，两个女儿看得入迷。又喊播得太慢了，一天播五集就好啦!张思珍说，去看奥特曼的书，很快就知道全部故事了。孩子立刻直奔图书馆，在那里抱着书一坐就是一整天。夫妻俩就是这样利用一切机会，巧妙地培育孩子的阅读兴趣。而对于有阅读习惯的孩子，课本上那点儿知识，简直就是小菜一碟。

孩子最初的学习兴趣要靠家长推动。两个女儿开始学钢琴时，很反感，颖娜瞪着眼睛问妈妈：“医生是不是要给病人弹琴?”她的理想是长大当医生。张思珍说：“科学家发现音乐对治疗某些疾病有作用，你将来可以弹琴给病人听。”婷娜也问妈妈：“凭什么别的小朋友都在玩，我们要当牛做马?”张思珍说：“明明是我当牛做马培养你们成为千里马啊!”事实上，真正成为“千里马”甚至“万里马”的是刘力明夫妇――为女儿学琴，他们行程数万公里。钢琴老师的家距刘家46公里，一周一次，夫妻俩开车送两个女儿去上课，且风雨无阻地坚持了漫漫10年!张思珍在市政府的卫生部门担任领导，刘力明在制药公司搞科学研究，他们都工作繁重，但从来不误孩子学琴，雪天路滑，别的家长都打电话向老师请假，但他们不；女儿生病了，只要不发烧，也照样被送去上课。后来，钢琴老师听说刘力明的女儿考上哈佛，说这绝非偶然，有几个家长能像他们那么有毅力?

和学钢琴一样，姐妹俩学习汉语也坚持了整整10年。姐妹俩都在国外出生，学汉语在她们就像所有美国孩子一样，非常困难；而父母十年如一日，风雨无阻，每个星期天准时把姐妹俩送去华夏中文学校上课。

张思珍通过行动告诉孩子，做任何事都会遇到困难，只有有恒心、有毅力的人才可能成功。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坚持和毅力，几乎成了两个女儿的生命习惯。

美国的小学太轻松了，每天下午两点放学，就是课堂上的时间，孩子也声称“我的工作就是玩”。最让张思珍吃惊的是，小学竟连课本都没有!她找来课本自己辅导孩子。与其说这是为了让孩子多学点儿东西，不如说是为了培育孩子的自信心。学生的核心任务是学习，成绩好了，她才能自信啊!

婷娜小学二年级时，张思珍让她做小数加减。学期末，老师推荐她参加三年级的考试，按学校规定，考95分以上可以进天赋班。婷娜一举考入天赋班。老师欢喜得搂住她说：“婷娜，你真伟大!”婷娜说：“妈妈的功劳。她让我两天做完一本习题!”两个女儿先后考入天赋班。进入天赋班，孩子会得到很好的心理暗示：我是最聪明的。这对她们自信心的建立非常有益。

自信心是在反复的成功中培育出来的，而每一次失败，都是对自信指数的一种检验和考核。刘力明夫妻总能让失败的孩子重新找到自信。

有一次，婷娜参加一项科学竞赛，论文只得了四等奖。婷娜是追求完美的孩子，没拿到第一名觉得很失败。孩子越是难过的时候，越需要父母安慰和鼓励。张思珍对女儿说：“每个人一生中都要遭遇无数次失败。爱迪生够聪明了吧?他的灯泡是失败了无数次才发明出来的。能竞选美国总统的人都是杰出人物，可每次竞选，总有一方会失败。投入了那么多努力，在50个州一场一场地演讲，可最终失败了。你在电视上看到了，他们是微笑着面对失败的。失败了不可怕，可怕的是被失败打得趴下!”

两个女儿经常参加各种学习竞赛，刘力明夫妇总是对女儿说，大胆地去尝试，成功了固然好，失败了也不损失什么，反而提高了承受挫折的能力。

因为父母允许失败，所以两个女儿从不惧怕失败。姐妹俩的人生信条是：“抓住一切机会去尝试，失败了没关系，下一次机会来了再抓住!”

桂冠当然只属于那些不怕失败、有勇气参赛的人。婷娜和颖娜在高中时获了无数奖。婷娜除获英特尔科学竞赛半决赛奖，还获全美青年流行病学者竞赛决赛奖，又获美国国家杰出才能奖学金……共计33项奖；颖娜共计获18项奖，包括英特尔科学竞赛半决赛奖等等。

情商比智商更重要，培育富有领导力的女儿

刘力明刚到美国时，对美国人与人交流的能力印象深刻。开大会时，几百人的场合，一个普通员工可以站起来发言，侃侃而谈，像跟家人说话一样从容、自然。他觉得非常震撼。而来自中国的科研人员，很多都是精英中的精英，可不少都是敏于行讷于言，就因为不能有效地与人交流，很难进入领导阶层。因了老一代移民的这份集体痛楚，他们夫妇非常注重培育女儿与人交流的能力。

假日开家庭派对，有很多夫妇带着孩子来刘家，他们就把接待小朋友的任务交给两个女儿，要求她们组织小朋友游戏，还要让小朋友吃饱喝足。一旦小朋友有什么问题，女儿要自己解决。派对结束后，两个女儿争着向爸爸妈妈报告，谁把谁打哭了，谁抢了谁的玩具，她们又是通过什么措施把哭的孩子逗笑了等等。妈妈边听边点评，这样就提高了孩子待人接物的能力。

饭桌上，张思珍常向女儿传授与人沟通的技巧。婷娜升学时遇到了一点问题，升学指导老师又极忙，张思珍就跟女儿讨论用什么沟通技巧，才能让百忙中的老师重视她反映的问题。正因为时时注重沟通的技巧，女儿被人

拒绝时，从不抱怨对方。一次，婷娜申请加入一个俱乐部未获批准，她对妈妈说：“可能跟他们没沟通好，所用的方法没有充分展示出我的长处。有机会再去与他们沟通。”

口才好才能与人有效地交流。一次，在父母的鼓励下，婷娜参加“青年政府(JSA)”组织的演讲竞赛，题目是《阿拉斯加的石油该不该开采》。她在家里预演讲了好几次，每一次爸爸妈妈都认真提意见：“太快了!”“表情不够丰富!”婷娜演讲获奖了，他们跟女儿一样激动。

刘力明和张思珍鼓励两个女儿参加各种组织活动。有两年的时间，婷娜担任JSA东北州的发展部部长和她所在的高中JSA俱乐部的副总裁。JSA是让中学生来模拟政府运作、学习辩论技巧、锻炼他们领导才干的一个组织。JSA也要通过演讲竞选，角逐“州长”、“副州长”、“市长”等职位。作为发展部部长，婷娜负责在各中学发展分部，并为分部从学校那里争取到财政支持出谋划策，父母常常为她的“出谋划策”出谋划策。

颖娜是“青年政府”东北州州刊总编，还担任青年美华协会总裁等职务。妈妈给她指导时，颖娜总是神气地说：“没这点本领，我还做什么CEO?”

刘力明夫妇常常鼓励姐妹俩对社区献爱心、作贡献。婷娜不仅给犹太邻居的孩子义务做过家教，还义务做过州议员的秘书。有一天，婷娜在州议员发给居民的简报中读到一则招收实习生的启事，就打电话给州议员的秘书，约好了面试时间。婷娜顺利通过面试关，成了州议员的实习秘书。那一年她14岁。每个星期三下午，她到州议员办公室上班，把州议员收到的信件分类，有关学校的、环保的、地税的等等，还接待来访市民。

他们还鼓励女儿打工。颖娜对网页设计无师自通后，除了给任职的机构义务设计网页，还开始在自己建立的网站上发广告，招揽设计网页的生意。广告一出，竟钓来一条“大鱼”――一所大学的教务长请她设计网页。第一次做生意，颖娜并无怯意，老到地跟教务长讨价还价。网页制作好了，教务长惊喜至极，说太有创意了!真是物有所值!再给你推荐一个客户!颖娜的客户就像滚雪球一样，越来越多……

婷娜则在一家补习学校担任英语和数学老师，暑假一周有三天的课程，平时一周一天。在美国，再富足的家庭也要孩子打工，学生也都以花自己挣的钱为荣。哈佛大学明确规定，5万美元学费中的3000美元是要学生自己付的。哈佛招生时，很看重学生是否有被雇佣的经历，因为工作经历可以考察学生是否有工作技术、有责任感，以及是否有融入社会的能力。

通过长时间的磨炼，与各阶层的人――上至名流下至蓝领――进行有效沟通，成了姐妹俩的强项。

升入大学后，婷娜对金融产生了兴趣，但一时不能确定要不要学金融。于是事业指导老师给了她一长串的名单，都是在华尔街的证券公司或银行工作的、有成就的哈佛校友以及他们的电话和电邮地址。老师说：“跟不同的人交谈，你就了解金融专业了，就能确定它是否是你的最爱。”

婷娜发电邮与13位校友约了面谈时间，于2008年4月的春假坐火车前往纽约。三天时间里，她一一拜访校友，校友们十分热情。在一家股票交易大厅，一位经理校友滔滔不绝地向婷娜讲着股票、次债危机等，因为有下属不停地向他请示工作，他只得也不停地对婷娜说：“等我一分钟，就一分钟!”

这个彬彬有礼、落落大方的大一学生，受到校友的喜爱。这些华尔街金融界的精英人物放下手头繁忙的工作，耐心回答她的提问，还请她吃饭。有的校友还主动地提出要帮她寻找实习机会，有的表示愿意当她的事业指导老师。

2006年和2007年，姐妹俩先后荣获美华协会颁发的“高中生杰出领导才能奖”。刘力明夫妇出席颁奖大会时，很多家长们围住问他们：“一年才有一个人得奖，怎么年年都是你的女儿?怎么教育的啊?”“你看颖娜领奖时讲话，面对三四百人，落落大方、笑眯眯的，也不用讲稿，还讲得生动精彩。口才怎么那么好啊?”此时，真是做父母最幸福的时刻!

哈佛看重创造力，分数只是第一步

刘力明夫妇都没有在美国接受高中教育，不了解美国申请大学的过程和要求，为了两个女儿能顺利升学，他们阅读了许多资料，哈佛和其他顶尖大学来学区做招生宣传时，也去认真听讲座，从而明白了入学考试分数仅是敲门砖，只是第一步，哈佛不会完全凭分数来决定是否录取一个学生。达到分数线，这条“鱼”才能进他们的大池子，哈佛要通过审查每个申请者的高中总成绩和课程的难易程度、课外活动及其成就、领导能力、社区义务服务等等，对池子里的“鱼”．一条一条认真遴选，这条“鱼”有创造性思维，那条“鱼”有领导能力，这条“鱼”在某一学科有发展潜力，那条“鱼”有爱心……最后只有百分之七到百分之九的申请者能成为哈佛学生。

研究透了哈佛的招生标准后，父母和两个女儿一块踏上奔往哈佛的征途。

成绩好是进入哈佛的第一步。高中成绩的排名很重要。在美国，分数是学生的隐私，老师发试卷时都是卷面朝下，班里的排名更是绝对隐私。到了高四申请大学时，升学指导员才悄悄告诉婷娜：“你是第一名，保密啊!”而颖娜是第二名。有个性的颖娜对于分数持一种淡然的态度，她说，考第一名不是不可以，问题是要多花30％的精力，她更愿意用这些时间设计网页。

至于美国大学入学考试(SAT―I)，满分2400分，婷娜考了2370分!而在满分为240分的美国大学入学考试预考(PSAT)中，婷娜考得238分，获得美国国家奖学金。颖娜则在满分为36分的ACT美国大学入学考试中考得34分。

分数只能说明学生掌握了知识，并不能说明他有好的思维方式或创造力。哈佛欣赏分数高而且有创造力的学生，而不是纯粹看学生的分数。

姐妹俩就读的高中非常注重培育学生的创造性思维，学校拥有整个威郡地区最强的科学研究项目。婷娜和颖娜在高一时都申请并被选中参与科学研究项目，每两周至少要花13个小时做科学研究，她们坚持了整整三年，姐妹俩竟然都获得了全美英特尔科学竞赛半决赛奖!要知道，由英特尔公司赞助、久负盛名的英特尔科学奖，是美国公认的“青年诺贝尔奖”，历年60多位冠军得主中，有六人获诺贝尔奖。因此，对获得英特尔科学奖的学生，哈佛都会另眼相看。

婷娜的获奖论文是《父母近视以及与视力有关的行为对近视眼形成的影响》。为了这篇论文，婷娜向中学生发出了800多份问卷，但第一次只收回了100多份。像每次女儿遇到困难一样，父母不会简单地替她解决问题，而是启发她说：“想想收不回来的原因。”婷娜分析说，问卷内容多，且要求父母和孩子都填写，他们不愿意义务劳动。爸爸说，那就想办法让他们愿意劳动。几天后，他们到女儿学校开家长会时，发现走廊贴满了婷娜写的广告，女儿承诺说，只要你把问卷在某日前交给刘婷娜，我就让老师奖励你额外分；还有机会抽奖，奖品是50美元购物券。此外，婷娜还抱着一大罐幸运饼

干四处奖励交回问卷的同学……

功夫不负有心人，最后收回了有效问卷289份。婷娜以此为资料完成了论文。她在研究中发现，父母近视、过多的与近距离视力有关的行为以及过少的与远距离视力有关的行为，是导致近视眼形成的三大危险因素。具备这三大危险因素的小孩属于近视高危人群。对这一高危人群采用保护眼睛的行为治疗，如增加与远距离视力有关的行为，减少与近距离视力有关的行为，效果可能会最为显著。

论文最终获得英特尔科学竞赛半决赛奖和全美青年流行病学者竞赛决赛奖，同时还参与英特尔世界科学与工程竞赛，获得了行为与社会科学领域的第二名，为此，麻省理工学院以“Tina Liu”的名字为一颗宇宙小行星(No．23071)命名。当希拉里得知她获奖时，还特意写来贺信。亲爱的婷娜：

你能在英特尔科学竞赛中进入半决赛，这证明了你的努力和认真。我希望这意味着你将会在今后光明未来中不断地获得成功和幸福。

你忠诚的希拉里・克林顿

2007年1月26日

颖娜的获奖论文是《一种既有效又环保的治蚊方法》。小姑娘以前连蚊子、蜜蜂都分不清，4岁那年回中国，看见蚊子以为是蜜蜂，对舅舅说，小蜜蜂又咬我了!

偶然得知每年有7亿人因蚊虫生病，其中数百万人死亡，颖娜开始满脑子想的都是蚊子：嗯，怎样才能消灭蚊子呢?与其消灭在空中飞的蚊子，不如杀死它的幼虫容易；蚊子在水里产卵，虽然在所有的水面治蚊理论上可行，但实际上劳民伤财，不如“诱而杀”：吸引蚊子来指定的地点产卵，然后杀死蚊子的幼虫。

小姑娘决心找出一种家家户户都能使用的、环保的、非常有效的灭蚊方法。足足几个月的时间，颖娜在家里后院鼓捣十几个盆子，它们一溜排开，有两个分别放了清洁的水和脏水，余下的盆子，积水里加了树枝或草，也有的是石头或沙子……

实验结果表明，盆中插有枯干小树枝的积水，吸引了绝对数量最多的蚊子前来产卵，是蚊子产卵的首选地点。接着，小姑娘又在不同的积水盆子里添加各种类型的洗涤剂，有的是洗衣用的，有的是洗手用的，还有的是洗碗用的……再试验每一种洗涤剂的哪一种浓度杀蚊子的幼虫最有效。实验表明，低浓度的家用液体洗碗剂最有效，几乎杀死了积水中的所有幼虫；进一步的实验表明，洗碗剂不是通过毒性杀死幼虫的，而是通过改变水分子的张力导致蚊子幼虫不能悬在水面呼吸而最终淹死的。而且，一次添加的低浓度洗碗剂的杀蚊效用可以维持长达数周时间。

颖娜的论文获得英特尔科学竞赛半决赛奖后，《世界日报》对她进行了报道。身为科学家的父亲，看了两个女儿的论文也感叹：“我上大学时的水平都不及我现在读中学的女儿!”。

经过几年高中的努力和大学入学考试，姐妹俩一路突飞猛进终于到了面试阶段。

哈佛的面试一般是由校友来执行。婷娜考入哈佛的那一年，也就是2007年，哈佛面试了2．2万余名学生，最后录取的只有2030人。而颖娜2008年考入哈佛时，有27000多名学生申请，录取率只有7％，创历年最低。

执行面试的校友和17岁的婷娜聊得十分投缘。通常面试时间是半小时，但她和婷娜聊了一个半小时。面试的校友最后说：“你非常优秀，我对你印象很深刻。”这等于明明白白地告诉婷娜，你的面试过关了。

篇(2)

一、城市社区医院的功能构成

我国城市社区医院从1997年开始试点，发展到今天已经覆盖到全国各个省、市、自治区，地级市覆盖率达到90%以上。对于社区医院的定位和功能，我们从模糊到逐渐清晰。根据卫生部的《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建设标准（2008讨论稿）》，城市社区医院的基本服务内容包括“预防、保健、医疗、康复教育、计划生育”等。在内部结构上，围绕社区卫生服务的需求，形成“医防相结合、条块相结合、团队相结合、医院内外服务相结合”的格局，主要分为医疗康复、预防保健、医技部和后勤办公等功能。其中，医疗康复功能主要包括门、急诊和康复医疗、日间观察病房，主要职能是诊治常见病、多发病，失能老人和残疾人康复医疗，老年人护理和临终关怀，安宁护理。预防保健功能主要包括计划免疫、生命统计、健康教育、妇幼保健等，主要职能是负责辖区内各类卫生防疫、妇幼保健、精神卫生、慢性病防治、伤残康复和计划生育技术指导。医技部分主要指放射用房、B超、心电、化验等，主要为各临床医疗提供诊疗依据，或配合治疗，直接或间接为门诊、急诊提供技术服务。后勤办公主要负责后勤工作，包括物资和财务管理，负责中心内外联系协调，档案统计与下属社区卫生站管理工作。

新江湾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在功能构成上，除了社区卫生服务的基本功能外，又根据所服务区域的特点和未来发展要求，增加了高端体检功能，主要包括体检中心以及配套的服务设施和体检病房等。

二、城市社区医院的设计理念

城市社区医院首先应立足于社区，从城市、医院和建筑各个层面加以把握，使设计既能满足医院对规模和功能的需求，又能优化资源，保证功能的合理性、流程的体系化和资源的共享性。同时，城市社区医院也应以人为本，通过设计合理的平面布局，创造宜人的环境氛围，体现对患者的人文关怀。

（一）流线组织与功能配置

组织合理的流线和配置稳定的功能是本方案设计的重点。城市社区医院的各部分功能既相互分离，又相互联系，为确保流线便捷，体系稳定，效率更高，在医疗流程布局上，设计遵循以下几个原则：

1.流线分离

城市社区医院的主要流线分为人流和物流，按照洁净程度又可分为洁、污流线，设计要求各种流线相互分离。首先，总平面的出入口分别设置了体检人员（出入口3）和各类诊疗患者（出入口1）使用的出入口，保障健康人群和非健康人群相互分离；同时，独立设置污物出口（出入口2），使院区产生的废弃物流线与其他流线分离，避免交叉。

其次，将人流流线进行分类设计，主要分为普通门诊流线、儿保流线、妇保流线、感染科门诊流线以及体检流线等，在流线的起始点进行分类分离，分别设置各类独立的出入口，避免不必要的交叉干扰。

最后，对于独立的感染科门诊来说，按区域划分为污染区、半污染区和清洁区三区，三区分区明确，避免交叉。在流线的设置上，把医生专用通道和患者通道加以分离，同时强化医护人员的卫生通过，以便保护医护人员的健康安全，减少院内感染的几率。

2.区域稳定

医疗功能的稳定，可以使各类人群的使用空间明确，以便形成良好的医疗秩序。对于社区卫生医院来说，首先要合理地布置门诊、检查、保健、预防等功能，把相关的功能集中布置，使服务半径更加合理化。新江湾城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以医疗功能为单位划分楼层分区，底层设置挂号、收费、药房、全科门诊、感染科门诊以及门诊和体检公用的B超、心电、X光；二层设置儿保、妇保、康复教育以及门诊和体检公用的五官科等功能；三层设置行政办公和体检配套的设施；四层、五层主要为体检区域。楼层功能分区明确，避免了人流交叉，创造出清晰高效的内部医疗环境。

3.资源共享

在医疗流程设计中，考虑部分门诊、体检都会用到医技资源，将医技用房进行共享，一方面可以最大限度地集约化资源，另一方面又可以有效缩短医疗流程，实现医疗功能运行的高效化。医技资源的共享主要体现在门诊和体检区域之间，设计了共用功能模块，主要为B超、心电、X光、五官科、口腔科，供门诊患者和体检人员使用。

（二）流程布局与人文关怀

社区医院主要服务的对象为该区域的老人、儿童和妇女，所以在医疗流程布局和空间的设计上，首先要分析患者的行为和心理，一方面要注重流程的合理性，另一方面要为患者和医护人员营造亲切宜人的医疗空间，让患者在心理上得到安慰，消除紧张的心理。具体到建筑设计方面，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优化医疗流程

使患者的流线变得清晰，降低交叉感染的几率，进一步方便了患者的就诊流程。首先，在管理机制上，可以在社区医院挂号、收费、门诊、检查、取药的流程中，采用类似“一卡通”服务流程和智能型“医生工作站”的有效机制，将患者的就诊、检查和等候的时间降至最少。其次，在流程布局上，采取分区、共享的模式，既分散人流，又可以提供高效的专科化服务。

2.营造宜人空间

为患者和医护人员营造宜人的医疗空间，创造优美的医疗环境，是“以人为本”最直接的设计体现。社区医院主要服务对象为老人、孩子、妇女和体检人员，为这些人群提供高品质的空间环境，是本方案的设计重点。在空间营造上，借助自然采光、人工照明、文字、色彩、配合绿化的植栽景观，设置舒适的家具，提供轻松的背景音乐、区划亲切尺度的候诊空间，来创造人性化空间。一方面缩短了患者从家庭到社区中心的心理距离和适应过程，另一方面也使前来体检的人员进行了一次短暂的“假期式的体检”。

3.空间的识别性

社区卫生中心中各功能空间的设置应具有高度的可识别性，以减少患者盲目的流动和由此产生的焦躁情绪。因此要根据使用者的动线规划便捷、清晰的标识系统，以便缩短步行距离，为患者提供方便。

三、结束语

城市社区医院将是未来医疗服务设施的一种重要的形式，它有着不同于诊所与中心医院的基本功能要求，建筑师不仅要满足其功能和技术的诸多问题，更重要的是要提供一个“以健康为中心”的人性化的社区卫生服务空间。 （编辑 吕志新）

参考文献

［1］杨红阳.北京市社区医院建筑设计研究 ［D］.北京：北京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9 ：31-35

篇(3)

过高的水温被视为食管癌的危险因素之一。国外科研人员对确诊食管癌的300名患者与571名健康人进行研究后发现，经常喝65-69℃热饮的人，与喝65℃以下热饮的人相比，患肿瘤的风险高出1倍，而常喝70℃以上热饮的人，患病风险高出了8倍。专家认为，滚烫的液体会损害消化道上皮组织，容易诱发癌症，人们用沸水泡茶或其他饮料时，至少应等4分钟以上，待温度适宜后再饮用。

好习惯预防障碍

如何通过生活行为的改变，预防障碍7专家提出了8个关键措施：①戒烟戒酒。烟酒可能麻痹中枢神经，减缓对外界刺激的反应；②坚持运动。慢跑、散步都是不错的选择：③饮食平衡。健康的饮食习惯可以改善血管状况：④控制血压。高血压和动脉硬化对功能和性反应有很大影响；⑤慎重用药。不少药物，如抗抑郁药、利尿剂等，会影响人们的；⑥保持充足睡眠；⑦心理健康。精神创伤也会导致障碍；⑧经常评估两性关系。建议夫妻双方多些情感交流，重温爱情的甜美。

“三手烟”危害健康

在密闭室内吸烟，即使“二手烟”的烟雾已经散去，仍有相当一部分可吸入的细微颗粒沾染在吸烟者的衣服、头发和家具、沙发上，这些包括铅和砷等有害物质在内的残留物，被称为“三手烟”。专家提醒，儿童行为活跃，容易接触这些有害物质。儿童抵抗能力远比成人低，更易受“三手烟”危害，诱发神经系统，呼吸系统等问题。许多吸烟者认为，只要吸烟后开窗通风，就不会影响家人健康，这样的错误观念亟待纠正。

数

九成家庭夏季甲醛超标

上海市环保协会公布了两年来2057户家庭空气质量的检测结果，数据表明，夏季已成为甲醛挥发的高危期，有高达91.2％的家庭甲醛超标，而高达79.3％的家庭空气中总挥发性有机物超标。在超标的家庭中，许多都存在添置新家具后没有及时进行检测和处理，引起污染叠加的情况。专家指出，气温越高，气体挥发就越厉害。不少家庭由于不了解夏季污染物的挥发特性，长时间关闭门窗，使用空调制冷，更容易将有害物质留在室内。为改善空气质量，维护健康，应多开门窗，加强通风，并定期做空气质量检测。

儿童看电视：每天勿超2小时

美国科研人员对2702个家庭的孩子进行研究后发现，如果孩子在5岁前每天看电视超过2小时，长大后出现性格孤僻，言行粗鲁，攻击性强、难与他人合作等行为问题的风险会增加1倍多。不仅影响儿童参加社交活动，久而久之，孩子缺乏与他人打交道的经验，解决问题的能力也随之降低。研究人员建议，父母应对孩子看电视的行为进行干预和指导，选择有益的节目，并控制时间。

溶栓最佳时机：发病3小时内

及时采取药物溶栓治疗，能重新畅通阻塞的血管，降低脑梗死的死亡率。溶栓最佳时间为发病后3小时内，否则脑组织就会缺血，出现面瘫、失语、肢体偏瘫等症状。专家指出，中国目前只有1.6％的脑梗死患者在发病后被及时送往医院，而43％的患者及家属不知道具体发病时间。专家提醒，对符合溶栓条件的患者，治疗越早，预后越好，在紧急关头，家属应充分相信医生，别错过治疗的最佳时机。

动

太极拳改善中风患者平衡能力

研究人员招募了136个有中风病史的志愿者，分为两组，一组进行普通锻炼，另一组教授改良后更缓和的太极拳，结果发现，打太极拳能使中风患者平衡能力得到明显改善。专家表示，太极拳的好处在于，一旦掌握了方法，患者就可以在家庭、社区中自行锻炼。患者应持之以恒，对维护身体健康很有益处。

病

中青年大肠癌发病率攀升

近年来，我国大肠癌发病率的上升速度接近5％，远远超过2％的国际平均水平。每年新发大肠癌患者高达40万，不少都是30～40岁的中青年人，且男性多于女性。专家指出，长期高蛋白质，高脂肪、低纤维素的饮食习惯，经常食用油炸、腌制食物，以及缺乏体育锻炼都可能增加大肠癌的发病风险。大肠癌早发现，早治疗，对患者来说至关重要，一旦出现便血、大便形状和习惯等改变，都应该加以警惕，及时到医院就诊。

慢性肾病知晓率低

调查数据表明，我国慢性肾脏病患病率和死亡率都非常高，全国慢性肾脏病患病率接近10％，40岁以上人群患病率高达18.7％。专家指出，大众对慢性肾脏病的知晓率不足10％，很多患者的肾功能在不知不觉中逐步恶化，待到就医时已是晚期。对中老年人来说，在体检时别忘进行尿蛋白，血肌酐等肾功能检测，对有数年高血压病史的患者，更应定期检查肾功能。

警惕耐多药结核病

世界卫生组织称，在全球范围内，每年新增耐多药结核病患者估计超过50万人，但被检测出来的仅有不到5％，获得规范治疗的则不到3％。专家指出，如果结核菌同时对异烟肼和利福平产生抗药性，就被认为是耐多药结核，通常继发于那些没有完成彻底治疗的结核病患者。抗结核药物副作用大，对肝脏有一定损伤，在6个月的治疗时间里，患者没有医生监督，有时会忘记服药。此外，不规律服药或治疗时间不够等因素，都会导致耐药结核菌的产生，这应当引起人们的警醒。

器

个人紫外线监测表

夏日里，爱美的女性喜欢涂抹防晒霜以保护皮肤，问题是，很多人常常忘记补妆，效果大打折扣。为解决这个问题，美国开发出一种个人紫外线监测表。在初始程序中，只要设定好个人的皮肤类型和使用防晒霜的防晒指数(sPF值)，这个聪明的小装置就会根据当时的紫外线强度，提醒你什么时候皮肤已经过度暴露于阳光下，该补妆了。同时，这个小装置还可以当作手表，售价为29.95美元。

便携式肌肉刺激仪

在骨折部位愈合过程中，肌肉由于缺乏锻炼，经常出现萎缩现象，这一直是令医生和患者头痛的问题。国外一家公司研制出利用微电流刺激肌肉的仪器，通过与皮肤特定部位接触的电极贴片，有规律地释放可耐受电流，使肌肉在刺激、休息，再刺激的过程中，得到锻炼。该仪器方便携带，还解决了人体汗液对电极贴片的影响。配合医生的康复指导，可使肌肉保持强健。

肝脏扫描仪

如果人们想知道，自己的肝脏是否因为饮酒过度等问题造成损伤，往往需接受肝脏活组织切片检查，十分痛苦。现在，法国研发出的这种医疗器械，可以在5分钟内扫描出肝脏是否健康。研究显示，随着受损肝脏慢慢变硬，弹性会越来越差，而这种被称作“瞬时弹性成像”的仪器，可通过外接探头直接与皮肤接触，利用超声波测量肝脏弹性，帮助医生诊断病情。

药

头孢哌酮钠舒巴坦钠／清开灵注射剂

国家药监局通报称，公众应警惕注射用头孢哌酮钠舒巴坦钠和清开灵注射剂诱发的不良反应。前者是第三代头孢菌素类抗生素，由于价格不高，疗效较好，应用非常广泛。后者是中药复方制剂，具有清热解毒、化痰通络、醒神开窍等功效。据不良反应监测中心的数据显示，两者出现全身性损害、呼吸损害等问题日渐增多。专家指出，无论使用何种药物，一旦出现颤抖、头晕，发热发冷、心跳加快、呼吸急促等异常现象，都应立即停用，并及时报告医生，将风险降到最低。

是优秀的科学家也是杰出的管理者

曾溢滔是一位优秀的科学家,也是一位杰出的管理人才。他始终信奉一句名言:整体大于部分之和。作为一所之长,他善于优势组合,用人之长,他要的是1+1>2的效果!他不搞论资排辈,而是量才用人,时不以学历排先后,而是贡献大者为先,培养出了一批业务骨干。他们用自己的无形资产去争取国外的有形资金,以此发展自己的学科,建立一流的实验室,造就一流的科学家,诞生一流的科研成果。

30多年来,研究所科研工作硕果累累,并实现了部分科研成果的转化。为了加速高新技术的产业化,20世纪90年代初,曾溢滔就理智地提出走“科农结合、国家集体联营”的发展思路,首先在奉贤建立了高新技术企业,后来又在松江建起占地200亩的现代化产学研基地。目前,优质良种奶牛胚胎已批量生产,还诞生了多种转基因克隆牛,为实现“动物药厂”迈出了坚实的一步。

“假如我是他”的思维法宝

曾溢滔自幼就有勤奋读书的习惯。在书海的畅游中,聪慧的曾溢滔逐步养成了一种独特的思维习惯和读书方式,那就是“假如我是他”。他读文章,从不盲目跟着作者的思路走,不轻易去接受作者的结论,而是边读边想:假如我是作者,我会怎样想,如何写,做出什么结论。读科研论文时,他通常也是先看材料和方法部分,再看结果,但不急于阅读其讨论部分,而是仔细思考:用该论文的材料和方法,能否获得该文的结果,该如何讨论这些结果。然后阅读讨论部分,并与自己的想法进行比较、分析。

“假如我是他”既是一种思维换位艺术,也是一种不断进取,挑战自我的动力。每一次思维换位都让曾溢滔多一份收益,每一次深入思考也往往激发起他的创新灵感。他想得早一些,想得多一些,想得远一些,因而常能预见困难并尽早想方设法予以避免或克服。

篇(4)

求学生涯

程开甲的祖父程敬斋是丝绸之乡吴江远近闻名的成功商人，他对子孙的最大期待是走科举功名之路。谁料想惟一的儿子程侍彤连秀才也没有考上，祖父遂将希望寄托到孙子身上，连名字“开甲”都预想好了：开，就是开转；甲，就是第一名。不承想儿子连生了6个女儿，几乎到了绝望的时候，程侍彤又娶了南浔镇上潦倒书生的女儿董云峰，她不久就怀孕了。可是程敬斋老先生却等不到新儿媳临盆的那天了，一场疾病夺去了他的生命。就在他去世第二天，董云峰生下一个男孩。祖父一死，这个家庭衰落了。又过了7年，程侍彤也去世了。董云峰地位卑微，两年后她再也忍受不了，离家出走了。

母亲走后，8岁的程开甲像一匹小野马独来独往，家里将他送到私立小学，课上课下他都玩得不亦乐乎，好不容易升到二年级，竟连续留级三年。有一次他甚至拿了钱一个人跑到上海疯玩到花光最后一分钱，露宿街头，最后被家里人接回了老家。等待他的是在列祖列宗的灵牌前，大妈用木棍狠狠地教训了他一顿。大妈自此觉得不能让程开甲再这样放任自流下去，担当起做母亲的责任。

或许正是这破天荒的一顿痛打惊醒了梦中人，程开甲开始发愤读书。从淘沙弄小学毕业后，他于1931年考入浙江嘉兴秀州中学。程开甲来到秀中后，受教于中国近代教育史上十分出色的教育家顾惠人校长，从此开始了程开甲的学习道路。在秀州中学，程开甲读了伽利略、牛顿、爱因斯坦、巴斯德、居里夫人、詹天佑等名人的传记。科学家追求真理、热爱祖国的精神深深打动了程开甲。他处处以科学家为榜样，在学习上刻苦钻研，肯动脑筋，学习成绩始终名列前茅。秀州中学的6年为程开甲打下了坚实基础，这所教会学校培养了包括陈省身、李政道在内的10位院士，在此他接受了6年具有“中西合璧”特色的基础教育和创新思维训练。初二时，他要“发明”水循环驱动的大船，想法幼稚，但姚广钧老师还是要他再多动动脑筋，精心呵护他敢于想象、敢于“发明”的童心。

1937年，程开甲以优异成绩考取浙江大学物理系“公费生”。在这所被英国著名学者李约瑟博士誉为“东方剑桥”的大学里，他接受了束星北、王淦昌、陈建功和苏步青等大师严格的学习和科学精神训练。大三时，程开甲听陈建功教授的复变数函数论课后，敢于挑战难题，撰写了论文《根据黎曼基本定理推导保角变换面积的极小值》，得到陈建功和苏步青赏识，并推荐给英国数学家Tischmash教授发表，之后文章被苏联斯米尔诺夫的《高等数学教程》全文引用。

1946年，经李约瑟推荐，程开甲获得英国文化委员会奖学金，来到爱丁堡大学，成为被称为“物理学家中的物理学家”M.玻恩教授的学生。

在玻恩那里，他选择超导理论研究作为主攻方向，在导师的指导下，先后在英国的《自然》、法国的《物理与镭》和苏联的学术杂志上发表了5篇有份量的超导论文，并于1948年与导师共同提出超导“双带模型”。

从秀州中学、浙江大学到爱丁堡大学，程开甲在开明开放的教育环境中，在名师名校的教育熏陶下，积淀了日后成为科学大家的深厚底蕴。

1948年秋，程开甲获哲学博士学位，任英国皇家化学工业研究所研究员。当听到击败阻挠的英国“紫石英”号军舰时，程开甲婉谢导师和朋友好意，购买了建设祖国所需的书籍，整理好行装，于1950年8月回到浙江大学物理系。

“隐身”报国

回国后，程开甲先在母校浙江大学任教，担任物理系副教授。1952年院校调整，他从浙江大学调到南京大学。当时，中国学习苏联的建国经验，优先发展重工业。物理系确定开展金属物理研究和筹建专门化，任务交给了施士元和程开甲两人。

1950至1960年间，程开甲先后发表了《内耗热力学研究》等10余篇内耗研究论文，开创了国内系统的热力学内耗理论研究。他提出了普适线型内耗理论，对内耗研究具有普遍指导意义。同时他还出版了我国第一部《固体物理学》教科书。

1958年至1960年，程开甲根据组织的安排，再次和施士元教授一起创建南京大学核物理专业。同时，参与江苏省原子能研究所的筹建。他们自己动手，研制成功了一台双聚焦β谱仪，测得了元素的衰变曲线，这是南京大学第一台核物理实验仪器。不久，他们又完成南京大学第一台直线加速器，为南京大学核物理发展打下了基础。

1960年，一纸命令将程开甲调入北京，加入到我国核武器研究的队伍。从此，他隐姓埋名，在学术界销声匿迹二十多年。

原子弹研制初期，程开甲被任命为核武器研究所副所长，分管材料状态方程的理论研究和爆轰物理研究，为原子弹的研制作出了贡献。他第一个采用合理的TFD模型估算出原子弹爆炸时弹心的压力和温度，为原子弹的总体力学计算提供了依据。负责原子弹结构设计的郭永怀拿到结果，高兴地说：“老程，你的高压状态方程可帮我们解决了一个大难题。”

1962年上半年，我国原子弹的研制工作闯过无数技术难关，露出了希望的曙光。中央适时作出争取在1964年、最迟在1965年上半年爆炸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的“两年规划”。为加快进程，钱三强等二机部领导决定，另外组织队伍，进行核试验准备和技术攻关，组建核武器试验研究所。经钱三强推荐，程开甲成为我国核试验技术的总负责人，担任核武器试验研究所副所长。44岁的程开甲穿上军装，成为一名军人。从此，他将全部精力投身到中国核武器试验事业。

从1963年第一次踏入号称“死亡之海”的罗布泊，到最后回到北京定居，程开甲在茫茫戈壁工作、生活了20多年，历任核武器试验研究所副所长、所长、核试验基地副司令，兼任核武器研究所副所长，后来，核武器研究所改为研究院，他任副院长，直至1977年。

20多年里，作为我国核试验技术的总负责人，程开甲成功地参与主持决策了包括我国第一颗原子弹、氢弹、增强型原子弹、两弹结合以及地面、首次空投、首次地下平洞和首次竖井试验在内的多种试验方式三十多次核试验任务，而且带领科技人员建立发展了我国的核爆炸理论，系统阐明了大气层核爆炸和地下核爆炸过程的物理现象及其产生、发展规律，并在历次核试验中不断验证完善，成为我国核试验总体设计、安全论证、测试诊断和效应研究的重要依据。

愧对妻子

程开甲发自内心地说：“我所做出的每一份成绩都有耀珊的一半功劳，而我却没有能为她做什么。”

高耀珊16岁那年与程开甲订婚，1941年结婚。高耀珊与程开甲的结合，虽然是父母包办，但还有自己的主见和选择。程开甲因为工作关系，无法顾及家庭，在家基本上就是个“甩手掌柜”，照顾5个儿女的重担都落到了高耀珊的肩膀上。

当时搞原子弹是国家最高机密，对于程开甲他们来说就意味着与外界断绝联系，每个人要严格遵从“上不告父母，下不告妻儿”保密条令。随丈夫进京后，高耀珊听从组织的安排不再参加工作，只管照顾好家庭。1969年，高耀珊又带着两个孩子来到了戈壁滩，来到了丈夫的身边，在研究所家属“五七大队”工作。

1961年，程开甲计算出原子弹高压状态方程之后，压力、劳累加上饥饿，他大病一场，二机部同意他回南京家中养病，高耀珊对丈夫病因的判断是“累的”。在家中，她悉心照料着丈夫。当时正是经济最困难时期，为了给他补身体，高耀珊去买高价鸡，把鸡肉炒丝、鸡骨煲汤、鸡皮剁碎包馄饨，舍不得给孩子吃一口，全给丈夫一个人吃。她告诉孩子们：“爸爸比我们重要。”为了早日康复，重返岗位，程开甲在那段时间学会了打太极拳，还下决心把抽了20多年的烟戒掉了。几个月后，身体有所好转，他便告别妻儿重返工作岗位。

程开甲在家中时，家人从不去打扰他。他可以不闻不问家中所有大小事，甚至家中的突况：上世纪60年代，一次高耀珊在北京跌伤住院，不让告诉他，在基地的他则安心工作，等到老伴痊愈后许久也不清楚；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高耀珊心脏病常有发作，有时医生在楼下急救，而程开甲还在楼上投入地工作，事后竟也不知老伴的心脏出现了紧急情况。后来，当程开甲得知了，更感到欠了老伴太多。

回到北京后的好长一段时间里，程开甲心情一直不怎么好，下班回家见到不顺心的事就把气撒在妻子身上。他是在思念奋斗了20多年的核试验场区。高耀珊也在思念戈壁滩，从新疆搬家到北京时，她把许多东西都送给了别人，却千里迢迢从红山带回一株葡萄树，栽种在家门口。

篇(5)

这次,我要说说我童年时的那个巫医郎中,因为他的形象时时会印现在我记忆的网络上,使我不说不快。

那个时段应该定格在上个世纪70年代,我是光着三四岁的脚丫子跨进这个年代的,你说三四岁时的事儿怎么会记得呢?当然不记得啦,但老爹老妈可以告诉我呀。妈妈说我是没奶吃,全靠吃白糖水长大的,特别羸弱而多病,有气无力的成长老让他们提心吊胆,家里穷得揭不开锅,老爹只得爬上陡坎悬崖去采挖一种叫山当归的生药材,烘干或者晒干后拿到集上卖了给我买白糖。

营养严重不良,拖着病怏怏的身体,度日如年。老爹就经常延医给我治病。在那些昏沉沉的日子里,我和郎中接触的机会便多了起来。经常给我号脉问诊、推拿擦掐的是我们队里的张老师(乡民们习惯称呼有学问有技术的人为老师)。依稀记得,他那时已经年过一轮花甲,满脸的络腮胡子,一说一个笑的很是和蔼,眼中永远闪着仁慈的神采。妙手过处,轻重适度,穴位推擦,力度到位,毫厘不爽。如那春风拂柳,似那暖阳吻面。其时西药不发达,张老师就使用中药治病,很多时候连中药也不用。他深谙小儿科,擦推掐抖各样精通,经他一阵侍弄,小儿吵夜、发烧、倒奶、肚痛等小伤风简直是手到病除!我们队里各个年龄段的人病了都去找他治疗,他也有请不辞,乐于帮助乡邻解除痛苦。那时,父亲因为年纪大,手关节和脚关节随着天气的变化时时作痛,他教给父亲一种治疗的土办法--扯砸筒子。那疗法在医学上类似针灸--先用碎玻璃或者砸碎的细碗渣滓等尖利的东西,把疼痛处的皮肤刺破,使之流出血来,然后把煮热的竹筒用力罩在患处,吸牢之后,再砸第二处。用这种方法把关节里的淤血抽出来,就可以减轻痛苦甚至治愈。

有的病老是治疗无效,怎么办呢?他也有另一套办法,科学说法那东西叫巫术,是一种很神秘的学问!吵夜的儿童久治未果,他便取出毛笔,在一张黄纸上写道:“天皇皇,地皇皇,我家有个吵夜郎,过路君子念一遍,一觉睡到大天光。”拿去贴到村中人多的地方吧。经过许多“君子”的念叨,那小家伙竟然不吵夜了,一觉天亮!

他还会“请神”,会“观水碗”,会念许多很神秘的符咒,能给人们打各种神符,让人戴在身上,贴在门楣上,缝在蚊帐上放在枕头里,贴在猪圈上牛圈上,能祛痛消灾,保佑平安幸福,六蓄兴旺,五谷丰登。

七岁那年,有一次我病得实在不轻,经他多次治疗也没有好转,一天晚上,神龛上焚香燃烛,饭桌上供着荤的素的贡品,把冥钱点燃,把一只雄鸡的冠子掐出血,张老师左手捏着鸡的双脚右手握着鸡冠子把鸡血当墨汁在我的额头写起来,口中念念有词,写完把鸡跑开,又手舞足蹈起来,开始了他神妙的《退煞诀》―― 一把马尿打虚空,神去永无踪,头顶朱砂盖,脚踏五雷公,天神请归天宫去,地神请归地府宗,若与人间来把庙,各归水府与龙宫。弟子退了天煞地煞年煞月煞日煞时煞、生人煞死人煞木马土煞一千二百凶神恶煞,退往五朝门外,掐门精,掐门头顶观世音,四大天王前引路,金刚护吾身,上有玉皇张大帝,下有茅山李老君,中有七千仁贤弟,南有火神大将军,西有西方弥陀佛,北方真武斩邪精……叩请梅山三大将,三元发起大将军,头戴五龙纱良帽,身穿青衣短龙裙,腰系蓝带双龙线,脚包裹脚白如银,两眼皓月照天空,麻绳铁索响沉沉,手提金刀提猛斧,搜营破寨斩邪精……点起阴兵千千万,点起阳兵万万千,本坛兵马出洞门,捉拿天下不正神,若有桥梁邪神邪鬼不服者,压在丰都受罪行。师傅在此,吾奉太上老君急急如律令。

病情不太严重者,他就只演练到此处,但如果病得一塌糊涂的,他就会继续拿出杀手锏,动作加快,咒语语速加快,声调提高而且更加抑扬顿挫:三十三里天外天,天天里面有神仙,吾奉真人青紫石,茅山学法有根源,师傅传我真妙法,瘟疫二家任我钻……雷焰焰,火来烧,烧得邪魔无处藏。此符宝座,莲花头上快乐,此符保庄,莲花头上快乐金光……照一照,毫毛鼻孔都照到,闪一闪,加起雷公并火闪,有坛归坛,无坛归庙,无庙归四方,……千军万马出朝门,冷坛破庙血光鬼,岩背石打活得紧。环十五孤魂众,上十五孤魂众,下十五众孤魂,五五二十五里孤魂等众,一起前来领钱文。

经过他一阵翻江倒海的折腾,病情居然渐渐好转。邪门儿了!医术和巫术竟然能够巧妙结合,用来治病救人!

那时候,我们村子里能识字写字的不多,张医生却能认能写很多老章字(繁体字),在乡民们的眼中他简直就是博学多才的知识分子,是无所不能的圣人。无论走到哪儿都会引来歆羡的目光,敬佩的目光。我们乡村里几乎家家户户都供着神龛,有的甚至供着神坛。干这些神奇高深活计的非张老师莫属。我只看见过他写家神和安家神,庆神坛我没见过,只听别人说很是肃穆和隆重。我家的家神就是他给我们写给我们安的,那时我大约八岁。记得他干得非常细致,一张蜡光红纸,中间竖排写上“天地君亲师位”六个大字。字字横轻竖重,一丝不苟,极具美感。很有民间书法家的意思。一张家神写完,盖上大约八厘米见方的篆字朱红色钢印,一个多小时已经过去了。安家神在晚上举行,那场面非常严肃,极为虔诚,不容半点亵渎,荤的素的祭品摆满桌,筷子放在饭碗口献上,焚香燃冥,全家人三叩九拜,心中排除一切杂念,一如修女聆听神甫布道般的虔诚……耗时一小时左右,保佑一家人平安幸福的家神就安上了。

现代的人都有自己名字,那是个人的专利。不像古代有的人连名字也有不起一个那么悲哀。当然名字只是一个符号一个代号而已,但在坊里乡间,每个人都把自己的名字看得非常重要,不容侵犯和亵渎。所以小孩出生以后取名字也是一件大事。能担任这样的大事的我们村里也只有张老师,那是不时兴取单名,包括女同胞的名字也含有字辈的,他给人取的名字很传统甚至很土气,男丁就取什么银啊元啊田啊之类,女孩就取什么群啊翠啊连啊辉啊之类,不讲究韵味,不讲究内涵,更不讲究前些年书摊上摆着卖的《姓名与人生》里边说的“天格地格人格”“三才”配置。信手取来,但人家还是受用一生!

篇(6)

关键词：清代 江南 人痘 牛痘 接种率

种痘术的出现与发展是明清医学史上最重要的亮点之一，无论在中医或历史学界，都受到了一定的关注。经过范行准、梁其姿等学者研究，清代种痘的大致情形已基本明了（详见下文），不过在不少具体问题上的模糊乃至误会之处仍在在多有，特别是从区域社会史的视角对此展开的研究还比较少见，而从将其置于近世社会变迁的大背景下所作的考察则更为缺乏。清代江南是当时社会、经济和文化最为发达的地区，也是种痘较早出现并开展最为普及的地区。故，这里谨就江南一隅，对清代的种痘事业作一社会史的考察，以期对这一研究有所推动。

一、 研究起点

种痘在现代属于人工免疫的范畴，一般来说，人工免疫这一近代科学源起于19世纪末的欧洲。不过在中国古代，在“以毒攻毒”理念的指导下，较早就出现了一些重要免疫史迹，特别是16世纪以来出现并不断取得发展的人痘术更是给中国古代预防医学史写下了极为光彩的一笔[1] 。关于人痘术的发明，清代广泛流传着宋代峨嵋山人为太平宰相王旦之子接种的传说，不过经过范行准的细密考证，基本可以确定种痘始于明隆庆年间，即16世纪中叶[2] 。对于人痘术的发明和发展以及嘉庆年间西洋牛痘术的传入和传播等情况，目前的学术界已有相当多的论述，综合已有的研究[3] ，可概略地表述如下：种痘术最初于晚明出现在皖南和江西的弋阳等地，大约在清初传入江南，之后又逐渐流布大江南北，不过南方的普及程度远高于北方，种痘技艺也较北方精良。当时的种痘之法，根据钦定的《医宗金鉴》总结，主要有四种：1．痘衣法：将痘疮患者的衣服给需要接种的人穿，以引起感染。2．痘浆法：用棉花蘸上痘疮的浆液，塞进被接种者的鼻孔。3．旱苗法：将收集的痘痂阴干研成细末，用细管吹入被接种者的鼻孔。4．水苗法：用棉花蘸上水调的痘痂细末后，塞入被接种者的鼻孔。对这几种方法，《金鉴》评论道：“然即四者而较之，水苗为上，旱苗次之，痘衣多不应验，痘浆太涉残忍。故古法独用水苗，盖取其和平稳当也。近世始用旱苗，法虽捷径，微觉迅烈。若痘衣、痘浆之说，则断不可从。夫水苗之所以善者，以其势甚和平，不疾不徐，渐次而入，接种之后，小儿无受伤之处，胎毒有斯发之机，百发百中，捷于影响，尽善尽美，可法可传，为种痘之最优者。其次则旱苗虽烈，犹与水苗之法相近，儿体壮盛，犹或可施。”[4] 到了18世纪晚期，江南的人痘种法又发展出所谓的“湖州派”和“松江派”，前者选取出痘过程较为顺利的病人之痘痂为苗，后者则利用经贮存、药力提炼、传种多次的“熟苗”， 两者相较，湖州派的方法危险性较大，人工感染后常出现病情严重的例子，所以渐为松江派所取代。而且对于选苗，人们逐渐认识到：“其苗传种愈久，则药力之提拔愈清，人工之选练愈熟，火毒汰尽，精气独存”。如能连续接种7次，则成为“熟苗”[5] ，使用起来较为安全可靠。表明当时的种痘术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准。到18世纪末、19世纪初，人痘在绅宦之家已有相当高的普及率，据日本的平泽元恺在《琼浦纪行》中的说法，已到达“十之八九”[6] ，民间也有相当的普及，不过主要限于南方。牛痘接种法是由英国医生琴纳（Edward Jenner，1749－1823）于1796年所发明的，国内一般认为这一发明乃是在中国传入的人痘接种法的启示下出现的，不过，在世界医学史界，欧洲的人痘术是否真的是从中国传入，似乎还不算是定论[7] 。但不管怎样，牛痘很快为国人接受应该与人痘接种术在当时已比较成熟和普及有关，牛痘发明后不久，就于嘉庆十年春（1805年）由澳门葡商将这一技术带到中国，并迅速为国人接受和推广。最早的推动者是广东的邱熹和郑崇谦等人。牛痘传入的当年，郑崇谦就设立牛痘局推广此术，并同斯当东一道，将英国广州领事馆医生皮尔逊口授的种痘方法，译成中文刊行，题为《英吉利国新出种痘奇书》（内题《新订种痘奇书详悉》）。当时，适在澳门的邱熹，在“身试果验”后，随即进入牛痘局学习其术，终身以传种牛痘为业，并于嘉庆二十二年撰成并刊布了《引痘略》。之后，牛痘由南向北逐步传遍大江南北，道光初年以后，北京、湖南、湖北、福建、江苏、浙江、天津、河南等地都先后设立了牛痘局。

由此可见，有关人痘和牛痘的发明、引入和传播的基本史迹，目前的研究也已有基本清晰的勾勒，不过关于它们在江南引入、推广的具体、细致的情况，仍有待进一步探讨，另外，对以上过程中，国家、官府和乡贤所起不同的作用，以及牛痘局设立的历史传承和演进以及从中反映出的近世社会变迁等问题，已有的研究除梁其姿等人个别论及外，基本还缺乏关注。以下就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就上述等问题谈点一孔之见。

二、 人痘出现与推广

现有的研究虽已表明，人痘术在明隆万年间已在皖南和江西等地出现，而且至迟到18世纪中叶，江南的人痘接种术已在全国居于领先地位[8] 。但对其究竟何时传入江南却没有揭示。范行准和梁其姿的论著，都提到同治《湖州府志》中有关胡璞（美中）的记载，范著意在表明是胡璞编造散布11世纪峨眉山人发明种痘术的谣言[9] ，梁文则说这一记载意味“崇祯时代的胡璞是人痘种法的创始人”[10] 。《湖州府志》的原文是这样的：

胡美中，名璞，以字行，诸生，崇祯后佯狂弃家，而精于医。……时无种痘法，美中托名峨眉山人创为之，后遂传播。康熙壬辰（五十一年）后，不知所往，雍正初有于金陵见之者[11] 。

仅仅根据这一非常简略并认为存有疑点[12] 的记载就断言胡璞是峨嵋山人谣言编播者，似乎有些勉强，至少证据不够充分，毕竟托名以取重是古人常有的做法，何况这则记载还出自同治时期的文献，那时这类传说早已为众所习闻[13] 。同时，若认可这则记载所说的胡璞崇祯后弃家，创种痘术，那创种痘术的时间应该是清初，而非崇祯时。由于这是则地方文献，其所说的“创为之”，可能只是表明其在当地最早开展种痘术，并不一定是说这种办法是胡所发明的。明亡后胡佯狂弃家，文献中没有交待所去何方，不过根据皖南的宁国和徽州等地是种痘书开展最早的地区，而且又离地理上又毗邻湖州，我想应该有理由推测胡弃家后到了这些地方，在那里学会种痘术，然后回乡传种。因此这则记载实则表明了在江南至少在湖州，种痘术到清初才传入[14] 。

此后，自顺治初到康熙中期以前，就不断有传种的痘师到江南及周边各地种痘。康熙丙午（五年），丰城王翁以其术游遂昌，“人始闻而疑之，继而信之，久乃大服”[15] 。康熙戊申（七年），黄宗羲之幼子百家“读书涌上，由暨阳（诸暨）挟此术至，吾友陈夔献笃奉之，号之同志”[16] 。从中可见宁波的种痘术始于康熙七年，而绍兴府诸暨当在康熙初之前，已有人痘接种了。在浙东南部的台州，在康熙十一年前，尚无接种人种痘者，当年，洪若皋请人，“在家设坛下种，两儿两女俱按期收功无恙。人或疑其将来重发，及十余年后，台痘疫连年，予儿女竟不再出。今台城家家种痘矣。每痘疫年，种者不下数百人”[17] 。康熙二十年，浦阳的傅尚霖，以种痘抵余姚，黄百家的“孙辈七人俱得安全，其未信者，邻里同舍多罹此厄”[18] 。由此看来，种痘术传入江南及周边地区后，由于其效果明显，推广甚速。所以，苏州的张璐在成书于康熙三十四年的《张氏医通》中说：“迩年有种痘之说，始自江右，达于燕齐，近则遍行南北。”[19] 从以上记载，似乎可以大致推测，人痘术约在清初传入邻近皖南的浙西和苏南地区，然后渐趋传入浙东地区，并继续向南传布。省垣、府城等大城市传入的时间可能要早于县城和乡镇。

值得指出的是，当时较早接受种痘术的都是当地的乡绅，是他们的勇于尝试，极大地加快了人痘术的推广。除了勇于尝试，有些善人还想方设法宣传普种痘苗，比如，范行准在《中国预防医学思想史》中刊布的他本人收藏的一份道光八年《力劝普种痘花法》的揭帖，就是自题为江南云峰居士为推广种痘法而撰写、散布的宣传品。其中云：

且近京师王公大人家常用种痘之法，因少痘殇之惨，何庶民之家，反疑畏而不种痘乎？若婴儿果能一生躲出此症，则已。既不能躲，与其听之天时自出，痘之轻重，则权不能自主；如能行种痘之法，痘之轻重，其权在人。有识之士，依法行之，则保全婴儿，良不少矣！[20]

这类行为应该也是当时江南众多善人之善行的一分子。庶民之家较绅宦之家“反疑畏而不种痘”，除了观念因素外，恐怕还不无费用问题。据《痘科金镜赋集解》记载，雍正年间需三金才能买到“一枝丹苗”（上等的熟苗）[21] 。不过，若多家一起请人集体施种，则要便宜一些。比如在徽州，康熙中后期，集体种痘，每人需交银八分，其中，“扦苗每位三分，外五分点药，并卖香油、红布”[22] 。这费用，负担得起的家庭应该不少，不过在孩子较多，生活又不甚宽裕的家庭，吝于费用而对孩子生命顺其自然的情况应该是很常见的。所以，此类既无强制力，又不能承诺免费接种的宣传推广，效果恐怕难免差强人意。相对而言，一些慈善机构对种痘的规定，更具实效一些，不过其出现多在嘉道以后。比如，无锡青城乡成立于道光二十三年的保婴会规定：“出痘为婴儿最紧要事，而天花尤易传染，故须每年正二月或八九月种痘。”[23] 光绪初，苏州的育婴堂规条也指出：“堂婴出天花，最易传染，故必须请人种痘，每年以冬腊两月及正月为期。”[24] 当然，人痘术的普及和推广最主要的动力，还应该是种痘所获得的利益驱动，从前引詹元相《畏斋日记》中，可以看到，痘师不仅可以得到非常丰厚的报酬，而且还可获得较高的礼遇。清初痘师的四出传种，似为优厚的利益所吸引。牛痘传入后，医界的一些既得利益者极力反对和阻碍牛痘的推行，原因也正在此[25] 。相对于民间对施种人痘的积极态度，清代国家和官府却殊少作为。对种痘，虽然满清朝廷曾有相关的指令，但几乎完全是针对皇族和喀尔喀诸藩的[26] ，对地方社会并无任何硬性的规定。而且，就管见所及，江南的地方官府也很少关心人痘施种之类的事情。因此，清代人痘的施种，基本处于民间自为状态，缺乏官府和组织介入。

三、 牛痘的传入与推广

牛痘传入江南的时间，范行准根据蒯德模《序引痘集要》的记载，认为江南要到同治二年才有牛痘局之设，当时清军克复苏州后，由官设局于此[27] 。但后来梁其姿和廖育群则找到了更早的例子，梁其姿从《江宁府重修普育堂志》（卷五，《牛痘局章程》）中得悉，南京在道光十四至十五年间就在两江总督陶澍的命令下设立了牛痘局[28] ；廖育群则从《增补牛痘三要·自序》（赵兰亭著）勾沉出道光二十八年，杭州知府邀请天台医生赵兰亭至杭州设局施种的史实[29] 。此外，梁其姿还指出，句容县也于道光二十三年成立的保婴局施种牛痘[30] 。不过总体上，当时施种牛痘还是比较稀罕的事。这方面史迹较少，像萧山的王端履在道光二十六年前，对牛痘只是“余未尝亲验，故妄听之而已”[31] 。

咸丰以后，由于战争的爆发，这项事业被搁置了，直到同治初年战争结束后，牛痘局才在江南各地纷然兴起。除了梁其姿在文中提到的宝山（光绪二年）、昆山（光绪三年）和江阴（光绪十三年）等地设有牛痘局外，就笔者所知，开设牛痘局的县至少还有：上海（同治初）[32] 、靖江（同治三年）[33] 、太仓州镇洋县（同治八年）[34] 、娄县（光绪三年）[35] 、江宁（战后恢复，光绪五年）[36] 、江浦（光绪五年）[37] 、宜荆（光绪六年）[38] 、海宁（光绪十二年）[39] 、上虞（光绪十二年）[40] 、余姚（光绪十五年）[41] 、镇海（光绪十五年）[42] 、桐乡青镇（光绪十八年）[43] 、溧阳（光绪二十五年）[44] 、奉化（光绪间）[45] 、青浦（光绪间）[46] 。从以上肯定不够全面的搜罗中，可以看出，开设牛痘局的出现在光绪朝的前二十年间。当然，这仅是最早开设的时间，实际上，不少地方创办后，还不断增设施种牛痘的设施，比如，上海在同治初设立牛痘局后，宣统二年，广肇医院又在海界桥设痘科分院[47] 。余姚牛痘局设立不久，该县乾隆间捐建的恤阴堂，在李衣源等人的主持下，于光绪二十年重订条约八则，“每年除施材外，增种痘、施药、恤灾三事”[48] 。所以，各县初创的时间多集中在光绪前二十年间，但牛痘的普及事业，此后并未停止。

牛痘局的广泛设立自然会对牛痘的推广起到极为重要的作用，牛痘局的施种一般是免费，比如，道光年间句容县的牛痘局，“凡种痘，县城当官设局，有医学训导主之，以牛痘为苗，……不受分文酬谢。”[49] 光绪初年，葛元熙谈及上海种牛痘的情况时说：“邑庙园内官设牛痘局，贫民无力种痘者至局施种。”[50] 这似乎又说明，虽然官设的牛痘局一般是免费的，但可能不能保证经常举行，所以前去求种的多为贫民无力者。有钱之人往往会请人有偿施种。况且痘局多设于城市，也给民间的私种留下了巨大的空间。另据周作人的回忆，官设的牛痘局有时也派人外出施种，不过并不经常。他说：“据说在那偏僻的地方，也有打官话的医官有时出张，施种牛痘，……”[51] 另外，牛痘施种的方法也与人痘不同，人痘法一般是将痘苗塞入或吹入鼻子，故当时多称“鼻苗法”或“吹种法”[52] 。而牛痘种法，“以极薄小刀微剔儿左右臂，以他人痘浆点入，不过两三处，越七八日即见点。”[53]

应该指出，牛痘传入后，人痘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仍然流行，从前举的例子中，我们已经看到，直到光绪初年，在一些慈善机构中，仍然施种牛痘。而且作为一种新事物，在传入之初，遭受一些疑惧和某些人群的排斥也是必然的[54] 。不过，就总体而言，牛痘在中国的被接受和推广，应该算是非常顺利的[55] 。人痘虽然没有很快退出历史舞台，但随着牛痘局的普遍设立、官方和民间力量的支持推广以及对人痘的压制，到光绪以后，牛痘取代人痘实际已成为不可阻挡之势。比如，晚清昆山的王德森言“近年（光绪年间）牛痘盛行，痘科专家，几同绝响。”[56] 另据马伯英根据1980年所作的回归调查统计，“人痘与牛痘二法在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明显呈此消彼长趋势。”[57]

对牛痘的施种，在国家方面一仍其旧，依然没有制订专门具体的政令。不过，颇出人意料，与对待人痘的消极态度完全不同，地方官府对此表现出了相当高的积极性。像前面提到的较早的江宁、句容、杭州、苏州等地的牛痘局，都是在地方官员的直接介入下设立的。以上所举完全未见官府参与的只有江浦、宝山、海宁、宜荆和青浦等地的牛痘局。地方官员除了自己动手创办外，有些级别较高的官员还通饬下属官员捐廉举办。比如，薛福成在任宁绍台道时，在地方绅士的建议下，自光绪十二年始，每年认捐两百两，用于创设牛痘局，并饬下属各县每年拨款六十两，延痘科设局施种[58] 。光绪十九年，两江总督刘坤一应泰兴县郝令所请，“通饬各州县仿办牛痘局”[59] 。此外，官府还通过张贴告示、刊刻相关书籍的办法广泛宣传、劝说民众种牛痘。这在范行准的著作已有多种例证，于此不赘[60] 。在推广牛痘的同时，不少官员还主张废止人痘，比如，句容知县在延医传种牛痘的同时，以“鼻苗为害至烈，逐种于境外”[61] 。“若有私种之徒，在乡招摇撞骗，以误孩童者，立拿究治。报信者亦赏钱一千，拿获者赏钱二千。”[62] 还有官员专门条陈请求大府“饬县禁止吹种”[63] 。地方官府在对待牛痘和人痘的态度方面出现如此强烈的对照，笔者一时也不能完全理解。不过可以肯定，官府的积极态度始自道光时期，当时西方的影响还无足轻重，这种转变并非西化的结果。根据初步的揣摩，原因大概在于，牛痘与人痘相比，具有安全、有效等优点。这使地方官比较容易取得明显的政效；另一方面，国家虽然没有此类的政令，但勤政爱民、关心民生确是国家和儒教传统一贯宣扬和主张的，地方官府在这方面的主动，不过是这一传统思想在实践中的运用而已。这种主动也基本只是一些较为优秀的地方官员的个人行为，并不具备强制和政策性。

不过，我们也不能就此忽略社会力量在推广牛痘中能动而重要的作用。牛痘的最初引入和推广，基本是邱熹和郑崇谦等民间人士的功劳。即使是在地方官府在见其有效而介入后，社会力量在其中的作用仍是举足轻重的。这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有些牛痘局直接由乡贤创办，比如，“光绪六年，邑人周家楣……创设牛痘局，捐资开办，复与邑人任道镕各捐制钱三百千存典生息，即以息款为每岁春夏延医种痘之费，至今赖之。”[64] 二是在一些官府参与的牛痘局中，乡贤的作用也非常重要，有的建议，有的延医，还有的出资。比如，“清光绪十八年（青镇）里人沈善兼、沈京荣呈请桐乡县知县李绳祺岁拨钱粮平余（名票余）钱二百千文正，在圣寿寺张仙殿设局施种牛痘苗，迨至二十二年停办。”[65] “光绪三年绅士张礽杰等禀延医生一人（种牛痘），月给修膳洋银二十圆，由华娄两县捐廉致送。”[66] 又如，光绪二十五年，溧阳知县杨家騵延医所设之局，经费来源为，“存庄洋二百三十元，钱一千六百七千零，又年捐钱一百三十二千”[67] 。三是牛痘局的开办往往借助一些社会力量创办的慈善设施。比如宝山县的保婴局“春季并延医施种牛痘，均由公善堂董理，其费取给于全县典捐”[68] 。海宁州的牛痘局也附设于由接婴所改建而成的保婴局[69] 。余姚的临山牛痘局，“附设凤山义庄，清光绪十五年马有衔等创办，经费由义庄拨助”[70] 。由此可见，牛痘局的设立虽有地方官府的全面介入，但创设的主要动力，似乎还是来自以某些医生、善人及慈善机构为主体的地方社会力量。而且即使在某些较为偏僻地区首先由地官员以个人的行为主动引入，其行为依据的理念和目的可能与那些慈善家也并无实质性的差异[71] 。因此，在官员籍贯地的方志中，也是将这种行为视作义举来称颂的，比如，上海的汪龙珠，“后署泰顺知县，……又多购牛痘苗及用器以教泰邑之知医者，保婴无算，泰人诵之”[72] 。

四、 接种率及效果

人痘或牛痘的足迹到清末已遍及江南城乡各地，不过遍及各地不等于普遍接种，实际上，由于种痘设施的有限以及国家在这方面缺乏强制性措施，实际的接种率可能不会太高，特别是在偏僻的乡村。那么其实际接种率呢？由于史料的缺乏，我们今天已经很难做出精确的判断了，只能作一些可能的估算。

已有的研究揭示的多种史料虽均说到乾隆中后期以降，人痘在南方已非常普遍，但实际上，这种普遍可能只是说明种痘现象在南方各地都已出现，并不表明它具有多高的接种率。乾隆年间，杭州徽商汪鹏曾言：“种痘之法，由来以久，中土高贵之家，种者十之八九。”[73] 这似乎表明当时中国的人痘接种率已达到相当的水平，但实际并不尽然，首先这仅代表绅富阶层的情况，而绅富阶层在全民中的比例甚低[74] 。而且，即使接种现象在某个家庭存在，也未必一定表明该家庭的孩子各个接种。实际上，由于以下两个因素的存在，决定当时的种痘率不可能有多高。一是种痘的费用较高，首先有很大一部分家庭难以负担，其次，较大一部分家庭即使拿得出这笔钱，但在溺婴现象普遍存在的社会中，吝于费用而对孩子生命顺其自然的情况应该是很常见的。而且，对于人痘，一直缺乏官方和社会力量的介入，至少在嘉道以前，一直不存在免费的施种机构。所以才会出现“且近京师王公大人家常用种痘之法，因少痘殇之惨，何庶民之家，反疑畏而不种痘乎”[75] 这样的现象。二是种人痘有一定的危险性。关于人痘的成功率，张琰曾言：“经余种者不下八九千人，屈指计之，所莫救者不过二三十耳。”[76] 高达千分之五以上。这样的业绩，大概只有极高明的种痘师才能达到。正常情况下，苏州文人彭翊所说“南方多种痘，死者百无一二”[77] ，也就是说，成功率在98～99％之间，大概更符合实际的。因为嘉道以后，一些宣扬牛痘反对人痘的人士基本也持这样估计，比如首先推介牛痘的邱熹曾言，种人痘虽事捷而功巨，“然尤失十一于千百”[78] 。主张禁止人痘的金东也说，“每见素业吹种者，虽号称国手，但种至百人，即不能不失一二。”[79] 不过，由于选苗不当等一些因素的存在[80] ，实际死亡高过这一比例是完全可能的。但成功率若低于95％，恐怕就不能见容于当时社会了。乾隆中期的郑望颐指出：

今若种百儿之痘，设或损伤四五个，则必责罚种师，并不容其托足于此一村矣[81] 。

不管怎样，施种人痘存在一定的危险是无可争议的。这一点在当时的一些医案中亦有反映，比如，《王孟英医案》中就记录了数例引种痘而罹难的案例[82] 。他本人在三岁种痘时也差点遭遇不幸[83] 。可能正因如此，所以即使到了嘉道时期，反对种痘的仍大有人在，比如洪亮吉就说：

近世又有种豆之法，皆病未萌而先以药劫之，往往病未至而矫揉造作以猝至，于死者无异于兵杀者也。……不妨时其饮食寒暖以待其气机之自发，何必矫揉造作使可以死、可以不死者之必至于死，且必至于速死乎？[84]

著名医家王士雄亦“劝人勿种痘” 。由此我们不难想见，当时种痘虽然非常普遍，但实际的接种率却应该是比较低的。这在当时可能作为常识而不被注意，因而很难得到文献上直接的证明，不过从当时仍不断有痘疫流行等一些事实中，还是可以给予间接地证实。绍兴的许思湄，长期在外做幕，嘉庆十六年，时在直隶总督署任幕[86] ，“自七小儿痘殇之后，大儿、八女、九女，均因出花而夭。”[87] 可见当时他的几个孩子均未种痘。道咸年间，杭州曾发生天花流行，“十不救五，小儿殇于是者，日以百计”[88] 。于此更可见未接种人痘人数之多。而尤其显著的是，在乾隆末至嘉庆初的这段时期内，宁波府的象山和慈溪等地仍有不完全规则的周期性痘疫的出现，大约每隔10年左右的时间，发生一次大范围的天花流行[89] 。这表明，当时的种痘并没有对天花这一疫病的流行模式产生实质性的影响，尽管它可能在上层社会有较高的接种率。

牛痘传入后，由于其本身必人痘更为安全有效，而且又有官府和社会力量的介入和积极推广，大范围地施行免费施种，因此，光绪以降，牛痘地接种率和实际效果较人痘为好是可以想见的。据民国《定海县志》：

孩童患痘，避忌极多，常以烛代灯，停止针刀，并忌油煎食物，非至亲不得看视。近年牛痘盛行，此风稍杀[90] 。

该县志刊于民国13年（1924年），所以反映的应是清末民初的情况。牛痘的盛行导致了民俗的变化，显现出牛痘已经对孩童的疾病模式产生某种根本性的影响。根据马伯英1984年所作的回顾性调查，90岁以上老人（1894年以前出生者）未种痘率10%，80－89岁（1895－1904年出生者）和70－79岁（1905－1914年出生者）则分别为5.4%和3.53%。[91] 从中可以看到晚清牛痘的施种率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准，而且呈迅速提升的态势。不过我们也不能仅仅据此而作过高的估计。实际上，由于未种痘者有相当高的死亡率，故这里反映出的未种痘率必然远远低于实际数字。而且，我们不知道这些被调查者的出生地，因现在是上海人，估计多数在上海，上海这样的大都市种痘资源是其他地区无法比拟的，尚且有不在少数的人没有接种，其他地区就可想而知了。周作人在回忆录中谈到，他出生的光绪十年前后，绍兴已开始施种牛痘，种痘的医官不时外出施种，早他出生两年的鲁迅就种过牛痘，但这种施种并不是经常性的，他出生后的三四年中，就未赶上，所以他还是出了天花，并还波及了只有一岁左右的妹妹，结果他有幸不死，而其妹却未能躲过劫难[92] 。作人的出生地是有名的绍兴府城，周家又是当地有名的官宦之家，种痘不够普及，就此可见一斑。因此，就整个江南地区来说，到清末有三四成以上的婴儿接种痘苗，应该已是一种乐观的估计。而此前乾嘉道时期牛痘的接种率必然就更低了，能达到一成就算不错了。

所以，相对于过去完全顺乎自然的情况相比，清代江南种痘术的出现和一定程度的推广，挽救了不知凡几的小生命，无疑是值得大书特书的历史事件。由于人痘施种主要出现在清代，而清代正是中国人口剧增的历史时期，所以，不少研究者就自然地推测人痘接种术出现和推广对清代人口增长产生了重要影响[93] 。两者间存在着一定的关系，这自是毫无疑问的，不过关键是种痘术对人口增长的作用究竟有多大。依笔者的考量，我们对此不宜估计过高。首先，就时空范围来说，江南是种痘普及程度较高的地区，但江南的人口，康熙到道光年间却呈是低速增长态势，增长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94] 。其次，我们再具体估算一下种痘对人口增长的贡献率。天花主要是小儿病，种痘也基本是面向小儿，5岁以下的孩子应该是种痘的主要对象。5岁以下的小孩在一个人群中所占的比例大约在10％左右[95] 。这样，我们假设某人群有10，000，其中5岁以下小孩为1，000人。接种率按我们前面估计的一成，则有100人接种，接种的成功率以通常的98％计（参见上文）。未接种者通常因患痘症的死亡率，郑望颐言：

假使一村之中有百儿出天花，未尝不延医服药，若能八九十收功，人咸称太平痘矣。甚有竭力调治，而损者几及一半者[96] 。

也就是说死亡率在8％－50％之间。范围有些过宽。又据邱熹言，“婴儿之患天花，十损二三，甚者不存五六。”[97] 可以看出死亡率百分之二三十是正常的情况。另外梁其姿根据某些个案估计出痘的夭亡率为近四分之一[98] ，应该是一个比较可信的数字。这里就以这一数字即24％为准。这样若没有天花接种，该1，000名儿童将有240人死于天花，而接种的话，死亡人数将将至218人。这样，若抛开其他因素，若不接种，该人群将有9760人，而接种，则为9782人。由于这一增长要五年才能实现，故而年均增长率则为0.045％[99] 。即使将接种率提高一倍，即20％，也不过0.091％。由此可见，人痘的施种，对清代人口的增长具有积极的影响，但影响并不大。这一点，与杜家骥关于种痘对清代皇族人口的影响的研究是一致的，他认为占皇族人口90％以上的闲散宗室、觉罗，种（人）痘率的普及率低。在道光年间牛痘传入以前，人痘接种术的主要功绩就在于使“天花的危害对象，已缩小到主要是婴儿的范围之内了。一部分婴儿也因为接种人痘得以保全”[100] 。也就是说，人痘接种对当时的皇族人口并没有产生重要的影响。至于牛痘接种，一者接种率要高，二者也相对更安全些，所以其对人口增长的影响无疑就要大得多。

转贴于 五、 结论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

第一，人痘接种术大约在清初由皖南等地传入邻近的浙西和苏南地区，然后渐趋传入浙东地区，并继续向南传布。省垣、府城等大城市传入的时间可能要早于县城和乡镇。到康熙三十年前后，已基本遍及江南各地。其推广主要得力于种痘可获的较大的利益驱动。与民众相比，乡绅对推广种痘的态度更为积极。不过总体上，清代人痘的施种，基本处于民间自为状态，缺乏官府和组织介入。

第二，江南施种牛痘的历史始于道光年间，太平战争的爆发使这一事业一度被搁置。光绪朝始，各地掀起了开设牛痘局的，到光绪二十年前后，江南大多数县份都创设了牛痘局，不过其普及事业，此后仍在继续。牛痘传入后，人痘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仍然流行，不过，到光绪以后，牛痘取代人痘实际已成为不可阻挡之势。

第三，与接种人痘不同，牛痘传入后，官府很快介入，积极加以推广。牛痘局的设立虽有地方官府的全面介入，但创设的主要动力，似乎还是来自以某些医生、善人及慈善机构为主体的地方社会力量。而且即使在某些较为偏僻地区首先由地官员以个人的行为主动引入，其行为依据的理念和目的可能与那些慈善家也并无实质性的差异。因此，尽管国家在这方面并没有相应的政策性指令，但借助国家和官府职能在理念上的宽泛和模糊以及地方社会力量及官员作为士人的能动力，仍可以使这类事业取得相当大的发展。于此亦可见，国家、官府和社会在整个社会管理和秩序维护方面，并不存在根本和体制性的矛盾和对抗，即使其间存在各自不同的利益关系并出现某种冲突，也不意味着社会的进步[101] 。当然，这种发展虽然可观，但离现代普遍具有一定强制性的预防接种仍有相当大距离，这种突破显然不能仅仅依靠官员个人和乡贤的力量，还有待于国家具体职能的明确和制度化。就如同卫生等公益事业的举办，尽管地方社会力量的创新、主动和活跃非常重要，也能取得一定的效果，但若没有国家相应职能的变化，就很难使广大民众获得普遍而切实的利益。这种变化还需西方文明的影响，不过19世纪地方官府在施种牛痘表现出的积极态度，也为这种转变在观念和行为上提供了某些必要的铺垫。可以说，牛痘局这一一般被视为近代事业的设施，依靠的几乎完全是传统的资源。

第四，人痘或牛痘的足迹到清末已遍及江南城乡各地，不过遍及各地不等于普遍接种，实际上，由于种痘设施的有限以及国家在这方面缺乏强制性措施，实际的接种率并不会有多高。大致说来，就整个江南地区来说，到清末有三四成以上的婴儿接种痘苗，应该已是一种乐观的估计。而此前乾嘉道时期牛痘的接种率必然就更低了，能达到一成就算不错了。由于人痘施种主要出现在清代，而清代正是中国人口剧增的历史时期，所以，不少研究者就自然地推测人痘接种术出现和推广对清代人口增长产生了重要影响。然而实际上，接种的出现与普及虽对清代江南人口的增长自然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贡献率，特别是人痘的贡献率并不高。由此我们亦可进一步联想到，对于某些时间上相合的历史现象，仅仅作简单的联想和推测，往往会得出一些似是而非的结论，只有进行深入具体的分析，才能对历史作出恰当合理的认识。

转贴于 注释

[1] 除了人痘术外，中国在3世纪时就出现了类似狂犬病和丛林斑疹伤寒的接种的思想和实践。（参阅范行准《中国预防医学思想史》，华东医务生活社，1953年，第101－105页；刘锡琎：《中国古代的免疫思想和人痘苗的发展》，《微生物学报》，1978年第1期，第3页）不过这两种所谓的接种法可能因为实际效果不彰，在此后似乎并未取得什么发展，对当时和后世的社会影响也微乎其微。

[2] 参阅范行准《中国预防医学思想史》，第113－116页。不过在医史学界仍有不少著作相信种痘11世纪就已出现的，比如马伯英说：“看来11世纪前后四川及河南一带已有种人痘法实行，比较可信。”不过其所根据的只是范已经注意到的两则清代的文献，殊难有说服力。（《中国医学文化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810－811页）

[3] 以下内容非特殊注明者参见范行准《中国预防医学思想史》第106－153页，梁其姿《明清预防天花措施之演变》（陶稀圣九秩荣庆祝寿论文集编辑委员会编《国史释论——陶稀圣九秩荣庆祝寿论文集》，食货出版社，1987年）第240－246、249－252页，廖育群《岐黄医道》（辽宁教育出版社，1991年）第225－233页，马伯英《中国医学文化史》第809－827页，杜家骥《清代天花病之流行、防治及其对皇族人口的影响》（李中清、郭松义编《清代清代皇族的人口行为与社会环境》，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155－157页，杨家茂：《牛痘初传我国史略及其意义》，刘锡琎《中国古代的免疫思想和人痘苗的发展》第4－7页。

[4] 吴谦等：《医宗金鉴》卷60《幼科种痘要旨·种痘要旨》，人民卫生出版社，1973年，第3分册，总第1543－1544页。

[5] 朱奕梁：《种痘心法·审时熟苗》，转引自范行准《中国预防医学思想史》第121页。

[6] 转见范行准《中国预防医学思想史》第129页。

[7] 参阅麦克尼尔著《瘟疫与人——传染病对人类历史的冲击》（杨玉龄译，天下远见出版公司，1998年）第289－291、293－297页。

[8] 根据朱奕梁《种痘心法》的记载，至少到18世纪末、19世纪初，人痘种法已发展成所谓的“湖州派”和“松江派”（ 参阅范行准《中国预防医学思想史》第115－122页，梁其姿《明清预防天花措施之演变》第242页，杜家骥《清代天花炳之流行、防治及其对皇族人口的影响》第157页），这显然表明，种痘术的中心已移至江南。

[9] 范行准：《中国预防医学思想史》，第113－114页。

[10] 梁其姿：《明清预防天花措施之演变》，第241页。

[11] 同治《湖州府志》卷80《人物传·艺术》，“中国方志丛书·华中地方”（以下简称“丛书·华中”），第37种，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70·1974·1983年，第5册，第1547页。

[12] 范认为胡璞明亡时应为三十岁左右，到雍正初已是一百四五十岁的人了。（《中国预防医学思想史》，第114页）人活到如此高龄，纵是有些可疑。不过，范似乎有些误会了，胡1644年是三十岁左右，雍正初（1723——），最多也不过一百一十余岁。而且，胡是明的诸生，诸生的年龄一二十岁者大有人在，若其入学较早，那雍正初就是百余岁，就不奇怪了。

[13] 最早记载北宋峨嵋神医为王素种痘之事的《痘疹定论》（朱纯嘏著）首刊于康熙五十二年。

[14] 梁其姿在前揭文中提到了桐乡李乐在万历年间完成的《见闻杂记》中两则有关嘉兴和松江“中痘”的故事，她认为当时患天花一般称“出痘”、“患痘”或“痘”，从不用“中痘”，故所谓“中痘”，可能是指“种痘”。（第244页）然从文义上看，李乐所说的“中痘”似更象是出痘而非种痘。大概正是如此，梁比较谨慎地说是“可能”。因此，要证明明末江南就已出现种痘术，还有待进一步的证据。

[15] 方象瑛：《健松斋集》卷16，“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以下简称四库存目集部），济南：齐鲁书社，1997年，第241册，第259页。

[16] 黄百家：《学箕初稿》卷2《天花仁术序》，四库存目集部，第257册，第784页。

[17] 洪若皋：《南沙文集》卷7，四库存目集部，第225册，第350－351页。

[18] 黄百家：《学箕初稿》卷2《天花仁术序》，四库存目集部，第257册，第784页。

[19] 张璐：《张氏医通》卷12《附种痘说》，上海科技出版社，1963年，第697页。

[20] 转见范行准《中国预防医学思想史》第130页后附图。

[21] 参阅马伯英《中国医学文化史》第823页。

[22] 詹元相：《畏斋日记》，中科院历史研究所清史研究室编《清史资料》，第4册，中华书局，1986年，第227页。

[23] 余治：《得一录》卷2，光绪十三年四川臬署重刊本，第67a页。

[24] 余治：《得一录》卷2，第55b页。

[25] 当时的部分人士反对牛痘的情况，参阅范行准《中国预防医学思想史》第143－145页，廖育群《岐黄医道》第241页。

[26] 有关情况参阅范行准《中国预防医学思想史》第128－129页。

[27] 范行准：《中国预防医学思想史》，第137页。

[28] 梁其姿：《明清预防天花措施之演变》，第250页。

[29] 廖育群：《岐黄医道》，第229页。

[30] 梁其姿：《明清预防天花措施之演变》，第250页。

[31] 王端履：《重论文斋笔录》卷1，道光丙午（二十六年）刊本，第7b－8a页。

[32] 民国《上海县续志》卷18《人物》，“丛书·华中”，第14种，第3册，第992页。

[33] 《靖江卫生志》编纂委员会：《靖江卫生志》，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5页。

[34] 民国《太仓州志》附录《自治》，“丛书·华中”，第176种，第2册，第641页。

[35] 光绪《娄县续志》卷2《建置·义局》，“丛书·华中”，第138种，第1册，第84页。

[36] 光绪《续纂江宁府志》卷14《人物》义举附，“丛书·华中”，第1种，第1册，第301页。

[37] 光绪《江浦埤乘》卷6《建置下》，“中国地方志集成·江苏府县志专辑”（以下简称“集成·江苏”），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5册，第82页。

[38] 民国《光宣宜荆续志》卷6《善举·善堂》，“丛书·华中”，第23种，第1册，第209－210页。

[39] 民国《海宁州志稿》卷6《恤政》，“丛书·华中”，第562种，第1册，第758页。

[40] 光绪《上虞县志校续》卷35《建置志·义产》，“丛书·华中”，第201种，第八册，第2536页。

[41] 民国《余姚六仓志》卷16《义举》，“中国地方志集成·乡镇志专辑”（以下简称乡镇志专辑），上海书店·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25册，第297页；光绪《余姚县志》卷13《义举》，“丛书·华中”，第500种，第1册，第255页。

[42] 民国《镇海县志》卷27《人物传》，“丛书·华中”，第478种，第6册，第1874页。

[43] 民国《乌青镇志》卷23《任恤》，乡镇志专辑，第23册，第614页。

[44] 光绪《溧阳县续志》卷4《食货志·养育》，“丛书·华中”，第471种，第54页。

[45] 光绪《奉化县志》卷3《建置志·善举》，“丛书·华中”，第204种，第1册，第202页。

[46] 民国《青浦县续志》卷18《人物·艺术》，“丛书·华中”，第167种，第3册，第619页。

[47] 民国《上海县续志》卷2，上海府县志专辑，第1册，第236页。

[48] 光绪《余姚县志》卷13《义举》，第1册，第255页。

[49] 郑光祖：《一斑录杂述七》，中国书店，1990年影印道光二十五年刊本，第5a－5b页。

[50] 葛元煦：《沪游杂记》卷1，葛元煦等著《沪游杂记·凇南梦影录·沪游梦影》，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点校本，第11页。

[51] 周作人：《知堂回想录·老人转世》，敦煌文艺出版社，1998年，第3页。

[52] 关于比较成熟的人痘种法，郑望颐在《临证指南医案》的附论中有甚为详悉的描述，可参看。（叶桂：《临证指南医案》卷10《痘》，刘更生主编《医案医论医话名著集成》，华夏出版社，1997年，第285－286页）

[53] 梁绍壬：《两般秋雨庵随笔》卷4，河北教育出版社，1994年点校本，第264－265页。

[54] 参阅范行准《中国预防医学思想史》，第143－145页。

[55] 参阅梁其姿《明清预防天花措施之演变》，第249－252页。

[56] 王德森：《市隐庐医学杂著·产前以攻病为安胎说》，曹炳章校刊《中国医学大成》本（以下简称医学大成本），中国中医古籍出版社，1995年点校本，第9册，第714页。

[57] 马伯英：《以史为镜，可明兴替——19世纪末20世纪初抗天花预防接种的回顾调查》，《上海中医药杂志》1991年第1期，转引自氏著《中国医学文化史》，第826页。

[58] 光绪《上虞县志校续》卷35《建置志·义产》，第8册，第2536页；光绪《余姚县志》卷13《义举》，第1册，第255页。

[59] 光绪《溧阳县续志》卷4《食货志·养育》，第54页。

[60] 参阅范行准《中国预防医学思想史》第145－147页。

[61] 光绪《续句容县志》卷8上《人物·官迹》，江苏府县志专辑，第35册，第154页。

[62] 郑光祖：《一斑录杂述七》，第5b页。

[63] 金东：《条陈大府通行牛痘章程》，盛康编《清代经世文续編》卷32《戶政四养民》。

[64] 民国《光宣宜荆续志》卷6《善举·善堂》，第1册，第209－210页。

[65] 民国《乌青镇志》卷23《任恤》，乡镇志专辑，第23册，第614页。

[66] 光绪《娄县续志》卷2《建置·义局》，第1册，第84页。

[67] 光绪《溧阳县续志》卷4《食货志·养育》，第54页。

[68] 民国《宝山县续志》卷11《救助》，“丛书·华中”，第172种，第2册，第621页。

[69] 民国《海宁州志稿》卷6《恤政》，第1册，第758页。

[70] 民国《余姚六仓志》卷16《义举》，乡镇志专辑，第25册，第297页。

[71] 社会力量的慈善行为有着实现自身修齐治平抱负、维护地方社会治安和自身利益尽可能地少受侵害以及扩大自身在地方的影响等方面的因素。（参阅拙稿《清中后期乡绅的社会救济》，《南开学报》，1997年第3期，第68页）官员的行为自然有乡贤不曾有的追求政绩的目的，但乡贤同样可能有扩展自己在地方社会的影响的私心，另外在实现理想和抱负方面，两者的区别大概只在于“康济天下”和“为善一乡”而已。

[72] 民国《上海县续志》卷18《人物》，第3册，第937页。

[73] 平泽元恺：《琼浦纪行》，转引自范行准《中国预防医学思想史》第129页。范著并未言及说此话者为汪鹏，此据王振忠说法。参阅氏著《徽州文书所见种痘及相关习俗》（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主编《自然灾害与社会结构》，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第434页。王在该文称该材料转引自马伯英《中国医学文化史》，实际上马著很可能也是转引自范著。

[74] 据张仲礼的研究，19世纪初，包括生监在内所有绅士在全部人口的比例江浙两省分别为1.3和1.4％。（氏著《中国绅士——关于其在19世纪中国社会中作用的研究》，李荣昌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1年，第112页）

[75] 范行准：《中国预防医学思想史》，第130页后附图。

[76] 张琰：《种痘新书》卷2，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续修四库全书”影印乾隆六年刊本，第1012册，第117页。

[77] 彭翊：《无近名斋文钞二编》卷下，光绪十年重刊本（道光二十七年首刊），第28b页。

[78] 邱熹：《引痘略·序》，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续修四库全书”影印道光丁亥刊本，第1012册，第403页。

[79] 金东：《条陈大府通行牛痘章程》，盛康编《清代经世文续編》卷32《戶政四养民》。

[80] 比如，萧山的王端履指出：“端履见近日痘医吝惜养苗之费，不复传种，及至种痘之时，多辗转购买，贻害无穷。又有黠者以水痘充数，亦能灌浆结靥，诓人酬谢。其父母方以儿痘已出，可保无虞，不知一遇天灾，仍罹劫数，仍心害理，莫此为甚。”（王端履：《重论文斋笔录》卷1，第7b页）

[81] 叶桂：《临证指南医案》卷10《痘》附论，刘更生主编《医案医论医话名著集成》，第285页。

[82] 王士雄著、陆士谔辑《王孟英医案》卷1《痘疫》，达美君等校注，中国中医药出版社，1997年，第127－128页。

[83] 王士雄：《归砚录》卷4，刘更生主编《医案医论医话名著集成》，第677页。

[84] 洪亮吉：《更生斋文甲集》卷3，第17a－17b页，《洪北江全集》，光绪三年重刊本。

[85] 王士雄著、陆士谔辑《王孟英医案》卷1《痘疫》，达美君等校注，第128页。

[86] 参阅冯尔康师《幕宾许思湄年谱——据〈秋水轩尺牍〉制作》，（韩国）《东洋学研究》第4辑（1998年6月），第310页。

[87] 许思湄：《与陈笠山》，房日晰校点《白话注释秋水轩尺牍》，华岳文艺出版社，1988年，第402页。

[88] 王士雄著、陆士谔辑《王孟英医案》卷1，达美君等校注，第125页。

[89] 参阅拙稿《清代江南的瘟疫与社会》（博士学位论文，南开大学历史系，2000年）第51页。

[90] 民国《定海县志·方俗志二·风俗》，“丛书·华中”，第75种，第2册，第585页。

[91] 马伯英：《以史为镜，可明兴替——19世纪末20世纪初抗天花预防接种的回顾调查》，《上海中医药杂志》1991年第1期，转引自氏著《中国医学文化史》第816－817页。

[92] 周作人：《知堂回想录·老人转世》，第3－4页。

[93] 比如马伯英说：“中国人口何以在清代剧增，目前也没有可靠的答案。个人意见是与人痘接种术推广有较大关系。”（氏著《中国医学文化史》，第566页）虽然他没有明说，但从其措辞上可以看出他实际上认为人痘接种术的推广是清代人口剧增的主因之一。

[94] 参阅李伯重《清代前中期江南人口的低速增长及其原因》（《清史研究》1996年第2期）第11－14页。

[95] 据姜涛的研究，15岁以下的少年儿童在人口中比重大约为三分之一（氏著《人口与历史——中国传统人口结构研究》，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235－256页），据此大致估算5岁以下小孩约为10％。

[96] 叶桂：《临证指南医案》卷10《痘》附论，刘更生主编《医案医论医话名著集成》，第285页。

[97] 邱熹：《引痘略·序》，第1012册，第403页。

[98] 梁其姿《明清预防天花措施之演变》，第239页。

[99] 据人口年均增长率公式计算。

篇(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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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中国国际妇幼婴童产业博览会在杭开幕

今年3月22日，2007中国国际妇幼婴童产业博览会在杭州“浙江世界贸易中心”召开，本届博览会，妇幼婴童产业七大类产品，参展品牌较上届又有明显增加，各类参展品牌达200多个，其中70％为国际品牌，如德国凯迪、沃尔康、斯蒂姆、NUK美国惠氏，韩国阿卡邦等。

本届展会的另一大特色是丰富多彩的消费者互动活动，有广禾堂携手计生协会举办的“妈妈教室”启动仪式，“惠氏”金宝宝俱乐部、亲亲宝贝亲子运动会等，200多平米的活动场又一次让杭州宝宝玩的够劲道。

童星之路“中国十大童装品牌”评选揭晓

2007年3月24日，由中国服装协会主办的“中国十大童装品牌”评选活动以一场“童星之路”联合会的形式在中国国际服装服饰博览10号馆揭晓，派克兰帝、红黄蓝、力果、巴拉巴拉、今童王、博士蛙、雅多、嗒滴嗒，玛米玛卡，笑等十个品牌荣获“中国十大童装品牌”品牌称号。“中国十大童装品牌”评选活动以市场评价为基础，由中国服装协会邀请业界人士、行业媒体、知名专家和商场高管等组成专家评审组进行评选。该活动将每三年进行一次，荣誉称号和荣誉证书自颁发之日起三年内有效。获奖的十个品牌还进行了名为“童星之路”的动态展演，向社会各界共同展示了他们的风采。

2007首届美国加州提子干创意厨艺大比拼登陆上海

加州葡萄干管理委员会近日宣布，首届“美国加州提子干创意厨意大比拼”将于今年夏天登陆上海。此次比赛将充分调动本地烹饪爱好者的创意和技艺，以加州提子为主要原料．烹制出美味又营养的菜肴。

此次比赛由加州葡萄干管理委员主办，得到上海餐饮行业协会的大力支持。比赛将分两组进行：头盘业余烹调组(头盘一冷热均可)及餐饮业学徒烹饪组(加州提子干配猪肉一任何部分)。参赛者需以加州提子干作为各自菜式的主要材料进行烹制。评审标准包括四方面：提子干的灵活使用及创意、味道；实用性及现代感的外观；准备工作及整齐的工作间和正确的烹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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缤纷心情引领春季新时尚――crocstm传奇舒适鞋春季新款正式登陆中国

深受孕妇、医生、护士、运动员、背包一族和小朋友们青睐的crocstm随着春季的到来．隆重推出了5款春季时尚新鞋：其中有将时尚感和舒适性完美结合的女款mary Janes和cleo：男式户外运动爱好者首选的off road：以及色彩缤纷、趣味十足的童鞋款式girls mary janes及crocling力求以其缤纷的色彩点亮美好心情。现已在上海的百盛商场、龙之梦商场及正大商场等多家百货公司正式销售。关注宝宝成长从营养健康开始

2007年3月21日“心系新生命”活动组委会发起的“中国宝宝营养教育行动”在北京人民大会堂正式启动。活动由“心系新生命”活动的“爱心宣传大使”曹颖主持，在此次启动会上，“心系新生命”活动组委会领导及支持单位美赞臣(广州)有限公司代表共同签署了“中国宝宝营养教育行动”的爱心支持意向书。本次行动的爱心形象大使影视明星王艳向全社会发出倡议：希望广大医护人员和关心宝宝成长的社会各界人士都来关注中国宝宝的营养健康教育，同时呼吁更多的准妈妈、新妈妈家庭参与到活动中，学习、了解婴幼儿营养知识和科学喂养宝宝的常识，养育一个聪明健康的宝宝。提高儿童营养水平．增强儿童体制，为提高我国下一代人口素质做出积极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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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睦家特别生育方案吸引更多中国准妈妈!

为了让更多的准妈妈们能有机会成为快乐而轻松的“金猪妈咪”，和睦家医院近期推出了比原有价格低40％的住院生产方案。此方案打破了以往人们眼里和睦家医院就医消费高的观念，同时更多呈现了和睦家特色的医疗服务。能够用比以往更少的费用享受高端医疗服务，已经使得众多准父母们开始对和睦家医院趋之若鹜!这是和睦家医院开始向本土市场开拓的第一步!

在北京和上海，和睦家医院目前共开设了5家医院及诊所，是亚洲唯一一所国际JCI认证的医院。自1997年以来已有接近2000名小宝宝在北京和睦家医院顺利诞生。和睦家医院不仅有国际化的医疗服务水平，更有人性化的设计和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