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与文化论文精品(七篇)

序论：写作是一种深度的自我表达。它要求我们深入探索自己的思想和情感，挖掘那些隐藏在内心深处的真相，好投稿为您带来了七篇中国社会与文化论文范文，愿它们成为您写作过程中的灵感催化剂，助力您的创作。

篇(1)

潜移默化的学术训练

我是四川师范大学中文系1978届的本科生，1983届的古典文学与文献整理专业硕士生。当时我们硕士研究生指导小组以汤炳正和屈守元领衔的6位教授都是国内名师，每届研究生毕业都请北京的王利器先生和南京大学的汴孝教授等著名学者主持答辩，还给我们作专题报告，这对开阔我们的视野和胸襟都很重要。

1986年，我考取了中国社本文由收集整理会科学院研究生院首届明清小说专业的博士生，1989年底毕业并去了中国艺术研究院工作。我觉得自己在法国能够继续怀有浓厚的兴趣在人文学科的诸多领域深入学习，与我先前在国内的读博与工作经历有着直接的关联，所以想先谈一下这段经历。

我在国内读博期间受到2个重要影响，一是来自我的导师陈毓罴教授，二是来自我的不同专业的博士生同学。

陈毓罴教授20世纪50年代初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既后考取留苏研究生，在莫斯科大学学习4年，师从苏联著名文艺理论权威专家，毕业归国后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工作，以研究中国古典小说特别是《红楼梦》著称。陈教授在国内外所接受的学术训练使他在研究方面显示出与同行不一样的开阔视野，对我不乏潜移默化的影响。

1978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组建研究生院，刚开始只招收硕士研究生，1983年开始招收博士生，专业覆盖文史哲、经济学、法学、语言学、民族学等各个领域。记得我就读的1986届所接触的上下3届各学科各领域的博士生导师都是国内各学科的一流学者，可以举出一长串在社会学科领域为人熟知的名字。那时社科院研究生院学生不多，可以一同在食堂饭桌上吃饭，这也正是不同学科的同学交流的最好机会。这种交流使我的视野和关注已不局限于自己的古典小说专业，对社会学科领域的不同专业都有了一些了解和兴趣。

在中国艺术研究院的工作也是一段影响我日后在法国对艺术产生兴趣的重要经历。当时中国艺术研究院位于北京柳荫街恭王府内，是中国艺术门类的最高殿堂，在戏曲、美术、音乐、文艺理论、话剧、电影、曲艺等学科都汇集了各领域的的著名老学者与中青年佼佼者。我在那儿工作的时间虽仅4年（工作关系保留至1997年），但也颇有收获。在工作及与同事的交往中，我受到了艺术学科与文化的濡染和影响，其间，我曾应邀到香港中文大学英文系做访问学者。

负笈海外：

漫长而艰辛的求索之路

1994年初我接受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cnrs）的邀请去了巴黎，在东方研究小组参与完成1项包括中国古典小说在内的东方研究计划。从北京到巴黎，我经历了一个新的转折。

在巴黎工作期间，我与法国汉学家多有接触，法国丰富的文化艺术也吸引着我，因此工作结束之后我决定留在巴黎继续学点东西。我先是在巴黎第七大学东亚系读东亚文明研究博士生，到第三年时，我决定转而从头学一些中国需要的西方学科，将来归国才能发挥作用。那时正值我丈夫要去法国东部名城斯特拉斯堡工作，因此我也去了斯特拉斯堡继续修读。

斯特拉斯堡第二大学马克·布洛克大学（2008年与该市另2所大学合并为斯特拉斯堡大学）以人文学科驰名，上世纪30年代以来一直是法国历史学与社会学的重镇。进入该大学以后，我先是集中修读了艺术史、社会学、人类学等专业的硕士课程。学习中我的兴趣与目的都集中在对将来归国服务有用的领域，如在艺术史专业中我侧重博物馆学、考古学以及西方现代绘画流派；在社会学专业中，我注重都市社会学与发展中国家的政治经济问题，并撰写了学位论文《中国民本思想之根源及其在中国现代社会的影响》，用社会学理论和观点梳理中国从古到今的民本思想传统；人类学专业使我的目光投向了非洲大陆、中南美洲以及太平洋诸岛的原始民族，我注重了解原始艺术、原始宗教与原始民族的社会组织形式。通过对这几门学科硕士课程的修读，我感觉自己一方面学到了西方现代人文学科领域的一些专业知识，同时也对西方社会与西方文化有了真正的接触和更深刻的了解。

进入21世纪，我在法国感觉到世界在飞跃发展，中国也在飞跃。我因此想更进一步从全球范围来探索人类历史以及人类文明的演进历程，同时我也获悉国内一些大学正在开设或准备开设人类学专业，于是，我决定去巴黎第十大学的博士学院修读人类学博士学位。

巴黎第十大学博士学院集中了法国在考古学、民族学和人类学领域的诸多著名学者。我师从人类学教授b.贝桂菊（b.baptandier）夫人，她同时也是汉学家。选博士论文研究专题时，正值法国著名汉学家a.列维（andré lévi）翻译的《聊斋志异》法文版全集出版，《聊斋志异》是在西方国家广受欢迎的中国文言优秀传统小说。

20世纪90年代的法国文学人类学研究兴起，一些古典名著被应用于人类学研究。因此我决定用人类学的视野和观点去尝试对中国文言小说的研究，以《聊斋志异》为突破口。但在论文资料的搜集与撰写中，我深感在专业素养的学术训练中，自已还需要了解更多的人类学理论和观点，因此博士第三年我转学到斯特拉斯堡马克·布洛克大学人类学系d.莫纳尔（d.monoris）教授门下继续做我的博士论文《聊斋志异人类学研究——中国17世纪》。

论文的撰写非常艰苦，d.莫纳尔教授从论点到资料的使用都给予我悉心指导。最后我的论文答辩获得博士论文优秀等级，并于2009年由法国博士文库出版。

感悟中西方人文学科的差异

既后，我又用半年时间在工作之余修读了宗教学课程，我感觉要了解西方文化，根源是西方宗教。

在上述专业的研读与论文写作中，我对中国人文学科和法国人文学科有一些个人感悟。法国的人文学科在欧洲国家具有代表性，法国在大革命前是贵族分封社会，与中国周朝的分封制度类似。但法国的传统社会是政教合一，它的传统文化就是宗教文化。法国在大革命后的200多年间，发展民主共和制度，同时也是科技发展与工业化、都市化时代，这个社会变革是巨大的，对人类生活与心灵的冲击也是巨大的。面对与宗教文化传统相背离的新制度、新时代所出现的新的社会问题需要解决，因此西方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初出现了政治学、社会学、人类学、语言学以及考古学等新型人文学科，每一门学科又有不同的学派，大家都在面对新时代新问题探索寻找解决的办法，所以不同的学科与学派才如此活跃。

要真正认识中国与西方社会的区别，需要抓住西方是宗教文化传统，中国是儒家世俗文化传统这个关键的分野。西方的现代人文学科都是从宗教文化传统面对现代社会发展，直至产生现代化生发出来的。中国的传统文化是世俗的儒家文化，以仁治与民本为核心价值，因此能建立稳定的社会秩序。现代社会变革与现代科技并不产生于中国社会的内部，而是来自西方的影响，现代人文学科也是传自西方。我认为，一个有志于服务祖国的学习人文学科的海外留学生，既要学习如何运用西方现代人文学科的理论和方法来观照中国的现代社会，同时也要注意中国文化传统自身的特点。

对西方社会的认识不能仅仅停留在书本和都市社会，要真正了解西方国家，还应该了解地域文化与乡村社会。我曾经有2个假期在法国各地乡村漫游，这对于了解法国的区域社会与乡村经济大有好处。因为专业的原因，我在法国比较注意接触和了解社会的各个方面，包括不同政党所代表的社会阶层利益及政党之间的博弈。我感觉不同派别除了所代表的利益阶层不同以外，总体上也都强调公民义务。民主社会除了个人自由、个人权力，公民随时都准备承担对国家的义务。深层的文化是建构民族精神的东西，在法国就是宗教与现代社会的民主制度。今天法国传统的宗教文化与民主并不互相排斥，它们在法国人的生活中相辅相成。

篇(2)

2.构建和谐社会与当代青年的三大责任施益华

3.维护、缓和与批判:不同类型青年对社会发展的功能李金亚，鄢呈玥，管雷，LIJin-ya，YANCheng-yue，GUANLei

4.青年价值体系教育与社会思潮的鉴别王新刚，贺岷，WANGXin-Gang，HEMin

5.构建青年舆情预警机制初探罗新阳，LUOXin-yang

6.当代青年休闲文化状况及价值分析林新媚，LINXin-mei

7.青少年偏差行为的社会工作介入刘庆，LIUQing

8.青少年生涯教育的必要性及措施赵会娜，ZHAOHui-na

9.引导、误导与反哺——大众传媒与青少年流行时尚的双向传播董金权，DONGJin-quan

10.在男孩中建立真正的心理弹性——倾听男孩内心的声音王姝琼，WANGShu-qiong

11.青少年亲社会行为缺失的原因分析与社会干预陈宇海，CHENYu-hai

12.论大学生网络人际交往王前军，WANGQian-jun

13.心理教育之于大学生德育陆小云，袁伟东，LUXiao-yun，YUANWei-dong

14.从管制型政府到服务型政府——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一种视角沈建，史永展，SHENJian，SHIYong-zhan

15.从政治层面分析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与和谐社会构建刘群

16.当前中国政治文化的演进逻辑——以国家公务员招录制度为分析对象周海生，ZHOUHai-sheng

17.数字环境下的私人复制危机鲍民明，BAOMin-ming

18.论我国企业破产重整制度的完善山西青年管理干部学院学报 刘源，LIUYuan

19.从"两个大局"到"统筹区域发展"李益波，LIyi-bo

20.从"自组织"角度看和谐企业管理组织的建构梁明

21.中部经济崛起的攻坚点毛海芳，孙海功，MAOHai-fang，SUNHai-gong

22.新会计准则解读刘红梅，LIUHong-mei

23.构建和谐社会须解决好城市流动人口问题黄政合，孙晓倩，HUANGZheng-he，SUNXiao-qian

24.现代风险社会视野下的社会救助体系构建张丽娜，ZHANGLi-na

25.从两岸四地的节日看保护传统节日的迫切性王奇，王雨昕，WANGQi，WANGYu-xin

26.现代信息资源环境下科技创新理念的应用白建丽

27.关于应用文写作教学"去文学化"的再思考孟建伟，MENGJian-wei

28.学术论文的特点与选题——学术论文写作研究之一尉天骄

29.关于诗禅融通形式的考察郜林涛

30.浅谈中国传统绘画中的线条吕世亮

31.中国古代服装结构与现代服装结构之比较毕虹，BIHong

32.行政案例教学改革研究王俊刚，王华梅，WANGJun-gang，WANGHua-mei

33.本刊主干栏目近期选题方向

34.关于高职院校人文素质教育的思考关银凤，GUANYin-feng

35.计算机教学中应重视非智力因素的培养原晓林，刘效春

36.高职高专英语教学改革实践探索康珉，KANGMin

37.浅淡高等数学课程体系的教学改革彭大力

38.高师钢琴教学要突出师范性张雪梅

1.青年工作思想的特色邹谨，ZOUJin

2.论中国青年志愿服务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关系刘孜勤，LIUZi-qin

3.转型期农村青年人生价值观的分化与整合杨锋，YANGFeng

4.中国新生代群体内潜在冲突的现状与对策探讨——以"80后"农民工和"80后"大学生为例陈文龙，CHENWen-long

5.青年社会化的文化参与——基于大众文化的研究视角崔健，高珊，CUIJian，GAOShan

6.从青年文化热点透视青年生活方式和价值观转变张冬利，蒋舟

7.论未成年人问题实质上是成年人的问题董平，DONGPing

8.儿童政治社会化中的理想化研究述评季乃礼，JINai-li

9.浅谈流行音乐对青少年的影响籍荣

10.互联网对当代大学生政治参与的影响罗雷，LUOLei

11.关于大学生网络交往动机研究进展的分析迟新丽，张大均，吴明霞，CHIXin-li，ZHANGDa-jun，WUMing-xia

12.社会性别视野下女大学生就业问题的思考金晶，JINJing

13.关于当前大学生资助体系现状的调查与研究孔沛球，KONGPei-qiu

14.论大学生社会实践的指导原则侯燕，闾彬HttP://

15.马克思的分配正义思想研究——兼与罗尔斯分配正义论比较周华平，熊亮

16.中国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的政府责任研究郑闻，ZHENGWen

17.试论当前政府采购工作中存在的问题与对策管永前，GUANYong-qian

18.与行政指导相关的国家赔偿问题探讨吴志鹏，彭健，WUZhi-peng，PENGJian

19.企业与竞争对手合作视角下的动态博弈王晶，付宁，史勇，WANGJing，FUNing，SHIYong

20.山西青年管理干部学院学报 股权分置改革对资本市场的有效性影响——基于三因子模型的实证研究牛晋霞，赵芳，NIUJin-xia，ZHAOFang

21.关于波动率及其预测方法的文献综述李隽，LIJum

22.信用卡套现行为的分析与控制秦翊，QINYi

篇(3)

走进北京语言大学汉语速成学院,你会发现教学班的名称各不相同,这是为了适应不同层级的留学生多种多样的需求而设立的。无论你是没有学过汉语的,还是有一定汉语基础的;无论你是想学与专业有关的汉语,还是想学日常汉语口语;无论你是想拥有汉语学历,还是想接受非学历的一般汉语培训;无论你是亚洲人、欧洲人还是非洲人,在这里,你总能找到适合自己的汉语课程。因为速成学院针对留学生的不同需求建立了三种教学模式:短期强化教学即速成班教学、汉语进修教学和汉语短期教学。“众口难调是不用心的借口,速成就是要用心烹制出不同的美食来关照每个人不同的口味。我们在针对来华外国留学生的短期、强化、速成教学的教学理论研究方面、教学模式的开拓方面、短期强化系列教材的编写方面、教学的管理制度方面,探索形成了一整套颇具特色的教学体系,在全国汉语速成教学领域发挥着示范作用。”说起对外国留学生的汉语速成教育,汉语速成学院迟兰英院长侃侃而谈。这并非是迟院长自夸。2010年,韩国SK集团大中华地区总裁李胜权社长、SK集团培训中心常务集团代表曹敦铉和11位集团高管集体正在汉语速成学院参加4个月的培训学习,这已是SK集团来北语的第二期学员了。而此次的培训只是在北语速成学院诸多外企培训的一个,韩国三星、LG、现代、SK,日本三菱、伊藤忠商社、富士施东,丹麦马士基航运、法国航空公司等20多家着名跨国公司的董事、高层都相继成为了这里的学生。

研究生教育:打造汉学家的摇篮

2005年,波兰籍博士研究生帕维尔在北京语言大学拿到了博士学位证书,成为首位在中国连续获得学士、硕士和博士学位的欧洲人。他攻读博士学位的几年间一直得到北语校级来华留学奖学金的全额资助,其博士学位论文《吴语瓯江方言韵母演变研究》充分占有亲身调查温州方言的丰富资料,并且较好地把西方语言学理论融合进去,受到该领域一些知名专家的高度评价。多年来,北语把培养高层次的汉语教学型人才作为培养来华留学研究生的一个主要目标,同时在培养目标上也强调要追求高端。在北语,来华留学硕士研究生教育要立足于培养汉语教学型的高层次专门人才。而来华留学博士研究生教育则更要立足于培养汉语本体研究、汉语教学研究和中国文化研究的高层次人才,把培养未来汉学家作为来华留学博士生教育的宗旨之一。对于汉语教学类来华留学研究生,北语历来安排他们与中国研究生同堂上课。事实证明,这样做可以使那些素质优秀的外国学生较快进入角色,在专业学习上冒尖,学到真本事。与此同时,允许其选修中外学生本科阶段的中文主干课程,并为其专门开设中国国情、中国历史、中国当代社会等人文类课程,加深其对中国社会与历史文化的理解,进一步增强了他们日后从事汉语教学及研究的综合能力。

博雅教育:让中华文化处处开花

听着传统的京剧名段,跟着专业的京剧演员学动作,还参观了京剧发展的图片展,北京语言大学百余名来自世界各地的留学生走进了北语湖广会馆实践教学基地,亲身体验了中国传统文化和国粹艺术的魅力。几名留学生还装扮成生、旦、净、丑,亲自粉墨登场,体验了一下当“名角”的感觉。近年来,北语对来华留学生开展了“博雅教育”,利用中国传统文化艺术的博大精深,来提升对留学生文化素质教育的内涵。北语以文化接触、文化感知、文化接受、文化推介作为切入点,深入研究中华文化的历史底蕴及其特质,探索在中华文化地缘优势中开展留学生博雅教育的有效途径和方法,贯彻对留学生的人文关怀,同时加深留学生对中华文化及首都人文特色的感知。另一方面,发扬中外博雅文化传统的实践性特征,传播中国博雅文化,使学生在实践中体味中国文化艺术的博大精深。从1978年开始,学校先后在北京、绍兴、杭州、西安、曲阜、深圳、重庆、兰州、厦门等地建立了多个实习基地,形成了学生到工厂、企业、农村、社会开展语言实践与文化体验的长效机制,培养学生观察问题、分析问题以及进行社会调查的能力。据了解,目前全球已经有100多个国家近3000所高校开设了汉语课程,现在学习汉语的外国人将近4000万人。北京语言大学始终坚持以“推广汉语,弘扬中华文化”为办学宗旨,精心打造一艘对外汉语教学的旗舰,扯起汉语的风帆,使中华文化从这里传遍天涯海角。近半个世纪以来新老几代北语人呕心沥血,他们的辛勤结出了丰硕的成果,从北京语言大学走出的毕业生,有2人担任了国家总理,1人曾担任议会议长,14人担任过驻华大使,30多人担任驻华使馆的参赞,更多的是在从事着中外交流或与中华文化传播有关的工作,他们都是传播中华文化的友谊使者。

篇(4)

[论文摘要]在当前物质财富迅猛增长的同时，也伴随着人文精神衰微的时代困惑。新时期推进和谐社会建设，需要以人文价值的生态文化理念贯通于经济、社会发展的共生互动、自我生长的过程，进行“伦理—经济生态”、“伦理—社会生态”的人文建构，使“义—利”相融、“德—得”相通，确立伦理—经济—社会三位一体的有机人文精神系统。

现代社会发展和繁荣的背后潜隐并伴随着“经济发展一元论”的价值陷阱(单纯追求经济高增长的指标，人居环境、精神文化生活等社会事业发展却相对滞后，“一条腿长，一条腿短”)

，同时，也遇到了“小康难题”(虽然当前全面小康建设进程加快，并取得了一定成绩，但仍面临着农民增收困难、社会事业发展滞后、资源环境压力加重、区域差距拉大等难题)。为此，在新时期，应有效落实科学发展观、积极推进和谐社会的建设。在理论研究中，经济、社会与伦理似乎是难以并存与同一的不同文化因子，是物质现实世界与精神超越世界的不同文化体现，然而，现代文明发展的基本趋势却是伦理、经济与社会共生互动并日益复归于其生态本性，这不仅是学术研究中的理论突破，同时也是现代文明困境的实践超越。“伦理”作为人类生命与生活的智慧结晶，是人文精神生态的内在依据和有机文化构成。“生态”不仅是“生物的居留场所”和“生命的存在状态”，更是一种“生存姿态”和“生活样态”，以“伦理—生态”的文化理念渗透贯通于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共生互动、自我生长过程，应当进行“伦理—经济生态”、“伦理—社会生态”的人文建构，确立伦理—经济—社会三位一体的有机人文生态系统，从而对有效抵制单纯重经济增长、科技进步，轻德性塑造、价值提升的现代文明的旧的发展模式、推进和谐社会建设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一、社会和谐的人文价值底蕴

“冲突”与“和谐”的对立与角逐，自有人类历史以来便一直潜在或自在地存在着，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整部人类文明史是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乃至人与自身相抗争的历史，同时也是消除“冲突”、追逐“和谐”的奋斗史。然而，无论如何，“和谐”，并且惟有“和谐”才是生态伦理精神或者生态社会的价值“基地”与价值“目标”。

“和谐社会”并非传统社会中原生自发的和谐有序，而是历经前现代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后加以反思并内化的社会全面发展的和谐，是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身的和谐，是整个社会政治、经济、文化一体化与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是社会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协同进步所构建的伦理秩序，因而，社会和谐所衍生的应当是一种公平正义、互惠互利、安定有序的自得完满境界，从而体现出对人的价值和人格的尊重。

社会和谐内蕴着与生俱来的人文价值底蕴。“人文”是一种无限可能的意义世界生成，是对自我的不断创造、突破、超越与提升，是超越于“实然”以达“应然”的价值体系的无限赋予过程，人文价值的现实体现过程实际上是伦理的实行过程，“是通过伦理化对人的动物本性和世俗生活引导、提升的过程，也是人的社会生活秩序和个体生命秩序建构的过程。”[1]是对实体性自由的境界提升;“人文精神”则是伴随着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兴起的人文主义思潮而勃发的时代精神气质，狭义的人文精神主要是为挣脱宗教神学禁欲主义羁绊而崇仰人的主体价值能动性、凸现主体人性并追求自由幸福的实现的人文关照，而今天崇尚的人文精神则是广义层面上的价值理想和文化精神，以主体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和人生幸福的实现为终极依托，在真、善、美的精神境界层面提升人性，尊重人的价值与尊严，是个性的充分展现和潜在能力的充分发掘，在对现实物质世界超越与提升的基础上赋予人类以生存意义指向和生活价值旨归，是整体人类前途和命运的终极价值的理想关怀。

中国区域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普遍存在人文价值发展后劲不足的态势，经济发展与人文价值的矛盾构成中国区域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瓶颈”地带，单纯的经济增长指标极有可能使整个社会流于“片面发展观”的缺陷而遭遇严峻的“发展”难题，所以，重建整个社会的价值生态体系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和谐社会建设根本上应当是人文价值理念指导下的“伦理—经济生态”、“伦理—社会生态”的合理价值建构模式，是在伦理—经济—社会系统整合的有机生态体系中理解、确证并建构的一种自我生长、共生互动、良性循环并具有旺盛生命力的社会合理持续存在状态。

二、“义—利”相融的“伦理—经济生态”

中国区域经济发展过程中普遍存在伦理冲动力与经济冲动力之间的紧张与游移态势，而伦理与经济的关系在伦理视域中主要体现为义、利关系。利益需要必然导致谋利的冲动，然而，和谐社会的经济建设决不是谋利本能的纯粹释放，谋利的努力应当具有价值理性的合理因子，使经济冲动成为造福社会的力量，实现义利互动。归依于社会生活秩序与个体生命秩序中的社会主体，在物质欲望冲突与矛盾过程中彰显社会“应然”的价值理念，是“义”的社会诉求。然而，经济发展最深层的根源是趋“利”的行为倾向，“义”的可贵之处恰恰在于对“利”的超越与提升，从而高扬人的生命价值与尊严。所以，义利关系的调节是伦理与经济关系调整的反映，伦理既是对人的生物本能的超越以及对过度的自然物质欲望的扬弃，同时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对人的生命价值尊严与生活目的意义的肯定与提升，伦理—经济的生态基础恰恰存在于人的自然本性与超越本性的和谐中，是人对自身经济行为的合理性的价值追求。“如果没有欲望及其冲突，伦理、道德就会失去其存在的根源;如果没有伦理道德的超越，没有在道德的运作中对人的自然欲望的超越，经济也就失去了其人文意义。‘义’来源于‘利’又与‘利’相对立，二者的紧张与和谐构成伦理精神的内在矛盾运动。”[2]所以，伦理—经济关系的生态整合点是“义—利”相融，伦理与经济的辩证互动构筑起了一种合理的伦理精神生态，即“伦理—经济生态”。

(一)“利”的突显与传统家族血缘伦理模式转换

美国著名学者弗兰西斯福山在其《信任——社会道德与繁荣的创造》一书中指出，中国绝大多数企业之所以不能快速发展，原因在于中国的私人企业难以摆脱家族主义的阴影，华人企业是“两头大，中间小”的马鞍型组织，国有企业和传统的家族企业作为主要的实力框架占据两头，民营企业占据中间地带，后者缘于中国传统的家族血缘伦理不轻易相信外人的倾向而力量薄弱，“在传统中国社会里，信任家庭以外的人或赋予其责任无疑是一种弱点，这在自给自足的农家里尤其明显。”[3]104从而不能将管理制度化，并且遗产的均分继承制影响财产的相对集中，制约企业的发展规模。中国社会普遍存在这种传统的家族血缘伦理情结，家国一体、由家及国是中华民族走向文明的特殊道路，“血缘”作为家的灵魂，是由家及国的出发点，更是中国人独特的“人化”起点以及安身立命的基地，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取向;“家”作为中国传统文化最深层的社会根基，既是个体生命活动的归依，又是道德人格塑造的母体，根深蒂固的家族血缘伦理情结最终跨越了基本的人际关系界限，逐渐包容涵括并渗透影响一切社会伦理关系、政治关系以及经济关系。

中国区域经济发展存在“马鞍型”现象，近年来，中国经济发展成绩的取得与改革开放30年来所构筑起来的乡镇企业模型、民营企业模型以及外向型经济模型密不可分，特别是最为普遍的家族企业模型，然而，家族血缘伦理情结使得传统家族企业发展缺乏创造力和发展魄力，企业发展固守着传统的家族观念，信任只存在于家族内部，对一切“外人”始终保持着极度的警惕和高度的戒备心，由此，企业的运作便囿于自我狭窄的小圈子，难以形成制度性的人才和技术创新体系，难以吸纳社会精英管理创新人才，难以构筑赶超型的企业内部竞争推动机制，也缺乏舆论大众的有效监督约束机制。此外，家族企业财产的均分继承制使得企业资产难以积累和积聚，极大地制约了家族企业的规模效应，难以形成国际市场竞争力。因而，“马鞍型”企业模式下的经济运作因传统家族血缘伦理的渗透因子而存在规模弱小和竞争力匮乏的弊端。新时期超越“经济发展”难题和“小康难题”，唯有实现传统家族血缘伦理的转换，诉诸社会信用和公民社会的竞争推动机制，从而推动国内企业组织模型的机制转换，形成具有国际市场竞争力的中国企业品牌，实现新世纪又一个跨越式发展。

(二)“义”的回归与社会资本积聚

弗兰西斯福山认为:“未来两、三代间中国大陆的平均国民所得达到目前台湾和香港的水准时，最大的问题才会冒出来。”[3]358这个充满警醒意味的“最大的问题”便是经济发展过程中社会资本的严重匮乏。“福山预言”在分析英、美、法、德、意以及亚洲各国文化传统及经济特色的前提下，在总结发达国家现代化道路上的经验教训基础上，明确提出后发国家若以经济的单一片面增长作为现代化的唯一指数势必抛开对社会资本的倚重，而后者却往往是现代化成功的生死攸关的因素。

在福山那里，“社会资本”被界定为一个社会的成员相互信任、以组织形式进行合作的能力。美国、德国和日本以超越家族关系的“社会资本”为主，陌生人能够在共同的组织模型中彼此信任、相互协作，因而能够建立起大规模的现代化企业模式。相反，像法国、意大利、中国台湾和香港，其“社会资本”仍旧囿于传统的家族血缘，信任限于家庭内部成员之间，根深蒂固的血缘纽带造就的是缺乏市场竞争力的单个家族的小规模的企业模式。“社会资本”的获取要求社会成员普遍具有诚信可靠、踏实忠诚的美德，而纵观中国传统家族企业经济的发展，因局限于传统家族血缘伦理，当面向社会市场时就会存在社会资本脆弱甚至贬值的趋向，也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经济信用危机，而这无形当中又降低了企业组织效率并提高了企业经营成本。“社会资本”是建构在普遍道德责任意识基础上的“人文精神”，社会资本的匮乏必定带来企业与社会之间、企业与企业之间以及企业内部的社会资源成本、社会风气成本和经济监督成本的无谓增加，实际上，这是一种人文价值和伦理精神的匮乏，所以，社会资本的积聚与“义”的回归成为弥补经济发展弊端的有效途径。

如何弥补经济信用的缺憾，及时在“小康”目标实现的过程中积聚“社会资本”，实现伦理与经济的辩证互动，成为当前亟须解决的问题。首先，需要政府管理部门完善立法、严格执法并强化法律监督机制和惩戒机制，抵制欺诈失信的市场行为，在全社会营造公正、公平、公开的制度环境氛围，引导市场行为主体明礼诚信、懂法守法、有序竞争;其次，由于传统家族血缘伦理的渗透，“社会资本”的积累和积聚面临“中空”地带，一端是强大的政府组织，另一端是原子化的个体与众多单个的家庭，中间层面空场缺位，缺乏相互信任的组织社群，无形中缩小了社会人文资本产生的空间，如此，就需要建立形式多样的沟通、协调型的社区、社团以及工会组织，培养团结、协作意识，形成互信的社会氛围，逐步克服传统狭隘的家族血缘伦理局限，积聚“社会资本”;再次，通过加强社会道德教育的形式，以一种潜移默化的方式重塑个体、集体及相互之间的诚信、公正、平等、合作、创新的德性精神，培养普遍的社会公德，超越家族意识，克服当前社会资本闲置、分散、封闭的局限。

三、“德—得”相通的“伦理—社会生态”

人文价值理念作为文化存在形态，在中国区域经济目标实施过程中不仅体现为伦理与经济达至的有机生态，同时还表现为社会伦理实体存在形态的精神价值模塑，即“伦理—社会生态”。在社会共同体的具体运作中，存在“德”与“得”的矛盾，即世俗世界与意义世界、“德”的世界与“得”的世界的冲突与对立，正确处理“得”与“德”的关系，实现“德—得”相通，不仅是伦理—社会关系的生态互动点，同时是人类文明发展的永恒主题。“德”不仅是社会伦理与个体道德内在的道德自我建构过程，即潜在形态的“德性”，同时也是社会的道德文化品质与个体的道德行为品质，即自在形态的“品德”，内在的“德性”与“品德”的外推，必定彰显为个体与社会的道德行为，即自为形态的“德行”。“德”内在于“得”，“得”为“德”存在的内在依据，“德”的使命是透过价值的努力扬弃“得”的矛盾，从而提升“得”、升华“得”，以“德”获“得”，在“德”与“得”的辩证互动中，构建“伦理—社会生态”。

(一)“家庭—市民社会—国家”的“德—得”逻辑

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一书中，把意志自由的理念赋予人的精神自由生长的三个阶段，即抽象法、道德、伦理，三者分别位居于抽象自由、主观自由以及主观自由与客观自由相统一的辩证复归的生长层面，只有达到伦理阶段才是客观精神的生态境界，而伦理主要落实为三种社会伦理实体，即:自然社会(家庭)、市民社会与政治社会(国家)。新时期中国要实现经济、文化发展基础上的社会跨越式发展，有必要探寻三种伦理实体的“德—得”逻辑。

黑格尔在辩证法中分析认为，家庭是自然的伦理实体，是“直接的和自然的伦理精神”，是“神圣性和义务的渊源”，“作为精神的直接实体性的家庭，以爱为其规定，而爱是精神对自身统一的感觉。”[4]175“爱”的本质是“意识到我和别一个人的统一，使我不专为自己而孤立起来”，“但爱是感觉，即具有自然形式的伦理”[4]175。因此，家庭是以爱和感觉为基础的自我与他人相统一的伦理精神，是“直接的和自然的”和谐再现，我在他人身上找到自己，得到他人承认，反之亦如此，这便是家庭的主观性方面;但同时，家庭以财产等外在的定在确证自己的存在，这是家庭存在的客观方面，于是，家庭由主观的爱与客观的经济归属确证其伦理的存在，其中，“爱”是家庭维系的根基和纽带，而客观的财产契约关系并非家庭的本质确证。因此，在自然的伦理实体“家庭”内部，伦理精神是自然统一的。

市民社会在黑格尔的体系中被界定为“差别的阶段”，是“结合在家庭的统一中的各个环节必须从概念中分离出来而成为独立的实在性”[4]195，通过社会教育的环节，家庭中的子女长大并逐渐脱离家庭融入社会，在社会中依靠社会契约建立组织关系，逐渐具备自身独立的法律人格，成为自由的定在。随着家庭的解体，便出现众多个别性的人和多样性的个别需要，市民社会由不同的需要构成的需要的体系来建构，从而成为个人利益的战场，即面“得”而居。这种状态极易剥去温情脉脉的面纱而再现一种自然本能的状态，于是，市场经济运作下的社会实体成为硬性契约中的枢纽，利益至上的理念引导又容易造成对自身责任和义务的忽视乃至道德的缺位，所以需要法律、警察、同业公会与私法的约束。实际上，市民社会殊性与普遍性是并行不悖的，个人要获取自身利益实现自身目的，必须以其他人或整体的存在为生存与发展的依托，在“普遍”中获得真实，“我在促进我的目的的同时，也促进了普遍物，而普遍物反过来又促进了我的目的”[4]199，个体与整体的共生发展构成市民社会存在的前提。所以，“得”的满足不仅应当透过他人和共同体的中介，而且要透过“德”的努力，努力建构“德—得”相通的逻辑进路。

家庭和市民社会在伦理阶段继续向前提升，便到了国家阶段，“国家又是它们的内在目的，国家的力量在于它的普遍的最终目的和个人的特殊利益的统一，即个人对国家尽多少义务，同时也就享有多少权利。”[4]261国家作为最高的伦理实体，融特殊与普遍、权利与义务为一体，个体作为社会公民在为社会尽义务的同时，他自身的人身、财产、福利以及作为实体性的本质得到了保护和满足，在为国家伦理实体尽义务的过程中再现了自身的生命和生活的价值，在融入实体中体会到归依的幸福，从而达到个体至高境界的自由，实现“德”与“得”的辩证为一。因此，作为价值理想，“德—得”相通的价值原理及其价值合理性历经家庭—市民社会—国家伦理实体的自然演进，最后必须透过政治的努力，在政治社会(国家)中才能够获得现实性，彰显伦理—社会关系的生态合理性。

(二)“德—得”相通的伦理精神与实践落实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初期，整个社会在发展经济、开拓市场的理念指导下形成了注重自然科学知识的教育模式，从而导致了自然科学兴盛、人文主义德性教育备受冷落，整体社会陷入经济发展“一元论”的泥沼。因此，实现“德—得”相通与生态互融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必然选择。

“德—得”相通的伦理精神在逻辑演化的理路中具有深厚的结构性内涵。首先，“得”必须“德”，“德”是“得”的价值前提和原则规范，以“德”谋“得”是基础性的理论前提;其次，“德”必然“得”，坚定的道德价值信念应当成为市场经济运作的实践依据，从而正相契合了中国传统思想的“善恶因果律”;再次，“德”就是“得”，“得”就是“德”，这种德得观，与“利在义中”、“义中有利”的价值取向实现了内在的统一与一致。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时代背景下，应当对接社会伦理道德的“教育—管理—实践”的生态链条，实现“德”与“得”的生态互动与价值整合。道德理论教育必须与道德管理相结合，这是内在自律意识与外在他律约束共生互动理念的体现。道德管理的滞后性势必削弱道德教育的成效，要科学合理地落实道德教育的成果，形成守信、团结、文明的社会氛围，就应当重视道德约束管理的环节，采用行政、经济、法律的手段对违反道德的行为进行制约规避。同时，道德教育与道德管理的合理运作，最终要透过思想的熏陶渗透落实于普通大众的道德实践，实现道德的“教育—管理—实践”的生态链条的合理对接。

[参考文献]

[1]樊浩.中国伦理精神的现代建构[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7:295.

[2]樊浩.伦理精神的价值生态[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242\|243.

篇(5)

关键词：自主性，关系，“共谋”，批判

引论：一、中国社会科学所面临的核心问题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科学取得了很大的发展，而且我们现在也有比较充分的理由认为，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速以及中国学界与外部同行接触及交流的日益频繁，随着中国改革进程与社会转型过程的深化，中国社会科学将在未来发展的进程之中获得更多的理论资源与现实动力。但是，正如我在另一个场合曾经指出的那样，“不过，中国社会科学是否能够得到进一步的提升以及能够取得多大的成就，显然不是上述外部环境所能决定的，换言之，这些外部环境之于中国社会科学的助益性绝不是当然的。这里不仅涉及到学术研究场域与其他场域之间的关系问题，而且也关涉到中国学术界在面临其他场域于‘进步’这一意识形态和大众传媒的支配下不断获取强势地位的情势中如何营建并捍卫学术自主性的问题，更涉及到生存于这一环境之中的中国学术界能否保有一种批判的精神去直面这些关系的问题。”[1]

显而易见，上述问题都是围绕着我反复强调的“中国社会科学自主性”[2]这个核心问题而存在的。因此，我将把“如何建构中国社会科学自主性”这个问题设定为本文试图回答的问题。但是，我认为，在回答如何建构中国社会科学自主性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必须首先回答中国社会科学在其发展的过程中为什么会缺失自主性这个问题，因为对后者的回答乃是我们对前者回答的一个重要前提。实际上，我于大约十年前就在《关于中国社会科学自主性的思考》（以下简称《思考》）的长文中专门讨论过这个问题，因此本文的讨论实是以前文为基础的。但是我在承认前文观点有效性的同时认为，就回答“如何建构中国社会科学自主性”这个问题而言，前文的观点并不充分，不仅需要加以反思，而且还迫切需要对此做出进一步的探讨或补充。正是这一判断，构成了本文可能具有的理论意义。考虑到本文是对前文观点的修正和推进，本文的论述也将据此采纳如下的分析安排：除了导论引出本文的论题以外，第一部分将首先以扼要的方式重述我在《思考》一文中的基本观点和结论。第二部分和第三部分是本文的重点，亦即在对前文观点的反思和批判的基础上提出新的观点。在第二部分中，我将讨论这样几个问题：一是关于“中国社会科学自主性的认识角度”的问题；经由此一问题的讨论，我将确立认识这个问题的“关系性视角”。二是关于“中国社会科学自主性的向度”问题；我经由此一问题的探讨而明确指出，中国社会科学自主性具有国内和国际两个向度。三是关于“知识生产机器”的问题；透过这个问题的讨论，我主张把对社会科学研究的批判扩展到对学术制度的批判，亦就是从对社会科学知识的批判扩展至对社会科学知识生产机器的批判。在第三部分中，我将从关系的视角出发，把关注点真正从外部转向中国社会科学场域内部所实施的各种“共谋”关系，亦即通过对“共谋者”的重新界定而对中国知识分子与各种“操作”或“玩弄”中国学术制度安排之腐败实践之间的“共谋”关系进行反思和批判。作为本文的结语，第四部分则将在前述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中国知识分子在当下建构中国社会科学自主性的过程中应当承担的极其重要的几项使命。可否省略此处？

一、 ——《思考》一文的基本观点与结论（删）

自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科学界便在始终关注着中国社会科学如何获致自主性这个问题。然而值得我们注意的是，这个问题在当时的提出，主要是为了回应此前三十年间社会科学知识意识形态化以及知识分子独立人格基本丧失的状况。据此，在20世纪80年代，这个问题大体上是通过“中国社会科学学科性建设”[3]和“知识分子心态和品格”[4]这样的设问方式来展开的：前者试图通过社会科学的学科恢复和学科建制的努力来使中国社会科学摆脱僵化意识形态的束缚，后者则试图通过对中国知识者古即有之的“入世”心态的检讨以唤醒知识分子特立独行的精神与品格。可以说，这两个向度的努力都在某种程度上把握住了中国社会科学在当时的本土性问题。

关于这种设问方式，极其明显地反映出了当时特定情势对人们设问角度的规定，然而，中国社会科学在其发展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困境却表明，这种设问方式对于认识或解决正在发展中的中国社会科学的自主性问题而言，“可以说是必要的、但却不是充分的，是重要的、但却不是基本的”。[5]如果我们将这个问题做进一步的追究，那么我们便可以发现，更为重要的恐怕还不是这种设问方式本身所存在的问题，而毋宁是在根本上支配这种设问方式的某种思维方式所存在的问题，因为所谓设问方式以及经此而提出的问题实际上是由相关的思维方式及其背后隐含的问题结构所支配的。简而言之，这种思维方式，也就是那种视外部性因素为中国社会科学自主性问题之关键因素的思维方式。

经由这种思维方式提出的问题所含的预设至少存在着如下的问题：第一，尽管它在表面上就意识形态及知识分子的“入世”人格对中国社会科学的重大影响这个问题做出了否定性的主张，但实质上却反映出了其在更深的层面上强调知识生产外部因素对知识及其生产活动的决定论式观照。显然，这种思维方式在讨论的过程中自然而然地切割掉了社会科学研究内部的向度，因此我们可以说，这种思维方式就是马克思曾经批判过的那种“用逻辑的事物替代事物的逻辑”的方式，而更为紧要的则是这种逻辑实是一种“你死我自然活”的零合博奕逻辑。这种思维方式在经验层面上的展开，完全有可能导致这样一种结果，即在上述外部性问题得到某种程度解决的时候，有关中国社会科学研究及其生产出的知识的自主性问题依旧未能得到关注，甚或没有得到改观。第二，作为基本上对社会科学研究之于中国社会科学自主性的重要意义不意识的一种逻辑结果，这种思维方式不可能使人们去关注中国社会科学学术制度的合理性问题，或者说只能够使人们在基本上不考虑社会科学知识的性质以及这种知识增长的规定性的境况下诉求学术制度的恢复和建构，从而致使种种对学术制度的诉求滞留于形式层面。更进一步讲，本来为了抵御意识形态和社会、经济及政治等因素对社会科学的干预而建构的那些学术制度，结果由于对建构学术制度的学术判准的不意识，而使意识形态以及其他因素依旧深深地嵌入在这些制度之中，并透过这些制度而展现出社会、经济及政治等需求在另一种形式下对中国社会科学的无处不在的渗透和支配。第三，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发现，这种只强调外部性因素对中国社会科学研究及其生产出的知识的影响的单向度思考，不仅一方面因中国知识分子对那些旨在试图摆脱各种外部性因素之支配的学术制度的当然认定而忽略了对它们本身的分析和探究，而且在另一方面更是从根本上遮蔽了中国知识分子在自身的研究中与这些深刻地体现着社会、经济及政治等外部需求的学术制度之间所存在的复杂的、彼此依赖而互为强化的关系，从而无从洞见这些复杂关系背后的各个场域间所存在的紧张和冲突。[6]

正是透过对上述思维方式的分析，促使我在《思考》一文中主张改变旧有的思维方式，亦即“转换我们对此一问题的那种单向度的思维方式；一如维特根斯坦所言，透识一个深层且棘手的问题，最为关键的办法是‘开始以一种新的方式来思考。这一变化具有着决定性的意义，打个比方说，这就像从炼金术的思维方式过渡到化学的思维方式一样。难以确立的正是这种新的思维方式。一旦新的思维方式得以确立，旧的问题就会消失；实际上人们很难再意识到这些旧的问题’。这就意味着我们在对中国社会科学自主性进行思考时，必须从外部性的向度转向内部性的视角，或者更为准确地说，打通这两种思维方式，进而从社会科学研究本身出发去探究这两者间的复杂的互动关系。”[7]

经由这种思维方式的转换，我又进一步指出，中国社会科学自主性的问题并不能仅通过确立学术制度以抵抗僵化意识形态的方式得到解决，因为这个问题的解决还在根本上取决于这些学术制度是否具有真正的学术性质，或者说还取决于我们对学术判准的认识。当然，这个问题也不可能仅通过中国知识分子的心态品格的转换而得到解决，因为向“出世”品格的转换，有可能导致其与社会科学这种关注社会与人的知识品格发生根本的紧张。实际上，这个问题的解决取决于中国知识分子在关注中国社会问题时是否能够严守科学的学术立场。据此，我在《思考》一文中得出结论认为：第一，中国社会科学自主性的问题，实际上涉及的是社会科学场域与经济场域、社会场域和政治场域间关系的问题；第二，中国社会科学自主性的缺失，从某种角度看乃是其他场域对中国社会科学场域监督、支配所致，其基本中介是那些并非完全根据社会科学知识的规定性及增长逻辑而建立起来的学术制度；第三，更为根本的是，中国社会科学自主性的缺失，在很大程度上是那些在中国社会科学场域中处于被支配地位的知识分子在其研究中与这些并非完善的学术制度之间的“共谋”所致；换言之，正是由于他们在其研究中未能科学地建构研究对象而致使那些非科学或前科学的东西渗入进了社会科学之中，进而侵损了中国社会科学应有的自主性。据此，我在当时主张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者在对社会科学场域与其他场域间关系的知识自觉的基础上，应当首先在其自身的具体研究中对日常性常识及学究性常识加以彻底的质疑并与之决裂，进而科学地建构起研究对象，以科学的智识资本增进和捍卫中国社会科学的自主性。[8]

二、关系视角 世界结构 制度批判——对《思考》基本观点的反思和推进（一）

（1）关于中国社会科学自主性的认识角度问题。

我在《思考》一文中经由否弃当时盛行的只强调外部性因素对中国社会科学研究及其生产出来的知识的影响的单向度思维方式而主张“从外部性的向度转向内部性的视角，……进而从社会科学研究本身出发去探究这两者间的复杂的互动关系”。[9]然而经过长时间的思考以后，我认为，当时采用的“内部性视角”这一说法并不妥切，实际上更为确当的乃是一种“关系性的视角”。

众所周知，在当下的社会世界里，中国社会科学场域不可能不受到来自经济场域、社会场域和政治场域的影响。但是在这里，我们却必须强调指出，经济场域、社会场域和政治场域对中国社会科学场域具有影响的事实，并不能够使我们当然地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即正是这些影响使得中国社会科学在其发展过程中缺失了它应当拥有的自主性。在我看来，外部诸场域对学术场域之宰制的形成，在当代的社会中主要不是中国知识分子被动接受的结果，而是在所谓的“被动者”转变成了“主动者”以后才获得其实现的可能性的——亦即中国知识分子与经济场域、社会场域和政治场域之间进行形形的“共谋”所导致的结果。因此我们可以说，正是作为“被动者”的中国知识分子向作为“主动者”的中国知识分子的转换，才一方面致使经济的、社会的和政治的需求在中国社会科学场域中得到了某种程度的再生产——当然也致使经济的、社会的和政治的运作逻辑在中国社会科学场域中大行其道；另一方面，它还致使西方社会科学知识在中国社会科学场域中得到了很大程度的未经批判的“复制”或“消费”。[10]

据此我认为，我们在探究这个问题的时候必须建构起一种“关系性的视角”并以它作为我们的认识路径，因为惟有根据这一视角，我们才有可能在关注这个问题的时候不会简单地追究任一单方面的原因，而会把我们的视域扩展至中国知识分子与其他场域之间的各种关系问题。显而易见，这种“关系性的视角”彻底否弃了中国学术界所盛行的要么“外部”要么“内部”的“单向度”视角：依据“外部性视角”，我们充其量只能经由一味地指责经济场域、社会场域、政治场域乃至意识形态对中国社会科学的宰制而陷入一种简单的“反抗”逻辑之中——然而我们知道，“反抗”却往往不意味着解放；而依据“内部性视角”，我们则充其量只能经由空泛地指责中国知识分子的“入世”品格和缺乏“独立精神”而陷入一种与社会科学知识之性质更为基本的紧张之中。

（2）关于中国社会科学自主性的向度问题。

我必须承认，在撰写《思考》一文的时候，我确实忽略了中国社会科学场域在世界结构下必须自主于西方社会科学场域“文化霸权”的问题，尽管我在讨论中国社会科学自主性这个问题以前已经认识到了西方社会科学知识对中国知识分子的“示范”问题，而且还专门撰文探讨过这个问题。[11]

现在，我们已经清楚地认识到：首先，中国知识分子对西方社会科学知识的毫无批判的接受，给西方对中国知识分子的示范注入了某种合法的“暴力”意义；正是在这种暴力性示范下，中国知识分子毫无批判地向西方舶取经验和引进理论，便被视为合理的甚或正当的。再者，这种实践还迫使中国知识分子有关中国发展的研究及其成果都必须经过西方知识框架的过滤，亦即依着西方的既有理论对这些研究做“语境化”或“路径化”的处理，进而使得这些研究成果都带上了西方知识示范的烙印。[12]更为糟糕的是，上述情势还导致了一种我所谓的中国知识分子对西方知识的“消费主义”倾向。其次，中国知识分子对一些与学术相关的西方制度的移植，也从另一个角度扼杀了中国社会科学建构自身自主性的可能性，因为这些学术制度在中国的移植只会引发与这些制度原本旨在达到的目的相违背的结果。比如说，西方国家的大学和研究机构规定了一种旨在提高学术研究水平的要求相关人员必须在年度内发表一定数量的论文和论著的制度，而且这种制度是与聘佣制度紧密勾连在一起的。晚近以来，中国的一些大学和研究机构也将这种制度移植了进来，但是他们在引进这种制度之前却并没有做认真的分析，甚至不意识这种制度的有效实施还必须仰赖于其他学术制度的支援或配合。比如说，一些学术项目的立项乃至获得，通常情况下乃是为某些重点高校或重点院系所垄断的；同时我们知道，项目的获得意味着研究者肯定能够获得一定的出版经费或补贴；而面对当今中国出版社因企业化而出现的一种重赚钱而轻质量的取向，那些能够获得项目资助的知识分子与那些因所在单位的地位低下或不善人际关系而得不到项目资助的知识分子相比，在一定程度上就更容易出版论著——亦即更容易满足上述“数量”制度的要求。在这种情况下，不仅许多知识分子，而且一些院校也为了获得每年的研究项目经费而大搞社会“公关”，结果知识分子用以这种“公关”的精力和时间则大大超过了他们可以用来研究的精力和时间。可见，原本旨在提高学术研究水平的制度，一定程度上经由在中国的移植而变成了一种激励知识分子去“争夺”项目经费的制度。更为糟糕的是，这种制度在中国实施的过程中，一方面与知识分子职称评定相勾连，而另一方面则与强调数量甚于质量的倾向紧密相关，所以在一定程度上也导致了一些知识分子采取剽窃、抄袭和拼凑的手段来满足这种制度所规定的要求，有的做法甚至到了触目惊心的地步。[13]

由此可见，中国社会科学自主性的问题除了存在一般性的一面以外，在世界结构中还存在着本土性的一面，而这意味着学术自主性在一定的意义上讲是以特定时空为限的。据此我认为，就中国社会科学的发展情形而言，学术自主性的问题基本上会涉及到两个向度。第一个向度所涉及的是中国社会科学场域依照其运行逻辑而必须与经济场域、社会场域和政治场域做出明确的界分，这可以说是自主性的国内向度——实际上每个国家的社会科学都会遇到这个问题。第二个向度所涉及的则是中国社会科学场域在世界结构下必须自主于西方社会科学场域“文化霸权”的问题，这在我看来乃是自主性的国际向度——这是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所特有的问题。[14]

（3）关于知识生产机器的认识和批判问题。

我在《思考》一文中得出结论认为：中国社会科学自主性的缺失，在很大程度上是那些在中国社会科学场域中处于被支配地位的人在其研究中与那些并非完善的学术制度之间的“共谋”所致。换言之，正是由于他们在其研究中未能科学地建构研究对象而致使那些非科学或前科学的东西渗入进了社会科学之中，进而侵损了中国社会科学应有的自主性。据此我在当时主张，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者在对社会科学场域与其他场域间关系的自觉的基础上，应当首先在其自身的具体研究中对日常性常识及学究性常识加以彻底的质疑并与之决裂，进而科学地建构起研究对象，通过科学的智识资本增进来捍卫中国社会科学的自主性。简而言之，这里的关键是这样两个论断：一是“共谋者”主要是那些因科学资本甚少而处于被支配地位的知识分子；二是中国知识分子应当首先通过研究对象的科学建构来捍卫中国社会科学的自主性。

篇(6)

至少一个半世纪以前，人们凭经验就已经觉察到早期受到忽视和虐待的儿童，成人以后常常会有认知、情感和行为上的问题。上世纪末，一项有关儿童时期不良经历（adverse childhood experiences，ACE）的流行病调研工作在美国启动。该项目由圣地亚哥的凯撒健康促进组织的预防医学部与美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CDC）合作进行。在这项有关ACE的研究项目中，儿童时期的不良经历被定义为：在研究对象处于儿童时期时曾经受过的情感虐待、躯体虐待、待；情感忽视、躯体忽视；或生长在酗酒者、吸毒者、精神疾病患者、自杀者、母亲受虐及犯罪成员的家庭。除此之外，还包括接触性的待及严重的躯体虐待和情感虐待。有超过17000名随意抽取的被调查对象参与了这项研究。调查结果表明，被调查对象中有三分之二的人具有早期不良经历，有的还不止一项，其分布如下。

虐待：情感虐待10%；躯体虐待26%；待21%。

忽视：情感忽视15%；躯体忽视10%。

家庭失能：母亲受虐13%；精神疾病患者20%；物质滥用28%；父母分居或离婚24%；有犯罪家庭成员6%。

ACE研究组发现，多数情况下这些儿童经受过数种而不是1种不良经历。情况越是严重，成人以后服用、吸烟、酗酒的几率会呈增加趋势；不正常死亡的危险因素如抽烟、酗酒、肥胖、不积极运动、服用、性滥交及自杀企图的比例均随之增加。总之，各种儿童虐待和家庭失能的副作用极其严重：包括由于服用、烟草、酒精、暴饮暴食和性乱而导致的健康风险，还包括导致心血管疾病、癌症、艾滋病及其他性传播性疾病、意外怀孕、慢性阻塞性肺部疾病及儿童自虐等后遗症，以致成年后为对付他们的健康和行为问题，要花费难以估计的巨额资金。更为严重的是，一些行为的发生，会造成社会危害和负担，还会引起基因变异，影响他们的后代，这些都是无法计算的社会损失。这个研究项目的结果引起了各界人士广泛的关注，因为人们没有估计到受到不良经历的儿童比例如此的大，情况如此之严重。

2003年，加拿大先进科学研究所（CIFAR，Canadian Institute for Advanced Research）的创办者Mustard博士组织了一项跨学科的国际研究项目――早期经历与脑的生物发展，研究儿童早期不利经历对脑发育的影响。Mustard博士曾在2007年以世界银行顾问的身份，应邀出席由全国政协教科文委员会和有关的7个部委联合举办的早期儿童发展高层论坛，并向国家当时主管教育的国务院领导陈述了有关的观点，对我国早期发展政策的制定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2011年12月由CIFAR和美国科学院联合召开了学术讨论会，会议的名称是“早期社会性困境造成的生物嵌入效应――从果蝇到幼儿园的学生”。会议提出应该发展一门新的生物学研究

关于社会性困境的生物学。会议的论文和讨论的结论在2012年10月由美国科学院学报以特刊的形式发表。

在特刊中，对2011年的会议作了总结，刊登了部分研究论文。论文中的研究工作涉及许多领域，如：分子基因学、进化生物学、神经科学、社会科学、行为科学、流行病学和与此相关的国家卫生和教育政策的制定，研究论文反映了最新的和最重要的有关研究结果。会议论文说明了许多慢性疾病、行为上的不良倾向以及成年后遭遇的厄运，甚至于遗传到后代的基因，都会与幼年时期受到的不良经历、虐待以及由于社会等级观念导致的歧视有关。因此，对于慢性病以及不良行为起因的分析需要作重大的观念改变，必须要追溯到其幼年的不利经历和由此而造成的脑发育的延迟和失常。参与会议的科学家们认为，这方面的研究正处于一个关键的转折时期，需要加强跨学科的合作研究，至少需要在如下几个方面进行进一步的研究工作：

（1）基因和环境在发育过程中会不断持续发生相互作用，需要研究这些相互作用的多种模式，以及它们如何引导着生物体的发展。

（2）在研究社会逆境生物学时，必须要考虑个体的差异，以及这些差异造成的个人对环境刺激敏感度的不同。对成长环境要求也因之不同。这些研究是发展个体化的教育和精细医学必需的重要基础。

（3）必须认识到社会脑发展的重要性，加强对学生社会情绪能力的培养。

（4）需要研究哪些环境因素影响哪些基因，和哪些发展轨迹，以及导致哪些疾病和不良行为的倾向。

（5）社会进程中不同阶段保留下来的社会不平等的等级制度，对发展环境造成的影响。

（6）需要将时间作为一个关键的考虑因素，在基因和环境相互作用进程中研究时间的影响。

（7）研究工作不仅要寻求对机理的了解，还应该进一步考虑如何对发育延缓和具有疾病的儿童进行弥补和支持。

（8）研究的问题涉及多因素的、复杂的、非线性互作用系统，需要发展和应用复杂系统的模型和研究方法。

篇(7)

论文摘 要: 社会公平是近些年来的一个热点话题,高等教育公平也是备受争议,本文从社会分层的角度探讨了不同阶层子女在高校选择类型、专业,以及家庭资本与经济资本对子女接受高等教育机会影响这三方面的问题。  

 

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快速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但是人们发现伴随这一巨大的成就一起出现的是社会贫富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地区差异也越来越大。中国古代有句话:“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当人们的心理落差越来越大时,就容易导致社会的混乱与动荡,于是人们再次聚焦公平的问题。高等教育充当着社会“选拔器”和“均衡器”的作用,所以高等教育的公平直接牵动着社会公平的神经。 

中国的高等教育正在从精英化向大众化迈进,高校扩招使得相当大一部分人有了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但这是不是就意味着高等教育正在逐渐走向公平?实则不然。高等教育大众化在宏观上与绝对数量上增加了教育机会。但是,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深化,许多研究者发现高等教育大众化所增加的教育机会在不同社会阶层上仍具有差异性。《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道路上的公平问题研究》表明:“公平问题仍然严重存在于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之中。城乡高等教育发展的巨大差距、不同社会阶层接受高等教育的不平等,不同地位、不同地区人口接受高等教育机会以及教育质量的差异、女性较男性接受高等教育的不利处境等已经严重地威胁到高等教育大众化目标的实现。”① 

 

一、教育公平与社会分层的内涵 

 

1.教育公平的内涵 

瑞典教育家胡森认为教育公平应包括三方面的含义:第一是个体的起点;第二是指中介性的阶段;第三是指最后的目标。即教育起点上的公平、教育过程中的公平和教育结果的公平。 

高等教育公平是教育公平理论在高等教育领域的应用,它是一个复杂的多层面的概念,参照1965年由美国、英国及西德等21国组成的经济合作与开发组织(oecd)在有关报告中提出的“教育机会均等”概念的内涵,高等教育公平是指:能力相同的青年,不论其性别、种族、地域,皆有相等的接受非强迫性的高等教育的机会;社会各阶层的成员,不论其家庭背景、个人出身,皆有相等的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社会各阶层的青年,都有相等的进入高等学校深造的机会。 

2.社会分层的内涵 

社会分层是指建立在法律或规则和结构基础上的、已经制度化的、比较持久的社会不平等体系。②社会的不平等或不公正不完全取决于阶层差异的大小,而在于是否存在一个较为公正的社会分配系统和平等的阶层流动机制,这种机制能够有效地把社会中的优秀人才选择到较高的阶层中。另外就是由分层所形成的阶层间的内在张力是否会成为阶层间正常流动的内在动力。 

社会分层的首要前提是确立社会地位指标体系,即社会分层维度或标准,采用不同的社会地位指标体系进行分层可能会得出不同的社会分层结构。不同的社会往往有不同的分层中轴,即最核心的分层地位,它决定其他分层地位的获取。如农业社会的分层中轴是土地,占有土地的多少决定一个人在社会分层结构中的地位;工业社会的分层中轴是资本,社会成员阶层地位的高低取决于其拥有的资本及其增值状况;后工业社会的分层中轴是知识信息,个人社会地位的获得极大地依赖其知识信息获得的机会和能力。③所以一个人所受教育的多寡会直接影响他将来社会地位及经济地位的取得。接受高等教育被很多处于中下阶层的人看作是“跃龙门”,是摆脱父辈的阶层地位向上层社会流动的捷径。高等教育的公平是决定这条路径畅通的关键。 

有学者认为不同社会阶层子女接受高等教育机会的差异会影响到社会现代化的实现,甚至影响社会和谐、稳定、健康的发展。李承先认为:“随着经济结构调整的不断深化,大批产业工人称为结构性失业者,家庭经济情况恶化,负向流动成为社会下层。占全国总人口44%左右的农民,由于受教育程度普遍较低,不具备或者少具备现代生产技能,收入低下,其在社会中的弱势地位难以改变。社会底层过于庞大,已经成为制约我国社会实现现代化的瓶颈。”④ 

 

二、社会分层对高等教育公平的影响 

 

1.不同社会阶层子女进入学校类型的差异 

2000年第5次人口普查数据表明,城市本科生是农村的281倍。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国家重点大学,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农村学生的比例呈下降趋势:清华大学在2000年是17.6%,比1990年下降4.1个百分点;北京大学在1999年是16.3%,比1991年下降2.5个百分点;北京师范大学在2002年是22.3%,比1990年减少5.7个百分点。而唐山学院、华北煤炭学院等非重点大学,2002年农村学生的比例高达63.3%,高于2001年7.9个百分点。袁本涛在最近的一项研究调查中发现,从1999年到2004年,清华大学在全国直辖市、省会城市、计划单列市,录取新生的比率为44%—51%,县市及县级以下,包括农村的学生录取比率较小。以2004年为例,在清华大学新生中,4个直辖市新生比例占20.7%,全国省会城市、计划单列市新生比例为46.2%,户籍是农村的新生为21%。⑤ 

据调查,出身于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专业技术人员阶层、私营企业主和经理人员阶层的子女进入重点大学的几率要远远高于商业服务人员、产业工人和无业失业半失业人员阶层的子女。那些出身于医生、律师、教师、工程师等专业技术人员家庭的子女是商业服务人员阶层子女进入重点高校的15.2倍。显然,在整个社会阶层构成中,优势阶层占有的经济、文化和政治资源对其阶层的精英维护和保持起到了重要的和稳定性的作用。重点大学,倾斜的资源配置在为一部分幸运儿铺设了一条通向社会阶层制高点的黄金通道。“重点学校的传递性,将会层层放大社会生活中的阶层差异”。⑥ 

2.不同社会阶层子女选择专业的差异 

由于不同专业所体现的入学机会的多寡及个人预期收益的高低有所不同,不同阶层家庭对其子女在专业选择上能给予的指导性不同,各阶层子女在选择具体专业时产生了差异。 

处于社会中上层阶层家庭的子女在专业选择时多倾向于选择那些切合时代特点,社会需求性大,未来就业前景看好,毕业后就业率高,发展空间大,专业性强,具有市场竞争性,入职后经济收入和社会地位较高的热门专业,比如法律、医学、经济、管理等。而那些处于社会中下层家庭的子女为了一次能够考上大学,减少考学的经济压力,因此选择那些报考人数不多,竞争不激烈,招生名额占有较大比例而且学费偏低,对学生有优惠政策(如师范、农林、军事院校)的高校。 

3.家庭文化资本与经济资本差异对子女接受高等教育机会的影响 

目前我国社会学家是以职业分类为基础,以组织资本、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的占有状况为标准来划分社会阶层的。在三个资本中,一个家庭所拥有的文化资本最难在短时期内有质的改变。法国学者布尔迪厄最早提出文化资本的概念,他认为文化资本是社会各阶级和个体所拥有的知识、技术、气质及文化背景的总和,是一种有别于经济资本和社会资本,基于对文化资源的占有的资本。“文化再生产模式”指拥有较高文化教育背景的父母,其子女在教育机会上享有优势。父辈的文化教育水平能在子代得以继承和延续,从而完成家庭的文化再生产过程。文化资本是实现文化再生产的主要机制之一,也是制约不同阶层子女入学差异的隐性因素。拥有较多文化资本的父母,通常会更加重视子女接受教育的状况,通过言传身教和家庭文化氛围,使子女养成较好的学习习惯等,进而使其子女能够接受更多更好的教育。有调查显示,随着母亲文化程度的提高,其子女进入优势资源高等教育类型学校的比例也在提高。早在200多年前,德国教育家福禄贝尔就曾说:“国民的命运,与其说是操在掌权者手中,倒不如说是握在母亲的手中;推动摇篮之手,正是推动世界之手。” 

在形成不同阶层子女入学差异的众多影响因素中,经济因素起着重要作用,尤其表现在就读学校类型和专业上。自1997年全国范围内的高等学校普遍“并轨”,高等教育开始全面实行收费,教育消费支出的承受能力直接由收入决定。国家统计局在2000年对中国4万个城镇家庭居民家庭收入情况的调查表明,占调查总量20%的高收入者拥有相当于42.5%的财富,贫富差异问题趋于严重。高额教育补偿费用与家庭承受能力之间的矛盾,对原有的教育制度造成了冲击,使教育机会不均等现象加剧。 

父母拥有较多的经济资本,意味着他们有较为雄厚的经济支付能力,能够为其子女的教育投入更多的资金,从而能够为其子女提供充足优质的教育,使其子女在各级教育机会的竞争中均能抢占先机。 

不公平的高等教育会给社会带来不稳定的隐患,然而更需注意的是,高等教育的不公平最直接的结果是中国社会正常的社会分层流动的停滞,这是极其危险的。这种危险不仅仅来自社会下层的不满、社会的不稳定,更重要的是,一个稳定流畅的社会分层流动机制,不仅能缓和社会矛盾,而且能使民族保持旺盛的生命力和丰盈的造血功能。高等教育在一定程度上能够促使社会低阶层人士向上层流动,这无疑能促进社会进步,焕发社会的活力,也能使社会各阶层利益得到充分的交流和体现。因此,促进高等教育公平也是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的一支强心剂。 

 

注释: 

①别敦荣,朱晓刚.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道路上的公平问题研究[j].北京大学教育评论,2003,(3). 

②李强.当代中国社会分层与流动[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1993. 

③陈成文.土地流转:一个农村阶层结构再构过程[j].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6,(4). 

④李承先.高等民主与中国社会阶层的良性流变[j].山西财经大学学报,2003,(1). 

⑤袁本涛.调查显示:清华新生八成是城里娃[n].解放日报,2007-10-12. 

⑥杨东平,黄一琨.阶层锁死——教育公平失衡之忧[n].经济观察报,2005-03-18. 

 

参考文献: 

[1]别敦荣,朱晓刚.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道路上的公平问题研究[j].北京大学教育评论,2003,(3). 

[2]李强.当代中国社会分层与流动[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1993. 

[3]陈成文.土地流转:一个农村阶层结构再构过程[j].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6,(4). 

[4]李承先.高等民主与中国社会阶层的良性流变[j].山西财经大学学报,2003,(1). 

[5]袁本涛.调查显示:清华新生八成是城里娃[n].解放日报,2007-1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