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游规划论文精品(七篇)
时间：2023-03-25 10:51:29
序论：写作是一种深度的自我表达。它要求我们深入探索自己的思想和情感，挖掘那些隐藏在内心深处的真相，好投稿为您带来了七篇旅游规划论文范文，愿它们成为您写作过程中的灵感催化剂，助力您的创作。
篇(1)
中图分类号：F592.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9944（2012）12-0224-04
1引言
“旅游发展，规划先行”是旅游开发的基本共识，乡村旅游的健康发展必须依赖于优质的旅游规划。从全国范围看，乡村旅游规划存在着体系不完善、规划市场不成熟、规划经验不足、规划模式单一等问题。这些问题影响了乡村旅游规划的水平。
作为乡村旅游的发源地，成都一直是我国乡村旅游发展的排头兵。和全国一样，成都乡村旅游规划也存在不少问题。因此，成都市正在对乡村旅游进行提档升级。本文对成都市乡村旅游规划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在成都建设世界生态田园城市的新形势下，寻求“反规划”理论与成都乡村旅游规划的契合点，尝试建立成都乡村旅游“反规划”模式。
2成都市乡村旅游规划存在的主要问题
2.1成都乡村旅游发展现状
成都的乡村旅游可以追溯到1987年，当时郫县农科村的农民，利用自己的庭院、堰塘、果园、花圃吸引城镇居民前来度假休闲，附近农民纷纷仿效，“农家乐”从此遐迩闻名。2003年成都锦江区三圣花乡成功开发的“五朵金花”成为成都乡村旅游的知名品牌和名片。之后又出现了诸如“龙泉国际桃花节”、“蒲江樱桃节”等乡村旅游品牌。此后，成都很多地方纷纷效仿农科村和三圣花乡，乡村旅游迅猛发展，但很多都是简单模仿，没有因地制宜，使得成都乡村旅游出现了资源雷同、季节性过强、特色不突出等问题，难以形成具有叠加效应的乡村旅游品牌。
目前，成都市正在对乡村旅游进行提档升级，围绕成都城乡建设一体化、全面现代化、充分国际化的世界生态田园城市目标定位，以市场需求为导向，以农民持续增收为目标，按照“模式决定产品，产品决定政策”的发展思路，坚持品牌化、标准化、特色化的发展路径，突出“国内一流、国际知名”的总体定位，不断丰富产品类型，逐步转变发展方式，持续推进品牌建设，整体提升乡村旅游的产业竞争力和市场影响力，实现“以旅促农、农旅一体”的发展新格局[1]。
2.2成都市乡村旅游规划存在的问题
目前，在乡村旅游规划实务中，存在着诸多误区，如：规划动机不正确，规划单位良莠不齐，规划过程不严谨，规划可行性分析不够，规划缺乏特点和亮点，规划评审小组行政官员多或内行失声现象严重等[2]。部分成都市乡村旅游规划也存在以上问题。此外，成都市乡村旅游规划还存在以下问题。
2.2.1同质化严重，缺乏自身特色
成都乡村旅游多以农家乐为主体扩散发展，部分有农家乐的地方，规划人员依葫芦画瓢，摘抄其他的规划文本，对乡村旅游规划的前期准备工作如资料的搜集、项目所在地周边环境分析以及项目自身独特性的分析等做得不详细、不系统，缺乏对项目所在地旅游资源的深度挖掘，致使规划写出来的文本大同小异，旅游项目和旅游产品同质严重，特色不鲜明。
2.2.2规划中城市化、商业化、人工化痕迹明显
部分规划人员对乡村旅游规划研究不深入，过于浮躁，片面地将城市建筑大量无选择性地移植到乡村旅游中，一规划就得要有现代化建筑、现代化娱乐设施以及大广场等，而忽视了乡村旅游的精髓：乡村的土色土香、原汁原味、返璞归真，使得乡村旅游规划显得过于城市化、商业化，大量的人造景观取代了乡土自然景观，使旅游体验质量大打折扣。
2.2.3规划区内部与外部环境差异巨大
目前很多乡村旅游规划区对周边环境的建设不够重视，景区内标识牌明显、道路干净畅通、环境质量高，规划红线范围外就出现道路破烂不堪、标识系统缺乏、环境破坏严重等现象，规划过于强调规划区内的打造而忽视了周边环境的延续性、协调性。
2.2.4重经济效益，轻生态环境效益和社会效益
乡村旅游中生态环境是吸引游客的核心和灵魂[3]。部分乡村旅游项目在开发过程中，对乡村生态环境造成破坏，给当地居民传统的生活习惯、民俗文化带来了负面影响，降低了原有清新自然的带泥土气息的空气品质，河流溪水被污染，农田景观丧失，乡村传统的民俗文化和生活方式被城市文化同化。这是对乡村旅游的颠覆，使乡村旅游失去了原本的核心吸引力以及对客源市场的核心竞争力。
3解读“反规划”理论
3.1“反规划”理论的产生背景
随着城市化的不断扩张，城市规划者并不能很准确地预测城市的发展速度和规模，传统城市规划仅仅依赖“规模—性质”为依据的城市规划体系，这种规划模式已经不能适应城市发展。于是国内众多学者纷纷寻求解决之道，俞孔坚、李迪华等人研究了不同观点后，结合自己的城市规划的经验，提出了“反规划”理论。该理论被提出以后得到了较为广泛的关注，分别有城乡规划、风景旅游规划、土地利用规划等领域的学者对该理论进行了研究，并尝试将其适当引入到本领域的现有规划体系中[4] 。
“反规划”理论为城市规划的发展提供了一条新的思路，对传统的基于发展计划的规划在方法论上指出了根本性的改革出路。传统城市规划强调建设规划论，即规划建设区域，而环境生态规划只是作为专项规划，是为建设服务。“反规划”则是强调不建设规划论，旨在优先考虑生态基础设施（Ecological Infrastructure，EI）的建设，走向主动为富有生命的土地和城市整体的安全和健康而进行的规划[5]。
3.2图解“反规划”理论
传统规划思路[6]和“反规划”思路[7]分别见图1和图2。
通过图1和图2的比较可以得出：“反规划”是一个与自然过程、生物过程和遗产保护、游憩过程紧密相关的，预设的、具有永久价值的网络；是大地生命肌体的有机组成部分。“反规划”理论可以从下面3个角度来认识。
（1）反思现城市发展过快的现状：城市化进程过快城市发展过速带来的系列问题已经越来越突出。
（2）反思传统城市规划方法：原有的城市规划方法如不进行完善和深化，势必影响城市化进程和城市的可持续发展。
（3）推崇反向的规划流程：和传统的规划流程相反，先修建生态基础设施，保持大地的健康，保证城市的可持续发展，从长远的角度来看待城市化进程。
3.3“反规划”理论的应用
“反规划”理论最初主要应用于城市规划，此外在区域旅游规划、新农村建设方面也有触及。通过以俞孔坚教授为首的一批专家学者的努力，“反规划”理论在城市规划中已经有了不少实践作品，比较成功的有浙江台州城市规划案例，此案例中为实现城市空间发展目标，体现城市环境要求，将城市规划区划分为禁建区、限建区、适建区和已建区，并制定相应的空间管制规定，将生态功能进行规划，主要分为生态保护区、生态廊道、生态缓冲区、生态协调区和城镇建设区[8]。这一案例获得了美国景观设计师协会颁发的规划荣誉奖。近年来，部分旅游学者开始思考“反规划”理论如何应用于旅游规划。梁振然等人借鉴“反规划”理论框架，采用逆向的规划方法，提出负的规划成果——景区不可建设区域即生态基础设施[9]。叶舒娟等人引入“反规划”思想，针对传统规划方法给乡村旅游带来的不利影响，强调“反规划”在乡村旅游规划中应用的必要性与可行性，探析了“反规划”思想在乡村旅游规划中的运用[10]。
4“反规划”视角下的成都乡村旅游规划
4.1成都乡村旅游规划需更加注重生态本底建设
随着世界生态田园城市战略目标的提出和实施，成都市乡村旅游发展的生态要求越来越高。据成都市城乡建设委员会的规划，成都建设世界生态田园城市理想的城市形态是“青山绿水抱林盘，大城小城嵌田园”[11]。成都作为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经过了9年多的努力，城乡统筹发展已经达到了一个很高的水平，乡村所扮演的角色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由原来为城里人提供农副产品和旅游休闲的场所，变为城市形态发展的本底。顺应成都建设世界生态田园城市的大趋势，成都乡村旅游规划应融入“青山绿水抱林盘，大城小城嵌田园”的城市形态，更加注重和强调规划中生态本底的建设和延续。
4.2“反规划”理论与成都市世界生态田园城市建设
的要求相契合“反规划”理论强调生态基础设施的建设，旨在先为城市铺上生态本地，然后再在上面作出城市持续健康发展的宏伟蓝图。成都建设世界生态田园城市要求的自然生态本底是“山、水、田、林”。山是龙门山和龙泉山；水是岷江水系和沱江水系；田是都江堰自流灌溉区、优质农田；林则是川西林盘[12]。成都建设世界生态田园城市理念中也提出将生态本底与文化魅力相融合，以自然山水田园休闲为导向需求，以田园城市为启动，保留镶嵌在都市边缘的乡村别具特色的田园景观，提升景观吸引力，突出“乡土、生态、情趣”三元素，打造新田园城市，从而达到乡村景区化。这些生态本底是成都乡村旅游能如火如荼发展的资本，也是成都乡村旅游赖以持久发展的根基。所以保护好生态本底才是成都乡村旅游发展的必经之道，也是建设生态田园城市的基本要求。
4.3“反规划”理论在成都乡村旅游规划成功案例中
的应用三圣花乡是成都乡村旅游规划中较为成功的案例。三圣花乡位于成都市锦江区三圣街道办事处，距成都市区二环路约5km，是一个以观光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为主题，集休闲度假、观光旅游、餐饮娱乐、商务会议等于一体的城市近郊生态休闲度假胜地。“三圣花乡”以“花文化”为媒，打造了春有“花乡农居”百花争艳、夏有“荷塘月色”绰约风韵、秋有“东篱菊园”含蕊迎霜、冬有“幸福梅林”傲雪吐芳的四季主题景区，以及以农耕文化为主题的“江家菜地”景区。2006年4月被国家旅游总局评为“国家AAAA级旅游区”。三圣花乡的成功可以归结为规划者的长远目光和对乡村旅游本质的把握。三圣花乡规划之初，红砂村放弃了修建五星级酒店，而是将当地民居统一改造成白墙、青瓦的川西民居，因恢复创新独具格调的川西民居建筑群，春花烂漫时节，在鲜花的簇拥下，座座川西民居风格院落尽显古朴和清丽，政府就造出了“花乡农居”；在乡村旅游吸引物的打造上因地制宜，梅林村以前就有种梅花的习惯，政府打造出了“幸福梅林”；江家堰村以种菜为主，政府便打造出了“江家菜地”；驸马村的“东篱菊园”，政府先是让本村大田全部种上，然后再改造当地民居为带点西式的建筑，以陪衬的洋派气质；万福村有在大田种藕的习惯，政府就打造出了“荷塘月色”。 五朵金花的依次绽放，并没有只是昙花一现，而是朵朵争艳，达到了叠加的效果。从“反规划”理论分析三圣花乡的旅游规划，规划的起步是先为规划区域铺好了生态本底，再在上面画出了这五朵金花。在规划中，不是注重当地有多少新建的或现代的旅游吸引物，而是注重有多少特色的、纯真质朴的和原汁原味的乡村旅游吸引物。因此，吸取正反经验，借鉴“反规划”理论的精髓，审视成都乡村旅游规划的现状，展望以后的发展方向，有必要思考以下问题。
（1）反思成都乡村旅游出现的问题：乡村旅游在基础设施的建设完善上远不及成熟景区，在给游客提供的旅游服务上也远不能满足游客越来越高的需求，也就是目前成都市乡村旅游面临的提档升级的问题。
（2）反对成都乡村旅游规划重经济效益忽视生态效益：无论是适应成都建设世界生态田园城市的要求，还是从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原则出发，成都乡村旅游规划都应先做好生态基础设施的建设，在规划设施过程重视生态效益。
（3）逆向规划流程：先单独规划建设生态基础设施，推行四线（红线、绿线、蓝线和紫线）管制，保护不可再生资源，然后才规划建设区域。
（4）生态基础设施的建设：“反规划”理论的规划成果是建立起生态基础设施作为本底，让成都乡村旅游始终在这个本底上规划发展。
5初步建立成都乡村旅游“反规划”模式
5.1成都乡村旅游“反规划”模式
根据以上分析，把“反规划”理论引入成都乡村旅游规划中，本文试图建立成都乡村旅游“反规划”模式（图3）。该模式是对传统乡村旅游规划流程的逆向分析，优先考虑景观安全格局，先进行非建设区域（绿地、湖泊、林地、农田等）的规划，再进行建设区域的规划，建设区域的规划必须以非建设性区域的规划为前提，从而营造出良好的生态本底，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
5.2成都乡村旅游生态基础设施的建设
“反规划”理论中，生态基础设施的建设包括：维护和强化整体山水格局的连续性；保护和建立多样化的乡土生态系统；维护和恢复河道的自然形态；保护和恢复湿地系统；将城郊防护林体系与城市绿地系统相结合；建立绿色文化遗产廊道；开放专用绿地，完善城市绿地系统；溶解公园，使其成为城市的绿色基质；建立乡土植物苗圃；溶解城市，保护和利用高产农田作为城市的有机组成部分[10]。成都乡村旅游生态基础设施的建设，应该强调成都自然生态本底“山、水、田、林”的相互融合；成都乡村旅游资源繁多，各地应该因地制宜，根据当地的环境气候以及乡土文化开展具有自身特色的乡村旅游，打造出品牌效应，避免品牌雷同；在规划建设中，应保护和利用好高产农田，保持乡土气息；在景观打造时，尽量采用本土植物，可以减少投资成本，保持本土性，避免生物学中外来物种入侵给当地植被造成生态灾害；在规划建筑时，应与本土景观相融合，避免格格不入，过于突兀，成都的川西林盘足以体现成都乡村的原汁原味，乡村旅游开发时应尽量保护和开发林盘旅游。
6结语
一个新理论的融入需要不断地实践和改进才能真正成为具有可行性和指导性的理论。“反规划”理论是在城市规划基础上提出的，起初就是为城市规划服务，将它运用到乡村旅游规划乃至具体到成都乡村旅游规划，尚只处于理论借鉴阶段，要想“反规划”理论真正能融入到乡村旅游规划中还任重而道远。
成都乡村旅游规划必须顺应成都市建设世界生态田园城市的要求。“反规划”理论旨在将区域的自然、人文和生物过程作为优先考虑的对象，这与成都市自然生态本底是“山、水、田、林”相吻合，使得“反规划”理论在成都乡村旅游规划中的应用具有高度可行性。成都乡村旅游“反规划”模式需要在实际中不断总结和深化。
此论文为《乡村旅游规划技术创新推进统筹城乡发展的研究与应用》（成都市科学技术研究成果，登记号为9562011R0028，获成都市2011年科技进步奖三等奖）研究项目的部分成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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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艺术特征是多元化，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31届大会通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文化多样性宣言》明确提出：“文化多样性对人类来讲就像生物多样性对维持生物平衡那样必不可少，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文化多样性是人类的共同遗产”（中国文化报，2001-11-7）。当代审美的标准，从理性的审美原则转向了对审美过程的感性表达，因地域、民族、生活水平的不同，审美过程的感性表达激发了各种不同形态的艺术观念，美的意义就有了多元化的表述。
George Santayana将现代美学流派分为三种，感觉美学（Sensory Aesthetics）、形式美学（Formal Aesthetics）、象征美学（Symbolic Aesthetics）。感觉美学侧重人的内省分析（李道增， 1999：163）；形式美学建立在符号论的语构模式，即美是由产生美的形式的必然结果；象征美学来自对环境所表达的含义引起人们的愉快联想，对环境符号的自我认同。美学标准的分流使古典艺术走下了神坛，不再奉行一种静态的、优美的、符合经典构图的形式。艺术作为客体的规范化，转向对审美主体的主观认知过程。美的标准不是一种教条，不只是对具体美好事物的描绘，人类对美感的逐步认识过程，成为现代艺术逐步剥离的审美源泉，成为追求美的每一个艺术片断，引发了各种门类的艺术表现。就是说艺术从静态的美学形式变成对美的动态认识过程的重视。就像黑格尔强调生命是一种变化过程，其实质就在这变化过程本身。园林艺术不能只是成为一种被“异化”的目标，不只是要拥有一片按“美的形式”设计的街道花园，一座喷泉。美的园林艺术意义在于营造自然的户外生活本身，使人感受到美好的形式下蕴藏的自然与人的和谐之美。
2形式多变的绿地园林设计作品
城市园林景观艺术作为一种社会存在和文化形态，不可避免地带有当代艺术多元化的特征，受到其他文化艺术形态的影响。对当代园林多元化的空间表现，基本上可从园林文化、社会秩序、自然生态三个主线出发，设计师凭着对社会现实的观察，要么遵从，要么扭曲，要么折中，传统园林的艺术风格与现代艺术全球化的浪潮不断碰撞出火花。麦克哈格的生态分析理论、彼得·沃克的极简主义构图、施瓦茨的波普艺术手法，丹·凯利的规则式网格园林，巴拉干的色彩构成，哈格里夫斯表现非常态自然过程（暴雨、台风）的张力，是符合20世纪60年代生物多样性理论催生的文化多元化，导致90年代追求个性张扬的各自表述艺术潮流的。
园林美学意义的扩展，使评价园林艺术的美不只局限于园林空间的经典构图。西方文艺复兴确立的黄金分割与透视审美标准，到法国古典主义园林时达到了极点，一切都是经典审美规范产生的形式。一直到英国风景式园林的崛起，用自然美逐步取代了人工美。到了现代，自然风景式园林脱胎于风景绘画的构图美，又被现代园林艺术视为古典，审美标准被机械的人工美感所代替。园林设计师更是被现代主义的审美信条所激发，穷尽人工的形式，把园林当成一种生产线上下来的产品，有明确的线条、功能，充满机械僵硬的形式、质感。到了80年代后现代主义风尚流行起来，园林还是表现着较多的人工造型，但是有了许多的不确定空间构图，怪异的符号和线条扭曲错织在一起，反映出园林设计师内心深处对人工形式与自然形式审美标准的错位与挣扎。特别是线形公共开敞空间的园林，多处在广告、建筑、汽车嘈杂的闹市当中，很多情况下设计师的心态也会被这些人工物的表现形式所左右，被这些流于表面的审美标准所驱动，将自然当成一种人工形式穷尽变化，拆解组合。
在这些天才设计师的妙手下，线形公共开敞空间园林有了许多新的面具，市民也就在这些形式多变的园林空间里寻找大自然在膨胀大都市里留下的欢乐、叹息与希望，暂时抛弃各种时尚的念头，感受着自然与人之间和谐的根本命题。
穆拉色（Robert Murase）擅以用各种石材塑造有意义的现代园林景观，其代表作是波特兰河滨公园日裔美籍人纪念广场（见图1）。在弯曲的园路边和斜坡上散置一些巨石，象征日裔的移民世界，美国人权法案“总统与国会道歉咨文”与其他祈求和平的日文诗词刻在其中12块石头上。“100株樱花呈两排列植于河岸草地上，春天美丽的花朵与粗糙沉重的石头形成对比，代表今天的美好与历史的沉重，警示后人不要让（二战）历史重演”（王向荣，2002）。
哈格里夫斯对地形的塑造不同于那些风景如画的起伏微地形，他把早年观察到的龙卷风席卷地面的大自然的巨大张力隐喻在地形设计里，表现自然的动感、力量。在加州烛台角文化公园里迎着主风向在“风障土丘的中间切开一道缺口（见图2），顺应着风的主导方向，一直伸到水中，形成一个开敞的迎风口……为人们提供了一个用心灵去体味自然的场所”（王向荣，2002）。
当人们迎着风道走向海边时，临近风口会感到强劲的风拂面吹来，海面视野逐渐张开，海的感觉越来越明显。回首望去，走过的狭道像是风的通道，大海是被强风带过来的。风之门的设计意念要使用的人意会才行，不是形式的构图，有“禅”境的顿悟（见图3）。
将地形塑造与现代艺术思潮紧密结合的高手还有玛莎·施瓦茨，她将女性特有的细腻和对时尚文化品位与园林设计艺术综合在一起，通过她深厚的艺术背景，把地形设计变成了波谱到达达主义“时装”的演出。联邦法院大楼前广场隆起的23组水滴形草丘象征着当地一种“drumlin”地形（王向荣，2002），上面种植小松树。实际广场底下是停车场，种植池只能高出地面，施瓦茨的设计巧妙地应用象征手法将高出地面的种植土与当地有特征的地形联系起来，解决了种植功能问题，又达到艺术创作目的，放置在地上粗壮的原木也象征着当地木材工业（见图4、图5）。
美国景观大师哈普林认为在都市环境中按自然体验来设计，就要将自然抽象，而不是简单的抄袭。哈普林在高速公路公园用巨大的块状混凝土堆成错层平台，利用叠水瀑布“创造了一个水流峡谷的印象，将车辆交通的噪声淹没在水声中”（王向荣，2002）。哈普林构筑台地的材质是人工的，形态却是自然峡谷的抽象，奔流的叠水、瀑布仍是自然的趣味（见图6）。
图6西雅图高速公路花园叠水设计
园林设计师佐佐木叶二在横滨港湾地区海滨公园的地形设计时（见图7），用平行弧形起伏的地形重现了海边波浪层层叠嶂的形态，体现了他一贯坚持“把自然作为作品特色的主基调，……让人们充分体验到这个地区特有的自然景观与文化内涵”（章俊华， 2002）。
在佛罗里达国家银行广场设计中，丹·剀利（Dan·Kiley）接受建筑师的建议，将整个外部场地用45米见方的铺装来铺满，模仿建筑立面的开窗模数，形成了场地整体的网格空间，网格是城市道路向场地西边河流的延续。每四条铺装石板的交头是透草的，草地仍然透过铺装，感觉上是隔而不绝（见图8、图9）。广场的道路系统是城市道路网络的延伸，四条贯穿广场的道路和两边的树形成更大的网格空间。广场内的水池、花园椅等设施均布置在网格边上，与植物、铺装、草坪塑造极富韵律网格空间，随意散布的800棵桃金娘树与不定时喷发的喷泉是广场上活跃的因素，与网格空间的严谨形成对比。夏建统评论道：“佛罗里达国家银行广场景观是最体现丹·剀利‘文脉—结构—韵律—神秘感’的设计过程”（夏建统， 2001）。
3现代园林景观职能多元化推动设计市场的细分
现代城市绿地多元化功能形成了相适应的市场需求细分，改变了以往认为园林就是绿化的单一市场概念。目前城市绿地园林功能首先在城市人文尺度上体现了传统与现代对话并存，如北京颐和园作为一个传统风格的皇家园林，仍然起到北京西郊山水公园和旅游景区的功能，对北京的城市环境以及旅游市场有着积极的贡献。二是城市旧城更新积极打造文化名片，往往是景观设计先行，改变了街道风貌形象，激发了地段的活力，进一步推动了整个旧街区的城市化发展，如上海新天地项目。三是城市规划论文绿地系统对在日益恶化的城市生态环境气候的调节发挥更大的作用，如目前热炒的海绵城市绿地设计理论，绿地的蓄水不仅补充城市日益降低的地下水位，也避免城市板结化后形成的内涝问题，进一步缓解了城市热岛现象。
“我们只有一个地球”！面对城市建设给环境带来的负面影响，孟兆祯院士认为现阶段城市进入“生态环境建设阶段”，园林设计师要“以人造自然弥补城市原真自然环境的不足。……为人类保护大自然的生态环境和以人造自然改善城市的生态环境和景观”（孟兆祯，2003：77），这是当代中国园林设计师的天职，也是摆在园林市场面前的根本命题。
城市绿地园林景观，有着自然的属性，也有人工的属性，体现自然的精神，也带着人文的意旨。但园林的艺术形式不能脱离自然的属性，人工自然是园林艺术的母体，不能离开自然的先决条件去谈艺术。城市绿地园林设计，例如街旁绿地与带状公园关系着城市生态廊道、市民日常户外生活环境的质量，虽然在公共绿地里分量很小，意义却很重大。特别是这两种绿地四周多是建筑，更可惜的是丰富的地形条件多被三通一平，给造景的条件最为苛刻，设计师更要以恢复改造自然生态环境为天职，在密集的空间里营造咫尺森林、悠然胜境的景观效果。
中国现代城市绿地园林景观脱胎于传统园林空间布局、造型手法，带有现代艺术主观审美对城市公共开敞空间客体自然的重新塑造，不是自然景观的简单再现，更深入到人与自然之间和谐关系的探索，带有民族园林审美的理想与范式，也带有设计师的人格灵性，借园林景观表现“自我”。面对嘈杂、浮躁、奢华的社会，现代城市绿地园林景观更应表现出都市绿洲应有的宁静、清新、素雅，让人们劳顿的心灵有个轻松惬意的去处。缓坡、青石、草坪、流泉、绿树、鲜花、小径，传统的构园要素经过创意的组合，同样能体现新的园林形式，表达新时代艺术气息的园林意趣。
空间造景的手法紧跟时代艺术思潮的发展，走向了市场多元化。当然，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基本命题没有变。在这个前提下，城市绿地园林设计与城市规划、建筑设计一道，相互借鉴，共同塑造着城市街道绿地和绿道园林景观，营造着城市日常户外生活的场所。现代城市园林景观的艺术风格首先是表现自然美，同时带有民族地域文化的审美理想，也要表达设计师对自然和城市根本尺度的把握，借园林形式表现自我，以景生情，以情动人，达到形式与内容的统一，具有风格与人格完美结合的多元化魅力。
4结论
城市绿地园林是中国城市化进入绿色增长时代的市场热点，如何在大量急迫的生产任务中发展中国传统园林艺术，吸收国外优秀的理论和范例的经验，体现场所景观文化特征和改善生态环境，需要从业人员有冷静的心态，不要急于求成和急功近利，首先要有文化自信，勇于创新，因地制宜地设计与创作。中国城市绿地园林景观将借助市场的推手，以传统园林艺术为本，以园林景观塑造城市文化风貌，体现时代精神，切合市场的多元需求，给现代中国城市新型城市化带来绿色增长的新动力。
参考文献：
[1]李道增环境行为学概论[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9
[2]王向荣，林箐西方现代园林景观设计的理论与实践[M].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