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希腊文化论文精品(七篇)

序论：写作是一种深度的自我表达。它要求我们深入探索自己的思想和情感，挖掘那些隐藏在内心深处的真相，好投稿为您带来了七篇古希腊文化论文范文，愿它们成为您写作过程中的灵感催化剂，助力您的创作。

篇(1)

[论文摘要】中国山水画与油画风景两大绘画的形成，归根于他们各自哲学与美学理念的不同，两者存在鲜明的差异性。中国人信仰天人合一的哲学观，中国绘画注重重心略物，注重表达画家的主观精神和理想，在绘画中追求达到气韵生动的艺术效果。西方绘画遵循天人相胜的哲学观，偏重描绘客观对象的外在形态，采用科学与艺术相结合的方法塑造物体，追求真实再现客观物象的理念。通过相互比较研究，有助于艺术家和鉴赏者运用不同的艺术观念和方法，创造和鉴赏不同民族的绘幽艺术，获得各不相同的思想启迪和审美享受。

中国传统山水画与油画风景是中西绘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画坛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他们作为中西方两种不同类型的绘画艺术形式，表现对象都是以自然景观，但绘画形式却采用两种不同的审美理念形成了独特的风格。

一、油画风景美学观念

西方近现代文化主要是从古希腊罗马的异教文化，再经过以希伯来文化为源头的中世纪基督教文明演变过来的。也就是说，迄至今日仍在西方文化中活跃地起作用的两大源泉，一个是古希腊罗马的文化，一个是基督教的文化。

古希腊人在文学、艺术、科学、哲学等方面都创造了辉煌的成就，对欧洲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希腊艺术在现在看来，它的艺术高度仍是史无前例的。恩格斯曾经说过:“没有希腊和古罗马奠定的基础，就不可能有现代的欧洲。”古希腊伦理学和价值观的基本特征则表现为尚知和崇理，理智、哲学的沉思被强调为最高的德性。古希腊的艺术表现为“模仿”，主张以冷静的、客观的态度去再现自然，情感不占主要作用，而理性因素则占了上风，强调艺术的真实。雕塑和建筑是希腊艺术的最高成就，希腊的雕塑和建筑的立体造型、浑圆厚实的体积、光影下雕塑的明暗变化、雕塑在光影下的气氛、建筑的空间结构、体积等等，充分体现了希腊艺术尚知与崇理的理念，这些都直接的影响了西方传统的写实技法的方向，使西方绘画朝着注重体积、注重写实的方向发展。油画风景亦是如此，追求物像的体积感、真实感、可触摸感，以及物像所在的空间的光感与氛围。画面营造出一种真实空间的感觉，这些无不来源于希腊的雕塑和建筑艺术。

到了中世纪，基督教文化占有绝对的统治地位，它是西方文明之源一两希文明(希伯来文明和希腊文明)的结晶。这也就决定了那时的生活方式和社会意识形态必然会带有浓烈的宗教色彩，它构成了西方社会两千年来的文化传统和特色，并影响到世界广大地区的历史发展和文化进程。那时一切的造型艺术的最终目的都必须服务于宗教。基督教美术的作品内容它以宣传基督教的教义和讲解《圣经》的故事为宗旨，上帝在他们的眼里是世界与美的创造者，对外在美的准确、完美的体现，是对上帝一种虔诚的再现。希腊的美普洛丁也在他的《论美》曾说过美是从神那里来的。西方艺术由此形成了以古希腊文化和基督教为依据的美学思想，成为油画风景起源与发展的美学基础，这也就成为西方艺术家以忠实、客观的态度描绘大自然的源头。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出现后，教会的信条已失去了原有的绝对权威，人们开始把目光从上帝的身上移开并聚焦在自己的身上，更注重世俗的现实生活，并在这个基础上形成了与宗教神权文化相对立的思想文化一人文主义。在人文主义的影响下，人们开始普遍关心人自身与周围的环境，大自然的美，于是独立的风景画也就随着社会的发展开始形成。意大利文艺复兴的画家达·芬奇认为:“画家应该研究普遍的自然，就眼睛看到的东西多加以思考，要运用组成每一事物的类型的那些优美的部分，用这种方法，它的心就会像一面镜子，真实地反映面前的一切，就会变成好像是第二自然。”[’〕同时，达·芬奇把风景画理论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他不仅通过自己的创作使绘画从手工艺的局限摆脱出来，还通过进一步的科学理论来提高人们对绘画的认识和重视。他认为绘画是一门真正的科学，要以感性经验为基础，同时能够像数学那样具有严密的论定，既来源于数学又高于数学。《分奇论绘画》中不仅总结了绘画的基础科学理论，而且对绘画的原理展开了全面的论述，为绘画与科学的结合做出了重大的贡献。文艺复兴的建筑师、雕刻家、画家阿尔贝蒂曾提出:“必须建立一种新的绘画艺术，这种新的绘画艺术应该是这样的:自然是艺术的源泉，数学是认识自然的钥匙，而透视学则使绘画的数学基础。因为几何学上的盲人，是难以理解绘画的原则的。‑}z7美术理论家琴尼更直接的提出了科学与技艺之间的关系，他认为无论何时技艺都是离不开科学知识的。科学的方法和艺术紧密相连，这是西方艺术传统或者西方传统艺术的一个突出的特点。

艺术要真实的、科学的再现自然，注重空间、结构、比例的和谐，面对大自然，观察大自然，在现实中感受大自然，依靠丰富的色彩，细微的光感表现真实的大自然，以更真实、更有效、更直接的表现大自然，借此表达他们对大自然与世界的热爱，对现实世界情感的寄托。科学与艺术结合的绘画体系为西方绘画写实传统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二、中国传统山水画美学观念

中国绘画浓郁的民族风格，鲜明的美学特色，严整的艺术体系，是在代代传承、革故鼎新的历史积累中形成的。中国传统山水画的形成与中国人哲学、信仰、处世之道是密切相关的。

在美学思想方面，受中国古代儒、道家思想的影响，中国所有的艺术门类依存的美学基础就有了儒家思想极探的烙印。早在春秋时期的先哲孔子就提出了“智者乐水，仁者乐山”的儒家美学观，山水喻仁、智高扬人的道德精神和人格美奠定了中国山水画的美学基础。孔子在《论语·述尔》中说道“至于道，据于得，依与人，游于艺”，反映了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派的艺术批评标准。在孔子看来，艺术品的“美”是以“善”来体现的，“善”是艺术的内容，“美”是艺术的形式，内容可称为“质”，形式可称为“文”。只有这样的艺术、内容和形式必然是统一的，他的美学价值必然很高。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我国历史上的动乱时期，政权更迭频繁，统治阶级内部残杀不断，使士族名士朝不保夕。于是士族便纷纷退隐或半退隐，归隐田园山林，以退为进，相机而动，追求清静、安逸、自由的生活，慢慢的人们越来越受用于山林的慰藉，他们把大自然中的山水林泉作为描述的对象，“游戏平林，I}清水，追凉风，钓游鲤，一七高鸿。……逍遥一世之上，啤脱?天地之间。不受当时之责，永保性命之期。Uai这山水渐渐成为心灵的寄托、情感的启发和人生的象征。儒家的思想统治基础因此动摇，他们强调“德行”的政策被取消，出现了以“无为”“自然”、“清静”、“虚淡”的老庄思想适

应了当时的需要。《庄子》中描述了三种隐逸模式:“嫉俗而避世、俱祸而遁世、悠游而出世”，这三种模式在东汉已全部成为现实。在这种玄妙、玄远的境界的追寻中，他们对自然产生一种特殊的亲和感，画家不自觉地把情感投向自然中蕴藏着生命和感情的山水之中，修炼自己的品性，获得一种独特的不同的审美理念，为山水画的产生、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同时推动了文人士大夫对山水画创作的参与。

中国山水画诞生的东晋，正是道家的玄学风靡四方的时候，道家的那种重“心”略“物”的思想，奠定了中国山水画甚至整个中国艺术的重表现而略再现的美学观念和基础。这不但体现在绘画上，甚至作诗为文也将天人之间的灵犀相通作为创作的最高境界。画家们重视人与自然的和谐，和谐即天人合一。“最高、最广意义上的‘天人合一’就是主体融人客体，或者说是客体融人主体。坚持根本同一，泯除一切显著差别，从而达到个体与宇宙不二的状态。”随着道家思想的影响，“天人合一”的思想渐渐成为中国传统艺术的基本原则。山水是客观的自然，山水画则是大自然的体现。山水本身就是形与象的交融，画中的山水如可游可居的真山水，能使画家在其中任意寄托自己的情绪而落脚于安定之处。这样，不求形似，而意在表现宇宙精神的山水画，成为一种很好的体“道”的方式。“因再现的艺术而追求表现，因表现的艺术而追求再现’，[’〕便形成了中国山水画的重要特征。

五代画家荆浩提出了“气韵”二字，是说艺术家要把握对象的精神实质，取出对象的要点，而且不要透露自己的笔迹，让欣赏者看不到自己的笔法技巧。经荆浩的发展，运用于山水画上又有了新的成果:在对外在事物的准确认识和把握的基础之上，又不满足于对外在形象的模拟，不求形似，而要尽量表达出某种内在的风神。元代倪珊曾云:“仆之所未画着，不过逸笔草草，不求形似，聊以自娱尔。，r }6}笔墨是他们的工具，自然景物是作者的对人生态度的载体，笔墨情趣不受自然的束缚，找寻的是“蝉噪林欲静，鸟鸣山更悠”的艺术境界。要面对大自然要认真地观察和分析，重视深人生活，研究山川自然的特点，在游览山水，俯仰自然天宇之际，将绵远的无限的时空意识与自然变化结合起来，将其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山水画家借助自然得以尽兴，主体意识和情感与自然山川的精神的契合，统一在山水画中，于是“外师造化，中得心源”，创造情景交融的意境之美便成了画家追求的终极目标，以至于这种艺术观念对以后的绘画思维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三、结束语

篇(2)

论文关键词：建筑装饰卷草纹比较文化

论文摘要：本文由建筑装饰中的卷草纹谈起，从比较文化的角度对东西方建筑装饰的差异进行分析，探讨建筑装饰在不同的民族、地区和时代所体现出的不同精神内涵和文化特征，使我们从更广泛的角度认识东西方装饰文化。

建筑装饰的形式和内容十分丰富，潜在的精神象征意义博大精深，我们从建筑装饰的形式中选取植物纹样——卷草纹作为切入点，以比较文化的角度对东西方建筑装饰的差异进行分析，探讨建筑装饰在不同的民族、地区和时代所体现的不同的精神内涵和文化特征。

植物纹样在世界各国的建筑装饰中大量存在，其中卷草纹是不同文化形态中最具代表性的植物装饰纹样，卷草纹的首次出现，对装饰艺术史有着极大的意义。东西方的卷草纹装饰，彼此具有内在的联系。对于卷草纹究竟属于何种植物，不同地区有不同的理解，从形式和构成规律方面看它们非常相似，都以植物藤蔓为纽带，互相交错，以叶片为点缀，穿插少量花蕾，具有连续性。无论东方的忍冬纹还是西方的莨苕纹，都以线条的生动构成有机纹样，使人们感受到一种植物纹样风格化和生成过程中所承载的人类情感。

一、古代中国和埃及的卷草纹饰

中国的卷草纹样出现于公元300年前后，在宫殿、庙宇等建筑装饰中较为常见。中国卷草纹最初称为忍冬草纹样，随佛教一起传入中国，多少带有宗教的含义。任何宗教性质的符号，只要具有艺术的潜能，都能随着时间而成为主要的或纯粹装饰性的母题。当一个母题因为与宗教意义有关而被频繁地在各种领域别是建筑上运用时，就会产生定式。忍冬纹以及与之同源的莲花纹样一起，在南北朝时期得到广泛发展，主要体现在当时的石雕、壁画等装饰中。南北朝时期的装饰艺术具有极强的超现实主义风格，这种风格的形成与当时的社会背景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汉灭亡后，三国鼎立，数年战乱，人民生活苦不堪言，渴望摆脱现实进入美好的精神境界，此时佛教传入中国，各地开窟造像，敦煌莫高窟便始于此时。这种风格对卷草纹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使之具有自由、随意、唯美的特点。忍冬纹的特征为三瓣叶或四瓣叶图形，以富有变化的组织形式构成有节奏的图案，其中有单独纹样、二方连续、四方连续等不同构成形式。随着时代的发展，卷草纹不断变化，这种最初的宗教装饰符号，其原始的含义逐渐被淡化，到唐代演变出更加丰富的形式。唐代建筑装饰风格华丽富贵，卷草纹样与葡萄、莲花、石榴、牡丹、宝相花以及祥禽瑞兽等纹样相融合，创造出极富理想主义色彩的植物装饰形象，以其流畅舒展的风格用于建筑的石雕、木雕、藻井、门饰、壁画等方面。

古埃及人最先创造了纪念性建筑，他们用极其耐久的石头建造神庙和陵墓。古埃及艺术是最先把植物的形象加以改变，使之成为装饰形式的，有两种植物与埃及文化紧密相连，即莲花和纸莎草。古埃及的卷草纹样以莲花、棕榈、纸莎草为主题构成藤蔓，花和花蕾点缀在卷曲的茎叶之间，形成优美的曲线，这种纹饰被认为是卷草装饰的基础。莲花和纸莎草生长于尼罗河岸边，莲花象征美好，纸莎草可用于书写，与人民生活息息相关，它们在埃及文化中具有特别的意义，常用于建筑柱头、柱身、壁画、门楣等装饰。埃及建筑装饰本质上是象征性的，是东方文化中将宗教与政治结合起来的强有力代表，它们不仅仅是纯粹的装饰，更是为了表达民族自身的观念、情感和思想。

二、古代希腊和罗马的卷草纹饰

篇(3)

论文关键词：建筑装饰卷草纹比较文化

建筑装饰的形式和内容十分丰富，潜在的精神象征意义博大精深，我们从建筑装饰的形式中选取植物纹样——卷草纹作为切入点，以比较文化的角度对东西方建筑装饰的差异进行分析，探讨建筑装饰在不同的民族、地区和时代所体现的不同的精神内涵和文化特征。

植物纹样在世界各国的建筑装饰中大量存在，其中卷草纹是不同文化形态中最具代表性的植物装饰纹样，卷草纹的首次出现，对装饰艺术史有着极大的意义。东西方的卷草纹装饰，彼此具有内在的联系。对于卷草纹究竟属于何种植物，不同地区有不同的理解，从形式和构成规律方面看它们非常相似，都以植物藤蔓为纽带，互相交错，以叶片为点缀，穿插少量花蕾，具有连续性。无论东方的忍冬纹还是西方的莨苕纹，都以线条的生动构成有机纹样，使人们感受到一种植物纹样风格化和生成过程中所承载的人类情感。

一、古代中国和埃及的卷草纹饰

中国的卷草纹样出现于公元300年前后，在宫殿、庙宇等建筑装饰中较为常见。中国卷草纹最初称为忍冬草纹样，随佛教一起传入中国，多少带有宗教的含义。任何宗教性质的符号，只要具有艺术的潜能，都能随着时间而成为主要的或纯粹装饰性的母题。当一个母题因为与宗教意义有关而被频繁地在各种领域别是建筑上运用时，就会产生定式。忍冬纹以及与之同源的莲花纹样一起，在南北朝时期得到广泛发展，主要体现在当时的石雕、壁画等装饰中。南北朝时期的装饰艺术具有极强的超现实主义风格，这种风格的形成与当时的社会背景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汉灭亡后，三国鼎立，数年战乱，人民生活苦不堪言，渴望摆脱现实进入美好的精神境界，此时佛教传入中国，各地开窟造像，敦煌莫高窟便始于此时。这种风格对卷草纹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使之具有自由、随意、唯美的特点。忍冬纹的特征为三瓣叶或四瓣叶图形，以富有变化的组织形式构成有节奏的图案，其中有单独纹样、二方连续、四方连续等不同构成形式。随着时代的发展，卷草纹不断变化，这种最初的宗教装饰符号，其原始的含义逐渐被淡化，到唐代演变出更加丰富的形式。唐代建筑装饰风格华丽富贵，卷草纹样与葡萄、莲花、石榴、牡丹、宝相花以及祥禽瑞兽等纹样相融合，创造出极富理想主义色彩的植物装饰形象，以其流畅舒展的风格用于建筑的石雕、木雕、藻井、门饰、壁画等方面。

古埃及人最先创造了纪念性建筑，他们用极其耐久的石头建造神庙和陵墓。古埃及艺术是最先把植物的形象加以改变，使之成为装饰形式的，有两种植物与埃及文化紧密相连，即莲花和纸莎草。古埃及的卷草纹样以莲花、棕榈、纸莎草为主题构成藤蔓，花和花蕾点缀在卷曲的茎叶之间，形成优美的曲线，这种纹饰被认为是卷草装饰的基础。莲花和纸莎草生长于尼罗河岸边，莲花象征美好，纸莎草可用于书写，与人民生活息息相关，它们在埃及文化中具有特别的意义，常用于建筑柱头、柱身、壁画、门楣等装饰。埃及建筑装饰本质上是象征性的，是东方文化中将宗教与政治结合起来的强有力代表，它们不仅仅是纯粹的装饰，更是为了表达民族自身的观念、情感和思想。

二、古代希腊和罗马的卷草纹饰

富于韵律、节奏鲜明的植物卷草纹，在希腊建筑装饰中形成一道美丽的风景。虽然其渊源来自古代东方，但在希腊人这里被赋予了形式美。古希腊罗马的卷草图案，多用于柱子的装饰。古代希腊包括希腊半岛、爱琴海诸岛、小亚细亚沿岸、意大利南部及西西里岛五大部分，经历了荷马时期、古风时期、古典时期和希腊化时期等不同历史阶段，古希腊文明及爱琴文明，是西方文明的摇篮。西方的卷草纹主要以莨苕叶和葡萄纹为基础，组成弯曲的藤蔓，用于建筑装饰。莨苕最初是生长在地中海沿岸的一种低矮的多年生草本植物，在西方，“莨苕树”以其生命力特别旺盛，象征重生、复活而被崇拜和敬仰。古希腊罗马的神殿建筑多采用莨苕叶造型进行装饰，科林斯式柱头便以莨苕叶造型雕刻而成，象征神殿永存万世，如雅典利斯克拉底纪念碑的科林斯柱头装饰，以及厄瑞克忒翁神庙的柱饰、门楣、门框等建筑装饰，都是以莨苕叶为基础，以柔美流畅的卷草造型进行装饰。莨苕叶纹饰后来发展为罗马卷草纹，这种形象奇异、卷曲而充满生命力地向周围伸展的叶子，影响了阿拉伯藤蔓的形成（阿拉伯藤蔓演化为阿拉伯寺院的装饰花纹，具有生机盎然的气势和无限扩张的活力）。古希腊罗马建筑装饰中，葡萄卷草纹也很常见，以横向延伸的茎为基础，两侧安排葡萄和葡萄叶。葡萄卷草纹是由波斯传向西方的，因其象征丰收、多产和幸福而被人们所喜爱，在西方与莨苕卷草纹一样，逐渐成为主导型的植物装饰纹样，大量使用于建筑装饰。

东西方不同的文化背景，使建筑装饰具有不同的特点，基于人类精神情感的某些共性，不同文化又产生种种奇妙的联系与融合。卷草纹作为不同文化形态最具代表性的植物装饰纹样，涵盖了东西方文化的相互渗透及发展演变。从比较文化的角度对东西方建筑装饰进行分析比较，能够使我们从社会、历史、政治、经济、心理等更广泛的角度认识建筑装饰文化。

参考文献：

①（日）城一夫：《东西方纹样比较》，孙基亮译，中国纺织出版社，北京，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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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高校;“西方文化概论”;史料;历史学

“西方文化概论”在国内高校中大多被列为文科，尤其是历史、中文、哲学等学科门类的必修或选修课程。这门课程内容庞杂，涉及从古代到近现代的西方文化，无论是授课还是听课都有相当难度。为了避免通史性以及梳理性的授课思路，笔者选取了不同时期、不同地区文化中具有显著特色的部分作为代表来讲解，通过以小见大的案例分析方式，加深学生对西方文化的理解与把握。“西方文化概论”这门课程作为选修课，根据课程学时的安排，共分为12个主题，分别是绪论、古希腊文化与神话故事、罗马文化与罗马道路、罗马文化与罗马法、希腊罗马的婚姻与家庭、典雅爱情、黑死病的文化影响、美第奇家族与文艺复兴运动、图像与历史、美国电影与美国文化、欧美国家的慈善事业与基督教文化、结语。在国内的很多高校中，这门课程的授课工作大多是由文学、哲学学科背景出身的教师来承担。由于笔者是史学背景出身，同时授课对象是历史学专业的本科学生，因此希望在这门课程的教学过程中突出史学色彩，通过相关文献资料、论著及论文等史料的引入，在让学生了解西方文化发展的同时提高历史学专业学生对史料的重视程度以及史料应用水平。同时，通过研读这些材料让学生更好地了解西方文化的发展状况及特点。

一、课程中文献资料的引入

文献资料向来是史学研究中最为重要的史料来源之一。在“西方文化概论”课程中，大量引入当时人的著述及法典等文献资料，可以令学生正确地把握西方文化的发展以及不同时期的特点等内容。尤其在了解西方古代及中世纪文化过程中，文献资料的应用尤为重要。在进行“绪论”“古希腊文化与神话故事”专题的讲解过程中，笔者尝试引入希罗多德的《历史》、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等文献。在“绪论”中，引用了一段古希腊史家希罗多德的描述，“印度以东的全部地区是一片砂砾地带;在我们多少确实知道的所有亚细亚民族当中，住在日出的方向，住在最东面的民族就是印度人，因为由印度再向东便是一片沙漠而荒漠无人了”［1］239。由此，让学生更好地了解“何为西方”。通过希罗多德的描述，让学生了解到最早划分出东方与西方的是其著作中所描绘的发生于公元前5世纪的希波战争。在“罗马文化与罗马道路”“罗马文化与罗马法”这两大专题的授课过程中，笔者大量引入了《塞奥多西法典》《查士丁尼法典》的条文。在讲授罗马法之时，笔者引入了《塞奥多西法典》中两段有关女性地位及财产的条文，“如果任何人与一个女孩订立婚约并且未能在两年内实现这一婚约的话，并且如果女孩在这一时间已经过去后改而嫁给其他人的话，不应由于加速她的婚姻而归罪于她诈骗，并且也不能允许她的婚姻誓言归于无效”［2］67。“如果一个女儿从其家父处接受了一笔嫁资并随后结婚的话，如果其家父未立遗嘱而去世的话，如果她希望与其兄弟一同继承的话，她应被要求将其嫁资与其家父的田产合并，然后她就能成为共同继承人与其兄弟分割遗产。”［2］82通过这两段法典条文的引入，让学生了解到罗马法对于女性权益较为保护，同时也较为强调对本家族遗产的保护。在“典雅爱情”“黑死病的文化影响”等专题的授课过程中，笔者则引入了但丁的《新生》、薄伽丘的《痴情的菲亚美达》《爱情十三问》《十日谈》。笔者在讲到文艺复兴早期人文主义者的典雅爱情观念的时候，引入了薄伽丘作品中的一段话:“夫人啊，您是我唯一的欢乐与幸福!如果说这话不中我的下怀，那我准是在说谎。如此自猜自想真令人心花怒放，我不由得从内心发出一声甜美的:您是属于我的。”［3］9这段话隐喻了作者第一次看到菲亚美达的情景。从《痴情的菲亚美达》的内容来看，我们仿佛看到了一个文艺复兴时期的“骑士”对于心爱的贵妇人的爱，一种平等的、女性稍占主导地位的，并且具备婚外恋性质的单恋，一种与中世纪骑士精神中的典雅爱情一脉相承的爱情观。我们发现，但丁、薄伽丘等文学巨匠笔下的女神是理想女性的化身，也是激发诗意灵感的源泉，通过巨匠的名作化为不朽。引入这些相关的重要文献资料，不仅可以让学生更为准确且深入地了解到不同时期、不同地域西方文化所体现的特征，同时对于历史学本科学生而言，有利于提高其运用史料的意识和能力。

二、课程中论著及论文的引入

对于很多古代、中世纪以及近现代的文献资料，高校历史学本科学生把握起来还有一定的困难，所以在课程讲授过程中，除了文献的引入外，笔者还引用了大量的近现代国内外学者的对相关主题进行研究的成果，尤以论著和论文为主，将它们作为补充。如威尔•杜兰的《世界文明史》、爱德华•吉本的《罗马帝国衰亡史》、布林顿的《西洋文化史》、麦克尼尔的《瘟疫与人》、朱伟奇的《中世纪的骑士精神》、彭小瑜的《中古西欧骑士文学和教会法里的爱情婚姻观》、李化成的《黑死病期间的英国社会初揭(1348—1350年)》等。以“典雅爱情”专题的讲授为例，笔者引入了布林顿在其著作《西洋文化史》中关于典雅爱情的定义:“衰退中的骑士精神培养出‘罗曼蒂克的爱情’，对一个理想的女人所产生的爱，一种做不到、非尘世的和精神上的爱。这个理想的女人是可以使崇拜者高贵起来……骑士精神也将的冲动升华作精神上的爱慕。”［4］186并且分析了这一定义中的两个重要词语“衰退”“高贵”。“衰退”指出了雅典爱情出现的时间，是在中世纪中后期;“使崇拜者高贵”是典雅爱情的作用。此外，笔者还引入了威尔•杜兰的一段话:“有两种影响力缓和骑士的野蛮作风———女人和基督教。女性的德行再度被发扬，以遏止英武男人好战的血气之勇。”［5］452同时，分析了威尔•杜兰这段话所指出的贵妇人在骑士精神特征转化过程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这样的引入和分析可以让学生在上课之初就了解到中世纪存在于贵妇人和骑士之间这一神秘爱情的基本情况。在“黑死病的文化影响”中，在讲述黑死病来源的不同说法时，笔者引用了麦克尼尔在《瘟疫与人》一书中的看法:“在1252年蒙古军队从远征云南—缅甸的行动中撤回不久，鼠疫杆菌就侵入到蒙古的野生啮齿动物群落，并逐渐转化成地方病。随后几年，随着受感染的老鼠、跳蚤和人无意识地把杆菌传播到新的啮齿群落，而向西沿着大草原扩张。”［6］97通过这样的引入，让学生体会到从古至今东方与西方的文化都有交集，无论是通过何种方式进行传播和交流。通过引入相关学者的论著及论文作为补充，为学生提供更多不同的了解西方文化的特点及内容的视角，同时，也使课程内容更加丰富生动。

三、小结

除文献资料以及近现代学者的论著和论文外，在“西方文化概论”课程中，笔者还引入了部分考古证据、影像资料、印章等史料作为课程内容的重要支撑。在授课对象主要为历史学本科学生的课程中，进行大量史料的引用可起到良好的效果。事实上，在这门课程结束之后，从学生所提交的读书报告和小论文的情况看，这门课程所选择的十二个专题不仅激起了很多学生对西方文化的兴趣，同时他们也努力在对相关史料的研读与分析中，试图就其中的某个感兴趣的论题进行独立的分析并撰写论文。

参考文献:

［1］希罗多德．历史(上册)［M］．王以铸，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2］ClydePharr．TheTheodosianCodeandNovelsandTheSirmondianConstitutions［M］．Princeton:PrincetonUniversityPress，1952．

［3］薄伽丘．痴情的菲亚美达［M］．陈才宇，译．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2．

［4］赵林．神旨的召唤———西方文化的传统与演进［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3．

［5］威尔•杜兰．世界文明史•信仰时代(第四卷)［M］．幼狮文化公司，译．北京:东方出版社，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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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中国古代伦理财富思想是建立在封建皇权统治的政治基拙与儒学伦理思想的思想基础上的，西方古代学理财富思想是建立在法制与神权的政治基础和民主理念与宗教文化的思想基础上的。通过中西方古代伦理财富思想与学理财富思想的比较，我们可以发现中西方古代在思维方式上，特别是在理论思维、逻辑思维、创造性思维以及人性意识方面有着明显的分异，而这就是中国古代伦理财富思想之所以没有形成较完备理论体系的重要原因。面对这一尴尬，我们必须努力运用现代经济研究方法，不断创新思维，把古代伦理财富思想中的正义与道德价值诉诸当代中国现实载体中，加快中国古代伦理财富思想的现代转换。

人类对财富的认识源于对自然与社会的实践。然而，囿于社会历史背景、经济方式、文化背景的差异，人们在认识财富、创造财富的实践中也会形成不同特质的财富思想。中西方古代都有丰富的财富思想。“人们普遍有一种感觉，中国古典经济思想越是往前追溯其成就就越明显。很多在先秦出现的经济思想，后世竟未予以发扬广大。而古希腊的经济思想却“得以发展为学说体系”，并成为西方近代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学体系的重要先导。中国古代和西方古代在经济思想中都包含很浓的伦理因素，但是各自的后继者却走出两条不同特色的道路。中国古代财富思想中的伦理观与政治思想紧密结合，并最终成为政治伦理思想的附属物，从而枯萎了其学理内涵。西方学者把古希腊的财富伦理思想在经济板块中不断加以充实，超越了单纯的人性善恶与义利之辩，形成了“以价值判断为主轴”的一种规范研究方法，丰富了财富思想中的学理成分。财富观念与财富思想作为人类经济活动的产物，必然具有历史继承性。从这个角度来看，完整的经济学理论体系没有在中国形成而在西方形成，这与经济思想(当然包含财富思想)的历史继承性有一定关系。所以，我们从“伦理财富观”与“学理财富观”上来定位中西方古代财富思想的特质是有道理的。这个定位是依据它们形成的历史背景基础而构建起来的。

一、伦理财富思想形成的历史背景

中国古代关于财富等经济思想肇始于奴隶制时代，但“中国奴隶制时代的经济思想材料较少、较零散，而且表现得不够明确”。因此，中国古代财富思想主要反映在封建时代。在从先秦到清朝两千年左右的历史时代中，中国古代财富思想绵延流长，形成了以儒家伦理为本位，以适应中国封建政治统治为要求的伦理财富思想。

(一)封建皇权统治是伦理财富观形成的政治基础

中国古代伦理财富思想从经济的角度论证了封建皇权统治的合理性。中国古代伦理财富思想强调获取财富的正义性和使用财富的正当性，以义利观为标准来看待财富。在孔子看来，义处在社会价值体系中本体论的地位，它是一种具有独立自主价值的存在，无需在道德之外去寻找其他存在的依据。“之于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于此。”(《论语·里仁》)反映的就是这种思想。义作为人的内在道德需要，在与其他需要(如利的需要)相比较中，被孔子视为一种根本性的需要或第一性需要，具有被优先考量的地位，这就是“义以为上”(《论语·阳货》)、“义以为质”(《论语·卫灵公》)。与义相比，利的需要是第二性的。所以，在伦理财富思想的视野中，当社会矛盾尖锐时，要以义为重，反对利大于义;要以社会的大义为重，反对个人利益大于社会利益。这种伦理财富思想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社会阶级矛盾。中国古代伦理财富思想推崇重农抑商政策和伦理至上主义，这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社会生产力与经济的发展。在伦理财富观那里，道德与经济始终头足倒置，在它看来，经济活动的最高价值不是发展社会生产力，推进社会财富的增长，而是实现社会道德的完善与和谐。这种以伦理道德为核心的伦理财富思想，在很大程度上遏制了推进社会变革的经济力量的产生和壮大，有力维护了封建皇权统治。另外，中国古代伦理财富思想强调人们在经济生活中，要尊崇诚实守信的交换原则、先公后私、博施济众的分配原则和节俭爱物的消费原则。这种主张有利于防止财富悬殊分化，对协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消除不公平的社会现象、维护社会稳定都起到一定的积极效果，从而对封建皇权的统治与社会的发展有着重要的保障作用。

(二)儒家伦理思想是伦理财富思想形成的思想基础

一个时代的经济特征除了受社会生产力的制约外，还要受到当时社会主流思想意识的影响。伦理财富观的产生、盛行与中国封建社会儒家伦理思想有着紧密的关联。在中国漫长的封建时代里，由于儒家思想所倡导的伦理理念对维护社会稳定、缓和阶级矛盾有着重要的作用，而被历代统治阶级所接受，并发扬光大，成为中国封建社会主导的正统思想。儒家思想以重伦理、尚道德为核心内容，并把其所倡导的伦理道德渗透到社会政治、经济、文化与教育中，从而成为影响中国封建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主导力量。由此可见，中国封建社会的经济思想与财富思想不受儒家伦理思想的影响是不可能的。一是儒家思想把作为其理论基础的人性论纳入到对财富的认知中。儒家伦理思想认为，人不仅要具有从事生产劳动的能力，还要具有道德伦理与善性。人是国家的第一要素，而人的善性与道德伦理又是影响社会经济活动与财富创造活动的重要因素。儒家伦理思想还把人性与社会经济管理活动融合在一起，形成了儒家以人为本的经济管理模式。在对财富的价值目标上面，儒家伦理思想认为，财富的生产与创造有利于实现国富与民富，更有利于实现国家整体经济利益与个人人格完善。二是儒家思想把其义利观渗透到经济活动中。儒学义利观认为义重于利，义大于利，义先于利，反对谈物质利益，专注于礼义与仁政。所谓“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抑末利而开仁义”、“以礼义防民欲”(《盐铁论·本议》)反映的就是这种思想。在儒家义利观的影响下，儒家伦理思想与中国古代财富思想形成了以伦理本位为主导的独特的结合形式，即伦理财富思想。三是儒家思想把其政治伦理观念渗透到经济活动中。儒家伦理思想的政治目标是经国济民。所以，在儒家思想的视野里，伦理道德不仅是政治的基本原则，也是经济的基本原则。在封建政治体制中，君与民的关系是社会关系的最基本形式，儒家思想认为，君主在治理国家的时候要做到“民为邦本”，要惠民、爱民、恤民，这就是中国古代政治文化的轴心—民本思想。以“民为邦本”为核心内容的民本思想不仅深刻体现了中国古代政治统治模式，也反映了中国古展社会经济的根本措施，这种措施就是儒家政治伦理在经济上的延伸与运用。

二、学理财富思想形成的历史背景

“在西方，通常把奴隶制时代称为‘古代’，而把封建时代称为‘中世纪’;在中国，人们习惯地把isao年以前的历史时代称为古代。但如果从经济学以一门独立学科形态出现的时代来看，很显然，亚当·斯密之前的财富思想和经济思想都不能算是现代意义上的经济思想。所以，从经济思想的历史演化上看，研究西方古代的财富思想，可以把西方的封建时代—中世纪作为研究的对象和内容。在此意义上，我们研究西方古代财富思想的时空范围就扩展了很多。西方的古代，尤其是古希腊人在财富等经济问题上提出了许多天才的见解，这些见解“历史地成为现代科学的理论的出发点”。正是基于西方古代经济思想对现代经济学的重要影响，我们可以这么说，西方古代的财富思想已经具备了初级的“科学”理论因子了，而这与其财富思想形成的时代背景密切相关。

(一)法制与神权是学理财富观形成的政治基础

西方古代与中世纪是两个截然不同的社会时代，但这两个时代都没有阻止思想家们对财富思想的较填密的思考。西方古代思想家们形成的财富思想，与古代希腊、古代罗马的政治体制特点、民主理念的蕴育有着紧密的关联，而中世纪的思想家们所形成的财富思想与神权统治下的人性“呐喊”也不无关系。

古希腊奴隶城邦制度的形成、发展为农业、手工业与商业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古希腊城邦往往是一个独立的实体，可以自由独立地进行农业、手工业、商业活动。在奴隶制城邦中，有大量的自由民和奴隶，自由民是经济权力与政治权力的所有者，而奴隶劳动则是农业、手工业与商业活动中主要的劳动力来源，也是希腊经济能够进人极盛时期的重要原因。可见，奴隶城邦制度为古希腊经济的繁荣与财富生产活动提供了政治空间。同样，古罗马奴隶制政治体制中统一的行政系统与罗马法律也促进了古罗马奴隶制经济的繁荣。当然，西方古代财富思想的发展不仅依赖于经济的繁荣和财富增长，还与古希腊、古罗马所倡导的民主理念密切相关。民主一词最早来源于希腊文，意思是人民的政权、人民自主的管理。古代西方在财富等经济活动中形成的较为系统的经济思想与民主理念的内在精神是一致的。其一，西方古代学理财富思想的品性—经济自由。民主与法制反映在经济活动中，就是要求实行经济自由。“希腊的贸易基本上是自由的，国家没有什么限制，但个别商品除外。同样，罗马法中规定，“商品所有者彼此以平等的身份进行交易，要求商品有平等的价值标准和统一的等价物，同时它要求人们享有各种交易自由，不受束缚”。可见，西方古代学理财富思想是在经济自由的基础上产生的，因而它必然承袭经济自由的品性。其二，西方古代学理财富思想家的身份—非政治性。从色诺芬到亚里斯多德，从贾图到奥古斯丁，从阿奎拉到休漠，大部分经济思想家的身份都不是依附于政治权势的政治家或官吏。这就决定了这些思想家可以以自由的精神状态来探究财富活动，从而形成较为系统的科学的财富理论。其三，西方古代学理财富思想的内容与主旨—财富增殖。色诺芬认为，庄园经济的管理应“能够继续支付一切开支，并获有盈余使财产不断增加”。古希腊其他思想家还论证了分工可以增加财富数量，提高产品质量等。

西罗马帝国的灭亡，标志着欧洲中世纪的开始。这是一个压制人性的时代，也是一个贬斥私有财产的时代。基督教虽然鞭挞私有财产，但却规定财产公有只是适用于从事完善事业的神职人员，不难看出，这种财富思想是为了巩固基督教神权统治的。但关键的一点，基督教是如何将美好的憧憬引人到人们的头脑中的呢?这是一个难以解释的问题，可我们不得不承认，人的主体性力量是人的本能冲动、理性思考和某种精神信仰交互作用的产物，其中理性思考居于主导地位。就连中世纪基督教信仰的建立也得依靠理性思维的神学论证。想必，在那个依靠“理性”的神学论证建立起来的基督教的时代，经济思想家们对财富理论的论证又怎敢不理性、不科学呢?所以，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中世纪时代的财富思想也是充满理性思考的，这与基督教神学理性并不相悖。

(二)民主理念与宗教文化是学理财富观形成的思想塞础

诚如上述所言:一个时代的经济特征除了受社会生产力的制约外，还要受到当时社会主流思想意识的影响。西方古代学理财富思想的形成与发展也必然受到当时的民主理念、宗教文化的深刻影响。不管怎样，和中国古代财富思想相比较，西方古代财富思想更具有整体性和全面性。这个观点已经得到当前经济学界的普遍认同。其缘由在哪?笔者认为，民主与法制的理念给了经济思想家们开放的视野和科学研究的运行规则，自由的思想与法制的约束更开阔了经济发展的新空间，这必然为深人研究财富问题提供可能的对象与载体。基督教宗教文化在一定程度上也给了经济思想家们以理性的思考，另一方面，基督教对人性的压制更加促使了人们对人性的呼唤、对人本主义的探索、对理性的追求，这种结果势必会给财富的科学研究带来新的精神动力。

三、伦理财富思想与学理财富思想比较中的启示

中国古代伦理财富思想可谓博大精深，但遗憾的是没有发扬光大，在现代经济学理论体系中也很难寻找踪迹，而西方古代学理财富思想却能不断传承并发扬光大，成为现代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先导，这个问题不得不让我们深刻思考。伦理财富思想与学理财富思想深刻反映了人们在财富认识方面的思维方式与人性意识的不同。

(一)思维方式

其一，理论思维。这种思维源于古希腊。古希腊人的科学活动有一个完整的体系或者说有一个十分明显的框架，无论体系还是框架都是以几个最为一般的原理为基础建立起来的。以此为源头，古希腊人通过演绎方法将知识具体化，取得知识，走出一条推演的路，而不是发现或想象这条路，因而贯穿推演道路始终的基本上是理论形式。这种思维一旦运用到财富活动中，易于形成一个较为系统完整的知识体系。而我们中国古代财富思想就恰恰缺少这种思维。所以，学者吾淳就认为:“中国人的知识体系似乎显得四分五裂、支离破碎。这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中国的科技活动没有像希腊那样被高度理论化。因此，中国的知识体系便没有可以贯穿始终的‘线索’，……它如同一盘散沙，难以取得高水平的理论体系，也难以取得与高水平的理论体系相配套的高水平的推理方法。所以，我们不难想象为什么古希腊、古罗马的经济思想得以发展成为学说体系。

其二，逻辑思维。多数学者认为，中国古代缺乏逻辑思维。许悼云认为:“中国的数学发展就好像是为了作实际的四则杂题一样发展起来的，并不是为了抽象的思考而发展的，这与古代希腊的数学有很大的差异。中国古代的思维倾向于直观性和模糊性，所以，逻辑思维在中国古代“一直发展缓慢，始终没有建立起西方那样的公理化、形式化的逻辑推理体系”。缺乏逻辑思维对经济思想形成与发展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这也是中国古代经济思想没有能够成为完备理论体系的又一个重要原因。

其三，创造性思维。中国古代重视“天人合一”，“它是一种封闭的思维，不重视与外部交流”，缺乏革新性。日本的学者也指出:“缺乏个人的创造了性，没有将知识推向进一步充实和独立的发展，这是东方精神所特有的一种束缚性的必然结果。与中国古代相比较而言，古代希腊、罗马人更具有竞争意识和创新精神，这一点在古希腊城邦经济的独立性方面可以有所窥见。

(二)人性意识

古希腊、罗马时代有很强的公民意识。这种公民食识，可以看做是一种民族主义和国家观念。后来私有意识超越了公民意识，西方社会转向了以私有为本位。私本位思想在一定程度上唤醒了人性意识，激发了西方人文主义的发展，而人文主义就是西方古代经济思想能够发展成为体系的一个关键性的因素。中国古代官本位思想不仅表现在政治上，也渗透到经济中。自秦王朝开始，“士志于道”的观念“变得高度的政治化了”。从汉武帝后，中国的士大夫很少没有“恒产”的。随着士大夫官僚制度的成长，士大夫的实力也不断增强，他们既拥有借政府之名的社会统治权，又拥有跟地主一样的财产权。长期以来的官本位思想，极度压制了人性意识，致使中国古代经济思想自先秦以后，就呈现出一个精华递减的走势，最终没有走上“复兴”的道路。

(三)现代转换

中国古代伦理财富思想虽然没有形成完备的科学体系，但其蕴含的精华在今天的经济活动中依然有着重要的意义。但如何体现这个意义，把意义转化为现实，需要我们认真地思考。

一是要积极整理古代伦理财富思想中的理性部分，运用现代经济学研究方法，使古代伦理财富思想中的精华部分形成一个完整的逻辑体系，同时，要积极把中国古代伦理财富思想中的精华纳人到当代中国经济学学科基础理论之中。

二是要积极关注古代伦理财富思想中的正义与道德价值，并把伦理财富思想纳入到中国当代经济理论与实践中，同时，要积极将伦理财富思想中的正义与道德价值渗透到当代中国社会的经济伦理观念中，使之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在内在本质上具有一致性。

篇(6)

论文摘要:本文分析了目前美术欣赏课程教学中存在的问题,提出将通识教育的概念引入美术欣赏课程。笔者从课程内容与结构、课程教学形式与方法等不同方面重新设计课程,结合文学、历史、科学、本土文化等诸多相方面相关知识,运用个性化的教学形式、生活化的教学环境、多样化的教学方法,力图创建适应于高等学校通识教育体系中的美术欣赏课程,促进大学生素质的全面和谐发展。  

 

 “通识教育”的理念最早源自于古希腊哲人亚里士多德的“自由教育”思想,指的是对学生普遍进行的共通的文化教育,使学生具有一定广度的知识和技能,使学生的人格与学识、理智与情感、身体与心理等各方面得到自由、和谐、全面的发展[1]。20世纪初,美国博德学院的帕卡德教授首先提出“通识教育”一词,并应用于高等教育。民国初年,留美归来的梅贻琦先生接受了美国的通识教育理念,他发表了《大学一解》,鲜明地提出“通识为本,而专识为末”、“通重于专”等观点。他将这些理念结合中国实际努力探索并付诸实践,应用于清华大学的教学改革,使得清华大学的人才培养在当时独树一帜[2]。经过数十年的发展,目前绝大部分高等院校都开设了通识教育类课程,通识教育的相关研究也成为教育界的一大热点。 

通识教育体系中的美术欣赏课程,在人文素质教育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对于提高学生艺术修养和审美能力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在以往的美术欣赏课程中,存在着两大弊端:其一,不注意美术学科的特殊性,套用其它学科的教学模式;其二,过于强调专业知识的传输,不够通识性,形成了目前美术欣赏课程的“艺术教育不艺术”、“通识教育不通识”的顽症[3]。基于此,我们必须努力构建起新的适应通识教育的美术欣赏教学模式,在对美术作品的欣赏与评析过程中,促使学生建立完善的审美知识结构,提高艺术素养,形成健康、高尚的审美知觉和情趣。 

那么,如何在具体的教学计划和教学设计上贯彻通识教育理念?2006年《全国普通高等学校公共艺术课程指导方案》制定了全国普通高等学校公共艺术课程目标,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指向针”——“在普通高等学校公共艺术课程的学习实践中,通过鉴赏艺术作品、学习艺术理论、参加艺术活动等,树立正确的审美观念,培养高雅的审美品位,提高人文素养;了解、吸纳中外优秀艺术成果,理解并尊重多元文化;发展形象思维,培养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提高感受美、表现美、鉴赏美、创造美的能力,促进德智体美全面和谐发展。” 以此课程目标为依据,在美术欣赏课程设计中应注意如下几点: 

 

一、课程内容与结构设计 

 

美术发展的历史也可以说是一部人类文明发展史,漫漫历史长河中产生的每一件优秀的美术作品一定都与当时的历史背景、科技水平、经济状况以及现实生活紧密相关,也都一定受到当时政治、宗教、民族、地理、文学等诸因素的影响。因此,在美术欣赏教学中要把美术学科教学和其他相关学科的内容联系起来,让学生学会在广泛的文化情境中欣赏美术、认识美术,从而更有效地推进美术教育通识化的进程。 

1.结合文学把握艺术内涵 

中国画重写意,对于意境美的理解尤为重要。特别是中国古代文人画,强调诗书画印的结合,讲求“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画家在绘画时讲求诗情画意,我们在赏画时也要学会从笔情墨趣中探寻“画中有诗”的魅力。在课程学习前可以适当给学生布置一些问题,让他们在学习过程中思考并在课堂中找到答案。例如学习中国古代花鸟画部分,可以让学生思考五代花鸟画为什么会出现“黄家富贵,徐熙野逸”两种截然不同的艺术风格,引导学生通过画家身份、绘画题材、技法等各方面去比较。再如解释宋、元以来中国花鸟画盛行的原因,画家们为什么都喜欢选用梅、兰、竹、菊四君子或松、竹、梅岁寒三友等题材进行创作,这些现象就可以引导学生从历史背景、画家个人经历以及这些植物的特性等方面去思考。另外,在讲到清代花鸟画时,又可以让学生分析为什么山人笔下的鱼、鸟都是孤伶伶的,且两眼望青天,让学生自己体会中国古代花鸟画所采用的借物抒情、托物言志的象征性、寓意性艺术手法,或抒发画者高洁的情操,或倾诉自己不得志的处境,或是亡国之恨无处诉。理解了画外的背景,就能更好地理解画中的内涵,从而也就理解了“文人画”之所以能够统领中国画坛长盛不衰的原因了。 

文学性因素在西方美术中的表现也甚为突出。西方美术作品中有两大重要的题材——古希腊、罗马神话故事和基督教圣经故事。这两大题材被不同时代、不同国家、不同流派的美术家反复表现,并展现出不同的艺术魅力,西方美术也由此造就了自己独特的灿烂。因此,了解神话和宗教故事,对于了解西方艺术也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2.结合历史理解艺术风格 

本课程以作品赏析为主,但又不能孤立地空谈作品,应把作品鉴赏和技法研究置于美术史的发展脉络和人文科学的整体关系中进行研究。艺术风格的形成和社会政治、经济、科技等时代因素密切相关,每一种艺术风格的形成绝不可能仅是艺术家个人一时心血来潮的创新,必然是顺应了社会发展的趋势所在。如研究古希腊美术,若不了解希腊文化的起源和成因、希腊民族的特点、社会历史、地理位置、自然资源及作为“希腊艺术的土壤”——古希腊的神话和传说,就无从欣赏和理解希腊艺术的本质特征和精神,以及古希腊美术的成就何以对西方艺术产生如此深远的影响。 

另外,在欣赏中国石窟艺术时,我们可以体验到不同历史时期的各异的风貌,从魏晋时的秀骨清像之美、隋唐的丰腴之美再到宋代的朴实自然之美,每一次艺术风格的流变无不体现出时代精神。要求学生从题材、形式技巧、形貌特征和审美趣味分析石窟艺术的时代变迁,引导学生剖析变革背后的历史原因,使学生加深对历史的把握、对民族艺术的赞叹和热爱。 

3.结合科学欣赏艺术作品 

作为通识教育课程,课程内容必须适合不同专业、不同层次的学生学习,既要使非专业的学生掌握美术最基本的知识,又要使他们领会超越专业内容的通识性道理和研究方法。要做到这点,就必须加强美术学科与其他学科的结合。作为工科院校开设的美术欣赏课程,最好的结合点就是从科学与美术的关系入手。 

在众多美术门类中,工艺美术、建筑艺术兼具实用性和艺术性,与科技的发展息息相关。因而在这两个专题的欣赏教学中,始终可以贯穿着美术与科学技术结合的主题。例如我们在欣赏现代建筑艺术时,可以以“鸟巢”体育场、央视大楼、广州歌剧院等享誉世界而又离我们很近的建筑为例,引导学生了解到玻璃、钢材等新建筑材料在建筑中的应用对现代建筑形制发展的影响。另外,科学技术不仅影响到实用性的美术,它对西方油画的形成、发展、演变也带来了的巨大影响,例如文艺复兴时期艺术家们对科学的探索促进了写实技法的飞跃。教学中可以介绍学生所熟悉的艺术大师达芬奇,并着重介绍他在天文、地理、物理、军事等多方面的不为人所知的科技成就,让学生在惊叹之余了解达芬奇如何把科学研究的成果引入绘画,运用透视学、艺用解剖学、明暗晕染法大大发展了油画艺术。而到19世纪后期,打破写实绘画传统的印象主义画派的出现恰恰也是由于科学技术的发展,如光学理论的产生、照相等现代图像技术的发展等,这种变革也进一步导致西方美术由此进入了一个多元化的、流派纷呈的现代艺术时代。 

通过加强与学生自身知识的联系,不但能使学生活学活用,也有利于纠正部分同学中存在的“我又不当画家,学美术没有用”的模糊认识,培养他们对于美术的兴趣,使学生认识到美术就在我们的生活中。 

4.结合本土文化弘扬民族艺术 

在教学内容中应充分开发民族的、民间的、本土的美术教育资源,把地方性的文化资源引入美术欣赏课程教学中,形成具有地方特色的高校通识教育美术欣赏课程[5]。笔者在教学中非常重视各种民间美术、民间工艺、地方建筑等传承着中华民族悠久历史和深厚传统文化的艺术,例如在学习中国传统建筑艺术专题时,要求学生课下搜寻岭南四大园林的图片和文本资料,制作多媒体课件,并安排部分学生在课上和同学分享所掌握的知识并由此展开讨论。而在中国工艺美术学习部分中,又安排学生课下搜集一些自己家乡的工艺美术资料,如广绣、广彩、石湾陶塑、潮洲木雕等。通过搜集资料,让学生更了解并热爱自己家乡的美术成就,从侧面促进了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传承。 

 

二、课程教学形式与方法设计 

 

在美术欣赏课程的教授过程中,笔者对学生提出知识点与兴趣点相结合的学习概念,并着重于兴趣点的学习。所谓兴趣点的学习,就是不要求对中国传统文化和艺术作通史的精读,而只需要掌握主要的知识点,对于学生个人比较感兴趣的某一门类艺术或者某一艺术家等方面,则引导学生作深入细致的了解、掌握与研究。而如何有效地引起学生们的学习兴趣,让他们真正自觉进入到兴趣点学习方式中,这就要求教师的授课方式必须是学生所乐于接受的形式。通过实践与探索,笔者提出教学形式个性化、课堂环境生活化、教学方法多样化等课程设计概念。 

1. 教学形式个性化 

一方面强调教师教学的个性化,除了要求教师个人的语言魅力与人格魅力外,在提供给学生多种观点与信息的基础上,教师也应该提出自己明确的观点与感受与学生交流。另一方面,也强调学生学习的个性化,提倡学生对知识点提出疑问和进行评判并表达自己的感受和观点,鼓励学生发散思维,跳出课程的范围,提出一些其它相关领域的问题,适当引导师生之间、学生之间的观点争论,树立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的主体意识与个人意志。 

2.教学环境生活化 

高校通识美术欣赏课程是一种多层次、全方位的教学训练体系,除了第一课堂教学主体外,还必须有丰富、活泼的第二课堂活动。图书馆、资料室、博物馆、实地考察、网络都可以作为教学、学习的一部分,是课堂教与学的一个重要补充与辅助。在教学中我们可以尝试把课程教学同校园文化建设结合起来,拓宽教育渠道。例如,可以举办校园文化艺术节,或者结合重大节日举办形式多样的美术活动,充分发挥美术类社团的作用,为具有美术特长和兴趣的学生提供适合自己的活动舞台,促进学生将课堂所学知识与现实生活更紧密的联系。另外,还可以利用专题讲座、网络、报刊、橱窗、展板等宣传阵地,强化教育、交流成果、推荐典型、彰显艺术价值,吸引大学生对美术的学习兴趣[6]。通过各种途径,让学生通过亲自参与和切身体验,获得美的体验、接受美的熏陶、传播美的信息、领略美的真谛,从而使学生提高审美能力和文化艺术修养,形成内在的人文素质。 

3.教学方法多样化 

教师对教材主要知识点的讲授、教师个人科研成果与学生分享、提出一些尚未解决的知识疑问与学生共同探讨、多媒体教学手段的运用(课件、专题片、影片片段、多媒体光碟)、实物展示、课前教师提问、课后学生发问、课程中间随时互动、走出课堂参观博物馆与画廊、结合教师对各地博物馆及文化遗址考察的图片与个人感受讲授知识。另外,还可根据课堂教学或实地考察布置一些和课程进度相关的小选题供学生课下查阅文献资料、准备教案,课堂上安排少量时间让学生登台试讲,进行师生角色互换,让学生真正成为认知的主体,尝到自主学习的乐趣和成就感等等。通过登台讲述,可以增进学生的自我表达能力;通过互动,可以促进学生之间知识的交流,教师也可从中发掘学生的潜能并得到不少的启示。 

 

三、结 语 

 

综上所述,高校通识美术欣赏课程的设计应该以塑造全面和谐发展的人为宗旨进行探索,更加注重学生的心理感受和个性发展,帮助学生提高欣赏水平、拓展艺术思维、挖掘艺术潜能,并不断总结经验、完善教学体制、适应教育规律、提高教学质量。同时,还要加强与课程相关的通识教材建设、多媒体课件等相关配套材料的配置,真正构建起适应通识教育体系的美术欣赏课程。 

 

参考文献: 

[1]甘阳.大学通识教育的两个中心环节[j].读书,2006,(4):3-12. 

[2]徐冬青. 关于大学推进通识教育的思考[j].复旦教育论坛,2007,(5):44-48. 

[3]刘永涛.创建学习型社会与公共艺术教育成人教育[j]. 2006,(5): 

76-77. 

[4]李砚祖.素质教育与艺术教育[j].湖南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6):13-15. 

篇(7)

艺术南北分流，这在中国艺术史上是一个不容回避和忽视的地域现象。早在史前艺术的萌芽时期，在北方的黄河流域和南方的长江流域母土里孕育起来的艺术事象，就明显地存在着风格和气质上的南北差异。同为稚拙天真、原始狂野的史前岩画，北系岩画多以动物、狩猎和放牧为主，其作者多为巫师兼猎人，对动物有敏锐的观察力，风格写实，追求逼肖物象，画风粗犷、质朴而生动，生活气息较浓。南系岩画则密切围绕宗教祭祀，大量表现人自身的形象，但突出的是宗教的神秘感，人物有符号化、装饰化和半抽象的特点，画风简约，具有浪漫的精神倾向。艺术源头上的地域差异成为艺术南北分流的决定性基因，这基因经过几千年的传承和积淀，在中国上古时期的奴隶社会中晚期，再次显示出强劲势头。论文百事通此时作为南北艺术的突出代表，它们分别是代表北方文化的中原艺术和代表南方文化的楚艺术。楚美术灵巧、清奇和俊逸，中原美术谨严、雄浑和庄穆，一南一北的两大艺术事象竞辉争妍，成为中国艺术史上交相辉映的双子星座。

从上古时期本土艺术的南北对比来看，北方的中原艺术与南方的楚艺术可以互为参照。北方中原艺术的形成和成熟，并具有自己独特的个性，是来自上古时期中原本土的东西文化的融合。中原的东部地区是殷文化，西部地区是周文化，这两支文化虽然同处于北方，但却有着明显的差异。殷文化是重感情、富有宗教情绪的原始文化。殷人崇拜自己的祖先，并把祖先与天神相混合，祭祀频繁而隆重，他们创造了媚神敬祖的乐舞，这种文化以狞厉为特征，并通过青铜器上的饕餮纹饰表现出来。其艺术图式于沉静中透出巨大的威严，仿佛要创造一种超凡的力量，可以对那些想象中的事物和精灵施加魔法，用非理性的精神、情感震慑统治无理性的身心。殷艺术气质沉静、写实、繁缛、工整，但却是玄想的产物。周文化则以理性为特征，虽然沿袭了殷人的某些风貌，但却是吸收和消化了殷文化之后，根据自己的个性而进行的创造，并很快就显示出了自己的独特气质。周人的青铜器造型浑圆、饱满、舒展，纹饰和谐、亲切、大方，大块的空白显示出质朴、开朗的气息，有着安详而富有秩序的理性精神。随着世俗化的加快，周人不再像殷人那样在原始宗教的迷狂中焕发阴森而深远的想象力；他们似乎天生富有理性精神，他们也崇巫，但不如殷人那般迷狂，他们也崇拜祖先，但却把祖先置于天神之上，以孝治天下代替神道设教；他们的政治不是原始残酷的拼杀，而是等级森严的理智化、伦理化的政治。这样一个冷静、理性的民族，其艺术图式自然有着理性的沉静与质朴，并超越殷人成为中原文化的主流。

地缘上居于江汉流域的楚文化与北方中原文化明显地拉开了距离，它有着极其复杂的构成而又自成一体。它既吸收了北方殷周文化，同时也吸收了南方蛮夷文化，但在气质上更接近于殷文化，与周文化相比有着更多原始宗教色彩和天真的自然气息。这种文化气质决定了楚艺术图式不是偏向理性的、写实的，而是偏向情感的、想象的。它既不像周艺术那样凝重、庄穆，又不像殷艺术那般狰狞和威严，它是狂放而奇诡的。那些神秘怪诞的复合造型，充满了无拘无束的想象，完全是一个充满了原始野性活力的世界；那些飞扬流动的纹饰，洋溢着浪漫的激情和充沛的生命活力，完全是一个富于抽象意味的动态世界；那些繁富艳丽的色彩，浓烈鲜明，和富于装饰性的配置相结合，产生了极为热烈而又神秘的效果，使原始野性世界笼罩在一片神秘、绚丽、热烈的氛围中。这一切显现出了楚人卓越的创造才能和艺术智慧。

中原艺术崇尚刚健、笃实和辉光的美学原则。楚人则崇尚刚柔相济，既肯定刚健自为、自强不息精神，又随顺自然，与“天”合一。楚人在开疆拓土的创业过程中，奉之为精神法宝，同时，楚地浓厚的文化底蕴和形形的宗教崇拜使其艺术更加恣肆灵动。庄子那飞扬恣肆的浪漫情怀、个体的主体意识和博大的、宇宙意识也充分地体现在楚美术中。因此，我们看到的楚器物造型，无不体现出轻巧、灵动、清奇和俊逸的美学特征。

对自然的信仰和亲近是楚艺术精神的又一体现。楚人从来没有把人和自然分离开甚至对立起来，总是把自己当成宇宙的公民，总是怀着一种泛神论的自然观，就连中原人在理性意识支配之下认为绝无生命的对象，往往也被楚人纳入到自己的宇宙生命意识之中，这是具有宗教性或准宗教性的意识。然而正是在这里面蕴含了楚人孜孜以求的诗意，包孕了真正的眷恋、激情、冲动和哲理。基于这种意识，楚人常常往来于天上、地下、人间、神界而无碍，诗意地栖居在浪漫的艺境里。他们的信仰是诚挚的，感情是充沛的，思想是深远的，想象是灵动的，对自己、对自然也是熟谙于心的。他们充分尊重自治，不仅如此，还在更大程度上超越自然，以此来表态他们对世界、对自然、对人生的看法。

中原人艺术精神的衰弱，在很大程度上源于他们理性意识的抬头。进入封建社会后，中原人社会意识日趋世俗，宗教意识也日趋淡泊。他们抛弃了鬼神意识，对于社会人事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而对于自然、哲理的追求却越来越失去热情，他们的艺术激情日渐消溶在“成教化，助人伦”礼乐文化中。比之楚人，中原人的确是越来越清醒了，但也更世故、更世俗了。自然在他们的心中已经消失了原有的生命性、精神性，自然不再有神灵，也不再有具性灵。这种疏离自然的倾向，致使中原艺术在意象上的生命感、精神感日渐减退。

而此时，楚人却直接从原始社会走来，依靠神话和宗教来弥补知识和经验上的不足，其宗教生活不能不散发出浓烈的神秘气息。同时，南方恋荒的自然生态环境又给楚人的艺术想象以无穷的滋养。大江芳泽、鸟兽野林、风雨雷电、水火星云这些充满无穷生命活力的自然意象，激活了楚人丰富的想象力，同时也熔铸了楚人乐观、奔放、好动的性格。这种想象力又点燃了楚人神话和原始宗教的野火。在这民神杂糅、人神相通、神人相近的现实和想象世界里，楚人无法不对自然怀有一种宗教性的崇拜与亲近。楚人甚至认为万事万物都有神魔般的生命和力量，这种古老的意识像遗传基因密码一样一直积淀在楚人深层心理和艺术之中。

在楚美术中，我们常常能感受到一系列神秘古怪的意象组合，镇墓兽、鹿角立鹤、虎座凤鸟、帛书上的神怪、帛画上的时空一体、漆绘上的人神杂糅、织绣上的龙蟠凤逸、青铜器上斑驳陆离的色彩和攀附兽等等，这正是楚人精神上“无碍于物”，“独与天地精神往来”的大自由、大解放的生动体现。

这便是由个体精神所体验到的宇宙融合境界，是艺术的人生和宇宙的合一。因此，楚人的自然观实际上又是一个人格化、精神化了的自然观。楚美术中所表现出来的自觉的人性，同时又是一种群体化的生命感，是将自我融化于任何事物、环境之中，与一切众生往来的泛我精神。这种泛我精神，归宿于天，归宿于自然，其审美理想自然是“自然而然”。所以，后来庄周有“依乎天理”、“应其自然”之说[1]老子也有“顺自然而行”、“顺物之性”、“应物自然，不设不施”之说，[2](P.15)这种对自然美的主张和不设不施的审美思想，也内含了对于自然的亲切、崇敬、和顺的态度。鉴于这种态度，楚人在艺术创作中，总是以一种积极参与、主动投入的精神，把自然放置在心中，并以充沛的想象力去重塑一个个生命力焕发的世界。所以它貌似主观，实际上也很客观，因为客观世界不仅是充满生命力的，而且是与人的生命力相通的。这种艺术精神对于后来中国艺术意境的开拓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后世艺术强调的所谓“道”的表现，对太虚之体的描绘，对生命节奏和气韵的形象性表达，奉“气韵生动”为绘画之大法，奉和谐为艺术最高审美境界，均可以在楚美术中找到情感因缘和文化渊源。

美术是情感要素和观念要素的结合，是一种直观性的表意文化，它最富于独创性，是一个最具有自由变化的领域。同时它又是视觉艺术，本身有很强的吸附性、变异性、融合性，当它以物化方式出现的时候，它实际上是人类精神在时空中不断扩散流动的创造和积累过程。人类本性是交流的，精神的本性也是交流的。由于楚人的开放性、包容性和适应性心态，中原艺术和楚艺术在楚地的交汇不可避免。处于上升时期的楚文化就具有很强的吸附性、开放性和兼容性，特别是随着楚人的势力一步步增强，在与中原文化不断碰撞、渗透、交融过程中对中原艺术的吸取、兼容、融通，表现出一种恢宏豁达的开放性气度。它像一个急速飞旋的圆盘，以不断更新的活力向四周扩散，这种现象已被当时先秦诸子著作所注意。荀子《王制篇》就提到过这种现象，并把它称为“大神”气魄。这种“大神”精神是伴随楚人在民族进程中出现的，其高蹈胸怀、飞扬精神、开拓意志日益旺盛，艺术主体人格、主体意识日渐上升，并且有纵向深入和横向拓展的特征，楚美术时空一体的图式，无不显示了楚人博大的胸襟和宇宙观。

与北方诸夏为先秦理性精神所笼罩不同，春秋战国时期的楚国是一个充满神话色彩与乐舞旋律的国度，是中国浪漫主义艺术的肇源地。这一时代精神反映在楚美术中，其风格特征是恢宏雄奇的意象和浪漫豪放的激情。楚美术常常以浪漫神奇的表现手法描绘自然物象，不拘于物，不滞于心，形态奋激跃动；又以崇拜和追求的神思表现楚民族的生活特征，天地人神，共时古今，格调浪漫诡谲。大凡楚器物，其纹饰无不线条飘逸流畅，色彩富丽辉煌，其题材遍及神话传说、自然景观、人类社会，有变化纷纭、繁富典雅、雄奇奔放之美。楚美术是自由的艺术，也是真情的艺术。楚人较多地保存了氏族社会自发的自由精神和对自然生命充满热爱的意绪，所以，楚人能将无羁的想象、浪潮的激情和奇妙的手法糅合在一起，使楚美术表现出一种神妙的形象美感，创造了一种与中原美术迥然有别的美学新视界。

二、上古艺术的东西对比

如果拿楚美术和上古时期西方美术相比，我们发现楚美术的特点也是至为鲜明的。楚美术是从公元前8世纪到公元前3世纪末这500多年间发展起来的，在其发展过程中，它不断吸收、消化了来自北方中原、淮水流域和长江下游地区以及西南部的四川等相邻区域的华夏、吴越、巴蜀等文化圈中的一些艺术因素，终于熔铸了自己的文化品格。而此时期，西方的古希腊文化也正进入发展的盛期，中西方这两大文化体系遥遥相对。两相比较，希腊文化以其技艺超拔的雕塑艺术闻名于世，为后世留下了无数闪光的艺术珍品，在世界美术史上放射着永不磨灭的光辉。这一时期，希腊美术开始“走向自由的伟大觉醒”，英国著名艺术史家贡布里希曾经描述过这一艺术景观，他说：“到公元前五世纪临近结束时，……已经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赏识他们作品本身的诱人之处，不再仅仅赏识它们有宗教作用或政治作用了。”[3](P.35)这实际上是西方开始确立审美型艺术的历史地位时期。而此时期，楚美术则以多功能的青铜器、漆器、丝织品、绘画闻名于世，这些艺术品虽然以器物的形式出现，但已开始了对于当时意识形态超越的尝试和努力。它们大多融实用与审美于一体，既是沟通人类与神权的信物，又是区别等级名分的标记，是楚人精神历程的物化形式，包含着巨大的文化—心理容量。它的造型意识和审美追求，是人神交融时代人与自然关系的生动写照，它独特的艺术智慧和超乎寻常的艺术想象力，源于楚民族乐观的生命态度，源于他们对精神生命的执着与热爱，以及对神秘的未知世界和自由精神境界的忘我追求。作为“情感的符号”和“有意味的形式”，楚美术线条流畅、色彩瑰丽、情感外向，富于抽象的形式美感。与希腊美术开始确立西方审美型艺术的历史地位一样，楚美术也开始努力突破精神性实用目的艺术历史类型的框范，向着审美的、形式化的方向靠近，出现了新艺术历史类型的萌芽。

因此，与古埃及、古希腊美术相比，楚美术一点也不逊色。古埃及美术是神权政治和宗教相结合的产物，往往以严格规范化、程式化手法来创造具有神性的美术图式，这些图式只不过是神性的象征物；古希腊美术是严格的写实艺术，对人体的比例、结构的精确的追求，使它成为一写作实艺术的典范。楚美术既不像古代埃及美术那样，让步芸芸众生战战兢兢匍匐在至高无上的神的脚下，也不像古希腊美术那样重视表达个别具体对象独特轮廓，那样拘泥于得之直接观察的对象的形体特征，而是强调天人合

一、“神人以和”。西方的人文思想从最初开始就强调人与自然的对立，其特征正如罗伯特生所说，一是无间的奋斗，二是现实主义，三是美的崇拜，四是人神的崇高。其实不然，希腊时期的“神”应是人的放大。表面上看来，神处于宇宙的中心，而实际上是人处于宇宙的中心。在希腊的思想中，人生的最终目标是征服自然而获得人世的幸福。这种天人相分的观念，深入西方人心中。希腊人强调以人为本，人是万物的主宰，所以在艺术上人体成了主体，人体艺术在希腊取得了空前繁荣，并获得了伟大的艺术成就，成为人类艺术的三大高峰之一。希腊人运用概括和准确写实的理想主义手法，赋予人体以单纯和静穆的理想美，它超脱了具体与有限的个体，把人的形象提炼成最纯粹、没有任何附加标志的人。正如黑格尔所说，希腊人“把人的形象看做高于一切其他形象的最自由最美的形象来欣赏”，[4](P.158)正像中国人把自然山水看做高于一切其他形象是由于古老的原始宗教意识一样，“根源在于希腊宗教本身”。黑格尔这样解释：“一种精神性较强的宗教就会满足于收心内视和虔诚默祷，把雕刻作品只看成奢侈多余的事。但是像希腊人所崇奉的那种陶醉于感性观照的宗教就必然要不断地进行创造，因为对于这种宗教来说，艺术的创造和发明，本身就是一种宗教的活动和宗教的满足；而对于希腊人民来说，观看这类艺术作品并不只是看看而已，而是他们的宗教和生活的一个组成部分。”[4](P.158)怀着原始宗教感的希腊艺术家在其进行人体创作时，充满信心地认为自己可以穷尽世界之美。这种心境恰如古希腊悲剧中的主角，是在最发达、最强盛时期的轮廓清楚的人格，处在平生只有一次的伟大动作中，他对一切都十分了解，对一切都毫无畏惧，他已经越过了许多死亡的危险，现在他的态度是安详的，不矜不惧地应付一切。

希腊人在对待自然物象上，采取了一种近似于科学实验的眼光和态度，他们对物象的观察，是以绝对的视觉印象作为本质而给予表现的，没有掺杂任何理想的成分，不受历史、传说、神话所左右，力求以客观的方式直接再现生活。

西方人这种客观再现精神在空间结构的追求中也显露出来。古埃及人空间意识，是建筑上的直线甬道式；古希腊人的空间意识，是雕塑上的圆形立体式，他们对物象的观察都是站在固定的地点，由固定的角度透视空间，他们的视线消失在无穷深远的天边。这种逼真的空间表现，正因为它如镜中影，反而越幻越真，越真而越幻，逼真的假象只能使人产生更多的令人恐怖的空幻感。对于人的心理来说，这种绝似的幻想空间，从有限到无限，一往而不复返，是远离人心的。超级秘书网

生活在蛮荒之地的楚人，他们往往从自己周围的环境、农业生活和劳作中来获得时空观察。居中的地理位置和四季分明的气候变化，使时空在楚人的意识中紧密相联。东西南北四向配合着春夏秋冬四季，一年二十四个节气率领着东西南北的方位，空间感觉随着时间的变化而节奏化了。所以楚人的艺术时空是音乐性、心理性的时空，体现了人与自然相亲的意识。在创造中，他们不受时空的限制，而是把时间、空间结合在一起，用一种流动的眼光、移动的立场摄取世界。这种散点透视是楚人的独创，给后世中国山水画的构图以极大影响。中国山水画家们以心灵之眼笼罩着全景，随着上下四方的游动观察，使画家流动的情感伴随着时间的节奏演化成空间的节奏，从而获得有情有势、情势结合的效果。中国山水画中的以大观小、步步移、面面看的观察方法以及“三远”的构图法都可以在楚美术中找到渊源关系。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楚美术发展到中晚期，器物的造型和纹饰日益走向精致和绚烂，其感性美成分逐渐增多，超越实用功能的、审美的成分逐渐增多，这样的量变的积累，必然导致质的飞跃。实际上，此时期的楚器物开始挣脱出礼器的藩篱而朝日常生活用器发展，除了实用之外，对形式美的追求意识日渐抬头，如楚漆器上那些婉转飘逸的云纹、卷云纹，规矩匀称而又萦回连贯、变化无穷的三角形纹、菱形纹等，大多是出于美观悦目的目的。此外，像反映贵族生活的系列绘画也在漆器上出现，成为美术史上一种全新的艺术趣味和艺术主题。虽然这一类艺术在整体上尚未成为主导的艺术历史类型，但它是数百年后魏晋时期艺术真正获得自觉的必不可少的先声。

【参考文献】

[1]庄子?养生主，诸子集成（第3册）庄子集解[M].中华书局，1954年

[2]王弼.老子?二十七年（注文），诸子集成（第3册）老子道德经（上篇）[M].中华书局，19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