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教育论文精品(七篇)

序论：写作是一种深度的自我表达。它要求我们深入探索自己的思想和情感，挖掘那些隐藏在内心深处的真相，好投稿为您带来了七篇近代教育论文范文，愿它们成为您写作过程中的灵感催化剂，助力您的创作。

篇(1)

中国语文独立设科教育110周年之际，由上海师范大学李杏保教授领衔主编的《国文国语教育论典》（以下简称《论典》）隆重面世。是年，恰巧又恭逢上海师范大学60周年校庆，作为一名长期与李教授共事的语文教育研究工作者，我有幸见证如此盛事，不免往事历历，心潮澎湃。

李杏保先生1961年毕业于上海师范学院，有18年中学语文教学的实践经验。从教伊始，他就常常光顾旧书店，搜罗夏D尊、叶圣陶、朱自清、罗常培、胡怀琛、朱光潜等语文教育前辈的著作。尤为难能可贵的是，他于1962年就已搜集到时人并不熟知的王森然的著作《中学国文教学概要》（改革开放以来，学界始知其为刘志丹、谢子长的老师，同志则为中国王森然学术研究会的第一任会长），并倾心研读这部论著，萌生了语文教育理论研究的诚意。

1978年，他支教返沪，调入上海师范学院分院。在撰写《试论陶行知教育思想》论文时，无意中接触到大量民国时期的语文教育论文。不久，又在有关方面的大力支持下，搜集到了大量民国时期的上千种教科书。于是，酝酿既久而一气挥就了《编纂〈中国新语文教育大系〉构想》。1984年，他与陈必祥等好友撰著了《语文教育发展史》；1986年，易名《中国现代语文教育发展史》（语文传统教育名家张志公乐为之题签），在云南教育出版社正式出版。实际上，这些已经吹响了我国语文教育史研究的集结号，同时，也擘画了语文课程与教学论专业课程体系建设的宏伟蓝图。

在随后的15年，杏保先生等在语文教育史的教育和研究方面筚路蓝缕地做了大量开创性的工作。荦荦大者，有著作《20世纪前期中国语文教育论集》（曾获1992年第六届全国图书金钥匙优胜奖）、《中国现代语文教育史》（1999年被中国新闻出版署、中国版协教育图书研究委员会授予第一届全国教育优秀图书奖二等奖）、《语文学科教育参考资料类编》、《20世纪后期中国语文教育论集》等。杏保先生在壮年所取得的丰硕成果，在当时的语文学科教育界，都可列为翘楚。今年，他年届古稀晋五，依然壮心不已，应语文出版社之诚邀，“新编”了《国文国语教育论典》，实在令人称道。

《论典》的另外两位主编方有林、徐林祥先生在语文教育史研究方面亦用力甚劬。方有林在上海师大虽然师从于我，但是在专业深造方面向李教授请益尤多。他的博士学位论文《吕叔湘语文教育思想研究》已正式出版，并获得学术界好评。徐林祥教授，是语文教育史研究专家顾黄初先生的入室弟子，中国高等教育学会语文教育专业委员会常务理事，主持筹建并于2004年3月开通了中国语文教育网（http：//）。他的《历史追问：语文教育发展篇》，堪为语文教育史研究领域的佳作。

30多年前，上海师范学院（分院）建立的“民国教育资料库”，在孕育《20世纪前期中国语文教育论集》《中国现代语文教育史》方面功不可没。近年来，上海师范大学十分注重近代教育资料的搜集和开发，校图书馆在合并了原上海师院分院（现为上海师大奉贤校区）后，进一步建成了具有师范教育特色的“教师教育资源库”，包括“中小学教材资源库”“民国教育期刊电子资源库”等，为语文教育史的深入研究提供了更为扎实的史料支撑。这些，将为《论典》的再度开发和完善，提供必要的条件。

语文出版社为语文教育事业做了一件大好事。复兴中华国文国语教育梦，是中华语文教育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实现“中华民族梦”“中华文化复兴梦”的必要条件。《论典》这部典范文献，将久远地迸射中华近现代语文教育的灿烂光辉。

为了更好地发挥《论典》的典范作用，倡议围绕《论典》的出版，语文出版社还可以联合相关出版社、语文类学术期刊，引导定期开展全国性的《论典》研读活动，团结和吸引有志于语文教育史研究的同道，不断拓展和深化语文教育史的学科研究，不断涌现高质量的学术论文，或结集出版，或在相关杂志上刊载，或在网络上发表……假以时日，语文教育史研究的史料将更为丰富，研究力量将不断涌现和集聚，语文课程与教学论将不断注入凝重的文化历史积淀。

篇(2)

关键词：语文活动课程；内涵；作用

随着新课改的全面推进，怎样结合语文学科的特点，培养学生学习语文的兴趣及实践能力，促进素质教育的发展，就成了探索的必要。

一、“活动课程”的理论背景

（一）“活动课程”的理论来源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形成的“活动课程”理论，有的来源于“自然教育”和“实用主义”思想，有的则来源于“活动主义”思潮。而无论哪种“活动课程”都体现出同一种教学思想，即“活动教学”的思想，活动教学的思想最早萌芽于欧洲文艺复兴时期，以维多利诺、拉伯雷和蒙田为代表的一批人文主义教育家，在对中世纪封建教育的批判中最先表述了活动教学的某些观点；他们反对摧残儿童身心发展的强制性教学，反对纯书本学习，提出应尊重儿童的个性，主张让儿童通过观察、考察、游戏和劳动等活动来理解事物，获取经验。

到了近代，活动教学的思想在以卢梭为代表的浪漫自然主义教育思潮影响下得到迅速发展。卢梭主张教育要适应儿童的自然发展，要保持儿童的自然本性，他认为“我们真正的老师是经验和感觉”；他不仅要求从现实中去找真理，而且在教学方法上，反对教条主义而着重行以求知，他说：“在任何可能的情况下，你都要从做中来教学，而且只有在做的方面没有问题时，才进行文字教

学。”\+①他的后继者裴斯泰洛齐提出“教育适应自然的原则”，福禄倍尔则主张“自我活动”。这些思想的发展极大地冲击了传统教育理论和方法，促进了欧美各国新教育运动的开展。

美国教育家杜威提出了“学校即社会”这种哲学认识和“教育即生长”、“教育即生活”、“教育即经验的继续和不断改组”、“从做中学”、“儿童中心”等观点，杜威认为教育“它首先是一种联合的方式，是一种共同交流经验的方式，是个人各种能力的自由发展”，\+②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了一套系统的课程理论即后人通常所说的“活动课程”理论，且具有深刻的人文精神。关于活动教学所具有的人文性，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对人的活动的本质所做的明确规定也可以作为佐证，他把人的实践活动规定为本质活动，他既不同意费尔巴哈的纯客体理解，也不同意黑格尔的纯主体的认识，而是“把他们当做人的感性活动，当做实践去理解。”\+③我们可以看出，无论“活动课程”来源于什么，其要义都只有一个，即教育应当以儿童的活动为基础，围绕儿童的活动来设计课程，重视儿童的本性与自由，体现出浓郁的人文精神。

随着1896年～1903年杜威芝加哥实验学校活动课程的开展，这种以实用主义教育哲学为基础的活动课程，在美国历时五十多年，影响深远。我国于1922年制定的《壬戌学制》中就有关于活动课程的规定，日本1947年制定的《学习指导要领》中规定日本初中开展“特别活动”，这些举措显然都受到了杜威实用主义活动课程理论的影响。

（二）新型活动课程界定

我国新型活动课程是对杜威“活动课程”理论的扬弃与创新，杜威主张为了学习，必须动手做些事。他认为“教育最根本的基础在于儿童活动的能力”\+④叶圣陶也说过“凡为教，目的在达到不需要教。”\+⑤新型活动课程吸收借鉴前人的理论精华，以充分而有特色地发展学生基本素质为目标，以最新信息和学生在活动中获取的直接经验为主要内容，按照各种实践活动项目和特定活动方式组成的一种辅的课程形态。

我们把“活动”定义为一切内隐和外显的精神和肌体动作，是“外在的物质活动与内在的观念活动”的统一。\+⑥新型活动课程同学科课程相比，从内容上看，活动课程主要是学生以直接经验的形式来掌握的、融合于各项实践活动中的最新知识、技能和技巧；从师生关系来看，活动课程主要表现为学生的独立自主活动，教师则起辅导作用；从活动的空间来看，活动课程不受课堂限制，可以灵活选择，既可选择在课堂内或课堂外进行，也可以在校外社会实践活动中进行；从学生所处的状态和地位来看，活动课程表现为学生的亲自实，动手操作，手脑并用，学生始终处于动态的活动之中，居于主体地位；从活动组织形式来看，活动课程可以开展群众性活动、个别活动和小组活动。尽管在课程计划中，学科课程是主要部分，活动课程是辅助部分，但活动课程可以弥补学科课程的诸多不足，具有学科课程不可替代的功能。在学科课程的学习中，学生以学习间接经验为主，学习直接经验为辅，学科课程可以满足学生掌握间接经验的需要，却不能满足学生掌握直接经验的需要，而间接经验的学习也必须通过活动来帮助理解，从而形成能力，培养情感。同时，活动课程与学科课程又相互联系。活动课程通过学生自主活动，掌握学科课程难以包容的最新信息，同时使学科课程知识融于主动积极的活动之中，在加深理解的基础上真正变成学生的有机知识构成；育人功能上与学科课程相互补充，使学生个性全面发展的同时又能实现特色发展。

二、语文活动课程的内涵

要充分说明语文活动课程的内涵，应当从什么是“课程”和“活动课程”开始。课程论专家钟启泉老先生在《课程设计原则》一书中论述了课程设计应该以学科、学生和社会为理论基础，由此就构成现代课程的三个板块，即：理科课程、实用性课程和人文社会课程。而语文活动课程便是以学生因素和社会因素设计为主的，是一门实用性课程。活动课程又常被人们称为儿童中心课程、经验课程。目前学术界对于活课程的内涵的理解尚未达成共识，可以说是见仁见智、众说纷纭。《九年义务教育活动课程指导纲要(讨论稿)》中对活动课程内涵的论述为：活动课程是指在学科课程以外，学校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地通过多种活动项目和活动方式，综合运用所学的知识，开展以学生为主体，以实践性、自主性、创造性、趣味性以及非学科性为主要特征的多种活动内容的课程。

三、语文活动课程的作用

语文活动课程在语文教学中具有重要的作用，是走向素质教育的桥梁。

（一）语文作为一门基础学科，决不是简单的起传授知识的作用，更应当承担起素质教育的任务。“现代课程论力求把理论框架放在一个三角形上，三角形的中心为人的素质。在这个理论框架下，语文才可以改变单一的课程结构，设立必修课、选修课、活动课三个板块。这样才真正有利于学生能力的培养，个性的发展，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需要。”\+⑦而语文课外活动是对学生进行素质教育的一条有效的途径。一堂好的语文活动课，最终实现的教学目标不是单一的，而往往是多种语文能力的综合实现，甚至是多学科的综合运用。而且在实施的过程中，教学目标是具有开放性，决不是仅限于语文科内。

（二）语文活动课有助于语文知识技能的形成和系统化。学生语文知识技能的形成，不仅需要有较高的认识能力、阅读能力，还要有广阔的知识面，具有较好的智力品质和非智力品质，而这些素质的培养，可以通过语文课外活动来进一步完成。语文活动课决不是教师的讲解课，而是学生对语文知识的实际操作。在活动中学生必须运用课内所掌握的语文知识，获得对语文知识的直接经验，从而进一步深化对语文知识的理解，在熟练的基础上高度迁移，形成语文能力。语文活动课课题的确定、内容的选择、形式的安排、方法的采用，都要经过形象生动的感知性活动上升到理性活动，所以在活动中有助于使学生的知识技能系统化、完整化。

（三）语文活动课能做到把思想性寓于知识性之中，用趣味性带动知识性，使知识活灵活现，更好地把语文教学的审美和人文因素挖掘出来。比如在诗歌和散文的教学中，为了让学生充分感受诗歌的意境之美，可以开展配乐的朗诵比赛。

（四）语文活动课有利于因材施教原则的实施。课堂教学的一个明显的弊病就是不针对每一个学生的个别情况进行教学。学生在个体上存在着差异，每个学生的兴趣所指向的对象是各不相同的，而多样的语文活动课正可以提供给他们一个选择的机会，发挥自己的个性特长。教师也可以针对不同学生的个性以及知识能力缺陷有目的地加以锻炼。学生可能在 “听”“说”方面的能力较差，那在语文活动课中通过教师的诱导鼓励他参加演讲比赛，使学生在语文的缺陷方面得到锻炼和补充。

（五）语文活动课有助于促进学生思维的多样化，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语文活动课程是培养学生“创新”思维能力的极佳途径。语文活动课以课堂为阵地，但也可以走出课堂，如参观人文景观、检查城镇标牌规范用字情况、了解民风习俗等等。而活动课程的这种与生活贴近性的特征，有利于学生创新思维的培养。

（六）语文活动课有助于培养学生健康的心理。在教与学的关系中，长期以来比较强调教师对学生的指导作用，忽视了学生在学习和自我教育中的主体作用。近年来学生的主体作用已经得到了较大的重视。在现代的建构主义理论中就非常强调利用情境、协作、会话等学习环境要素充分发挥学生的主动性、积极性。在语文活动课中不但要求学生在协作和会话中完成任务，而且特别强调满足学生个性心理需要，充分发挥他们的特长，从而使学生的非智力因素也得到培养。

伴随着素质教育的不断推进，语文教学改革的层层深入，通过语文活动课这座桥梁，将使语文教学走向生活这片广阔的天地，使语文教学走向素质教育的广阔天地。

［注释］

①滕大春.卢梭教育思想述评［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4年版，第117页

②赵祥麟、王承绪编译.杜威教育论著选.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63页

③选集编委会.马克思恩格斯选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第1卷第18页.第2卷第118一119页

④赵祥麟、王承绪编译.杜威教育论著选.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89页

⑤叶圣陶.叶圣陶语文教育论文集（上、下册）［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717页

⑥王升.主体参与型教学探索［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第15页

⑦陈钟墚・中学语文教育参考・西安：陕西师范大学杂志社1994年第8-9期16页8

［参考文献］

［1］滕大春.卢梭教育思想述评［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4年版

［2］赵祥麟、王承绪编译.杜威教育论著选.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1年版

［3］叶圣陶.叶圣陶语文教育论文集（上、下册）［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80年版

［4］王升.主体参与型教学探索［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

篇(3)

【关键词】价值取向;价值;人才质量标准;开放教育

【中图分类号】G40-057 【文献标识码】A【论文编号】1009―8097(2009)11―0092―03

在教育的发展历程中,总存在着人们对价值的追寻和选择。这似乎是教育发展的一个必要前提,并渗透到教育的各个领域,决定着各时期教育的发展方向。我们暂且可将其称为教育自身所具备的一种“先天性”特征。对此,滋生于教育系统内的电大开放教育也概莫能外。对一种教育进行理性的价值判断,并作出正确的价值选择,是促成一种教育顺利发展的首要条件,也是电大开放教育试点成功与否的“关键”。教育目标的确定,教学模式的建构,专业的设置,教学计划的安排以及课堂教学的设计等等,均需一种价值取向的“引导”。这种“引导”应该是理性的,符合当前人们对教育价值所持的一种共同倾向。作为一种价值取向,我们无法简单的判断其对与错,它对教育发展的“引导”只有适合与否的问题。因此,对教育价值取向的选择、确定是每一种教育自身所无法回避的现实。作为一种新兴的教育形态,电大开放教育从其肇始就决定了与其他高等教育形态的明显差异。但我们认为这种差异应体现在具体的人才质量标准的指标体系上,对其价值取向而言,在教育与社会联系日益紧密的时代背景下,它与现存高等教育的其他形态并无本质上的区别。

一 何谓价值及价值取向

作为教育领域内专有名词的价值是教育哲学研究的基本范畴之一,也是教育哲学所涉及的基本概念。其实,在教育哲学里,关于价值的研究与解释,更多是借助于哲学中的既有成果。我们将哲学中的价值赋予其教育学上的意义,使之适合于解释具体的教育现象和问题,进而揭示出某些具有普遍意义的关于教育的本质认识。对一般意义上的价值而言,不同历史阶段、不同学科的学者似乎总有侑于自身的不同见解。这些在各学科发展中曾经存在的价值的具体概念,组成了一个复杂而又丰富的观念体系,左右着各个时期人们的社会生活。正是基于这种原由,我们有必要客观地探讨价值及其取向。

价值是一个广泛的概念,这个概念既存在于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又附着在各学科的发展上。它不是固定不变的,其涵义会在不同场合、不同学科、不同时期产生不同的变化。一般认为,“价值”起码包含三个方面的含义。一是指日常生活中人们使用的价值概念,如某人的建议是可取的、这个人是好人等。二是指经济学、社会学、伦理学、美学、教育学等社会科学中广泛使用的价值概念,如经济学中的“价值”涵义,是指凝集在商品中一般的的无差别的社会劳动,“表示物的对人有用或使人愉快等等的属性”。……三是哲学意义上的一般价值概念,即从各门具体学科抽象出价值的本质特征而形成人们对价值最普遍的认识,或通过研究人类社会生活中的价值现象而形成的理论体系。[1]尽管价值的涵义有多种的解释,人们对此的看法也不尽一致。但多数人倾向于赞同马克思对价值的阐述,他指出:“‘价值’这个普遍的概念是从人们对待满足他们需要的外界物的关系中产生的……”[2]如果对马克思的话进行解读,我们似可将价值进行如下表述:所谓价值,是指作为主体的人的需要和作为需要对象的客体属性之间的一种特定的关系。

在理解一般意义价值的基础上,我们辨明价值取向的涵义。所谓价值取向,是指作为主体的人依据自身的需要对价值进行选择时所持的一种倾向。在这里,主体、自身需要、价值以及倾向是涵义所要表达的“关键”。综合起来,关于开放教育人才质量标准的价值取向,我们似可用以下的话语进行解释:从事开放教育活动的主体(开放教育人才质量标准的制定者)根据现实及自身的需要对教育价值进行选择时所持的一种倾向。

二 三个层面的价值取向

在开放教育人才质量标准的价值取向上,我们主要从以下三个层面进行分析与选择:一是开放教育的整体目的;二是个体发展的具体内容;三是教育内容的价值追求。从宏观、中观到微观的三个层面,构成层次分明的价值取向体系,指明开放教育人才质量标准的制定方向。

1 注重个体,兼顾社会的价值取向

电大开放教育属于教育的范畴,其本质特性可归纳为如下几点:1、对学生没有任何限制,开放各种机会和资源,对学生没有任何特权;2、管理上具有满足各类学生各种需要的无限适应性;3、应用多种媒体进行教学;4、充分重视和满足学生的各种学习需求。[3]尽管在教学理念、方式、方法上,电大开放教育独具特色,且与其他类别的教育有较大的差异,但仍不失其教育的本质特性。其终极目标指向人的培养,是一种具有强烈社会色彩的培养人的活动。对于所要达成的教育目标,电大开放教育自身有一种内在的诉求,这种诉求与开放教育的本质、涵义、教学模式等相衔接,自成一个完整的系统。人才质量标准实质是开放教育目的的具体化与规格化,它的建立与完善必须符合教育目的的总体规定。从某种意义上讲,教育目的统领并限定人才质量标准相关内容的范畴,从较为宏观的层面对人才质量标准加以“指导”。

在开放教育的目的结构和职能上,可进行两方面的划分,一种是对人的身心素质发展的影响;另一种是对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等的影响。前者体现了开放教育的个体价值,后者则体现了开放教育的社会价值。在教育的发展历程中,关于社会价值和个体价值的追求与选择,总是纠缠于各时期的教育活动中,并随着社会发展水平的逐步提高而不断演化延续至今。作为终身教育的一种重要实现途径――开放教育,在教育目标的确定上,依然不能回避对社会价值和个体价值的明确。如何从社会发展及个体发展中来确定社会与个体二者的价值,我们似可从教育发展历史的追溯上来窥其端倪。“社会本位论”和“个体本位论”是教育目标价值取向选择上两种最为典型的观点。所谓社会本位论,即主张教育目的要根据社会需要来确定,个体只是教育加工的原料,他的发展必要服从社会需要,所以教育的目的就在于把受教育者培养成为符合社会准则的的公民,使受教育者社会化,保证社会生活的稳定与延续。在“社会本位论”者看来,社会价值高于个体价值,个体的存在与发展依赖并从属于社会,评价教育的价值只能以其对社会的效益来衡量。所谓“个体本位论”,即主张提出教育目的应当从受教育者的本性出发,而不是从社会出发,教育目的在于把受教育者培养成人,充分发展受教育者的个性,增进受教育者的个体价值。在“个体本位论”者看来,个体价值高于社会价值,社会只有在有助于个体发展时才有价值,评价教育的价值也应当为其对个体的发展所起的作用来衡量。[4]两种观点会在不同时期占据主导地位,这与当时社会政治、经济的发展紧密相关。从漫长的教育发展历程看,“社会本位论”占据了近现代以前的大部分时期,主张个体应依附于社会的发展,以社会为个体发展的导向。近代以来,随着民主、自由、平等的理念深入人心,以人为本的思想影响到教育的各个领域。体现在教育目的的确定上,倡导发挥个体的主体性,健全个体的人格,以此作为教育的中心。而开放教育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理念决定着其人才质量标准应更多考虑到个体发展的因素。在开放教育中坚持注重个体发展的价值取向,即意味着在人才质量标准的指标体系中,要把个性的发展、人格的完善等与个体直接相关的因素置于核心地位,按照个体发展的要求制定各个指标的具体内容。但教育是一种广义上的社会活动,承担着将个体培养成社会人的重要任务。并且培养公民是一切教育目标的基础,是国家对教育的基本要求,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重要的是培养一代认同、积极参与并具有实践能力的公民。[5]因此,注重个体,兼顾社会的价值取向理应成为开放教育人才质量标准的选择。

2 知识、能力并重,和谐发展的价值取向

教育目的确定了培养对象的质的规定性,但其最终要落实到培养对象――受教育者――的发展上。对受教育者而言,社会与个体价值的体现都要通过其自身的发展来实现,这种发展包括了知识、能力、素养等方面,每一方面的发展都系之于受教育者个体。如何才能使个体更好地实现教育目的的社会价值或个体价值?或者通过知识的传授,或者通过能力的培养,又或者通过二者的结合。每一种可能的选择都决定着我们对开放教育人才质量标准所持的一种价值取向的抉择。这些会最终决定人才培养的规格。

对个体在某种方面认识的差异,导致了人们在教育中对人才培养“重点”的倾向。知识传授的价值取向,人们往往坚持以知识为中心的教育理念,在教学设计、课程编排上重视学科知识的逻辑关系,强调对学科知识的强行记忆和掌握,能力的提高与否则无关紧要;能力培养的价值取向,人们更加注重个体综合能力与素质的提高,教育的任务在于对学生的能力进行特殊的训练和培养。完全把两种价值取向割裂开,在教育活动的实践中片面坚持某一种价值取向,都可能造成个体发展上的缺失。显然,这种较为偏执的主张无助于促进个体的和谐发展。在近代教育史上,曾经存在与之类似的事例。在掌握知识与发展智力的关系上,由于认识的差异,形成了形式教育论和实质教育论两种派别。他们各执一端,看不到二者在个体发展的相互影响和作用。从开放教育的现状看,提高全体国民的素质是电大办学的宗旨,也是电大开放教育所要实现的目标。虽在以往的教育中,民国初年就提出了“五育并举”的教育思想,建国后,我国学习前苏联的教育,又确立了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合格的社会主义建设者的目标。但在实际的教育过程中,教育的发展轨迹出现了偏差,一味注重学生知识的传授,而忽略了其综合能力的培养。随着知识化、信息化社会的进一步发展,以培养个体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为重点的素质教育逐渐成为当前教育的主流。立足传统教育,新的教育理想开始“破茧重生”。在初步现代化的进程中,我国教育理想开始向追求全面发展的方向转变:转向全体学生全面素质的培养,强调学生的自由发展,注重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的培养,注重独立型人格的培养。[6]这种转向,或者说趋势,深刻地影响着当下的教育。开放教育是否要与之相适应?如何适应?开放教育强调学生的自主化学习,关注学生自主学习能力的培养,希望能为其以后的终身学习提供较为有力的保障,这些特点符合了当前国际教育思潮的发展趋势。开放教育要培养具有鲜明主体性、综合素质均衡发展的合格公民,知识与能力的争议在当代终身教育、全民教育、全纳教育等思潮的影响下,已经失去了其既有的意义。基于对传统教育的重新审视与反思,开放教育更应以一种积极的心态展望未来人才的培养。

(三)人文与科学并举的价值取向

在教育的发展过程中,人文和科学在教育的知识层面上有着此消彼长、相互渗透的复杂关系。近代以前,人文教育在整个教育体系中占有中心地位,科学教育则处于其“边缘”。自工业革命在英国兴起后,以数学、物理、生物等为代表的自然科学迅速崛起,其有关的科学知识也呈现出一种“爆炸”的发展态势。为了彻底结束过去教育体系中被排斥和压抑的状态,摆脱尴尬的“边缘”地位,科学知识开始逐渐进入教育领域,与人文知识争夺在其中的“话语权”。以斯宾塞为代表,他旗帜鲜明地指出:“什么知识最有价值?一致的答案就是科学。这是从所有各方面得出的结论。为了直接保全自己或是维护生命和健康,最重要的知识是科学。为了那个叫做谋生的间接保全自己,有最大价值的知识是科学。为了正当地完成父母的职责,正确指导的是科学。为了解释过去和现在国家生活,使每个公民能合理地调节他的行为所必需的不可缺的钥匙是科学。同样,为了各种艺术完美创作和最高欣赏所需要的准备也是科学。而为了智慧、道德、宗教训练的目的,最有效的学习还是科学。”[7]自此,教育总是在科学与人文的“犹豫不决”中“徘徊前行”。

正如教育的内容来自对人类文化的选择和继承一样,开放教育在教育内容上与普通教育没有本质的区别,关于人文和科学的纷争在开放教育的探索过程中仍然存在。从素质培养的角度看,人文和科学分别决定着个体所要养成的两种素质,即人文素质和科学素质,它们均为个体整体素质的重要组成部分。可见,人文和科学的价值取向对确立开放教育人才质量标准有着异乎寻常的重要意义。在此,我们应该思考这样的问题:何谓人文?何谓科学?二者的关系在确定开放教育人才质量标准的过程中应如何阐述?对于二者,我们的倾向是什么?关于人文和科学,我们在此不做具体的解释。一般意义上的人文包括了人类社会的各种文化现象,而科学则是指对各种自然现象的追寻与探索。经过提炼、加工,与之相对的人文知识和科学知识成为了人类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丰富而又相互融合的人文与科学知识,在教育的过程中,渗透、浸洇着每一个受教育者的个体,进而影响着他们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塑造着他们的人格、品行与精神等。从人类文化的构成上看,人文与科学有着均等的地位。而在彼此的发展上,它们相生相成、相伴而行。对此作出正确的抉择,需要我们正视人文和科学这种关系的客观存在,在开放教育人才质量标准的价值取向的选择上,坚持知识与能力并重,人文与科学并举。

参考文献

[1] 王坤庆.现代教育哲学[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121-122.

[2] 马克思.评阿•瓦格纳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A].马克思恩格斯全集[C].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19:406.

[3] 陈丽,李芒.论“开放教育”和“远程教育”的本质及其关系[J].中国电化教育,2001,(2):49.

[4] 王道俊,王汉澜.教育学[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8: 104.

[5] 叶谰.中国教育学科2003年度发展报告[R].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4:49.

篇(4)

江户时代是日本道德教育体系初步形成的时期，这一时期的主线是武士道教育，它融合了日本神道思想、佛教思想和中国儒家思想。纵观中国知网的相关研究，这一时期的内容较少，而且大多出现在对于日本道德教育历史进程的通观研究中。程晋宽的《论日本道德教育的传统及面临的问题》认为，作为日本道德教育思想基础的神道教和武士道是对日本封建文化与道德意识的独特反映，为日本近代侵略行为开辟了道路，并为现在日本战后军国主义的死灰复燃提供了历史依据。［2］王凌皓等人的《日本武士道的生成、作用及影响》，通过对日本武士道的历史、特点、作用与影响的阐述，为我们揭示了日本近代新武士道对于世界以及日本本国的消极影响。［3］解娟的《江户时代武士教育特点分析》指出，这一时代的道德教育比江户时代之前有着更完整的内容、更正式的教育地点并且融西方思想于其中，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4］兰卉的《日本传统文化对青少年道德教育影响研究》，将日本武士道精神发展分为江户时代以前、江户时代、明治维新以后三个阶段，并指出武士道精神本身内涵并没有错，只是与二战时期日本军国主义联系起来才导致人们对武士道精神的反感。［5］朱玲莉的《日本江户时期的平民道德教育》从平民阶层角度对道德教育的政治基础以及内容进行了详细的叙述，可以说是对这一时期日本道德教育的一个专题性论述，并且十分少见地提到了对女子的道德教育，对于研究江户时期日本平民的德育状况具有极其重要的价值。［6］王瑞荪在专著《比较思想政治教育》中［7］，使用了通观比较和专题比较等一系列方法对日本思想政治教育的发展进行了深入评价。饶从满的专著《日本现代化进程中的道德教育》［8］，对整个日本道德教育从时间上进行了梳理。这些文章或专著通过对日本武士道精神的介绍、评析，用大量历史事实使我们对江户时代日本道德教育的情况有了一个比较明确的认识，纠正了有人认为军国主义是近代日本的产物这一看法。此外，这些文章所提供的大量材料以及信息，为今后进一步的比较研究打下了良好的基础。由于对这一时期日本的道德教育研究缺乏第一手资料，大多数停留在对道德教育历史现象的简单罗列，缺乏对其深层本质的挖掘，研究具有肤浅性与重复性。

二、明治维新时代日本的道德教育

明治维新对于整个日本的发展是一个历史转折点，因此，对这一时期日本道德教育的研究有很大的理论价值和实践价值。通过对这一时期成果的研究，虽然还是以介绍为主，但是相比江户时期，对这一时期的介绍更加详细、深入，不再只是对历史知识的再现，还对其原因进行了分析。主要成果有:王智新的《日本的道德教育》［9］，姜辉的《明治時代における武士精神の様態についての考察》［10］(明治时代武士精神的演变)，张凤莲的《论日本教育中传统道德思想的渗透》［11］，孔祥宏的《论日本明治维新时期的教育改革》［12］，尹贞姬的《教育敕语与近代日本国民道德教育的启示》［13］等等，这些文章对明治时期到二战结束前日本道德教育的演变以及所产生的后果进行了系统全面的论述。由于他们的研究具有很大的关联性，综合以上诸多学者的观点，可以归纳为以下几方面内容:资本主义伦理道德的启蒙与封建帝国主义的传统并存发展;由学制令向教育敕语的转变迎合了日本天皇制的统治需要，成为日本近代道德教育的大纲;修身教育制度由最初的从属地位跃居为主导地位;军国主义思想、极端民族主义以及变质的武士道精神成为日本国民的主要道德标准。另外，这一时期日本的第一次教育改革对日本道德教育乃至整个教育体系的影响也是我国学者热衷探讨的问题之一，这一点也值得我们注意。王建平［14］在他的文章中对这一时代日本道德教育观念对国民的影响进行了研究。涉及这一时期的研究专著有苏崇德的《比较思想政治教育学》［15］第三章第一节，陈立思的《比较思想政治教育学》［16］第四章第一节，苏振芳的《当代国外思想政治教育比较》［17］第十章等，这些专著都对明治时代到二战结束前日本道德教育的情况进行了比较系统的论述，对我国比较思想政治教育学科体系的进一步完善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三、民主时代日本的道德教育

这一时期关于日本道德教育的研究成果不仅数量多，质量高，而且研究方法也由单一转向综合，研究视野、范围更加开阔，研究的深入程度与细化程度更加突出。归结起来主要有日本道德教育的目标、内容、方法、途径、特点、现状、环境等方面。研究日本战后道德教育的目标，很多研究论文都有所涉及，虽然日本道德教育目标进行过多次修改，但它具有一定的连续性。学者们主要从有利于教育对象与社会发展的视角说明日本道德教育目标的现状。张德伟等人的《从培养丰富的心灵到培养丰富的人性再到培养人性丰富的日本人》指出，日本德育方针自20世纪80年代第三次教育改革以来，道德教育的目标重心由重智不重德逐渐转向注重个性发展以及丰富心灵的培养。［18］王超的《比较德育学》指出，日本道德教育的核心目标是培养公民的民族精神，培养具有民族优越感的人，形成民族认同，使全体日本人具有民族意识。［19］曹能秀的《当代日本小学和初中的道德教育述评》对日本道德教育目标进行了较全面的归纳，主要有四点:培养忠诚于国家、集团和资本主义制度的公民;培养具有基本道德素质和社会公共精神的公民;培养面向世界的日本人，有利于与世界接轨;发展学生个性，促进学生人格健全发展。［20］王丽荣的《近现代中日道德教育目标比较》认为，日本在道德教育目标上实现了从过分强调外延较广的民族国家的社会本位向社会本位与个人本位并重的转变，既有利于自身发展，同时对社会体系的健康运行产生积极影响。［21］饶从满的《关于道德教育中若干基本问题的思考———基于日本道德教育的经验与教训》指出，日本道德教育目标与中国德育目标虽然都旨在培养学生的德性，但日本道德目标更多体现为一种有利于在社会生存的人格特点，强调各种价值观的综合作用，而中国则将其认为道德目标在于培养学生的品德。［22］牛立忠的《浅论日本学校道德教育的经验和启示》认为，无论在哪个学龄阶段，日本道德教育目标都注重道德意愿、道德态度、道德判断力、道德实践能力的培养，并以对心的教育为核心。［23］关于日本战后道德教育的内容，研究者均有所提及，并且形成了一致的观点:日本的道德教育内容大致相同，但实施的力度却越来越大。史忠媛的硕士论文《当代日本青少年道德教育体系研究》提出，日本道德教育的内容包括:个性教育、爱国主义教育、人生观教育、国际化教育、劳动教育五个方面。［24］耿华的《当代中日中小学道德教育比较研究》认为，日本的道德教育内容包括自身培养、与他人相处、自然和崇高事物、集体和社会关系方面的内容。［25］曹能秀的《当代日本中小学道德教育的发展趋势》认为，在日本第三次教育改革的背景下，日本道德教育内容呈现出“规范”与“发展”并重的趋势，加强了文化传统和爱国心的教育，注重对核心价值观的培育。［26］在中国任教多年的日本学者奥田真纪子在《道德教育与人的价值创造》中，通过对日本道德文化的变迁、所面临的课题以及对牧口学说的赞同，认为道德教育最重要的内容应该是实现人的价值创造，只有创造社会价值的道德教育才能使人抱有感恩的心。［27］除此之外，日本战后德育课程的改革也是学者研究日本道德教育内容的一个重点，例如王映哲的《教育改革中的日本道德教育演进及启示》，通过对日本第三次教育改革的指导思想、特点以及新的变化的研究，认为这些改革虽然存在不少问题，但它确实对日本成为世界强国起了无法磨灭的作用。［28］吴潜涛的《日本道德教育的战后演变及其现行改革》认为，日本现行的教育改革，在思想上重视学校教育地位，在内容上重视价值观与实践相结合，在方法上重视全社会的合力，最终有利于构建终身道德教育体系。［29］关于日本战后道德教育的方法和途径，不少学者无论在专著还是论文中均有所研究。在专著中，学者往往用单独的章节阐述日本是怎样进行道德教育的。代表性著作有苏崇德的《比较思想政治教育学》，王玄武的《比较德育学》［30］，苏振芳的《当代国外思想政治教育比较》等。其观点主要有:一是通过家庭教育培养儿童的道德启蒙意识与初级的道德习惯，父母以实际行动影响儿童;二是通过学校教育培养学生系统的道德体系，道德教育以正式课程、学科渗透、道德实践的方式融入学生所处的环境中;三是通过两种类型的社会教育，即针对大众的普遍性道德教育与针对失足青少年的道德教育，社会教育机构在联系学校与家长、促进整个社会形成良好道德氛围有着重要的作用;四是利用大众传媒进行宣传教育，通过制造良好的社会道德公众舆论影响公民道德建设。相关学术论文中，主要是从某一个或几个具体方面或者与其他国家道德教育进行对比研究日本道德教育的实现路径。白俊的《日本道德教育对我国德育教育的启示》指出，家庭教育不仅有利于培养孩子的个性，还有利于培养孩子的创造性与审美情趣。［31］基国林等人的《“中日新”三国高校实施德育途径比较及辨证思考》［32］、王佳的《日本思想政治教育路径研究》，认为日本高校的道德教育实施途径有学校、家庭、社会三方面共同努力，并对这三方面分别进行了详细说明。［33］徐雯娟的《中日高校德育比较研究》认为日本高校道德教育的具体方法有理论教育法、挫折教育法、直接体验法、言传身教法、环境熏陶法等立体多面的方法，比较注重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突出学生的主体性。［34］谢惠莲的《当代中日中小学活动德育比较研究》，通过对中日两国活动德育在理论、原则、形式以及存在的问题等方面的比较，强调了道德实践在培养人的道德修养中所具有的重要地位，［35］为我国道德实践提供了很好的理论借鉴。田静等人的《当代中日中小学道德教育发展趋势比较》指出在道德教育路径上，日本比中国有着更加完整的德育形式，日本道德教育发展不仅仅是一种趋势，更是形成了蓝图，是有计划的，这是中国道德教育所应该学习的。［36］还有学者总结出日本道德教育在途径方法上与中国道德教育有着共同特点:政府高度重视;道德教育的显性与隐性结合;道德教育注重整合化与社会化［37］。对于日本战后道德教育的其他方面，我国学者都有所研究。在对日本道德教育特点的研究方面，比较有代表性的是李新慧的《二战后日本德育的特点和启示》，归纳了五大特点:传统文化与外来文化并存，课堂教学与实践教学相结合，学校、家庭、社会共同配合进行德育，政治化与组织化突出，挑战与缺陷共存。［38］在对日本道德教育的现状研究上，主要有王丽荣的《当代日本青少年道德教育的状况》，通过图表和报告的形式指出日本现在青少年道德教育积极方面和问题都有，对与我国的道德教育现状比较研究具有参考作用。［39］在对日本道德教育的环境上，有郑永廷的《美国、日本的德育环境建设》，对美国与日本为构建良好的道德教育环境所做的努力进行了介绍，指出没有好的道德教育环境，道德教育是很难成功的。［40］钟启泉《儿童德性的形成及其环境影响分析》，通过对德性及其层级、影响儿童的环境进行分析，指出儿童的道德教育必须建立在自律性的基础上。［41］另外，对于日本20世纪70年代产生的道德教育荒废现象以及由此开展的第三次教育改革的研究，应该是我国学者今后需要关注的一个重要方向。

四、简要评述

篇(5)

关键词：美术教育研究、方法学、方法论、发展趋势、脉络、价值

A中图分类号：G40 － 01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引言：方法学是1637年由笛卡尔提出的哲学观点，并在西方得到广泛的推崇，笔者将其基础定义理解为；一门学问采用的规则、方法与公理，一套可实现目标的做法及一种特定的做法。美国韦氏大词典[①“韦氏大词典”作为《韦氏新国际英语词典》的习称，参考自《辞海》：1999年版，缩印本，1492页。]①对方法学的释义为“在某种知识领域上，对探索知识的原则和做法而作之分析。”方法学的通用概念是:在某一门学问或所要探索的知识领域上，对所使用之个别方法加以整合，比较，探讨与批判。以方法学为理论背景的各科科学学问都有着自己特定的结构体系，譬如医学方法学、法律方法学、设计方法学等，学问的方法学包括能够支持这些方法之准确性原理。而美术教育的研究，应该也有属于其本身的方法研究体系，即美育方法学。且所涵盖了一系列已编撰好的美术教育建议方法，包括标准美育信息材料，正规教育程序、工作表与图像工具等的总和。

近年来美术教育研究方法概述

融合方法学体系的美术教育发展原理，并非单一解决美术教育问题的某一办法，它是一种具有学术方法精神的理论知识背景，是科学态度与人文背景有效结合的成果。笔者将它视为美术教育学科学术拓展的命脉。要使美术教育研究方法学规律化、妥善化，首先以统计学为基础，整合了近年来有关美育研究方法的理论信息材料与相关文献，美育研究论文及著作内容分布；

表1 20 年来中国美育研究论文和著作内容分布

以思想史为美术教育研究方法

中国美育思想史、西方美育思想史和美育思想史是三大主要内容。美育思想史著作的写作范式表现为以美学思想史为蓝本，分别阐明每一位美学家的美育思想。在此类著作中凸显出古今教育的差异。中国古代的美育思想以讨论儒道两家思想为主，而近现代美育思想的论争焦点在梁启超、和王国维。西方美育思想则重点在席勒的《美育书简》上。这些著作提出；梁启超的趣味教育论开启了中国美育的道路，同一时期的王国维基于西方哲学的“知、情、意”三分法提出全面发展的教育观，基于当时的西方教育发展成就与国情推动了美育的制度化。[[1] 王晓旭，孙文娟，郭春宁.1990年-2010年中国美育研究脉络 [J].美育学刊.2011.6（2）；1-11.][1]21世纪以后对中国美术教育思想研究的学术论文几乎是90年代的3倍。学者们以儒释道三家哲学思想为中心，进行深入解读与现代性阐释。其中也不乏一些以南宋程朱理学为基础的论文代表，如潘立勇在《朱熹人格美育的化育精神》中提出，朱熹人格美育的化育之道主要是承继儒家的传统命题。

以思想史作为美育研究方法的例证不在少数，近年来逐渐攀高的中国美育思想逐渐改变了近代以来西学东渐的趋势，这种改变是源于以思想史为研究方向，推进了美术教育研究多元发展的应证。以思想史为切入点的资源整理方法是最普遍的美术教育学科方法论途径，有助于为美育研究提供广泛的理论知识。也概括了一部分以伦理社会发展为背景的美术教育知识体系的历史沿革和发展方向。

以原理为美术教育研究方法

原理的研究方法是美术教育方法论研究的一个重要的支脉，它与美术教育的实施有着密切的联系。原理揭示了美术教育的内在属性，它将观念与动态程序连接起来，并形成一种规律。原理是模式的导论，尽管我们不断更新研究模式，但始终需要原理作为支持，另外，原理决定了可行性，使研究对象不脱离社会与自然环境，而这种无法避免的种种联系，使美术教育原理本身具有鲜明的个性。细化与规范原理的内容，深入原理的内在属性，将使美术教育方法论更实际切入美术教育研究的核心。

正确的教学方法，受多方因素制约：第一是正确的美术教学任务或目标；第二是优秀的教材教科书；第三是教学执行者―――教师的全面素质；第四是教育对象学生的心理、认识和思维全面情况。这四方面原理都从不同程度上制约着教学方法的制定和运用。在实际教学活动中，有一些教学方法是属于静态性质的方法，有一些教学方法则是动态的方法，由美国心理学家和教育家布鲁纳提出的“ 发现法”，意即，引导学生利用教师和教材所提供的有关材料，亲自去发现结论或规律而成为“ 发现者”；即为动态的教学方法。美术教学中要善于将这两种方法统一起来，以期取得最佳的教学效果。[[2] 王雨中.美术教育方法论.[J].全国中文核心期刊：艺术百家.2007.7（99）；175-176.][2]原理的认识角度能够启发引导发现与建设方法，并促进合理改善美术教育教学体制。

美术教育原理研究方法还涉及了美育的性质与任务；内容与形式。从检索结果看，近十年不少学者在原理研究方法的基础上有一种开拓性的共识。如拉尔夫・史密斯著、滕守尧译的《艺术感觉与美育》( 2000年，四川人民出版社)，凌晓蕾主编的《艺术美育》( 暨南大学出版社，2006年)，张爱萍主编《美育与艺术欣赏》( 哈尔滨地图出版社，2007 年) 等，都认为美术教育本质上是一种审美教育，它通过美开启人的心灵，以一种熏陶而非灌输的方式对人的内在素质发生潜移默化的作用; 教育行为则是美术教育的实践形态，在高校中展开美育的主要途径; 美术教育从根本上提升大学生的审美趣味和人文素养，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在高校的现行体制中，美术教育是必不可少和行之有效的素质教育方式。[][1]

以实践为美术教育研究方法

唯物辩证法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唯物主义基础上改造黑格尔唯心主义辩证法，所创立的唯一科学的方法论。应证这种方法论的基础正是实践活动，同样，在推进美术教育研究的进程中，实践活动仍然是验证学术知识的重要途径。

以《美国哈佛大学课程体系改革考论―――哈佛通识教育( 美育类) 实地考察报告之二》[[3] ，傅晓微.哈佛课程体系改革考论―哈佛通识教育（美育类）实地考察报告之二. [J].美育学刊:美育实践研究.2011.6 (2):51-60][3]为实例，研究高等学院美术教育课程改革实践研究方法，为我国高等教育美育实践方法研究提供参考。美育类课程作为哈佛新课程体系的缩影，从以“学科”为分

类标准，到以“需要”为分类标准; 从重理论研究方法，到重审美对象“是什么”和“为什么”，“连接”大学院墙内外、学生现在和未来，实现了从美术教育到审美教育的跨越。

尽管美国和世界许多高校把哈佛核心课程体系( Core Curriculum System) 视为现代大学通识教育的模板，但哈佛最新课程改革的首要动因，恰恰是看到这“模板”显在和潜在的弊端。哈佛大学摒弃全球众多高校趋之若鹜的核心课程体系，追求更完美的课程体系，既来自俯视全球的霸气和视野，又来自居安思危的危机意识。这些哈佛精髓，完全可以在中国文化土壤中找到同样的文化元素。也对我国高等教育的积弊提供了大量可资借鉴的积极因素。

哈佛课程体系改革是从自身多维认识到实践过程的衍化，再次宣告了它放眼世界的雄心，从研究实践方法论的角度来说，中国在1990 年先生逝世50 年之际，李祥林的《中国近代美育体系的创导者》指出，蔡先生曾言: “美育的名词，是民国元年我从德文FsthetischeErziehung 译出，为从前所未有。”真正从理论上使美育系统化，在实践中做出显著成绩并有广泛影响。[][1]而当下国内不少学院的美育体制改革也常以旧识推新学，但新学并非是由当下美术教育现状所催进的学术研究方法，实为扩充研究方法而学习、引用、采

纳的诸多办法，其结果大多是改变了学术

路径，而未改变学术研究的大格局。意识

表22009年哈佛新课程体系

寻找美术教育学科交叉点研究方法

有关于寻找学科交叉点的方法，一直是学者们推进学术的重要办法之一。现也有 “跨语境”美学的研究方式可成为美术教育学科探索研究法之参考。如比较受推崇的《高居翰中国美术史文集序》，它说明了学术研究可通过外来参照系的对比发现自身研究领域的盲区。近年来比较显著的学科交叉点是美术教育与语言语义学，美术教育与统计学、美术教育与生态学、美术教育与心理学、美术教育与图像学、美术教育与现象学，而相对传统的学术焦点是美术教育与文学、美术教育与哲学、美术教育与社会学、美术教育与逻辑学等。

以寻找学科交叉点的美术教育学术研究方式极大程度的丰富了学科内容，并为找到新的学术领域和资源提供了有效途径，从美术教育与学科交叉研究分布法的要义来说，所面临的问题的关键是学术价值的体现。在这种研究方法逐渐成型的过程中，也有不少学术思想值得我们学习，如：李欣人在《席勒美育思想对马克思的影响及其当代意义》中指出，席勒美育思想对马克思的影响主要表现在马克思“异化”理论的形成和“人性复归”理论的提出。赵伶俐《高校美育―――美的人生设计和创造》偏向于科学化、量化的研究，把美育目标所体现的观念意识和知识分解为一系列的行为、方法和技能，使学生在懂得和了解基本的美学、美育和美育心理学知识的同时，掌握运用美的规律去进行自我人生的理想设计、形象设计和生活设计的方法。[][1] 但也有弊端，如范景中教授就曾经担忧“这种研究以常识碎片的拼凑而扼杀了美术史的魅力，也淹没了智识的光芒，导致了巧取之伪问题泛滥意一时”。而在美育与学科交叉分布研究方法的观念里，可以以笛卡尔在《论方法》中提出的四条理论作为依据：1.普遍怀疑，将一切可疑的知识圈出，剩下绝对正确的内容。2.将最复杂的事物转化为最简易的事物，例如将精神实体化为思维，将物质实体化为广延。[①笛卡尔“第一哲学”特有的哲学术语。就是物质的基本属性 ， 即物质的空间属性，即所谓的长宽高， 凡是物质必然占据空间 ， 这就是广延 。]① 3.用综合方式从简单事物中，获得复杂事物。4.尽可能累计全面，复查周全，以确定毫无疏漏。这样的思维虽未必适用于美术创作，却可为美术教育方法学系统的形成提供参考，如，将第一条用于学科交叉点的寻找过程中，可相对减少无关知识对学术主题的干预；第二条则利于我们看清多维复杂事物，直击美术教育研究方法的本质与核心；第三条则利于美术教育与各学科知识体系相互碰撞、促进与发展；最后一条则适用于检验学术成果，为成果的实践和学术价值的体现创造可能。

2.5 美术教育部门与学科建设研究方法

近年来不少学院致力于学科探索，潜心研究美术教育的课程设计和教材教法，也有的部分学者特别关注师资建设。在美育课程的目标方面，李开玲、孙景曾在《大学美育课程论略论》中从美术教育的大局观角度提出了具体的美育目标论与课程论，认为美术教育的目标有三个: 第一，现代化的忧思与可持续发展; 第二，教育的使命; 第三，促进生存方式重建。美育课程的功能层面，邢云提出了美育课程设置的必要性，认为美育课程在学校教育中处于核心地位，教育的目标、价值主要通过课程来体现和实施。从师资队伍建设上，特别突出的有孟繁梧从师资的自然状况、素质状况和管理状况进行分析，在指出问题的同时提出了综合性高等艺术院校教师应该具备的素质―――包括完整的知识体系、较强的艺术教育科研能力、更强的创新精神和进取精神以及良好的思想素质和职业道德。

比较值得关注的是从艺术管理的课程设置来建设美术教育的新学科。艺术管理[arts management or arts administration]是一门新兴的辅助学科，它顺应时代的需求而产生。和学院制美术教育普通学科相比，它与社会的关系更为密切。艺术管理者担负着双重任务：一方面，要为艺术家营造富有成效的创作环境，提供最佳机会发展其艺术；另一方面，要将由此而获得的成果呈现给理想的观众，为其艺术体验准备条件。在过去2000多年里，艺术家曾自行担当这个责任，而当艺术创作及其展示成为一种生产与营销机制时，人们认识到，艺术组织的领导与管理需要专业技巧。[[6] 曹义强.艺术管理的观念与学术状况.[J].新美术.2007.3（28）；4-15.][6]“艺术管理是一门将文化政策、文化社会学、文化经济学、博物馆学和艺术史与管理学结合的操作性学问。艺术管理者需具备商学、财经、经济学、心理学方面的技巧，才能胜任其工作。”这个观点是2007年由曹义强教授所提出的，以他将学科建设中的普遍方法与艺术管理学科特性结合所得出的学术观点来比较我们在以常人方法学取向的角度研究美术类的学科建设，过程中极易忽略学科的特性，我认为曹对艺术管理学科观念见解很值得我们借鉴。回顾一下常人方法学的特征有：1. 行动的权宜性( conting ency) 与规则的说明价值。2. 行动的场景组织与局部索引性。3. 行动的反身性和可说明性。4.研究方法的“独特适应性”。[[7] 周斌.教育研究中的――常人方法学取向.[J].教育理论与实践.2001.10（21）：9-13.][7]研究人类社会生活是学术者不可忽略的要素，在美术教育研究过程中我们有必要进一步了解常人方法学，但常人方法学并非作为我们学科发展的拼图之一，而是作为一种客观现象参考。且无论是以与美术教育相关的学科发展角度出发，或者依照社会功能变化的不确定性，在美术教育部门与学科建设研究方法中，仍需具有潜在随机性。

3. 美术教育研究方法学趋势

近年来，美术教育研究方法的趋势十分明显，1.逐渐脱离纯理论的研究方式向实践迈进。2.是针对院校性质的改善内容、目标、教材、方法、评估体系。3.是对美术教育与美学关系的进一步深入。5.隐性课程体系与交叉学科的开拓与探究。6.随着社会自然环境与人类意识的改变，发展数字化和实验性教学。对于美术教育研究的发展而言，方法是十分重要的，如在《高居翰中国美术史集序》里，我们发现跨语境研究为美术和美育研究提供了一种参照系，这种外来的参照系往往能照亮容易处于盲区的问题与领域，高居翰善于默记大量的图像，他对视觉材料的评述，具有图文互证的效果。

从总体趋势来看，每一种研究方法都成为一个单一途径而迅速发展，但从方法学的角度看，它们并未形成一个具有稳定性规律的方法体系，常态单一的方法无论是来自于东方的哲学观照，还是出自于西方思维的能量，都无法满足美术教育研究发展的未来格局，避免学术者尽可能不落入一种本位主义，如致力于完善美术教育方法学的研究，可综合文献与数据整理，结合社会学、统计学和哲学等探索美术教育研究方法的形成与结构、普遍特征与内化逻辑、理序与稳定数据、变化与自然反应等，以至于美术教育研究的方法本身集成一套具有学术价值的参考体系，对美术教育研究的学术方法具有创新、预测、评估等功能。

篇(6)

所谓德育学与心理学之相关性，是指德育学、心理学作为两门独立的科学在一定程度上又是相互关联的，彼此之间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下面分别从德育学和心理学两个角度来考察二者的相关性。

（一）

首先从德育学的角度来考察。

德育学是研究德育过程中一般规律的科学。德育作为教育的一个重要部分，历来受到人们的重视。德育思想理论的产生和发展与整个教育思想理论是同步的，有着悠久的历史传统，但是作为一门独立的科学，它则晚于教育学产生在近代。现代的德育学理论是传统德育思想理论合乎逻辑的发展成果。无论是传统的德育思想理论，还是近现代的德育学，从来都是重视研究德育客体的心理现象，注意吸收心理学的有关研究成果的。

就我国而言，由于古代德育一直居于教育的核心地位，因此德育思想异常丰富，构成了一幅以儒家为主干的各种德育思想交互作用的漫长画面。我国古代思想家在对德育问题进行研究时，很早就已不自觉地涉足心理学问题。比如我国古代儒家的经典之作《大学》在论及如何进行个人修养这样一个德育问题时，提出：“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这段文字说明：古人已经认识到修养不是外在的修身而是内在的修心；提出“正心”、“诚意”的修养方法，而这些用现代的科学术语来说，就是调整自身的心理状态。又比如，贯穿我国古代德育思想始终的人性论问题实际又是个心理学问题。德育要培养人，要教人怎么做人，必然要解决什么是人这样一个理论问题，因此早在先秦的思想家们就对人性的起源，人性的善恶进行思考，进而又对人性的构成加以分析，直到宋代产生较完备的心性学说，这是为深化德育思想所作的理论工作，同时它又开辟了心理学思想的理论道路。

如果说在我国古代，德育思想和心理学思想还处于彼此交融的状态，二者的相关性还更多地为融合性所遮掩的话，那么到近现代，当德育学和心理学都已发展成为独立的科学以后，二者的相关性就更为明显了。下面仍然从德育学的角度来论述。近十年来，我国出版了不少德育学方面的著作，这里列举几部以说明这个问题。早在1986年全国六所院校教育系编写的《德育学》（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一书中就指出：“心理学是研究人的心理的产生和发展规律的科学。这对于德育学研究人的品德的心理基础，为德育提供心理依据，提高德育功能是不可少的。所以德育学要吸取心理学研究成果，为我所用。”（第3页）在1990年上海杨德广著《大学德育论》（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出版）一书中又明确提出：“大德育的概念，……包括政治品德、思想品德、伦理道德、个性心理品质等四方面的内容。”（第2页）该书还专门列出一章，应用心理学理论来论述现代大学生的心理特点。在1993年南京大学张锡生著《高校德育导论》（东南大学出版社出版）中又提出：“随着高校德育理论和实践的发展，人们越来越认识到，大学生中反映出的许多问题，往往不是思想品德问题，而是心理健康问题。”（第100页）该书还提出在德育塑造的方法上要吸收科学心理学的研究成果。又比如，我国台湾七十年代由龚宝善编著的《德育原理》（国立编译馆出版）中也谈到了德育理论要吸收心理学的研究成果（第40页）。

再就外国而言，德育学也一直注意心理问题。比如德国著名哲学家康德在其所著《教育学》中专列了一章论述“心理的训育”，阐述如何在德育过程中进行认识、感觉、想象、记忆、注意等的培育。当代美国德育学是西方德育学的集大成者，它也继承了西方德育中注意心理因素的传统，当前美国大学德育实践中广泛地开展心理咨询和治疗服务，正说明了这个问题。又比如，和我国有类似文化传统的日本，其德育学同样注意心理问题，在日本所列的中学16条德目中，有两条是与心理有关的（见崔新录《德育新探》，光明日报出版社1987年出版）。

（二）

其次，从心理学的角度考察。

无论是在外国还是在我国心理学史上，品德的产生和发展问题一直为思想家们所关注。近代科学心理学诞生以后，特别是教育心理学出现之后，更有许多心理学家专门致力于品德发展的研究，从而使心理学与德育学紧密关联。

早在1894年，英国的巴恩斯、美国的夏伦勃格就分别在英国的《教育论丛》杂志上发表《儿童心目中的惩罚》和《儿童的公正观念》两篇论文，标志着心理学家开始涉足德育学领域。进入本世纪二十年代后期，这方面的研究规模日益扩大，涌现出一批知名的心理学家，在英国有麦考莱和瓦金斯，在美国有哈兹霍恩和梅，特别引人注目的是瑞士著名儿童心理学家皮亚杰。1930年皮亚杰出版了《儿童的道德判断》一书，对以后西方儿童品德发展研究具有重大启发意义。二次大战以后，又有一批儿童品德发展研究的专门心理学家，在美国有哈维豪斯特和泰伯，英国有斯温森，这期间比较突出而且对现今仍有影响的是美国哈佛大学儿童道德发展和教育研究中心以柯尔柏格为首的一批心理学者。

以上简单的历史回顾表明，在整个西方心理学发展史上，心理学家们从来都是关心德育学问题的，而且这方面的研究正随着心理学本身的发展而不断深入。八十年代以后，在我国出现了教育心理学的一个年轻分支德育心理学（辽宁师大韩进之、王宪清1986年编著出版了《德育心理学概论》一书），这标志着心理学和德育学的相关性已在心理学领域结出累累硕果，从而以科学的力量证明了心理学和德育学两门独立科学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历史规律。

（三）

上文从学理上论证了德育学和心理学之相关性，综合地看，二者的相关性主要表现在：第一，德育过程中德育客体的品德和心理发展是二者共同关心或研究的课题；第二，德育学吸收和借鉴心理学的有关研究成果。既然德育学和心理学在理论上存在这么一种特殊的相关性，那么我们提出在高校德育中开展心理素质的培育也就是情理中的事了。那种认为心理素质培育与德育关系不大的论调显然是没有道理的。现在的问题是，事实上对德育客体的品德和心理发展规律的研究，心理学要比德育学深入得多，为什么要将心理素质培育纳入到德育的体系中来呢？我以为至少有以下两点理由：

第一，理论和实践毕竟是两个不同层面的东西，应当加以适当区分。心理素质培育，落脚点是“育”字，显然它直接是个德育实践问题，虽然对于德育客体品德心理发展规律的研究，德育学比心理学要逊色得多，但心理素质培育的实践本质是无可置疑的，所以将它纳入到德育体系中更顺乎道理。

篇(7)

“全媒体”作为一种媒介实践的形态是“媒介化社会”背景下中国影视传媒领域广泛采用的核心概念之一。概念的提出建立在传媒业界积极的探索和媒介资源整合实践的基础之上。“全媒体”概念的提出是以互联网为主导的数字化革命的必然结果。旨在建立某种新型的集媒介生产、传播、与媒介运营模式于一体的介质平台。它颠覆了传统媒介形式广泛意义上的生产消费观念。在全媒体语境下电视舞台美术设计可以选择众多的实现与表达方式打破了传统的单一形态提高增值效果；同时，“全媒体”加强了电视舞台美术设计中“技术”与“艺术”各媒介形态之间的相互交流和组合运用。

建立在电子技术基础上并经历了从模拟到数字、高清历程的视听艺术——电视，由于技术条件的限制在全媒体时代信息技术大爆炸的背景下其发展过程中诸多环节都遭到了限制。电视舞台美术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依旧延续着传统意义上“画笔布景”的尴尬，与如火如荼的影视技术发展与革新之间形成了巨大的脱节现象。究其原因不难发现，技术的快速发展主要集中于后期剪辑等方面的应用，而电视舞台美术究根追底是移植于戏剧属于文化艺术的产物。戏剧舞台作为一种综合性的艺术形式具有丰富的内涵与外延，其艺术语言千变万化很难用一种媒介或技术形式进行表达；传媒技术的发展很难适应舞台设计多样性的要求。戏剧舞台历经千年发展已经形成了相对规范的发展程式与模式化表达手法，这也一定程度上与日益求新的电视艺术寻求新的艺术发展诉求相互矛盾，并成为当代舞台艺术人共同面临的挑战。

2 舞台美术设计的历史“溯源”

舞台美术设计的发展史也是其技术不断蜕变与革新的里程史，每一次舞台美术设计的重大发展身后都蕴含着技术的变革。舞台设计最初源于希腊原始的祭祀活动需求，雅典人依据自然山体形态筑建酒神剧场，容纳万人的观众席靠近接近于扇形的高坡上，可见早期的舞台形式主要是为祭祀和舞蹈提供场所，早期的舞台空间概念初步形成。中世纪以及文艺复兴等时期，出现了奥林匹克剧场，建筑师阿利奥提建立了第一个具有固定式属性的镜框式舞台并引入了幻觉式布景的概念，戏剧舞台也随剧场的变化开始走出“室内”进入自然。建筑与美术艺术家开始成为舞台设计的主导，相适应的关于舞台绘画学的研究也广泛开展，“透视画法”概念的引入正式宣告舞台布景设计时代的来临，尤其是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透视概念在舞台设计上应用所创造出纵深的广场视觉奇观强烈刺激和震撼了受众的审美心理与诉求。18世纪中叶之后，工业与人口的急剧增长导致了境况剧场与机械化舞台的诞生，1874年巴黎大歌剧院的落成华丽而庄严、豪华而颇具规模在建筑史和舞台美术史上都留下了光辉的一笔。科技足以支撑艺术家按照自己的意愿进行舞台的艺术化改造，画面幻觉的时代终究来临。近代以来，结构几何学理念以及透视在戏剧舞台设计中的创造性运用成为舞台设计空间感塑造的重要影响因子。舞台投影的发明更是颠覆了传统意义上机械师的人工舞台设计形式。舞台设计泰斗斯沃博达更是创造性的使用了投影，其舞台设计力图创造四维空间——时间与空间的结合体，在他的活动舞台与建筑中活动性成为组织舞台空间生气勃勃的力量。舞台美术经历了多种艺术思潮与流派争鸣的长时间的繁荣时期后伴随着技术的进步而获得了长足的发展。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在19世纪后期以来戏剧舞台美术设计的发展呈现逐渐式微的倾向，传统的舞台制作程式与工艺理论呈现出逐渐脱节的现象而不能很好地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对戏剧艺术审美逐步提高的局面，即艺术家的创作欲望受到媒介技术手段的限制而为以后其自身舞台艺术的发展留下了隐患。

3 舞台美术发展的滞后——以电视舞台美术为例

诸多戏剧的元素被借鉴到电视这个新型的视听媒介中，自然而然的戏剧舞台美术也被应用到电视舞台设计领域之中。电视正如文艺复兴时期的建筑给众多的艺术家以施展才华的平台，一时间诞生出了一大批优秀的电视舞台美术设计师。然而电视艺术同样是建立在科技基础之上的，舞美设计师似乎被置于了边缘性的层面。舞台美术设计长期以来重视艺术专业与设计修养的发展提升上，戏剧舞台长期落后的生产、制作方式以及电视数字技术制作方式相融合也是重要的原因。直到新千年之后这种局面才有了不少的变化新技术的不断涌出为舞台美术设计注入了一丝活力。视频技术、激光电子技术、计算机微电子技术等闪亮登场标志着电视舞台美术大变革时代的到来，舞台美术的概念也突破了传统意义上电视技术和舞台艺术相互不匹配的问题，而舞台美术影像加入了动画合成、后期特效处理技术等大量电视制作方法，应用高科技影像技术将舞台美术演变成为一门新兴的舞台影像美学。

舞台设计的载体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屏幕影像代替传统意义上的布景画面绘画，虚拟科技世界进行自然的再现并适时根据节目需要进行不断调整，相较于传统舞台美术设计以真实材料作为具体的载体媒介进行表达具有极大的灵活性和新颖性，给观众营造一种奇特的视幻觉感官效果，舞美影像通过专业视频软件进行制作取代[( dylw.NEt) 专业提供专业论文写作和发表教育论文的服务,欢迎光临]传统戏剧舞美设计手锯、纸张、模板等真实物质材料为媒介进行的制作手法。这种技术的转变使舞台美术设计呈现出传统布景形式无法比拟的灵活性与时空性，创作者可以根据自己的主观意图表达任何想呈现的事物，动静结合、虚实相间极大提升观众的想象力，增加观众的心理感受进而对观众的假定性幻觉进行突破，观众如同置身于真实的视幻觉空间氛围中，产生如梦如幻的真实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