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市场论文精品(七篇)

序论：写作是一种深度的自我表达。它要求我们深入探索自己的思想和情感，挖掘那些隐藏在内心深处的真相，好投稿为您带来了七篇金融市场论文范文，愿它们成为您写作过程中的灵感催化剂，助力您的创作。

篇(1)

1有利于刺激经济的发展

2014年中国的经济运行数据始终低迷状态，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PMI），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PPI)，都同比持续下滑。我国上半年国内A股市场的表现一般，上半年全球主要股指的涨幅排名榜上，深证成指位居倒数第一，上证综指位居倒数第三，在此期间，上证综指还创下了半年度有史以来震幅最窄的纪录。在经济低迷时期，我国政府通过宽松政策进行调控，这其实就是中国预测未来经济走势的一种的预防。我国早就在2007年颁布过“港股直通车”概念，这使得当日恒指收盘暴涨逾1200点，创历史第三大单日涨幅，国企指数更是飙升8.74%。至此之后，恒生指数仅用9周时间就到达港股历史上的第3个10000点。而前两个万点则分别用了30年、10年。政策刺激有效推动了中国经济的发展，所以在此经济萎靡之时，我国政府推行沪港通政策，准备再一次刺激经济。沪港通的开通使得A股市场向香港市场开放，也就是向全球一切境外资本开放，这使得我国在股票的制度、管理理念、交易机制和监管等领域逐步的与国际接轨，使得内地股票市场的投资环境逐步提高；同时也为香港投资者向内地投资提供便利。

2有利于推动人民币国际化的发展

由于香港是全球第三大国际金融中心，也是全球最大的人民币离岸金融市场，根据交易的规则，沪港业务属于双向流通，货币以人民币为主，这就扩大了人民币流向香港市场的数量，这不仅能够巩固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同时也可以为香港注入新的资金来源。既然“沪港通”是国家为了刺激经济发展的需要，那么如果该试点成功了，国家就会考虑在适当的时机用“深港通”继续刺激经济的发展。

3有利于短期抹平两地股票差价

在试点消息前，中国A股的位置在低点，香港的股市的位置在高点，两地股票差价较大，而在消息后，A股与港股巨大的价差使得海外资金进入，同时依靠最近的东风———银行业与证劵业的大幅度上涨，使得A股不断上扬，缩小两地股票的差价。如果说A股市场和香港市场是两个相等的水池，要是从池子底部联通一根管子，就会缓解两个水池的水平面的落差，但是沪港通并不是底部的管子，而是在水上面的一座小桥，真正意义上的套利无法进行，池子上的水平面也会逐渐的缩小落差。

二沪港通可能存在的风险

1股票市场波动的风险

中国股市后期的崛起更大的是盲目跟风与市场上一些空头的来回炒作，泸港通真的开通后才是中国股市真正刺刀见红的地方。往中长期看股市的增幅主要是靠宏观经济资金链的推动，可现在看中国在短期内并不具备这样的宏观市场。毕竟相对于A股市值，3000亿元人民币额度所占比例甚小，不足以构成威胁；但相对于港股市值而言，2500亿元人民币额度所占比例比较大，足以产生影响。陈秉强曾指出，一旦出现极端情况，必要时“沪港通”的机制可以暂停。沪港通开通第一天，A股市场高开低走，外资机构投资者买入A股的资金远大于国内机构投资者买入港股资金。沪股通每日额度更是在港股通额度还有大部分剩余时早就销售一空。沪港通开通后使得我国与国际接轨，从此开始逐渐融入世界市场，开放的程度越大，与国外金融市场的联系就越紧密，使我国股市遭遇的风险就越大，一旦某一个国家爆发了严重的金融危机，中国也很难独善其身，会使得我国股市也遭受严重的冲击。

2两地交易规则存在差异

在交易方式上，内地市场股票买卖采取的是T+1的交易方式，而港股市场股票买卖则采取的是T＋0的交易方式；在交易品种上，内地市场仅包括股票和基金，港股市场则包括股票、恒生期货、期权和对冲基金，纷繁复杂的交易品种也需要内地投资者仔细学习；在报价显示上，内地市场股票红涨绿跌，而港股市场为绿涨红跌；在涨跌幅限制上，相对于内地市场而言，港股市场并没有涨跌停牌制度，每天的涨跌幅都不受限制，特殊情况时，一天跌80%，涨400％也不无可能。

3汇率浮动风险

香港投资者和外国投资者倘若购买内地的股票就必须要将外币兑换成人民币，大量的资金进入内地市场会产生巨大的人民币波动，从而扩大了汇率浮动的风险。

三风险对抗的有效措施

1加强宏观经济的发展

股市是短期增幅还是长期利好是由我国宏观经济发展的态势判断的。促进我国宏观经济的发展，建立健全以金融为中心的新宏观调控体系，综合运用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深化金融体制改革，使其适应新形势发展的需要，有利于促进我国股市的长期利好；继续坚持稳中求进的总基调，提高企业对未来发展的信心，加大政府的扶持力度，促使企业加快转型升级。

2提高抵御风险能力

首先，完善我国金融体系，提高自身抵御金融风险的能力，加快政府职能的转变，将政府工作重心逐步转向培育市场竞争机制和竞争能力、维持金融秩序、鼓励金融创新、加大监管力度的轨道上来。其次，加强国际合作，争取更为有利的国际经济金融环境；加大对国际主流金融机构的股权投资，建立符合自身利益的国际金融新秩序。

3完善交易细则

中央政府在2014年9月26日颁布了《沪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试点登记、存管、结算业务实施细则》，中国结算负责人对相关情况做出了明确的解释。其中包括要求香港投资者需要通过上海人民币普通股证券账户进行港股通交易。面对两地交易规则存在差异的问题，我国政府可以为此新设立一个“沪港交易规则”机构，其职能是为两地股民提供交易规则和股市的即时信息，普及两地交易规则的具体要求，使股民尽快了解和掌握规则。

4调节汇率

面对人民币和港币之间的汇率转换问题，中国政府应该适当的干预汇率波动，继续完善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政策，适时调整利率和存款准备金率，进一步发挥市场供求在人民币汇率形成中的基础性作用，保证在危机时刻能够及时的平复市场的剧烈波动；建立健全我国的汇率波动对冲市场，允许投资者运用远期期权来进行汇率避险，拓展更多新的避险工具和市场，加强金融创新。

5进一步提供政策

篇(2)

农村金融市场开放，是通过放松金融监管，让市场机制来决定金融资源的价格，并利用金融市场机制优化农村金融资源的配置，形成农村内部、城乡间、区域间相对统一的金融体系。农村金融市场开放是促进经济金融健康发展的众多解决方案中的一种，是通过引入新的机构和市场参与者改变现有市场结构，建立竞争性市场机制的方案。开放过程中需要注意开放速度、开放程度、开放顺序等问题。农村金融开放的最大化将是金融城乡一体化、金融区域一体化和金融全球化［8］。金融开放程度的测度，陈雨露等认为主要有两类度量方法：主观打分法和客观事实法［9-11］。主观打分法采用二元法或5分法，进行主观的评分。Eichen⁃green用0和1两个虚拟变量表示“完全开放”和“不开放”来表示［12］，Quinn用0～4分别表示完全封闭（0）至完全开放（4），以0.5为步长［13］。黄金老将利率市场化程度等8个指标分为5个等级：极低、低、中、高、极高，其权重分别为1、2、3、4、5来度量金融开放［14-15］。客观事实法通常用3种指标体系来表示实际开放程度：国内储蓄率与国内投资率组合、利率的国内外差异以及金融服务业的开放。Feldstein和Horil⁃ka以一国储蓄率和投资率之间的相关性来衡量实际金融开放度［16］。李治国考察了我国区域间储蓄投资相关性以衡量区域间的金融分割［17］。Edwards和Klan用国内外利率差构建模型计算开放度值，当开放程度为0时，利率不受外国因素影响；当完全开放时，国内利率等于国际市场利率［15］。

Lane和MilesiFerretti以资本组合、直接投资和负债占GDP的比重来衡量金融开放［18］。姜波克从资本规模角度测度金融开放水平，用直接投资总额、证券投资总额与GDP比重反映资本市场开放，用央行国外净资产与央行总资产比重反映货币市场开放［19］。上述方法从主观打分设计和市场结构变动给农村金融市场开放度测度提供了思路，但已有文献中的指标内容或计算公式并不完全适合。这是因为农村金融市场开放的主要措施是降低银行、保险、担保等金融机构的准入条件，增加农村金融机构数量和资金供给，通过改变市场结构、增加金融市场竞争程度，来提高金融资源配置的效率。产业组织理论对市场结构和产业聚集度的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法。通常，衡量市场竞争结构的方法有市场集中率、赫芬达尔指数、基尼系数、区位熵等。赫芬达尔指数HHI对大企业所给的权重较大，对其市场份额也反映得比较充分。当某行业由独家企业垄断时，HHI等于1；当每个企业具有相同的份额时，HHI等于1/k，因此HHI在1/k～1之间变动。基尼系数（GiniCoefficient）是计算收入分配公平程度的指标，其方法是等分布线（对角线）与洛仑兹曲线之间区域和对角线下方三角形面积的比率。用于市场结构衡量时，反映了某种子类型企业的市场份额占该产业市场份额的比重。其中，Lij表示i地区j子产业的市场指标（销售额、从业人数、产值、资产总额等）；Li表示i地区该产业的市场指标总和（销售额、从业人数、产值、资产总额等）；Lj表示全国范围子产业的市场指标（销售额、从业人数、产值、资产总额等）；L表示全国该产业的市场指标总量（销售额、从业人数/产值、资产总额等）。对比几种方法发现，市场集中率、赫芬达尔指数、基尼系数都是绝对指标，区位熵是相对指标，相同点是都依据一定的市场份额划分市场结构，市场集中率和赫芬达尔指数以企业的市场份额划分市场结构，基尼系数、区位熵以某个百分比水平划分市场结构。在衡量方法上，市场集中率、基尼系数、区位熵都用市场份额之和来衡量，只有赫芬达尔指数用市场份额平方和衡量。从全面性角度考虑，所选指标应当既包括反映该省水平的绝对指标，又包括能反映各省相对水平的相对指标；从可比性角度考虑，两类指标应当使用相同的计算方法使测度结果既能满足单个省的历史比较，又能满足不同省份的横向比较的分析需要。基尼系数和区位熵两种方法使用了相同的指标构建方法，能够满足全面性和可比性的分析要求，因此本文应用这两种方法分别构建农村金融开放度绝对指数和相对指数。

二、农村金融市场开放度测度

本文设计思路是用逐步开放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准入引起的农村金融市场结构变化来设计指数以衡量农村金融市场开放的程度。

（一）农村金融市场开放的指标张金清提出从金融开放参与者的市场准入、金融服务开放、实现途径三方面构建指标来衡量金融开放［23］。本文借鉴这一思路将农村金融开放的指标确定为三个维度：新型农村金融机构的覆盖面、新型农村金融机构的竞争能力、非正规金融机构的正规化程度。维度1：新型农村金融机构的覆盖面。新型农村金融机构是获得准入的农村金融市场参与者，其覆盖面表示该地区内金融机构在多大程度得到覆盖。这是我国农村金融开放的重要目标。截至2012年末，县域物理网点数量达到11.3万个，年均增长超过1000个；乡镇新布设ATM机、POS机等电子机具231.7万台，较2007年增长29.5倍；在40万个行政村设置了助农取款服务点，小额取现转账电话覆盖30.4万个行政村。农村保险服务网点达到2.2万个。文中用新型农村金融机构的营业网点数目表示。维度2：新型农村金融机构的服务能力。服务能力体现了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对中低收入农户和农村中小企业的资金需求满足程度，只有提供满足市场需要的服务，才能逐步争夺农村信用社的市场份额。衡量服务能力可以用投入和产出两类指标。新型农村金融机构的服务策略首先不是产出或盈利，而是开拓业务占领和巩固市场。投入类指标更好地反映出该机构的经营成本策略、服务意愿和服务能力，其中从业人员的数量决定了农村金融机构服务的广度和深度。因此选用投入类指标，用新型农村金融机构从业人数表示。维度3：非正规金融机构的正规化程度。农村非正规金融的兴起作为一种底层改革，对农村金融制度变迁有重要意义［24］。但非正规的金融蕴含着金融系统性风险。农村金融市场开放，给了非正规金融正规化的市场机会，有利于化解金融风险、形成健康的农村金融市场。新型农村金融机构通过吸引民间资本建立并扩大规模，资产规模反映民间资本参与农村金融市场的行为及其程度。文中用新型农村金融机构的资产规模表示。

（二）维度权重的确定方法权重的确定方法有主观法和客观法两类，本文采用客观法中的变异系数法测算各个指标的权重。变异系数法是在用多个指标对一个问题进行综合评价时，如果一项指标的变异系数较大，则说明该指标在衡量该维度的差别方面具有较明显的信号，那么这个指标就应该赋予较大的权重，反之，则赋予较小的权重。

（三）指数构建分别运用基尼系数和区位熵方法，构建了农村金融开放度绝对指数和相对指数。绝对指数只反映本区域内的开放程度，无法进行横向比较。相对指标可以反映该区域与全国平均金融开放度的相对变化。其中，AFOJ、AFOX分别表示j省（市、自治区）的农村金融开放度绝对指数和相对度指数；i为指标编号（i=1，2，3)，wi为指标i的权重；Aij和Rij为j地区新型农村金融开放各维度的值；Oij/Oj为j地区新型农村金融机构指标i值占j地区全部农村金融机构指标值的比重；Gi/G表示全国范围新型农村金融业指标i值占全国范围农村金融机构i指标值的比重。AFOJ取值范围为0～1之间，为便于分析，借鉴美国司法部使用HHI指数时的做法，本文将其值乘上10000，这样AFOJ的取值范围为0～10000。由于新型农村金融市场份额较小，这种处理更加便于分析。AFOX是一个相对值，当AFOX>1时，表示该地区农村金融开放程度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当AFOX=1时，表示该地区农村金融开放程度与全国平均水平相当；当AFOX<1时，该地区农村金融开放程度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两个指标结合使用，就能准确测度农村金融市场的开放程度。

（四）数据来源与样本描述农村金融开放度的度量涉及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和农村金融市场总体两类。农村金融市场（银行业）由大型金融机构、中小型农村金融机构和新型农村金融机构构成。大型金融机构包括中国农业银行三农金融事业部、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涉农信贷业务、国家开发银行涉农业务、中国农业发展银行等，中小型农村金融机构包括农村信用社、农村商业银行和农村合作银行，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包括村镇银行、贷款公司、农村资金互助社和小额贷款公司。它们在进入市场的门槛条件上存在差异，中小、新型农村机构进入市场的壁垒较高，可能面临着较高的经营风险，而大型金融机构则没有进入壁垒，由于只是分支机构，所以经营风险不高。洪正认为以国有金融资本主导农村金融实际上不可靠［25］。小额贷款公司的发展呈现出城市化倾向，设立的主体以民营企业为主，设立的地区向大城市尤其是中心城区集中，而偏远落后地区则相对较少［25］。因此本文的衡量范围将不包括大型金融机构和小额贷款公司。各区域农村金融机构总体数据由该区域内农村信用社、农村商业银行、农村合作银行之和得到，全国农村金融总体数据由汇总各省总体的数据得到。本文所用的各个指标的数据来源于2008-2013年中国人民银行的《区域金融运行报告》。鉴于数据的缺失，去掉了、台湾、香港和澳门的数据。吉林省2013年数据缺失用2012年的数据进行了替换处理。样本描述如表1所示。

三、我国农村金融市场开放度演化

（一）中国农村金融开放度演化运用公式（6），计算出全国水平的农村金融开放度绝对指数（相对指数仅适合于各区域，不能计算全国水平）1.我国农村金融总体开放程度非常低，平均开放度2092013年我国新型农村金融机构的市场份额仅有366，如图1所示。这说明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市场份额很小，我国农村金融开放处于初期阶段。2.农村金融开放速度加快2008年至2013年我国农村金融市场开放程度年均增长速度为62.4%，2010年出现了小幅调整，其原因是银监会的农村金融开放政策执行未达到预期目标。2011年以来我国出台了一系列重要政策以加大农村金融开放力度，例如2011年银监会放松了村镇银行的准入条件，加速了农村金融市场开放，农村金融市场的竞争态势逐步加强。3.农村金融市场开放提高了农村金融市场活力市场开放不仅发挥了“鲶鱼效应”，提高了市场效率，还共同做大了“蛋糕”，扩大了农村金融的总体规模。一方面，新型农村金融机构为了巩固市场份额，积极提高服务水平和经营效率；另一方面，总体规模扩大，农村金融整体资产规模由2006年的4.18万亿增长到2013年末的20.67万亿。

（二）省际农村金融市场开放度演化表3显示了2008-2013年我国30个省（市、自治区）的农村金融市场开放度。通过分析各省农村金融市场开放度绝对指数发现：第一，各省份的农村金融开放程度普通较低，历史最高值仅976，2008年6个省（区）农村金融开放度低于10，几乎没有新的参与者进入农村金融市场，2013年仍有青海等4个省区的农村金融开放度低于200，陕西省、福建省、河北省农村金融开放度平均水平低于100。第二，开放程度增速快，省际差距增大。2013年天津、辽宁、浙江、内蒙古、宁夏、广西等6个省（市、自治区）的开放度指数超过500，新疆等7省（区）的开放度指数超过400。表4显示了30个省（市、自治区）的农村金融市场开放度相对指数。按照AFOX大于1.1、0.9～1.1之间、0.65～0.9之间、小于0.65分为四组，代表开放程度高、中高、中低、低。分析发现存在着开放程度省际不平衡的现象。一方面开放程度上不平衡，2013年开放程度“高”省平均相对开放度1.55，而开放度“低”省平均相对开放度仅0.43。另一方面，开放分布不平衡，两极分化严重。中高、中低两组的省份数少于高和低两组的省份数。

（三）三大区域的农村金融开放度演化表5显示了三大区域的农村金融市场开放度。首先，三大区域的农村金融开放度总体水平逐年提高，2013年三大区域之间开放度已经非常接近。其次，呈现出东部、西部高，中部低的U型特征。西部地区增长最快。由于西部地区受到农村金融政策的倾斜和扶持力度最大，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参与积极，2013年除陕西、四川、贵州、甘肃、广西等5省区略低于全国水平，其他均高于全国水平。中部地区仅山西和河南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其余4省的农村金融开放度均低于全国水平。如图3a和图3b所示。

（四）经济区域的农村金融开放度演化表6显示经济区域的农村金融开放度。进一步对经济区域进行分析：第一，经济区域的农村金融开放度差异非常大。黄河中游地区和东部沿海地区的平均开放度最高，南部沿海地区的农村金融开放度最低，黄河中游地区的开放度比南部沿海地区高出一倍。第二，区域农村金融开放度提升速度非常快。2008年北部沿海、东北地区、长江中游、西南地区开放度指数分别为14、22、25、26，2013年分别达到339、433、357、399，增长了15～24倍。第三，2012年长江中游和西北地区出现了回落但随后继续增长，反映出这两个区域内农村金融市场可能存在激烈的博弈。如图4a和图4b所示。

四、结论与政策启示

（一）结论本文从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引起农村金融市场结构变化的视角，运用基尼系数和区位熵构建指标，从新型农村金融机构的覆盖面、服务能力和非正规金融机构正规化程度等三个维度衡量农村金融市场开放程度，构建了开放度绝对指数和相对指数，分别衡量区域内开放度水平及与上一级区域的相对水平。基于2008-2013年的省际数据，分别测度了全国及30个省、东中西部三大区域和经济区域的农村金融开放程度。分析发现：第一，我国农村金融市场开放总体程度水平非常低，农村金融开放处于初期阶段。第二，各省农村金融开放程度普遍较低，省际差距在拉大。2013年天津、辽宁、浙江、内蒙古、宁夏、广西等6个省（市、自治区）开放度指数均超过了500，新疆等7省（区）开放度指数超过400，但陕西省、福建省、河北省三省农村金融开放度平均水平低于100。第三，从东、中、西三大区域看，西部农村金融开放度最高、东部次之、中部最低，呈U字开型特征，但开放程度差异并不显著。第四，经济区域开放度差异大，提升速度快。

篇(3)

是衡量某一时点有限的金融资源在所有竞争者中分配的合理性以及有效程度的指标。从发展中国家的实践来看，为降低农户融资成本，提高农户福利，对农村金融市场进行利率管制已成为一种常态。但是，在不同的农村金融市场结构下，利率管制对农村金融市场效率的影响存在差异。在完全竞争的农村金融市场上，价格机制可以自动实现市场出清，农村金融市场效率达到最大化，利率管制会造成资金供求不平衡、降低农村金融市场效率。因此，若农村金融市场是完全竞争的，实行利率市场化会提高农村金融市场效率。我国农村金融市场长期处于不完全竞争状态，此时利率管制对农村金融市场效率的影响取决于管制利率的高低。rL为农村金融市场贷款需求曲线(rL=rL(L))，MC为边际成本曲线，当边际收入(MI)与边际成本(MC)相等时，农村金融机构利润达到最大值，此时金融机构的贷款数量和贷款利率分别为L*和r*L。由于市场势力造成的农村金融市场效率损失为Δabc，即哈伯格三角，其面积为:为降低效率损失，对该市场实行管制，当管制利率(r1)低于市场均衡利率(MC)时，资金需求大于资金供给，存在资金短缺;当管制利率等于MC时，资金供给等于资金需求，农村金融市场效率损失为零;当管制利率(r2)高于MC但低于r*L时，农村金融市场效率损失为Δdec的面积;当管制利率大于或等于r*L时，利率管制无效，农村金融市场效率损失为Δabc的面积。因此，当管制利率低于市场均衡利率时，实行利率市场化可以提高农村金融市场效率，当管制利率高于市场均衡利率时，实行利率市场化则会使农村金融市场效率降低。由此可见，利率市场化对农村金融市场效率的影响与农村金融机构的贷款价格密切相关。由于不同市场结构下农村金融机构的市场势力不同，其贷款定价能力存在差异，使得相同程度的利率管制引起农村金融市场效率损失不同。在完全竞争市场上，利率市场化使得农村金融机构贷款定价趋于市场均衡价格，农村金融市场效率损失为零;在不完全竞争市场上，农村金融机构市场势力越强越易实施垄断定价，金融市场效率损失越大，而竞争度增强会降低其市场势力，促使其降低贷款价格，农村金融市场效率损失减少。据此，本文提出以下两个假说:假说一:利率市场化会提高农村信用社贷款价格，其上升幅度与农村信用社的市场势力有关。其市场势力越强，贷款价格上升幅度越大;反之，贷款价格上升幅度越小。假说二:不同市场结构下，利率市场化对农村金融市场效率损失的影响存在差异。在完全竞争市场上，利率市场化会降低农村金融市场效率损失;在不完全竞争市场上，利率市场化对农村金融市场效率损失的影响取决于金融市场竞争程度和金融机构市场势力。金融市场竞争程度越弱，金融机构市场势力越强，农村金融市场效率损失越大;反之，效率损失越小。

二、市场势力与农村金融市场效率测度

1．样本选择和数据来源江苏省作为我国最早开始农村金融改革的试点地区之一，各项改革措施和成效均在此得到较全面的反映。截至2013年末，江苏省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余额85604.1亿元，比上年末增长13.4%;贷款余额61836.5亿元，比上年末增长13.6%。此外，江苏省内县域农村经济发展水平差异较大，呈现苏南、苏中和苏北三地不同的农村经济发展格局，对于我国东部沿海和中西部地区具有较强的代表性，能够反映出不同金融市场结构下利率市场化对农村金融市场效率损失影响的内在差异。本文以江苏省33个县域农村金融市场以及县域内33家农村信用社为样本，其中，苏南12家，苏中9家，苏北12家。研究数据来源于2000—2011年《江苏省统计年鉴》和相关年度的各家农村信用社财务报表。

2．江苏省农村金融市场竞争程度和农村信用社市场势力(1)县域金融机构数县域金融机构数是指县域金融市场上银行类金融机构的家数，该指标反映了农村金融市场的竞争程度。2000—2011年江苏省县域金融机构数变化趋势考察期内，苏南、苏中和苏北三地区县域金融机构数平均依次为9家、8家和7家。2000—2007年，三地区县域金融机构数增长缓慢;2007—2011年，数量激增。其中，苏南县域金融机构数增幅最大，为66.7%;苏中次之，为57.1%，苏北最小，为50.0%。(2)农村信用社市场份额本文以农村信用社市场份额(MS)来衡量其市场势力，计算公式为MS=Nit/Xit，其中Nit表示第i家农村信用社t时期的存、贷款规模，Xit表示第i个县域t时期的农村金融市场存、贷款总规模。2000—2011年江苏省农村信用社市场份额变化趋势。苏北地区农信社市场份额显著大于苏南和苏中地区，三地区农村信用社市场份额均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2000—2008年，苏北地区农村信用社市场份额升幅最大，苏中和苏南较为平缓;2008年以后，三地区农村信用社市场份额均显著下降，其中苏北降幅最大。

三、农村金融市场效率损失影响因素实证及结果分析

1．模型设定与变量选择为进一步验证前文提出的假说，本文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Two-wayFixedEffectsModel)对利率市场化进程中农村金融机构的市场势力与农村金融市场效率损失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该模型可以有效消除普通模型存在的自相关问题，有效控制那些不随时间或不随截面变动的因素，在变量选择方面，本文选用县域金融机构数和农村信用社市场份额作为市场结构变量，分别衡量农村金融市场的竞争程度和农村信用社的市场势力。根据本文假说，农村金融市场机构数对农村金融市场效率损失具有负向影响，农村信用社市场份额对农村金融市场效率损失具有正向影响。利率政策变量用政策允许的利率浮动上限来表示，利率浮动上限提高会提升农村信用社的贷款价格，扩大农村金融市场效率损失，利率政策变量预期与农村金融市场效率损失正相关。本文的风险变量主要指信用风险，以农村信用社不良贷款率衡量，由于不良贷款对其经营绩效的影响存在滞后性，因此对不良贷款率取滞后项，预期与农村金融市场效率损失正相关。农村信用社的营运能力变量则通过权益比、存贷比、收入结构以及平均营业成本率表示。其中，权益比表示农村金融机构的资本化水平，预期与农村金融市场效率损失负相关;存贷比表示农村金融机构的资金运用能力，该比率越高说明其资金配置能力越强，预期与农村金融市场效率负相关;收入结构衡量农村金融机构的收入结构和产品创新能力，该比值越高表示收入来源越单一，创新能力不足，其与金融市场效率损失正相关;平均营业成本率衡量农村金融机构的管理水平，该值越大说明金融机构的边际成本越大，但也会带来金融机构贷款价格的提高，因此与农村金融市场效率损失的关系不确定。本文选用县域人均GDP和第一产业占比这两个指标作为宏观经济环境变量，其对农村金融市场效率损失的影响有待进一步检验。

2．回归结果分析与讨论利用Stata12．0软件，对上述双向固定效应模型进行估计。结论:第一，利率市场化会提高农村金融市场的贷款价格。根据实证结果可知，三地区农村信用社贷款利率浮动上限均与农村金融市场效率损失显著正相关，即实行利率市场化会提高农村金融市场的贷款价格、扩大农村金融市场效率损失。据此，假说一成立。第二，利率市场化对不同市场结构下农村金融市场效率损失的影响存在差异。苏南样本中，县域金融机构数与农村信用社市场份额两个变量均未通过显著性检验，表明在竞争性较强的农村金融市场上，农村信用社市场势力对农村金融市场效率损失无显著影响;苏中样本中，县域金融机构数未通过显著性检验，农村信用社市场份额在5%显著性水平上与农村金融市场效率损失正相关，表明在竞争性稍弱的农村金融市场上，农村信用社市场势力会增加农村金融市场效率损失;苏北样本中，县域金融机构数在5%显著性水平上与农村金融市场效率损失负相关，农村信用社市场份额在10%显著性水平上与农村金融市场效率损失正相关，表明在垄断程度较高的农村金融市场上，农村信用社市场势力会显著增大农村金融市场效率损失。据此，假说二成立。第三，风险变量与营运能力变量对农村金融市场效率损失的影响基本符合预期。苏南和苏中地区的不良贷款率与农村金融市场效率损失显著正相关，农村信用社不良贷款越多，风险溢价越高，农村金融市场效率损失越大。苏北地区农村信用社权益比与农村金融市场效率损失显著负相关，说明农村信用社资本化水平越低农村金融市场效率损失越大。三地区存贷比与农村金融市场效率损失不相关;农村信用社收入结构与农村金融市场效率损失显著正相关，表明农村信用社业务形式越单一、利息收入占总收入的比重越大，农村金融市场效率损失越大。苏北与苏南地区平均营业成本率与农村金融市场效率损失显著负相关，其原因在于营业成本增加引起贷款价格上升，但是贷款价格上升幅度小于营业成本上升幅度，由此造成贷款价格与边际成本的偏离程度减小，农村金融市场效率损失减少。第四，衡量农村地区宏观经济环境的变量中，苏南地区的人均GDP与农村金融市场效率损失正相关，表明利率市场化进程中，经济发展水平越高的地区农村信用社边际成本降幅越大，但由于农村信用社贷款价格的降幅小于边际成本降低的幅度，造成两者的偏离水平增加，农村金融市场效率损失增大。此外，苏南和苏中地区的第一产业占比与农村金融市场效率损失负相关，说明农业占比提高会降低农村信用社贷款价格，从而减少农村金融市场效率损失，这主要与我国对农业信贷的利率优惠政策相关。

四、研究结论及政策启示

篇(4)

论文摘要：国际金融交易和涉外金融交易是极其复杂的金融交易，其交易结果、状况直接涉及一国的国际收支状况，影响一国内外均衡。在传统经济向现代经济转型中，各国均经历过或正在经历着金融市场由管制到开放的过程。许多国家实践表明资本市场过早开放使得国内经济潜在和积家的矛质在宏观经济出现问题时彻底地爆发出来，酿成经济危机。在实施渐进式改革和开放的指导思想下，我国在金融市场开放中，实际上形成了符合中国实际的开放路径:设立涉外金融交易—逐步加大涉外金融交易的领城、规模—逐步增强涉外金融交易的市场性—逐步实现涉外金融交易向国际金融市场交易转变。

一、涉外金融交易的界定

构成金融交易的基础要素有三个:筹资人、投资人、交易货币。

一般意义上，一国金融市场(完全)对外开放与一国建立(与国际接轨)国际金融市场在概念上具有等价意义。当一国金融市场未完全开放时，客观地存在“涉外金融交易”概念，涉外金融交易既与国内金融交易不同，也与国际金融交易不同。

关于什么是国际金融交易，理论界有不同的看法，一种观点可被称为“市场论”，其划分标准是资金是否跨境流动;另一种观点可被称为“要素论”，划分标准是金融交易活动中是否存在“涉外因素”。而“市场论”认为国际金融交易是在国际金融市场上进行。可以下图表示。

在上图中，①属于国内金融交易，②③④属于国际金融交易。“涉外因素论”认为，将构成金融交易的基础要素:筹资人、投资人、货币进行组合，可产生以下几个不同的结果:

1.投资人以其本国货币贷款给其本国居民;

2.投资人以外国货币贷款给其本国居民;

3.投资人以其本国货币贷款给非本国居民;

4.投资人以外国货币(第三国货币)贷款给非本国居民;

5.投资人以外国货币(筹资人国货币)贷款给非本国居民;

第1种情况是100%的国内金融交易，但若担保人为境外机构，或资金被用于国际贸易，这种交易可能被认为是国际金融交易。

第3、4、5种情况，无论按“市场论”或“要素论”的标准，都是国际金融交易。

第2种情况，按“市场论”应为国内金融交易，按“要素论”应为国际金融交易。在我国现行规章制度管理下，这类交易被称为“涉外金融交易”中的“外汇贷款，’(外汇贷款属于“涉外贷款”，涉外贷款包括:外汇贷款、对外商投资企业贷款、外贸贷款)。

此外，还有人从国际收支统计口径出发，以交易结果是否引起国际收支变动乃至是否影响一国外债而判断是属国内金融交易或属国际金融交易。笔者认为，应该将涉外金融交易分为广义和狭义两类。

在上述五种组合中，除第1种以外，其余四类都应界定为广义的涉外金融交易(广义的金融交易包含国际金融交易);界定狭义的涉外金融交易标准应是金融交易是否存在国家金融管制。在2、3、4、5种组合列中凡以市场机制为主要调节机制的金融交易应定义为国际金融交易;凡以国家金融管制为主要调节机制的金融交易应定义为涉外金融交易。

金融交易中的国际金融交易和涉外金融交易是极其复杂的金融交易，其交易结果、状况直接涉及一国的国际收支状况，深层次地影响一国内外均衡。因此，在传统经济向现代经济转型中，各国均经历过或正在经历着金融市场由管制到开放的过程。

二、中国金融市场对外开放的路径

如果将金融市场“对外完全开放”和“对外完全不开放”作为一数轴的两端，在“完全不开放”端点附近，居民与非居民之间的金融交易大部分属于涉外金融交易，相应的金融交易处于国家较严格的金融管制之中;当向另一端移动时，意味着出现了国际金融交易与涉外金融交易的替代，国家金融管制趋于放松。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资本市场开放都是必需面对的重大间题。对于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来说，过快开放资本市场导致的金融经济体系的波动成为一个共同面临的问题。墨西哥于1993年实行资本项目自由兑换，1994年彻底开放资本市场，允许51家外国银行、证券、保险和其他金融机构进人。

资本市场的过早开放使得国内经济中潜在和积累的矛盾在宏观经济出现问题时彻底地爆发出来，酿成1994年12月的经济危机。韩国的情形与此类似，1996年为了加人oECD，被迫接受金融自由化要求，接受允许企业自由借款的条款。一年之后的1997年，韩国也在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冲击下卷人严重的经济危机。日本作为延迟推进资本市场开放的另一类范例，同样值得关注。日本1964年承担IMF第8条款开放经常账户义务，1984年对《外汇及其外贸管理法》进行修改，放松了对资本项目的管制，这一过程用了20年时间。并且至今依然保留着许多限制外资进人，以及对国内金融机构进行保护的措施。对于金融市场的过度保护，使得金融体系始终缺乏足够的竞争力，这可能是导致日本经济近年来停滞不前的根本原因之一。

综观各国金融市场开放的过程，都存在着如何防范金融风险的问题。因为防范金融风险是金融监管的基本目标。这样在一国金融开放的过程中存在着双重目标统筹协调问题:实现金融开放和防范金融风险。为此，存在两种不同的做法:一是强化管制，通过限制金融机构的经营业务范围、控制金融产品的价格来保证金融市场的稳定，这是许多发展中国家通常采取的做法。这种做法会导致金融业竞争力低下，实质上是以牺牲金融市场的发展为代价。并且由于强化金融管制产生了金融风险的积累，当金融市场开放后，往往长期聚集起来的金融风险在出现导火索时骤然爆发了。另一种做法是:放松管制，通过强化金融市场竞争，促进金融市场的发育与金融业的发展。这种方式大体可分为两种:休克式和渐进式。前一种方式往往导致一国出现若干年国民经济的衰退，社会和政治领域经历较长的动荡和混乱，社会发展在历史的轨道上转向。后一方式现在得到较广泛的认可，认为在这种方式下，在金融管制逐步放松的过程中，由于金融风险会不断暴露和释放出来，在应对风险的过程中，金融机构的风险防范能力和监管机构的风险监管能力均得以逐步提高，从而有利于金融安全。当然，这种方式由于金融市场开放历时较长，可能使金融领域的不确定性增加。如果在这一过程中对国内机构保护过多，会使金融体系缺乏竞争力，日本就是例证。因此，在金融市场开放过程中，必须把握住放松金融管制的顺序、路径和节奏。

以往，我国金融监管较多地倾向于不断强化管制，金融市场没有得到应有的发育，金融机构的竞争力相对较弱。但是在实施渐进式改革和开放的指导思想下，我国在金融市场开放中，实际上形成了符合中国实际的开放路径:设立涉外金融交易—逐步加大涉外金融交易的领域、规模—逐步增强涉外金融交易的市场性。这实际上是使涉外金融交易成为金融市场逐步开放的一个操作平台(尽管在改革的历史进程中，这一路径是在为了解决当时宏观经济所面临的问题而形成的)。根据中国的承诺，加人WTO后，我国金融市场将大幅度对外开放。在开放的过程中，外资金融机构将利用其雄厚的资金实力、灵活的经营手段和先进的管理水平，与国内金融机构展开竞争。外部的金融市场动荡将如何影响我国金融运行的安全和稳定，取决于国内金融机构能否抵御激烈的外部竞争和外来冲击。又由于任何金融开放都是一种制度变迁，而制度变迁存在着路径依赖，因此，总结分析以往的金融开放路径，探讨如何为今后的金融开放构建更加合理、有效的操作平台，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三、外汇体制改革:从涉外金融交易向国际金融交易转变的制度演进案例分析

中国自1978年一2002年，进出口贸易增长了1748.73%。外汇体制改革是过去这20年推动中国出口成长的一个重要因素。改革开放以来，对外贸易严格按照中央计划部门制定的进出口计划经营。国家计划委员会制订计划时，首先开列一份必须进口的物品清单，然后根据所需款额，找出国内能够出口以换取这笔外汇的物资。由于当时汇率对外贸水平和进出口货种的影响甚微，当局遂参照旅游业、华侨汇款等少数非贸易性活动可能受到的影响以制订汇率。主要根据中国一篮子消费品与世界各大城市的相对价格而做出。由于中国不少消费品定价偏低，因而大大高估了人民币。

1998年，中国决定开放经济、拓展外贸。随着外贸权下放到地方政府和企业，汇率由原来制订外贸计划时的会计手段，变成推动进出口决策的重要信号。最初出台的措施，主要是为了抵消汇率偏高而对出口的抑制。其后，为进一步推动对外贸易发展，国家对汇率制度进行了多项改革:

第一，逐步下调官方汇率，以抵消出口成本上涨的影响。

第二，实施外汇留成制度，允许出口企业和地方政府保留部分外汇收人，以满足自身进口需要。

第三，开放外汇调剂中心，让出口企业可把外汇留成以较为有利的汇率折换成人民币。在随后的十多年中，国家以贬值为基本措施，来刺激对外贸易的发展。第一次贬值是1981年1月，以2.8元人民币对1美元为内部结算价(创汇成本)。制订内部结算价时，管理当局以赚取1美元外汇的平均成本为基数，在此水平上追加10%的“利润”率。这次贬值是中国外汇政策的一个转折点:主要根据创汇成本，而非国内消费品相对于海外的价格而制订汇率水平。1983年到1993年期间，由于创汇成本在这期间内不断上涨，当局不断下调汇率，使出口较为有利可图。这期间，人民币先后六次贬值，幅度由9.6%到44.9%不等，官定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由2.8:1调到5.32:1。19叫年1月1日汇率并轨，官方汇率更一举下调到8.7:l水平。当年，出口、旅游和外来直接投资增幅分别高达31.9%、56.4%和22.7%。外汇储备在1994年和1995年分别增长114.5%和42.6%，1998年5月达到1409亿美元。由于外汇供应增加，官方汇率逐步轻微上调。1998年4月后，官方汇率大约处于8.28元人民币对1美元的水平。贬值基本上是在市场“倒逼”下实施的，因此，贬值在一定角度上可看成是对管制的放松。

出口企业自1978年起获准留成外汇。其后，留成的比例显著提高。1979年规定，地方政府的出口如果超越前一年的水平，获准留成超出部分的40%。1985年，获准的外汇留成已不少于出口总额的25%。1991年，留成更可高达出口总额的30%，但中央政府保留权利，必要时得以调剂价收购企业30%的外汇收人(1994年统一汇价后，留成制度便被撤销)。留成制度实施后不久，出口企业和地方政府获准将外汇配额转售给需要外汇作进口用的单位。这一来，企业与企业也就能够在市场上兑换外汇。持有配额的单位由于能更好地利用其外汇留成，拓展出口的积极性更高。除了用来进口产品设备，出口单位还可以以高于官方的汇率换取留成的利润。留成制度扩大了涉外金融交易规模，引人了市场机制。如同留成制度，外汇调剂市场事实上也逐步加大了涉外金融交易规模;逐步加人和加大市场的机制。

1950年，中国银行广东分行率先开办外汇调剂服务。有关业务迅即扩至内地12个大城市。早期的交易价是3.08元人民币对l美元。1985年，深圳设立第一家官方的外汇调剂中心。翌年，上海和北京跟进。再一年后，同类中心扩大至天津。在1985年到1987年，外汇调剂中心只对中外合资企业提供服务，国内企业不得参与。1987年，国内的轻工业公司、工艺品公司和服装业也获准在调节市场上出售留成。1988年4月，所有国内企业都获准在调剂中心上出售留成。外汇管制放宽后，外汇中心的数目和交易量都有所增加。1992年12月底，全国有100多家调剂中心，交易额达到250亿美元。在1994年的改革中，全国性的银行同业外汇市场取代了调剂中心，并实施外汇结售制度。出口企业所有外汇收人按规定一律须出售给指定的银行。对进口企业而言，企业只要向当局授权的银行出示进口合同和境外金融机构签发的付款通知，即可换取外汇。

以上措施，从一个角度看，实际上起到了逐步放松对涉外金融交易的严厉管制。1994年以来，最根本的变革也许是撤销调剂市场，在国内设立统一的全国性银行同业外汇市场。

在新制度下，国家通过中国人民银行的货币政策和外经贸部实施的行政控制来维持汇率的稳定性和经常账差额，而非借着对经常账的来往实施外汇管制。在新的制度下，汇率不仅影响进出口，还通过各种市场和机制间的联系，对经济造成广泛的影响。因此，制订汇率不再只是贸易和经常账的问题，必须同时考虑到宏观经济的稳定性、各种不同利益团体的平衡、货币及财政政策等广泛的问题。由于中国对内和对外经济部门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关系，制订汇率时，也就不能只是为了促进出口。事实上，经过1994年的改革，中国基本上不再以创汇成本来制订人民币汇率。从1994年到1997年，中国的一般物价水平涨幅约50%，创汇成本也显著上升，但由于外汇供应增长，人民币汇率反而轻微上扬。人民币升值，加上出口成本上升，降低了出口的盈利性。随着市场机制作用的加大，中国经济对内和对外部门之间的联系加强，汇率的影响扩散到外贸以外的部门。中国利用汇率政策以促进出口的自由度因而有所下降。1996年以后，出口增长幅度一波三折，19%年出口只增长了1.5%，1997年出口上升20.9%，1998年，出口升幅较1997年大幅回落，1999年抬升，2000年大幅上升，2001年又大幅回落。虽然出口部门力促人民币贬值，中国人民银行为了实现国民经济内外均衡，仍然保持汇率稳定。2002年初，国家进一步改革、完善有管理的人民币汇率制度和人民币外汇市场交易制度，提高外汇指定银行周转金额度，降低进口企业设立外汇账户门槛;在一定程度上加大出口企业售汇自主意愿。前不久，金融管理当局又批准四大国有银行开展外汇衍生金融工具交易。至此，在经常账户项下，人民币与外汇间的兑换(交易)，在市场机制对管制的替代过程中，不断向市场化方向演变，现在离进出口企业完全意愿结售汇越来越近。

笔者认为经常项下外汇市场的开放，客观地看，对宏观经济的影响是比较成功的。资本市场的开放应遵循着这一基本思路:在逐步加大涉外金融交易规模和逐步放松对涉外金融交易的管制中，逐步开放资本市场。

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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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VaR商业银行 风险管理 CVaR局限性

20世纪80年代以来,现代金融理论和信息技术发展迅速,从而引发了全球金融市场的迅猛发展,同时也带来了前所未有的风险,银行业面临着巨大的金融风险,作为风险管理基石的风险度量,业已成为当今世界银行业风险管理控制的焦点所在。

一、VaR和CVaR方法概述

风险度量方法从方差、半方差、系数,从静态风险度量到动态风险度量等满足了人们在不同时期、不同场合对风险度量的要求,1963年William J.Baumol首次提出VaR模型,当时他的思想未受到重视,进入到90年代,资本证券化和金融衍生工具在金融市场中应用的增多,世界各金融监管机构对风险的监管控制方法的重视愈发强烈,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于1996年推出的补充规定中,明确提出基于银行内部VaR值的内部模型法。

1.VaR的理论概述。风险价值VaR(Value-at-Risk)含义是在一定时期和正常的市场条件下,给定概率水平或置信区间,某一金融资产或证券组合可能遭受的最大可能损失值。它描述的是在一定的目标期间内收益和损失的预期分布的分位数。VaR有三个要素: VaR的值;持有期;置信水平。

令M为描述在持有期t内某一金融资产或资产组合损失的随机变量,且符合正态分布,用数学表达式可表达为:

其中为置信度,一般取为99%,M为证券组合在持有期

t内的损失。

上述公式表明在持有期内,该头寸损失大于VaR的概率为1-,也即是说,该证券组合在持有期和置信水平内的最大可能损失不会超过VaR。处于风险的价值VaR也可被看作是资产组合收益的数学期望值与一定置信水平下资产组合的最低期末价值的差额。

2.CVaR的定义。CVaR是在2000年由Rockafeller与Uryasev正式提出并逐步得以完善的,用数学语言,在一定的置信水平上(置信度)和正常市场条件下,在给定时间段内,CVaR是指在投资组合的损失大于某个给定的VaR值条件下的期望损失。

用数学解析式表达为:CVaR =E[f(x,y)f(x,y)>VaR]

=VaR+E[f(x,y)-VaRf(x,y)>VaR]

其中,f(x,y)表示投资组合的预期损失函数,x表示组合资产的投资权重,y表示引起资产价值损失的市场因子,表示置信水平。

CVaR值的计算比VaR困难的多,这是因为在CVaR的定义中涉及到VaR这个参数,并且这个参数又是内生的。在实际的计算过程中CVaR值是通过构造辅助函数计算而出的。这种方法可以在不先求出VaR值的情况下得,CVaR值的求解其实是一个线性规划问题,并且在求出CVaR值的同时也可以得到VaR值。

二、CVaR模型和VaR模型比较

尽管VaR方法经过近几年来的改进和提高,可以用规范的统计思想来全面综合的衡量风险,增加了风险管理系统的科学性,但就不是说VaR是一种非常有效的风险度量方法,其实VaR风险计量方法存在严重缺陷,主要表现在:

1.不满足一致性公理。VaR不是一致性风险度量因为它不满足次可加性、凸性,故在基于VaR对证券组合进行优化时,可能存在多个局部极值,对整体优化,在数学上难以实现,这是将VaR模型用于投资组合研究时的主要障碍。

2.VaR尾部损失测量不充分。VaR给出了一个闭值,虽能以较大的概率保证损失不超出分位数,但对极端事件的发生却缺乏预料与控制,即所谓的左尾风险,见图2。VaR不能度量市场因素异常罕见的极端波动所导致的预期损失,在极端情况发生时VaR无法预知结果会如何。

CVaR被学术界认为是一种比VaR风险计量技术更为合理有效的现代风险管理方法,在近年来得到了迅速的发展, CVaR模型相对于VaR模型更具有优势:

1.CVaR模型更好的控制了尾部风险即“尖峰”、“厚尾”现象。尾部风险损失估计不足容易造成极端事件的危机和巨大的经济损失,而CVaR有效地改善了VaR模型在处理风险头寸分布的“尖峰”、“厚尾”现象时存在的问题。

2.CVaR模型适应性更强。Artzner等证明了CVaR在进行投资组合优化时,对于CVaR的求解可以采用熟悉的凸组合规划来解决,另外CVaR是次可加的和凸的,符合一致性风险度量的条件。

三、VaR和CVaR方法在我国商业银行的应用

我国商业银行风险度量的VaR体系目前尚在建设之中,但国外的VaR体系已经日趋完善,并且有些国家已经开始引进CVaR,依照前面的分析,CVaR方法能够在既定约束条件(即商业银行自身的不同特点)下,更好的平衡收益与风险的关系,并且CVaR方法只需将原有的VaR模型升级便可使用,因此我们没有必要等到VaR方法发展成熟之后再引进CVaR技术,而是在VaR体系的建设中,就要有意识地用CVaR的优点去弥补VaR的缺陷。

1.构建我国CVaR商业银行风险预警模型。商业银行风险预警是银行监管者根据不同渠道获得的银行业金融机构的信息,通过一定的技术手段,采用专家判断和时间序列分析、层次分析和功效计分等模型分析方法,对商业银行风险状况进行动态监测和早期预警。我国商业银行在构建内部风险管理体系、试行RAROC和内部评级法(IRB)的同时,已经引入了VaR的基本思想,但由于VaR天生缺陷,我国银行系统应该把CVaR作为基础理论方法加以引进,构建自己的商业银行风险预警模型,这有助于使金融监管从事后的发现和化解风险,转向事前预警和预防风险。

2.利用数据仓库技术、OLAP技术、数据采掘工具等整合、采集和管理商业银行数据。VaR与CVaR模型都需要有大量的历史数据来支持,因此要注重数据的采集与管理,为CVaR体系的建设做好基础工作,并为商业银行的风险预警管理体系开发应用奠定基础,并在积累历史数据的同时,要尝试性地用VaR与CVaR方法检验历史数据,以确定合适的持有时间和置信水平,商业银行的历史遗留数据是商业银行的宝贵财富,但是这些未经加工的粗糙数据并不能真正为商业银行自身发展和社会需要提供服务。通过数据仓库、OLAP和数据挖掘技术对商业银行历史数据进行整合后,使这些海量数据在商业银行的决策过程中发挥重要的作用,使商业银行能有效地规避商业性风险,提高经营效益。

3.借助CVaR模型探索的东风,广揽人才。CVaR风险测度方法是建立在统计学、数理知识甚至是系统工程知识的基础上,在实际应用中需要大量的专业人才,国外有比较成熟的人才队伍,特别是美国次债危机的爆发,中国的金融机构拥有更多的机遇,引进国外高层次人才的成本大大降低,CVaR模型的开发,离不开人才培养和引进,通过各种途径吸引人才关系着商业银行风险控制质量的高低和成败。

CVaR风险测量方法在国外的研究正在如火如茶,但在国内的研究却是刚刚步,所以有很大的必要去研究,金融风险度量方法是在西方发达国家成熟的市场经济和完善的金融体系下发展起来的,它们的应用需要一定的经济环境和良好的微观运行机制,由于中国金融市场的初级性、弱式有效性、人为制性强的一系列缺陷,使得CVaR在我国的应用还要面临着众多的问题,加强金融体系和市场经济建设,是提高我国风险管理水平的必要条件。

参考文献:

[1]程永利:利用数据仓库技术整合商业银行历史数据[J]. 武夷学院学报,2008,27(5):39.

[2]巩前锦:条件风险价值(CVaR)在投资组合理论中的应用研究[D].中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3.

[3]胡杰郭晓辉邱亚光:VaR与CVaR在商业银行风险度量中的比较分析及应用[J].金融论坛,2005(7):42,43.

篇(6)

关键词:期货交易所 企业文化 核心价值观

企业文化是企业在长期生产经营实践中形成的反映本企业自身特点的价值观念、经营哲学、行为准则、企业精神和企业形象等的融合体。企业文化学的奠基人劳伦斯米勒说过，今后的500强企业将是采用新企业文化和新文化营销策略的公司。哈佛商学院教授约翰科特也曾大胆预言:“一个企业本身特定的管理文化，即企业文化，是当代社会影响企业本身业绩的深层重要原因。”可见，企业文化是企业的灵魂，也是企业竞争的根本。

随着我国资本市场改革的不断深入和期货市场的日益发展，各期货交易所为提升自身竞争力的需要，深入研究企业架构、行为方式和文化元素，提炼出了自身包括核心价值观的企业文化体系。我国期货交易所目前的文化选择是合理、科学的，但与世界一流金融机构相比，尚有一定差距。本文将对我国期货交易所企业文化建设的现状进行思考，并提出相关对策建议。

一、我国期货交易所企业文化建设现状思考

我国期货市场经过多年发展，已逐渐走入资本市场和金融市场的核心，在国民经济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我国现有四家期货交易:1998年重组后的上海期货交易所(以下简称“上期所”)、大连商品交易所(以下简称“大商所”)和郑州商品交易所，以及2006年成立的中国金融期货交易所。本文仅以大商所和上期所为例，着重对其企业文化建设现状进行分析和比较，如表1所示。

由表1可见，大商所和上期所的企业文化有其共性:均有积极明确的企业发展愿景，并为达到该愿景制定了发展战略和相应的竞争策略，同时兴起了多种多样的企业文化活动。在十余年的发展历程中，大商所形成了“规范是基础、创新是动力、人才是根本”和“以公正著称，以管理见长，以服务取胜”等核心经营理念，建立起了企业文化体系 。而上期所则于2003年确定了“创新、诚信、高效”的核心价值理念，经过不断实践，又于2009年制定了《上海期货交易所文化建设实施纲要》，力图将核心理念内化于心，外化于行，贯穿到交易所做大、做强的各个方面和全过程。总体而言，在良好企业文化的推动下，大商所和上期所各项工作蓬勃开展，业务规模不断发展壮大，树立了良好的行业形象，并逐渐具备了世界范围的影响力和知名度。

同时从表1也可以看出，大商所和上期所的企业文化建设各具特色。比如，作为全球第二大、中国最大的农产品期货交易所，大商所一直致力于探索期货市场为中国农业产业发展服务，为“三农”服务的路子，长期开展“千村万户工程”，促进了农产品期货功能的发挥;创立期货学院，逐步发展成为期货培训和投资者教育的有效载体。上期所则把着眼点放在建设成为国际化的衍生品交易所上，每年举办的上海衍生品市场论坛逐步形成国际性的影响力。上期所创建的国内首家期货博物馆在普及期货市场有关知识、扩大市场影响、增进市场交流、加强市场研究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鉴于我国期货市场仍处于“新兴加转轨”的阶段，新的形势、新的任务对我国期货交易所现有的企业文化不可避免地提出了新的挑战和要求。应该看到，我国期货交易所的企业文化建设还存在一些有待改进和加强的地方。如有的交易所正处于新旧文化的转换过程中，难免遇到新的问题;个别交易所企业文化体系不够清晰完整，有的交易所虽然有核心价值观，但核心价值观或待凝练，或仍需要成为交易所每一个人的共识;企业文化虽然可以通过各种活动进行传播，但关键不在于活动本身而在于社会和交易所成员对活动本质的认可;企业文化在与企业个性化方面相匹配方面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随着时间的推移，亟待重视保持企业文化的持续推动力和持续扩张力;交易所应对极端情况下的风险防范举措也应加强;在城市化发展的趋势下，需要更加重视社区服务和志愿者服务等公益活动。

二、我国期货交易所为打造“百年老店”的企业文化建设完善对策

(一)企业文化建设要与时俱进

企业文化建设并非一蹴而就，而应细水长流。交易所不但要在上市品种、技术和服务上，而且要在企业文化上创新，这样才能适应新的形势，保持竞争优势。企业文化需要随着交易所的发展而更新，并在这一过程中不断重塑和优化，使文化管理处于不断整合、不断提高的良性循环之中。

企业文化建设同样需要突出个性，真正从交易所的自身实际出发，以解决特定问题为目的，提炼、概括出既体现领导团队管理策略、又反映广大成员意志，既符合行业特征、又具有自身特色的企业文化内涵。

(二)多种方式促进核心价值观深入人心

核心价值观不但是引领企业长期发展的灯塔，更是推动企业可持续发展的动力源泉。树立核心价值观，首先需要建立交易所企业文化的总体规划，明确目标、任务、原则、措施和具体方案，逐步归纳、凝炼出核心价值观;其次，要建立健全企业文化建设的规章制度和评价考核机制，以提供组织保障;再次，要坚持检查指导、评价考核，发现问题及时解决，把制度建设、执行力建设与基于共同价值观之上的文化建设融为一体。

(三)深入贯彻“以人为本”的理念

员工是企业的核心和支柱，是企业真正的主人。交易所应该坚持“以人为本”，注重人文关怀，把人作为关注的主要对象，充分尊重人、理解人、关心人。从管理人的行为变为组织人的观念，重视人文精神的塑造，培养交易所成员以所为家的自主意识，形成强烈的主人翁责任感和团队归属感。

此外，应注重每一个员工的学习和培训，尤其是业务与素质培训，通过制度引导和鼓励人们钻研业务、参加境内外的专业培训或学位教育、学习先进思想理念。以此为基础，建立交易所完善的自我学习机制，使组织整体在个人、工作团队、系统三个层次上得到共同发展，最终提高交易所整体的综合素质和核心竞争力。

(四)建立“红皮书”文化

风险控制是期货的生命线。针对新形势下期货市场稳步发展的新要求，期货交易所应该进一步完善监管和风险防控的新举措。建议建立一个专门委员会，由交易所有关领导、业内金融专家、学者等共同组成，定期开会研究各种极端情况可能产生的影响，并提出有效的应对措施，记录在“红皮书”上，以备不时之需。此外，交易所还应完善风险控制管理办法，及时修订交易规则和细则，完善交易运作机制，强化市场监管，推进风险防控的科学化、精细化、常态化，确保市场稳健运行，把人为风险降低到最小限度。

(五)大力参与社区服务和志愿者服务等社会公益活动

进入新世纪以来，富有远见的企业纷纷积极承担起社会责任，树立自身良好的企业公民形象，以彰显自身价值、成就永续经营。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加速，将使传统意义上的人际关系被注重个人隐私的社区关系所取代，在这种情况下，作为扶贫救灾、环境保护等支持公益事业的补充，企业可以参与社区志愿者服务、公共项目服务、青少年辅导计划等活动。

三、结语

期货交易所的企业文化建设是提升竞争力的关键。我国期货交易所对企业文化日益重视，但与国际知名企业相比，尚有不少改善的空间。本文对我国期货交易所企业文化建设的现状进行了剖析，并提出了相关对策建议，可以起到一定的借鉴作用。随着我国期货行业的发展，我们对于企业文化建设的认识也将逐步深化。

参考文献

[1] 朱来常，企业文化理论的几点思考 [J] 学术界， 1993: 1-4.

[2] (美)约翰科特， 詹姆斯赫斯克特，企业文化与经营业绩[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4.

[3] (美)劳伦斯米勒，美国企业精神—未来企业经营的原则[M]. 北京: 中国友谊出版社公司， 1985.

篇(7)

会计环境是指与会计产生、密切相关，决定着会计思想、会计理论、会计组织、会计法制、会计，以及会计工作水平的客观历史条件及特殊情况。会计环境对簿记及会计的影响是直接的，就簿记及会计的职能或曰功能作用而言，它伴随着的、的、文化的，以及经济体制等环境要素的变化而相应发生变化。会计环境在一定程度上限定了会计的功能作用，限定了人们对簿记及会计功能作用的认识，进而也限定了人们对它的评价，限定了它在某一历史时期经济工作中的实际地位。因此，会计的基本职能不是一成不变的，它的发展变化既取决于会计所处环境的变化，也取决于人们的思想水平。人们只有在认真分析与研究会计环境问题的基础上，才能对某一历史时期簿记或会计的职能作出正确评价，进而也才能对这一历史时期的会计定义作出科学的结论。正因如此，在研究会计职能与揭示会计本质时便不能仅仅把“会计”作为一个专业名词或者一种纯技术性的工作来对待，而应当从总体上对它加以考察，把它看作是特定历史发展阶段，在一定会计部门组织之下与在一定会计法制支配之下的会计工作，以及这种工作与一定历史发展阶段的会计思想、会计理论、会计技巧、会计方法相协调所形成的一体化关系的集合体。这是研究会计职能与定义问题的一个具有关键性意义的出发点。据此，我们分别考察历史上有关会计职能的几种不同认识。

（一）核算工具论

在人类会计发展的早期阶段，会计环境中的经济发展要素成为人们认识“簿记”职能的主要依据，它在一个漫长的历史时期内对人们的“簿记思想”产生着重要影响，而这一历史时期又集中体现在经济发展阶段。在这一阶段的经济结构中占支配地位的是使用价值，而非交换价值；生产的目的主要是自给自足，而非积累价值、故在此阶段经济关系较为简单：这时作为国家仅需要通过簿记核算其财政收支状况及其结果，为考察“量入为出”的财政原则服务；而民间商业与手也只需要通过单式簿记核算其收支。以便在收支相抵中求得收大于支这一所企望的结果。古代数学家正是从记帐、算帐、报帐、用帐与服务相结合的角度，作出了“零星算之为计，总合算之为会”的结论。这一定义仅仅表现了簿记的核算职能，无论在形式上，还是方面均未涉及到会计的监督职能，所以它所体现出来的是这一历史时期，在世界上具有代表性的“核算工具论”思想，是人们最早关于单式簿记本质的认识。

（二）管理工具论

随着14—15世纪地中海沿岸城市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萌芽，复式簿记在早期的业、商业等行业的中渐自成长起来，并最终在核算中取代了单式簿记的地位。这时，人们对簿记职能的认识逐渐发生变化。1494年卢卡。帕乔利的《簿记论》问世，改写了人类会计发展的历史，它标志着由古代会计进入近代会计发展。16世纪的尼德兰资产阶级革命、17世纪的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以及18世纪的法国资产阶级革命，使世界进入到资本主义统治时代。而从18世纪60-80年代开始的产业革命，及至到19世纪这场由科学技术推动生产力发展的革命在世界范围内展开。人类又进入到机器大工业时代。在此几百年间，一则，学者们通过复式簿记在公司经济管理中所显示出来的功能作用，将家计与公司簿记分离开来，并使公司的经营管理者自此得以独立；二则。在市场经济体制支配下的各类股份公司逐步实现了经营权与所有权的分离，此时，在权益成为管理所关注目标的同时，人们已进一步认识到簿记对于公司管理的作用；三则，由于价值决定机制、供求机制及竞争机制协同在市场经济运行中发挥作用，在公司内部管理中，逐步把加强成本核算作为加强管理的一个主要方面。也正是由于成本核算问题而引发，使学者们不仅明确认识到簿记在公司管理中的作用，而且成本问题也逐步成为人们由簿记思想认识阶段向会计思想认识阶段演进之导因，进而为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会计界完成由簿记发展阶段向会计发展阶段转变创造了最基本的条件；此外，由于会计师事业的兴起及其社会性功能作用的展现，也相关地向社会显示了簿记工作在社会经济及公司经济管理中的重要作用。正是由于上述原因，导致人类的会计思想与理论由“核算工具论”转变为“管理工具论”。使“管理工具论”成为在早期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发展阶段占支配地位的思想与理论。

把簿记看作管理的工具，认为它是为公司经营管理工作服务的观点，最初可以从卢卡。帕乔利的《簿记论》一书中看到。他认为簿记是商业经营顺利进行的一个重要条件，它在管理资产及所有权中有着重要的作用，故商人欲求经营之顺利便离不开复式簿记。在十九世纪上半叶，英国学者克朗赫尔穆（F.W.Cronhelm）在《簿记新法》一书中曾作出这样的结论：“簿记，乃是通过记录财产，随时反映所有者的资本全部价值及其组成部分的技法。”这里尽管作者依旧看中簿记之技法，并仅仅强调簿记的反映作用，然而，他却明确指出簿记与体现所有者权益相关联，从这方面已体现出簿记的管理功能。此后，又有美国学者本杰明。富兰克林。福斯特（B.F.Foster）在《复式簿记解说》一书中所作的类似结论：“簿记，乃是反映全体价值及其各组成部分的价值方法，是记录财产的技术。”这类观点对其后出现的“技术（）论”有着直接的影响。

值得注意的是“管理工具论”这一在复式薄记时代占支配地位的簿记思想，其影响极为深远，在20世纪现代会计发展中，西方会计界关于会计定义的几种主要派别，与其均存在历史渊源关系。其在前苏联及东欧国家中的影响更为深刻。那里的教科书中明确写道：“核算是一种工具。”“会计核算是对国民经济统一体系的各个环节的活动进行监督和领导的最重要的工具。”50年代，这一理论被引入我国，成为直至70年代在我国占支配地位的一种思想及理论。究其原因，“管理工具论”之所以在上述国度复兴，其根源在于这些国家所实行的计划经济体制。在这种体制下，会计实体是国家而非独立核算的，故在客观上，无论政府会计还是企业会计均是实行计划管理的工具。

（三）技术论与信息系统论

历经18世纪至19世纪上半叶一百多年旷日持久的探索与在渐进的历史过程中进行革新，如前文述及，终于在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完成了会计发展史上的一次划时代的转变——由簿记时代进入会计时代。到20世纪30—40年代，世界又进入到以新技术革命为基本特征的信息时代，从40年代开始，“三大”（即大科学、大工程、大企业）发展态势的出现，从此“使科学研究和生产规模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开始了科学社会化、技术社会化、管理社会化、社会化，以及生产社会化的新阶段。”信息化经济成为历史发展的潮流。在这一背景变化及“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和“决策论”影响之下，以及在经济管理界酝酿、设计与构建“管理信息系统”的基础上，在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会计界产生了旨在揭示新历史时期会计本质的“两论”——技术论与信息系统论。现就“两论”出台的情形及其内容分述如下：

1、会计技术论

对“会计技术（Art）论”，我国不少学者将“Art”译为艺术，并依此将这一学派称为“会计艺术论”学派。从本质上考察，会计不能列入艺术之列，只能讲它在帐目、汇总帐目、求取平衡，以及表现在会计报表中对各科目的组合方面显示出具有一定“艺术”形态的技巧或技艺。因此，部分学者将“Art”译为“技术”为妥。194l年美国会计师协会（AIA）所属会计名词委员会的《会计名词公报》第1号《复查与提要》（RevieW andResume）指出：“会计是一种技术（Art），是关于诚实有效和以货币形式记录、分类、汇总具有财务性质的经济业务和会计事项，以及说明其经营成果的技术。”其后该委员会又于1953年了第43号《会计研究公报》（ARRs）重申会计是一种技术。可见技术论仅强调会计的反映职能，并据此强调它的服务性作用，认为会计工作重点在于分析或说明财务成果。正如前文中所讲，现代“技术论”与历史上的“簿记技术论”在思想与理论上有着一定的联系，而又结合现代技术的应用扩展与充实了新的内容，最终在对会计本质问题揭示上自成一派。在80年代出版的《美国百科全书》中亦明确写道：“会计是分析和说明经济数据的技术（Art）。”同期出版的《大英百科全书》第三卷中也写道：“会计是记录、分类和汇总企业交易与说明其成果的技术（Art）。”刘炳炎教授曾指出：把会计仅仅看作是纯技术的工作是一种偏见，因为在一些美国人当中只承认纯理科学和自然科学，从而把会计只作为一种技术。从性质上考察，“会计技术论”是以往“管理工具论”思想的变态，它依旧把会计的本质认定为管理的工具，仅以反映的职能作用为管理服务，在思想和理论上并没有质的变化。《美国百科全书》在阐述前文所引会计定义的同时，又作出这样的具体解释：“在企业，会计贯穿于每一活动之中，并且作为一种必不可少的管理工具而提供服务。”这便足以说明“会计技术论”学派在思想上与立论方面的本质所在。

2、会计信息系统论

为阐明“会计信息系统论”的成因，首先必须揭示其产生的历史导因，这将使我们明显地看到以往对这一学派的研究存在的片面性。

“会计信息系统论”的产生，大体上受三方面的影响。首先是计算机应用之启示。最初，在部分公司中计算机部门“相当于会计部门的一个延伸机构，它每天的工作就是处理工薪帐单、财务报表和总帐。”其后，人们便渐自“把计算机看作公司严密管理资产的一种信息工具。”这种电子计算机实践对“会计信息系统论”的产生具有直接影响；其次，是公司管理部门与管者、科技工作者在研究建立“管理信息系统”过程中的直接影响。现代经济关系的复杂化，促使科技工作者与管理工作者考虑到实现管理过程中的人机结合问题，其中必然涉及到实现财务会计信息取得中的人机结合问题。正如美国商用机器公司的特德。加维伊所讲：“为了管理复杂事件的需要，我们强调建立一种信息系统计划，它也是企业计划的一个主要组成部分。”在这计划中公司会计部门被吸收参与这一工作，从而使人们逐步认识到会计信息系统是管理信息系统中的一个重要方面；此外，“会计信息系统论”的产生还受到管理会计发展的影响，1950年4至6月英国会计管理考察团赴美国对五十多家大中型企业和哈佛等著名大学，以及几个主要会计团体进行了调查研究，并于当年10月写出了《管理会计》的调查报告，报告指出：“管理会计是以帮助管理当局制订政策和控制日常企业经营活动的方式来提供信息服务的。”1965年1月，英国还将1931年创立的《成本会计师》期刊改名《管理会计》；著名会计学者莱昂德。R.艾米曾在刊物上指出：“向管理当局提供信息并指导其行动，至少同外部报告同样重要，而且，这个职能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得日益重要。”他还强调指出：在当时“为决策提供信息方面是会计师最薄弱的环节，但从战略上说，这是最重要的任务。管理会计着重阐述会计人员必须向管理当局提供有助于计划、决策和控制的信息。”可见，从管理会计角度所提出的会计信息问题对于引发“会计信息系统论”学说具有何等重要之影响。

上述表明，“会计信息系统论”的缘起有主观和客观两方面的历史导因。只有把握这一点，才能在研究中不致于曲解它的本意，才能从会计本质内容的内在规定性方面洞察这一论断的历史局限性。

美国会计学家利特尔顿（A.C.Littleton）关于会计信息方面的论述较之上述英国考察团所写报告要晚几年，他在1953年才指出：“会计是一种特殊门类的信息服务。”又讲：“会计的显著目的在于对一个企业的经济活动，提供某种有意义的信息。”1966年在美国会计学会的《会计基本理论说明书》中指出：“从本质上讲，会计是一个信息系统。会计既是一个经营实体一般信息系统的一部分，又是信息概念范畴中的一部分。”这一提法在70年代己为相当一部分学者所认同，并为大多数会计工作者所接受。1970年，美国公共会计师协会（AICPA，1957年由AIA改为此名）也改变了它在40年代“会计的性质是技术”的提法，而在公报中指出：“会计是一种服务活动，它的职能是提供有关经济事项的定量信息。该信息主要是财务性质的，而且是对经济决策有用的。”这份公报强调信息服务，并在信息服务与经济决策之间建立了必然之关系。至70年代，由美国学者西德尼。戴维森（SidnyDavidson）主编的（现代会计手册》在序言中指出：“会计是个信息系统——一种用来将一个企业或其他实体的有意义经济信息传达给有关部门的信息系统。”这种观点历经80—90年代，已成为在世界会计界占主要地位的一种论说，其影响之大是史无前例的。

从总的方面考察，“会计信息系统论”较之“管理工具论”、“技术论”的进步在于：一则，它迎合了时代潮流，引入“信息系统”这一科学概念，从人机结合方面突出了会计反映这一功能性作用；二则，它明确并强调了财务会计信息对于公司经营决策的有用性与必要性，并从服务方面突出了财务会计信息在公司经营决策中的作用；此外，这一学派从建立科学的会计信息系统的方面来认定会计方法改革的方位，使现代会计方法体系与电子计算机有机结合起来。然而，必须指出，从根本上讲“会计信息系统论”所强调的依旧是会计的反映职能，所肯定的也依旧是会计的服务性功能作用，即使在确定财务会计信息与决策的关系方面也依旧是从被动方面认定的，而未能体现会计的能动作用，所以，说到底它与“技术论”一样均未跳出“管理工具论”的圈子，仅仅体现为对以往“管理工具论”的进一步发展。美国会计学家利特尔顿在阐明“会计是一种特殊门类的信息服务”这一基本观点的同时，又直言不讳地把现代会计说成是由过去简单的工具发展成为一种复杂的工具“，这一事实便是反映”会计信息系统论“依然囿于”管理工具论“圈子之内的最典型的例证。

纵观以上从古至今人们对会计职能认识的演进史，以及人们在认定会计职能的同时对会计本质问题的揭示，使人不得不作出这样一个惊人的结论：在众多会计名家及著名会计团体的笔下，会计从来都未曾摆脱过作为“工具”的命运，无论会计环境发生着多么重大的变化，会计都始终被看作是纯粹服务性的工作，是处于被动状态的行为，从始至终处于作为“工具”的这个社会位置之上。面对这一令人深思，甚至被人熟视无睹的奇怪现象，使人不能不产生一系列的思索：产生这一怪异现象的根本性原因究竟何在造成这一怪诞现象体现在人们思想认识与理论研究方面的误差究竟又出自何处在会计界是否有一部分人一直处在一种自惭形秽的状态之中，还是生在山中无甲子，不知世上己千年这些正是下文将试图探索的问题。

二、经济管理学家眼中的会计“庐山真面目”

检索大量有关经济管理的，可以同样惊人的发现，那些著名的经济管理学家们从来就不从“工具”的角度来评价会计，他们的观点甚至完全与一些会计学家相背离，以其所论、所云相较量，会计界中“工具论”者便陡然显得黯然失色。

美国著名学者克劳德。小乔治（ClaudeS.George）在评述考古发现的史前“帐单”时指出：在五千年以前的苏美尔人文化中所发现的世界上某些最早的书面文件，是管理控制实践的证明。同时，他认为那些祭司向所谓的“神”提交的财物保管帐目其本身便是“一种管理控制实践。”据此他还断定当时苏美尔人已认识到“进行管理控制的必要。”在这方面他与英国著名史前考古学家柴尔德（V.G.Childe）所作结论相同，而柴尔德又进一步强调那些史前“帐单”所体现出来的意义还表现为人类知识上的一次革命，而制作“帐单”的人本身便处在管理的位置之上，他们为“管理日益增长的收入的任务……必须设计出更好的办法来。”在经济管理学划期中，经济学家们把第一阶段古代史（公元前3000年到公元1600年）划期的首要标志确定为“通过薄记来掌握和计量个别的社会关系。”并明确指出：对于经济管理学来说必须充分评价复式簿记的意义。他们认为：复式簿记与帕乔利关于复式簿记的著作“把商人的私人家政（计）与商人的经济管理分离开来，依据复式簿记使商人的经营管理独立起来。资本主义企业就是这个进程的结果。”由此可见，经济管理学家与考古学家们一开始便从管理的方位上来评价原始计量记录法与单式簿记，并对复式簿记在管理中的地位与作用予以高度评价。事实上，他们已把簿记工作作为管理工作的一个组成部分来看待。

19世纪下半叶，在人类努力创造条件实现由簿记向会计转化的前期，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二卷（1885年版）中，以高瞻远瞩之伟大气魄对“簿记”之重要性、本质及其发展作出了科学的论断：“过程越是按社会的规模进行，越是失去纯粹个人的性质，作为对过程的控制和观念的簿记就越是必要。”马克思是把会计的发展与经济发展这个历史动因紧紧联系在一起加以分析并作出这一科学论断的。一方面，表明社会经济越是向更高阶段发展，生产与市场的关联关系越是紧密，公司内外所体现出来的经济关系越是复杂，会计的地位与作用便越是显得重要；另一方面，则表明会计具有“过程的控制和观念总结”之职能，既反映企业的整个生产经营过程及其结果，将客观经济现象如实显示出来，并作出相应的结论，而又对整个生产经营活动过程发挥控制性功能作用。可见，马克思的这一科学“论断与”管理工具论“毫无相涉之处。

从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初，在一些跨世纪经济学家的著作中，又可以进一步看出他们对会计社会地位与工作地位更切实、更具有针对性的评价。德国著名经济学家马克斯。韦伯（MaxWeber）指出：“一个合理的资本主义企业，就是一个附有资本会计制度的企业，也就是根据现代薄记和结算方法来确定它的收益能力的一个机构。”他还指出：“资本主义存在最起码的先决条件，就是把合理的资本会计制度作为一切供应日常需要的大工业的标准。韦伯讲的”现代簿记“即现代会计。他既强调簿记的技术，又强调规定技术操作的标准——会计制度，既说明簿记在确定企业收益中的作用，但又指出这种作用并非仅仅是技术的、服务性的，而是具有重要管理意义的。显然，这是一种公正的评价，是具有时代意义的观点。

与韦伯同时代的法国著名经济学家亨利。法约尔（HenriFayol）不仅明确把企业的财务与会计区别开来，而且相关联地确定了它们在企业经营管理中的地位与作用。法约尔认为，公司的经营与管理活动是两个不同的概念，经营是由技术活动、营业活动、财务活动、安全活动、会计活动与管理活动六大部分有机组合而成，而其中的管理活动又包括计划、组织、指挥、协调、控制这五大要素。他还指出：财务活动的基本目标在于资本的筹措与应用，而会计除具有核算功能之外，还直接与管理相关，诸如会计组织、制度，以及成本控制等，它既体现了经营与管理之密切关系，也体现了在公司经营活动中的能动作用。在公司的经营管理工作中，财务及会计与其他活动结合为一体，成为不可分割的部分，是公司的管理行为之一。而这一点却正好在一些会计学者眼里出现了视觉上的误差。

与以上两位学者齐名的是美国经济学家弗雷德里克。泰罗（FrederickTaylor），被誉为“科学管理”的创始人。这位跨世纪的优秀人物在现代公司管理中确立了：“现代成本制度”。并在这一制度中充分体现了“标准成本”、“差异分析”与实行“预算控制”的精神，以及具体进行计量、考核的基本方法。泰罗不仅从工程技术与管理相结合的方位观察管理方面的问题，而且在实践中认定了进行“预算控制”与“成本控制”的重要性。他将会计纳入公司的管理活动，并开辟了由财务会计扩展到管理会计的通道。在泰罗之后，又有很多工程师在“管理会计”建设方面作出了贡献。1937年出版的由美国管理学家卢瑟。古利克（Luther Gulick）与英国管理学权威林德尔。厄威克（LyndallfUrwick）合编的《管理科学论文集》，将自法约尔以来的有关管理职能方面的论说加以系统化，提出了著名的“管理七职能论”，即计划、组织、人事、指挥、协调、报告、预算七大职能，在论及“预算”职能时，他们认为，在这一职能中应包括财务计划与会计控制等重要内容，并将会计纳入整个管理活动之中，从管理的角度认定了会计的职能。

最后，本文还要提到的是德国经济学家古藤伯格（E.Guten berg）在《管理经济学原理》一书中对于财务与会计地位之认定与作用之评价。古氏之作分为三论，第三卷为《财务论》（1969年版）。论说中把筹资、投资、生产、成本、销售、会计等关键性管理环节有机结合在一起，突出了财务与会计，尤其是成本控制在管理中的地位与作用。他的理论对其后财务与会计理论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如此等等，经济管理学家们笔下的会计，在经济世界里显示出一种重要管理能动力，无论它在理论上的位置，还是在实践中的位置都始终与经济管理关联在一起。无论是从那荒远时代去探索会计的历史起点，还是在当今信息经济发展时代考察现代会计的状况及其发展态势，他们都把会计的发展看作是一个完整的历史演进过程，并在此过程中确认会计的发展与经济的发展、管理的发展始终相辅而行的关系，并且随着经济之演进使会计与管理渐自融为一体。可谓识得“庐山真面目”。相比之下，为何在会计职能作用认识与会计本质揭示方面，经济管理学家与一些会计学家之间的差异如此之大，为何在研究结论方面存在天壤之别在此，试从以下几方面考究其原因：

（一）“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1886年，美国科学管理的先躯亨利。汤（HenryTowne）发表了题为《作为经济学家的工程师》的著名论文，作者指出经济管理与工程管理具有同等的重要性。他认为工程师具有的知识应当扩大到经济管理范围。这一思想认识影响了包括泰罗在内的许多工程师，促使他们把工程技术问题与企业管理问题，乃至会计问题结合起来加以研究，并将研究成果用于解决企业经营管理中的问题，这既是20世纪初工程师们得以在“管理会计”方面作出突出贡献的主要原因，也是他们能站在全面管理的高度来观察会计，并最终确定会计在公司的管理工作中完全可以发挥能动作用的重要原因。然而，会计学者与会计工作者则往往局限于会计范围之内来认识会计、研究会计与评价会计。这样，他们更多地看到的或体验到的是会计的服务性作用，从服务方面所认识到的则只是会计的反映职能，从而忽视了会计在公司管理中的能动作用。他们中的很多人不能站在会计与经济管理、科技管理的结合点上居高临下的看待公司管理中的会计问题，自然也不能从全局上来确定会计在公司管理中的地位。同时，至现代社会，在文理渗透。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相互融合、相互长入之际，他们中的一些人知识面日益狭窄，观察会计问题的视野已处于近视状态，也就依然沿着传统之路走下去，大体上是就会计而研究会计，以致最终导致不识现代会计“庐山真面目”之结果。

（二）单纯从“会计”词意上或将“会计”作为一种纯技术工作，来认识、研究会计基本职能与揭示会计本质上的失误。

会计是具有一定知识结构与职业道德素质人的工作，尤其是进入近代社会后，在文化素质、专业素质、道德素质，以及在智能方面有着更高要求的管理者的工作。从本质上讲，会计人员本身便是管理者，他们所从事的是管理者的工作。同时，无论在企业中还是在政府部门，会计管理者又归属于一定会计组织部门，并以一定的、制度作为他们工作的依据与行使管理权之保障。他们的会计思想受着经济环境、科技环境，以及环境的影响，他们的学历、资历与理论、技能又决定着他们的管理能力及其在管理组织中的地位。以上便是考察、研究会计职能，揭示会计本质的依据或出发点。如果忽视其中任何一个方面，把“会计”作为一个名词或一项技术工作来看待，便必然在结论上产生误差。经济管理学家们之所以能识其“庐山真面目”，其重要原因便在于他们总是从经营管理的全过程中，从会计工作与会计组织部门、会计法制、会计理论、会计方法。会计技巧与手段相结合的一体化方位上来认识会计；而会计学者们却总是从会计的核算技术与服务性作用方面，或是从会计工作的方式、方法方面，或是从“会计”词意方面来认识与评价会计，由此便在结论上产生了很大的差异。这种体现在所作结论方面的差异，是全面看问题与片面看问题的区别造成的，在很大程度上是后者只看到了现象，而前者看到了本质。

（三）经济管理学家从会计与科学管理关系的一致性方面看到了会计的特殊性；而会计界的不少人只从形式上看到了会计的技术特性。

从前文所引史实中可见，经济管理学家们从会计的反映职能方面看到了作为技术的会计，而同时又从控制或管理职能方面看到了作为一门科学的会计。会计是科学与技术的结合体，至现代社会及至未来，作为科学的属性方面，它融合了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相关内容，日益显示出作为一门边缘科学或交叉科学的特征，而作为技术它又将历史上形成的方法、技术本体系与现代信息技术密切结合在一起，形成为科学的会计信息系统。同时，它又在理论上包容了政治的、经济的、法律的，及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决策论等管理理论，以及自然科学中的相关理论，使它又将具有综合性科学的特征。那些会计学者们却一直是从会计的反映职能方面确认其技术性，然后仅仅从技术性方面看到其服务作用，最终在服务方面走到尽头，在终点的地方便产生了无法摆脱的“工具”之结论。

1980年，学家史蒂夫。洛尔（Steve Lohr）发出感叹：“会计过去从本没有受人尊敬的形象。”过去的一些同行与他有着一样感觉，在电影、戏剧及不少小说里所见有关会计的人物大都是些不幸的形象。这种看法虽然有失偏颇，但与近年来中国人对会计的看法已大不相称。然而，记忆犹新、阴影犹在，“会计工具论”依然在全世界泛滥成灾，洛尔之哀叹正是他的那些同行们造成的。可以讲，正是这支庞大队伍里的一些人，在不知不觉中有损自己的形象，降低了本职业的威望。当今，在会计环境这面巨大的镜子面前，该是我们认清自己形象的时候了。

我们认为，用任何方式表现出来的“工具论”都是不能成立的，“会计工具论”应当在世界上退出舞台。同时，应当看到，只有消除“工具论”在世界上所造成的不良，方能为现代会计正名，方能为现代计奔向二十一世纪从思想上、理论上扫除障碍。

三、会计本质与职能在中国的

世界会计界在会计职能研究与定义的阐述方面，有其杰出代表者。如英国的劳伦斯。狄克西（Lawrence Dieksee）、弗朗西斯。皮克斯利（F.W.Pixley）等人在完成由簿记向会计的历史性转变过程中发挥了显著作用，并在会计理论建设的最初阶段作出了突出贡献。也许由于他们通常是站在公共会计师的位置上来审视会计，并且由于他们对与会计存在血缘关系的审计有着精深研究的缘故，所以他们一开始对会计地位的评价便是客观公正的。正如迈克尔。查特菲尔德（Michael Chatfield）指出的：狄克西、皮克斯利等对现代会计思想的影响远比现在活着的任何人都大，他们正是在由会计实践发展到会计理论之时出现的人物，并且把握住了未来的会计师建立公认会计准则的历史时机。此外，在德国也可看到一些与狄克西等同的、齐名的会计学家，如雪尔（J.F.Schar）、伯利纳（M.Berliner）、霍格利（Fridrich，他们在会计学建设，明确会计在管理中的地位方面做出了同样突出的贡献。

从揭示人类会计思想演进方面来考察会计中的问题，查特菲尔德指出：“古代世界所遇到记帐、控制和检查之类的问题，在许多方面与现代有共同之处。……私人财富的积累导致了受托责任会计的产生……调查受托者的诚实性和可靠性的需要，使内部控制成为所有古代簿记制度的主要特征。”这是从史学的研究方位考察会计问题所作的结论。

在中国，70年代末期以来，会计界对会计职能的研究与对会计本质的揭示也取得了明显的进展，中国学者即使在引进诸如会计信息系统论之类的理论时，也是从再认识、再研究的角度出发的，并且在研究中取得了实质性进展，这是值得加以肯定的。

（一）“会计信息系统论”在中国的发展

“会计信息系统论”的基本观点自80年代引入中国，并经过一些著名会计学家的研究，在以往的基础上作出了新的论断，从而克服了以往研究中的片面性，使这一论说得到发展。其基本贡献在于：

第一，从管理的角度阐明了会计是一个以提供财务信息为主的信息系统。如葛家澍教授等人所下定义：“会计是旨在提高和各单位活动的经济效益，加强经济管理而建立的一个以提供财务信息为主的经济信息系统。”

第二，在通过对会计所下定义揭示会计本质的同时，又相关联地强调了会计具有“反映”与“控制”两大基本职能。葛家澍教授等人认为会计“在企业和各单位范围内，主要用于处理价值运动所形成的数据并产生与此有关的信息，起反映职能，上述数据与信息的进一步利用，又能起监督、预测、规划和评价等控制职能。会计的上述两项职能，都有助于进行正确的经济决策和财务决策。”事实上这一论断已将“会计信息系统论”同“管理工具论”、“技术论”区别开来。

第三，从宏观经济调控与宏观经济控制总体系研究方面相关联地研究会计信息系统建设及其作用问题。如裘宗舜教授等人指出：“现代会计是一个财务、成本信息系统。”而这个系统却是“为宏观调控服务的经济信息系统”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故它与宏观经济决策密切相关。由此，便改变了以往将会计的作用仅仅局限于公司方面的观点，从而将其作用扩大到公司以外，并最终与“国民经济总控制系统”建立起必然的关系。这是很值得肯定的进步。

（二）“会计管理活动论”的历史贡献

1912年，围绕“管理经济学”的建立，德国经济学界展开了一场论战，其结果宣告了持传统技术观的私家经济学的结束，取而代之的是管理经济学的建立。从导致这一转变的理论建设原因方面讲，人们不仅认为当归功于德国经济学家“施马连巴赫（E.Schmalenbach）在动态资产负债表论、成本核算论、公司（财务）论等方面所进行的实证研究。”而且应归功于在簿记、会计、财务研究方面所取得的重大进展，这些进展是“管理经济学”得以建立的重要依据。此后，日本学者铃木英寿又进一步研究了“管理经济学”的历史划期，在他划分的六个历史发展阶段中，与簿记、会计发展相关联者为两个阶段，即第一阶段“簿记理论时期”（1900年前后）；第二阶段“资产负债表理论、成本理论、核算制时期（1920年前后）”。因此，成本理论、财务理论、核算制，以及有关企业经营成果形成方面的理论最终便“成为管理经济学的一个主要领域。”如果再联系同一历史时期“管理会计”的命名，并作为会计的一个分支学科的产生，便可以十分清楚地看到，围绕会计与管理的关系问题，家、工程师，经济学家及部分会计学家们的认识开始出现趋同之处。至40年代中期，西方学者在管理经济学研究方面开始由经济实证转入理论化时期，这时企业财务不仅成为这一领域里的研究重点，而且通常把财务与会计问题联系在一起认定会计在经济管理中的地位与作用。受管理经济学理论的影响，50年代在美国产生了“管理经济会计学派”（Managerial Economics and Accounting），其基本理论明确地揭示了会计与管理之间所存在的必然联系。就中国出现的“会计管理活动论”学派而言，无论该学派是否在立论方面受到国外相关学派的影响，其影响程度如何，我们都认为该学派从实质上揭示了会计与管理的关系，其理论的立足点是正确的。

1979年12月，在中国会计学会成立大会上，学者们首次提出了“会计管理”概念，1981年2月，在财政部印发的《全国会计工作会议纪要》中最早使用了“会计管理”名称。1982年8月，杨纪琬、阎达五教授在《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杂志上发表了题为《论“会计管理”》的文章，正式提出“会计这一现象属于管理范畴，是人的一种管理活动”这一论断，并指出：“会计的职能总是通过会计工作者从事的多种形式的管理活动实现的。他们提倡在中国使用”会计管理“概念。1983年2月，阎达五教授撰文指出：”会计管理的是价值运动，会计管理的目的是提高经济效益，会计管理的基本职能是计划和控制。1983年6月，成圣树教授等撰文指出：会计“是经营管理的核心，是反映和控制经济活动并使之达到一定目的的一种能动行为，是有组织，具有管理职能的一种管理活动。”

“会计管理活动论”的基本观点反映了对“会计工具论”的否定，它是我国进行会计改革以来，体现在会计基本理论问题研究中的一个历史性的进步。这是因为：其一，这个学派认定了现代会计是经济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明确了它在国家经济管理与企业经营管理中的地位与作用，这一点奠定了中国会计改革的思想基础；其二，这个学派把对会计本质的揭示与对现代会计基本职能的认定结合起来加以表述，明确了会计的反映与监督（控制）职能；其三，这个学派明确了会计在管理中所起的作用是能动的，从而从根本上与“工具论”、“技术论”区别开来；此外，他们认为会计的本质性含义与职能是处于变化之中的，强调对会计的认识与研究应破除“终极论”的观点。

（三）会计控制系统论

杨时展教授指出：“现代会计是一个以认定受托责任（Accountability）为目的，以决策为手段对一个实体的经济事项按货币计量及公认原则与标准，进行分类、记录、汇总、传达的控制系统。这一定义从外延与内涵两方面揭示了现代会计的本质。首先，定义阐明了会计基本目标在于认定受托责任履行情况这一内在的，并带有规律性的问题；其次，又在确认受托责任目标的基础上，揭示了现代会计是个控制系统这一关键性问题，使人明确地认识到受托责任这一目标与会计控制系统的结合，便是现代会计内涵中显示其本质的问题，而现代会计的主导性职能是控制；此外，又明确了受托责任与决策的关系。应当注意，以上三个方面所揭示的问题并不仅仅是概念上的，而且是从会计工作的基本内容及基本程序上体现出来的。杨时展教授在会计本质问题上的研究成果，体现了现代会计发展的历史方向，在会计基本理论建设上将占有重要历史地位。

可见，中国十多年来的会计改革，在会计理论研究与实务革新中已见显著成效，它产生了已具有世界性意义的创造性研究成果。就会计本质问题研究而言，它已步入世界先进行列，体现了中国会计发展对于世界的贡献。

四、论现代会计的基本职能

在第一个问题的阐述中，笔者强调了会计环境的变化决定着会计职能变化这一基本观点，并表明随着会计环境的变化，在会计的内涵与外延两方面都同时发生着相应的变化，而这种变化又直接影响到会计的本质性内容发生变化，并最终影响着一代会计学者的思想，使他们在新的思想支配之下就会计的定义作出新的结论。在现代会计发展阶段，当如何认定会计的基本职能，明确会计工作的基本目标，以及应当如何从定义上科学地揭示现代会计的本质，这是本文在最后一部分中所要集中探讨的问题。

（一）关于会计历史演进中管与算的关系

在史前时代便可发现，原始人所作的刻画符号，一开始便与管理生产、生活联系在一起，即使那些栩栩如生的动物画图也“并不是一种神秘的‘冲动’的表现。……也不是专门的寻求那种乐趣，而实是为的一个严肃的经济目的。”尽管人们在这个阶段对生产关心的程度不同，然而，事实却表明，人们一开始所进行的计量与记录便出自对经济进行管理的动机。进入文明社会后，在经济发展阶段，单式簿记的体系逐步构建起来，它体现了官厅会计的历史贡献。除簿记方法之外，为贯彻“量人为出”之制，统治者组建了财计组织，颁行了财计制度，最终形成了簿记组织、簿记制度与簿记方法相结合的簿记工作格局。故在此阶段，人们所关注的或认识到的只是簿记的核算职能，认为簿记是为维护国家财政收支服务的工具。然而，这时客观上与簿记核算职能并存的还有簿记的监督职能，簿记工作还起着监督国家财政收支实现的作用，只不过在此期间，簿记的核算职能处于主导地位而已。

由单式簿记阶段演进至复式簿记发展阶段，与资本主义性质的商品货币经济萌芽、演进密切相关。正如韦伯所指出的：当“合理商业终于在整个经济生活范围内成为占支配地位的一个领域，在这领域内便首先出现了数量的。他还认为：”在贸易由群体进行时，为了清算帐目就必须有精确的簿记。“而在单式簿记时代的簿记错误很多，即使从最近的由”佛罗伦萨留传下来的那些用文字记数的演算，竟错误到四分之三至五分之四的程度。“所以，韦伯把复式簿记称之为”真正的簿记“，是进行管理的重要手段。在考察簿记与资本主义性质商业的关系时，韦伯认为：”簿记（复式簿记）是在贸易组合的基础上成长起来的。“在早期出现的一批家族性质的公司里，由于公司簿记与家计混为一体，故这类公司的帐目最初是”一笔糊涂帐“。直到帕乔利的《簿记论》问世后，这种情形才大为改观，家计与公司簿记逐步严格划分开来，理论与实务统一起来，簿记在公司经济管理中的作用也突出起来，人们开始认识到管与算结合的意义，进而认识到薄记的反映职能与监督职能同等重要。经历产业革命，在20世纪进入信息经济发展时代后，人们在管算结合这一认识的基础上，又逐步认识到在管理与核算之间，算是基础，是手段；管则是目的，管处于主导地位。

总起来考察，在会计发展史上，自从有了会计的算，同时便有了会计的管。会计的管不可以脱离会计的算，而会计的算又始终是围绕会计的管理目标进行的。在任何一个历史时期，既不存在脱离管理而独立存在的算，也不存在脱离核算而独立存在的管。由会计环境的变化及人们的认识水平所决定，相对而言，在古代社会里，通常认为簿记以算为主，以管为辅；至近代社会，人们将管与算并重对待，提倡管算结合；而进入现代社会发展阶段之后，人们又逐渐从会计对于管理的能动作用方面认识到，在会计的基本职能方面，当以管理作为主导方面，而核算仅起辅作用了。

（二）论会计的基本职能——反映与控制

管理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产物，而会计的发展不仅与管理发展的历史动因相同，而且它们在发展中又是同步的。人们也是从揭示管理的实质出发对管理下定义，一般认为经济管理是针对人力和资源的结合，通过计划、组织和控制来实现一定经济目标的过程。这一定义所包含的内容，与会计存在的意义至为密切相关。一方面，这一定义明确了会计控制的对象——人力资源与物质资源，并对会计控制提出了要求，要求会计应充分利用信息，参与对一个经济单位的人力、物力、财力的管理；另一方面，管理所追求实现的目标又集中体现在经济效益方面，自然这也是会计控制所追求实现的目标。从总体上讲，以上两方面包含着某一单位的经营管理向会计工作者所提出的根本性要求，即要求作为管理人员的会计工作者必须承担他的岗位责任——受托会计责任。

当簿记还作为一种附带工作之时，其会计责任体现于整个经济责任之中，尚未成为一种专职责任。当会计专职出现乃至会计组织部门产生后，便出现了受托责任；井在官方形成了受托责任制度，在民间则出现了体现受托责任的“人簿记”。至近代，当股份公司从家族公司形态中摆脱出来后，所有权和经营权发生分离，科学意义的受托责任才得以明确、普遍地体现出来。泰罗强调公司中的“岗位责任”，而法约尔则把责任与权力统一起来，他指出：“对责任的畏惧，恰如对权力的喜爱”，而有其权便当负其责。韦伯则把责任、权力体现在组织部门建设之中，从组织上明确了包括会计部门在内的作为一个管理组织的责任。至现代会计发展阶段，正如杨时展教授所指出的：“受托责伍‘已成为现代会计控制中的核心问题了，在对会计本质问题的研究中，人们必须正视这一问题。现代会计的目标在于认定管理中的受托责任，现代会计工作者的使命在于履行受托责任。在市场经济下，认定经营者的责权利，维护所有者权益，以及实行科学、严格的会计控制，是履行受托责任的集中体现。

正是从现代会计所处的环境出发，从现代经济管理对会计所提出的要求出发，以及从市场经济下会计所担负的重大经济责任出发，笔者认为，现代会计的基本职能应当归纳为反映和控制，而为了达到反映与控制的目的，现代会计在发展中逐步构建了它的两大工作系统，即会计的信息系统和控制系统。

1.会计的反映职能与系统

会计的反映职能是通过一定的会计方法，遵照公认财务会计准则的要求，正确地、全面地、及时地、系统地将一个会计实体单位所发生的财务会计事项表现出来，并通过科学的分类方法，将不同性质的会计事项分门别类的、集中的表现出来，以达到揭示会计事项本质之目的；会计的反映职能在客观上体现为通过会计信息系统对财务会计信息进行优化的过程，这个过程又具体体现为两个基本工作阶段：一是信息确认阶段，通过这个过程进行信息筛选，去伪存真，将虚伪假冒及失准的信息揭示出来，清除出去，为整个优化信息的过程奠定基础，确保财务会计信息的真实、可靠，为决策提供有用的、能确保决策正确无误的信息。二是核算工作阶段，核算过程包括制证、计量、记录、归类、组合、测试、编表等环节，这个过程体现为对若干会计方法的具体，诸如以货币为统一的计量标准、设置帐簿，会计科目在分类中的应用，以及在编报前应用平衡公式进行测试等。可见，以往把会计的反映职能与会计核算等同起来对待有失片面，应当注意，在会计信息系统工作过程中，为防止会计信息失真，应当把财务会计信息确认放在重要位置上。

在信息经济发展时代，计算机在经济管理工作中的应用，最终形成了科学的“管理信息系统”，而这个系统理所当然地将财务会计系统包括其中。把电子计算机处理技术与财务会计方法体系有机结合起来，便形成了科学的会计信息系统，而这个系统又自然而然成为“管理信息系统”中的一个重要分支系统。除上述环节外，在会计信息系统中还应包括信息储存与信息输出两个环节。这样，便把确认、核算、信息应用三个阶段结合起来，而后通过电子计算机技术处理，既在“会计信息系统”建设方面实现了人机结合，而又使所取得的财务会计信息成为可分解、可传递、可交换，以及可供管理者、决策者选择使用的信息。由此，通过这个系统便可达到行使会计反映职能之目的。

现代会计的反映职能是现代会计工作的基础，它通过会计信息系统所提供的信息，既服务于企业内部的决策者，又是会计部门参与决策的依据；它既服务于企业内部管理，又服务于投资者，以及与企业工作相关的财税、金融及审计部门；此外，财务会计信息的另外一个突出作用是为会计部门的会计控制工作服务的。故可以看到，如果从这些方面来理解会计的服务作用，这种服务作用也决不是被动的，而是具有能动性的。此外，应当明确，无论从人机结合的角度，还是仅仅从会计工作者在信息确认环节所体现出来的作用考察，都可以看到会计的反映职能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会计在企业管理中的作用。

2.会计的控制职能与系统

就现代会计的反映与控制两大职能的关联关系而言，反映职能是会计发挥控制职能作用的基础，是为进行会计控制服务的，而会计控制则是现代会计部门适应市场竞争环境变化，强化企业内部管理，增强企业竞争能力，以及参与企业经营决策的首要职能。

追溯历史，人类会计控制思想的产生与从会计控制方面认定会计的职能，起始于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萌芽阶段。其主要历史原因，是在此期间社会生产由家庭手向工场手工业发展阶段的演进，具体表现集中在“成本控制”思想、方法及其理论的萌芽方面。1436年在威尼斯建成了为制造兵舰服务的造船厂，史称威尼斯兵工厂。该厂成立之初便采用了复式簿记、到15世纪中叶就已经有了“早期形式的成本会计。”在16世纪，该厂已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兵工厂，由于它开始采用控制与分权管理的办法，在工厂生产控制中已形成了由人事管理、部件标准化管理，以及“会计控制”、“存货控制”与“成本控制”组合而成的基本内容。从成本控制方面讲，当时已经把成本范围界定为“固定费用、可变费用和非常费用”三种，其控制细致程度已达到对于进入和离开造船厂的每件财物都要进行详细记录的地步。

历经产业革命阵痛之后，以成本控制为中心的“会计控制”成为“工厂制度”建立的一大支柱，这时工程师与管理者都认识到“动力传动的机器极大地提高了生产率，但也提高了对资本的要求和资本成本。”他们还认识到必须通过最大程度地利用资本来控制资本成本。“这样，到18世纪与成本控制问题乃至整个会计控制问题相关联，人们开始把财务控制作为管理的一个重点，正如小乔治所讲：在英国的那些工厂主心目中”财务是他们的王国。“正是从财务控制出发，人们充分认识到”新的簿记制度在控制方面的价值。“同时，在18世纪，人们也已认识到预算在经济控制中的重要作用。进入19世纪后，英国博尔顿—瓦特父子公司索霍铸造厂便在管理中”制定生产标准、编制生产计划、部件标准化、成本控制应用、成本会计……“，其中以计划与成本控制作为管理中最重要的环节。其后，成本控制也在美国制造业中播下了种子，并出现了由管者惠特尼所制定的”成本会计制度。“至19世纪末，人们在经济控制中又把注意力集中到建立管理控制组织，实现科学的组织控制方面。20世纪初在美国企业中建立科学管理制度的同时，在大中型企业中出现了由”会计控制长“（Controller）主持的会计组织部门及由”财务控制长“（Treasurer）主持的财务组织部门，从而这种组织格局又将计划（预算）控制、成本控制、会计制度控制等内容统一起来，最终形成了会计控制的实质性内容。进入市场经济中的信息经济发展时代后，人们便在研究”管理控制系统“建设的过程中，一方面在从事管理工作的人与电子计算机结合方面考虑到管理信息系统的建设与应用问题，其中尤其是着重研究解决了”会计信息系统“的建设与应用问题；而另一方面在相应考虑”会计控制系统“建设与应用的同时，又进一步考虑到现代会计的这两大系统之间的协同关系处理问题。美国学者安托尼（Anthony）把公司中的控制划分为”业务控制、管理控制和战略控制“三种，其中又将会计控制纳入管理控制之列。同时，以上三种不同的控制，需要三种相应的不同信息，其中进行会计控制所需要的信息自然来自于会计信息系统。这方面我国学者也有同样的认识，并且作出了进一步的研究。在涉及会计信息系统为会计控制提供信息依据方面，会计学者莫德姆。拉曼（Mawdudm Rahman）与莫里斯。海拉第（Maurice Halladay）明确指出：”会计信息的支持确定了企业中会计控制所能达到的范围：当企业需要控制系统，并明确所进行的控制要达到的目标后，他们便要在会计信息系统上投资。“

由此可见，人们对会计控制职能的认识取决于会计环境变化中的四大要素：一是市场经济的产生与发展；二是科学技术革命的推动；三是经济体制的变革，以及企业内部管理组织与管理系统的革新；四是现代会计文化的发展，电子计算机与会计的结合应用等。事实表明，由以往“反映—监督”（或核算、监督）职能向“反映—控制”职能的演变是客观环境变化的产物，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同时，在现代会计发展阶段，会计通过两大并存的系统——“会计信息系统”与“会计控制系统”显示其职能作用，通过前者体现其反映职能，而通过后者行使其控制职能。反映是实行控制的基础，控制则是现代会计的目的或“落脚点”，故在两者之间会计控制职能处于主导地位，它体现着现代会计发展的历史性进步，显示着现代会计的本质。以下围绕现代会计控制职能方面的问题，试作进一步分析：

（1）会计控制职能的涵义

首先，应当明确的问题是现代会计控制的对象与目标。从控制对象方面讲，它表现为对一个法定的会计实体进行控制。如果这个实体是指一个独立核算的企业，由于这种企业是由处于经营管理系统中的若干岗位或环节组合而成的，因此，为行使会计对企业经营活动过程及其结果的控制权力，并履行其受托责任，便自然而然要按这一专职岗位设置会计组织部门，由其具体组织会计控制工作。这样便把会计的岗位职责与权力统一在一起。从现代会计控制工作所立定的管理目标方面讲，它集中体现为这个会计实体的经济效益的不断提高，并且是这个实体的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统一。这里，如果再把会计控制的对象与所确定的管理目标统一起来加以认识，便可作出这样的结论：现代会计组织部门为实现其既定控制目标，以法制为依据，以科学理论为指导，通过一定科学的程序，采用科学的方法与现代化手段，充分履行自己的受托责任与行使管理权力，使企业的经济活动过程与财务活动过程遵循经济活动规律及其经济活动规范运行，这一工作过程及体现在这一工作过程之中的能动管理作用便是“会计控制”。

其次，从现代会计控制的基本内容方面考察，它应当包括以下六个基本方面：一是财务会计控制与管理会计控制；二是提供财务会计信息，参与经济决策；三是会计部门利用财务会计信息在工作过程中直接进行控制，诸如在执行财务计划中体现出来的计划控制，以及进行成本控制等；四是对会计信息系统的控制，即通过对优化财务会计信息的过程控制，防止信息失真；五是就现代会计而言，已由侧重利用内部信息施行控制转向从管理战略目标出发，充分利用市场信息、信息，以及来自外部的财务会计信息进行全面控制。同时，现代管理会计亦由以往固守传统的财务成本控制转向作业成本控制；六是现代会计控制还应包括内部审计控制等内容。

再次，现代会计控制的基本依据与指导思想。现代会计控制所持依据已超出财务会计理论与管理会计理论的范围，它实行控制的依据已扩展到现代经济控制理论方面，如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决策论等。围绕经营管理与决策问题，在充分发挥会计控制作用中还应当明确：“有效的控制必须是科学的系统的控制：系统的控制必须是把握优化信息的控制；优化的信息必须通过科学的系统方法取得。”同时，现代会计控制的指导思想又应是实行全面控制，即这种控制应在时空关系上把过去、现在与未来结合在一起，把事前、事中与事后结合在一起；同时，应把微观、中观与宏观控制结合在一起。

（2）现代会计控制系统的构成

现代会计控制系统包括经营循环控制与决策过程控制两个分支系统，这两个系统与电子计算机控制系统的结合，便成为处于自动控制状态，并与会计信息系统相结合的科学的控制系统；经营循环控制系统包括市场、计划、过程控制、成本、库存、价格、行销、内部审计八个控制部分，其中过程控制又包括设计、采购、投入、产出、质量、储存、计价、运输、销售及盈亏等环节。而决策过程控制则围绕参与决策和本部门自身的决策进行，由以下九个运行环节构成，即预测、分析、决策。计划、建制、审核、检查、监督及追踪决策等。

以上两大分支系统不仅体现了全面而系统的控制，而且突出了成本控制这个核心；不仅从参与决策方面体现了会计的能动作用，而且突出了现代会计在强化企业内部控制中的能动作用；不仅体现了以市场作为控制起点，以计划作为指导的“市场第一、计划第二”的思想，而且体现了对全作业过程的控制。同时，从决策过程控制这个系统的建立中可见，会计的监督作用当涵容于会计控制之中，它只是实行会计控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故不能在对现代会计职能的表述中，以监督取代控制，把会计控制职能局限在监视、考察与督促方面。倘若如此概括现代会计的职能，便会在现代会计本质揭示方面出现片面性，并影响到一系列会计理论问题的研究。

当然，在会计控制系统建设方面，还远远不如会计信息系统建设成熟，其中也还有许多问题有待进一步研究。

3.关于揭示现代会计本质的定义

通过上述研究，可以把问题集中在以下这个重要观点之上：进入现代会计发展阶段后，现代会计在其工作的组织运行过程中，显示出两大基本职能，一是反映职能，是通过会计信息系统加以体现的；一是控制职能，是通过会计控制系统加以体现的。这两大工作系统都体现了与现代信息技术的结合。如前所述，在这两大职能中，前者起控制基础作用，后者起主导性控制作用，后者是现代会计工作的落脚点；在两大系统中，前者不仅通过技术性功能作用为企业的决策者及企业内外部的相关部门提供信息服务，而且还直接为会计部门进行会计控制工作服务，而后者则通过充分利用前者所提供的财务会计信息；以及其他相关经济信息，对企业的经济活动过程进行全面、系统的控制，并最终在经营决策方面体现现代会计的地位与作用。事实上，体现于现代会计两大职能、两大系统中的具体问题已涵容于上述内容之中，如经济效益目标揭示问题，货币计量手段应用问题、财务会计信息通过一定程序的优化问题、资金运动问题，以及受托责任关系问题等等。故依我之见，在揭示现代会计本质，为现代会计下定义时，便勿需在内容中一一加以表述。基于此，试对现代会计定义作如下概括：

现代会计一是会计管理者通过会计信息系统与会计控制系统的协同性运作，实现对市场经济中的产权关系、价值运动过程及其结果系统控制的一种具有社会性意义的控制活动。

笔者认为作为会计的定义，它既须体现会计的对象、职能、目标、意义、地位、作用，还须描述会计控制的范围。会计定义便是这些内容的抽象性概括，它集中说明会计是什么、为什么、做什么，以及怎么做这些与揭示会计本质相关的问题。因此，在上述定义中强调了六点：一是强调了会计管理者这个工作的主体；二是突出了两大系统进行协同运作所显示的功能性作用，在其中涵容了现代会计的反映与控制职能；三是反复强调了会计控制的主导性功能作用，并强调了系统控制；四是将对象与目标结合在一起，明确对市场经济中产权关系及价值运动进行控制，这样，从控制范围方面讲，既包括了宏观经济部分，又包括了微观经济部分；既涉及到企业或公司这个市场经济的细胞，又包容了市场经济构成中的各个部分，诸如商品市场、金融市场、技术市场、信息市场、劳务市场，以及房地产市场等，这样也就克服了以往表现在会计控制对象方面的局限性。同时，产权关系与价值运动是一个内容十分深广的概念，它包括了经营者、管理者与所有者之间客观存在的经济关系及经济责任关系，涵容了个别经济效益与社会经济效益的统一性问题，进而提示性地将经济效益问题表现出来。从广义方面讲，它可泛指企业内部经济关系与企业同社会的经济关系，从总体上将国家、集体、个人之间的经济关系统一在市场经济这个客观环境之中，将国家所有者、企业所有者、外商所有者及个人所有者的关系统一在市场经济这个客观环境之中；五是将意义、地位、作用结合在一起，将其概括为会计是“一种具有社会性意义的控制活动。”关于社会性意义从第四点可见，如将这种意义具体化，便可以得出现代会计是市场经济（或市场经济发展的信息经济阶段）管理基础这一结论，自然，这一结论便体现出现代会计的地位与作用。当然，这样来概括现代会计的定义，揭示其本质，是否合适，尚有待进一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