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校公共管理论文精品(七篇)

序论：写作是一种深度的自我表达。它要求我们深入探索自己的思想和情感，挖掘那些隐藏在内心深处的真相，好投稿为您带来了七篇高校公共管理论文范文，愿它们成为您写作过程中的灵感催化剂，助力您的创作。

篇(1)

实验室是学科发展的命脉。学科发展规律表明，学科发展与实力的消长，主要源于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创新能力的变化，而科学技术的发展与创新能力的变化主要依赖于实验室。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开展实验教学无疑会将公共管理类学科的课程教学质量推向一个新高度。实验教学存在的主要意义在于优化理论教学效果，其与理论教学的结合度不如理工科实验教学这么高，所以在软硬件条件比较差的地方性院校通常通过理论讲解或其他教学途径（如视频资料等）替代了实验教学。

1.建设公共管理类实验室是着力培养应用型人才一部分

应用型人才的培养过程更强调与一线生产实践的结合，更加重视实践性教学环节如实验教学、生产实习等，通常将此作为学生贯通有关专业知识和集合有关专业技能的重要教学活动，而对于研究型人才培养模式别重视的毕业设计与学位论文，一般就不会有过高的要求。地方性高校的人才培养目标应该着力于培养学生步入社会后的实践操作能力，使其具备在信息化条件下适应未来工作岗位要求的能力。

2.建立公共管理实验室是解决专业学生理论扎实，实践动手能力弱的最佳途径

公共管理类学科的涉及面广，要求理论能力和实践能力兼备。服务意识和决策能力是公共管理类学科实践性和操作性的培养核心。学科教育应该围绕着培养应用型人才的教学目标，建立目标明确的公共管理实验中心，利用现代互联网科技与现代课堂信息技术，模拟公共管理部门运作情境，使学生身临其境，旨在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和分析能力。

3.建设公共管理实验室是现代教育技术发展与应用的必然结果

为培养出能适应现代具有全面的文化基础、实践与创新能力的新时代的人才，现代教育技术在其中的应用过程中应该发挥出至关重要的作用。现代教育技术主要是指以计算机为核心的应用于教育领域中的多媒体技术、信息网络技术和虚拟技术等。其主要借助计算机辅助教学课件，代替了一些投影片、录像片的基本功能，并利用计算机的三维动画技术，详细地分解、展示微观机制和运动形式以及复杂过程，在突破教学难点、进行生动直观教学方面发挥着巨大作用。公共管理实验室也应该适应科技发展的潮流。广泛应用现代教育技术对提高实验教学具有明显的效果。

二、地方性高校公共管理实验室建设的困境及存在的问题

根据相关数据显示，在目前设置公共管理类专业的几百所大学中：全国近10所知名高校已经建立了人文管理实验室、公共管理实验室，这些实验室配备了计算机软硬件实施，开设实验课程，目前取得了很好的教学效果。另外，有很多经济发达地区的高校，包括众多的地方性高校对公共管理类实验室跃跃欲试。虽然近年来地方性高校在公共管理实验室建设、实验教学队伍建设、体制建设、科学研究等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公共管理实验室研究工作也得到长足发展，但是与高标准的公共管理实验室要求相比，规模、数量、投入都远远落后知名院校，总体发展水平还相对落后。目前地方性高校的公共管理实验室建设过程中存在比较多的问题，主要有以下几点：

1.地方高校和专业教师对公共管理类学科的实验教学缺乏足够的认识。

我国大部分文科类人才培养都偏重于理论知识的讲授，公共管理类学科的教学方式也基本上延续了传统的文科教学方式，忽视学生的实践能力的培养，因此，学生由于缺乏实践训练的机会和平台，结果学生的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得不到培养。尽管不少地方性高校都在强调实验教学地位无比重要，可是在实际层面实验室只是一个摆设，学校对实验室建设缺乏相应的配套措施，例如场地、资金、设备。教师也对实验教学缺乏积极性，大多地方高校的公共管理实验室利用率非常低，更多是作为学生的机房来使用。

2.公共管理实验教学体系不健全。

实践课程在公共管理类学科的课程设置中所占比重通常较小而且缺乏系统性，存在随意开设实验教学学时与内容之嫌，所使用实验教材也不具备较好的实践性和指导性，而且不能很好地落实人员配备、经费使用等具体环节，导致学生的实践时间受限，无法进行较为全面系统的实践操作，所掌握的实践能力通常是不完整的，与实际的工作要求相去甚远。

3.实验教学梯队的建设滞后。

在地方高校的公共管理类学科教学过程中，普遍重理论轻实验，进而出现了重教师，轻实验人员；重仪器引进，轻实验人员培养提高等问题。许多从事理论教学的教师兼任实验教学人员，他们虽然拥有较高的理论水平但却相对欠缺实验技能。与此同时，学校考核体制也导致教师们较看重理论研究而忽视了实验研究，这也限制了公共管理类学科的实验教学质量的提高。另外，实验室管理人员进修机会少，使其知识的更新受阻，进而影响其从事实验教学的积极性。

三、地方性高校促进公共管理实验室建设的对策

当前地方高校所开设的公共管理类实验课程很大程度上是传统理论教学的陪衬，在整体的教学过程中只占很小的比重，并没有发挥较高水平的教学功效与质量。要加强公共管理实验室的建设，提高实验教学的质量，必须科学定位公共管理学科及其人才培养方向。同时，制订并实施促进实验室建设的支持性策略，通过引进实验教学所需的软硬件设备，整合实验教学内容，并且在实验室的使用和管理上制订科学合理的规章制度，以达到实验室功能发挥的最大化，充分利用各种教学软件进行实践教学，大幅度提高整体教学工作中实验实践教学所占的比重，进而发挥公共管理实验室的科研和社会服务功能。

1.转变观念，高度重视公共管理实验室建设的重要性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从某种意义上说，科学合理的公共管理服务是实现这一目标的一种技术途径，它具有催生管理革命和服务模式创新的效果，从而真正引领公共管理大变革，为政府职能转变和机构改革带来新的气象。面对新形势新要求，地方高校应该顺应时代要求，转变观念，高度重视公共管理学科的实验室建设。然而，地方院校的公共管理学科发展还不够完善，实验室设备、人员、财政不能满足该学科的发展和竞争要求。主要表现在：没有明确实验教学的主体地位，实践教学与理论教学联系不密切，理论与实践没有从根本上融合起来，严重缺乏自主创新的实验成果；行政化现象在实验室管理工作中表现明显，导致实验室的使用出现严重的重复低效、分散封闭的问题；实验科研人员的积极性、创造性没有得到充分发挥。这些问题已成为制约地方性高校公共管理学科发展的重要因素。

2.以人才培养方案为依据，明确实验教学模式的方向与层次

统筹公共管理学科的理论创新、知识创新、实验技术创新，建立基础研究、应用研究与成果转化紧密结合、协调发展机制。努力探索公共管理学科与相关学科的优势和薄弱环节，根据自身特色和优势，探索多种形式的协同创新模式。公共管理实验室普遍是以软件为主的软件实验室，使用的软件种类繁多，如电子政务实践平台、公务员考试模拟系统、人力资源管理实践平台、公共管理案例分析系统、公共管理定量分析系统、社会调查实践平台、公共政策分析系统、公共管理绩效考核系统、SPSS社会统计软件等。一般将公共管理实验的教学模式分为4个层次：第一层次培养学生做实验的基础技能和从实际出发的务实态度，主要通过模拟操作、演示验证来完成实验；第二层次旨在提高学生的设计技巧和独立判断能力，实验以设计性为主；第三层次是以学生自己的特长和爱好为基础，开设综合性实验项目；第四层次的实验课程具有一定的开放性，让学生获得更大的发挥空间，进而具备辅助老师完成相关科研课题的能力。

3.深入展开公共管理实验教学体系改革

公共管理实验教学内容、教学评价体系、实验教学队伍建设以及实验室管理体制等方面都是改革的重点。要有明确的实验教学思路及目标，实验室的发展规划和实验项目的设置要合理。改变实验教学依附于理论教学的现状，把实验课从理论课中独立出来，重新设计成自成体系的课程并独立进行考核。通过引进公共管理类实验教学软件，设置多门实验课程和项目，形成“融合型”实验教学体系，从而有效发挥交叉专业的优势，同时也让学生能够系统地认识公共管理这门学科。

4.努力打造理论功底扎实，实验素养过硬的实验教学队伍

篇(2)

在公共管理研究前沿阵地美国，从1984年始就有学者评估公共行政学的研究质量①，继之不断有学者加入到这个队伍，他们以博士学位论文和期刊杂志为分析基点，聚焦于公共行政文献中研究方法的质量问题[1]62。国内张成福于1996年发文[2]拉开我国行政学研究的“反思之幕”②。2005年，继中译本《公共行政研究:对理论与实践的反思》[1]出版后，国内学界纷纷借鉴其中的评估框架来检视我国行政学研究存在的方法问题，从初始的描述性分析转向量化评估。笔者认为，研究方法固然重要，亦是我国公共管理研究的“阿喀琉斯之踵”，但内容决定形式，研究主题是评估研究质量的一个更基本的因素，对学科知识的累积和内容体系的建构有着更根本的贡献。而在具有代表性的反思文献中，运用文献计量方法来比较全面检视我国公共行政学教材的论文仅有两篇③：曾峻[3]通过检视在国内9本具有一定影响力的公共管理教材，提出我国公共管理学教科书编著存在的问题，但由于该文发表较早，所选书目偏旧，样本偏少，所得结论局限于公共管理学（不包括公共行政学和行政管理学）教材；另一文[4]通过210本行政学教科书内容的研究，对行政学的范式转换进行经验检验，但是评估指标单一，未能充分挖掘教材所提供的信息，虽然210本教科书突破前述研究样本量的局限，但是国内教材的质量参差不齐，无所限制的扩大样本会影响研究结论的质量。基于以上考虑，本研究以典型样本为主，并把范围扩大到公共管理学类（包括行政管理学和公共行政学）的中外经典教材。

二、研究设计

一个学科的理论体系是否成熟，教材是其集中反映，而教材的章节正是这一学科研究内容的典型概括。因此，以经典教材为样本进行分析，可以窥探这一学科的研究主题概貌。本研究选取中西经典教材为样本，并佐以中西比较。西方经典教材主要从“公共行政与公共管理经典译丛”（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经典教材系列中挑选，辅之“公共管理学科系列教材”（经济科学出版社出版）和“公共管理译丛”（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等译介国外学术成果的窗口，结合北大、清华、复旦、中大、厦大等高校的博士参考书目，最终筛选出10本出现频率较高的教材。样本分布为其中5本来自美国，余下5本分别来自英、法、澳、和日本④。国内教材的来源有三：一是在公共管理学界具有相当影响力和知名度的学科带头人、或其著述入选中山大学行政管理研究中心的国内学人文库的学者所编著的最新教材，力求每个获得公共管理一级学科博士学位点的985高校各挑一到两本教材，以反映这些高校的公共管理研究传统和状况；二是黄达强、夏书章等前辈早年编著的教材；三是台湾学者的5本教材。这三类教材（共24本⑤）的选取有利于作纵向和横向比较。基于评估需要，笔者从教材中提取以下指标制成统计量表，编码录入，以SPSS16.0统计软件进行数据分析。（1）出版年度。是指教材是哪一年出版的，若是国外的教材，则以版权页的时间为主。设计这一指标可以了解教材的新旧程度。（2）版本。是指教材出版到第几版，据此可以判断教材的受欢迎程度。版本越高，说明该教材越是被广泛使用。（3）国家。指教材在哪个国家出版，只要用于衡量国外教材选取的代表性。（4）写作情况。指该教材是专著、合著、编著还是主编，共四类。（5）章数。指该教材共有几章，把导论计算在内。（6）逻辑体系。指该教材的内容章节编排是否成逻辑体系，分别赋值1为是，0为否。可从教材的目录判断，或者作者的序言、译者序中寻找，次之则根据教材的内容来判定。（7）特色。指该教材的与众不同之处，例如《公共行政学：概念与案例》一书是经典理论和案例的汇编，通过案例阐释概念理论；再如《行政科学》一书的行政法和比较行政的色彩浓厚等。（8）研究主题及其频数。研究主题大体与教材的章节名重合，有些章节名出于统计的需要笔者做些改动，以便归类。在所有样本中加总各类研究主题的出现频率和在教材中的重要程度。（9）页数。指该章节在教材中所占的页数，为了消减误差，由下一章的起始页减去本章的起始页得出。页数越多，表明该章节在教材中的分量越重。（10）重要程度。指该研究主题在教材中的重要程度，分为三个等级（1为不重要、2为一般重要、3为比较重要）。通过计算该教材中所有研究主题的页数的平均值、中位数、标准差、最大值和最小值，据此来判断。（11）变动情况。指该研究主题是否是新版教材中的新增加章节，或者是指该研究主题在修订版教材中大幅度改动，分别赋值1为是，0为否。我们可以通过新旧版教材的对比，或者作者的再版序言中得知。

三、结果分析与比较

（一）教材命名与范式转变所选样本中从书名来看，国外没有一本教材命名为“公共管理学”的⑥，与国内的教材形成鲜明对比，正如另外一项研究[5]所发现的，国外仍以传统公共行政为主流，其他新兴范式亦有反映。除老教材和该领域的前辈夏书章、黄达强、竺乾威等人，台湾学者也偏好取名为“行政（管理）学”或者“公共行政学”外，国内的新版教材都命名为“公共管理学”。这一教材取名的不同，是否反映西方和国内学者关于公共行政学范式变迁的不同看法？有学者为此通过210本行政学教科书的内容研究，发现从传统行政学到公共管理学，虽然在内容安排上有差异，但只是在相同的“管理主义”价值观取向下进行的不同的制度安排和技术设计，行政学范式没有发生转换[4]。国外学者似乎对在公共管理中应用“范式变迁”不太感兴趣，只有欧文•休斯主张新公共管理不同于传统的公共行政，但他同时指出范式变迁是一个渐进过程，“管理主义改革仍有一段很长的路要走”。[6]笔者也试图在国内教材中寻找编著者命名的初衷，发现公共管理学作为当代政府管理的研究新潮遇到了诸多的难题和大量批评,它并未形成统一的成熟的理论框架及范式；“公共管理”话语的生成与流行大概与1997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正式确立公共管理学为管理学门类一级学科有关，只能以此来解释教材易名的原委。

（二）版本、编著与经典国外教材版本的均值为3.7，其中《公共行政与公共事务》已是第八版，其次《公共行政学：概念与案例》是第七版，均是经典之作。相反，国内的教材82.6%都是第一版，虽教材名目众多，且是新近出版，然多是相互抄袭，鲜有新意。只有夏老主编的《行政管理学》已出版四次，其它影响较大的教材如陈振明主编的《公共管理学———种不同于传统行政学的研究途径》，竺乾威主编的《公共行政学》(已出版三次)，张国庆主编的《公共行政学》(已出版三次)，陈德禹编著的《行政管理》(修订2版)等。版本越高，表明该教材越是受到读者欢迎；出版越早，多被誉为经典。究其原因，国内的行政管理专业学科建设八十年代才起步，虽处于快速发展中，但知识体系的积累缓慢，学科理论体系的构建更是任重道远；与美国将近一百年的公共行政学科发展史相比，仍属年轻后辈的学习阶段。经典教材是多方面的因素铸就，更需学科历史文化的积淀与传承，“新”是建立在“旧”的基础上。教材的编著情况也印证这一点，所选样本中国外的教材60%是专著，30%是合著，只有一本《公共行政学：概念与案例》是主编。而国内的71%为主编，2本为编著，只有5本为著⑦，而这5本中只有一本是大陆的，另外4本是台湾的。一般来说，主编的教材很难保证教材整体的质量，因编写者的素质而良莠不齐，很难引为经典之作（除非是学科的开山之作，譬如夏书章、黄达强主编的教材，即使这样，也只能堪称国内经典）。这种“知识生产方式”即几个人、十几个人写一本教材，东拼西凑，“洋为中用”，内容充斥着相互“借鉴”、相互克隆的东西，结果只能停留于低水平重复的状态。这也可解释为什么国内教材短短几年间雨后春笋般的涌现而经典甚少，主编的教材往往写作周期较短，有如饮食中的快餐，而经典教材则如炖品，需文火慢慢烹制。

（三）章数、页数与逻辑体系国外教材的章数均值为14，众数为13和14，最大值20（西尾胜的《行政学》）和最小值8（德巴什的《行政科学》）；国内教材的章数均值为13.47，众数为13，最小值8（张国庆主编的《公共行政学》），最大值24（江明修著的《公共行政学：理论与社会实践》）。从以上统计值来看，结论比较一致，教材一般13到14章为宜（包括导论），而每章的篇幅多大呢？以国外教材为例，总页数均值为480.4，如按14章来算，则每章占34.31页，和每本教材章节的页数均值36.92大体相当。而教材的章节编排是否成逻辑体系？分析结果表明，国外教材70%有着内在的逻辑体系，而国内教材章节的前后逻辑关系不明显，对行政环境、行政职能、行政组织、行政领导、人事行政、财务行政、行政决策、行政执行、行政监督、行政改革与发展以及机关内部事务管理等传统模块内容进行任意取舍编排，似乎谁先谁后无关大碍，走近了所谓的“教材丛林”。恰如某学者所言，“教材篇章安排依旧延续了过去模式的做法，至于这些模块之间的有机联系是什么，语焉不详，结果给人一种零乱的感觉，现有研究更没有自觉去寻找整个知识体系的逻辑起点，缺乏一条红线，一个核心把来自各方面的知识串联起来”。[3]虽然国内教材章节的逻辑体系不明晰，但其编排套路仍可归为三种：其一，多数教科书（54.17%）因循以往行政学模块式做法，在教材编写体系上主要是以政府管理过程为主线，篇章安排沿袭怀特《行政学概论》（1930年）的基本套路，杰出代表者为夏书章、王乐夫编著的《行政管理学》，竺乾威主编的《公共行政学》。其二，受休斯的《公共管理导论》影响，按照当前流行的西方公共管理范式进行编著，注重将工商管理的技术、方法与工具如绩效评估、人力资源管理、战略管理等引入到公共部门管理中来。这类教材（占到33.33%）近年陆续出版，典型代表为陈振明主编的《公共管理学———一种不同于传统行政学的研究途径》。其三，将传统公共行政学与公共管理模式相结合进行编著，试图在公共行政管理的过程中融入公共管理的相关内容。这类教材居少数，只有12.5%，以张国庆主编的《公共行政学》为代表。

（四）特色从编写方法、行文风格、取材构思、理论视角等方面来评价国内外的经典教材，笔者发现国外10本教材各有特色，异彩纷呈，生动活泼，可读性强。除了前述两本外⑧，比如罗森布鲁姆的《公共行政学》从管理、政治和法律的途径描述、阐述和分析公共行政。又如《行政过程的政治：公共行政学新论》用大量现实资料及案例对公共行政学的原理进行深刻的阐述和剖析，突出新公共行政学的政治视角。再如西尾胜的《行政学》以制度论、管理论和政策论构建全书的体系，以一般的理论为前提演绎分析日本的行政，日本的本土化色彩浓厚。还有《公共行政与公共事务》梳理了美国公共行政的百年发展与困境。如此种种，不胜枚举。相比之下，国内的教材则体裁单调，内容趋同，结构呈板块式或要素排列式，许多版本没有明显的特色。正如薄贵利所言，“行政学的一些著作和教科书,相互模仿和抄袭的比较多,在理论体系上和逻辑结构上鲜有突破和创新。读了这本书,再读另一本书,许多人都有一种似曾相识之感”。[7]从教材的编著取向看，台湾的教材则反映公共行政作为一种公共部门管理方式、方法和工具的特性，呈现出浓厚的管理主义取向，样本中陈德禹的《行政管理》最为明显，内含了管理学中的组织、计划、决策、授权与分权、领导、人事等主题。大陆早期如黄达强、夏书章等编著的教材，也是一种以提高行政效率为核心的管理主义取向。从内容写作看，多数教科书停留于泛泛而谈的水平,对于中国行政管理原则、特点的概括分析大多局限于学理和法律文本，没有直面现实的问题和差距，公共管理学的实践性与操作性没有充分体现。具体说来，教材每一“板块”或“要素”的内容,大致都是含义、特征、分类、地位、作用等几个方面,各篇章基本如此,无大差别。这种“标准化”现象缘于多数教材编写者缺少从事公共管理的经验和感性认识，所以简单归纳概括、理论演绎的情形比较多，无法为公共管理实务者提供切实的指导。从叙述论证看，过于宏大叙述，缺乏事实资料支撑。翻阅国内样本教材，几乎很少看到来自行政管理实践的调查、统计、案例、数据。比如关于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内容，大多停留于理论演绎，大多阐述西方政府间关系的历史与现实和我国政府间关系的现状与改革，而中央、省、市、县、乡镇等各级政府到底在干什么？职权到底是怎样划分的？这些问题却得不到解答。再如行政决策,现行教材中所介绍的决策程序都是四个步骤或三个步骤,内容比较空洞，反映不了党委领导下的民主集中制。

（五）研究主题通过对各研究主题的频数统计，国外教材排名靠前的研究主题如表1所示。再根据该研究主题的页数的平均值、中位数、标准差、最大值和最小值，据此来识别该主题在教材中的重要程度。这十大主题，我们不能只看其频数的高低，更要结合其重要程度，比如“导论”这一节，虽然是90%出现率，在教材中却属于一般重要的位置；而“公共组织理论”虽然频次略低，从所占篇幅来看在教材中却属于百分之百重要的位置，这也反映了公共组织理论作为公共行政学的理论基石得到学界的一致认同。“绩效管理”作为新兴的政府管理工具受到热捧，出现频率高于其他的政府工具，这反映了西方教材的与时俱进、贴近政府改革实践。国内教材的研究主题按其频率的高低依次排列如下：公共政策、公共部门人力资源管理、公共组织、行政领导、法制行政、政府职能、绩效管理、政府改革与治理、政府伦理与责任、公共财政等等。两相比较，国内外教材的研究主题大体相近，如公共部门人力资源管理、公共政策分析、公共组织理论、责任与伦理、绩效管理、政府改革与治理等主题受到学者的共同关注。此外，国内教材保留了一些传统的行政学研究主题，如行政领导、机关管理、行政沟通与协调、行政权力等，还根据政府管理的变革突出一些新主题，如政府职能转变、危机管理。但是“公共预算与财政管理”这门“显学”还处于相对边缘的地位；同样地，对于政府间关系、战略管理等公共管理的重要主题仍显研究不足。

笔者认为，好的教材要能指导学者的研究和研究生学位的教育，因此笔者通过以下的两个比较分析来检验现有的经典教材是否能很好的指导学术研究和学位教育。一是与中美两国的公共行政学博士学位论文的研究领域比较。因为博士论文是研究生教育的质量和成果的集中反映,亦是其所在学科研究的现状与水平的直接体现。据学者的研究成果[8]，中美博士论文的核心议题如下（其排列次序随着国别、年度浮动）：行政理论、比较公共行政、雇员行为及发展、财政及预算、政府间关系、管理科学、组织理论及行为、人事管理、政策分析和其他。两相比较发现，国内的博士论文聚集于行政理论、管理科学和政策分析，较大部分论文集中在对策性的管理方法研究,较少涉及理论探索、检验和论证等基础性研究,而对美国90年代博士论文新近出现的雇员行为及发展、财政及预算、组织理论及行为等核心议题关注不够，研究不足。这印证了以上教材分析的结论，国内的教材不能很好的指导研究生学位的教育，教材的编写和博士论文的写作脱节为“两张皮”。而组织行为的研究，笔者认为将是公共行政学迈向科学研究的突破口，助推我国博士论文从类似工作报告的对策研究走向强调理论验证或推导,更为强调定量技术的科学研究。二是与学术界的研究主题比较。

学术研究成果主要呈现形式是期刊论文，通过统计分析中国公共行政代表性期刊近10年的论文，大体可以获知学者们关注的研究领域。何艳玲[9]的一项研究表明，我国行政科学的研究主题依次如下：行政改革（28.5%）、行政哲学(包括行政伦理、行政文化)(13.2%)、公共财政(9.8%)、行政组织职能(8.8%)、公共政策(8.6%)，其余有行政决策、公务员制度与人力资源、绩效评估（行政效率）、政府间关系等领域。两相对照发现，学界的研究主题大体与国内教材的重合，但期刊论文更注重实效性，紧跟“行政改革”，探讨“政府间关系”，研究NGO回应社会问题，同时兼顾传统的研究领域如政府伦理与责任、行政文化等。统计分析也有力所不逮的软肋。数据资料的定量分析只能说明过去，解释现在，或能一定程度上预测未来，却难以前瞻性的规划未来。正如登哈特所言，“从某种意义上说，社会科学家们之所以无法产生恰当、适用的知识，是因为他们对实证主义的信奉，是他们把自己的学术活动局限在资料收集和统计处理上，从而只能得出经验主义取向的理论”。[10]119基于研究主题频数统计分析的结论也只是说明了学界过去和现在在做哪些领域的研究，却不能指出我国行政学者在未来应该做哪些研究。根据转型期中国公共管理的实践发展和现实需要，笔者认为公共企业、发展中国家的公共行政、非营利组织与第三部门管理、社会政策与管理、公共信息资源管理、司法行政等这些出现频率较低的研究主题恰好是我国公共管理研究的薄弱环节，尤其是公共管理视阈下的国有企业研究几近空白，这是未来应该加以重视的研究主题。

四、公共管理教材的编著途径

篇(3)

【摘要】随着自助旅游的兴起，结伴自助旅游亦日趋流行，旅游者在长期结伴自助旅游过程中形成了不同的角色，针对自助旅游者的信息搜寻行为相关的研究已大量展开。与此同时，智慧旅游相关的实践和理论逐渐发展成为前沿问题，相关研究重点倾向于宏观层面的智慧旅游架构和智慧旅游概念解析，未将自助旅游者信息需求与智慧旅游信息提供二者结合起来进行探讨。基于此，笔者在文献梳理的基础上，使用案例研究方法，使用公开的局内人身份对研究对象进行长期观察和调研，发现在长期结伴自助旅游者中存在组织者与参与者两种角色，通过对两种角色分别进行访谈和调研，总结出二者在信息搜寻渠道与信息搜寻内容两方面存在的较大差异。为促进智慧旅游发展更好的为游客服务，笔者从智慧旅游视角提出针对自助旅游者的信息服务体系构建对策。

【关键词】结伴自助旅游；智慧旅游

一、研究背景与问题提出

“智慧旅游”概念最早由江苏省镇江市于2010年提出，并已在北京奥运会和上海世博会得到应用。之后有厦门、南京、苏州、北京等18个城市入选首批“国家智慧旅游试点城市”，智慧旅游在我国旅游业发展趋势日益明显，尤其是经历2014智慧旅游年之后，智慧旅游的概念深入人心，各地纷纷展开智慧旅游建设实践，为广大游客带来诸多实惠。另一方面，根据驴妈妈的2015春节旅游报告，2015年春节游客出行方式同往年相比，自由行人数占比越来越大，参团旅游呈缩水趋势，中国游客正趋于成熟，越来越多的传统跟团游客加入自助旅游者行列成为新时代的主流旅游群体，这一群体旅游体验卷入度高，信息搜寻努力程度高，在出游前和出游过程中伴有大量信息搜寻行为，给旅游信息服务提出新的要求。那么，自助旅游者这一旅游群体还可以进一步细分吗？这一旅游群体会使用哪些信息搜寻渠道？主要关注哪类旅游信息？智慧旅游又该如何为自助旅游者提供更好的信息服务？本文将对这些问题展开研究。

二、文献综述

（一）智慧旅游研究

从2008年IBM提出“智慧地球”概念以来，“智慧城市”、“智慧国”相关概念逐渐被延伸出来，受其启发，“智慧旅游”应运而生。“智慧旅游”相关研究逐渐成为旅游学科研究的新热点。目前国外在相关领域的研究较少，而主要集中于信息技术在旅游业的应用和实践[1]。我国前期研究主要集中于智慧旅游体系的构建及智慧旅游的实践价值方面[2][3]；吴学安（2011）[4]、刘军林、范云峰（2011）[5]、黄超、李云鹏（2011）[6]分别指出智慧旅游能够满足旅游咨询、智慧的旅游预订和购买、智慧的旅游接待和智慧的旅游售后服务等综合旅游信息的需求，促使游客主动感知旅游相关信息，并及时安排和调整旅游计划。后期研究逐渐转移到对智慧旅游概念的理解和理论体系构建方面，如：张凌云、黎崾、刘敏（2012）[7]指出智慧旅游应用对象为旅游公共管理与服务部门、旅游者、旅游企业以及目的地居民；乔海燕（2012）[8]从智慧旅游角度探讨了公共信息服务系统的构建；李云鹏等（2014）[9]指出智慧旅游是能够让旅游者随时、随地、随需获取到的无处不在的旅游信息服务是为旅游者个体提供的旅游信息服务；罗剑宏，杨茹（2014）[10]认为智慧旅游管理、服务、营销对旅游消费行为存在显著影响。

（二）信息搜寻研究

目前国内外对游客信息搜寻行为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旅游信息搜寻影响因素、搜寻渠道、搜寻内容、搜寻过程等方面。在旅游信息搜寻影响因素方面，现有文献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旅游特征、旅游者特征两大方面[11-16]，也关注了在团队中不同角色对旅游信息搜寻产生的影响[17-18]。在信息搜寻渠道与关注信息重点方面，S?rensen（2003）[19]指出网络可以帮助背包旅游者获得旅游信息；岑成德，梁婷（2007）[20]研究得出在国内高校学生获得旅游信息的途径中，互联网的使用位于第一，游客最重视价格信息、景点介绍、住宿情况、特色饮食和旅游线路。张学梅（2009）[21]总结了自驾车旅游最关注的信息为气象、交通、维修、食宿等。蒋晟（2008）[22]认为旅游网络论坛为背包客提供了驴友结伴、互动体验、电子商务三大咨询服务；文谨，宫辉力（2009）[23]认为自助旅游者的性别、年龄、文化程度、收入等因素影响了他们对旅游目的地有关信息的需求。

综上所述，尽管理论界对智慧旅游的理论研究滞后于实践，学术界对智慧旅游相关概念的认知角度不尽相同，但智慧旅游对游客信息搜寻以及旅游信息提供方面较大影响的观点却十分一致；而在旅游信息搜寻相关研究中发现，游客的信息搜寻渠道日趋网络化，游客会利用网络进行目的地相关信息的了解，并进行酒店、交通、餐饮安排。在自助旅游日趋成熟的趋势下，智慧旅游为自助旅游者提供更全面、更及时的个本应为智慧旅游发展的题中之义，而现有研究尚未对二者的对接进行深入探讨。本文将从自助旅游者的信息搜寻特征入手，探讨智慧旅游信息服务提供策略。

三、研究方法

（一）案例研究

案例研究是对一个个人、一件事件、一个社会集团，或一个社区所进行的深入全面的研究。它的特点是焦点特别集中，对现象的了解特别深入、详细[24]。尽管自助旅游形式越来越流行，智慧旅游也被上升到旅游发展总体规划的战略中来，如何应用智慧旅游为越来越多的自助旅游者提供更便捷的信息搜寻，现有研究并未做进入探讨，因此本研究选择个案研究方法，进行探索性研究。本研究选择爱威海社区威海户外版块作为研究案例，因为该案例集中了大量的自助旅游者，群体行为突出体现了自助旅游者的行为特征，并且作为区域性旅游社区，可进入性、研究可行性、调研访谈便利性较好，能够深入群体中去展开访谈与观察，而通过笔者观察分析，在长期的互联网社区自助旅游过程中，逐渐形成了组织者与参与者两种角色，本文对二者的区别分别进行分析，并基于此探讨智慧旅游信息提供的启示。

（二）研究信度

本文主要采用相关检验法（又称“三角检验法”）、反馈法、参与者检验法三种方法对研究效度进行检验。（1）相关检验法。笔者通过结伴自助旅游者的召集帖、回顾贴、社区评论、访谈记录、参与观察多方面的对照来提高研究的效度。（2）反馈法。笔者将总结出的观点与有经验的结伴自助旅游者、相关领域的研究者进行交流，听取他们对研究观点的看法，以发现问题不断修正。（3）参与者检验法。笔者与个别自助旅游的参与者建立了良好的人际关系，通过与他们的交流并询问笔者的表述是否反映了他们的真实情况，听取他们的意见，对结论进行修改。

（三）资料收集

本研究主要使用了文献法、访谈法、参与式观察三种资料收集方法。（1）文献法，对现有的相关文献和互联网社区的网络志进行整理。（2）访谈法，笔者主要采用无结构访谈，并随研究深入对个别访谈对象进行多次访谈。（3）参与式观察，采用公开的“局内人”立场，参与结伴自助旅游活动，公开自己的研究目的，以“圈内人”的身份深入了解和挖掘这一群体的思维习惯和行为特征。为了便于研究，笔者对所收集资料进行编码：FT―访谈材料；01―被访谈者序号；a＼b＼c―访谈次数，两者之间的大写字母表示被访谈者代号。如“FT01-YG-c”表示该资料来自第一位访谈者YG的第三次访谈记录。

四、自助旅游者信息搜寻行为特征

（一）信息搜寻渠道

1.网络。组织者在确定目的地之后，首先会通过网络来搜寻关于目的地的基础性资料，甚至通过网络地图来判断目的地的环境，对目的地的地理位置、大体空间走向进行详细了解；通过网友在社区的攻略来判断哪一条路线更安全，哪一条路线风景更优美；二者结合形成路线安排具体计划。而参与者使用的网络渠道主要为社区的帖子（本地社区与全国性的大型户外资料社区）。

2.人际关系。经验丰富的组织者会参考周边资深驴友的意见来进行目的地选择，确定目的地之后又会参考当地向导或者经验丰富的驴友意见来衡量活动的可行性，以此为依据对旅游计划进行更周密的安排或者取消活动。而参与者参与活动前期的信息主要来自于组织者，对组织者的信息存在严重依赖，随着参与结伴自助旅游活动的次数增加，参与者的经验也不断丰富，独立性与判断能力不断提高，也开始尝试从网络渠道获取信息，对组织者的依赖程度逐渐下降。如下文是代表性人物访谈记录。

森林人：网络的信息来源更重要，信息量更大，可以从不同角度不同层面对目的地有所认识，网络上不同的人写的攻略所反映的侧重点不同。预订饭店是通过联系当地向导或者通过网上驴友推荐，一般不会利用携程网一类的旅游搜寻引擎，也不会通过饭店的官方网站预订。（FT05-SLR-b）

小攀：组织活动信息搜寻主要来自两方面，一方面是网络……（FT04-XP-b）

寓公：从网上先查一下地理环境怎么样，它在哪儿，然后对应着再找当地附近我熟悉的那些人来了解，听取他们的意见作为参考，接下来我就会用心的从网上搜集相关的资料……。（FT01-YG-c）

红粉丫头：起初参加活动的时候是依赖组织者，基本是完全依赖。（FT08-HFYT-b）

睿童：活动信息一般组织者都会公布出来，周边的活动对他们老驴来说都是小菜，看他们公布的信息一般就够了，其他的可以从网上稍微看一看。（FT07-RT-a）

悠果：从网上搜集信息时主要是看社区或别而论坛上的帖子，也是为了学习别人的经验，所以自己搜集学习很重要。（FT06-YG-a）

NG：一般都是看召集帖，再根据召集帖从网上搜些信息，有时间就多了解一些，因为出去了，主要靠自己。（FT10-NG-b）

约翰兰博：上网看帖子是必须的，很多信息都是从网上得到的，但有时候也从电视媒体上获得一些。（FT14-YHLB-a）

（二）信息搜寻内容

组织者在出行前需要大量信息搜寻工作，对各方面信息进行了解，以做出周密而有弹性的安排，防止意外情况发生，并根据可能发生的意外状况做出紧急预案。根据笔者调研，发现组织者在出行前的信息搜寻中，路线及时间计划是需要进行搜寻的重点内容，同时对目的地环境、气候、可进入性等信息进行了解，保证活动的高体验性、安全性和可行性；需要对队员的经验、体力进行了解，以免意外情况发生。而参与者在信息搜寻内容方面与组织者有较大差异，出于安全考虑，他们对装备购买方面的信息比较关注，同时关心自己是否对目的地风景感兴趣，路线长短及难度是否适合自己的体力，活动组织者是否可靠等方面信息。这些因素往往能够决定参与者是否出行。

寓公：你发帖了就说明已经做了大量的前期准备工作，需要确认的信息都已经得到确认，认为活动非常可行，才会发帖召集活动。（FT01-YG-d）

森林人：对路线、时间计划、天气、目的地可进入性、是否重装、队友体力相关的信息详细掌握并做出有弹性的安排。（FT05-SLR-c）

江南：主要会看看时间安排、路线、天气、然后上论坛发公告。（FT03-JN-b）

寓公：对队友的要求，根据不同的路线，环境情况对结伴的队员的要求是不同的……因为环境太恶劣在召集队友的时候刻意招了一个懂医护的……这部分人在去玩儿的时候去农家乐比较多一些，这些信息一般是通过当地驴友了解到，有他们或者某宾馆的老板推荐。（FT01-YG-d）

默菲：要针对出行地点、地势的具体情况准备装备，装备的购买首选是在组织者处。（FT12-MF-a）

约翰兰博：会上网去查一查目的地的情况，找一下合适的路线，不过这些准备工作做多了也没什么用，因为路线随时都可能根据当时的情况变化。（FT14-YHLB-b）

悟情：会去百度一下，关注目的地的风土人情，景点什么的。（FT13-WQ-b）

睿童：一般都是会选择一些自己比较熟悉的老驴组织的户外活动，目的地相关、路线、装备等内容发起人会告知的。（FT07-RT-a）

悠果：不了解的领队组织的活动肯定不会参加，领队的责任心很重要。（FT06-YG-b）

红粉丫头：对目的地危险状况，路程时间，活动时间长短等方面信息比较关注，怕活动的难度自己会承受不了。（FT08-HFYT-b）

（三）自助旅游者信息搜寻行为特征总结

综上所述，自助旅游者的不同角色在信息搜寻过程中表现出了较大差异，且与之前的研究结论有所不同，集中在信息搜寻渠道的选择和信息搜寻内容的侧重两方面。

（1）信息搜寻渠道方面，组织者对互联网信息应用更多，而经验欠缺的参与者对组织者的信息依赖程度较高，经验丰富的参与者对互联网信息应用亦逐渐增多。值得注意的是，在食宿信息的搜寻渠道选择方面，组织者并未使用常用的旅游搜索引擎，而是选择了更了解旅游目的地情况的驴友，与研究者的主流认知有较大差异，这与结伴自助旅游者的旅游动机紧密相关――低成本高体验，他们在旅行过程中对食宿的消费要求并不高，而当前旅游搜索平台门槛较高，低端餐饮酒店难以入驻。

（2）信息搜寻内容方面，之前的研究并未对自助旅游者的角色进行区分，而是对自助旅游者这一群体的信息搜寻行为进行笼统概括，经笔者访谈得知，在长期的结伴自助旅游中，存在组织者和参与者两种角色，二者在信息搜寻内容方面也存在较大差异。组织者对信息内容考虑的更加全面，除去对旅游信息本身的信息关注之外，组织者还关注参与者身体条件、知识结构等内容，而参与者除了更多关注旅行前的装备购买、旅游资源吸引力等方面之外，同样也对组织者的可靠性关注度也很高。

由结论可得出，在结伴自助旅游中，组织者才是利用网络进行信息搜寻的主力，参与者的信息搜寻对网络信息的依赖程度远低于被组织者；通过研究，笔者还发现在长期的互联网结伴自助旅游过程中形成的组织和被组织关系，不仅仅是因为双方对相同目的地有共同的兴趣，同时也是二者进行相互考察而达成“契约”关系的结果，现有研究并未对此进行深入分析。

五、自助旅游者信息搜寻行为特征对智慧旅游信息服务的启示

根据现有研究的主要观点，智慧旅游的根本属性是信息服务，而自助旅游者是智慧旅游的四大服务对象之一，有必要对自助旅游者这一市场群体进行进一步细分――组织者和参与者，并针对其信息搜寻行为提供更加适应自助旅游者需求的信息服务，同时为二者契约关系建立互信机制。

（一）智慧旅游信息服务应发挥互联网信息搜寻渠道作用

根据朱珠，张欣（2011）的研究，智慧旅游管理平台架构应从全面感知层，云平台构建层，应用服务层三个层面展开，其中，在应用服务层面应包含酒店服务、商旅服务、景区服务、位置服务、交通服务等方面。由于自助旅游者中的组织者才是网络信息的主要使用者，智慧旅游的信息提供应重视组织者的网络信息依赖，注重搭建互联网、移动互联网信息服务平台，使组织者在出游前和出游中都能够随时随地接收到景区信息，及时调整旅游计划，以便于更好的组织自助旅游活动。尤其是针对食宿安排较多使用人际关系渠道的现状，除应搭建本地组织者和外来组织者的互动交流平台之外，还应建立本地食宿信息数据库，将各层次的食宿信息于网络平台供自助旅游者参考。针对自助旅游者中的参与者，除提供旅游目的地基本信息之外，更应注重建立目的地旅游论坛，为参与者互动交流提供平台。

（二）智慧旅游信息提供应重视组织者与参与者需求差异

从上述研究结论中可以看出，组织者和参与者共同关注的信息有：旅游目的地资源、旅游线路等与目的地吸引力相关的问题。另一方面，因为在结伴自助旅游中所扮演的角色不同，二者所关注信息亦有所区别。组织者更关注旅游目的地的可进入性、参与者的体力和知识结构等问题，而参与者出于对组织者的信任，所关注信息更少，并且集中在装备购买和组织者的可靠性相关信息上。因此，在景区进行智慧旅游体系构建时，应注重提供景区可进入性、景区周边食宿、景区游览对游客体力的要求、旅游所需装备、景区资源情况等信息，为组织者组织自助旅游做信息参考。

（三）基于智慧旅游建立组织者与参与者的信息互动机制

从研究结果可知，决定参与者是否参与自助旅游活动的因素除了景区吸引力、线路难度之外，组织者是否可靠也是参与者考虑的重要问题。而对于很多经验匮乏的参与者来说，对组织者的情况并不了解；而组织者也面临同样的问题，即在组织活动时要考虑线路难度是否适合参与者参与，要对参与者的体力和队员知识结构进行全局考虑，面对越来越多的参与者，组织者无法对参与者的能力做出准确判断。因此需要互联网社区建立注册机制，并在注册时选择自身角色，组织者提供组织活动历史记录、经验值、知识结构、年龄、旅游目的地倾向等信息；参与者也应提供参与活动历史记录、经验值、知识结构、年龄、体力、旅游目的地倾向等信息，使二者达成智能匹配。在结伴自助旅游活动结束后建立评价机制，将评价结果信息公布，供组织者和参与者参考。

六、结论与研究展望

伴随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网技术的发展，智慧旅游必将成为未来旅游发展的方向，并对中国旅游业发展产生极为显著的影响。在智慧旅游建设过程中，应注重互联网渠道信息服务体系设计，重视组织者和参与者的不同信息需求，对自助旅游者进行更深层次的细分，提供更有针对性的服务。在此基础上，未来研究应对智慧旅游如何为自助旅游者提供更有针对性的服务、如何建立组织者与参与者的互信机制进行探讨，以及智慧旅游信息服务对景区生命周期的影响等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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