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判监督论文精品(七篇)

序论：写作是一种深度的自我表达。它要求我们深入探索自己的思想和情感，挖掘那些隐藏在内心深处的真相，好投稿为您带来了七篇审判监督论文范文，愿它们成为您写作过程中的灵感催化剂，助力您的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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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代法律制度及司法制度的框架内，检察机关是代表国家行使公诉权的国家专门机关。由于公诉权的性质以及在司法制度中的功能，检察权带有一种与生俱来的“监督性”。一方面，检察机关应当监督警方的侦查。另一方面，检察权的产生，也是为了维系现代司法制度弹劾主义的结构，防止审判纠问化。应当说，在上述公诉权意义上的制约监督作用，已普遍得到认可。而争议的焦点是检察机关对于法院是否应当具有诉权以外的监督权。这是检察机关审判监督问题的实质，也是中国检察监督制度中最实质性、最有争议的问题。为了保持准确的问题聚焦从而保证清晰的思路与合理的结论，应当区分检察机关的诉权与诉讼监督权，在此基础上，将诉权问题纳入诉讼法专业问题研究，将诉讼监督权问题纳入检察监督问题来讨论。检察机关在民事、行政案件中的抗诉，以及刑事审判中检察机关对审判机关提出监督意见，属于本文所论的检察监督问题范围。

在侦查、公诉权之外设立法律监督权，这在中国传统法制模式中无法找到渊源，也不能从英美法系、大陆法系法律制度中获得借鉴，中国检察机关的监督权模式来源于前苏联。苏联模式的检察监督制度，有两个突出的特点：一是以检察机关监督为“最高监督”，从而突出了检察监督的地位；二是实施一般监督。中国的检察制度建设在一定程度上搬用了苏联模式，但不定位为最高监督，也不采用对组织和个人的行为进行普遍监督的所谓“一般监督”制度，却保留了检察机关是法律监督机关的定位，保留了检察机关对审判活动实施监督这一有异于其他国家检察制度的特殊做法。中国检察监督制度的建构和运作呈现出以下几个突出特点：一是宪法地位与实际的法律地位脱节；二是法定功能的支撑手段严重不足；三是在运作中受到强有力的司法抵抗而步履艰难。检察机关法律监督存在的上述问题，严重影响了这一制度设立的意义，背离了法律制度设置的效率性与效益性原则，其内耗性与无效率性，严重浪费了法律资源，损害了法律制度的和谐统一性与其在民众中的公信力。

对一项既存制度现实价值的评价应主要采用社会学的标准与方法。一是考察其社会功用；二是分析其社会基础。就社会功用而言，不能否认，检察监督制度目前尚有其积极的意义，即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实现司法公正。支持检察监督乃至其他外部监督的社会原因，是法院公信力不足。目前确实有必要加强对法院的监督。这种监督在法理的合理性上不仅是一种理论的分析，它直接关系到一个制度的运作效应，还包括它的制度平衡与价值平衡性。在抗诉制度法理合理性上最突出的负面评价，一是对司法权威与既判力的影响；二是可能对民事诉讼本身性质的扭曲。就刑事案件的法律监督，即检察机关依法律监督机关的身份向法院提出纠正违法的意见，存在另一个矛盾，即检察机关在刑事诉讼中是侦查与公诉机关，是代表国家的原告人，即实质上的诉讼当事人，而既是诉讼当事人又是法院的监督者，这是明显的角色冲突。这种冲突是刑事审判中的检察监督制度难以治愈的“硬伤”。

从以上分析，可形成以下意见：其一，检察机关基于诉讼监督权对法院实施的审判监督，存在法理合理性的缺陷，它在一定程度上有悖于现代诉讼的基本构架与性质，有悖于诉讼运作的一般规律。从发展前景看，它的生命力可能有限；从现实状况看，它难免在司法实践中产生相当的负面效应。其二，鉴于目前我国的法院，在其社会位置与功用、内部构架、运作方式、法官素质等各个方面还不符合现代诉讼对法院资质包括审判能力与公正性条件的要求，可以说，它目前还处于向现代型法院发展的“培育期”。在这一时期内，法院的权威性有限，公正性有限，其独立性也允许受到更多的限制。这一时期，检察监督制度对于保证法院审判的公正性可能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在当前司法不公较为严重，司法公正的制度条件尚需培育的情况下，承认检察监督的相对合理性，在为其设置一定支撑条件的同时，应当对其进行必要限制与改造。笔者对于我国目前的检察机关审判监督问题提出以下两点看法：（一）在一定程度上肯定民事行政案件中抗诉制度在一定时间内对于保证审判公正的意义，但必须作制度上的完善以使其能够有效运作并防止其负面效应。为此，需要着重解决三个问题：首先，检察监督须建立和贯彻“既要实现司法公正，又要维护审判权威”的指导思想与基本原则。为此，应当限制监督范围，将监督案件主要限制在涉及国家利益、公共利益以及司法严重不公、社会反响强烈的案件上，一味从部门的角度强调扩大监督是不妥当的。其次，为了协调好检审关系，并保证这一制度设置的有效性与合理性，对一些具体的制度问题做出明确规定，解决目前制度规范过于薄弱导致监督无序化以及法院缺乏适当配合的问题。再次，需要改进检察机关抗诉权的行使方式。目前抗诉决定权的行使带有行政化和非程序化的色彩。今后应当建立严格的透明的法定程序，并建立类似于合议庭决定的制度，特别重要的案件抗诉由检察委员会讨论决定，使抗诉权的行使更加审慎和合理。（二）对刑事诉讼中检察机关的审判监督，在目前宪法与刑诉法未作修改的情况下，不再延展与充实检察机关的审判监督功能，使其实际被虚置。在检察机关的一般法律定位未改变前，维持其虚置性状态，以防止对诉讼合理性的损害。同时，应当通过法律规范确认和贯彻控辩平等的基本原则，禁止控辩任何一方在诉讼程序中超越其当事人地位扭变诉讼的结构，以实现审判中的程序。

篇(2)

论文摘要：审判监督程序作为一种“事后救济”程序，作为一种非通常的诉讼程序，在民事诉讼司法实践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一般而言，一国法治水平越高，司法越公正，司法权威性越高，所需要设置的司法救济程序的层次就越少。审判监督程序是与我国的法治状况相适应的，就目前而言，它是不可或缺的。但是我国的审判监督程序有诸多不完善或者很不完善之外，本文仅对审判监督程序，即再审程序的启动予以讨论，以期对再审程序的研究有所裨益。

一、审判监督程序的概念

审判监督程序是指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或当事人，认为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既判力效力的判决、裁定及调解协议确有错误而提起或申请再审，由人民法院依法对案件进行审理时所适用的诉讼程序。

二、人民法院依职权提起再审

人民法院是国家的审判机关，代表国家行使审判权。人民法院依职权提起再审是法院系统的内部监督。人民法院依职权提起再审的条件：根据《民事诉讼法》第177条的规定，人民法院依职权提起再审的实质性条件只有一个，即发现已经发生既判力的判决、裁定确有错误。所谓确有错误，是指裁判结果确实存在不当之处。具体而言，应当包括认定事实不清、认定事实错误和适用法律错误，至于能否包括程序上违法，则值得探讨。从《民事诉讼法》第177条的规定来看，严格地说，裁判确有错误并不能包括程序上违法的内容。但是从审判监督程序的整体意义上看，将程序上违法排除在“确有错误”之外，从逻辑上又有矛盾，这将违背“有错必究”的司法原则。况且程序上违法这一前提经常会导致裁判结果的公正性受到怀疑。当然，尽管《民事诉讼法》第177条使用了“发现”、“确有”这样的词汇，“确有错误”依然只能是一种主观判决。在再审程序起动之前，没有实质上的法律意义。

三、人民检察院提起抗诉

人民检察院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有权对人民法院的民事审判活动进行法律监督。人民检察院依法提起抗诉发动再审程序是其法律监督权的具体体现。

人民检察院提起抗诉的条件：《民事诉讼法》第185条规定了人民检察院提起抗诉的实质性条件。最高人民法院检察院对各级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上级人民检察院对下级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发现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有权按审判监督程序提出抗诉：1、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不足；2、原判决、裁定适用法律确有错误；3、人民法院违反法定程序，可能影响案件正确判决、裁定的；4、审判人员在审理该案件时有贪污受贿、徇私舞弊、枉法裁判行为的。最高人民检察院2001年的《人民检察院民事行政抗诉案件办案规则》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检察院应当作出不抗诉决定：申诉人在原审过程中未尽举证责任的；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原判决、裁定存在错误或者违法的；足以推翻原判决、裁定的证据属于当事人在诉讼中未提供的新证据的；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或者适用法律确有错误中，但处理结果对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和当事人权利义务影响不大的；原审违反法定程序，但未影响案件正确判决、裁定的；不符合法律规定的抗诉条件的其他情形。

由于立法没有对检察机关抗诉的范围予以一定的限制，司法实践中检察机关的抗诉权与法院的审判权经常发生冲突，这种冲突集中表现在最高人民法院对检察机关抗诉范围的限制上。最高人民法院曾经先后作出规定，规定人民检察院对于调解协议、破产程序中的裁定、诉前保全裁定、先予执行裁定、诉讼负担裁定、法院按照审判监督程序再审维护原裁判的民事、经济、行政案件、执行程序中的裁定、发生法律效力的不撤销仲裁裁决的民事裁定等提出抗诉，法院不予受理。这些限制大多体现在裁定方面，这些限制并不符合立法规定。依照《民事诉讼法》第816条的规定，人民检察院抗诉的案件，法院应当再审，对于裁定是否为再审的对象，应区别对待。由于裁定并非仅仅是解决程序问题，也有确定当事人实体权利义务关系的裁定。前者不能直接成为再审的对象，因为其并非终局判决，如果其存在问题的话，可以对其后的终局判决提起再审。后者由于是确定实体权利关系，允许成为再审的对象。对这类裁定，在现行法的框架下，也应当允许人民检察院提出抗诉。

四、当事人申请再审

已经发生既判力效力的判决、裁定或调解协议直接关系到当事人的民事权益，因此，作出该法律文书的程序是否公正、该法律文书的内容是否公正对当事人至关重要。当事人申请再审是其诉权的具体体现。

当事人申请再审的条件：

1、形式条件

当事人申请再审必须符合下列形式条件：（1）提起再审的主体，必须是原审案件中的当事人。只有原审案件中败诉的当事人及其一般继受人，才能提起再审。全部胜诉的当事人无再审利益，不能提起。无诉讼行为能力人的法定人可以代为申请再审。（2）提起再审的对象，必须是已经发生既判力的判决、裁定或调解协议。（3）提起再审的期限，是在判决、裁定或调解协议发生既判力效力后两年。

2、实质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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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提高认识，切实加强对审监工作的领导

针对审判监督工作综合性强、涉案类型广泛、所处理法律问题复杂的特点，法院十分重视加强审判监督庭的组织建设，专门抽调数名作风正派，原则性强，通晓刑事、民事、行政等项审判和执行工作的人员到审监庭工作，为搞好审监工作提供了组织保障。为切实增强审监干警业务素质，法院尽可能地安排审监法官参加上级法院组织的学习与培训，拨款为审监庭购置了丰富的学习书籍，鼓励法官们参加正规的学历教育，使审监庭人员全部达到了大学法律本科学历。为使审监法官在工作中消除顾虑，放手开展工作，法院注重教育引导干警自觉摆正监督与被监督的关系，院领导逢会必讲，理直气壮地为审监法官撑腰打气。对个别对审监工作乱发牢骚的干警，及时进行严肃的批评教育，从而使全体干警端正了认识，为审判监督工作的开展创造了良好的环境。

二、认真实行审前预防，严把案件入口关

立案工作作为审判活动的起点，在整个案件审理过程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为此，法院把立案工作也纳入审判质量监督的范畴。审监庭定期不定期对立案庭来信来访登记材料进行检查，看符合条件的是否在法定期限内予以立案，案件受理费收取是否计算正确；对于当事人反映的当立不立或业务庭室反映的立而不当案件，由审判监督庭及时以独任或组成合议庭的方式进行审查。经审查发现确有错误的，发出《纠正错误通知书》，由立案庭或业务庭及时作出立案或驳回处理，如果立案庭对“通知书”有不同意见，可以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确定，此举能够使我们最大限度地在第一时间把“问题案件”屏蔽出局，从源头上保证了工作质量。

三、多措并举，全方位开展审中监督

一是听庭监督。由审监庭不定期从立案庭随机选出案件，按照排定的开庭日期和地点随时进行庭审旁听。听庭内容包括程序和实体两部分，主要包括审判是否公开、是否按期开庭、开庭是否走过场、当事人诉讼权利是否得到实现、适用程序法、实体法是否正确等。专门制作了“听庭反馈意见表”、“限期补正意见书”和“限期重新开庭通知书”等格式文书，庭后由听庭人员及主审法官分别签字。对于听庭中发现的问题，能补正的及时补正；无法补正需重新开庭的，由审监庭报经分管院长同意后限期重新开庭；在限期内不能补正或未重新开庭的，由审监庭报经审委会研究后按审判监督程序另作处理。通过听庭监督，使我院庭审活动得到进一步规范，违反庭审程序的现象明显减少，庭审功能得到较好的发挥。年以来，全院审结的案件因程序违法而被发挥重审的下降了70%，得到市中院的充分肯定。二是执行听证监督。对当事人就执行过程中执行主体的变更、超标的查封等内容提出申诉，或第三人提出执行异议，审监庭认为有必要进行听证的，及时组织有关当事人就申诉人提出的申诉理由进行听证。在听证中发现确有问题的，向承办庭发出《限期改正意见书》，逾期不予改正的，报审委会研究处理，既保证了出现问题能及时受到干预，又不影响审判组织的独立性，体现了司法权的制衡。三是审（执）中抽查。审监庭根据立案登记随机抽取正在办理的审判、执行案件，对其程序和实体分别进行审查。审查中发现的问题，能补正的由审监庭书面通知责任庭室限期补正。特别是严格审查各类“中止”案件的合法性，防止规避法律和随意中止现象发生，如发现规避法律无法补正的情况，由审监庭报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后，按错案严肃处理。此举有效杜绝了随意“中止”案件的现象发生。

四、严格标准，加强考核，案件质量评查科学规范

1、制定科学的质量标准体系。法院对刑事、民商事、行政、执行、非诉执行及技术鉴定、评估等各类案件，就主体资格、人资格及权限、审限、送达情况等程序性问题及庭审笔录、合议庭评议笔录、裁判文书等文书类问题均制定了不同的质量标准，对合议庭从调查取证、庭前准备、庭审、举证责任的分配、合议庭评议、裁判文书制作到宣判、审结等也制定了质量标杆。为搞好评查提供了完善的参照标准体系。

2、实行评查主体多元化，提高评查主体责任意识。法院认为，只有让被管理者享有一定的管理权能，才能真正增强其接受管理的主动性和自觉性，使其既服从严管、又主动、自觉参与严管，从而提高管理的整体效能。为此，该院将案件质量评查主体多元化，形成了以审监庭为主体，其他庭室共同参与，审判委员会进行全面监督的案件评查运作体系。在这一体系下，院审判委员会为审判质量监督管理工作的领导和监督组织。审判监督庭为主要实施机构，在审判质量管理机制中处于轴心地位，具体负责质量监督管理的实施和运作。具有业务职能的庭、科、室、队，固定一名主要负责人和一名内勤作为专职评查人员，具体负责评查事宜。这样每一个评查人在评查别人办案质量的同时，自己也在接受别人的评判，既是管理者，又是被管理者，责任意识、质量意识大大增强。

3、建立评查信息反馈体系，确保信息畅通。按照从审监庭案件评查人抽查人（审委会委员）院长再到审监庭的运作程序，建立金字塔式的案件质量评查、信息反馈体系。塔基是审监庭，塔身是评查人，塔顶是审判委员会，院长通过从审委会委员抽查的案件中再抽查，综合了解案件评查总体情况和效果。这样，案件存在的问题、评查工作本身的质量问题、都能在这个体系中得到反映，并及时反馈到审监庭，确保了评查信息的畅通，质量问题也可及时得到纠正。

4、实体与程序分查，确保评查效果。为保证能全面查清存在问题，按照程序、实体各占50分的百分制计分办法，将实体和程序分别安排不同庭室的人员评查，评查实体的不知程序由谁评查；评查程序的也不清楚实体由谁评查，相互不做任何交流和沟通，只在“案件质量评查意见表”上填写评查意见和扣分依据，但不署名，待实体、程序全部评查完毕后，由审监庭汇总并统计得分，写出评查意见，通报全院。采取程序、实体分查，评查人只在审监庭备案，不在评查表签名的方式，确保了评查人能实事求是、认真负责地进行案件评查，有效避免了你好、我好、大家好，案件质量没保障的现象发生。为使审委会对全院案件质量有一个宏观把握，为加强对审判工作的宏观指导提供信息，还实行了审委会委员抽查制度，每次评查后，审委会委员都从评查过的案件中再抽查出三件重新评查，院长再从委员们抽查的案件中进行抽查，并将抽查意见和原评查人意见相对照，看原评查人评查案件是否认真、是否走过场。

5、加强评查结果的综合运用，打破“错案循环链”为防止过去那种质量好坏一个样、问题追究不到位、同一错误反复出现的不良现象，该院对案件质量实行了百分制考核，每月评出后三名，并将评查的案件质量和评查人的评查态度、评查质量、评查是否及时等内容，在全院进行通报。

五、运用评查结果，建立个人质量档案

在搞好案件全方位监督的同时，为进一步增强办案人员的责任意识，强化科学考核，法院以审判监督庭为主管部门，为每个业务部门及办案人员都建立了质量档案，对案件质量实行档案管理。具体做法是：将各业务庭室、科、队每月报卷的数量逐人分别登记在承办人名下，同时，按当月每人所结案件数、案件审理天数、审限执行情况、适用程序、调解、撤诉率、程序、实体方面是否存在问题、存在什么问题、个案扣减分数，有无重犯的错误、应当注意的问题、庭室、科、队质量得分排名等情况逐人逐项填写，并将上述指标汇总得分，按规定换算成综合考评分后装入个人（庭室）审判质量档案。为全面、客观反映案件质量，对那些因上诉而未参加评查的案件，在中院退卷后，根据中院的审理结果，再由院督查办（立案庭、监察室、审委办、审监庭联合会议）对个案进行评判，将评判结果同时装入个人审判质量档案。年终经审监庭汇总提交院综合考评办公室。每个庭室、科、队及每个办案人员全年结了多少案件，属错案的是哪一件，错在什么地方，有问题案件是哪一件，问题出在哪里，结合二审结果、当事人申诉、来信来访等方方面面，全年哪个业务庭室被扣多少分，扣的是谁办的案件分，能否参与年终评先等一目了然。该“质量档案”既真实又客观，办案多质量高的干警得到了表彰，办案少质量差的干警受到鞭策，使全院干警自然而然地产生了一种压力，并转化成了追求质量的动力，有效地提高了全院干警的效率意识和质量意识，从而使“质量和效率”得到切实地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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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简易程序 公正 效率 公诉人出庭

引言

1996年《刑事诉讼法》第175条规定：“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公诉案件，人民检察院可以不派员出席法庭。”由于司法实践中几乎很少有公诉人在简易审的案件中出席法庭，导致简易程序审判的诉讼结构由控、辩、审三方构架演变为法官和被告人两方对峙的态势，庭审呈现出较强的“纠问式”色彩，不利于检察机关法律监督职能的行使，也不利于保障被告人在庭审中的合法权益，由此理论界产生了公诉案件简易程序公诉人是否可以不出庭的争论。

为统筹处理好公正与效率的关系，新《刑事诉讼法》第210条第二款规定：“适用简易程序审理公诉案件，人民检察院应当派员出席法庭。”这一规定与1996年《刑事诉讼法》第175条“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公诉案件，人民检察院可以不派员出席法庭”的规定截然不同，明确了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公诉案件，人民检察院必须派员出席法庭支持公诉，同时也是对我国理论界长期所争论的简易程序公诉人是否可以不出席法庭的一个终结性的结论。那么，简易程序公诉人出庭到底具有什么法律意义以及是否违背设置简易程序所追求的效率原则呢？本文试作探讨。

一、简易程序公诉人出庭的法律意义

（一）简易程序公诉人出庭是程序正当性的重要体现

公平正义，是司法活动的基本价值追求，是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要求，是司法活动的出发点和归宿点，公正决定效率，效率服从于公正并促进公正，我们必须把维护社会主义公平正义作为法律工作的生命线。简易程序程序的设立，不仅具有诉讼经济的要求，还承载着人权保障的价值，同时也要坚持公正第一的原则。司法公正包括实体公正和程序公正两个方面，刑事诉讼程序的设置应当尽最大限度地实现司法公正，刑事诉讼程序的价值一方面在于通过合理的设置，保障个案的实体公正，另一方面则在于程序公正本身——“公正不仅应当实现，而且要以看得见的方式实现”。出庭支持简易程序案件的公诉，是刑事诉讼中程序正当性的重要一环，是以程序公正来确保证实体公正。

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案件，公诉人如果不出席法庭，那么审判员在庭审中，不仅要承担宣读起诉书和出示证据的职责，而且一定程度上承担了反驳被告人及其辩护人的辩护意见的任务，容易使法官产生为起诉书和证据辩护的心态，不能完全居中裁判，其导致的局面必然是由主审的独任法官来出示、宣读证据。此时的法官，既是形式上的控诉者，又是实际的仲裁者，控辩审三方的相互交涉变成了裁判者与被裁判者的对峙，在这种审判环境中，三角平衡结构被打破，违背了法官中立、控辩平衡的一般原理，容易导致法官身份错位，最终可能严重侵犯被告人的诉讼权利。例如当被告人对犯罪指控无异议，却提出从轻或减轻处罚的辩解时，法官的身份就十分尴尬。或者由于辩护意见没有得到公诉人的反驳，法官本身又不能超越职权进行辩驳，只能采纳辩护意见；或者因为公诉人没有出庭，根据卷宗无法了解被告人具体是否存在从轻、减轻情节，为了最大可能地避免错误裁判，会要求被告人、辩护人举证证明，无形中将原本应当由公诉人承担的证明责任交给了被告人，增加了被告人的辩护难度。

控审分离和法官中立是现代法治最基本的程序正当性要求。简易程序实质是普通程序的部分环节和步骤的简化，但其简化应以维系控辩审三方履行各自职责的刑事庭审基本构架为前提，“在任何一种简易程序形态中，法官都被禁止与任何一方进行任何形式的单方面接触，法官的所有司法裁判活动都要由控辩双方同时到场参与，这是维持简易程序公正性的必要保证。”纵观世界其他国家的简易程序体系，基本上只要开庭审理，检察官无一例外的都需要出庭指控。如英国的简易程序体系，一种是根据书面诉状直接裁判，一种是治安法院采用简易程序审判，主要特点只是没有陪审团参加审判；美国的辩诉交易体系，不再经过正式审理而直接进入判刑程序；意大利的简易程序体系，法官可以直接根据案卷、辩诉协议、处罚令直接判决，或者必须快速审理；日本的简易程序体系，明确要求必须听取控、辩双方的意见。这些国家的简易程序体系，虽然进行了诸多简化，也有一些不合理的地方，但是都建立在对控、辩、审充分分离的基础上，被告人的自主权、异议权、辩护权得到了充分的保障。按照公正与效率的理论，公正永远是第一位的，提高效率不能以牺牲公正为代价，不管是实体公正还是程序公正，都应当尽最大限度的努力去实现，而公诉人出席法庭，无疑就是对公正的最有力的保障。因此，我国新刑事诉讼法规定简易程序公诉人应当出庭是追求程序正当性的重要体现。

（二）简易程序公诉人出庭是履行法律监督职责的必然要求

我国检察机关的性质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对刑事诉讼实行法律监督是检察机关的法定职责之一。在刑事诉讼过程中，检察机关对案件审理活动的法律监督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出庭支持公诉，二是对错误裁判提起抗诉，三是对法院的违法行为发出检察建议或纠正违法通知。具体到对简易程序审理的公诉案件的法律监督主要是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对人民法院是否正确适用简易程序实行监督。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及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公诉案件简易程序的适用有两种情况：一种是由人民检察院根据案件的情况提出适用简易程序的建议，然后由相应的人民法院决定；另一种是人民法院对检察机关提起公诉的案件，认为可以适用简易程序而商请同级人民检察院同意的，即检察机关对简易程序的使用有提起权及监督权。

二是对人民法院审理简易刑事案件的审判活动是否合法实行监督。主要包括：法庭的组成人员是否合法；审判人员是否应当回避；有无侵犯或剥夺被告人或其他诉讼参与人合法权益的行为；其他诉讼程序的合法性。如果发现人民法院或者审判人员审理案件违反法律规定的诉讼程序，有权向人民法院提出纠正意见。

三是对人民法院确有错误的判决行使抗诉权。一般而言，由于适用简易程序的案件犯罪情节较轻、社会危害性相对较小，容易成为检察机关的抗诉盲点。因此，对于判决中量刑畸轻畸重、刑种适用不当的、法定从轻、减轻处罚情节认定不当的、定性有错误，侵犯当事人诉讼权利的情形应当予以抗诉。

可以看出，上述审判监督的主要方面是第二项，即对审判活动是否合法实行监督。新《刑事诉讼法》第203条（原第169条）规定：“人民检察院发现人民法院审理案件违反法律规定的诉讼程序，有权向人民法院提出纠正意见。”如果简易程序中人民检察院不派员出庭，则根本无从发现审判活动中是否存在违反法定程序的情况，更不可能提出纠正意见，从而导致检察机关无法充分履行审判监督职责，只有公诉人通过出庭活动，亲身体会、了解庭审活动，才能为抗诉、发出检察建议和纠违通知等监督行为奠定基础。可以说，公诉人出庭，通过直接面对整个法庭审理过程，是行使审判监督职能的最直接、最有效的方式。

简易程序作为刑诉法设立的庭审方式，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虽然分别在相关司法解释中对简易程序的适用范围和审判程序进行了具体规定，且在2003年3月14日又会同公安部颁布了《关于适用简易程序审理公诉案件的若干意见》，但是，相关规定一方面允许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公诉案件，检察机关可以不派员出席法庭，另一方面对简易程序审理刑事案件的诉讼活动如何开展法律监督缺乏相应的具体规定。司法解释对简易程序审理案件检察机关不派员出庭的许可以及司法实践中公诉人基本不出庭的做法，使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缺乏亲历性，从而导致检察机关对于庭审程序、审判结果的合法性缺乏足够的了解，导致法律监督活动缺乏针对性和实践性，法律监督权的正确行使必然受到影响。

正是因为上述原因，新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了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公诉案件，公诉人应当出庭，从而从立法上确保和督促检察机关充分行使审判监督权。

（三）简易程序公诉人出庭是维护被告人合法权利的需要

保障人权是现代刑事诉讼的另一重要价值诉求，也是设立简易程序的根本立足点。被告人的知悉权、辩护权以及获得律师帮助权等权利是国际社会公认的被告人基本诉讼权利，也是刑事简易程序适用中所必须要保障的权利。我国刑事诉讼法明确要求司法机关应当保障诉讼参与人依法享有的诉讼权利。但简易程序是一种会使被告人的权利受到限制并可能导致被告人受到有罪判决的程序。根据现行有关法律规定，法院在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时，被告人自愿认罪，并对起诉书所指控的犯罪事实无异议的，法院可以直接作出有罪判决，法庭不必再对证据进行示证、质证。公诉人出庭是被告人获得辩护权的前提条件。如果公诉人不出庭作证，被告人及其辩护人没有对象开展质证和辩论活动。被告人面对的是纠问式的审判，它根本不可能针对控诉者本人进行反驳，其辩护权受到了极大的制约。辩论原则是刑事审判的一个重要原则，所谓辩论原则是指在法庭审理中控诉方和被告方应当以公开的、口头的、对立性的方式进行充分的辩驳，未经充分的辩驳，不得进行裁判。没有辩论的审判是侵犯了被告人基本权利的审判。因此，基于保障被告人的合法诉讼权利的需要，我国新刑事诉讼法规定了简易程序公诉人也应当出庭。

（四）规定简易程序公诉人出庭弥补了刑诉法立法上的缺陷

1996年《刑事诉讼法》第8条规定“人民检察院依法对刑事诉讼实行法律监督”，第175条又规定“适用简易程序审理公诉案件，人民检察院可以不派员出席法庭”，由此造成对简易程序公诉人不出庭案件审判监督立法上的缺陷和不协调，导致简易程序庭审活动的法律监督出现“缺位”，而仅仅依靠对判决书的审查来决定抗诉与否的事后监督是不全面的，新《刑事诉讼法》第210条第二款的规定显然弥补了上述缺陷和不协调，是立法进步的表现。

三、规定简易程序公诉人出庭所带来的效率问题

在刑事诉讼中，由于犯罪率的上升及司法资源的有限性，适用简易程序审理部分刑事案件已成为世界性的实践。一般认为，刑事简易程序具有节约诉讼成本、提高诉讼效率、保障案件及时审理的优点。简易程序本身是通过快速处理达到最终公正。“迟来的正义非正义”，如果案件当事人在漫长的诉讼中所付出的物质、精神代价远远大于他所能从诉讼中得到的利益，那么即使最终法律还他以公正，这种迟来的正义对他而言已经失去了意义。通过简易程序迅速审判，无论对于被告人还是被害人，都是公正的一种体现。在当今司法资源有限的情况下，要办理更多的刑事案件，势必要降低每个案件的诉讼成本，而利用简易程序审理案件正是降低诉讼成本的可靠途径。简易程序节省了诉讼的时间，简化了诉讼的环节，诉讼成本必然降低。诉讼成本的降低使得司法机关能够利用有限的资源办理更多的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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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 量刑建议权 检察机关 公诉权

一、量刑建议权的概念

检察机关享有量刑建议权是国际司法界一种较为普遍的现象。无论是英美法系还是大陆法系的一些国家都存在检察官行使量刑建议权的事实。量刑建议是指在刑事诉讼中，检察机关在提起公诉或出庭支持公诉时，就被告人应当适用的具体刑罚包括刑种、刑期、罚金数额、执行方式等向法院提出意见的诉讼活动，因此量刑建议权是指作为公诉机关的检察机关在提起公诉或出庭支持公诉时，结合被告人的犯罪事实、性质、情节、认罪态度以及社会反映等就被告人应当适用的具体刑罚向法院提出具体意见的检察权，它是公诉权的一部分，属于司法请求权中的刑罚请求权。

二、量刑建议的现实价值

（一）有利于发挥检察机关审判监督职能，提高案件质量

收到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后，应当对判决、裁定是否采纳检察机关量刑建议以及量刑理由、依据进行审查，如果法院判决与检察机关的量刑建议出入较大，法院说明的理由不能成立，量刑确有错误时，符合抗诉条件的，检察机关可依此作为抗诉理由，有效地启动二审程序，提高了抗诉的针对性和有效性，提高办案质量。

（二）有利于强化量刑透明度，提高诉讼效率

由法官在控辩双方就量刑意见辩论后形成内心确信，作出量刑裁判，在判决书中对是否采纳各方意见的依据和理由进行说明和阐述，使被告人明了法院的量刑，减少滥用上诉、申诉权，也使检察机关对法院量刑畸轻畸重行使抗诉权更具针对性，提高诉讼效益。

（三）有助提高司法机关执法水平，进一步落实三项重点工作

将检察机关的量刑建议纳入法庭审理程序，实质上是在现行刑事审判程序中明确了一个相对独立的量刑环节，是我国重要的司法改革成果，通过规范的量刑程序，将对量刑事实的调查和对具体量刑的论证更加突出地置于诉讼程序中，这是公诉工作在新形势下的新任务，对公诉人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公诉人要牢固树立定罪与量刑并重、实体与程序公正相统一、打击犯罪与保障人权相统一、办案法律效果、社会效果和政治效果相统一的执法理念，进一步提升公诉队伍素质；通过严格的程序设置，同时约束法官自由裁量权的滥用，通过清晰明了的制度设计和落实，是确保国家法律的统一实施，推动社会矛盾化解、完善社会管理创新、促进公正廉洁执法的重要举措，更有助于公众对法院判决的认可度，从而提高司法公信力和权威。

三、量刑建议在司法实践中存在的问题

（一）缺乏权威的量刑建议制度规定和统一具体的实施细则

量刑建议权虽已作为检察机关公诉权的一部分被学术界和实务界所认可，但缺乏法律的明确规定，致使实践中遭遇制度障碍；同时因缺乏指导量刑建议运行的统一具体规则，造成适用中的混乱。其中在学术界、实务界争论较为激烈的问题是如何看待最高人民法院量刑指导意见的性质及适用。有学者认为法院量刑指导意见不是司法解释，仅是人民法院的内部指导性文件，仅对法院系统内部量刑有约束力，不对外产生约束力，故检察机关提出量刑建议时不需要参照。但实践中检察机关大多囿于法院系统的规范性文件，依照法院系统的量刑指导意见确定量刑情节和量刑幅度，片面追求与法院量刑的一致性，使审判监督权不能充分发挥。若不参照执行，又面临检察机关的量刑建议与法院审判有较大偏差时无应对措施的尴尬局面，庭审中更容易出现被动局面，长此下去，量刑建议的采纳率会随之降低，检察机关的审判监督权面临被架空的风险。

（二）量刑建议工作缺乏相关制度措施予以保障

法院是否采纳量刑建议没有保障，缺乏相关的判决说理制度。庭前证据展示制度不够充分，使得量刑建议的提出经常受到突袭证据的干扰。从而影响了量刑建议的准确性和稳定性。量刑建议与抗诉之间缺乏应有的制度安排。实践中，法院判决的宣告刑基本上都在法定刑的范围之内，并未超出法院的自由裁量范围，很难以判决“畸轻畸重”为理由进行抗诉。因为缺乏法定的说理制度，法院在判决书中对不采纳公诉机关的量刑建议不予说明论理；因缺乏量刑建议制度和抗诉制度的衔接机制，在量刑建议不被采纳，法院量刑虽符合法定量刑范围，但量刑确有较大偏差的案件不能得以及时纠正，故检察机关在何种情形下针对量刑行使抗诉权缺少法定的抗诉规格。

（三）量刑情节的检法认定标准不统一

从审查案件的角度看，检察机关更重视主观情节，法院更重视客观情节。如检察机关对与财产犯罪中的犯罪数额以行为时的数额为准，尽量要求行为人对犯罪总额负责，但法院重视退赃数额，可能根据犯罪人的辩解缩减犯罪数额，这也会导致检法量刑的差异；对关键量刑情节的掌控标准看，对于自首、立功等法定量刑情节检察机关把握相对严格，而法院掌握标准则过于宽泛，检法两家对关键量刑情节的认定标准存在差异直接导致双方量刑的不统一。检察机关重视量刑建议和量刑平衡，而法院重定罪，轻量刑，有时可能遗漏某些量刑情节，出现量刑失衡；检法两家的量刑就出现差异。需要相关自首、立功等量刑情节认定的标准更加明晰、统一。

四、完善量刑建议制度的具体措施

（一）统一干警思想认识，适应新形势下公诉工作的新要求

提高认识，转变观念。正确理解量刑规范化改革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转变陈旧观念，牢固树立打击犯罪与保障人权并重、定罪与量刑并重、实体公正与程序公正并重的社会主义刑事执法理念，切实提高执法办案的能力和水平，实现办案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政治效果有机统一，切实将量刑与定罪放到同等重要的地位；深入调研，不断积累经验，借鉴江苏常州市检察院在量刑建议试点中形成的“回头看”机制。同时结合办案工作实际，归纳总结量刑建议的指导经验。通过召开对具体案件量刑建议的分析会，主诉检察官会议等不同方式，加强业务培训，确保公诉办案人员掌握科学量刑建议方法，不断提高执法办案的能力和水平，确保刑事办案质量。并结合以往的判例，对多发性、常见性的案件分析总结，提高对类罪量刑情节、量刑幅度的整体把握，对特殊量刑情节的分析和研判。

（二）完善量刑建议法律的规范体系

综合学界和实务界的观点，我国应在刑事诉讼法中明确检察机关的量刑建议权，最高人民检察院和最高人民法院应积极商讨，达成共识，形成规范性意见，对量刑建议制度的具体运行规则以司法解释的形式明确、详细规定，制定统一的量刑建议工作实施办法，围绕公诉案件量刑建议的试行范围，对量刑建议的提出、方式、幅度及审批程序等具体问题规范、完善。为防止量刑建议权的滥用，还要建立、健全检察官量刑建议权行使的监督制度，防止量刑建议权的滥用。笔者赞同根据现行的检察机关领导体制、议事制度以及近年来推行的主诉检察官制度，建立“分级决定”的量刑建议决定程序。可以从三个方面考虑内部审批程序的设置：一是主诉检察官提出量刑建议，主诉检察官在授权范围内享有起诉权，故包含了对其办理案件的提出量刑建议这一内容。二是重大复杂案件，适用减轻、免除处罚的案件以及非主诉检察官办理的案件设置相对严格的审批程序；三是特别重大复杂的案件以及建议判处无期徒刑以上的案件，设置更加严格的审批机制。

（三）加强量刑监督机制的衔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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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 检察长列席同级法院审判委员会，是检察机关履行审判监督职能的重要途径。但在具体运行中遇到瓶颈，制约了法律监督职能的展开。要从明确角色定位、明确列席案件范围、理顺监督程序等方面，不断提高检察长列席审委会效力。

论文关键词 检察长 列席 审判委员会 法律监督

落实和完善检察长列席审委会制度是我国司法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也是检察机关履行法律监督职能的重要途径。但该制度在实施过程中暴露出诸多问题，一定程度上束缚了法律监督职能的全面展开。从长远来看，检察长列席审委会制度要达到更加科学、合理、规范的要求，必须在实践中不断完善。

一、影响检察长列席审委会效力的现实瓶颈

（一）“填补审判监督缺位”还是“干涉审判独立”——关于正当性的争议

理论界和实务界存在若干质疑和反对检察长列席审委会制度的观点，如检察长列席审委会破坏了审判组织秘密评议的原则；检察长列席审委会发表的意见可能会对审委会委员产生影响，不利于审委会公正、中立地讨论案件。但实际上，审委会制度本身的不完备性、议事程序的不公开性，特别是审判分离造成的审而不判和判而不审，长期以来受到专家学者的诟病。检察长列席审委会能够较大程度上弥补审委会审理案件在诉讼构造上的不足，可以有效弥补审委会自身机制的不足。此外，检察机关可以依照宪法赋予的职权对诉讼活动进行法律监督，而审委会对疑难、复杂、重大案件决定权的行使，本身就是诉讼活动的一部分，理应纳入到检察监督的范围。检察长列席审委会可以填补检察机关在审委会阶段的监督缺位。

（二）程序上的错位——监督程序由被监督者启动

检察长列席审委会是检察机关行使法律监督权的重要体现，但是列席程序的启动并不由检察机关决定，而是由法院启动。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列席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会议的实施意见》（以下简称《实施意见》）第四条第一款规定，法院发现有符合条件的案件或议题时应当主动通知同级检察院检察长，但最终的审查决定权还是由法院控制，如果法院不通知，则检察机关便无从得知。该条第二款的规定可以理解为人民检察院享有列席程序启动的建议权，实践中，几乎没有检察长认为有必要而列席审委会的情况。即便检察机关了解审委会议题，如何认定“必要”又是新的问题，如果检察机关认为有列席必要，而法院认为无必要而不通知，检察机关同样难以列席审委会。这样就使检察长是否列席同级法院审委会，完全由法院来决定，陷入了监督程序的启动由被监督者来决定的怪圈，最终导致检察长列席审委会制度的落空。

（三）权利性监督还是权力性监督——法条和法理的冲突

从法律规定上看，《法院组织法》规定了检察长“可以”列席同级人民法院审委会；《实施意见》第三条明确了审委会在讨论可能判处被告人无罪的公诉案件等议题时，检察长可以列席。其中“可以”显示该条款规定是授权性规则，对于权利主体来说无强制性，因此检察长参加或不参加审委会，抑或自己不参加也不委托副检察长参加都是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内。但从法理上看，检察长列席同级法院审委会制度是法律赋予检察机关的一项重要监督职权，是以法律监督权为基础，其实质是通过监督国家权力来达到国家权力之间和谐的目的， 权力监督是该制度存在的理论依据和根本。可见，检察长列席审委会是权力而非权利。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权是通过立法形式，由国家授权行使的，对检察机关而言法律监督是一种法定职责，是权力与责任的结合，放弃或怠于行使都是不允许的。

（四）程序监督还是实体监督——具体职能不明

《实施意见》规定“检察长列席审委会可以对于审判委员会讨论的案件和其他有关议题发表意见”，检察长通过对案件事实、证据采信、案件定性、法律适用、量刑等问题发表意见，对案件的分歧意见进行全面阐述，有助于法院在全面把握案情的基础上作出公正裁判。但也有学者认为，检察机关对审理过程中的法律监督应是程序性的而非实体性的。列席的检察长不得对案件的实体问题发表意见，只能对审委会的工作程序，如到会人数、汇报人数、表决程序等进行监督。 也有学者认为，检察长对于审委会程序的监督，确有必要但现实意义不大，既然法院邀请了检察长列席，为了防止“家丑外扬”，势必会在各方面提前做好准备，检察长列席时，必然是完全符合法律程序，列席程序完全成了摆设。

二、提高检察长列席审委会效力的路径选择

（一）明确检察长列席审委会的角色定位

就当下中国的司法现实而言，审委会制度本身的缺陷和弊端使得检察长列席审委会制度具有了存在的必要性与合理性，但这种合理性仅限于检察长以法律监督者的身份列席审委会。在角色定位上，检察机关是宪法规定的法律监督机关，检察长列席审委会是检察机关行使法律监督权的一种独特方式。列席审委会的检察长仅仅是一个法律监督者，而不是公诉人抑或其他任何角色， 因此检察长履职的职责只能是法律监督，而不是第二次公诉或其他，否则这项制度的正当性便会受到质疑。

明确了检察长列席审委会的角色定位，我们再来回答检察长列席是否可以带辅助人员的问题。既然列席审委会的检察长并不是公诉人，审委会讨论案件也不是对案件的再次开庭审理，检察长列席审委会带辅助人员与其法律监督者的身份不符。检察院公诉案件承办人员或公诉部门负责人无论以何名义参加审委会，均会使人认为检察长是在行使公诉职能，而不是在履行法律监督职能，而且有了案件承办人员或公诉部门负责人的参加，审委会事实上均会或多或少变成第二法庭，有违控辩平衡原则，在程序上对被告人造成不公。而且如果列席人员不断泛化，列席审委会的监督权威就会受到影响。因此，检察长列席审委会不应带辅助人员参加。

（二）明确列席案件的范围

《实施意见》第三条规定检察长可以列席可能判处被告人无罪的公诉案件、可能判处被告人死刑的案件、检察院提出抗诉的案件。目前，各地各级检察机关在积极落实《实施意见》的基础上，对列席范围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列席范围进行了适当扩大，扩大的类型主要集中在案件的定性上有重大分歧的刑事案件；国家机关及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犯罪案件中的重大、疑难案件；在本辖区内有重大影响的热点和难点案件。虽然检察长列席审委会的范围有扩大的必要，但考虑到这一制度实际运作时间并不长，很多做法还具有探索性，检法两家还处在磨合阶段。所以，列席的范围不能无限的扩大，应严格限定在《实施意见》规定的三类案件中，而且是三类案件中存在分歧和争议的。从程序上讲，法院决定将《实施意见》第三条所列的案件提交审委会讨论的，应当通知同级检察院检察长参加，但就实际工作而言，检察长不可能有那么多时间参加审委会，同时对于一些争议不大的案件，尤其是有些案件只是程序性地由审委会讨论，不涉及双方分歧也不涉及社会影响，检察长列席的意义也不大。因此，对于《实施意见》第三条规定的三类案件，特别是检法两家存在争议的，检察长需要列席。至于程序性提交审委会研究的案件，不论是抗诉还是其他，双方争议不大，意见统一的，则不需要检察长列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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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 刑诉 诉讼监督 挑战 应对

检察机关作为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依照法律规定对法律的遵守和执行情况进行监督，督促纠正严重违法、执法不严、司法不公等行为，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的统一、尊严和权威。修改后的刑诉法对完善检察机关的诉讼监督制度，保障社会公平正义，维护诉讼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具有重要的意义。此次刑诉法的修改既给检察机关的诉讼监督工作带来了新的机遇，也提出了一些挑战。检察机关既要把握机遇，更要直面挑战。对于刑诉法修改所带来的挑战，检察机关要结合诉讼监督的“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体系化”建设，实施具体的措施，保证诉讼监督工作的推进和落实。

一、刑诉法中诉讼监督制度的立法修改

（一）诉讼监督范围的扩大

刑事诉讼法修改之前，我国的刑事诉讼监督侧重于在立案监督、侦查监督、审判监督等方面。然而，由于现实的变化和由之引起的法律规定的滞后，导致诉讼监督在现实中存在一定的缺位 。因此，2012年3月修改的刑诉法，作出了具体的变更和增加，扩大了检察机关诉讼监督的范围。例如，增加死刑复核监督：最高人民法院需要将死刑复核的结果向最高人民检察院通报。此外，新刑诉法还明确规定：检察机关应当主持制作和解协议，同时对和解的合法性、自愿性进行审查。

（二）诉讼监督手段的增加

检察机关履行诉讼监督职能时，如果缺乏必要的诉讼监督手段，监督的效果将大大折扣。对于这个问题，新的刑诉法作出了针对性的规定。比如：新的刑事诉讼法增加了对于暂予监外执行和减刑、假释的同步监督手段。法律规定，看守所、监狱提出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的书面意见的，应当将书面意见的副本抄送人民检察院，人民检察院可以向批准或决定机关或者法院提出书面意见。再如，刑诉法增加了检察机关对侦查人员非法收集证据的监督手段。刑诉法规定：检察机关发现侦查人员以非法方法收集证据的或者接到报案、控告、举报的，应当进行调查核实。

（三）诉讼监督效力的明确

检察机关诉讼监督权的行使，应当具有法律上的效力，以保证诉讼监督的实效。然而在司法实践中，检察机关的诉讼监督效力存在缺乏法律明确规定的情况，导致诉讼监督的实效不强。新刑事诉讼法对检察机关部分诉讼监督的法律效力进行了明确。例如，明确了检察机关提出变更强制措施或者释放建议的效力。新刑诉法规定：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被逮捕后，人民检察院仍然应当审查继续羁押的必要性。对于不需要继续羁押的，应当建议予以变更强制措施或者释放。有关机关应当将处理情况在十日以内通知人民检察院。又如，明确了检察机关减刑、假释裁定意见书的效力。新的刑诉法规定：人民检察院认为人民法院减刑、假释的裁定不当时，应当在收到裁定书副本后二十日之内，向人民法院提出书面纠正意见。人民法院应当在收到纠正意见后一个月之内重新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作出最终裁定。

二、修改后的刑诉法对诉讼监督工作的影响

（一）积极意义

1.法律依据的完善。修改前的刑事诉讼法，虽然规定了检察机关的诉讼监督权，但是存在规定较为原则，手段较为单一，缺乏法律效力保障等问题。此次刑诉法的修改，使诉讼监督工作在立法授权上实现了“无”到“有”、从“粗”到“细”、从“虚”到“实”的转变。修改后的刑诉法增加了检察机关对立案审查、强制措施和强制性侦查措施等方面的监督规定，保证了诉讼监督工作的“有法可依”，从根本上促进了诉讼监督工作的健全和落实 。例如，对于实践中存在的因利益驱使，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等执行变更方面存在很多的违规腐败问题，修改后的刑诉法增加了对“减假释”的同步监督。刑诉法规定：对被判处管制、拘役、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的罪犯，在执行期间确实有悔改或者立功表现，应当依法予以减刑、假释的时候，由执行机关提出建议书，报请人民法院审核裁定，并将建议书的副本抄送人民检察院。人民检察院可以向人民法院提出书面意见。

2.监督实效的增强。刑事诉讼法修改之前，由于法律对诉讼监督规定的缺位和不明确，导致了诉讼监督工作实效不足，缺乏监督刚性。新的刑事诉讼扩大了诉讼监督的范围，增加了诉讼监督的手段，明确了诉讼监督的效力，完善了诉讼监督的程序，保证了诉讼监督的实效。例如，此次刑诉法修改之前，简易程序检察机关可以不派员出庭，检察机关认为这样体现了简易程序节约司法资源的初衷，同时并不会影响诉讼的正常进行。由于先前的规定缺乏制度刚性，形成了简易程序适用过程中检察机关普遍不派员出庭的状况，在法庭上一般由书记员宣读起诉书，影响了法官居中裁判的地位，法庭上控辩审的等腰三角形的诉讼结构被破坏，违背了控审分离的原则。检察机关在审判时不出席法庭，很难对审判和诉讼活动进行监督，难以行使其审判监督权。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明确了简易程序检察机关应当派员出庭。这保证了诉讼监督的到位，维护了诉讼参与人的合法权利，增强了诉讼监督的实效 。

（二）挑战

1.工作内容的增加。新的刑事诉讼法在诉讼监督方面，赋予和扩大了检察机关诉讼监督的权力和职能。这也直接导致了检察机关工作人员工作内容的增加，有些工作职能甚至是新出现的。这些都给检察机关工作人员带来了新的挑战。例如，根据修改后的刑诉法规定，适用简易程序办理案件的公诉人必须出庭支持公诉，保证诉讼监督的行使。这使公诉人工作负担增加。又如，新的刑诉法规定了检察机关对于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的同步审查，这也扩展了检察机关的工作内容。检察机关的工作人员不仅在常规的出庭上增加了工作量，更要在新增的逮捕审查、执行同步监督等方面，承担更多的工作任务。

2.配套制度的缺乏。要保证新的刑诉法的落实，建立和完善配套制度是关键所在，也是检察机关在以后具体工作中所面临的的一个挑战。例如，检察机关在对不立案活动进行诉讼监督时，虽然能要求公安机关提供书面材料说明不立案的理由，但是，对于有关的证据材料，不能要求公安机关提供。检察机关对实际中的不立案活动进行审查就显得只是“纸上谈兵”，不能有效地与公安机关和诉讼参与人进行沟通，导致监督缺乏全面性。

3.操作程序的笼统。根据新的刑诉法，有些诉讼监督的程序不明确，会影响诉讼监督工作的有效行使。例如第五十五条规定的检察机关对于调查取证合法性的监督。何时进行监督、如何进行监督等问题都缺乏具体的规定。由于缺乏具体的实施标准，再加上检察机关工作人员的认识差别，在实际履行过程中，可能会存在一些偏差。这些具体的问题，涉及到公安部门和审判部门，检察机关既要敢于监督，更要善于监督。要保证诉讼监督的理性和准确。在解决法律规定的原则性和实际操作具体性的矛盾上，检察机关需要细化实施程序，保证实际履行的准确性和有效性 。

三、应对措施

为了应对刑事诉讼法修改带来的挑战，切实履行刑事诉讼法赋予检察机关诉讼监督的任务，检察机关需要结合自身实际，完善制度，规范程序，履行好诉讼监督职能。湖北省人民检察院提出了推动诉讼监督工作的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体系化（“四化”）建设。“四化”建设是应对刑事诉讼法修改所带来挑战的重要指导方针。在“四化”建设的基础上，创新工作方法，提出具体的举措，保证诉讼监督工作的切实履行。

（一）完善诉讼监督制度

1. 改进简易程序中公诉人员出庭制度。公诉人出庭不仅是履行公诉职能的需要，更是进行审判监督的需要。在简易程序中，检察机关对法院的诉讼监督表现为对不宜适用简易程序的向人民法院提出意见以及对一般程序违法的纠正等。公诉人不出庭，显然会导致检察机关对公诉案件简易程序诉讼监督的缺位。然而，在此规定下，公诉人员必须出庭对于基层检察机关来说必然是要增加工作量，而对于本来就案多人少的基层检察院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挑战。为了应对这一挑战，需要在制度层面进行完善。具体从以下几个方面做出改进：（1）增加人员保障，维护制度刚性。在修改后的刑诉法实行后，对各地的简易程序适用进行调研，然后根据各地案件数量及业务，配备人员。同时，加强对办案人员的业务培训及修改后刑诉法等相关制度的学习，通过提高办案人员的业务素质和办案能力，提高办案效率。（2）创新工作方法，加强协调配合。由于简易程序本身就是为了解决司法资源的有限性，因此要在尊重程序正当性的前提下，更多的从制度设计上简化程序，对于可能判处三年有期徒刑以下的案件，可以通过和法院协调，采取集中开庭的方式减轻检察机关的压力。应根据简易程序案件特点，立足案多人少的实际，对简易程序案件相对集中受理、相对集中起诉、相对集中审判，采取多人审查、专人出庭的模式，在确保被告人诉讼权利的同时，突出“简易”特点，提高诉讼效率。在庭审过程中，公诉人可以当庭摘要宣读了起诉书，简化了讯问程序，对证据进行概括列举，控辩双方着重对量刑情节轻重发表了意见，最后听取了被告人的最后陈述。因为简易程序适用是以被告人认罪为前提，那么在庭审辩论阶段双方关于案件事实方面的对抗会有所减弱，进一步完善并落实量刑建议制度，从而使得这一制度可以更好的实施 。

2.建立羁押数据库建设和共享制度。此次刑事诉讼法的修改，赋予了检察机关逮捕后羁押必要性的审查权。这对于解决超期羁押、保护诉讼当事人的人身自由权利，具有重要的作用。在落实此项规定时，一个关键点是要保证检察机关能及时获得准确、可靠的信息。因此，采用信息化技术，建立羁押数据库，同时保证公、检、法各相关部门之间的信息共享，对于保证检察机关的知情权具有实际的促进作用。这对于保证诉讼参与人的合法权益，防止违规超期羁押，具有重要的作用。

（二）规范诉讼监督程序